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转移机制（共10篇）
风险转移机制 篇1
长期以来, 我国农村大量信贷资金“离乡进城”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农产品价格暴跌, 极易出现贷款损失。因此, 在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与日俱增的形势下, 急需建立健全支农信贷风险转移机制, 通过创新支农贷款抵押担保方式、建立农产品市场风险损失补偿基金、完善农业保险体系等一系列办法和措施, 有效降低支农信贷风险, 促进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加大服务“三农”的力度。
一、建立支农信贷风险转移机制的必要性
1.农业是高风险的弱质产业, 决定了支农信贷具有高风险性。农业生产具有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自然灾害频繁和范围广泛等特点, 是高风险的弱质产业, 极易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一旦发生水灾、旱灾、疫情等自然灾害, 从事种植、养殖业农户即遭遇“多年致富, 一灾返贫”的自然风险, 也就很难归还银行贷款。同时, 农业投入一般期限较长, 收益相对较低, 且易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 使农业企业和农户遭遇“一朝滞销, 一季亏本”的市场风险, 致使支农贷款风险较高。
2.农业风险缺乏保障和补偿机制, 农村金融机构直接承担农业风险引发的信贷风险。①农业保险发展滞后。长期以来, 我国农业保险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农业保险收入尚不足全国财险收入的1%。究其原因:一是农业保险的高费用、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矛盾。由于农业保险的风险损失率较高, 加之农户的分散, 展业不便, 成本很高, 使得农业保险比其他财产保险费用高出许多。而农业保险业务面对的又是收入较低的投保人——农民, 由其自愿购买保险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在较大范围分散农业风险的需要与农业保险试点范围狭窄的矛盾。由于国家扶持力度的有限,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目前只能进行试点, 尚未大面积铺开。而从保险的原理来看, 只有大量风险单位投保, 才可能分散风险, 要在空间上分散农业生产的风险, 就必须在较大地域建立这种保险制度。而农业保险的试点模式选择, 使得在狭小的试点地域范围内, 承保的农户越多, 风险越集中, 保险的风险分散机制就越不容易发挥作用, 从而造成一旦出现风险, 试点地区赔付率极高。大规模的农业保险赔付, 使很多保险公司根本无力承担。三是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与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目标的矛盾。从世界上不同国家所建立的农业保险制度来看, 都是将农业保险作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来推行的。在农业保险风险高、费率高、农户的收入相对较低以及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很少具有现代风险管理观念的条件下, 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与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性质尖锐冲突就不可避免, 在政府扶持相对有限的情况下, 商业保险公司多数选择退出农业保险。②农户和农村企业缺乏有效的担保手段。由于农业本身是弱质产业, 带来信贷投入的较高风险, 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在贷款时一般要求农户和农村企业提供各种担保。但由于农户和农村企业所拥有的未来农作物的收益权、宅基地、耕地、企业存货等不能作为担保手段, 同时政策性和商业性的信用担保公司能够提供的担保十分有限, 使得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信贷难以获得抵押担保等风险保障。③通过财政手段对支农信贷的风险补偿有限。上述多方面原因使得农业投资项目缺乏高效的风险分散渠道和农业风险保障机制, 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 农户就无力归还贷款, 农业风险将直接传递到银行的支农信贷资金, 产生信贷风险, 同时严重制约金融机构支农信贷投放的积极性, 造成支农信贷资金投放不足。
3.保险公司低赔付的目标需求与农村信用社支持对象存在较大差异, 使农业保险对支农信贷风险的保障作用受限。保险公司作为经济利益主体, 为尽量降低风险, 根据低赔付的目标需求, 往往将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化农户或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主要承保对象, 且仅试点设立少数农业险种。而农村信用社服务对象则主要面向广大农户, 广泛开展用于农户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从事个体工商业等多个农业生产领域的信贷业务。现有农业保险业务品种和服务对象难以满足农村信用社转移和保障支农信贷风险的需要。
二、建立支农信贷风险转移机制的政策建议
1.加快发展农业保险, 降低自然损失。
通过农业保险, 对农民遭受自然灾害的风险损失给予保险赔偿, 以防止农民受灾返贫和无力偿还农业贷款。农业保险有两种经营模式可供选择:一是政府主办、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 其基本格局类似社会保险。在这一模式框架下, 成立专业性的隶属于政府某部门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 以该公司为主经营全国农村保险业务, 它既可以经营农业保险, 也可经营农村的寿险和其他财产保险, 传统种养业保险的亏损可通过农村寿险、财险得到弥补。除政府的农业保险公司外, 也应允许商业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二是可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 建立差额杠杆撬动机制。当保险机构农业保险项目的赔付率超过核定的一般赔付率时, 由国家再保险公司来补足。这样, 既可保证农民以可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 又可撬动一般的保险机构以不低于市场利润率的水平来承保农业风险, 从而调动了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
2.建立农产品市场风险保障机制。
通过组建不同级别、层次的农业产业协会等民间行业组织, 提高农民对农产品市场价格及其走势的分析判断能力, 促进其积极拓展市场空间, 防止盲目跟风,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政府出资或向政府、消费者、农业企业等农产品市场主体筹集资金, 建立农产品市场风险损失补偿基金, 对粮食购销企业等农业企业处于农产品市场弱势时给予一定的补偿, 以提高其生存能力, 部分转移和分散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
3.加快抵押担保方式创新, 解决支农信贷抵押担保难问题。
可由政府出资成立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 带动其他担保机构的发展。扩大有效抵押品范围, 增加林权、滩涂承包经营权、企业存货、专利技术等动产抵押、权利质押。结合农村经济发展实际, 进一步完善农户、企业联保贷款的担保、抵押机制, 发挥农村互联互保监督作用, 切实解决贷款担保难问题。与发展“订单农业”相结合, 可将农业订单作为质押物来申请贷款, 同时发展以农产品订单为依据的跟单农业保险, 有效分散“订单农业”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4.各级政府要在建立农业风险保障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农业风险保障机制的建立及业务操作涉及财政、保险公司、卫生防疫、银行、农民等各个方面, 且由于农业产业的高风险性和高赔付, 当前农民参保意识较差和参保能力较低等客观现实, 农业保险的纯商业化运作十分困难。因此, 政府能否发挥主导作用, 给予经济、法律、行政等方面的支持是关键。一要借鉴国际经验, 建立农业保险的资金支持体系。由政府出资, 对农户保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 小部分保费由农户承担;对特大灾害赔偿, 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支持;对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给予税费等方面的优惠和鼓励政策。二要建立风险补偿专项储备基金, 主要用于对支农贷款财政贴息, 并对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贷款损失实行全额核销, 以减轻金融机构的经营包袱。同时, 扩大风险补偿范围, 对商业性保险机构从事的生产性保险业务予以补贴, 以分散和转移保险机构的损失, 增强经济补偿能力。三要明确工作步骤和阶段目标。由于农业保险涉及面广、量大, 应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和财力, 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农业保险业务开展。
5.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相结合, 通过农业信贷推动农业保险业务开展。
一是银行机构对已投保的农户或农业项目应优先给予信贷支持, 并在贷款额度、贷款利率、抵押担保手续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引导贷款农户和企业参加农业保险, 实现农业保险与支农信贷的联动。二是农村金融机构, 特别是农村信用社, 要通过信贷支持扶持种养大户加入农业产业化链条, 通过与龙头企业的稳定合作关系促进其提高抗风险能力, 进而形成信贷风险保障的长效机制。三是实行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根据农业和农村发展目标, 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 其他产品的生产实行自愿保险。政府应对法定保险险种提供保费补贴。
论生态补偿机制的财政转移支付 篇2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财政转移支付：方案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032－04
一、我国生态恶化、生态补偿机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环境问题大致可以分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两类。中国的环境问题很多，如河流断流、地下水位下降、湖泊水库库存减少、冰川后退雪线上升、湿地破坏、土壤酸化与盐渍化、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值得注意的是，环境污染还只是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影响的是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生态恶化危及的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的生活质量，而是人类生存这一基本人权。
在我国，首先是西部地区必然要面对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双重环境问题的困扰。就西部生态环境而言，对其质量构成严峻挑战的应该还是资源与生存条件的脆弱与恶化。一是草原退化。根据国家环保总局2004年发布的《200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我国90％的天然草原都在不同程度地退化，其中严重退化草原近1.8亿公顷。全国退化草原的面积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扩张，天然草原面积每年减少约65－70万公顷。二是森林资源衰减。我国森林资源总量少，森林覆盖率18.21％，不到世界森林覆盖率的70％。并不丰裕的森林资源集中分布在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和南方集体林区，生态地位极其重要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林草植被的覆盖率却很低。三是土地荒漠化加速。目前。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超过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其中的99.6％分布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12个省区的420个县。四是水土流失严重。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发展到179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18.6％。
生态补偿最初源于自然生态补偿，指自然生态系统对于扰的敏感性和恢复能力，后来逐渐演变成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和机制。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中，生态补偿至少具有四个层面上的含义：一是对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规定对重要生态用地要求“占一补一”；二是生态环境补偿费的概念，即利用经济手段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控制，将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三是对个人、区域保护生态环境或放弃发展机会的行为予以补偿。相当于绩效奖励或赔偿；四是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性投入等，包括重要类型和重要区域的生态补偿等。
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生态补偿总体上还没有建立类似环境污染收费的系统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难以支持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对各种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责任的界定，对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的规定不明确：立法落后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发展，对新的生态问题和生态保护方式缺乏应有的法律关注和有效的法律支持；一些重要法规对生态保护和补偿的规范不到位；对法规的刚性规定缺乏一些因地制宜的柔性政策进行补充。二是单一的投融资渠道难以保障生态保护与补偿的持续进行。在2001年全国6大林业重点工程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占85.6％。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给西部筹措了500亿元生态建设资金，占生态建设资金的大部分。但从西部生态建设需要长期投入的角度看，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筹措资金将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环节。三是简单的补偿方式难以解决生态破坏的深层问题。当前生态建设与补偿措施具有“三多三少”的特点，即部门补偿多而农牧民补偿少；直接物资、资金补偿多而生产方式改善少：生态建设多而相应的经济发展、扶贫、农村能源结构调整少。如果不注重通过调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改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那么生态建设实效就难以保障。四是实际操作中补偿责任难以明确。尽管目前“谁受益、谁补偿”的生态补偿原则得到运用，但在实践中补偿主体和受体关系并不明确。西部地区为保护中国西部生态屏障和江河源头区域的生态环境付出了巨大成本，损失了许多发展机会，而直接受益地区即东部或者江河下游发达地区上交国家财政的税收和财政收入比例远远大于西部地区，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已经部分实现了对西部地区的补偿，但对西部地区而言还远远不够。五是实施生态补偿中的管理和执行条块分割。难以保证补偿的落实。目前由部门主导生态建设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违背生态环境综合性的特点，补偿义务方付出费用极少，中央协调导致地方几近无偿地使用资源等。
以下笔者将对中国的生态补偿政策和模式中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系统分析与评估，并提出重点完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中的转移支付的初步设想。
二、在生态补偿机制中重点提出财政转移支付的依据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目标之一，是基于社会公平考虑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拨付财政性资金的制度，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助和省级地方政府对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补助。对各级地方政府而言，财政转移支付是地方可支配资金的重要来源，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及其在地区间的分配对地方财政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环境保护，尤其是生态补偿机制对政府投入的依赖性更高。近年来。无论在生态环境维护领域还是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我国都已形成了多元化投资主体、多种融资渠道并存的投融资雏形。与生态环境维护相比，环境污染治理吸引非政府资金参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目前在OECD国家，非公共部门的投资占到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的70％以上。在我国及西部地区，非政府资金已经占到当年全部污染治理项目投资的60％以上。
相形之下，生态环境维护投入主要依靠政府，而非政府资金介入很少。这是由于生态环境维护投资大、周期长，难以给投资者带来直接的和有吸引力的回报，另外其项目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协调成本高，一般不适合由逐利主体承担。例如，2000年启动的天然林保护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使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的9.17亿亩森林得到切实保护，该工程总共962亿元的投资全部由政府承担，其中中央政府承担80％，地方政府承担20％。再如，西部生态建设的另一支柱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通过中央政府对退耕农户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鼓励农户停止耕种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上游地区坡度大于25度的陡坡地，并把它们还原为林地或草地。该工程采取了中央政府投资，地方提供一定比例配
套资金的方式。其中，中央财政以国库余粮、国债以及财政转移支付作为退耕补贴来源，向退耕农户提供以下内容和标准的经济援助：(1)粮食补贴，即长江上游每亩补助150公斤。黄河中上游每亩补助100公斤粮食；(2)现金补贴，即每亩退耕地补助20元现金；(3)种苗费补助，即每亩退耕地补助50元种苗费。
阻碍私人投资进入生态环境维护领域的障碍，除了生态环境维护本身的特点之外。具体制度安排也是其中不容忽视的因素。以林业投资为例，由于林业兼有木材及其他林产品生产与生态环境维护的双重功能。因此，林业在一些国家已成为私人资本乐于进入的投资领域。如欧洲的奥地利、瑞典、法国、芬兰和联邦德国，私人林分别占到全国森林面积的80％、74％、70％、63.45％和58.4％，同样的指标美国为72％、日本为68.8％、韩国为72.6％。目前我国正处于从政府办林业到全社会办林业的历史性转变时期。鼓励民间资金投资林业建设，但由于我国在林地产权制度，林业税费制度，林业融资制度，林业采伐、收购、运输及市场交易制度等具体制度安排方面还存在种种问题，因此到目前为止，进入林业生态环境维护领域的民间资金并不很多。
(二)地方财力，尤其是西部地方财力难以满足生态环境维护的投资需求。西部地区财政拮据，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排序中位居后列，除四川、云南、广西分别居第9、15、18位之外，其余省区市的排序均在20位之后：西部12省区市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及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为7.5％和28.5％，而东部10省市相应的指标分别为16.6％和62.7％。由于西部生态恶化的源头和区位大多发生在或坐落于县域范围内，国家生态环境维护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地方生态环境维护的推动，也就更需要地县政府的亲历亲为。然而。西部县域财政状况不乐观。西部地方财力拮据的状态必然在强化地方政府环境弱偏好的同时。还会从投资能力方面对生态环境维护形成制约。生态环境维护的地方配套资金普遍不能及时足额到位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和后果。
目前我国实施的对西部生态环境建设有着重大意义的几大生态建设重点工程，均实行中央投入为主、地方投入为辅的原则和政策。按说这种做法已经考虑到西部生态建设的全国意义及西部省区环境投资能力缺乏的现实，但生态环境维护周期长、投资大，地方配套资金即便只占两成比例，对西部大多数地方财政来说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比如，为期10年的天然林保护工程计划总投资962亿元，地方需要投入的配套资金就高达192.4亿元。这还只是一项生态环境维护的静态投资，如果加上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防沙治沙工程、生态建设重点县工程以及退田还湖工程等生态修复工程。所需配套资金投入之巨难以估算。结果，各项生态环境维护工程都普遍面临地方配套资金不能足额到位的难题。目前，这一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态环境维护工程方案的正常施行，亟须通过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地方筹融资体系，扩大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投资规模。
(三)目前生态补偿机制的支付问题的解决需要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实践中，向社会提供大量生态服务或生态效益的地区，以及生态脆弱和环境敏感的地区，基本是贫困地区，如长江、黄河等河流的上游，云南等省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山林地区。内蒙古和西北农牧交错带。三江平原河口湿地等。这些贫困地区向下游和全社会提供了大量生态服务，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比如，退耕还林(草)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生态补偿政策，国家出粮出钱让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民退耕和种树种草，保护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但是，国家的补偿只延续到退耕后第2－8年(生态林补偿8年，经济林补偿5年，种草补偿2年)。如果在这2－8年之内，农民还没有找到其他产生收入的生产方式和就业机会，农民的生活就会降低质量，以致陷入贫困。理论上，2－8年后，这些树木和草地仍然在向社会提供生态服务，却得不到补偿。所以，退耕还林(草)政策不是一个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同时，更为广泛的河流上游地区、西北易发生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地区，以及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山林地区，这些地区一直在向社会提供大量的生态服务。甚至有时可能以自身减缓发展为代价。
生态补偿机制涉及谁来支付，支付多少，支付给谁，如何支付(谁做代理)等问题。这就要识别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和收益者，评估生态服务的价值。设计价值转移机制。笔者认为，转移支付依然在生态补偿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在整体框架设计上存在严重的问题，使之发生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需要首先从其内涵和外延上对其进行重新界定，以致达到所谓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
三、如何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财政转移支付
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生态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其原因之一，转移支付资金的重要部分并没有起到均衡地方财政能力的作用。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体系由体制补助、税收返还及专项拨款构成。2006年我国地区之间人均财政支出相对差异系数西部省区最高为86.01％，这表明，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有利于高收入地区的，延续和扩大了地区不平衡的利益格局。原因之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总量规模较小，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差异很大。地方财政收入能力较低的西部地区，虽然经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救济，但由于本身财政支出总量还是相对较大，因此用于生态方面的财政支出能力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还是较大。原因之三，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的比重不高。我国政府实行一般补助和专项补助相结合的制度，对补助金的配套数额或比例要求相对较高，这样在西部地方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的比重也相应低了。到达县乡的专项资金，绝大部分用于平衡县乡财政预算。原因之四，地方财政不能承担起调节辖区内纵向和横向财力分布的责任。在现实中，我国的地方财政普遍存在责任缺失现象。
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一是取决于如何筹集足够的补偿资金，使它不仅能补偿生态环境维护者的经济成本，而且可能补偿其生态效益的价值；二是设计出把补偿金发给被补偿地区的被补偿人的方案。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一)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的生态补偿力度。通过公共财政对生态建设者进行补偿，是发达国家的重要补偿形式，如瑞典对劣等地退耕造林的补助率达50％。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占全国财政收入和支出的52.4％和30.5％，其中的巨额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为生态补偿提供了很好的资金基础，但作为公共服务之一的生态补偿并没有成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因此今后要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中，增加生态补偿项目，用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补偿。要制定分类指导政策，增加对重要生态建设领域的补贴力度。2005年8月，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
提出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力度；加强资源费征收使用和管理，增强其生态补偿功能；继续探索区域间生态补偿方式，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逐步建立生态环境破坏责任者经济赔偿制度。目前，浙江省的生态补偿主要以财政支持为主。2005年，浙江省财政共安排生态环保建设专项资金18.4亿元。同比增长107.7％。2006年浙江省实施钱塘江源头地区生态保护专项补助，试点探索流域的生态补偿。
(二)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框架的设计。一是对转轨国家正在建立的政府间及地方财政体制而言，关键的要素是政府间财政转移的水平、模式和效果。转移支付几乎没有公式可循，其中大多数仍要在总量和个别区域上进行谈判。需要确定转移的总规模(可分配的量)和在各个地区进行分配的公式；需要考虑转轨国家中央政府面临沉重的财政压力，还要考虑在新兴的公共部门结构中地方政府将发挥关键的作用。运用公式时，有必要采用适当的方法度量收入能力、支出需要以及财政效果，由于我国财政分权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何况不论在何种体制下，都需要将结构性问题与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区分开来。因此应该设计一个足够牢靠的政府间框架作为行动的基础，例如，使转移支付和税收流动经常化；它还需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使其与经济在稳定、再分配和私有化方面持续的结构改革并行不悖。二是转移支付体制应根据一定的规则，还是以相机行事为主?如果只考虑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那么建议采用相机行事的做法。但要提高透明度，就应采用正式的、以规则为依据的做法，允许地方政府做好财政规划，并凸显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预算来说，将全国性收入的一定比例、或某项全国性税收固定用于转移支付有很大的好处：地方政府做预算时更有把握了，因为它们知道中央政府的支持将根据确定的公式进行调整，不会受到相机性中央政策的影响。三是建立特殊目的补助的匹配。匹配的补助可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满足地方政府特定目的的支出需要。通过设定不同匹配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问题是难以确定匹配率应该是多少。
(三)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在生态补偿机制中的具体的实现途径。现阶段我国转移支付体系的规范与完善只能采取分类实施、分步实现的途径。分类实施是指把政府各项公共品与服务，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轻重缓急分别设定一个初步实现均等化的先后顺序：分步实现是指把各类公共产品与服务均等化的发展过程。从初级到高级划分为若干阶段，确定一个由低向高、逐步实现最高目标的发展规划。重点是完善转移支付基本模式，建立健全以纵向为主、纵横交错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而且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加以规范。先采用纵向财政平衡的形式，即高一级次财政向低一级次财政进行拨款，按人均相关因素计算后，以县为单位，由中央或省财政通过拨款方式弥补缺口。在具体操作中，可以分情况有所侧重。继而，逐步向以纵向为主、纵横交错的财政平衡形式转变，实现县(市)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将经济发展快的地区财政收入增量部分以一定比例补助给落后地区。
(四)重点建设具有现实性的横向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机制。从以往的生态建设和维护的资金转移方向来看，目前我国转移支付主要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进行的转移。因此。通常研究的转移支付就是这个含义。但纵向转移支付已经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压力，有时会出现补偿不足的情况。比如退耕还林(草)生态补偿主要通过中央财政实现的纵向转移支付。而在区域之间、流域之间、行业之间、经济主体之间的生态补偿仍然处于空白状态。尽管富裕地区将收入的一部分事实上通过上级政府的再分配行为转移给了贫困地区，但这种纵向的转移支付通常仅仅履行了中央财政促进公平的原则，而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中央财政行为增进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尤其没有体现出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特定区域在经济与生态的分工以及生态服务的市场交换关系。而横向转移支付的区域间生态补偿关系是行政区域与行政区域之间基于生态资源有限性、环境利益局限性、环境系统整体性和环境利益公平分配原则而缔结的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能突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就是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也就是通过改变地区间既得利益格局来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从生态产品的角度来说，即由生态受益地区向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地区的转移支付。这里区域间生态补偿包括区内补偿和区际补偿。区内补偿一般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根据本省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退耕还林(草)的农户予以适当补偿。区际补偿是指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下游地区对上(中)游地区进行的资金和物质补偿。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下游地区是退耕还林(草)工程的最大受益地区。是退耕还林(草)所提供的生态服务的最主要的受让者，他们应该而且必须为退耕还林(草)支付费用，即进行区际补偿。区际补偿必须在中央政府的调控下进行。
(五)成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专门机构。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造成公共服务向均等化发展时，区域性财政资金供给不足，这就要求中央政府承担起调节区域间公共服务供给均衡的职责。所以，在转移支付模式选择上，中国应该选择相对集权的转移支付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加强中央政府对地区差距的调节，最终确保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落实：同时，中央政府应该明确省级以下转移支付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政府间转移支付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应当建立中央和地方相关机构，以确保转移支付被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尤其在较小的地区。例如，这些机构可包括一个中央机构或某种形式的中间机构，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向其提供必要的技术帮助和支持。目前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相对规模最大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却没有一个高规格的机构来负责这项工作，没有一个部级机构来专门负责政府间转移支付，在财政部内部甚至没有一个司局级机构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这在世界各大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澳大利亚等多数国家都有一个级别很高的机构来专门处理政府间转移事宜。一个可以认真考虑的方案是建立政府间转移支付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政府间转移支付事宜。这一机构直接向国务院总理负责，其成员应包括来自各级地方政府的代表。该机构的具体职责包括：制定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相关制度和方案，建立和维护相关的数据库，协调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在转移支付方面可能发生的冲突，向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有关转移支付方面的报告，监督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评估转移支付的绩效。
风险转移机制 篇3
一、学生伤害事故的种类及赔偿难点
中职学校学生伤害事故主要有三种, 一是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危害引发的伤害;二是学生自我防范不当引起的伤害;三是实习过程中的意外伤害。由于事故原因错综复杂, 由此引发的民事侵权责任归属和赔偿纠纷不断, 处理不好还可能造成第二次伤害事故的发生或突发事件。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9条规定:“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经调解形成的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 应当由学校负担的赔偿金, 学校应当负责筹措;学校无力完全筹措的, 由学校的主管部门或者举办者协助筹措。”但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中职学校, 其办学经费都极其有限, 面对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赔偿请求, 学校往往无力承担, 对民办中职学校来说, 一笔巨额的赔偿金足以令其倒闭。这是每一个学校在处理学生意外伤害事故时都要面临的难题, 也是关系到社会和谐、安定的重要问题。
二、学生伤害事故的风险转移机制的构建
世界各国针对学生伤害事故设立了相应的制度, 如日本建立由国家、学校举办者及家长共同负担的共济给付制度, 美国、英国立法规定由学校举办者及社会保险分担, 法国则建立了国家代理制度。做法虽不同, 但其共同点都是将学生意外伤害事故赔偿融入社会化, 将风险分散化。结合各国的成功经验与我国的现行教育实际, 本人认为, 以转移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学校的经济赔偿风险和压力, 填补教育保障缺位为目的, 构建学生伤害事故的风险转移机制是可行且有效的途径, 该机制由以下四种保险组成:
(一) 校方责任险
校方责任险, 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 因学校过错而导致在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 依法应由学校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由保险公司在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的保险。《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原则上要求“学校有条件的, 应当依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参加学校责任保险”, 广西根据教育部等三部委出台的《关于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制的通知》制定了相关实施细则, 细则规定中小学、中职学校原则上都要投保校方责任险, 中职学校的投保费用从公用经费或学杂费中支出, 同时还明确了具体的保险招标和承保流程。
(二) 中等职业学校实习生
责任险中等职业学校实习生责任险是指中等职业学校在校注册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遭受人身伤害而导致伤残或死亡, 依法应由校方承担责任, 由保险公司在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的保险。
(三) 学生平安险
学生平安险是专为学生设计的学生健康平安保险, 简称学平险。作为推广已近10年的传统险种, 学平险最显著的特点是保费低、赔付率高, 近十多年来学平险的赔付率都在60%~90%。
(四)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是以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未成年人和没有工作的居民为主要参保对象的医疗保险制度。从2010年开始, 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符合参保条件, 可自愿参保。
三、学生伤害事故风险转移机制的保障作用
(一) 保障范围
构成学生伤害事故风险转移机制的四种保险, 理赔依据和保障范围各有不同, 又相互聚合, 全面涵盖了学生的意外伤害和疾病的保障范围。
校方责任险、中职学校学生实习责任险与学平险都是商业险, 直接受益人都是学生, 但也有所区别。首先是保险标的及性质不同。依据《保险法》第50条第2款:“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校方责任险和中职学校学生实习责任险属于财产保险中的责任保险, 以学校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为标的, 而学平险的保险标的是学生本人的身体和生命, 属于人身保险;第二个区别是赔偿依据、保障范围不同。凡属学平险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出险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校园意外伤害, 保险公司均给予赔偿;校方责任险及中职学校学生实习责任险是在当学校依法对学生的财产、人身伤害负有赔偿责任时, 保险公司才履行赔偿责任;第三个区别是投保人不同。校方责任险和中职院校学生实习责任险的投保人是法人, 即学校、教育主管部门, 学平险的投保人只能是成年学生本人及其父母或监护人。
作为社会保险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保障门诊和住院医疗为主, 但不包含身故及残疾责任。在参保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后, 学生可针对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剩余的自理部分到保险公司按照比例进行学平险的报销, 得到最高至90%的赔付比例。
若出现学生伤残的重、特大责任事故, 学校往往负有民事侵权责任, 需要支付巨额赔偿金, 校方责任险、中职学校学生实习责任险就在其中发挥出积极作用。2009年, 浙江省一职业高中学生在造纸厂实习时被纸浆搅拌机误伤, 经医治无效死亡, 最后由保险公司根据该校所投保的中职学校学生实习责任险赔付30万元了结此案。2010年5月, 广西博白县发生校园挡土墙倒塌事故, 每位身故学生家庭应获33万赔偿金额中的21万元由保险公司根据学校办理的校方责任险赔付。
(二) 保障作用和意义
学生伤害事故风险转移机制作为侵权赔偿的损害填补制度的一种探索, 兼顾了“个人自由主义”与“社会集体安全”这两个社会基本价值, 成为学校和学生的“双保障”。一方面它有效的维护了受害学生的合法权益。一旦出现校方负有赔偿责任的学生伤害事故, 学生既可以通过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学平险获得交叉赔付, 还能从校方责任险及中职学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中累积获赔, 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学生及时获得应有的赔偿, 维护了学生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维护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它解决了学校无力赔偿的困局, 保障了学校教育经费不流失。对减少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的经济赔偿纠纷和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 提高学校的抗风险能力, 保障“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订单培养、顶岗实习”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推行, 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推进平安和谐校园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完善学生伤害事故风险转移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 加强对构建学生伤害事故风险转移机制的宣传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向社会广泛宣传学生伤害事故风险转移机制在促进和谐平安校园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导向作用, 进一步形成支持中职教育风险管理工作的正确舆论导向。采取多种形式, 积极宣传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对防范学生实习风险、保障实习学生权益、推动中职教育健康发展的重大意义, 加大中职学校对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的认知度, 增强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 提高学校投保积极性, 为构建和完善学生伤害事故风俭转移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和风险管理培训, 分级分批进行法律法规、政策、常见事故预防, 突发事件处置等方面的培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开展知识竞赛、组织观看录相、发放安全手册、制作宣传板等多种形式, 对师生进行风险防范和风险转移的教育。
(二) 提高风险管理服务水平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经纪公司和保险机构要各司其职, 加强协调配合, 在防灾防损、事故赔偿等方面密切合作, 建立信息交换和上报制度, 及时通报情况, 研究预防对策。充分发挥保险机构风险管理的经验和优势, 积极开展对学生的各项安全教育, 共同促进学校做好学生安全工作。学校要对家长和学生进行政策宣传和解释, 同时严格按照自愿原则开展两险的投保工作。而校方责任险和中职学校学生实习责任险的开展和接续可按学年和学期来投保, 由于投保时间都是工作量最为繁重的开学阶段, 学校要提高工作效率, 确保保险接续期间没有“真空期”, 达到学生享受充足保障目的。实习前有专门培训、实习中有过程管理、出险后及时赔付的全流程风险管理服务制度。
(三) 强化管理工作专业化和规范化
构建和完善风险转移机制是教育系统和保险系统的大事, 是一项多方参与的工作, 在实施过程中, 学校要与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深入沟通与合作, 互相支持与监督。一是管理工作专业化。增强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 由校长担任风险转移机制的第一责任人, 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保险专业知识、投保理赔业务流程、法规政策、常见事故预防、突发事件处置等方面的培训。二是管理工作规范化。提高管理水平, 做好投保学的生数据管理工作, 一旦出险, 能迅速到位、及时上报, 重大事故保妥善护现场、收集证据。由于保险理赔包括事故调查、责任和赔付金额认定等程序, 自事故发生到出具理赔款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针对这类情况, 可与保险公司协商开通“快速理赔绿色通道”、实行“应急理赔”先垫付后勘察等理赔预付制度措施, 使学生能及时地获得赔偿金, 缩短事故处理周期。
(四) 提高学生的保险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构建和完善学生伤害事故风险转移机制, 并不等于放松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管理, 其最终目的是要减少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因此, 各中职学校要加重视学生的安全教育和对学生实习的管理, 把学生的安全教育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从事后处置转移到事前防范, 加强对实习学生的安全教育, 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提高其自我防护能力。如开设保险课程, 通过聘请保险专家进行专题讲座授课, 让学生参与保险实践, 案例分析及模拟, 帮助学生认识意外伤害的种类、原因及危害, 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保险知识, 知晓风险转移机制对防范意外、保障学生权益的作用和意义, 调动学生及家长对学平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积极性, 确立理性防范安全风险和享受充足保险保障的观念, 为做到“人人参保、应保尽保、足额投保”, 为构建和完善学生伤害事故风险转移机制营造良好氛围。
(五) 提高学校风险防范管理能力
各中职学校要进一步强化学校安全管理, 落实专门机构, 指定专人管理, 建立学校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各中职学校要完善学生伤害事故管理机制, 落实管理人员, 主动配合保险公司做好责任保险的投保工作, 适时开展学生安全教育, 形成实习前有专门培训、实习中有过程管理、出险后及时赔付的全流程风险管理服务制度。充分利用保险机构风险管理的经验和优势, 汇总各校赔付案例及统计数据, 从这些案例及数据中分析事故多发原因, 高发时间、地点, 对学校自身软、硬件设施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检查, 找出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死角, 研究预防对策, 总结经验教训, 做好预防措施, 从而减少或避免各类事故的发生, 实现学校风险由事后补救转移为事前防范。建立信息交换和上报制度, 编写工作简报, 定期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情况, 以利不断改进工作, 提高学校的风险防范管理能力。
摘要：中职学校办学过程中, 学生伤害事故的频频发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已成为家长关心、社会关注、政府重视的热点难点问题。文中以我国现行的法规、规章为依据, 对中职学校学生伤害事故风险转移机制的构建进行阐述和探析, 并提出进一步完善该机制的建议。
关键词：学生伤害事故,风险转移机制,保险,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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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转移机制 篇4
摘 要：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农民工；转户迁移；流而不迁；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差异；成本收益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3000108
一、引言
重庆市在2007年就建立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住房、社保、教育培训等制度，但重庆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中“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指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的市民化（为研究的方便，本文的“市民化”主要指农民将其户籍从农村迁到城市，并放弃其在农村的土地权益，即成为“城市人”）意愿还是不高，很多进城农民还是处于“人来了、融不进”的无序状态，但“无序市民化”不能简单归罪于户籍制度（徐爱东，2012）。国务院于2014年6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户籍制度藩篱将被拆除。然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是否就一定会遵循政府安排的路径推进？ “无序市民化”是否就会快速转变为“有序市民化”？事实上，农业转移人口是经济理性的，其外出就业、转户市民化等行为总是带着各自的动机与愿望（单菁菁，201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不仅受户籍制度的约束，还受转户前后的收入、转户成本及其知识技能等条件的约束，因此，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决策机制，对经济新常态下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制定新型城镇化战略和配套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国内外关于人口迁移决策行为的研究文献较多。在国外，较早的研究是莱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他认为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而迁移。赫伯尔（1971）、Herbe（1938）、Mikell（1946）等人的“推—拉”模型是最具代表性的乡—城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行为是原住地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共同促成的；Lee（1965）进一步将影响推力和拉力的因素扩展到迁移量、迁移流向、迁移者的特征等，认为以往的迁移者把有关信息传回农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迁移成本，为后来的迁移者提供方便。Lewis（1954）和Todaro（1969）等认为城乡工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Wolpert（1960）、Brown（1982）和Moore（1973）等的人口迁移决策模型认为人口迁移是对压力（stress）做出的反应，迁移者并不是盲目追求地点效用最大化，而是根据实际可行性来调整自己的迁移行为。舒尔茨（1961）的成本—收益理论则把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归结为预期收入和迁移成本，认为只有当迁移收益大于成本时，劳动力迁移才会发生。
徐爱东，吴国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在国内，朱杰（2010）研究了长三角的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及影响因素，认为人口迁移过程中的“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空间可达性指标是影响迁移决策的首要因素。李斌（2008）认为我国城市住房价值结构化形成了人口迁移的一种筛选机制，在一线城市，房价过高，入住成本递增，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人口的迁入。辜胜阻（2007）、盛亦男（2013，2014）、王春蕊（2012）、李强（2014）、周皓（2007）等也对我国的人口迁移机制做了实证分析。但以上研究多基于西方的有关理论对人口迁移决策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对我国人口迁移的预测有效性总体上较低。
《意见》中规定农民只要是城市常住人口，哪怕不转户，子女也能获得城市优质教育，因此，优化子女教育将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深入，农民和市民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融入城市的心理需求、获得城市生活环境、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等社会性诉求已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95%以上的农民只要有土地就有生存保障，外出就业主要因为农村生产生活成本提高而农业收入增长有限，缓解经济压力是农民外出创业就业的主要动力。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打工的初忠就是为了挣钱，经济因素决定了他们是否外出打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即转户）行为是其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适应城市生活后，对现实状况进行理性评估后做出的决策，而这种市民化决策机制并不能完全用西方的人口迁移理论来分析，需要结合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自身行为特征以及现实国情来进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依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验证，以深化和拓展有关研究，并为经济新常态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
1.市民化决策行为过程假设
从农业转移人口的行为过程来看，农业转移人口首先要对其原来所在的农村与目标迁入城市的经济、环境、制度以及自身的特征进行评估，进而对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做出比较，再决定是否进行转户迁移（即市民化）。假设市民化决策过程如下（如图1所示）：若没有家庭、制度、自身等因素的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因经济压力、从众心理等，为实现自身知识技能的价值进城创业就业，但不迁户口并保留土地；进城创业就业后，如果认为其在城市的收益（扣除转户成本后的收益）比在农村的收益高，则决定转户市民化，即迁移户口并放弃土地。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这种户口迁移是不可逆的，农村迁往城市容易，而从城市迁回农村则很难。
图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过程假设
2.市民化决策模型
本文借鉴和发展Chiswick、Sjaastad、Becker等人的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从经济收益角度描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过程。假设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就业创业收入为：
Wa=A+αH（1）
Wi=m（I+βH），m∈（0，1）（2）
（1）式是对Chiswick模型的继承，（2）式是本文对原始模型的扩展。其中，Wa、Wi分别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的就业创业收入；A、I分别为农村、城市的基础性收入（I≥A）；αH、βH分别为农村、城市的知识技能附加价值，α、β分别为农村、城市的知识技能附加价值系数（β≥α），H为知识技能水平（取决于文化程度、性别等个体特征）；m为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经济、环境、制度等信息了解程度系数，m→1时信息完全。
农业转移人口要市民化，还需要考虑转户成本的抵消作用，假设农业转移人口转户成本为：
C=（Ci-Ca）+ξ，Ci≥Ca（3）
ξ=θ（n-H），n≥H，θ≥0（4）
其中，Ca、Ci分别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就业创业的生产生活成本。一般情况下，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高于农村，成本之差（Ci-Ca）为市民化的基本成本壁垒。ξ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抬高成本壁垒，是农业转移人口为适应城市生产生活而提高知识技能水平所付出的成本，抬高成本是农民原有知识技能水平H与迁入地城市市民平均知识技能水平n之差的函数，θ为知识技能水平提高的难度系数。
综上所述，农业转移人口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如在城市就业创业的亲戚朋友）了解城市信息进行初步估计，预期进城收益大于0时，决定到城市生产生活；进城后，感觉收益确实比农村有所提高（即转户迁移收益V大于0）时，才决定转户迁移，即实现市民化。
V=Wi-Wa-C≥0（5）
3.模型讨论
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收益分析如下：
将（1）（2）（3）（4）式代入（5）式：
V=[（mI-A）+（mβ-α）H]-[（Ci-Ca）+θ（n-H）]（6）
市民化所带来的收益差异（Wi-Wa）由农村与城市的基础性收入差异（mI-A）和知识技能附加价值差异（mβ-α）H两部分组成，这两项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既可能起正向作用，也可能起反向作用，取决于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m）和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异。根据我国目前的城乡差异实际，一般情况下，会起正向作用；但如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带来的非农权益收入以及农业生产和补贴收入较高，甚至高于城市工资收入时，市民化的收益可能为负；当社会网络很小（m→0），农民无法知道城市信息，且在城市获得就业创业的机会很小时，市民化的收益也可能为负。
市民化的成本包含基本壁垒成本（Ci-Ca）和抬高壁垒成本θ（n-H）两部分，都对市民化决策起反向作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吃、穿、行、社保等将按照城市标准来开支，并付出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的成本；若在农村，则按照农村生活标准开支，付出农村生产所需的化肥、饲料、收割等农业生产成本。目前，我国城市购房成本与农村建房成本差距以及城市与农村生产需要的知识技能差距（如中关村的平均技能水平n很高，农民基本不可能进入就业）较大，抬高了市民化成本。
只有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时，转户迁移行为才能发生。（6）式可分解为（7）式和（8）式，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曲线和成本曲线。
命题1：转户迁移的收益越大（即城乡就业创业收入差距越大）、转户迁移的成本增量越小，则市民化决策的门槛越低，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多。
由图3可知，市民化决策的门槛来源于转户迁移收益能不能抵消其成本。若转户迁移收益（mI-A）增大，转户迁移收益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若转户迁移成本（Ci-Ca+nθ）减小，转户迁移成本曲线截距减小，曲线向下移动，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在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知识技能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将有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转户迁移。
命题2：“流而不迁”比转户迁移门槛低，转户迁移收益不能抵消其成本时，农业转移人口将选择“流而不迁”。
由（9）式和图3知：（mI-A）<（Ci-Ca+nθ）时，H*≥0，转户迁移开始有门槛，在农业转移人口知识技能水平不能越过门槛时，其只能选择不迁移户口保留土地，只是在城市工作，挣取比农民更多的收入，避免转户迁移带来的购房等重大迁移成本，同时还会选择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以避免提高劳动技能的成本。由（9）式知，选择进城务工而不转户（“流而不迁”）的成本比转户迁移（市民化）的成本低，相应的门槛也比市民化的门槛低，农业转移人口得以在城市务工生存。
命题3：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社会网络越大，其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由（9）式不难证明H*m≤0，即m越大，市民化的门槛越低，越有可能转户迁移。同时，由图3可知，m增大，转户迁移收益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点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命题4：迁入城市（迁入目的地）的劳动力平均素质越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可能性越小。
由（9）式不难证明H*n≥0，即n越大，市民化的门槛越高，越不可能转户迁移。同时，由图3可知，若n增大，转户迁移成本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E向右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可能性变小。
三、模型的验证
1.检验方法
由于本文因变量和自变量为个体水平的调研数据，因变量是二项反应的定性变量，且水平之间不存在等级递减或等级递增的关系，因此采用二分类变量逻辑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来分析各种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采用stata12软件作逐步回归，根据变量的显著水平值、回归系数、Odds Ratio值分析影响程度，模型如下：
logP=lnP1-P=a+b1x1+b2x2+…+bmxm（10）
xm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P为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的概率，P有“转户”和“不转户”两种选择，关键看农业转移人口是否迁移户口并放弃土地，即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若“转户”，因变量取值为1；若“不转户” 因变量取值为0。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法对自变量进行测量，自变量有农村和城市生产生活收入和成本变量、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变量、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知识技能变量、城市劳动力技能知识变量等。各变量的设计与测量见表1。
2.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课题组对重庆市渝北、万盛、黔江、万州等区县的调研数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模型进行验证。调查地点的确定主要考虑四地分别在重庆市的城市核心区域、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保护区域，其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状况体现了重庆市的主要特征。共调查498人，其中男性316人，女性181人，剔除缺省值，共有可用样本408份。
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收入、知识技能以及转户迁移成本表现出以下特征（见表1）：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与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年平均收入差别较大。在城市就业平均年收入达2万左右，而在农村生产年收入在6 000元左右，收入差距形成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的主要动力。二是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劳动力之间的知识技能差距大。农业转移人口平均文化程度处于初中与高中之间，而城市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处于高中与大学之间，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壁垒。三是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的转户迁移成本高。购买城市住房价格高出农村建房成本3 000元/平方米，大约是农村建房成本的1陪以上，高出的住房成本需要农民在城市至少奋斗15年以上；城市生活成本高出农村6 000元/年，大约是农村生活成本的2陪以上。转户迁移成本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从以上数据可知，重庆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转户市民化，则平均年收入提高1万左右，而生活成本高出6 000元左右，住房成本高出1万～2万。农民选择“流而不迁”，进城能赚取一定的经济收入，且不需要完全支付住房成本增量；而若选择“转户迁移”则转户收入增量不能抵消转户成本。因此，83%的农民选择“流而不迁”（见表1），验证了命题2中“流而不迁”比“转户迁移”门槛低，转户迁移收益不能抵消转户迁移成本时，农业转移人口将选择“流而不迁”的假设。
3.检验结果分析
模型（10）估计结果显示（见表2），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中，城市就业创业收入、社会网络、文化程度、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建房成本8个变量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并且其对市民化决策的影响方向基本与本文的理论分析（命题1、2、3、4）一致。农村收入、农村日常生活开支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不大。可见，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在进行市民化转户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城市就业创业收入的提高、转户迁移成本以及自身的知识技能能否适应城市等因素。
在转户迁移收益变量中，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平均就业创业收入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2.14，比数比（Odds Ratio）为8.50（见表2），表明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增加8.50倍。在城市劳动力日趋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工资普遍上涨，农民在农村生产的收入非常低，被忽略了。验证了命题1中“转户迁移收益越大，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多”的假设。
在转户迁移成本变量中，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建房成本的Logistic回归系数分别为-1.29、-1.47、0.91、1.20，比数比分别为0.28、0.22、2.48、3.32（见表2），表明在城市购房和生活的成本对转户迁移有负作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人数减少30%；农村的建房和生活成本对转户迁移有正作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3倍；而农村日常生活开支只有城市的1/3，被忽略了。验证了命题1中“转户迁移成本越大，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少”的假设。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网络变量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0.21，比数比为1.23（见表2），表明城市社会网络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1.23倍。验证了命题3中“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社会网络越大，其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的假设。
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程度、城市劳动力素质变量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0.05、-0.04，比数比为1.05、0.96（见表2）。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1.05倍；城市劳动力素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人数减少96%；验证了命题4中“迁入城市（迁入目的地）劳动力素质越高，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小”的假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必定选择经济效益最大化，选择更美好的生活。随着我国户籍制度藩篱被拆除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政府在推进新型城市化的进程中，政策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自愿从农村走进城市，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势所趋。但是，农民的转户迁移决策过程遵循经济理性原则，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取决于其对在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的评估和比较，并非完全遵循政府政策的路径安排。
本文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过程的分析，总结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模型（图4）。总体上看，农民的市民化一般分两个阶段：一是“流而不迁”阶段，农民根据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及生活成本差距以及自己拥有的社会网络和知识技能，评估其进城就业创业是否能使其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如果能改善就去城市就业创业（即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否则留农村。二是转户迁移阶段，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创业稳定后，开始评估转为城市户籍并放弃在农村的土地在城市长期生活是否会比在农村生活得更好，如果能改善生活就转户迁移；否则，还是不转户，只在城市就业创业挣钱（即继续“流而不迁”的状态），或返回农村生产生活。
图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
经济新常态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创新驱动，在效益质量和可持续上见实效。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就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中人、财、物的流动规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迁移规律就是一种人的流动规律。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时，应着力于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提高城市就业创业收入、降低转户迁移成本、提高就业创业知识技能以及获取就业信息等需求：一是在城市做到“同工同酬”，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逐步有序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建立保障蓝领工人工资与GDP同步增长的机制；同时，应对进城农民就业创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等予以扶持，以增加农民在城市就业创业的收入。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就业培训，加大投资和扶持力度，确保每个农民家庭至少掌握一门以上实用的专业技术。三是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对进城农民工的住房实行“应保尽保”，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成本；严格落实中央有关农民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及宅基地出让政策，提高农民征地补偿标准，以尽可能地对冲农民转户迁移成本。四是依托现有农村社保和就业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市—县—乡—社区”四级就业信息网，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体系，确保农民能够快速、便捷地获得城市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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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转移机制 篇5
产业转移是指发达国家或地区将某些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一种经济现象。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 大多数有关产业转移著作中所论及的产业转移及其动力机制分析, 主要是指国际间产业转移。如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论”, 都建立在对本国产业向国外转移的研究基础上, 而国内对产业转移及其动力机制分析相关领域的研究尽管有一定的基础, 但也主要集中在国际产业转移领域, 对于国内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虽有所涉及, 如陈计旺 (1999年) , 聂华林、赵超 (2000) , 周立群等。但这些研究主要沿用了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框架, 缺乏对国内地区间产业转移及动力机制的特性分析, 所以选定安徽为研究对象, 就我国现阶段地区间产业转移及其动力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研究。
2 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分析
近年来, 安徽省转移承接工作初见成效, 每年吸引省外资本中有近80%来自沿海发达地区。2008年上半年沿海发达地区注入安徽的资金近六成投向第二产业, 主要围绕煤电、交通运输、化工、汽车及零部件等优势产业展开。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为安徽省实现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认真分析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特点和发挥安徽省的承接优势是顺利完成产业承接工作的关键。
2.1 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动力源
2.1.1 市场扩张的需要
企业经过多年发展, 一些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市场容量正渐趋饱和, 而内地经济巨大的市场容量成为这些产业抢占新市场的目标。陈建军对浙江省105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调查表明, 浙江企业进行产业区域转移的主要动机中占前三位的是:扩大销售额 (65.71%) , 扩大出口 (38.10%) , 提高企业知名度 (20.95%) 。由于浙江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极具代表性的省份, 因此其在分析中国地区产业转移企业微观动机方面具有较强的参考性。文中分析得出企业在决定进行产业转移和进行产业转移的对象选择时, 常常将其和扩大本企业产品销售、开拓或巩固本企业产品市场联系起来, 说明市场扩张是沿海地区发达地区企业进行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动力因素之一。
2.1.2 参与国际分工的需要
目前, 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 加入WTO使我国在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协作体系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沿海发达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 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指向地,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己经成为沿海发达地区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国际产业的移入要占用大量的土地, 而沿海发达地区土地资源被处于衰退期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据, 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 阻碍了国际优质产业的移入, 此时就需要将衰退产业转移出去, 为承接国际产业腾出发展的空间。同时, 沿海发达地区通过产业转移, 把一些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转移到欠发达地区, 带动欠发达地区产业技术素质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实现与内地资源型产业的紧密连接, 也有助于提高沿海发达地区消化吸收国际产业资本的能力。
2.1.3 追逐政策的需要
沿海发达地区的快速发展, 与其优惠的政策高度相关, 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和国内资本涌入, 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先后设立了许多种经济区, 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 其中又按级别分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等, 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表1反应了四大区域工业企业平均税负相对水平的对比结果, 可以看到, 无论是以全国水平为基准还是以东部水平为基准, 东部地区的税金金额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都是最小的, 从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税收等优惠政策对企业进驻的吸引力。
2.2 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动力源及存在的问题
2.2.1 市场化的不断推进是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力
市场化是各种要素得以流动的最大推动力。安徽自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化程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各种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通过市场得到高效的配置。安徽作为一个中部发展地区, 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要素处于劣势, 而低层次的生产要素如资源、人力则相对丰富, 具有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还处于聚集规模经济和安徽的基础设施等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 市场促使安徽的低层次生产要素流向东部地区。随着东部地区商务成本的提高, 地荒、民工荒等越来越严重, 开始出现规模不经济的效应, 以消耗低层次生产要素为主的产业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利益空间越来越少, 竞争力越来越难于提高。市场化使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 安徽作为东部地区的近水楼台, 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 必然会以资源的优势, 先得月——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2.2.2 工业化是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力
安徽的工业化是后发式的工业化, 与东部地区相比, 安徽的工业化尚处于较低阶段, 虽然具备了一定基础, 但在很多区域差距依然很大, 这种现实, 决定了安徽工业化可以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主要表现在:可以利用“原发式”国家或地区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富余资金, 还可以借鉴其他经验与教训, 加快工业化进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原发式”国家与地区用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路程, 实现这种后发优势的途径就是承接产业转移。
2.2.3 安徽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工作效率不高, 严重阻碍了产业的转移。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产业投资趋势调研课题组对2005—2008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趋势调研结果显示, 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地点的考虑因素中, 首先考虑的是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连续性和兑现度;其次是政府的办事效率与透明度。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地方行政分权式改革, 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不断增加, 各地政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日益强化, 各地区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优惠政策开始引起竞争, 从土地使用费用、企业所得税等方面都开出了各种优惠减免措施。但由于地方政府的换届、中央宏观政策对地方政策的影响, 以及部分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开出程度过高等因素影响, 使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中最为关注的是地方优惠政策是否可以兑现和保证正常、公平的企业经营和市场竞争局面。在安徽省等中部地方由于市场经济观念相对落后, 其政府工作效率也相对低下, 主要表现:政府管的过多、过细, 许多本该由企业市场和社会自己承担的事情, 由政府包揽下来, 在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中, 存在推诿扯皮、手续繁琐的惯例, 往往在审批过程出现个别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之便大肆敛财现象, 没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 政府职能转变迟缓,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3 安徽承接地区间产业转移的对策
上文就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及安徽省承接发达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做了研究, 为指导安徽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在接下来这一节中将着重讨论安徽省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实践过程中, 应该如何利用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和安徽省的承接优势, 并尽量消除可能存在的障碍, 从这个思路出发可以采取以下政策来更好的促进地区产业转移。
3.1 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增长极培育, 主要是选择恰当的产业, 使之产生集聚效应, 形成自我累积循环机制和自生的能力。目前, 安徽各地方政府应在充分考虑产业的市场空间、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基础上, 采取恰当的政策措施, 促进产业基地的形成和发展。区域之间的资本流动要遵循市场规律, 由于市场信息并不充分, 需要通过不同形式的宣传, 使外界了解本地的情况, 在这方面政府要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这样才能使招商引资活动更具有实效。
3.2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强化服务意识
上海、广东、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不仅是全国经济发达的区域, 也是体制环境宽松, 经济运行机制灵活的区域之一。如果安徽省在体制、运行机制等软环境上不能跟上这些区域, 那么, 转移过来的资本和企业也会因环境的不适应而转移到其他地区。一个好的运行机制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管理体制, 在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上与沿海发达地区接轨, 营造适合发展的软环境。要着力营造“亲商、扶商、和商、富商”的投资环境, 尽可能减少审批环节和手续, 并且要明确政府的服务功能, 这方面可以借鉴沿海发达地区和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3.3 加强规范支持创新
承接产业转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运行机制, 因此, 政府服务的重点是要营造规范、有序的发展环境。首先, 要通过政府务实、高效、勤政、廉政的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政务环境和稳定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对于跨国公司这些成熟的投资主体, 规范胜于优惠, 制度重于政策, 稳定高于一切。明确这一点, 政府才能采取恰当的行动, 引进和留住外来企业。其次, 要不断创新政策支持环境, 特别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 改进金融体制和投资融资体制, 不断拓宽投融资渠道, 增强企业发展能力。最后, 要为创业者提供适当的制度环境, 特别是为投资创业者提供政策, 充分保护他们的利益, 鼓励他们创业投资的积极性。
摘要：分析地区间产业转移动力源, 从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安徽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等方面论证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现实必要性、可能性及安徽针对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所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产业转移,动力机制,产业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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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运行机制之浅析 篇6
自主创新是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并使之产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一方面企业要不断加大自身的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外部资源的利用,通过技术转移维持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在自主创新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创新的成功依赖于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技术转移又加速自主创新,二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自主创新的主要途径是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解决产学研之间的技术转移体制和机制的核心问题,制定和完善技术转移法律、政策及相应的科技计划是国家创新战略的重大举措。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与自主创新是推进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构成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正式颁布实施,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于2008年7月1日正式施行。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与生产企业相结合联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并对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国家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对技术转移中心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的技术开发与服务活动给予政策扶持。一系列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对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得技术转移机构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2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面对新世纪知识经济挑战,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经济资源,技术转移机构的工作就是要同企业、大专院校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具有知识产权的资源整合形成科技成果并加快转化是提高科技投入、产出的有效途径,也是增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举措。
企业的技术实力可以通过其拥有的发明专利的质量与数量反映出来。而科研成果中最有价值的知识是专利。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看,一方面存在技术资源的浪费现象较严重,许多专利技术得不到开发和应用,造成了技术市场的服务不足;另一方面适宜开发的产业化技术成果严重不足。一些科研机构和大中型企业仍有很多研究成果停留在实验室及小试阶段,使得实验成果与企业生产需求无法对接,无法形成核心技术。因此,打造基于技术的现代经营理念的技术转移平台是非常必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和完善技术转移体系,以技术经营理念为指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使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对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推进产学研合作与加强技术创新能力
通过“政策引导+项目扶持”模式,引导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开展战略性、深层次、多元化合作,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现有技术、成果、资源向企业转移和集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征集企业对新产品开发、关键技术瓶颈的技术需求,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寻求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解决。
组织实施重大成果转化专项,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凝练出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创新目标,组织好创新队伍进行科技创新,大力扶持新的科技项目生长点,创造条件逐步形成新的优势。
4 建立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平台
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开放式、网络化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平台,它整合了政府、企业、社会各方科技成果资源,它具有以下几方面功能:一是管理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具体任务是做好科技计划项目立项阶段专利的查询和论证;代理科技计划项目形成专利的申请事宜;资助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专利申请费、维持费等;监管专利技术成果转移到企业的情况,为专利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提供服务。二是通过技术成果供求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为技术交易的供需双方提供集信息扩散和服务共享平台,提高技术交易效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是行使技术转移中的技术合同的登记审查职能。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四是各级技术信息平台是疏通技术转移的通道。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只有信息渠道畅通,技术转移才能得以方便进行。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科技会议、科技会展、专业会议、展览会来促进技术信息的传播,以此来实现资源共享、共管及共用,提高技术转移的速度和效率。以太原市为例,太原技术转移促进中心为政府、高校、企业、投融资机构搭建交流平台,推动省八大产业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为提高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转型发展提供服务,2008年度,技术转移项目成交数量59项,技术转移项目成交金额17 607万元,促成国家公共财政投入计划项目成果转移数量8项,促成国家公共财政投入计划项目成果转移累计金额840万元,重大技术转移项目成交金额6 500万元,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
5 人才是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发展的关键
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发展,人才是关键,而技术转移过程中,除技术受方、技术外,还应该有技术中介机构。技术中介机构运作好坏,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目前,国内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一般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职业技术经济人,主要负责转移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和咨询工作;二是兼职咨询专家,由技术转移机构聘请,这些人员往往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能够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在成果选择、专业知识等方面提供咨询。因此,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中,应将科研人员开展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情况作为重要的评价内容,引导和支持科研人员积极投身与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活动。对在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人员,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给予奖励。同时应积极鼓励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以各种方式进行培训学习。
总之,构建新型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探索有利于技术转移和扩散的运行机制和有效途径是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和创建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将技术转移成效逐步纳入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体系,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发挥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纽带作用,将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促进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研究 篇7
每年一次的世界气候大会上,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共同商讨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促进低碳技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解决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公共品1问题很关键。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技术溢出一直以来都是以市场机制进行技术国际转移的主要方式,但现实情况是这种溢出效应相对解决全球气候变化所需要的来说还太小,原因在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品性质和外部性。所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还不能解决全球气候问题,需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
一、低碳技术和低碳技术国际转移
气候具有全球公共品的性质,这使人们影响气候变化的活动具有外部性。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排放温室气体具有负的外部性,减排具有正的外部性。温室气体排放的主体也是温室气体减排的主体,要想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只能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和居民日益低碳的生活方式来实现。
关于低碳技术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 达成共识的概念。根据已有文献,文中的低碳技术泛指能够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一项低碳技术的真正有效应用,涉及技术硬件(包括常规设备、机器,以及工序等)、技术软件(包括技术设计的原理与实施,经验、技术诀窍和知识产权等)、资金、人力资源和体制政策、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因此,低碳技术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这些相互联系的因素[1]。低碳技术国际转移就是低碳技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低碳技术转移要取得实效,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必须覆盖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技术示范、技术产业化推广及部署等所有环节。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迄今为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发展的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效率最高的市场机制。但是,Kasturi Das通过对1 000例CDM项目的经验研究发现CDM对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贡献很小[2]。原因在于,CDM设计的初衷是促进各国实现减排目标,而不是促进低碳技术的国际转移。如果完全依靠市场价格机制进行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供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将与解决气候变化、保护环境相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需方购买力不足,无法购买昂贵的先进技术,连续使用落后的技术,会造成落后技术的“锁定效应”。这就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联合行动,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二、UNFCCC 的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
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UNFCCC是最主要的多边论坛。自1992年UNFCCC成立以来,其体系内的机构和机制不断改变。当前UNFCCC的机构设置中,COP是UNFCCC的最高机构。UNFCCC下设附属科技咨询机构(SBSTA)和附属履行机构(SBI)。SBSTA就与公约有关的科学和技术事项,向COP及其附属机构及时提供信息和咨询。SBI协助COP评估和审评公约的有效履行。同时,COP在SBI和SBSTA下设立了技术转移专家小组(EGTT),以提高技术转移框架的落实和开展技术转移活动。UNFCCC还建立了技术信息交流中心 (TT:Clear),其目标是向大会管理下的、持续的技术转移活动提供信息,以及促进可靠的、与低碳技术发展和转移相关的技术的、经济的、环保的和制度的信息的产生、流动和获得。
UNFCCC还确立了资金机制和技术机制。资金机制在COP指导下行使职能并向其负责,该机制的经营委托一个或多个现有的国际实体负责。2008年COP第14次大会上,全球环境基金战略方案(由COP第13次大会提出)被更名为波兹南战略方案,并继续由全球环境基金审批和支持该战略方案下项目的执行,旨在提升技术转移投资水平,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对低碳技术的需要,以推动公约下的技术转移活动的发展。2010年12月坎昆会议上建立了技术机制,包括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CTCN)1和技术执行委员会(TEC),二者都对COP负责,并在COP的指导下运作。TEC和CTCN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响应缔约国中发展中国家的与技术开发和转移相关的请求,一般通过该国指定的实体2负责。技术机制旨在促进创新,催化技术路线图或行动计划的使用,响应发展中国家对技术转移的需求,以及促进联合R&D活动。
UNFCCC通过由隶属于波兹南战略方案的全球环境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和由联合国环境项目和地方组织提供技术支持,帮助非附件Ⅰ缔约国完成了技术需求评估(TNAs)[3]。 技术需求评估涉及大量信息,包括利益相关者、国家情况、国家优先发展项目、现存的政策和措施、被优先考虑的部门和技术、已识别的技术障碍和技术促成框架、技术行动计划、与优先技术的研发、示范、部署和传播有关的活动、项目想法和相关的因素。SBSTA鼓励非附件Ⅰ缔约国在准备需要支持的项目提议时考虑本国TNAs的结果。SBSTA邀请缔约国、有关的国际组织、大会资金机制的运作实体和其他的有关资金机构适当地对非附件Ⅰ缔约国TNAs结果的落实提供技术上、资金上的支持。
研究发现,完成技术需求评估,从宏观层面为非附件Ⅰ 缔约国提供了明确的技术路线图和行动计划,但如何落实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和资金上需要支持,即在微观层面,UNFCCC机制缺乏可操作性。为促进低碳技术开发与转移,相关研究人员建议使用CGIAR模式作为解决气候变化的一种模式。
三、CGIAR 模式
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CGIAR)诞生于1971年,是一个由64个成员组建的战略伙伴组织,其中包括21个发展中国家和26个发达国家、4个共同提案者,以及13个其他国际组织。CGIAR的愿景是在全球根除饥饿和贫穷,其使命是发展在全球根除饥饿和贫穷的科学和技术。CGIAR的目标是四个系统层面的成果(SLOs),即减少农村贫困、提高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健康状况,以及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CGIAR的大多数经费是由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机构提供的,其在华盛顿特区的秘书处由世界银行提供费用。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CGIAR的组织和运作程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变。下面分析现阶段CGIAR的运作机制。
1.组织机构。两年召开一次的全球农业研究发展会议是CGIAR的最高机构。CGIAR由15个独立研究中心和代表各研究中心的协会委员会(CB)组成。各研究中心是建立在与东道国具体协定的基础上的国际法律实体,由它自己的委员会管理,有独立的预算,为其自身活动寻求资金。CB是一个新的法律实体,旨在团结各中心。CGIAR还设立了CGIAR基金委。
2.战略框架[4]。为确保各中心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在实现CGIAR目标中能有效地发挥作用,CGIAR建立了结果导向的战略性框架(SRF)。SRF为CGIAR提供战略方向,要求各中心和其广泛的合作方不仅在研究过程中,而且在研究成果的作用路径的后续阶段,充分发挥其核心竞争力,以确保研究成果实现CGIAR的目标(SLOs)。
3.研究工作[4]。CGIAR通过CGIAR研究项目(CRPs)来执行研究,CRPs是CGIAR研究的主要机制。CB审批所有的CRPs,并对CGIAR基金委负责。CB的作用就是确保:单个的CRP与SRF相一致;使各个CRPs相互融合,减少重复和提高互补性;在中心与CB之间签订的执行合同中明确规定每一个CRP的不同时间阶段的研究结果、预算、不同的合作关系以及里程碑意义。
4.资金机制。CGIAR基金是一种新型多方捐助的长期融资机制。为了便于统一管理捐助者的捐赠资金,通过三个指定的筹资窗口CGIAR提供了资金单一入口点。资金在所有CRPs中都受到明确的规定和限制。CRPs将对CGIAR研究的投资与研究成果对SLOs的潜在影响清晰地连接起来。
5.知识产权管理。随着知识产权在生物多样性不同领域的扩展和私营部门在农业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心越来越多地发现在他们的研究领域需要使用专有技术,但对这些专有技术使用知识产权的需要和人道主义的实施越来越引起争论。遗传学的资源政策委员会建议,各中心可能只在特殊情况下寻求或维护知识产权,例如当它是不可或缺的对确保一项研究结果的进一步发展,或当为完成CGIAR的使命所需的私人公司控制的技术需要被访问时。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CGIAR模式更具可操作性。它集中各中心的研究竞争力,广泛开展与各国国家研究机构、私人部门的研究合作,进行结果导向的一体化研究(即将商业化生产、自然资源管理和政策体制研究一体化),共同传播研究成果,在实现SLOs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CGIAR的宗旨是在全球根除饥饿和贫穷,其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公共品性,其研究成果作为国际公共品,这与UNFCCC的宗旨同理。目前,CGIAR模式已用在解决全球健康问题方面。CGIAR模式为UNFCCC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框架提供了微观可操作的基础。
四、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的框架设想
2010年UNFCCC建立了技术机制,使UNFCCC的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其在研究效率、资金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方面仍存在不足。文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的框架设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组织机构。在UNFCCC的技术机制下,在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CTCN)和技术执行委员会(TEC)之外,在全球建立若干个、低碳技术类别不同1的、独立的研究中心,形成研究的网络结构。各研究中心是建立在与东道国具体协定的基础上的国际法律实体,由各自的委员会管理,进行独立预算,为其自身活动寻求资金。各研究中心对COP负责,并在COP的指导下运作。CTCN和TEC负责促进技术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宏观层面的技术需求评估和建立或者加强低碳技术方案的准备和落实能力,各研究中心则根据低碳技术类别不同从微观层面去研究、实现COP的最终目标(即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
2.技术机制。在UNFCCC的结果导向战略指导下,技术机制必须成为一个集成的、统一的实体,它在设计和操作上有灵活性,在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是有效的。在现行UNFCCC的技术机制基础上,在宏观层面,促进非附件Ⅰ 缔约国完成技术需求评估,制定技术路线图和行动计划;在微观层面,SBSTA组织上面(一)中所提的各研究中心发挥各自的研究优势,进行研究一体化,提高研究效率,利用其研究成果开展技术转移活动,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各研究中心在微观层面的研究,可以遵循“自下而上”的流程, 也可以遵循“自上而下”的流程,其研究成果作为公共品,可以用来开发其他类似的项目。SBSTA审批研究项目,让项目之间契合,减少重复,加强互补性。
3.资金机制。除了现行UNFCCC体制内的五大基金,各研究中心为其自身活动寻求资金,资金来源于捐赠、碳排放权交易和碳金融(即,各中心的研究项目在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的贡献可在碳交易市场上出售,从而为项目融资)。用于促进低碳技术的开发、转移和应用的相关基金受到明确限制。UNFCCC及其协作组织、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金融部门应加速发展国际的、区域的和国家的、省级的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工具,促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对低碳领域的投资,促进低碳技术开发与转移。
4.知识产权管理。各中心的研究成果应作为全球公共品, 在特定情况下方可使用知识产权,例如当它是不可或缺的对确保一项研究结果的进一步发展,或当为完成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使命所需的私人公司控制的技术需要被用到时。
显然这个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的框架设想是概要性的,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值得肯定的是,它更注重实现宏观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的微观基础,它更具可操作性。
五、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UNFCCC的非附件Ⅰ缔约国之一,利用全球环境基金(GEF)资金与世界银行共同开展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需求评估项目”已进入实施阶段,计划在2015年完成。项目旨在支持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所需技术的评估工作,提高技术识别能力,推进低碳技术转移示范项目的开展。另外,截至2014年7月31日,中国CDM注册项目3 760项,占全球总数(共7 538项)的50%。实践证明,在UNFCCC的机制安排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寻求先进的低碳技术和资金支持,在项目开发能力建设和政策框架方面做得很好,并在项目实施中表现出很强的执行力,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环境做出显著贡献。但是,研究者预计到2020年中国碳排放总量将达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文章提议,中国应根据国情做好充分地准备,以在适当的时机向UNFCCC申请在中国建立一个或多个类似CGIAR的“研究中心”,以促进低碳技术开发和转移,促进中国和全球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另外, 中国应加快发展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促进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对低碳领域的投资以支持低碳技术的开发、转移和应用, 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摘要：研究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的直接目标是促进低碳技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最终目标是解决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公共品问题。基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品性质和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UNFCCC的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框架在宏观方面效果显著,但在微观方面缺乏可操作性。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的CGIAR模式为UNFCCC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框架提供了微观可操作的基础。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可操作的低碳技术国际转移机制的框架设想。
代理权争夺的转移机制分析 篇8
控制权的转移和交易形成控制权市场, 被寄予调整上市公司的资产、股权结构、完善外部治理机制、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厚望。控制权市场的存在使得控制权可以在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 让上市公司都能感受到来自控制权市场的压力, 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的各种非理性行为。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 控制权市场作为公司治理外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促进经理人市场的发展,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股权结构下, 代理权争夺是中小股东参与治理、保护自身利益的途径之一。作为控制权市场上的主要转移路径之一, 对代理权争夺的转移机制进行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二、代理权争夺机制分析
(一) 代理权争夺中的参与角色
根据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 在现代公司制中股东与董事会、董事会与管理层存在双重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中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代理关系解决股东的集体行动悖论问题, 代理权争夺发生在这一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之中, 因为股东大会将决定谁取得第一重代理资格, 即代理权。代理权的获得意味着控制了董事会, 从而取得了对公司的部分经营权。中小股东因为自身资金等实力的限制, 代理权争夺就变成了对公司有影响力的股东之间对代理权的争夺行为。在代理权争夺中, 重要和关键的角色组成相对立的利益集团, 彼此之间展开争夺。假设在代理权争夺之前已实际取得代理权的股东为管理者, 其利益的维护者主要是现有董事会。发起代理权争夺的股东称为挑战者。在这两者之外的其他股东 (不排除还有其他大股东) 往往分化为两类追随者:一类投票表决或把表决权委托给挑战者的其他股东称为挑战追随者, 挑战者与挑战追随者结成挑战者同盟;另一类是支持管理者的其他股东, 称之为拥护者, 与管理者形成管理者同盟。另外还有一些股东会弃权, 他们选择不支持其中任何一方。
(二) 代理权争夺的动因和主要内容
代理权争夺是挑战者在已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购买股权的情况下, 通过其他股东的支持来取得控制权的低成本方式。挑战者发起代理权争夺来控制公司, 其成功的基本前提是它必须获得足够多的其他股东的支持, 挑战者同盟力量大于管理者同盟。因为单个的股东或出于股权劣势地位的股东难以依靠其自身的财力来获得公司控制权, 因而这种方法经常被那些中小股东采用。挑战者必须列举理由, 使其具有表决权取得股东支持。挑战者解释发动代理权争夺的主要原因有:公司低效管理的现状令人不满, 如资产收益率下降, 公司股价下跌。而他们有能力更好地管理企业, 并列举自身过去的经营业绩予以证明;同时, 提出一些声誉卓著的董事会人选, 强调他们的知识背景或管理经验;公司战略需要调整。挑战者提出有吸引力的战略规划, 一般都伴随着大的兼并重组计划, 或是将公司部分资产拆出去, 或是改变主业;公司现有章程不完善, 或是经营体制不健全, 或是认为原有的激励机制扭曲。管理者由于洞悉挑战者的全盘计划, 并清楚地知道控制权的失去意味着什么。因此会提出改善措施或修正意见以抵消挑战者的影响, 如承诺改善部分机制, 加强监事会的作用, 增加独立董事席位, 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挑战者兼并方案的修正案或提出自己的兼并重组计划等等措施, 目的是与挑战者争夺其他股东的支持。在实际的案例中, 代理权的争夺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委托书收购即代理投票权征集, 这是争夺代理权的主要方式。在代理权竞争中, 中小股东被要求在两组互相“敌对”的董事候选人当中做出抉择, 而无论是发起挑战者, 还是管理者, 都会想方设法四处征求这些中小股东的支持, 积极征求那些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的代理投票权的授权。二是表决制度。在美国公司里存在两类主要的表决制度, 既简单多数投票制和累计投票制。简单多数投票制是将所有待表决的董事席位分开来逐个进行表决, 候选人根据得票多少入选。该方法有利于过半数股权的股东完全控制公司董事会。累计投票制则是将所有待表决的董事席位进行一次性表决, 候选人按照总的票数多少决定是否当选, 可见, 这种投票制可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 代理权争夺的经济后果
代理权争夺的经济后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代理权争夺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增加。公司内部控制体系不能有效提高公司资源的利用率, 微观上是不能提高公司的利润率, 宏观上则是全社会经济效率的下降。公司控制权市场通过释放大量资源的控制能力, 可以使资源转向更高价值的使用, 而代理权争夺就是一种低成本、快速而富有成效的资产运作方式。它通过取代原有的令人不满的管理者, 提高了公司资源的利用价值, 从而增加了全社会的福利。二是代理权争夺的经济后果。代理权争夺中, 有益于使公司价值获得最大限度提高的方案会得到股东大会的接纳。伴随着争夺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了解其中关键信息的中小股东从其自身经济利益出发, 会支持认为相对高的公司价值提案, 而往往是挑战者的方案最“革命”, 最具有吸引力。代理权争夺的成功就增加了公司战略调整的可能性, 因而使市场预期公司的兼并重组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了, 这种预期有积极的市场反应, 导致股价上升, 公司股东的财富增加。另外, 即使是挑战者的方案被否决或是挑战者与管理者在争夺代理权中最终达成妥协, 管理者也会采取改良的政策甚至就是挑战者提出的政策提高资源的利用价值。这是因为管理者明白了自己已受威胁, 即便是在这次代理权争夺中取得胜利, 若不改变管理现状或调整战略, 将会导致挑战者继续寻找途径来争夺公司控制权。这样, 尽管公司股价会因代理权争夺失败而暂时下跌, 但管理者采取的措施将有利于公司长期价值的提高。
三、代理权争夺与公司并购、公司治理分析
(一) 代理权争夺与公司并购间的联系
代理权争夺和公司并购都是股东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和约束的极其重要的外部控制机制, 前者花的资金成本要大大低于后者, 所以通常由实力较弱的中小股东采用或作为收购行为的辅助手段,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代理权之争发生的频率较高。两者又有很大区别。第一, 两者对公司所有权的分布影响不同。代理权争夺与公司并购都是力图控制公司。在公司并购中, 随着并购的实现, 被并购公司丧失了所有权, 或者发生了所有权结构分布和控股股东主体的变化。而代理权争夺本身的目的不是股权 (尽管往往同时伴随着股权的争夺) , 而是股票代理权。在争夺过程中, 大多数股东并不转移他们的股权, 他们的动机更多地是选出管理层以提高股票价值。第二, 两者的信息披露程度也存在不同。在股票二级市场中, 如果并购以协议方式进行, 投资者往往在事前不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而在代理权争夺中, 挑战者为了保证争夺的成功, 就要动用更多的资源, 掌握公司更多的信息, 并向广大股东公开。相反, 管理者则努力控制对其不利的信息, 但此时挑战者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已不低, 使得代理权争夺相当激烈而精彩纷呈。第三, 两者在短期内掌握控制权的实际结果往往不同。公司并购是为了确保拥有控制权的行动, 但有时却反而不能奏效。这是因为:公司控制权的争夺首要目标就是取得优势的董事会席位, 但董事有任期限制, 加之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对董事地位的保障, 董事在任期内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职, 从而使收购者面临拥有大多数股权又不能在短期内掌握控制权的尴尬局面。而在代理权争夺中, 挑战者则可能在股东大会的“全民公决”中获得多数董事席位而享有控制权。通过代理权争夺获得控制权, 对公司控制权的掌握有阶段性。挑战者通过代理权争夺取得公司控制权, 即董事会的多数席位, 但对公司控制权起决定意义的终究还是股权。如果挑战者将来的公司战略未获成功, 就会失去中小股东的支持, 这时会出现地位互换的另一场代理权争夺, 而不得不退出。公司并购虽然有时不能在短期内掌握经营权, 但长期来看却是肯定的。代理权争夺中挑战者的道德风险突出。挑战者掌握控制权后, 如果他不履行对公司和其他股东的诚实义务, 就违背了中小股东支持他的初衷。如果挑战者仅是为了掠夺上市公司资源而不是长远发展的目的, 有可能诱导中小股东, 骗取他们的支持。挑战者低成本控制了公司后, 就出现了股东权利与责任不对称问题, 挑战者通过董事会就拥有了经营公司全部资产的权利, 但由于其所占股份额小, 按公司法只承担以其出资额 (拥有的股份大小) 相应的有限责任。同时, 其退出比较容易, 再加之挑战者控制权的阶段性持有而易产生短期行为。因而, 代理权争夺中的挑战者的道德风险不容忽视, 必须有健全法律予以规范和监督。
(二) 代理权争夺与公司治理间的联系
代理权争夺是一种不用花费大量收购支出又能改变公司控制权的治理机制, 被认为是小股东鞭策和罢免那些未能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不称职的管理层的基本做法。因此, 代理权争夺作为公司控制权市场上的控制权转移方式及公司的一种外部治理机制, 通过增加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吸引广大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和对管理者具有的惩罚与鞭策作用, 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对公司治理有积极意义。第一, 代理权争夺是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促进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 公司所有者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这是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的首要根源。由于股东掌握信息的有限性和股东的分散, 使获得信息的成本往往超过了投票的收益, 中小股东因而放弃投票权, 公司治理的主动权掌握在大股东手中。而在代理权争夺中, 持有异议的股东为保证代理权争夺的成功, 就要动用更多的资源, 使公司信息尽可能向股东公开。相反, 管理者则努力控制对其不利的信息, 以使大部分股东反对持异议股东提出的代理权争夺。这样, 在双方反复较量和争夺的过程中, 公司信息的透明度必然随之提高, 这有利于降低所有者与代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使所有者能更好地监督代理者, 同时也使代理者的不良行为受到约束, 从而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同时, 在代理权争夺中, 一方面由于使公司信息更加透明, 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者与挑战者为了获得足够股东的支持, 不得不提出有利于中小股东利益的政策, 中小股东的力量受到重视, 特别是公开征集股东授权委托书, 使中小股东的意志得到更充分体现, 从而提高了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热情。第二, 代理权争夺能有效地促成管理者提高经营效率, 更好地为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最大化服务。代理权争夺不管结果如何, 将直接危及到管理者的去留问题, 代理权争夺是上市公司股东惩罚未能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管理层的最后工具。如果持异议股东在代理权争夺中取得了多数投票权, 则原有的管理者一般将会受到更换,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管理者。这表明持有异议的股东的董事会席位之争已成为一种威胁, 这会迫使管理者正视持有异议的股东的要求, 作出让步来调整公司的经营战略。上市公司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中, 不同持股比例的股东对公司治理有不同的参与程度, 表决权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工具之一。尽管离开了表决权, 股东还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办法表达意见, 但用表决权通过接受或反对管理者提出的公司战略、保持或改变现有管理者, 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机制。这个机制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 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通过征集委托表决权, 公司运作的主导权由一元化主体 (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大股东) 转向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各种市场化利益主体来决定, 表决权的监督制约机制能深入到上市公司内部, 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管理者采取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政策, 从而有力地推动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四、我国代理权争夺的实例分析
(一) 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权争夺的案例
“深万科”是上市公司购并市场中的先行者, 当年万科便发动了收购申华的战役, 但没想到数月后却后院起火, 发生了由君安证券发起的代理权之争, 君安称受持有万科与法人股东委托, 以这家股东财务顾问的身份, 公开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出改组万科的“改革倡议”, 对万科的经营提出建议与倡议, 要对万科实施重大改组, 并称将推荐董事候选人进入万科董事会, 当时君安证券自己仅持有3.17%的万科股权。最终, 万科董事会发表声明, 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超越授权范围, 理由是:其一缺乏足够的授权委托手续;其二代表3.17%的股份, 无权提出董事候选人;其三对未委托授权的股东征受委托权, 没有法律依据。万科还指出“改革倡议”披露的有关信息已经对股民产生误导。而同时君安征集的委托权阵营也出现分化瓦解, 两个法人股股东 (新一代和海南证券) 临阵变卦, 转而支持万科管理层。君万代理权之争告一段落。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代理权之争并未伴随着股权的收购, 但兴起于收购的谣传, 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指责外, 君安方面提出的进入董事会要求被斥为无理和非法, 结果当然失败。另外发现:在代理权之争的前后几年, 万科的净资产变化不大, 均处于较高水平, 这说明君安对万科管理层的指责理由不充分, 更证明了对其注重二级市场概念炒作的判断。君万之争是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首起有轰动效应的代理权争夺, 其整个过程漏洞百出, 争端的解决也是黑箱操作, 广大散户投资者还以为发生了收购事件, 让内幕交易者有机可乘, 最终使君安改组万科的计划失败。尽管代理权争夺没有成功, 但万科在后来的发展中却表现出对部分君安所提建议的逐步吸收。君安建议的主要内容是:收缩战线, 放弃贸易、零售、投资、工业等活动, 集中力量发展房地产业。在君安建议公布后的第一个年度, 万科公司的贸易及商业收入就比上年度下降, 这使得房地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房地产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60%以上, 实现了君安建议中收缩战线、提高业务透明度的建议;君安减持所持申华流通股的举动也表明, 君安建议中对万科投资业务的批评, 逐步被采纳。君安建议中要求万科对非房地产业务的子公司, 除保留文化经营项目外, 其余应当或转卖或清算。万科对这一建议也是逐步“接纳”, 如转让或清算怡宝饮料有限公司、万科工业扬声器制造厂、万科供电公司、深圳万科工业有限公司、万科机械加工厂、万科礼品设计制造公司、深圳国际企业服务公司等。其中, 转让当时盈利能力颇强的怡宝饮料有限公司, 尤其能说明万科公司在收缩非主营业务的战略。轰动一时的胜利股份代理权之争, “公开征集授权委托书”, 这种激烈的代理权争夺战在中国证券市场完成实践。通百惠打出的是“你神圣的一票决定胜利股份的明天”。最终胜邦企业依靠关联交易战胜了公开征集股东授权委托书的通百惠, 取得了胜利股份新一届董事会的控制权。作为挑战者的广州通百惠虽然在这场争夺中败北, 但此次事件最终导致了由董事会提出的董事候选人和监事候选人被否决, 同时推动了公司董事长的改选和专业化的独立董事的进入, 且胜利股份最终也表明了对通百惠提出的网络产业并不拒之门外。自“君万之争”、“通胜之争”以及其他几次大规模征集股东投票权的活动, 准代理权争夺战在国内证券市场也频频上演, 但总体上代理权争夺的案例仍较少, 成功率低。
(二) 我国代理权争夺评述
从上述所列事件来看, 代理权争夺在对管理人员的监督和约束, 调整公司发展战略, 促进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等方面, 对公司治理的完善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但各参与方的行为都不是很规范, 至少没有充分考虑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从我国发生的几家代理权争夺的公司看, 都是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 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还呈现出一股独大的特征, 这不利于代理权争夺的发生, 也难以充分发挥代理权争夺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但股权分置改革将伴随着全流通时代的来临, 各方之间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呈现复杂化的趋势, 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更受到备加关注, 代理权争夺将会进一步有所发展。此外, 代理权争夺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加以扶持、引导和规范, 做到有法可依。而我国目前涉及代理权争夺的相关法规还不完善, 并散见于各种条例文件之中, 如《公司法》第108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 代理人应当向公司递交股东授权委托书, 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股票持有人可以授权他人代理行使其同意权或者投票权。但任何人在征集25人以上的同意权或者投票权时, 应当遵守证监会有关信息披露和作出报告的规定”。实践中代理权争夺是一项法律要求很高的技术性工作, 需要专门的法规对诸如征集人背景、征集对象、征集时间、征集方式、征集程序、授权委托书的效力以及侵权违约责任等进行规范, 从而保障参与各方的合法权利。而有效的法规建设对代理权之争也会是一个推动。现阶段我国的私人资本尚不发达, 中小股东的自我保护意识仍处于萌芽阶段, 真正自觉运用代理权争夺这一制度来维护自己在公司中的共益权的案例尚未出现, 因此对代理权争夺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既可为未来轰轰烈烈上演的代理权争夺战预设法律基线, 又可唤起小股东的权利意识。所以, 今后应该加强对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权竞争的引导和规范, 完善公司控制权市场, 保护投资者权益, 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
参考文献
[1]高愈湘:《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2]胡晓阳:《企业控制权的理论揭示与实证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李富强、董直庆、龚旭云:《企业治理结构安排和控制权理论前沿综述》, 《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2期。
风险转移机制 篇9
【关键词】CISG；风险转移制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国际贸易；风险承担原则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在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缔结的货物买卖合同。由于各个国家货物买卖存在立法差异，为国际货物买卖带来许多障碍，严重阻碍了国际间货物买卖的顺利进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国际商事交往日益密切，国际货物贸易更加普遍，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调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统一法。CISG在此时应运而生。CISG的诞生，试图透过一个统一的国际实体法调整国际货物买卖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是以国际统一实体法方式调整国际民商事活动的一个创举，并对世界多数国家具有影响力。至今为止，已经有74个国家和地区核准、参加或继承了该条约，中国、美国、日本等贸易大国多是该条约的参加国。另外，比利时、土耳其、葡萄牙在不久的将来也有可能要参加进来。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专著、学说、论文都开始逐步倾向于对CISG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几乎所有接受本公约的国家的法院，越来越多的应用本公约作为处理所涉及案例的关键，并出现了很多的判例。
风险转移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货物买卖不仅涉及不同国家的当事人和不同国家相互区别的法律制度，且大部分需涉及到长线运输方能完成交付，因此一个完整的国际货物贸易的流程尤为复杂。在长途运输途中，货物本身与货物的所有权之间常常呈现分离的状况，货物遭受意外损坏的风险大大增加。货物意外损坏的风险应当由谁承担，关系买卖双方当事人的根本利益以及合同目的的最终实现，而该问题的实质就是风险转移。如果标的物的风险已经转移，则买方需承担全部风险损失，且不免除支付价金之义务。但如果风险未转移，则卖方除了应当承担货物毁损风险之外，还可能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人甚至认为，全部合同法特别是买卖合同法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基于合同关系所产生的各种损失的风险在各方当事人之间进行适当分配。然而，风险转移问题又是一个极易产生分歧和纠纷的领域，明确标的物风险转移的具体时间和条件十分重要。它不仅为各国立法所重视，也为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所重视。CISG作为调整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统一实体法律规范，其中有关风险转移之规定无论就其理论还是实践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基本原则
风险承担原则是指买卖合同订立以后，债权债务情节以前标的物因非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毁损、灭失风险时，风险在买卖合同当事人之间如何划分的原则。CISG所确立的买卖双方风险的分担原则包括：（1）以交货时间确定风险分担原则；（2）过失划分原则；（3）国际惯例优先原则；（4）划拨是风险发生转移的前提条件；（5）当事人约定优先原则。
（一）交付主义原则
从CISG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从ULIS到《国际货物销售公约》（草案），再到1980年的CISG，一直确立了风险随交付转移作为风险转移的基本原则。交付主义自产生以来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可，以交付主义作为风险转移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为了国际货物买卖中的一大趋势。CISG作为两大法系妥协的产物，又要获得各国的广泛认同，就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此外，以交货作为风险转移的时间点可以避免以所有权作为风险转移时间点所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更符合实践的需要。
但有学者认为，CISG所采纳的风险转移规则实为“所有权主义”而非“交付主义”，其依据在于，CISG只适用于跨国的货物买卖，即只适用于动产买卖，但CISG第2条明确排除了对船舶、船只、气垫船和飞机的适用，这几类动产在各国普遍都属于需要办理登记手续的特殊动产，由此推断出CISG仅适用于一般动产。之所以如此规定的原因是为了回避各国有关所有权转移问题上规定的差异而无法统一。所以，CISG中货物的转移占有与转移所有权仍然没有割裂开来。因为对于一般动产而言，各国有关所有权公示方式是基本一致的，即“转移占用”就表明“转移所有权”。故而，CISG中的货物风险表面上是从占有转移时起发生转移，采纳的是“交付主义”，事实上所有权与风险同时转移的，公约实行的是“所有权主义”。笔者对这一看法并不认同。“所有权主义”与“交付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将风险转移与货物所有权相联系，后者将风险转移与物理上的“交付占有”相联系。诚然，在货物买卖合同中，存在“交付”与“所有权转移”同时进行的情况，这在本文第一部分中也予以说明，但不能据此情况就判定CISG所采纳的是“所有权主义原则”。其最有利的反驳点就在于，出卖人对物权凭证的保留并不影响风险转移。在出卖人保留所有权的情况下，风险依照风险转移规则由买方承担，但所有权人仍然是出卖人，因为此时货物所有权尚未转移到买受人。故而CISG所采用的风险转移规则是“交付主义”而非“所有权主义”，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
（二）过失划分原则
过失划分原则是CISG风险转移规则适用的前提之一，即合同双方对货物的毁损或灭失不负有责任，否则该毁损或灭失不依交付主义发生转移。较为明显的过失划分原则的例子见于《英国货物买卖法》20条2款：“由于买方或卖方过错使货物的交付拖延的，因此产生的如果没有过错就不会发生损失的风险，由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类似规定还出现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的第2-510条，即使卖方有违约行为，但风险的最终承担取决于买方的违约救济措施。这一规定与CISG的精神是一致的。将过失划分原则作为CISG的基本原则的理论主要是依据其第66条之规定，该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合同双方对货物的毁损或灭失不负有责任，否则该毁损或灭失不依交付主义发生转移。这是由于，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那样，风险是指非因当事人原因发生的货物的毁损或灭失。因卖方原因造成的货物之毁损或灭失不在风险的范畴，故而不能依据风险转移规则发生移转。也即CISG所规定的那样，“除非这种遗失或损坏是由卖方的作为或不作为所致”。
（三）国际惯例优先原则
CISG第9条规定可以看出，在CISG中，除了优先适用外，国际贸易惯例还具有自动使用的效力，而且这种管理的存在对当事人而言，只要是理应知晓就予以适用。
二、风险转移规则
风险转移的主要问题是时间问题，即风险由何时自卖方转移给买方。在长期交易实践中，当事人为避免风险承担的纠纷可以事先对风险转移问题做出约定。但在当事人没有做出约定时，法律就应对此做出规定以“定分止争”。CISG之功能亦在于此。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前提下，适用CISG第66-70条所规定的风险转移的一般规则，具体如下：
（一）基本规则
CISG第66条规定：“Lossofor damage to the goods after the risk has passed to the buyer does not discharge him from his obligation to pay the price，unless the loss or damage is due to an act or omission of the seller.”该条体现了风险转移规则的两个基本原则：（1）交付主义原则；（2）过失划分原则。风险随交付而转移，交付的时间点即风险转移的时间点，货物从交付时风险从卖方转移到买方承担。在风险转移后，买方必须全额支付货款，即使在之后发现货物被损坏甚至完全灭失。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合同双方对货物的灭失或毁损不负有责任。如果货物的灭失或毁损是由于卖方的作为或不作为原因造成的，则风险不发生转移。尽管卖方导致货物灭失或毁损的行为常常是违反合同的，如没有正确包装等，但卖方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原则上并不对风险的转移产生影响。违约损害并不是风险转移规则所真正调整的范围，除非卖方违约行为是导致货物灭失或毁损的原因，则此时货物的灭失或毁损便不再是风险，也不再适用风险转移规则。
鉴于风险随交付而转移，货物交付的时间即风险转移的时间，因此交付是十分重要的。货物的交付问题规定在CISG第31条规定了货物交易中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即：卖方交货义务的实质内容和他履行该义务的地点。依照合同自由原则，本条之规定仅在当事人没有对交货地点做出约定时方适用。当卖方没有义务在特定地点交货时，如果销售合同涉及到货物运输，卖方将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时即完成交付；如果合同指的是特定物或从特定存货中提取的或尚待制造或生产的未经特定化的货物，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经知道这些货物是在某一地点或将在某一地点制造或生产，卖方在该地点将货物交给买方处置时即完成交付。在其他情况下，卖方在其订立合同的营业地将货物交给买方处置时即完成交付。
（二）涉及货物运输的买卖合同的风险转移
《CISG》67条对涉及货物运输的买卖合同的风险转移做出了规定，这一条包含了三个内容：
1.货物转移的时间点。货物的风险随交付而转移，交付完成的时间即风险转移的时间。具体到涉及货物运输的货物买卖合同，风险转移的时间点可以分为两种：（1）在卖方没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交付货物的情形下，货交第一承运人则交付完成，货物风险自货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时转移给买方承担；（2）在卖方有义务在特定地点交付的情况下，卖方须在此特定地点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时，货物风险方转移给买方。尽管卖方在设法将货物运抵特定地点前曾将货物交付给其他承运人，但其交付行为不能转移风险。
2.所有权并不影响风险之转移。控制货物处置权单据对于所有权而言具有关键意义，但就此处所规定之风险转移而言，单据的保留对于风险转移而言不具有意义。
3.规定了风险转移的前提，即货物的特定化。只有货物被特定化后，才能按照上述规定确定风险的转移，从而防止卖方在灾后再标注遗失或损坏的货物，以保护买方利益。如果卖方已经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但没有将货物特定化，其可以透过向买方发出列明货物的发货通知来弥补。
根据第一项之规定，如果涉及运输的买卖合同的卖方不负有在特定地点交付货物的义务是，风险自按销售合同将货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时转移，反之，货物风险在于特定地点交付给承运人之前不发生转移。这里有必要对“第一承运人”和“承运人”的概念做出正确解释。诚然，在实践中，卖方将货物交给由他所支配的承运人运输是可能的，但交付应当指对货物实际占有的转移，否则就违背了交付主义原则的基本理论依据。故而“承运人”的地位应当是独立于卖方的。而“第一承运人”自当指具有独立地位的第一手承运人，且并不仅限于承担跨国运输的承运人，而应包括在卖方境内运输的承运人。第一项第二点规定了“第一承运人规则”的例外，即“特定地点承运人规则”，它与“第一承运人规则”的区别在于风险自货物于特定地点交付给承运人时方才转移，即使此前出卖人雇佣了独立的承运人将货物运至特定地点。第一项第三点是针对国内法主张风险转移遵循所有权人主义原则的宣示性条款，确认了公约不将所有权与风险转移相联系的政策。本项意在防止卖方的不道德行为，即主张在货物未划拨前发生的风险由买方承担。但该项并未明确订立何谓划拨，而只是列举了划拨的方式，但这一列举并非穷尽列举。
由上述可以得出，涉及货物运输的合同，风险在货交第一承运人时转移的原则存在以下三种例外：
1.卖方为将货物交给受卖方管理的承运人将货物运至买方的，风险不因交前述承运人而转移。CISG确立了只有当货物交给独立承运人时风险才发生转移。这是因为只有当承运人时在法律上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时，他才能独立地掌控货物并独立地承担责任，卖方此时才失去了对货物的控制。而如果卖方仅将货物交给属于其的承运人，则卖方仍控制着货物，此时卖方仍然是避免货物免遭风险的最有利的保管者。将货物交给属于卖方的承运人并不发生风险的转移。这是因为将货物交给承运人标志着承运人有权利掌控货物，且承运人是一个法律上独立的人。
2.卖方有义务在特定地点交货的，风险于货物在特定地点交付时方转移。卖方未将货物运抵约定地点而将货物交给承运人的，该货交承运人的行为不产生风险的转移。
3.货物在交付运输后方进行特定化。风险的转移必须以货物的特定化为前提。对于陆上买卖而言，货物特定化往往不产生问题，因为货物都必须列明地址以送达买方。但对于海上贸易而言，则常常出现货物未特定化的现象。举例而言，如卖方将货物交付给非经买受人指定接收货物的船舶或用同一船舶装运属于不同合同而又未经分割的大宗货物的情况。在此情况下，货物特定化可以透过卖方向买方发出通知来完成。但根据一个普遍接受的规则，在此情况下风险可以在卖方发出通知后风险追溯到运输单据所签订的交付运输的日期开始由买方承担，但如果通知到达前货物已经发生风险的，必须以卖方不知道该风险发生为限。有学者指出，CISG并没有赞同这一后来发出之特定化通知可以对风险转移具有追溯力的规定，而是坚持风险在特定化之前不发生转移。故而，在CISG中，此情况下风险应当在买方接受到特定化通知时转移，而非货交第一承运人时。但笔者认为，虽然CISG没有对这一特定情况进行规定，但就其风险随交付转移的一般规则来看，此等情况下风险应当追溯到货物交付时即转移，也就是货交第一承运人时起风险转移。
（三）在途货物的风险转移
CISG第68条对在途货物买卖的风险转移问题做出了规定，体现了风险转移规则之例外，即在在途货物买卖中，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转移。
在途货物买卖的出现体现了国际贸易中日益激烈的竞争。出卖人为了赢得时间，抓住商机，常常会选择先把货物装到开往目的地的传播，然后再寻找适当的买主订立合同，以出售尚在运输途中的货物。对于在途货物的风险转移，如果依旧遵循风险随交付转移的一般原则，就有可能产生显失公平的情况。风险随交付转移的基础是“控制说”，但卖方在将货物交付承运人后，货物也脱离了其控制，同时也失去了更好地保护货物避免其遭受风险的地位。在途货物的买卖实质是一种单据交易，即卖方只须向买方提供适当的单据，如保险单、提单等，而不必向买方实际交付就算履行了交货义务。在买卖合同签订时，买卖双方仅能通过单据判断货物状况。因此，对于在途货物风险转移采用“风险随合同订立转移”的原则更具实际意义和公平性。风险从合同订立时起转移给买方的规定排除了求助于国内法合同订立时货物已经不存在则合同无效的规定的可能，但同时也正是因为如此，仅透过单据判断货物的情况，而货物的实际状况如何往往是难以查明的。在途货物的风险发生时间是何时，是合同签订前还是合同签订后是难以确定的。如果合同成立时风险实际上已经发生，就意味着买方可能要承担回溯性的风险责任，因为可能会存在合同订立时货物风险已经发生的情形，买方可能需要承担为已经不存在的货物支付价款的义务，这对买方而言显然是有失公平的。
1.在国际贸易中，如果运输中出现的货物损害是由于意外事故所引起的，如火灾、风灾或碰撞事故等，则确定货物发生损坏的具体时间是可能的。但如果货物损害是由于水浸或高温而引起的腐烂变质，要准确确定货物损坏的发生时间是极其困难的。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将风险视为能够知道货物情况时转移。
2.在货物被保险的情况下，买卖双方在订立合同的同时往往已经转让保险单。在此情况下，持有保险单的买方享有追索权。如果卖方不知道货物风险事实的发生，其仍可以善意卖方的身份受到保护。由于风险责任回溯到卖方，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卖方所应承担的风险责任包括哪些？是仅承担其所隐瞒的风险责任，还是应当承担其所隐瞒的以及之后所发生的全部风险责任呢？如果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对于卖方而言似乎过于严苛，但也有利于使卖方自觉履行诚信义务，因为如果不履行诚信义务则有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但实践中更倾向于将卖方因此隐瞒风险事实而承担的责任局限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经存在的货物的损毁或灭失，而不包括合同订立后所发生的风险。
3.虽然公约在68条并未清楚注明货物在经过特定化之前风险不发生转移，但特定化作为风险转移前提的原则依然可以推而用之，这是由公约的精神以及货物特定化的性质和作用决定的。
综上，风险在转移之后，承担风险的一方并不因风险承担而当然解除其合同义务。在卖方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当买卖标的为特定物时，货物发生风险损失，卖方得解除交付义务，且并不承担买方损失的责任，但不得要求买方支付货款；当买卖标的为种类物时，货物发生风险损失，卖方不因此而解除交付义务。在买方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货物发生风险损失，买方不得因此解除支付价款的义务，也不得要求卖方重新交付或进行损害赔偿。但以上两个原则的适用需具备一个前提，即买卖双方对风险的发生均不负有责任或没有相反的约定。此外，只有风险承担者才享有保险利益，才有权向保险人求偿。
四、小结
CISG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合同法律制度的折中产物，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妥协的产物。它虽然尚不能称为是一部完整的国际货物统一买卖法，但却是迄今为止国际货物买卖领域内最详尽的一部国际法。就其灵活性以及获得普遍接受的程度而言，是任何一部国内发货国际判例都不可比拟的。公约在合同法领域对各国成文法、判例法以及法理学说、国际惯例都做了充分的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取出了能够被普遍承认的原则和规则。就风险转移制度而言，CISG着重规定货物的风险从出卖人转移到买受人的时间和条件，而对所有权移转的问题则不做任何具体规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各国或地区关于所有权转移问题的法律差异较大，不容易实现统一。因而在公约拟定过程中，各国代表都主张把风险转移问题同所有权转移问题分开处理。CISG第66条旨在对公约中的风险转移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得出风险是指非因当事人原因造成的货物的遗失或毁损。该条确立的规则（rule）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贸易合同中被广泛采用。但66条的规定并不全面，仅对风险转移后买方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风险转移后即使货物毁损或灭失买方仍负有支付价金的义务做出描述，而对诸如风险转移之后货物灭失或毁损的，相应的卖方责任应当如何并没做出规定。
CISG第67条和69条确定了具体情况下风险转移的时间点，其理论基础在于风险应当由能够更好的保管货物的人承担。单据的转移对风险转移不产生实质性影响，运输与保险费用的承担亦然。其中67条与68条涉及到货物在当事人之间的运输。67条旨在规定货物在卖方管理之下，而买卖合同涉及货物运输的情况；68条则规定了一种特殊情况——在途运输中的风险转移。但无论是何种情况，风险在货物特定化之前均不发生转移。
另外，风险转移规则的适用不影响卖方根本违约情况下买方对补救措施的选择及适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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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流动的动因及机制研究 篇10
一、相关概念界定
鉴于相关研究对技术转移流动概念的界定并不明确,也没有给出权威的界定,有必要首先从技术转移、技术流动这两个概念出发,对技术转移流动的内涵进行界定。
(一)技术转移
联合国《国际技术转移行动守则草案》中把“技术转移”定义为:“关于制造一项产品,应用一项工艺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的转让,但不包括只涉及货物出售或只涉及出租的交易”。技术转移的含义也被理解为:制造某种产品、应用某种工艺或提供某种服务的系统知识,通过各种途径从技术供给方向需求方转移的过程。技术转移是由技术转移主体、技术转移客体、技术转移途径三部分构成。技术转移主体是指技术的拥有者和技术的吸纳者或引进方;技术转移客体是指技术本身;技术转移途径是指通过贸易方式、非贸易方式、技术供体通过赠给援助、超非贸易方式四种途径进行技术转移。
(二)技术流动
技术流动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技术流动,是指一项技术的流动性,即指它能否在不同的地点和组织环境中被复制。这主要取决于这项技术的构成要素,如知识要素、设备要素、人力要素、组织要素等,这些要素的组合和各自所占比重影响技术的流动性。
而广义的技术流动,则是从技术资源开发和配置的角度而言的。根据经济学原理,土地、资本、劳动力、科技、信息是经济发展的五大要素,技术要素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流转和配置则表现为技术流动。技术的高效流动是增进经济福利的内在要求和资源配置优化的必要途径。决定技术流动的因素包括动力机制、基本要素和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内容。
(三)技术转移流动
根据上述理解,本报告所采用的技术流动概念是广义的技术流动概念。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强调通过技术流动来实现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实现技术资源的溢出效应,体现其社会经济价值。而技术转移流动是指,技术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横向流转的交易行为。技术转移流动包括技术转移流动的动力、基本要素和条件、实现方式、外部环境等,这些方面的协调运行则构成了技术转移流动的机理。
二、技术转移流动的机理与驱动因素
(一)技术转移流动机理
技术流动的流向能够反映技术的价值,特别是技术的使用价值的取向。分析技术转移流动的状况,目的就是为了找出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其机理,提出促进技术转移流动的有效措施。技术转移流动是在技术供需的多动因下实现技术转移流动的,基本实现条件是供需双方的匹配,技术市场是技术转移流动的核心载体和重要渠道,技术转移流动的保障机制来自于技术转移流动所处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些方面的协调运行则构成了技术转移流动机制(如图1)。
(二)技术转移流动驱动因素
技术转移流动有三种基本要素,即技术转移主体、技术转移客体、技术转移行为,如图2:
技术转移主体是具有相应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而技术转移客体则是技术本身,是人的创造劳动成果。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一定的客观条件,技术转移能否发生和发展,同样需要相应的条件,这个条件即技术进步的存在。技术转移基本动力机制就表现为技术进步推动和技术需求拉动的相互作用,存在技术进步和技术需求,才有可能发生技术转移。从另一个角度看,福利经济学认为技术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消费技术商品,可以产生超过技术自身价值以外的价值,这是技术转移的内因。
三、技术转移流动的运行机制
(一)技术转移流动的基本条件
技术转移流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的经济行为,是供需双方利益一致的结果,技术转移流动的基本条件就是供需匹配。产生技术流动或技术转移的直接动力是技术使用者对技术消费过程中的利益追求,是技术使用带来的好处,带来的利益增值。技术的使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财富收入,提高经济效益。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使用先进技术作为生产手段,要比未使用先进技术创造更多的经济回报。
技术需求方引进技术的过程包括一般包括机会识别、引进决策、技术实施、运营与改进四个阶段。首先,技术需方分析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分析市场需求与竞争态势,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和可能采用技术,搜集可能的技术供给者,然后就自身条件、技术及生产营销能力、政策环境以及转让方的转让条件、方式、价格等与技术供给方谈判,最后做出技术引进的选择。在实施阶段,要进行技术和设备的改造,以便适应新的技术,并且要全面掌握引进的技术,消化核心技术,调整与完善技术系统,适应技术发展、本企业特点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产品、工艺的改进、创新。
从供给方的角度,技术创新也并不是漫无边际,供给方要研究市场需求,进行感知和识别市场机会和技术机会,进而形成新产品、新工艺的新设想,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创新。通过专业渠道或大众媒体向社会介绍成果,在遇到合适的需求方后,通过沟通,进一步明确技术需求,就转让条件、转让方式、转让价格等进行谈判,就是否转让及转让方式做出决策。进入转让阶段后,要协助技术需求方进行项目建设,人员培训、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帮助其消化吸收与改进技术。只有供需双方有效的配合,才能有效地完成技术转移流动。
(二)技术转移流动的载体和渠道
技术转移流动的核心载体和重要渠道是技术市场。技术市场的发展是现代服务业典型的中介服务,是一个市场成熟的标志。技术市场的核心功能是配置科技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技术市场促进技术转移流动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素流通功能,通过创业、技术授权、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产学研合作、企业并购等多种途径实现。这些途径一部分是显性的、易观测统计的,如技术授权、技术转让等,但多数的技术转移转化是隐性发生的。二是创新激励功能,创新主体能够感受到技术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利益是对创新的最根本激励。三是技术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技术市场为包括技术、人才和资本等的科技创新资源提供了要素配置的机制和环境。四是价格发现功能。由于技术商品的领先性、时效性、无形性和风险性等特点,对其进行价格与价值评估是很难的事情。然而,活跃的、成熟的技术市场本身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当技术市场中交易的技术成果数量足够多、交易过程透明公开,供需双方充分接触、自由竞价,那么同类的技术成果在供需双方撮合和同类技术竞争下,通过供需关系自然会形成真实合理的价格区间。
要发挥技术市场要素流动功能,研究技术市场要素流通功能,走出成果转化、技术授权、技术转让这些狭义概念,全面和深刻地理解技术要素流通的形态、途径和社会作用,用更系统性的措施去促进技术要素流通,积极创新技术市场发展思路,提高市场活跃程度。针对技术转移系统存在的问题,应在财政税收、信贷、专项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形成保障技术市场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鼓励建立辐射全国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支持区域性技术交易网络的建设,培育各类专业性技术市场,满足不同产业领域的需要,提升技术市场活跃度。
(三)技术转移流动的保障机制
技术转移流动的保障机制来自于技术转移流动所处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一方面,技术市场的健全程度、活跃度,技术市场秩序是否良好、技术中介服务是否到位等是影响技术转移流动的市场因素,这些因素的良性发展则成为技术转移流动的坚强保障。另一方面,技术转移流动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则是影响技术转移流动的宏观保障体系。
首先,我国技术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建立起系统化的市场制度和中介服务体系。健全、完善的技术市场,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对技术的流动十分必要。其次,技术转移的法制政策环境更加优化。经过30多年努力,中国技术市场初步形成了技术市场政策法规体系、管理监督体系和交易服务体系。政策法规主要有《合同法》《科技进步法》《促进成果转化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办法》及研发企业营业税、所得税优惠政策等。近年来,对以《科技进步法》《专利法》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代表的技术转移基本法律进行了全面修订和完善,地方性技术转移政策陆续出台,以技术转移为桥梁和纽带的协同创新正在兴起。
政府对技术流动的推动作用是明显而有效的,在各地和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和帮助下,中央、省属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在很多地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围绕各地的主导产业共建研究院或企业技术中心等。除了促进校所与地方建立产学研联合体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计划立项支持来扶持技术流动项目的实施。
综上所述,技术转移流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经济利的经济行为,经济利益是技术转移流动的驱动因素,其基本实现条件是供需双方的匹配,良好的法律环境、制度体系、技术中介市场对于技术转移流动的实现亦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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