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理论（精选12篇）
分配理论 篇1
1 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
1.1 西方古典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古典收入分配理论主要侧重于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 讨论土地、劳动、资本三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 并假设土地的存量在较长时间内不变。
1.1.1 亚当·斯密的三个阶级收入分配理论
古典学派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他根据人们占有生产条件和取得收入的形式, 把国民划分为三个阶级: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三大阶级的收入是社会的三种基本收入, 其他收入都是由这三种收入派生出来的。同这三个阶级相适应, 斯密区分了三种收入, 即工资、利润和地租。斯密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论述了收入的来源,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产关系的本质, 但他的价值论是二重的, 造成他的收入分配理论也是二重的。
1.1.2 李嘉图的三个阶级分配模型
李嘉图的分配理论继承了斯密分配理论的合理成份, 他也认为社会产品是在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之间进行分配的, 工资、利润和地租分别是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的基本收入。因此, 李嘉图分配理论的核心实际上是剩余价值产生及其分割问题, 其分配理论主要由工资理论, 利润理论和地租理论构成。与斯密相比, 他对三大基本阶级的收入更注重考察各种收入的决定因素及其数量比例关系如何确定。
1.2 新古典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新古典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是研究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 如何依据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边际贡献来在生产要素之间进行收入分配。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和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 前者以边际生产力为核心研究收入分配, 而后者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研究收入分配。
2 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
2.1 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
凯恩斯主义认为, 经济增长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他认为充分就业时的静态均衡只是经济中的特殊情况, 而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 利息是人们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投资和储蓄是不同经济主体的不同动机的经济行为, 由于利润存在下降的刚性, 所以投资决定储蓄。凯恩斯将工资分成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 同时提出货币工资刚性理论。在此基础上, 凯恩斯认为分配不公是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要想实现充分就业式的均衡, 就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凯恩斯打破了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 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来进行收入分配是不行的, 他主张要以国家干预的方式, 配合一些政策措施, 建立宏观调节个人收入差异的经济制度。
2.2 新剑桥学派分配理论
新剑桥学派属于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围绕着收入分配而展开的。该理论认为: (1) 国民收入分为利润和工资两个部分, 二者份额的大小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取决于利润率水平的高低, 利润所占份额与利润率成正相关, 工资所占份额与利润率负相关; (2) 利润率的高低与物质生产技术条件有着直接联系, 而且与投资水平及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 (3) 现存的收入分配格局具有客观物质基础, 它是社会制度以及其他外生的历史条件沿袭的结果; (4) 资本主义现存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这必然引起资源配置的失调和经济运行制剂的混乱, 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 而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格局是摆脱这些困境的主要出路。
2.3 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分配理论
福利经济学从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总量增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福利, 彻底解决贫困出发, 认为经济增长中增进社会福利的途径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均等化。福利经济学尤其是旧福利经济学认为, 由于货币边际效用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随着货币数量增加而递减的, 一个人的收入越多, 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越小;收入越少, 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越大。因此, 将富人的货币收入向穷人转移, 可以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 就会使社会总经济效用增加, 收入分配趋于合理, 从而使社会满足和社会福利总量增加。
2.4库兹涅茨的倒U形理论
1995年, 西蒙·库兹涅茨提出倒“U”型曲线。他经过对18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实证资料的分析, 得出了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 后改进”。并且他通过比较一些国家的横截面资料, 得出的结论是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比处于发展后期阶段的发达国家有更高的收入不平等。倒U曲线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 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 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 继而随着经济发展, 逐步改善, 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 呈颠倒过来的U的形状。
摘要：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 在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各自出发点等不同, 形成了许多流派。把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观点予以回顾, 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收入分配,三个阶级,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金国利, 李静江.西方经济学说史与当代流派[M].华文出版社, 1999.
[2]朱春燕.西方主流收入分配理论与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比较[J].山东社会科学, 2005, (2) .
[3]库兹涅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J].美国经济评论, 1995, (45) .
分配理论 篇2
（王兆君
黄凤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50040）
摘要：本文从人力资本及其产权理论出发，阐述了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并对我国企业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关键词：知识经济 人力资本
剩余分配
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迎来了一个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简言之，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成为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由包含了大量知识、技能的专业人才构成的组织，人力资本及其所有者成为企业的主体。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呼声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是知识经济时代遵循以人为本管理规律的具体体现。
一、人力资本概述
20世纪50年代末以前，人们对人力资本的真正作用和意义没有给予充分的认识，直到1960年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开创了经济学的一个崭新领域。自此以后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对人力资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人力资本理论得到很大发展。
人力资本是对传统资本概念的挑战，它扩大了资本概念的内涵，丰富了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概念，物质资本是体现在物质产品上，而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体之中、通过投资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1]。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都是生产性资本，都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都必须通过投资而形成，都能够为投资带来收益，但是也存在投资风险。另外，人力资本还具有不同于物质资本的特征。
第一，私有性。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只能是个人。第二，依附性。人是人力资本的天然载体，一切才能和智慧都依附于活生生的人而存在，[2]而且以人具有劳动能力为条件。
第三，递增性。人力资本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而不断增加。
第四，可变性。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够经常运用、学习和更新，人力资本就会贬值。第五，层次性。人力资本的层次性来源于人的能力的不同。李忠民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一
[3]般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管理型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型人力资本。
第六，不可视性和难以度量性。我们很难直接观察到一个主体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通常是通过考试制度、技能鉴定、经历和长期的观察从侧面了解。
伴随着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据测算，20世纪初，科技进步在资本主义国家GNP总值增长中所占比重仅为5%～20%，50到60年代则达到50%～60%，60到80年代则达到了60%～80%。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和美国劳工部对
[4]1948～1989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的估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5%。人力资本快速积累是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人力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稀缺资源。
二、人力资本产权及其特征
人力资本产权是与人力资本不同的概念，它重在研究拥有人力资本的人与其人力资本的关系、不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
广义的人力资本产权是指市场交易过程中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的，由人力资本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力组成的权力束，是人们行使这些权利的行为
[5]规则，它本质上反映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由此可见人力资本产权必须与市场交易相联系，并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得以体现；人力资本产权是反映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范畴，是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进行界定和调整的制度规范。
人力资本产权除具有和物质资本产权相同的特征——排他性、可分解性、可让渡性，还
有与物质资本产权相区别的特征。第一，人力资本的载体是其产权的主体。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离性表现在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与其载体天然地不可分离。
第二，在人力资本产权交易过程中，人力资本所有权无法转移，交易和转移的只是人力资本的支配权和使用权。原因是：一方面人力资本与其载体天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所有权一旦发生转移，可能导致其载体人身自由的限制。
第三，经营者支配和使用人力资本时将始终受到人力资本载体的影响和控制。
三、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依据
在传统企业中由于非人力资本的独特地位，企业产权安排方式突出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非人力资本独享企业所有权。技术革命尤其是近几十年科技的发展，不仅使传统的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了突变，也使整个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存量突增。以前掩藏在经济增长背后的被人们所忽视的人力资本的作用逐渐突显出来，并被社会所承认。在后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产权逐渐被提出并得到一定程度的确认，人类资本开始分享企业所有权，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
1.企业性质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一个特别契约。企业的利益是所有参与签约各方的共同利益。从博弈论角度看，企业契约的达成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产权主体的博弈结果。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地位上升，企业要素所有者地位的变迁决定了“物质资本所有者独享企业剩余”的企业契约将逐渐朝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共享企业剩余”的方向转变。其次，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稀缺已不再是物质资本的稀缺，而是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稀缺，人力资本在创造财富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成为人们的共识。在现代企业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分别向企业进行“投资”，共同组建企业，因此也必须是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剩余。
2.人力资本是企业剩余来源之一
企业投资包括非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剩余也来自于这两种投资。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大部分时期，非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很大，而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相对较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非人力资本是企业剩余的唯一来源。人力资本价值理论揭示了即使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企业剩余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后工业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成为企业至关重要的因素，企业的绩效和收益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主观努力程度。人力资本及其投资是企业剩余的主要来源，其所有者理所当然应该分享企业的剩余。正如舒尔茨（1971）指出，劳动者成为资本拥有者不是由于公司股票的所有权扩散到民间，而是由于劳动者掌握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的结果，它们同其他人力投资结合在一起是造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重要原因。
3.人力资本承担企业风险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物质资本的抵押功能因为物质资本表现形式多样化和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不同类型的物质资本可以相互转换而削弱。相反，人力资本具有与所有者不可分离性、专用性和群体性的特点。在知识经济时代，越来越讲究工作团队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所有者不会轻易退出企业。在不断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同时，讲究信誉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旦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不善或中途退出企业，一方面他失去了发挥自己人力资本，实现价值创造的载体，受到物资和精神的双重损失；另一方面，他的信誉将大打折扣，在讲究信誉的经理人市场，人力资本价值将会发生贬值。从上面人力资本的这些特点来看，人力资本显然具有了抵押的功能，必然成为企业风险的承担者。因此，人力资本具有了和物质资本相同的风险承担功能。
4.企业所有权安排
随着现代企业组织的发展，古典“资本家”逐渐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单纯物力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与此同时，物力资本本身固有的“消极货币”本性逐渐突显出来，使物力资本在现代企业中的相对地位日趋下降，而人力资本的相对地位急剧上升。不是非人力资本的存在，才使得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有饭吃”，而是人力资本的存在保证了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和扩张。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利一旦受损，产权的主人就会将其人力资本“关闭”起来，其资本的经济利用价值会减少甚至消失。因此，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应当分享企业所有权。
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在经济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拥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异质性很大，高存量的人力资本具有稀缺性，甚至成为企业兴衰存亡的关键性力量。因此，给予他们剩余索取权成为必然的选择。
四、国外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主要模式
[6]现在国外企业实行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
1.利润分享计划：利润分享计划有好几种，现在用的比较多的现金计划，即每隔一定时间，把一定比例的（通常为15%～20%）利润作为分享额。
2.员工持股制：企业员工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有条件地持有企业一定份额的股份，并据此参加企业利润分配。持股员工既是企业的员工，也是企业的股东，和其他股东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共同分享经营收入。
目前，美国推行的员工持股计划更多地与员工福利计划相结合，成为众多福利计划中的一种。但与其它福利计划不同的是，员工持股计划不保证向员工提供某种固定的收益或福利，而是将员工的收益同其对所在公司的股票投资相联系，使员工的收益同企业的效益、管理和员工的个人努力等因素挂起钩来，以增强企业对员工的凝聚力、员工的切身利益和企业连在一起。
3.股票期权：指企业给予高层管理人员在将来某一时期内以一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的权利。因为股票期权的行权时间往往在数年之后，在行权之前，股票期权的内在价值不能实现，所以股票期权能够促使人力资本所有者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人力资本所有者必须考虑行权时的经营状况及公司的股价，而不能单纯考虑现在的收益，这样就将人力资本的报酬与公司的长期业绩联系起来。
股票期权是比较典型的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方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安排。因为在股票期权行权时员工可以选择凭期权购入公司股票或通过证券公司获取行权价与行权日股票市价之间的价差收益，前者获得的是对公司的相应的所有权，而后者则是立即从企业剩余中获得人力资本应得的份额。
4.虚拟股票与股票增值权：公司给予参与创造企业剩余的员工一定数量的虚拟股票，对于这些虚拟股票，员工没有所有权，但与公司普通股东一样享有股票分红权。股票增值权是指公司给予员工这样一种权利，员工可以获得规定时间内规定数量股票股价上升所带来的收益，但不拥有这些股票的所有权。
虚拟股票和股票增值权均不要求公司扩充资本发行实际的股票，因此，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且对股东权益的摊薄效应较小。但它们毕竟是虚拟的，员工一旦离开企业就不再享有它们所带来的收益，因此其激励的效益较弱。虽然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模式多样，功能各有侧重，但共同点是让员工分享经济的增长，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对员工的激励具有长期性。
五、我国现有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的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渐放弃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探索新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的各种形式也随之出现。
1.年薪制。经营者年薪制是以企业一个经营周期即以为单位，确定经营者的基本报酬，并视其经营业绩发放风险收入的一种收益分配制度，它是一种公司制企业条件下对经营者人力资本进行间接货币定价的制度。年薪制将经营者收入与其经营业绩挂钩，体现了经营者人力资本的价值，能够更好地发挥经营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尽管年薪制在各地的实践中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经营者的短期行为、经营者负盈不负亏等。
2.期股和股票期权。我国试行股票期权制度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政府有关部门选择了数量很少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的公司作为试点。到1999年11月上海和北京等城市已先后制定了有关企业实行员工股票期权的政策。然而由于没有国家的统一立法规定，各地出台的有关政策性规定各有特点，试行的方法也五花八门，与真正的员工股票期权制度还有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实行规范的股票期权制度需要完善的资本市场、健全的企业家市场、良好的融资条件和个人信用等条件，我国目前实行的这种制度显然还不十分成熟。
3.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制度突破了单纯的劳动报酬制度，通过产权制度的重塑来实现企业收益的重新分配。当企业的员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时，职工的收益与风险就具有对称性。既有凭借股票分享企业红利的权利，又要以投入企业的资本对企业债务承担风险。但是我国的员工持股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各地方、各部门自发形成的，而由于各地区对这一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各地规定的法规、政策也不同。员工股的取得以现金出资为主，企业员工持股试点以来，无论是政策规定还是实际运作，取得员工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以个人现金出资为主，甚至有些地方或企业实行员工持股的目的就是为了筹集资金。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适应人力资本的要求，我国需要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内在要求相适应的分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就必须承认人力资本的存在，尊重人力资本产权，特别是要加快建立人力资本凭借其超额贡献而分割企业剩余收益的制度，从而激励我国人力资本的成长和竞争力的提高，实现我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互为支撑推动经济发展的局面。
参考文献：
1．胡静林.人力资本与企业制度创新.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7 2.周坤.论人力资本的特征及其价值实现.中国科技论坛，1997（3）3.李忠民。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2 4．石婷婷.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8 5．黄乾.人力资本产权的概念、结构与特征.经济学家，2000（5）6．张全同.企业人力资本产权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7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分析 篇3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一、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其基本含义是，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由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予以证明，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另外在大量的研究中证明责任又称为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又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德国学者称之为“举证责任”，是指谁主张就应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主张对自己有利事实的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的责任，是一种诉讼义务，当事人必须履行。这一概念在我国证据法中，称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是指不尽举证证明的义务时应承担败诉的风险。我国证据法理论称之为“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从我国目前的理论学说来看，对于证明责任的研究首先要明确证明责任相干概念辨析（如举证责任）及证明责任是否存在转移的问题。
从我国引入证明责任概念的时间上看，“举证责任”一词是对日本法“举证责任”或“立证责任”的直接援用。从目前大量的学说研究书籍可以看出，由于基本的法学用语还没有统一，对于诉讼中的基本概念——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还没有达成共识，对于举证责任以及证明责任两个概念的运用上存在着交叉重叠的现象。然而，从我国对于“举证责任”一词的本意来看，我国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提供证据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这点和“证明责任”的主观及客观之分是同等意义的。但笔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运用“证明责任”一词更能体现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证明责任的作用性，另外对于研究是否存在转移的争论问题上能更有逻辑性。因此，在本文研究的证明责任一词所包含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及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双重含义，但着重是研究客观的证明责任。
二、证明责任能否转移的探讨
1.证明责任转移的对象只能是主观证明责任
案件审理中，正是通过提供证据的责任的相互转移机制促使双方当事人持续博弈、案件事实不断明晰，并切实保障了法官心证的渐趋确信、判决结果的最终形成。以此类推，证明责任的转移只是指主观证明责任可以在当事人之间不断反复，具体频率根据个案的证明难度、当事人所占有的证据材料数量之不同会有所差别。但也有学者认为主观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并且认为转移的是行为而主观证明责任并没有发生转移。（详见：白栓柱：《举证责任的不可转移性》一文，但笔者认为对于主观的证明责任的转移与否并没有起到决定裁判结果的重要因素，关键是在于客观证明责任的是否转移上，在下文有详细分析。）
2.证明责任转移的对象不可能是客观证明责任
首先，客观证明责任具有裁判功能，起到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与法官裁判义务之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每个要件事实只能对应一个真伪不明的可能性，因而也只能产生一个客观证明责任，不可能出现双方当事人对同一要件事实均负客观证明责任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客观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反复转移，证明责任的游移不定将直接造成案件在真伪不明情形确实出现时无法了结。其次，客观证明责任遵循“永不转换原理”，它可以因免证事实的出现而被免除或因负担客观证明责任方的成功举证而消灭，但不参与证明责任的转移。再次，客观证明责任具有法律既定性，通常在具体的诉讼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蕴藏在法律既定条款中，不参与证明责任的转移。
三、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及规则
1.行政诉讼的价值取向
作为行政诉讼法的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考虑到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行政诉讼是侧重于对公民权的保护还是对行政权的保护？是解决行政争议还是维护行政法治？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较多地体现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志，它不需要同相对人商量或征求相对人的意见，它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在这一过程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相对人处于弱者的地位；而在监督法律关系中主要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仍是不对等的，不过这里的不对等性是与前者的不对等性倒置的。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对行政机关较多地科以责任，赋予相对人较多的权利，这就平衡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了各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体现了行政法的民主性。
2.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理论基础
关于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理论学说，归纳起来，这些理论学说基本可以分为“事实分类说”和“法律要件分类说”两种，在这里就不一一阐述，而著名的研究证明责任的学者罗森贝克根据法律要件说，发展并创建了“不适用规范说”，该说以其“强有力的逻辑分析”、“精细的法律规范分析作依据”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很快在德国战胜其他学说取得通说地位。“不适用规范说”虽历经批判有所修正，但其根本内容和思想体系目前在德、日等国仍占主导地位，以下对该说作简单介绍。
“不适用规范说”是罗森贝克对其证明责任原理的阐释，主要是指，法官只有对案件事实真实或者不真实形成内心确认时，他才会对适用法律规范予以裁判；而在事实真伪不清情形下，法官不得适用该法律规范作出对当事人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此时法官须求助于证明责任规范。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罗森贝克认为：“这种不确定的不利后果由要赢得诉讼必须要求适用该有疑问的法律规范的当事人承担。因此，……不适用特定法律规范其诉讼请求就不可能得到支持的当事人，承担法律规范要素在实际发生的事件中被实现的证明责任，或者简单地说，对拟适用的法律规范的条件承担证明责任。”概括言之，因案件事实真伪不清而不适用法律规范，产生了证明责任问题，但必须从该法律规范中找到证明责任分配的根据。
参考文献：
[1]刘新娟.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4（7）：135-136.
[2]劉泽，杨纯.论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实体公正有赖于程序公正实现其价值[J].大江周刊：论坛，2011（12）：148-149.
[3]石珍.给付行政模式下行政诉讼证明责任之解构与重塑——以胡恩林、何榜容诉南川区计生委行政奖励案为切入点[J].法律适用，2012（6）：73-76.
分配理论 篇4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公平,效率
一、凯恩斯及其继承者的收入分配理论
(一) 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
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有效需求理论, 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其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以及对流动性的偏好。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不公也是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要想实现充分就业式的均衡, 就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凯恩斯打破了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 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是不行的, 他主张要以国家干预的方式, 配合一些政策措施, 来调节收入差距。
(二)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萨缪尔森 (Samuelson) 、奥肯 (Okun) 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融合, 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学派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两者的观点, 认为市场和政府两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各有优劣, 只有在维持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再辅以政府干预, 才能有效解决收入均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 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应以不损害效率为前提。因此, 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要权衡的是, 避免在考虑更大程度公平的同时造成效率的重大损失。
(三)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罗宾逊 (Robinson) 、卡尔多 (Kaldor) 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认为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不仅和财产占有制度有关, 而且和劳工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工资收入者的货币工资率取决于国内劳资双方议价力量的对比等, 利润收入者的利润是资本占有者凭借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因此, 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资本主义现存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合理的。因此, 新剑桥学派强调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内进行调节干预来改进收入分配不均的状态。
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城乡间差距尤为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1-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3倍, 己经远远超过了世界银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2.3的合理区间。
2. 区域间收入差距仍较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惠的国家政策,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 而中西部的发展却很落后, 这就使得东部和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显著拉大。
3. 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越来越突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各行业劳动者的绝对收入水平都大幅度地提升, 然而不同行业的收入增长速度却不同, 据统计, 2012年年薪最高的是金融业89743元, 是该类别全国平均水平的1.92倍;而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22687元, 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9%。[1]
(二)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
1. 政策性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 政府在外资准入、金融税收等领域给予东部沿海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 国家才在内陆边境城市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策略, 而此时内陆地区在基础设施、资金技术方面已相对处于劣势, 客观上导致了目前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的较大差距。
此外, 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某些行业实行过度保护和干预, 对某些特定行业 (如金融、石化、电信) 在准入、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 限制市场竞争, 使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而那些仅靠财政拨款、财政补贴而维持微利经营的传统行业 (如农、林、牧、渔业) 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性行业 (如零售业、餐饮业) 由于缺少政策上的倾斜, 其从业者工资的收入要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2. 制度性因素。
(1)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 虽然国家财政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但仍存在一些立法缺失。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使得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进一步加剧了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2) 税收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在税种设置方面不够合理, 税收的主要来源还是个人所得税, 其它税种还很不健全, 税制的不完善使其无法有效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3. 个体因素。
现实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强、素质越高、能力越强, 他的市场竞争意识就越强, 越能够胜任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 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则不能, 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个人收入上的差距扩大。
三、凯恩斯收入分配理论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 完善市场机制, 确保初次分配公平
依据新古典综合派要既注重效率, 又注重公平的观点, 我国要创造按各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要素市场, 大力改革垄断性行业, 一方面, 通过引入外部竞争体制解除垄断局面;另一方面还要完善法律制度。放宽市场准入, 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电力等领域, 营造各类经济共同发展的环境, 尽最大努力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
(二) 收入再分配时更加注重公平
1.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首先, 政府要扩大社会保障人群范围, 使得广大低收入者在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享受国家政策;其次, 要有足够的资金保证社会保障体系政策能够贯彻落实。
2. 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首先,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当提高过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率、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等方面着手, 逐步达到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缩小的目的。其次, 要扩大税源, 这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项有效措施。
3. 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政策、资金的扶持。
国家要推动区域间经济的发展, 协调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均衡发展。此外, 国家要继续关注三农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 加大对劳动力的职业培训, 增加扶贫对象,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的障碍, 提高农村发展能力, 使农村与城镇化建设共同发展。
4. 积极推进教育公平化。
国家对教育资源的投入要坚持公平原则, 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教育的投入, 使其享有和发达地区同等的教育设施和资源。此外, 政府还应关注成人教育, 比如建立公共图书馆, 开展成人职业技能培训等。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能力, 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减少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
(三)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为社会服务的公共职能的弱化使得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要规范政府行为,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强化政府的责任与服务意识, 并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政府部门职能越位、错位的扭曲, 把可以由市场办的交给市场、把应该由政府办的办好, 促进政府职能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第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刘磊.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研究概述[J].经济学家, 2000 (4) .
[3]朱伟俊.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线索[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2004 (9) .
分配理论 篇5
徐充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3）
[摘 要] 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是整个国有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理顺国有企业分配关系是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的作用是企业发展中的最根本要素。重构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理论依据在于重视人力资本的贡献，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重在实行理论创新，构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新模式，是本文进行理论创新的尝试和探索。
[关键词] 国有企业；分配关系；制度定位；理论创新；
企业分配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内在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分配制度，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和保证，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和条件。近年来，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与“十六大”提出的深化改革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不断提高认识，坚持理论创新，探索新的分配模式，对于完善国有企业分配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国有企业分配关系的制度定位
（一）理顺国有企业分配关系是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需要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中心内容之一，分配问题历来为经济学家所重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曾把分配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就是阐明分配规律，他指出：“土地产品——即将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在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产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种所需的资本的所有者以及进行耕种工作的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1](p2)与李嘉图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三分法”（生产、分配和消费），他的著作以《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为副标题，把分配作为和生产、消费处于同等地位的问题来分析。在萨伊之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三分法”为西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学说。比较经济学的决策方法DIM也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中，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分配。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权利的再分配，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开始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分配问题，他认为生产关系是考察一种社会制度性质的主要依据。生产关系从社会再生产的总过程来考察，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2](p102)在这四个 环节中分配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纽带，没有分配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无法消费，生产也就毫无意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分配方式是所有制形式在分配领域的要求和体现。分配关系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合理的分配关系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的发展。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表现形式，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完善至关重要，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现阶
1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国有企业则成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要经济基础。而目前国有企业分配方式由于认识和体制等原因，国有企业分配制度仍然存在某些弊端，因此，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国有企业分配关系，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需要。
（二）理顺国有企业分配关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条件
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的中坚和主导，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依靠。几十年来，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曾经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广泛而深刻的体制变革中，如何通过分配体制改革理顺分配关系，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1、理顺国有企业分配关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完善市场经济主体资格的需要。从理论上讲，企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市场经济的运行依赖于企业的经济活动；企业改革的绩效如何，决定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状况。几年来，围绕重塑国有企业这一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对原有的企业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产权制度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有待进一步突破。这是因为，分配制度的合理与否，分配关系的协调与否，直接影响着经济主体的生机和活力，没有生机活力的企业，不具有市场经济主体资格。理顺国有企业分配关系，是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制度依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主要通过支柱产业支撑、高新技术示范、服务行业引导、竞争领域推动等形式发挥出来，但是这一作用的实现要受分配关系、分配模式的制约。因为这方面的因素直接影响着国有经济的发展，例如，国家通过制定和调整不同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企业采用不同的收入分配方式影响或调节企业的经济活动。
3、国有企业分配模式选择还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我国是人们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其最主要的标志和基础。而国有企业是公有制最主要的存在形式，国有企业能否在未来市场经济运行中增强控制力，关系到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成败。分配模式的选择问题是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有合理的国有企业分配模式才能调动企业内部各个成员劳动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另外，笔者还认为，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浓缩，是对外与资本主义制度比较的窗口；在同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我国国有企业分配模式如何最大限度的体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利益，如何体现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如何表现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协作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越性的显著标志。
（三）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还是企业走出困境的需要
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本身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对于国有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及分配公平性的提高起着根本性动因作用，制度作为前提条件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运行及其内部的各种相互关系。制度体系中的权力，即利益是第一要素，利益分配的不明确无法产生足够的推
动力来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国有企业的经济总量也无法通过市场的中介而扩大。特定的利益分配制度还决定了国有企业内部各个经济主体各自的行为动机与目的。他们在制度所许可的约束范围内进行选择，追求利益最大化。当制度约束弱化时，有限理性使“败德行为”与“搭便车行为”成为普遍现象，从而导致机会主义盛行，经济增长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制度、管理与技术是企业成长的三维驱动因素,并具有内在演进的逻辑关系。过于轻视国有企业存在的严重制度缺陷是有害的,把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简单化为“管理问题”也是一种肤浅的认识,要改变国有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与后劲的局面，就必须在国有企业的制度层面深化改革。
二、重构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关系的理论依据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之指出：要“确立资本、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论断极大地拓展了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和视野。
生产要素也可以从人力资本要素和物质资本要素两方面进行概括，其中物质资本要素是指经济活动中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生产资料和价值形态的货币。人力资本要素是指劳动者通过接受教育、培训以及学习与实践积累而形成的知识、技能、健康、思想与职业素养在人体中的凝结和存量。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包括管理者和一般劳动者，他们都是将自身的人力资本要素投入到企业并获得相应的报酬。由于物质资本要素与人力资本要素在企业内部缺一不可，又分别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因此，劳动成果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显得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它可以解决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投入动力问题。马克思曾指出：“分配关系或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3]那么新(p13)只要参与生产的各种要素还掌握在不同的所有者手中，的生产总价值的分配就必然要在不同的生产要素之间进行。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人力资本要素和物质资本要素所起的作用也是有差别的。1911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企业家所需要的一切商品，从他的观点看来都处于同等地位。他需要自然力、人力、机器、原材料，所有这些都同等重要，具有同等意义，无法区别这些需要中何者更为重要。” [4]二战以后，技术变革的加快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人力资本要素与物质资本要素平行结构的分配方式被打破。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了物质资本要素的贡献率，智力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明显，物质资本要素分配决定论逐步嬗变为人力资本要素分配决定论。对于这种趋势，萨缪尔森指出：“道格拉斯和索洛说明了什么？他们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劳动是唯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生产上，劳动和资本都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把一切资本都拿走，或把一切劳动都拿走，我们所能得到的总产量将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们发现：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劳动所增加的产量三倍于每增加百分之一的资本所增加的产量。” [5](p221)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研究表明：在1929年至1982年间，美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对美国同期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为25％。西奥多·舒尔茨的研究也证明，在1930年至1957年间，美国劳动力的教育资本存量从1800亿美元增加到5350亿美元，同期的经济增长有五分之一来自于教育资本存量的增加。RJ·巴洛对98个国家在1960至1985年人均GDP增长率的比较分析也证明,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斯蒂格利茨也明确指出，实际上，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更重要，估计在全部资本要素中占到2/3—3/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尽管世界各国都越来越多地用资本代替劳动、用机器代替工人，但是劳动收入却在国民收入中逐年上升，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舒尔茨在《报酬递增的源泉》一书中指出：“到了1970年，美国官方公布的国民收入中大约有3/4是雇员报酬。剩下的1/4则归为所有者收入、租金收入、净利息以及公司利润等。人们在自我雇佣的工作中和管理自己资产的过程中花费的生产性劳动所取得的规模相当大的收入也归入四类“资产”收入之中。有一项保守的估计认为，与人力相关的总收入在1970年占到美国国民收入的4/5，这些收入包括雇员报酬加上自我雇佣收入再加上市场部门内部对资产管理所产生的收入。”他还说：美国“在国民收入中，劳动所占收入在上升，资本所占份额在下降，地租收入份额从1900-1909年的9％大幅下降到1970年的3％。与土地原始所有权相对应的农田地租现在已是美国国民收入中极小的一部分了。因此，农场主们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已经变得微乎其微了。” [6]这些事实说明，由于劳动具有不同于资本和土地等物的自主能动作用和作为人的权利，收入分配中向劳动倾斜的趋势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是必然的，这也是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依据。
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学一直把非人力资本要素，尤其是货币资本当作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而完全忽视了人力资本要素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把人力资本要素完全置之于被动位置，例如不承认人力资本要素的产权，否认人力资本要素凭借个人产权所应获得相应的物质利益，导致了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人力资本要素的显著特点是，它的产权却与其所有者天然不可分离，无论法律是否承认所有者对其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它总是负载在具体的所有者身上，由所有者实际控制着，并且只有所有者才能启动，因此，它只能与所有者结合，“超越私有产权”只适用于物质资本要素，决不能高谈抽象意义上的人力资本要素的“公有化”。在实践中，大量的事实也显示，凡是对从非人力资本要素出发的企业改革，绩效大多为负；反之，从保护和建设人力资本产权制度角度出发的收益制度改革，绩效大多为正。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其表面是对物质资本要素的产权进行了改革，其实质是对人力资本要素所有权的变革：作为经济主体的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由自己自由的支配自己的创造力，进行经营模式、经营策略、经营领域的自由与理性的选择。而国有企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要素所有权却被国家以“公有”的名义剥夺了，由于劳动者丧失了对自身人力资本价值追求的权利，造成了人力资本价值的损失和企业内部各种人力资本的严重浪费。这既是国有企业职工缺乏积极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原因，也是企业家凭借其对企业事实上的控制权非法地获取个人利益、化公为私及59岁现象等腐败行为的根源。
总之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要坚持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给予人力资本要素以应有的重视，逐步实现由物质资本要素分配模式到人力资本要素分配模式的转变，从而进一步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三、国有企业分配模式的新探索
目前，国有企业分配模式是在1993年实施“两则”、“两制”和财税体制改革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诸多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形成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
薪息税前利润
－ 工资及职工福利费
息税前利润
－ 利息
税前利润
－ 所得税
税后利润
－ 各种提留
－ 上缴利润
企业留存利润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这种分配模式的确立标志着以往放权让利的政策调整型改革的结束，国有企业和其他类型的企业税负实现基本持平，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在市场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但是这种分配模式只是国家和企业之间利益分配的一次调整（其核心内容是把国家政治职能与企业的经济职能分开，将企业转变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能动的有机体），而对于劳动者在企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对于人力资本要素的正当收益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决定权仍由政府有关部门掌握。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实行功效挂钩或工资总额包干办法。据有关部门统计，2000年仍有近十万户国有企业、四千多万职工实行工效挂钩办法；其他企业大都实行工资总额包干或直接由政府有关部门核定工资总额的办法。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经济中企业竞争的关键是技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在企业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之中，人的劳动即人力资本要素处于更本源的地位。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模式虽然一再强调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但是总认为国家利益大于集体利益, 集体利益大于劳动者个人利益,几乎完全不涉及劳动者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劳动者个人也从来没有真正被作为经济分析的独立单元；劳动者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也从来没有被纳入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野，从而割裂了劳动者追求自身利益活动和企业经济发展目标的有机联系，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内部劳动者积极性不高，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缺乏依托。
从一般意义上讲，市场机制是各种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的联结方式和作用方式。在任何性质的企业中，首要问题都是如何调节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关系，如何把劳动者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引导到企业经济总体发展的轨道上来。任何一种分配形式要成为促进企业经济发展的有效形式，都必须把企业内部劳动者的利益有效地表现出来。因此，国有企业分配模式必须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此时分配模式的内容可为：
薪息税前利润
－ 工资及职工福利费
息税前利润
－ 利息
税前利润
－ 所得税
税后利润
－ 普通劳动者变动收益
－ 科技劳动者变动收益
－ 经营者变动收益
－ 国家的变动利润
企业留存利润
此种分配模式首先保障劳动者获得一个固定的劳动报酬，保障劳动者生存的权利，然后依据劳动力产权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依据劳动贡献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分配，从而使劳动者和国有企业的利益趋与一致，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双方共同承担企业风险，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收益，进而可以达到共赢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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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批准号]：02JAZJD790010
[作者简介]：徐充（1955—），男，吉林德惠人，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TheDeeply Theory Thoughts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Xu Chong,(Jilin UniversityThe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of China,JilinChangchun130023)
分配理论 篇6
关键词：价值创造；参与价值创造；价值分配；按要素分配
中图分类号：F0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0—0107—02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以来，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按要素分配已经逐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马克思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收入分配方式有很大出入。只有理顺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逻辑关系，才能解释经典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差异，增强理论的说服力。
一、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分属不同的经济领域，决定价值分配的是“参与价值创造”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价值，商品是价值的载体。在《资本论》开篇，马克思从商品人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要素形式”，分析得出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从商品的二因素出发，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过程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创造的过程。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关于价值创造和价值决定的理论。其中价值创造是从质的角度的表述，即“价值是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的凝结”，价值决定是从量的角度的表述，即“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劳动价值论回答的是价值源泉的问题。
价值分配则是另一回事，它相对独立于价值创造活动。它解决的是价值在创造出来以后，如何进行分配以实现社会再生产活动持续进行的问题。在价值分配领域，劳动创造价值只是作为生产活动的一般性因素而参与分配，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特殊性。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曾经说过“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这表明价值分配在“分配活动”之前已经由生产活动确定，只要有益于生产活动，就应该参与价值分配以获得补偿。客观的社会生产活动是极为复杂的。即使是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商品生产、价值创造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更不必说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复杂程度。要顺利进行价值创造，需要诸多的生产要素参与进来，劳动要素是第一位的，但是仅仅由劳动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价值创造的。
所以，决定价值分配的应该是“参与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创造”。换言之，凡是参与了价值创造过程并发挥积极贡献和作用的要素，无论是劳动要素还是非劳动要素，都应该地位平等地参与价值分配。
必须指出，提出“参与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并不是对庸俗经济学家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认可。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是建立“劳动创造效用”基础上的，笔者提出“参与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则是在坚持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的，二者的立论基础是根本不同的。复旦大学教授尹伯成认为，“如果承认生产是创造效用，有效用才有价值，那么就势必承认生产三要素共同创造了价值。”这就指明了萨伊“三位一体公式”成立的前提一承认“劳动创造效用，价值即效用”。
综上所述，价值创造、参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三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达如下：
价值创造(劳动)→参与价值创造(劳动、资本、土地等)→价值分配
二、各生产要素是参与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按贡献参与分配”
一般来说，要完成价值创造活动，最基本的要素有三个：劳动、资本和土地(代表所有参与价值创造的自然要素)。它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着各自不同、但又无法替代(严格来说，应该是“无法完全替代”的作用。正如西方经济学所言，各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边际技术替代率)的作用。因此，价值的分配必须考虑各种生产要素在参与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所以，从参与价值创造的贡献作用看，所有参与价值创造的要素，无论是劳动要素还是非劳动要素，都是劳动要素借以完成价值创造活动的必要条件，都应该而且必须获得价值补偿，即无论是劳动要素所有者还是非劳动要素所有者都应该而且必须参与价值分配。我们不能把参与价值创造的要素孤立看待，他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价值创造的。劳动要素再重要，没有非劳动要素的加入，价值创造一次也不可能完成，社会再生产运动也就更加无法实现。各生产要素是参与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按贡献参与分配”。
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赵学清教授指出，“在价值创造过程中，资本、土地等客观生产要素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在生产要素所有权还具有经济意义的条件下，资本、土地等客观生产要素就有权参与收入分配。”研谓“生产要素所有权还具有经济意义”，也就是说生产要素分属不同的所有者主体，可以是一个个人，也可以是一个个集体。要素主体可以依据自身要素占有参加经济活动并获取收入。显然，这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方式的体现。也就是说，在生产要素分属不同所有者主体的情况下，要实现社会生产活动不断持续、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就必须调动各生产要素所有者主体的积极性，也就意味着生产要素所有者主体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形态，市场主体分散化包括要素所有者主体分散化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这就决定了各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特征，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伴随着按要素分配的方式。相对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特殊性，这个特殊中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代表全党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可知，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是理所当然而且势所必然。按要素分配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四、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条线索是逐步承认、接纳和鼓励“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方式
正是因为按要素分配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每深化一步，按要素分配的思想就前进一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条线索是逐步承认、接纳和鼓励“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分配方式。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国首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承认发展商品经济，就绕不开按要素分配收入的问题。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关于分配制度改革，我党提出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等提法。“多种分配方式”、“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提法，实质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默认了按要素分配方式的存在。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代表全党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就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方面。2002年的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并把它确定为分配原则，它解答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尺度标准——“贡献”。2007年的十七大上，胡锦涛代表全党提出了“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标志着我党对“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认识更加深刻，从而开始了对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方式方法的制度设计。
分配理论 篇7
关键词：收入分配理论,二元经济结构,人力资本积累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 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 人均实际GDP从1978年的378元增长到2008年的4505元, 年实际平均增长率高达8.6%。然而, 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急剧恶化, 我国整体经济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进一步加剧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以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亟待改善。
二、西方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发展
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 最早由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Kuznets1955) 提出了倒U型假说。该假说认为,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提高, 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则会产生一系列阻碍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的因素, 从而收入不平等状况开始维持不变并随后逐渐改善。在此假说提出之后,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分为了以下三个方向。
其一, 围绕该理论假说, 产生了大量运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的实证研究, 然而, 结论却并没有与理论假说完全保持一致。国外的研究表明, 倒U曲线基本能够揭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和大多数OECD国家的收入分配动态, 但对欠发达国家, 结论并不明显 (Anand和Kanbur 1993, Aghion等1999) 。我国学者也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的存在性进行了检验, 并且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 有些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收入差距扩大能够支持倒U型假说 (杨俊、张宗益2002, 陈宗胜1991) , 有些则没有找到我国收入分配符合倒U型的证据 (李实1999, 李实、赵人伟1999, 王小鲁、樊纲2005) 。
其二,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和OECD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特别是其工资差距的拉大, 产生了各种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再次反弹恶化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从国际贸易与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尤其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经济组织形式的变化三个方面来解释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再度恶化现象 (Aghion等1999) 。这些文献可以被看作是对倒U假设的发展, 它们给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 收入分配在可能出现倒U型之后再度不平等提高的可能性。事实上, 倒U曲线所反映的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演化过程, 然而并没有指出在实现工业化后的现代发达经济中收入分配的演化和决定因素。
其三,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出现和兴起, 旨在研究促进经济增长的分配政策, 大量研究开始将兴趣转向相反方向, 即考虑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不平等是有利于增长的, 主要是由于富人趋于具有更高的边际储蓄倾向, 所以当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时更有利于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除此之外, 更高的不平等还可以克服投资的不可分性或通过提供更高的激励促进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 最近发展的理论对该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根据Aghion (1999) 的总结, 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出平等化促进增长的可能性, 更加平等化会导致更广的投资机会、更大的投资贷款激励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从而有利于增长。Galor和Moav (2004) 试图将这两种相冲突的观点统一起来, 他们的模型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图景:在经济发展早期, 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不平等通过将有限资源聚集而有利于积累和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 人力资本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平等化则有利于缓解信贷约束带来的负面效应, 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长。虽然这些最新发展的理论旨在分析初始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其均从经济环境以及微观个体的禀赋和特征出发推导长期的增长, 所以收入分配的演化也往往在其中被内生决定。
总之, 西方经济理论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开始逐渐深入到微观领域, 从考察整个经济长期的收入分配转变为考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或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以及微观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种理论研究的转变与深入为研究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思路, 以下分析其对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启示。
三、西方收入分配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一是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 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化。西方经济理论指出, 人力资本是决定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力量, 相比发达国家资本的积累过程, 由于当今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本, 技术转移或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转变都将使得经济快速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发展阶段, 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往往仍具有传统经济部门、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市场不健全的特点, 所以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又是经济在长期中的主要特征。在这种二元经济体制下如果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那么教育和决定人力资本生产技术的其他因素将成为主要的市场力量主导收入分配, 城乡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差异将导致不可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 我国农村及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 教育资源投入明显不足, 整体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状况突出,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水平的底下和地区差距的扩大。所以, 无论是试图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还是旨在改善城乡之间或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 都必须注重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化。
二是消除劳动力市场摩擦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有限的, 而加快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则更有利于更广的人口积累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增长和改善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国内有诸多研究关注城乡动力力市场分割以及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并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城乡劳动力转移障碍的存在不利于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然而从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可以看出, 扫除这些制度性障碍可能并不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因为即使城乡是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即农村人力资本与城市一样也能获得合理的报酬, 但由于城乡之间存在大量经济体制的差异, 城乡人力资本形成差异仍然存在, 这势必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继续不断扩大。换句话说, 在一个经济增长主要由人力资本推动的二元经济中,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劳动力流动障碍会导致更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而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不能保证收入差距的缩小。所以, 消除市场分割的促进劳动力转移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有限的, 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逐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事实上, 大量数据均表明, 从农村转移出去就业的劳动力相对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这两类农村劳动力并非同质的, 大部分转移的劳动力或有更好的身体素质, 或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如果二元经济的发展逐渐主要依靠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则要求基本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不断提升, 如果不改变农村落后的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就无法更充分利用农村人口资源, 其他促进城乡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将在长期内失效。相比消除劳动力市场摩擦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 加快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更有利于更广的人口积累人力资本, 从而促进增长和改善城乡收入差距。
三是一次性或长期的简单城乡收入转移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必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营养、医疗卫生条件。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 对农业的补贴是一种最直接的城乡收入再分配政策, 一方面能让更广大的人民享受经济发展的硕果,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能刺激农业生产, 提高农业生产率。如果只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 一次性或长期的简单城乡收入转移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并且这种收入再分配政策是以效率损失为代价的, 原因是城市比农村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 资源从城市转向农村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而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生产技术的收入转移措施将有利于限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比如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环境等。相比之下, 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也不同于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 免费义务教育是一种公共教育, 如果税收主要来自城市, 那么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城乡财富转移, 公共教育可以缓解在收入水平低下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融资约束, 从而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 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差异, 所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彻底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必须逐步消除城乡人力资本形成差异, 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 改善农村营养、医疗卫生条件。
四、结论
本文在总结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收入分配的研究理论基础上, 将西方收入分配理论与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紧密联系, 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变化作出了判断, 并从中得出了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若干启示。如果人力资本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将对增长和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城乡之间存在大量经济体制与环境的区别, 由此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生产技术的差异, 这种差异势必导致城乡收入增长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所以, 首先, 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 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化;其次, 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 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最后, 必须逐步消除城乡人力资本形成差异,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改善农村营养、医疗卫生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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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理论 篇8
一、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是在批判《哥达纲领》关于分配问题的错误根源、实质及其危害性的基础之上加以阐述的。首先, 马克思严厉批驳拉萨尔主张的“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地分配给社会一切成员的错误观点时提出了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原理, 无论在什么社会, “不折不扣”的说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社会总产品在分配之前只可能是“有折有扣”的, 即应当扣除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和后备基金等经济上的必要部分;除此之外还要扣除国家管理费用、社会福利事业费用、社会保险费用等。其次, 批判拉萨尔的“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分配原则。指出, 共产主义是一个发展着的社会形态, 它的形成和发展是根据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要经历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通常称为社会主义社会) 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不但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 而且分配方式也明显存在差别。首先马克思论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 恰好相反, 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 因此它在各方面, 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论述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生产力高度发展, 社会产品极大丰富, 人民当家作主, 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全面、自由、发展, 劳动成为人民的第一需要, “只有在这时候, 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 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二、按劳分配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特点
首先, 按劳分配原则不是市场经济分配体制的唯一分配方式, 但它处于主体地位。
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 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 决定了消费资料的分配形式, 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谁占有生产资料, 谁就能支配生产过, 并占有生产成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由于生产力不发达, 发展又不平衡, 决定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除公有制经济外还存在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还实行多种经营方式。即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只是其中的一个主体形式, 从以上可以看出, 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由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的, 它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在社会主义存在的多种分配式中, 按劳分配原则居主体地位, 起着主导作用, 决定着社会主义的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性质和方向二是从社会劳动者收入的各种来源来看, 按劳分配是劳动者收入的主要来源, 其他形式的收入处于补充地位, 这种主体地位就是按劳分配原则在市场经济中的显著特点。
其次, 按劳分配的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消费品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按统一标准实现。
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生产者, 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 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 “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并且他把这种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称为资产阶级式的“平等的权利”, “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一一劳动来计量”。可见, 按劳分配原则是以劳动为唯一尺度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 通行的是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这就构成了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多种形式, 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是相对独立或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 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各个企业的技术设备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不同, 劳动效率有高有低, 生产某一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有多有少, 对国家的贡献有大有小, 因此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按同一标准进行直接的“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消费品”, 而只能先根据各个企业提供给社会的有效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价值量, 在各企业之间进行分配, 然后再由各个企业根据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原则, 对本企业的劳动者进行分配, 由此, 劳动者个人收入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劳动贡献, 而且还取决于所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 其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费较少, 可以得到额外的收益, 使企业经济效益提高, 该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理所当然提高, 反之亦然。
第三, 按劳分配只能借助商品交换实现的价值量而不是劳动时间来作为衡量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尺度。
马克思设想在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消亡的情况下, 劳动者的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 按劳分配直接用劳动时间为尺度, 但是, 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不可能直接将劳动时间有计划地分配于社会生产的各部门、各环节以至各个企业, 因而, 每个个人的劳动以至每个企业、部门的劳动不可能直接获得社会必要劳动的特征, 劳动及其产品是社会必要抑或不必要, 只能在市场上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迂回曲折地予以证实。如果劳动产品被卖出去, 就证明个别劳动是有效劳动, 卖不出去, 就证明个别劳动是无效劳动。由于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自发性、盲目性, 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个别产品卖不出去, 个别劳动不能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的情况也是经常存在的, 按劳分配只能以社会必要劳动即实现了商品价值为基础, 这才能真正反映劳动者对社会贡献的大小, 才是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客观尺度。
第四, 按劳分配通过货币形式来实现。马克思设想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是, 劳动者“从社会方面获得一张证书, 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 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这种按劳分配是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条件下进行的。而我国目前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 商品的价值量以法定货币来衡量, 这样按劳分配最终归结为以实现了的劳动的货币收入为基础来获取劳动报酬, 劳动者再用货币到市场上去购买个人销费品。这就使在现实生活中按劳分配的实现要受到商品价格是否合理的影响, 造成劳动者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应取得的消费量, 同用货币工资实际购买到的消费量之间的不一致, 影响按劳分配的实现程度。
三、《哥达纲领批判》阐述的按劳分配原则与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制度之间的差异及其原由
第一,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实现其阐述的按劳分配原则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马克思认为实施按劳分配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为前提:首先, 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 这种所有制既要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所有权的均等性, 也要保证占有财产的均量性, 从而消除人们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参与分配的经济基础。其次, 按劳分配的实现, 要求有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即要消除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消灭剥削, 劳动者也成为所有者, 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再次, 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 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 在这里也不表现为产品的价值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这就意味着要实行按劳分配就要消除商品经济, 每个生产者不再交换自己的产品。最后, 按照马克思的构想, 在未来社会中全体成员都已得到全面发展, 人们不会再被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分工所束缚, 而且社会承担着劳动者的培养费用, 因此在分配时不必再考虑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 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也要归社会所有。
第二, 现阶段虽然不具备未来社会的条件, 但是我们的确实行了按劳分配制度。毫无疑问, 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存在较大的差别。之所以这样, 归根到底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致, 我们还未具备实行马克思按劳分配所要求的经济条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 也不可能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全社会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也不可能实现。此外, 劳动者的培养费用还要自己全部或部分负担等等。但是, 尽管我们现阶段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与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有着较大的差别,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原则就不是按劳分配原则。就此意义上说,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与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原则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 即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也是按“劳动”进行分配的分配方式。而由于生产力水平所导致的两者区别, 则主要表现为它们的具体实现形式, 这不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质的规定性。
第三, 相对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而言, 现阶段的按劳分配存在着一些差异。按劳分配原则作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分配方式的设想, 其内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得到了科学地阐述:劳动者在他创造的产品作了“各项扣除”之后, 不仅可以据劳动量获得劳动者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劳动产品, 也可以按劳动量分配剩余产品;生产者所得的产品与他付出的劳动量成正比, 即“以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交换”。而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无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 还是在生产关系方面, 都与马克思的设想存在较大的差距, 而且按劳分配原则在此阶段也具有新的内涵。从质上看, 现阶段按劳分配中的“劳”是指“社会劳动”, 而不是指“个人劳动”。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中的“劳”是生产者的“个人劳动”, 它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而在商品条件下, 生产者的“个人劳动”却表现为私人劳动, 它要成为按劳分配中的“劳”, 还需要转化为“社会劳动”。从量上讲, 现阶段作为分配依据的劳动量不是指“个人劳动量”, 而是指“社会必要劳动量”, 这两者在通常情况下是不等的。而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那里, 两者是同一的。因此,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可以通过直接方式来实现, 而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原则只能采取间接的形式, 即主要以货币支付方式予以实现。
综上所述, 研究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配理论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人,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实现社会和谐, 保持社会稳定,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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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启示 篇9
一、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
马克思提出:“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以工资形式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个人以劳动力的形式参与到生产中,最终以工资的形式取得收入;资本家是以投入资本的方式参与到生产过程中,会以资本积累的方式取得利润的方式获得收入。马克思分配理论的精髓是生产条件分配决定收入分配,意味着资本家和劳动者,哪方拥有生产要素多,哪方获得收入多。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阶级与资本家收入或者利润分配不平等。其分配是以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为主,通过压榨工人,所得利润以资本积累和追加资本的方式,用于扩大再生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
对于存在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四项原则: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公平效率。这些原则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缩小收入差距有指导作用,需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具体实践进程。
二、中国收入差距现状及产生原因
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极其严重,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城乡、地区、行业与群体收入差距等。收入差距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实时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应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本部分引入一些数据进行说明,用基尼系数这个指标来衡量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收入所占比例。其实际值介于0~1之间,越小说明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0.4一般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近几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0.36之间,这说明中国收入差距较大。(表1)
(一)城乡收入差距。尽管城乡一体化被提出,但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显著突出。与城市比较而言,农村教育落后,就业机会少,住房环境差,住房保障低,水资源、医疗资源匮乏,公共设施配给不到位,通讯、网络费用过高,金融制度与服务不完善,户籍歧视存在等问题。由于这些原因,农村经济不能稳定发展,农民收入会比城市低。
由中国各省市统计公报整理的数据可以看出,各省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都远高于其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2015年甘肃以23,767元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6,936元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36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倒数第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3.42倍,是这些省市中差距最大的。内蒙古、青海、西藏等地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倍数达到3倍左右,剩余省市在2.5倍左右。这些数据表明城乡的收入差距是显著的。
(二)各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的收入是不同的,各省市统计年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如下:上海4.99万元,北京4.85万元,浙江3.55万元,天津3.41万元,广东2.79万元,江苏2.95万元等。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地区的城市化发达,对国民经济贡献很大。东中西部收入差距较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对各地区投入的资本与关注度不同,地区本身的发展也决定着收入差距,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从中国各部分的人居收入分配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中部、西部与东北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地区差距之比:2013年为1.7∶1.1∶1∶1.3;2014年为1.68∶1.1∶1∶1.27,在缩小各地区收入差距时,要协调平衡东、中、西部的发展。(表2)
(三)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每个行业的收入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化。以2014年北京为例,金融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22.55万元,是所有行业最高工资;最低平均工资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为4.58万元,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4.91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研、技术等工资达到10万元以上,分别位列第二、第三位。这些新兴产业与垄断行业收入差距在城市内部很明显。
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原因:1、在行业内,精英人才的门槛很高;2、某些私有企业、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分配差距的根源;3、我国的储蓄率(政府、企业、居民的储蓄率构成)较高,大部分由政府、企业储蓄,普通居民的储蓄占比很小。相比较而言,居民的收入很低。
(四)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同的地区与领域里会有不同的群体,他们的收入也是呈阶梯分布的。富二代、富三代,明星片酬天价,企业领导人、单位负责人等偷税漏税行为,由贪污腐败造成的“灰色收入”等造成社会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80%的人只有20%的财富,收入差距呈金字塔状展开。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1)中国对于财富的分配制度不健全,遗产税、高收入群体等税收体制还不完善,造成财富集聚;(2)没有出台相关制度,对偷税、漏税行为加以严格处罚;(3)现行的反腐倡廉打压措施需要将贪污的现象根除。
三、中国收入差距解决方案
要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还须立足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原则,将马克思的思想理解贯通,抓住其精髓,有效实施,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一)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共同作用于收入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注重按劳分配原则与生产要素共同结合的方式,共同作用于收入分配。按劳分配是以劳动为评判要素进行收入分配,劳动是个体消费的主要标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劳动可以通过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估,通过计件工资、计时工资衡量收入。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依据劳动者参与到生产活动中自身投入要素的贡献分配的,劳动者的要素包括其所拥有的资本、经验、技术、信息、知识、能力等。只有将劳动与劳动者所占有的生产要素同时结合,才能有效控制居民个人之间,不同群体中富二代、明星、贪官污吏与国有企业中裙带关系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二)兼顾公平效率的原则。初次分配是生产出来新价值中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占比多少的问题,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要素收入)的基础上用来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的剩余。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收入分配问题上,注重公平效率原则。以下措施可以解决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时,通过国家立法进行,如提高各省、市工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公司员工的各种福利、分红等,可以解决资本利润占比高,工人工资低,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低的现象,缩小居民个人收入差距。
再分配时,需要完善分配制度。一方面要完善税收制度,将企业所得税、遗产税等税收的程度加大,控制资本家的收入过高,将遗产税课税程度加至50%,避免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富二代、富三代的出现。将征收间接税转化成征收直接税,直接税税率可以采用累进结构,根据私人所得和财产的多少决定其负担水平,这样使税收收入较有弹性,减轻消费者支出,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要加快实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注重乡村在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社会保障福利方面的投入,对农村低收入人群给予经济资助,对身体有障碍人群、无劳动能力的老人等低收入群体缴纳医疗保险、人身保险、健康保险与养老保险等,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中国“五险一金”、“三险一金”等政策在企业中有成效,但在农民打工的时候没有这些保障。这些保障措施与福利在农民间推行,会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群体收入差距起到明显的作用。
(三)鼓励各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发展,打破行业垄断。中国由于国有企业存在,收入差距不会过度拉大。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薪酬和普通员工的薪酬有差别,但差距不会过大;在非公有制企业,所有者赚取利润的目标过大,高管的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员工工资,将非公有制企业部分向公有制转化,缓解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压力。
目前,基础产业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水利、铁路、电信等行业应放开垄断,放宽市场准入机制,引入市场各种群体参与竞争,抑制这些垄断行业高利润、员工高收入的不规范现象,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市场上还需创新机制对某些行业的不正当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出台条例对非竞争行为进行限制,规范市场行为,为解决行业收入差距提供方案。
(四)提升教育水平,提高劳动者能力,促进社会整体素质发展。劳动者是经济有效运营的主体,劳动者个人整体素质的不同,造成进入不同行业、领域以及个人收入的差异。劳动者的能力是学习、工作、思维与知识能力的集合,这些能力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首先,为农村教育提供充足的资金,加大对教育资金的监管,充分将这些资金投资于学生的教育上;其次,办立配有优质资源、优秀配置的学校,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最后,政府给予教师一些补助、奖励,将优秀教师调入农村执教,实现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这样,社会教育水平会整体提高,人力资本价值会提升,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提高,从而平衡城乡收入差距。
(五)取消二元户籍制度,缩小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差距。目前,中国居民人口分类为城镇人口、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城镇人口是指居住于城市、集镇的人口,拥有城镇户口的人群;常住人口指实际经常居住于某地区一定时间(指半年以上)的人口;流动人员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其中,流动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村流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由内地向沿海,寻求高收入和就业机会。发达城市的暂住证,限制了公民平等的权利。取消户籍制度,暂住证等限制制度,促进公民之间公平、正义,消除城镇与农村居民区别,城乡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利益共享,相互促进。
摘要：本文介绍马克思分配理论,旨在用数据结合基尼系数,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在一些方面的差距,并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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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排污权分配理论研究综述 篇10
排污权交易已经成为一种控制污染的重要政策手段。RECLAIM计划以及美国的SO2交易已经充分证明排污权交易是一种成本有效的市场机制。然而, 如何在市场参与者中分配初始排污权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重要问题, 因为这直接影响着总量目标的实现和排污权交易市场的顺利运作。
通常情况下, 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不影响治理效率, 所以早期的大多数学者在排污权交易理论的讨论中忽视了初始排污权的分配问题, 并且根据经典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Coase (1960) 产权理论, 只要市场交易成本为零, 无论初始排污权如何分配, 通过市场交易总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1]。近年来, 随着初始排污权交易制度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不断实践, 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初始排污权的分配问题重视起来, 并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随着我国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展开, 国内的学者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初始排污权分配问题正逐渐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
2 初始排污权分配理论研究综述
2.1 不同分配方式的比较
Hahn (1984) 指出,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 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会影响排污权交易的效率, 因此选择合适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方式至关重要[2]。目前理论界探讨最多的初始排污权分配模式主要有政府免费分配、公开拍卖以及两者结合的三种分配方式。
所谓免费分配, 即grandfather式分配, 由管理当局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分配许可证配额, 企业无需为此付出成本的代价。由于免费分配方案不增加现存企业的成本, 反而为企业增加了一笔资产, 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市场上出售, 因此, 在理论上最易被企业所接受, 在实践中也最容易推行。现在常用的免费分配方式包括代表经济效益的经济优化分配法和代表公平性的平权分配法。学者们与实践结合, 将这些方式进行改进、发展和完善, 并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模型。可以归结为数学规划和博弈论方法。
2.1.1 数学规划方法
尚静石 (2006) 在考虑所需花费的处理费用最小的条件下, 通过动态规划, 给出初始排污权分配的方案[3]。宋玉柱, 高岩 (2006) 研究了关联污染物的免费初始排污权分配问题, 在公平性和经济效率优先原则下给出了问题的决策模型, 并对公平性的权重问题给出了基于最小二乘法的模型[4]。赵文会等 (2007) 构建了极大极小模型, 该模型考虑到了现实的效益函数并非都是可微函数的情况, 在兼顾经济效益与公平性的同时可以根据政府的偏好对二者的权数进行权衡[5]。
2.1.2 博弈论方法
吴亚琼等 (2003) 基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排污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前提, 提出了协商仲裁机制, 在降低政府对于信息质量的要求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6]。
上述分配模型虽然个别进行了数据检验或者是仿真化验证, 但是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 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 当然这样做也是有很大的难度。如果条件允许, 应该通过大规模的调研获得基础数据, 进一步建立量化仿真模型, 以最终检验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
同时, 免费分配模式也遇到一些困难。Rose和Stevens (1993) 指出, 免费分配方案导致了效益损失;在分配效应上排污企业所有者占有了全部的稀缺性价值, 而社会公众没有得到相应补偿;从长期看, 免费分配也在总体上降低了企业的生产能力,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竞争[7]。
排污权初始分配的另一种模式是公开拍卖。与免费分配相比, 尽管公开拍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成本, 但是, 这种模式具有更高的分配效率, 还可以产生一个明确的市场出清价格, 从而为排污权市场的参与者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价格信号, 有利于排污权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这种模式目前得到了大多数理论研究者的认同, 也得到了美国的酸雨计划政策实践的有力支撑。一些学者也对排污权拍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Athanasions (2003) 给出了农业初始排污权分配的一个讨价还价模型[8], Peter Cramton和Suzi Kerr (2002) 对拍卖方式和“祖父制” (grandfathering) 两种分配方式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 认为二者各有适用的条件[9]。
拍卖方式可以减少税务的扭曲, 有利于促进减排技术的革新, 在分配成本方面更具灵活性, 还可以减少排污税制定方面的分歧。但是, 技术方面的相关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种即免费分配与拍卖的混合机制, 是指部分许可证免费配给, 其余的许可证对外拍卖。
Borenstein (1998) 等学者在研究不同机制下的排污权初始分配的有效性问题中发现, 从部分拍卖到完全拍卖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10]。在排污权交易计划的最初, 可以确定一个免费分配的比例, 再将它进一步划分成若干个阶段, 逐渐降低免费分配的比例配额, 直到实行完全拍卖为止, 因而可以避免对于宏观影响所造成的不利冲击。
在上述情况下, 如何确定最初的免费分配比例以及阶段数是非常值得探讨也是争议很多的问题。由此可见, 免费分配逐渐淘汰的分配模式是随着边界条件的不断成熟相应的调整政策变量的一个动态过程。
2.2 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下的初始分配
多数学者认为排污许可证制度及排污权交易是当前最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之一, 而传统的政府直接控制型政策已经能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排污权交易市场能够在满足既定的环境质量目标下达到均衡, 并且在一定条件下, 若不考虑排污权的初始分配问题, 排污权的最终配置将是成本有效的。但是, Sartzetakis (1997) 证明了在排污许可证的规则被恰当地设定并且企业的削减成本是正的情况下, 排污权交易市场的财富占优规律将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 即市场机制可能失效[11]。2004年, 他进一步研究了当生产成本与削减成本不一致的情况, 结果表明, 如果产品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 初始排污权的计划分配在一定条件下将优于市场配置[12]。王先甲 (2002) 分析了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下企业购置排污权的行为和两种分配机制效率之间的关系[13]。他认为在不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条件下, 排污权的市场分配方式可以实现计划方式的整体最大效率。另外他又认为, 排污权交易的交易成本一般很高, 可能使排污权难以市场化, 但是他没有进一步研究存在交易成本条件下的两种分配方式的比较。
上述的研究结果表明, 当产品市场和排污权市场都是完全竞争情况下,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减少环境污染的一种有效机制。但是, 当排污企业规模不一, 市场存在垄断力时, 排污权市场的有效分配必将遭到破坏。此时, 可以通过政府对排污权进行合理的初始分配来减少垄断行为所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
2.3 初始排污权分配对排污权交易市场力的影响
早期的研究以Montgomery (1972) 的观点为代表, 他证明了在总量一定的条件下, 排污权的最终配置与初始分配是互相独立的, 也就是说排污权的最终配置与初始排污权分配是无关的[14]。而Tietenberg (1985) 的研究表明市场支配力的出现与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有直接的关系[15]。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只要排污权交易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上述推断就不会成立。然而, 剩余的初始排污权可能会导致市场无效, 这是一个应该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赵文会、戴天晟 (2007) 对此进行了研究, 证明了市场力的出现以及市场不完全竞争时价格偏离的程度都可以由市场参与者获得的初始排污权的数量来表示, 即与参与者获得的初始排污权的数量密切相关, 这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6]。
2.4 初始排污权分配对产品市场的影响
一些研究比较关注初始排污权分配与产品市场的联系。
Hahn (1984) 指出, 假定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存在一个具有市场支配力的排污工厂, 那么排污权的初始分配可能影响该工厂的垄断行为, 因此可能影响市场力的程度[2]。Hahn还证明, 除非具有市场支配力的工厂获得的初始排污权等于它在竞争环境中拥有的数量, 否则, 它的排污削减的总费用要超过最小化的费用。
Westskog (1996) 把Hahn的模型扩展到考虑多个工厂具有市场垄断力的情况, 所得出的结果仍然与Hahn的结论一致[17]。Malik (2002) 在Hahn工作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思考, 研究了一个工厂具有市场支配力, 同时存在一个或者多个不服从的工厂的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情况。在分析中, 他得出一个Hahn所没有提到的结论:如果所有的工厂都是顺从的, 则具有市场支配力的工厂可能选择拥有超过它所需要的排污权的数量, 并使剩余的排污权从交易市场上退出[18]。Malueg (1990) 指出, 如果产品市场是寡头垄断, 排污权的市场配置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19]。对此, 陈德湖 (2004) 认为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有效地分配初始排污权来减少社会福利的损失[20]。
2.5 初始排污权定价
既然排污权是一种有“有价资源”, 将初始排污权分配推向市场就是大势所趋, 这样必然要涉及到初始排污权的定价问题。定价过低, 将失去对低污、无污企业的激励作用;定价过高, 会失去对超污企业的约束作用。因此, 对于初始排污权定价策略很有研究的必要。
李寿德、伊胜萍 (2002) 在理论的层面上探讨了初始排污权定价的复杂性和指导思想[21]。施圣炜、黄桐城 (2005) 从期权定价的角度来考虑期权定价问题[2]。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虽然很多学者和企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但是研究还停留在探索阶段, 尤其是没有定量的研究, 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展开。
3 研究展望及结语
初始排污权分配可以说是环境经济学在实际中的一个新问题,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但总体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实践中发现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除上述分析中所提及的问题外, 结合笔者近年来对初始排污权问题的研究, 认为还有下面四类问题需要关注:
(1) 排污权分配方式不公平, 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理论研究结果, 但是缺乏与我国实际相符合的分配理论。初始分配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域环境容量、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排污者的污染治理能力等, 硬性地在全国规定出同一污染物的浓度排放标准。
(2) 对于初始排污权的排放总量的确定, 缺乏技术标准及规范的支持, 总量目标的制定还欠科学性与合理性。
(3) 尚未形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 初始排污权的定价理论还处于探索阶段, 实际交易价格低于治理价格, 没有体现出排污权这种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定价人为因素为主, 波动大。
(4) 在解决跨区域污染问题中, 没有充分发挥初始排污权分配的作用。虽然我国近年来污染控制问题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跨区域污染问题不但没有得到遏制, 反而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从实践来看, 解决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的基本手段可归为两种, (1) 借助行政手段, 这是我国多年来一直采用的方法; (2) 就是采用市场手段, 即排污权交易。行政手段由于它的强制性特点在治理一般的环境问题上是比较有效的, 但“多龙治水”的管理体制违背了环境资源不可分割的客观规律, 无法有效解决跨区域污染问题。而排污权交易虽然对于总量控制具有积极作用, 但实践表明跨区域交易仍然存在着很多地方政府所设置的障碍及市场本身难以克服的问题。跨区域污染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区边界分割与环境的难以分割性之间的矛盾, 而初始排污权作为一种有价的环境资源, 是联系行政与环境的纽带, 因此, 笔者认为, 初始排污权由政府按照一定标准在区域内进行分配, 并在区域排污权交易市场中进行交易应该是一个解决跨区域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
分配理论 篇11
关键词:收入分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坚持 发展
马克思分配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体现了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要注重公正公平。分配制度遵循了这一基本核心。而我国收入分配不公严重存在,基尼系数突破了0.45。需要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中国化问题进行探究,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中国化研究的重大意义
构建和谐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有利于解决因收入分配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同时为消除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中的不利影响提供帮助,而且有利于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顺利循环,有利于减轻二次分配和政府收入调节的压力,有利于指导构建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收入理论体系实践。同时也是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实现我国迈向小康目标的重要手段。
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中国化的基本思想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老祖宗不能丢啊!坚持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关键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有两个层次:第一,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分配理论的基本原则,即分配关系最终由生产力的水平所决定,要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地揭示客观世界。第二,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首先指出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也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分配理论最主要的内容。国内学者杨辉指出:马克思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中国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的基本理论,又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探索和创新,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此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主要归于以下四点:第一,创造性突破——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要求在分配制度上采用按劳分配为主体,它们都体现了社会主义性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就必然要求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简言之,我国的分配制度,既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又是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相联系的。因为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不能完全做到公有制。目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主要任务,所以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就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第二,非平衡突破——从平均主义到部分先富;平均主义是实行按劳分配的严重障碍,其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实行按劳分配,这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第三,巨大进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它符合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现在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改变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就是要坚持效率优先。第四,制度创新——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条件下,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公有制要求公平,从而实行按劳分配;而市场条件下要讲求经济效率,不得不按生产要素分配,提高效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共同富裕。
四、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中国化的经验与启示
要做到解决因收入分配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同时消除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中的不利影响,需做到: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地位不动摇;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时俱进新方法;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精神实质——以人为本;第四,建立适合国情的收入分配新格局,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分配理论 篇12
关键词：制造服务,制造任务,制造资源,任务分配,灰色理论
0 引言
随着制造企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制造任务分配问题更显重要。在网络化制造模式下,如果能在制造任务分配阶段充分评价候选制造单元的性能,选择合适的任务承担者,就可以降低制造成本和减少资源浪费,还可以避免风险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目前对制造任务分配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任务分配概念模型的建立[1]、基于合同网的任务分配[2]、招投标任务分配决策等[3]方面。由于制造任务分配需要的众多信息往往不能完整地获取,企业运作中信息瞬息万变,而灰色理论可以利用已知信息来确定系统的未知信息,使系统由灰变白[4],并且该理论对样本量没有严格的要求,也不要求服从任何分布,所以能够有效解决制造任务分配问题。
1 制造任务分配服务因素
制造任务分配服务是将总的制造任务分解为一系列制造子任务后,再对每一个子任务进行制造单元配置的过程。其中子任务的选择是从能够承担某子任务的若干个候选制造单元中选择最适合者,再对其进行综合评价的过程。综合评价各候选制造单元主要考虑竞争力因素,从任务分配角度选择最关键的指标因素。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可以有效利用已知信息,选择最优制造单元,得到制造任务的最优分配方案,改善传统制造任务分配静态性的不足。
1.1 产品制造任务指标
产品制造任务是指一系列与产品规划、分派、加工和装配相关的操作集。通过这个操作集来实现以制造资源和制造任务为输入、以产品物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BOM)贯穿、以最终产品成品为输出的整个制造过程[5]。对于产品制造任务T可以由完成任务时间率T1、任务响应速度T2、任务完成质量T3三个主要指标来综合评判。
1.2 企业制造资源指标
企业制造资源是指为完成产品制造任务而用于支持制造企业生产活动的所有人、财、物的总和。网络化制造资源具有新的特征,比如概念上的延展性、地理位置上的分布性、组织上的动态性以及集成上的网络化。对于制造资源的研究很多[6],本文仅考虑满足基本业务能力的制造单元,对于企业的网络化制造资源R可以由历史业绩R1、任务熟悉度R2、协作成熟度R3三个主要指标来综合评判。
1.3 基于物料清单的数据流信息指标
BOM是一种产品结构化的信息表,是对物料项之间语义关系的一种表达[7]。它不仅反映产品结构中物料以及物料项之间的静态信息,而且反映用某一物料向另一物料转变的动态信息。在网络化制造环境下,BOM具有流动性和关联性的特点。流动性是指BOM会不断刷新,关联性是制造信息集成的基础。基于BOM的数据流信息贯穿制造服务的全过程,比如产品设计BOM、工艺设计BOM、加工制造BOM、装配设计BOM等。在制造任务分配服务中基于物料清单的数据流信息D可以由流动性D1和关联性D2两个主要指标来综合评判。
2 制造任务分配服务模型
制造任务分配服务作为制造服务链上重要的一环,可以融入制造服务平台。一方面可利用平台的制造资源信息,另一方面也可发挥服务集成优势。由于制造模式的多样性,制造服务分配也应该具有适应性,一般可以概括为静态分配和动态分配两种分配方式。
制造任务静态分配方式适用于传统制造模式,制造企业根据生产和作业计划采用直接指派为主的方式将制造任务从企业级以主生产计划的形式下达到生产车间,再到制造单元、工作组直至生产设备的分配流程。静态分配是在单个企业内部的计划指派,实现任务向车间、单元和设备的分派,它是在制造资源已知、制造任务执行主体确定的情况下的一种任务分配模式。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采用ERP、CAD等技术实现企业信息化,适合采用静态分配方式分配制造任务。
伴随网络化制造模式的应用,出现了制造任务动态分配方式。动态分配是采用计划指派在内的多种任务分配策略并存的方法,面向全球分配的具有相关制造能力的企业,通过任务分配操作以寻求最佳合作伙伴以构建网络化制造联盟的一种分配方式。跨国公司和部分大型企业采用SCM、PLM等技术实现企业信息化,一般适合采用制造任务动态分配方式。
ASP是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应用服务提供商)的简称,是基于IT业务外包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模式,其本质是信息技术或信息系统的外包[8]。ASP往往需要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平台(ASP平台),通过该平台同时为多家中小企业或组织提供软件使用(租用)服务[9]。制造任务分配过程是各个子任务从任务分配方“流动”到任务接收执行方的过程,而任务分配策略的目标是保证制造任务分配过程能合理、优化地进行。智能化制造任务分配模型采用ASP模式和层次化、可扩展结构,分为五层:平台门户层、智能管理层、应用服务层、资源构件层和基础设施层。基于ASP的制造任务分配模型如图1所示。
图1中,第1层平台门户层是客户访问制造任务分配服务的唯一入口。第2层智能管理层主要包含智能人机接口,智能人机接口接收到产品制造任务和企业制造资源后,将此请求提交给制造任务分配服务。相关分配策略求解后,将其计算结果组合为对制造任务分配的解答,然后返回智能人机接口,再传递给制造过程控制服务。第3层应用服务层主要包含了制造任务静态分配、制造任务动态分配和分配策略。通过智能人机接口将以ERP为主的信息化企业制造任务输入静态分配模块,采用计划指派方式调用相关资源完成任务分配。如果不满足条件,则进入动态分配作进一步处理;通过智能人机接口将以SCM为主的信息化企业制造任务输入动态分配模块,动态分配模块将参数初始化后,调用制造任务分配Agent采用适当的分配策略完成任务分配。第4层资源构件层根据应用服务层和智能管理层的需要开发。在制造任务分配中,有设计BOM、工艺BOM、制造BOM、知识仓库、制造单元库等,主要提供相关的数据、信息和知识。第5层基础设施层主要为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以及制造服务规范等。
3 制造任务分配服务策略
灰色理论是用于解决少数据、贫信息不确定问题的方法[4]。其中的灰色关联分析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各个候选方案的关联顺序反映了对目标任务完成方案的接近顺序,其中关联度最大的方案就是最佳方案。
制造任务分配服务涉及的信息复杂多样,而决策时能提供的数据很少,也不全面。基于这种特点,不能按照确定性问题处理,同时概率方法难以得到分布函数,优化算法难以构建数学模型,模糊方法难以得到隶属函数等,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灰色理论可以用贫信息得到满足需求的推理结果,而且对评价指标的选择限制较少,因此在服务中选择灰色理论来建立制造任务分配服务策略。
3.1 分配策略的评价指标量化
基于制造任务分配服务相关因素的分析,分配策略的评价指标分为三大类,即产品制造任务指标T、企业制造资源指标R和基于物料清单的数据流信息指标D。其详细量化标准如表1所示。
3.2 灰色关联度求解方法
灰色关联是灰色理论中用关联度大小来描述因素之间关联程度的量化方法。它以系统定性分析为前提、定量分析为依据进行系统因素之间的曲线相似性关联分析。灰色关联度描述事物发展过程中因素间的相对变化情况,若是两个因素相对变化基本一致则二者关联程度大,反之则小。因关联分析按发展趋势推理对样本大小没有太多要求,不需要求分布函数,其结果与定性分析相同。
定义标准参考序列
X0=(X01,X02,…,X0q,…,X0n)
被比较的序列关联系数定义为
Xp=(Xp1,Xp2,…,Xpq,…,Xpn)
p=1,2,…,m
关联系数定义中分辨系数σ∈[0,1],一般地,σ=0.5,并且关联系数ξpq是分辨系数σ的单调增函数。关联空间比较均值定义为
均值比例系数
3.3 制造任务分配Agent
制造任务分配Agent是服务中任务分配的承担者,具有智能性、自适应性、移动性等特点,采用多Agent技术能够较好地解决服务协作问题,因此只需要对业务流程进行设计。候选制造单元的指标信息提取后进行灰色关联分处理得到评价排序,即可选择最佳制造单元。根据表1选取的评价指标信息数据少、要求低、易于获取,采用灰色理论进行有效分析即可得到满意结果。在网络环境下,即使一些指标信息缺乏,也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制造任务分配策略的关键是如何将制造任务分配到合适的制造单元中。这个分配策略是由制造服务分配Agent实现的。制造服务分配Agent的业务流程如下:
(1)获取候选制造单元的指标信息。
(2)按照表1进行评价量化,得到评价样本矩阵。
(3)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即通过两两成对的重要性比较建立判断矩阵,然后用解矩阵特征值的方法求出。假设求得一级评价指标Up的权数分配为ap,各指标权重集A={a1,a2,…,ap,…,am},且满足
(4)由式(1)确定制造单元关联系数。各比较序列关联系数
(5)为制造任务选择制造单元。
4 实例分析
某汽摩配企业的制造任务中有一个子任务(活塞加工)需要选择一个制造单元,而制造单元中有三个活塞加工企业A、B、C。则制造任务分配Agent可以自动完成基于灰色理论的制造任务分配服务。
(1)根据知识仓库得到制造单元A、B、C的相关指标信息如表2所示。
(2)对照表1进行量化,得到评价样本矩阵
(3)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从知识仓库得到评价指标T、R的判断矩阵T0和R0,并且D1=0.6,D2=0.4:
用和积法求相对重要度,即对判断矩阵先求出最大特征根,然后求其相对应的特征向量W,即TW=λW,其中W的分量(w1,w2,…,wn)就对应于n 个要素的相对重要度,即权重系数。T1=0.258,T2=0.636,T3=0.106,一致性指标CI=0.027<0.10,故权重系数可以接受。R1=0.106,R2=0.634,R3=0.261,一致性指标CI=0.018<0.10,故权重系数可以接受。考虑二级指标信息便于获取,故采用其作为评价指标,对权重系数归一化处理得到:
T1=0.086,T2=0.212,T3=0.036
R1=0.036,R2=0.211,R3=0.086
D1=0.200,D2=0.133
(4)灰色关联系数的确定。
聚集灰色关联系数在各点的值即灰色关联度。采用相关构件对实例进行建模,并输入原始数据(图2),关联系数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5)将该制造子任务活塞加工分配给制造单元A。
以此类推完成企业所有制造任务的分配。进入制造协同服务执行所承担的制造任务,最终得到可售产品。
5 结束语
制造服务链上制造任务分配问题的智能化是解决制造服务实用化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构建任务分配模型,采用灰色理论设计分配策略,提高了制造任务分配的效率。通过汽摩配企业实例分析,证明该解决方案能够较好地帮助企业作出科学、系统、智能的任务分配,同时也说明了所建模型是正确、合理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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