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转移

战略转移（通用12篇）

战略转移 篇1

1“双转移”战略

1.1“双转移”战略的含义

双转移,是广东创造性地提出的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统称。2008年6月,广东省提出以“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为主要内容的双转移战略,具体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通过实行双转移战略,广东省希望到2012年,珠三角地区功能水平显著提高、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在办好现有产业转移工业园基础上,形成一批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集聚效应明显的产业转移集群,推动广东省产业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劳动力素质整体提升,就业结构整体优化,本省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以及向二、三产业转移成效显著。

1.2 提出背景

多年来,广东省多项经济指标一直位居全国前列,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然而,在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广东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难题,如人均发展水平落后、区域发展不协调、环境资源压力加剧、社会管理压力加大及人口结构素质不够优化等。

1.2.1 原经济发展模式弊端突显,环境瓶颈突出

基于资源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外向经济发展模式,成就了广东经济三十年的辉煌,也给广东省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以牺牲资源、能源、环境为代价,以低廉劳动力价格、恶劣劳动条件为基础,加工制造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未来难以维系。广东省土地“瓶颈”制约突出,全省人均耕地面积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三分之一,远低于联合国的警戒线。

1.2.2 产业结构、劳动力构成不合理

珠江三角洲劳动密集型产业比例较大,70%制造业属中低技术和传统生产,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劳动生产率不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广东外省流动就业劳动力达1900万,本省流动就业比重仅占27.5%,远低于江苏66.7%和浙江63.2%。广东外省劳动力中,技能劳动者占16.68%,上海和浙江则达到34.5%和27.6%。

1.2.3 金融风暴使外向型经济模式面临着最直接最严峻的考验

2008年广东省GDP增速和三次产业GDP增速均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危机集中暴露了广东省传统发展模式之弊,如区域发展的结构失衡,以及与此相关的城乡、内外消费失衡;内需不足前提下,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外源性经济之市场结构失衡;外源性经济以加工贸易为主,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资源投入高,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特别是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等。这些问题如不能尽快得到消解,广东省争当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将只会是一句空话。

1.2.4 区域发展不平衡

粤东西北等欠发达地区相对于迅速抬升的珠三角,发展明显滞后。珠三角核心区10.7%全省的土地面积,集聚了三分之一全省常住人口,创造了三分之二全省GDP产出。2006年,全省地区发展差异系数达0.77,高于浙江的0.38和全国0.67的平均水平,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大多数地级市人均GDP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只有珠三角的四分之一,以至于出现“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也在广东”的奇怪现象。

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分别占全省GDP的75.2%、9.5%、6.8%和8.5%,珠三角占全省GDP的75.2%,而其他三个区域不到四分之一。2006年,区域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珠三角占全省GDP的将近80%。2006年,珠三角占全省GDP的比例比2000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其他三个区域占全省GDP的比例则分别由2000年的9.5%、8.5%、6.8%下降到2006年的6.7%、7.6%、6.2%(见表一)。

单位:%

2006年,人均GDP珠三角为47094元,东翼11325元、西翼13637元、山区10717元。东西两翼和山区三地人均GDP差距较小,而三地与珠三角的差距很大,且呈扩大趋势。2000年,珠三角人均GDP是其他三个区域的2.7-3.7倍;到2006年,差距扩大到了3.5-4.4倍。2006年,珠三角与东西两翼和山区工业增加值的相对差距在19-22倍之间,一般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相对差距在17-21倍左右,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的相对差距在7至13倍之间,外贸出口的差距则高达100倍,较2000年几大区域间的相对差距更加明显。

区域发展不平衡,直接影响到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1.3“双转移”战略的实施

2008年,广东省开始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在产业转移方面,实行产业转移集聚发展;加大用地扶持力度;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环境保护等。在劳动力转移方面,加快省内劳动力向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鼓励企业招用本省农村劳动力;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建立优秀农民工激励机制等。

2“双转移”战略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

2.1“双转移”战略使广东省从容应对危机,经济运行回升向好

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全省生产总值39081.59亿元,比上年增长9.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006.02亿元,增长4.9%;第二产业增加值19270.48亿元,增长8.7%;第三产业增加值17805.09亿元,增长11.0%,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7.2%。全年全部工业完成增加值17946.34亿元,比上年增长8.3%。全省共有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33个,组织农村劳动力培训82.40万人,转移就业人数128.50万人。

2.2“双转移”战略见成效,地区差距逐步缩小

排在广东省各市经济总量末端的汕尾市,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步入发展快车道。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汕尾市沉着应对,力争实现“弯道超车”,2009年上半年,汕尾实现生产总值173.26亿元,同比增长13%,增速列广东省第二,有8项经济增速指标跃入全省前三,成为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后起之秀。此外,粤东、粤北、粤西分别实现生产总值1246.9亿元、1123亿元和1305.5亿元,分别增长9.6%、8.1%和7.7%,均明显高于珠三角7%的增速,在全省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稳中有升。双转移战略的实施使广东省呈现区域不平衡逐渐缩小、区域发展日益协调的良好局面。

2.3“双转移”有效地达到了“结构调整促外源性经济转型”的目的

2009年,伴随“双转移”战略的加速推进,提前安排省财政扶持产业转移资金,加大示范性产业转移园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对于改善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园区基础设施条件与投资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加速珠三角企业与新增外资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粤北,自“双转移”战略实施以来,清远市大力实施“工业园区化”战略,确定了2009年139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达422亿元。韶关市1—10月全市39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3.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84.9%。河源市2009年列入省重点项目9个大项21个子项,年度计划投资54亿元,市安排重点项目100个,计划总投资461.3亿元。

在粤东,揭阳市全力以赴推进中石油炼油、揭阳潮汕机场、惠来电厂、惠来乌屿核电等重点项目建设。2009年以来,揭阳全市生产总值在前3年年均增长16.3%的基础上,上半年增长10.6%,外贸出口总额增长17%。

在粤西,茂名市纳入省2009年重点项目13项,总投资204.9亿元,其中年度计划投资58.4亿元。云浮市加快推进该市50项重点工程建设(总投资589亿元),至9月底,完成全年计划投资的66.9%。湛江市列入省重点项目的19项工程,前三季度完成投资97亿元。

大项目的大投入,使得环珠地区抵制住了危机的冲击,并率先力挽狂澜,实现了逆势飘红。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环珠三角力保了两翼不折,腹部不空,因而在为广东保增长的过程中贡献颇为突出。随着一大批重点项目建设投产,“结构调整”作用凸显,省级产业转移园区投资总额超千亿,极大激发了广东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带动了本地就业与消费增长。据统计,2009年1-5月粤东西北地区累计新增就业29.5万人,同比上升13.5%;珠三角地区累计新增就业43.4万人,同比下降24.1%。2009年1-11月粤东西北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粤东20.7%、粤西19.5%、粤北山区18.5%,均高于珠三角的15.0%。

2.4“双转移”催生科学发展新模式

事实上,“双转移”在带给环珠三角直接经济收益的同时,更在思想观念层面带来了巨大冲击,更新了环珠三角的发展观念。汪洋曾如此告诫,“双转移”过程中,要走科学发展的路子,要强调又好又快。既要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但不要为名次、速度所累。

河源提出反传统、反周期、反梯度的“三反”发展思路,发展“四新”产业优结构,打破传统的低端密集型梯度产业转移模式,发挥区位、资源、生态等优势,突出生态产业重点招商,打造效益园区,着力发展新电子、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产业,建设具有河源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河源的创新发展思路成效渐显:在粤北山区五市中,去年前三季度,河源市的工业总产值从去年的第4位进到第3位,外贸出口总值从第2位上升到第1位。

2.5“双转移”加快了广东农村劳动力区域间的就业步伐

粤北东西各地着力推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基地建设,不断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开设专业培训,切实为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保证,变人口压力为劳动力资源优势,不仅自身实力得到长足进步,还成为全省经济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009年上半年,全省累计新增转移就业69.5万人,同比上升42.7%,珠三角地区截至5月累计新增43.4万人,数量则同比下降24.1%。这一升一降,人力资源区域配置明显优化。

3“双转移”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双转移”战略实施的成效有目共睹,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完全依赖行政手段而忽视市场规律,为了本地经济利益当地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来限制企业要素合理流动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75%的转出地都存在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致使传统制造业迁出之后,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得不到有力的支撑;产业链前后联系不明显,无法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处于产业链低端,难以实现产业的升级;人才需求加大,而培养难以跟上等。

因此,“双转移”战略在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要重点解决好以上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 实施“双转移”应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积极发挥市场导向作用

新形势下,推进“双转移”应坚持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相结合,坚持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相结合,坚持产业转移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坚持产业布局合理与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相结合。产业的转移升级,更应该靠吸引,而不是简单的拉郎配,要让产业像候鸟一样,自动迁徙,但是候鸟的迁徙需要有相应的生态环境来配套的,珠三角未来怎么吸引更高、更有水平的生产力是关键。政府应更多的关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引导产业合理转移。应着力加强以下工作:一是加速我省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二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三是扩大内需,以需求升级引导产业升级;四是科学合理布局产业转移园区;五是完善相应的干部考核机制,提高“双转移”工作实效。

3.2 实施“双转移”应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

《纲要》将现代服务业的优先发展放在各产业之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也有相同的布局,这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所谓“现代服务业”,有两个内涵:一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新兴的或“新崛起”的服务业;二是指“传统服务业”当中经过用新技术、新流程、新业态和新的服务方式改造提升后的那部分服务业。尽管目前及以后一段时期内,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中工业仍占主体地位,但《纲要》作为中长期规划,将现代服务业作为战略产业放在发展的第一序位,这个导向是明确的,就是要“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广东省在推进“双转移”进程中,应按照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3.3 实施“双转移”应关注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但绝不能承接污染产业转移。建议将承接产业转移成果与环境排放指标挂钩,考核地方官员政绩,把单位土地产出效益指标作为地方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纳入到各级政府促进产业转移的考核体系,以此增强欠发达地区政府拒绝承接污染产业转移和落后产能的决心与动力。另一方面,要逐步成立、完善富有我省特色的产业集群技术开发研究机构和创新平台,以产业集群为纽带,加快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集成技术开发,推动技术发展,带动产业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根本上摆脱对国外技术设备依赖,利用产业集群对上下游产业的巨大需求,促进配套产业发展,加速产业链完善。

3.4 实施“双转移”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双转移”战略的政策导向,在于促进珠三角和欠发达地区产业同步升级。欠发达地区应依据本地区的资源禀赋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增强招商引资的目的性,区分不同的产业转移类型,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政策,提高招商引资效率,加强产业配套,实现从“引资”向“引产业”转变,使产业集群植根,形成区域竞争力。在支持欠发达地区积极承接产业转入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对珠三角做好高端产业“增量转入”的支持力度,完善快速反应工作机制和“绿色通道”,竭尽全力引进一些产业链条长、带动力强的高层次龙头项目落户珠三角。当然,不能把区域协调发展简单地理解为各地都齐头并进,对东西北地区,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其在经济总量上都赶超珠三角,地区差距的缩小和经济指标上的“协调”应主要体现在人均量上。

同时,也应该看到,“双转移”战略并不能惠及广东所有的欠发达地区,受未来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制约,承担国家生态保护功能以及交通条件不利的边远区域,不可能期望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为促进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这类地区发展方式与产业布局需要进行科学规划与指导,鼓励其探索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并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与必要的财政支持,支持其地方特色经济发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民生福利改善的充分保障,真正做到让每一位广东居民都能充分享受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

3.5 实施“双转移”要循序渐进,避免“大跃进”

化危为机,催生了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以大项目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稳压器和强大引擎,成为全省不二之选。而在粤东西北地区,频频引来大项目,有遍地开花之势。大项目的上马对环珠地区的“三促进一保持”来说,功不可没,也逐步夯实了环珠今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的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项目如何防止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和做成“豆腐渣”工程,更值得监察、审计、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加强监督检查。

“政府有钱就政府做了(上马大项目),特别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冲动就特别强烈。但是,政府投资往往是效益比较差的。”广东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曾对媒体表示,他认为,投资拉动无非是将眼前消费的这一块,用于长远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弊端在于加剧已经过热的经济,推动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为了更长远的发展,广东应该有勇气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集中精力实现经济转型。”这样的箴言,对环珠三角来说,也有着现实意义。此外,由于大项目建设有一定的滞后性,真正的生产能力并非一下子就能形成,因此对于大项目的作用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3.6 实施“双转移”要建立完善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一方面,不论是转出地还是转入地,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配合,尤其是转出地,在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尤其需要有完善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作为有力支撑,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另一方面,双转移对于高素质人才需求的增加,各大高校应根据当地产业发展的不同需求制定培养计划,实现高校和社会的对接,以补足“双转移”过程中的人才缺口,有效推动“双转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要紧扣企业需要,围绕企业用工需求,积极探索“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新路子。

总之,在目前全省产业和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和压力不断增大的趋势下,唯有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扎扎实实推进“双转移”工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省科学发展的诸多难题,赢得科学发展先机,使“双转移”成为广东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次华丽转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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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转移 篇2

没有战略规划，自己发展到哪里都不清楚，而且总觉得企业规模不足够大，对它进行改革没必要。于是企业不知不觉陷入 “成长的危机”中，市场竞争力逐渐丧失，终究会成为市场竞争的牺牲品。

从重销量到重发展

在经销商的经营实践中，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总是将“尽可能扩大销量”作为日常经营的指导方针，究其根源，是被厂家惯用的“销量指标”所误导，厂家想方设法刺激经销商扩大销量，于是经销商潜意识将“扩大销量”作为经营战略和使命，不惜一切代价对市场进行掠夺性的开发，他们更多的是考虑战术，而不是战略。

这种以销量为导向的经营思路使经销商在产品组合上以知名度高、价格敏感的品牌产品来吸引客流，带动利润空间较大的非品牌产品销量，这也是目前多数经销商采用的经营模式。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经销商不由自主地拿品牌产品打起价格战，结果导致品牌产品的加速消亡。有的经销商认为，只要把“现实”的利益赚到手了，即使这个品牌做死了，还可以另行代理其他品牌，再捞一把，这种思路直接造成经销商总是在不断地调整产品组合。但是研究表明，开发一个新客户的成本通常是维护一个老客户的5～8倍，调整意味着伤元气，如此反反复复，当然无法赚取利润，又何言发展？

销量指标“一叶障目”，经销商将“销量”（或厂家短期的返利）取代了“发展”，本末倒置，在战略上的错位使经销商成为井底之蛙，也是长期以来经销商不能找到变革出路的首要原因，

作为经销商，要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制定企业的发展步骤。必须明确一点，销量只是企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全部。要把工作重心从单纯地提高销量转移到企业发展的整体布局上，一切以企业发展为中心，而不是以销量为中心。

从做生意到做企业

市场形势，瞬息万变，风险与机会并存。要把握机会，就要挑战风险，而经销商往往是风险回避者，纵然机会有千千万，也是流失在不经意间。原因有三点：

其一，经销商大多规模较小，资金实力不足，承受风险能力不足。面对变革，往往要破釜沉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失败意味着全军覆没。

其二，经销商因其经营管理水平的限制，对于未来风险的预测与防范缺乏有效的措施与方法，常常对风险项目“敬而远之”。在经营中，大多数经销商持“得过且过”的保守态度。

其三，从渠道整体来看，厂家希望经销商成为自己的职业经理人，成为厂家政策执行的工具，不希望经销商有过于跳跃性的思想。

再者，许多传统的经销商从事代理经营有十余年，从中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然而许多经销商把经验当知识、当策略。我们知道，经验往往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的成功方法，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新的环境中把过去的经验当作方法和技术，无异于刻舟求剑。而经销商往往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保利：以战略转移破局 篇3

对于地产业来说，2007年的冬天似乎格外寒冷。

不绝于耳的“拐点论”，使处于漩涡中心的地产商和消费者都无法拥有旁观者的从容。一直避而不谈“拐点”的保利地产，终于在2008年初由董事长秘书岳勇坚对媒体传导出“保利式解读”：“如果说房地产上涨的迅猛势头到达了一个“拐点”，我们是承认的。所谓楼市出现拐点，应该是楼市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这点我们是不认同的”。

从去年底延续到今年两会期间，国家收缩银根、调整税收、控制土地出让等宏观调控政策；物价上涨引发的恐慌与观望；股市狂飙引起的投资转移，三重因素令不少地产公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甚至在一些上市地产公司中出现了比较大的业绩动荡。

在楼市的普遍萧条之下，也有一些地产企业，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在刚出笼的2007年财报中，保利送出了“大红包”。保利地产(600048)2007年年报显示：基本每股收益1.3元，每股净资产9.73元，净资产收益率12.49%，每股资本公积金6.545元。如此高的净资产和资本公积金，造就了公司推出每10股转增10股派0.7元(含税)的高分红方案。

保利地产实现房地产销售面积199.6万平方米，销售金额170.4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2%和104%。实现营业收入达81.15亿元，同比增幅101%；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4.89亿元，同比增幅122%。

从中心城市到环线城市

在万科抛出的拐点论中，其证据之一就是在核心城市的业绩出现大幅度下滑。以2007年11月份为例，在万科的老巢深圳成交面积同比下降82%、环比下降29%，地产龙头尚且如此，也难怪王石判断在中心城市，地产业已经面临巨大危机。

事实上，保利在部分中心城市也遭遇到一些动荡。在保利的收入结构中，中心城市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 2008年1月份保利实现销售面积7.75万平方米，与2007年12月相比，销售面积下降53%。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4.12%，主要是因为一些中心城市的市场出现了低迷。但奇特的是，在部分中心城市低迷的情况下，保利却能够获得整体的良好业绩，其秘密就在于在二线城市的强劲增长。

2002年股份制改革完成之后，保利地产就制定了全国扩张的十年战略规划，计划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在三年内完成全国性的战略布局；第二步拓展重点区域市场。确定了“推进以广州、北京、上海为重点城市，辐射区域全国布局”的区域战略。

在保利2007年的年报中，广州、北京、重庆和沈阳的房地产销售结算收入分别占公司结算收入的31.62％、22.93％、12.44％和12％，随着保利成长为全国性的企业，其发源地广州的比重逐步下降。2003年保利地产的销售收入中有97%来自于广州，但到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31.62％。

此消彼长，保利的重点区域市场近年崛起迅速。保利地产2002年进入北京和武汉市场；2003年进入重庆、上海、沈阳和岳阳；2005年进入佛山；2006年进入包头市场，2007年进入长春、成都、杭州等。在2007年度，重庆和沈阳销售结算收入已经占到近四分之一，沈阳市场更是同比上涨超过了200％。

2007年公司年报显示，保利地产不断加大项目拓展力度，新拓展项目20个，占地面积368.2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754.5万平方米。这些项目绝大多数为普通住宅项目，范围遍及广州、北京、上海、杭州、武汉、重庆、沈阳、长春、包头等城市。

保利地产未来的区域战略十分明确：一方面，以广州、北京、上海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核心城市，以渤海湾经济区、大东北、大西部、中部的经济中心城市为支撑，进行辐射重点城市的区域扩张，继续拓展其他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进行全国性战略布局；另一方面，在各区域市场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争取三年内在所进入的区域市场进入销售前二名，形成多区域利润增长点。

2008年开始仅两个月，保利公司即支付了约17亿元，又新增建筑面积共计210.24万平米的7幅地块，除上海南汇区康桥镇项目外，均为二、三线城市地产开发项目，分布在成都、长春、青岛等城市，其中青岛市四方区金华支路12号的项目耗资更达近5亿。同时，在中心城市土地价格飞涨的时候，保利平均楼面地价仅为1338元/平米。

对于一个成熟的企业来说，市场的转移能力，更多地体现为对于核心市场风险的防范。而如果失去市场的平衡，很容易导致市场动荡。很多地产企业在中心城市遭遇挫折后便出现动荡，就在于没有完成合理的市场布局，缺少战略转移能力。

向重点区域市场的战略转移，使保利不仅迅速崛起为全国性的地产巨头，更在客观上分散了风险，化解了中心城市市场动荡带来的负面影响。

资金百日危机

3月18日，恒大地产在香港上市遇挫，这使本来就面临资金压力的恒大危机重重。对于其他四十余家类似恒大一样的欲上市企业来说，恒大的折戟无疑使他们遭受了沉重打击。

号称“最后一家在香港上市”的SOHO老板潘石屹预言地产行业即将发生“百日剧变”，如果在100天之内不能解决资金问题，很多地产企业将面临倒闭。而对于保利这样业绩良好的上市公司来说，如何拥有足够渡过难关的资金也并非易事。

目前，保利公司负债总额为280.60亿元，其中不需要对外实际现金支付的预收账款为109.4亿元，占负债总额38.99%；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借款合计121.58亿元，占负债总额的43.33%，其中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为31.19亿元，占金融机构借款的25.6%，长期借款90.39亿元，占金融机构借款的74.4%。此外，由于公司加大了在建项目的开发建设和土地资产投资，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为负93.8亿元。

专业人士分析，保利可能会进行股权融资。公司2008年计划新开工630万平米，比2007年提高50%。若未来市场销售价格和地价保持当前水平，则公司需要通过快速销售使预售面积比2007年至少提高100%，或者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实现快速开发的经营目标。考虑到2007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8.62%，为了降低资产负债率，公司应该会选择进行股权融资。

去年10月11日，保利宣布将发行43亿元公司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令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另外发行公司债的成本将比在加息周期下的银行贷款更低。而事实上，万科最近已步金地后尘，发行50亿元公司债。

保利防止资金危机的另一举措，是控制短期负债比例，而这是地产公司的风险之源。保利地产大约有120亿元银行贷款，其中中长期贷款接近100亿元。2007年夏保利向广州市东山支行申请贷款8亿元算是比较短的，但是期限也有三年。保利之前考虑了贷款期限问题，基本上不做一年期以内贷款。

同时，保利地产和境外银行一直在接触、洽谈中，但只考虑境外贷款。目前，东亚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以前比较保守的银行，都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去年底苏格兰皇家银行刚给做飞机生意的东星贷款30亿，为其提供全部的购买新飞机的款项，颇有点出手不凡的气概。虽然地产行业与航空的风险和行业评价度不一，但是，笑贫不笑娼似乎一向是资本的风格。3月，金地与瑞银集团合作，在海外共同投资开放房产，作为地产业内的金砖，保利获得国外贷款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出于资金安全与成本考虑，保利地产暂不会考虑通过风险资金和民间资本方式获得资金支持，因为其成本较高并且这种资金并非稳定渠道，成本不低的证券化产品也暂不在其考虑之列。

今年保利计划直接投资300～350亿元。根据保利的计划，300亿资金主要投往三个方向：其中在建项目112亿元，拟建项目108亿元，保利将用80～130亿的资金拓展项目。资金来源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据保利高层估算，销售回款预计将有200亿，加上银行贷款和其他融资。保利可能会尝试信托等方式融资，加上公司账面上还有40多亿余额，通过银行审批的资金也有40多亿元，保利大约有80～90亿元流动资金。

以兼并合作方式进行扩张

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说，兼并都将成为未来地产市场的趋势。

在国内市场，并购或者合作的方式在地产行业也逐渐流行起来。两年前，路劲基建趁顺驰资金危机时候突然出手，通过并购获得了顺驰的广大疆域，虽然过程多有瑕疵，但是不失为大手笔。在2005年，万科所获土地储备中约有40%来自并购其他地产公司，2006年此比例增至60%。一些中央企业也开始了并购历程，去年，中铁五局出资2亿多元，并购广厦集团两大地块，就颇令人注目。

对于企业来说，并购的最大吸引力不是来自偏低的土地价格，而是付款方式。万科当年并购南都集团资金付讫时间为2年，而当时深圳土地拍卖付款期限是5天，两者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

2007年7月，保利地产发布了2008～2010年度企业发展战略规划，预测在2010年保利地产净资产规模超过500亿元，总资产规模达到1000亿元，成为首批跻身中国企业“千亿俱乐部”成员的地产企业。保利地产在2008年，也将以收购兼并或合作开发的方式进行扩张。

近年来，保利已经逐步介入收购或者合作。2007年，保利通过并购合作方式，先后取得武汉阳逻柴泊湖项目、上海松江新区西子湾项目、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项目，在这些项目中，保利均占51%以上权益，处于控制地位。

而作为地产行业的“金砖四国”之一，保利的资金能力，使其成为很多地产商青睐的主顾。在西部，重庆经济开发区北部新区等地近10家地产商纷纷上门，欲尽快转让土地。

布局商业地产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如此。是否拥有合理的产业布局非常重要。

今日的房地产业困局，同样使所有的地产企业面临产业布局的转移。而一些有远见的企业，也开始将眼光投向远方。而在西方以及南方的香港，很多企业都是房地产与商业地产并行发展，形成鼎立之势。如香港新鸿基在住宅地产之外，就建造了天玺、新城市广场等无数知名的商业地产。

保利地产已经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市场方面的战略转移，即从广州区域龙头企业，发展成全国性品牌，有效地分散了市场风险，而保利的下一个战略转移，则是将主业从住宅地产领域，部分转移到商业地产领域。

保利的策略是以住宅为主，商业地产为辅。从单一的住宅开发全面拓展到高档别墅、商业地产、高档写字楼等多层次的产品体系。以广州保利国际广场为例，两栋商业写字楼公司只销售了南塔，而将整个北塔进行对外出租。

目前，保利地产在建商业地产项目总建筑面积过百万平方米，形成了重点打造城市地标，全面发展涵盖商业零售、商务办公、酒店、会展、剧院、高端体育休闲等多元化优质商用物业的规模化经营格局，获取保证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稳定收益。为企业持续提供稳定的租金收入，“持续经营获利”将成为保利地产未来的重要赢利模式。

刚刚过去的冬天，保利首度进驻佛山的城市地标性项目“保利水城”，于2007年10月30日召开了封顶暨全面开租仪式。开售当天销售超过10亿元，创下了广佛地区和公司单盘的开盘销售纪录；同时，自5月启动全球同步招商以来，招商工作进展顺利。世界著名的零售巨头吉之岛率先入驻，苏宁电器、东方神龙影院、新隆城游艺、伊丽莎白美容美体会所、肯德基、麦当劳等知名品牌随后相续加盟，目前意向租户已达300多家。

石油和化工产业转移战略解析 篇4

西部地区资源丰富, 东西部合作互补性较强, 要抓住“十二五”开局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新机遇, 创新合作方式, 逐步建立省际区域政府间协商对话机制、重大项目对接机制及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 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 推动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 引导产业有序转移,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东西部合作要依靠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并举, 以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为方向,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建立现代产业体系, 避免落后产业转移到西部。

传统产业有序转出

东部地区区位条件优越, 辐射中西部, 是全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 东部要率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资源型传统化工产业要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腾出空间发展高端制造产业。

在《产业转移指导目录 (2012年本) 》中,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七省三市。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医药石化行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叶秉海告诉笔者, 由于受资源、能源、环境等要素制约比较早, 浙江省最初是将一些传统项目往苏南、苏北转移, 然后逐渐向内陆发展, 现在浙江省很多石化项目都在往中西部转移。他强调, 转移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搬迁, 而是在转移过程中, 将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提升一个台阶。

据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化产业处李颉介绍, 上海结合自身石化产业发展特点, 目前已经制定了结构调整规划、石化产业结构调整规划以及杭州湾北岸地区发展战略规划。由于很多化工企业的实体部分并不在上海, 特别是一些外企, 因此要先通过走访上海全部1000多家化工企业, 摸清具体情况。根据实际情况, 计划先将内环的传统化工产业进行转移, 然后以此类推, 最终发挥腾笼换鸟的功效。

李颉表示, 在“十二五”期间, 一些有市场、有效益、有环保治理措施、能耗低、符合产业政策的化工企业将转移到外地, 比如上海限制发展煤化工产业, 鼓励煤化工企业到外省市发展。目前, 上海华谊集团已经与内蒙古和安徽等省份建立了合作关系, 将其主要生产基地落户中西部。

“目前, 山东省化工产业的转移重点是转移化肥生产能力, 省内化肥产能太大, 急需向中西部转移。”山东省经信委原材料产业处处长王万杰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 山东省通过制定财税、土地、人员安置、信贷、项目立项、安全、环保、节能等方面的配套政策, 政府推动与企业意愿相结合, 加快氮肥等过剩产业向具有资源优势、电力价格较低的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转移, 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等地, 通过搬迁改造, 在省外建设新的产业区。

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协调处副处长金一帆向笔者介绍, 一方面, 福建省在省内完成产业转移与调整。由于福建省省内发展不均衡, 龙岩、三明等老区甚至比一些西部地区还落后, 因此, 福建有针对性地引导传统化工产业向这些地区转移, 特别是转移一些沿海产能过剩, 或者已经不适合在沿海继续发展的石化产业, 并在转移过程中提升产业档次, 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另一方面, 完成省际之间对接项目, 福建省与宁夏、新疆、安徽等省份都已开展合作, 转移了一批传统产业。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还吸引了很多福建民营企业前去投资。

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周子填表示, 近年来, 广东省通过充分评价资金、市场需求、环境容量、资源能源、技术、产业基础、安全保障等条件的优劣因素, 已经将电石、黄磷、合成氨、烧碱等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淘汰。同时, 向中西部转移建材、陶瓷等优势产业, 助推中西部产业升级。

“不能把不合乎产业政策的、污染的产业转移到西部, 这是产业转移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江苏省化学工业联合会产业发展与信息部主任马建平强调, 产业转移需要一个过程。石化产业由于关联度大, 一些企业在沿江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往往需要整个产业链一起迁移, 或者利用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完成迁移。而这些工作都需要一步一步地进行精心布局, 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效应。当前, 长江沿岸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已经慢慢在沿海布局, 而且无论在产业结构还是技术水平上, 新建项目比原有项目均有所提升。

马建平说, 2012年江苏省已经发布了《江苏省“十二五”工业经济发展规划》和《江苏省“十二五”工业转型升级纲要》, 江苏省发改委也组织编制了关于江苏省石化产业区域调整优化的相关规划。

从资源采掘转向精深加工

在《产业转移指导目录 (2012年本) 》中, 按照各省优先承接和发展的需求排列, 化工进入了大部分西部省份优先承接产业的前3位。在西部省份工业发展总体导向中, 能源化工基地、石化产业基地等字眼频繁出现, 依托西部地区丰富的油气、矿产资源, 西部各省份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石油和化工产业接替区。

在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座谈会上,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评价西部产业转移时表示, 随着东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 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层次发生了明显变化, 逐步由以能源、矿产资源采掘为主的初加工向资源精深加工转变。

按照2012版《目录》, 甘肃天水、兰州等区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甘肃省石化工业协会会长马中学告诉笔者, 作为主要支柱产业之一的石化工业是甘肃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重点行业。甘肃有比较完整的石油和化工工业体系, 目前甘肃石化产品主要以原材料和传统产品为主, 其中原油加工、乙烯、磷铵、电石、TDI、碳纤维等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在西部省份中尤为突出。

据马中学介绍, 以陇东为代表的西部资源地正加快发展能源化工基地, 兰州等地依托当地石化企业也在推进石化产业基地建设。甘肃2012年已先后到山东、湖南和长三角等省进行了相关产业的考察对接, 今后在承接转移的过程中, 将注重延伸现有产业链, 引进高附加值产品项目,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升甘肃石化产业发展水平。

“我们将在兰州白银核心经济区突出石油化工和光气化工优势, 发展新型工业化军民结合产业等, 在河西新能源和新能源装备制造区重点发展新能源产业、现代高载能产业、煤化工和精细化工产业, 在金昌武威经济区重点发展国家级新型工业化有色化工新材料产业、化工循环经济产业、氟化工产业、碳基新材料产业等。”马中学说。

新疆因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钾盐等资源, 现已成为投资热点地区, 众多中央企业纷纷扎根新疆大手笔投资、建设大项目。与甘肃一样, 新疆优先承接的产业首选也是化工。新疆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化工业处处长王普明告诉笔者, 新疆在承接产业转移上, 一直在向精深加工方向走, 比如用电石尾气生产1, 4-丁二醇、乙二醇等产品。王普明说, 按照2012版《目录》, 新疆将优先承接焦化副产品精深加工、合成橡胶等新材料及其深加工、专用精细化学品、高性能纤维等产品, 可以看出, 新疆的化工产业已经明显趋向油气、矿产资源的下游深加工。

内蒙古的石化工业基础比较薄弱, 起步晚, 但正因为没有什么包袱, 也更容易描绘一幅新的化工发展蓝图。内蒙古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会长柳华民告诉笔者, 内蒙古具有丰富的煤炭、天然气、化学矿产品等资源。“在承接产业转移上, 内蒙古将在煤化工、氯碱化工、氟化工、硅化工精细化工等关键领域重点延长产业链、发展下游产品。优先承接焦化副产品精深加工, 新型环境友好型涂料、染料、电子用化学品、油田助剂、表面活性剂、水处理剂, 现代煤化工, 高等级道路沥青、聚合物改性沥青、特种沥青等产业。”柳华民说。

重庆进行资源深加工、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的差异化战略更为明显。在2012版《目录》中, 重庆板块工业发展总体导向中, “精细化工”被多次提及。重庆一小时经济圈的涪陵、大渡口、荣昌等地, 渝东北地区的万州、开县、丰都等地均是承接精细化工的地区, 将优先承接乙炔化工、清洁环保聚氨酯涂料、高性能涂料、聚甲醛等工程塑料、电子化学品等产业。重庆市经信委化工医药工业处处长李永定告诉笔者, 重庆原先主要是天然气化工, 以基础化工原料为主, 近年来精细化工的比重逐步提升, 产业链逐步拉长, 产品附加值也越来越高。

青海、西藏等盐矿较丰富的省份, 也正在由初级开采加工向特色盐化工产业与盐资源综合利用转变。

但在西部产业层次提升、产业链延长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以甘肃为例, 马中学告诉笔者, 甘肃自然环境相对较差, 地理位置不延边、不靠海, 也不属民族省份, 融入国际化难度较大。同时, 一些项目受征地、远离央企决策总部、远离市场等因素影响, 进展缓慢。这些问题需要政府、行业与企业共同研究解决。

紧绷绿色发展这根弦

2012年, 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一直有人担心西部发展的步子太快, 会来不及搞好环境、生态、资源的保护。但笔者对多个西部省份采访发现, 各地都已紧绷绿色发展这根弦, 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不仅在项目承接时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标准, 且优先承接绿色化工项目。

据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座谈会透露, 重庆2009～2011年实际利用内资3年分别迈上1000亿元、2000亿元、4000亿元台阶, 年均增速超过80%;陕西2011年实际利用内资2820亿元, 2012年上半年已达到1853亿元;云南“十一五”期间实际利用内资超过4000亿元, 是“十五”的7.79倍;宁夏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产业转移的资金4年翻了3番多。西部承接产业转移速度越来越快。

从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开始, 业内专家就一直提醒“不要走东部发展的老路, 不要将东部淘汰下来的落后产能搬到西部继续发展”。经过几年的发展, 西部省份的观念已经有了很大转变, 从《产业转移目录 (2012年本) 》可以看出, 一些西部省份在优先承接的化工项目上已经倾向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产业和一些绿色产品项目。

“以前只要愿意来重庆投资的我们都非常欢迎, 但现在已经有选择了, 附加值低的、有污染的项目都不允许落户重庆。重庆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正好在三峡库区, 如果环境污染了, 不光是重庆, 整个长江中下游都会受影响。”重庆市经信委化工医药工业处处长李永定说。

李永定告诉笔者, 重庆承接的转移项目从规划到审批都非常严格和谨慎, 引导重庆市的化工产业园区式发展。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国家批复的西部3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中的一个, 李永定告诉笔者, 园区目前严格按照规划只引进精细化工、生物制药等产业, 其他重化工项目基本进入长寿化工园区、涪陵化工园区和万州化工园区。

新疆对项目筛选的严格程度丝毫不亚于重庆。新疆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化工业处处长王普明告诉笔者, 很多企业来新疆投资都是看中了资源, 但新疆在承接产业转移时环保要求有时候比国家更严格, 比如石河子地区对污染大的产业施行比国标还要高的标准。

王普明介绍, 新疆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坚持生态环境、资源开发都要可持续, 前期把好关, 确保达到有些行业要求的环保投资比重, 项目投产前要通过环保部门的竣工验收才发生产许可证, 投产后还要实时监控。

“环保确实比前几年重视多了, 并不是为了承接产业转移什么都不顾。现在民众的环保意识也在增强, 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比较在乎, 不像以前为了经济发展, 政府想怎么干老百姓都可以接受。”王普明说。

磷化工大省贵州重点发展的项目, 大都与资源的综合利用有关。高硫煤清洁转化, 利用劣质煤发展精细煤化工产品, 磷矿高效开采, 中低品位磷矿/尾矿采选利用, 磷矿伴生氟/碘资源综合回收, 磷石膏、黄磷尾气及磷渣综合利用等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产业都在2012版《目录》之列。

此外, 陕西的焦化副产品高效转化和清洁利用, 内蒙古的褐煤提质及副产物综合利用, 青海的油气伴生资源综合利用, 甘肃的安全、高效、经济的农药及制剂, 宁夏的环境友好型涂料、油墨、颜料及其他精细化工产品, 新疆的新型环保型涂料、染料、中间体、催化剂等, 都是受到鼓励的的绿色代表。

战略转移 篇5

中央红军不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开创发展的新局面，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但是，由于敌人重兵的“追剿”，他们不能在南方落脚，不得已过长江折转北上。这样，原计划的短程战略转移便发展为长征。作为红军在南方战略格局主要支柱的中央红军不能尽快恢复稳定，引起了整个战局的不稳定。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即红

2、红6军团）等部，也相继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红军要夺取长征的胜利，必须靠党的正确领导。而党要领导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首先必须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党内又出现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这些，又给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增加了新的困难。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妄图沦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担负起抗日救国的使命；一方面又有利于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前进到抗日出发地域，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迎着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一边为完成长征的任务，一边为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而斗争。

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在此之前，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红军第6军团西征，拉开了长征的序幕。

当时，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处于严重不利境地。为牵制敌军，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湘赣苏区红6军团突围，转移到湖南中部创造新的苏区，并与红3军取得联络；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以后，又成立了军团正式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

8月7日晚，红6军团主力9700余人，从江西永新地区突围西征。连闯敌人数道封锁线，进抵湘江。国民党军急调重兵实行追堵，企图围歼红军于湘南。红6军团以打圈子的战术与敌人周旋，并在广西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此后，又突破敌军20多个团的重围，于10月下旬在黔东北印江县木黄，与活动在川湘黔边的红3军胜利会师。红6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实行战略转移，起到了探路的作用。

红6军团和红3军会师后，红3军即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2军团首长统一指挥红

2、红6两军团行动。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创建新苏区，10月下旬，红

2、红6军团发动了湘西攻势。3个月中，两军团在湘西地区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旅，初步建成了湘鄂川黔苏区，红军发展到1万余人，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在中央苏区，1934年10月上旬，国民党“围剿”军已迫近苏区中心地区。在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博古等人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以及中央党政军机关人员、直属部队组成的第1、第2野战纵队共8.6万人，由江西瑞金等地突围，开始战略转移。在此之前，留下红24师及地方红军共1.6万人在苏区坚持斗争；成立了由项英任书记和司令员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陈毅任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中央苏区和邻近地区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统治，使中央苏区这块由无数红军战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战略基地终于丧失。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目标，是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创建新苏区。这时，“左”倾领导者，又由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成大规模搬家式的行动。出发前未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也未在部队中进行适当的政治动员。出发后，不是积极争取有利时机，主动灵活地歼灭敌军，而是消极避战，以红军主力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边打边走。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先后闯过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此时，毛泽东建议，乘敌“追剿”军正在调动尚未靠拢之际，集中兵力，求歼一路或一部敌军，以摆脱被动。但是，“左”倾领导者不敢与敌再战，致使红军失去歼敌之机。

11月下旬，蒋介石凭借湘江天险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国民党军20余万人，日夜兼程赶往湘江两岸围追堵截红军。是否能迅速过江，成为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27日，红军先头部队一部首先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并架设了浮桥。此时，军委纵队离湘江渡河点仅80余公里，但由于辎重过多，行进缓慢。敌“追剿”军陆续赶到，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在湘江两岸与优势之敌血战数日，终于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和红3军团各一部，被敌人阻于湘江以东，激战至弹尽粮绝后，大部壮烈牺牲。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得最艰苦，最激烈的一仗。红军与优势敌军顽强战斗，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的企图。但是，自身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路线自长征以来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的严重恶果。

12月10日，中央红军到达广西通道县境。此时，国民党军已判明中央红军北上与红

2、红6军团会师的意图，在前方张网以待。红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势必与敌20万重兵展开决战，这对疲惫已极、减员严重的红军是十分危险的。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形势下，毛泽东提出放弃北上湘西计划，全军西进敌人力量弱的贵州。博古和李德虽然坚持北上湘西，但政治局的许多同志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中革军委决定西进贵州。中央红军于17日进占黎平。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情，力主放弃同红

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继续西进，到川黔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议。经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红军虽然避免了覆灭的危险，但改变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从根本上纠正党的错误军事战略，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尾追的敌薛岳兵团因弄不清红军的去向，转为在乌江以南地区休整。

抓住这个时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即历史性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和会后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提出的红军作战一系列原则。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张闻天接替博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3月，又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实际上的确立，标志着党的成熟，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开始形成。这对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会议。经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随后，在云贵川边展开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从1月19日至4月4日，中央红军在贵州境内和四川南部，与40万国民党“追剿”军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

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央红军准备渡过长江，进军川西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军加强了对长江的布防封锁。1月19日，红军兵分三路向北开进，准备从泸州至宜宾地段北渡长江。遭川军重兵堵截后，转而在川黔边境土城附近西渡赤水河。2月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暂时放弃原定渡江意图，集中云南扎西地区。这时，敌各路“追剿”军扑向扎西，露出黔北空虚弱点，红军则突然甩开敌军，挥戈东指，从二朗滩一带东渡赤水河，向黔北桐梓地区急进。2月24日，发起遵义战役，5日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另8个团。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亲飞重庆，策划新的围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敌军逼进时，中央红军将计就计，由茅台附近向西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吸引敌人。蒋介石果然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沿江防堵，并大筑碉堡。当大批国民党军进入川南时，红军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等地向东四渡赤水，并以红9军团向北吸引敌人，主力分路从敌重兵集团之间穿过向南急进。随后，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直逼敌人防守空虚的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状，急令位于黔西南大定的滇军驰援“保驾”，其余各路敌军也纷纷回援。中央红军抓住滇东北敌人兵力空虚之机，绕过贵阳，急进云南，前锋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东调，云南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红军主力在昆明虚晃一枪，即转向西北，5月上旬，由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担负牵制敌军任务的红9军团，于4月4日在打鼓新场以东歼敌两个团，结束了四渡赤水战役以后，经过转战，也顺利北渡长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将尾追之敌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这是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继中央红军长征之后，1934年11月中旬，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的红25军，在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奉命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2月上旬，到达陕西洛南地区，开始创建鄂豫陕苏区，随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1935年7月，为策应红

一、红四方面军行动，红25军再次西进，于9月中旬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西北红军会师。长征途中，政委吴焕先不幸牺牲。红25军长征历时10个月，途径5个省，转战近万里，获得了最终胜利。此后，红25军与西北红军合编并组成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10月，红15军团取得劳山、榆林桥作战的胜利。

1935年3月至4月，战斗在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为向甘南发展、扩大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的作战，进行了嘉陵江战役。作战中，红军选择敌军兵力薄弱地段，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重点突破和宽大正面多路突破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敌军嘉陵江防线，并迅速向敌深远后方发展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取得了胜利。这次战役，总共歼敌1万余人，攻克城镇9座，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的川甘边界广大地区。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对于坚持和巩固川陕苏区，并继续向甘肃南部发展极为有利。但是，张国焘却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红军战争已转入低潮，红四方面军已难于在川陕苏区坚持斗争，产生了与其被敌人撵走，不如主动撤走的思想，既未同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四方面军首长商量，也未向党中央报告，就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及党政机关等约10万人分路西进，开始长征。这样，红四方面军原定的依托川陕苏区向甘南发展的战略计划也失去了实现的可能。

红四方面军在西进途中进行了土门战役，击破敌人堵截，相继占领茂县、威州、理番及松潘、平武以南地区。为策应正在北上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派红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部西进，攻占懋功、达维等地。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实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计划，继续北进。为了避开与强大敌人决战，红军不得不走青藏高原东侧的丛山峻岭。5月中旬进入冕宁彝族居住区时，红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各项纪律，总参谋长刘伯承还与沽基家族首领歃血为盟，团结了少数民族群众。此后，在大渡河畔，红军以先头部队一部在安顺场渡口实施强渡，后分兵夹河而上，飞夺泸定铁索桥和泸定城，党中央及中央红军主力经泸定桥胜利北上。6月上旬，中央红军又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与红四方面军第30军会师。18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将红军主力各个歼灭的狂妄企图，鼓舞了全党全军的胜利信心。两大主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全国抗日民众运动开始高涨，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方向发展。

战略转移 篇6

技术转移战略是保证

北京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科技资源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丰富的科技信息资源。北京地区借助地缘优势所形成的科技信息资源极为丰富。以网络平台为载体所构成的科技信息网络平台为全国之最，拥有的科技网站数量和层次为全国之首。全国有400多个科技信息类研究院所及科技信息网络中心，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地区。北京地区拥有独立科技信息机构50多个，占全国的10.7%，专职人员l 万余人。

得天独厚的科技人力资源。2004年北京地区拥有科技人员30.16万人，其中科研机构45693人，高等院校36261人，企业166218人，其他11759人。

北京地区研发机构和科技人才的密度，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都要高。中央各部门在北京设立了大量的高等院校和研究与开发机构。在研发资源上，作为我国最大的科研基地、高等教育基地和最大的人才聚集之地。2004年仅北京市开展科技活动的单位就达6579个，其中，科研院所353个，占总数的5.37%；普通高校69所，占总数的1.05%；企业5960个，占总数的90.59%；其他单位197个，占总数的2.99%。北京地区仅两院院士就占全国的50.9%，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57.4%，工程院院士44.2%。

高强度的R&D投入。北京地区R＆D投入逐年递增，总量居全国之首。从1995年到2002年北京地区的R＆D经费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R＆D/GDP，1995年为2.33%，2002年上升到6.83%，2004年更是达到了5.2%，R&D/GDP北京地区始终是最高的：1995年全国平均仅为0.60%，2002年为1.26%，2003年为1.31%。北京地区R＆D经费占全市GDP比重的水平也远远超出了同期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高水平的科研项目。北京地区近年来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各项研究项目排名和经费使用均为全国第一。2004年承担的基础研究计划158项，占全国的41.7%，使用经费4.8亿元，占全国的46.1%；承担的863计划1227项，占全国的 32.1%；使用经费27.9亿元，占全国的30.0%；承担攻关计划716项，占全国的35.1%；使用经费20亿元，占全国的13.4%；承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176项，占全国的12.0%；使用经费1.1亿元，占全国的13.4%。

跨国公司在京设立了大量的研发机构。北京拥有全国70%的研发科技资源，近几年来，吸引了跨国公司纷纷到北京投资。

但是，北京地区得天独厚的科技资源优势并未转化为竞争优势，巨大的科技投入未能转化为新产品或新产业，投入产出效益远远赶不上上海等地。

在政府经费要素中，北京具有巨大的优势，此要素对地区经济的拉动是江苏的5倍，广东的4倍，上海的3倍，这说明在争取政府科技投入方面，北京占据了天时地利的优势。而对新产品产值要素，上海一枝独秀，是北京的近4倍，广东的近2倍，达到江苏省的13倍之多，这说明了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上海走到了全国各省的前列。最近几年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发展动力强劲，地区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科技进步对上海经济的贡献达到78%，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技术成果交易额指标，广东省与江苏省呈现并驾齐驱的态势，这说明在这两个省，企业已充分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可以预计，在随后的几年里，广东与江苏的企业将会出现高速发展的趋势。从总体上看，科技对上海的经济拉动是最强的。依次是北京、广东、江苏。这与地区经济发展、地区科技实力、地区企业发展态势等实际状况是完全吻合的。

为什么北京的政府科研经费的投入是上海的3倍，而新产品拉动经济发展的要素仅为上海的1/4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北京在科研项目投入-产出效益方面，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远远落后于上海呢？

我们认为，北京科技资源优势未转化为竞争优势的症结是技术转移滞后，大量科研成果沉淀、大量专利成为“休眠专利” ，蕴藏在科技资源中的巨大能量未能释放出来，阻碍着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阻碍着科技和经济的有效结合，阻碍着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而确立并实施技术转移战略，能够释放蕴藏在科技资源中的巨大能量，使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确立北京技术转移战略意义重大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技术转移已成为推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促进技术转移来催化科技创新，发展高技术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速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的大势和主流之一。技术转移可以成为不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和企业、政府都参与的发展战略，因此，在大力倡导自主创新的同时，重视和促进技术转移，确立北京技术转移战略，对于全面提升北京的城市竞争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确立技术转移战略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有力保障。城市竞争力主要是由技术创新的速率来决定。也就是说，城市竞争力的最关键的因素是科技竞争力，而科技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率，不仅来自于R&D投入的总额及其所产生的技术，同时还来自于科学技术资源在能力上的汇集、共享以及转移。通过技术转移可以使企业的平均收益达到55%。因此，要提升城市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城市，提高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知识创新能力，就必须确立技术转移战略。这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有力保障。

确立技术转移战略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客观需要。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意见》中指出，要“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而确立技术转移战略则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客观需要。确立技术转移战略是进行技术集成，促进技术创新的需要。只有在多种技术的集成基础上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单项技术往往因为缺乏与其他相关技术的衔接，很难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新兴产业，或因缺乏其他技术的配套而无法推广应用。这也是我国许多技术和成果无法实现其应有价值的重要原因。

确立技术转移战略是促进技术中介服务体系发展的客观需要。综观其他创新型国家，服务贸易非常发达，技术中介服务尤其发达，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北京地区技术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服务体系尚不健全，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技术中介服务机构服务功能不完善，人才匮乏、素质不高，由此导致服务能力有限，机构间缺乏职能的有机衔接，力量分散，未能形成系统化、全功能的市场化服务链。确立技术转移战略就能通过资源共享、能力互补、利益均沾，将北京地区优秀的中介机构组织起来，发挥其各自的优势及聚合的力量，以组织网络化、功能社会化、服务产业化为方向，使技术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尽快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从培植一批具备综合服务能力的大型名牌技术中介机构，通过服务能力和服务业绩在产学研及社会各界树立技术中介队伍的良好形象。

北京技术转移工作面临挑战

北京地区技术转移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投入－产出效益低。北京地区和市属高校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高达40多个亿，而技术转让合同额则不到6个亿；北京市属企事业单位年投入的科研经费高达近30亿元，技术转让合同额则为5.67亿元，这里面除去自我转化的部分以及不适宜转化的基础研究部分外，其投入－产出的差额依然十分巨大，仍有相当多的科技成果未能实现转化。

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健全，合作未能充分展开。产学研合作的真谛是大学与企业界、研究院所与企业界的互动，是实现技术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产学研合作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据对中关村811家企业的一项调查，经常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仅有206家，只占26%，而从未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的高达316家，占近40%。这表明，中关村企业在创新活动方面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还非常缺乏，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产学研合作机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另有一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04年，北京地区科研机构共承担14314项科技项目，与企业（包括外商独资企业）合作的仅有507项，占3.54%；高等院校共承担27753项科技项目，与企业合作的有2816项，占10.15%；转制科研机构共承担3462项科技项目，与企业合作的有594项，占17.16%。 北京有全国一流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应该在产学研合作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北京的企业却“守着金饭碗要饭吃”, 有利于科技成果更快更好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有效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没有根本的提高。北京地区大学和科研院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大多停留于实验室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效率20年来没有出现根本的提高。研发活动相对封闭，科技产出自我循环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有利于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

外省市采用强有力措施引进北京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省市已将北京作为重要的技术项目源，近几年纷纷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强有力的措施，包括邀请专家考察、提前介入研究过程等，从北京吸引技术项目和技术人才，对北京市各级政府和企业产生了巨大压力。这就使得北京市各级政府和企业在引进北京技术的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如果北京市各级政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对北京技术项目的吸引力度，势必加快有市场前景技术项目外流的速度。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北京市要在推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大战略任务过程中，审时度势，确立北京技术转移战略，以进一步促进自主创新，全面提升北京的城市竞争能力。

实施北京技术转移战略的措施

实施北京技术转移战略的主要措施应包括：

提高技术转移作用的认识，促进技术创新，提高首都经济的竞争力。要确立北京技术转移战略，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城市竞争力。技术转移主要目的是将北京地区政府科技计划项目所取得的技术成果，转移到北京的区县局等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

调研技术转移现状，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技术转移。要调查北京地区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形成专利申请和技术转移等的现状情况。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制定技术转移法律、法规的经验，结合北京实际情况，开展技术转移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的研究。当前是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建立和完善一些急需的政策和管理办法。

明确北京在国家技术转移体系的地位，推动国内技术转移，积极参与国际技术转移。北京在国家技术转移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施技术转移战略必须明确在国家技术转移体系中的地位，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内技术转移。一是发展与周边地区的各种技术转移和合作关系。二是打造分工合理、衔接紧密的产业链、产业群。三是发挥北京对全国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的辐射和驱动作用。四是积极参与国际技术转移。

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完善保护制度，加大应用力度。一是加强政府科技计划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二是明确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的要求和考核。属于技术开发类以及大部分应用基础类的技术成果均应形成专利。三是鼓励建立科技行政管理系统的知识产权托管中心。

加强政府作用，增加技术市场职能，积极推动技术转移。一是健全政府科技计划项目的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机制。下力量做好政府科技计划项目所取得的成果的技术转移，是提高政府科技投入与产出效益的有效途径。因此，在近期内应制定促进政府科技计划项目技术转移的办法。二是进一步发展技术市场，促进技术转移。北京技术市场要将技术转移作为一项基本职能，充分发挥技术市场管理部门的管理、服务和监督功能，积极推动技术转移。三是设立北京技术转移计划，鼓励技术转移本地化。

明确职责与权力，加强业绩考核，技术转移制度化。一是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要将技术转移作为一贯的责任。二是承担市科技计划项目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同时要明确技术转移的责任。规定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的一定比例必须用于技术转移活动。三是承担市科技计划项目的科研人员，要将从事技术转移任务情况作为个人业绩考核指标。

坚持企业优先原则，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立法促进产学研结合。一是坚持企业优先原则。政府科技计划项目所取得的技术成果，要优先转移到北京的企业，特别是小企业中。这些企业是应当在北京市注册，政府科技计划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形成的产品在北京境内生产和制造。这些企业都有权力优先申请应用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技术成果。二是建立政府合作研究开发计划。企业参与承担政府科技计划项目，政府科技计划项目要确定一定的比例，由企业同国家重点研究型大学或重点科研院所合作。合作内容可以是研发，也可以是技术成果应用。

建立技术转移相关机构，构筑完善体系，完善技术转移机制。一是鼓励在京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技术转移中心。二是构建北京地区技术转移体系，应是集成资源，多方联动，构筑组织网络化、功能社会化、服务产业化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建立技术信息平台，拓展技术信息平台，疏通技术转移通道。一是促进技术平台的网络建设及信息流通渠道建设。二是建立权威的北京技术信息中心，主要的职能是经授权汇集北京市政府各部门科技计划项目信息，经整理后发布。

完善技术转移提成办法，增设北京市技术转移奖，重奖有功科技人员。一是要进一步完善技术转移提成奖励办法。要适当提高技术转移奖励提成比例。技术转移奖励提成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技术转移成绩作为个人考核业绩指标。二是设立北京市技术转移奖，奖励那些在技术转移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个人和项目。

重视技术经营人才，促进人才交流，加强技术转移培训。一是加快技术经营人才的培养。技术转移过程中，除了技术和技术卖方机构、技术买方机构以外，还应有技术中介服务机构的参与。技术转移运作的好坏，其关节点就在于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技术经营人才。二是要积极开展技术转移人才的培训，建立技术经营人才培训基地。

湖南衡阳承接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 篇7

一、衡阳的SWOT分析

(一) 优势

1. 城市规模优势。

衡阳市是湖南省第二大城市, 2010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 420亿元, 总量稳居全省第四。财政总收入达113.33亿元, 跨入百亿元俱乐部。

2. 资源优势。

全国“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之乡”、“渔米之乡”的“三乡之地”;衡阳市劳动力成本低, 水、电、气、土地等充裕, 具有明显成本优势。同时, 衡阳有10多所大中专院校, 全市职业学校学生已接近10万人;有民办教育机构700多所,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3. 地理区位优势。

衡阳的交通优势向来十分突出, 历代为南北要冲, 粤桂门户, 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扼两广, 锁荆吴”, 是全国45个交通主枢纽城市之一。2010年11月, 南岳机场建设项目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2009年底, 武广高速建成通车, 衡阳作为其中重要一站, 经济将得到更快提升。

4. 老工业基地优势。

衡阳作为老工业基地, 工业实力比较强, 近年来培育了钢管材加工、输变电、有色金属冶炼、盐卤化工、汽车及零配件等重点产业。2010年, 衡阳央企对接由11家增加到16家, 一年之内实现富士康、欧姆龙、中国五矿、中建材等7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同时入驻, 极大地增强了衡阳的发展潜力。

5. 政策优势。

衡阳被国务院批准比照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 是湘南三市中唯一的一个地区。而湖南省为促进湘南地区的开发与开放, 也给予了衡阳较多优惠政策, 如承接产业转移“先行先试”34条政策等;近年来, 衡阳市为推进经济发展, 也推出了较多的引资优惠政策和产业政策, 吸引了较多外商前来投资。

(二) 劣势

1.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

2010年衡阳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8.6∶45.5∶35.9, 本世纪初为30.9∶34.3∶34.8, 经过十年的发展, 第一产业比重才下降到20%以下, 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45%以上, 第三产业仍旧徘徊35%左右。这既说明衡阳是个农业大市, 也说明衡阳的二三产业发展还面临较大挑战。衡阳在加快引进区域外工业项目的同时, 应促进自身工业与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 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

2. 城市经济外向度。

2007—2010年, 衡阳市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如表1所示) 。其中, 外商直接投资比率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用于衡量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可见, 衡阳市利用外资数量相对少, 且增长缓慢。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衡阳市统计局年度数据统计, 汇率换算采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每年年末美元对人民币汇率。

2010年, 长沙市实际利用外资22.38亿美元, 占城市GDP的3.3%;2007年, 长沙市实际利用外资15.04亿美元, 占城市GDP的5.0%。可见, 在外资的利用规模与比率上, 衡阳与长沙相差较远。

在外贸依存度上, 2010年衡阳进出口总额为7.88亿美元, 比2009年下降0.9%, 占城市GDP的3.67%;而2010年长沙进出口总额为60.89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47.9%, 占城市GDP的8.87%。可见, 无论在进出口绝对数还是相对比重上, 衡阳与长沙都相差较大[1]。

3. 加工贸易一直是衡阳市的一条“短腿”, 不仅远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 甚至与省内周边地市的差距也在拉大。

据统计, 2010年全国加工贸易额的比重平均约为40%, 江西、湖北约为25%, 湖南为12%, 而衡阳仅为10%左右。2010年衡阳实现加工贸易出口额0.65亿美元, 湖南加工贸易出口额为11.64亿美元, 衡阳占湖南的比重仅为5.6%。

4. 产业配套能力尚需提升。

衡阳的城市公用事业、教育卫生、现代物流、金融、社会中介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还明显滞后, 专业技术人才供应不足, 制度成本过高。同时, 现有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地理性较强, 专业化分工并不强, 企业之间互动和依赖性还比较差。

5. 观念与体制。

虽然衡阳历史悠久, 自古就有改革创新的精神, 但是由于受儒家思想中一些消极因素影响, 贪图安逸、顺其自然、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 不愿敢为人先, 习惯于现状, 甚至还更多的存在形而上学的思想和行为。

(三) 机遇

首先, 国家正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全球和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泛珠三角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 衡阳正力争成为湘南三市 (衡阳、郴州、永州) 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领头羊”。其次, 衡阳除了享有湘南地区开发开放的优惠政策, 也享有“3+5”城市群的优惠政策。最后, 衡阳面临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机遇。目前, 衡阳已被国务院批准比照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 是湘南三市中唯一的一个地区。

(四) 威胁

首先, 宏观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不容忽视。当前,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深层影响远未消除, 各国经济复苏不平衡, 贸易保护引发的贸易磨擦增多。其次, 衡阳承接产业转移面临更大的竞争, 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指向不仅仅是中西部, 还包括国外 (如东南亚地区) 与本区域欠发达地区;而在省内,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政策优势, 催生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集聚, 兄弟地市竞相发展的态势更加激烈。

二、战略举措

根据以上的优劣势与机遇威胁分析, 衡阳可采取以下战略举措。

1.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

衡阳为湘南地区的重要一员, 而湘南地区作为地域相连、文化相近、结构互补的较为完整的城市经济区域, 应实施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 才能避免内耗, 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协同发展。因而, 衡阳应主动与郴州、永州两市携手合作, 共同争取将湘南地区申报为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和出口加工贸易示范区, 成为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争取更大的政策支持。

2.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衡阳应加快引进战略投资者,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中力量促进富士康、中兴通讯、欧姆龙等重大项目落地, 积极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鼓励重点优势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打造衡变、衡钢等一批集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的科技骨干企业。

3.发展专业园区、增强园区承载力。

加快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引导产业向园区集聚, 完善园区道路、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协调解决园区的体制机制问题。大力推进服务业改革发展, 培育壮大现代物流业, 加快物流中心建设, 为园区企业提供税收、融资、通关、检验便利。

4.提供转移企业的用工和人才保障。

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 不断延伸就业服务, 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围绕转移企业的用工需求, 整合各类培训资源, 建立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训制度, 如“富士康班”、“欧姆龙奖学金”等, 为转移企业提供数量足够、技能熟练的劳动用工。实施人才集聚工程, 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来衡创新创业[2]。同时, 积极借用外脑, 与省内外知名高等院校, 如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开展紧密合作。

5.实现农业产业化, 发展品牌农业。

衡阳市农业产业化经过十多年的培育和发展, 已初步形成了粮、油、棉、猪、竹木、黄花、茶叶、席草等十大优势产业。但部分产业集中度不高, 没有形成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品牌。为实现与珠三角资源互补, 衡阳市应围绕打造“粤港澳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构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着力建设十大农产品生产基地, 重点发展蔬菜生产、油茶产业和规模养殖, 形成大宗农产品成片连带, 小宗农产品“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格局[3]。

6.加强体制机制改革

(1) 健全市场体系, 面向粤港澳, 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双赢互利为前提, 建立健全与粤港澳互联互动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体系。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 全面清理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种壁垒, 创造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在技术、环保、市场准入、资质认证等方面与粤港澳接轨。 (2) 加快体制机制对接。大力创新体制机制, 从思想观念、体制机制、人才劳务、管理服务等方面, 加快与粤港澳对接、与国际接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提高行政效能和办事效率[4]。

参考文献

[1]郑贱成, 李鑫.衡阳在湘南城市群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与发展策略[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09, (2) :24-25.

[2]杨大庆.湖南株洲加快承接产业转移的措施[J].中国城市经济, 2010, (5) :135-136.

[3]张自银.衡阳市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R], 2011-02-23.

新形势下高校管理的战略化转移 篇8

高校在自主权扩大以后, 在聘用教工、招收学生、筹措经费等方面, 就要面对激烈的竞争。高校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必须使高校工作适应环境的要求, 确定切实可行的、突出自己特点的发展战略, 把学校办出特色, 增强吸引力, 不断拓宽发展的道路。这就要求高校和高校管理者不能只注重学校管理的战术问题, 而必须强化战略管理。

一、创新管理者的知识结构, 提高管理素质

高校管理者是实现学校战略管理目标, 提高战略管理有效性的直接责任者。其知识结构、文化结构和能力结构是否合理, 关系到高校战略目标能否实现, 关系到高校战略管理有效性能否提高和高校能否发展。因此, 改善高校管理者的知识结构, 提高其素质是高校提高战略管理有效性的根本所在。

1. 提高管理者的教育理论素质。

高校战略管理不同于其它组织的战略管理。高校管理者必须遵循教育规律, 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 分析内外部环境, 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展开战略管理创新。

2. 提高管理者的创新思维水平。

高校管理者应具有较强的管理创新能力, 不断探索未知动态的管理规律, 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创新能力的核心是创新思维。由于管理者的管理经验、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是进行创新思维的基础和前提, 因此, 提高创新思维反过来又促进了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的提高, 进而提高高校战略管理有效性。

3. 提高管理者学会学习的能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网络的普及, 管理现代化是大势所趋, 管理手段、管理技术将不断创新, 新的管理理论将不断涌现。面对管理环境的不断变化, 高校管理者要有较强的适应与运用的能力, 这也是影响管理创新的重要因素, 而这些能力的获得主要靠学习, 因此, 提高管理者学会学习的能力, 是提高管理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创新以人为本的校园文化, 提升学校整体素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代管理愈来愈重视“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理性”化管理重点强调管理的科学性, 而“非理性”化管理的重点在于强调管理的人性化。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更应重视人性化管理, 注重校园文化的创新。事实表明, 高校办学过程越来越受校园文化力量的支撑, 文化因素渗透到高校办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并构成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学校也因此形成自己的特色。

高校文化建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涉及的面很广, 遇到的问题也很多, 从目前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 建设优秀的高校文化需要把握以下四个问题:

1. 高校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高校文化实际上是人的从优观念和思想意识。观念意识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 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高校文化的形成是被学校全体成员承认、接受和认同并自觉实践的过程, 是高校管理者对培养学校文化, 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深化过程。

2. 高校文化建设要体现以人为本。

人是教育的中心, 也是教育的目的;人是教育的出发点, 也是教育的归宿;人是教育的基础, 也是教育的根本, 一切教育必须以人为本, 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因此, 高校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 突出人的发展, 把教育与人的自由、尊严、幸福、终极价值紧密联系起来, 体现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 唤醒和尊重人性, 最广泛地调动人的积极因素, 最充分地调动人的创造活力。

3. 高校文化建设要展现个性文化。

高校文化建设应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要求, 在注重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 要体现时代特征, 突出自身的特色, 展现自身的个性, 广泛吸收、接纳各种先进文化的精髓, 塑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张扬个性的高校文化。

4. 高校文化建设要突出领导的示范作用。

高校领导是高校各项工作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先行者, 领导的信念与行为对高校工作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应当认识到, 高校领导者有先进的观念与意识, 学校不一定会有先进的、强有力的高校文化;高校领导者若不具有先进的观念与意识, 高校就不一定会有先进的、强有力的高校文化;高校领导者若不具有先进的观念与意识, 高校就一定不会形成先进的学校文化。因此, 高校领导者在建设高校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树立先进的信念体系, 积极发挥“头雁”的示范作用。

三、创新组织结构, 优化资源配置

任何一所学校的运转都是以一定的组织结构形式展开的。组织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着管理的有效性。随着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的到来, 传统的组织结构将受到强大的冲击, 组织结构创新势在必行。

高校组织结构创新应根据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等外部环境, 结合自身的条件来进行。其目的在于优化资源配置, 使现有资源发挥最大效用, 其中人力资源是核心。

高校组织创新的目标应朝结构扁平化、柔性化、有机化发展。扁平化结构增大了管理幅度, 减少了管理层次, 有利于权利下放, 有利于充分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柔性化使得组织能适时进行自我调节, 增强组织对环境变化反应的灵敏性, 更好、更快地适应环境的变化;有机化的组织结构像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一样, 使组织内各部门能很好地协调、合作。

四、创新学习氛围, 培育学生的学习能力

对于高校来说, 培养良好的学生学习自觉能力, 是实现高校战略管理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窗口, 高校应为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营造优良的工作与学习的氛围, 为高校整体上创造一个安静、平和、积极、创新的学习大环境, 从而促进教师的科研成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的全面提升, 是高校的战略管理的又一重要层面。

学习能力的自觉性培养、学习氛围的浓厚积淀, 能从根本上提高高校的教育质量与教学素质, 为社会提供优秀的、适应其发展的可用性人才。在现今的就业压力下, 高校应为学生提供精良的知识储备, 使其更快、更好地适应自己的社会角色, 做到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全面提升高校的教育效果, 从本质上渗透教育的目的, 在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同时, 也能为高校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战略转移 篇9

1 研究制定《全省农民教育服务平台建设实施方案》

将现有教育培训资源全部集中起来, 建立省、市、县联办集合体, 构建全省农民教育系统服务平台, 统一调配资源, 统一目标任务,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

一是建立农民教育培训管理应用服务平台, 建设内容按照图1 设置, 并融入国家惠农政策法规咨询、农技推广技术、农民创业指导、中职教育 (业余) 、继续教育、证书培训、文字音像教材服务以及电商培训、市场信息等内容。同时, 开发基于智能终端的在线课堂、互动课堂、认证考试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教育功能, 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移动化和智能化。

二是建立全省农民教育师资库, 将系统内全部专家、教师信息纳入教育培训服务平台, 按照相对集中、分别使用的原则, 根据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实际需求, 开展政策法规、农技推广、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与之配套的技术、技能、教材等服务。三是与国家农业科技服务云平台对接, 并作为该平台的补充和延伸, 推动农业科技服务云平台建设, 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激发农村经济活力,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让农民在网上就能获得教育、培训、就业、认证、社会保障等信息。

2 逐步推进教育培训重心转移

将目前较为单一的项目培训及学历教育重心逐步转移到“互联网农民教育”即农民教育培训管理应用服务平台上, 在可预见的期间内, 实现以农民教育培训管理应用服务平台为主, 项目培训为辅, 田间培训、流动培训、其他培训等为补充的农民教育服务格局。工作思路:一是继承并衔接前期教育培训经验和成果, 总结、归纳优势“产品”和模式。二是借鉴国内外先进科技服务平台和资源共享方面的先进理念和经验。三是整合全省农民教育培训资源, 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四是保持与专家群体的密切联系与沟通。五是加强内部 (科教、植保、粮油、农产品质量安全、农广校等) 相关培训项目的协同合作。六是对工作任务进行科学分解, 保持共性与特色服务有机结合。各市级农业教育部门负责分平台模块建设, 以确保建设和实施方案内容的可操作性和持续性。

3 逐步转变教育培训方式

将目前以“面对面”培训为主的培训方式转变到以“点对点”为主的培训服务方式, 可以实现对服务对象“点对点”的专家咨询、技术点拨、入户指导, 引导服务对象购买农业发展创意、实用技术教材, 进行大型机械设备的租赁等活动。保留各培训机构富有特色的“田间课堂”“流动课堂”“空中课堂”“固定课堂”及“科技三下乡”等传统培训模式。

4 对教育培训各要素作出相应调整

在教育培训功能上, 坚持面向“三农”开展教育培训、实用技术推广、学历教育、知识更新培训及信息服务。在教育培训手段上, 以“互联网+农民教育”为基础平台, 利用广播、电视、卫星小站等载体开展涉农服务。在教育培训形式上, 以实用技术为主, 项目培训、学历教育为补充。教育培训层次定位为实用技术培训、证书教育、知识更新培训、中等职业教育、中专后继续教育。

战略转移 篇10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战略联盟知识转移动因的阐释

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提出, 他认为经济活动存在交易, 而交易过程总是要花成本的, 包括寻找市场交易的成本, 谈判成本等等。有两种可以相互代替的制度来协调和配置资源, 在企业外部, 价格运行指挥生产, 它通过一系列在市场上的交易来协调。在企业内部, 这些市场交易被取消, 由厂商内部的协调来代替。所以是企业代替市场还是市场代替企业, 取决于哪一种协调机制的成本更低。著名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等人又提出了人的有限性与机会主义行为, 资产专用性等理论观点, 初步形成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他认为, 企业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目的是使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小化。

知识转移的动因可以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进行阐释。按照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观点, 市场是完成交易的最有效方式, 借助市场提供的价格信号, 具有交易动机的经济组织可以搜索到所需的最佳资源, 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似乎可以认为, 如同商品交易那样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知识产品是最经济的。但是实证研究表明, 知识产品市场存在着较多的市场失灵现象。对于隐性知识而言, 交易双方对采用市场形式交易都极为谨慎, 过高的信息搜索成本和谈判成本似的隐性知识的交易几乎不可能进行。交易成本理论对此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交易成本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商品和劳务跨越技术上可分离的界面进行转移的过程。交易纬度 (资产专用性程度、风险和交易频率) 的不同将影响交易成本的大小, 随着资产专业化程度、风险的提高以及交易频率的下降, 交易成本不断提高。科维斯等人进一步指出, 交易的不确定性较高, 交易双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将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 因而在交易中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不确定性, 也使知识产品难以用市场价格机制进行交易。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 知识和技术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存在高额交易费用商品, 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完成知识的生产和整合, 必定会产生巨额的交易费用。

战略联盟作为一种半内部化的组织形式, 可以克服知识产品的市场失灵。国际企业建立战略联盟, 最显著节省的就是知识交易成本。信息经济学表明,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交易当事人所掌握的信息不仅是不完全的, 而且是非对称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契约关系, 国际企业战略联盟可以在信息不完全和非对称的条件下, 有效地弥补市场运行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因为联盟伙伴在长期的交往中容易掌握对方的真实情况, 获取较为完全的信息, 经常的沟通也能使信息非对称现象得到缓解, 即使由于信息失灵出现利益损失, 也可由联盟方通过协调和交涉进行弥补。这种战略联盟的运作是一种高效的知识积累的联合化过程, 创造了知识进行“半内部化”转移的条件, 即知识转移在联盟中低成本而高效地实现, 因此成本优势是知识在战略联盟内部进行转移的动因之一。

二、企业知识理论对战略联盟知识转移动因的阐释

从企业知识理论的角度分析国际企业战略联盟成员间知识转移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知识市场的路径依赖原理角度分析

经济学家阿瑟在分析高技术市场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市场的路径依赖原理。该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观念、技术、和生产等方面的知识领先而获得市场领先, 从而获得知识投资的报酬递增。因此, 企业缩短知识创新、新产品和服务面世的时间, 是实现与提高知识收益的关键, 而一旦领先市场, 根据学习曲线和规模报酬递增原理, 新产品开发的投资收益会不断的提高。

国际企业与其他企业结成不同形式的战略联盟可以通过以知识为核心的组织优势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重新整合, 形成新产品上的资源优势, 克服产品创新和商品化中的各种问题与困难, 提高产品开发的速度与效率, 提高市场领先的能力。国际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技术创新联盟就是对这一原理最好的实证。

2. 知识能力过剩原理角度分析

市场中不同规模的企业, 由于技术、经济和政府管制等方面的变化, 将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显著的资产上有不同的投资和管理积极性。像国际企业这样的大型企业往往有投资于规模经济的积极性。由于独立的经济人无法根据个人效用来估计专门性资产上的投资带来的外部成本和利益的增长, 一体化的企业机制比市场结构更有优越性, 但是企业机制具有投资甚至是过分投资的强烈愿望, 与市场结构相比, 其在专门性资产的有效运营与管理上的积极性不高, 因此在市场多变、知识极易贬值的情况下, 大企业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资产投资和知识能力的过剩。

解决大企业知识能力过剩问题的主要出路是提高知识的有效扩散能力与扩散速度, 提高知识的利用率, 而利用战略联盟的形式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许多国际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就是为了解决知识能力过剩, 提高知识利用率的。

3. 知识缺口理论角度分析

各个企业的知识系统具有异质性, 同时具有有限性。在利用市场机会、开发新产品和实现战略目标时, 企业现有的竞争能力不能够达到战略目标, 这样在战略目标和企业现有竞争能力之间就存在一个“能力缺口”。之所以出现能力缺口, 是因为现有知识体系与企业所要求的知识有一定的差距, 即“知识缺口”。而外部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能弥补这一差距时, 那么企业之间合作建立战略联盟则能够有效利用市场机会、开发新产品和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国际企业要实现其全球发展战略必然会出现知识缺口。比如, 缺少在东道国进行生产和销售的相关知识, 这就需要他们与东道国的企业结成战略联盟获取当地的营销知识。国际企业为了保持技术领先就需要实现技术创新, 但是研发所应具备技术知识可能并不充分, 则就需要与其他的国际企业建立战略联盟, 获取伙伴的知识一同进行创新。

三、结论

在一个战略联盟内两个或者更多的企业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对的, 对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通过战略联盟获得一定的知识收益。所以国际企业建立的战略联盟内, 不论盟友是同等实力的国际企业还是东道国的不对等企业, 双方都可以从知识转移的过程中获利, 只是可能各自得到的优势类型是不相同的。此外, 既然联盟双方都得到了对方企业的一些知识, 那么对于任何一个企业也有可能会出现自身核心知识优势减弱的危险。欧洲学者列维特和马奇认为企业结成战略联盟有可能使自己的知识转移给他的盟友, 这种知识的扩散可能会造成危害, 使自己的竞争优势减弱。但是, 企业同时又会受益与这种转移, 因为它自身的正统性得到了加强。美国学者Baughn Denekamp Stevens&Osborn在对美国、西欧、日本两百多家多种形式的国际企业联盟参与者做了调查后, 认为企业联盟对企业造成的知识渗漏的危害远远小于通过知识转移得到的收益。

综上所述, 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国际企业战略联盟中的知识转移在理论上是有动因的, 它可以为联盟成员带来许多收益, 但同时这种知识转移也可能导致联盟成员企业知识优势的削弱。在得与失得权衡中, 一般情况彼此都是得大与失。因此, 我国企业只要能够理解联盟知识转移的动因, 确保双方的信任关系, 选择合适的战略途径, 可以在联盟中获得国际大企业的先进知识并保持长期合作。

参考文献

[1]苏小华张数军:中外合资企业控制演变及中方学习机制的构建.科研管理2006 (1)

[2]Iris Berdrow, Henry W.Lane,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Creating Value Through

MSN，微软战略转移的牺牲品？ 篇11

“在他失去音讯的六个月后，她有了一次约会。是在网上征婚网站认识的陌生男子，看过照片，MSN聊天过一段时间。他也是漂泊在上海，做软件开发，在张江工作，职业和收入尚可，有结婚的意愿。他们约在太平洋百货的二楼咖啡店……”

曾经名噪一时的作家安妮宝贝无意中记录下了MSN那段风光的日子：MSN一度是高端的象征，办公室白领曾经每天上班都要开电脑、倒茶、上MSN。不过，在今天，如果谁还用MSN，他们往往需要面对一片灰暗的好友头像。

90后男生赵书怀是一个地道的网虫，与同龄人相似，第一款使用的聊天软件也是腾讯QQ，令人惊奇的是，他的笔记本电脑里也装着MSN，他解释说，主要是为了和海外的朋友联系，尊重他们的使用习惯。在赵书怀的眼里，MSN一身的毛病：经常登录不上，速度慢，界面简陋，有时感觉还不如直接用邮件来聊天。“不过，现在他们都开始用Skype了，聊天或者视频，都比MSN要方便。”赵书怀说。

赵书怀的姐姐在苏州一家日企当行政主管，当年用MSN的时候，才刚刚从大学毕业，在办公室当小助理。那一年，白领们大多对QQ不屑一顾，感觉不务正业的人才会用。而现在，它早已成为了企业里常用的工具。

当得知MSN可能会与Skype合并时，她特意用了一下MSN。她说，在漫长的登录等待中，她突然有种青春已逝的感觉，最后，她在自己MSN签名档写上了QQ号，写着补充一句：本MSN已死，请加本Q。接着，她把MSN软件从电脑里删掉了。

这样的情景最近一直在各个办公室里上演，如果不是因为MSN将被Skype取代的消息浮出水面，也许这个曾经热门的聊天软件早就被很多人遗忘在电脑硬盘的深处了。

赌注押在Skype上

11月6日，美国总统选举日，也是MSN回光返照的一天。除了社交媒体之外，MSN在那一天也迎来了高峰，微软在其首页上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推送，及时将当时选区内的情况公布出来，超过800万的用户使用了MSN及微软的另一款软件Bing。

但这依然不能阻止它被取代的命运。就在一天后（11月7日），美国微软公司证实，MSN服务将在2013年第一季度停止使用（除中国内地外）。这意味着，这一用户量曾超过3亿、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即时通信软件将成为历史。微软在中国内地继续支持MSN，是由于MSN和Skype在中国复杂的股权结构：MSN中国的运营权属于微软与上海联和投资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上海美斯恩公司。也就是说，如果微软在中国整合Skype和MSN，将面临复杂的架构调整。但有微软MSN中国区的工作人员透露，其实中国区MSN与Skype的整合也势在必行，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之前的五年里，有关MSN消失的预言一直不断，最常见的一条，是由于用户体验越来越差，MSN将退出市场。

MSN最初的卖点，就是与微软系统有着良好的兼容性，使用起来方便快捷。那个年代，上网的费用昂贵、宽带网还不知道在哪，下载一部电影常常需要一天的时间，极简的MSN，仅仅能够满足基本发送信息的需要。随后的十多年里，因为微软的互联网业务一直停滞不前，而面对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络的兴起，微软MSN的用户体验越来越差，于是用户们纷纷选择用Facebook、Twitter取代MSN，那些新媒体公司也一跃成为互联网新贵。面对这样的局面，老贵族微软终于选择对MSN业务动大手术，以应对一些强势社交网络咄咄逼人的竞争：微软把赌注押在了Skype上。

关于Skype，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鲍威尔曾如此评价：“当我下载完 Skype，我意识到传统通信时代结束了。”当年，Skype以一家全球性互联网电话公司的身份在全世界范围内向客户提供免费的高质量通话，从而受到欢迎，逐渐成为国外网络通讯的主流软件。2011年5月11日，微软以天价85亿美元，收购了Skype。巨大的收购金额令市场瞠目结舌，而Skype也不负众望。据公开信息显示，2010年12月该软件的用户数量为1.5亿，2011年10月，Skype每月活跃用户量为2亿，2012年6月，Skype每月活跃用户量达到2.5亿。现在每月使用这款互联网通话软件的人数增长了26%，总数接近2.8亿。Skype活跃用户量上一次增加5000万用时10个月，而最近一次仅用时8个月。

微软艰难的下一步

微软收购了Skype之后，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惑：由于MSN和Skype的功能有相当部分是重叠的，用户到底是使用MSN，还是使用Skype呢？——微软在11月7日的声明里作出了决定。毕竟，Skype目前的用户数接近3亿，是MSN用户数的3倍，且相比MSN，Skype拥有更完备的功能。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合并也可以看出网络电话这一市场的蓬勃生命力。

微软收购Skype的目的，就是增强微软业已存在的即时通信产品和服务，用Skype的服务，在社交网络领域，与Facebook、Twitter相抗衡。

更为微妙的是MSN和Skype之间的关系：去年，市场调研机构OPSWAT的统计报告显示，微软MSN占据了全球IM即时通讯市场40.67%的份额，Skype为27.39%紧随其后。2012年尚未结束，MSN的活跃用户数量竟然下滑至1亿左右，远低于Skype的2.8亿。

耐人寻味的是：1亿，正是2003年MSN的活跃用户数量。显然，这些消失的用户，正变成Facebook、Twitter、Skype的用户。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微软要作的选择是：割掉左手，还是割掉右手。

微软选择了Skype。尽管和微软命运相似的Google通过搜索获得极高利润，但对于微软而言，互联网上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前途，微软在搜索方面也一直投入上百亿美金的资金在参与竞争，但它的产品Bing却位置尴尬。因为在互联网上，用户似乎只喜欢第一名，不像在PC时代，微软可以先在第二、第三的位置徐图进取。

可以说，微软MSN没有把握住原本属于它的时代契机，那是窄带宽、高话费、文本互联网的时代。

遗憾就是，接下来的一系列时代变革里，它也并没有太多改变。由此看来，微软的赌注其实依然在Win8上。

链接

盘点那些没落的软件

本刊曾于今年9月下期刊中盘点过十大濒临消失的科技产品（软盘、胶片相机、打字机、电报、留声机&随身听&DVD、光驱、固定电话、录像机、拨号上网、传呼机），事物的发展是永恒的规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本期我们将盘点十款曾经中国网友熟悉的软件，用过的都是资深网虫。

南极星

Win98的年代里，RPG游戏风行，南极星因出色的内码转换，简单的操作，陪伴了很多网友渡过了欢乐的时光。但在其风行没多长时间之后，金山公司便发布了金山游侠，抢占了市场。而RPG游戏的没落更使南极星彻底衰败。

网景浏览器

网景浏览器于1994年正式推出，很快就以强大的功能、友好方便的用户界面获得了广大用户的好评，1995年网景公司的股票上市首日便增长一倍，网景浏览器也几乎拿下了当时整个浏览器市场。在微软自Windows 98中以捆绑的形式开始免费推广IE之后，以及后来Firefox、Safari、Opera等新兴浏览器的兴起，Netscape的市场占有率便不断萎缩。

网络蚂蚁

网络的兴盛，造就了这只小蚂蚁，很多老资格的网民都应该用过，在用爱猫拨号上网的饥荒年代，支持“多点连接、断点续传”的下载工具“网络蚂蚁”，成为了拯救广大用户于水火之中的英雄。随着带宽的增强、硬件的升级、技术的进步，以多线程及P2P技术著称的各类下载软件的不断推出（如快车、迅雷、BT及电骡等），成为敲响蚂蚁丧钟的有力一击。

WPS

1989年，求伯君在深圳蔡屋围酒店501室闭关14个月之后，终于写就了WPS 1.0，这是中国软件史上的第一款中文字处理软件，简单易用、功能强大。当时，社会上各种电脑培训班的主要课程除了五笔字型输入法就是WPS操作。

随着软件巨人微软全面进军中国，WPS的生存空间被微软Office严重挤压，但直到现在，它依然是少数能与MS Office抗衡的办公软件：没办法，对手太强大。

ICQ

腾讯QQ的原型，最先是由以色列人开发的。1996年11月一经推出，就凭借着前所未有的创意很快在全世界拥有了大批的用户，即使在当时互联网不太发达的亚洲，市场用户量也占到了70%，在国内更是占到了80%。

由于ICQ一经面市，便迅速取得了广阔的市场，所以同类软件迅速跟进，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推出了本土的IM软件，可谓是群雄并起，抢夺了本该属于它的市场。

超级解霸

超级解霸由豪杰公司于1998正式推出，凭借其众多的视频格式支持及强大的播放能力，一经推出就迅速占领了市场，其占有率曾一度高达90%，随着互联网兴起及支持更多媒体播放格式的新颖并强大的视频播放工具的出现，超级解霸却停步不前，没有更多的创新，依然是墨守成规。

钱龙炒股软件

1992年，3个中国台湾人带着11万美金和这套盘后分析软件转战国内资本市场，此时内地的证券分析软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其界面操作和功能成为后来中国证券分析软件的标准模板，成为DOS时代最著名的炒股软件。但随着Windows操作系统及网络的普及，进入21世纪，更多的股票行情及分析软件不断涌现，钱龙却没有什么亮点出现。

智能ABC输入法

微软公司自Win32开始将其作为Windows预装的基本汉字输入法，曾经有着很高的普及度，在20世纪90代中后期及21世纪初，也曾风靡一时，广受好评。但随着汉字编码技术的进步，2000年以后，新出现的拼音输入法层出不穷，它们无论从输入的便捷性，还是输入的速度等都远远的领先于智能ABC。

Realplayer

作为往日的播放器老大，Realplayer曾经一度高居总下载、周下载排行版前十，而且号称“全能”。其rm压缩算法的出现，对全世界多媒体领域的发展，也绝对是功不可没。

2000年推出RealPlayer8版本后，RealPlayer开始往收费方向发展。另外其过大的体积和更多不实用的功能所带来的高CPU和内存占用率让用户失去耐心。

Winamp

战略转移 篇12

1. 产业转移呈现多梯度推进态势。

新一轮产业转移并未完全按照梯度转移的路线推进，既有梯度转移，也有跨梯度、多梯度转移。表现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有大规模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另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时转移，传统加工制造业转移正在持续减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不是等承接地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成熟后才进行，而是只要具有工业加工能力就开始推进。

2. 产业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正在加大加快。

为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发达国家或地区主动带动和引导利益相关产业到欠发达地区投资，跨国公司也积极鼓励其海外供货商在我国进行本土化生产，加大零部件供给当地化战略的实施力度。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或地区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规模将继续扩大，转移速度也将加快。据测算，到2010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要转移的产业，估计产值将达到14000亿元左右，产业转移的规模进一步加大。

3.产业转移的重心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

从全球产业经济发展趋势看，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的融合已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主流，现代服务业正在加速向现代制造业生产的前期研发、设计，中期的管理、融资和后期的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过程渗透。随着我国服务领域逐步扩大对外开放，金融业、零售业、物流业和各种咨询业等现代服务业，将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主导产业。

4.产业转移的模式由单个产业转移向产业集群整体转移转变。

制造业的生产过程、生产环节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不仅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被拆分为不同的工序，而且研发、采购、销售、融资等价值环节都可被拆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这种趋势直接带来了区域产业集群的出现和发展，并推动了产业集群整体式转移。例如，2007年11月在武汉举行的富士康武汉科技园暨中国光谷推介会，就吸引了来自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112家配套供应商，其中不乏国际知名厂商。

5.产业转移工业园成为新亮点。

承接地承接产业转移需要有一个较好的承接载体。工业园区以其信息共享、资源利用效率较高、服务功能齐全等特点, 具备了担当承接产业转移载体的条件, 使得产业转移工业园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新亮点。产业转移园区最先出现在广东省，后来逐步推广到江苏等省。目前，除了广东和江苏等地，内陆一些地区产业转移工业园也正在采用这种模式。如深圳根据国家关于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要求, 目前已启动重庆 (深圳) 工业园、江西吉安(深圳)工业园、云南昆明 (深圳) 工业园, 还与其他地区洽谈建设深圳工业园。

6.加工贸易仍是产业转移的重点。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国际产业分工新格局下，跨国公司开始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分销网络、供应链管理和产品研发、运营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为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带来了新机遇。同时，随着国家推出的促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政策，加工贸易将继续成为产业转移的重点。

当前，产业转移在全球范围内明显加快，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产业也在加快向内地转移和延伸。随着新一轮产业转移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湖北省迎来了承接全球和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历史新机遇。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如何发挥优势、破除障碍、制定对策，加快融入国际国内经济大循环，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是湖北省在经济发展中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优势

1.区位优势。

湖北省是东西南北各省区的交汇点，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作用;是进军内陆市场的“桥头堡”, 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市场中心，具有较强的经济辐射力，可辐射到广大的中部市场和内陆市场。不仅可凭借区位优势，承接沿海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转移，而且可面向国际国内大市场，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驱动型产业转移，从而为国内外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提供良好的平台。

2. 资源环境优势。

资源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是吸引外部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湖北省自然资源丰富, 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材料基地和制造业基地;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农业能源，生态优良，环境容量大，人均水资源拥有量较大;拥有较多可供开发的土地资源，有利于集聚生产要素，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可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支撑条件。

3. 产业优势。

一定的产业规模和良好的产业配套基础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湖北省是老工业基地，工农业基础条件较好，大工业基础居中部地区领先地位，汽车、冶金、机械、电力、化工等产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优势。其中汽车产业已形成十堰-襄樊-武汉规模和实力强大的汽车工业走廊，汽车生产已形成重、中、轻有机结合，改装车与零配件配套的系列，汽车产量居全国第一位。这些优势使得湖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具有较强的产业吸纳和融合能力。

4. 人才和科技优势。

湖北是科教大省，人才资源丰富，科技实力雄厚，不仅有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有大批高素质的职业型、技能型和科研型人才。湖北还是高校和科研院所较集中的省份之一，也是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部分领域的科研成果居全国领先地位，为承接产业转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政策优势。

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实验，使得湖北省在制度创新、发展资本市场和产业布局上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6.市场优势。

2008年湖北省成为全国“万亿GDP俱乐部”成员，2009年GDP增长速度继续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未来仍将处于可持续超越的关键时期。湖北省有6000万人口，消费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自2006年以来，该省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的增速明显超过了重工业，消费品产业已成为全省发展潜力最大的经济增长点。湖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不仅有内需强劲的市场优势，还有抢占中西部市场的优势。

障碍

1.制度成本较高。

相比而言，湖北省具有商务成本低的优势，不仅工业用地、用水用电等价格远低于沿海地区，更重要的是劳动力成本较低。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湖北省政府在服务理念、服务意识、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集中表现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较差，政策的随意性大且不稳定，审批手续复杂、政策透明度差、办事效率低、乱收费乱罚款等。这些体制障碍使得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制度成本很高，不利于有效承接产业转移。

2.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不高。

在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和水平，决定其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湖北省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利用外部资金的总量不大，进出口总体规模偏小、质量不高、增长速度较慢，对外资吸引力不强，经济外向度低。如2007年除武汉市开发区吸收外资总额超过1亿美元以外，仅有黄冈市开发区和襄樊市开发区超过1亿美元，所占比例均低于6%，可见经济的开放度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3.产业集群的实力较弱。

目前，湖北省虽然拥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光电子和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但是产业集群的整体集约化程度较低，技术含量不高。一些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存在着产业功能定位不明确、设计和建设缺乏完善的规划管理、市场机制功能不完善等问题，产业集群缺乏竞争力。

4. 产业配套能力不强。

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力和承载力，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那些能为发达地区转出产业提供良好协作配套能力的地区，才最有可能成为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基地。湖北省虽然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但是产业特色不突出、配套能力不强，未形成完备的产业链，势必会增加转移企业的生产成本，抵消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方面的优势。同时，以金融、物流、信息咨询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规模偏小、发展不够、产业层次低、竞争力弱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承接产业转移。

5. 产业竞争力较弱。

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目前，仍存在着传统产业比重较大、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慢、产业规模较小、产业布局结构分散、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等结构性问题。资源的有限性和先天的区位使湖北省的第一产业占尽优势，而转移过来的第三产业则无法顺利立足，很难在短时期内完成产业优化升级。二是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不高，产业专门化率低。虽然近年来发展了一大批优势主导产业，但是某些主导产业结构相似甚至相同，重复建设严重，进而造成了产业总体竞争力低下，不能很好地创造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对策

1.以优势产业为依托，大力发展产业集群。

为了避免盲目重复建设, 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制定本区域的产业集群发展策略。第一，应利用工农业基础条件较好、具有较强的产业吸纳和融合能力的优势，重点培育现有的优势骨干企业，完善其产业链，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进而实现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第二，打造专业化竞争优势，发展有特色的产业集群。以高新区为主要载体，以现有产业集群为依托，重点发展特色农业、旅游、生物制药、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等特色产业集群, 吸引更多的相关产业到湖北集聚发展，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第三，通过战略重组、引进大项目或行业整合，培植龙头企业。发展本地配套协作企业, 培植配套产业的“小巨人”, 形成“龙头带配套, 配套促龙头”的良性循环, 拉长产业链, 放大产业集群效应。

2.依托自身优势，提升产业配套能力。

第一，认真研究当前产业转移的特点和趋向，明确产业转移的来源地和转移的主要产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科学制定产业承接规划，增强产业承接的针对性。第二，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大企业的带动作用，注重引进带动力强、关联度高的大企业和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带动整个产业链转移。同时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形成一批高、新、尖的相关配套生产企业，提高龙头制造企业在省内的配套能力，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配套支持。第三，依托产业优势，积极承接相关配套产业转移。加快发展金融、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培育专业化、网络化、社会化、市场化的科技服务中介，构建高效、快捷的现代服务业体系。第四，依托比较优势，积极承接深加工产业转移。围绕资源开发，承接资源精深加工企业，发展下游产品，拉长产业链，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做大做强资源加工型产业。

3.改善投资环境，建立健全投资服务体系。

第一，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作用。在承接产业转移中，政府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彻底改变忽视管理、忽视服务的思想，帮助转入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第二，营造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应打破积淀多年的“潜规则”，推进机关行政效能建设，推行“保姆式”服务、“一站式”服务，提高行政服务的水平和效率，全力打造信用政府，树立诚信形象，实行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流程，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第三，营造公正、公开的法制环境，建立完善的投资服务体系。一是拓宽优惠政策范围，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为外来投资者做好产业推介和投资咨询服务工作;二是进一步强化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建立健全外来企业投诉咨询体系，及时高效地处理转移企业存在的问题。

4.制定完整的产业规划，加强园区建设。

第一, 应明确各地开放区和工业园是全省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的主体。在保障基本耕地的前提下，建设一批“定位准确、规划合理、功能齐全、配套完善、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新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为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提供坚实平台。第二，应根据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的需要，加大园区建设力度。一要进一步完善园区基础设施, 推进以道路、水、电、气、通信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和完善投入机制, 鼓励和吸引多种投资主体，以多种方式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二要优化、整合全省产业园区，对产业园区分门别类进行整合，逐渐形成以重点园区为龙头、周边园区为配套的产业聚集区，提升园区的整体实力。三要推行园区经营性项目的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做好载体招商工作。

5. 保护生态环境，健全监管体系。

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一，政府应根据环境的承载能力，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采用环境影响评估手段，禁止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进入。第二，制定全省环境规划，结合实际承接产业转移。应重点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 遏制无序开发和破坏生态的行为。目前全省有自然保护区62个，其中国家级生态示范区7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7个，全省达到二级全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09.53万公顷。除了武汉城市圈以外，多数地区还处于半开发或未开发状态，环境优势明显。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要因地制宜，重点开发鄂东、鄂中南部地区。第三，建立健全环境监测体系和安全评价标准，加强对承接产业转移中环境问题的监控。

6. 推动自主创新,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