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效率（共10篇）
分配效率 篇1
自2013年以来,我国重点环保城市的空气环境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以上天数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在追求经济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了空气环境质量问题,导致我国多数地区出现雾霾天气和空气污染,大气环境质量问题已成为我国大中城市中的普遍现象,严重危害着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对生态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此可见,我国大气环境现状十分严峻,环境管理领域相关部门亟需对空气污染物展开研究。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将SO2和NOx这2项约束性指标在2010年的排放基数上分别减少8%和10%,从而对区域SO2和NOx总量进行控制,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然而,随着我国各地区减排工作的不断推进,污染物的减排空间不断缩小、减排难度提高、减排成本增加等,使得进一步完成减排任务时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如何在严格的污染物总量目标控制下公平有效地制定总量分配方案,对解决污染物总量控制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1 相关主要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污染物总量削减的分配方法有了较多的研究,选取的研究视角不同,则对应的分配方法也不尽相同,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4种:
第1种为基于公平视角,最常用的有等比例分配法。如,刘巧玲等[1]充分考虑了污染物从产生到排放整个过程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区域间COD削减总量分配进行研究;刘年磊等[2]在考虑主体功能区环境约束下对我国水污染总量控制目标分配进行研究;李健等人[3]构建了区域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差异性指标,对区域机动车污染物总量排放特征与削减量分配进行研究;彭鹃[4]采用K—均值聚类分析和基尼系数法,基于公平视角,对CO2排放权进行分配。
第2种为基于效率视角。如,国外学者Gomes[5]研究了在CO2排放总量既定情况下各国的碳排放分配问题;Lins[6]构建了“节能与减霾”目标下的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权分配机制,对SO2和NOx等多个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效率分配进行求解;Prior[7]等对严格环境规制前提下的环境效率进行了测算。国内学者苗壮等[8]借鉴零和博弈的思想,兼顾节能目标与减霾目标构建ESG-DEA模型,对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权进行分配;金玲[9]基于DEA模型对我国大气污染物省际排放进行研究。
第3种为基于经济视角。如,潘勋章等[10]对不同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下各国减排成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减排义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区域减排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分配方案是决定区域减排成本的重要因素;宋修霖等[11]采用文本分析和实地调研的方法研究了SO2和NOx这2种污染物减排数据核算体系对总量减排的影响;李晓琼等[12]基于污染物边际处理费用函数对我国电力行业NOx减排成本核算进行研究。
第4种为基于环境质量视角。如,孙成春等[13]对北京“十二五”时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进行分析,从6个方面为北京“十三五”期间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提供依据;沈海萍等[14]对浙江省工业烟粉尘总量和排放源减排途径及潜力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刘铁鹰等[15]基于环境容量的视角对我国沿海地区工业废水排放与经济增长进行研究。
基于上述众多文献分析发现,这些分配方法主要从公平、效率、经济或环境质量等视角对污染物进行分配,均有一定的合理性。鉴于此,本研究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气污染物排放、主体功能区和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差异构建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分配指标体系,利用改进的等比例分配方法对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气污染治理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采用DEA模型对该分配结果进行分析,从而为各地区大气污染物总量分配与环境质量改善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改进的等比例分配方法
改进的等比例分配方法是根据区域间的差异性对其削减比例进行适当调整,该分配方法同时体现了区域间的差异性和公平性。假定Qi为地区i的基期污染物排放量,C为相比于基期区域总的目标削减率,则地区i的目标削减率为:
各地区最终分配的污染物削减量为△Qi为:
式中:xi为i地区的目标削减率;为n个地区的平均削减率,且;αi为i地区的相对削减因子,且,;rij表示第i个地区第j个指标的归一化数值;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
2.2 DEA模型
目前被广泛应用的DEA模型有C2R、BC2等,其中C2R模型是以某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产出投入比)为目标,以所有决策单元(含目标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约束构造出的规模报酬不变的DEA模型;BC2模型是在C2R模型基础上添加约束条件构造出规模报酬可变的DEA模型。针对现有文献在大气污染物分配方面的研究,本文构造传统DEA的BC2模型来测算大气污染物分配相应的技术效率。
假设生产系统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都有m种类型的输入及s种类型输出,分别用Xi表示投入,Yi表示产出,则BC2模型可表示为:
式中:、xi和yi分别代表投入和产出变量,xki>0表示第i个决策单元DMUi的第k种类型投入的投入量;yrj>0表示第i个决策单元DMUi的第r种类型产出的产出量。s+和s-为松弛变量,eT为单位行向量,θi0为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值,λ为权重向量。θi0关于s-、s+严格单调递减,且0≤θi0≤1。当且仅当θi0=1,即s-=0、s+=0,时决策单元有效;若θi0<1时,说明决策单元无效,此时投入产出存在改进的必要。在此基础上可计算出每个省级行政区的SO2和NOx减排潜力,即为。
3 指标体系构建
3.1 指标选取及表征
本研究参考相关文献研究成果[16,17,18],在构建大气污染物总量分配指标体系时,从经济发展水平、污染物排放、主体功能区和环境质量差异4个方面来选取评价指标,并依据各指标内涵及差异性分配准则确定大气污染物总量削减规则(见表1)。其中,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是影响总量分配方案制定的主要问题,本研究选取人均GDP、单位GDP污染物排放强度来表征;在污染物排放差异方面,根据目前我国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主要针对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染源,选取工业及生活SO2和NOx排放量来表征;在主体功能区差异上,由于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发展目标和开发原则均不相同,相应的环境约束也有所差异,所以选取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来表征;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差异指标选取上,以空气质量好于二级以上天数指标来表征。
在对污染物分配效率进行测算时,将每个省级行政区分别作为决策单元;在投入变量的选取上,将固定资产投资、人口数量、能源消耗量、SO2和NOx作为变量指标。以2010年数据为基础,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在人口数量以0.622%的平均增长速度、总体能源强度下降1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SO2降低8%和NOx降低10%的目标约束下,分别得出2015年我国各省级行政区人口数量、能源消耗量、固定资产投资额、SO2和NOx排放量;同时,根据“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的目标,得到我国各省级行政区2015年GDP作为产出变量。
3.2 数据选取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的长期演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提出“八分法”的八大区域分析框架,即东部沿海经济区包括浙江、上海、江苏3个省市;北部沿海经济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4个省市;南部沿海经济区包括海南、广东、福建3个省份;黄河中游经济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4个省区;长江中游经济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4个省份;大西南经济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5个省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5个省区;东北综合经济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份。本文以2010年为基准年,对我国八大区域SO2和NOx总量进行省际间分配,相应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1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1)》、《“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对少量缺失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法进行数据缺失处理。
3.3 数据处理
由于指标的数据具有不同的数量级和量纲,为了消除这些影响,要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离差标准化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熵权法能够深刻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避免人为主观意识的干扰。熵权法指标处理和权重计算方法为:
(1)数据标准化。当指标为正向指标时,得:
当指标为负向指标时,得:
(2)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dj:
其中。
(3)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第j项指标的权重可以表示为:
将主要污染物总量分配的6项原始指标首先按公式(4)、(5)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分别计算SO2和NOx总量分配各指标的熵权值,具体见表3所示。
4 结果分析
4.1 污染物总量分配分析
本研究参考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大气污染物减排目标,在2015年全国SO2和NOx污染物总量分别控制在2 086.4万t和2 046.2万t,比2010年分别削减8%和10%。其中,国家预留19.0万t SO2和24.6万t NOx分别用于SO2和NOx排污权有偿分配及交易试点工作,实际分配给各地区的SO2和NOx分别为2 067.4万t和2 021.6万t。根据公式(1)、(2)计算出2015年各地区SO2和NOx这2种污染物的削减率、分配量,并将改进等比例方法所测得SO2和NOx分配量与2015年国家分配量(详见我国《“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进行比较,得到2种分配方案的分配差额,具体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
(1)从SO2分配结果可以看出,在8.8%的实际削减目标下,各地区SO2削减率存在着明显差异。削减率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河北、山东、浙江、上海、江苏、山西、内蒙古等,其削减率分别为12.26%、15.83%、15.62%、14.07%、9.07%、10.78%,这些地区的削减率均高于全国削减水平;而削减率较低的地区主要有南部沿海、西南及西北地区的部分省级行政区,如海南、福建、贵州、广西、宁夏、西藏、黑龙江等,其削减率分别为0.58%、3.62%、5.02%左右,这些地区的削减率未达到全国削减水平。从八大经济区来看,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分配较高的地区主要有北部沿海、黄河中游、西南地区,占整个区域污染物分配总量的比重分别为14.8%、20.3%、18.6%。虽然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削减率也都高于全国削减水平,但污染物分配总量基数较大,所以仍然保持有较高的排放水平;而西南地区主要是由于污染物总量分配基数较大,且削减率较小,最终导致该地区分配总量较大。因此,可以认为,在综合考虑人均GDP、污染物排放强度、城市建设用地及空气环境质量等6种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河北、山东、江苏、广东、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等地区为SO2排放总量的主要贡献者。
(2)从NOx分配结果来看,在11%的实际削减目标下,各地区的NOx削减率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与SO2的分配结果基本一致,只是削减程度相对更大。削减程度较大的地区主要有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广东、内蒙古等,其削减率分别为11.50%、14.60%、15.20%、18.3%左右,其中达到全国削减水平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占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48.3%;而长江中游、西南及西北地区的陕西、山西、云南、贵州、甘肃、青海、辽宁等的削减率较小,在10%以下,均未达到全国削减水平。从八大经济区来看,北部沿海、黄河中游及西南地区分别承担了整个区域污染物分配总量的15.5%、20.1%、14.1%,与上述SO2的分配结果一致。综合考虑以上6种影响因素,河北、山东、江苏、广东、湖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区为NOx排放总量的主要贡献者。
(3)从分配差额来看,与2015年国家的SO2和NOx分配量相比,基于改进等比例分配方案的SO2分配量指标降幅较大的有河北、山东、陕西、山西、云南、甘肃,降幅范围在10%~18%,其他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的SO2指标分配量均有一定的增加,西藏的分配量并没有明显变化;而NOx分配量指标降幅较大的地区有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内蒙古、吉林,降幅范围在6%~13%,而增幅较大的地区有上海、江苏、福建、云南、贵州,西藏的分配量也没有发生变化。总的来说,我国区域SO2和NOx分配总量水平已达到2015年国家分配量,有些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之所以能够下降,是由于能够合理有效利用所投入的资源环境来发挥作用,这也说明我国污染物总量减排相应的技术效率有所上升。技术效率上升,意味着我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在现有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各指标不存在或者有着很少的资源投入浪费情况。因此,测算分析我国八大经济区内各省级行政区的污染物减排的技术效率,对降低各省级行政区的污染物排放量指标,挖掘区域SO2和NOx的减排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4.2 污染物分配效率分析
利用DEAP2.1软件和Excel对式(3)进行规划求解,得出在国家分配方案和改进等比例分配方案下2015年我国各省级行政区污染物分配效率分别为θi、θi',污染物减排潜力分别为△SO2i、△NOxi、△SO2i'、△SOxi',具体如表5所示。
(1)从效率值θ和θ'来分析,由表5可以看出,基于改进的等比例分配方法所得全国技术效率值由0.55上升到0.64,各省级行政区的污染物分配效率值均有所提高,使更多地区的污染物排放水平处于技术前沿面上。θ'为1的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云南、贵州等10个省级行政区,改进等比例分配方法使效率值从国家分配方案下的7个省级行政区增加至10个省级行政区;而河北、山东、浙江、陕西、山西、河南等其他省级行政区的效率值相对较低,在国家分配方案下的效率值θ分别为0.44、0.63、0.55、0.41、0.55,而在改进的等比例方案下效率值θ'分别提高21%、26%、22%、32%、14%。在八大经济区中,东部沿海地区是技术效率最高的,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次之,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及黄河中游地区大部分省级行政区的技术效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效率值高,表示大气环境资源利用率高,区域环境与资源发展更加协调;而南部沿海、长江中游、西南等地区的技术效率值相比于全国水平有所下降,虽然这些地区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经达到国家目标排放量,但是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分配指标仍然存在不合理,使得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较弱。该结果与上述分析我国污染物排放水平差异情况基本相吻合。
(2)从污染物减排潜力来分析,表5中△SO2i、△NOxi、△SO2i'、△NOxi'分别指国家分配和改进等比例分配方案下SO2和NOx的减排潜力,可以看出大部分省级行政区都存在一定的减排潜力。在国家分配方案下,除北京、上海、广东、福建、云南、贵州、西藏之外,其他省级行政区均具有减排潜力,且减排潜力△SO2i和△NOxi分别占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分配总量的45%;而基于改进等比例分配方案下的减排潜力△SO2i和△NOxi分别占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分配总量的36%。由此可知,我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的SO2和NOx减排潜力依然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其中,即技术效率值为1的地区虽然已经处于技术前沿面上,理论上不再需要继续减排,但部分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仍然较差;而河北、山东、陕西、山西、内蒙古、甘肃等地区经基于改进等比例分配后发现技术效率值仍有提升空间,但排放量依然很高,所以需要对此类地区继续挖掘减排潜力,使更多地区处于技术前沿面上,实现全部地区的整体技术效率最大化。但考虑到这些地区属于高化石能源资源消耗带动经济发展型,想要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能源消费结构从而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难度较大。
综合来看,八大经济区减排潜力从大到小的排序为: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北部沿海>东北地区>东部沿海>南部沿海,这与区域资源环境、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差异较大有明显关系。然而从各个地区来看,污染物总量减排潜力更依赖于技术效率的提升,一旦技术效率出现下降,则污染物总量就会出现上升。因此,应最大限度利用所投入的资源环境来提升相应的技术效率,在更大程度上挖掘区域污染物的减排潜力,达到降低污染物总量的目的。
5 结论
在以往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权分配方法基础上,本研究充分考虑了区域的差异性,运用改进的等比例分配方法对2015年我国SO2和NOx总量控制进行省际分配,并将SO2和NOx的非期望产出作为投入变量研究其技术效率,结果表明:
(1)基于改进的等比例分配方法对污染物总量进行分配,综合考虑了区域内各类影响因素,打破了污染物总量分配方案过于重视经济发展水平的传统方式,所以在今后污染物分配的过程中应更多地对影响环境质量的污染物指标进行实时统计。
(2)在对污染物分配效率进行测算时,相比于国家分配技术效率而言,基于改进的等比例分配方法所得各地区的污染物分配技术效率值均有明显提高,使更多地区的污染物排放水平处于技术前沿面上;虽然部分地区已经处于技术前沿面上,但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依然较差,雾霾现象频繁发生,这与区域内污染物排放量较高有关,也会受到相邻地区污染物转移的影响。因此,在减排过程中不仅要实现每个地区的污染物排放水平下降,而且还要使相邻地区的污染物相对排放量降低。可见,加强区域省际间的大气污染物联防联控,对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综合比较2种分配方案发现,国家分配对区域实施不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更多的是考虑省际间区域环境现状及能源资源禀赋;而基于改进等比例分配方法则在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基础上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标准,更加注重于考虑区域经济与环境整体关系达到最优,且该分配方案比较容易实现。因此,基于改进的等比例分配方法是一种相对较好的分配方案,能够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分配效率 篇2
试析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和效率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所追求的目标,是各国伦理学家在社会道德伦理中最为关切的社会主题.两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既互相矛盾又相互依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基本原则.
作 者：刘丽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列德育教研部,辽宁,沈阳,110034刊 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6(6)分类号：B82-053关键词：公平效率 收入分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分配：公平与效率的三次浪潮 篇3
向左转？向右转？
法国总统大选，国际关注的不仅是谁胜出，而且是哪一条路线胜出。结果是萨尔科奇。也就是选民决定：路线向右转！
为什么许多国家的选举，向来都有所谓的“左”、“右”之争？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原来，“右”代表效率、生产力，“左”代表公平与正义。而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追求“左”与追求“右”之间，存在着矛盾。换言之，效率与公平很难兼顾。因此，往往是一个国家越来越有效率以致公平与正义越来越被牺牲时，人民就开始倾向于向“左”转了，反之亦然。
不妨就从18世纪谈起。当时的西欧，资本主义是一股流行的时代潮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确实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经济飞跃增长。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后者的持续恶化终于出现了深刻的反省。反省之一，即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追求公平与正义。换言之，“右”走到了极处，便要向“左”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后来演变成了共产主义与计划经济，在前苏联、中国大陆及不少东欧国家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证明：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公平，但却以效率的巨大牺牲作为代价。终于自1978年开始，在中国的邓小平带头下，逐渐放弃了极左的路线，走向市场经济。
能否两全其美？
当苏联、中国及东欧国家在历经计划经济的实验及其后的修正时，西欧、北美及东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进行的都是另一种类型的实验。这种实验是试图摸索出一种既能有效率又能有公平的新模式，而且在不少的实验中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目前，类似的实验正在被更多的政府仿效。
应该说，人类终于能在效率与公平中找到一种兼而顾之的办法了。
这种办法与模式可以简化为“分配的三次理论”。也就是说，全社会的所得与财富靠以下三次动作来进行分配。第一次，先交给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处理，根据各要素的国际生产力（贡献）来决定其能获得的报酬。国际生产力越高，所得越多。这么做，足以确保效率及生产力能充分释放，然而也必然留下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这时候，第二次动作开始，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通常以合理合法的租税、财政及社会保障手段来“劫富济贫”。此中关键，是要拿捏到一个最佳的“度”。最后，一些高度成熟的社会，还可以靠社会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宗教团体来进行第三次分配，对弱势者给予救助。
应该说，这种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三次分配模式，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实验成功。也许不同国家在三次分配的比重上不尽相同，但有一条原则却必须坚持：第一次分配必须完全交给市场，政府不宜在这个阶段介入——这是为了确保全社会的生产力与效率能达到极大释放。
北欧新思维？
但此一看似无懈可击的论点，近年来却受到一种更新思维的挑战，而且在若干地区的实验，取得了确实更好的结果。
新思维认为：政府可以而且有必要在第一次分配时就开始介入。理由是，第一次分配全部交给市场经济，其造成的必然后果就是分配差距的拉大。而其中那些低收入者，其收入之所以偏低，往往正是由于其竞争力或竞争地位的弱势。因此，如果政府首先能对这些弱势竞争者给予必要的协助支持，那么，就不仅能使这些原本的弱势竞争者得以强化其生产力，也必然有助于其在最终的分配结果中获得更多的报酬。换言之，这是同时促进效率与公平的一石两鸟之法。
必须说，这个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上有了重要跨越的新思维，已在北欧及一部分西欧国家变成事实。究竟其内容如何，深层意义为何，容我在后文续论。
（本文作者系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收入分配角度分析效率与公平 篇4
其次,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发展中西部经济, 缩小区域差异。我国城乡收入差异和区域差异极为严重, 是造成收入不公平性的重要原因, 只有运用相应的政策倾向来发展农村经济和区域经济, 使得经济效率跟上城市和发达地区, 才能缩小其中的不公平性。
最后, 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鼓励各种劳动者群体公会的合理发展, 使得劳动者群体拥有强有力的后盾, 在自身合法利益的追求上能获得相应的申述和保护;要在各种保障体系上逐步完善, 切实落到实处, 尤其是农村保障体系同城市保障体系的逐步接轨, 削弱城乡保障的差异和不公平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效率和公平问题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如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中国经济的同时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从而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 维持好社会的和谐稳定, 是中国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目前的现状和问题
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我国的经济迅速增长, 从1978年刚刚确立市场经济体系, 国内生产总值3645.2亿元, 人均产值381元到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49529.9亿元和人均产值18934元, 即使剔除掉物价的因素, 我国的经济依然以一个令其他国家惊讶的, 超过10%的高速增长着, 这是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效率体现。
但是市场机制下, 必然存在着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差距, 只有产生差距, 才能产生竞争和效率, 借先富起来的地方和个人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进而带动余下的一批地区和个人共同富裕起来, 就目前现状,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城乡差距、两极分化、利益冲突等, 这些都是公平性得不到很好体现的结果。
由上我国体制改革下的效率和公平还不能很好的协调起来, 公平性在目前不能很好的体现出来。就目前现状, 归纳起来有以下的三个问题:
一是个人收入差距过大, 据统计, 2008年我国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 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其中, 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 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
二是城乡收入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同我国大体相当的国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体上是1.7倍左右, 而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2007年约为4.5:1。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收入差距, 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逐年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居民总体收入的比重超过50%, 对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增加值占80%, 这说明我国的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比较严重的国国家之一。
三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差距扩大。。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是西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2倍, 20033年为1.5倍, 2007年为2.5倍。城镇居民纯收入东部地区1978年是西部地区的1.5部, , 2003年为3.5倍, 2007年为4.8倍。
二、城乡二元结构下收入分配差异的分析
在收入分配差异的衡量方面, 我们用基尼系数来表示, 在全部居民收入中, 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百分比。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 数值越低, 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1、根据我国的官方统计的基尼系数从1997~2008之间分别为:0.3706、0.37840.3892、0.4089、0.4031、0.4326、0.43860.4387、0.47、0.496、0.5、0.469。
我国整体基尼系数从0.4跨越到0.469, 整体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这说明了我国的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渐扩大, 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几个方面。
2、由于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 对于收入差距的衡量, 可以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方面。下面通过两组数据, 来衡量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我们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 以下是来自中国统计局的相关数据:
从1978年到1999年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124, 0.2407, 0.2406, 0.2417, 0.2416, 0.2439, 0.2267, 0.3042, 0.3045, 0.3026, 0.3099, 0.3099, 0.3072, 0.3134, 0.3292, 0.3210, 0.3415, 0.3229, 0.3285, 0.3369, 0.3361, 0.362, 0.365, 0.3701, 0.3763, 0.3692, 0.3751, 0.378。
而同期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16, 0.16, 0.15, 0.15, 0.15, 0.16, 0.19, 0.19, 0.20, 0.23, 0.23, 0.23, 0.24, 0.25, 0.27, 0.30, 0.28, 0.28, 0.29, 0.30, 0.295, 0.3364, 0.358, 0.3624, 0.3732, 0.3489, 0.35, 0.356。
由以上数据可见, 农村内部基尼系数在2005年就达到0.37左右, 逼近0.4的警戒线, 意味着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不平衡也十分严重;与此相应的是才城镇居民内部的基尼系数虽然还在合理范围以内, 但是却和农村基尼系数曲线有着相同的上升趋势,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日益严重的。
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 但是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都还在合理范围以内, 说明我国城乡二元的收入差距是巨大的, 因此造成了我国的整体的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 我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很好的兼顾到城乡发展的公平性, 城乡二元收入差距的问题解决迫在眉睫。
3、在区域经济的收入差距上, 这里有一组各省的贫富差距系数数据可以说明, 我国东部沿海率先发展的一部分省份和城市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
中国各省区贫富差距指数:广东0.65、北京0.61、上海0.57、浙江0.54、福建0.53、湖南0.52、海南0.49、广西0.49、新疆0.49、江西0.47、山西0.47、辽宁0.46、重庆0.46、四川0.45、湖北0.45、内蒙古0.44、河南0.44、云南0.44、江苏0.43、黑龙江0.41、安徽0.4、河北0.38、天津0.36、山东0.35、吉林0.35、贵州0.34、陕西0.34、甘肃0.33、宁夏0.33、青海0.3、西藏0.28
如广东, 北京, 上海等发达城市的系数远远超过西部不发达地区的, 说明了我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时候, 效率优先的政策下并没有很好的兼顾公平, 使得少部分地区很少部分的人确实率先富起来了, 但是如何带动不发达地区和另外的一些人共同富裕起来, 依旧需要更大的努力。
三、原因和改善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异度过大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在公平程度的兼顾不够, 很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的滋生, 在追求发展效率的同时, 要牢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那么, 公平性在收入方面的体现必须要得以彰显。提出以下几点措施来对现状进行改善:
首先, 完善税收政策, 调整分配机制。改变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缺陷, 完善税收调节体系, 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在居民收入、存量财产、投资收益等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发挥, 建立多税种, 立体式、》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8,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 、周云波.覃晏.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实证分析【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分配效率 篇5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如何把效率与公平协调一致，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直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难题。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为我们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中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路。一．效率与公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正确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所谓效率，是可以按经济生活中劳动数量、质量同劳动成果的比率来度量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也可以按投入的生产要素同所得的经济成果的比率来度量，投入多，效率高，收入高，反之就收入低，甚至没有收入，发生亏损。所谓公平，是指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无论是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投入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都应遵守机会均等、规则平等的原则，并允许合理拉开差距，但要防止两极分化。效率和公平作用于不同的分配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市场进行的分配是初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是按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来获得收入的。效率高，则收入高；效率低，则收入低。假如市场上不需要你所提供的生产要素，就得不到收入。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出判断的。在初次分配中，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初次分配以效率为原则，可以引导人们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解决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经过市场实现的初次分配，还不能解决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公平合理一些。比如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一些人很富有，一些人连基本需要都无法保障。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为收入两极分化，将对社会运行机制造成双重后果：一方面，对众多穷者的社会激励失效，极低的收入无法激发穷者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富者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有可能侵害社会约束机制。社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失灵，必然从宏观上破坏社会的均衡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序化，从而严重破坏社会的经济效率。所以，市场初次分配的缺陷必须由再分配来弥补。在市场初次分配考虑效率的前提下，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收入差距，达到社会公平。所以效率和公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只有通过提高效率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才有可能实现分配的公平；另一方面，公平又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只有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才能激发劳动者尽可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尽快增加物质财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就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效率高、竞争力强、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获得了更多的收入，使人们的收入拉开了档次，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效率优先就是要求市场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要求收入水平按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决定。坚持效率优先并不是要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效率优先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基点。同时要兼顾公平，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化。再分配注重公平，就是在注重效率的同时，避免出现一些经济不公平现象。效率原则的出现本身包含着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出现了社会整体分配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大多数成员所能接受的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这就需要兼顾公平。党中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明确了现阶段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就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坚决依法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目前，我们事业单位的分配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离十六大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倾向比较严重，效率优先的原则没有得到体现。现行的分配制度不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摆在事业单位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要搞好事业单位的分配制度改革，必须贯彻十六大的要求，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1．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六大指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既有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也有生产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等。既然有这类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允许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因为物质生产成果是人们投入的劳动力、经营力、资金、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生产要素又分别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要素所有者进行生产投入、转让要素所有权，都要取得相应的一份报酬。这样，生产成果的分配就在各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之间，依据各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实际作出的贡献来进行，多贡献多得，少贡献少得。从资源的市场配置来看，生产要素的贡献由报酬来反映，这样使得各种要素能够进入市场流动并形成要素价格。价格信号的市场波动，引导着各种生产要素流向最需要的部
门，从而有效地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且，生产要素的有偿使用，迫使每一个生产经营者在进行投入时要精打细算，寻求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以便用最低的生产成本来获取最大的利润，这就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具有效率的秘诀就在于此，即人们的所得必须与其所作的努力和贡献直接联系起来，收入要与投入相对应。因此，就必须确立相应的分配原则，即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我们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正确认识劳动的质与量，认识到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劳动是复杂程度很高的劳动，是更有效率的劳动。不能把按劳分配等同于按劳动的自然时间进行分配。在收入分配中，应充分体现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劳动价值，多劳多得，优劳优酬，使同一单位的职工收入差别与他们的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差别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激励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创新能力和风险意识，促进单位经济效益的提高。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有利于吸收单位职工和社会的资金用于拓展生产经营门路，扩大生产规模，既能加快单位发展，又能分流吃事业饭的人员，减轻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有利于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为单位的跨越式发展多作贡献。2。结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与聘用制度相配套的工资分配制度。即将全面推行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其核心是建立岗位分类管理制度，实现由身份管理到岗位管理的人员聘用制度。我们应以这次人事制度改革为契机，在实行聘用制度中，要在国家工资分配制度宏观政策和工资总量调控指导下，进一步深化单位内部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和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与聘用制度相配套的单位内部工资分配制度。要结合本单位内部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实际，合理确定受聘人员的岗位工资待遇。按照按岗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的原则，将受聘人员的岗位工资待遇与其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挂钩，做到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对关键岗位和特殊岗位人才要强化激励力度，适当拉开不同岗位间的收入差距，发挥岗位工资待遇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允许单位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奖励项目完成人员和对产业化有贡献的人员；允许单位经批准高薪聘用个别拔尖人才，实行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报酬。对有重大科技发明、贡献突出的人才，根据有关规定，实行重奖。逐步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3．关注弱势群体，兼顾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弱势群体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也是改革主体的组成部分。在分配制度改革中若忽视他们的利益，则有悖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不仅是党和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的需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关心，首先要坚决执行国家帮助弱势群体的各项政策法规，包括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强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给予弱势群体特殊的就业援助等。要重视发挥我局已经建立的职工、子女就业帮扶基金的作用，为分流下岗职工及其子女提供就业或再创业的条件。许多单位工会组织已建立了职工互助基金，该基金应在帮助困难职工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多方努力，不让一个职工生活过不去。在工资、奖金分配中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逢处过节发放慰问费、过节费和过节物品时，尽可能做到一视同仁，使每一个职工都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对于混岗的大集体职工，除了工资有政策规定外，在奖金、劳务费、过节费等分配问题上就应尽量做到同工同酬，使他们的劳动付出有相应的回报。要正确认识离退休职工在过去几十年工作中的劳动积累对国家和社会所作的贡献。离休干部都经历过民主革命，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拼搏奋斗，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们都为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作出了贡献。我们应该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和政府关于离休干部的有关政策，确保“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略为从优”的规定得以落实。现已退休的职工，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工作在计划经济年代，那时，他们的工资待遇都不是很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多是以利润的形式上交了国家，他们都为增加国家积累作出了贡献。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中，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更要重视离退休职工的利益，要使离退休职工的收入随着社会和单位的发展不断有所增加，让离退休职工为国家作出的贡献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企业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 篇6
作为企业的绩效考核措施, 按业绩量化计酬是必要的, 但客观存在的机会不均造成的分配不均, 在员工心理上形成了巨大落差, 导致诸多矛盾产生, 影响了职工队伍的思想稳定。
然而, 任何企业、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给予每个人以绝对平均的机会, 机会的不均会伴随着企业的成长永远存在。那么, 如何解决企业分配上的矛盾?十七大报告提出,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对比十六大提出的“一次分配注重效率, 二次分配注重公平”, 这一提法在认识上有所推进, 它更加关注社会利益分配中的直接分配和转移分配间的平衡关系, 对于解决企业的分配矛盾、构建和谐企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可以这样认为, 在企业绩效考核下的薪酬分配是企业所做的第一次利益分配, 所注重的是岗位差异和贡献大小, 亦即所谓效率, 它更多地应当向在创造利润过程中做出直接贡献的员工倾斜。而企业的二次分配则可以理解为完善的福利分配和职工依法享有的权益保障, 它所注重的是公平, 面向全体员工, 尤其是困难员工。
由于第一次分配对经济效益有直接性, 大多数企业对此都十分重视, 薪酬和绩效考核办法细致完备且不断修正改进, 它的落实也比较到位, 使得营销人员和重点岗位人员得到了很好的激励。而对于二次分配, 其直接效应就不那么明显。在很多企业领导者心目中, 一说企业福利就和“大锅饭”联系上, 所以员工往往积极性不高。于是, 企业的分配体系呈现为“跛脚”状态:企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激励措施越来越健全, 薪酬分配制度越来越完善, 并不断调整改进, 而福利分配制度逐渐淡出了企业职工的视线, 福利分房、公费医疗、公费疗养休假等等成了老职工们的记忆。
这种分配的落差, 在市场比较平稳的阶段, 矛盾不很明显。而当市场大起大落之时, 矛盾立刻暴露无遗:市场行情较好时, 有了效益, 企业给职工发放年终奖本来是好事, 但经常会因为贫富不均引发职工不满甚至冲突。当市场行情糟糕、企业效益差时, 绩效考核体系失效, 年终奖发不发、怎么发, 又成为新的烦心事。其中的重要原因, 是企业分配体系中缺了福利分配制度这只“脚”。
在企业分配体系中, 福利分配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企业福利分配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 其一, 法定福利, 即俗称“四金”保险和假期等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其二, 公司福利, 即由企业根据情况自行决定的福利, 一般有住房补贴、商业保险、节日福利费、免费工作餐、假日旅游、困难救济等。与薪酬分配制度不同的是, 企业福利分配制度淡化绩效因素, 注重体现公平。福利分配制度的主要作用是弥补、调和薪酬分配制度带来的不均衡和不完整, 使全体员工都能分享企业经营成果, 提高生活质量, 增强安全感, 同时感受到企业的关怀, 产生对企业的信任、依赖和归宿感, 从而激发起工作的热情。福利分配的额度通常小于薪酬分配额度, 但它对员工心理产生的影响力却不低于薪酬分配。因此, 福利分配制度更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心理层面。在企业的分配体系中, 薪酬分配更直接地激励效率, 福利分配更能激发感情,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许多企业对员工福利有所考虑, 也有不少好的措施, 但这种措施往往是随机的, 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老板高兴了, 员工人人有赏;老板发火了, 员工人人自危。福利分配不能形成制度, 它的作用就被大大削弱。因为员工不能了解自己在何种情况下才能享受到福利, 尤其当法定福利也不能得到落实时, 他就失去了安全感, 那种由福利分配带来的良好心态就荡然无存了。随机的福利待遇, 员工容易产生对企业领导者个人的感激, 却难以建立起对企业的信任感, 不能形成安全心理。这种方式的福利分配, 企业投入的成本并不少, 却不能收到最佳效果。因此, 福利分配形成制度, 实行福利刺激的长效机制, 对于福利分配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十分必要的。在进行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中, 工会组织完全可以根据企业职代会工作制度和集体合同有关规定等, 将职工的意见充分表达, 积极影响企业行政, 不断完善企业的福利分配制度, 多为低收入职工群体尤其是困难群体争取一份企业二次分配的“蛋糕”。
稳定、充沛的资金来源是企业有效实施福利分配的基本保障。福利分配制度一旦形成并成为企业的习惯, 就不易逆转, 因此企业应设法保证福利分配的资金来源。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福利基金,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也有企业在薪酬制度中, 应用类似于“个调税”的手段, 规定当绩效奖励达到一定程度时从中提取适当比例作为企业福利基金, 此举既可增加基金数额, 又可调节员工心理, 也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稳定的福利基金可以排除由于市场波动或经营欠佳造成的影响, 即使在企业效益不佳的年份, 同样可以实施完整的福利措施, 达到凝聚员工的效果。
由于福利分配与薪酬分配同属激励手段, 因此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混淆和实践中的误区。较常见的是对“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区别不能准确把握, 实施福利分配时过多地强调贡献大小、绩效高低, 人为地在福利待遇上造成不公平。例如, 按照个人绩效高低确定节日福利费标准, 同等同级的员工受到明显不同的待遇, 造成员工心理严重失衡, 使福利措施效果适得其反。其中道理并不复杂:作为福利待遇, 其功能是满足生活基本需求, 提供类似保健性质的安慰, 以弥补薪酬分配带来的不均, 它着重强调公平。如果直接地与绩效挂起钩来, 则违背了福利分配的基本原则, 它的效果就会事与愿违。
分配效率 篇7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社会主体在权利、地位和利益的分配上, 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的完全的平等, 而最重要的是最终结果的平等。而收入分配中的效率, 就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讲求效率的目的就在于, 通过竞争刺激人们去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和更快的经济。
在现代经济与社会生活中, 追求效率和追求公平 (即控制最终收入差距) , 不仅应在初次分配中以公平竞争为前提, 通过市场作用实现经济效率, 而且还应强化政府再分配职能, 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率, 从而既充分发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作用, 又充分发挥了政府主体的辅助性作用即政府对收入再次分配的宏观调控, 使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公平相互统一, 相互协调, 促进和谐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效率与公平现状
在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过程中, 从注重公平、牺牲效率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再到当前的既注重效率和公平, 又更加注重公平, 分配制度改革走过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 缺乏新的利益协调和整合机制, 政策无法与改革相适应, 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1.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目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四种趋势: (1) 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显著拉大。 (2)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逐年拉大。 (3)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且有越拉越大之势。国有垄断行业职工的工资增幅明显快于各行业平均水平。 (4) 高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悬殊。这种差距趋势的迅速扩大, 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和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因素, 严重影响社会公平, 最终会影响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2. 收入分配不公
我国渐进稳妥的经济改革特征, 决定了在当前还不可能完全实现各行业部门间的公平竞争, 完全消除垄断。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或部门, 并不是凭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市场中打拼出来的, 恰恰相反, 它们都是在国家政策的“庇护”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国家政策的歧视造成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未能实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平等竞争环境, 这必然造成行业间收入的巨大差距, 形成分配不公。此外, 分配不公在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也很严重, 表现为工资分配的平均主义。
三、收入分配领域内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解决途径
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可以从以下途径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1. 健全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收入分配中的公平要从初次分配抓起, 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来规范初次分配行为, 既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 坚持市场导向改革, 以效率为前提, 堵塞不合理的漏洞, 规范不合理收入, 让激励性和效率性收入分配确实到位;又要辅以必要的行政调控手段, 以公平为指导, 切实控制垄断收入, 解决初次分配机会条件不均等所带来的不公, 防止不同部门、地区和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 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
2.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政府必须一方面切实加强经济立法、严格执法, 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营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康运行的法制环境, 创造良好的市场运行秩序, 加快市场取向改革, 通过政策、立法的透明性、统一性和可预见性推进市场建设, 严厉打击各种扰乱市场、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及偷逃税的行为, 有效遏制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此外, 在推进市场建设上, 政府要注重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 特别是发挥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作用。同时, 要指导企业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3. 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市场调节的必然结果是收入差距的出现。因而, 现代化市场经济国家都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再分配机制, 来调节由初次分配所造成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为此, 在当前应切实强化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 完善税收制度。政府不仅应加强税收征管, 而且应当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个人税收系统, 增加直接税税种。另一方面,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应建立国有资本预算, 集中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低保, 并覆盖城乡全体居民, 以解决不同地区、行业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的提高。
4. 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
政府用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 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政策手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 政府在收入的初次分配中, 建立有效的税收监督机制, 使各市场经济主体在受教育、就业、对社会资源占有以及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等方面, 实现分配的起点公平和程序公平。另一方面, 政府在再次分配领域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优组合。
总之, 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寻到一个有效的结合点, 并供给一套保证公平与效率的社会制度体系, 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着力解决的问题。
摘要：当前中国作为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 应正确把握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重点认清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现状,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主体与政府行为主体的作用, 从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实现两者的最优组合。
关键词：公平,效率,收入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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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嘉睿: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3]蒋永穆 刘承礼:公平与效率组合模式的选择问题研究 [J].当代经济研究, 2006 (1)
[4]许艺凡:对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公平与效率”的理性思考.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07 (3)
分配效率 篇8
关键词：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量,投资效率,股利分配
一、引言
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在资本市场运行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 纵观我国上市公司近年来的股利分配现状, 发现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股利分配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据统计, 我国上市公司在上市后连续五年进行派现的公司占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不到10%, 而在连续派现的上市公司中, 派现数额在各年间的分配也很不均匀, 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派现水平较低, 少派现甚至不派现的行为普遍存在。据中国证监会数据显示, 2000年以前, 不派现的上市公司在整个上市公司中所占比重巨大, 维持在40%左右, 截至到2010年, 仍有404家上市公司存在不派现的情况, 约占我国上市公司的比重为35.39%。不合理的股利分配行为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 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在中小股东里的信誉下降, 不稳定的股利分配行为也容易降低投资者的信心, 最终会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非效率的投资行为, 在企业运行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当企业拥有可供支配的现金流量时, 过多的留存将会导致代理成本的增加, 相反, 盲目进行投资又会使得优质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自由现金流量对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 Jensen (1986) 、Clifford (1995) 、Richardson (2006) 等已得出相应的结论和证据。在自由现金流量一定的情况下, 企业既可以利用富裕的自由现金流进行投资, 以扩大企业规模;也可以用于派发股利, 以提高企业形象。企业如何利用这部分现金资产去处理好投资与分配之间的关系也是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2连续三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对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效率以及投资效率与股利分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越多, 非效率投资现象越严重;自由现金流量越大, 过度投资程度越严重, 投资不足程度则越低;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程度越严重, 股利分配力度就越大;投资过度程度越大的样本公司, 其股利分配力度越小;投资不足程度越大的样本公司, 其股利分配力度越小。
二、文献回顾
(一) 国外文献
在国外, 关于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方法从最开始的定性研究逐步过渡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形成了较为完善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实证研究结果。Jensen (1986) 提出自由现金流假说, 从理论上探讨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存在的可能性, 为自由现金流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Jensen认为经理人持有过多的现金流容易导致企业的现金资产消耗在低效率的组织中, 增加其代理成本。因此, 企业应通过派发股利或者股票回购, 把这部分现金流回馈给股东, 既保证了股东的利益又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Griffin (1988) 选取了美国25家石油公司1979-1985年的数据为样本, 通过构建新古典、纯粹和嫁接三个自由现金流量模型, 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石油行业存在着明显的自由现金流量代理成本问题 (1) 。Mark和Clifford (1995) 研究发现处于低成长机会Tobin's Q值的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支出具有正相关性, 并且不在预期范围内的自由现金流量更容易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Richardson (2006) 基于自由现金流量假说, 通过建立投资效率模型, 度量了自由现金流量、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量的企业更容易产生过度投资行为。此外,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稳健发展, 关于股利分配的研究, 国外学者起步较早, 研究成果也较为成熟。1959年Gordon提出了著名的“在手之鸟” (Bird in hand) 理论, 成为流行最早、影响最广的股利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一般为风险厌恶型, 所以在股利收入和由于股票价格上涨产生的资本利得收入之间, 更倾向于稳定性较高、风险较低的前者。同时该理论认为, 企业价值与其指定的股利政策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既股利支付越高, 企业价值越大。Lang和Litzenberger (1989) 以美国429家股息变动的上市公司1979-1984年期间的数据作为样本,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增发股利与企业是否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研究表明股息公布对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问题具有影响, 支持了“自由现金流量假说”的观点) 。
(二) 国内文献
在国内,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 关于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量、投资效率与股利分配相关方面的研究相对于国外而言研究历程较短, 但研究结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在结合了国外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更多的是进行理论分析和规范性研究。纪建悦、刘建政、孔静 (2003) 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 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引起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存在此类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投资者不理性的投资理念。刘昌国 (2006) 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自由现金流量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普遍存在, 且情况严重。魏明海、柳建华 (2007) 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低现金股利政策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引发过度投资问题, 并且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的改善会有效的抑制过度投资行为。李鑫 (2007)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 管理层干预导致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扭曲。因此,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与过度投资之间尚不具有相关关系。蒋宏伟、张栋 (2008) 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对自由现金流敏感度显著, 自由现金流量为正值的企业比自由现金流为负值的企业更具有显著的敏感度。闫华红 (2009) 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 而现金股利的发放则有利于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从而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肖珉 (2010) 选取了我国沪、深两个证券市场全部上市公司在2000—2008年的相关财务数据, 基于股利的信号模型和代理模型研究现金股利对内部现金流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能有效的减少内部现金流充足的企业进行过度投资。熊婷等 (2013) 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对2006—2011年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房地产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与自由现金流量呈正相关关系, 自由现金流量过多会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综上所述, 国内外许多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自由现金流量、投资效率与股利分配之间关系密切。国内外学者关于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效率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研究结果均表明经理人持有过多的自由现金流容易导致过度投资现象, 企业的代理成本也相对较高, 企业价值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在我国, 资本市场起步较晚, 关于股利分配行为的实证研究日趋成熟, 但我国对股利分配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借鉴了西方的研究理论, 而且大多数已有研究都停留在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现状、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等层面, 从投资效率的角度对股利分配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西方理论观点认为, 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或者进行股票回购可以有效的控制企业非效率投资。然而, 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和尚不完善的资本市场环境中, 股利分配受到了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造成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被扭曲, 不分配、少分配的现象严重存在。所以,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理论仍需继续进行探索。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投资效率反映了企业资本配置的情况, 直接影响企业的稳定发展和未来的成长性, 而企业的投资行为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代理问题的影响和制约。自由现金流量假说认为, 当企业成长性较低, 缺乏良好的投资机会时, 容易导致管理层盲目的利用自由现金流进行投资, 导致企业现金资源的浪费。但是, 过多的自由现金流量留存又将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 导致代理问题的产生。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非效率投资的行为, 在企业运行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 从自由现金流量的角度考虑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高低, 有助于上市公司制定合理的投资计划, 充分利用富余的现金资源进行投资, 减少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 以扩大企业规模, 创造企业价值。本文基于自由现金流量假说, 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1:自由现金流量越高的上市公司, 非效率投资越高
假设H2:自由现金流量越高的上市公司, 过度投资的程度越高
假设H3:自由现金流量越高的上市公司, 投资不足的程度越低
由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股利分配行为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投资与分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认为:拥有良好投资机会的上市公司, 需要有满足预期投资所需的丰厚资金, 企业为了抓住机会扩大规模, 就会挪用用于发放股利的现金, 往往少派现或者不派现, 将大部分盈余用于投资。而缺乏良好投资机会的上市公司, 大量的现金流留存会导致现金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 而进行盲目投资又将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 所以倾向于增发股利。鉴于此, 本文将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与股利分配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在控制自由现金流量这个变量的前提下, 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否与企业分配股利的多少有关。为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4: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越高, 股利分配的力度就越高
假设H5:过度投资越严重的上市公司, 股利分配的力度就越低
假设H6:投资不足越严重的上市公司, 股利分配的力度就越低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期间是自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 收集了2010年至2012年三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 为了避免一年数据的波动, 本文的所有变量采用2010—2012三年数据的平均值。本文选取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CSMAR Solution (http://www.gtarsc.com/) 、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 (http://www.cnlist.com/)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等。在选取数据时, 为确保数据的有效性, 尽量消除异常数据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影响的因素, 剔除以下数据:1、数据库中数据缺省或存在明显错误的上市公司;2、数据库中未能保持三年数据连续的上市公司;3、经营状况异常、报表可信度较低的PT和ST上市公司。经过筛选, 在A股2568家上市公司的原始样本中, 本研究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数量总共为1461家。
(二) 变量定义
(1) 自变量。本文从投资效率的角度, 引入自由现金流量, 把自由现金流量视为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外学者对于自由现金流量的研究成果丰富, 计量方法各不相同。本文借鉴国内外最常用的自由现金流量定义。其计算公式如下:FCF=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维持性投资-估计的期望投资水平。在研究投资效率与股利分配过程中, 本文将投资效率EInv作为自变量。
(2) 因变量。本文将投资效率作为第一次回归分析的因变量, 研究其与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之间存在的关系。为了对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进行计量, 本文借鉴Richardson (2006) 建立的残差度量模型来作为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 既:
通过对模型 (1) 进行回归, 得到的差值ε即为投资效率, 用EInv表示, 如果EInv的非标准化残差>0, 表示过度投资;如果EInv的非标准化残差=0, 表示投资处于理想的状态;如果EInv的非标准化残差<0, 表示投资不足。在研究投资效率与股利分配过程中, 本文将股利分配的衡量指标Dividend/MV作为因变量。
(3) 控制变量。除了自由现金流量外, 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为了能够更好﹑更全面的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本文综合以往的相关文献, 提出了以下五个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代理成本, 根据已有文献, 衡量代理成本的方法有两种: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本文选取资产周转率来计量代理成本。Tobin Q值, 根据托宾Q (Tobin's Q) 理论, 上市公司的成长能力与预期的新项目投资机会呈正相关关系。既投资机会越多, 投资支出也越多。高管持股比例, Denis (1997) 的研究表明, 增加高管的持股比例是解决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有效方法之一。财务杠杆, 上市公司负债水平与投资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负债水平越高的企业, 越容易导致投资不足或者过度投资。本文采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 (Lev) 。企业规模, 已有研究表明, 管理者的私人收益是企业规模的增函数。规模大的上市公司管理者往往会选择运用自有现金流量来增加自身财富而摒弃最优的投资项目。本文采用三年平均总资产的对数来度量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变量。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与企业的股利分配具有密切关系, 本文以净资产报酬率 (ROE) 表示为企业的盈利能力指标。股票的盈利能力。股票的盈利能力与投资效率、股利分配都有密切的关系, 本文用每股收益 (EPS) 表示股票的盈利能力。
(三) 模型构建
本文对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效率以及投资效率与股利分配的关系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模型为:
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模型:
投资效率与股利分配的关系模型:
模型 (2) 用来检验假设H1、假设H2和假设H3;模型 (3) 用来检验假设H4、假设H5和假设H6。
五、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1、表2和表3分别表示全样本描述性统计表、全样本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效率相关系数 (Pearson) 和全样本投资效率与股利分配相关系数 (Pearson) , 鉴于文章篇幅, 投资过度 (EInv>0) 描述性分析、投资不足 (EInv<0) 描述性分析未在文中表示, 如果读者感兴趣, 可以向作者索取。从全样本来看, 投资效率 (EInv)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2.3371和5.6992,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既存在投资不足又存在投资过度现象。其中位数为-0.00990, 说明我国存在投资不足的上市公司多于存在过度投资的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量 (FCF) 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2747和0.02605, 最小值为-0.18788, 最大值为0.18672,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的自有现金流之间存在差异。EInv与FCF的显著性为0.032<0.05, 相关性为0.056>0, 表明两者之间为显著正相关, 说明上市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越多, 过度投资的程度越大或者投资不足的程度越小。EInv与Tobin Q显著正相关, 说明当企业拥有的投资机会越多, 投资效率就越高。EInv与Lnasset显著正相关, 说明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比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高。FCF与Mcost、Tobin Q显著正相关, 说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越高, 托宾Q值越大, 自由现金流量越多。FCF与Lev显著负相关, 说明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越高, 自由现金流量越少。股利分配力度指标 (Dividend/MV) 的最小值为0.00000, 最大值为0.54886, 说明样本公司在股利分配力度上并不一致。中位数为0.00357, 说明虽然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派发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但是派发股利的企业还是多于不派发的企业。投资效率 (EInv)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2.3371和5.6992,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既存在投资不足又存在投资过度现象。其中位数为-0.00990, 说明我国存在投资不足的上市公司多于存在过度投资的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量 (FCF) 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2747和0.02605, 最小值为-0.18788, 最大值为0.18672,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的自有现金流之间存在差异。Dividend/MV与EInv的显著性为0.026<0.05, 相关性为0.029>0, 表明两者之间为显著正相关, 说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越高, 股利分配力度越大。Dividengd/MV与FCF显著性为0.000<0.05, 相关性为0.170>0, 表明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 说明上市公司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越多, 股利分配力度越大。Dividend/MV与Size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0.137, Dividend/MV与EPS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0.172, 说明企业的规模越大, 每股收益越多, 股利分配力度越大。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
(二) 回归分析
表4、表5、表6、表7、表8和表9分别表示各种情况下的回归结果, 根据回归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 FCF的回归系数为0.159, 且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说明上市公司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越高, 非效率投资越高, 该结果支持了假设一。Tobin Q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机会越多, 投资过度的程度越大或者投资不足的程度越小。Lev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企业的投资过度或者投资不足。Lnasset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规模越大, 投资效率越高。从640家存在过度投资的上市公司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 FCF的回归系数为0.000, 且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越高, 过度投资越严重。该结果支持了假设二。Tobin Q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机会越多, 投资过度的程度也越大。Lev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系数越高, 越容易导致过度投资。从821家存在投资不足的上市公司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 FCF的回归系数为-0.220, 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越高, 投资不足的程度越低。该结果支持了假设三。Lev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投资不足问题。Lnasset的回归系数为0.021, 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 EInv的回归系数为0.000, 且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说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越高, 股利分配力度越大, 该结果支持了假设四。FCF的回归系数为0.045, 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越多, 股利分配力度越大。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 股利分配力度就越大。Lev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企业的财务杠杆系数越高, 股利分配力度越低。从过度投资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 EInv的回归系数为-0.004, 且在0.0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说明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 股利分配力度越小, 该结果支持了假设五。FCF的回归系数为0.062, 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越多, 股利分配力度越大。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在存在过度投资的上市公司中, 企业的规模越大, 股利分配力度就越大。从投资不足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 EInv的回归系数为-0.005, 且在0.0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说明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行为越严重, 股利分配力度越小, 该结果支持了假设六。FCF的回归系数为0.022, 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越多, 股利分配力度越大。Lev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在存在投资不足的上市公司中, 企业的财务杠杆系数越大, 股利分配力度就越小。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a.因变量:EInv*.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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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因变量:Dividend/MV*.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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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本文分别对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效率、投资效率与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效率的实证研究分析可知, 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将模型 (2) 中的代理成本 (Mcost) 这一控制变量使用管理费用率 (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来计量, 进行稳健性检验, 如表10所示。由表10可以看出在全样本中, EInv与FCF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投资过度的样本中, EInv与FCF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投资不足的样本中, EInv与FCF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这些结论与上述回归分析结论一致, 假设H1、假设H2、假设H3均得到检验, 因此对于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结果与分析具有一定的稳健性。本文将模型 (3) 中的企业成长能力 (Growth) 这一控制变量使用Tobin Q值 (公司的市场价值/年末总资产) 来计量, 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11所示。由表11可以看出, 在全样本中, Dividend/MV与EInv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投资过度的样本中, Dividend/MV与Elnv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在投资不足的样本中, Dividend/MV与Elve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这些结论与上述回归分析结论一致, 假设H4、假设H5、假设H6均得到检验, 因此本文对于投资效率与股利分配关系研究结果与分析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六、结论及展望
分配效率 篇9
1. 小学英语早读的现状
(1)阅读缺乏目的性。
学生要提升自身的自学能力和早读效果,需要得到教师的指导,然而现阶段存在着英语教师没有给学生安排相应早读任务的现象,导致学生早读缺乏目的性,只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阅读,没有阅读任务和对阅读效果的检查,早读效果肯定会不理想。一些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在早读时,难以实现对一些内涵较深的文章的阅读,因此他们只能阅读简单的单词,耗费了宝贵的早读时间,英语能力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1]
(2)阅读任务安排不当。
在素质教育要求中,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将学生作为教学的本体,一切教学目的和安排均从学生立场出发。然而目前存在着教师对学生的期望过高,致使在早读任务安排上存在着过重、不当的问题。例如在早读中安排大量的阅读,致使学生只能进行走马观花式的浅读,而不能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也就不能实现阅读能力的提升。另外,一些教师将早读时间安排得过短,不根据学生情况进行分类的阅读任务安排,致使部分学生根本不可能完成相应的阅读任务,也不利于学生的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能力培养,早读也难以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2. 小学英语早读分层安排任务的必要性
小学英语早读是学生的集体阅读时间,对学生的英语口感和表达能力都有着提升的作用,目前大部分教师认为早读只有大声阅读才能保障相应的效果。一方面,小学生由于年纪过小,其关注力和注意力都较为薄弱,容易在阅读中出现走神的问题,因此强行要求学生在英语早读中大声阅读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还存在着部分教师将早读时间占用的问题,这也严重阻碍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因此,需要在小学英语早读中进行分层任务安排,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能力、个体差异和效率高低,安排不同的任务量和任务要求,帮助学生有效利用早读时间,提升英语成绩。
3. 采用分层分配任务法提升英语早读效率
(1)明确目的,合理安排任务。
不同学习阶段、不同年纪和不同班级学生的英语基础和自身天赋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就算是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其英语接受能力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需要教师在进行早读任务安排时,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相应的分组,运用“学情理论”,再结合学生特点和教学内容要求进行分层的早读任务安排。
如苏教牛津版英语六年级Unit 6 The National Day Holiday的早读课中,就可首先要求学生将前面章节中学习的单词语法进行巩固,在此基础上再对新单词和课文进行理解性的阅读。通常而言,在对学生进行分层次任务安排时,多以中等生为界,对学优生要求更为严格,对学困生要求较低,然而在任务安排中不能明确说出不同学生之间的任务差异,而要在任务安排中进行相应的差异性检查。
(2)多样化阅读形式,激发学生兴趣。
在小学阶段教学中,学生情绪对学习效果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因此在教学中需要给予正面的肯定和激励,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英语早读中,教师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例如同桌之间进行单词记忆的互相检查,分角色进行文章阅读,另外,领读、自由读、齐读等阅读方式也要加以综合利用。[2]
(3)读记结合,提升效率。
小学英语早读的重点在于发挥和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教师在对学生英语早读的指导中要重视学生的自主性,实现有针对性的个别指导和分层次指导,要指导学生在早读中将读和记结合起来,实现阅读时也能对重点知识加以记忆,对重点知识进行反复阅读、理解,进而实现记忆、消化,成为自身的知识储备。另外,将课堂教学和检查结合起来,也能很好地起到早读的监督效果,促使学生去阅读和记忆。[3]
(4)早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在分层任务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将早读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精准的早读效果评价,在此基础上对学生的态度、方法进行调整,从而切实发挥分层早读的效果,提升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4]
综上所述,小学英语早读是小学英语教学中极其重要的一环,需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应用合理的早读方式,然而现阶段我国的小学英语早读存在着阅读缺乏目的性和阅读任务安排不当等问题,亟须解决。分层安排任务的早读方式可有效提升早读效率,可以采取明确目的、合理安排任务,多样化阅读形式、激发学生兴趣,读记结合、提升效率,早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等措施,采用分层分配任务法提升小学英语早读的效率,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成绩。
参考文献
[1]柯丹娜.从多元智能角度研究初中英语隐性分层教学的有效性[D].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15.
[2]陈美红.浅谈如何提高小学英语课堂教学效率[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30).
[3]金丽.预学案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实践研究[D].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15.
分配效率 篇10
1.帕累托效率与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
效率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效率, 即资源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得到合理配置, 使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要, 提高了人们的福利水平。人们经常用“帕累托效率”概念来分析和界定经济效率或资源配置效率。
资源配置达到最高效率的状态称为“帕累托最优”。即在这种状态下, 资源配置的改变不会在任何一个人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其他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处于这种状态的资源配置使社会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反之, 资源的配置就存在“帕累托改进”。
在经济生活中, 帕累托最优很罕见, 资源配置的结果经常是一部分人的福利增加, 而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减少, 但只要福利变动后全社会福利净收益是增加的, 那么, 即使某些人的个人福利有所减少, 仍然认为全社会福利是增加的。
在农地资源的非农化配置中, 经常也是一部分人的福利增加, 而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减少, 而只要相关群体福利降低量少于其他群体福利增加的量, 就被认为是农地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提高了。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 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可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完成。但是, 市场机制只关注经济效益, 对于农地使用 (不管是非农转用或是保持耕地用途) 者而言, 环境效益以及粮食安全的“外部性”不能内部化, 将导致经济效益相对低下的农业土地不断被占用。因而, 农地资源非农化配置中, 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现象, 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安排来对农地资源配置进行必要的干预。
2.公平理论与农地非农化配置公平
公平不是效率关注的问题, 市场机制也难以解决资源配置收益在人们之间时空上的公平分配问题。因而, 公平是资源配置的另一个问题, 特别是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政府既需要关注区域间福利水平的差距问题, 也要关注收入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公平问题, 以求得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况且, 农地资源配置的公平也会反作用于农地资源配置的效率。
相对于效率, 公平属于规范性命题, 价值观不同, 对公平的理解大不相同。可持续发展理论属于机会公平论, 该理论关于资源配置公平的原则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代内公平, 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性;二是代际公平, 即世代人之间的纵向公平性。代内之间的公平是指不同区域或不同群体之间在资源配置收益上的公平, 如果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 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 代际间的公平是指本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对于自然资源与环境的需求, 即要给后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1][2]
在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过程中, 为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需要引入市场机制, 通过土地交易平台进行平等交易, 以增加社会福利总量, “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那么基于公平理论, 农地非农化配置产生的大量社会增值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中进行相对均衡的分配, 以期随着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可供分配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不同社会群体 (如市民与农民) 和不同地区 (如城市近郊与偏远农村) 社会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 最起码应保证不会使得部分群体 (如农民) 随着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出现生活福利下降的情况。
二、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进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1.统筹城乡建设用地是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方式
一方面,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城镇国有土地可供量却非常有限;另一方面, 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又相当严重, 集约化使用程度低。
如何破解上述难题, 目前有两个方式:一是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用于城市二三产业, 即保留建设用地集体所有权以农村为主体的流转方式;二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 即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相挂钩, 农村建设用地有偿退出, 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相应增加。第一种方式是将建设用地流转权交给农民, 农民直接获得土地的增值, 但由于土地的区位性和国家对于土地市场的垄断性, 这种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在范围和数量上都是有限的。第二种方式是偏远农村地区给城市提供建设用地使用指标, 而近郊农村提供实物土地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问题。这种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使城市更快获得建设用地指标, 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脚步, 有利于社会总财富和总福利的增加, 因此, 可以视为是提高了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 但如果地方政府通过征收将土地增值的绝大部分留在城市, 而农民所获得的土地收益很少, 则有悖于“公平”原则。不“公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在新增土地收益 (由土地资源高效配置产生的) 分配中的不公平;二是近郊农村与偏远农村在上述新增社会福利分配中的不公平。
2.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进程中可能存在的“公平”缺失问题
偏远农村地区通过指标交易参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获得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一些收益, 但城市在获得建设用地指标之后必然要在城郊征收更多的农业用地, 同时会对城郊特别是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做出限制。如成都市在《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 (试行) 中即将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区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排除在外, [3]因而会出现相邻的两个村庄, 一个村庄的集体建设用地可以流转, 另一个村庄的却受到限制, 而农民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获得的收益会大大超过集体土地被征收获得的征地补偿, 如何体现“公平”原则, 平衡这两者在收益上的巨大差异是城乡统筹背景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面临的问题之一。
在统筹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模式中, 偏远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的转让以及城区建设用地指标的增加, 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 使得不同区位土地资源发挥了其各自的最大效益。在这一过程中, 会产生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 这部分增值应视为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 增值收益理应由共同参与的城乡共享。建设用地指标转让价格是否合理, 偏远地区农民是否获得的公平收益也是统筹城乡建设用地中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
城市为了获得建设用地指标, 激励农村减少建设用地而支付少量费用, 通常被称为“城市反哺农村”, 潜在的逻辑是农村减少的建设用地还在农村, 城市并没有占用, 只是用途发生改变 (“非农”变“农用”) 。依照“农地发展权”理论, 如果某建设用地转为农业用地后, 地块的主人将丧失该地块未来作为建设用地开发所带来的比转为农业用地更大的土地增值机会, 实质上是转让了“农地发展权”。我国土地制度中尚没有设立“农地发展权”, 更没有将这一权能赋予农民, 农民将建设用地转为农业用地可以获得少量补偿, 而城市通过增加建设用地指标而获得的土地收益依然越来越多, 即便不能算作是城市对农村的又一次盘剥, 但也算不上是“城市反哺农村”, 如果城乡距离因此继续拉大而不是缩小, 这显然有悖于国家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初衷, 也有悖于“公平”原则。
土地具有区位特征, 不具有移动性, 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需要不同区位的土地资源各得其所, 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利益却可以转移, 由参与高效资源配置的各方共同分享, [3]以体现“公平”。因而, 基于效率公平理论的要求, 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进程中, 一是通过城市建设用地的有序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相挂钩, 使资源向收益最高点集中, 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建构土地资源高效配置所新增社会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 平衡各方利益关切, 体现“公平”原则。
三、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相挂钩”, 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按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相挂钩”的原则, 各地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如天津和浙江嘉兴等地的“宅基地换城镇住宅”模式和重庆“地票” (即建设用地指标, 实质是农地发展权) 交易模式。但由于城乡统筹, 建设用地“增减相挂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户籍改革、社会保障、土地管理和土地收益分配等多方面的问题, 又缺乏法律层面的支持, 因而各地均采取行政力量主导的比较谨慎的做法, “占补平衡”的范围一般还局限于县 (区) 之内, 不能跨区平衡。而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或是产业结构迥异, 原有的土地后备资源也存在着差异, 导致一些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 建设用地需求与供给矛盾特别突出。面对既要保护耕地, 又要为经济社会发展筹集必须的建设用地指标的两难选择, 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需要推动建设用地指标跨区统筹和异地占补平衡。
在重庆“地票”跨区交易试点之前, 浙江、江苏、山东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有通过建设用地指标置换和农地整理新增耕地指标折抵的建设用地指标配额进行市场化流转的探索, 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建设用地的矛盾。
以宁波市江北区为例, 江北区为宁波老三区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 该区的城市化水平一直落后于其他两个老城区。近年来, 该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 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得物流、汽车和商业配套等项目纷纷落户该区, 而房产项目和工业项目的需求量则更大。这推动了该区土地价格迅速上升, 如果要让该区的土地资源仍然保持原来的农业种植方式, 显然不是高效配置资源的方式, 也有悖于价值规律, 但耕地需要保护, 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也不能随意增加, 到底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据我们在该区问卷调查发现, 超过70%的被调查农民对土地被征用持欢迎态度, 因为大部分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不是来自于农业生产, 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已经微不足道, 而征地却可以解决养老、医疗保险等他们关心的问题。
解决这一矛盾, 需要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相挂钩”向更广的方向推进, 即“增减相挂钩”从区内平衡向市级平衡, 乃至省级平衡过度。近年来, 宁波主城区的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特别突出, 如果能争取成为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相挂钩”的试点地区, 允许相对偏远的县市将建设用地整理新增耕地折抵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土地交易平台交易到主城区, 将有效缓解城市建设用地饥渴的问题, 并为发达地区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相挂钩”积累实践经验。
解决城乡建设用地矛盾, 还可以在深度上做文章, 探索加快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直接市场交易的模式。限制农村宅基地上市交易的重要原因是宅基地对于农民的保障功能。而在宁波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农村养老、新型合作医疗和扶贫帮困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框架日趋完善, 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已经逐步弱化。农村宅基地换取城镇住房等农村宅基地的有偿退出机制不仅为城市发展增加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还可有助于加速农民市民化的进度。当然, 农村宅基地的有偿退出应设立相应的条件, 以防止出现农民“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尴尬局面。
四、构建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 以体现“公平”原则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相挂钩”的跨区平衡, 城市在获得更多建设用地指标的同时, 也获得巨大的土地增值。该收益是土地资源优化所得, 理应由参与资源优化的各方共同分享, 参与各方主要包括“一城两乡”, 即建设用地指标的受让方 (城市) 、建设用地指标的出让方 (偏远农村) 以及土地被征收方 (近郊农村) 。而当前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益不平衡, 城市往往获得土地增值的绝大部分;二是乡村之间不平衡, 近郊农村收益与偏远农村的不平衡, 而合理均衡的土地增值分配机制应努力缩小这些不平衡。
1.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价, 推行村级“留地”制度, 缩小城乡收益差异
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 农民的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城市需要城乡统筹, 但在利益分配上缺乏城乡统筹的意识, 城市的理由也很“充分”:偏远农村提供建设用地指标获得收益 (指标交易价) 的同时, 土地的所有权没有改变, 使用权也还属于当地 (只是建设用地整理为农用地) , 农民没有损失什么, 因而是“城市反哺农村”;近郊被征地农民获得了征地补偿款, 至于土地增值, 是由于城市化推动地价上涨, 城市的前期大量投入是形成级差地租的原因, 城市理应获得最多。
但实际的情况是, 长期以来, 农村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除了国家在城乡建设投入上的巨大差异外, 农村还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或低价的土地资源。城乡差距继续拉大显然不是城乡统筹的目标, 在土地收益分配中, 政府应适当提高农村在土地增值上的分配比例, 推动城乡均衡发展。
(1)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适当提高村级“留地”规模, 保障近郊农民的权益。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差异很大, 征地补偿难有统一的标准, 不同地区农民的诉求也会不一样。在欠发达地区, 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功能更强, 征地补偿应以能够满足为被征地农民建立基本的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为最低要求, 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存权益。而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土地的保障功能相对较弱, 满足农民后续的社会保障资金已不是主要矛盾, 但征地补偿款在高额土地拍卖价中所占比例很低, 这和农民自行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所得收益的差异也很大。被征土地的拍卖价和征地补偿价的巨大的差异引发了被征地农民的强烈不满。
以宁波近郊为例, 土地拍卖价按200万元/亩保守计算, 而宁波市三江片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仅为9.65万元/亩, 村集体与农民只得到不足5%的比例, 而且大量的土地历史上以无偿划拨形式或几千元至一、二万元每亩的低价被征用。土地开发产生了巨额收益, 绝大部分收益通过二、三级渠道形成多渠道分配, 而土地曾经的拥有者农民获得的比例很低。
而在宁波下属的市县, 被征土地拍卖价比三江片区低出很多, 又由于征地补偿款占被征土地拍卖价的比例和三江片区基本持平, 所以农民和村集体获得的征地补偿款的绝对数就更低了。以宁波下属余姚市为例, 一些交通便利、人口较多的中心村 (小集镇) 中工业用地、服务业用地多年期使用权的出让价已分别达到40万元/亩、80万元/亩。如果是存量建设用地, 其土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上缴的税费很少, 村集体得益将达到每亩30多万元或70余万元;如果是耕地转建设用地, 扣除上缴税费约每亩近20万元, 村集体得益 (包括给被转用土地原承包户的补偿金) 也有约每亩20万元或60万元。但如果是城镇建设规划区内的集体土地被国家 (或城镇政府) 征用, 或者是城镇规划区外的农村集体土地因修建交通、水利、教育、卫生等公益性设施而被征用, 征地补偿价仅仅是每亩4万元左右。显然, 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由村集体直接出让使村民能分享到的收益, 大大多于被政府征用而得到的征地补偿费。
处理征地补偿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存在的巨大价差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征地补偿价, 另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实行村级“留地”制度, 并适当扩大村级“留地”规模作为过渡, 即不全部征收农民的土地, 而是留出一定比例的集体土地用于村级发展二三产业, 为集体经济壮大和稳定增收提供基础, 保障被征地农民的长远利益。
宁波目前采用的是村级10%留用地发展模式, 但该模式在实施过程中还是碰到许多难题, 难以落到实处。以该市江北区为例, 截止2008年底, 该区 (城市规划区外) 2001年以来应落实村发展留用地2682亩, 实际落实939.6亩, 仅为总数的35%, 与农民的期望仍然相差较大, 而农民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也会给政府以后的土地征收造成困难。
(2) 提高集体建设用地指标转让费最低标准, 保障偏远地区农民权益。
推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相挂钩”, 特别是允许建设用地指标跨区交易, 势必会激励这些地区的农村将整理土地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到城市, 因为偏远地区集体土地不具区位优势, 使用权流转价格较低。从目前建设用地交易实践来看, 转让价格普遍偏低, 偏远地区农民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正是在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后, 城市近郊的土地资源价值得到快速实现 (农用地变为工商用地) , 城市以极其低廉的交易价获得偏远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 不仅有失公平, 也有悖于统筹城乡发展和城市反哺农村的宗旨, 因而在土地收益分配中, 政府需要通过提高集体建设用地指标转让费的最低标准, 以保障偏远地区农民的利益。
重庆把建设用地指标称为“地票”, “地票”可以在政府建立的交易平台上公开交易, 建设用地指标出让方获得“地票”交易价格, “地票”在近郊“落地”后 (征地) , 土地被征收方获得土地征收补偿价, 除去土地征收补偿价等以外的大部分土地增值归城市获得。为了保障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出让方的基本权益, 重庆市制订了“地票”交易的最低限价。
2.征收集体土地流转税横向补贴偏远农村地区, 缩小不同地区农村间的收益差异
尽管近些年来国家预算渠道的支农投入逐年增加, 但毕竟有限。土地是农村最大的资源, 但农民土地权益长期受到限制, 农村难以获得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金来源。在符合国家土地利用规划、严格管制非农用地总量的基础上, 推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让农民直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将会为农村建设直接提供巨额的、持续的资金来源, 这也是落实国家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重大举措。
然而, 土地是一种特殊的资源, 距离城市较近的农村由于土地的区位优势, 获得的土地流转收益要远远高于偏远农村地区。为促使不同地域农村间的相对均衡发展, 在保障农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益的基础上, 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课征流转税, 将土地增值的部分比例纳入专有账户, 通过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横向补贴偏远农村地区, 并优先用于农民社会保障。
集体土地流转税参照城市土地增值税方式, 采用超额累进税率, 以调节农村地区之间土地增值收益的不平衡。集体土地流转税应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试点, 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体土地流转, 特别是建设用地流转的收益高, 不仅有征收空间, 调节收益差异的必要性也较高。征收集体土地流转税应避免城市和农村争利, 确保该税收所得真正用于农村, 让不同地区的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
当然, 在不改变当前的土地征收制度情况下, 近郊农村保留集体土地性质可供流转的建设用地必然有限, 集体土地流转税调节收益差异的功能则难以发挥。该税征收的前提条件是农民拥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权。
3.农村村级治理结构改善是“公平”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的配套措施
由于农民个人并不拥有对集体建设用地的所有权, 也难以作为流转主体参与流转活动, 容易产生农民在流转过程中权益被剥夺的现象。
为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一些学者提出应对农村土地所有权进行改革, 即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赋予农民 (也即“农地私有化”) , 但也有学者对土地私有化能够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提出质疑, 认为现状更多的是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侵犯, 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农民拥有土地承包权, 但地方政府还是想征就征, 法律赋权不等于权利可以得到保障。土地私有化能否保障农民利益值得探讨, 但土地私有化短期内难以突破, 探索在现行所有制框架下, 如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则更为迫切。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 成都市各县区按照“政经分离、议行分离”原则进行的村级治理机制改革就值得借鉴:村级组织设置党组织、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在自治组织中, 实行议事监督权、决策权和执行权相互分离;在集体经济组织中, 村 (社区) “两委”干部按照法定程序进入决策管理层, 集体经济组织从村委会逐步剥离出来, 直接通过股东大会等形式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负责。[4]
五、结束语
当前的城乡统筹是在行政力量推动下进行的, 地方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 因而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方面, 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及其角色定位下的行政行为仍是关键问题所在。
在统筹城乡建设用地中, 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 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的土地征收环节予以实现, 政府的土地征收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本身存在矛盾, 要保障农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与农民土地权益, 体现土地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必须对政府土地征收的用途与地域范围予以限制, 如土地征收一般限于城市规划区内, 而城市规划区外的土地征收必须限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的界定必须清晰明确。
如果地方政府土地生财、城市偏好和GDP偏好方面的形成因素得不到根本改变, 土地资源配置的公平原则难以实现, 地方政府也难以成为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者, 这也是农民土地权益屡屡受到侵害的深层原因。在统筹城乡建设用地中, 地方政府的角色应是城乡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应该体现在把握方向、制定政策与规则以及过程的监督和管理等方面。而这些仍需要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予以调整和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予以规范。
参考文献
(1) 曲福田.可持续发展的衡量与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7, (01) .
(2) 储培新.农地非农化配置:公平、效率与公共福利——基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实证分析[D].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3) 周其仁.从成都经验看城乡统筹[N].经济观察报, 2007-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