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分配（共9篇）
产业分配 篇1
近几年来, 生猪市场价格大起大落。生猪生产、经营、加工各环节的风险加剧, 特别是养殖环节风险巨大, 挫伤了养殖户的积极性。我们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 对生猪生产、生猪经营及生猪加工各环节进行了调查, 试图解析各环节的利益分配情况, 以应对生猪市场的变化。
1 各环节调查的基本情况
1.1 生猪养殖环节
重庆生猪养殖市场呈现以下特点:
1.1.1 生猪养殖由散户养殖快速向规模化养殖过渡
随着市场经济变化速度加快, 各种因素已经导致个体或者小规模养殖承受不起养猪所带来的风险, 比重逐渐减少。规模化养猪场在生产技术、防疫能力、种猪性能等方面均具有较强的优势, 同时对生产有较强的计划性和原则性, 对市场行情有一定的预见性和风险抗御能力, 规模化养殖正在日益壮大。但另一方面, 由于管理成本、人工成本相对较高, 特别是有的国有控股企业, 可能由于管理不到位、工作人员工作责任心的原因, 生猪 (特别是仔猪培育期) 死亡率较高, 导致成本增大, 赢利不多。而一些中小规模的养猪场, 尤其是一些个体经营稍具规模的养猪场, 由于管理成本、人工成本, 乃至饲料成本都相对较低, 特别是由于管理到位, 生猪死亡率低, 赢利相对较高。
1.1.2 本地生猪养殖产业优势逐步削弱
从重庆各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宰杀的生猪来源反映, 去年以来, 外地猪源所占比例不断增大。到2009年初, 外地猪源已达重庆主城区宰杀生猪量的70%左右, 其来源地已几乎包括了除东北外全国所有地区。究其原因, 在于重庆原有生猪养殖的优势受到削弱。首先, 原来一家一户养猪基本不用花钱买饲料;现在规模化养殖, 所有饲料都需花钱购买, 而重庆的饲料成本明显高于北方产粮区。其次, 现在各地稍具规模的养殖场都倾向于培育和养殖进口猪种, 重庆过去的猪种优势也基本不复存在。重庆养猪业目前可利用和发掘的优势主要有两点, 一是人工成本相对较低, 二是因气候原因, 养殖期较寒冷地区稍具优势。
表1、表2为市内某大型屠宰厂2009年1、2月份生猪来源统计 (单位:头) 。
由表1、表2反映, 2009年1、2月份外地生猪猪源已逐渐达到70%左右。
1.1.3 仔猪成本和饲料成本高
农村养殖户购买仔猪的重量一般在30~40千克之间, 且从2008年以来仔猪的价格也不低, 购买一头仔猪一般在400元左右。详见表3。
单位:元/千克
1.2 生猪贩运环节
表4反映的是生猪贩运过程中的运输成本。
因各种原因, 我们在调查中未能获取生猪贩运环节的真实利润, 但生猪贩运环节有利可图是不争的事实。2009年1~4月某屠宰场生猪收购价格详见表5。
1.3 生猪屠宰环节
2008年生猪市场波动频繁, 生猪价格经历了大起大落。受养猪利润的一度高企及国家一系列生猪扶持政策等利好因素影响, 规模养殖迅速发展, 生猪行业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今年以来, 生猪价格高位回落后, 各环节利润大幅缩减, 生猪屠宰行业再次面临机遇与挑战。
目前多数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实行的是代宰方式。即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将屠宰场地交由猪肉批发商宰杀生猪, 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从中收取代宰费。猪肉批发商自行收购生猪, 宰杀后将猪肉批发出去。
就重庆主城区而言, 为争夺猪源, 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普遍采取少收、不收甚至倒返代宰费的方式进行竞争;不足部份则采取以猪副产品实物折算的方式收取或弥补代宰费。主城区两个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代宰费用的收支情况详见表6。
1.4 生猪销售环节
就我们调研的各个生猪经营环节比较, 销售环节是其中利润最为稳妥、投资风险最低的环节。由于猪肉销售价格大多实施高进高出的经营原则, 市场价格波动对经营户的收入影响甚微。
猪肉销售以个体销售为主, 超市销售为辅, 个别生猪屠宰企业也开始以自营方式进入猪肉销售市场。
表中反映的利润, 只计算了当天可直接核算的成本, 未计入摊位费、水电费、冰柜设备等方面摊销费用。
如果企业自营店的“毛利率”和“人均日销售额”能够达到或接近个体经营户的水平, 企业自营店能够实现赢利, 如达不到将亏损。
元/头平
注:表中未统计生猪运输过程中的计重损失;其中贩运距离最远的达3800km。
元/头平
注:每头猪平均出栏重以90千克计。
元/头平
元/头平
单位:元
2 结果和讨论
2.1 生猪养殖环节
一是生猪养殖周期长。一般情况下生猪养殖的产房期、保育期和育肥期分别为25天、45天和4~5个月。
二是占用资金量大。以年出槽肥猪1万头、出槽2.5轮为例, 需在圈生猪4000头;按购买仔猪400元/头、饲料600元/头计算, 需占用资金400万元。
三是利润太低、风险大且多为不可预见。其主要包括: (1) 疫情病害; (2) 仔猪价格; (3) 饲料价格行情; (4) 肥猪出槽时的价格行情。
2.2 生猪贩运环节
一是生猪经过长途运输, 免疫力急剧下降, 易发病, 甚至可能引发疫情。
二是贩运途中的病害猪、死猪去向不明。据贩运生猪的押运人员反映, 运输途中的病害猪、死猪有的交给了路途中的生猪屠宰企业, 如何处理不得而知;有的则由押运人员直接予以变价处理。
三是由于担心生猪运到屠宰厂以后, 出现“货到地头死”的现象, 多数生猪贩运户不得不依靠中介人员联系, 以保证能够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交售生猪, 并及时收到货款。
2.3 生猪屠宰环节
一是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布点过多。重庆目前有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250多家, 主城区有二级以上屠宰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12家, 班屠宰能力31000头, 远远大于主城区实际可供屠宰量。以2008年为例, 主城区12家屠宰企业实际宰杀生猪342万头, 即日均宰杀生猪1万头左右, 不足班宰能力的三分之一。2008年12月21日 (冬至) 当天, 12家企业共计宰杀生猪15, 512头, 也仅为班宰能力的二分之一;其中宰杀量最低的甚至不足班宰能力的7%。生猪屠宰企业建设投资巨大, 以目前的宰杀量根本不可能在预期内收回投资。
二是整个生猪屠宰行业沉陷于不规范的竞争状态。
正是由于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布点过多, 屠宰量严重不足, 导致整个屠宰行业沉陷于不规范的竞争状态。其中主城区屠宰企业的不规范竞争尤为突出。
以生猪定点屠宰收费为例, 因近年来原材料价格上涨, 人员工资水平提高, 屠宰服务成本不断上涨, 屠宰企业发生严重亏损。经多方努力, 市物价局于2008年底出台了关于生猪定点屠宰收费改革意见, 生猪定点屠宰收费中准价在原收费标准的基础每级平均上调4元/头。至今, 主城区没有一家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达到原收费标准, 更不用说上调了。屠宰收费偏低, 屠宰企业明显要亏, 如何保障企业效益, 或者说如何维持企业的生存, 由此必然导致不规范的竞争。
其表现形式, 实行代宰的屠宰企业在收取低额屠宰服务费的基础上, 采取截留猪副产品的等方式变相收取或提高屠宰服务费;屠宰生猪的屠宰企业和屠宰业主则在猪肉质量上违规操作, 由此造成对生猪和生猪产品注水以及屠宰病害猪、注水猪的现象时有发生;销售、使用病害肉、注水肉等不合格生猪产品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个别行为不规范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 甚至成为制售病害猪肉、注水猪肉的窝点。
2.4 生猪销售环节
一是猪肉商品缺乏足够的质量安全保障。由于个体经营户占据了猪肉销售的大部份市场, 而个体经营户又没有规范的管理体系, 猪肉商品的质量安全和卫生安全都难以得到足够的保障。
二是生猪屠宰企业的自营网点的经营大多出现亏损。主要有以下原因: (1) 自营网点开办初期, 市场网络尚未形成, 销量太小, 所获毛利润不足以支付费用; (2) 有的自营网点为更快更好地打开市场局面, 创立市场网络, 有意识的降低了销售价格; (3) 企业管理成本过大或管理成本分摊过高。
2.5 建议
一是政府应加大对生猪养殖产业的投入, 对生猪养殖实施贷款贴息, 扶持鼓励发展生猪养殖产业。
二是加快生猪中远期交易市场的建设, 降低生猪养殖业的风险。建立市场网络, 加快建立生猪产销信息平台, 杜绝生猪贩运“货到地头死”的现象。
三是各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要加大对经长途运输到达厂 (场) 的生猪的检疫检验, 防止病害猪进入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 杜绝发生疫情事故。建立长途贩运生猪的病害猪、死猪追溯制度, 杜绝病害猪、死猪通过贩运环节流入市场, 危害人民健康。
四是通过收购、兼并或赎回生猪定点屠宰权等多种方式, 合并部份规模偏小、经营难度大的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尤其是在主城区, 只应保留几个较大规模的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提倡和引导生猪屠宰企业, 特别是外销型生猪屠宰企业发展肉类产品精深加工, 占领集团消费和高档消费市场。鼓励和引导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发展自产自销。一方面, 企业可扩大和把握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 也可以更有效的保证肉品质量安全。
五是制定相关规章制度, 加大执法力度, 遏制或降低生猪屠宰行业的不规范竞争。加大执法力度, 规范市场管理, 从猪肉商品的源头和市场双管齐下, 形成和完善猪肉商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确保猪肉商品的质量安全和卫生安全。
权力分配决定了利益分配 篇2
这两份统计报告，分别对“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的从业者平均工资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在私营单位年人均工资为20759元，只相当于非私营单位（年人均工资37147元）的55.9%，尽管收入差距比例与2009年的55.6%有所缩小，但收入的绝对差异，却从2009年的1.45万元扩大到2010年的1.64万元。
统计报告中的“私营单位”，就是指个人投资开设的企业和公司，而“非私营单位”除了国有单位，还包括集体、股份制和外资等性质的单位，统计公报并没有单列“国有单位”的人均工资状况。
在《人民日报》一篇题为《百姓为何不愿花钱：没的花、不敢花》的评论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国有企业的人均工资——2009年私营单位人均工资18199元，相当于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51.9%——2009年国有企业人均工资为35053元。
此数字我们在Wind资讯的宏观数据库中得到了印证，同时我们还发现，2010年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39471元，是“私营单位”平均工资的1.9倍，比“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高了6.2%，如果再算上国有企业众人皆知的高福利，“国企”无疑是当前社会人均收入最高的经济部门。
从分行业的人均工资来看，国企集中行业的人均收入也是最高的。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报告中，总共分了19个行业，其中“非私有单位”人均工资水平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垄断能源供应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信运营商集中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和以银行保险券商为代表的“金融业”。
上述三个行业的非私营单位2010年人均工资收入分别4.83万元、6.66万元和8.08万元，比非私营部门平均水平（3.71万元）高出不少。而在这三个行业中的私营单位，其2010年的人均年工资只有1.88万元、3.12万元和3.05万元。为何同样的行业，由于所有制的不同，收入差距会有2.5倍之大？这值得深思。
掌握了主要经济资源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地位的权势国企，其職工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一般水平，这充分证明了“权力决定利益”的道理。那么，拥有更大权力的党政部门，其就职人员是否享受更多的利益呢？
这一点，我们没有最新的数据来求证。在2002年以前的统计数据中，我们还能看到“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人均工资情况，但之后，这些统计数据皆成秘密。不过，从历史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趋势——1995年开始直到2002年，公务员的人均收入以较快的速度超越国企职工。
从1995年到2002年，国企职工的年人均收入由5625元增长至12869元，涨了129%；同期“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人均收入由5526元增长至13975元，涨了153%。7年时间，公务员与国企职工的人均工资差距，从-99元变成1106元。我们不知道2002年到2010年的8年间，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变化如何，但是，从每年数百万人争相报考入取率只有1.4%的公务员来看，想必其待遇不会在国企之下吧。
权力所带来的利益不仅带来账面上的差距，更多的不公平还在“人均收入”之外。且不说每年5.4万亿元的灰色收入是真是假，但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是，各类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除了每月到手的基本工资之外，七七八八的奖金福利一年下来常比账面工资还要多。
这类“体制福利”还有很多。比如中石化广东公司的百万酒单、比如中石油半卖半送的团购楼盘，再比如用于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的每年近万亿元“三公”消费。尽管这些事情由于媒体曝光而常被社会质疑，但在一些权力部门的人看来，这原本就是应得的。
对于一个人口近14亿的国家而言，公平的分配利益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尤其是这种分配利益的权力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时。
人性都有利己的一面，决定利益之权在谁手里，利益就会向谁倾斜。在过去的利益分配中，政府拿得多百姓拿得少，国企拿得多私企拿得少，体制内的人拿得多体制外的人拿得少，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从目前的趋势看，只要分配机制不变，未来的利益还会向“权利”倾斜。
产业分配 篇3
一、低碳产业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补贴
外部性是指市场活动给第三方带来的成本, 是一方的行动和决策对另一方强加了成本或赋予利益的情况, 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活动能为其他主体或社会带来利益, 且不用为此支付任何成本。负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活动给其他主体或社会带来损失, 且不用为此承担任何成本。
在外部性理论发展中, 庇古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企业和居民经济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的影响,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外部性问题。庇古认为, 经济个体追加单位生产要素获得的增加值为边际私人净产值, 经济个体增加单位生产要素为社会增加的净产值为边际社会净产值。如果边际社会净产值小于边际私人净产值, 那么经济主体的行动使社会中其他利益主体受到损失, 称之为经济主体带来的负外部性。对于负外部性, 可以通过征税, 增加经济主体的私人成本, 减少经济主体活动的负外部性。反之, 如果增加了单位生产要素, 增加的净产值中边际社会净产值大于边际私人净产值, 那么经济主体的行动使社会中其他主体得益, 称之为经济主体带来的正外部性。由于经济主体的正外部性, 能够增进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 同时会产生“搭便车”现象。为了弥补经济主体产生的正外部的行为成本, 可以通过提供补贴或奖励, 把正外部性产生的外部社会收益的一部分转化为私人收益。
低碳产业发展, 是通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先进的技术, 减少碳排放, 降低全球气候异常, 保护自然和人类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的低碳化行动, 产生了社会效益, 具有正外部性效应。对于正外部性效应, 根据庇古的观点, 需要把产生的外部社会收益, 变成私人收益, 这样才能使主体活动具有可持续性。为了鼓励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或行为, 政府应当提供补贴和奖励, 降低经济主体的私人成本, 使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的一部分转化为经济主体的私人收益。
二、低碳产业补贴的福利变化
低碳产业补偿政策, 主要是对销售的低碳产品或低碳产品的生产者进行补贴。这两种方式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增进不同, 产生的最终补偿结果也不同。
(一) 对低碳产品补贴的福利变化
1. 福利增加额
如果对低碳产品进行价格补贴, 分析图1, 补贴使低碳产品由价格P0降低到价格Pb销售, 这样就导致市场需求从Q0扩大到Q1。短期内, 市场对低碳产品的供应曲线没有变化, 即低碳产业生产者的生产能力没能及时扩大, 如果市场需求扩大到Q1, 低碳产品的市场需求上升, 导致价格应该上升Ps销售。但由于补贴机制, 市场的价格依然按照Pb价格销售, 这种补贴会给低碳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带来福利的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增加额以及福利增加的总额为:
(1) 消费者福利增加额。有了低碳产业补贴, 市场价格从P0下降到Pb, 消费者的市场需求D会沿需求曲线从Q0增加到Q1。因此, 补贴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增加额为A。
(2) 生产者福利增加额。当市场需求从Q0增加到Q1, 则低碳产品的市场价格应该沿供应曲线S从P0增加到Ps, 但由于补贴的存在, 产业生产者的行业出清价格仍然维持在P0。因此, 生产者在补贴中获得的福利增加额为B。
(3) 福利增加总额。综合上述分析, 对低碳产品补贴带来的福利增加总额为A+B。
2. 福利增加额的分配
补贴带来的福利增加额在低碳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分配, 需要根据低碳产品的价格弹性进行分析才能确定。
(1) 如果补贴的低碳产品是必需品, 价格弹性小, 需求曲线斜率较大, 需求的增加比率小于单位产品价格下降的比率。如图2所示, 补贴导致的产品价格下降引起的需求增加不大, 福利增加额中△A的面积变化比△B大, 即△A>△B, 补贴主要使消费者获益。
(2) 如果补贴的低碳产品是非必需品, 价格弹性大, 需求曲线斜率较大, 单位产品价格下降的比率小于需求的增加比率。如在图3所示, 补贴导致的价格下降会引起需求曲线D斜率变小, 由D转向为D′, 需求量由Q0增加到Q′, 福利增加额中B的面积变化大, 即△B>△A, 补贴开始由消费者获益转向使生产者获益。
因此, 可以得出, 对低碳产品的补贴会因补贴产品的需求弹性不同, 使增加的福利总额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不同分配。
(二) 对低碳产品生产者补贴的福利变化
图4是低碳产业在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图。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性市场, 通过完全竞争, 市场价格P是一定的, 如果对低碳产业生产者提供补贴:
由于补贴的存在, 低碳产业生产者的总成本降低, 边际成本曲线会由MC改变为MC′, 如果保持边际收益率不变, 即图4中MC′曲线率不变, 则低碳产业的产量会由p*增加到q′。低碳产业的收益会由MR与MC围成的面积增加到由MR与MC′围成的面积。
因此, 对低碳产业生产者进行补贴, 会使整个低碳行业生产者收益增加, 推动低碳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结论与对策
根据前述的分析, 对于低碳产业补贴, 会由于低碳产品的价格弹性不同, 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得的利益不同。一般来说, 对于非必需品的补贴, 如对低能耗、低排放的工业品的进行补贴, 补贴将主要会给生产商带来利益, 这将会激发该行业的低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对于必需品的补贴, 如交通运输、农产品等, 低碳补贴将会使消费者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 对低碳产业的补贴政策, 可以根据低碳产业发展规划分步实施。首先, 应该是对非必需品的补贴, 补贴给生产者带来利益, 引导生产者加大低碳产品生产, 增加低碳产品的市场供应, 使人们能够选择和接受低碳产品。其次, 在人们对低碳产品有了解后, 可以选择对必需品进行低碳补贴, 引导低碳产品更深入的普及与推广, 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 形成低碳生活,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补贴, 需要多方力量支持, 不仅要政府的财政与税收支持, 也需要来自市场机制的力量, 同时与国际合作, 引入先进的碳减排技术与组织制度, 都尤为重要。
(一) 政府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资金补贴
在低碳产业发展初期, 财政资金或税收优惠是一种主要的补贴制度。补贴可以预算或公益基金的形式, 对企业研究开发与应用低碳技术提供直接支持。税收优惠也是一项重要的补贴措施, 通过税收优惠, 可以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内, 降低低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成本, 支持了低碳产业的研究成果快速进入实际应用。这需要政府制订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预算安排。
(二) 建立碳基金
碳基金是对企业减排产生的碳汇进行交易, 这种交易活动引导和鼓励了企业碳减排的积极性, 企业出售碳汇的资金可以用来进一步增加碳减排技术生产与研发, 减少企业发展低碳产品成本, 是支持低碳产业发展的一种市场化的机制。这种交易机制减少了企业碳减排活动对政府的依赖, 适合于低碳产业发展较为成熟时期的补偿方式。目前, 我国碳基金的发展处于萌芽阶段, 这与我国低碳产业发展初期阶段相关。随着我国低碳产业政策与制度的不断完善, 大力发展碳基金, 用市场化的方式发展低碳产业将会成为主导。
(三) 国际减排组织的合作与支持
国际气候变化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相关活动以来, 已经积累相当丰富的技术和组织经验。我国发展低碳产业, 不能关起门来搞减排, 要利用国际组织的资金和创新的组织制度, 与国际减排机构合作, 推动低碳技术的基础研究获得国际资金与技术的扶持, 实现对低碳产业发展的补偿, 减小发展成本, 加快低碳产品的开发与应用方面的制度创新, 促进我国低碳产业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摘要：从低碳产业的外部性出发, 探讨了补贴对低碳产业发展的影响。首先, 通过假定补贴政策对低碳产品的需求弹性不同, 分析了补贴增加的福利总额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其次, 假定对低碳产业生产者进行补贴, 将会使整个低碳行业生产者收益增加, 推动低碳产业的快速发展。最后, 提出了构建低碳产业的补贴政策要根据低碳产业发展规划分步实施的政策思路。
关键词：低碳产业,补贴,价格弹性,福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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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雷鹏.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产业分配 篇4
[关键词] 收入分配 分化 调整 社会和谐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导向矫正了平均主义的低效，而随之出现的两极分化对社会和谐发展形成了新的影响。
一、当前收入分配差异的现状分析
“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因此，收入分配不合理必然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由于我国自然及历史情况复杂，现实收入分配存在着较大差异，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过大
学术界一般认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在1.5倍～2倍的范围是合理的区间，以这个标准衡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当严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为2.36∶1，1985年减为1.85∶1，1990年升为2.2∶1，2002年扩大到3.5∶1，2003年、2004年分别为3.23∶1和3.21∶1，2005年、2006年分别为3.23∶1和3.28∶1。如果加上城镇居民的相关社会福利和农民过重各种税费，据有关专家估计，差距已达6倍以上。
2.地区收入差距过大
2003年最高收入的上海是最低收入宁夏的2.28倍。从人均GDP角度看，东部与西部的比例2003年达到2.52倍。省际差距更大，如浙江省是贵州省人均GDP的5.6倍。从财政收入水平看，东部地区平均每个镇财政收入2832万元，西部地区平均每个镇财政收入只有477万元。
3.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过大
2003年职工平均工资，农、林牧渔业职工不到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50%；只占航空运输业的19%、证券业的15%。1978年～2003年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21.83倍，金融及保险业增长了35.81倍，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增长了29.85倍，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增长了22.72倍；而农、林、牧、渔业只增长了13.83倍。
4.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过大
按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是处于比较严重的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达到0.465。此外，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4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一半，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比重只有1%左右。这两个数据已经大大超越了30%的富人占有70%的社会财富及70%的穷人仅占30%的社会财富的帕累托原则。
二、构建和谐分配关系的现实选择
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因子，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着力缩小这一差距。
1. 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构建城乡居民之间的和谐
(1)加大支农投入力度。2006年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006年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也主要用于农村，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机制。(2)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规范涉农收费管理。(3)继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4)坚决遏制土地征收对农民的侵害，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5)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以制度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构建和谐社会。
2.积极构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之间的和谐
西部支持东部先发展，东部带动西部大发展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缩小地区差距既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也离不开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既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基础性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保障中西部地区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权利。
3.加强和改善国有单位收入分配的调控和管理
首先，进一步加强对垄断企业工资收入的管理监督和总量调控，清理和规范企业各种不合理收入。其次推进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深化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加大对居民收入的税收调节力度以及完善个人收入监测办法，进一步推进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4.调控个人收入分配
运用个人所得税、遗产赠予税、物业税、存款利息税、消费税等个人收入税收来限制过高收入;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帮助城市特殊困难家庭解决就医看病、子女上学等实际困难。继续开展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扶危解困工作。
总之，没有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就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不能构建和谐社会。为此，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另一方面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使社会逐步走向和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2]财经资讯视野周刊2007～1～25载，中国统计局发布，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96元，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587元
[3]赵全厚马洪范:和谐社会下的收入分配调整及财税对策，《中国金融》，2005年第5期
[4]文中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6)》有关资料计算
[5]牛根颖刘强:促进公平分配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2月号
[6]景权:构建和谐社会.确保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老年人》,2005年第4期
产业分配 篇5
关于新疆肉牛产业,杜玮等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指出新疆肉牛产业具有“三低”特点:中饲草料生产水平低、饲养管理水平低、生产加工企业水平低。再加上新疆肉牛市场并未形成区域性布局,导致其仍属低端市场[1]。关于新疆肉牛产业链,郑玲将其描述为肉牛生产环节、活牛销售环节、屠宰加工环节和牛肉销售环节,并对各环节作了经济效益分析,其中屠宰加工环节的主体为屠宰户。根据其分析结果可知,新疆肉牛产业链中各环节存在收益分配不合理现象[2]。
通过走访、实地调研发现,在新疆从事肉牛生产的主体主要包括散养户、专业育肥户和大型育肥公司。牛肉批发商和销售商从生产者手中购得活牛(少数通过经济人),送往屠宰厂进行屠宰和排酸、简单分割加工,然后销售。极少量活牛由生产者送往屠宰场屠宰后销售;屠宰场只对每头牛收取定额屠宰费用。新疆目前牛肉深加工企业深加工的牛肉量占牛肉总产量的比例仍较小。鉴于此,将新疆肉牛产业链划分为肉牛生产环节、屠宰加工环节和销售环节,其主体分别为生产者、屠宰厂和批发销售商,进而研究利益分配和改进的机理。
2 利益分配机理
李建通过实证分析,确立了西北地区居民牛肉消费模型,方程式如下[3]:
式(1)中,Q表示牛肉的需求量,I为当地居民收入水平,P羊为羊肉价格,P牛为牛肉价格,C,C0,C1,C2为常数。
现为研究牛肉价格和需求量的关系,以公式(2)为依据构建牛肉的需求函数为:
式(3)中,Q为牛肉的需求量,P为牛肉销售价格,K>0,a>1。
因此,肉牛生产环节收益函数为:
式(4)中,PS为生产者出售活牛价格,CS为生产者成本,PX为牛肉销售价格。
屠宰加工环节收益函数为:
式(5)中,b表示每头牛的屠宰价格,为常数,b>0,CT为屠宰场成本。
销售环节收益函数为:
式(6)中CX为销售成本。
销售环节收益最优化应当满足条件:,计算出牛坠PX肉销售价格为:
代入式(4)和(5),得:
公式(8)的最优化条件为:,计算得生产者销售坠PS活牛价格为:
代入式(7)进而得出牛肉的销售价格:
由此即可计算出各环节的收益:
由此可看出,销售环节收益大于肉牛生产环节;屠宰加工环节对每头牛收取定额屠宰费,其收益取决于市场对牛肉的需求量Q。
3 改进空间机理
由于生产者、屠宰场和批发销售商是独立的决策主体,因此肉牛产业链是一个分散的决策系统。上述利益分配模型为各主体追求利益最优化的利益分配形式。由于屠宰加工环节收取屠宰价格为定值b,不影响对牛肉的需求量,现将其视为中间服务环节,从肉牛产业链整体收益最优化角度看,全链整体的收益函数可表示为:
如果批发销售商从全链整体收益最优化角度确定最优牛肉销售价格,由最优化条件知,,计算出最优牛肉销售价格,显然有,即现有分散决策情况下的最优牛肉销售价格高于全链整体收益最优化情况下的最优牛肉销售价格,因此现有的利益分配方式存在着改进空间。现有情况下,批发销售商确定的销售价格为PX,而非整体收益最优化时的销售价格,其销售环节收益高于生产环节,整条产业链未得到协调。
假使存在某种机制,可以使批发销售商和肉牛生产者共享收益,于是利益分配模型可表述为:
其中θ为批发销售商对销售利润的共享比例,该文将其定义为利益分配调节因子。满足公式(12)、(13)最优化的条件是:
使利润分配调节因子θ具有现实意义,应当满足:πX≤π′X和πS≤π′S,由此解得。θ的取值区间即反映了肉牛产业链利益分配的改进空间。
4 结语
文中提及的使批发销售商共享销售利润的机制可以是肉牛产业链中各主体进行谈判、合作的市场机制,也可以是调控部门强制定价或者征税、补贴的调控机制。只要θ在其取值区间内取值,就能实现肉牛产业链利益分配的改进,改善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状况[4,5,6]。事实上,不仅生产环节,而且销售环节中的主体之间还存在购销关系,该文将肉牛产业链确定为简单的三级链,有不妥之处,细化并构建多级链是进一步研究的任务。
摘要：基于新疆肉牛产业链中各环节收益分配不合理的现状,构建三级链的利益分配模型,利用数理推导的方法,分析其分配和改进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新疆肉牛产业链利益分配存在改进空间,其改进空间取决于利润分配调节因子的取值区间。
关键词：肉牛产业链,利益分配,改进空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参考文献
[1]杜玮,张杨,张金山.新疆肉牛产业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J].草食家畜,2010(3):18-22.
[2]郑玲.新疆肉牛产业链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农业大学,2007.
[3]李建.中国牛肉消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6.
[4]王桂霞.中国牛肉产业链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05.
[5]马点明,陈志杰,郑晓云.供应链企业间利益分配机制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7(11):106-107.
产业分配 篇6
一、产业价值链成员间的静态博弈
静态博弈是博弈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静态博弈告诉我们:在上下游企业都没有价格决定权的情况下, 各方可以通过选择产量以合作带来更多的利益。它所研究和揭示的合作必然性、合作方式和合作利益分配等, 对于解决现实经济中的合作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产业价值链中, 合作博弈问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合作博弈问题, 首先是如何在不违背企业个体理性的条件下, 以实现合作企业的整体理性;而参与合作的企业集体理性目标实现的障碍则是价值分配问题。合作博弈的主要思想是兼顾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产业价值链成员合作的基本前提是合作各方互相需要、各自都能为合作提供自己独有的贡献。产业价值链将各成员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组合, 充分发挥各成员的资源优势, 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综合优势。产业价值链成员之间的合作建立在共同追求利益目标的基础上, 获利动机促使各成员求同存异, 通过有效磋商, 协调彼此的策略, 达成共同认可的有约束力的协议, 分享合作带来的收益。
(一) 产业价值链企业合作的博弈分析。
合作博弈模型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局中人集合和特征函数。
1. 局中人集合。
局中人集合由所有对问题结局有影响的独立利益主体构成, 这个集合中的元素称为局中人, 代表独立的利益主体。假设某个产业价值链由2个成员企业构成, 用集合N={1, 2}表示, 则每个成员企业被看作一个局中人 (因为它是独立的利益主体) 。2个企业构成的产业价值链可以抽象成2人合作博弈问题。
2. 特征函数。
特征函数是定义在局中人集合N={1, 2}上的集函数。特征函数指产业价值链成员企业合作后的总收益。对任何可能的成员企业集合S都产生一个由合作产生的总收益ν (S) 。ν (S) 满足条件:
则称I=[N, ν]为n人合作博弈, ν (S) 为博弈的特征函数。从博弈论的观点看, 合作就是由一个决策者代表这个合作的所有成员作决策。显然, 特征函数应满足这样的性质:对任何S, T, S∩T=Φ, 必有ν (S∪T) ≥ν (T) +ν (S) 。上式表明, 产业价值链成员企业合作博弈中, 如果若干企业之间能够合作, 合作整体的收益大于不合作时各个体收益的总和。
(二) Shapley值法利益分配。
Shapley值法是由Shapley L.S.提出的用于解决多人合作博弈问题的一种方法。在实践中尤其是解决合作各方利益分配问题时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当2个人从事某项经济活动时, 对于他们之中若干人组合的每一种合作形式, 都会得到一定的效益, 当人们之间的利益活动非对抗性时, 合作中人数的增加不会引起效益的减少, 这样2个人的合作将带来最大效益, Shapley值法是分配这个最大效益的一种方案。
在产业价值链企业合作博弈中, 每个企业应当从合作的收益中分得各自应得的份额, 这可以用一个2维向量来表示:x= (x1, x2n) 。这个向量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向量x称为合作博弈的一个分配, 其中xi表示局中人所得到的份额。
条件 (1) 称为个体合理性条件:一个企业i如果它加入到产业价值链合作中所得到的收益还不如单干所得到的收益多。
条件 (2) 称为集体合理性条件:假设全部局中人组成大联盟N, v (N) 必须分光, 总的分配不能超过总收益v (N) 。
在Shapley值法中, 合作博弈I=[N, v]的各个成员所得利益分配称为Shapley值, 并记作:φ (ν) = (φ1 (ν) , φ2 (ν) ) , 其中φi (ν) 表示在合作博弈I下第i成员所得的分配, 可由下式求得:
其中, |S|是子集S中的元素个数, n为集合N中的元素个数, ν (S) 为子集S的效益, ν (Si) 是子集S中除去企业i后可取得的效益。这种基于Shapley值法的收益分配方式是基于各合作伙伴在产业价值链联盟经济效益产生过程中的重要程度来进行分配的一种分配方式, 该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上述静态博弈各上下游企业都没有价格决定权, 有一个“权威”市场来决定主导价值分配中间产品的价格, 各分厂根据这个价格决定自己的产量, 这个价格和产量刚好使上下游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整个产业价值链利润最大化。但是这种条件是非常苛刻的, 上下游企业在价格决策中必须完全服从“权威”市场对中间产品的定价, 各分厂仅有权根据中间产品价格安排中间产品的产量。产业价值链中各企业是相互独立的, 有权去决定中间产品的价格, 价格决策权是决定企业自身利润大小的重要因素。在上下游关系中, 拥有价格决定权的企业拥有价值分配的垄断权力, 价格关系的另一方 (价格接受方) 只有根据该价格决定可接受的产量, 从而决定产业价值链的产量 (产业价值链产量关系一致) 。拥有价格垄断权力的一方将会决定中间产品价格, 获得有利于自身的更大的利润。所以具有更多决策主动权的企业自然拥有先动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纳什均衡, 即:上下游企业不能实现自身和整体利润的一致。
二、产业价值链成员间的动态博弈
(一) 模型假设。
我们假设上游供应企业产品的价格为P1, 产量为Q1, 成本为TC1, 利润为π1=P1Q1-TC1 (Q1) 。下游企业产品的价格为P2, 产量为Q2, 除中间产品成本TC2, 利润为π2=P2Q2-TC2 (Q2) -P1Q1。产业价值链的利润:π=π1+π2=P2Q2-TC1 (Q1) -TC2 (Q2) 。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Q2=AQ1=a Q。
(二) 具有中间产品价格决定权的利润博弈分析。
若上游企业先行动, 下游企业根据中间产品的价格、自己的成本和市场需求函数决定最终产品的产量, 从而决定对中间产品的需求量;上游企业知道下游企业会根据自己对中间产品的定价决定产量, 上游企业再根据下游企业决定的中间产品的产量决定使自己利润最大化的中间产品的价格。
由动态博弈的逆向归纳法, 下游企业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决定自己的产量
若假设下游企业的产出的市场需求函数为P=d-a Q。
两企业的成本函数分别为:TC1 (Q) =c1×Q1, T (C2) (Q) =c2×Q。
由上述一阶最大化条件可得两个企业分别的利润:
同理, 可相应计算出在静态博弈情况下的利润:
从而可以看出:π1d>π1s, π2d<π2s, 具有价格决定权的上游游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利润, 下游企业获得较少的利润。
由πd<πs如果产业价值链中企业在中间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上的决定权分离, 具有价格决定权的企业在博弈关系中尽量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 产业价值链总的利润不能实现最大化。
下游企业具有决定中间产品的价格的权力, 下游企业在价格决策中先行动。上游企业根据中间产品的价格、自己的成本决定使自己利润最大化的中间产品的产量。
按照类似的推理可以得到πd<π1s, π2d>π2s, 具有价格决定权的下游游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利润, 上游游企业获得较少的利润。
从πd<πs知如果产业价值链中企业在中间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上的决定权分离, 具有价格决定权的企业在博弈关系中尽量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 产业价值链总的利润不能实现最大化。
三、结语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在静态合作博弈中, 存在“权威”市场对中间产品进行定价的时候, 上下游企业在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整个产业价值链的利润最大化。在非合作博弈静、动态模型中, 分别在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对中间产品价格具有决定权两种情况下, 两厂商的动、静态博弈所获利润作比较, 对中间产品价格具有决定权的一方将获得更大的利润。在产业价值链的利益分配博弈过程中, 谁能够主导中间产品的价格, 具有价格决策的“先动优势”, 谁就会在产业价值链利益分配中获得优势。实际上, 在产业价值链上下游关系中, 价格决定权是非常强的“权力”, 往往在相互的讨价还价过程中, 其他议价的力量决定了中间产品的价格。
参考文献
[1] .于萍, 白珩.煤炭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利益分配与转移问题研究——基于阜新矿业集团煤炭M企业价值链案例的调查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 2012, 10
[2] .李连光.国际分工下的制造业资本分类配置与价值链利益分配[J].财贸经济, 20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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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志成.基于博弈理论的外贸出口供应链利益分配问题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2, 5
产业分配 篇7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兴起,作为产学研合作的一种全新模式,其成为企业分散科技创新风险、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并最终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2009年7月l4日,《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方案》由科技部等六部委联合制定推出,该方案提出了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的三大载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就是其中的一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组成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新型技术创新合作组织,它以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联盟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以追求技术研发创新能力为其战略目标[1]。由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我国刚刚兴起,国内对其的研究多集中于联盟内涵解释、构建方案、联盟章程等理论研究上,还不够深入,尚缺乏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利益分配方式及其选择的有效研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利益分配实际上是联盟利益客体在利益主体间的分配,这一过程是在科学的分配原则指导下根据联盟自身特点按一定分配方式进行的。本文拟在该领域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利益构成和分配原则进行论述,进而对其利益分配方式的选择进行重点分析。
2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利益构成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利益是指由联盟中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相互合作创新而创造出来的联盟总体收益。一般利益由利益主体和利益客体一起构成。利益的拥有者即利益主体,它既可以是处于一定的组织结构中的单个的人,也可以是某一群体或者组织[2]。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参与成员的合作和集成实现“多赢”。它强调在保证联盟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使各个成员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因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利益主体应包括联盟中的产业内企业、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所有利益相关组织和成员,这些利益主体各自在联盟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见图1)。
利益的载体或承担者即是利益客体,它由人的需要所指的对象构成。利益的对象或客体是指所有能满足人需求的东西,它包括自然存在的物品和人类社会化劳动产品(除特别指出外,后文出现的利益均指利益客体)。能满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主体需求的对象即为联盟的利益客体,它包括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直接利益包括技术创新成果、企业所得利润和技术转让收益等。间接利益包括行业标准、市场占有率、品牌、知识和经验、学习能力,战略收益等。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而言,技术创新成果应是产业内甚至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内的共性和关键性技术的创新成果,而间接利益中的战略收益则表现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间接利益最终可以通过影响效应转化为直接利益,而直接利益中的技术成果在产业化和商业化后会通过企业的利润直接反映出来,因此联盟的利益分配最终将以对联盟中企业利润的分配体现出来。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利益主体与客体间是通过联盟利益主体的活动联系起来的。联盟成员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管理有机地结合了联盟的利益主体与利益客体(见图2),从而协调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实现了原本潜在的合作利益。在达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使社会利益得以实现,如扩大就业、提升国家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等。
3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分配的原则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合作参与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盟参与成员各方形成一种典型的“非零和博弈”和“结盟博弈”,各方都试图通过结盟和合作达到利人又利己的“双赢”效果[3]。因此,联盟要实现产业技术突破创新,健康稳定地发展,必须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要公平合理地分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利益,使联盟中各个成员所获得的收益与其预期基本一致,树立科学的利益分配指导思想和原则是关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应该遵循如下利益分配原则:
(1)互惠互利原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实质是通过联盟各方的合作创新,实现参与成员的共赢。因此,利益分配方案首先要保证联盟各方成员的基本利益,否则就会影响联盟成员的合作积极性,导致联盟的中途中止或失败。互惠互利原则从个体角度来讲是指对于每个盟员应该保证加入联盟后的收益大于或者等于不参加联盟的收益,即参与联盟的机会成本。从联盟整体来说,互惠互利是指良好的利益分配方案,可以有效调动各盟员的积极性,使联盟健康稳定地运行,以实现联盟整体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
(2)协商让利原则。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利益分配过程中,由于事先订立的契约或者协议的不完备性,在实践中会出现协议中未涉及或定义不明确的新利益,这些新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影响联盟成员的团结。对于这种情况,联盟合作方之间应实事求是,通过各方高层间的充分协商和民主决策来解决,以杜绝因任何一方对新利益的分配不当产生合作抵触而导致联盟整体的不稳定和低效率。
(3)风险补偿原则。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联盟成员的分工不同其承担的风险大小也不尽相同,在利益分配机制中应引入风险调节系数对联盟成员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4]。因此,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分配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联盟各方承担的风险程度,联盟成员所承担的风险越大,所得的收益也理应越多,以对其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用数学模型表述为:n个成员的联盟中,设盟员i承担的风险为Ri,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收益为P,根据风险补偿原则有:
(4)投入与收益一致性原则。指盟员各方分配到的收益与其投入成正比,投入多,分配利益时得到的收益也应该越多。这种投入不仅包括资金、设备等有形资产投入,还应该包括人力资源、专利技术、营销渠道等无形资产的投入[5]。为了激励联盟各方积极为联盟提供优质资源投入并为联盟的利益分配提供可靠的依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应该科学合理地评估各联盟成员投入资源的价值,遵照收益与投入一致性的原则,投入越大其收益应该越高。用数学模型表述为:在n个成员的联盟中,设盟员i投入的资源折算成资金为I,联盟预期收益为P,则各盟员的收益Pi,满足:
4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分配方式的选择
4.1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主要合作模式
企业、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主要参与者,由于它们的需求、基础条件、投入资源、参与程度的不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合作模式也不尽相同。不同的联盟模式会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分配方式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讨论联盟利益分配方式的选择之前,有必要对联盟的模式进行分析。作为制度化的产学研利益共同体,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维系纽带有二:契约和股权[6]。据此,我们可以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模式分为以下几种:
(1)契约模式。在契约模式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联系纽带是契约,联盟各方建立全面而规范的人员、财务、合作机制等制度,实现制度化运作。契约模式的优点在于,联盟各方可以事先对技术创新的内容、合作创新的途径、创新时限和违约责任等各种事宜进行充分协商,然后将协商的结果形成文字,变为契约或合同,再以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来规范联盟成员行为,确保实现联盟合作创新目标。但是由于事先签订的契约具有不完备性,不可能面面俱到,并且存在违约成本等问题,因此,契约模式的缺点也比较突出。
(2)实体模式。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合作各方在共同意愿的基础上组建某种实体,并通过该实体开展技术创新活动,这种合作模式被称为实体模式。在实体模式下,合作各方根据它们在联盟中所处的地位和相互间的关系来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及承担的风险。相比于契约模式,实体模式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合作时间长、程度高且拥有更为稳固的合作关系。实体模式包括法人实体模式和非法人实体模式,其中以法人实体最为常见。法人实体指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对其活动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企业或者单位。法人实体具有以下优势:首先,它以章程的形式将联盟各方订立的协议提交工商登记部门,使其具有了高于一般协议的法律效力,解决了联盟法律保障机制薄弱的问题。其次,股权制度使联盟成员可以依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决定入股方式和入股比例,然后根据入股的比例对公司享有股权利益、承担有限责任。这使联盟成员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化和制度化。最后,实体模式采用法人治理结构,使联盟组织的管理更加规范和系统,从而切实保护了联盟成员利益。在现有的法人实体模式中股份合作制企业、模拟公司和聘请专业化的经营管理公司三种模式是最主要的构建模式[7]。
4.2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分配方式分析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产学研联盟的深化发展,其利益分配方式可以从产学研联盟分配方式中得到借鉴。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高校或科研机构与企业基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的原则开展较为持久、深层次的技术创新合作。高校或科研机构将技术创新成果转移到企业进行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同时,还将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并继续与企业合作进行技术的持续开发合作,推动技术成果的进一步产业化和商业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高校或科研机构不仅仅收取技术成果转让费,还要以一定方式参与作为联盟收益的企业盈利分成。因此,目前我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分配方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提成支付。在这种分配方式下,联盟各成员将按照事先协商确定的一定比例从联盟收益中获得分成。现有的提成可以分为按照产品产量、销售额和利润提成三种支付方式。由于产量不能准确地反映联盟的经济效益,所以这种方式不适合应用于实践。按利润提成符合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原则,利润也是反映经济效益的最好指标,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在联盟经济效益方面会比学研方拥有更多信息优势,这使得利润的核算很容易产生争议,进而引发冲突,因此这种支付方式不适用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利益分配实践。销售额提成指企业按产品投产后销售额比例进行支付,这种支付方式能很好地体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利互惠的联盟原则,而且企业销售额的核算相对简便,能直观反映企业的绩效并提高联盟成员间的相互信任,这种分配方式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实行提成支付的最佳选择。在提成支付方式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各方受利益驱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担技术开发的风险、共享联盟利益,实现合作各方共同发展,这对技术创新成果的进一步商业化和依照市场需求对技术进行持续地改进升级十分有利。这种分配方式适合于联盟中企业和高校或科研院所都具有较强科研实力且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资源互补、联盟面临的关键性技术创新难度较小且市场风险小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混合支付。具体操作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接受技术转让的企业,先支付一笔固定金额的入门费,然后在接下来的合作中再按照上文所述提成支付的方式对技术转让方进行支付。这种分配方式的优点在于,它能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使学研方能够及时收回部分资金用于对该技术的进一步研发,同时还能很好地把联盟成员各方联系在一起,实用性很强。由于按产量和按利润提成都有各自的弊端,所以实际操作时应采用入门费并按销售额提成这种混合支付方式。混合支付适合于联盟中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科研实力强、掌握行业先进的核心技术,企业的科研实力弱、资金紧张,联盟面临的关键性技术创新难度较小且市场风险小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按股分利。这种方式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各方把投资作价入股(包括有形投入,如资金、机器设备、厂房等;无形投入,如先进技术创新成果、专利和商标等),形成各自一定的入股比例,然后联盟各方按入股比例分配联盟收益。这意味着联盟成员各自的利益与联盟的成败实现了统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或者发生亏损时,联盟成员各方均要按一定的比例获得联盟利益或者承担一定的损失。按股分利很好地体现了联盟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原则,它适合于联盟合作形式紧密(股权结构)、联盟面临的关键性技术创新难度大、创新的投入需求较大(无论是人力、财力还是物力)、市场风险大且多为国家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或者能极大推动和促进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4.3 不同模式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利益分配方式选择
根据前面的分析,不同模式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利益分配方式会有所不同。
(1)契约模式下的利益分配方式。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以某一产业内关键性、共性技术突破创新为目的组建的,随着创新的不断深入,技术创新会更加复杂和艰巨,创新周期也更长,所需的投入成本和风险也在增大,企业也需要与外部资源拥有者展开长期性合作,实现共享技术创新资源、分担技术研发成本和创新风险。在契约模式下,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合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订立契约时事先无法预见的困难和风险。这时,风险责任应由联盟成员各方共同承担,在选择具体分配方式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点。契约模式下联盟各方以契约为纽带而非股权,按股分利在这并不适合。所以,可选择的分配方式有提成支付和混合支付,具体可以根据联盟所处的产业状况、企业资金状况、技术创新难度和面临的风险等情况确定。这两种分配方式都涉及提成,提成的依据,可视具体情况确定,一般应依照销售额提成。提成期限可以参考法律对专利的保护期限或者根据新技术的寿命周期长短来确定。提成的比例应在各方共同协商下视合作项目的具体情况和联盟的效益而定。易获得经济效益的项目,其提成期限应短、提成比例应高。有些合作创新项目需要的投入较大、周期长且见效慢,在确定提成比例时应适当降低提成比例并延长提成限期。另外在实践操作中,联盟各方可以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创新提成方式,灵活选择。
(2)共建实体模式下的利益分配方式。共建实体模式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向专业化规范化发展的一种高级和紧密形式,它以股权为纽带,通过共同所有权来规避联盟成员道德风险,避免参与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联盟中各方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取向,合作各方权责关系明确,管理规范。在操作上,学研方一般以科技创新成果、自有实验室及仪器设备或部分资金参股,企业一般以资金、场地设备,甚至营销、管理等参股。由于共建实体模式下,合作各方按照标准股份制形式组建成产权归属明确的联盟,所得收益与风险由联盟成员共享共担,因此利益分配时应按照联盟各方所占股份比例合理分配,即上文提到的按股分利。在共建实体模式下,高校和科研院所一般会选择以技术创新成果、专利等作价入股,这是联盟学研方按股分利的基础。但是在实践中科技成果或专利的价值往往很难确定,因此技术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例的确定,是实体模式下按股分利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时,联盟各方可以根据技术水平、技术的市场应用前景和经济效益共同协商确定出一个投资比例,也可以将技术成果按一定方法换算成一定金额作为投资额,或者综合技术成果和其他投资来确定一个投资比例;其次,可以发挥中介机构在技术成果价值鉴定方面的作用,通过独立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来确定技术成果的投资比例;最后,政府可从法律层面规范技术成果的评估方法,加快建设无形资产评估队伍,提高资产评估机构的资信水平,实行技术成果的信誉评估,并设立监督举报机制,规范和约束资产评估机构的行为。
5 结语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它的基础为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联盟中各成员通过优势创新资源互补来联合实现技术创新,并分享创新成果共担创新风险,达到合作“共赢”。因此,科学、完善、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是联盟健康发展的基础,是联盟成员长期相互合作的保障,是联盟成败的关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利益分配是利益客体在主体间的分配,这一分配过程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以保证分配的公平合理。现阶段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利益分配方式可有提成支付、混合支付和按股分利三种,不同模式下其分配方式不同,契约模式下可视具体情况采用提成支付或混合支付方式,实体模式下可采用按股分利方式。随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发展和对其研究的深入,新的更加有效的利益分配方式会不断出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利益分配也会更加趋于有效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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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分配 篇8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用管理现代工业的办法来组织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经营制度, 它把农业生产与产品加工、运销、综合利用等诸环节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合同 (契约) 的方式把外部市场交易内部化, 再通过权利和利益的转移与再分配, 搜寻潜在的外部利润, 增加总收入。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使不同的利益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 实现利益一体化。现阶段, 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利益分配机制主要是指“龙头”经营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而农业产业化经营利益分配机制发育相对滞后, 绝大多数农业产业化经营并未形成利益共同体, 分配形式的不合理处滞后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这是转入积极发展阶段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农业产业化利润分配现状
农业产业化在我国已经发展了20多年, 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尽相同, 虽然分配形式多样, 但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问题是在龙头企业收购农产品的政策、加工流通环节利润的分享以及对农产品基地的扶持三个环节上。从一般意义上讲, 这三个环节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决定着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利益分配关系和农民的地位。概括起来, 分配机制主要有:
2.1 买断型
龙头企业对农产品进行一次收购, 双方不签订合同, 自由买卖, 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除此之外, 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没有任何经济联系和约束。这种分配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问题, 但农民只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处于提供原料的地位, 缺乏劳动积极性。
2.2 保护型
龙头企业对农户生产的农产品以保护价收购。保护价格以市场平均价格制定, 当市场价低于保护价时, 企业按合同规定的保护价收购农产品。这种机制, 保护价政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提供原料的地位, 但有效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问题, 而且保护了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利益。
2.3 服务型
在龙头企业和农户签订保护型收购合同的基础上。二者还约定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生产线一条龙服务:产前、产中、产后。在提供这些服务的同时不收取农户费用或者只收取成本费用。
2.4 返利型
龙头企业将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拿出来返还给农户。具体返利标准双方签订合同事先约定。同时, 龙头企业还会拿出一部分利润反哺农业, 用于建设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双方有了长期稳定的经济约束和经济联系。这种利益分配机制, 对调动农民积极性, 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有着明显作用。
2.5 合作型
实行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具体是农户通过土地或者是技术等要素折合成公司股份入股。作为公司的股东来参与公司的管理。双方事先签订合同。明确农户入股时提供要素的标准以及龙头企业按股分利的规则。这种形式下双方的经济关系最为稳定。
3 利润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在现实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中, 一方面, 共同的利益追求促使龙头企业与农户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采取联合行动来共同面对市场;另一方面, 龙头企业与农户又存在着相对独立的个体利益, 他们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同时, 也在寻求和保护自身利益。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由于各自利益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实现程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必然带来利益结构的扭曲和失衡、独立与冲突。
3.1 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地位不对称和利益不平等
龙头企业与农户在经济地位、市场信息和社会地位不相称, 导致其行为能力不对称。农户数量多且经营分散, 在市场经济知识、市场信息、市场意识及对社会的影响力都远远不如企业。其结果往往是企业在市场上处于总体和局部垄断, 而农户常常处于被动地位, 时常得不到公平交易应有的利益。再者, 龙头企业与农户虽然在农业产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产销关系, 但两者都是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它们的利益趋向并不一致, 都想利益多沾, 风险少担, 存在此长彼消的利益矛盾。
3.2 产业差异的存在
农业生产周期性长, 一旦实施生产投入后。短期内无法对生产种类和生产规模进行调整, 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而农产品加工业、营销业则可以根据市场信息及时进行调整。
3.3 龙头企业规模小
龙头企业在与农户建立合理的利益对接机制的过程中, 起着关键性作用, 提高龙头企业的竞争力是建立合理利益机制的必要条件。龙头企业可较好地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 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增加农业附加值, 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规模太小, 创造共同利益的能力较小, 抵御风险能力较弱。
3.4 现行体制不健全
我国现今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风险识别、预警和防范机制, 并且法制制度、保障机制也很不健全。缺乏约束力与保护力, 市场风险引起的利益摩擦也就自然发生, 以及诚信观念缺乏, 机会主义普遍存在, 违约情况也就无法避免。
4 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利益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各主体在各个经营环节上实现利益平衡的手段和工具。以上四点表明, 我国多数地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农民致富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 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根本目的不相适应。因此, 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是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
4.1 龙头企业与农户方面
(1) 更新利益观念。
要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龙头企业与农户都得转变观念。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从整个产业链的整体、长远着眼, 近期利益是对立的, 但长期利益是一致的。积极变利益主体单方得到为统筹兼顾产业链的各方利益, 实现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只有抛弃片面强调自身利益至上观念, 确立新的诚信、合作互利价值目标, 才能为构建良好的农业产业化利益平衡机制奠定认识的基础。
(2) 做强做大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枢纽, 在健全和完善利益平衡机制中居于关键地位。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企业与农户之间发生摩擦以及出现小龙头无力拉动大产业等现象, 归根结底是因为龙头企业不够强、不够大, 不能按市场价格收购所导致的结果。因此, 做强做大龙头企业是建立和完善企农利益关系的重要前提。壮大龙头企业一是充分调动各种资源, 利用多种经济成分培育、通过内引外联方式, 积极鼓励当地和引进外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发展壮大龙头企业。二是通过科技创新, 不断提高龙头企业发展的科技含量, 不断延长加工生产链、努力开发新产品、勇于开拓市场, 增强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建立龙头企业现代管理机制, 通过参股、控股、兼并、联合等方式, 扩大规模, 增强实力, 提高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带动能力。
(3) 大力发展中介组织。
中介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中各利益主体的桥梁和纽带。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和利益机制的运作难以由龙头企业直接同农户进行协调, 这时需要一个中介组织参与, 这个中介组织即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一是从实际出发, 立足主导产业, 发挥资源优势, 突出地方特色, 按照农工的合作要求和市场发展的需要, 因地制宜。二是专业合作组织应充分发挥其在规范经营行为、价格协调、利益纠纷调解、行业损害调查等方面的作用, 平衡企农双方利益, 使中介组织真正成为协调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有效载体, 正确引导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健康发展。
(4) 严格合同签订, 强化合同监督。
规范合同内容, 明确责、权、利, 合同契约合作双方应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合作双方要不断增加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应按合同规定组织生产、确保农产品原料质量安全、及时组织收购、按规定时间兑现合同, 实现双赢。
(5) 农民自身专业素质的提高。
一个产业的迅速发展, 离不开高素质的从业人员。但是, 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相对低下, 影响了农业产业化中的科技推广和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提升, 同时也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 我们还必须紧紧抓住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民素质提高这个关键, 努力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4.2 政府方面
(1) 加强农业的法制环境建设。
法制社会的特点是依法办事、有法可依、违法必究。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合作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市场行为, 体现双方意愿的契约具有法律效力, 违约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 加强农村法制环境建设, 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 完善农村的法制体系, 依法惩处农业合作中的违法行为, 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要条件。
(2) 加大政府的财政引导和支持。
第一, 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国家应规范对龙头企业的认定, 对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应在税收、信贷和技术支持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大型龙头企业要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 中小型龙头企业应激活其现存的农产品加工能力, 盘活存量资产, 必要时可考虑通过兼并、收购等资金运作方式扩大规模。第二, 政府应建立对龙头企业和农户的保护机制, 弱化经营风险尤其是对农户利益的冲击。在供过于求时, 稳定或降低收购价格。指导农户减少生产总量, 提高质量;供不应求时, 适当提高收购价格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增加生产总量,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原料, 以保证市场的有效供给。
摘要：当前多数地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农民致富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 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根本目的不相适应。因此, 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是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经营,利润分配,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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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分配 篇9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传媒行业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革,其中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自媒体的诞生,它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模式不断地冲击着传统媒体,改变着传媒业的方方面面。
自媒体一直随着信息技术的演进而发展,国内外对其研究与日俱增。陈宪奎等[1]的研究显示,国内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是对自媒体理论、传播平台机制以及自媒体具体对象的研究,其次关注比较多的是舆论监管、危机的传播与管理、自媒体出现后与传统媒体的关系等,最后涉及的是自媒体出现后新的商业、社会、法律现象及相关问题的应用性、功能性研究。杨力[2]从自媒体内容营销角度出发,通过Means-end Chains方法阐释了内容营销对网络互动意愿的积极影响。于正凯[3]认为网络媒体的商业模式具有间接性和复杂性两大特征,并尝试建构具有弹性特征的商业模式。马巧慧[4]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认为在自媒体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财政的民主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并应积极建立财政的民主监督网络平台,从而保证国家民主制度与时俱进。以上学者围绕自媒体产业的发展都展开了研究,但大多停留在对自媒体产业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定性分析上,没有结合自媒体高技术性特征对其价值链进行定量的研究。自媒体不同于传统的媒体方式,它的创新之处还包含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因此,本文在分析技术创新对自媒体产业价值链影响的基础上,通过使用基于AHP的Shapley值法对自媒体产业价值链利益分配问题进行分析,并建立分配模型。
1 自媒体价值链利益分配影响因素
随着目前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创新也作为独立的要素投入生产技术。创新能力主要由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合作创新能力构成。其中,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是由技术创新投入能力、设计能力、生产能力、高技术产业化能力和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构成,而技术合作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则主要包括技术合作能力和产学研合作能力等[5,6,7,8]。在自媒体产业中,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是自媒体主体的生命力。自媒体依靠科学技术创新使自己成为时代的先锋,所以自媒体需要持久地依靠科学技术创新来不断地改变交流方式、信息获取方式等。此外,自媒体还需要针对自媒体内容做出创新的设计,用来吸引更多的客户从而增强共振效应。当自媒体主体拥有创新的内容设计和稳定的经济基础后,就要依靠其自身的生产能力将设计的“图纸”和现实的物质进行融合,高效地产出能在互联网中流通的自媒体产品。同时,利用技术产业化能力进行行业内的推广,整体提高自媒体主题的创新产出能力,以谋求更高的利益收入。除了自媒体主体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影响价值链的利益分配以外,技术合作创新能力也不容忽视。科学技术的创新是以理论为基础,自媒体只有同学术机构或其他自媒体主体建立长久的战略合作才能获得及时的技术理论支持。深化技术合作能力,将生产与研究真正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创新对经济收入的强大推动力。因此,本文将以自媒体产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合作创新能力为指标,对自媒体产业的价值链利益分配进行评价。本文运用分层分析法,细分7个次级指标性,其整体结构如图1所示。
2 自媒体利益分配模型的建立
2.1 传统Shapley值法
由于现代自媒体产业多为由自媒体产业组成的利益相关体,所以使用Shapley值法分配原理是目前较为合理解决自媒体产业内利益分配的方法。设N是成员n所组成的集合,S是n个成员所组成的自媒体产业,V(s)是对于媒体产业S的特征函数。自媒体产业中的成员i从合作中获得的分配结果是φi(V)。组成自媒体产业S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只有对自媒体产业做出贡献的成员才可以获得相应的分配结果;(2)当成员同时进行两项合作时,总分配分别是两项合作之和;(3)合作中存在剩余效用。因为只有剩余效用在成员自媒体产业中合理分配,成员n才能形成自媒体产业[9,10]。由此得到Shapley值法公式:
其中:W(|S|)是自媒体产业的加权因子;S是子集中元素的数目;Si是I中包含的所有子集。
2.2 改进的Shapley值法
传统的Shapley值法,在方法建模的初始条件便是假定各成员的技术创新能力都是相同的,而在现实情况下这种假设一般是不成立的,自媒体产业成员为自媒体产业提供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因此,为了使得价值链的收益分配更加合理地反映出成员在自媒体产业中的单独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成员为自媒体产业贡献的积极性,需要考虑技术创新能力对自媒体产业整体利益以及成员收益分配的影响。
假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子是Gi,差值为
这里,若ΔGi≥0,则表示该成员对自媒体产业的实际贡献大于理想状况下的贡献,可以获得比理想状况下更多的收益;若ΔGi≤0,则表示该成员对自媒体产业的实际贡献小于理想状况下的贡献,应当扣除一部分收益,该扣除的收益应为ΔV(i)=V(S)×|ΔGi|,所以此时该成员自媒体产业的实际利益应为ΔV(i)′=V(i)-ΔV(i)。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改进后的Shapley值法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出自媒体产业协作过程中每个成员自媒体产业的实际贡献情况,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成员自媒体产业的收益进行合理的分配。
3 自媒体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AHP评价
由于实际的自媒体产业利益链分配比假定的情况复杂,为此本文使用AHP法来计算相互影响的指标对自媒体产业价值链利益分配问题中所占的权重,通过进行层次总排序求得各指标的权重W并进行结果的一致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进而根据公式可求得,最大特征值λmax=7.583 8,一致性指标CI=0.097 3,一致性比例,这都符合一致性检验。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向量为[0.418 2,0.240 1,0.121 8,0.103 0,0.044 2,0.035 1,0.037 7]。
最后,经过各步计算可以求得对于3个企业组成的自媒体体系:提供商A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对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影响因子是GA=0.664 8,供应商B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对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影响因子GB=0.263 3,供应商C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对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影响因子GC=0.070 3。
从评价结果的整体来看,对自媒体产业价值链利益分配影响较大的R1,R2,R3,R4,R5次级指标都属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范围。而对自媒体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较小的R6,R7次级指标都从属技术合作创新能力的范围,但是两个方面都是不可替代的。同时,此实验结果也符合目前技术层面对自媒体产业去中心化的赋权[11],从而不仅体现了传播途径的去中心化,也体现出自媒体技术创新的独立化趋势。
从评价结果的局部来看,自媒体科学技术创新更加强调技术的设计性,也就是其艺术设计的独特性,同时也注重技术的回报产出。从提高自媒体技术创新能力来说,自媒体产业应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比例并增强技术产业化能力。
4 案例分析
假设存在一个自媒体产业价值链,该体系由A,B,C三家企业组成,其中A企业是该自媒体体系中的提供商,B,C均为该自媒体体系的供应商。该体系通过优化整合成员企业的核心能力,可以使该体系整体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三家企业各自经营,不存在合作的情况下,A提供商可盈利1 000万元,B供应商可盈利500万元,C供应商可盈利300万元。当企业两两合作的时候,A,B合作可盈利2 000万元,A,C合作可盈利1 500万元,B,C合作可盈利1 200万元。当三家企业同时合作时,A,B,C共盈利3 000万元。同时假定各企业所分配的盈利即为价值链所创造的利润之和。上述假设情况如表2所示。
根据表2,此博弈过程中合作比不合作盈利更多,三家合作比两家合作盈利更多。
首先,根据传统Shapley值法分别计算各企业的利益分配情况φA(V),φB(V),φC(V),结果如下所示:
其次,通过AHP对模型进行评价后,已知科学技术创新对自媒体产业价值链的利益分配的影响因子分别是:提供商A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对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影响因子是GA=0.664 8,供应商B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对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影响因子GB=0.263 3,供应商C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对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影响因子GC=0.070 3。将以上影响因子带入到改进后的Shapley值法公式中可以计算出A,B,C三个企业所分配到的利益:
最后,经由计算可以得出提供商A在题设条件下共获得的利益是2 018.708 3万元,供应商B在题设条件下共获得的利益是1 010.833 3万元,供应商C在题设条件下共获得的利益是751.683 3万元。可见,三家企业都通过技术创新将提高收益。但是,由于A是自媒体系统内的提供商,其技术创新投入能力较企业B,C强,因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回报也大于B,C企业。由此可见,这种利润分配更加合理且易于企业接受。通过该方法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在价值链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另一方面也更容易调动企业不断地进行科技创新,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5 结语
本文利用AHP法定量地分析了自媒体成员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的利益分配中所占的权重,并通过对Shapley值法利益分配的修正,使得利益分配的方法更加科学合理,在实际中更容易被自媒体产业中的成员所接受,从而保证了价值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摘要：文章以自媒体产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科学创新能力对自媒体产业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影响,通过改进后的Shapley值法对其利润分配问题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并利用AHP对该利益分配模型进行评价,使改进后的Shapley值法能够更好地解决自媒体产业价值链的利益分配问题,从而使各成员得到自己合理的利益,有利于维护各成员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Shapley值法对于该问题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Shapley值法,AHP分层分析法,自媒体产业,价值链,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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