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转移（精选7篇）
收入转移 篇1
一、引言
众所周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区域间的初次分配收入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李克强曾经指出, “要敢于直面城乡、区域两个最大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2年就城镇初次分配收入而言, 中国东部城镇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26, 122.74元, 中部城镇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16, 170.63元, 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16, 546.72元;就农村初次分配收入而言, 中国东部农村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11, 344.72元, 中部农村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7, 124.49元, 西部农村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5, 268.55元。由数据不难看出, 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 区域间居民初次分配收入都存在着巨大差距。
政府转移性支付是政府的一种收入再分配手段, 由于转移性支付增加对落后地区的拨款, 促进了资本向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流动, 如果转移支付是有效的话, 就能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那么, 转移性收入是否起到了缩小地区内收入差距的作用?如果它具有正向的再分配效应, 它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呢?对不同区域的收入差距的影响 (再分配效应) 是否相同?而对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 转移性支付是否同样存在正向的作用?这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二、国内相关文献回顾
目前, 国内有很多学者对我国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做了相关研究。从研究的方法上看, 主要有基于不平等指数的分解和使用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前者又可以按不同收入群组和不同收入来源的组成部分来进行不平等指数分解。国内主要文献包括:
黄祖辉、王敏、万广华 (2003) 和黄祖辉、陆建琴、王敏 (2005) 采用GE指数区域分解方法和收入来源分解方法分析了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的政府转移性支付并没有成为缩小收入不平等, 尤其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杜鹏 (2004) 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东北三省转移性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表明:转移性收入扩大了东北地区、地区内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张明喜 (2006) 利用人均产出增长率 (以GDP衡量) 、初始收入水平、转移支付率三个变量, 测算并分析了1995~2004年我国居民收入的收敛性, 得出了转移支付只对东部地区收入差距起到了收敛作用, 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的结论。曾国安、胡晶晶 (2008) 从城乡居民收入来源的角度得出了转移性收入差距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结论。戴平生、庄赟 (2012)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 可以得到各收入来源收入份额增长对总体基尼系数边际影响。对2005~2009年我国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研究的结果表明:转移性收入的不平等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并且其对总体基尼系数的影响由扩大转变为缩小。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中, 我们发现:在数据使用上, 由于早期数据有限, 大量研究的数据是来源于统计年鉴的收入分组数据, 李实 (2002) 认为使用分组数据计算的不平等指数存在估算上的误差问题, 如果使用微观数据就不存在估算上的误差, 并且从宏观角度对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进行研究, 其微观解释力度不足;在研究的角度上, 主要研究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或者单独研究转移性对农村或城镇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在研究的层面上, 主要集中在全国层面或者省际层面, 对区域层面关注不够;在研究的方法上, 主要以收入差距的分解方法作为研究工具:收入差距的群组分解法 (以泰尔指数为主) 、收入差距按收入来源分解 (以基尼系数为主) , 也有些使用计量经济模型对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进行检验;在研究的结论上, 尽管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层面不一、方法各异, 但最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转移性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几乎没有起到缩小组内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并且拉大了组间 (城乡间) 收入差距。
鉴于几乎没有学者探讨转移性收入对各个区域 (本文指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 内部及各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的再分配效应, 本文尝试使用CFPS2010大样本和高质量的微观家庭数据, 研究转移性收入对东中西三大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研究政府的再分配政策———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 首先会涉及到实施再分配政策前后不同概念的收入, 本文主要是通过测算比较这些不同概念收入的泰尔指数的变化来衡量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效应, 因此有必要对各种收入概念进行界定。
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离退休金、价格补贴、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记账补贴、出售财物收入、其他。其中, 离退休金、价格补贴和其他中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部分属于政府转移性收入, 也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转移性收入。
未实施再分配政策时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是实施再分配政策前家庭及成员由个人劳动及资产带来的各种收入的总和, 本文称之为市场收入, 主要反映的是居民初次分配收入。
实施再分配后的收入由市场收入和政府转移性收入两部分组成, 本文称之为总收入。
四、实证分析
(一) 测度收入差距指标的选择。
在研究收入分配时, 可以使用基尼系数、GE指数、变异系数、收入不良指数、阿特金森指数等对收入差距进行度量。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 不仅需要对不平等进行度量, 而且还要对不平等指标按区域进行分解。因此, 所选指标的分解性就显得极其重要了。目前国内文献中度量不平等主要选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和广义熵 (GE) 指数。
根据研究的目的不同, 总体基尼系数可以按收入来源和收入群体进行分解。目前, 基尼系数的群组的可分解性存在争议, 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基尼系数在不同群组之间是无法完全分解于尽的, 因为分解后除了包括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之外, 还有一个相互作用项。程永宏 (2006) 指出这个颇具争议的交叉项除了反映各组收入分布的重叠程度, 并没有更多的经济含义。万广华 (2006) 提到, 不平等的分项收入分解最好使用基尼系数, 而不平等的人口组分解最好采用GE指标。本文采用被众多学者公认可以进行群组分解的第二泰尔指数作为度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泰尔指数由泰尔在1967年提出, 它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yi代表收入观察值, 代表平均收入, fi代表人口比例。Bourguignon (1979) 证明, T0是唯一可以用人口比重作为权数的相加可分解指标。Shorrocks and Wan (2005) 指出, 使用T0指标的优点是分解结果不取决于组间贡献和组内贡献的计算顺序, 而且所使用的权数的和为1, 其他不平等指数则不具有这样的优点。本文选取第二泰尔指数作为度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本文所使用的是微观样本数据, 基于微观样本数据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 T0代表总体不平等, Tw代表组内不平等, Tb代表组间不平等。整体被分成k组, n为样本总量, nj (j=1, 2, …, k) 为第j组样本量, yij表示第j组第i个样本收入观察值, 分别为总体、第j组的收入均值。组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为:Tw/T0, 组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为:Tb/T0。
(二) 方法和数据说明。
测度政府再分配政策———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的一种方法是考察转移支付前后的泰尔指数的变化, 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 TMR表示市场收入的泰尔指数, TTR表示包括转移性收入的总收入的泰尔指数。如果为正值, 说明转移支付后收入的泰尔指数变小了, 政府的再分配政策起到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转移性收入具有正的再分配效应;如果为负值, 说明转移支付后收入的泰尔指数变大了, 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并没有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转移性收入具有负的再分配效应。
另外, 我们还可以利用再分配系数来测度再分配效应的相对变化, 以考察再分配效应的强度, 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本文利用CFPS2010数据, 该样本覆盖了25个省、市、自治区, 基线调查共采访约14, 960户家庭、42, 590个人。CFPS2010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 转移性收入包括政府补贴、离退休金、低保等政府补助。CFPS对转移性收入的提问比较详细, 在政府补贴这方面不仅包括现金补贴而且还包括实物补贴, 以及新农保政府补助、养老金、离退休工资、失业保险、商业人寿保险分红、商业养老保险分红、商业养老金和商业财产保险分红等, 更能全面反映政府转移支出。
在这里, 有以下两点需要说明:一是CF-PS2010测量工资收入所涉及的家庭成员范围较广, 既包括常住人口, 也包括由于上学、打工、参军等原因暂不居住家中的成员, 基于此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能够反映家庭真实收入和经济负担状况;二是本文使用的CFPS的收入考虑到了农民家庭自留消费的农产品价值, 经过调整计算出的农村家庭总收入, 调整后的收入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居民的收入水平。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1、区域划分。
本文将CFPS2010调查的各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其中, 东部区域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辽宁9个省市;中部区域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西部区域包括陕西、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甘肃7个省。将河北归入中部, 是参考了白雪梅 (2006) 的划分方法, 河北省除了京津唐周边地区经济较发达以外, 其他地区的经济类型同河南、山西较相似。
2、各区域、分项收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经过对CFPS2010数据进行清理, 删除缺失数据后, 共得到13, 506户家庭数据, 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见表1。 (表1)
从对各区域的分项收入的统计性描述分析可以看出, 在2009年, 东部居民的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市场收入达到西部居民的2倍, 而人均转移性收入达到西部居民的近4.5倍;就这三项收入而言, 中西部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东部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我国人均转移性收入的区域间差距很大。
3、实证结果。
运用基于微观数据的泰尔指数计算及区域分解方法, 得到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组内及组间的市场收入泰尔指数、总收入泰尔指数、再分配效应及再分配系数,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从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全国及东中西部的总收入泰尔指数与市场收入泰尔指数相比较低, 再分配效应的值均为正值, 这说明政府转移支付后, 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均下降了, 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对全国、东部、中部及西部的居民收入分配具有正向效应, 起到了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 尽管政府的转移性支付缩小了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居民收入差距, 但是对他们的程度是不一致的, 这一点可以从表2中再分配系数看出。就全国而言, 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下降了3.39%;东部区域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下降了7.71%;中部区域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下降了7.11%;西部区域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仅下降了0.59%。可见, 政府转移支付对东部和中部的居民收入分配的正向效应较明显, 而对西部居民收入分配几乎没有起到正向效应。
(3) 组内再分配效应的值为正, 组间再分配效应的值为负, 这说明政府转移性支付缩小了组内收入差距, 使组内的泰尔指数降低了15.40%, 但却拉大了组间收入差距, 组间的泰尔指数上升了25.59%。
(4) 不管是转移支付前还是转移支付后, 区域内部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高。转移支付前, 区域内部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是93%, 转移支付后, 区域内部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是91%, 略微下降, 组内收入差距仍是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从区域内部来看, 东部收入差距要大于中西部的收入差距。
以上分析表明, 政府转移性支付对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 它缩小了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 却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加剧了区域间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 组内收入差距构成了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转移性收入对不同区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程度之所以不同, 在一定程度上与各区域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有关。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政府的财政能力也各异。经济较发达区域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就会强些, 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就会高, 而那些欠发达区域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则较低。根据表1可知, 东部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是西部居民的近4.5倍。区域间转移性收入存在的巨大差距, 使转移支付后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更大了, 转移性收入并没有起到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这与我国要实现公平的再分配政策目标相悖。
为了解决区域间收入差距问题, 政府应该根据各区域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转移支付, 加大对财力较弱的中西部区域的扶持, 加强对中西部区域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 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使转移性收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黄祖辉, 王敏, 万广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J].管理世界, 2003.3.
[2]黄祖辉, 陆建琴, 王敏.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收入来源角度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5.4.
[3]杜鹏.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以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为例[J].中国软科学, 2004.10.
[4]张明喜.转移支付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收敛分析[J].财经论丛, 2006.125.
[5]曾国安, 胡晶晶.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收入来源结构角度的分析[J].财贸经济, 2008.3.
收入转移 篇2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民收入 贡献
近几年来，增加农民收入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各地在依靠农业增产难以实现农民增收的形势下，纷纷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非农就业，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河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和农民大省，改革开放后在全省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长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的研究旨在从农民收入来源视角，探析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以考察农民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农民收入来源及结构的变化特征
根据我国现行的统计调查制度，农民收入在来源上可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其中，农业收入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收入，即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由于农民纯收入是反映农村居民家庭实际收入水平的综合性的主要指标，因而本文选用此指标来反映农民收入状况，并采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来衡量其总体水平。
1.农民收入呈现出明显的非农化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14.06元提高到2005年的3481.64元，增长了近30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壮大、城市改革的推进和城乡二元体制的松动，加上农产品供求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不断向农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民收入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比重逐步上升， 图1表明了改革开放后河北省农民纯收入的来源构成变化情况。1985年，全省农业人均纯收入、非农业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39.41元和145.82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2%和38%，农民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收入的增长，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1996年；1997年，非农业收入及其份额首次超过农业收入，农业人均纯收入为1080.63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下降到47%，而非农业人均纯收入为1205.38元，所占比重上升为53%；2005年，非农业人均纯收入及其份额分别提高到2025.73元和58%，而同期农业人均纯收入仅为1455.91元，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到42%。近9年来，农业收入的比重下跌了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近1.5个百分点。由此可知，1997年以来河北省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人均纯收入份额逐步下降，非农业人均纯收入份额不断上升，农民收入越来越依赖于非农业收入的增长，非农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2.工资性收入是非农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农民就业渠道多元化，非农业收入来源广，图2显示了改革开放后河北省农民各项非农业纯收入及构成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发现，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均呈现出上升趋势，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相对稳定，三者相比较，无论是从绝对数额还是相对份额上考察，工资性收入均是当年农民非农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1985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88.71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为23%；2005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加到1293.5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上升为37%。在工资性收入中，2000年农民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收入、在本地企业中劳动得到的收入、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及其他工资性收入占整个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9.55%、33.91%、25.99%和20.55%，2005年这一格局变化为8.22%、35.80%、31.78%和24.20%，可见农民外出从业收入提高的最快，但在本地企业中的劳动收入仍是工资性收入的首要来源。
二、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的分析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转向农村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的过程，农民由此所获得的非农业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收入。这里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的分析，就是通过分析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来进行的。目前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多，官永彬等人通过建立经济数理模型来考察各项收入来源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本文借鉴了这种研究方法，并结合自身研究需要，建立了如下农民收入数理模型，用以分析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变化情况。
由上可知，我国农民纯收入的各项来源之间存在着下列恒等关系：NI=WI+FI+NFI+PTI (1)
⑴式中，NI、WI、FI、NFI、PTI分别表示农民总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纯收入。
对⑴式加以动态考察，将其表示为：
NIt=WIt+FIt+NFIt+PTIt (2)
NIt-1=WIt-1+FIt-1+NFIt-1+PTIt-1(3)
由〔⑵-⑶〕/NIt-1，并经过变化处理后可得：
(4)式中，分别为农民总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纯收入的增长率，用G表示;分别为以上四项来源收入占农民总纯收入的相应份额，用表示。
于是，⑷式又可以改写为：
(5)式实质上是将农民纯收入的总增长率分解到各项来源收入中，形成各项收入增长占总收入增长率的份额，其经济含义是各项收入增长对总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即分别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纯收入对农民总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
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突出体现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因而为了使本文分析更具有现实意义，上述模型中的各项收入均取自《河北经济统计年鉴》中1997年～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并以1996年为基期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依据上述建立的农民收入数理模型，计算出各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所占比重及其贡献率。
图3显示的是农民各项纯收入增长对总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变动曲线。从总体上看，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贡献最为稳定，但其贡献率较小；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的贡献最不稳定，9年中有4个年份的贡献率最小，且均为负值；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两者的贡献率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的贡献率变化趋势基本相反，但工资性收入的贡献明显大于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的贡献。其中，从工资性收入看，1997年～2005年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由1996年的28%提高到2005年的37%，上升了9个百分点，其平均份额为36%，平均每年实际增长速度为8.58%，年平均贡献率为58.73%，特别是近9年中有5个年份的贡献率最高，其中4个年份恰是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的最低期。从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看，1997～2002年对农民纯收入的贡献相对稳定且较大，所占比重由1996年的13%提高到2002年的21%，平均每年实际增长速度为14.64%，年平均贡献率为53.31%；2003～2005年对农民纯收入的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所占比重由2002年的21%下降到2005年的15%，平均每年实际增长速度下滑到-5.35%，年平均贡献率为-16.60%。由此可见，工资性收入增长是现阶段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而工资性收入又主要来源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所获得的收入，因而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
三、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源泉的变化可以得知，目前农业收入仍是河北省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重要性逐渐减弱，而非农业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强，农民收入增长由过去主要依赖农业收入转变为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本质变化。这充分说明了农民收入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农业问题，而是越来越多地和农民非农就业问题相关联，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应该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1.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拓展农村劳动力当地就业与转移空间。在目前乃至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大中型城市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极其有限的形势下，小城镇建设将是解决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根本出路，因而河北省应加速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要结合全省优势农产品如优质的专用小麦和专用玉米、棉花、肉牛肉羊和牛奶、蔬菜、果品等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乡村服务业，鼓励和扶持乡镇企业二次创业，促进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营造更多的转移就业空间。
2.加强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组织化程度，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异地转移就业。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和无序性较大，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难度。河北省为解决农村劳动力无序流动的状况，除应设立管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政府专门机构外，还要大力发展和严格规范劳动力中介组织，进一步强化政府、社会和企业的组织职能，在就业信息、职业技能培训、法律服务、流动跟踪检测等方面，逐步建立起有效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体系，提高农村劳务输出的组织化和信息化水平，以确保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就业的计划性和有序性。
3.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技能，增强转移劳动力自身的就业能力。河北省应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长、中、短期的专业技能及法律法规、外出务工常识等多方面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就业素质，促使劳动者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增强转移劳动力自身的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1]官永-彬等:农民收入的经济数理模型与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6(10)
[2]盛来运:农民收入增长格局的变动趋势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5]
收入转移 篇3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 中央政府在为解决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上, 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 这就为更好地解决好地方与中央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导向, 同时也对增加广大农民增加收入提供了政策保障。本文主要对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做了分析。希望能够对政府转移支付下的农民收入增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分析这节时, 我们主要引用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西部A地区来说明, A地区总人口大道180万人, 农村人口占69.4%, 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A区财政转移支付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 乡镇财政成为虚设机构
2006年起A区开始实行两减免和三补贴政策, 这对乡镇财政的影响主要有:首先是乡镇财政收入明显减少, 每年的减幅超过3 2%;其次是财政收入的财源主要是营业税, 收入范围明显缩小;最后是乡镇财政的支出权限受限, 如乡镇基本农田水利建设, 道路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二) 基层财政对上级财政的依赖度增加
这种依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基本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有八成以上需要区财政拨款。其次是是乡村道路建设资金需要依靠区财政拨款;最后是乡镇场镇建设资金有七成左右的资金需要区级财政拨款。
(三) 财政支农资金统筹压力大
目前来说, 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村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还欠缺。支农资金的使用管理存在以下问题:支农资金挤占挪用现象比较普遍;资金相对分散, 投入渠道非常多, 难以形成有效性;我们发现, 在取消农业税以后, 不少地区还存在着难以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范畴的现象。
(四) 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挤占挪用
除国家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之外, 其他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基本都要被挪用和挤占。各乡镇在统一使用有限的转移资金时, 普遍存在挤占、挪用财政转移资金的现象。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对教育转移支付资金的挤占和挪用, 具体表现是教师奖金挤占、津贴以及危房改造资金。如A区的分水镇每年因危房改造资金的挤占资金约为70万元。
(五) 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缺口将逐渐增大
A区由于其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限制, 其各乡镇的财政收入普遍偏少, 而用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财政转移支付的需求量又非常大,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增加了财政转移支付的需求与供给矛盾。
据调查, 乡镇财政仅仅只靠少数的财政永久性转移支付, 在资金上根本无法满足镇、村两级的需求。如A区各乡镇每年的人均资金缺口在60一70元之间, 各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的需求量差额基本在四成左右。这就直接导致该地区的三农发展的后劲不足, 最终无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
三、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途径分析
(一) 影响农村外出务工人数
由于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民种粮的直接补贴, 以及目前财政转移数量的变化和方式的改变, 这就使得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在最近几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政策的转变带来的积极效果就是, 广大农村青年的就业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如不少农村青年由于在在农村同样也可以获得经济收入, 而且考虑到还可以照顾家人和小孩的成长。使得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二) 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⑴由于政府财政增加了对种植业的直接转移支付补贴, 使得农民的经济收入增加, 提高了种粮积极性。⑵由于政府财政增加了对粮农的直接补贴, 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拓垦荒地。我们可以看A区各子镇的实例, 农民2008年的年收入与2007年相比, 增幅基本在34%一38%之间。
如表1所示, 由于政府转移支付数量的变化以及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的改变, 使得在2008年, A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1.1%粮食的总产量增加158%。
(三) 提高农村居民参加社保的积极性
随着广大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认识的逐步深化, 同时伴随着财政转移支付的扩大也增加了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支出, 农村居民参加社会保障的人数越来越多, 参保意识逐渐提高。以A区为例, 2009年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为96.79%, 而2008年度,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为86.87%, 同比增加了9.92%。同时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 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开始自愿购买了养老保险等基本社会商业保险, 以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
(四) 促进了农村养殖业发展
由于国家在养殖业上减免了农村的屠宰税, 而且财政转移支付中的很大部分资金直接用于农村养殖户的养殖补助, 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广大农民的养殖积极性。拿A区农民来说, 主要的收入来源有养殖收入、种植收入以及外出打工收入等, 三种收入一般占到农民全年全部收入中90%左右。
我们可以从表2看出, 从2008年与2009年的全区的养殖补助总量来看, 由2008年的1256.78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1342.39万元, 总量增加了85.61万元, 增幅达6.81%。从经济收入来看, 2009年比2008年的养殖户年经济收入增长22.67%, 扣除物价上涨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我们可以发现全区的养殖户的经济收入2009年与2008年相比增加16.78%。说明随着政府财政对于全区养殖业转移支付补助力度的不断加大, 给农民的增收开创了一条新的致富之路。
(五) 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
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进一步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 对部分贫困学生还实行困难补助, 同时使得学生在校期间的学杂费和学费基本上开始全部减免, 这就有效地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广大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的提高, 有助于使得该地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得到很大的提升, 对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四、改进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农民收入的发展策略
(一) 加大对三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我们可以看到, 财政转移支付数量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较大的贡献程度。一般来说, 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投入每增加一亿元, 农民人均收入将直接增收增加528.65元。在现阶段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地方财政可以多运用横向支付方式来解决转移支付的资金缺口。建议地方政府从绝对数上加大对农村财政转移支付的总量, 在进行政府的财政预算时应从相对数上提高对农村财政转移支付的比例, 以此来带动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二) 合理改善政府转移支付结构
要逐步扩大与特定政策目标相联系的专项拨款以及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规模, 同时要对现行的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进行大幅度的结构转换, 并积极消解非规范化的税收返还等一系列补助形式。具体实践操作的时候, 可以采取这样的思路:把税收返还的一定比例作为过渡期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资金来源, 比例在刚开始的几年可以适当设计低一点, 然后逐年增加。这样一来, 几年之后, 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就会逐渐取代现行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
(三) 转变政府服务职能和意识
政府的服务要在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就切实要求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必须树立服务意识, 彻底改变工作作风, 并且以三个代表的要求展开地方工作, 开展对民服务。政府的服务人员要竭尽全力配合好政府的正确决策, 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全民奔小康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 切实解决农民增收的根本问题。相信通过一系列的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共同努力, 财政转移支付一定能够更好地发挥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以及服务三农, 支持三农的作用, 最终就会尽快实现全民奔小康的理想目标。
(四) 广开税源, 严格征收制度, 确保财政收入持续增长
政府应在目前税法以及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来严格当前的税收制度, 并合理地广开税源来进行调节收入, 这样一来才能更好地保障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能够及时到位并实现合理配置, 才可以保证财政收入的及时入库喝稳定增长, 最终真正起到工业反哺农业、服务于三农、支持三农的作用。一般来说, 具体的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加强小城镇建设, 增加财政实力,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其次是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步伐, 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来夯实财政基础。最后是政府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同时立足本地资源优势,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加强财源建设。
(五) 突出地方财政转移支付重点
地方财政在安排财政投入的重点时应该向农村、农业以及农民倾斜, 特别是对于农业技术培训以及道路桥梁、农田水利建设、农村教育以及农村基本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这样一来, 一方面既有助于实现工业品下乡以及农产品较快地进城, 同时又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而且从长远来看还有助于保证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 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 切实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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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转移 篇4
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加大的趋势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劳动力转移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产生着重要影响。它是实现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移的关键, 通常被看作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 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下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有必要进行实证研究。
1 选择的指标解释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特别是以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的非农产业的迅猛崛起,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拓宽了道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 我国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鉴于此, 在数据的选取上主要采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据。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的选择, 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绝对差额数X1来表示。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统计数据的实际意义以及可得性, 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用农村就业人数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差X2来表示。农村就业人数是指户籍在农村的就业人员数量, 包含从事非农业的人员;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员。二者之差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到非农业的基本状况。
农民纯收入X3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X4指家庭成员得到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其他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 即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为剔除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也以各自的价格指数做以调整。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7。
2 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2.1 单位根检验
为了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先对有关的几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结果如图1所示。
图1中:X1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绝对收入差距 (元) ;X2为农村流动人口数;X3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 。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 几个变量呈现上升的趋势并不平稳, 但是模型是有截距项的。
如果序列随时间变化有上升或下降趋势, 则应选择包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方程。采用eviews进行检验, 以上对原时间序列和一阶差分检验, 滞后一项检验结果显示X1, X2, X3三变量原变量以及一阶差分后均不平稳。由此可知, 3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为此, 做二阶差分后再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 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表中数据由eviews结果整理得来。
由表1可以看出, 经过二阶差分处理后, 变量X1, X2, X3在检验中的PP Test Statistic值都小于显著性1%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 二阶差分后的变量X1, X2, X3都不存在单位根, 是平稳的。
2.2 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无限分布滞后模型可能不适应。首先, 确定分布滞后模型的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确定是依据试验, 以确信因果关系检验中的随机误差不存在序列相关来选取。本文选择的滞后阶数分别为1, 2, 3 , 如表2所示。
→符号表示箭头前的变量不是箭头后的变量的格兰杰原因。
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格兰杰原因, 这点符合托达罗的绝对收入差距假说。托达罗的绝对收入差距假说认为:劳动力的迁移是对城乡之间存在的预期收入差距做出的反应, 即城乡绝对收入差距越大,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机越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二者存在着单项因果关系。随着劳动力的流动, 农民收入会增加, 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减项, 会对收入差距起到一个减缓的作用。
2.3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纯收入
改革开放后, 我国农村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具体分析农民工资性收入与农民纯收入之间的关系, 数据如表3所示。
元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中2007年度资料, 其中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是经整理得来的。
全国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 随着劳动力外出打工, 农民工资性收入也将增加。1990年, 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22%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5年、2000年和2006年, 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2.42%, 31.17%和38.33%。农村居民工资性报酬收入正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 农民外出务工使农民找到了有效的脱贫致富道路, 对改善农民生活、活跃农村经济、缓解农村矛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工资性收入与农民纯收入的关系还可以从农民纯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方面来进行论证。图2显示了工资性收入、劳动力转移人数与农民纯收入3个时间序列具有线性的关系, 可以用相关系数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程度。运用Eviews.3可以得到工资性收入与劳动力转移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82 847 549 687。这说明, 现阶段如果要想使农民收入继续大幅度增加, 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领域中转移出来, 而农民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相关系数为 0.999 999 999 66, 近乎完全相关。也就是说, 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上升幅度越大, 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越快。中国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出现刘易斯和托达罗模型中解释的结果, 完全消除城乡收入差距, 而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 城乡收入差距不但没有逐渐缩小, 反而却在逐年扩大。
2.4 结论
2.4.1 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 但转移后农民的纯收入总量增加不显著
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 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向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流入的数量将更多。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多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 增加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 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成为非农业劳动力, 农村的土地也出现了相对剩余。多年来, 农村的土地一直保持分散经营, 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且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目前仍然只有45%左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已高达60%～80%。这些都限制了农业收入的增长对农民收入的增幅作用。按照经济学的解释, 消费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较少的农民收入增幅致使广大农村市场消费乏力, 造成国内市场总需求不足。长远来看, 必将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
2.4.2 农民工增加的工资性收入不足以抵消城乡收入差距
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的农民工月工资性收入为88.26元, 城乡人均月收入差距为209.8元;到了2006年, 农民的工资性月收入为591.96元, 城乡人均月收入差距增加到1 407.23元[1]。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城市实际户籍限制的存在, 使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得不到与城市劳动力同等的待遇。他们在收入、就业部门、福利保障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如果再考虑到城镇居民生活中许多难以统计的工资外收入 (如利息收入、投资收入、第一职业收入等) , 城乡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会更大。另外, 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制约了工资性收入的提高。2006年, 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3 181万人。外出从业劳动力中, 文盲占1.2%, 小学文化程度占18.7%, 初中文化程度占70.1%, 高中文化程度占8.7%,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3%[2]。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城里高新技术产业的要求不适应, 导致了较少的工作选择机会。农村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 致使农民工在城市部门的待遇非常低。随着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扩大, 收入差距扩大也将成为必然。
3 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在全体人民收入总体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形成的。应该说, 保持适度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必要的, 它利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但是收入差距过大又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需采取一定措施。
3.1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加强土地流转, 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为劳动力进一步向城市部门转移奠定基础。依靠科教兴农, 加快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重视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 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增加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切实解决好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总额增收的关系问题。
3.2 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
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 关键要消除户口背后的利益分配功能, 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清除一系列阻碍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和法律法规, 取消专门针对农民的收费项目,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让农村劳动力参与城镇就业岗位的公平竞争;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保证城乡劳动者同工同酬, 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3.3 提高外出农民工的技术水平
经费投入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关键, 要加强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 确保教育经费逐年稳步增长, 完善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广泛吸收社会资金, 采取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职业教育和培训领域, 加强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为农民从事多种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提供条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而劳动力转移尤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 主要从实证方面论述了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民纯收入间的关系, 得出了转移后的农民工纯收入总量没有显著增加、增加的收入不足以抵消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 并进行了原因分析。由此提出了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和提高农民工技术水平的对策, 以期为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城乡收入,农村劳动力流动,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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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转移 篇5
1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1.1 调整产业、产品结构, 变外向型向内需型
一些外销困难的企业, 要及时调整产品的范围、领域, 成为内需的主力军。在产业及产品调整的过程中, 鼓励企业新上项目、扩大生产规模。
1.2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事实证明中、小企业容纳农民工最多, 而且他们在危机中又灵活多变, 容易生存。在发展中、小企业发展上, (1) 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 特别是那些既有科技含量, 又是劳动力用工相对较多的企业更要鼓励发展。 (2) 让企业树立“小企业、大就业”的社会责任理念, 更多地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来增加就业。 (3) 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那些规模较小、区域分散、经营灵活、风险较低、回报稳定的行业, 在依法规范的前提下, 鼓励各村为他们提供创业空间, 为他们创富提供优惠条件。 (4) 安排一定比例的产业化及乡镇企业发展贴息贷款, 用于中、小企业发展, 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1.3 创新经营方式, 促进企业+农户模式发展
鼓励养殖、饲料加工、手工业、农特产品加工、中药材加工等企业改变经营方式, 在原料采购与加工甚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上, 推广“德大模式”, 在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 通过签订合同与农户建立联合体, 利益共享、风险同担, 让农户成为企业的车间和经营单元。
1.4 加强农民转岗技能提升培训, 提高就业能力
加大对农民培训的投入, 结合“新型农民培训”、“绿证培训”、“蓝证培训”等农民培训项目, 按农民意愿开展分类培训, 提高农民的转岗就业能力。
2 加快发展棚膜蔬菜及农业特色产业
2.1 发展棚膜蔬菜及农业特色产业, 促进农民就地转移
优先发展规模大、用工人数多的棚膜蔬菜种植、食用菌生产、中药材种植、山野菜种植大户。对种植规模大、用工人数多的优先考虑专项扶持资金的投入, 在农机具、微型运输车购置补贴资金上予以优先安排。
2.2 引导、规范、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
围绕棚膜蔬菜、特色产业发展, 按“激活存量、增加总量”的原则增强现有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活力;通过扶持村级组织、种养大户、创业能人创办、领办, 新建一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业务指导、培训、落实农业项目、信贷政策支持等, 引导其业务向棚膜蔬菜生产、特色产业的产前、产后延伸, 许可并鼓励其开展生产资料的营销、参与大棚修建、从事农村经纪人的培训与管理, 进行蔬菜、农特产品销售。
2.3 加强蔬菜、农业特色产业经纪人队伍建设
结合农民培训项目, 加强农村经纪人培训,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蔬菜和农业特产业经纪人队伍。
2.4 加快中药材等农特产品深加工的发展
结合地区特产优势, 加快人参精深加工、五味子、蓝莓等系列产品向广度和深度开发。鼓励农户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 进行蔬菜、农特产品粗加工。
3 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服务业发展
3.1 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积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 促进入市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积极发展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连锁经营, 改善农村市场环境。结合新农村建设, 实施“千村百乡市场工程”, 建设连锁化“农家店”。
3.2 大力发展农村社区综合服务
结合新农村建设, 以企业化管理、连锁化经营、系列化服务为目标, 扎实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运营和管理。以日用消费品超市、农业生产资料超市等经营服务性项目为基础, 逐步发展以农民自主经营为重点的文化体育、娱乐休闲、餐饮服务、图书阅览等, 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满足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3.3 积极培育发展农村特色旅游业
旅游业是产业关联度高, 就业安置空间大, 资源消耗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各地要充分发挥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 结合新农村建设成就、农业科技新成果及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以短期休闲旅游为主, 为城市居民的周末和节假日休闲提供服务。积极发展民俗游、现代农业观光游, 以家庭为单元, 发展“农家乐”等旅游形式。
4 大力组织实施好新农村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民生工程建设
4.1 结合新农村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民生工程建设, 创建建材企业
改善融投资环境、增加融投资渠道, 通过招商引资、农民投资、乡镇企业发展资金扶持、银行信贷及经济合作社融资等, 创办以空心砖块、水泥管材、装饰瓷砖为主导产品的建材企业。
4.2 培育发展农村建材市场
鼓励农民积极投身农村建材市场建设, 通过自主经营、合作连锁经营创办建材商店和销售网点, 逐渐形成覆盖农村的建材市场体系。
4.3 扶持农村建筑施工队规范发展
引导农村建筑施工队办理企业执照, 扶持其扩大规模, 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在购置设备上享受农机具购机补贴政策;承担农村泥土房改造、林区棚户区改造、农民新居装潢等项目;鼓励其积极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维护与建设, 农村村部、卫生所、学校的改建、扩建与重建, 农村公路建设;各主管部门应优先选用农民建筑施工队完成上述工程。
4.4 通过以奖代补、以工代赈等方式, 组织农民大规模开展兴修水利、整治土地、植树造林、修桥筑路、治理人居环境。
5 认真落实惠农补贴政策
5.1 结合落实购机补贴政策, 推进农机服务组织、农机经营大户发展
引导农民在政策规定范围内自愿进行规范化土地流转, 鼓励农机服务组织、农机经营大户、种田大户连片、大规模经营土地;建立健全种植业务工条例、规章, 鼓励合法雇佣劳动力, 从事农业生产。
5.2 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 有效组织农机作业和农机跨区作业
充分发挥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功能, 建立农机专业合作社, 吸纳养机户成为社员, 有效组织社员进行跨村、跨乡作业。
5.3 结合新型农民培训项目, 开展农机驾驶员、农机操作手、农机修理工、农机营销员培训
加大培训的补贴力度, 调动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提高职业技能, 促进其在农机服务组织、农机经营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营销与修理网点中就业。
摘要：为全面推进农村劳动力高效就业和自主创业, 使农民劳务收入成为促进我省农民增收的新的增长点, 本文着力推出几点建议。
收入转移 篇6
关键词：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一、改革以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加速转移促进农村减贫和发展
1.改革前:受体制和发展战略制约, 工业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分离, 农民转移就业缓慢
改革前,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政府为集中有限资源发展工业, 一面对农产品统购统销, 从农民那里低价取得农产品和工业化积累, 一面将城乡居民划分为两种户口、实行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限制农民流入城市就业, 把农业劳力控制在农村。这造成工业化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分离。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 土地集中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 造成平均主义, 低效劳动, 既影响农业发展, 也束缚了农民的就业自由。其结果, 工业发展较快 (1949~1978年, 二三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41%上升到77%) , 但农业劳动力转移缓慢, 1952~1978年, 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仅由16.5%上升到29.5%, 平均每年仅增加0.4个百分点。城市人口比重由11.2%上升到17.9%, 平均每年仅增加0.2个百分点。工业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没有减少, 还增加近3亿人, 农业富余劳动力约占农村总劳动力1/3, 造成经济结构和城乡发展失衡, 城乡居民收入为2.57∶1。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约为2.5亿人。
2.市场化改革以来: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快速转移
(1) 改革以来农业富余劳动力与工业化发展结合加快其转移。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 农民成为土地经营的主人, 发展了农业, 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也有了就业选择自由。农民首先根据市场需求, 利用农业剩余资金、劳力发展乡镇企业, 就近转移。随着城市民营经济发展, 以及对外开放后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入, 用工需求不断增加, 这些都加快了转移。同时, 转移既推动工业化发展, 又扩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吸收。1978~2008年, 二三产业就业占社会就业人口的比重, 由29.5%上升到60.4%, 年均增加1.03个百分点, 增长速度为改革前的2.5倍;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城市人口比重由17.9%上升到45.7%, 年均增加0.93个百分点, 增速为改革前4.5倍。 (1)
农业劳动力转移, 一部分为农民在乡村发展乡镇企业, 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 国家统计局近年统计为8500万人。一部分为外出就业 (出乡) 、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 1983~2001年, 由200万人增加到8961万人, 年均增长23.5%;2009年增加到1.45亿人。
从就业的结构看, 农民外出就业的结构, 以男性知识青年为主, 2006年1.32亿外出农民工中, 男性占66.3%;平均年龄为28.6岁, 其中, 16到30岁占61%;文化程度属于小学以下的占2%, 小学占16%, 初中占67%, 高中及以上占16.9%。但64.8%未接受过技能培训。
从流动的区域看, 以从农村向城市、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为主。进入城镇的占95%左右, 其中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的占64.8%。跨省流动所占比重逐年增加, 由2001年39%提高到2006年的53.5%, 其中, 中、西部地区跨省流动分别占70.2%和56.6%。进入东部地区务工的占70.1%。
从所从事的产业看, 从事第二产业的占56.7% (制造业35.7%, 建筑业20.5%) , 从事第三产业的占40.5%。全年就业6个月以上的占82%。绝大部分是被雇佣, 自我经营的接近1/5。
(2) 目前农业富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开始转为有限供给。2003年以来沿海一些地区出现招工难, 或称“民工荒”, 劳动力市场供求开始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 出现以下特征: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减。2009年外出务工与本地非农就业的农民工合计2.3亿, 约占农村劳动力的4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对2749个村庄的调查显示, 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农村仍然存在的富余劳动力, 多为中年以上、农业季节性的剩余劳动力, 主要分布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农村新生劳动力。
二是农民工工资改变了停滞局面, 开始较快增长。2004年农民工平均月工资780元, 较2003年增长11.1%, 随后保持10%左右的增长。
三是改革以来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转移主体。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或很少务农经历, 认同城市, 加之城乡差距大, 渴望成为城里人。但二元体制使进城农民工未获得公平待遇, 难以融入城市, 变为城镇居民。
3.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 对农村减贫、提高人力资本、增加资金向农村流动起了积极作用
(1) 农民工就业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统计表明, 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 1990为20.2%, 2000年为31.2%, 2009年上升到40%。
农民工汇款是从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向中西部农村的难得的资金“逆流动”。中国外出农民工往家乡汇款或带款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比例通常较高。根据四川省资中县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 2006年外出农民工的总收入中, 用于外出就业期间自我消费的占38.1%;汇款及带回家乡的占41.4%;在外持有自我消费之外的资金占21.5%。80%以上的农民工给家里汇款。汇款及带回家乡的资金, 按农村人口人均1182元, 占人均收入的35%。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 不仅是赡养老人、子女的人文传统, 而且有制度的因素。外出就业同迁移定居分离, “家分两地”, 仍是农业户口, 没有社会保障。
(2) 1985年以来农民脱贫的一半功劳在外出就业。中国农村贫困人口1978~1984年由2.5亿减少到1.25亿, 农业土地承包到户起了主要作用。1985~2007年由1.25亿减少到0.26亿, (2) 一半功劳在外出就业。“输出一人, 全家脱贫”。
(3) 为留在农村的农民腾出土地和农产品市场。一些外出就业农民工将承包土地转让给留村务农的人, 增加其土地资源; (3) 农民工由农产品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 扩大了市场。
(4) 提高人的素质, 促进农村社会开放。外出农民工构建了城乡、区域的人流、信息流、资金流, 促进观念转变, 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有的当村干部, 促进了农村发展。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1.农村劳动力扩大就业, 增加收入来源, 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但事实上差距没有缩小, 反而却越来越扩大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改革初期曾有所缩小, 1978~1985年,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同农户人均纯收入的比值由2.57∶1下降到1.86∶1。这是因农村土地承包到户, 提高了劳动效率, 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超常规增长。此后两者的比值扩大, 1995年为2.71∶1, 2005年后扩大到3.3∶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之比达到3.35∶1。我国成为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影响半数以上人口民生改善和城乡协调发展。
2.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更低, 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更大
改革初, 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差距较小, 为1∶0.92∶0.73 (1978年) 。1985年为1:0.81∶0.69, 1990年为1∶0.62∶0.53。2008年为1∶0.56∶0.4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分别约为3.6∶1和4.6∶1。
3.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于统计显示的比值
考虑农户纯收入的一部分要用于生产垫付, 2006年前农户负担税费较多, 城镇居民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享受的社会福利远远高于农民, 一般认为两者实际收入相差5~6倍。
三、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许多学者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进行了许多分析。一种认为这符合库兹涅茨提出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曲线, 是无法避免的 (刘荣添, 2006, 茅于轼, 2007) ;一种认为, 城乡隔离是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郭玮2003, 曹霞2005) 。这两方面的因素都要考虑。但鉴于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 劳动力供求进入有限供给的阶段,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一般国家1.5∶1的水平, 更应具体分析导致差距扩大的体制和发展政策的原因。
1.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民收入的拉动
(1) 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 收入低, 社会成本高。首先, 进城就业农民工处于同城镇居民身份不同、权利不平等的边缘化地位, 加剧了劳资关系失衡。农民工劳动强度大, 工时长, 大多双休日不休息, 与其劳动付出及城镇就业者相比, 工资水平普遍偏低。拖欠工资时有发生, 半数人拿不到加班工资。有人调查, 2004年前的12年, 珠江三角洲经济年均增长20%, 而外来农民工工资几乎未增长。2004年劳动力供求变为有限供给后, 农民工工资开始增长, 增幅仍比城镇职工低3~4个百分点。70%以上的农民工缺乏医疗、养老保险, 由此失去相当工资1/4左右的权益。 (4)
其次, 进城农民工不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 增加了社会成本。相当多农民工子女就读于民办简易学校, 这类学校靠向农民工收费运转, 农民工负担重, 教育质量差;住房未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多数在城乡结合部租赁房屋, 居住空间小, 设施简陋, 环境差, 交通不便, 已婚农民工相当多为夫妻分居。
第三, 农民工家分两地, 造成在家乡建房投资而常年闲置半闲置的浪费, 加大了流动成本。
(2) 农民工受体制阻碍不能融入城市, 其转移就业贡献与成本在城乡间畸形分配, 形成城市对流出地农村的一种剥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使多年就业城市的农民工难以在城镇落户定居。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对劳务输出县301个村的调查, 改革以来累计迁移落户的外出就业农民工, 只相当于目前外出就业农民工的1.7%。若照此计算, 全国1.4亿进城农民工中只有200万左右通过买房、结婚等方式获得城镇户口, 他们中1亿多人虽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 计算进了城镇人口, 但都未在城市获得合法的市民资格、平等的待遇和实现安居乐业。
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 就要在家乡保留承包土地和宅基地, 把老人、妇女、儿童留在家乡, 奔波于城乡之间, 过着两栖生活。农民工青壮年的黄金时间用在城里, “人口红利”主要贡献给了发达地区和城市。而他们成长、受教育的成本, 返乡结婚、生孩子、培养下一代劳动力和自己养老的成本都留在农村。这就形成城乡关系上对农村的一种剥夺。近年来, 虽然经济发展快, 劳动力快速转移, 政府也强调城乡统筹, 但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却越来越扩大, 一个未被正视的根源, 就是在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体制制约下存在的这种剥夺。
2.农村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经营体制问题
(1) 农民工流出地区乡村二三产业薄弱, 留乡农民就业不足。农民外出就业, 有益于流出地农户增加外来收入, 但对家乡不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所起作用有限。发达地区乡村二三产业多, 60%~80%的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 主要为就近转移, 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占70%以上。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乡村二三产业薄弱。据笔者2006年对重庆、陕西、贵州、广西和河南、湖北、湖南1086个村的调查, 农村劳动力就近转入非农产业的只在4%~15%。没有外出、留在农村大量中年以上的富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得不到非农就业, 造成就业不足, 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很低。
(2) 农民进城就业而不能定居城镇, 起不到减少农民、土地向务农者稳定流转、促进务农农民增收的作用。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对输出地105村的调查, 由于进城就业农民工不能在城镇安居, 不得不家分两地, 保留承包土地, 由留守人员, 包括老人耕种。外出农民工转出承包地的只占21.5%, 转出的土地只占14.7%, 并且附加打工遇到困难可随时收回土地的条件。不彻底的农业人口转移抑制土地流转, 难以缓解农村人地矛盾, 促进务农收益的提高。
同时, 外出就业发展使农业劳动力弱化。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分析, 2006年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 女性占58%, 40岁以上的占70%以上, 初中以上文化的只占47%。农业劳动力质量下降, 制约了农业结构调整和技术革新。
(3) 农村农户缺少自我组织, 在流通、加工、金融、保险领域都处于被支配地位, 难以涵养经济资源, 获得应有利益。农民合作组织发育相当薄弱, 影响了他们在流通、加工、服务、金融领域的权力和收益。农户单独面对市场上的农资经销商, 农产品收购企业、商人, 实力小、商品规模小、信息不对称, 难以获得平等谈判的地位, 中间商低价购, 高价销, 农民利益受损。政府给农业补贴的好处, 被生产资料的涨价拿走。在工业化时代, 农民只是提供原料, 流通、加工的利益不属于农民。在农民合作组织缺乏的条件下, 企业+农户的经营, 难以形成两者的互利关系。
外出农民工汇款增加了输出地的储蓄存款, 但储蓄存款不在农民的合作组织, 而是在商业金融机构, 又由商业金融大量流向资金收益率高的发达地区和城市。如四川省资中县, 2000~2008年, 银行存款从24亿增加到92亿, 储蓄余额由22亿增加到77亿, 分别增加68亿和55亿 (增长主因是外出就业人数增长79%, 汇款大量增加) 。但贷款余额仅增加14.3亿。2008年当地贷款余额, 仅为银行存款和储蓄余额的33.7%和40.4%, 存款和储蓄的60%以上流出县域。这在中西部地区县市具有代表性, 表明没有农民的合作金融组织, 不利于把经济资源涵养在农村, 支持农民发展经济, 增加收入。
3.政府公共品供给的城市偏向影响农民发展能力的提高
(1) 对农民多取少予, 向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偏低。
城乡二元体制也表现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中的城市偏向。国家对农民多取少予, 对农业、农村投入偏低。改革以来国家调整财政投入政策, 资金分配格局有所改观, 但问题仍然严重。1979~2000年, 财政支农支出虽由174亿元增加到1243亿元, 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由13.7%降为8.3%。农民为农村公共 事业、行政事业承担的不合理税费、摊派款, 达到5万亿。同期, 农村信用社的准备金和税费累计流出农村每年达到8000亿元以上。廉价使用农民的土地, 农民土地资源直接收益流失约4万亿元。
向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偏低, 1978~2007年,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增加22%, 半数以上农田是靠天收。
(2) 农村教育等社会事业投入严重不足。
城市的公共品供给基本上由公共财政解决, 改革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公共设施和服务明显改善, 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2003年前主要靠向农民收费, 由农民自己提供, 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持续扩大。
1985~2001年, 乡村两级教育由农民上缴农村教育附加来解决, 校舍修建由农民集资, 是“农民的教育农民办”。1995年城乡小学生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比值达到1.72。投入差距造成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很大。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农村人口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 远低于城镇人口占65.4%的水平。2005年城镇每万人在校高中生人数是农村的12.3倍, 大学则可能更高。研究分析认为, 教育, 城市偏向的教育投资水平差异, 是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5)
2000-2003年, 在全国卫生费用筹资总额中, 农村仅占40.8%, 农村人均卫生费用仅相当城市平均水平的24.8%。文化, 2003年农村文化事业费只占全国的26.5%。2005年国家农业科研投入仅占国家科技投入的5.2%, 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仅为0.36%。
4.农民在社会政策决策中的利益表达机制薄弱
一是乡村治理中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制度不健全, 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 农民、农民工的代表严重偏少。
二是农民缺少自我组织, 难以有组织的表达利益需求。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体制薄弱。
三是受二元户籍制度制约, 进城就业、居住的农民工难以参与城市的社会管理。
四、对策
第一, 把农民、农民工增加收入, 与城镇居民收入逐步均等化作为当前阶段重要发展目标。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库兹涅茨的居民收入差距“先恶化, 后改善”的转折点, 内在的与劳动力供求由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的转变即刘易斯转折点相联系。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的阶段, 这为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提供了客观基础。而体制和政策的原因, 特别是对农民工转变为权利平等的城镇居民的制约, 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在继续, 限制了群众生活改善, 加之人口城镇化滞后,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发展。因此应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增加群众收入, 使城乡居民收入逐步均等化作为新阶段发展的战略目标。
第二, 破除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户籍身份不同、权利不平等的体制。搞好改革攻坚, 继消除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 进一步赋予农民工落户城镇的选择权, 保护权益,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形成通过农业人口转移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带动“三农”问题解决的格局。
第三, 继续改变政府公共品供给的城市偏向。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推进不发达地区二三产业发展, 促进农民就近转移和非农兼业。
第四, 完善农村经营制度, 发展农户经营基础上的农民合作组织。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提供优惠政策, 农户通过自我协作组织, 提高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 增加在流通、加工、金融、服务领域的利益。
第五, 扩大农民、农民工的自组织及对社会管理的参与, 发展农协, 加强工会, 增加各级决策监督机构农民、农民工代表。
注释
1 考虑到被计算入城市人口中的绝大部分农民工 (约1.8亿人) , 并未成为权利平等的市民, 也未能在城镇落户, 因而至少要在目前的城市化率中扣除11个百分点, 1978~2008年城市人口比重年均增加0.56个百分点。
2 这是按2008年前的贫困标准。若按2009年新标准, 或每人每天消费1$以下的标准, 仍有8000万人。
3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对105村的调查, 78%的外出就业农民工承包土地为留守人员经营, 22%的转让、出租。
4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 (区、市) 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推算, 2009年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仅分别为7.6%、21.8%、12.2%、3.9%和2.3%。
收入转移 篇7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呈现新趋势
农村劳动力转移包括空间转移和产业转移两种含义,对应的就业方式即是外出就业和本地(乡镇)非农就业,目前统称为农民工。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最近10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入大规模转移阶段,已有近40%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且呈现出常年外出打工、远距离跨省流动的新趋势。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正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表现为“候鸟式”和‘兼业式”,即农村劳动力利用农闲时间季节性地外出打工,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亦工亦农、亦城亦乡”。新世纪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外出就业的政策,加大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如表1所示:2006年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约为5.6亿,转移到本地非农产业的约0.88亿,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5.8%;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为1.3亿,所占比重为23.7%。两者合计,即全国约2.2亿,39%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从外出劳动力的就业时间看,外出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为1.1亿,占83.8%,即绝大多数外出劳动力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环境,常年在外打工。目前,这种趋势仍在进一步强化。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按打工时间在6个月以上统计,200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4亿,与2006年相比,外出农民工又增加了3000万人。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正在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就业兼业性减弱;由“候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转移稳定性增强,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增多。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远距离跨省流动为主。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域特征看,2006年外出劳动力中流向省外的达0.7亿人,占外出就业劳动力的一半左右(49.3%),居各类流向之首;省内县外流动就业的劳动力比例为31.5%,而乡外县内就业的只占19.2%。纵向来看,近10年来跨省流动就业趋势明显增强。1996年流向省外的劳动力比例为32.8%,2006年该比例增加了16.5个百分点。这表明区域经济差距在进一步拉大,省际间的外出务工净收益大大超过了省内,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愿意去外省打工。另一方面也说明,中西部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在显著增加,因为跨省流动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速率与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密切相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1998～2002年GDP增长率连续5年小于10%。之后,国民经济进入了平稳较快增长阶段,2003～2007年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农民在本地或外出打工所获得的劳动报酬,被视为工资性收入。
单位:万人
(一)工资性收入已取代农业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体。过去10年里(1986～1996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只有24.8%,家庭经营农业收入的贡献份额为57.8%,农业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如表3所示:近10年来,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由1997年1%,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长0.866%,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国民经济周期波动密切相关。经济增长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前提,经济增长加快时期,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反之,则弱。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主渠道
农民收入在统计上被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GDP增长率连续5年大于10%。受国民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如表2所示:近10年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年均增长5.3%,其中,前5年年均增长速率为4.1%,后5年年均增长速率达到6.6%,转移速度明显加快。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农村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近10年累计提高15个百分点,其中前5年增加4.8个百分点,后5年增加10.2个百分点。从回归结果看,GDP增长24.6%上升到2007年的38.6%。10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共增加了2050元,共中有1080元是由工资性收入贡献的,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份额达到52.7%,已取代农业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体。农业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从2000年开始下降到50%以下。
(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如表3所示:受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近10年农民收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前5年,主要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特别是1998～2000年,农业收入连续3年绝对减少。正是由于工资性收入保持了年均10.3%的较快增长速度,使得这一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仍然维持了3.4%的名义增长率,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84.2%。2003～2007年,农产品价格形势好转,家庭经营收入有了较快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10.8%,其中,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了13.7%,家庭经营收入年均增长8.1%,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份额达到了45.2%,仍高于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可以说近10年来,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弥补了前几年农产品价格下跌给农民收入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支撑了后几年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
(三)工资性收入的高低显著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对地位。从横截面数据看,工资性收入水平愈高的农户,人均纯收入水平愈高,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贡献比率愈大。如表4所示,按照人口五等份分组,2006年高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水平比低收入组农户高出6倍,而工资性收入则高出8倍。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的贡献率随收入等级的上升依次提高,高收入组达到41.2%,比低收入组高出8.6个百分点。外出打工带来的工资性收入,显著改善了农户家庭在农村收入分布中的相对地位,使他们进入了收入分布的高端。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显著提升和改善了农民消费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改变了农民的收入构成,也显著提升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同时,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经历城市文明的洗礼,其消费观念也会随之改变,进而对家庭和周围群体的消费模式产生影响。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助于农民消费结构的改善。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就业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可以从质量上衡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程度,比重越高,转移程度越高;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用以衡量居民消费结构优劣程度,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消费结构越合理。以农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因变量,以工资性收入比重为自变量,根据散点图形,建立如下回归模型:y=a+bx。根据近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SPSS软件对工资性收入比重和恩格尔系数进行回归拟合,得如下回归结果。
从回归拟合结果来看,恩格尔系数与工资性收入比重的拟合结果非常理想,R平方值达到0.977,且方程不存在自相关现象。从回归方程的意义看,工资性收入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将下降0.904个百分点。这说明,随着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农民消费结构趋于优化。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消费需求收入弹性是指在价格不变条件下,收入变动1%,消费需求变动的百分比,它反映了消费需求对于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以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自变量,不同收入组别农户对各类消费品的入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因变量,建立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模型,得到不同收入组别农户对各类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如表5所示:2007年与2006年相比,各组别对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均表现出较高的弹性(弹性大于1),说明当前农村居民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意愿都比较强。同时,高收入组别农户对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及通讯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不仅都大于1,而且显著高于其他组别,说明随着转移就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增多,农民消费需求升级换代意愿强烈,对住、行的消费需求正呈现上升趋势,对衣、食等一般性的消费需求已相对饱和。
四、几点启示和判断
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可能进入低速增长期。10年前,由于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步入调整时期,GDP增速连续5年低于10%,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速率开始放慢。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已开始明显下滑。2008年GDP增长速度只有9%,经济增长开始步入周期波动的下行通道,就业问题比较突出。而经济的复苏需要一个过程,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有可能步入一个低速增长期或徘徊波动期。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无疑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第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明显加大。在当前就业岗位减少、工资率面临下降的情况下,构成农民增收主体的工资性收入增幅将呈下降态势,这势必影响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速同比下降10个百分点,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工资性收入增速大幅回落。从全年形势看,如果没有大的政策措施,今年有可能成为农民收入徘徊波动的起点。这势必影响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千方百计防止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的趋势,努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第三,扩大农村消费必须瞄准农民消费需求转型特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就业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也直接改善了农户的消费结构,影响了农户的消费行为。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在其转型过程中不仅具有共性,而且还具有很大差异性。因此我们在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时,必须瞄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当前农村居民对改善居住和家庭设备的意愿非常强烈,这表明农村新一轮建房高峰期已经到来,抓紧农村住房改造和建设正当其时。对于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来说,工资收入提高的同时,交通和通讯的消费支出也显著的增加。因此,一方面要为他们的出行和信息获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开发一些具有刺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五、政策建议
(一)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岗位,抑制农村劳动力转移速率的大幅下滑。中小企业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领域。在当前经济减速的形势下,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最根本的是要保住企业。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已出台了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取消了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并对困难企业实行“五缓四减三补两协商”,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从实施情况看,这方面还有空间,要继续研究出台更大力度减轻企业负担的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同时,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构建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大力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趋势看,农村劳动力常年外出将成为常态,“候鸟式”的打工方式将向“迁徙式”转变。特别是二代农民工,他们既不愿意回乡,更不愿意务农。在大中城市难以大规模接纳农民工的情况下,小城镇兼具就业创业的便利和心理归属、文化认同上的优势,将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置业、居住、生活的重要选择。从长远看,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小城镇量大面广,是吸纳人口和就业的蓄水池。同时,小城镇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建设投资需求巨大,特别是房地产业前景广阔,发展小城镇既可以释放出强大的投资需求,又具有较好的地区普惠性,有利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因此,应把小城镇建设作为增加就业、扩大内需的大战略,同时配之以城乡一体化改革,带动小城镇及其房地产业大发展。
(三)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在外出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不仅要努力稳定和开拓农民外出就业渠道,还要稳定和提升农产品价格,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空间,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增加转移性收入,减少农民的生活负担和后顾之忧。
(四)推进农村住房改造和建设,拉动农村消费转型升级。农民有了钱,首先要建房,特别是那些在外面打工挣到钱的农民,对居住的消费意愿强烈。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兴起的“建房热”成功地拉动了消费,按20年的建房周期看,当前也正值新一轮住房升级换代高峰。农民改善居住条件,既可以拉动钢材、水泥等建材消费,也可以拉动家用电器的需求,同时还可以增加就业岗位。目前国家正在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和农村危房改造试点,但支持力度小、步子慢。建议将农民改善住房条件作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制定和完善县域村镇规划,加大小城镇和中心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引导有建房意愿的农民集中建房;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农民建房、购房贷款业务,允许农民以新建住房作为贷款抵押;应允许农民利用农村的宅基地到小城镇置换廉租住房。
(五)积极发展农村公共交通,加强农村通讯设施建设。农民工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家庭收入,也增强了城乡之间人员和商品的流动,改善了农村消费结构。目前我国农村公路建制村通达率只有77%,通畅率只有53%,农民出行还不是很方便。应适应农村消费结构改善的需求,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交通,建立农村客运政策性补贴制度,提高公共客车通达率。进一步加强农村电网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