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机制（通用11篇）
转移机制 篇1
1 产业转移理论现状分析
产业转移是指发达国家或地区将某些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一种经济现象。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 大多数有关产业转移著作中所论及的产业转移及其动力机制分析, 主要是指国际间产业转移。如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论”, 都建立在对本国产业向国外转移的研究基础上, 而国内对产业转移及其动力机制分析相关领域的研究尽管有一定的基础, 但也主要集中在国际产业转移领域, 对于国内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虽有所涉及, 如陈计旺 (1999年) , 聂华林、赵超 (2000) , 周立群等。但这些研究主要沿用了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框架, 缺乏对国内地区间产业转移及动力机制的特性分析, 所以选定安徽为研究对象, 就我国现阶段地区间产业转移及其动力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研究。
2 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分析
近年来, 安徽省转移承接工作初见成效, 每年吸引省外资本中有近80%来自沿海发达地区。2008年上半年沿海发达地区注入安徽的资金近六成投向第二产业, 主要围绕煤电、交通运输、化工、汽车及零部件等优势产业展开。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为安徽省实现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认真分析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特点和发挥安徽省的承接优势是顺利完成产业承接工作的关键。
2.1 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动力源
2.1.1 市场扩张的需要
企业经过多年发展, 一些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市场容量正渐趋饱和, 而内地经济巨大的市场容量成为这些产业抢占新市场的目标。陈建军对浙江省105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调查表明, 浙江企业进行产业区域转移的主要动机中占前三位的是:扩大销售额 (65.71%) , 扩大出口 (38.10%) , 提高企业知名度 (20.95%) 。由于浙江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极具代表性的省份, 因此其在分析中国地区产业转移企业微观动机方面具有较强的参考性。文中分析得出企业在决定进行产业转移和进行产业转移的对象选择时, 常常将其和扩大本企业产品销售、开拓或巩固本企业产品市场联系起来, 说明市场扩张是沿海地区发达地区企业进行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动力因素之一。
2.1.2 参与国际分工的需要
目前, 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 加入WTO使我国在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协作体系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沿海发达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 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指向地,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己经成为沿海发达地区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国际产业的移入要占用大量的土地, 而沿海发达地区土地资源被处于衰退期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据, 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 阻碍了国际优质产业的移入, 此时就需要将衰退产业转移出去, 为承接国际产业腾出发展的空间。同时, 沿海发达地区通过产业转移, 把一些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转移到欠发达地区, 带动欠发达地区产业技术素质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实现与内地资源型产业的紧密连接, 也有助于提高沿海发达地区消化吸收国际产业资本的能力。
2.1.3 追逐政策的需要
沿海发达地区的快速发展, 与其优惠的政策高度相关, 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和国内资本涌入, 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先后设立了许多种经济区, 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 其中又按级别分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等, 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表1反应了四大区域工业企业平均税负相对水平的对比结果, 可以看到, 无论是以全国水平为基准还是以东部水平为基准, 东部地区的税金金额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都是最小的, 从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税收等优惠政策对企业进驻的吸引力。
2.2 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动力源及存在的问题
2.2.1 市场化的不断推进是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力
市场化是各种要素得以流动的最大推动力。安徽自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化程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各种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通过市场得到高效的配置。安徽作为一个中部发展地区, 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要素处于劣势, 而低层次的生产要素如资源、人力则相对丰富, 具有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还处于聚集规模经济和安徽的基础设施等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 市场促使安徽的低层次生产要素流向东部地区。随着东部地区商务成本的提高, 地荒、民工荒等越来越严重, 开始出现规模不经济的效应, 以消耗低层次生产要素为主的产业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利益空间越来越少, 竞争力越来越难于提高。市场化使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 安徽作为东部地区的近水楼台, 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 必然会以资源的优势, 先得月——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2.2.2 工业化是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力
安徽的工业化是后发式的工业化, 与东部地区相比, 安徽的工业化尚处于较低阶段, 虽然具备了一定基础, 但在很多区域差距依然很大, 这种现实, 决定了安徽工业化可以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主要表现在:可以利用“原发式”国家或地区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富余资金, 还可以借鉴其他经验与教训, 加快工业化进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原发式”国家与地区用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路程, 实现这种后发优势的途径就是承接产业转移。
2.2.3 安徽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工作效率不高, 严重阻碍了产业的转移。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产业投资趋势调研课题组对2005—2008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趋势调研结果显示, 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地点的考虑因素中, 首先考虑的是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连续性和兑现度;其次是政府的办事效率与透明度。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地方行政分权式改革, 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不断增加, 各地政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日益强化, 各地区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优惠政策开始引起竞争, 从土地使用费用、企业所得税等方面都开出了各种优惠减免措施。但由于地方政府的换届、中央宏观政策对地方政策的影响, 以及部分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开出程度过高等因素影响, 使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中最为关注的是地方优惠政策是否可以兑现和保证正常、公平的企业经营和市场竞争局面。在安徽省等中部地方由于市场经济观念相对落后, 其政府工作效率也相对低下, 主要表现:政府管的过多、过细, 许多本该由企业市场和社会自己承担的事情, 由政府包揽下来, 在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中, 存在推诿扯皮、手续繁琐的惯例, 往往在审批过程出现个别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之便大肆敛财现象, 没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 政府职能转变迟缓,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3 安徽承接地区间产业转移的对策
上文就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及安徽省承接发达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做了研究, 为指导安徽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在接下来这一节中将着重讨论安徽省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实践过程中, 应该如何利用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和安徽省的承接优势, 并尽量消除可能存在的障碍, 从这个思路出发可以采取以下政策来更好的促进地区产业转移。
3.1 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增长极培育, 主要是选择恰当的产业, 使之产生集聚效应, 形成自我累积循环机制和自生的能力。目前, 安徽各地方政府应在充分考虑产业的市场空间、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基础上, 采取恰当的政策措施, 促进产业基地的形成和发展。区域之间的资本流动要遵循市场规律, 由于市场信息并不充分, 需要通过不同形式的宣传, 使外界了解本地的情况, 在这方面政府要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这样才能使招商引资活动更具有实效。
3.2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强化服务意识
上海、广东、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不仅是全国经济发达的区域, 也是体制环境宽松, 经济运行机制灵活的区域之一。如果安徽省在体制、运行机制等软环境上不能跟上这些区域, 那么, 转移过来的资本和企业也会因环境的不适应而转移到其他地区。一个好的运行机制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管理体制, 在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上与沿海发达地区接轨, 营造适合发展的软环境。要着力营造“亲商、扶商、和商、富商”的投资环境, 尽可能减少审批环节和手续, 并且要明确政府的服务功能, 这方面可以借鉴沿海发达地区和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3.3 加强规范支持创新
承接产业转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运行机制, 因此, 政府服务的重点是要营造规范、有序的发展环境。首先, 要通过政府务实、高效、勤政、廉政的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政务环境和稳定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对于跨国公司这些成熟的投资主体, 规范胜于优惠, 制度重于政策, 稳定高于一切。明确这一点, 政府才能采取恰当的行动, 引进和留住外来企业。其次, 要不断创新政策支持环境, 特别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 改进金融体制和投资融资体制, 不断拓宽投融资渠道, 增强企业发展能力。最后, 要为创业者提供适当的制度环境, 特别是为投资创业者提供政策, 充分保护他们的利益, 鼓励他们创业投资的积极性。
摘要：分析地区间产业转移动力源, 从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安徽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等方面论证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现实必要性、可能性及安徽针对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所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产业转移,动力机制,产业承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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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机制 篇2
主体功能区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关联
1、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政策导向重点。优化开发区域，是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这些地区经济和人口高度密集、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开始减弱，主要方向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政策导向上，首先是制定产业优化和转移导向目录，在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等方面实行更加严格的产业效能标准，设定高于全国平均标准的产业用地门槛，并先行实施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重点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主要是经济发展潜力大、基础设施和创业环境有待改善的地区，未来经济规模将进一步壮大，而且是产业和人口转移的重要载体。政策导向上主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支持，有针对性地适当扩大建设用地供给，支持重大产业项目及配套能力建设等。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这类地区包括森林、草原、荒漠化地区、水土流失地区重要的水源补给区、蓄滞洪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和水资源严重匮乏地区。政策上包括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引导生态移民、扶持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等。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其范围比较明确，当前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管护职责分工、实施核心保护区内人口搬迁、对区内居民给予补贴补助等。总之，主体功能区规划目标能否实现，关键要看上述政策导向中的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能否建立，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而言足够的补偿和扶持更为重要，而财政转移支付则首当其冲。
2、财政转移支付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应发挥的功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财政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既定的政府间支出责任和收入划分框架下，通过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之间的无偿拨付以弥补财政纵向和横向失衡，实质上是指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之间的一种再分配形式。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保障地方政府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所需的经费，矫正辖区间外溢，能够促进资源合理流动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中，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应承担三种功能。
（1）为生态福利买单。对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势必带来当地财政的减收，造成财政缺口，需要转移支付弥补财政收支缺口，这也是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生产生态财富行为的鼓励与补偿。另一方面，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生产的生态财富又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其他地区有义务为享受到的这种外溢的生态财富买单。由此可见，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因主要从事生态修复、生态环境建设等活动向全省或整个国家提供了生态财富，对这两类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可以看成是对它们提供的生态财富的买单，是一种政府购买行为，体现了转移支付的生态经济功能。
（2）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享受国家最低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一项基本权利，与个人的支付能力和居住位置无关。为了使各地方政府都能达到基本的公共服务水平，要求中央政府或省级财政站在社会大众的角度，通过提供一套无条件的、基于基本公共服务为目的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协调地区间由于客观因素差异造成收入能力和支出成本差异而带来的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而言，为保护生态牺牲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降低了为当地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需要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以缩小地区间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而不是直接改变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体现了转移支付的社会功能。
（3）满足宏观调控需要。转移支付属于财政再分配，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那些市场配置失效的领域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优化经济结构，调节地区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别，实现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主体功能区划分有助于我国形成经济发展与人口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区域开发格局，是中央政府在区域发展中落实可持续发展观的重大战略举措。财政转移支付是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利益协调与补偿的核心政策措施，是实现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要制度保障，这体现了转移支付的政治经济功能。
湖北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财政转移支付新思路
调整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重要手段。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目标，根据目前湖北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的实际情况，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和完善湖北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同时进一步明确专项转移支付的重点和力度。
1、明确新增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方向。根据中央、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建议以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因素为核心，修订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中的标准支出项目，在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计算方法中，增设主体功能区因素。并且，以后湖北省新增均衡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增加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县（市、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帮助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在禁止、限制开发区域试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转移支付资金直接由省级财政划拨到县(市)的运行模式。
2、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规模。目前湖北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严重偏小，其公共服务均等化功能十分微薄，2007年省以下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额为9.96亿元，仅占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总额的13.4%，因此，按照中央、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我省应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规模，有效地强化其公共服务均等化功能。
3、调整激励性转移支付补助结构。按照中央、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省对下财政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将调整按功能区的划分进行分类测算，将重点开发县（市、区）、限制开发县（市、区）、禁止开发县（市、区）分别放在不同平台进行考核，向重点开发县（市、区）倾斜，鼓励重点开发县（市、区）加快经济发展。运用激励性转移支付手段关闭淘汰落后产能企业。按照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将激励性转移支付向重点开发区域的县（市、区）倾斜，鼓励重点开发区域的县（市、区）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产业和环境保护型产业，推动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关闭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4、激励基层政府控制行政成本。为了鼓励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县（市、区）控制政府规模、减少行政成本，建议湖北省进一步加大对这些县（市、区）分流财政供养人员的激励性转移支付补助力度，提高分流财政供养人员的奖补标准；同时，对现在财政供养人数已超出省测算标准财政供养人数却仍然不予控制的县（市、区），省将实施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负激励性转移支付。
5、优化专项转移支付。在原有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天然林保护工程三大转移支付的基础上，设立针对禁止、限制开发区域的专项转移支付。省财政在一般性转移支付标准财政支出测算中，增设属于地方支出责任范围的生态保护支出项目和自然保护区支出项目。
6、建立生态环境修复转移支付制度。在限制开发区域的标准支出中，增设“生态环保支出项目”和确定成本系数，设置综合性更强的生态修复转移支付专户并进行制度化管理，通过财政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安排生态环境补偿专项资金用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恢复、环境治理与保护建设工程、生态移民安置及对不符合标准的当地企业向适宜地区搬迁补偿等。
转移机制 篇3
摘 要：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农民工；转户迁移；流而不迁；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差异；成本收益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3000108
一、引言
重庆市在2007年就建立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住房、社保、教育培训等制度，但重庆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中“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指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的市民化（为研究的方便，本文的“市民化”主要指农民将其户籍从农村迁到城市，并放弃其在农村的土地权益，即成为“城市人”）意愿还是不高，很多进城农民还是处于“人来了、融不进”的无序状态，但“无序市民化”不能简单归罪于户籍制度（徐爱东，2012）。国务院于2014年6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户籍制度藩篱将被拆除。然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是否就一定会遵循政府安排的路径推进？ “无序市民化”是否就会快速转变为“有序市民化”？事实上，农业转移人口是经济理性的，其外出就业、转户市民化等行为总是带着各自的动机与愿望（单菁菁，201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不仅受户籍制度的约束，还受转户前后的收入、转户成本及其知识技能等条件的约束，因此，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决策机制，对经济新常态下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制定新型城镇化战略和配套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国内外关于人口迁移决策行为的研究文献较多。在国外，较早的研究是莱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他认为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而迁移。赫伯尔（1971）、Herbe（1938）、Mikell（1946）等人的“推—拉”模型是最具代表性的乡—城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行为是原住地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共同促成的；Lee（1965）进一步将影响推力和拉力的因素扩展到迁移量、迁移流向、迁移者的特征等，认为以往的迁移者把有关信息传回农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迁移成本，为后来的迁移者提供方便。Lewis（1954）和Todaro（1969）等认为城乡工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Wolpert（1960）、Brown（1982）和Moore（1973）等的人口迁移决策模型认为人口迁移是对压力（stress）做出的反应，迁移者并不是盲目追求地点效用最大化，而是根据实际可行性来调整自己的迁移行为。舒尔茨（1961）的成本—收益理论则把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归结为预期收入和迁移成本，认为只有当迁移收益大于成本时，劳动力迁移才会发生。
徐爱东，吴国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在国内，朱杰（2010）研究了长三角的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及影响因素，认为人口迁移过程中的“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空间可达性指标是影响迁移决策的首要因素。李斌（2008）认为我国城市住房价值结构化形成了人口迁移的一种筛选机制，在一线城市，房价过高，入住成本递增，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人口的迁入。辜胜阻（2007）、盛亦男（2013，2014）、王春蕊（2012）、李强（2014）、周皓（2007）等也对我国的人口迁移机制做了实证分析。但以上研究多基于西方的有关理论对人口迁移决策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对我国人口迁移的预测有效性总体上较低。
《意见》中规定农民只要是城市常住人口，哪怕不转户，子女也能获得城市优质教育，因此，优化子女教育将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深入，农民和市民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融入城市的心理需求、获得城市生活环境、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等社会性诉求已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95%以上的农民只要有土地就有生存保障，外出就业主要因为农村生产生活成本提高而农业收入增长有限，缓解经济压力是农民外出创业就业的主要动力。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打工的初忠就是为了挣钱，经济因素决定了他们是否外出打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即转户）行为是其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适应城市生活后，对现实状况进行理性评估后做出的决策，而这种市民化决策机制并不能完全用西方的人口迁移理论来分析，需要结合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自身行为特征以及现实国情来进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依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验证，以深化和拓展有关研究，并为经济新常态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
1.市民化决策行为过程假设
从农业转移人口的行为过程来看，农业转移人口首先要对其原来所在的农村与目标迁入城市的经济、环境、制度以及自身的特征进行评估，进而对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做出比较，再决定是否进行转户迁移（即市民化）。假设市民化决策过程如下（如图1所示）：若没有家庭、制度、自身等因素的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因经济压力、从众心理等，为实现自身知识技能的价值进城创业就业，但不迁户口并保留土地；进城创业就业后，如果认为其在城市的收益（扣除转户成本后的收益）比在农村的收益高，则决定转户市民化，即迁移户口并放弃土地。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这种户口迁移是不可逆的，农村迁往城市容易，而从城市迁回农村则很难。
图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过程假设
2.市民化决策模型
本文借鉴和发展Chiswick、Sjaastad、Becker等人的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从经济收益角度描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过程。假设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就业创业收入为：
Wa=A+αH（1）
Wi=m（I+βH），m∈（0，1）（2）
（1）式是对Chiswick模型的继承，（2）式是本文对原始模型的扩展。其中，Wa、Wi分别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的就业创业收入；A、I分别为农村、城市的基础性收入（I≥A）；αH、βH分别为农村、城市的知识技能附加价值，α、β分别为农村、城市的知识技能附加价值系数（β≥α），H为知识技能水平（取决于文化程度、性别等个体特征）；m为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经济、环境、制度等信息了解程度系数，m→1时信息完全。
农业转移人口要市民化，还需要考虑转户成本的抵消作用，假设农业转移人口转户成本为：
C=（Ci-Ca）+ξ，Ci≥Ca（3）
ξ=θ（n-H），n≥H，θ≥0（4）
其中，Ca、Ci分别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就业创业的生产生活成本。一般情况下，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高于农村，成本之差（Ci-Ca）为市民化的基本成本壁垒。ξ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抬高成本壁垒，是农业转移人口为适应城市生产生活而提高知识技能水平所付出的成本，抬高成本是农民原有知识技能水平H与迁入地城市市民平均知识技能水平n之差的函数，θ为知识技能水平提高的难度系数。
综上所述，农业转移人口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如在城市就业创业的亲戚朋友）了解城市信息进行初步估计，预期进城收益大于0时，决定到城市生产生活；进城后，感觉收益确实比农村有所提高（即转户迁移收益V大于0）时，才决定转户迁移，即实现市民化。
V=Wi-Wa-C≥0（5）
3.模型讨论
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收益分析如下：
将（1）（2）（3）（4）式代入（5）式：
V=[（mI-A）+（mβ-α）H]-[（Ci-Ca）+θ（n-H）]（6）
市民化所带来的收益差异（Wi-Wa）由农村与城市的基础性收入差异（mI-A）和知识技能附加价值差异（mβ-α）H两部分组成，这两项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既可能起正向作用，也可能起反向作用，取决于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m）和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异。根据我国目前的城乡差异实际，一般情况下，会起正向作用；但如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带来的非农权益收入以及农业生产和补贴收入较高，甚至高于城市工资收入时，市民化的收益可能为负；当社会网络很小（m→0），农民无法知道城市信息，且在城市获得就业创业的机会很小时，市民化的收益也可能为负。
市民化的成本包含基本壁垒成本（Ci-Ca）和抬高壁垒成本θ（n-H）两部分，都对市民化决策起反向作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吃、穿、行、社保等将按照城市标准来开支，并付出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的成本；若在农村，则按照农村生活标准开支，付出农村生产所需的化肥、饲料、收割等农业生产成本。目前，我国城市购房成本与农村建房成本差距以及城市与农村生产需要的知识技能差距（如中关村的平均技能水平n很高，农民基本不可能进入就业）较大，抬高了市民化成本。
只有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时，转户迁移行为才能发生。（6）式可分解为（7）式和（8）式，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曲线和成本曲线。
命题1：转户迁移的收益越大（即城乡就业创业收入差距越大）、转户迁移的成本增量越小，则市民化决策的门槛越低，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多。
由图3可知，市民化决策的门槛来源于转户迁移收益能不能抵消其成本。若转户迁移收益（mI-A）增大，转户迁移收益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若转户迁移成本（Ci-Ca+nθ）减小，转户迁移成本曲线截距减小，曲线向下移动，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在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知识技能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将有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转户迁移。
命题2：“流而不迁”比转户迁移门槛低，转户迁移收益不能抵消其成本时，农业转移人口将选择“流而不迁”。
由（9）式和图3知：（mI-A）<（Ci-Ca+nθ）时，H*≥0，转户迁移开始有门槛，在农业转移人口知识技能水平不能越过门槛时，其只能选择不迁移户口保留土地，只是在城市工作，挣取比农民更多的收入，避免转户迁移带来的购房等重大迁移成本，同时还会选择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以避免提高劳动技能的成本。由（9）式知，选择进城务工而不转户（“流而不迁”）的成本比转户迁移（市民化）的成本低，相应的门槛也比市民化的门槛低，农业转移人口得以在城市务工生存。
命题3：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社会网络越大，其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由（9）式不难证明H*m≤0，即m越大，市民化的门槛越低，越有可能转户迁移。同时，由图3可知，m增大，转户迁移收益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点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命题4：迁入城市（迁入目的地）的劳动力平均素质越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可能性越小。
由（9）式不难证明H*n≥0，即n越大，市民化的门槛越高，越不可能转户迁移。同时，由图3可知，若n增大，转户迁移成本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E向右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可能性变小。
三、模型的验证
1.检验方法
由于本文因变量和自变量为个体水平的调研数据，因变量是二项反应的定性变量，且水平之间不存在等级递减或等级递增的关系，因此采用二分类变量逻辑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来分析各种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采用stata12软件作逐步回归，根据变量的显著水平值、回归系数、Odds Ratio值分析影响程度，模型如下：
logP=lnP1-P=a+b1x1+b2x2+…+bmxm（10）
xm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P为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的概率，P有“转户”和“不转户”两种选择，关键看农业转移人口是否迁移户口并放弃土地，即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若“转户”，因变量取值为1；若“不转户” 因变量取值为0。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法对自变量进行测量，自变量有农村和城市生产生活收入和成本变量、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变量、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知识技能变量、城市劳动力技能知识变量等。各变量的设计与测量见表1。
2.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课题组对重庆市渝北、万盛、黔江、万州等区县的调研数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模型进行验证。调查地点的确定主要考虑四地分别在重庆市的城市核心区域、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保护区域，其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状况体现了重庆市的主要特征。共调查498人，其中男性316人，女性181人，剔除缺省值，共有可用样本408份。
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收入、知识技能以及转户迁移成本表现出以下特征（见表1）：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与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年平均收入差别较大。在城市就业平均年收入达2万左右，而在农村生产年收入在6 000元左右，收入差距形成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的主要动力。二是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劳动力之间的知识技能差距大。农业转移人口平均文化程度处于初中与高中之间，而城市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处于高中与大学之间，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壁垒。三是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的转户迁移成本高。购买城市住房价格高出农村建房成本3 000元/平方米，大约是农村建房成本的1陪以上，高出的住房成本需要农民在城市至少奋斗15年以上；城市生活成本高出农村6 000元/年，大约是农村生活成本的2陪以上。转户迁移成本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从以上数据可知，重庆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转户市民化，则平均年收入提高1万左右，而生活成本高出6 000元左右，住房成本高出1万～2万。农民选择“流而不迁”，进城能赚取一定的经济收入，且不需要完全支付住房成本增量；而若选择“转户迁移”则转户收入增量不能抵消转户成本。因此，83%的农民选择“流而不迁”（见表1），验证了命题2中“流而不迁”比“转户迁移”门槛低，转户迁移收益不能抵消转户迁移成本时，农业转移人口将选择“流而不迁”的假设。
3.检验结果分析
模型（10）估计结果显示（见表2），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中，城市就业创业收入、社会网络、文化程度、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建房成本8个变量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并且其对市民化决策的影响方向基本与本文的理论分析（命题1、2、3、4）一致。农村收入、农村日常生活开支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不大。可见，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在进行市民化转户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城市就业创业收入的提高、转户迁移成本以及自身的知识技能能否适应城市等因素。
在转户迁移收益变量中，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平均就业创业收入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2.14，比数比（Odds Ratio）为8.50（见表2），表明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增加8.50倍。在城市劳动力日趋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工资普遍上涨，农民在农村生产的收入非常低，被忽略了。验证了命题1中“转户迁移收益越大，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多”的假设。
在转户迁移成本变量中，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建房成本的Logistic回归系数分别为-1.29、-1.47、0.91、1.20，比数比分别为0.28、0.22、2.48、3.32（见表2），表明在城市购房和生活的成本对转户迁移有负作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人数减少30%；农村的建房和生活成本对转户迁移有正作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3倍；而农村日常生活开支只有城市的1/3，被忽略了。验证了命题1中“转户迁移成本越大，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少”的假设。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网络变量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0.21，比数比为1.23（见表2），表明城市社会网络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1.23倍。验证了命题3中“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社会网络越大，其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的假设。
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程度、城市劳动力素质变量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0.05、-0.04，比数比为1.05、0.96（见表2）。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1.05倍；城市劳动力素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人数减少96%；验证了命题4中“迁入城市（迁入目的地）劳动力素质越高，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小”的假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必定选择经济效益最大化，选择更美好的生活。随着我国户籍制度藩篱被拆除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政府在推进新型城市化的进程中，政策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自愿从农村走进城市，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势所趋。但是，农民的转户迁移决策过程遵循经济理性原则，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取决于其对在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的评估和比较，并非完全遵循政府政策的路径安排。
本文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过程的分析，总结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模型（图4）。总体上看，农民的市民化一般分两个阶段：一是“流而不迁”阶段，农民根据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及生活成本差距以及自己拥有的社会网络和知识技能，评估其进城就业创业是否能使其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如果能改善就去城市就业创业（即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否则留农村。二是转户迁移阶段，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创业稳定后，开始评估转为城市户籍并放弃在农村的土地在城市长期生活是否会比在农村生活得更好，如果能改善生活就转户迁移；否则，还是不转户，只在城市就业创业挣钱（即继续“流而不迁”的状态），或返回农村生产生活。
图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
经济新常态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创新驱动，在效益质量和可持续上见实效。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就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中人、财、物的流动规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迁移规律就是一种人的流动规律。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时，应着力于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提高城市就业创业收入、降低转户迁移成本、提高就业创业知识技能以及获取就业信息等需求：一是在城市做到“同工同酬”，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逐步有序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建立保障蓝领工人工资与GDP同步增长的机制；同时，应对进城农民就业创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等予以扶持，以增加农民在城市就业创业的收入。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就业培训，加大投资和扶持力度，确保每个农民家庭至少掌握一门以上实用的专业技术。三是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对进城农民工的住房实行“应保尽保”，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成本；严格落实中央有关农民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及宅基地出让政策，提高农民征地补偿标准，以尽可能地对冲农民转户迁移成本。四是依托现有农村社保和就业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市—县—乡—社区”四级就业信息网，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体系，确保农民能够快速、便捷地获得城市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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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运行机制之浅析 篇4
自主创新是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并使之产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一方面企业要不断加大自身的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外部资源的利用,通过技术转移维持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在自主创新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创新的成功依赖于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技术转移又加速自主创新,二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自主创新的主要途径是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解决产学研之间的技术转移体制和机制的核心问题,制定和完善技术转移法律、政策及相应的科技计划是国家创新战略的重大举措。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与自主创新是推进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构成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正式颁布实施,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于2008年7月1日正式施行。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与生产企业相结合联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并对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国家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对技术转移中心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的技术开发与服务活动给予政策扶持。一系列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对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得技术转移机构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2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面对新世纪知识经济挑战,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经济资源,技术转移机构的工作就是要同企业、大专院校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具有知识产权的资源整合形成科技成果并加快转化是提高科技投入、产出的有效途径,也是增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举措。
企业的技术实力可以通过其拥有的发明专利的质量与数量反映出来。而科研成果中最有价值的知识是专利。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看,一方面存在技术资源的浪费现象较严重,许多专利技术得不到开发和应用,造成了技术市场的服务不足;另一方面适宜开发的产业化技术成果严重不足。一些科研机构和大中型企业仍有很多研究成果停留在实验室及小试阶段,使得实验成果与企业生产需求无法对接,无法形成核心技术。因此,打造基于技术的现代经营理念的技术转移平台是非常必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和完善技术转移体系,以技术经营理念为指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使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对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推进产学研合作与加强技术创新能力
通过“政策引导+项目扶持”模式,引导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开展战略性、深层次、多元化合作,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现有技术、成果、资源向企业转移和集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征集企业对新产品开发、关键技术瓶颈的技术需求,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寻求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解决。
组织实施重大成果转化专项,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凝练出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创新目标,组织好创新队伍进行科技创新,大力扶持新的科技项目生长点,创造条件逐步形成新的优势。
4 建立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平台
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开放式、网络化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平台,它整合了政府、企业、社会各方科技成果资源,它具有以下几方面功能:一是管理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具体任务是做好科技计划项目立项阶段专利的查询和论证;代理科技计划项目形成专利的申请事宜;资助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专利申请费、维持费等;监管专利技术成果转移到企业的情况,为专利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提供服务。二是通过技术成果供求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为技术交易的供需双方提供集信息扩散和服务共享平台,提高技术交易效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是行使技术转移中的技术合同的登记审查职能。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四是各级技术信息平台是疏通技术转移的通道。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只有信息渠道畅通,技术转移才能得以方便进行。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科技会议、科技会展、专业会议、展览会来促进技术信息的传播,以此来实现资源共享、共管及共用,提高技术转移的速度和效率。以太原市为例,太原技术转移促进中心为政府、高校、企业、投融资机构搭建交流平台,推动省八大产业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为提高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转型发展提供服务,2008年度,技术转移项目成交数量59项,技术转移项目成交金额17 607万元,促成国家公共财政投入计划项目成果转移数量8项,促成国家公共财政投入计划项目成果转移累计金额840万元,重大技术转移项目成交金额6 500万元,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
5 人才是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发展的关键
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发展,人才是关键,而技术转移过程中,除技术受方、技术外,还应该有技术中介机构。技术中介机构运作好坏,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目前,国内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一般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职业技术经济人,主要负责转移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和咨询工作;二是兼职咨询专家,由技术转移机构聘请,这些人员往往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能够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在成果选择、专业知识等方面提供咨询。因此,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中,应将科研人员开展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情况作为重要的评价内容,引导和支持科研人员积极投身与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活动。对在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人员,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给予奖励。同时应积极鼓励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以各种方式进行培训学习。
总之,构建新型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探索有利于技术转移和扩散的运行机制和有效途径是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和创建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将技术转移成效逐步纳入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体系,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发挥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纽带作用,将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促进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转移机制 篇5
一、现状：成效比较明显
全区劳务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农村第一经济”目标，突出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和服务管理三大重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农民就业能力得到提高。我区始终把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作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环节来抓，依托各类培训资源，全区对15080名农民进行了引导性培训，比上年增加50%;对6765名农民实施了职业技能中期和短期培训，将1939名新增劳动力纳入中等职业教育。自实施“阳光工程”以来，全区共对2.6万农民工实施了技能培训，占已转移总数的22%，其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1.36万人，占培训人数的52%。
(二)劳务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全区实现劳动力转移11.92万人，比上年增加2.8%，劳务总收入5.6亿元，比上年增加7.7%，农民工人均劳务收入4698元，比上年增加216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29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8%，劳务收入已成为我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基地建设取得成效。由区劳务办牵头，先后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到市外考察劳务市场，走访用工单位，洽谈劳务协作，多层次、多渠道、多工种开展劳务合作，建立了上海、深圳(中山)、浙江、陕西、新疆、厦门等劳务输出基地，吸纳了籍农民工5.8万余人。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较快。全区农民工返乡创业2620人，其中：从事生猪养殖1230人，个体经营1052人，从事蔬菜、中药材、茶叶、水产等种养殖338人。
二、问题：成为影响因素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需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管理体制分散、综合效能难以体现。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管理体制和培训经费分散，转移工作农业局、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都在管，而农业、劳动、扶贫、教育等部门都有培训资金，都出台了管理办法，而培训的对象都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这种条块分割、经费分散、多头管理在客观上影响了培训质量和有序转移综合效能的提高。
(二)培训资源难以满足农民工培训的需要。一是培训学校小而弱，目前除职教中心能够承担中职长期培训外，其他学校仅能承担中、短期培训。二是培训学校专业设置、调整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需求。由于在农民求学盲目性和学校条件差的影响下，竞争激烈、就业困难的计算机专业成为农民工技能培训学校和农民工选择专业的首选，而市场需求大且容易就业的专业却因办学设备和农民择业意识的影响而不能形成规模。三是市场需求技术水平高的专业，区内难以开展技能培训。四是培训经费投入不足，不能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培训的需求。除了已培训的2.6万名农民外，还有12.9万名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5%，而每年还有4000多新增劳动力不断涌现。
(三)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盲目外出务工队伍较庞大。由于受地处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用工信息收集渠道少，发布信息难以延伸到农村及村民，致使部分农民想外出又因缺少信息而举棋难定，即使外出务工也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四)转移渠道单一，组织有序劳务输出面临较大困难。目前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主要依靠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有序输出比重较小，没有形成市场主体，中介培育力度不大，难以形成市场品牌效应。尽管每年有关部门都要联合举办1-2次企业用工招聘会，但成功率并不很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工对有序劳务输出的用工单位缺乏了解和信任，他们仍选择“亲带戚、邻带里、师带徒、父带子”等自发转移方式。二是输出后的工资收入与农民自身的期望值存在差距，收入较低的工作不愿做，工资高的工种自身技能又达不到岗位要求，造成了部分农民不愿意远离家乡而外出务工的局面。
(五)服务管理跟不上快速发展的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一是在对外出农民工的服务管理方式上，还不能满足外出务工农民的需要。全区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多，分布较广，服务管理难度大，农民工在外的医疗、子女入学等诸多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解决办法。二是维权工作步履艰难。一些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农民工鉴定劳动合同，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缴社保费，不支付或不足额支付农民工加班工资的现象仍较突出。三是返乡创业上还不能满足农民工创业的要求。全区除发展生猪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外，在其他领域创业缺乏具体的扶持措施，还没有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良好氛围。
(六)经济发
展滞后，就地转移劳动力较难。尽管近几年我区经济发展提速，步伐加快，但比市内主城区及市外经济发达的地方，仍然差距甚大;目前当地无大、中型企业带动，富余劳动力就地务工较难。
(七)土地流转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是农业产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上有效解脱出来。二是部分农民想将土地流转出去后外出务工，但无流转接受对象。三是部分农民想把土地流转出去又存在害怕收不回来的担忧，不愿流转。四是部分农民两头兼顾，农闲外出务工，农忙回家种地，往返奔波于家庭和务工之间，形成了务工连续性差，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大，务工收入不高的特点。
三、对策：理体制建机制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改革培训方式，培育市场主体，开辟劳务基地，打造劳务名牌，拓展服务内容，创新工作方式，促进城乡统筹。
(一)理顺管理体制，统筹城乡就业。为了更好地体现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效能。根据市编委渝编()31号文件精神和市劳务办职能已划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实际情况，尽快将现由区农业局负责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移交给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利于上下工作衔接，提高办事效率。具体工作由就业局承担。以便建立劳动力资源调查、信息收集发布、组织培训、技能鉴定、基地建设、转移输出、社会保障、执法监督、争议仲裁一条龙的服务管理体系。
(二)摸清情况，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机制。以区就业局为龙头，乡(镇)社会保障服务所(农业服务中心)为中心，村(居)委为基础，建立纵向到村、横向到培训机构、用人单位的劳动力资源调查体系，准确掌握全区劳动力总量、已培训和转移的人员数量、本人愿意转移而没有转移的人员及这些人员的技能情况、培训状况，每年调查1-2次，逐步推行“一户一卡、一村一档”的档案体制，实现由目前的无序静态管理向科学动态管理转变。
(三)以突出提高技能为主，建立农民工培训机制。一是培训管理上，由劳动局统筹协调。长期培训(毕业时发两证：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由教委负责;中期培训由教委、劳动局共同负责，以劳动局为主;短期培训由劳动局负责。二是在培训方式上，坚持市场运作，强化订单培训，实行农民订单、学校接单、政府买单的“三单”式培训。三是在培训内容上，除长期培训的以外，少讲理论课，多上实践课，中短期培训的至少应做到“半耕半读”;同时要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纳入培训内容。四是在培训质量上，要以市场用工需求设置培训科目，做到“数量”与“质量”并重，以成功输出和稳定就业为考评培训机构的主要内容。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培训资金的审计监督，确保政府投入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
(四)建立收集渠道广泛、发布迅速的企业用工信息服务机制。加强信息沟通是确保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就业局除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联网外，还应在劳务输出基地和劳务输出人员较为集中地方的人员中聘请信息员，广泛收集和反馈各种劳务用工信息。各村(居)明确1—2名信息联络员，形成市、区、乡(镇)、村、社五级劳务信息网络体系，为“订单培训”提供信息支撑，为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提供信息保障。
(五)拓展劳务基地，培育劳务中介，建立多渠道劳务输出机制。一是在巩固现有劳务基地的基础上，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型企业联络对接，开发建立技能型成规模的劳务定向输出基地，拓展基地规模。二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立劳务公司，外来用工单位招收农民工，由劳务公司统一规范劳动合同，实施全程跟踪服务。三是培育经纪人队伍，充分发挥能人的带动作用。四是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为农民的转移搭建好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季节型向常年型，流动型向稳定型转变。
(六)加大宣传力度，开展联合执法，建立农民工维权机制。一是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宣传力度，提高劳资双方学法守法的意识;二是企业要实事求是的建立劳动用工台帐;三是建立联合执法检查制度，由公安、劳动、司法、工会、工商联等部门组成联合维权组，每年开展1—2次联合执法检查;四是继续实行劳动合同签证制度，以确保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五是劳动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执法。
(七)制定鼓励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加强引导性培训，建立扩大就地转移规模的激励机制。一是通过引导性培训，转变输出观念，同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当地经济发展步伐，逐步引导农民工就地转移当产业工人。二是通过创业培训，增强农民工的创业意识，引导农民工自主创业。三是通过围绕农村土地资源招商引资，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出来，实现由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四是通过政策鼓励和宽松的环境吸引，引导一批有实力、懂技术、善管理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并实行奖励，实现由“走出去”到“引回来”的转变。
(八)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建立考评奖惩机制。一是区政府向已成规模的劳务基地派驻办事处，负责招商引资、企业用工信息收集反馈、农民工的维权及相关协调工作。二是增加投入，首先是整合教育、农业、扶贫、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培训资金，形成政府统筹，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其次是负责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主管部门加大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多争取培训指标的力度;再次是区级财政应按照上级有关规定，设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专项用于农民工技能培训。三是对培训质量高、转移输出稳定就业;基地建设成效显著;一次性转移50人以上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四是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列入区委、区政府对各乡镇工作目标任务考核，实现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协调发展。
转移机制 篇6
关键词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新型城镇化；湖南省株洲市
中图分类号：F249.21；F323.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90X（2016）12--02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利于带动城市产业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推动产城融合，加速人口集中和城镇化过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1]。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但在市民化进程中，为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需求，政府、企业、个人都产生了巨额成本。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要顺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帮助和实现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务权利的需求，仍需投入大量资金。随着农业转移人口成本的不断攀升，已成为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因素[2]。本文以株洲市为例，以农业转移人口及成本分担机制的内涵出发，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和完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成本分担机制。
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及成本分担机制的内涵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农村人口在城市获得非农职业，取得城镇户籍，转变社会角色，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各类社会保障权利而逐步融入城市，成为真正城市居民的过程[3]。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实现身份和职业的转换，还要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扎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享受与城市市民完全相同的待遇和社会权利[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到城镇定居生活并获得相应福利待遇和均等化公共服务等所需进行的各种经济成本投入，包括就业成本、保险成本、住房成本、医疗卫生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等[5]。其中，政府主要承担职业培训和教育、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城镇基础设施和就业岗位等方面的部分成本；企业主要承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保障性住房、城镇基础设施和就业岗位等方面的部分成本；个人在各方面成本分担中均承担少量成本。
2 对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量化分析
2.1 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范围界定和测算方法
目前，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在范围界定、测算方法等方面看法不尽一致，因此计算结果差异较大[6]。为了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测算结果，首先，将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划分为职业培训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保障性住房成本、城镇基础设施成本、私人增加的生活成本。在此基础上，通过分类加总计算、设置权重及函数比较法计算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中所占比重。
2.2 对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测算
2.2.1 职业培训成本
职业培训成本包括就业创业成本、技能培训成本、职业教育成本等，根据《株洲市统计年鉴》（2014年）和政策依据，对60万农村转移劳动力开展就业创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等需要政府投入资金60668万元，个人承担费用26 544万元。
2.2.2 社会保障成本
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方面。本文根据株洲市城镇职工缴纳的上述每一项社会保障收入及对应的期末参保职工人数，分别计算出对应的社会保障成本。2014-2020年，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转移的社会保障成本，由政府部门承担部分为516 801万元，企业承担部分为1 711 991万元，个人承担部分为3 412 251万元，政府、用人单位（企业）和个人的分担比例为1.5∶5∶3.5。
2.2.3 保障性住房成本
保障性住房成本指为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能在城市安居而必须进行的最低资金投入，包括廉租房、经适房、公租房。2014-2020年，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共为60万，人均承担的住房成本为12 011元（中国中部地区为9 512元），2014-2020年全市农业转移人口保障性住房总成本为720 060万元。国家补贴金额为150 038万元，企业承担部分为480 015万元，个人承担保障性住房成本为90 007万元，政府、用人单位（企业）、个人分担比例为2.1∶6.7∶1.2。
2.2.4 城镇基础设施成本
依据《株洲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测算，2014-2020年城镇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为1 000.9亿元。城镇人口每增加一人，城镇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增加135 807元。2014-2020年，株洲市新增农业转移人口为60万，城镇基础设施总成本为8 148 420万元。因此，2014-2020年，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转移的城镇基础设施成本，由政府部门承担部分为3 259 368万元，企业承担部分为4 074 210万元，个人承担部分为814 842万元，政府、用人单位（企业）和个人的分担比例为4∶5∶1。
2.2.5 私人增加的生活成本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需要增加的私人生活成本包括除去住房成本及市民化前（参照全市低收入户）的方方面面的生活支出，根据《株洲市统计年鉴》（2014）中的相关数据，将2014年株洲市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额（不含居住）减去低收入户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额（不含居住），推算出2014年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需要增加的人均私人生活成本为9 754.31元，2014-2020年，株洲市新增农业转移人口为60万，因此，2014-2020年私人增加生活成本为585 258.6万元。
综上所述，2014-2020年，全市60万名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所需投入包括政府、用人单位（企业）、个人三方投入，共计投入13 173 301.6万元，其中，政府需要累计投入4 115 975万元，用人单位（企业）需要承担6 357 216万元，个人需要承担2 700 110.6万元。政府、用人单位（企业）、个人分担比重约为31.2%、48.3%和20.5%。
3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
根据上述的数据，确定各自的权重值，利用公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Y=Ci1*政府分担权重i+Ci2*用人单位分担权重i+Ci3*个人承担权重i（其中i=1，2，3，4，5），通过计算得出结果Y为4907353.121万元，以此作为基准值，再次计算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所分担部分的权重值，通过公式：
Y1=政府分担成本*政府分担权重+用人单位分担成本*用人单位权重+个人分担成本*个人权重
得出Y1为5 840 519.489万元，比较Y和Y1，可以看出所设置的权重值为优。
4 政策建议
要妥善处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中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关系，保证政府、企业、个人履行成本分担机制中的应尽职责，亟需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4.1 落实政府在成本分担机制中的工作任务
政府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的推进中，承担着重要的引导、投资和服务等方面任务，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建设用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相关机制与办法，能为成本分担机制的落实提供重要的资金、土地、服务保障，加快实现株洲市全域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4.1.1 制定出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住年限挂钩办法
依据保障基本、循序渐进的原则，以政府为引导，建立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住年限挂钩办法，逐步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履行提供城镇服务保障。以居住证制度为载体，依据居住证持有人在株洲市城镇地区连续居住的年限，为其提供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探索建立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住年限挂钩的具体办法。
4.1.2 加快发展二、三产业，提升城镇就业吸纳能力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发展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引导企业加大产业项目投资，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重点发展以轨道交通、航空、汽车、服饰为主导的第二产业，逐步提升第二产业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容纳能力。加快服务发展，鼓励发展旅游、商贸、物流和家政等产业，不断增强城镇就业容纳能力。
4.2 监督企业履行在成本分担机制中的相应职责
依据株洲市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核算和分担机制研究，企业在职业培训、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三大领域，承担着重要职责。
4.2.1 引导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以“培训一人，就业一人”“就业一人，培训一人”为目标，由政府进行投资、补贴和引导，以企业为实施主体，全面实施“株洲市万名人才蓝领精英人才计划”，使全市有培训愿望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至少接受一次或以上的技能培训。组织中高等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和技工院校开展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性教育培训，与街道、社区合作，举办灵活多样的社区培训，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依托创业培训机构，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和创业项目，根据培训对象特点和需要组织开展创业培训，重点开展创业意识教育、创业项目指导和企业经营管理培训，提高培训对象的创业能力。
4.2.2 监督企业承担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成本
探索养老保险全民登记参保，详细记录参保者个人基本信息、社会保险缴费信息和权益，逐步建立全民参保长效机制。以劳动合同为主要形式，确立个人与企业的劳动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就业权益提供保障。要求各企业制定公司企业保险制度，为进入企业工作的农业转移人口购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履行企业在社会保险方面应承担的成本分担职责。加强与工商、税务和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扩大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提高企业和职工的参保意识，实现应保尽保。
4.3 引导个人承担在成本分担机制中的应尽义务
以株洲市全域为试点范围，探索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通过土地流转、农村金融等方面的改革，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自身经济能力，引导个人有意愿、有能力的承担成本分担义务。
4.3.1 引导农民自愿进行“市民化”转变
土地流转后，进入城镇经商或办企业的农民，可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和兴办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其子女可在县市区教育部门指定学校就学，享受与城镇居民子女同等待遇，使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进城落户。设立土地流转奖励基金，对参与土地流转的乡镇、村集体、企业、农户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参与土地流转，促使农民积极进城落户。
4.3.2 保障农民有能力进行“市民化”转变
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益，为土地流转的实施奠定权属基础。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交易试点，探索农村土地承包权益有效实现形式，为农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市民化”成本资金拓宽途径。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农民成立资金互助合作社，或由政府出资控股成立村镇银行，探索建立现代农村金融机制，支撑现代农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农民经济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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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研究 篇7
每年一次的世界气候大会上,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共同商讨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促进低碳技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解决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公共品1问题很关键。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技术溢出一直以来都是以市场机制进行技术国际转移的主要方式,但现实情况是这种溢出效应相对解决全球气候变化所需要的来说还太小,原因在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品性质和外部性。所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还不能解决全球气候问题,需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
一、低碳技术和低碳技术国际转移
气候具有全球公共品的性质,这使人们影响气候变化的活动具有外部性。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排放温室气体具有负的外部性,减排具有正的外部性。温室气体排放的主体也是温室气体减排的主体,要想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只能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和居民日益低碳的生活方式来实现。
关于低碳技术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 达成共识的概念。根据已有文献,文中的低碳技术泛指能够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一项低碳技术的真正有效应用,涉及技术硬件(包括常规设备、机器,以及工序等)、技术软件(包括技术设计的原理与实施,经验、技术诀窍和知识产权等)、资金、人力资源和体制政策、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因此,低碳技术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这些相互联系的因素[1]。低碳技术国际转移就是低碳技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低碳技术转移要取得实效,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必须覆盖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技术示范、技术产业化推广及部署等所有环节。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迄今为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发展的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效率最高的市场机制。但是,Kasturi Das通过对1 000例CDM项目的经验研究发现CDM对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贡献很小[2]。原因在于,CDM设计的初衷是促进各国实现减排目标,而不是促进低碳技术的国际转移。如果完全依靠市场价格机制进行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供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将与解决气候变化、保护环境相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需方购买力不足,无法购买昂贵的先进技术,连续使用落后的技术,会造成落后技术的“锁定效应”。这就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联合行动,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二、UNFCCC 的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
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UNFCCC是最主要的多边论坛。自1992年UNFCCC成立以来,其体系内的机构和机制不断改变。当前UNFCCC的机构设置中,COP是UNFCCC的最高机构。UNFCCC下设附属科技咨询机构(SBSTA)和附属履行机构(SBI)。SBSTA就与公约有关的科学和技术事项,向COP及其附属机构及时提供信息和咨询。SBI协助COP评估和审评公约的有效履行。同时,COP在SBI和SBSTA下设立了技术转移专家小组(EGTT),以提高技术转移框架的落实和开展技术转移活动。UNFCCC还建立了技术信息交流中心 (TT:Clear),其目标是向大会管理下的、持续的技术转移活动提供信息,以及促进可靠的、与低碳技术发展和转移相关的技术的、经济的、环保的和制度的信息的产生、流动和获得。
UNFCCC还确立了资金机制和技术机制。资金机制在COP指导下行使职能并向其负责,该机制的经营委托一个或多个现有的国际实体负责。2008年COP第14次大会上,全球环境基金战略方案(由COP第13次大会提出)被更名为波兹南战略方案,并继续由全球环境基金审批和支持该战略方案下项目的执行,旨在提升技术转移投资水平,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对低碳技术的需要,以推动公约下的技术转移活动的发展。2010年12月坎昆会议上建立了技术机制,包括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CTCN)1和技术执行委员会(TEC),二者都对COP负责,并在COP的指导下运作。TEC和CTCN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响应缔约国中发展中国家的与技术开发和转移相关的请求,一般通过该国指定的实体2负责。技术机制旨在促进创新,催化技术路线图或行动计划的使用,响应发展中国家对技术转移的需求,以及促进联合R&D活动。
UNFCCC通过由隶属于波兹南战略方案的全球环境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和由联合国环境项目和地方组织提供技术支持,帮助非附件Ⅰ缔约国完成了技术需求评估(TNAs)[3]。 技术需求评估涉及大量信息,包括利益相关者、国家情况、国家优先发展项目、现存的政策和措施、被优先考虑的部门和技术、已识别的技术障碍和技术促成框架、技术行动计划、与优先技术的研发、示范、部署和传播有关的活动、项目想法和相关的因素。SBSTA鼓励非附件Ⅰ缔约国在准备需要支持的项目提议时考虑本国TNAs的结果。SBSTA邀请缔约国、有关的国际组织、大会资金机制的运作实体和其他的有关资金机构适当地对非附件Ⅰ缔约国TNAs结果的落实提供技术上、资金上的支持。
研究发现,完成技术需求评估,从宏观层面为非附件Ⅰ 缔约国提供了明确的技术路线图和行动计划,但如何落实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和资金上需要支持,即在微观层面,UNFCCC机制缺乏可操作性。为促进低碳技术开发与转移,相关研究人员建议使用CGIAR模式作为解决气候变化的一种模式。
三、CGIAR 模式
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CGIAR)诞生于1971年,是一个由64个成员组建的战略伙伴组织,其中包括21个发展中国家和26个发达国家、4个共同提案者,以及13个其他国际组织。CGIAR的愿景是在全球根除饥饿和贫穷,其使命是发展在全球根除饥饿和贫穷的科学和技术。CGIAR的目标是四个系统层面的成果(SLOs),即减少农村贫困、提高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健康状况,以及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CGIAR的大多数经费是由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机构提供的,其在华盛顿特区的秘书处由世界银行提供费用。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CGIAR的组织和运作程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变。下面分析现阶段CGIAR的运作机制。
1.组织机构。两年召开一次的全球农业研究发展会议是CGIAR的最高机构。CGIAR由15个独立研究中心和代表各研究中心的协会委员会(CB)组成。各研究中心是建立在与东道国具体协定的基础上的国际法律实体,由它自己的委员会管理,有独立的预算,为其自身活动寻求资金。CB是一个新的法律实体,旨在团结各中心。CGIAR还设立了CGIAR基金委。
2.战略框架[4]。为确保各中心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在实现CGIAR目标中能有效地发挥作用,CGIAR建立了结果导向的战略性框架(SRF)。SRF为CGIAR提供战略方向,要求各中心和其广泛的合作方不仅在研究过程中,而且在研究成果的作用路径的后续阶段,充分发挥其核心竞争力,以确保研究成果实现CGIAR的目标(SLOs)。
3.研究工作[4]。CGIAR通过CGIAR研究项目(CRPs)来执行研究,CRPs是CGIAR研究的主要机制。CB审批所有的CRPs,并对CGIAR基金委负责。CB的作用就是确保:单个的CRP与SRF相一致;使各个CRPs相互融合,减少重复和提高互补性;在中心与CB之间签订的执行合同中明确规定每一个CRP的不同时间阶段的研究结果、预算、不同的合作关系以及里程碑意义。
4.资金机制。CGIAR基金是一种新型多方捐助的长期融资机制。为了便于统一管理捐助者的捐赠资金,通过三个指定的筹资窗口CGIAR提供了资金单一入口点。资金在所有CRPs中都受到明确的规定和限制。CRPs将对CGIAR研究的投资与研究成果对SLOs的潜在影响清晰地连接起来。
5.知识产权管理。随着知识产权在生物多样性不同领域的扩展和私营部门在农业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心越来越多地发现在他们的研究领域需要使用专有技术,但对这些专有技术使用知识产权的需要和人道主义的实施越来越引起争论。遗传学的资源政策委员会建议,各中心可能只在特殊情况下寻求或维护知识产权,例如当它是不可或缺的对确保一项研究结果的进一步发展,或当为完成CGIAR的使命所需的私人公司控制的技术需要被访问时。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CGIAR模式更具可操作性。它集中各中心的研究竞争力,广泛开展与各国国家研究机构、私人部门的研究合作,进行结果导向的一体化研究(即将商业化生产、自然资源管理和政策体制研究一体化),共同传播研究成果,在实现SLOs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CGIAR的宗旨是在全球根除饥饿和贫穷,其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公共品性,其研究成果作为国际公共品,这与UNFCCC的宗旨同理。目前,CGIAR模式已用在解决全球健康问题方面。CGIAR模式为UNFCCC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框架提供了微观可操作的基础。
四、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的框架设想
2010年UNFCCC建立了技术机制,使UNFCCC的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其在研究效率、资金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方面仍存在不足。文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的框架设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组织机构。在UNFCCC的技术机制下,在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CTCN)和技术执行委员会(TEC)之外,在全球建立若干个、低碳技术类别不同1的、独立的研究中心,形成研究的网络结构。各研究中心是建立在与东道国具体协定的基础上的国际法律实体,由各自的委员会管理,进行独立预算,为其自身活动寻求资金。各研究中心对COP负责,并在COP的指导下运作。CTCN和TEC负责促进技术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宏观层面的技术需求评估和建立或者加强低碳技术方案的准备和落实能力,各研究中心则根据低碳技术类别不同从微观层面去研究、实现COP的最终目标(即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
2.技术机制。在UNFCCC的结果导向战略指导下,技术机制必须成为一个集成的、统一的实体,它在设计和操作上有灵活性,在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是有效的。在现行UNFCCC的技术机制基础上,在宏观层面,促进非附件Ⅰ 缔约国完成技术需求评估,制定技术路线图和行动计划;在微观层面,SBSTA组织上面(一)中所提的各研究中心发挥各自的研究优势,进行研究一体化,提高研究效率,利用其研究成果开展技术转移活动,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各研究中心在微观层面的研究,可以遵循“自下而上”的流程, 也可以遵循“自上而下”的流程,其研究成果作为公共品,可以用来开发其他类似的项目。SBSTA审批研究项目,让项目之间契合,减少重复,加强互补性。
3.资金机制。除了现行UNFCCC体制内的五大基金,各研究中心为其自身活动寻求资金,资金来源于捐赠、碳排放权交易和碳金融(即,各中心的研究项目在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的贡献可在碳交易市场上出售,从而为项目融资)。用于促进低碳技术的开发、转移和应用的相关基金受到明确限制。UNFCCC及其协作组织、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金融部门应加速发展国际的、区域的和国家的、省级的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工具,促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对低碳领域的投资,促进低碳技术开发与转移。
4.知识产权管理。各中心的研究成果应作为全球公共品, 在特定情况下方可使用知识产权,例如当它是不可或缺的对确保一项研究结果的进一步发展,或当为完成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使命所需的私人公司控制的技术需要被用到时。
显然这个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的框架设想是概要性的,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值得肯定的是,它更注重实现宏观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的微观基础,它更具可操作性。
五、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UNFCCC的非附件Ⅰ缔约国之一,利用全球环境基金(GEF)资金与世界银行共同开展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需求评估项目”已进入实施阶段,计划在2015年完成。项目旨在支持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所需技术的评估工作,提高技术识别能力,推进低碳技术转移示范项目的开展。另外,截至2014年7月31日,中国CDM注册项目3 760项,占全球总数(共7 538项)的50%。实践证明,在UNFCCC的机制安排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寻求先进的低碳技术和资金支持,在项目开发能力建设和政策框架方面做得很好,并在项目实施中表现出很强的执行力,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环境做出显著贡献。但是,研究者预计到2020年中国碳排放总量将达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文章提议,中国应根据国情做好充分地准备,以在适当的时机向UNFCCC申请在中国建立一个或多个类似CGIAR的“研究中心”,以促进低碳技术开发和转移,促进中国和全球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另外, 中国应加快发展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促进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对低碳领域的投资以支持低碳技术的开发、转移和应用, 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摘要：研究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的直接目标是促进低碳技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最终目标是解决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公共品问题。基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品性质和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UNFCCC的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框架在宏观方面效果显著,但在微观方面缺乏可操作性。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的CGIAR模式为UNFCCC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框架提供了微观可操作的基础。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可操作的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的框架设想。
代理权争夺的转移机制分析 篇8
控制权的转移和交易形成控制权市场, 被寄予调整上市公司的资产、股权结构、完善外部治理机制、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厚望。控制权市场的存在使得控制权可以在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 让上市公司都能感受到来自控制权市场的压力, 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的各种非理性行为。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 控制权市场作为公司治理外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促进经理人市场的发展,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股权结构下, 代理权争夺是中小股东参与治理、保护自身利益的途径之一。作为控制权市场上的主要转移路径之一, 对代理权争夺的转移机制进行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二、代理权争夺机制分析
(一) 代理权争夺中的参与角色
根据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 在现代公司制中股东与董事会、董事会与管理层存在双重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中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代理关系解决股东的集体行动悖论问题, 代理权争夺发生在这一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之中, 因为股东大会将决定谁取得第一重代理资格, 即代理权。代理权的获得意味着控制了董事会, 从而取得了对公司的部分经营权。中小股东因为自身资金等实力的限制, 代理权争夺就变成了对公司有影响力的股东之间对代理权的争夺行为。在代理权争夺中, 重要和关键的角色组成相对立的利益集团, 彼此之间展开争夺。假设在代理权争夺之前已实际取得代理权的股东为管理者, 其利益的维护者主要是现有董事会。发起代理权争夺的股东称为挑战者。在这两者之外的其他股东 (不排除还有其他大股东) 往往分化为两类追随者:一类投票表决或把表决权委托给挑战者的其他股东称为挑战追随者, 挑战者与挑战追随者结成挑战者同盟;另一类是支持管理者的其他股东, 称之为拥护者, 与管理者形成管理者同盟。另外还有一些股东会弃权, 他们选择不支持其中任何一方。
(二) 代理权争夺的动因和主要内容
代理权争夺是挑战者在已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购买股权的情况下, 通过其他股东的支持来取得控制权的低成本方式。挑战者发起代理权争夺来控制公司, 其成功的基本前提是它必须获得足够多的其他股东的支持, 挑战者同盟力量大于管理者同盟。因为单个的股东或出于股权劣势地位的股东难以依靠其自身的财力来获得公司控制权, 因而这种方法经常被那些中小股东采用。挑战者必须列举理由, 使其具有表决权取得股东支持。挑战者解释发动代理权争夺的主要原因有:公司低效管理的现状令人不满, 如资产收益率下降, 公司股价下跌。而他们有能力更好地管理企业, 并列举自身过去的经营业绩予以证明;同时, 提出一些声誉卓著的董事会人选, 强调他们的知识背景或管理经验;公司战略需要调整。挑战者提出有吸引力的战略规划, 一般都伴随着大的兼并重组计划, 或是将公司部分资产拆出去, 或是改变主业;公司现有章程不完善, 或是经营体制不健全, 或是认为原有的激励机制扭曲。管理者由于洞悉挑战者的全盘计划, 并清楚地知道控制权的失去意味着什么。因此会提出改善措施或修正意见以抵消挑战者的影响, 如承诺改善部分机制, 加强监事会的作用, 增加独立董事席位, 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挑战者兼并方案的修正案或提出自己的兼并重组计划等等措施, 目的是与挑战者争夺其他股东的支持。在实际的案例中, 代理权的争夺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委托书收购即代理投票权征集, 这是争夺代理权的主要方式。在代理权竞争中, 中小股东被要求在两组互相“敌对”的董事候选人当中做出抉择, 而无论是发起挑战者, 还是管理者, 都会想方设法四处征求这些中小股东的支持, 积极征求那些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的代理投票权的授权。二是表决制度。在美国公司里存在两类主要的表决制度, 既简单多数投票制和累计投票制。简单多数投票制是将所有待表决的董事席位分开来逐个进行表决, 候选人根据得票多少入选。该方法有利于过半数股权的股东完全控制公司董事会。累计投票制则是将所有待表决的董事席位进行一次性表决, 候选人按照总的票数多少决定是否当选, 可见, 这种投票制可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 代理权争夺的经济后果
代理权争夺的经济后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代理权争夺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增加。公司内部控制体系不能有效提高公司资源的利用率, 微观上是不能提高公司的利润率, 宏观上则是全社会经济效率的下降。公司控制权市场通过释放大量资源的控制能力, 可以使资源转向更高价值的使用, 而代理权争夺就是一种低成本、快速而富有成效的资产运作方式。它通过取代原有的令人不满的管理者, 提高了公司资源的利用价值, 从而增加了全社会的福利。二是代理权争夺的经济后果。代理权争夺中, 有益于使公司价值获得最大限度提高的方案会得到股东大会的接纳。伴随着争夺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了解其中关键信息的中小股东从其自身经济利益出发, 会支持认为相对高的公司价值提案, 而往往是挑战者的方案最“革命”, 最具有吸引力。代理权争夺的成功就增加了公司战略调整的可能性, 因而使市场预期公司的兼并重组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了, 这种预期有积极的市场反应, 导致股价上升, 公司股东的财富增加。另外, 即使是挑战者的方案被否决或是挑战者与管理者在争夺代理权中最终达成妥协, 管理者也会采取改良的政策甚至就是挑战者提出的政策提高资源的利用价值。这是因为管理者明白了自己已受威胁, 即便是在这次代理权争夺中取得胜利, 若不改变管理现状或调整战略, 将会导致挑战者继续寻找途径来争夺公司控制权。这样, 尽管公司股价会因代理权争夺失败而暂时下跌, 但管理者采取的措施将有利于公司长期价值的提高。
三、代理权争夺与公司并购、公司治理分析
(一) 代理权争夺与公司并购间的联系
代理权争夺和公司并购都是股东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和约束的极其重要的外部控制机制, 前者花的资金成本要大大低于后者, 所以通常由实力较弱的中小股东采用或作为收购行为的辅助手段,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代理权之争发生的频率较高。两者又有很大区别。第一, 两者对公司所有权的分布影响不同。代理权争夺与公司并购都是力图控制公司。在公司并购中, 随着并购的实现, 被并购公司丧失了所有权, 或者发生了所有权结构分布和控股股东主体的变化。而代理权争夺本身的目的不是股权 (尽管往往同时伴随着股权的争夺) , 而是股票代理权。在争夺过程中, 大多数股东并不转移他们的股权, 他们的动机更多地是选出管理层以提高股票价值。第二, 两者的信息披露程度也存在不同。在股票二级市场中, 如果并购以协议方式进行, 投资者往往在事前不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而在代理权争夺中, 挑战者为了保证争夺的成功, 就要动用更多的资源, 掌握公司更多的信息, 并向广大股东公开。相反, 管理者则努力控制对其不利的信息, 但此时挑战者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已不低, 使得代理权争夺相当激烈而精彩纷呈。第三, 两者在短期内掌握控制权的实际结果往往不同。公司并购是为了确保拥有控制权的行动, 但有时却反而不能奏效。这是因为:公司控制权的争夺首要目标就是取得优势的董事会席位, 但董事有任期限制, 加之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对董事地位的保障, 董事在任期内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职, 从而使收购者面临拥有大多数股权又不能在短期内掌握控制权的尴尬局面。而在代理权争夺中, 挑战者则可能在股东大会的“全民公决”中获得多数董事席位而享有控制权。通过代理权争夺获得控制权, 对公司控制权的掌握有阶段性。挑战者通过代理权争夺取得公司控制权, 即董事会的多数席位, 但对公司控制权起决定意义的终究还是股权。如果挑战者将来的公司战略未获成功, 就会失去中小股东的支持, 这时会出现地位互换的另一场代理权争夺, 而不得不退出。公司并购虽然有时不能在短期内掌握经营权, 但长期来看却是肯定的。代理权争夺中挑战者的道德风险突出。挑战者掌握控制权后, 如果他不履行对公司和其他股东的诚实义务, 就违背了中小股东支持他的初衷。如果挑战者仅是为了掠夺上市公司资源而不是长远发展的目的, 有可能诱导中小股东, 骗取他们的支持。挑战者低成本控制了公司后, 就出现了股东权利与责任不对称问题, 挑战者通过董事会就拥有了经营公司全部资产的权利, 但由于其所占股份额小, 按公司法只承担以其出资额 (拥有的股份大小) 相应的有限责任。同时, 其退出比较容易, 再加之挑战者控制权的阶段性持有而易产生短期行为。因而, 代理权争夺中的挑战者的道德风险不容忽视, 必须有健全法律予以规范和监督。
(二) 代理权争夺与公司治理间的联系
代理权争夺是一种不用花费大量收购支出又能改变公司控制权的治理机制, 被认为是小股东鞭策和罢免那些未能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不称职的管理层的基本做法。因此, 代理权争夺作为公司控制权市场上的控制权转移方式及公司的一种外部治理机制, 通过增加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吸引广大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和对管理者具有的惩罚与鞭策作用, 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对公司治理有积极意义。第一, 代理权争夺是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促进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 公司所有者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这是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的首要根源。由于股东掌握信息的有限性和股东的分散, 使获得信息的成本往往超过了投票的收益, 中小股东因而放弃投票权, 公司治理的主动权掌握在大股东手中。而在代理权争夺中, 持有异议的股东为保证代理权争夺的成功, 就要动用更多的资源, 使公司信息尽可能向股东公开。相反, 管理者则努力控制对其不利的信息, 以使大部分股东反对持异议股东提出的代理权争夺。这样, 在双方反复较量和争夺的过程中, 公司信息的透明度必然随之提高, 这有利于降低所有者与代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使所有者能更好地监督代理者, 同时也使代理者的不良行为受到约束, 从而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同时, 在代理权争夺中, 一方面由于使公司信息更加透明, 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者与挑战者为了获得足够股东的支持, 不得不提出有利于中小股东利益的政策, 中小股东的力量受到重视, 特别是公开征集股东授权委托书, 使中小股东的意志得到更充分体现, 从而提高了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热情。第二, 代理权争夺能有效地促成管理者提高经营效率, 更好地为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最大化服务。代理权争夺不管结果如何, 将直接危及到管理者的去留问题, 代理权争夺是上市公司股东惩罚未能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管理层的最后工具。如果持异议股东在代理权争夺中取得了多数投票权, 则原有的管理者一般将会受到更换,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管理者。这表明持有异议的股东的董事会席位之争已成为一种威胁, 这会迫使管理者正视持有异议的股东的要求, 作出让步来调整公司的经营战略。上市公司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中, 不同持股比例的股东对公司治理有不同的参与程度, 表决权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工具之一。尽管离开了表决权, 股东还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办法表达意见, 但用表决权通过接受或反对管理者提出的公司战略、保持或改变现有管理者, 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机制。这个机制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 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通过征集委托表决权, 公司运作的主导权由一元化主体 (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大股东) 转向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各种市场化利益主体来决定, 表决权的监督制约机制能深入到上市公司内部, 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管理者采取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政策, 从而有力地推动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四、我国代理权争夺的实例分析
(一) 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权争夺的案例
“深万科”是上市公司购并市场中的先行者, 当年万科便发动了收购申华的战役, 但没想到数月后却后院起火, 发生了由君安证券发起的代理权之争, 君安称受持有万科与法人股东委托, 以这家股东财务顾问的身份, 公开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出改组万科的“改革倡议”, 对万科的经营提出建议与倡议, 要对万科实施重大改组, 并称将推荐董事候选人进入万科董事会, 当时君安证券自己仅持有3.17%的万科股权。最终, 万科董事会发表声明, 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超越授权范围, 理由是:其一缺乏足够的授权委托手续;其二代表3.17%的股份, 无权提出董事候选人;其三对未委托授权的股东征受委托权, 没有法律依据。万科还指出“改革倡议”披露的有关信息已经对股民产生误导。而同时君安征集的委托权阵营也出现分化瓦解, 两个法人股股东 (新一代和海南证券) 临阵变卦, 转而支持万科管理层。君万代理权之争告一段落。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代理权之争并未伴随着股权的收购, 但兴起于收购的谣传, 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指责外, 君安方面提出的进入董事会要求被斥为无理和非法, 结果当然失败。另外发现:在代理权之争的前后几年, 万科的净资产变化不大, 均处于较高水平, 这说明君安对万科管理层的指责理由不充分, 更证明了对其注重二级市场概念炒作的判断。君万之争是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首起有轰动效应的代理权争夺, 其整个过程漏洞百出, 争端的解决也是黑箱操作, 广大散户投资者还以为发生了收购事件, 让内幕交易者有机可乘, 最终使君安改组万科的计划失败。尽管代理权争夺没有成功, 但万科在后来的发展中却表现出对部分君安所提建议的逐步吸收。君安建议的主要内容是:收缩战线, 放弃贸易、零售、投资、工业等活动, 集中力量发展房地产业。在君安建议公布后的第一个年度, 万科公司的贸易及商业收入就比上年度下降, 这使得房地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房地产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60%以上, 实现了君安建议中收缩战线、提高业务透明度的建议;君安减持所持申华流通股的举动也表明, 君安建议中对万科投资业务的批评, 逐步被采纳。君安建议中要求万科对非房地产业务的子公司, 除保留文化经营项目外, 其余应当或转卖或清算。万科对这一建议也是逐步“接纳”, 如转让或清算怡宝饮料有限公司、万科工业扬声器制造厂、万科供电公司、深圳万科工业有限公司、万科机械加工厂、万科礼品设计制造公司、深圳国际企业服务公司等。其中, 转让当时盈利能力颇强的怡宝饮料有限公司, 尤其能说明万科公司在收缩非主营业务的战略。轰动一时的胜利股份代理权之争, “公开征集授权委托书”, 这种激烈的代理权争夺战在中国证券市场完成实践。通百惠打出的是“你神圣的一票决定胜利股份的明天”。最终胜邦企业依靠关联交易战胜了公开征集股东授权委托书的通百惠, 取得了胜利股份新一届董事会的控制权。作为挑战者的广州通百惠虽然在这场争夺中败北, 但此次事件最终导致了由董事会提出的董事候选人和监事候选人被否决, 同时推动了公司董事长的改选和专业化的独立董事的进入, 且胜利股份最终也表明了对通百惠提出的网络产业并不拒之门外。自“君万之争”、“通胜之争”以及其他几次大规模征集股东投票权的活动, 准代理权争夺战在国内证券市场也频频上演, 但总体上代理权争夺的案例仍较少, 成功率低。
(二) 我国代理权争夺评述
从上述所列事件来看, 代理权争夺在对管理人员的监督和约束, 调整公司发展战略, 促进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等方面, 对公司治理的完善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但各参与方的行为都不是很规范, 至少没有充分考虑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从我国发生的几家代理权争夺的公司看, 都是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 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还呈现出一股独大的特征, 这不利于代理权争夺的发生, 也难以充分发挥代理权争夺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但股权分置改革将伴随着全流通时代的来临, 各方之间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呈现复杂化的趋势, 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更受到备加关注, 代理权争夺将会进一步有所发展。此外, 代理权争夺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加以扶持、引导和规范, 做到有法可依。而我国目前涉及代理权争夺的相关法规还不完善, 并散见于各种条例文件之中, 如《公司法》第108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 代理人应当向公司递交股东授权委托书, 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股票持有人可以授权他人代理行使其同意权或者投票权。但任何人在征集25人以上的同意权或者投票权时, 应当遵守证监会有关信息披露和作出报告的规定”。实践中代理权争夺是一项法律要求很高的技术性工作, 需要专门的法规对诸如征集人背景、征集对象、征集时间、征集方式、征集程序、授权委托书的效力以及侵权违约责任等进行规范, 从而保障参与各方的合法权利。而有效的法规建设对代理权之争也会是一个推动。现阶段我国的私人资本尚不发达, 中小股东的自我保护意识仍处于萌芽阶段, 真正自觉运用代理权争夺这一制度来维护自己在公司中的共益权的案例尚未出现, 因此对代理权争夺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既可为未来轰轰烈烈上演的代理权争夺战预设法律基线, 又可唤起小股东的权利意识。所以, 今后应该加强对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权竞争的引导和规范, 完善公司控制权市场, 保护投资者权益, 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
参考文献
[1]高愈湘:《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2]胡晓阳:《企业控制权的理论揭示与实证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李富强、董直庆、龚旭云:《企业治理结构安排和控制权理论前沿综述》, 《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2期。
技术转移流动的动因及机制研究 篇9
一、相关概念界定
鉴于相关研究对技术转移流动概念的界定并不明确,也没有给出权威的界定,有必要首先从技术转移、技术流动这两个概念出发,对技术转移流动的内涵进行界定。
(一)技术转移
联合国《国际技术转移行动守则草案》中把“技术转移”定义为:“关于制造一项产品,应用一项工艺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的转让,但不包括只涉及货物出售或只涉及出租的交易”。技术转移的含义也被理解为:制造某种产品、应用某种工艺或提供某种服务的系统知识,通过各种途径从技术供给方向需求方转移的过程。技术转移是由技术转移主体、技术转移客体、技术转移途径三部分构成。技术转移主体是指技术的拥有者和技术的吸纳者或引进方;技术转移客体是指技术本身;技术转移途径是指通过贸易方式、非贸易方式、技术供体通过赠给援助、超非贸易方式四种途径进行技术转移。
(二)技术流动
技术流动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技术流动,是指一项技术的流动性,即指它能否在不同的地点和组织环境中被复制。这主要取决于这项技术的构成要素,如知识要素、设备要素、人力要素、组织要素等,这些要素的组合和各自所占比重影响技术的流动性。
而广义的技术流动,则是从技术资源开发和配置的角度而言的。根据经济学原理,土地、资本、劳动力、科技、信息是经济发展的五大要素,技术要素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流转和配置则表现为技术流动。技术的高效流动是增进经济福利的内在要求和资源配置优化的必要途径。决定技术流动的因素包括动力机制、基本要素和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内容。
(三)技术转移流动
根据上述理解,本报告所采用的技术流动概念是广义的技术流动概念。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强调通过技术流动来实现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实现技术资源的溢出效应,体现其社会经济价值。而技术转移流动是指,技术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横向流转的交易行为。技术转移流动包括技术转移流动的动力、基本要素和条件、实现方式、外部环境等,这些方面的协调运行则构成了技术转移流动的机理。
二、技术转移流动的机理与驱动因素
(一)技术转移流动机理
技术流动的流向能够反映技术的价值,特别是技术的使用价值的取向。分析技术转移流动的状况,目的就是为了找出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其机理,提出促进技术转移流动的有效措施。技术转移流动是在技术供需的多动因下实现技术转移流动的,基本实现条件是供需双方的匹配,技术市场是技术转移流动的核心载体和重要渠道,技术转移流动的保障机制来自于技术转移流动所处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些方面的协调运行则构成了技术转移流动机制(如图1)。
(二)技术转移流动驱动因素
技术转移流动有三种基本要素,即技术转移主体、技术转移客体、技术转移行为,如图2:
技术转移主体是具有相应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而技术转移客体则是技术本身,是人的创造劳动成果。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一定的客观条件,技术转移能否发生和发展,同样需要相应的条件,这个条件即技术进步的存在。技术转移基本动力机制就表现为技术进步推动和技术需求拉动的相互作用,存在技术进步和技术需求,才有可能发生技术转移。从另一个角度看,福利经济学认为技术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消费技术商品,可以产生超过技术自身价值以外的价值,这是技术转移的内因。
三、技术转移流动的运行机制
(一)技术转移流动的基本条件
技术转移流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的经济行为,是供需双方利益一致的结果,技术转移流动的基本条件就是供需匹配。产生技术流动或技术转移的直接动力是技术使用者对技术消费过程中的利益追求,是技术使用带来的好处,带来的利益增值。技术的使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财富收入,提高经济效益。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使用先进技术作为生产手段,要比未使用先进技术创造更多的经济回报。
技术需求方引进技术的过程包括一般包括机会识别、引进决策、技术实施、运营与改进四个阶段。首先,技术需方分析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分析市场需求与竞争态势,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和可能采用技术,搜集可能的技术供给者,然后就自身条件、技术及生产营销能力、政策环境以及转让方的转让条件、方式、价格等与技术供给方谈判,最后做出技术引进的选择。在实施阶段,要进行技术和设备的改造,以便适应新的技术,并且要全面掌握引进的技术,消化核心技术,调整与完善技术系统,适应技术发展、本企业特点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产品、工艺的改进、创新。
从供给方的角度,技术创新也并不是漫无边际,供给方要研究市场需求,进行感知和识别市场机会和技术机会,进而形成新产品、新工艺的新设想,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创新。通过专业渠道或大众媒体向社会介绍成果,在遇到合适的需求方后,通过沟通,进一步明确技术需求,就转让条件、转让方式、转让价格等进行谈判,就是否转让及转让方式做出决策。进入转让阶段后,要协助技术需求方进行项目建设,人员培训、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帮助其消化吸收与改进技术。只有供需双方有效的配合,才能有效地完成技术转移流动。
(二)技术转移流动的载体和渠道
技术转移流动的核心载体和重要渠道是技术市场。技术市场的发展是现代服务业典型的中介服务,是一个市场成熟的标志。技术市场的核心功能是配置科技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技术市场促进技术转移流动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素流通功能,通过创业、技术授权、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产学研合作、企业并购等多种途径实现。这些途径一部分是显性的、易观测统计的,如技术授权、技术转让等,但多数的技术转移转化是隐性发生的。二是创新激励功能,创新主体能够感受到技术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利益是对创新的最根本激励。三是技术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技术市场为包括技术、人才和资本等的科技创新资源提供了要素配置的机制和环境。四是价格发现功能。由于技术商品的领先性、时效性、无形性和风险性等特点,对其进行价格与价值评估是很难的事情。然而,活跃的、成熟的技术市场本身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当技术市场中交易的技术成果数量足够多、交易过程透明公开,供需双方充分接触、自由竞价,那么同类的技术成果在供需双方撮合和同类技术竞争下,通过供需关系自然会形成真实合理的价格区间。
要发挥技术市场要素流动功能,研究技术市场要素流通功能,走出成果转化、技术授权、技术转让这些狭义概念,全面和深刻地理解技术要素流通的形态、途径和社会作用,用更系统性的措施去促进技术要素流通,积极创新技术市场发展思路,提高市场活跃程度。针对技术转移系统存在的问题,应在财政税收、信贷、专项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形成保障技术市场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鼓励建立辐射全国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支持区域性技术交易网络的建设,培育各类专业性技术市场,满足不同产业领域的需要,提升技术市场活跃度。
(三)技术转移流动的保障机制
技术转移流动的保障机制来自于技术转移流动所处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一方面,技术市场的健全程度、活跃度,技术市场秩序是否良好、技术中介服务是否到位等是影响技术转移流动的市场因素,这些因素的良性发展则成为技术转移流动的坚强保障。另一方面,技术转移流动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则是影响技术转移流动的宏观保障体系。
首先,我国技术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建立起系统化的市场制度和中介服务体系。健全、完善的技术市场,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对技术的流动十分必要。其次,技术转移的法制政策环境更加优化。经过30多年努力,中国技术市场初步形成了技术市场政策法规体系、管理监督体系和交易服务体系。政策法规主要有《合同法》《科技进步法》《促进成果转化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办法》及研发企业营业税、所得税优惠政策等。近年来,对以《科技进步法》《专利法》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代表的技术转移基本法律进行了全面修订和完善,地方性技术转移政策陆续出台,以技术转移为桥梁和纽带的协同创新正在兴起。
政府对技术流动的推动作用是明显而有效的,在各地和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和帮助下,中央、省属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在很多地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围绕各地的主导产业共建研究院或企业技术中心等。除了促进校所与地方建立产学研联合体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计划立项支持来扶持技术流动项目的实施。
综上所述,技术转移流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经济利的经济行为,经济利益是技术转移流动的驱动因素,其基本实现条件是供需双方的匹配,良好的法律环境、制度体系、技术中介市场对于技术转移流动的实现亦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萧浩辉.决策科学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李德胜.遵从技术流动规律促进高校和研究所技术流动[J].高科技与产业化,2010(08)
[3]董正英.技术交易、中介与中国技术市场发展[D].复旦大学,2003.
企业知识转移的机制与管理研究 篇10
关键词：企业,知识转移,知识管理
长期以来,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探索经历了从“外生论”到“内生论”的认识过程,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源于企业拥有的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Hamel,1999),知识已成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Argote(1995)的研究表明,善于实现知识转移的公司比不擅长知识转移的竞争对手生产力更强、更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
一、企业知识转移的内涵与形式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波兰尼(Polanyi,1966)从认识论的角度把人类的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能够通过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而隐性知识指的是很难用文字、公式、图像等形式来表述清楚的、难于共享的、隐含于过程和行为中的非结构化知识。默会性特性决定了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Von Hipple(1994)提出的“信息粘性”的概念和Simonin(1999)的知识模糊同样表示了企业知识转移的难度,因此,企业知识的转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Teece(1977)是最早提出知识转移概念的人。他认为技术知识转移的难易程度取决于转移的成本。Argote(2000)指出知识转移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单位被另一个单位所影响的过程,是知识分享的过程。Darr和Kurtzberg(2000)进一步提出,当知识贡献者分享的知识为知识接收者所使用,知识转移才发生。因此,本文认为知识转移实际上是知识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组织或个体之间的转移,是知识传递、共享和转化的过程。
根据知识承载主体的不同,知识转移可分为企业内部的知识转移和企业间的知识转移两种形式。本文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知识转移的机制与管理。
二、企业知识转移的机制
(一)SECI知识转移的螺旋模型
按照本体论纬度,Nonaka和Takeuchi将知识划分为四个层次:个体、群体、组织和组织间。因此,知识的转移也就是在这四种层次间发生,即个体与团队、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知识转移。其中前三个层次属于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SECI知识转移的螺旋模型由Nonaka和Takeuchi(1995)提出,现已被广泛采用,如图1所示。
SECI模型将知识创新活动分为社会化(个体到个体、隐性到隐性)、外化(个体到团体、隐性到显性)、组合(团体到组织、显性到显性)、内化(组织到个体、显性到隐性)四种模式,这实际上就是个体知识向组织知识转移的四个阶段,Nonaka进一步指出外化和内化过程,是实现知识螺旋式上升的关键的阶段,而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是知识创新的核心。
(二)企业知识转移的过程模型
Szulanski等(1996)认为,知识转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从知识的源单元到接受单元的信息传播过程,并将知识转移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主要是识别可以满足对方要求的知识;第二阶段是实施阶段,双方建立起适合知识转移情境的渠道,并且源单元对转移的知识进行调整,以适应接收单元的需要;第三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接受单元对转移的知识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境;第四阶段是整合阶段,接受单元通过制度化,使转移知识成为自身知识。Gilbert&Gordey—Hayes(1996)将知识转移过程分为获取、交流、应用、接受和同化五个阶段,整个过程是一个动态学习的过程。其中同化是知识转移最重要的阶段,被转移的知识只有被同化后才能被完全吸收,成为组织的常规和日常工作。
三、企业知识转移的有效管理
从上述企业知识转移模型可以看出,企业内部知识转移包括个体与团队、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组织间的知识转移,且不同主体间的知识转移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和情境的难分离性。企业内部知识转移的难易程度首先依赖于知识自身特性,知识的隐性特征决定了隐性知识的流动性较差,转移成本高,理解和吸收困难。除此之外,知识提供方的转移意愿、接受方的接受意愿、知识转移的技术手段和知识转移的情景等都还会对知识的转移、吸收和转化形成障碍,因此,企业或组织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企业知识转移的有效管理,提高知识转移的效果和效率。
(一)塑造有利于知识共享的企业文化
一个愿意知识共享的知识源的存在,是知识转移的前提。知识发送方是否愿意与他人共享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他人共享,对知识共享的投入,直接决定了知识转移的效果。因此,企业内部必须构建以共同愿景为目标,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企业文化至关重要。共同愿景由个人愿景汇集而成,共同愿景使组织内部的成员有了共同的使命,有利于增强成员的信任感,激励成员主动而真诚地投入与奉献。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实际上是建立一种“良性循环”机制,拥有知识的一方会以长期合作的方式,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成员共享知识,在知识共享的基础上,在组织内部建立一个有利于交流的文化氛围;通过团体学习,组织成员之间进行知识共享,可以使知识的效用达到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目的。
(二)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和多样化的知识转移方式
具体措施包括:1.建构企业自己的知识库和内部信息网,将个人、群体和组织的经验成果等,转换为文字、声音、模型等,加以分类与管理,使企业的知识得以积聚;在企业内部建立快捷、方便的信息网络,加快知识的交流和分享进程。2.重视和鼓励企业非正式沟通和非正式群体在知识转移和共享中的突出作用,创建“实践社区”。正式的交流方式和组织结构对隐形知识的传播作用有限,企业必须创建各种适合的方式依靠员工的言传身教等方式来转移知识。如不定期的沟通交流会,专家讲授、示范和“专家地图库”等。“实践社区”最早起源于施乐公司,专指企业内成员间那种非正式的工作联系群体,通过“实践社区”成员可以公开交流经验,也可以使成员更快、更好的学习,从而形成企业内部知识转化和创新的知识链。
(三)建立有效的知识转移激励机制
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隐形知识是员工个人经验、领悟和智慧的结晶,是员工经验性知识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员工自身价值的体现。知识的转移是需要回报的,理应获得某种补偿。因此,企业应当设计有效的知识转移激励机制,并逐步形成知识转移与共享的组织惯例。根据激励理论,企业显性知识的转移和共享过程具有较强的可订约性,但是隐形知识则有很大的不同,具有不可订约的特点:因而有效的知识转移激励机制的设计应当是综合运用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两种方式。外在激励主要是侧重物质激励,如建立“按知识贡献分配”的激励制度,将员工与他人分享知识的质和量纳入考核体系,将员工参与知识共享和转移的程度与薪金和升迁挂钩等。内在激励来源于工作本身,是由工作的内容和结果带来的一种满足感,如员工的创造欲、成就欲和发展欲的满足,工作的多样性和社会交往以及自主决策等。
(四)建立学习型组织,强化组织学习能力
学习型组织是一种精于知识创造、吸收和转化的组织(Seng,1990),具有结构扁平化、组织交流信息化和组织开放化的特征。学习型组织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是企业知识创新和组织创新的结果。
学习型组织的建立和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首先应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改变过去金字塔形的等级制结构,代之扁平化、网络化和柔性化的组织结构。在这种新的组织结构中,员工与管理者的关系由从属转变为伙伴关系,组织能够根据新的知识和组织愿景,通过不断调整内部关系和对知识的管理和运用,来不断增强学习型组织自身的创造能力。其次,学习型组织是以个人学习和团体学习为基础的,组织学习是通过获取和转移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理解来改善行为的过程。Argyris和Schon(1978)把组织学习分为单回路学习、双回路学习和再学习。单循环学习指适应性学习,即纠正行动中出现的行为漏洞,使之与已规定的标准运行程序趋于一致;双循环学习是当组织的作业流程、认知体系失效后,为适应环境、修订或废弃原有程序和认知;再学习要求对现行组织规则与假设前提进行集体反思,改变组织思考与学习的习惯与方法。学习型组织在创造不断学习的机会、促进各成员的合作与对话、加速知识的共享和流动和促进组织与环境的结合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在学习型组织中学习的“三循环”体系的建立,增加了学习的有效性,能够形成“学习———持续改进———建立竞争优势”的良性循环。再次,加倍加珍惜人才,开发和利用好现有的人力资源。人才是知识的载体,是知识的不竭源泉,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只有珍惜人才,选好、育好和用好人才,不断挖掘、提高和发挥人的潜能,才能在更大程度上释放人力资本的潜能。最后,强调终身学习,不断增强组织的应变能力。组织必须保持足够的开放性,重视组织内外的知识吸收、转移、整合和利用,不断改善组织的知识存量与结构,为企业聚集和创造具有竞争力的知识资产。
(五)努力营造有利于知识转移的时空环境
隐性知识,无论是个人隐性知识还是组织隐性知识都是高度情景化,具有时空不可分离的特性,因此要求接受者必须通过“干中学”、“用中学”或面对面的互动学习才能习得,而嵌入在企业特征环境的组织性的隐性知识甚至需要“复制”或“重现”当时的情境,接受者才能真正地获取该隐性知识。组织为了克服隐性知识共享和转移的障碍,就必须营造有利于知识转移的时空环境,Nonaka(2000)将这种共享场景称为知识场。企业内部包括四种类型的知识场,即原型场(originatlngba):通过面对面的个体交流,分享经验、感情和心智模式,适宜隐形知识的转移场。对话场(dialogingba):通过面对面交流由个体的心智模式和技能转为集体的共识、概念,适宜隐形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知识场。系统场(systemba):通过集体和虚拟媒介的互动,适宜显性知识组合、扩散的知识场,如电子论坛等。练习场(exerciseba):通过个体和虚拟媒介互动,适宜显性知识转化为个体的隐性知识的知识场。
转移机制 篇11
一、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产业转移经济效应问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Mac Dougall (1960) 首次把溢出效应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现象进行分析开始的, 之后, 中外学者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Caves (1974) 的研究则具有里程碑意义, 他认为, 外资企业对本地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分配效率、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转让的加快。Krugman (1991) 提出了一个两地区、两部门的一般均衡区位模型, 指出在较低的运输成本下, 制造业的区域转移会带来集聚经济效益。之后, Krugman (1994) 进一步指出, 这种集聚经济效益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的供求关系和技术外溢及资本外在性表现出来。在传统经济学中, “技术”和“资本”这两种外在性长期存在分界, 相对于“技术外部性”而言, Krugman更关注“资本外部性”。目前学术界基本的看法是, 产业转移经济效应的存在性已经在理论分析上获得了一致认可, 但关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却不一致。主流观点对产业转移经济效应存在正负两个方面的争论 (Kokko, 1996) , 对正效应的分析认为, 产业转移通过资本挤入 (Dorothee, 2011) 、竞争效应、培训效应 (陈刚等, 2001) 、示范-模仿效应 (魏后凯, 2003) 、链接效应、工资效应等加速了承接地的资本形成、技术提升及劳动就业 (龚雪等, 2008) 。对负效应的分析则认为作为产业转移主体的跨国公司要么凭借高技术水平“挤占”了国内市场 (Miguel, 2009) , 对内资部门造成冲击, 阻碍了其技术水平的提升 (蒋殿春等, 2005) , 要么依据产业梯度, 转移技术含量低的边际产业或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 无助于承接地区的技术提高 (许经勇, 2009) 。
在研究方法上, 对产业转移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计量模型法。Feder (1982) 认为, 产业转移效应受到多个变量的影响, 表现在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就有多个, 可以用单方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而Kokko (1996) 认为, 使用单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对竞争产生的溢出效应及学习与模仿产生的溢出效应没有明确地区分, 前者是转移企业和承接地原有企业之间共同作用、相互竞争的结果, 而后者却可能是由于转移资本的数量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比例关系。因此, 他从承接地原有企业与转移企业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 构造了用于检验产业转移效应的联立方程模型。除了计量模型研究法外, 学者们也尝试寻找其他更合适的研究方法, 如问卷调查法和案例研究法等 (陈涛涛, 2005) 。
从研究内容来讲, 学者们关于产业转移经济效应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资本效应、溢出效应等某一方面的存在性和作用机理, 很少有学者把这些效应综合起来进行考察, 这与产业转移作为一种一揽子资源的实际情况不相符;从研究方法上来讲,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宏观层面的面板数据或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来进行计量检验。然而, 在回归模型的设置、要素的独立性、自变量的选择、误差项的随机性等方面大多存在相应的技术问题。这样, 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总体经济效用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现有的实证研究还不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 这些总量统计指标缺乏微观基础, 从而对于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建设的实践作用有限。鉴于此, 本文从理论推演入手, 来综合探讨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二、产业转移经济效应的理论模型
产业转移被认为是直接资本输入和间接知识溢出的重要源泉, 因此随着对产业转移的承接, 往往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也是我国各地区竞相招商引资的重要动因。索洛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 推导出一个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的特殊之处在于, 对于经济增长不仅从既定生产函数的角度来思考, 而且认识到更优良的技术会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他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劳动和技术三项要素, 并通过索洛余值的计算方法测定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模型可简单变换为:
上述公式表明, 收入增长率 (ΔY/Y) 主要取决于三类因素:一是技术进步率 (ΔA/A) ;二是劳动投入增长率 (ΔL/L) ;三是资本投入增长率 (ΔK/K) 。之后, 运用这一基本思想来分析经济增长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 他把经济增长因素归为两大类:一是生产要素投入量, 主要为劳动和资本;二是生产要素生产率, 主要体现在广义的技术进步。事实上, 国内外许多关于产业转移效应的计量模型都是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的, 但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学者们通过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变换, 往往关注的是产业转移效应的某一方面。索罗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分析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如图1) 。可以看出, 产业转移经济效应主要表现为:技术效应、就业效应、资本效应以及以这三类效应综合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
三、产业转移经济效应的作用机制
1. 生产率提升机制。
相对于承接地企业而言, 进行产业转移的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成熟的管理经验、完善的营销手段和技巧等优势。一方面, 这些优势会伴随着产业转移直接复制到承接地, 这也就是技术引入对承接地生产率的提升机制。另一方面, 其在承接地的投资、经营活动会通过多种渠道对承接地的经济产生溢出效应, 从而提高承接地的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而言, 学者们普遍认为溢出渠道有三种:一是行业竞争。产业转移改变了承接地的市场结构, 加剧了承接地企业竞争, 从而迫使承接地企业改进技术和管理,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关联传染。转移企业通过与承接地企业形成产业上下游联系, 进而改进供应商或采购商的技术与管理。另外, 在某些情况下, 承接地企业仅仅通过观察、模仿就可以学习到转移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三是人员培训。转移企业的员工通过专业培训或“干中学”方式积累一定的技术和知识后, 流动到承接地企业, 从而提高了本地企业的生产率。通过这些途径, 承接地的生产率得到了提升, 表现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一种综合技术效应。
2. 就业创造机制。
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 在充分就业实现之前, 在技术水平和资本-劳动比不变的前提下, 劳动投入的增加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就业创造机制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方面, 由于劳动力流动存在区域限制, 转移的企业除了高层管理人员可能来自转出地, 其他岗位的劳动者则主要来自承接地。而且, 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正是为了获取承接地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而转移的。这样, 就造成了承接地就业岗位的直接增加。另一方面, 通过承接产业转移, 改变了承接地劳动力市场原有的均衡结构, 使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 从而提升了承接地的整体工资水平。而工资水平的提升, 又会促使劳动力供应的增加, 这样, 承接地就必须进一步细化分工, 来衍生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以便吸纳因工资水平提高而集聚的劳动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产业转移之所以能够促进承接地产生就业效应, 是因为转移的产业一般来说, 都需要相对高技术能力的劳动力, 这促使承接地更加重视教育, 大力培养高技能的劳动力。随着高技能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 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工序开始显现出成本优势, 进一步促进了相关产业不断向承接地转移, 这就意味着承接地就业空间得到拓展。
3. 资本累积机制。
资本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核心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产业转移是资本跨区域、跨国界流动的结果。总体而言, 产业转移表现为承接地的资本存量的增加。产业转移对承接地资本存量扩张的影响机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直接的资本引进, 即产业转移的流量资本促使承接地存量资本的增加。产业转移直接增加了承接地可用于投资的资金, 弥补承接地的资金缺口, 为承接地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段时期内持续稳定的资本要素供给, 有利于承接地经济增长的短期稳定性。二是资本优化, 即产业转移带动了承接地的投资, 使承接地总投资的增量超过产业转移本身的增量, 或者说产业转移与承接地投资存在互补关系。资本挤入能够通过扩大承接地资本供给规模和结构性调整促进其产业结构优化和未来增长的持续性。
以上分析通过引入新古典增长的基本理论模型, 从技术、就业及资本三个方面出发来全面考察产业转移促使承接地经济增长的机制, 从而避免了当前研究大多只关注其中某一方面的偏颇。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研究方法有其现实根源。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以对外直接投资 (FDI) 为主要形式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为了弥补国内资金缺口, 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建设, 强调的是资本效应。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中国在利用FDI的政策上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策略, 旨在通过开放部分国内市场, 承接产业转移来引进技术, 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 主要强调的是产业转移的技术效应。这些对产业转移效应的理解具有历史局限性, 并不全面。本文认为要全面认识产业转移效应, 就必须分析产业转移如何促进承接地经济增长, 也就是明确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事实上, 在当前我国一些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实践中, 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资本效应、技术效应及就业效应来综合发挥作用的。
四、结语
产业转移作为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 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研究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对中西部地区制定承接产业转移规划, 设计产业转移引导政策非常重要。为此, 本文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 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问题。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主要通过生产率提升机制、就业创造机制及资本累积机制产生技术效应、就业效应和资本效应, 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此外, 可从以下两方面继续深入对产业转移经济效应的研究:一是通过区域社会核算矩阵来建立一般均衡模型, 定量地探讨承接产业转移对区域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二是搜集一些典型案例, 对承接产业转移经济效应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
摘要：产业转移通过各种不同的经济传递机制直接作用于承接地, 产生多种经济效应。运用新古典增长理论, 在对索罗余值分解的基础上, 探讨产业转移驱动承接地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指出产业转移对承接地可以通过资本累积机制、生产率提升机制及就业创造机制产生资本效应、技术效应和就业效应, 在这些效应的综合作用下, 最终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