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动因（精选5篇）
转移动因 篇1
军事技术是直接应用于军事领域的技术, 是建设武装力量和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手段, 包括各种武器装备及其研制、使用和维修保养技术。军事技术诞生、成长于战争实践的土壤之中, 并伴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而不断更新着内涵与特质。在冷兵器时代, 军事技术主要表现为简单的器物工具、手工制造工艺及个人使用技能。与此相应, 当时军事技术转移也主要依靠掌握一定技艺的工匠、职业军士流动来进行。在近代机械化战争时代, 以武器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技术中知识含量已明显提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务于战争的科技专家已开始成为掌握军事技术的关键人物。如“法国著名的物理学教授布拉格和郎之万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 专事反潜侦察技术的研究。另一方面, 林德曼、汤姆逊、艾德里安和泰勒在设于法恩巴勒的皇家航空中心里设计和试飞同集团的新的飞机。”[1]显然, 以武器装备这种技术要素的移动来进行军事技术转移成为当时的主要趋势。而今, 在信息化战争时代, 信息化武器装备大量涌现, 在使军事技术中知识含量增加的同时, 知识也开始成为军事技术的新内涵。至此, 军事技术转移的要素除了人与武器装备外, 又出现了国防科技情报信息要素转移等其他诸多形式。
1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动因
对抗性、暴力性及组织性是战争的特性。相应地, 军事技术也具有对抗性、体系性和保密性。这就决定了军事技术转移的动力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 换而言之,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动因的直接表现就是军事、战争、安全的需求, 最终源于政治、经济的需求。”[2]
(1) 政治动因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政治动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扩张和政治合作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 “超级大国欲图称霸世界的政治动因, 是隐藏在军事技术转移过程背后的真正的动力。”[3]比如, 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 与此同步, 也存在一个军事技术扩散的过程。第一次是欧洲近代的全球殖民, 使在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兴起的英、法、德等国将其工业化产品推向了殖民地;第二次是冷战之后, 超级大国以军火贸易、军事援助等方式将自己的武器装备输入工业比较落后的国家。当然, 就军事技术在国际体系中的转移而言, 殖民时期的技术扩张比较显著。在殖民时代结束之后,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这种形式就逐渐被大国的海外基地和海外驻军所取代。就后者而言, 在历史上, 两个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军事技术转移受其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可以说, 除了来自军火制造商的压力以外, 工业化国家力推武器出口也有其内在的政治动机。如在冷战期间, 美苏为了扩大各自意识形态的影响, 就通过军事援助、军火贸易等多种形式扶植自己的盟友, 诸多国家都曾因此受益。
(2) 军事动因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军事动因主要体现在军事结盟和军备竞赛两个方面, 就军事结盟来说, 为了达成共同的战略目标, 一些国家会结成暂时的军事联盟。结盟的这些国家或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上相似, 或在利益追求上相投, 或在地域与安全需求上相联。而在这样的军事联盟群体中, 因文化和政治因素而导致的军事技术转移就成为十分重要的内容。例如, 在二战后, 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盎格鲁-撒克逊”军事联盟团体 (NACA) 就由于在文化传统和语言上的相似性, 采取了诸多类似的转移模式并产生了很好的转移效果和革命性进展。“而同一时期由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组成的华沙条约, 在苏联的强大势力下, 政治力量凌驾于军事之上, 军事技术通过政治因素得到了转移, 而这种转移很大程度上是‘强制’式的。”[4]就军备竞赛而言, 20世纪中东地区因军备竞赛而诱使军事技术扩散的例子就是极好的佐证。1948年, 以色列建国后, 由于身处敌对阿拉伯国家包围之中, 迫切渴望发展己方强大的军事力量, 尤其是具有战略威慑效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便自卫。时至1956年, 英国和法国为重新夺回被埃及收归国有的苏伊士运河控制权, 即同以色列达成协议, 要求以色列帮助其入侵埃及作为回报, 承诺将援助以色列实现军事现代化。“以色列的第一种弹道导弹———杰里科-1型导弹在法国的帮助下发展起来, 实际上是法国MD-620导弹的复制品。从此, 中东的战略平衡被打破, 激起更多的中东国家把大量的财力、人力投入导弹的研制或从国外购买成品导弹与导弹技术上, 形成持久的军备竞赛。”[5]无疑, 这将进一步激发军事技术在中东地区的扩散转移。
(3) 经济动因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经济动因主要体现在由经济势差而牵引的科技合作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势差使得国际军事技术合作成了必需。换而言之, “目前世界上有一股巨大的商业压力驱策着军事技术的转移, 因为这些技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都具有竞争优势。”[4]显然, 在高新技术装备迅猛发展、研制费用日渐攀升的今天, 国际军事技术合作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比如, 法国与德国就合作研制了“运输联盟号”运输机、“阿尔法”喷气教练机、“米兰”反坦克导弹、“罗兰”防空导弹, 法国与英国也合作研制和生产了“美洲虎”战斗机, 法国和意大利还联合生产科“奥托马特”反舰导弹等。当然, 作为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经济动因, 军事技术合作交流的形式还包括情报交流、学术会议、博览会等。
2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路径
“军事技术转移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有公开的, 有秘密的;有双方直接转移的, 也有通过第三方转移的;有政府的, 也有民间的;有促进转移的, 也有限制转移的。”[2]概括而言,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路径主要有战争实践、国际军备贸易及科技人才流动三条主要通道。
(1) 战争实践
武器装备是战争进行的工具, 战争则是检验武器装备效能的重要方式, 至少在电子计算机和军事运筹学理论充分发展之前是如此。越南战争中投入使用的武装直升机,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出现的空载导弹, 海湾战中现身的隐形飞机及“爱国者”导弹等等都是佐证。可以讲, 战争是新型武器装备的试金石。海湾战争期间, 美国M1A1坦克与伊军的T2坦克交锋后, 美军通过战场缴获的坦克, 就间接了解掌握了前苏联的坦克技术。从军事技术转移的角度观察, 即可见正是战争实践促成了武器装备在敌对双方间的传播与扩散。再如蒙古军队的西征给所到之处的各国都带来灾难, 但也客观上打通了一度阻塞的东西方陆上通道, 中国和欧洲双方的使者、商人、学者、工匠和游客沿此通道在13—14世纪期间频频互访, 这就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技术交流创造了条件。13世纪前半叶, 欧洲人在本土上亲自体验了来自中国的火药威力, 而且配备火药武器的蒙古军队继续驻扎在离他们很近的钦察汗国, 必定千方百计地探求制造火药的技术, 这就导致中国火药术直接传入欧洲;另一方面, 元宪宗蒙哥 (1208—1259年) 即位后, 又派其弟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西征 (1253—1259年) , 1258年以火箭、火炮攻陷阿拉伯帝国巴格达, 灭阿拔斯王朝, 于其地建伊利汗国 (1260—1353年) , 定都于波斯境内的大不里士, 因而使中国火药术传入阿拉伯地区。已如前述, 欧洲还可通过阿拉伯人获得火药信息[6]。“因此, 伴随着13世纪蒙古军队的西征, 在阿拉伯地区和欧洲战场使用各种火器之后, 中国火药和火器技术很快西传, 14世纪以后, 欧洲出现了火铳、火箭、喷火枪、手榴弹、炸弹和烟火等, 都是根据中国技术和火器仿制的。在这个基础上, 随着欧洲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欧洲人脱离了仿制阶段, 从15—16世纪起进入了自主研发阶段, 对已有的火器做了改进, 例如:1529—1569年在锡比乌 (Sibiu) 兵工厂工作的德国火箭技师哈斯 (Conrad Haas) 在其用老式德文书写的手稿中, 提出将几个火箭筒同时绑在一个箭杆上发射, 就可以增加射程和推力, 这与稍早时的中国人万户想到一起了。”[6]
(2) 国际军备贸易
“军备贸易缓和了强国之间的不平衡, 但加剧了武器生产国与非生产国之间的不平衡。这对一个国家而言, 是利是弊, 就看这个国家的目标与价值观念。从微观上看, 军备贸易对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与军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世界各国之间的军备贸易已进一步演进为发展武器装备不可缺少的条件。近年来, 一些国家通过卓有成效的军火贸易, 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 极大地提高了本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国际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加强武器装备和军队质量建设的重要手段。20世纪60年代, 苏联就向受援助国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 包括:图-18中型喷气轰炸机, 米格-21喷气战斗机, 安-12运输机, 蚊子级导弹摩托艇和各种地对空、空对地和空对空导弹。冷战时期, 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也都接受了苏联的武器援助, 它们用这些武器参加了历次中东战争直至伊拉克的海湾战争。
(3) 科技人才流动
作为军事技术最初的和最重要的载体, 人的因素可谓至关重要。古代信息手段落后, 许多工艺、技术手段都只能通过人实现传播扩散;即便是现代, 掌握尖端科技的专家学者依然是世界各个国家普遍青睐的宝贵资源。元代著名的火药西传, 就是通过战争期间被俘的军火工匠实现技术转移的。美国在核武器的研制中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也曾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一大批德国犹太裔科学家和西欧一些国家的高级科技人才。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弗兰克·贝蒂、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费米以及研制V-2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等都是在20世纪30—40年代来到美国的。据美国官方统计, 在1949年到1973年期间, 世界各国迁居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达16万人;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 每年仍有6 000名以上的科学家、工程师进入美国。可以讲,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能够研制成功, 外国科学家功不可没, 当时研究设计和装配第一颗原子弹的洛斯阿拉摩斯科学实验室设有7个研究部, 其中高级研究部是由费米领导, 理论研究部由贝蒂领导, 爆炸研究部由苏联物理、化学家基斯卡柯夫斯基领导, 匈牙利核物理学家、被誉为“氢弹之父”的泰勒, 丹麦核物理学家玻尔以及英国科学家查得威克等也都参与了研制工作并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70年代, 前苏联就向非洲、拉丁美洲及中东派遣了大量军事技术人员, “1978年, 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军事技术人员和顾问有1.08万苏联人, 有1 300东欧人。”[7]空间科技的发展也是如此, 如1969年, 美国靠“土星”V型火箭实施的“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 就是在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领导下获得成功的;此外, 美国在制定“星球大战”计划之后, 五角大楼的招聘者专程到欧洲搜罗人才, 5年内计划投入250亿美元以吸引欧洲高级科技专家。对此, 西欧各国十分担心, 西欧实施“尤里卡”计划, 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挥高级科技人才的才智, 避免人才再度流入美国。
3 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影响
军事技术的发展贯穿于整个人类战争实践之中, 军事技术的转移也是技术社会学视野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军事技术的国际转移对国家利益、全球安全及国际体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 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战争作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 从它诞生的那刻起就是一个充满反常逻辑的领域。“攻其不意, 击其不备”一直是历代军事家们心中念念不忘的“谋略法宝”;与此相呼应, 军事技术的保密性就是达到出奇制胜的要诀之一, 如一战中坦克的问世对此作了恰当的注解。在当时的战场上, 机枪、铁丝网和火炮已经使战争陷入了僵局, 此时, 在海军大臣丘吉尔的支持下, 英国开始了“机枪破坏机”的秘密研制, 很快在英国海军部就诞生了一个“斜方形铁盒”, 为了蒙蔽间谍, 英国人把它称作“Tank” (箱, 匣) , 随后, 战场指挥官黑格迫不及待地将之投入战场, 英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占领了正面5公里的一块阵地, 战场的僵局开始打破。显然, 世界各国在发展军事技术时都十分重视其保密性, 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事关国家利益。这一点从古至今, 概莫能外。冷战结束后, 世界各国的竞争主要转为经济实力的竞争, 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在其中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 军事技术的国际转移就越发对国家利益有着重要的影响。
(2) 对全球安全的影响
由于“核心国家”之间的军事实力“革命”往往有着决定特殊时期历史进程、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作用, 而军事技术又是重要的军事实力要素, 因此, 军事技术的扩散尤其是全球性“流行”, 注定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安全隐患。20世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核武器与核技术。尽管核武器掌握在以美、苏为代表的少数国家之中, 但核技术却有一种冲破“牢笼”的趋势, 核扩散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全世界人们的心头。显然, 核技术革命的一个后果, 就是使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困境日益显著。对于国际体系中的每一个国家来说,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必须获得先进的军事技术, 可是先进军事技术的获得却又使整个世界变得更不安全。的确, 军事技术发展水平作为各国军事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国家安全战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军事战略对抗中, 拥有军事技术优势的一方往往会占有绝对的主动权, 而全球军事技术转移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受制于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国家”———“领先的国家需要知道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努力控制或推进革新的传播, 后继国家则必须决定是否、何时并如何反应。革新和转型的过程与扩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有这三个过程共同作用形成了国际战略环境。”[4]于是就不难理解, 为何世界各国都制定了严密的军事技术研究安全机制, 以防止相对先进的军事技术泄密并得以扩散传播。
(3) 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技术既是国际体系的产物, 又是其内在构成要素与变革的动力。”[8]因此, 由国际间交流导致的技术或军事技术扩散往往会反过来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以铁路和核武器为例, 铁路的出现对国际体系有四层影响:首先, 它提高并变革了国家能够动员的军事力量;其次, 它使得欧洲内陆国的工业经济不断增长以至合并为一个民族国家, 并从那些古老的、与大陆权力不相称的国家取得了政治霸权;再次, 在欧洲之外, 它促使那些先前在欧洲政治控制下的分散地区统一成一个全球经济体系, 此经济体系规则由欧洲制定并主导;最后, 它提高了国家参与平时计划和工业活动的能力。换而言之, 为了满足铁路带来的复杂性及组织需要, 国家不得不加强对社会的参与渗透并扩大资源开采力度。作为19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变革性要素, 铁路的推广和它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就引发了国际体系的一系列反应:时间的统一, 空间距离的“缩短”, 国与国之间交流方式的改变。再说核武器技术, 作为美国在20世纪中期获得超级权力地位的基础, 核武器的破坏力、射程及相关的效费比使美国得以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转化为巨大的安全罩, 这一安全罩甚至延伸到了其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由于核武器的破坏力和洲际导弹的射程, 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安全已经很难保证;同时, 其破坏性和维护的高费用也使得大国越来越难以承受。因此, 未来将逐渐出现一种新的趋势:所有超级大国都尽量避免直接的对峙, 代之以边缘化的、非战争形式的对抗, 而这必将对国际体系产生持续的革命性影响。
摘要：诞生于战争实践中的军事技术, 因其特有的对抗性、保密性及体系性, 一经问世也就开始了源自不同动因、经由不同路径、产生不同影响的国际转移历程。从技术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基于对军事技术及其特性的清晰界定, 分析了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动因, 探讨了军事技术国际转移的三条路径:战争实践、军备贸易及国防科技人才流动, 揭示了军事技术国际转移对国家利益、全球安全及国际体系三个层面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军事技术转移,动因,战争实践,军备贸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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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流动的动因及机制研究 篇2
一、相关概念界定
鉴于相关研究对技术转移流动概念的界定并不明确,也没有给出权威的界定,有必要首先从技术转移、技术流动这两个概念出发,对技术转移流动的内涵进行界定。
(一)技术转移
联合国《国际技术转移行动守则草案》中把“技术转移”定义为:“关于制造一项产品,应用一项工艺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的转让,但不包括只涉及货物出售或只涉及出租的交易”。技术转移的含义也被理解为:制造某种产品、应用某种工艺或提供某种服务的系统知识,通过各种途径从技术供给方向需求方转移的过程。技术转移是由技术转移主体、技术转移客体、技术转移途径三部分构成。技术转移主体是指技术的拥有者和技术的吸纳者或引进方;技术转移客体是指技术本身;技术转移途径是指通过贸易方式、非贸易方式、技术供体通过赠给援助、超非贸易方式四种途径进行技术转移。
(二)技术流动
技术流动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技术流动,是指一项技术的流动性,即指它能否在不同的地点和组织环境中被复制。这主要取决于这项技术的构成要素,如知识要素、设备要素、人力要素、组织要素等,这些要素的组合和各自所占比重影响技术的流动性。
而广义的技术流动,则是从技术资源开发和配置的角度而言的。根据经济学原理,土地、资本、劳动力、科技、信息是经济发展的五大要素,技术要素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流转和配置则表现为技术流动。技术的高效流动是增进经济福利的内在要求和资源配置优化的必要途径。决定技术流动的因素包括动力机制、基本要素和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内容。
(三)技术转移流动
根据上述理解,本报告所采用的技术流动概念是广义的技术流动概念。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强调通过技术流动来实现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实现技术资源的溢出效应,体现其社会经济价值。而技术转移流动是指,技术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横向流转的交易行为。技术转移流动包括技术转移流动的动力、基本要素和条件、实现方式、外部环境等,这些方面的协调运行则构成了技术转移流动的机理。
二、技术转移流动的机理与驱动因素
(一)技术转移流动机理
技术流动的流向能够反映技术的价值,特别是技术的使用价值的取向。分析技术转移流动的状况,目的就是为了找出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其机理,提出促进技术转移流动的有效措施。技术转移流动是在技术供需的多动因下实现技术转移流动的,基本实现条件是供需双方的匹配,技术市场是技术转移流动的核心载体和重要渠道,技术转移流动的保障机制来自于技术转移流动所处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些方面的协调运行则构成了技术转移流动机制(如图1)。
(二)技术转移流动驱动因素
技术转移流动有三种基本要素,即技术转移主体、技术转移客体、技术转移行为,如图2:
技术转移主体是具有相应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而技术转移客体则是技术本身,是人的创造劳动成果。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一定的客观条件,技术转移能否发生和发展,同样需要相应的条件,这个条件即技术进步的存在。技术转移基本动力机制就表现为技术进步推动和技术需求拉动的相互作用,存在技术进步和技术需求,才有可能发生技术转移。从另一个角度看,福利经济学认为技术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消费技术商品,可以产生超过技术自身价值以外的价值,这是技术转移的内因。
三、技术转移流动的运行机制
(一)技术转移流动的基本条件
技术转移流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的经济行为,是供需双方利益一致的结果,技术转移流动的基本条件就是供需匹配。产生技术流动或技术转移的直接动力是技术使用者对技术消费过程中的利益追求,是技术使用带来的好处,带来的利益增值。技术的使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财富收入,提高经济效益。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使用先进技术作为生产手段,要比未使用先进技术创造更多的经济回报。
技术需求方引进技术的过程包括一般包括机会识别、引进决策、技术实施、运营与改进四个阶段。首先,技术需方分析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分析市场需求与竞争态势,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和可能采用技术,搜集可能的技术供给者,然后就自身条件、技术及生产营销能力、政策环境以及转让方的转让条件、方式、价格等与技术供给方谈判,最后做出技术引进的选择。在实施阶段,要进行技术和设备的改造,以便适应新的技术,并且要全面掌握引进的技术,消化核心技术,调整与完善技术系统,适应技术发展、本企业特点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产品、工艺的改进、创新。
从供给方的角度,技术创新也并不是漫无边际,供给方要研究市场需求,进行感知和识别市场机会和技术机会,进而形成新产品、新工艺的新设想,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创新。通过专业渠道或大众媒体向社会介绍成果,在遇到合适的需求方后,通过沟通,进一步明确技术需求,就转让条件、转让方式、转让价格等进行谈判,就是否转让及转让方式做出决策。进入转让阶段后,要协助技术需求方进行项目建设,人员培训、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帮助其消化吸收与改进技术。只有供需双方有效的配合,才能有效地完成技术转移流动。
(二)技术转移流动的载体和渠道
技术转移流动的核心载体和重要渠道是技术市场。技术市场的发展是现代服务业典型的中介服务,是一个市场成熟的标志。技术市场的核心功能是配置科技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技术市场促进技术转移流动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素流通功能,通过创业、技术授权、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产学研合作、企业并购等多种途径实现。这些途径一部分是显性的、易观测统计的,如技术授权、技术转让等,但多数的技术转移转化是隐性发生的。二是创新激励功能,创新主体能够感受到技术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利益是对创新的最根本激励。三是技术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技术市场为包括技术、人才和资本等的科技创新资源提供了要素配置的机制和环境。四是价格发现功能。由于技术商品的领先性、时效性、无形性和风险性等特点,对其进行价格与价值评估是很难的事情。然而,活跃的、成熟的技术市场本身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当技术市场中交易的技术成果数量足够多、交易过程透明公开,供需双方充分接触、自由竞价,那么同类的技术成果在供需双方撮合和同类技术竞争下,通过供需关系自然会形成真实合理的价格区间。
要发挥技术市场要素流动功能,研究技术市场要素流通功能,走出成果转化、技术授权、技术转让这些狭义概念,全面和深刻地理解技术要素流通的形态、途径和社会作用,用更系统性的措施去促进技术要素流通,积极创新技术市场发展思路,提高市场活跃程度。针对技术转移系统存在的问题,应在财政税收、信贷、专项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形成保障技术市场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鼓励建立辐射全国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支持区域性技术交易网络的建设,培育各类专业性技术市场,满足不同产业领域的需要,提升技术市场活跃度。
(三)技术转移流动的保障机制
技术转移流动的保障机制来自于技术转移流动所处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一方面,技术市场的健全程度、活跃度,技术市场秩序是否良好、技术中介服务是否到位等是影响技术转移流动的市场因素,这些因素的良性发展则成为技术转移流动的坚强保障。另一方面,技术转移流动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则是影响技术转移流动的宏观保障体系。
首先,我国技术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建立起系统化的市场制度和中介服务体系。健全、完善的技术市场,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对技术的流动十分必要。其次,技术转移的法制政策环境更加优化。经过30多年努力,中国技术市场初步形成了技术市场政策法规体系、管理监督体系和交易服务体系。政策法规主要有《合同法》《科技进步法》《促进成果转化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办法》及研发企业营业税、所得税优惠政策等。近年来,对以《科技进步法》《专利法》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代表的技术转移基本法律进行了全面修订和完善,地方性技术转移政策陆续出台,以技术转移为桥梁和纽带的协同创新正在兴起。
政府对技术流动的推动作用是明显而有效的,在各地和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和帮助下,中央、省属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在很多地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围绕各地的主导产业共建研究院或企业技术中心等。除了促进校所与地方建立产学研联合体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计划立项支持来扶持技术流动项目的实施。
综上所述,技术转移流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经济利的经济行为,经济利益是技术转移流动的驱动因素,其基本实现条件是供需双方的匹配,良好的法律环境、制度体系、技术中介市场对于技术转移流动的实现亦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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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动因 篇3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战略联盟知识转移动因的阐释
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提出, 他认为经济活动存在交易, 而交易过程总是要花成本的, 包括寻找市场交易的成本, 谈判成本等等。有两种可以相互代替的制度来协调和配置资源, 在企业外部, 价格运行指挥生产, 它通过一系列在市场上的交易来协调。在企业内部, 这些市场交易被取消, 由厂商内部的协调来代替。所以是企业代替市场还是市场代替企业, 取决于哪一种协调机制的成本更低。著名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等人又提出了人的有限性与机会主义行为, 资产专用性等理论观点, 初步形成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他认为, 企业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目的是使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小化。
知识转移的动因可以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进行阐释。按照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观点, 市场是完成交易的最有效方式, 借助市场提供的价格信号, 具有交易动机的经济组织可以搜索到所需的最佳资源, 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似乎可以认为, 如同商品交易那样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知识产品是最经济的。但是实证研究表明, 知识产品市场存在着较多的市场失灵现象。对于隐性知识而言, 交易双方对采用市场形式交易都极为谨慎, 过高的信息搜索成本和谈判成本似的隐性知识的交易几乎不可能进行。交易成本理论对此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交易成本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商品和劳务跨越技术上可分离的界面进行转移的过程。交易纬度 (资产专用性程度、风险和交易频率) 的不同将影响交易成本的大小, 随着资产专业化程度、风险的提高以及交易频率的下降, 交易成本不断提高。科维斯等人进一步指出, 交易的不确定性较高, 交易双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将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 因而在交易中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不确定性, 也使知识产品难以用市场价格机制进行交易。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 知识和技术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存在高额交易费用商品, 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完成知识的生产和整合, 必定会产生巨额的交易费用。
战略联盟作为一种半内部化的组织形式, 可以克服知识产品的市场失灵。国际企业建立战略联盟, 最显著节省的就是知识交易成本。信息经济学表明,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交易当事人所掌握的信息不仅是不完全的, 而且是非对称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契约关系, 国际企业战略联盟可以在信息不完全和非对称的条件下, 有效地弥补市场运行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因为联盟伙伴在长期的交往中容易掌握对方的真实情况, 获取较为完全的信息, 经常的沟通也能使信息非对称现象得到缓解, 即使由于信息失灵出现利益损失, 也可由联盟方通过协调和交涉进行弥补。这种战略联盟的运作是一种高效的知识积累的联合化过程, 创造了知识进行“半内部化”转移的条件, 即知识转移在联盟中低成本而高效地实现, 因此成本优势是知识在战略联盟内部进行转移的动因之一。
二、企业知识理论对战略联盟知识转移动因的阐释
从企业知识理论的角度分析国际企业战略联盟成员间知识转移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知识市场的路径依赖原理角度分析
经济学家阿瑟在分析高技术市场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市场的路径依赖原理。该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观念、技术、和生产等方面的知识领先而获得市场领先, 从而获得知识投资的报酬递增。因此, 企业缩短知识创新、新产品和服务面世的时间, 是实现与提高知识收益的关键, 而一旦领先市场, 根据学习曲线和规模报酬递增原理, 新产品开发的投资收益会不断的提高。
国际企业与其他企业结成不同形式的战略联盟可以通过以知识为核心的组织优势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重新整合, 形成新产品上的资源优势, 克服产品创新和商品化中的各种问题与困难, 提高产品开发的速度与效率, 提高市场领先的能力。国际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技术创新联盟就是对这一原理最好的实证。
2. 知识能力过剩原理角度分析
市场中不同规模的企业, 由于技术、经济和政府管制等方面的变化, 将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显著的资产上有不同的投资和管理积极性。像国际企业这样的大型企业往往有投资于规模经济的积极性。由于独立的经济人无法根据个人效用来估计专门性资产上的投资带来的外部成本和利益的增长, 一体化的企业机制比市场结构更有优越性, 但是企业机制具有投资甚至是过分投资的强烈愿望, 与市场结构相比, 其在专门性资产的有效运营与管理上的积极性不高, 因此在市场多变、知识极易贬值的情况下, 大企业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资产投资和知识能力的过剩。
解决大企业知识能力过剩问题的主要出路是提高知识的有效扩散能力与扩散速度, 提高知识的利用率, 而利用战略联盟的形式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许多国际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就是为了解决知识能力过剩, 提高知识利用率的。
3. 知识缺口理论角度分析
各个企业的知识系统具有异质性, 同时具有有限性。在利用市场机会、开发新产品和实现战略目标时, 企业现有的竞争能力不能够达到战略目标, 这样在战略目标和企业现有竞争能力之间就存在一个“能力缺口”。之所以出现能力缺口, 是因为现有知识体系与企业所要求的知识有一定的差距, 即“知识缺口”。而外部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能弥补这一差距时, 那么企业之间合作建立战略联盟则能够有效利用市场机会、开发新产品和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国际企业要实现其全球发展战略必然会出现知识缺口。比如, 缺少在东道国进行生产和销售的相关知识, 这就需要他们与东道国的企业结成战略联盟获取当地的营销知识。国际企业为了保持技术领先就需要实现技术创新, 但是研发所应具备技术知识可能并不充分, 则就需要与其他的国际企业建立战略联盟, 获取伙伴的知识一同进行创新。
三、结论
在一个战略联盟内两个或者更多的企业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对的, 对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通过战略联盟获得一定的知识收益。所以国际企业建立的战略联盟内, 不论盟友是同等实力的国际企业还是东道国的不对等企业, 双方都可以从知识转移的过程中获利, 只是可能各自得到的优势类型是不相同的。此外, 既然联盟双方都得到了对方企业的一些知识, 那么对于任何一个企业也有可能会出现自身核心知识优势减弱的危险。欧洲学者列维特和马奇认为企业结成战略联盟有可能使自己的知识转移给他的盟友, 这种知识的扩散可能会造成危害, 使自己的竞争优势减弱。但是, 企业同时又会受益与这种转移, 因为它自身的正统性得到了加强。美国学者Baughn Denekamp Stevens&Osborn在对美国、西欧、日本两百多家多种形式的国际企业联盟参与者做了调查后, 认为企业联盟对企业造成的知识渗漏的危害远远小于通过知识转移得到的收益。
综上所述, 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国际企业战略联盟中的知识转移在理论上是有动因的, 它可以为联盟成员带来许多收益, 但同时这种知识转移也可能导致联盟成员企业知识优势的削弱。在得与失得权衡中, 一般情况彼此都是得大与失。因此, 我国企业只要能够理解联盟知识转移的动因, 确保双方的信任关系, 选择合适的战略途径, 可以在联盟中获得国际大企业的先进知识并保持长期合作。
参考文献
[1]苏小华张数军:中外合资企业控制演变及中方学习机制的构建.科研管理2006 (1)
[2]Iris Berdrow, Henry W.Lane,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Creating Value Through
转移动因 篇4
一、基于“推-拉”理论的劳动力转移动因分析
目前, 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农村与城市同时存在着失业或就业不足。如果仅仅因为农业生产无序或效率低下、农村生活环境恶化而导致人口迁出, 在城市本身就业人口巨大、负荷沉重的情况下是难以承载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的。如果农村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到一定程度, 城市部门中充分就业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 因为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将导致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部门。
另外, 大城市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 (包括吃、住、行) 也成为横亘在农村转移人口面前的一座高山。大量农民工干着脏累差的活, 领着不稳定的低工资, 享受着不完善的社会保障, 却必须支付与城市居民相差无几的生活成本;或者忍受着恶劣的生活条件, 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去, 面临着“市民化”VS.“城市盲流”或“定居”VS.“暂住”的艰难选择。
“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转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力量, 即有利于人口转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转移的力量, 即不利于人口转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就我国而言, 农民愿意进城可能是因为城市在就业、收入、环境、福利等方面的吸引力, 也有可能是因为农村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而农民“回流”有可能是因为家乡的亲人、农活, 或者农村日益改善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创业机会, 亦有可能是因为城市失业、高昂的生活成本及其他。也就是说, 积极的因素既推动农民进城就业甚至安居, 也推动农村本地的发展, 而消极的因素即使令农民迁出, 也并不能带来长久的稳定与城乡差别的改善。这正是我们需要加以区别和重视的。本文就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
(一) 人口迁出地 (农村) 的“推力”
在人口迁出地, 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 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住地。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一些因素, 且都是农村地区发展不利的消极因素。事实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也能推动人口转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使得富余劳动力增加, 从而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就业;另一方面, 农村经济发展, 能够推动农民受教育水平提高, 从而提高知识技能和就业能力, 使之迁移到城市谋求更高水平的职位。可以看出, 这种积极的“推力”更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此外, 农业生产本身对于推动工业发展作用巨大, 以农业推动工业, 以农村发展带动城市就业, 这才是更好的“双赢”模式。目前一些学者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争议。蔡昉 (2006) 认为, 劳动力的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有条件的, 而在我国现阶段许多条件并不具备, 反而产生了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现象[1]。因此, 反过来考虑, 通过发展农业调整城乡利益格局,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从而促使劳动力合理流动, 这样的“逆向思维”更具现实性。
(二) 人口迁出地 (农村) 的“拉力”
在迁出地存在“推”人口转移因素的同时, 也存在着“拉”人口的若干因素, 如家人团聚的快乐、熟悉的生活环境、在出生和成长地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朱农 (2002) 发现婚姻状况对农村人口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 对此的首要解释是已婚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转移成本 (包括现金成本和心理成本) [2]。这些“拉力”作为人口转移阻碍力, 在我国农村居民的身上有显著体现, 并形成了独特的“候鸟式迁移”方式。
在过去的若干年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农村劳动力外出是解决农民就业和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然而, 在城市化的各种体制障碍一时难以消除的背景下, 农村劳动力又必须不定期地回到家乡 (例如农忙、节日等) , 甚至最终选择“回流”。也就是说, 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 但是他 (她) 的家人, 老人和孩子或许还在农村, 生活空间也最终还是在农村。这只能称之为“劳动力流动”, 而不能称之为“人口转移”。当然, 这种候鸟式的流动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 从城市化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说, 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也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 即使目前他们中的许多仍要回到家乡, 也已经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做了有益的准备。
人口迁出地“推”的力量比“拉”的力量大, 占有主导地位, 因此才会有农村人口尤其是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
(三) 人口转入地 (城市) 的“拉力”
同样, 在转入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拉”力把外地人口吸引过来。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是: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好的受教育机会、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较好的气候环境等。托达罗 (1992) 在研究农民进城的成本问题时曾经指出, 尽管农村青少年进城不会很快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 但在城里待的时间越长, 他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 所以往往仍然选择在城里等待工作。“较高的、持久的收入的引诱, 也会继续吸引乡村移民流向日益拥挤的城市贫民窟”[3]。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动机除了追求高收入外, 追求理想的就业机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就业机会除了与经济增长速度有关外, 主要依靠当地的就业结构, 而就业结构与当地的经济结构是紧密相关的。
工业和城市发展也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 如果因为农业限制和拖累了工业和城市发展, 同样难以形成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足够“拉力”, 这样城市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都有可能陷于停滞。
值得关注的是, 由于农业人员直接转移到城市正规部门就业非常困难, 因此非农业或乡镇企业部门和城市中非正规部门同时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目的地。非农业或乡镇企业部门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过程中起到的独特作用, 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一大特色[4]。尽管乡镇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滞缓, 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减弱,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部分乡镇企业经过一轮轮的淘汰之后逐渐规范和壮大, 而更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出现, 都能够继续为农村转移人口创造更大的就业空间。
(四) 人口转入地 (城市) 的“推力”
与此同时, 转入地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转入的“推”的因素, 如转移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激烈的竞争、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就目前而言, 城市生活成本的问题应该得到重点关注。蔡防 (2001) 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分成两个阶段来考虑。第一个阶段就是农村劳动力迁出农村的过程, 第二个阶段就是转移者在城市定居的过程[5]。农村人口不断迁出, 而后续在城市的安置和定居问题却困难重重, 住房、交通、通讯、食品、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 无不为农村人口设置了一道道难以跨越的“关口”, 以至于他们迁移的收益甚至还不能弥补所付出的成本。尤其是对于那些长时间没有找到适当岗位而始终等待着“机会”的农村人口来说, 城市的“边缘”生活和恶劣条件对他们更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如果不能支付起转移目的地城镇的生活成本, 就只能被称为流动人口, 而不能说是转移、移民。大量流动人口聚集在城乡结合部、城市边缘地带, 也会给城市管理和规划带来难度, 造成无序和混乱。
总之, 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可能是因城镇有利的经济发展而造成的, 也可能是因农村不利的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正如18世纪英国农民被圈地运动推向城镇一样, 如果主要是由于农村情况日益恶化, 而不是城市本身有特别丰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 那么农村人口涌向城镇, 不仅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和建设, 还会对城市的有序就业和管理造成冲击。这是我国目前人口转移过程中尤其值得思考的。下文以这四个方面的动因为基础, 选取代表性指标来考察其对我国实际人口迁移量的影响。
二、农村人口迁移量的影响因子实证
受数据搜集的可得性所限, 本文选取的指标全部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假设人口迁移量与回流农村的情感因素V1、回流农村的城市生存因素V2、迁移城市的农村客观因素U1、迁移城市的城市客观因素U2四个主因子相关, 其中V1= (v11, v12) = (婚姻, 家庭) , V2= (v21, v22, v23, v24) = (居住费用, 文教娱乐,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 U1= (u11, u12) = (农用地, 水资源) , U2= (u21, u22, u23, u24) = (就业, 收入, 交通, 城市环境) 。
令f为迁入城市函数, g为回流农村函数, 则人口转移量Q满足:
其中, ①和①'为迁入城市与回流农村的人口差量公式;②和②'为人口迁出农村与转入城市的推-拉差量公式。
为研究各城乡发展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我们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探讨上述各分量与人口迁移量之间的相关性。
首先是因变量 (人口迁移量L, 单位:万人) 的确定与计算, 公式如下:
人口迁移率=人口增长率-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迁移量=人口迁移率*年平均人口数= (年人口增长量/年人口数*1000‰-人口自然增长率) *年平均人口数 (*)
其次是自变量的确定与计算。按照上文中涉及的因素, 我们制定了“人口迁移量影响因子表”, 具体见表1。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官方数据, 我们收集、整理了8个自变量和1个因变量对应的完整数据, 其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2001-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通过散点图的变化趋势特征我们建立回归模型: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模型得到模型汇总 (表3) 和回归模型方差分析 (表4) 。
表3中R为复相关系数, 它表示模型中所有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的密切程度, 它的取值介于0和1之间, 取值越大, 说明线性回归关系越密切。此处复相关系数R=0.999, 说明所选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线性回归关系密切;而调整的R2=0.993, 值越大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越好。
表4是回归模型的方差分析表。可以看到, 方差分析结果中概率P值 (0.001) 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 , 所以该模型是有统计学意义的, 即上述8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
最后我们得到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由于每个自变量取的单位并未统一, 所以各个自变量前面的系数大小差别很大。但如果尝试全部标准化, 用各分量的增长率说明之间的关系, SPSS运行出的结果反而很不理想。所以, 我们仍然采用上述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问题, 根据各系数的绝对值及符号方向剖析其对农村人口转移的影响。
首先, 农村抚养量每多1人, 人口迁移量多2.9人, 这说明家庭负担影响农村人口迁移, 家庭负担越重, 家里的劳动力越有动力 (或压力) 到城市务工、生活, 以谋取更多的收入来养家糊口。农村抚养量本应视为“回流”影响因子 (农村的拉力) , 实证中却反而与人口迁移量成正比, 这也凸显出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被迫与无奈。
城乡消费差 (元)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 模型中城乡消费支出每差异1元, 迁移量多0.41人, 与迁移量成正比。居民消费水平最终是由收入决定的, 与其说农村居民进城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消费”, 不如说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所以消费差越大, 越容易吸引农村人口转移。但这也容易形成误区, 因为城市消费水平高, 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物价水平和生活成本 (如交通、住房、教育、日常开支等) , 农村人口盲目转移, 尤其是往大城市盲目转移, 只达到了城市的消费层次, 却达不到城市的收入层次, 必然是没有办法长居久安的。
农业的发展对农村人口迁移有着良性的推动力。但从农作物播种面积 (万公顷) 和有效灌溉面积 (万公顷) 两个影响因子来看, 有效灌溉面积的增加可以体现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发展, 其与迁移量成反比, 这说明农业条件改善后农民反而愿意留在农村耕种, 并未达到“以农业发展带动人口转移, 缩小城乡差距”的层次。目前的劳动力转移, 往往是因为农村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所致 (至少是因为城乡差别过大所致) , 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农作物播种面积与迁移量成正比, 似乎是良性推动, 但事实上是生产的无序性。
模型的最后四个自变量:城乡就业差距 (人) 、城乡收入差距 (元) 、城市实有道路长度 (万公里) 、城市绿地面积 (万公顷) 代表了城市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 或者说“拉力”。四个因素都与人口迁移量成反比,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城乡就业差距折射出城市本身就业压力的巨大, 城乡就业者负担人数每差1人, 迁移量少3 442人, 这种巨大的反比效应显示出“就业困难”始终是横亘在人口迁移过程中的一条鸿沟。同理, 城乡人均收入每差1元, 迁移量少0.8人, 也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没能拉动人口转移。城市实有道路长度和城市绿地面积的增加都带来人口迁移量的减少, 也许是因为农村生活环境也在同时发生改善, 也许是因为进城农民并未真正享受到城市环境改善带来的优越性, 这有待进一步检验和研究。
总而言之, 从回归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农村人口的迁移往往呈现出一种盲目和无奈, 且长期在就业、收入上处于劣势, 仅仅作为城市的边缘人物, 要么埋头苦干, 要么寻寻觅觅 (工作机会) , 离真正的“市民化”还很远。而农村的发展和农业的进步似乎也没有显示出良性的推动力, 城乡差距仍然很明显。鉴于此, 与其让农民盲目往大城市跑, 增加城市压力, 不如建立一个转移“梯度”, 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引导农民有序迁移, 合理就业。
三、农村人口梯度转移模式
在户籍制度改革、关注农民出路的当下, 适用于中国现实情况的农村人口转移模式, 应该是一个有序的、分层的梯度转移模式, 兼顾产业差异、区位差异、劳动力差异、生活成本差异, 从而逐步推进城镇化, 缩小城乡差距。换言之, 引导农村人口实现梯度转移, 注重产业差异、区位差异、劳动力素质差异、生活成本差异的影响, 充分发挥非农部门、二三线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 形成有序的、分层的梯度转移模式, 才是逐步推进城镇化, 缩小城乡差距, 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涌入大城市给城市发展带来冲击的有效途径。这里所说的“梯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产业梯度
无论从全国范围来看, 还是就某个地区而言, 产业分工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了就业结构的不合理, 产业规模与城市规模的不合理也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困难。优化产业结构, 才能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仅仅是大城市的就业岗位增加, 只会造成更多的人口涌入, 产生更多“等待就业”的人。合理地进行产业分布, 将更多的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分布到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小城镇去, 因地制宜, 使农村人口实现就近转移, 就近就业, 能够大大缩减其迁移成本、就业成本和生活成本。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更应该实现区域转移, 分布到离农村较近的城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低素质低技能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这样就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的初步转移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区域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 就地发展农产品加工出口业, 然后利用外汇进口机器设备发展轻纺电子工业, 从而吸纳大批农村劳动力就业, 这是农业带动的良好就业模式。此外, 在二三线城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也是一个良好的途径。由于第三产业技术形成相对较低, 劳动方式又比较自由, 可与农业兼营, 所以对农村人口也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 区位梯度
我国现有100多座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 尤其是省会城市, 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的现实发展问题:物价居高不下、失业率增加、人口拥挤、交通拥堵、房地产调控艰辛。其面临的转型与持续发展问题, 主要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即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问题。而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往往是具有较高水平、较高技术层次的人才, 对农村人口的接收相当有限。此外, 大城市虽然生活条件优越, 但高昂的生活成本也使很多农村人口望而却步或者即使进入城市也被迫“回流”。
因此, 未来在城镇化进程中应该构建多元化城市发展模式, 更好地发挥中小城市的作用, 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其产业结构水平较低, 有更多的潜力和容量可以挖掘, 且其生活成本较低, 如果合理布局和建设, 可以对农村人口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因而, 应该加大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扶持力度, 使之迅速成长起来, 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应该形成产业分工、互补合作的产业结构。处于高势能中心的大城市应发挥其资本和技术的比较优势, 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而低势能地区的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应充分利用其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便宜的特点, 体现就业优先的原则。
当然, 不可忽视大城市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强吸纳作用。这就需要建立畅通的劳动力沟通机制和就业服务机构, 有效传递就业信息, 防止过多农村人口涌向有限岗位。经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 农民的迁移大多数都经历过从农村向大城市转移, 再由大城市向中小城镇扩散的过程, 这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三) 文化教育梯度
从大城市到农村, 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广泛的分割或分层,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教育分层。由于所受教育的水平不同, 农村劳动力通常面临着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市场 (低端、中端和高端) , 而且在短期内无法打破此类分层。政府应该帮助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机制以及职业培训机制, 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农村人口自身的年龄、文化基础、现有的技术水平等条件, 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分流, 让农村劳动力分别进入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地带, 选择与其教育水平和技能条件相符的就业岗位, 接受与其意愿和承受能力相符的职业培训。年轻的、文化层次较高的劳动力可以往大中型城市走, 年老的、文化层次较低的劳动力则尽量就近择业。同时还要考虑这些劳动力各自的技能水平和特点, 做出有利引导。
教育和培训能够增加劳动技能, 提高劳动力素质, 为就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教育投资还是劳动者由低端劳动力市场向中、高端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基本条件。随着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提高, 小城镇的劳动力又向高一级的中小城市转移, 从而一级一级地推进, 最终形成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在大城市的集聚[6]。
四、政策建议
(一) 重视农业的发展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口过多、过快、无序涌入城市, 减少、防止“盲流”冲击城市的问题, 必须实行统筹发展和协调发展战略, 加快农村地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步伐, 加大对农村的投入, 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别。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多年实践也证明, 农业发展滞后, 或者不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调整农业结构, 推进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不仅会造成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内部得不到合理利用, 进而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 劳动力向外转移的“推力”不足;而且工业和城市发展也会因农业限制和拖累而受到影响, 结果形不成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足够“拉力”, 这样城市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都有可能陷于停滞[7]。因此, 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人口大国, 无论如何都应当重视农业的发展。
(二) 发挥政府保障作用
政府在针对农村人口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与服务等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显露很大成效, 但政策的一步步落实仍然需要时间。例如, 在土地征收和“农转非”问题上, 成得礼等 (2009) 所做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内陆大中型城市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大部分失地农民, 对户口非农化都采取抵制的态度, 由此推断内陆大中型城市的当地政府在城乡结合部地区非农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8]。失地农民的转型问题, 从侧面反映出农村人口在转移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障碍。
政府应该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 合理规划城乡工业市场, 大力推进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建设, 使之成为农村劳动力聚集的主要空间。第二, 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 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应在政策法规、组织管理、专业人员配备和基础设备等方面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 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 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 从就业信息、职业介绍、人才培训、法律咨询和劳动保险等方面, 为农村劳动力的择业和就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减少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的盲目性。第三, 加大城市改革力度, 尤其是对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在城乡间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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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动因 篇5
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 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但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取得长足的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尤其是近十年, 经过有色金属循环经济园区的“圈区管理”模式, 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已经成为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循环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 不仅有效缓解了我国原生矿产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 同时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创造财富、解决就业等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业组织理论认为, 产业是生产同类或有密切规模关系产品、服务的企业集合。产业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同社会分工息息相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与全球贸易和全球化产业分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 全球化进程加快, 使得我国各产业以不同方式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 如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省市率先承接了国际化产业转移, 制造业得了快速发展, 随之带动了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出现及蓬勃发展。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后, 全球经济放缓和部分地区陷入衰退, 导致国际及国内市场发生很大变化。西方发达国家部分制造业在生存和利润的压力下, 加速向亚太等新兴市场转移, 同时我国经济面临着强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压力, 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相关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梯次纵深转移的现象, 这势必导致再生有色金属产业跟随相关产业企业群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目前重庆已成为承接东部再生有色金属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之一。
二、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动因及演进趋势
(一) 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本文将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划分为萌芽期 (1950年—1978年) 、成长期 (1979年—2007年) 和成熟期 (2008年—至今) 三个阶段。同时结合产业的发展历程、产业规模、区位分布及分工型态等各方面因素, 将成长期划分为分散化发展阶段、集中化发展阶段和规范化发展阶段。 (1) 萌芽期 (1950年—1978年) :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国有色金属产业布局具有基于资源禀赋的产业内垂直分工体系的特点。此阶段我国有色金属产业是基于要素禀赋的垂直专业化生产体系;产业结构模式主要以原料供给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产业整体水平较落后, 集聚程度较低;各地区有色金属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较短;再生有色金属产业规模十分小。 (2) 成长期 (1979年—2007年) :分为三个子阶段。第一子阶段:分散化发展阶段 (1979年—1991年) 此阶段我国有色金属产业还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垂直分工模式。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基于强大的市场需求, 在东部沿海地区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但规模很小;以个体经营为主, 分散化发展;产业总体水平落后, 产业集聚程度较低。第二子阶段:集中化发展阶段 (1992年—2001年) 此阶段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 并达到一定规模;形成一定程度的产业集聚;以家庭作坊和小型企业为主, 技术装备水平落后;资源利用率不高, 对环境破坏严重。第三子阶段:规范化发展阶段 (2002年—2007年) 此阶段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通过“圈区管理”, 走向了科学、规范的生产管理;产业整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仍以中小企业为主;通过向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 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3) 成熟期 (2008年—至今) 在此阶段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已成为我国有色金属产业的重要组织部分, 正在逐步进入成熟期;随着全球产业的转移进行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并从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 向着集团化升级的方向发展;主要的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竞争力在逐步增强。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各阶段的特征如表 (1) 所示。
(二) 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动因分析
从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阶段及特征可以看出, 产业发展动因主要有: (1) 全球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是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改革开放后, 得益于全球贸易和全球产业分工, 带动了我国纺织业、机械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形成对有色金属材料的巨大的需求, 从而推动了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迅猛发展。2008年的金融危机, 推动了全球新的产业转移, 而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成本压力, 出现了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同时也推动了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 (2) 强大的市场需求是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决定动力。随着我国经济及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形成对上游有色金属原材料的巨大需求, 但同时由于我国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分布极不均衡, 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有色金属资源十分匮乏, 从而引发了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首先在我国东部地区的蓬勃发展。 (3) 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是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原始动力。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是产业分工的根本因素,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 和自然条件 (地理区位、劳动力成本等) 等影响着全球间的产业分工。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劳动力成本和优越的地理区位, 从而进行国外废旧有色金属的进口及加工。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劳动力、土地成本升高和环保压力下, 必然向具有一定地理区位优势的中西部地区转移。 (4) 技术是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推动力。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推动着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演进。只有通过生产技术、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 才能有效的提高生产效率, 实现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近年来, 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再生铝方面, 组合式熔炼炉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 通过自动控制和燃烧系统的改进, 合理控制铝液温度, 节能效果提高了20%左右, 也使废铝回收率达到92%~94%。再生铜方面, 竖平炉和倾动炉的出现, 不仅使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了15%—30%, 而且环境污染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产品质量大幅提高;再生铅方面, 新的废旧铜酸蓄电池回收处理技术的应用, 使铅的回收率达到96%以上。 (5) 产业及环保政策引导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规范发展。我国再生有色金属的产业政策及环保政策不仅规范了产业的发展, 而且为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产业分工、产业转移的催化剂, 引导了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国现有的产业政策将引导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引领其未来向集约化、集团化方向发展。总之, 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演化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 既有国际的又有国内的, 既有产业间的又有产业内的, 既有有形的又有无形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共同推动着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如图 (1) 所示。
(三) 基于SCP视角的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演进框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 由贝恩 (Bain) 和谢勒 (Scherer) 等人在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基础上建立。该理论体系的核心是SCP范式, 通过构建出市场结构 (S) —市场行为 (C) —市场绩效 (P) 的框架来对产业进行分析。其中, 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 市场行为又决定了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运用SCP范式对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进行研究, 能够系统地从产业结构层面入手, 分析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结构对行为和绩效的作用, 从而有效地推演出产业组织的演进规律和趋势, 为产业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基于SCP视角的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演进框架如图 (2) 所示。
(四) 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发展方式的转变, 再生有色金属产业面临着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问题。在融入全球化和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过程中, 对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趋势进行研究具有较大的意义。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产业的集聚和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土地、环保、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 这必然导致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 形成各地区分工合作、资源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由于有色金属产业与下游相关制造业有很强的“共生”关系, 关联性较大, 因此, 在我国未来产业转移与升级的过程中, 再Á生有色金属产业必将与相关产业的企业群体布局形成互动, 共同进行升级和转移。在我国东部地区, 伴随着有色金属下游产业的升级, 必将带动东部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端的有色金属深加工发展。中西部地区, 随着承接越来越多的制造业, 其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围绕本地区的主导产业进行再生资源的冶炼及产品加工。由于重庆地处长江上游, 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 地理区位优势明显, 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现相关产业及企业群体向重庆转移。并随着重庆未来经济及汽车、摩托车等主导产业的发展, 将形成巨大的有色金属市场需求, 这将为重庆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及其产业链的延伸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机会, 同时也意味着未来重庆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快速发展的是一种必然趋势。
三、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对策——重庆发展实践
(一) 重庆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现状
重庆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 工业基础雄厚, 行业门类齐全, 产业体系较为完备。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汽车、摩托车及装备制造业基地。目前重庆是我国第三大铝的生产和消费地, 工业企业每年用铝量100余万吨。未来随着东部地区相关产业向重庆转移, 重庆对有色金属及其加工产品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已是重庆未来重点培育和发展的产业之一。目前, 重庆再生有色金属产业主要以再生铝的冶炼及加工为主。现有的主要再生铝企业有重庆剑涛铝业、重庆天泰铝业、重庆浙中铝合金公司等, 年产能在35万吨左右。由于下游产业巨大的市场需求, 重庆现有再生铝企业纷纷进行建厂扩产。同时, 重庆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再生有色金属企业的转移目的地。2009年国内最大的再生铝企业上海新格集团投资重庆, 欲建立年产30万吨的再生铝及铝硅合金项目;中国五矿集团欲与重庆地方国企合作建设以再生铜、再生铝为主的再生金属产业循环经济示范区。预计在未来五年内, 重庆再生铝产能将达到115万余吨, 再生铜、再生铅等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能力。
(二) 产业转移背景下重庆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分析
目前重庆的再生有色金属产业还处于培育阶段, 发展还不成熟, 存在许多问题。 (1) 产业整体实力不强, 集中度不高。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 重庆的再生有色金属企业主要为较大的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 虽然单个企业的规模较大, 但数量较少, 整体产业以冶炼加工为主, 主要生产用于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的铝合金锭, 对产业上下游的延伸不够, 产品附加值低, 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并且, 这些企业分散于重庆的不同地区, 不利于产业的集中化、集约化发展。同时, 重庆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虽取得了巨大发展, 但回收企业较多, 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 规模偏小, 产业集约化程度低, 不利于下游企业的规模化生产。 (2) 技术装备水平不高, 回收率较低。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 重庆再生有色金属企业的回收工艺和装备比较落后, 烧损大、能耗高、金属回收率较低;在环境保护方面、资源综合利用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而且多金属品种混杂, 质量不稳定, 不能满足下游的高端需求。 (3) 废旧原材料缺口较大。目前, 重庆没有年交易达20万吨以上的再生金属集散地和市场, 重庆本地及周边地区产生的废旧原材料无法支撑企业的生产要求, 必须依赖进口。而我国对废旧金属进口企业实行定点管理, 而重庆尚无形成再生金属进口及加工园工, 取得进口国外废旧金属许可的企业数量很少,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重庆未来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
(三) 未来重庆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未来重庆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要结合我国产业政策和总体布局, 服从重庆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 立足现状, 制定切实有效的再生有色金属产业专项规划。 (1) 制定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并完善相关政策。要依据我国《2009—2015年再生有色金属利用专项规划》, 结合重庆市产业发展现状, 制定重庆市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专项规划。通过规划的制定, 明确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推动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 提升产业的集中度。并制定完善的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机制, 建立起规范的有色金属回收利用体系。通过税收、金融、环保等政策的实施, 为重庆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保障。 (2) 建立专业化再生有色金属加工园区, 并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我国对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实行“圈区管理”模式, 重庆未来应建立专业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通过对园区发展的统筹规划, 实现废旧有色金属的进口、回收、拆解、分拣、冶炼、加工等有效的管理。在园区内设立环保、海关、质量检查监督等机构, 为园区企业的提供一体化的服务, 同时给予企业税收、资金、融资、科研创新等方面的支持。使现有布局分散的再生有色金属企业逐步向园区集中, 形成大型的集散地和加工中心, 提高产业的集中度。未来应积极鼓励园区内企业通过联合、并购等方式组成大型企业集团, 发挥大型企业技术装备优势,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同时, 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完善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通过标准化的回收网点、分拣中心、专业集散交易市场、区域性集散市场的建立, 为再生有色金属的加工利用提供充足的原料供给。 (3) 形成再生有色金属产业集群, 并延伸产业链条。马歇尔认为产业集群可以带来外部经济效应, 实现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重庆应将再生有色金属加工园区建立在邻近使用有色金属加工产品的地区, 与下游相关产业高度集聚在一起, 形成产业集群, 实现规模经济。同时再生有色金属各加工企业应沿着产业链进行延伸, 调整产品结构, 大力发展深加工。由低层次、初加工产品转到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 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4) 建立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提高整体技术创新能力。重庆再生有色金属产业未来应建立以市场为导向, 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之间建立起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 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推进产业升级。政府层面,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引导作用, 通过财政、税收等方式, 引导再生有色金属企业及相关科研机构增加创新投入。对于再生有色金属综合利用技术的基础性研究, 通过设立技术开发专项资金, 以支持重大关键项目的研究。并推进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引导企业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 探索和完善科研成果的转化机制, 实现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应用。同时积极支持具有技术开发能力的企业, 走专业化生产的道路, 结合市场需求, 发展具有特色的深加工产品, 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摘要：本文从全球产业转移、市场、技术、资源、政策等角度, 总结了推动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动因, 利用SCP范式构建了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演进模型, 分析了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演进框架及未来发展趋势。结合重庆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提出了“制定再生有色金属产业专项规划”、“建立专业化再生有色金属加工园区”、“形成再生有色金属产业集群”、“建立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建议。
关键词：再生有色金属产业,产业转移,S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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