初次分配关系

初次分配关系（共9篇）

初次分配关系 篇1

正确理解“保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是经济生活收入分配与公平框题的重点和难点。在实际教学中教材缺失对初次分配和国民收入、居民收入、劳动报酬的概念的界定，使得学生很难正确理解这四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导致错误认识。本文分四步递进式地理顺了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第一步：正确理解居民收入与国民收入的关系。

国民收入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扣除用于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的余额。国民收入是由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三部分构成的。

从200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2.1%，2006年为57.1%，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上升了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上升了3.5个百分点。

保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其着重点在于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关系，降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重点提高居民收入。

第二步：正确理解居民收入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

在我国的分配体系中，居民分为两部分：隶属于初次分配的居民和隶属于再分配的居民。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主要包括居民提供生产要素所得报酬收入，政府利用国家权力所征收的税收，企业净营业盈余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国民收入继初次分配之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分配，是指国家的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

一部分居民为物质生产活动中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例如农民、企业的工人、企业管理者、企业家等;另一部分为非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者，如公务员、教师等。根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理论，提供生产要素的居民参与初次分配，非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者参与再分配。所以提高居民收入有两个方案，其一为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农民、工人等)，其二为提高再分配中的居民收入(教师、公务员)，本文重点讲解如何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

第三步：正确理解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的关系。

要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需要先了解居民收入的构成，居民收入分为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偶然所得。

劳动报酬为用人单位在生产过程中支付给劳动者的全部报酬包括三部分：一是货币工资，用人单位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各种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等;二是实物报酬，即用人单位以免费或低于成本价提供给劳动者的各种物品和服务等;三是社会保险，指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直接向政府和保险部门支付的失业、养老、人身、医疗、家庭财产等保险金。

财产性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等要素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即家庭拥有的动产 (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 和不动产 (如房屋、车辆、收藏品等) 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以及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等。

转移性收入是指转移性收入就是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生活中常见的转移性收入，一是国家政策性上调行政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标准，离退休人员收入大幅增长;二是提高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实行应保尽保;三是为了减轻物价上涨对低收入户的生活影响，政府出台了临时性救助措施，增加了城镇低保对象额外生活补助。

经营性收入是指商业买卖收入等。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居民就业观念的转变，城镇个体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队伍不断壮大，个体经营活跃，经营性收入增速加快。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为1335元，增长41.22%，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偶然所得是指对个人得奖、中奖、中彩和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学生容易混淆财产性收入和偶然所得中的彩票。

根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数据显示，2007年，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收入中，工薪收入占68.6%，比1990年下降7.2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占6.3%，财产性收入占2.3%，转移性收入占22.7%，分别比1990年提高4.8、1.3和1.0个百分点。2007年，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38.6%，比1985年提高20.5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占53.0%，下降21.4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已占到3.1%。

所以要提高居民收入，既要提高劳动报酬，又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再分配也要提高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但重点是提高居民收入中的劳动报酬所得，即工资性收入。

第四步：正确理解劳动报酬与初次分配的关系。

劳动报酬(工资性收入)是拉动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劳动报酬在生产部门内的分配，主要处理好企业投资和劳动者消费的关系。2007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512元，同比增长14.4%，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6.79%。增收主要因素：一是初次分配领域，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大，重点优势行业经济效益提升，提高了企业职工工资和奖金;二是再分配领域工资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陆续兑现调资并补发到位;三是再分配领域公务员增资带动社会用工工资普遍提高。

提高劳动报酬主要是解决生产部门内部普通劳动者，包括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民工收入偏低的问题。

初次分配关系 篇2

群众经济初次分配：

城镇群众经济初次分配：城镇群众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四部分：（1）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财政，构成国家集中的纯收入；（2）以合作基金形式上缴集资单位，构成统一支配的群众收入；（3）以企业基金形式留给企业；（4）以工资形式分配给职工，构成职工个人收入。

农村群众经济的初次分配：

农村群众经济由于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职责制，所以，要以承包农户为单位进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承包农户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发解为四部分：（1）以农业税形式上缴国家，构成国家集中的纯收入；（2）以公积金、公益金形式留给群众，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群众福利；（3）以管理费形式提留给乡村政权组织；（4）以个人收入形式留归农户。

个体经济的初次分配：

个体经济单位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两部分：（1）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2）税后利润全部构成个体劳动者的个人收入。

私营经济的初次分配：

私营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三部分：（1）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2）以工资形式分配给企业职工；（3）以企业主收入形式归企业主支配。“三资企业”的初次分配：“三资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四部分：除按注册投资比例分一部分给外方投资者外，其余部分的分配与一般企业相似，分别以税金、企业基金、工资形式，构成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劳动者个人收入。

阅读精选（2）：

近年来的初次分配政策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他强调，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投入，中央财政拟安排3185亿元。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使人民生活有基本保障、无后顾之忧。

杨宜勇:目前，收入分配的调整难，主要是时机不成熟，另外措施不到位。这项改革较难入手，涉及太广，它是一个各方面配套改革的结果，阻力较复杂，它涉及全民和所有经济体。

3月21日，新的国民收入分配方案，将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

初次分配的主要指标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标是分配率，即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则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

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上述三项指标各自所占比重都很高。以美国为例，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其他国家的`分配率也普遍都在54％~65％之间。而中国的状况恰恰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为13%，下降到12%，下降到11％，同时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

如何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 篇3

所谓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主要是指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这一比例又叫分配率，它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分配率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所得份额越大。反之就越小。

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适度比例问题，过去长期被忽视，以致经济发展如此之快，而普通职工工资水平多年来提高幅度不大。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水平后，GDP中劳动力报酬部分的增长将明显加速，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映。然而，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到2007年底，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000美元，但从我国工资的变动情况来看，过去11年间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从17.28%下降到12.16%，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减少了将近1/3，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而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一般在54%～65%之间。显然，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是较低的。

那么，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工资性收入是如何决定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工资管理体制，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主要部分——工资完全由政府决定，实行的是低工资、低消费。改革开放后，我国劳动报酬即工资的决定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集中在政府手中的工资决定权逐步转变为市场决定，市场作为工资决定的主要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在各类企业，其工资的决定都是通过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双方的相互选择、相互竞争来实现的。当某一行业、部门、企业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时，工资水平就会上涨；而当劳动力的供给已经饱和或超过一定的限度，工资水平就会下降。可以说，市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

然而，当前我国工资决定机制还有十分复杂的问题。

首先，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由于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中，劳动力市场呈断裂和分割的状态，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竞争很不充分，这主要体现在国有部门所在的劳动力市场。在该市场，由于受传统就业体制、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部分城市劳动力受到制度的保护，以致该市场劳动力供给的压力较小，工资上升的抑制功能较弱；加上国有部门中一些行业受到国家政策保护，使之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还由于改革中分配行为不够规范，一些单位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这使得一些国有部门、特别是国有垄断部门的工资不断提高。而在国有部门以外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农民工所在的就业市场，由于存在劳动力过剩情形，竞争较充分，工资水平的上升就受到了大量劳动力闲置的制约；加上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缺乏工资增长的良性机制，劳动力需求方刻意压低工资，特别是从初次分配的基础机制、计件工资这一工资结构形式上——或是提高劳动定额、或是降低单位价格——以变相的方式压低劳动报酬，这使得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多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这是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整体偏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从政府的财政体制来看。一般来说，GDP可分解为三大块：一块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块是资本所有者所得，一块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地方政府主要是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而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是地方官员能否创造出更多的GDP，为本级与上级财政贡献更多的收入。为了使GDP与财政收入能够快速增长，地方政府通常以税收优惠、或压低本地区普通工人工资成本以保证外来资本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率为条件而吸引更多的资本来本地区投资。由此，在GDP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听任本地普通工人初次分配中的工资增长保持较低水平以保障资本的利得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就是近几年来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和财政收入增长均大大超过GDP的增长、而劳动者所得比例远低于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从企业的工会制度来看。一方面，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改制的同时，工会制度改革相对滞后，表现在许多国有单位的工会还停留在传统的角色上，而没有在企业集体协商制度所需具备的条件上去进行建设，或直接作为职工代表参与集体谈判。另一方面，在私营企业，工会组织发展亦很缓慢，或者根本就没有建立起工会组织。即使有工会组织，工会也不能代表职工参与收入分配政策、工资水平和各项福利待遇等的制定。面对普遍拥有用工权和工资水平决定权的企业，工人只能是企业收入分配的被动接受者。这就导致资方与劳方谈判地位的失衡。以至于企业利用其强势地位，压低工人工资水平和应有的福利水平，提高剩余占有率，这是导致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整体偏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对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我们应如何看待？应该说工资——这一经济中的重要变量，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表明，低廉的工资成本无疑是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凭借低廉的工资成本和巨大的市场，中国形成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产品加工和制造基地。也正是凭借低廉的工资成本，使我国资本积累不断加速，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不过，在看到低工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成功的同时，也还应该看到低工资也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阻碍产业结构的演进、难以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阻碍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导致居民收入结构失衡。

由上我们看到，中国宏观经济中的各种突出的问题，如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失调、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不强、农民工市民化受阻、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都与低劳动报酬或者说与低工资水平及其决定因素有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是劳动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这一价格是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双方的竞争而形成的。工资水平是影响市场经济运行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市场机制是一个整体，它是由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等多重市场组成的。任何一个市场的不均衡将导致整个市场体系的不均衡。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实质上就是要素市场不均衡的反映，是劳动要素报酬过低、资本、管理要素报酬过高的反映。因此，要维护整个市场的均衡，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工资决定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那么，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首先，从完善劳动力市场入手，消除市场的割裂状态，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是由市场决定的，但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受到相关制度的影响，处于分割状态，劳动力流动受到阻碍，市场竞争不充分；再加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主体之一是大量低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受社会歧视等因素的影响，供求双方在权利和地位上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这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工资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低于劳动力价值。因此，要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实现各类劳动力的平等就业，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促使劳动力市场的统一，这是让劳动力价值得到合理的体现、劳动者报酬率得到客观反映的基础。

其次，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秩序。由于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加上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劳动关系还不完善等，以致出现企业劳动合同签约率低，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率不高，职工劳动保护不够，职工工资被压低、被拖欠等不和谐现象，这使得市场经常会出现失灵，工资水平的决定更为复杂。因此，必须依靠政府进行干预，以确保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等各项权益不受侵犯。

如何才能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益？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与劳动合同法相配套，制定如集体合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推进给予强有力的法律支持。由于现有法规对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规定也还不够规范，因而许多企业以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为理由，拒绝工会提出的协商。为了明确工资集体协商是企业一项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应通过在集体合同条例中予以规范。二是与劳动合同法以及集体合同条例相配套，政府还应制定劳动定额相关法规。目前国家没有统一的劳动定额标准。企业都是根据各自情况自主制定和实施劳动定额，以致企业的定额普遍偏高、单价普遍偏低。大多数工人不得不靠加班来完成定额任务，以获得相应的工资收入。由此，“计件单价”和“定额”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它们直接涉及实行计件工资的工人在初次分配中的基础机制。工人要想提高工资，必须促使企业提高单价，科学合理地确定定额，这是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的关键所在。

论初次分配制度改革与会计建设 篇4

一、收入分配中“公平”的本质

(一) 收入分配的现状

近年来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但对于这个差距目前到底有多大, 是否将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严重威胁或危害等, 仍然众说纷纭。总体上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事实是存在的。但必须看到, 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在我国不断地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 (1) 我国全体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无论城乡居民, 收入的增长率与相应的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基本同步。 (2) 居民个人财富积累持续提高, 从城乡居民存款、人均住房、股市投资者数量等关键财富指标看, 居民个人财富积累与社会财富增长基本同步。 (3) 社会状态基本稳定并受到绝大多数人们珍惜的。虽然收入差距已经比较明显, 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但应当说绝大多数城乡居民, 已经适应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接受“效率”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功能, 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是拥护的, 对社会的发展是满意的, 应该说目前我国社会还是基本稳定的。因此, 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是我国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进程中的一个的问题, 是收入分配制度在不断优化的基础上的一个问题。收入差距扩大不外是由两大原因所导致的,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机制的挤出效应” (不断新出现的资本、技术、管理等分配杠杆对工资等原有分配杠杆地位的挤占) , 二是收入分配中“不守则”问题。从现实状态看, 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最不满的还不是“效率机制的挤出效应”问题, 而是收入分配“不守则”的问题。

(二) 收入分配中“公平”的本质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 本质上是收入分配中是否“公允”的问题。所谓“公允”, 即是社会广泛认可的既定“游戏规则”, 即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应按照社会确定的收入分配的规则、程序、方法进行具体分配活动, 任何单位或利益关系人都不能以自己的偏好而改变收入分配行为的规则、程序和方法, 否则应将承担法律责任的追究。这就是收入分配中的“公允性”。因此, 收入分配中“公平”的本质表现为三个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游戏规则”的形成 (或指定) 是否公允;二是既定的“游戏规则”是否被执行而不被破坏;三是收入分配“游戏规则”是否在动态的优化提升。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 由两个层面组成: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和再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这两个层面的“公平”内涵、解决的方法和程序是不同的。初次分配的“公平”重点是抑制不“公允”现象, 即“游戏规则”的形成中社会认可度的提升和反对破坏既定“游戏规则”行为。并不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下收入分配中“效率”因素的修正或限制, 恰恰是维护收入分配的“效率”机制的能动作用, 是在坚持“效率”的基础上, 解决“不公允”问题。解决这些因“公平”问题造成的收入差距, 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内加以解决。再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 是解决因市场缺陷、市场机制作用不到或“效率”机制扩张而造成的社会性“不公允”的问题, 如社会保障、收入分配中公益性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收入保障等等。解决这些因“公平”问题造成的收入差距, 必须通过再分配调节加以解决。初次分配出了问题, 就很难通过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来达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 再分配的效能也就无法全面实现。近年来, 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在再分配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财政的公共政策不断向低收入者或者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但各项政策的实际效果距人们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异。这个现象表明, 我国的收入差异问题并不在于再分配的不力, 而是因为初次分配出现“公平”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再分配领域中的公平机制建设方向已经很明确, 即建设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初次分配领域中的公平机制如何建设复杂得多, 在理论上还尚未形成共识, 需要认真地探讨。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机制的建设。

二、我国初次分配制度应改革的问题

(一) 初次分配中“挤出效应”问题

所谓“挤出效应”, 即在市场效率机制的作用下, 分配格局发生变化, 老的收入分配“游戏规则”被冲击, 而新的收入分配“游戏规则”滞后形成, 从而使新的分配手段对“老”的分配手段的“挤出”, 造成初次分配“公平”机制上的残缺。社会成员总体上划分为两个收入群体, 一类群体只能或主要凭借劳动力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 只有把自身投入到劳动力市场才能求生存和发展, 或者说自身的劳动力是获取财富的主要来源 (分配手段主要是工资) ;另一类群体除了劳动力, 还掌握资本、智本和其它生产要素, 并以此获得财富 (分配的主要手段为资本、技术、管理、薪金等) 。市场经济效率机制的作用决定了后类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会永远比前类社会群体快。在我国的初次分配领域,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推进, 分配的手段日益丰富, 资本、技术、管理等新的分配手段已逐步成了获取财富的最主要手段, 且在效率机制的作用下资本分配财富的能力强劲。而劳动力的市场化, 使劳动者长期处在买方市场的状态下,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之中, 甚至丧失了“定价”的主动权, 在初次分配中处于缺乏弹性的弱势地位。使劳动者群体在收入分配格局中丧失了正常与其他分配主体的相协调的公平机制, 从而形成了“挤出效应”。在“挤出效应”的过程中, 由于没有尽快形成公允的收入分配“游戏规则”, 在分配格局中, 资本、智本、绩效、税收等手段强势走高, 而工资手段却弱势走底, 从而产生了分配上“不公平”的问题。“不公平”的实质是非工资手段分配收入的合适度和依据不明晰、不明确, 或还没有形成社会认可的分配规则。

(二) 企业收入分配中的“不守则”问题

所谓“不守则”, 是指通过破坏既定“游戏规则”而获得不当得利, 即特别单位或利益关系人以自己的偏好而改变既定的分配行为、规则、程序和方法, 达到占有超额财富获取的分配的主动权, 从而使分配秩序的混乱。目前至少存在下列“不守则”问题:一是收入分配平台“侵蚀”公平。收入分配有一个重要平台, 这就是会计系统。良好的会计环境、完善的会计运行机制是收入分配能否按“公允的既定游戏规则”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条件。既定的分配格局和原则体现在会计层面上, 就是会计行为的规则、程序和方法 (如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 。会计行为按照社会既定的会计规则、程序和方法运行, 实质上是对收入分配的既定格局和收入分配秩序地维护。但当会计领域出现问题时, 就会对既定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冲击, 从而使收入分配格局混乱。一是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信息失真的实质是改变既定的收入分配格局, 不正当的改变利益关系人的分配关系, 最终是少数人或利益集团采取不正当途径获取巨额的利益。实质是收入分配不再“公允”。二是会计监督严重弱化“丧失”公平。在收入分配过程中, 会计监督是唯一的日常性、随时性、系统性、闸口性的动态监督机制, 是其他行政、法律等监督的基础或依据。会计监督在维持收入分配既定格局、稳定收入分配秩序上具有无法代替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地位。但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中, 会计监督出现严重弱化的趋势和现象, 出现了“会计控制附强现象” (即会计成为分配主体中强者的附属物) 。会计监督职能严重退化, 对收入分配游戏规则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二是初次分配秩序维护缺位“排挤”公平。政府管理部门维护既定收入分配秩序的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管理和监督缺位、失职和渎职现象, 致使国有资产和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纯收入流失到特殊利益群体中。

三、我国初次分配制度的改革建议

(一) 准确认识基本规律, 建立“劳动社会成本指导机制”“

“劳动社会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时期内, 从总体社会经济发展格局角度, 统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所能够付出的社会性劳动成本。是从宏观角度体现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衡量指标主要有两个:一是劳动分配率;二是每小时劳工成本 (包括工资和福利) 。劳动分配率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每小时劳工成本 (包括工资和福利) 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平均劳工成本。逐步提高劳动分配率、每小时劳工成本, 就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实现初次分配公平的重要途径。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中存在基本规律:一是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越公平;在保持社会平均净收益的基础上, 每小时劳工成本 (包括工资和福利) 越高, 就越体现按劳分配的主体性。二是社会公平性越高, 效率机制的效能越差, 公平和效率相互制约。因此, 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和效率只有在合理的依存度范围内, 才能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公平和效率合理的依存度范围, 需要政府与企业通过博弈才能形成。为使博弈有序、动态、良性进行, 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劳动社会成本指导机制”, 从宏观上调节收入分配制度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劳动社会成本指导机制”主要涵盖四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宏观调控政策杠杆;二是最低工资标准的依据, 最低标准工资≦社会劳工成本;三是地方政府、企业的社会责任考核标准;四是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建设的基础。

(二) 建立工资决定平衡机制和正常增长保障机制

目前我国的工资制度还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工资结构不清晰, 分配的基本依据不清。国企职工享有的补贴、津贴、奖金、实物分配等制度外收入名目繁多, 企业经营者的职务消费大多采取实报实销的形式, 不受约束, 弹性很大;那些受行政权力或部门利益保护的行业, 通过垄断经营获得高额利润而形成的职工收入远远高于一般行业的职工收入。二是工资决定权集中在经营者或投资者手中, 职工工资水平的确定普遍随意性较大, 缺少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化”, 相当企业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本企业员工的一般工资标准, 甚至将其作为压低职工工资的手段。解决这些问题, 应建立新型的工资决定平衡机制和正常增长保障。 (1) 工资结构体系的完善。应当遵循在社会公平基础上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基本规则, 建立多层结构的工资体系。社会公平形成固定工资部分, 贡献规则形成变动工资部分。固定工资为社会性质, 不同类型企业是同质的, 是企业收入分配中公平和效率在合理的依存度范围内的社会劳动成本下限区域值。它是由最低标准工资和社会规定的各项福利组成。变动工资部分为企业个性, 不同企业是不同质的, 是企业收入分配中公平和效率在合理的依存度范围内的社会劳动成本上限区域值。其构成由企业确定, 一般由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组成。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总额至少包括固定工资加上变动工资部分, 其中, 变动工资大于零 (绩效工资可为负数) 。无论是劳动者, 还是经营者,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企业, 其工资结构体系有下列体系构成:薪金总额=固定工资+变动工资=固定工资+岗位工资+ (或—) 绩效工资+其他工资。其中, 绩效工资的决定因素是企业净收益增长率, 当企业净收益增长率为负值时, 绩效工资也相应为负值。但最大负值是将岗位工资冲减为零。因此, 薪金总额的区域值范围是:薪金总额大于或等于固定工资。 (2) 工资决定平衡体系的完善。在多结构工资体系的基础上, 建立规范的工资决定平衡体系。我们认为, 工资决定体系和工资平衡体系, 是实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建立“公平和效率相协调”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点和难点。工资决定体系, 就是解决由谁确定工资和依据什么游戏规则确定工资的问题。工资平衡体系, 就是有谁对工资决定进行监督和必要的修正。结合工资结构的决定因素不同, 我们认为我国企业工资决定平衡体系至少可概括为以下:

最低标准工资体现某地区劳动社会成本的最低水平, 体现社会公平对企业经营活动和用人成本的控制和约束, 是政府对人力资源市场的调节和补充,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力资源再生产保持可持续的宏观调控。因此, 最低标准工资水平的决定者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根据国民收入、地方社会劳动成本等多种因素确定本地区一定时期最低标准工资水平, 中央政府起到平衡、监督作用, 必要时进行调控干预。在社会产品分配中, 必然要有一部分是社会性均等分配, 社会性福利本质上就是社会性分配均等化的一个形式, 是属于公共财政的总体范畴的。因此, 由地方政府依据地方公共财政的社会性水平, 确定各个层面劳动者的社会性福利待遇。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同层面劳动者所享有的社会性福利水平是不同的, 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同类型企业的劳动者等等, 退休后的社会福利待遇有很大的差别, 这是收入分配中的最大的不公平。这个问题应当逐步解决, 是各层面的社会性福利分配逐步趋同。变动工资是人力资源市场上受市场效率机制作用的人力成本部分, 是由企业经营状况所密切相关的。其中岗位工资部分是由企业所有者依据企业运行中各个岗位的性质和作用确定工资水平和工资方式 (如月薪制或年薪制;货币制或实物制;当期薪金或远期薪金制等) , 其本质是企业所有者为实现企业预期目标和保持企业健康运行状态, 根据各岗位对企业的贡献而决定的。其特点是预期性:岗位的确定是所有者预期设置的, 岗位贡献衡量是所有者预期确定的, 工资水平和工资方式是所有者预期决定的。变动工资中的绩效工资部分与岗位工资的区别就在于非预期性, 是与企业预期目标实现程度密切相关的, 是企业效益增长的对应分配, 是实现企业经营着目标的人力成本。因此, 绩效工资是由企业经营着根据企业效益增长状况所决定的, 企业有效益才有绩效工资, 企业无效益则无绩效工资, 企业效益负增长则绩效工资为负数。企业效益的负增长也说明了企业各岗位贡献未达到预期要求, 因此绩效工资最大负数就是与岗位工资对冲为零。由于变动工资是受人力资源市场机制调节, 是供求双方在市场上博弈的结果。但由于劳动者一方是众多个个体, 仅凭个体自发与企业所有者 (或经营者) 在市场上博弈, 很难实现公平交易, 所以必须由工会作为众多个体的劳动者的代表参与博弈。由此, 变动工资的平衡任务是由工会组织所承担。工会组织起到平衡、监督作用, 必要时进行干预活动。这已由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所成功证实。因此, 我国工会组织改革和建设也是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工资增长保障机制建设。职工工资正常增长保障机制建设的关键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固定工资部分的定期增长, 二是变动工资增长的激励制衡。固定工资部分由地方政府根据国民收入增长率、社会劳动成本变动、公共财政水平、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增长水平等因素进行增长调整, 是职工工资正常增长保障主体, 政府决定, 企业“买单”。变动工资的增长与否, 是由企业经营者或所有者所决定;政府应在激励制衡上下功夫, 如将变动工资增长率作为企业社会贡献的考绩评判体系, 将一般职工工资增长率作为国有企业经营者绩效工资或管理收入的制衡指标, 引导企业重视变动工资的正常增长。

(三) 创造机会公平, 建立完善的就业机制和垄断的制衡机制

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必须建立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反映在收入分配领域方面, 即劳动者都有公平地参加劳动和获取收入的权利和机会;供求双方在公认的市场运行规则下进行自愿的交换。对于机会的不平等, 目前反映最大的是就业机会和行业垄断。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是解决就业机会不平等的主要途径, 一是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 坚持职业资格准入制度。二是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三是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 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四是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对于行业垄断问题, 必须注意的是,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社会科学持续发展, 需要某些特定领域和特定时间段内存在垄断, 这是社会现实。因此, 不是消灭垄断, 而是建立规范的垄断制衡机制。垄断制衡机制建设的重点是:一是进一步加快对那些仍然有很强烈的非自然垄断特点的行业进行分拆, 并允许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竞争。二是从限制、约束和监督垄断权力入手, 彻底解决乱收费、乱定价、乱规则等“三乱”问题所形成的“额外”收入。三是建立垄断企业利润分配制度, 逐步将垄断利润转化为国有资本金。初次分配制度改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决企业收入分配中的“不守则”问题, 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 防止企业或利益关系人以自己的偏好而改变既定的分配行为、规则、程序和方法, 达到占有超额财富获取分配主动权的分配秩序混乱现象。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最重要的是与会计作为密切相关。

四、会计在初次分配制度中的运用

(一) 会计是收入分配制度实施的分配平台系统, 承载着其它各种分配手段和分配形式的组合和运作

企业收入分配必须要在一个分配平台中有序地进行, 通过这个平台达到如下分配要求:一是确定分配总量规模;二是将待分配的不同质产品转化同质的分配状态 (即价值形态) ;三是将多种分配手段和形式有机组合和运作, 以使分配按规则有秩序地进行;四是明晰、及时显现和描述分配状态。这个分配平台系统就是会计系统。会计活动过程, 就是各种分配手段和分配形式组合和运作的过程, 初次分配的实现贯穿于会计的确认、计量、汇总、记录、解释的整个过程中。会计分配的主要手段是确认和计量。会计通过确认和计量对社会产品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不同分配利益主体之间分配, 形成社会产品的归属谁、何时归属、归属多少的分配结果。

(二) 会计是描述和提供初次分配状态的信息系统

会计之所以是企业收入分配的分配平台系统, 之所以有能力承载着其它各种分配手段和分配形式的组合和运作, 其基础就是具备信息的提供功能。要保证企业形成的社会产品在社会范围内有序分配的进行, 各利益分配主体, 首先要解决的是“知道”问题。通过会计反映下列信息:可供分配的社会产品规模是多少?社会产品补偿值和增加值的划分和确定是如何进行的?社会产品是如何分配的?社会产品的分配是否被各分配主体所公允、接受?如何保持社会产品利益的可持续分配的分配状态?分配后流量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存量的财产分配格局如何等。这些信息是保证社会产品有序分配、实现收入分配制度预设目标的前提条件, 也是社会发展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矛盾运动的基础。各会计信息使用者之所以对会计信息的合法、真实、完整有规范的严格要求, 关键在于会计信息对各利益相关者在追逐利益分配行为决策过程中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三) 会计是对收入分配运行状态进行规范和监督的控制系统

社会确定的会计信息处理和释疑的规则、程序、方法, 本质上是社会产品分配的“游戏规则”, 即对社会产品分配秩序的规范和控制。也就是说, 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等会计规范实质上是解决对社会产品如何分配、怎样分配等问题, 是协调在企业收入分配中各利益主体的分配矛盾冲突的规则和规范。任何违反企业收入分配的“游戏规则”的行为, 都会对既有的分配格局形成冲击, 危及有关分配主体的利益。初次分配过程中, 时刻充满着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矛盾、各分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 这些矛盾的解决协调, 是通过社会公认的既定分配格局进行的。在会计活动中也时刻受到相关利益主体试图改变既定分配格局的困扰, 会计承担着促使初次分配活动按既定规则进行的社会责任, 即会计的监督功能。

五、初次分配制度改革对会计的要求

(一) 确立会计分配理论体系, 强化会计在企业收入分配中维护分配格局的社会责任

会计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产品的社会性分配, 即经济组织创造的产品成为社会产品而需要在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会计产生于社会性的分配, 是属于社会分配范畴的, 服务于产品的社会性分配。会计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产品价值分配在既定的分配格局下有序地、公允的分配。确立会计“是人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对社会性产品进行连续、系统的价值分配活动”的理论命题, 实质上是揭示了会计责任的社会性, 会计不仅为其特定服务主体承担责任, 同时承担为各利益分配主体服务的责任。《会计法》所界定的会计责任实质上是属于社会责任范畴的。由此, 会计责任的本质是会计责任主体在会计分配活动中对遵守社会确定的会计行为规则、程序、方法的承诺或尽责, 是实现社会产品价值社会性有序分配的要求。会计责任是会计责任主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向社会上所有利益分配主体负责。

(二) 加快会计规范权威性建设

在我国的会计实践中, 长期存在的单位负责人强令会计人员篡改会计数据、编造假账的现象, 部分企业会计基础工作和内部控制薄弱、弄虚作假、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而相当多会计人员以及相关人员对之坦然处之, 存在对会计法规、制度的权威性敬畏和无条件遵循程度有退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到会计守法成本高而违法成本低、会计违法行为风险低症结上来。因此, 应当在坚持完善会计规范体系的同时, 切实加强会计规范权威性建设, 加大执法力度, 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切实推动会计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 加大会计规范的违约成本, 增强会计法规的权威性和震慑力。

(三) 完善会计监管运行体系

我国会计监管体系的改革和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如何解决对会计主体的经营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责任实施日常监督的缺位问题。现在经营管理者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合一问题突出, 无有效的约束机制, 权利和责任不平衡, 权力和约束不配套。加快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化建设, 实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开, 完善权力约束机制, 加强法制建设, 提高法治的社会化程度;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细化有关规定, 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理顺民间监管与被监管者的财务依存关系, 解决社会监督者 (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依赖被监督者 (企业) 生存的现状, 限制被监督者对监督者的自由选择权以及限制服务费用的自由浮动权;加快新的现金管理制度的建设, 健全现金流向的完整监控体系。

(四) 建立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体系, 营造诚实守信的会计环境

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职业特色规范不明显, 对职业道德没有专业特色性质的具体要求, 不精确, 针对性很弱, 只是大致的、全局性的规定。二是职业特色规范不系统, 例如:会计人员如何处理与投资者、管理者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社会责任问题等。因此, 要加快建立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体系。营造诚实守信的会计环境, 是目前应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要建立切实可行的诚实守信的指标体系, 形成使财会人员毫无顾忌地把“如实反映”作为立身之本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二要下定决心要打造诚信政府, 使政府真正成为经济与社会环境秩序的维持者与缔造者。

摘要：本文认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初次分配制度中的“公平”问题, 本质上是收入分配中是否“公允”的问题。准确认识初次分配中的两个规律, 建立“劳动社会成本指导机制”, 健全工资结构体系、工资决定体系、工资平衡体系和工资正常增长保障机制, 完善就业机制和垄断制衡机制, 确立初次分配制度维护机制, 是初次分配分配制度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会计是初次分配的平台系统, 承载着其它各种分配手段和分配形式的组合和运作, 加强会计建设, 确立会计分配理论体系, 强化会计在企业收入分配中维护分配格局的社会责任, 是初次分配制度改革和建设的重要组成。

关键词：初次分配,两个规律,工资决定,工资平衡,会计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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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初次分配结构对消费的影响 篇5

初次分配中出现的巨大不公平通过再分配完全解决的难度巨大, 把初次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推到再分配中去解决, 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 如我国2006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显示, 81.4%的可支配收入来自初次分配的工薪收入, 而扣除养老金或离退休金转移收入仅占6.1%。所以说初次分配实际上比二、三次分配更关键, 因为这取决于该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

而一国或地区的初次分配结构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决定的, 它取决于该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譬如我国过去10年, 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 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 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 从1997～2007年, 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 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可见我国的初次分配结构之所以会出现劳动报酬比重偏低, 生产税净额和企业营业盈余比重偏高, 主要取决于我国既有的增长模式和增长路径, 或者说是由增长路径决定的经济结构。

初次分配结构反映在GDP结构上, 可以表述为:

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这四项内容是一个经济在生产活动中做出的最初投入, 即我们传统说法所称的初次分配收入, 其中, 劳动报酬由劳动者获得、固定资本折旧和营业盈余是企业的收入, 生产税净额则由政府获得;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这些要素收入构成企业的生产成本, 它们形成国民经济活动中新增价值的成本支出。

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和生产税净额对GDP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部门来说是支出, 但对于居民、企业、Á政府等机构部门来说就是初次收入, 而从初次分配到最终使用, 还要经过复杂的再分配过程, 才会形成GDP的最终使用。

居民的劳动报酬和企业的营业盈余中形成居民收入的部分按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所得税或直接税, 政府也会对一部分居民实施补贴, 再加上其他转移支付, 才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会用做储蓄, 其他部分才是居民的最终消费;企业的营业盈余留给企业的部分加上固定资产折旧, 再加上政府对企业的补贴, 以及通过金融市场等途径转移到企业的资金, 将形成投资。而政府通过直接税、间接税等取得的收入, 除了用于部分政府投资外, 大部分将用于政府消费。因此, 最终使用或最终需求的格局, 首先要受到初次分配结构的约束, 初次分配结构对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

基于以上, 我们有必要重视初次分配结构, 因为它对消费有重要的影响;并且有必要分析初次分配结构形成的原因, 即经济的增长路径和模式是如何影响初次分配结构及由此造成的对消费的影响。

2 河南省初次分配结构现状及其对消费的影响

2.1 劳动报酬比重下降, 影响消费的扩大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可以被看作是衡量一个地区初次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标, 而且劳动者报酬作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是影响消费重要因素。

河南省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 1992年劳动者报酬的比重为0.545, 1997年为0.604, 2002年为0.567, 2005年为0.443, 2007年为0.398。2007年和1997年相比下降了26.9%。和全国相比, 我省为0.398, 我省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比重来看在全国排名处于第18位。从我国总体特点来看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较少, 譬如:天津、上海、山东、广东、浙江劳动者报酬比重均未超过0.40。

可见河南省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2007年仅为0.398, 而且随着GDP的增长, 经济的发展, 劳动报酬比重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这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演变规律不相符。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来自于初次分配的劳动报酬, 而劳动报酬比重的不断下降导致我省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

2.2 政府所得比重上升, 政府收入挤压居民收入, 消费能力下降

初次分配中的生产税净额指生产税与补贴之差, 它反映政府从本期创造的增加值中所得到的原始收入份额。生产税净额是构成税收及财政收入的主体, 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过快挤压了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空间, 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和民间投资能力下降。集中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得份额增长高于居民所得增长。从初次分配结构看, 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992年为0.111, 1997年为0.126, 2002年为0.069, 2006年为0.12, 2007年为0.158, 可以看出生产税净额的比重是不断增加的, 2007年和1992年相比增加了42.3%。在全国我省处于第20名。

河南省政府所得比重由1992年的0.111升至2007年的0.158;个人所得比重由2005年的0.545降至2007年的0.398。很显然, 我省GDP蛋糕中个人所得份额较小, 对政府贡献较大, 收入分配倾斜向政府, 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衡, 居民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衡, 直接导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不平衡, 过去的5年,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 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 最终需求结构不平衡。1992年河南省最终消费率为50.1%, 投资率为44.7%;2007年最终消费率只有45.5%, 下降了4.6个百分点, 资本形成率为55.7%, 分别提高了11个百分点。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1992年居民消费支出为82.8%, 政府消费支出为17.2%, 2007年居民消费支出则下降到了32.1%, 下降幅度是非常之大的, 而政府消费支出为13.4%, 可见政府所得大都用于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 消费低速增长的趋势仍在继续。

2.3 企业所得比重上升, 影响消费的扩大

我们知道, 收入是在居民、政府、企业三者之间进行分配, 居民可支配收入一部份用于消费, 其余的用于储蓄, 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也用于消费与储蓄, 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全部用于储蓄。因此, 在三者分配中企业的份额越大, 结果储蓄越多, 消费相对越少, 消费率下降。

河南省初次分配中固定资产折旧占GDP的比重为:1992年为0.148, 1997年为0.136, 2002年为0.128, 2005年为0.115, 2007年为0.091, 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折旧的比重是不断减少的, 2007年和1992年相比减少了38.5%。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1992年为0.196, 1997年为0.134, 2002年为0.236, 2005年为0.322, 2007年为0.353, 营业盈余的比重是不断增加的, 2007年和1992年相比减少了44.4%, 全国河南处于第4位。

我们知道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的营业盈余都是企业的收入,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河南省的固定资产折旧虽然不断减少, 但是营业盈余确实不断增加的, 二者之和由1992年的0.344上升至2007年的0.444, 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的收入占GDP比重较大, 同时也是不断增加的。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初次分配结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河南省的投资-消费格局的恶化。过高的企业留利和财政收入直接导致企业投资规模和政府基础建设规模高速增长, 使消费-投资增长速度差异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之上。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82.8%下降到2007年的32.1%。同时全社会总存款中, 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持续降低, 从2000年的53.6%下降到2006年的50.7%。因此, 全社会储蓄率的过高不是由于居民储蓄过高, 而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导致的企业存款和政府储蓄的巨幅增长与过高。

因此, 只有减少企业留利和政府税收在GDP中的比重,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消费启动的支撑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 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以及工资形成机制的滞后成为中国消费增速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难以改变目前格局, 消费启动依然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3 河南省初次分配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影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

从产业角度看, 高收入行业发育不足是形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我省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 产业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

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提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从整体来看, 服务业吸纳劳动力更多, 有利于促进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提高。二是从服务业内部来看, 涌现出现代金融业、房地产业、中介服务业、电子信息等高收入新兴服务行业, 进一步带动了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提高。

河南省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分产业构成为:第一产业为14.8%, 第二产业为55.2%, 第三产业为30%。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 2007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分产业构成为:第一产业为11.3%, 第二产业为48.6%, 第三产业为40.1%, 可以看出我省的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另外从我省第三产业的行业比重来看, 传统的行业依然排名比较靠前, 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三类传统服务业排在前三位, 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发展较为缓慢。

3.2 政府税收过高抑制消费扩大

在不考虑进出口条件下, 社会总需求由居民消费需求、厂商投资需求与政府购买支出三部分组成, 其中消费需求是国民收入和税收的函数, 投资需求是真实利率的函数。假设厂商投资需求与政府购买支出不变, 只改变税收, 在居民消费需求是税收减函数的情况下, 减少税收可以使居民消费需求扩大, 相反增加税收可以使居民消费需求减小。

3.3 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使得我省营业盈余比重偏高

我省营业盈余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高, 主要的要素投入原因是:一方面高投资率, 说明资本要素对GDP的贡献大, 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占有更多的份额。近年来我省投资率呈上升趋势, 且目前投资率仍高于50%。1992～2007年, 我省的投资率从44.7%上升到55.7%, 提高11个百分点, 受投资率增长的反向影响作用, 我省劳动者报酬从1992年的0.545下降到2007年的0.398。

并且我省的投资率在全国排名中也比较靠前, 2007年我省投资率为55.7%, 排在第13位。

这说明我省仍处在投资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 资本要素的贡献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4 我省扩大消费的相关政策建议

4.1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增长潜力大、应该加快发展的产业, 要把现代服务业与工业、农业一样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来抓。

4.2 适度减少政府税收

实施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调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和提高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起征点的政策。

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各项减免税优惠措施。完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办法, 简化程序, 增强可操作性;结合增值税转型, 运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 鼓励企业淘汰技术水平落后的固定资产和设备;用好职工教育培训费列支政策, 鼓励企业在限、停产期间加大职工教育培训力度, 延缓和减少对职工的裁减;统一、明确企业坏帐损失的具体口径, 支持企业积极开拓市场, 增加销售。

实施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主动会同有关部门, 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 积极落实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4.3 变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为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

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是我省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所以我们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来一段时期, 为保证我省经济快速增长, 较高水平的投资率是必要的。但投资率将逐步降低, 只有这样, 消费率才能逐步提高, 才有利于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 促进经济合理增长。同时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扩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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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健、刘丽欣.《提高我国消费增长率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税务与经济.2007年6月.

初次分配关系 篇6

关键词：劳动报酬,初次分配,比重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严重影响了劳动者劳动积极性。一方面劳动报酬持续下降, 另一方面劳动者要支付购房、子女教育培训、医疗卫生支出, 其结果是居民的购买力下降, 现实的内需严重不足。本文拟就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现状、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的内在机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路径, 做一些尝试性研究。

一、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现状

劳动报酬是劳动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 不仅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而且是社会群众目光聚焦的焦点问题。劳动报酬, 又称劳动工资, 是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 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物质补偿, 它是用人单位的一项基本义务, 是初次分配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的角度看,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是全体劳动者的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合理比率问题, 过去一直没有引起广大群众的广泛关注, 其结果是积累得较多, 分配得较少, 所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 而普通职工工资水平多年来缓步增加, 但增幅不大,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一直较低。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 在人均G D P达到1000美元水平后, G D P中劳动力报酬部分的增长将有所提高, 工资水平部分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 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2003年, 我国人均G D P已超过1000美元, 到2007年底, 我国人均G D P已达到2000美元, 2011年, 我国人均G D P达到5432美元。时同, 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53.4%降至2007年的39.74%, 呈逐年下降趋势。

从初次分配的配额来看, 国民收入可用公式来表示, 即国民收入=劳动报酬+资本报酬+政府的税收。在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国家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同时, 剩下的就是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的比较。到2010年8月, 从我们能够得到的可以计算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比重的最新资料是《2009中国统计年鉴》和《2008中国统计年鉴》中《中国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 (2007年) 》提供的数据。[2]该数据统计了1993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各数据。从数据比较来看, 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 1993年是50.62%, 2003年是49.62%, 从2003年开始这一比率有所降低, 2007年进一步下降为39.74%, 从可以获得的1993年以来的数据发现, 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在最近十多年总体上看呈现出下降趋势。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 (2007) 》指出, 中国劳动力报酬占G D P的比例偏低。1990~2005年, 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 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 D 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 增加了7.7个百分点。[3]随着企业利润占比递增, 劳动力报酬占比却递减。从不同年份比较来看, 我国的劳动报酬比重呈下降趋势。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比例不断下降的事实, 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 企业利润大幅增加, 很大程度上是长时期维持低工资政策获取的。

从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来看, 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 改革开放初是25:18.5:56.5, 而目前三者的分配比例是31:32:37。劳动报酬与G D P的比例从1983年的56.5%降至1993年的51.5%, 2010年已经下降到31.7%[4], 27年间下降了近25个百分点。相应地, 企业、政府占比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高9个、6个百分点左右。[5]从这些数据比较可分析出, 我国劳动报酬相对于资本收益和政府税收来说比例偏低。

通常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标是分配率, 就是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比重越高说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越公平。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 这个比重都很高, 美国达到70%, 英国等其他国家普遍在54%~65%之间。而我国的情况却与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反, 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偏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在不断下降。从以上国家间数据比较看出, 当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相对较低。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 研究劳动报酬比重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劳动报酬较低的后果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55.36%下降到2009年的42.8%, 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仅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工资收入, 其结果是他们没有能力为提升自身素质以及后代发展而再投资, 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 作为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和最迫切需要提高收入的居民, 低收入制约他们的消费能力, 抑制了我国经济结构从过度依赖出口向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协调转变。[6]近年来, 政府一直强调扩大内需, 实际上内需启而不动, 其问题与劳动者报酬低有很大关联。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 探寻其内在机理有助于我们梳理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实现路径。

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的内在机理

制度学派认为, 劳动力供求关系并不是决定劳动报酬的唯一因素, 还有其他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 如政府调控政策、劳动资本关系失衡、企业发展模式粗放、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偏低等因素会对初次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从而影响到初次分配的比重。

(一) 政府宏观调控没到位

我国现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 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各个市场主体凭借其生产要素, 参与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通过对公共资源的占有和控制, 不断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 实现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在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法律的监督下, 与最初的引导市场的自发行为产生了扭曲。一方面,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企业主与职工地位不平等、缺乏政府主管部门指导。如在最低工资制度的监管、执行未到位, 形成企业工人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还有大量非国有企业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就业于私营企业的进城农民工, 收入普遍偏低。另一方面部分垄断企业如石油、电信、航空、金融、电力系统依靠他们所掌握对资源的分配权, 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巨额垄断利润, 其结果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 使得这些国企职工所获得的劳动报酬远远高于社会劳动报酬的平均水平, 造成其他行业中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相对下降。这说明, 政府作为市场重要的干预力量, 其法律、政策的调控力度没到位。目前, 政府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工资指导线等方式进行调控。由于政府的政策调控相对间接, 例如最低工资标准只是基准, 而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的规定缺乏强制力, 对非国有企业很难进行有效约束。

(二) 劳动资本关系失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逐步确立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基本分配模式。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的经营能力等要素。按生产要素分配, 要素的所有者根据其投入的要素取得相应的报酬或收益, 报酬和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各要素的实际贡献大小。可是, 在经济运行中, 各种生产要素是依据在市场中的稀缺程度来获得报酬和收益。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学生扩招、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等因素综合作用, 其结果是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需求, 形成了劳动报酬不断下降, 相对于劳动力要素, 其他要素具备了相应的稀缺性, 在收益的分配过程中, 其要素的拥有者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收益向稀缺性的生产要素倾斜。

(三) 企业发展模式粗放

现行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 使我国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低端, 无法实现内需、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 在偏重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上, 必须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更多地向国家、企业倾斜, 以便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 必然淡化劳动者收入的增长。在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下, 企业倾向于依托劳动力低成本的人口红利优势, 不倾向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使企业维持粗放型经济发展路径。目前,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依然粗放, 过度依赖国外市场需求,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劳动者劳动报酬占比偏低, 企业的劳动成本相应比较低, 即使粗放经营仍然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利润率。1998~2005年间, 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规模由1458亿元增加到14802亿元, 年均名义增长率高达39.2%。[7]企业的高利润率和高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劳动者报酬偏低为代价获得的。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特别是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还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难题。如果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 就会迫使企业提高人力资本投入、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装备, 降低消耗、提高效率, 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 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偏低

我国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普遍偏低, 在劳动供求关系上导致劳动供给曲线初始位置较低, 劳动报酬比重自然较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使劳动者放弃许多技术培训和接受再教育的机会, 劳动者素质进一步下降, 缺乏与企业讨价的资本, 最终对企业的经营、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长期的难以弥补的负面效应。客观地说, 目前我国劳动报酬偏低与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较低、劳动技能单一、就业岗位技术含量普遍偏低密切相关。

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路径

目前提高我国劳动报酬比重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 我国是人口大国, 相对资本来说, 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裕, 短期内根据市场经济学原理, 要较快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切实际;另一方面, 由于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 合理提高劳动报酬比重, 既不能离开市场机制, 又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实质是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 其实现路径依赖政府、企业、劳动者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前提下协同努力。

(一) 政府引导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战略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新阶段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首先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理念, 将我国长期以来以外需拉动为主的经济战略转变为内外需共同拉动的战略, 把利用低廉的生产要素, 特别是廉价劳动力占领国际市场的做法, 转变为依据技术创新占领市场;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转变为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 逐步提高国内企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将不加甄选引进外资为主, 转变为强调引进资本要符合国内产业发展要求。其次是转变经济增长战略的机制, 深化税制改革。将目前的生产型增值税为主转变为以消费税为主, 这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8]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抑制贫富差距的有效杠杆。现阶段, 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税种有个人所得税、车船税、房地产税等比重过小, 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房产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至今还没有开征, 这限制了税收调节功能的正常发挥。因为, 税制的转变, 必将引导地方政府关注重点的转移。深化税制改革,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提高个税起征点, 降低各档次征缴税率, 对高收入者征收累进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和特种消费税等。[9]政府对企业的引导主要是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发挥政策指引作用。

(二) 政府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一部分。主要目标是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标准, 在公民年老、疾病、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我国人口众多, 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低,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并存, 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保障水平差异过大, 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 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实现包容性增长。扩大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范围,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养老问题日益突显, 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应从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部分集体企业、个别私营企业、少数外资企业职工扩大到全体城镇各类企业及职工。既促进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扩大在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方面合理衔接, 为职工合理流动创造条件, 又为全体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提供保障。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 扩大基本保障覆盖面。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 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 逐步建立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有区别的、覆盖全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三) 企业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抓住当前国际产业对我国东部地区的转移已经向中、高端环节推进的机遇, 推进战略性结构调整, 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 促进我国的产业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延伸, 为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赢得发展空间。经验研究表明, 劳动报酬比重偏低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产物, 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本短缺和劳动力过剩的约束, 工业化不得不采取加速资本积累的发展方式,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就成为加速推进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当工业化进入推进阶段, 劳动报酬比重会逐步提高, 即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是工业化转型的结果。我国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劳动报酬比重偏低反映了这一发展阶段的特点, 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转型阶段, 因此提高劳动报酬比重问题已被政府所重视。我国已明确完成工业化转型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使我国三大产业的技术基础从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升级换代。产业技术升级将大大提高企业的赢利水平, 这就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了条件。在承接发达国家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 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由于发达国家控制着产品关键的核心技术而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 我国主要通过向其购买先进技术进行生产而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 因此产品生产中的大部分收益归发达国家占有, 我国只能从中得到微不足道的收益, 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下, 劳动力价格就要被低估, 劳动报酬上升空间受到制约。[10所以, 我国要利用工业化转型的发展机遇, 企业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自主品牌建设, 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促进我国产业的技术升级, 延长产业链, 增加产品附加值, 积极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产品, 为劳动报酬的提高拓宽空间。

(四) 提高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提升了劳动报酬份额, 这个结论与王晓芳和高榴的研究成果基本相符。[11]这说明要提高劳动者报酬, 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力度, 增加全社会熟练劳动力的供给, 满足产业升级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劳动者的专业、技能等劳动条件要求越来越高, 仅靠体力型劳动很难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从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看, 职业技能素质高的劳动力供不应求, 出现了技工荒, 所以要加大劳动力技能素质的培养。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 向经济落后地区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特别是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投入, 保证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完成义务阶段的教育, 为在校的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资助, 完善、加强助学贷款制度。在发展素质教育的同时, 重视职业教育, 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职业教育和培训在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 增强劳动者的择业和创业能力、促进就业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创新培训机制, 提高劳动者技能, 实现体能型劳动者向技能型劳动者转变。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 鼓励职业院校、民营培训机构与用人单位加强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企业推行岗薪相结合的分配机制, 通过岗位技能与晋级晋职挂钩, 激励职工刻苦钻研专业技术, 提高技能水平, 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 成为工作领域的核心人才, 企业才会认同自身价值, 进而提高劳动报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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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配关系 篇7

关键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

初次分配即“一次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直接参与生产的各要素之间进行的价值分配。初次分配的起点和对象是当年生产活动创造的新价值,市场主体按照各自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分为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三部分。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首要环节,其公平状况是形成最终国民收入格局均衡状态的前提条件。

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宏观数据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1992—2011年相关数据,通过计算得出“我国国民总收入分配格局表( 见表1) ”和“我国国民总收入分配格局趋势图( 见下页图1) ”,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出现阶段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2000—2004 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 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 1992—2004)》 ;2005—2011 年 ,《 中国统计年鉴( 2013)》 。 由以上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初次分配格局的百分数 。

由上面图表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国民总收入的构成中,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17.4%提高至2004年的26%,提高了8.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即使2011年的数据下降至20.2%,也比1992年高2.8个百分点。在二十年的发展变化中,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大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即1992—1995年的第一阶段,1996—1999年的第二阶段 ,2000—2011年的第三阶段 ;可以看出初次分配收入向企业部门倾斜主要发生在1999年之后。

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66.1%下降至2007年的57.9%,降低了8.2个百分点,年均降低0.6个百分点,表明政府这段时期调控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结果并不理想。这一数据到2011年逐年上升至60.7%,表明政府调控居民初次分配收入有了一定的效果。

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所占比重在2000年之前一直比较稳定,保持在16.5%~17.7%之间,上下波动幅度仅为1.2%。从2001年开始逐年提高,至2007年达到最高的19.5%,2011年的数据也达到了19.1%,充分说明新世纪以来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明显向政府部门倾斜。

二、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状况分析

按劳分配主要通过劳动报酬的形式来进行分配,劳动报酬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初次分配中占据着较大比重,是初次分配的核心内容。

( 一) 劳动报酬的主要内涵

劳动报酬就是依据按劳分配理论原则,由用人单位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或其他形式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一般包括工资、社会保障和职工福利。实践中,劳动报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货币工资及福利,二是实物工资,三是由生产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鉴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还较短,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有限,个人财富积累不高的现实状况,绝大多数人的收入还属于劳动收入、工资性收入,拥有较多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人比例还非常低,居民收入和劳动收入始终是初次分配的主要内容。

( 二) 劳动报酬率的演变趋势

劳动报酬总量占社会财富增加值( GDP) 总量比重的大小被称作劳动报酬率,也称为“分配率”。劳动报酬率通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初次分配公平状况的重要指标,这一比率的比值越高,说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越公平,反之则说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越不公平。

由下面1978—2011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 见表2) ,可以直观地观察到改革开放三十四年间我国的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变动情况。这一时期内,我国劳动报酬率大致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又下降”的“倒W型”演变曲线。由此分析我国劳动报酬率演变趋势,可以大体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978—1992年的波动期,1993—2002年的相对稳定期,2003—2007年的逐步下降期,2008—2011年的缓慢上升期。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13)》 中的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获得。

新世纪以来,我国劳动报酬率逐年持续下滑。我国劳动报酬率2003年下降至50%以下,之后持续下降至2007年的39.7%,五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跌幅之大、跌速之快,较为罕见。2008—2011年,我国劳动报酬率虽然呈现出缓慢上升的特点,但始终没有达到50%以上。分析其原因,主要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关系的良性发展,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得以调整优化,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健全和规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趋合理与深化。这些体制建设、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在影响和推动我国广大居民收入多元化发展的同时,造成劳动报酬率快速下降的事实。

( 三) 劳动报酬率比较分析

库兹涅茨通过大量历史统计资料的整理和比较发现,随着经济的增长,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国民收入资本报酬份额都随时间下降,而相应的劳动报酬份额则不断上升,有些国家的“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已达到了75%,资本仅占25%。”[1]现阶段,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报酬率普遍在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劳动分配率为54.18%,德国2000年的劳动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的劳动分配率为55.27%。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初次分配却存在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92—2011年,我国的分配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劳动分配率波动幅度较大;特别是从2000—2007年 ,我国的分配率从51.38%下降至39.74%。我国的劳动报酬率不仅低于许多发达国家,而且低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根据2002—2008年的《国际统计年鉴》中对巴西、韩国等2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计算得出,这20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劳动报酬率为45.6%,也高于我国同期的劳动报酬率。

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基本评判

通过前面的资料分析可以判定当前我国初次分配格局存在“不均衡”的特征,即主要向政府倾斜。这种不合理的初次分配状况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需要认真对待。

( 一) 对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基本判断

以上统计数据显示,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农民和城镇劳动者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一极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导致我国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所有者财大气粗,劳动群体日益贫困化[2]。我国初次分配格局呈现出“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和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的态势。因此,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整体上向政府和企业倾斜,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挤占”了居民收入,这种“挤占”效应反映出本应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初次分配领域制度安排或人为影响造成的不公平问题凸显。

( 二)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失衡的主要影响

当前,我国劳动报酬率保持在一种水平偏低而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收入分配格局是造成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深层次问题与矛盾的根源,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下面几方面。

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失衡,居民收入份额的不断降低,劳动报酬率较低,企业不采用新技术,不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能获得适当的利润率,许多中小企业甚至大型国有企业都长期维持传统的粗放式型增长方式,心安理得地拿着靠榨取职工血汗而来的较高利润,企业因而缺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和压力。

消费与投资关系进一步恶化。目前,我国社会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滑,已经从1996年的60%左右下降至2012年的50%上下,而这一时期的社会投资却上升了15个百分点左右,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必然造成投资和消费之间强弱地位的刚性结构化发展。

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所得偏高必然对企业份额进行挤压,企业收入份额偏低使得企业持续扩大投资力度不够,政府主导国内投资的倾向加强,受政治官员周期制度安排的影响,投资力度和经济发展波动幅度较大,也是影响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羁绊。

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引发深层次社会危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会严重制约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中下层的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来自物价上涨、生活成本上升的冲击,引发社会矛盾,损害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如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相对优势始终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价格,使得企业只能坚持简单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不利于发挥劳动力的积极性,从长远看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有可能使我国经济社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 三) 居民收入( 劳动报酬) 应该始终放在分配的核心

初次分配关系 篇8

国民收入分配是指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国民收入, 按一定的方式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分割;国民收入在生产部门进行的分配, 称为初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 政府收入指企业以利润和税金形式上缴形成的国家纯收入, 即政府所得;企业收入指企业税后留存的除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外的所得, 即企业所得;居民收入指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 即居民劳动所得。

1、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主体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基本情况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分配主体之间的比重也会有此消彼长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也不断变动, 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1978-1989年) :政府所得比重由1978年的12.8%上升至1989年的13.7%, 上升了0.9百分点;企业所得比重由1978年的37.5%下降至1989年的28.2%, 下降了9.3个百分点;居民劳动所得比重由1978年的49.7%上升至1989年的58.1%, 上升了8.4个百分点。

第二个时期 (1990-1999年) :政府所得比重从1990年的13.1%至1999年的13.5%, 上升了0.4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比重从1990年的33.5%至1999年的34.1%, 上升了0.6个百分点;居民劳动所得比重从1990年的53.4%至1999年的52.4%, 仅下降了1.0百分点。

第三个时期: (2000年至今) :2000年~2007年, 政府所得比重均在14%以上, 上升了0.6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比重从2000年的34.4%上升至2007年的45.5%, 上升了11.1个百分点;居民劳动所得比重从2000年51.4%下降至2007年的39.7%, 下降了11.7个百分点。2009年, 政府所得比重上升至15.2%, 企业所得比重下降至38.2%, 居民劳动所得比重上升至46.6%。

2、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主体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变动趋势。 (图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从图1可以看出, 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主体改革开放以来,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段时期, 政府和企业两大主体所得更多;一段时期, 居民劳动所得更多;但总体变动趋势是居民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是呈下降趋势的, 而政府和企业所得则处于上升过程中, 具体表现是:

1978-1989年间, 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主体在这一时期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所得比重较为合理, 但各自又有所不同。政府所得比重先波动上升后波动下降, 最高达15.8%;企业所得比重先下降后上升, 最低至26.9%;居民劳动所得比重持续上升, 最高达58.1%。

1990-1999年间, 三大主体延续了第一个时期较为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并有进一步稳定的趋势。政府所得比重、企业所得比重和居民劳动所得比重各自的变动幅度都偏小, 且其变动走势基本平行。

2000-现在, 这一时期打破了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主体在前两个时期较为平稳的收入分配格局。其中政府所得比重在14%的基础上波动上升, 上升趋势相对稳定;企业所得比重先缓慢上升再急剧上升, 并在2005年超越了居民劳动所得比重比重3.1个百分点;相对的, 居民劳动所得比重先缓慢下降再急剧下降。这一状况在2009年有所改变, 企业所得比重大幅度下降, 居民劳动所得比重大幅度回升。

3、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资料计算得出;其中日本和澳大利亚2009年数据由于数据缺失为2008年数据。

在前半部分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期较为注意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向居民倾斜, 但90年代以后又从居民转回向政府倾斜, 尤其表现在进入21世纪以后, 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明显偏高, 居民劳动所得比重明显偏低。与国际相比较, 国外发达国家的居民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中, 除澳大利亚的劳动所得比重接近50%, 其他发达国家都在50%以上, 我国居民劳动所得比重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最低, 尤其表现在2007年, 我国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骤降至39.7%, 比当年劳动所得比重最高的美国低16.5个百分点, 与当年劳动所得比重最低的澳大利亚也差9个百分点, 直到09年我国劳动所得比重才又有所回升, 但也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由此可见, 我国的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占比重相对来说是不合理的。

二、劳动所得不合理的原因探析

要改变我国居民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的现象, 有效地解决劳动所得不合理问题, 必须深入分析和探究在我国出现这种现象和问题的原因, 才能找到行之有效的途径。

1、认识上出现了偏差

(1) 在很长时间内过分强调效率优先, 忽略了分配的公平。

改革开放以后, 为了彻底打破绝对平均主义的现象, 我国真正确立了按劳分配制度, 并逐渐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强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以效率带动公平, 这在当时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只有先把经济发展起来, 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否则只有普遍的贫穷。效率与公平既对立又统一, 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前提, 公平又是提高效率的保证, 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很多人片面地理解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甚至孤立地认为市场经济就只讲求效率, 不讲公平。进而在实际分配政策的制定中, 过分强调效率优先, 忽视分配公平, 更有甚者, 将效率与公平相对立。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效率与公平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关系再一次明确, 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 我国三大分配主体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得比重的此消彼长的变化充分显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

(2) 没有很好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重资本轻劳动, 资本报酬率远大于劳动报酬率。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化。生产要素主要指土地、资本、技术、企业家才能等。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 居民劳动所得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分发给劳动者的报酬, 主要包括货币工资、实物报酬和社会保险。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在其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 认为各种生产要素, 特别是资本的作用是巨大的。资本的回报率远大于劳动回报率, 因此, 企业管理者逐渐形成了重资本轻劳动的思想, 并将这种思想明显的表现在企业生产中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比例上, 以及对劳动的不重视、不尊重的态度上;并且由于要素分配是一种激励性收入分配, 必须以效益为原则, 所以在企业内部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大大低于资本所占比。据统计, 我国自1983年以来, GDP的资本形成率都在30%以上, 有时高达45%左右,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按要素的贡献度参与分配, 虽然在另一个层面上完善了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 但是消弱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中对于按劳分配这项基本原则的坚持, 也影响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劳动所得比重。

2、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

一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确立与其经济体制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阶段, 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 而现阶段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很不完善的, 因此, 受其影响的分配制度也是需要调整和改进的。在文章中的第一部分分析的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主体的所得情况以及与国际的比较, 充分说明了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三大主体分配失衡, 未能形成三大主体收入分配的合理格局和制度, 没有形成合理的标准。虽然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一直以来都在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但是其中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平, 阻碍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在三大主体之间的分配均衡。

3、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 劳动力在很长时间供大于求, 劳动者在分配中的话语权少。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 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长期以来, 在“低工资、高就业”的劳动政策下, 一直持续了高劳动力参与率和高就业率, 丰富的劳动力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同时一直承受着劳动力的供给压力。在计划经济时代, 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没有暴露出来,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劳动市场的逐步形成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劳动力供需矛盾逐渐显现。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劳动力总量多, 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就业矛盾日益突出, 特别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 涌入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打工, 为城市, 特别是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尤其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曾一度成为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 这正是由于中国劳动者数量众多, 而市场上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缺乏, 竞争十分激烈, 劳动报酬人为地被压低。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 我国到2010年劳动力供需差异增加到5500多万, 在未来10年到20年时间里我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将难以改变, 剩余劳动力问题将长期存在。对于我国普通劳动者来说, 如农民工、企业底层员工等, 其人力资本极低, 根本无法与劳动力需求方即企业公平地在市场上竞争, 在劳动报酬方面没有更多话语权, 只能被动的接受企业对于劳动的压制结果---廉价的劳动支付报酬。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保证劳动所得合理性

1、调整分配结构, 扩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国民收入不断的增加, 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 居世界第二位。但是, 近年来劳动所得比重与国民收入总量增长速度明显呈反方向变化。而一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衡量标准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 即本文所探讨的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 比重越高, 分配越公平。非常遗憾的是, 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 劳动所得比重越来越低, 表明了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失衡, 只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适当降低政府所得和企业所得, 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藏富于民, 使劳动所得比重和GDP同步增长, 使劳动所得更加合理, 初次分配制度更加完善, 才能使我国经济长远繁荣发展。

2、财政税收政策, 减轻普通劳动者的负担

劳动所得的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过低, 政府和企业所得过高, 我们要保证劳动所得的合理性, 就必须调整三大分配主体的分配比重, 整顿分配秩序, 创造机会公平, 尽快制定垄断行业超额利润上缴制度, 从收入总额上调控, 加强垄断行业薪酬福利制度监管力度, 建立企业高管与一般职工工资比例和增长机制, 以此来降低企业所得。国家还可以通过扩大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 来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2011年9月1, 我国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2000元上调指至3000元, 在一定程度上从个税上减少了中低收入者的负担。国家要从各方面调整财政税收政策, 进一步完善收入税收调节体制, 坚持把劳动作为收入分配的主要依据, 逐渐形成各行业劳动者收入分配合理科学的新格局, 让普通劳动者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

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 也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根本途径。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 造成我国目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每年有600万左右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数以千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和数量可观的城镇失业人口需要就业。对于这些群体, 就业是取得收入的唯一途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 必须把扩大就业作为重要立脚点, 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 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同时也增加了劳动所得的总量, 提高其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

3、规范分配秩序, 强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机制

我国中低群体收入 (劳动所得) 增加缓慢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要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加强国家政策调控, 将改进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提高低收入职工工资水平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 确保低收入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特别应关注农民工和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建立工资增长的谈判机制, 怎样提高职工收入?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靠政府下命令, 更不要希望企业发善心, 而依靠劳动者个人单打独斗与用人单位协商提高工资更是不现实的。因此, 必须形成一种规范的谈判机制, 引入工资集体协议制度, 建立一种用人单位和员工都能接受的科学的工资增长机制。充分发挥工会的监督职能, 在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关系中, 用人单位往往处于强势地位, 而员工总是处在弱势地位。因此, 在薪酬形成和增长机制方面, 必须充分发挥工会的监督职能, 保护员工利益。此外, 还要培养和加强中低收入劳动群体的自我能力素养提高的意识, 当其自身的综合能力得以提升, 就能更好的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 发挥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效用。

摘要：近年来,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收入比重和企业收入比重偏高, 居民收入比重即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本文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演变过程及趋势的基础上, 对劳动所得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关键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劳动所得,合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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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幼平、张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综述》, 《经济评论》, 2001年第4期。

初次分配关系 篇9

一、初次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1. 初次分配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调节初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初次分配下的社会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的初次收入分配机制, 需要建立良好的初次分配关系。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和谐关系, 符合和谐社会的宗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把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科学地回应了初次分配将极大地回归和谐社会的宗旨, 让人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改革的成果, 充分实现和谐社会的民生福祉, 为国家稳固的发展提供保障。

2. 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

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在涉及范围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交叉性, 这也决定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

第一, 公平与效率具有统一性。公平是效率的基石, 是实现资源禀赋的源泉。效率是公平的基础, 效率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在机会均等、待遇公平的环境下, 劳动者会充分调动起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去工作, 发挥自己的最大才能, 从而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增加社会财富, 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公平还为效率的提高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不公平结果是人们的收人拉大, 贫富悬殊, 导致社会的动荡、效率的损失。此外, 效率为实现公平提供物质基础, 推动公平的发展。效率决定并给予公平以现实意义, 效率为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当经济效率提高, 不断增加社会财富, 直到效率提高到能够提供剩余产品之后, 社会的公平问题才有现实意义。物质利益原则决定着人们把效率作为一种基本的追求目标, 同时也是公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第二, 公平与效率具有对立性。过度侧重经济效率, 必然导致公平的减弱。效率的实质在于促进社会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它鼓励市场竞争, 由市场来决定分配。优胜劣汰必然会把社会成员收人档次拉开, 扩大社会成员之间的收人差距, 从而使低收人者产生不公平感。相反, 过分强调收人公平的均等化, 会减弱社会经济效率。公平在于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无限缩小。但是, 过分强调公平, 导致政府对收入的调节力度将超过社会生产发展水平, 也超过了劳动者的劳动收人水平, 则会起到降低效率的反向作用。因此, 公平和效率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 在初次分配领域, 公平和效率不是相互绝对对立关系, 它们是相辅相成、共存共荣、和谐共处的正相关关系。在制定中国初次收人分配政策时, 必须把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思想作为初次分配理论的重要依据, 在实践中将二者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不偏废任何一方, 初次分配的公平和效率是辩证统一的。

二、初次分配中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失衡, 制约着和谐社会的发展

1. 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演变。

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到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十多年里, 一直延续“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提法。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具体的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发挥市场的作用, 再分配注重公平, 调节差距过大收入”。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报告既提出“把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又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0年10月,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1年3月,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 指出2011年工作重点之一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从以上初次收入分配制度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的改革演变来看, 一般而言,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初期, 生产力落后的社会状态下,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当时的政策是为了克服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提高经济效率,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提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 “效率优先”或“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刺激竞争效应和赶超效应, 极大地丰富了初次分配的总量和规模, 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阶段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今, 中国经济和过去相比有了快速的增长, 人民的物质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但却出现了“高效率”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隐患, 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背道而驰。中国政府在发现问题的同时, 积极的调整政策取向, 逐步淡化“效率优先”的提法, 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公平的重要地位, 这一改革趋势反映了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及中国政府对初次分配的公平偏好不断增强。

2. 初次分配中公平和效率的失衡状态制约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初次分配领域一旦出现效率与公平的不协调运行, 将导致初次分配本身整体失衡。这种失衡状况将形成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是初次分配内部的对峙, 初次分配的高公平是效率提高的制约瓶颈, 而初次分配高效率是一种以公平为代价所得到的畸形效率。另一方面是在初次分配外部的负效应, 初次分配的失衡导致再分配公平调节乏力, 而再分配对解决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失衡问题效用不佳, 从而造成整体分配公平与效率相矛盾状态。此外, 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失衡状态不仅在收入分配领域产生不良影响, 且会对和谐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后果。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以及低收入阶层物质资料匮乏。这些问题使社会发展面临和谐危机和许多潜在风险。调控好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使之辩证统一, 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三、促进初次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途径探索

1.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促进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发展。

中国是农业大国,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这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首先,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十七大明确地提出, 中国农村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发展现代农业。这为提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有效途径。其次, 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制定城市带动农村的政策, 利用城市的生产要素、各种资源等优势帮助农村的发展;扫除城乡之间的制度及各个行业和地区之间的障碍, 使农业自由流动;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通过以上途径, 能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 提升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促进效率的提高。

2. 统筹区域发展,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之初, 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达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 对于一些地区, 在政策方面实行了倾斜。但如今, 这些政策的实施成为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直接原因。为了维护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些政策已经不适宜。要解决中国地区间差距扩大的问题, 首要的任务是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其经济。具体而言,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统筹区域发展。第二, 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第三, 加快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3. 加快产权制度改革, 促进行业间的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

消除垄断是解决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出路。行政性垄断与地区壁垒、行业壁垒、政府限制交易有着紧密联系。为了解决行业收入差距问题, 我们必须打破行政性的行业垄断,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间的公平与效率。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继续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完善产权制度及相关法律体制, 做到政企分开, 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则;推进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步伐, 使政府的角色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和引导者, 营造和谐的市场竞争环境。

4.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

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这不仅不利于实现收入的公平, 而且还影响到生产效率的提高。财产性收入是增加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径。要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由以下途径:提高人们投资理财意识, 加强群众的理财教育, 以提高群众的理财水平。应建立有效规范和控制群众的投资行为运行机制, 引导群众理性投资。要不断的拓展投资渠道。通过这些途径, 我们不仅促进了收入的公平, 更重要的是在于充分调动了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和投入者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就促进了效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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