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动因（精选11篇）
经济动因 篇1
一、利己动因的形成与作用
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动因决定了其活动的目的与方向, 也影响着其活动的效率与效果。亚当·斯密认为, “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 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 而是他自身的利益, 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1]最初经济活动的动因在于人利己的本性, 每个人都在拼命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在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前提下, 每个人或组织在欲赚取利润获得财富时, 必须根据社会的需要选择产品生产或提供服务, 必须想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及降低成本, 必须向市场提供质量性能更好、价格更低廉、服务更周到的产品, 才能通过销售达到目的。整个社会通过生产经营者的市场竞争促使资源向社会更需要及使用效率更高的方向流动, 每个人获取财富的过程也是促进整个社会财富及福利增加的过程。亚当·斯密称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在这场合, 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2]社会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而存在与增加的, 在社会法律与伦理道德规则下追求个人利益是生产经营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 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最终必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 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 以致食物匮乏, 缺少必要的生活资料, 生存经常受到威胁。同时, 人们的活动范围狭小, 社会组织散乱。为了生存, 人们必须与同类争夺食物以及其他必要的生活资料。人类生存环境以及为了生存的日常行为导致产生了利己自私的心理, 这种心理通过前人行为语言及思想的熏陶被后人传承, 久而久之, 就赋予了人类一种普遍的利己自私的品格。但这种利己自私的品格并非先天获得, 例如, 生活在各种物质供给充分满足条件下的儿童, 缺乏在群体生活中去抢占食物及其他生活品的动因, 而更多的是关注周边舆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而生活在食物缺乏经常挨饿艰难困苦条件下的儿童, 有着抢占食物的强烈动因, 并且这种动因及其强烈程度经常会转移到对其他事物追求的过程。对经济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最初的动因。利己动因来源于动物生存本能的需要, 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市场经济体系下, 这个动因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把人的利己心理看做永恒不变是受其历史时代生产力尚不发达等因素的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正在改变着利己心理形成的环境, 加上社会的宣传导向, 利己心理正在渐渐地淡化。
二、利他动因的出现与发展
从二十世纪开始, 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快速进步, 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 人们拥有的物质财富迅速增加, 较少或不再为缺少食物威胁生存而忧虑。在充分满足了食物及其他生活资料的需求之后, 为生存而争夺或多占有食物及生活必需品预防饥饿保障生存的需要消失了, 致使个人心理形成的环境大为改变, 一种生存逼迫的利己心理的形成及强化过程中断了。当人们在物质财富充分满足时, 就会感到物质占有及享受不过如此而已, 出现“既有者无所谓”的心理感受, 内心就会产生对物质占有及享受本身的不满足感, 产生追求其他方面心理满足的欲望。而其他许多心理感受及需要与周围人的关系密切联系, 要想获得被尊重、敬仰、羡慕、崇拜等心理感受就要有一种行为, 这种行为能够博得相关周围人表达出对其行为的期望达到满意的意见, 这种满意程度提高的意见反馈使个体获得欲争取的心理感受。在过程中的这种行为多为利他事件的发生, 形成人由利己心理向利他心理转化的过程。随着交通、通讯及互联网等的快速发展, 人们拓宽了视野, 加强了相互的沟通。人类社会组织日趋完善, 文化和心理素质快速进步。社会分工及商品交换更加深入普及, 消费者选择的主动权在增加, 多数人的话语权在增加, 社会更多地注重了对人本身的关注, 逐步地改变着原来由于食物短缺威胁生存条件下形成的心理。利己自私心理渐渐淡化, 而欲获得他人重视和尊敬的心理渐渐增强, 加上社会宣传及文化教育等的引导, 一种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利他心理逐渐形成并强化, 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动因。久而久之, 人们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利他心理, 这种利他心理渐渐会成为未来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人类社会走出饥饿贫困阶段时, 就渐渐的从追求生存的需要走向追求心理感受的需要, 萌生利他方面的意念, 通过利他行为获得心理的快感与享受。人们追求这些心理感受的过程也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获取这种心理感受的欲望也可以通过社会文化教育的熏陶、宣传广告的灌输、责任感的树立, 以及名誉地位形式设置的引导等进行激励与强化。利他将会渐渐地成为人类未来凸显和稳固的品格。展望未来, 人们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 为了获得美好的感受而去努力工作。通过对个人心理满足的追求而展开各种活动,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追求个人或群体心理的满足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之一, 以利他为前提的个人心理满足的追求渐渐演变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 伴随着利己心理的延续作用, 利他心理的形成及稳固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形成并存在着两种经济活动动因及其过程,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会呈现两者并存、交叉作用的状况。例如, 汶川地震后的捐赠行为会体现公司的形象, 因此具有一定的广告效应, 所以捐赠行为不仅仅是企业出于社会责任的利他行为, 也可以是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商业行为。捐赠行为存在提高声誉以获取广告效用的经济动机, 其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公司比其他公司捐赠数额平均多出50%[3]。这反映出某些捐赠活动既是利他行为, 也是扩增自身利益的利己行为。
三、对企业组织的影响
社会经济组织由人组成, 人的品格决定了组织的品格。以利己动因为主导的社会历史时期, 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市场经济社会运作模式下, 企业通过生产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而获取利润, 同时, 企业追求盈利的过程使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企业盈利增加使社会财富增加。随着科学技术和管理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 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消费者有了更广阔的选择余地。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达, 带来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和流通范围的扩大, 生产者利润的增加需要不断的增加市场占有份额和消费者购买的数量。消费者购买与否以及购买数量多少成为对生产者利润的约束, 使每一个生产者或销售者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考虑消费者的利益, 不得不为了保有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及增加销售数量而想尽办法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于是, 企业经营的顾客满意活动产生了。顾客满意活动指企业以顾客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关注焦点, 运用科学的方法调查、测量和分析顾客对自己所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及原因, 并据此不断改善组织的产品设计、生产服务和销售供给等, 以求实现更高的顾客满意度和企业效益的持续行动[4]。企业间竞争的压力, 迫使企业通过为顾客提供舒适合用的产品或服务, 提供快捷便利、清洁安全、宽松有趣、生机勃勃、兴奋愉快等感觉, 提高顾客的满意程度, 从而增加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生产力发展造就了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推动了企业竞争, 企业竞争催生了顾客满意活动。企业从利己动因出发, 最终却达到了直接的利他效果。
企业顾客满意活动的过程也会影响到企业成员的心理变化过程, 加速人向利他心理方向的转化。当社会成员利他动因渐渐强化之时, 企业会由原来的强迫型利他活动过程渐渐转化为主动型的利他活动过程;企业组织存在的目标不再单纯是利润最大化, 而是追求顾客满意度, 追求组织存在的质量, 追求组织成员的心理满足感等多元化的目标体系。组织与个人之间演绎着经济活动动因演变相互影响的过程。
四、相互促进、融合迭代的趋势
生产力低下、物质贫乏、生存环境恶劣, 特别是食物缺少与被伤害的危险是利己心理产生的基础。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丰富、生存环境条件优越是利他心理产生的基础。因此, 着眼于以人为本的大力发展生产力应是人类社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在利己心理主导下, 对经济利益的不断追求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动机, 这一过程的不断强化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矛盾。在利他心理主导下, 对美誉度、知名度的不断追求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动机, 这一过程能够促使社会经济和谐发展。没有利己心理的存在, 人类社会早期就难以快速发展生产力;没有利他心理的出现, 人类社会就难以实现和谐发展。失去和谐及利益平衡的人类群体将会充满矛盾与暴力, 将会走向萎缩与消亡。在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经济运作模式下, 当生产力极不发达、生活资料匮乏时, 人们以追求生存的利己心理为动力展开经济活动, 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阶段, 随着食物的满足及物质财富的丰富, 威胁生存的压力消失了, 追求心理满足渐渐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 从而逐步形成以利他心理为动力展开经济活动, 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二者依次产生与发展着, 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在人们由追求利己转向追求利他的长期过程中, 二者呈现交叉融合, 渐次迭代的趋势。因此,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两者将共同地指导与牵引着人们去劳动工作, 去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摘要：通过对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社会环境与现代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对比, 分析人类经济活动动因的演变趋势和利他动因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 以及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成为人们心理形成的基础, 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心理表现与动力机制, 推动着社会经济由维持生存到财富不断增加, 直至走向和谐发展。
关键词：利己动因,利他动因,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 王亚男,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2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 王亚男,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27.
[3]山立威, 甘犁, 郑涛.公司捐赠与经济动机[J].经济研究, 2008, (11) :51-60.
[4]张富山.顾客满意[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2:11.
经济动因 篇2
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并购动因的解释
对企业并购的动因进行研究开始于马克思,很多经济学学派对并购现象的产生都进行了解释,其中交易成本理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但企业并购的动因理论迄今为止还无法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而事实上,不同的.购并活动背后的动机常常无法用单一的理论来解释.并购的经济实践不会停止,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企业并购动因进行研究的理论也会随着并购实践的发展而深入.
作 者：胡峰 程新章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系,上海,62刊 名：理论学习与探索英文刊名：THEORY STUDYING AND EXPLORATION年，卷(期)：“”(5)分类号：A81 F271关键词：企业并购 马克思 新制度经济学
经济动因 篇3
关键词：财务重述；上市公司；谋取私利
财务重述，财务报表重新表述的简称，是指上市公司对存在的错误或者误导性的历史财务报告公布不久进行重新公告的行为，是对历史财务报告的重新表述。
一、财务重述发生的动因
（一）管理者自利动机
Burns and Kedia（2007）等研究发现，发生了财务重述的公司相较于未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其管理者有更为明显的基于谋取私利的动机而行使股票期权的现象，其手段在于通过财务错报粉饰财务报表来影响股价。李绮和彭阳慧（2014）运用卡方检验验证了上市公司对管理者实施的股权激励是财务重述的主要诱因之一。
（二）公司治理缺陷
Kryzanowski and Ying Zhang（2013）以加拿大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财务重述更容易发生于存在大股东数量较少、管理权力较小、独立董事成员较少且不能发挥充足作用等公司治理缺陷的公司中。叶陈刚等（2013）针对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状况进行研究，发现财务重述的发生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二、财务重述发生的影响因素
（一）管理团队的特征
许宏和黄辉（2013）发现高层管理团队的规模越大、团队成员中男性管理者占比越高、年龄以及学历层次差异越大的上市公司越容易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究其原因，在于阅历、教育背景以及性格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管理者针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处理意见，甚至存在利益冲突，从而使部分高管成员在团队中的滿足感较低，只能选择财务重述来保障自身利益。
（二）媒体报道和政府干预
戴亦一等（2011）发现媒体的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具有明显的遏制作用，尤其是对经济后果较为严重的非技术问题以及核心指标的重述的遏制作用更为有效。其次，地方政府的媒体管制会严重削弱媒体报道对于财务重述的遏制效应，但地方政府干预的干扰作用仅仅对地方企业有效，对央企等非地方性的企业的干扰并不显著。
三、财务重述的经济后果
（一）严重的市场损失
GAO（2002）发现公司的股价在财务重述之后下跌百分之十，而市场总市值也在三个交易日内就减少了一千亿美元。财务重述导致的负面市场反应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不仅体现在股价和市值方面，严重的还会波及到公司的声誉。Hribar（2004）发现上市公司在财务重述之后，其资本成本会升高，Richardson and Scholz（2004）发现财务重述可能导致法律诉讼行为，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对公司的声誉惩罚。
（二）管理层的变更
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公司外部市场会识破上市公司管理层通过粉饰财务报表继而发布更正公告来操纵利润、谋取私利的伎俩，并对其进行惩罚。Desai et al.（2006）运用配对对比的方法，发现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其高管变更的比例要显著高于没有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究其原因，在于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急需聘用新的董事和经理人来尽可能保住公司的声誉（王毅辉和魏志华，2008）。
四、 结论
综上所述，财务重述是国内外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发生前的动因、发生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到发生之后的经济后果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连锁反应。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上市公司管理层试图粉饰财务报告继而发布重述报告来操控利润，目的在于谋求个人私利。为了避免甚至杜绝这种扰乱市场公正的行为，我国应加强完善市场监管机制，积极发挥媒体报道和政府干预的监督遏制作用，对恶意造假的行为加以严惩。其次，应从根本上完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公司内部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约束管理者的违规操纵行为。（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2015年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高管控制下的财务重述与高管薪酬关系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syjs201536，负责人：赵建梅。
参考文献：
[1]戴亦一，潘越，刘思超. 媒体监督、政府干预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视角的证据[J]. 世界经济，2011，（11）：121-144 .
[2]尚洪涛，周丹，白玉倩. 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上市公司公告数据[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2）：122-128 .
经济动因 篇4
从1978年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多年，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转型模式，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1978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 645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到了2007年，GDP达到了249 530亿元。1979-2007年,GDP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大大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但是在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在1993年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要制度创新，也要理论创新。
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个目标，有必要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未来。
本文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知识解释当时制度变迁的动因，文中的制度变迁不仅包括1978年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之后进行的若干改革举措。
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框架
如果把中国经济改革看作一场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那么它要符合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任何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个人或组织与集团)在制度变迁中追求的目标皆是自身效用或财富(净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的最大化，在制度变迁中，国家被视为一种追求自身效用或福利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在既定的资源禀赋、技术状况和文化要素的约束集合下，单个行为主体如果认识到，按照既存制度安排，就无法获得潜在的收益，而改变既有的安排，就能获得在原有制度框架中所得不到的收益，那么，他们将努力谋求建立起预期会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制度安排。国家也是如此。而且，一旦创立和利用新制度安排净预期收益为正，即变迁的预期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时，就会产生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并且这种净预期收益越大，则制度变迁需求变大，其需求弹性也就越大。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实质是由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另外，复杂的现实世界和有限人类理性使个人无法迅速、准确和低成本地作出理性判断时，他们便会借助于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内的意识形态来走“捷径”。
按照新制度经济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从制度非均衡走向制度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改革后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改革前低效率制度的过程。
任何一项制度的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人们在选择一项制度时，首先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权衡，只要当感知到制度净收益大于零时才会选择这种制度。但制度净收益大于零只是制度选择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种制度只要其净收益大于零，且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净收益最大，就是最佳的制度。
制度效率存在着递减现象，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是由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和技术水平或性质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制度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否则制度的效率必然会降低。同时，正如李怀所言，制度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以及不断面临被替代的过程，某一特定的制度只能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时期，有着它自己的“生命周期”。制度的效率“生命”曲线在达到一定点之后，会随着生存时间的递增而同时出现效率递减的趋势。一般说来，制度的效率往往和时间反相关。既然制度效率存在着递减现象，那么当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制度变迁是必需的。
制度既会自然演进和变迁，也可以在人为设计下变迁。
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总体上来说可归为两大类：其一，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有了一种不满意，出现了一个新的盈利机会，产生了新的潜在的制度变迁需求和潜在的制度变迁供给。其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出现了效率递减现象，因此制度变迁是必需的，也就是说产生了变迁的动因。这个变迁的动因来自于需求和供求两个方面，即是说，一方面，制度变迁的需求者是在作了收益—成本比较后，产生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制度变迁的供给者也是在进行了收益—成本比较后，产生了对制度供给的动力。
从根本上来说，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无论是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其净收益都是大于零的，同时也是在可选的方案中净收益最大。具体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为归为以下几点：
2.1 中国计划经济制度存在缺陷
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有利于国家集中全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或经济建设，从而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据统计，1953-1978年，中国的年均积累率(储蓄率或投资率)将近30%，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以年均7.9%、8.2%和6%的速度递增，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越来越凸显，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技术进步缓慢、经济管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2.2“文化大革命”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但真正促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废墟上产生的。原因主要为：一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使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荒谬和弊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打破了传统体制的神圣光环，造成了非改不可的客观形势，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奠定了经济、政治、思想和心理上的基础。二是“文化大革命”使传统的计划体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相比于苏联东欧国家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向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无组织性，是动员命令型经济，强调精神的作用，反对物质刺激，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再加之“文化大革命”，破坏极其严重。
2.3 国际大环境变化
(1)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体制普遍趋向有市场的改革。由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起，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就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起初主要是试图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改革还固守在计划体制范围内，到了60年代至70年代末，以前苏联、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为代表的苏东国家都实行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改革原则。70年代末期，改革放缓，80年代下半叶，再次掀起改革新浪潮。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改革仍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过于集权的、畸形的经济结构及经济体制僵化的弊端，但更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更按价值规律行事，对企业放权让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都给予了中国有益的借鉴。
(2)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取得新发展，提供了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和有益经验参照。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促使资本主义去改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了对劳工的保护法，全面、具体地实施对劳动权益的保护;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使资本所有者多元化、大众化，使资本与劳动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缩小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之，规范和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已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给予了中国一个启示：不能再排斥市场经济，而要充分发展市场经济来振兴民族与国家。
2.4 个别落后地区改革试验的成功，给予了进行大规模改革的信心和希望
这个成功的例子是指安徽省凤阳县农民在摆脱饥饿与贫困欲望的驱动下，以自己的自发行动，打破了原来人民公社以来的集体经济僵局，首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迈出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这一微观经济体制的创新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使农民逐渐摆脱了行政指令的束缚，得到了相对自由、自主和满足自身利益的新机制，从而解决了因传统集权体制滞后于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需求的体制短缺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在与原有的计划体制的竞争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因为农村改革的良好效果和改革领导人的支持使得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成果得以法制化和规范化。当改革进入到转型阶段之后，国家主导的体制创新就更富有根本性意义。
2.5 中国的政治权力和新生的市场经济是中国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
政治体制变迁和经济体制变迁，作为社会发展的两大主体性制度变迁，由经济与政治所固有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发展的逻辑一致性，决定了实际制度变迁过程中二者的互为动力特征。经济体制变迁对政治体制变迁赋予的活力与动力，主要表现在随着经济体制变迁的深入，社会成员的利益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竞争意识等有利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和公民政治素质都得到了提升，从而形成推进政治体制变迁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思想力量。而政治体制变迁对经济体制变迁赋予的活力与动力，主要表现为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即政治关系的变化、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民主制度的构建和完善等，必然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高的层面上调动社会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构成经济体制变迁的强大动力。
2.6 改革配套进行的需要
林毅夫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一文中指出，由于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即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往往会拉动相关的制度安排发生相同方向的变迁，这种连锁效应十分类似于产业变动的连锁效应。
在中国，继实行农村承包责任制后，其它的相关的制度安排也产生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因此促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进行。
2.7 国家作为强制性变迁的主体，其效用函数中目标的多元化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因为任何个人或非国家的组织都会面临搭便车的问题，而国家没有搭便车的问题，所以制度创新主要来自国家统治者而不是其他组织或个人。国家被视为一种追求自身效用或福利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只要其预期收益高于强制推动一项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他就会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
中国的改革方式是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国家作为强制性变迁的主体，虽然也遵循收益—成本原则，但其效用函数远比个人复杂，其目标不仅仅限于财富最大化，还有威望、历史地位、国际影响等。这就导致即使一项制度变迁能够增加国民收入，增加社会的总产出，但如果它会消弱国家政权的权威或危及到社会的稳定，那么政府也断然不会进行这样的制度变迁，宁可维持一种经济上无效的制度安排。
在中国，政府既充分意识到了改革前制度的无效率及中国经济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同时也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可借鉴之处，并认为改革不仅仅与财富最大化相关，还与政权的稳定、威望和国际地位有关，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2.8 生产力的发展对制度变迁产生了需求
变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下进行的制度博弈的结果，与生产力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利益主体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社会制度的变迁归根到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制度选择的基本原理就是要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使经济基础适应生产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制度变迁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制度理性的根本标准就是生产力的标准。
3 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动因的现实意义
3.1 制度效率的递减决定了持续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制度效率的递减既是三十年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也是现在和未来持续进行制度变迁的动因。当一个制度设计运行前期效率较高，随着时间推移，效率递减，将出现新的制度不均衡，产生了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即有了制度变迁的动因，那么就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制度创新，否则必定会束缚经济的发展。
例如，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其制度绩效是较高的，根据林毅夫的研究，在1978-1984年期间的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大约有1/2(46.89%)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但自1984年之后，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制度效率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由此导致中国1984年后农业产出增长放缓，自1993年之后更出现连续的经济下滑，使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原因就是农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再没有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
3.2 制度变迁的连锁效应促使配套改革持续进行
连锁效应是制度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制度结构中的制度安排都是相互关联的。从制度均衡理论来看，在制度均衡状态下，各项制度是严格互补而非互替的。一项制度的存在和作用是因为它为其他制度所需要。一项制度的变迁必然导致一种连锁效应，导致其他制度发生变迁，至少是创造出新的制度变迁的可能。
参考文献
[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2]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林毅夫,蔡肪,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经济动因 篇5
摘要:跨国公司总部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效应不仅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加速发展，更促进了所在区域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城市的国际竞争力，更能带动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基于此，本文对我国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动因、模式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动因；模式；建议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Ａ
总部经济指某区域由于其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业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的空间耦合，并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而跨国公司总部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效应不仅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加速发展，更促进了所在城市的发展。对跨国公司而言，实施总部与生产基地的空间分离，客观上是利用区域比较优势、寻求全球经营成本最小化的必然结果；对迁入城市而言，跨国公司总部的入驻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就业和消费，推动城市转型升级，最终提高城市对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全球总部迁移也呈现出加快的趋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境外企业纷纷将其境外总部迁到我国或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调整国际市场战略。因此，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总部入驻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城市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基于此，本文对我国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动因、模式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能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入驻，以促进我国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和带动我国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
一、我国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动因
总部经济的概念是随着跨国公司将其研发、设计、采购、物流等中心机构移入我国城市的过程中，逐渐走入人们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的。现阶段，我国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存在着以下两个主要动因。
1.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内在需求。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困扰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在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条件下，发展服务业是摆脱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我国而言，同样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发展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服务业总量不断扩大，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企业不断壮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服务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高，与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不相适应，突出表现在：
（1）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即使是中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43%的平均水平。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在40%左右，明显偏低，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粗放、资源消耗高的重要原因之一。[1]
（2）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亟需提高。2002－2006年，我国服务业中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金额不涨反降，从140.11亿美元降至116.79亿美元。事实上，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比例偏低，一直不到30%，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外资流入则一直以服务业为主，甚至超过了60%。[2]
（3）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亟需大力发展。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中，商贸餐饮、交通运输、仓储等传统服务业超过三分之一，总部经济、金融保险、现代物流、研发和信息等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占26.4%，而美国在20世纪末，总部经济、金融、保险及各种现代服务业就已占到50%以上。[3]
2.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直接投资愈来愈呈现出转向服务业的趋势。早在200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就公布了以“转向服务业”（Shift Towards the Service）为题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显示：近年来，FDI的结构已转向服务业。20世纪70年代初期，服务部门仅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1/4，1990年这一比例不到一半，而2001年和2002年，服务业平均占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量的2/3。1990－2002年的12年间，第一产业和制造业在全球跨国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9%和44%，下降到4%和29%， 而同期服务业的比重则由47%上升到67%；《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进一步显示，FDI的重点也转向服务业。[4]随着国际服务业全球转移步伐的不断加快，现代服务业已在信息技术服务、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保险、会计和物流等多个领域有了飞速拓展，这些现代服务业新兴领域构成了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跨国公司总部的转移，注重从功能稀缺性、规模性、集聚性等优势出发，高质量的跨国服务机构及随之而来的网络、人才、管理、制度等外资服务业，创设关联产业效应、构建合理产业体系，使总部经济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于跨国公司是全球直接投资的主体，在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下，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加速进入我国。此外，为了更好的服务在华跨国公司，进而吸引其将更高端的生产环节转移来中国，我国政府也努力为跨国公司发展总部经济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我国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模式
我国具有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动因，而通过模式的推动，将进一步加快发展在华的跨国公司总部经济。我国制造业的升级、区域特色鲜明的国情以及吸引FDI多年来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的现实，为跨国公司总部经济采用生产性总部经济模式、总部经济集聚区模式和外资拉动模式进入我国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契机。
1.生产性总部经济模式。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经吸引了大量制造业跨国公司来华进行投资。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在我国发展很不充分。由于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本地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依赖程度小；产品研发设计和关键技术依赖于进口，对我国本地研发设计或技术服务需求少。这种状况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外资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还很有限，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尚没有扎根在高速增长的制造业土壤里，可以说，我国总部经济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这同时也为在华制造业跨国公司发展生产性总部经济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所谓生产性总部经济就是为制造业进行服务的总部经济。事实上，随着我国从传统制造业转向先进制造业，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空间，早已跳出了制造业领域，总部经济已经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因为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繁荣本身就会扩大总部经济的投资空间。例如，部分在华跨国公司率先建立了创意产业中心和设计创意中心，建立了包括模具设计、软件设计、工程设计、服装设计、动漫设计、玩具设计、印刷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设计平台。这些跨国公司所建立的设计总部聚集了研发与设计，取别人所长，补自己所短，服务在华制造业跨国公司，取得了巨大成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在华制造业跨国公司将总部与生产基地分离，将极大地促进在华跨国公司生产性总部经济的发展。可见，跨国公司依托我国转向先进制造业的契机，发展生产性总部经济潜力巨大。
2.总部经济集聚区模式。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经济总量发展、经济结构变化和人口发展等因素的驱动下，集聚区模式会由单一的大型CBD（中央商务区）模式，向多极化、分散化发展，在原来的基础上演变扩展成若干个微型CBD，即总部经济集聚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解决中心城区商务功能过度集中的矛盾，以伦敦、纽约、东京为代表的世界级城市，都经历了单个CBD到微型CBD网络初步建立的过程。其中，伦敦的微型CBD由传统的市中心扩展出来，以堪那瑞区为代表沿着泰晤士河呈轴线发展；纽约的CBD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分阶段逐步形成布鲁克林、长岛、法拉盛、哈德逊广场等微型CBD；东京逐步形成了品川、汐留、六本木等30多个微型CBD，很好地适应了总部经济空间集聚且多元化发展的国际趋势。
可见，总部经济集聚区是在顺应国际发展规律并借鉴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主要是指：按照现代理念统一规划设计，依托交通枢纽和信息网络，以集聚区为载体、将相关的总部服务和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合理有效的集中，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形态新颖、内外连通、生态协调、资源节约、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具有较强总部经济集聚能力的区域。依靠区域特色和功能，形成产业集聚是总部经济集聚区模式的特点。尽管总部经济的发展是以市场为基础，但其产业特色的形成则取决于所在区域的特定功能。总部经济的发展依托由资源、禀赋、区位、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所构成的功能，突出其区域优势和特色，建立起与区域功能相吻合的总部经济产业体系，从而与周边地区错位竞争，增强服务业的辐射效应。基于产业关联效应和社会网络效应而形成的集聚区，具有资源共享、服务网络系统和品牌效应的特征，客观上为总部经济的发展构筑起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而通过品牌效应，服务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同度和占有率，进一步提高该区域服务产品的市场需求；集聚区内企业之间的竞合机制，又提高了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水平，为总部经济的发展拓宽了市场空间。
在总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利用总部经济集聚区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我国区域特色鲜明，为建立跨国公司总部经济集聚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上海为例，跨国公司总部经济集聚区的建设在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总体规划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海力图在2010年前打造20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其中跨国公司总部经济集聚区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5]。自2002年《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出台至今，上海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178家，这些跨国公司总部呈现集聚之势。例如，浦东新区作为上海发展总部经济的核心区域，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93家，占上海总量的1/2，并且还有一批总部再建或拟建。[6]此外，上海鼓励在各区符合条件的专业产业园区或服务业集聚区内建立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基地，各有侧重发展总部经济。例如，南桥总部商务区凭借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交通便利，依托区位和产业优势重点吸引中小型跨国公司，成为奉贤区新一轮发展的载体和抓手；江湾—五角场科教商务区充分发挥杨浦区大学强势学科的优势，重点发展科技研发和教育培训，形成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区；金融要素市场本来就已经集聚的外滩和陆家嘴地区集中发展金融贸易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区等。这些点状的集聚区通过产业链或创新链彼此相通、有机相连，使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经济整体辐射能级进一步提升和放大。目前，这些跨国公司总部经济集聚区对上海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已经显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集聚功能效应得到拓展提升，更好的体现了微型CBD作用。（2）空间形态布局上，由上海市中心地区逐步向周边重点地区分散化、多极化发展。（3）产业功能布局上，各集聚区初具特色，逐步呈现功能错位。我国应借鉴上海建立跨国公司总部经济集聚区的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各具特色的总部经济集聚区，进一步提升我国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能级和品位。
3.外资拉动模式。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在外资构成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度不高导致总部经济发展滞后。我国虽然引进了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但却把很多为跨国公司服务的总部经济拒之门外。2000年服务业实际吸收外资104.6亿美元，2006年为173.8亿美元，分别只占当年实际吸引外资额的25.7%和27.6%。至2006年底，我国服务业共有外商投资企业7.5万户，占整个外商投资企业实有总户数的27.2%。[7]我国吸引FDI已经连续1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加之全球FDI的投资方向和重点已经转向服务业[8]，这些都为跨国公司总部经济以我国扩大服务业开放力度，进入我国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所谓外资拉动模式就是将更多的外资引导到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上来。
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具备了承接跨国公司总部国际转移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宏观经济态势和巨大的市场优势，庞大的制造业创造了巨大的服务需求，使我国对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例如，2007年世界最大的IT服务外包企业美国EDS将在武汉建立其在华的首个全球服务总部； 惠普全球软件服务总部重庆分中心正式入驻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Intel)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落户黄浦江畔等。更多的国际机构已经将我国列为对跨国公司总部转移的新兴市场和重要目的地。就当前而言，我国采用外资拉动模式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应积极承接计算中心、呼叫中心、数据处理、技术研发、财会核算、售后服务等跨国公司总部的转移，特别是逐步拓展一些具备优势和条件的高端业务；二是要继续开放现代服务业市场，不断提高吸引FDI的质量和层次。更多地吸引跨国公司来华设立地区总部、国际行业协会总部、研发中心、运营中心，积极引进国际现代服务业的新理念、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服务业提高水平。
三、我国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建议
通过模式的推动，必将极大地促进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在华的发展。但同时也应清楚地看到，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如合作机制、综合环境优势、现代服务业优势和人才优势等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即使暂时吸引了一些总部入驻，也不意味着就形成了总部经济，所以我国必须找出相应的对策，完善上述条件。
1.形成总部经济合作机制。总部经济的发展需要形成合作机制。以我国目前跨国公司总部经济最多的长三角区域为例，其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发展较快正是与长三角区域的合作机制较为完善密切相关。
长三角区域土地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约为全国陆地面积的1%，但是其间吸纳的跨国公司总部却数量惊人。依托长三角区域优势，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为副中心的总部经济合作机制已经初步形成。[9]上海是全球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截至2007年1月，落户上海总部经济的外资企业总数达到500家，其中，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54家、外资投资性公司150家、外资研发中心196家。上海成为中国内地总部经济数量最多的城市。[10]而杭州也是较早提出总部经济的城市之一，企业总部效应已逐步显现出推动作用。杭州老城区已引入150多家公司总部，涉及商贸、旅游、制造等各个行业；南京更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总部经济、吸引跨国公司建立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的战略。至今，世界500强企业已有100多家在南京投资，南京已具备了一定的总部经济发展优势[11]。
事实上，长三角区域之所以能成为跨国公司总部经济最集中的受益区，有许多先天因素，如城市化水平较高，具有海洋、长江、陆地交通发达的区位优势，经济实力雄厚等。此外，长三角区域更有其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上海作为总部资源密集的中心城市和江苏、浙江一带的昆山、苏州、无锡、嘉兴、宁波和台州等作为加工制造资源密集的腹地之间的“总部－加工基地”区域功能分工与合作的机制。这样的机制也决定了未来长三角区域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发展走势：以上海为核心，发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南京、杭州为副中心，重点吸引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国内大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省内本地企业总部；而宁波、无锡、嘉兴等城市则可重点挖掘自身特色优势，主要是留住本地企业总部，并适当吸引省内大企业总部，从而使区域合作的分工更加明确，规避同质竞争的劣势，以形成长远的竞争力。
2.创造良好的综合环境。除了形成总部经济的合作机制之外，我国还应为总部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综合环境优势。综合环境优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产业结构的均衡，门类配套齐全；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政府职能的转变，办事效率的提高；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良好的社会安全稳定体系；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法制建设的推进；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拥有一批高端人才等。
此外，我国在改善硬环境的同时，也注重软环境的改善，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因为城市综合环境的改善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紧密联系。政府从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制政府三个方面来进行努力，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是综合环境优势的具体体现。我国政府结合我国的国情，注意从优惠政策逐渐向发挥综合环境优势来吸引国内外总部入驻，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另外，为注重政府的信息公开，我国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由发言人代表政府对外发布新闻，发布各种政务信息，发布和解释政府的政策，并就国内外媒体和公众关心的问题作出回答。在信息化的时代，搞好政府的信息公开既是一种投资环境，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信息公开以外，我国政府正朝着办事公开和规范，提高办事效率的方向努力，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我国综合环境的改善以加快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
3.与现代服务业的互动。跨国公司总部经济与现代服务业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的总部集聚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跨国公司总部成为现代服务企业的重要客户和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的驱动力。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一个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总部密集的地区则会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更为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跨国公司总部经济赖以形成的重要条件。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现代服务业强有力的支撑,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生存环境要求必须有发达的现代服务业的配套。
为加强跨国公司总部经济与现代服务业的互动效应，我国必须进一步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包括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中介服务业及新型服务业等。这些无疑都增添了我国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砝码。虽然我国现代服务业已初具规模，但仍需进一步提升和细化。现代服务业的范围很广，涉及银行、证券、租赁、通信、网络、咨询、策划、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法律、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等几十个行业，我国要做的努力显然还有很多。
4.集聚总部经济人才。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优秀的高端专业人才，如高级信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高级培训师、金融咨询师、高级语言人才、高级物流人才和数字通信工程师等等。而对所需的人才只能通过加快培养和引进来解决。从全球总部经济发达的城市经验来看，一方面，在培养专业人才时，应该聘请经验丰富的专家，设计并实施人才培训课程和培养计划，加大培养力度；另一方面，在吸引人才时要考虑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各地在吸引人才时不仅要吸引国内人才，还应打开国门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并给人才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平台。近年来，我国招聘市场持续火爆，招聘市场岗位规模继续扩大。在跨国公司总部经济人才方面，以IT业为主的信息服务业人才需求最大，IT专业人才岗位需求量一直名列前茅。另外，会展、金融、物流和中介服务等其它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需求量也呈快速上升的趋势。通过培养和引进海内外总部经济人才是解决我国人才缺口的唯一途径，同时也促进了跨国公司总部经济人才在华的集聚。
参考文献
[1] 何骏.现代服务业多重模式发展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国情国力，2008，（5）：25-28.
[2] 何骏.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动因、优势与重点[J].财经科学，2008，（5）：15-18.
[3] 何骏.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08，(5)：12-16.
[4] 联合国.2004、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EB/OL]. http://www.untcad.org，（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网站），2006-9-1.
[5] 何骏.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是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突破口[J].经济纵横，2008，（4）：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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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翟宏伟.五大因素主导外资加快进入我国服务业[N].中国信息报，2007-6-20（5）.
[8] 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07[EB/OL].http://www.unctad.org,(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2007-9-12.
[9] 何骏.长三角地区未来发展的竞争力来源[J].经济问题，2008，（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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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谢卫群.长三角成总部经济高地[N].人民日报，2006-07-24（15）.
经济动因 篇6
关键词：高校合作,经济,中国-东盟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呈现正相关关系。然而如果对于一个更广泛区域来说,这样的互补性是否还存在?毋庸置疑,全球高等教育新格局已向我们证明经济一体化是推进区域性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强大动力;反之,区域性高等教育融合也以多种形式回馈经济一体化。这一趋势源于欧洲,蔓延全球。具体而言,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为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和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的建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鼓励北美高等教育合作联合会(Consortium for North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Collaboration,CONAHEC)的建立;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历史和经济的密切联系推动了伊比利亚-美洲知识区(Ibero-American Knowledge Area)的一体化。就贸易总额而言,作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区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样需要高等教育一体化。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对本区域高等教育提出了与欧洲类似的诉求——高等教育融合;但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两个区域高等教育融合的驱动力却不尽相同,就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而言,其首要目标包括:1.加强和扩大欧洲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保持相对优势;2.强化欧洲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1]而在“中国-东盟”背景下,其经济动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提高高等教育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
据2010年统计数据,中国和东盟多数成员国人均GDP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普遍偏低,除新加坡和泰国外,各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均不超过30%[2]。上述数据清楚表明,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该区域高等教育普遍还处于精英化或大众化教育阶段。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标聚焦于在通过区域内各国高等教育合作,提高质量,扩大规模,为本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繁荣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这一迫切需求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推行博洛尼亚进程式改革和建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最根本的经济动因。
二、缓解区域内学生“流失”的困境
首先,本区域学生流动的巨大“出超”导致巨额资金外流和区域内就业岗位削减。尽管无法具体估算随“外流”的学生外溢的资金规模,但这些学生所交学费是当地学生的2-3倍,且还为留学目的国的服务业创造了大量工作职位。《2015门户开放报告》统计显示仅2014/15学年外国学生及其家属就为美国经济贡献了约300亿美元。[3]如果部分“外流”学生选择在中国-东盟区域内留学,他们原来为区外国家经济所做的贡献将转移至本区域内,这将有助于提高本区域高等教育水平,改善本区域教育设施,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三、强化学生在区域内的流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高等教育一体化,符合经济学基本供求规律。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一方面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拥有相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国家,迫切希望向外输出高等教育并拓展高等教育市场;而另一方面缅甸、柬埔寨等高等教育欠发达的国家却在努力扩大本国受高等教育学生的群体,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学生流动将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有效平衡上述供求关系;从长远来看,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将惠泽各国高等教育。
上述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对本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言,各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界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合作。
1.东盟各国与中国应加速构建一体化的高等教育区。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格局正逐步形成,诸如欧洲高等教育区、北美高等教育合作联合会、伊比利亚-美洲知识区等诸多高等教育区的构建必将激化全球高等教育竞争;同时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虽然羽翼未丰且尚未涉及教育领域,但从长远来看给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的建立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
2.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应以学生流动为先导。教育始终是以学生为本,因此学生流动应是该一体化进程的核心。目前中国与东盟学生交流现已初具规模,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东盟十国在华留学生已突破7万,中国到东盟国家的留学生人数近4万[4]。未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应该持续推进“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等举措,并探索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及学分转移系统建立。
3.正如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也需规划自己的“路线图”。就中国而言,在东盟主体意识加强,内部一体化进程加速的情况下[5],可以按照循序渐进的模式推进,既以国际化程度较高或合作意愿较强的东盟成员国为突破口,将复杂,冗长而艰巨的“10+1”多边合作机制简化为相对容易推进的“n+1”合作机制,以达到示范功效,最终实现“10+1”。
参考文献
[1]Van der Wende,M.C.2000.The Bologna declaration:Enhancing the transpar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25,no.3:305-10.
[2]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2010.Table14:Tertiary Indicators,http://stats.uis.unesco.org/unesco/Table Viewer/table View.aspx?Report Id=167.World Bank.2010.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GDP per capita,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
[3]2015 Open Doors Report.http://www.iie.org/Who-We-Are/Newsand-Events/Press-Center/Press-Releases/2015/2015-11-16-Open-DoorsData#.V4J-h FSEDi Y.
[4]中国教育报,2016年8月1日第1版.http://www.jyb.cn/world/zwyj/201608/t20160801_667375.html.
能源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动因分析 篇7
另一部分研究注重与实际情况相结合,采用宏观统计数据和计量工具分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Ghali以加拿大为样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得出存在着GDP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的结论［12］; Lee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认为存在着从能源消费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13］; Mozum- der等以孟加拉国为样本,认为存在着GDP对电力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14］。在国内的研究中,不少学者以我国总体经济和各省市经济为样本进行研究。如宁泽逵的研究表明,我国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15］; 胡军峰、赵晓丽、欧阳超以北京市为样本,认为在长期内存在着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16］; 刘金平、孙晓雨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保持长期协整关系,不受产业结构的影响［17］; 胡宗义、刘亦文在研究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结合空间地理因素和时间变动因素,认为我国能源消耗量与污染排放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明显［18］。
本文以Ramsey - Cass - Cooperman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建立了一个包括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能源生产部门的经济系统,考察能源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建立能源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采用我国2006—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能源消费是否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约束作用。
1理论模型的构建
1. 1生产部门的划分
为了考察能源约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包括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能源生产部门的经济系统。最终产品部门提供经济体中人们所需要的物质,其产量为Y,能源开采部门则主要是保障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有足够的能源资源。
1. 2效用函数的界定
为了避免模型过于复杂导致难以求解,本文假设经济体中存在大量且行为模式相同的家庭。为了在长期内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各个家庭在每个时间点上将决定其收入所得的多少用于消费或储蓄。按照Ramsey - Cass - Coopmans理论,假定经济体中的代表性家庭存在一个标准的固定弹性效用函数:
其中,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式中,σ∈( 0,1) 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ρ 为效用时间贴现率。
1. 3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界定
本文采用Cobb - Douglas形式的生产函数:
式中,K表示物质资本; L表示劳动力; E为能源消费量; α1、α2、α3分别是资本、劳动和能源的弹性系数,α1+ α2+ α3= 1。
1. 4物质资本积累函数
本文假定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资本折旧率和人口增长率为零,则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量等于总产出Y减去总消费C,假定资本积累方程为:
1. 5能源存量变化方程
本文的能源存量指不可再生能源的存量,用S代表现有的能源存量,则S( 0) 表示经济体中能源的初始存量,则能源的存量变化方程可用式( 5) 来表示:
对式( 5) 的时间t求导数,得到能源存量的变化方程为:
本文试图在物质生产部门和能源生产部门条件下,分析能源约束条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2模型求解
本文的问题是在两个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取得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其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见式( 7) 和式( 8) :
构造当期Hamilton函数为:
式中,θ1( t) 、θ2( t) 分别为资本和能源的影子价格; K( t) 、S( t) 为状态变量; C( t) 、E为决策变量。最大化H的一阶条件为:
影子价格θ1(t)、θ2(t)的变化由欧拉方程给出:
在此用gX代表某种变量X的增长率,即:。由式(10)和式(12)可得:
由式( 14) 可知,在经济增长均衡点上,消费的增长率正负未定,其正负取决于资本、劳动力、能源的投入和贴现率的大小。要使消费的增长率为正,则必须满足,反之亦然。在最优增长路径上,Y、KC具有相同的增长率,设gr= gK= gC= k为常数,由一阶条件式( 10) 可得lnθ1= - σln C,从而得到:
由式( 11) 可得:
由式(12)可得:
由式(13)可得:
由式(16)、(17)、(18)联立解方程组可得到结论:
在稳态经济增长条件下,由式(19)可得到:
根据式( 19) 和式( 20) ,可得到均衡经济增长点上各个变量的增长率的大小:
根据式( 20) 可知,在均衡经济增长点上存在。由于1 - α1大于0,我们可知经济增长率与可供使用的能源增长率成正比例关系,能源增长是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为了进一步分析模型中各个参数对均衡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式( 21) 中对跨期替代弹性系数和效用时间贴现率求偏导数, 得到以下结论:
式( 23) 表示在均衡经济增长点上,σ、ρ 与经济增长率成反比。效用时间贴现率高将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在此条件下,即期消费带来的效用大于远期消费,所以消费者会更多地选择当期消费而忽略未来的投资,在长期内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同时,为了更多地满足今天的需求,能源开采部门会无限制地加强能源的开采和生产,这直接导致未来可供使用的能源的增长率减小。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σ 的倒数是跨期替代弹性系数 σ－ 1,因此跨期替代弹性系数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从理论上看,跨期替代弹性系数越大,人们越看好未来的投资与消费,因此愿意承担对未来投资的风险,这在长期内将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3模型的实证检验
我们通过数理推导得到结论: 经济增长率与可供使用的能源增长率成正比例关系,能源增长是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该结论是不是符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需要进一步检验。由于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除了能源消费之外,还有技术进步,因此我们在实证检验模型中加入了技术进步。
3. 1模型形式的设定
为了满足分析数据的平稳性和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我们设定以下对数检验方程:
式中,GDPit、Eit、Pi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在第t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费和专利申请授权数。
3. 2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了2006—2012年我国各个省份的GDP、 专利申请授权数和能源消费总量的统计数据。其中, 代表技术进步的专利申请授权数和地区GDP来源于2010—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能源消费数据取自2013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为了消除时间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GDP指数将2006—2012年的地区GDP平减至1978年的水平。
3. 3实证分析
平稳性检验: 当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中包含时间序列数据时,有可能发生伪回归现象,因此在做面板回归之前先对模型中的三个变量进行平稳性单位根检验。我们采用以下三种常用的检验方法: LLC检验、 ADF检验和PP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LNGDP、LNP、 LNE的LLC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在10%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所涉及的3个变量是平稳的。
注: ***表示在1%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 的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10% 的水平上显著。
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Eviews6. 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在计量分析时,采用Hausman检验法来决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模型是随机效应模型,结果见表2。
注: ***表示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不论是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都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 的检验。随机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 790,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 819,说明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推导出的模型较合理,能源消费和技术进步的变化能解释经济增长率的变化。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Hausman检验,应选择模型2,即固定效应模型。且从回归结果来看, 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更高。
在模型2中,能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 562,而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 339,即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同的是: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对要素投入的依赖性相对较低,而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没有起到预期的强大推动作用,因此能源要素的供给对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如果经济体中能源供应短缺,则能源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强力约束条件,这是由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突出特点是高耗能产业的比重较高,尤其是重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此外,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模式粗放化, GDP的增长严重依赖于能源资源的投入。
4相关结论与建议
通过数理推导得到以下结论: 稳态经济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依赖于能源增长率,只有经济增长中有足够的能源供应,才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最优增长。 在此基础上,建立能源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计量模型, 并采用我国2006—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能源约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采用我国2006— 2012年30个省市的GDP、专利申请授权数、能源消费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析,结果支持了以上的结论,说明能源消费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依靠的主要动力要素。
经济动因 篇8
一、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与应计利润盈余管理相比, 真实盈余管理具有真实性、隐蔽性好、灵活性的特点, 但与此同时, 它可能是次优的, 会偏离最佳的经营决策的, 并因此具有真实的经济后果。鉴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多样化及其隐蔽性, 本文以生产经营活动中常见的三类正式活动操控行为为例研究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一) 酌量性费用操控与企业经营绩效
酌量性费用是指费用开支水平可由管理层决策产生和变更的费用, 如研发费用支出、广告费、培训费等。酌量性费用操控一般指通过削减研发、广告和日常费用开支来增加盈余。技术创新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前提, 研发投资对企业竞争力、成长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削减当期研发支出可以直接增加当期会计收益, 但可能因此降低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既而影响企业的未来发展。同样, 削减广告费用可能影响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力;减少对员工的培训支出会影响到企业员工素质、能力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度, 并可能因此影响产品的质量。管理者削减上述酌量性费用, 可以在不影响当期经营收入的前提下, 提高当期会计盈余, 但可能因此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1:相对于同期业绩水平的无酌量性费用操控的公司, 采用酌量性费用操控的公司呈现出较差的经营绩效。
(二) 生产操控与企业经营绩效
企业所生产产品成本中存在一定的固定性成本, 当产量增加时, 单位产品生产所承担的上述固定成本就会下降, 并直接导致相同销量的销售成本下降, 利润水平上升。由此可见, 在销量无法增加时, 仅仅通过提高产量, 即可增加利润。产量操控就是指利用规模效应, 通过大量生产产品降低单位产品成本, 从而提高会计利润。但是, 销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产量, 会使这些产量变为存货, 不仅占用了公司有限的资金, 增加了仓储成本, 并且还可能面临由于产品过时或毁损而减值的风险。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2:相对于同期业绩水平的无生产操控的公司, 采用生产操控的公司呈现出较差的经营绩效。
(三) 销售操控与企业经营绩效
销售操控是管理者通过增加销量来提高当期盈余的行为。管理者可以通过适时地提高价格折扣、放宽信用条件来扩大销售或者将下期销售在本期提前实现从而增加本期盈余。当边际收益仍大于零时, 提高价格折扣或者放宽信用条件, 就意味着随着销售增加盈余也在增加, 而单位销售所带来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却在减少。而且, 这种销售额的增长是非持续性的, 会随着价格的恢复或市场满足而消失, 而且不适当的产品降价会向市场传递企业产品质量下降等信息, 使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信心降低, 一定程度上减弱客户对产品的忠诚度, 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相对于同期业绩水平的无销售操控的公司, 销售操控的公司呈现出较差的经营绩效。
二、实证研究
(一) 变量及其模型
目前未有一个统一的衡量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方法。与大部分研究一样, 本文以Roychowdhury的衡量方式为基础计量真实盈余管理水平。首先分别用模型 (1) 、 (2) 对酌量性费用和生产成本的正常水平进行估计, 并根据李彬、张俊瑞考虑了固定成本对企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影响, 以模型 (3) 来估计企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正常水平。
上述模型中, DISEXPT表示酌量性费用, 本文的酌量性费用是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PROD表示生产成本;CFO表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A表示总资产;S表示销售额;DS表示销售变动额;TC表示各项税费开支;EC表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OC表示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t表示年份。
本文在分行业运用最小二乘法分别估计出上述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并计算出各年度样本公司的预期值, 以其各年度对应的实际值减去预期值, 得出各异常值来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将异常值划分四个分位, 分别取异常酌量性费用第一分位内的样本、异常生产成本第四分位内的样本、异常现金流量第一分位内来划分酌量性费用操控、生产操控和销售操控的企业。对于真实盈余管理企业, 我们设定哑变量SP。SP=1, 代表该企业为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企业;SP=0, 代表该企业没有进行真实盈余管理。
对于投资者及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来说, 不仅要关注公司基本经营状况的变化, 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本文分别采用总资产利润率 (ROAt+n, n取1, 2, 3) 和经营活动现金资产比来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采用近似的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市场绩效。同时采用董事会持股比率 (Sharehold) 、权益报酬率 (ROE) 、流动比率 (CR) 、成长机会 (Growth) 和公司规模 (Size) 作为控制变量来控制其他变量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上述假设和变量设计, 本文构建计量模型 (4) 和 (6) 来检验假设。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来源于CCER研究数据库, 以2004-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行业研究。考虑到金融保险业的特殊性, 本文剔除了金融保险业;剔除了数据缺失、股东权益为负和主营业务收入为0的样本公司;剔除净总资产利润率小于-50以及净总资产利润率大于50的异常亏损或异常盈利的上市公司样本。得出最终应用于模型检验的有效年度样本数为7 161。由于本文需要对样本公司未来三期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 所以本文选取2004-2006年年度的企业样本 (N=3 512) 中的真实盈余管理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前述的四分位法, 最终得到228个酌量性费用操控的年度样本, 235个生产操控的年度样本, 245个销售操控的年度样本;分别与其在滞后1-3年 (涉及到2005-2009年) 内的经营绩效进行研究分析。本文采用配对样本比较方法来分析真实盈余管理企业与配对企业的业绩。
(三) 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经营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
为判断模型中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本文首先对样本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绝大多数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4, 并且绝大部分小于0.2, 说明各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弱, 该模型应该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随后, 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别对前述模型 (4) - (6) 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页表1-3所示。
根据表1, 从财务绩效看, 除了第二期的ROA外, 酌量性费用操控公司财务绩效均小于非操控公司, 但没有达到显著差异。因此, 从财务绩效看, 假设1没有完全得到证实。可能的原因是, 企业虽然短期内削减了酌量性费用以实现会计盈余的目标, 但可能在随后的期间做出了改善, 所以, 长期而言,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从市场绩效看, 酌量性费用操控的公司反而有相对较高的市场绩效, 司在随后三个会计期间内的经营业绩状况均显著低于配对样本公司对应的经营业绩。从市场绩效看, 变量SP的回归系数分别为负数, 并且均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销售操控的样本公司会影响随后期间的市场绩效。综合而言, 假设3得到证实。
三、结论
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利润盈余管理都是管理者用以操纵报表盈余的手段, 随着会计准则和相关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 传统应计利润盈余管理的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 进而促使管理者通过构建真实的经济活动来达到预期的盈余目标。异常的经济行为可能有损于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 如减少对新产品开发的投但同样没有达到显著效应。可能的原因是, 对投资者而言, 酌量性费用操控的程度可能很小或者较为隐蔽, 所以没有被察觉。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 证券市场上的中小投资者可能并没有掌握到企业管理者异常地削减酌量性费用的行为, 以致于酌量性费用操控并没有影响到企业的市场表现, 反之, 由于管理者通过酌量性费用操控带来的相对比较令人满意的财务绩效, 还可能误导中小投资者, 以致企业可能会有正的市场表现。综合而言, 假设1没有得到证实。
根据表2, 从财务绩效看, 变量SP的回归系数均为负, 并且均达到了1%水平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在控制了样本的业绩水平、偿债能力和公司规模之后, 生产操控的样本公司在随后三个会计期间内的经营业绩状况均显著低于配对样本公司对应的经营业绩。从市场绩效看, 变量SP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84、-0.171和-0.223, 并且前两个系数均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生产操控的样本公司会影响随后期间的市场绩效。综合而言, 假设2得到证实。
根据表3, 从财务绩效看, 变量SP的回归系数均为负, 并且均达到了1%水平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在控制了样本的业绩水平、偿债能力和公司规模之后, 销售操控的样本公入、过度生产导致存货积压、大量的降价促销导致企业可支配现金流减少等。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 以酌量性费用操控、生产操控以及销售操控三种真实盈余活动行为为研究视角, 研究这三种真实盈余操控行为对企业未来三期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 生产操控和销售操控的公司未来的总资产利润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和近似托宾Q值均显著低于配对公司对应水平。但酌量性费用操控对公司经营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1].Schipper K.Commentary on Earnings Management[J].Accounting Horizons, 1989, 3 (4) :91-102.
[2].Roychowdhury, S.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 42 (3) :335-370.
浅谈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因 篇9
1992年的十四大明确的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 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 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
二、对外贸易
具体表现为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发挥中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应有的作用, 实现双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圣明从中国对外贸易的视角出发指出, 外贸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 毫不夸张地说:外贸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原动力。外贸的发展、改革和开放, 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改革和开放的结果。对外贸易经济与其他方面的经济紧密配合, 相互促进, 形成了良性循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外贸进出口额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正因为如此, 中国便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 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三、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 合理优化产业结构
1.农业结构: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 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2.工业结构:调整不合理的部门结构、技术结构及产品结构, 重点解决短线产业供给不足, 基础产业仍然薄弱的问题, 将重点放在解决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瓶颈”制约的能源与原材料发展上, 加大力度减少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现象, 提高投资效益。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 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实施品牌战略。
3.第三产业结构:加速为生产服务的部门的发展, 解决为生活服务的部门规模小、作用不强的问题, 稳步实现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城市生活服务系统的重组。
(二) 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脚步, 连同“振兴中部”一起, 尽力控制不断拉大的区域发展差距。遏制各地的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 减少资源的浪费现象, 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
四、人口政策
虽然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大国, 但由于人口众多, 人均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很低, 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劳伦斯·克莱因提到:在1978~1980年经济“起飞”之后一个能保持较高增长记录的因素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成功, 新增的人口并没有全部消费掉新增的产出。但由于中国人口的基数大, 即使是以较低的增长率增长, 预计仍会在2040年达到人口峰值后, 总的人口数才会开始下降。
五、社会福利政策
(一) 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 党中央提出了以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为核心内容的富民政策,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有悖于改革开放初衷的是, 自1979年开始改革以来, 各省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农村地区之间和城镇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 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基于此种情况,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既要反对平均主义, 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二) 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与教育等基础设施的改进
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与教育部门中的“瓶颈”会极大的阻碍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中的、全面的经济发展, 为了减轻“瓶颈”的影响, 国家正在做出大规模的努力。
六、宏观经济政策
具体表现为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需求政策, 及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供给政策。1995年以来, 随着微观经济基础的逐步市场化, 中国经济已经从计划模式的“短缺经济”, 进入了本该是富有市场经济特征的“过剩经济”阶段。但中国的经济界并没有及时而完全地体会这种转变, 而是将这一现象总结为“结构性短缺”, 这导致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延续短缺经济时代提高效率、增加有效供给的思路, 没有切实重视在“过剩经济”下必须考虑需求管理的政策取向。1998-2002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维持高增长率, 在无法刺激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的条件下, 唯有通过外部需求拉动, 体现为追求贸易顺差和增加政府公共开支。结果是经济增长的目标虽然达到了, 但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依然形成并越来越强化。因此, 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尽快扭转内外同步失衡的局面, 即一方面调整外经贸政策以降低外汇储备;另一方面降低存差。这种调整的思路是要尽快扭转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基础背离的趋势, 让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反映市场化的微观基础, 确立具有可持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参考文献
动因：联想，移情直销？ 篇10
在整合的过程中，原有IBMPC业务部门的员工并没有“暴动”，客户并没有“集体叛逃”，转投竞争对手……
到10月的全球组织结构调整，联想保持业务稳定过渡的第一阶段整合基本完成。
联想没有死掉，顺利地走过了最危险的第一步。
如果说在联想已经实现第一阶段保持业务和团队的稳定，国际业务扭亏为盈的目标后，寻找下一个舵手来更好地实现盈利能力的提升还容易理解的话，那么接替者为什么会是阿梅里奥？
从直销模式创造者戴尔那里挖来这个既精通后端产品设计，又有前端销售经验，并长于供应链管理的新CEO，联想是否有意引进戴尔模式，实行直销呢？
直销的诱惑
在宣布并购处于亏损状态的IBM PC业务的时候，柳传志面对联想这样的“蛇”在吞下IBMPC业务这样的“象”之后，会不会“消化不良”的疑问和担心时，曾明确表示，我们能通过成本控制让IBMPC业务扭亏为盈。
然而，这一年来，联想的表现似乎并没有说明其成本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控制。
从财报上看，合并之后的联想毛利率虽然一路逆风飞扬，而纯利率表现却不尽如人意，第一季度毛利率15.3%(对上一年同期为13.7%)，第二季度毛利率14%(对上一年同期为12%)，上半年毛利率14.5%，而上一年同期则为12.9%；但在纯利率方面：半年的纯利率现在为1.47%，而未并购前的去年同期则为5.25%。
并购后的联想，虽然毛利率上升了，但纯利率却下降了。
在并购之前，IBM PC业务的毛利为24%，比联想的14%还要高出很多；联想的纯利润率为5%，而IBM是亏损的。
那么并购后，IBM原本很高的毛利率不会给联想带来太大影响，加上合并后的规模效应，使新联想在采购方面的成本降低，可能是构成毛利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但是，纯利率的下降，只能说明，目前两公司只是简单地拼在了一起，实现了规模上的整合，而总体的业务模式，管理能力并没有本质上的提升。
这时，联想要想加速进行整合，进入以驱动赢利性增长为目标的第二阶段，就必须找到一种能够从采购、生产、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业务模式。而戴尔的直销模式恰恰具备以上特征，符合这些要求。
如果说过去联想与戴尔只是在中国市场进行博弈，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策略尚能做到游刃有余的话，那么从联想实质性地踏上国际化道路开始，以更开放的态度接纳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运作方式，也许是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从慎独到欲念
事实上，从完全拒绝直销，到部分接受直销，联想对待直销模式的态度一直在改变。
戴尔进入中国之初，联想对其直销模式避而不谈，2005年初联想还曾经以“分销模式并没有死亡，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来反击戴尔对分销模式的攻击性广告。
而到了2005年8、9月份，联想高层在营销模式上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认为所谓直销和分销，是要看客户需求，两者都是渠道营销模式。直销、分销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近来，联想又宣布要跟美国第三方机构合作，专门做直销服务。
在此次宣布换将的过程中，杨元庆一直强调，联想在中国的渠道营销模式不会改变。
的确，在中国地域广阔，地方及行业权力机构关系复杂的特殊情况下，不依靠合作伙伴几乎无法开展业务。这也是联想的分销模式取得成功，而戴尔的直销模式，到了中国这片土地上不得不进行变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杨元庆同时表示，“我们针对关系型和交易型客户会有不同的模式。”
目前，联想按照交易方式把客户分为“交易型客户”和“关系型客户”两类，前者主要是大型企业客户，后者则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人客户。而杨元庆所说的“不同的模式”，就是2004年初，杨元庆“新三年施政纲领”对销售模式调整的结果：对大客户拓展实行电话营销（直销）模式，对于零售客户和中小企业客户，则加强渠道营销模式。
按照IDC中国区副总经理万宁的分析，在消费习惯上，亚太市场与欧洲、南美、中近东等市场比较接近，消费者喜欢体验，因此更能够接受卖场和体验店的销售方式。但在北美市场，消费者已经习惯电话、互联网定制产品。
当联想高层对直销模式的态度有所转变的时候，曾有人向杨元庆表示，美国可能更适合直销模式，中国以及亚洲地区可能更适合分销。杨元庆并没有否认这一判断。
那么，选择有着美国及亚太地区工作背景，在直销模式的创造者戴尔那里历练了一翻的阿梅里奥作为新总裁，联想会不会根据地区的不同也采取“不同的模式”呢？
直销的“剂量”
但是，联想毕竟与戴尔的模式有根本性的不同，戴尔所有的组织架构都是以直销为基础的，联想则是渠道之王。想要伤筋动骨，放弃自己的优势，风险太大。况且，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戴尔的模式并不能轻易被别人复制。
可以佐证的是，惠普及被并购前的IBM PC业务都曾试图采用直销模式，但都因各种各样问题的出现而表现的那么笨拙。
虽然争相学习戴尔的结果是，一些企业走了不少弯路，但戴尔模式在供应链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的成功做法，确实对IT市场中薄利的低端产品市场具有示范效应。
杨元庆表示：“我们要能够建立起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非常有竞争力的业务模式，就必须实现从前端到后端的整合，并且整合以后的全价值链都要有竞争力。”
当然，联想不会为了直销而直销，直销的精髓是不断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这才是联想最需要的。
为了这种需要，或许联想会借助阿梅里奥经验，将直销理念浸透到联想现有模式中；或许联想会做出局部的调整；也或许联想什么也不会做。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联想如果真的有意引进戴尔模式，实行直销，那么，要给联想加入多少“剂量”的直销，决定了联想是否能够“建起一个强有力的、非常有竞争力的业务模式”。
在联想更换CEO后，一位在联想工作了六年的员工这样对记者说：“以我的经验，联想每次在一个事件后，总会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大动作。”不知道联想这次换帅之后的大动作，是否会引来联想业务模式的变革。
记者手记
市场并非军事上的战场，首先，对手是打不死的，对手的死亡是自身造成的；其次，打垮对手不一定对企业有利。
例如，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100多年的饮料战从来不想打死对手。越打越升级，但两家都得到了发展。这就是商业战场上的共存共荣原理。
同行之间的对标，不是找对手的缺点打败对手，而是向对方的优点学习，走上合作多赢之路。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说得好：“数字化生存的和谐效应已经变得很明显了。过去泾渭分明的学科和你争我斗的企业都开始以合作取代竞争。一种前所未见的共同语诞生了。”
世界经济风云变幻，联想也好，戴尔也罢，都在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环境里打拼。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它们所面临的不只有威胁，也有很多机会，互补和合作也许是一个不错的Idea。关键是如何把这个Idea变成现实。
如果真如预言所示，我们期待戴尔和联想联手给人类制造出更好的电脑。
正方观点
联想选阿梅里奥就是为了直销
联想的换帅意图应该在几个月前就决定了，因为找人需要时间。现在新的CEO已经水落石出，我们看看他能否给联想、给我们带来惊喜，可以肯定的是，好消息——如果有的话——一定是来自于美国，也许再过两年，联想已经建立了有联想色彩的直销模式。
这次选择阿梅里奥，完全是一次有准备的换帅，在既没有促使沃德声张的情况下，又安稳地把阿梅奥从戴尔悄悄挖来，显示了联想成熟又自信的运营心态。
联想现在的命题是，想要与戴尔一搏的话，惟有尽快掌握戴尔的直销模式。
为了尽快掌握直销模式，联想就必须充分而又高效地使用阿梅里奥。既然联想要强化直销，最理想的就是让一个熟悉直销、熟悉戴尔模式的人来当CEO，这样的人最好来自戴尔内部，阿梅里奥就是这样脱颖而出的。显然，在戴尔期间，阿梅里奥早已将戴尔的直销理念烂熟于心。
IDC分析师 李时国
反方观点
联想不会复制戴尔模式
戴尔的直销模式与联想的分销模式各有特点：直销可以直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降低成本；分销可以形成战略同盟。联想国际化的成功，并不一定要复制戴尔的模式，因为联想的分销模式已经很成功，如果完全引进戴尔的直销模式，联想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一条“高成本”的道路。而且分销也有分销的特点和好处，在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大公司也在用分销。
联想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取决于在消费市场的成功，这种成功不是指硬件——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而是联想对于消费者市场的理解，是否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
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以来的这一年，国际化方面工作什么都没有做。
联想要充分了解消费者对PC的需求是什么，通过对消费者的研究和对消费者的把握获得新的“核心竞争能力”。这方面不能突出，那联想的国际化没有意义。
经济动因 篇11
20世纪70年代末, 夹层融资方式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青睐, 继巴塞尔协议Ⅱ后, 该融资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发展非常迅速, 为企业在传统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之外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目前, 我国的企业融资以银行融资为主导, 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间接融资, 商业银行贷款在融资总量中占很大比重。企业特点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融资渠道单一。这不仅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而且加大了银行的经营压力和风险 (孙景安, 2005) 。开展融资渠道创新, 引进夹层融资方式对解决我国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5年12月19日, 联华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理财产品——联信宝利七号正式推出, 这是我国首例标准化的夹层融资产品。为我国夹层融资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范例。作为一种创新的融资渠道, 夹层融资由于其介于股权资本和高级债权之间的地位, 而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等诸多优势, 受到欧美资本市场的广为流行。本文结合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 对夹层融资在我国的兴起及其经济动因问题作系统的研究。
2 夹层融资的内涵及特征
夹层融资是一种介于优先债务和股本之间的融资方式, 指企业或项目通过夹层资本的形式融通资金的过程。夹层融资作为股本与债务之间的中间产品, 在直接融资相对较难, 而银行贷款又难以取得的时候, 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常见的夹层融资方式包括含转股权的次级债 (Subordinated Debt with Warrants) 、可转换债 (Convertible Debt) 和可赎回优先股 (Redeemable Preferred Equity) 。夹层融资附带有投资者对融资者的权益认购权或转向普通股的转换权。夹层融资的本质是一种资本的混合形式。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 “夹层融资”也处于底层的股权资本和上层的高级债权 (优先债权) 之间。这样在传统股权、债券的二元融资结构中增加了一层。一般来说, 夹层融资常指不属于传统优先债和次级债的其他次级债、可转债或优先股。我国资本市场中出现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就属于夹层融资范畴。
纵观国外夹层融资的实践, 夹层融资具有如下特点:
2.1 相对于债权投资而言收益较高
夹层融资结合了固定收益资本和股权资本的特点, 可以获得现金收益和资本升值双重收益, 其中现金收益通常按照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固定利率计算, 资本升值收益指通过将部分融资金额转换为融资企业的股权从而可能获得资本升值的收益。因此, 相对于债务融资而言, 夹层融资的收益较高。在欧美市场上, 典型的夹层融资的现金得息部分为12%, 贷款期约5~7年, 加上股权利息部分, 夹层贷款投资者的总体平均年收益在18%~20%左右。
2.2 相对于股权投资而言风险较低
夹层融资的本质仍然是一种债务融资工具, 投资者在夹层融资合同中通常会加入限制性条款, 对企业融资后的一些行为进行约束, 从而将资产下跌风险控制到最小。此外, 资本基金的收益波动率较低, 即风险较小, 而股权资本和风险资本明显表现出较高的收益波动性, 对投资者意味着更高的投资风险。
2.3 夹层融资的形式灵活多样
夹层融资可以量体裁衣满足一项特定的融资需要, 可以以优先从属债务或优先股的形式出现。夹层融资的提供者可以调整还款方式, 使之符合借款者的现金流要求及其他特性。通过融合不同的债权及股权特征, 夹层融资可以产生无数的组合, 以满足投资人及借款者的各种需求。与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相比, 夹层融资可以相对谨慎、快速地进行较小规模的融资。
2.4 夹层融资交易违约率低
夹层融资通过在融资协议中加入限制性条款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强的保护。欧美发达国家夹层融资交易的违约率仅为0.4%, 而且发生违约后的本金回收比例也很高, 平均介于50%~60%之间。
夹层投资也是私募股权资本市场 (private equity market) 的一种投资形式, 是传统创业投资的演进和扩展。在欧美国家, 有专门的夹层投资基金 (mezzanine fund) 。如果使用了尽可能多的股权和优先级债务 (senior debt) 来融资, 但还是有很大资金缺口, 夹层融资就在这个时候提供利率比优先债权高但同时承担较高风险的债务资金。
目前, 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 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 债券市场发展也比较缓慢。而且由于严格的上市条件, 企业也很少能够通过股权融资方式获得所需资金, 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较大的资金缺口。因此, 发展夹层融资方式对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有效渠道。
3 夹层融资的外在诱因和内在动因分析
我国夹层融资的兴起与发展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 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我国内在的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特征为夹层融资的发展提供了特有的外在环境。下面本文分别从夹层融资兴起的外在诱因和内在动因两个层面分析我国中小企业夹层融资兴起的原因。
3.1 外在诱因分析
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的产生, 必然存在着诸多推动力。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中出现的夹层融资创新主要归因于政府的政策推动、金融制度的催生以及市场运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下面分别从政府政策、金融制度和市场运行3个角度阐述夹层融资的外在诱因。
3.1.1 政府的财政政策推动了夹层融资的发展
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政策是夹层融资发展的重要动因。夹层融资是一种介乎股权与债权之间的信托产品, 它的出现与银监会9月下发的“212号文件”紧密相关。2007年9月, 银监会发了“212号文件”, 对房地产信托发行门槛进行了严格限制。文件表明, 银监会为降低房地产信托风险对开发商定下了“铁规”, 即必须同时满足“4证”齐全、自有资金超过35%及资质在二级以上这3项条件的开发商才能通过房地产信托融资。这份文件对中小开发商影响比较大。房地产项目在取得4证之前融资渠道狭窄, 银行的贷款早已经禁止了, 信托贷款也宣告退出, 剩下的就是股权融资。但房地产企业采用股权的方式进行融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资金回报要求高, 周期长。同时, 由于股权的引入, 房地产企业将可能会面临着控制权丧失。
在银行信贷、信托两个融资渠道相继受到限制之后, 地产商对新融资方式已十分渴求。对于中小房地产企业来说, 通过银行贷款、信托计划、投资基金的方式都是很难走通的。对他们来说, 比较可行的融资方式是寻求委托贷款和固定回报投资, 夹层融资的出现无疑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夹层融资方式, 对于企业提出的要求没有上升的有4证的高度, 也不需要有抵押物或担保品, 只是在合同中加入限制性条款, 对企业融资后的一些行为进行约束, 从而将资产风险尽可能降低到最小。这样中小企业就具备了初步的融资条件。对于广大的中小房地产企业来说, 与其觊觎银行贷款、房地产信托等看起来很好但现实中很难实现的融资方式, 不如去寻求可以解决问题的新融资方式。
3.1.2 我国长期的金融抑制催生夹层融资
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中, 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种恶性循环状态, 即金融抑制。一方面, 金融市场不发达, 在政府规定的低利率水平下, 金融体制很难有效地吸收各种闲散资金;另一方面, 由于资金使用成本极低, 形成旺盛的资金需求。在资金匮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能获得贷款的多数是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和一些特殊关系的企业, 贷款使用不讲效益。
金融抑制指通过一系列行政控制或税收机制, 加强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支持其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 从而阻碍金融体系正常健康发展, 这种状况使得金融与经济之间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我国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信贷配给。由于信贷分配, 政府权力的分布可能会明显地决定信贷的发放, 产生大量权力租。在许多中小企业有通过寻租行为挤入国有融资体系之倾向的情况下, 大大降低了资金的配置效率, 进一步增加了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另外, 由于政府干预的涉入, 会使许多中小企业产生一系列问题。
此外, 资本市场由于过去行政干预现象严重, 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多, 非国有企业少。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狭窄, 资金短缺, 发展潜力难以有效发挥。此外, 随着居民储蓄的增长, 人们不再满足于将资金存放银行, 从而利用金融产品来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在面临融资约束的条件下, 中小企业要想发展则需要寻求其他的融资渠道。金融抑制刺激了融资方式的创新, 夹层融资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随之发展起来。
3.1.3 信息不对称导致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资本市场是一种非完全竞争的市场, 在资本需求者与资本供给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阿罗认为, 信息作为一种资源是稀缺的, 而人们接受信息的能力又是有限的, 因而信息具有成本。信息不对称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主要原因。与大企业相比, 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声誉较低, 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 经营风险等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 中小企业受到的信贷配给的影响很大。
一般来说, 中小企业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 规模小, 经营状况不稳定, 其管理的复杂程度还没超出所有者个人的能力范围, 结构上呈现出简单化、单一性特征。由于企业内部管理层次少、复杂程度低, 其相应的信息传递层次也少。这样, 出于最经济利用信息的原则, 所有者倾向于由自己汇总分散信息并进行集中决策, 以保证信息利用的灵活度和对经营过程中的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但是, 由于基层分散信息在传递给最高管理层的过程中, 没有经过任何分解或只是经过有限分解, 因此它不具有规范化的表达形式, 只是包含多侧面信息的一组数据。对于信息的外部使用者而言, 他所面对的只是一组庞杂而混乱的数据, 难以理解。
因此, 中小企业的这种信息结构在减少内部信息利用成本的同时, 却增加了信息对外披露的模糊度, 增大了外部投资者获取和利用信息的成本。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从根本上讲, 取决于外部投资者对企业内部信息的信任度。虽然财务报表信息也可能包含虚假成分, 但从整体上讲, 缺乏规范信息披露的中小企业, 其融资的边际成本必然高于大企业, 而这才是其融资的根本困境所在。而夹层融资由于较少的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的限制, 使得中小企业可以较容易的获得所需的资金。在直接融资较难而银行贷款又很难取得的情况下, 夹层融资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融资方式。夹层融资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所需的大量资金, 并且相对于银行短中期的贷款, 他可以提供5-7年的长期贷款, 更适合中小企业的经营特性。
3.2 内在动因分析
对于融资企业而言, 夹层融资方式可以满足不愿通过股权融资稀释股权时的投资需求, 也可以提供给以获得信贷的中小企业形式灵活的中长期融资。下面本文从中小企业内部的融资结构、制度因素等方面解释夹层融资产生的内在动因。
3.2.1 优化融资结构, 减少代理成本
如何通过融资结构的合理安排, 减少代理成本, 提高公司价值是一个企业追求的目标。在Jensen和Meckling (1976) 的代理理论中, 当企业由唯一的一个所有者拥有, 并且该所有者担任企业的经理时, 权益代理成本为零。当经理人所拥有的股权低于100%时, 股东就会承担由于经理人偷懒和在职消费所带来的代理成本。但是由于个人财富的制约, 交易规则中对最少股东数的规定, 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 上市公司不可能由经理人完全拥有。根据Aghion and Bolton (1992) 基于“不完全合约”理论所提出的资本结构理论, 债务融资是一种天然的实现相机控制权配置的途径。
然而债务融资在现实中并不容易取得, 为减少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 银行通常要求中小企业贷款时有充足的担保, 这就使中小企业寻求银行贷款变得很困难。在银行贷款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如何减少代理成本呢?介于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方式之间的夹层融资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夹层融资为那些达不到银行贷款要求的企业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融资渠道。
3.2.2 拓宽融资渠道, 防止股权稀释
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单一, 融资视野较为狭窄, 融资方式过多地依赖于银行贷款和上市, 较少想到利用其他工具和渠道进行融资。我国银行系统在金融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银行体系也由于政府的干预处于低效状态。中小企业更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难以获得所需的贷款。银行体系的单一化和风险性使得企业开始寻求新的融资渠道, 信贷融资租赁、风险投资、夹层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得到较快发展。
此外, 中小企业绝大部分不能通过发行股票来融资, 因为发行股票及上市手续复杂, 成本较高, 对企业资质的要求更为严格, 大多数的中小企业难以实现。即便达到条件, 企业也不愿轻易出让控股地位, 也不会将大部分的收益拱手相让。而夹层融资成本低于股权融资, 并且资金提供者很少要求控股, 也不愿意长期持有股权, 而更倾向于迅速的退出。中小企业的风险较大, 许多企业拥有较小的注册资本, 因此不愿外来股东分享更多的投资收益。相比股权融资夹层融资方式更适合应用于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
3.2.3 避开融资约束, 提高经营效率
制度问题是中小企业的深层次问题, 经常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中小企业自身的组织形态和治理结构通常不健全, 内部缺乏科学的管理。财务报告准确性低, 没有规范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据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做的一份《中国中小企业金融制度调查问卷统计分析报告》, 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约束。调查显示, 我国中小企业间货款拖欠现象较为严重, 且中小企业的倒闭率和违约率很高。此外, 中小企业的信用体系建设十分落后, 很多企业存在信息失真。这些制度上的缺陷导致中小企业存在很大的融资瓶颈。迫切需要寻求其他的融资方式来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夹层融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较之银行存款, 夹层融资在公司控制和财务约束方面的限制较少, 位于企业财务报表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之间。尽管夹层投资者会要求拥有观察员的权力, 但很少参与到借款者的日常经营中, 这样就有利于企业的自主经营, 有效的提高经营效率。作为股权与债权的中间产品, 夹层融资人一方面可以绕过贷款的政策壁垒, 另一方面可以根据自身的偏好选择投资方式。对中小企业来说夹层融资是一种很灵活的融资方式, 可以满足企业各个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
3.2.4 降低融资风险, 提高企业收益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中小企业的风险状况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及信贷量和利率水平。中小企业由于经营风险大、信贷额度小、成本高, 因此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贷款变得越来越难, 融资瓶颈并没有得到解决。如何在不增加金融系统风险的条件下获得所需的资金成为中小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夹层融资的风险较银行贷款较小, 夹层资本基金比股权资本和风险资本明显表现出较低的收益波动性, 对投资者意味着更低的投资风险。而且, 投资者会在融资合同中加入限制性条款, 对企业融资后的一些行为进行约束, 从而将资产下跌风险控制到最小。
夹层融资能对资金稳定收益提供保障, 投资者还可以分享到项目成长的收益。这主要由于夹层融资结合了固定收益资本和股权资本的特点, 可以获得现金收益和资本升值双重收益, 其中现金收益通常按照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固定利率计算, 资本升值收益指通过将部分融资金额转换为融资企业的股权从而可能获得资本升值的收益。一般来说夹层融资的收益率通常高达20%。
4 结束语
目前, 夹层融资已经成为欧美国家中小企业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融资工具。根据上述对夹层融资经济动因的分析可以得知, 我国发展夹层融资方式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夹层融资在我国尚属新兴产品, 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 必将导致夹层融资在我国经过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政府和企业应根据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 寻求适合本国资本市场的夹层融资发展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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