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体制（精选10篇）
分配体制 篇1
今年以来,我院根据国家关于深化医改、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和内部分配激励机制的要求,结合国家三级综合医院等级评审标准,在严格遵守国家卫计委出台的“九不准”的基础上,本着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原则,进行了激励分配体制改革,积极探索通过控制成本和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进一步激励调动全院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降低病人费用、提高社会效益的改革目标。
1. 医院基本情况
湖北省随州市中心医院是随州地区惟一的一所三级综合医院,现开放病床1500张,设有34个行政后勤科室,42个临床科室,52个专业组,12个医技科室,25个一级诊疗科目,33个二级诊疗科目。全院现有在职员工1613名,其中卫技人员1295人,有高级技术职称278人,中级技术职称481人,博士、硕士研究生133名。去年门、急诊工作量80万人次,出院病人5万人次,年业务收入6亿元。
2. 原有分配体制的缺陷
我院原有的分配方式为各科室绩效=(科室收入-科室支出)×提取比例+科室综合质量考核奖惩。这是国内大部分医疗机构施行多年的传统分配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2.1 过于以科室收入为导向。
这样有些科室由于工作性质偏公益性或者主要工作任务项目的利润率不高,造成工作量非常大,而个人所得不高。个人工作量的大小与所得不相匹配。
2.2 提取比例相对一致,没有具体针对性。
无论收入类别的技术难度、风险程度多少,提取比例一致,没能起到鼓励新技术、新业务的开展的作用。
2.3 成本扣除全面且笼统,管控力度相对不足。
目前,国家规定医用材料的加成率为“853”,利润率相当低。如何促使医院收入结构由药品、材料费等,向边际贡献更大的治疗费、手术费、检查费、化验费等转变,是分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2.4 科室所得与临床工作和医务行为关联性不强。
以往科室所得主要依照科室总收入、科室利润为主要评定指标,而与科室收入结构、科室服务项目的技术难度的高低、床位周转率、单位床日产出、人均产出、耗材消耗增幅等指标关联性不大。
3. 分配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则
为了更好地激励全院职工的积极性,解决以往分配机制存在的问题,我院此次分配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则为:
3.1 继续保留分配向临床科室倾斜的原则。
3.2 摒弃过去以收入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建立以工作量导向的分配原则。
即对医院各个服务项目分别赋予分配比率,医务人员的所得依照其个人工作量进行计算。
3.3 以成本耗用与结余效益为原则。
对不同的服务项目给予不同的分配分值,成本耗用低的项目分配比率高,成本耗用高的项目分配比率低;同时加大科室对可控成本的挂钩和考核力度,促使科室进行可控成本的管理。
3.4 反映人力成本价值为原则。对技术难度、风险性及困难度高的服务项目,其分配比率亦高;反之则低。
4. 新分配机制的主要做法
新的分配机制将医务人员分为医师、护士、技师三大类,分别给予不同分配计算方案。
4.1 医师的分配方案。
以RBRVS进行医疗项目的贡献评估,通过RBRVS评估出每个医疗服务项目的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得出相对价值比率。以资源投入为基础的相对价值比率(Resource-based relative value scale,简称RBRVS),是哈佛大学一个课题组经过十年努力,研究出的一种新的医生服务酬金支付系统,其基本思想是通过比较医生服务中投入的各类资源要素成本的高低来计算每次服务的相对值,即确定全部服务项目的非货币单位表示的相对价值比率(RVS),并结合服务量和服务费用总预算,算出RVS的货币转换系数,该系数与每项服务RVS的乘积推算出该项服务的酬金价格。
相对价值比率(RVS)具备以下特点:
一是危险性及困难度高者,其分配比率亦高,如手术;
二是量少者分配比率高、量多者分配比率低,少者如EMG,多者如EKG;
三是只负监督责任,而非亲自操作者,其分配比率最低,如检验;
四是花费时间多者,分配比率高;少者分配比率低,前者如血管摄影,后者如胸部摄影;
五是使用设备贵,人员多者,分配比率低;设备便宜,人员少者,分配比率较高。
同一服务项目在不同科室的相对价值比率是一样的,解决了过去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医师的个人所得根据医师的工作量进行计算,必须为医师亲自操作并完全扣除药品、材料项目。计算方法为医师所得=(医疗项目1×(RVS1)+项目2×(RVS2)+……)-医师可控直接成本+质量考核
医师可控成本主要指人力成本、器械消耗、物资消耗、差旅、交通、邮电、办公、培训等。
4.2 护理分配方案。
护理分配方案既要考虑不同科室之间护理风险系数的差异,又要考虑落实护理工作量的实际大小。因此我院的设计原则是以护理费与护理治疗收入来反映科室病患严重度贡献,以照护病人数反映护理工作量的大小,同时扣除护理作业成本,促进节省成本。
因此,病房护理分配方案定为护理所得=(护理费+护理治疗费+出院人数)×A-病区可控成本+质量考核(A指通过测算确定的分配系数)。
4.3 医技科室分配方案。
医技科室的考核既要依据其实际的工作量,又要考虑其成本控制因素。
医技科室的分配方案为科室所得=技术员工作量×绩效单价+(科室收入-科室可控成本)×分配比率+质量考核(以技术员的工作量为主要计算指标)。
各医技科室的工作量主要指:影像科以普放、CT、MRI的检查数量、服务人次为工作量主要计算指标;ECT以显象、核素测定等为工作量主要计算指标;内镜中心以结肠镜、胃肠镜、及其治疗为工作量主要计算指标;病理科以组织学、细胞学检查与诊断、标本切片等为工作量主要计算指标;检验科以临床检验、临床化学检查、临床免疫学检查、临床微生物检查、临床血液学检查、临床寄生虫检等检查项目数量为工作量主要计算指标。
同时还可以对该科室服务项目按照技术难度、风险系数进行难度细分,针对不同难度档次的工作量给予不同的绩效单价。例如我院病理科的分配为:病理科当月所得﹦(病理科一级工作量件数×5)+(病理科二级工作量件数×6)+(病理科三级工作量件数×10)+(病理科四级工作量件数×15)+(病理科科室收入-病理科成本)×0.12-病理科已发基本工资+该月质量考核奖惩。
5. 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各项事业持续发展
5.1 收入结构得到有效调整。
通过分配体制的改革,扭转了过去只重总收入、不重收入结构的局面;进一步鼓励和刺激了医务人员对可控成本的控制力度,引导医院收入结构向边际贡献更大的治疗费、手术费转变,药品、材料费占总收入的比率下降。2014年医院业务总收入6.2亿元,治疗费、手术费等达到2.52亿元,增长了24.2%。药占比由去年同期的39.88%下降到37.87%。
5.2 新技术新项目成为经济增长点。
通过鼓励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引导全院提高医疗质量和技术水平、促进专科建设、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社会满意度。2014年全院共开展新技术新项目76项,据初步测算,直接推动业务收入增长5%以上。
5.3 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得到有效激励。
新的分配机制纠正了旧方案存在的缺陷,使医务人员的所得真正是“干出来的”,而不是算出来的。工作量大、技术含量高的科室,收入进一步增长,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形成了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5.4 分配体系更加合理完善。
通过改革,弱化了医院和科室以总收入、考核利润、出院人数为主要评定指标,强调医院和科室向高绩效收入结构转变,收入总量的增长,床位周转率、单位床日产出、人均产出、耗材消耗增幅等指标作为主要评定绩效标准。逐步建立了以工作量为主体,以质量考核为核心,以成本控制为基础的医院综合目标考核体系,医疗质量、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各项事业呈现出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分配体制 篇2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９日电（记者韩洁）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２９日在北京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需深化体制改革，亟待进一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此间开幕的由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２０１２”上，王保安就财政体制改革与财政创新问题发表了主旨讲话，其中谈到了财政如何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王保安说，当前舆论关注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这其实只是一个表象，百姓之所以有意见是因为其背后的分配不公问题。财政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通过实施各种补贴政策以及建立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等政策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正化。
对于财政如何支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王保安指出，财政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财政既承担着支持体制改革的职责，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平台和信用标志。因此财政在支持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淡化行政性配置资源的色彩，支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让筹资、投资、决策与经济责任形成相符相关的运作机制，这是提升产业结构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分配体制 篇3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的方方面面，既需要有总体方案，又需要有诸多方面具体的实施方案相配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重视集体协商机制建设。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的是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要求，和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的需要。
从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看，相比于二次分配过程中，国家不断加大公共财政对改善民生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力度而言，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逐步缓解，反倒有日趋严重的发展态势，突出表现在“两个比重”持续下降和“两个不同步”，即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同步。
应该说，国家对初次分配中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不仅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而且早在“十一五”之初就未雨绸缪，将解决初次分配问题提上了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部署。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要不断增加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但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说明这不是一个靠国家倡导和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当前初次分配中存在的问题，除了行政权力“越位”，通过寻租扰乱收入分配秩序外，更重要的是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缺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关系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企业中，而企业拥有政府无从干预的经营自主权。虽然从理论上讲，企业自主分配权是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共同拥有的，企业内部分配应当由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共同协商决定，但理论上的应然不等于现实中的实然。
企业自主分配权之所以从理论上的劳动关系双方共决，到很多时候演变成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企业经营者单方面决定，与资本和劳动在力量对比上的不均衡有很大关系。在“资强劳弱”的态势下，政府无权直接干预企业内部分配，使得初次分配过程中必须有一种市场自我调整劳动关系双方力量失衡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双方在长期博弈过程中建立的集体谈判制度。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也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即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的集体协商制度。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在初次分配领域更好地发挥集体协商机制的作用，让包括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更好地遵循市场原则公平合理地取得收益，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目前我国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紧缺状况，较改革开放之初已有了很大程度的缓解，加之劳动力供应正在由绝对过剩向结构性紧缺转变，也为集体协商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现实看，我国诸多企业集体协商机制逐步建立，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离广大劳动者的要求和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发挥政府在推进集体协商机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这是因为，集体协商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主导者，自然也应当主导集体协商机制建设的进程。
政府主导集体协商机制建设，首要的任务是推动形成社会共识。集体协商既是初次分配领域平衡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也是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的有效途径。政府应当不断加大对集体协商理念的宣传引导力度，推动企业形成一种协商文化、协商习惯，引导企业经营者在遇到涉及包括劳动报酬在内的劳动者权益的事项时，能够主动地与劳动者协商确定；引导劳动者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理性有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从而让集体协商共决变成劳动关系双方的自觉行动和主动选择。
其次，政府要不断完善集体协商的制度规则。进一步从制度规则层面明确和细化集体协商的主体、内容、程序、形式等，不断增强制度规则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完善开展集体协商的强制性约束，从而使得开展集体协商变成劳动关系双方的法定义务，在遇到劳动关系矛盾时主动而且首选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解决。
最后，政府还应充分发挥对集体协商的指导和服务作用。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数据信息制定和发布制度，定期公布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行业人工成本、行业劳动定额标准等与集体协商密切相关的信息。特别是要建立统一、规范、权威的劳动生产率测算和发布制度、薪酬调查和发布制度，为企业开展集体协商提供参考指导，从而引导企业通过开展集体协商平衡双方利益分配关系，使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同步。
此外，由于工会组织是集体协商机制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也是集体协商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在推进集体协商机制建设中亦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是工会组织应当顺应大力开展集体协商的客观需要，对组织体制、运行机制、活动方式进行改革创新。
（作者系资深劳动关系研究学者）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方式 篇4
讨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 先要讨论劳动力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劳动力是否是一种生产要素。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要素”亦即马克思所研究的“生产条件”, 是获得生产成果的必备因素、必有条件。马克思将生产条件分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 客观条件即土地、资本等物质生产资料, 主观条件则为劳动力。显然, 马克思将劳动力划为了生产要素之一。我们跳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 从逻辑关系的角度考虑。以租赁土地种植玉米为例, 若我在农村租赁某几家农户的土地来规模化种植玉米, 首先要找农户签订承包租赁合同, 支付承包费, 之后到种子公司买种子、化肥, 进行一系列的种植作业, 到秋收时节去农机公司雇来收割机收割玉米, 由物流公司运输到指定收购点售卖后获得收益。从我的收益中扣除土地承包费用、买种子和化肥等费用、农机使用费及物流运输费后的剩余部分即为我的劳动所得。很明显, 在整个过程中, 农户提供的土地、种子公司提供的种子和化肥、农机公司提供的收割机、物流公司的交通工具以及我个人的劳动力一起构成了本次生产活动的生产条件, 也共同参与了收益分配。其中, 我的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 我的收益是按劳分配, 更是按生产要素分配, 按劳分配包含于按生产要素分配之中。
二、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的定义, 确认了按劳分配是在以全社会共同占有全部物质生产资料为前提条件的“未来社会”中存在的, 引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所述:除了自己的劳动, 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 另一方面, 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也就是说, 在生产要素所有权方面, 所有人仅剩下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社会分配, 土地、资本等物质生产资料的分配部分归全社会共同所有 (在我国称为国有) , 只有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所参与的分配归个人。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当属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在这种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分配方式当然是更进步的分配方式, 是分配方式的发展方向。我国现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未来会发展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那我们的分配方式也必然会从现在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升华到以按生产要素分配为本质的按劳分配。
三、现代社会劳动力是商品
翻阅一些关于劳动力与生产要素、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关系的论文、书籍, 发现大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是否是一种商品。认为只有在劳动力是商品、能够量化的情况下, 才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把劳动力是否商品化作为研究的前提。那么, 我们也在此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2015年10月8日, 一家新闻媒体推送了一条消息:澳洲砖瓦工奇缺, 月薪21万!再回顾一下每年春节过后南方多省用工荒, 高薪招聘的状况, 如此明显的市场交换, 难道还不能说明劳动力已然成为一种商品了吗?在现代社会, 劳动力不论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 都是一种商品, 其所有者提供自己的劳动力, 以获得以工资为主要形式的报酬为交换条件。
四、正视收入差距问题
收入差距问题无疑是现在社会的热门话题, 少数富人一些“炫富”行为使得一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仇富”心理, 甚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偏离了轨道, “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变成了一句空话。首先, 必须明确我国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未曾改变,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未曾改变, 宏观方面, 改革开放后先富裕起来的人确实在为社会经济发展做着贡献, 经济发展先进地区也在努力带动后进地区发展,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部大开发”;其次, 要认清社会主体氛围是共同进步的, 炫富行为仅为少数现象, 仇富也不是全社会共同认知, 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特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收入差距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 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 市场竞争并不因社会“姓社”还是“姓资”而厚此薄彼。越是开放性的市场, 竞争越激烈, 在劳动力市场上, 因各人竞争力不同, 个人收入差距也越大。社会成员想缩小收入差距, 首先要从内因出发, 提高自身素质, 提高创造价值的能力, 提升市场竞争力。
在按劳分配的背景下, 基本的计薪方式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 稍复杂些的, 无法简单的以工作时长和产出数量为计算薪酬的, 该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会制定适宜的量化考核标准, 通过绩效管理实现按劳分配。可见, 无论是怎样的工作性质, 都会以贡献量或者贡献率来进行初次社会分配, 而个人贡献率的提高核心在于个人知识、技能的提升。
以往我国调节社会分配的手段无外乎税收、社保、政府投资等宏观手段。近年来, 政府工作进入精细化状态, 着力于社会分配矛盾点, 如针对住房资源分配问题, 推出房产税征收制度。同时, 我国政府对教育公平问题引起了较高重视, 大力推进教育改革, 重点扶持基础教育, 以“三支一扶”等项目为依托, 推动老少边穷地区基础教育水平提升, 笔者认为这正是抓住了收入差距的根源, 是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治本之举。当下社会的矛盾点归根到底是由初次分配引起的收入差距单纯依靠宏观调控这种二次分配无法有效缩小, 而要在初次分配就缩小收入差距, 需要劳动者贡献率的均衡, 这一均衡源自于劳动者个人知识、技能水平的均衡, 在社会大发展的状况下, 拉低部分人的水平以求均衡是荒谬的, 要求均衡必须提升落后者的素质, 这就需要发展基础教育, 虽然会经历一个漫长历程, 但唯有此法可治收入差距之本。
综上,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的进步,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我国当前的核心分配方式, 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级阶段后我们必然进入“未来社会”中的按劳分配社会。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 收入差距问题日益明显, 国家当然应当采取调控措施予以适当干预, 但劳动力作为广大劳动者持有的重要商品是群众自行调节收入水平的主要工具, 主动提高自身素质, 在劳动力市场上缩小差距, 必然是调节收入差距的一种有力手段, 也是迎接未来按劳分配制度的必要准备。
摘要：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按生产要素分配已然是主要分配方式, 或者说是目前的唯一分配方式, 而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因其环境特定性而成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高级形式。收入差距问题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必然, 而缩小收入差距除了依赖国家宏观调控, 更要靠提高劳动力素质。
关键词：市场经济,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杨欢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专题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2]周为民, 陆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从马克思的逻辑看[J].中国社会科学, 2002.4.
分配体制 篇5
就拿我们现在这个公司的体质（50人左右的设计院）如大多设计院一样，总经理~总工办~设计所~项目负责人，其他部门总经理、副总经理直管。自认为所谓一个小设计单位，体制模式还算较为先进，也存在很多致命问题。
项目分配：公司保证员工基本工资（国家最低标准的）、社保，每个月根据级别不同预支一千五至五千不等的奖金（年终核算年收入后要扣回去）；项目负责组直接拿合同的13.5%（行业不同比例不同，比如水电行业，建筑行业、装饰行业）作为项目组的奖金与项目发生期间的成本，年终按到账金额来核算奖金。由项目负责人对自己负责的项目造表，单个项目扣除成本后的金额为100%，每个人工作量按百分比进行分配（拍脑袋分配）。最后每个人的年收入由各个项目分配的金额汇总。好处是多劳多得，不好的地方限制了公司的发展，如下细说。
设计行业是个技术性较强的行业，现在的本科的毕业生有80%的学生专业素养起点与大专毕业生是差不多的，我带过两个人一个本科一个大专，一年以后反而大专生能独自承担的事情更多，成为我的左膀右臂，而那个本科生还是成长缓，当然也有人的因素，但是有一点，带过人的设计师应该感同身受，那就是本科才毕业的学生基本是从0开始带，甚至很多次我都觉得，给我安排个高中生我都能带成一个设计师。回归正题，如其他公司一样，我们公司人员流动性很大，项目负责人由于较少，所以奖金分配时也基本能做到行业中等水平，但是公司项目业务一直是饱和状态，所以项目负责人和总工的工作压力特别大，老大为了公司发展壮大，一直在补充新人。新人来了分到所里，自然而然放到项目里培养，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项目负责人花很大的精力去培养这个新人，新人培养成长后刚好能独立做点事情时，这个人就会离开公司，长此以往项目负责人包括我在内，像个老师一样，送走了一届一届的学生，自己累的不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业绩还做不起来。到年底收入核算，感觉几年算下来，收入根本没有成长。今年更是人心浮动，连我自己也觉得没有发展的空间了。
设计人员成长到接近项目负责人级别的时候会有一个技术水平沉淀过渡的过程，即技术水平达到项目负责的级别了，但是还需要一定的项目与时间达到能管理一个项目的能力，也是一个让领导能放心把项目交到你手里的过程。而大部分设计人员为了缩短这个过程就会选择换家单位直接当项目负责人，快速提高收入。
当然这里面不排除大老板的管理水平问题，我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谈谈自己设计院的体制情况以及奖金分配方式。
分配体制 篇6
关键词：大学自治；政府干预；对立统一
一、大学自治的内涵与合理性
现代大学的滥觞，最早可追溯至成立于中世纪的波罗尼亚（Bologna）大学和巴黎大学。而大学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寻求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英国学者科班（Alan B. Cobban）说："学术自由思想的提出以及永久地警戒保护它的需要，可能是中世纪大学史上最宝贵的特征。[1]"但根据职业惯例和非成文法的规定，大学成立必须取得封建王权的授权和认可，同时，教师授课必须取得"授课许可证（licentia docendi）"。教权与王权交互更替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进行多方面的干预，因此大学自治成为自中世纪早期大学--学者行会诞生起就有的传统：大学必须争取免受教会和封建王权的干预和控制，自主决定和处理自己内部的所有事务。
1、大学自治的内涵
大学自治可以简单理解为：大学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较少的受到外部的干扰[2]，同洪堡的观点一样，就是大学应当有摆脱外界干扰的遗世独立的精神和权力。
2、大学自治的合理性
从中世纪至今，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始终是大学不渝的目标和理想[3]。中世纪的大学早期是寺院、教堂的形态，建造于深山白云之乡，以期远离尘俗，即使坐落于大都名城，亦是高门危墙，自成天地，大学与社会似乎始终存在着一定距离[4]。大学成立之初的目的是自由的学术研究与知识探索，大学作为探究高深学问的殿堂，学术研究是大学的逻辑起点，传递、批判和探索知识是大学永恒的主题。学术性逻辑起点似乎赋予大学以无可争议的"自治"权力：大学是研究、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应让专家单独解决知识领域中的问题。大学自治的本质目的是保证学术知识的准确与权威，使学者活动只服从真理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的影响。
大学保持自身的完整性其实质就是崇尚自我的理念，维护自身的内在逻辑，追寻自治及学术自由，从而保持自己的活力，其本质是为"自由研究的精神所塑造"而发展的针对社会控制的"抗干扰机制"[5]。
二、政府干预的合理性
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确立了"学术自由"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大学的确立，使大学自治传统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得以传承。但"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6]大学自治的依据是个体知识的自由探索，但是知识生产同时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当知识生产被社会功利性所驱动时，大学自治不可避免要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干预。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确立的"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第三种基本功能以后，知识社会效用的扩大导致大学功能的扩张，当大学功能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后，政府就有充足的理由对其进行干预，这就奠定了国家控制大学的哲学根基。
当代大学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繁荣的作用，比之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重要，更直接，更有力，因而，它也就越来越成为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一项'秘密武器'" [7]。因此，大学自治虽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现今社会，大学的各项功能已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甚至已经触及了社会的根本利益，这也成为国家和政府"光明正大"干预大学办学的"借口"。大学的历史证明，伴随着大学功能的每一次扩大，国家对大学的控制也倾向于加强，其结果是大学自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8]。
三、正确处理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的关系
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的关系在教育上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矛盾双方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而这两种价值观又都反映了一定的教育规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大学在顺应社会发展的前提下严守自身发展逻辑和教育发展规律，就必须在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之间要寻求动态矛盾的平衡点。
1、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大学自治因大学与政府及其他法人实体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自治模式。如历史上出现过波罗尼亚模式、巴黎模式、德国模式、英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等。美国模式是一种独特的大学自治模式， 美国赋予大学以独立的法人地位，政府和各种社会外部力量并不直接参与大学管理，而是通过立法和拨款对大学的治理进行渗透和间接干预。这样政府就可以较好地避免因直接干预大学的办学引发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的纠纷，维护大学的自治地位，保障大学的办学符合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2、寻求我国政府宏观管理和高校自主办学之间的"缓冲器"
我国大学的实际情况是从没有自主权到对自主权的要求，是政府至上而下放权的过程，而且一直是政府与大学直接接触。因此，我国政府与高校之间应该建立一块"中间地带"，设立一个"缓冲器"，以减少政府对大学直接干预，协调、沟通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并使政府有效的管理大学。伯顿·克拉克把这种"中介组织"的协调模式称为"学术协调模式"，即吸收学者参政。克拉克认为："所谓'吸收'是指，允许学者向政府提建议，并共同对有关院校和系科命运的問题作出决策。"[9]这种"中介组织"已经成为各国有效管理高等教育的手段，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寻求我国政府宏观管理和高校自主办学之间的结合点
高等教育评估具有两种取向：绩效评估取向与专业学术发展取向。这两种取向正好对应了政府与大学二者的本质需求。从高等教育评估的特点来看，它是学术导向和行政导向的聚合点；从高等教育评估的影响看，它是联系政府、学校、社会、市场各方面的集合点；从高等教育评估的功能看，它是维系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管理和学校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的综合点。因此高等教育评估可以作为政府宏观管理和学校自主办学的结合点，通过这一平衡点使大学在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前提下促进自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Alan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M]. London： Methuen & Co.Ltd，1975.
[2]陈文干."大学自治"内涵新探[J].江苏高教，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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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茹宁，闫广芬.大学自治的条件与形态：知识的视角[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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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川.试论高校与政府的关系问题[C].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课题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第二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
[9]伯顿·克拉克著，郑继伟等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分配体制 篇7
一、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历史地理因素
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分布极其不均衡，从而导致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如东部地区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较密集，能源匮乏;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较丰富，但资金、技术等要素较匮乏。要素结构配置不合理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体制因素
一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各种要素参与分配，而由于劳动者、企业拥有的生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的差异，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下也会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二是旧体制遗留性因素的干扰从而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难以实现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造成城乡之间在资金、劳动力、技术上的失衡，这也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
（三）政策因素
其一，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立特区，使其享受极其优惠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减少了改革成本，而随着东部地区经济飞跃式发展，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实现了，但“共同富裕”的目标远未实现。其二，由于政府对电力、铁路、石油、烟草、金融等行业进行长期的垄断经营，这些垄断行业部门的职工可获取额外的高福利待遇。这一方面会使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会导致资源难以优化配置。
（四）经济因素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而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显得较为稀缺，根据经济学的边际效应规律，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大于劳动力要素的边际产出，因此也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
同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健全的市场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使一部分人通过投机经营、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获取大量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法制的不健全也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
（一）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博弈冲突
其一，政府为了保证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的发展而进行垄断经营，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实现规模经济而提供较低的价格和较多的产出，另一方面可以使财政收入保持稳定增长。而非垄断行业的企业为了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尽可能要求打破垄断。政府维护国有垄断企业的目标与非垄断性行业的企业要求打破垄断的目标相冲突，这种冲突也会引起职工获取收入机会的不均等，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其二，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断挤占工人工资，由于工人在工资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这也会导致企业组织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其三，政府为了实现税收最大化的目标，不断地调节税收起征点，但由于个人资产没有网络化、信息化、透明化，还存在许多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这就造成了最终承担税负的是工薪阶层而不是高收入阶层的局面，也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公。
（二）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实现一体化、统筹化，这一方面导致财政转移支付难以落实，农民社保基金筹集得不到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
（三）法律因素
由于我国的法制体系不够健全和完善，大量的非法非正常收入都没有受到依法制裁，偷税漏税现象较为严重，这种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不仅拉大了收入差距，也会引起收入分配不公。
三、完善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的对策与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制建设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产品市场，健全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管理在内的要素市场体系，使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这样会缩小收入差距。
（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
一方面通过加大财政支付转移以及经济、政治上的优惠政策，使资源能自由流动到中、西部地区，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实现个人资产网络化、信息化、透明化，有效利用税收杠杆进行调节，更好地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从而缩小个人收入差距。
（三）要逐步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分配公平
通过逐步消除行业垄断程度促使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更合理地实现配置，这会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实现行业间收入分配均衡。
（四）实现城乡收入分配均衡
一方面要改革户籍制，使劳动力资源能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如建立合理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机制等。同时，也应发挥农业产业化的优势，通过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实现信息化、网络化、统筹化，重点要加强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
（六）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对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取得的收入应坚决依法惩处和制裁，进一步努力完善财产申报制度，实现个人财产透明化。
参考文献
分配体制 篇8
一、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分配公平在社会公平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是社会公平的根本内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来越大。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收入分配由世界上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为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
1.社会收入差距总体呈扩大趋势
从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看,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基尼系数是0.28,处于相对低位。进入90年代后基尼系数急剧上升,1993年已超出国际警戒线0.4,达到0.4070。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对外公布了2003—2012年最新计算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03年的基尼系数是0.479,2004年稍有下降,往后是逐年攀升,2008年达到最高值为0.491,以后又逐年下降,到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较2011年下降0.003个基点,但仍处于远远高于警戒线的水平,表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1]。
2.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由来已久。由于体制、政策存在差别,国家对农村的投入有限,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7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2]。如果综合考虑城乡居民福利、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城乡差距就远不是3倍。
3.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让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得到更多的政策扶持,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国家政策导向的差异,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是1.10∶1∶1.01,到2002年扩大到1.39∶0.96∶1,2010年已达1.49∶0.99∶1。如何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地区经济发展平衡,仍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要课题。
4.各行业间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最近几年,中国的金融证券、电力电子、能源交通等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因为它们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福利,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及行业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根据201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1]。
5.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巨大
不同收入阶层占有社会总收入的比例是世界上通用的描述收入差距的指标。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把城镇居民按收入水平划分为五等份,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 345元,而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 456元,差距近5倍;农村居民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为2 316元,高收入组为19 009元,差距为8倍左右[3]。据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是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收入的65倍,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巨大。
二、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体制成因
中国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缺失或漏洞,成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探讨收入分配差距的体制成因,对明确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的角色定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非均衡发展战略是中国地区及区域收入差距的重要成因
中国区域之间自然条件不同,资源禀赋差异很大。由于资金和技术缺乏,改革之初要实行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是很困难的。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发展战略就是具体表现。“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4]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济基础较好,文化、教育、科技等有优势的东部及沿海地区得到了更多政策倾斜而率先发展起来,中西部高素质的劳动力大量流入东部地区,东部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由此可见,收入差距扩大与非均衡发展战略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2.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体制根源
中国二元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双重二元结构”,“即不仅存在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结构,而且存在以城市社会为核心的现代元和以农村社会为核心的传统元。”[5]这种特殊的二元结构体制主要从两方面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一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剥夺农业,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支持,从而导致农村长期贫穷落后。二是通过一系列城乡分割的制度体系剥夺农民发展机会,如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长期以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公共资源等方面又存在巨大差异,形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基础。就是现行的劳动就业体制也无法使农民工享受“同工同酬、同制同权”的待遇,农民的收入就一直难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3.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制度的缺陷及改革滞后是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推手
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体现社会公平。但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存在缺陷,再分配调节体系不完善的突出问题,成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推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的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初次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如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问题。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形成市场分配机制相对容易,劳动报酬实现完全市场调节相对较难,也较为复杂。在初次分配中资本和要素所得偏高,劳动者所得偏低,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2010年资金流量表数据,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53.3%下降到47.8%[6]。而且劳动者阶层的收入形式较少,资本阶层的收入形式较多,从而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调整收入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使得初次分配的缺陷不能及时修正。
初次分配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必然要通过以政府为主导的再分配机制加以扭转。但在中国,再分配调节机制还不健全。一是财政、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尚未有效发挥。中国现行的税制中与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相关的税种还很不健全,主要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社会保障税、遗产税和赠与税还没建立,消费税和财产税等既不完善、功能也不健全。二是救济性再分配力度太小,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城市下岗工人的救济和救助力度太小,未能使他们摆脱贫困状态。三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严重偏低。城乡居民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差距较大,在养老保险方面还远未达到城乡统一的标准。四是慈善捐赠观念落后,慈善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慈善捐赠占GDP的比重较低。捐赠额度较高的2008年也仅为人民币45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0.18% [5]。
4.体制运行过程中的无序因素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国体制改革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体制运行的有序因素可以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分阶段的渐进式改革以及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矛盾,为权力寻租、违法经营、垄断等无序行为的产生留下了体制性空间,我们称它为体制运行中的无序因素。如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聚富敛财,非法收入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甚至更多,这是当前中国民众最为痛恨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一些国企国有企业领导利用国有资产监管中的漏洞借国企改制之名,通过企业管理层低价收购,肆意侵吞国有资产,这已成为中国国企腐败的最主要形式,权力寻租进一步推高了中国的贫富差距。
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府职责
收入差距过大会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目标的实现,也威胁着当前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应明确职责,切实履行调节收入差距的职能,努力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1.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政府的首要职责
中国政府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党的十八报告也强调,“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7]十八大报告还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两个翻一番”的伟大目标,大大提振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也这标志着党和政府对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是,要真正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确保最广大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关键是在实践中要尽快制定切实可行、体现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国政府应本着“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及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给民众以信心,还政府公信力于民。
2.发挥政府在调控地区及区域收入差距方面的主导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促进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率先较快发展,但同时也逐渐拉大了地区及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为此,必须发挥政府在调控地区及区域收入差距方面的主导作用,即在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统一性的前提下,对中西部地区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措施,使用政策资源调控地区及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1999年起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把西部经济发展摆在了国家发展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让其优先发展,以缩小区域差别。同时,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造血功能,并从制度上保证中西部地区得到长期稳定的财政援助。还可以通过政府主导进一步促进东中西部的经济合作,促进中西部经济的迅速发展,缩小东中西部的区域差距。2012年初数据显示,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已高于东部地区[8],表明中国地区及区域收入差距已呈现缩小的趋势,今后中央政府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扎实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切实执行并完善相关的各项政策和配套措施,为缩小地区及区域收入差距奠定制度和政策基础。
3.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首先,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健全和完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各项政策法规,给予进城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有序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其次,健全和完善产业政策,增强中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使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真正转变为城镇居民。再次,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7],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4.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收入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取决于政府能否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居民收入分配倾斜,相应地降低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据《中国薪酬发展报告》(2011年)显示,2011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中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国家和企业的收入偏高,国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比重必然减少。因此,必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还富于民。
二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中国应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合理的劳动报酬机制形成,逐步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如通过法律规范形成企业职工工资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合理调节机制和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福利津贴等组成的企业职工收入保障机制,大力提高在职职工的工资水平,使公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增长高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速度,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增长高于CPI增长速度。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劳动者利益协调机制,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能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确保他们的劳动报酬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得到提高。
三是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清除各种特权及腐败行为。要完善制度,从源头上杜绝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的发生。特别要深化行政体制的改革,“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7]推进行业垄断改革,促进行业间的公平分配。改革国企高管的薪酬制度,加强对高收入层收入的监管和调控。如规定高管薪酬必须与企业利润挂钩,利润增,薪酬增;利润减,薪酬减,同时规定高管薪酬增长不得超过企业利润的增长,彻底改变国企高管薪酬与其经营管理业绩脱钩的痼疾。
5.完善财政和税收体制,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财政转移支付在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均衡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必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发挥公共财政在再分配领域的调节作用。
完善国家税收调节体系,推进税制改革。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进一步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税收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可以运用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税收模式调节行业、企业、阶层、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调节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通过合理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财产交易税、房地产超面积使用税等来限制过高的收入,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总之,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深入发展各类矛盾的集中指向,如任其发展,将会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虽然公平分配是经济发展中的难题,但只要中国政府明确职责,不断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一定能够构建起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
摘要：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探讨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的体制成因,明确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的职责,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分配体制 篇9
自1994年延续至今的财政体制, 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增强了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 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现行财政体制还存在着结构性设计不合理, 地方财政发展不平衡, 部分基层财政缺乏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等突出问题。因此, 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 是今后一个时期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 也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体制保障。
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周期长、涉及面广, 要循序渐进, 分步实施, 有序推进。
首先, 要把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放在体制构建的首位, 使事权与财力相匹配。从传统的承认事实的划分事权转向以受益、效率、便民三原则为依据划分事权的方法上来。中央政府承担着对地方政府直接领导的职责, 要始终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统一领导可以保障政令统一和畅通, 分级管理可以调动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性, 确保政府公共服务的高效率及人民享受政府服务的便利。
其次, 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建立地方政府间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情况下, 要实现地方政府间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需要实行地区间差异化的财政管理体制, 建立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的平台, 以实现区域主体间竞争起点公平、行政性资源配置平等, 财力分配均衡, 并以此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
再次, 简化财政预算层级, 为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提供法律保障。现行《预算法》规定, 国家实行一级政府一级事权, 设立中央、省、市、县、乡等五级预算。过多的财政级次及财力层层集中, 导致基层财政困难。为缓解基层财政困难, 应大力推广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 逐步过渡到省、县两级地方财政体制, 使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更加清晰。
分配体制 篇10
在诸多亟待调整的结构中，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引起各方面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目前的35%左右。而我国投资率始终处在较高水平，2003年到2007年已经连续5年在40%以上，2009年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67%，远高于世界平均22～23%的水平。
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未结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在于过高的投资率并非完全基于这种合理性，忽视客观条件，过分追求GDP高增长也是重要原因。过高的投资率还与较高的国外需求相关，国外需求失去强劲增长势头，产能过剩更加显现。因此，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的长期方针，扭转需求结构中消费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
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对于平衡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途径，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1996年为53.4%，2007年为39.7%，10年累计下降了13.7个百分点。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比例失衡，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源之一，也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假设2007年的劳动报酬比重维持在1996年的水平，2007年当年劳动者的收入可增加约3万亿元，这对提高消费能力，平衡投资消费比例，调整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为什么我国会出现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严重失衡的现象?不少人认为，这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总量长期供大于求的结果。这种看法不够全面。我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有两大特点，一是政府主导，二是供大于求。
在政府主导的条件下，较长时间内各地注重招商引资，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压低了劳动力成本。长期以户籍等手段行政性分割城镇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大大压低了农民工的收入。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究其根源，还是市政府配置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没有理顺。
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一般劳动力价格会被压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但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不仅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还要受到劳资集体谈判的影响。关键问题是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正如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所指出的：“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数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情况造成工会干部很难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我认为，工会组织为劳动者维权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是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低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原因。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改革收入分配体制，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工作着力点之一。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应逐步向劳动者倾斜。政府应当运用财税等措施，切实扭转初次分配中财政收入增长、资本所得过高、劳动报酬下降的趋势，逐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
第二，完善劳动者获得合法收入的法律保障。完善收入分配的法律和执行机制，严格执行已有的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仲裁和法律援助机制，保障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收入。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退休人员待遇。
第三，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落实劳动者集体谈判的合法权利，进一步健全集体谈判机制，明确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切实发挥工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
第四，完善国有资本预算，规范国有企业分红。应按照同股同权原则，规范国有企业特别是行政性垄断国企的利润分配。国有资本红利可用来补充社会保障资金，或作为再分配基金用于扩大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