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

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精选5篇）

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 篇1

在当今经济发展水平下, 我国居民物质生活得到较快提升, 而发展居民文化消费, 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淮海经济区虽然是一个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但是其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 随着经济的发展, 该地区居民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也在日益增长。按照广义文化论的理解, 可以将文化消费理解为个体因满足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对物质和劳务的消费[1]。由于淮海经济区并非一个行政区域, 并无体现该地区文化消费的相关统计数字。为了解淮海经济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按照经济水平高、中、低, 分层随机抽取了该地区的5个城市:徐州、连云港、淮安、枣庄、宿迁。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调查了1, 005名城市居民过去一年文化消费状况。调查内容包括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偏好的文化消费主题、阅读情况、网络生活情况和文化消费情况等。样本中男女性别比例分别为46.69%和53.31%;年龄呈右偏态分布 (Kolmogorov-Smirnov=0.143, P<0.01) , 中位数为32岁;学历层次分布集中在高中 (或中专) 、大专和大学本科, 分别为25.62%、22.48%和26.17%, 小学及以下和研究生学历极少, 占7.27%和2.68%;在婚状况的人数占62.56%;就业人数占69.42%, 离退休占11.81%, 在校生占10.29%, 失业或无业者占8.48%。

一、淮海经济区的居民文化消费总体水平

淮海经济区处于我国的东部地区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个省份的交接处, 2013年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分别为:2695.52、1538.44、1373.94、1631.28元[2]。本调查收集的淮海经济区5个城市的城市居民平均文化消费水平为3151.66元, 由于调查对象是城市居民, 其文化消费水平略高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 其中宿迁和枣庄的文化消费水平相对其他城市较低。该地区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在衣、食、住、行和医疗、教育等消费中位列第5, 高于医疗消费。

二、淮海经济区居民文化消费的特点

(一) 居民的性别、年龄、婚姻、就业状态与文化消费。文化消费在性别和婚姻状况方面的分布, 组间没有什么差别;而在年龄和就业状态两个因素的不同层次上表现出差异, 见表2。考虑到性别和婚姻与经济的联系并不大, 而年龄和就业状态则与个人的经济状态有较大的联系, 通常青壮年的就业劳动者的经济收入比较稳定, 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文化消费水平的不同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经济收入水平的变化, 而其他的人口学因素则与之没有密切的联系。

(二) 居民的教育水平与其文化消费密切相关。本次调查的居民学历水平分布以高中或中专和大学本科两类人群居多, 占50%以上, 见表3。学历越高的居民其文化消费水平越高, 在研究生学历层次平均文化消费水平有所回落。92%研究生学历的居民工作是从事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这类人群从事的工作较为繁忙从而导致了文化消费水平反而较其他学历水平的居民有所下降。

该地区城市居民, 无论在哪个学历层次, 偏好的文化消费主题, 排列顺位前五的项目均以阅读、旅游、电影、购物和美食等文化消费项目为主, 见表4。

(三) 自我报告的经济压力与文化消费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本研究利用视觉尺度, 要求消费者估计其经济压力, 分值从0至10。0分表示一点压力也没有, 10分表示压力指数最高。调查对象自我报告的经济压力在5个城市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枣庄为5.21, 略高于总体水平的4.85。经济压力主要是消费者的自我内心感受, 外界的经济条件虽然会对其产生一定的作用, 但更多要受消费者压力承受能力的影响。

利用Spearman秩相关检验消费者自我报告的经济压力水平与文化消费水平的关系, 得到相关系数rs=-0.88, P<0.01。说明该地区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与经济压力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居民经济压力水平越高, 其文化消费额就会越低。

三、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研究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变化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利用消费支出函数建立模型, 考察消费者文化消费受到的具体经济影响程度。

(一) 模型的建立。设文化消费为Y, 经济收入为X, 按照消费支出函数将文化主题消费与经济收入建立函数关系:Y=a X+b, a为边际消费倾向, b为常数项。

从上文的分析, 可以看出对于消费者来说影响其文化消费的因素除了经济收入之外, 其经济压力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倾向, 故而在a中应包含经济压力指数I。所以Y=a’IX+b。

为了方便研究消费者自我报告的经济压力I和经济收入X是如何同时影响文化消费的, 对该方程左右两侧同时取对数, 得到:lnY=a1lnI+a2lnX+lnb, 将lnb设为b’, 故得到lnY=a1lnI+a2lnX+b’。将其视为是系数a1, a2和b’的直线回归方程, 进行统计分析。

(二) 检验结果。检验以上建立的模型, 利用逐步回归筛选变量lnI和lnX, 进入标准为α=0.05, 退出标准为α=0.1, 得到方差分析的结果为F=565.79, P<0.01, 模型在α=0.05水平有统计学意义。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0.67, 该模型解释能够解释lnY变化的大多数原因。

对该直线回归方程的估计为lnY=9.92-2.68lnI+0.14lnX。lnI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8, 而lnX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7, 可见lnI对lnY的影响作用较大。

(三) 结果分析。消费者的经济收入对其文化消费有正向作用, 也即消费者的经济收入越高, 其文化消费水平越高。由于lnX的偏回归系数相对较小, a2=0.14, 意味着消费者的经济收入对文化消费有一定的影响, 但作用有限。

消费者的经济压力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可能高于其经济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来自于消费者的经济收入与消费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r=0.5, P<0.01) , 这意味着经济收入越高的消费者其消费水平越高, 而文化消费在众多消费项目中仅位列第5, 并非消费的主要内容。所以消费者考虑了其他主要消费内容后, 在有所富余的时候才会再考虑文化消费。这与我国传统的消费思想是保持一致的。故而要促进淮海经济区的城市居民文化消费, 要从减轻消费者自我报告的经济压力入手, 提高居民的各种福利保障, 让居民从心理上认同处于经济安全的氛围中, 从而进一步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借以带动淮海经济区文化行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曹俊文.精神文化消费统计指标体系的探讨[J].上海统计, 2002, 4:42~43

[2]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

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 篇2

组建中财委

新中国成立前，为了更好地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准备，党中央决定成立中财委，由陈云任主任，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1949年6月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人士及北平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宣布陈云负责筹备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并明确中财委暂时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归中央政府领导。

筹建中财委的工作千头万绪，陈云做的第一件事是物色干部。我们党由于长期处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缺乏经济建设人才，就是旧中国，也没给我们留下多少这方面的人才。怎么办？陈云的办法是不拘一格，广泛招揽人才。他说，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搞“五湖四海”“就地取材”。中财委是在原中央财经工作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的，因此一开始华北的干部用得比较多，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各个大区的干部。

在紧盯党内人才的同时，陈云还特别注意选用有经济才能的党外民主人士。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人都是陈云组建中财委过程中注意到的懂经济的党外民主人士。陈云经常同他们交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陈云知道周恩来与党外朋友交往多，熟悉党外朋友的情况。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闲置党外财经人才，他致信周恩来：“请你告诉我可以吸收哪些人来办些事，各人的政治态度如何？”马寅初就是在周恩来推荐和陈云一再敦促下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

在筹备建立中财委过程中，陈云还接收了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专家学者十五六人。

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建完成。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成立会议，他先作自我介绍：“我叫陈云，个子小，瘦瘦的，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现在让我来管财经工作。上海有个什么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我原来像是在大楼前面摆小摊的，现在让我来当这个大公司的老板。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要靠大家努力了。”这朴实、幽默的几句话，一下子吸引住了全体与会者。

此时的中国，百废待举，千头万绪，中财委重点抓什么？怎么个抓法？陈云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反复深入思考，首先抓了稳定物价和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

“银元之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但经济战线仍硝烟弥漫，人民币挤不进上海市场，银元投机猖獗的电报不断送到陈云案头。陈云在北平筹建中财委的同时，参与指导了上海市军管会同上海旧经济势力之间的“银元之战”。

上海解放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就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以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6月5日起，严禁金圆券在市场上流通。由于金圆券的信用已接近于零，收兑工作十分顺利，《规定》发布仅7天，就收兑金圆券35.9万亿元，约占国民党政府全部金圆券发行额的53%。

然而此时，上海旧经济势力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了银元投机风潮。上海证券交易所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那里每天麇集着几千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人数更多。原来l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涨到720元，6月4日突涨到1100元，涨势仍在继续。银元成为上海市场上实际使用的本位币，人民币只起辅助作用。到6月4日，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近20亿元，大部分却浮在市面上。人民币只能购买小额货物，根本买不到整批货物。有的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

在认识清楚银元问题的症结所在后，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6月8日下发。《指示》在分析了大军渡江、南京政府完全垮台后新解放区金融问题的新情况后指出，对待银元的斗争，除政治手段外，还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等。

得到毛泽东赞同并接到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后，6月10日上午10点整，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到证券交易所，把银元投机的大本营端掉了，同时在全市范围内执行中央《指示》。上海的这次行动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块，处理投机商人200多名。消息传开，市场上银元价格暴跌。

由于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攻势三管齐下，上海市军管会在同旧经济势力的“银元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为日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米棉之战”

由于战争还未结束，加上财政赤字扩大，纸币发行量大增，投机分子兴风作浪等原因，1949年4月、7月、10月和1950年2月，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地出现了4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风波。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半个月后，投机资本掀起的一场物价大波动，影响广泛而深远。从1949年10月15日起，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其他地区跟进，全国物价猛涨。到11月13日止，以7月底为基期，物价平均指数：北京、天津涨1.8倍，上海涨1.5倍，华中、西北与此相近。在10月一个月内，全国物价平均上涨44.9%。这次涨风，上海、武汉是由纱布带头；天津、北京是由粮食带头。11月12日、13日，北京、天津个别粮商叫价高出7月底指数四五倍。

这次物价上涨尽管已在预料之中，但涨风之猛、波动之大、范围之广，不能不令人深深担心。

中国人民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尝够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苦头。从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增加1400多亿倍。市场物价有如脱缰野马般飞涨。这种状况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愈演愈烈。有人计算，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买两头牛，1945年只能买两个鸡蛋，1947年已只能买一个煤球，到1949年5月只能买一粒米的千分之二点四五。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心丧尽，是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能不能站得住脚？这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上。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稳定物价，扭转国民党多年统治留下的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的状况。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一些处在观望状态的人认为共产党能够“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上海有些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财经打0分。”他们要看共产党的笑话。

陈云分析物价猛涨的原因，决定采取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的办法，并且慎重地选择采取制止物价上涨措施的时机。11月中旬，物价已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到了，已有可能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当时，对物价影响最大的粮食，主要从已完成土地改革的东北老解放区调来。为确保东北粮食进关，陈云派人到东北去调运粮食，还专门交代：东北必须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

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取方针的指示。其中，包括紧缩银根的指令：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等。还有对各地国营贸易公司的指令：目前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还包括了提出应在此次稳住物价行动中对投机商人要给以适当教训的指令：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陈云起草这份文件后，立刻派人送到中南海西花厅，请周恩来签发。周恩来看后写道：“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那时，毛泽东工作后尚未入睡。陈云的文件手稿从西花厅送到丰泽园。毛泽东看毕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毛泽东还在“即刻发”三字旁加了着重号。

当天，文件就以电报的形式下发到各地。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地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

11月25日之前，各地遵照11月13日和16日陈云电示紧张地进行准备，将粮食、纱布、煤炭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11月25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粮食、棉布。一开始，投机商人认定物价还将上涨，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实力雄厚，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破产。他们竞相抛售存货，但市场已经饱和，越抛物价越跌。结果，不仅所囤积的货物亏本，而且还要付出很高的利息，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不得不宣布破产，许多私人钱庄因借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亦宣告倒闭。这就是解放初期著名的“米棉之战”。

从此，投机商人_蹶不振。这次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上海当时的资本家说：银元斗争共产党靠的是行政手段，这一次，共产党完全是用经济的手段就把价格平下来，上海的工商界没有想到，佩服。

“粮食之战”

自1949年10月15日开始的物价涨风刚刚平静下来，各地因水旱灾害缺粮的问题又摆到了陈云面前。12月中旬，华东、华北因旱涝灾害而缺粮的报告纷纷送到他的桌上。根据华东、华北最低限度的估算，华东来年缺粮11亿斤，华北缺粮18亿斤，共29亿斤。

陈云在11月作出制止物价猛涨的决策时，考虑到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情况，已估计1950年2月（春节前后）还会刮起物价涨风。现在，各地缺粮，显然增加了这次涨风的可能。为此，政务院发出生产救灾的指示，中财委决定调粮到上海等大城市和灾区。

1949年12月12日，陈云在中财委全国城市供应会议上讲话，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经过筹划，中财委决定从东北调入15亿斤，华中调来11亿斤，共26亿斤，尚少的3亿斤由四川调运。

运送粮食接济华东、华北，是关系全局的大事。陈云对这件事抓得很紧。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不顾大局，阻止粮食外运。对这种不良倾向，陈云明确地指出：“对当地粮食一层层防止调走，会出毛病的。”“现在，若湖南粮食不调出，江西粮食不调出，灾区就可能出乱子。”他断然主张采取严厉手段：“谁阻止粮食外运，就砍谁的头！”由于宣传与组织工作得力、法令与纪律要求严格，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保证了灾区的粮食救济。

看到华东、华北粮食吃紧，1950年春节前后，上海等地的投机资本以为国家粮食准备不足，故伎重演，把目标瞄准了粮食市场。再加上上海市场历来有春节粮价看涨的老规律，投机资本家预料1950年春节上海市场物价一定要大涨，事先就调集了大量资金，千方百计囤积粮食，准备在春节后开市时大赚一把。但是，春节过后，上海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这一切，都在陈云的运筹之中。在占压倒优势的国营经济面前，投机资本失去了操纵、左右物价的能力，他们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米全部抛售掉。

由于陈云决策正确、指挥有方、组织得力，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解决了这次粮食涨价风潮。至此，投机资本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大规模操纵市场，国营贸易企业在斗争中日益发展，逐步取得了市场的主动权，稳定物价胜券在握。

统一财经

从1949年7月至1950年2月，陈云领导几次制止物价上涨，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全国财经工作统一调度的作用，而这个过程又为财经工作实现全面统一准备了条件。

1949年8月，陈云为稳定物价主持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曾考虑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问题，11月以后中财委在制止物价猛涨指挥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财政、银行、贸易部门协同作战的同时，相继召开财经各部门的专业会议，陆续实现了税政、粮政、盐政、路政、邮政、水政等几个方面的初步统一。统一财经的条件已逐步成熟。

统一财经的具体办法，陈云主张先由大区统一，再由中央统一。1950年1月22日、2月1日，陈云在起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财经旬报》中，提出拟于2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并将会议主题明确地规定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认为“此事势在必行”。

2月13日至25日，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陈云主持起草《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初稿，并两次进行修改。开幕式上陈云作了关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讲话。在讨论中，陈云提出3个方案：一个是维持现状，一个是后退一步，一个是统一收支，即是“停”、“退”还是“进”。大家经过讨论，认为退不成，停也不好，同意进，即同意统一收支。就是说，财经工作要从原来的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会议提出，在统一财经工作方面要做到：财政收支统一集中到中央；公粮统一，除5%至15%作为地方附加外，均由中央统一掌握；税收统一，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统一集中到中央，每月结算解缴国库；统一编制，改变编制庞大、人浮于事的状况；贸易统一，各地贸易公司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地方不能干预；银行统一，现金的调动统一于人民银行。会后，对《决定》初稿又作了两次修改。

3月3日，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陈云对《决定》再次作了说明，指出这个文件的性质“主要是节约、征收，具体地说就是缩小赤字，统一管理。其目的是为了争取好转”。同一天，中共中央还专门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方法保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全部实施。此后，政务院又陆续颁布《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等一系列规定，对全国财经工作实行统一管理。

为了宣传和解释政务院决定的精神，陈云为《人民日报》撰写《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这篇社论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即：财经工作应该继续分散经营还是前进到统一管理；究竟统一管理哪几件事；现在实行统一管理是否太早，是否困难；这样的税收统一，地方机动性是否太少；统一管理是否会降低下级组织的积极性？等等。陈云在社论中强调指出：“如果国家收入不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集中使用，则后果必然是浪费财力，加剧通货膨胀。”“我们必须忍受小困难，避免大困难。”“只要严格实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熬过几个月的困难，我们很有理由希望财政情况逐渐好转。”

全国财经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后，1950年4月，全国财政收支很快出现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金融物价状况开始好转。在战争还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是极为不易的。多年来饱尝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之苦的全国人民，无不为此欢欣鼓舞。

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 篇3

城市电视台合作的背景和原因

随着电视行业的快速发展, 城市电视台在发展环境、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内外方面存在的弊端和困难越来越突出, 已经成为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分析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外部因素。忽略电视台的经济 (企业) 属性。我们总是过多地强调电视台的社会属性, 而忽视其经济属性。主管部门出台的政策几乎都是对电视台治理整顿的、限制的, 没有按经济属性的特点管理它、要求它、扶持它。

还有就是行业政策矫枉过正。有人认为, 行业自身政策大多都是“禁令”、“不准”, 并且许多缺乏法律依据。一方面, 给社会造成了一种错觉, 似乎电视成了万恶之源, 对其传播先进文化、充当党的喉舌、丰富人民生活的作用和贡献打了折扣。另一方面, 束缚了电视业的发展。中央台、省台独占资源, 城市电视台频道数量实行“一刀切”, 严格控制, 只减不増。而央视和省级电视台的频道却一増再増。县级电视台管理失控, 电视主管部门在对央视和省级电视台各个方面过于照顾、偏袒的同时, 对县级电视台则是不闻不问, 放任自流。政策挤压。前几年“四级办电视”的口号给我们的生存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 而近年来国家对医疗医药广告的整顿、行政干预性的网络整合等, 都给城市电视台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此外还有体制不顺、环境不好、广告增量有限等因素。

内部因素。主要有地域限制, 观念陈旧, 机制不活, 竞争乏力, 创收渠道单一, 员工素质不高等。

城市电视台要想绝处逢生、要想发展壮大, 就必须借船出海, 寻求突破, 走联合发展、合作共赢的路子。中央电视台原台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杨伟光同志在“2005年中国城市电视台发展高峰论坛”上指出:“全国各城市电视台要抓住大好机遇, 走联合交流的发展道路, 共同提高电视节目质量, 推动中国整个电视业的发展。”

中国电视跨区域经营的实践

跨区域发展是传媒市场竞争、扩张的必然结果。中国电视曾多次自发地进行跨区域合作。省级电视台联盟、城市电视台联盟、沿海城市电视台联盟、有线电视台联盟的不断出现是跨地区重组趋势的萌芽, 也是市场规律必然和媒体自身发展的冲动。贵州电视台台长李新民在2002年11月“中国传媒市场运作与投融资高级论坛”上, 就提出了“区域化发展是大多数省级卫视的可行性选择, 区域化将逐步成为中国省级电视媒体发展的主流”的论断。

近年来, 媒体之间的联合步伐不断加快, 具有代表性的2001年底省级卫视联播事件;2002年32家省级电视台聚会深圳, 分食央视新闻联播前后65秒广告事件;西部12家电视台成立西部联合电视台;2003年重组的汇视节目公司联合会员台共同制作节目、联合发行, 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和努力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电视传媒的跨区域经营现状, 但随着媒介竞争的继续加剧, 走出自己现有的狭小天地, 寻求跨区域发展必将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成员台合作的基础

淮海经济区于1986年3月成立, 由江苏、山东、河南和安徽四省14个地、市组成, 到目前已发展到四省的20个地级市。经济区总面积17.8万平方公里, 2008年总人口约1.2亿人, 约占全国面积的1.8%和总人口的9.3%。而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成立于1986年3月, 由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的7家地市级电视台组成, 截至目前, 已发展为四省25家市级电视台组成, 人口约1.4亿左右。淮海经济区, 地理位置优越, 发展潜力巨大, 发展速度快, 而且彼此之间有着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并且各成员台之间没有利益之争。

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合作的内容

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成立以来, 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风雨历程, 其间, 各成员台之间沟通信息, 交流经验, 取长补短, 促进了各成员台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也为宣传、推介成员台所在的城市作出了贡献。大家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合作:一是以《淮海大地》栏目为依托, 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名企名人;二是每年召开两次会议, 即协作体半年会和年会, 观摩节目, 交流经验;三是成员台之间经常走访, 考察学习, 互通有无。但是, 这些年的合作一直是松散式的, 时代发展到今天, 这种松散型的合作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电视媒体飞速发展的需要。那么, 在新形势下, 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 怎样才能在新的、更多更高的领域合作呢?笔者设想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 成立一个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文化传播公司, 由该公司负责筹划以下合作:

创办杂志。创办一本专门针对城市电视台的杂志, 作为市级电视台经验交流的平台、作为淮海联播体的合作交流平台, 非常需要, 也很有市场。

该杂志的内容应该是介绍城市电视台和县级电视台在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广告经营、栏目管理、产业发展、活动开展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探索新时期城市电视台合作、生存和发展的途径。

广告合作。由各成员台联系适合在全国或区域播发的酒类、饮料、化妆品、食品和农用物资等产品广告, 由文化传播公司制定统一的价格或折扣, 根据客户要求, 或统一安排在协作体所有成员台播出, 也可在部分成员台播出。

栏目合作。1.加强完善《淮海大地》栏目。《淮海大地》作为协作体成立初期开办的一个社教类栏目, 曾为宣传成员台所在的城市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今后的合作中, 可以拓宽《淮海大地》栏目的播出范围, 除社教类节目外, 还可以根据目前各地十分重视旅游资源开发、宣传的新情况, 安排播出旅游、风光类的节目, 并可以适当收费。2.合作拍摄文艺节目。为了提高城市电视台文艺栏目的质量, 同时降低节目成本, 不妨由各台每次选择3-4个优秀节目, 每季度定期集中在某一有大型演播厅的成员台拍摄、制作, 由成员台分别播出, 广告既可以由文化传播公司联系统一的冠名, 收入另行分配。节目里面的广告也可以由成员台自己负责, 收益归各成员台所有。

合作拍摄影视剧。拍摄电视剧是城市电视台彰显和发挥自身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最好阵地。因为, 一部优秀的电视剧, 既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又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所以, 汇集大家的力量, 合作拍摄电视剧, 也是城市电视台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大型活动的合作。开展大型活动, 是近年来许多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电视台拓宽创收渠道、扩大自身社会影响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成员台可以联合举办淮河经济区模特大赛、歌手大赛、戏曲大赛等, 大家共同参与, 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

创办网络电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网络电视成为又一大新兴媒体。而互联网的快速与便捷, 又使城市电视台的跨区域合作迈上新的层次。所以, 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成员台之间可以共同创办网络电视台, 各成员台都是淮海经济区网络电视台的“生产车间”, 开办若干栏目, 围绕这些栏目, 各成员台采制节目, 通过互联网传送至“总台”, 再由“总台”的编辑、制作人员根据栏目需要和上传节目的质量, 编辑、制作, 最后下传到协作体各成员台播出。

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合作方式

淮海经济区全民健身运动发展研究 篇4

1 淮海经济区全民健身运动发展状况

1.1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完善, 全民健身中心纷纷建立

经过实地调研走访发现, 淮海经济区的各个城市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致力于公共体育服务的建设与发展, 并将其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旨在大力推广全民健身运动。淮海经济区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和《关于加快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淮安市结合具体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推进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 要求到2015年底基本建成功能明确、网络健全、城乡一体、惠及全民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淮北市相山区制定出台了《相山区全民健身计划 (2011-2015) 》, 文件从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等多个方面作了规定, 为该地区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二, 加大对全民健身的投资力度。淮海经济区各地市因地制宜, 各政府及其体育职能部门对全民健身运动高度重视, 其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淮北市相山区建设了1个国家级乡镇全民健身广场、1个省级乡镇全民健身广场、6个社区体育俱乐部、224套全民建设路径、130余个晨晚练点 (其中30个被命名为省级示范晨晚练点) .徐州市以举办第18届省运会为契机, 大力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先后投资20多亿元新建占地709亩的奥体中心一个, 100多公里的三个环湖健身步道, 培育了2万多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徐州市还重点加强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设施的建造, 全市各乡镇基本形成10分钟健身圈, 114个乡镇建有全民健身中心, 部分重点乡镇建设了体育公园, 在2122个行政村建设了“一室一场一路”。连云港市早在2009年已经实施了30个全民健身工程, 全市共建设街道 (乡镇) 全民健身中心多大102个, 282条全民健身路径, 1422个乡村实施了“万村全民健身工程”。第三, 举办各种全民体育赛事, 塑造地区品牌。商丘市近些年来全力服务全民健身运动, 充分利用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月以及春节元旦等节假日, 因地制宜, 积极组织开展具有行业和区域特点的赛事活动, 如夏邑县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梁园区木兰文体比赛、睢阳区冬泳文化节、民权武术比赛、睢县环湖赛事等活动。日照市截至目前已经举办了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举办具有特色的“百县篮球”“千乡乒乓球”“万人象棋”等多种比赛。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全民赛事的举办, 都大力推进了淮海经济区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淮海经济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也在逐步得到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全民健身运动项目逐渐增多, 各地市广泛开展球类、广场健身操舞、健步走、武术、游泳、健身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和老少皆宜的体育运动。同时, 各个地市纷纷打造本地区的特色体育赛事, 商丘市———“河南省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徐州市———“全国武术之乡比赛”等等, 这些各具特色的全民健身赛事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参与。

全民健身产业逐步发展壮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全民健身已经成为一种时尚[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健身意识不断增强, 各种有关的体育消费也在不断增长, 直接带动了相关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场馆、体育娱乐、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彩票、体育培训等各大行业都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据有关资料记载, 徐州市已经58家健身俱乐部, 日照市有37家健身俱乐部, 各地市关于体育培训的机构更是数不胜数, 诸如体育舞蹈、跆拳道、游泳等项目, 越来越多的健身俱乐部和体育培训机构, 在推动当地体育产业发展和促进体育消费的同时也推动了全民健身运动的稳步发展。

1.2 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武术运动

淮海经济区地处中原, 北接齐鲁、南连江淮、东濒黄海、西临中原, 背靠华中经济区。其淮河文化影响绵延不绝。其中江苏徐州沛县、山东省菏泽市、滕州市、枣庄市薛城区、巨野县是全国武术之乡。充分利用淮海经济区这些武术之乡发展武术运动, 既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又能推动该地区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

近年来, 淮海经济区大力发展武术运动, 不断促进武术运动的发展, 每年定期举办武术比赛, 吸引大量的武术运动爱好者和大量的市民积极参与其中。其中徐州市多次承办了全国性的武术比赛, 如2013年“维维杯”全国传统武术比赛、2014年“淮海控股集团杯”全国传统武术比赛暨全国农民武术比赛、2015年全国武术比赛太极拳公开赛等。武术运动已成为淮海经济区全民健身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发展武术运动的同时也带动了该地区旅游、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

1.3 广场体育、民俗体育以及其他体育运动项目各具特色

近些年来, 随着广场体育运动项目的大力推广, 各地区广场体育运动都发展的有声有色。淮海经济区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全民健身运动的号召, 积极推广广场体育运动, 如广场舞、健身秧歌、健身操舞、排舞等。江苏东辛农场连续举办三届江苏农垦职工广场舞大赛;2014年徐州市泉山区举办了广场舞比赛;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举办“活力薛城舞动激情”2014薛城区电视广场健身舞大赛;2014江苏省排舞、广场舞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再培训在江苏淮海工学院开班等等, 这一系列的比赛和培训都促进了该地区广场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淮海经济区的民俗体育运动种类繁多, 各地区纷纷开展民俗体育活动, 倡导全民健身。山东省沂蒙山区的民俗体育活动多种多样, 包括民间舞蹈类、娱乐游戏类、节日习俗类和红色体育类四大类, 其中民间舞蹈有“龙灯、扛阁”、旱汉船舞、打花棍、耍马灯等;娱乐游戏类包括打陀螺、顶牛、推手、荡秋千、摔跤等;节日习俗体育包括走百病、踏青、踩高跷等;红色体育类包括抬担架、穿越火线、占山头、纺线等。2010年8月27日第一届红色运动会在中国山东临沂营南县举办, 设置多个民俗体育运动项目, 吸引了众多的运动员和广大群众参与。

1.4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平台广阔, 传播健康理念, 普及科学健身知识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 我国掀起全民健身运动的高潮。2009年10月16日, 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济南接见新中国体育发展60年来涌现出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全国先进体育工作者中指出:“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不断提高竞技体育水平, 努力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为此, 国家体育总局、全国总工会、中央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多个部门于2009年9月开展了全国性的全面健身志愿服务活动。“随后, 国家体育总局下属各部门、省市体育局等单位积极组织开展了多项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两年来,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精彩纷呈, 亮点颇多, 全面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运动热情与全民参与的健身大高潮”[2]。淮海经济区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在各地市积极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积极搭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平台, 传播健康理念, 普及科学锻炼常识。江苏省徐州市2012年12月举办了“动感彭城幸福徐州”徐州市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志愿服务嘉年华活动, 为市民普及科学健身知识, 帮助市民进行科学健身;山东枣庄2013年8月8日举行“全民健身日”群众体育活动展演, 2015年5月进行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广场舞培训活动;

2013年1月31日, 淮安市体育主办的“红红火火过大年”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各大街道、社区, 为广大市民提供健身指导、展示交流、科学健身等各种体育服务活动。

2 进一步深化淮海经济区全民健身运动发展对策

2.1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积极落实相关政策法规

“全民健身计划目的在于唤起民众的健康意识, 用体育的手段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3]。由于我国还正处在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道路上, 群众体育发展相对滞后于竞技体育, 广大群众百姓的健身意识还较为淡薄, 缺乏科学正确的锻炼指导。因此, 要想全面发展全民健身运动, 必须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 加强对全民健身运动的宣传,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平台宣传全民健身。积极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条例》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及地方有关全民健身的政策法规, 制定评价考核标准, 推动各个地市、地区、乡镇等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科学健身, 达到增强体质、促进健康的目的。

2.2 优化资源配置, 创造良好健身环境

尽管近些年来淮海经济区各地市在全民健身活动方面投入了大力资金, 建设了大批的体育场地, 但是各地市的体育设施总量仍然存在不足、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影响了全民健身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不仅要在城市推广, 而且在农村也要大力推广, 确保全民健身城乡一体化, 统筹规划, 构建城乡均等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实现城乡全民健身的同步化。城市要充分利用一切资源加大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 各社区配备足够的健身设施, 定期派专人进社区对社区居民进行科学健身指导, 为广大群众健身提供最便利的条件。农村要因地制宜, 利用农村独有的地理环境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投资建设最基本的体育场地设施, 确保农村全民健身运动的有序开展。城市和农村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但是绝不能单单依靠政府部门下拨经费, 还需要多渠道筹措资金, 最大限度优化资源配置, 统筹规划城乡体育资源, 为广大群众创造良好的健身环境, 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全民健身, 进而达到全民健身的最终目的。

2.3 合理利用现有资源, 积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独有的体育艺术瑰宝。在全球化的今天,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正面临发展举步维艰、逐步丧失的危险。为此, 必须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充分发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全民健身中的重要作用。淮海经济区有众多的武术之乡, 要合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 积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各级学校可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学校体育课程教学, 在体育课中开设相关的课程, 既丰富体育课程教学内容, 又促进体育教学改革, 还能传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可谓一举三得。积极组织举办大型赛事, 通过赛事来促进淮海经济区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与发展, 一定程度上还能推动淮海经济区经济、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2.4 发展培育专业人才, 推动全民健身专项人才队伍建设

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 专项人才队伍建设是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发展的重要基石, 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在推广全民健身运动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要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管理工作, 逐步规范和壮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积极提升社会体育指导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切实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2014年徐州市承担全省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再培训工作;商丘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淮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是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充分利用高校资源, 大力培育大学生社会体育指导员, 由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广大群众健身, 从而形成浓厚的健身氛围。

3 小结

淮海经济区全民健身运动虽然取得一定成就, 但仍然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 后期还应该多方面加强对全民健身运动的宣传和倡导, 积极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及其相关的政策法规, 合理利用现有资源, 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 构建城乡均等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推动淮海经济区体育产业和全民健身事业的稳步发展。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调研、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 对淮海经济区全民健身运动发展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淮海经济区全民健身运动取得一定的成绩,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完善, 全民健身中心纷纷建立, 武术运动、广场体育项目、民俗传统体育运动等各具特色,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平台广阔。建议: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积极落实政策法规;优化资源配置, 创造良好健身环境;合理利用现有资源, 积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培育专业人才队伍, 促进淮海经济区全民健身运动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全民健身,体育运动,淮海经济区

参考文献

[1]肖林鹏.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概念及其结构[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8, (4) :6-11.

[2]魏争光, 肖鹏, 张惠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西北地区全民健身体育的发展[J].体育学刊, 2007, (9) :47-50.

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 篇5

关键词：核心-边缘理论,淮海经济区,核心区域

前言

淮海经济区成立于1986年3月15日, 由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的20个地市组成, 包括苏北的徐州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宿迁市, 鲁南的枣庄市、济宁市、泰安市、日照市、莱芜市、临沂市、荷泽市, 豫东的开封市、商丘市、周口市, 皖北的淮北市、亳州市、宿州市、蚌埠市、阜阳市。区域总面积约17.8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6%, 现有人口约1.23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9.5%。

淮海经济区区位优势突出, 是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区域, 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连南融北、承东启西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东部加快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特殊作用。淮海经济区的加快发展, 是我国东部经济黄金海岸连贯完整形成的重要环节, 是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传递要津, 同时也是苏鲁豫皖四省加快现代化步伐的关键所在。

淮海经济区通过二十年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和国内经济发达区比较, 具有基础较差、实力较弱、生产力水平相对滞后的特点, 目前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区域。淮海经济区是夹在环渤海和长三角两个发达经济板块的“断裂带”, 是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低谷”, 具有典型的边缘区域特征, 下文利用核心—边缘理论具体分析淮海经济区的经济地位和寻求发展对策。

1.核心-边缘理论与区域经济发展

核心—边缘理论[1]是1966年美国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德曼 (J.R.Friedmann) 提出的。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 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 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

核心-边缘理论主要内容有:

(1) 随着区域经济的增长, 区域空间结构会发生阶段性的演变, 按照区域经济自工业化前阶段、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时期的演进顺序, 区域空间结构相应地呈现出自离散型空间结构、聚集型空间结构、扩散型空间结构、均衡型空间结构演替次序。

(2) 一个国家是由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组成。核心区域是经济发达地区, 一般由城市或城市集群及其周围地区所组成, 它工业发达, 技术水平较高, 资本集中, 人口密集, 经济增长速度快。边缘区域是国内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

(3) 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发生转化。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是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控制, 边缘区域对核心区域的依赖;然后是依赖和控制关系的加强;最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核心区扩散作用的加强, 核心区将带动、影响和促进边缘区的发展;边缘区域将形成次级核心, 甚至可以取代原来的核心区域的控制。

(4) 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形成和演变机制是极化作用与扩散作用。

核心-边缘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的变化具有较高的解释价值, 所以该理论建立以后, 许许多多的城市规划师、区域规划师和区域经济学者已把该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

2.淮海经济区边缘地位突出

2.1在全国中的地位

据统计, 2005年淮海经济区20个成员市共拥有人口1.23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9.4%, 全区实现的GDP占全国GDP总量的6.4%, 区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6.0%, 城镇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4.7%, 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1.1%, 均远远低于其总人口占全国的比重 (见表1) 。

从人均经济指标上看, 区域人均GDP为9515元, 比全国人均GDP少了4554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924元, 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556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422元, 与全国平均水平3225元基本持平。

从三次产业发展情况来看, 淮海经济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的10.3%, 区域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的6.4%, 区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1%。三次产业中仅有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高于其人口比重, 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低于其人口比重3和4.3个百分点。淮海经济区三次产业结构为20.3:47.7:32.0, 全国产业结构为12.6:47.5:39.9, 淮海经济区三次产业结构中一产比重偏高, 二产、三产比重偏低, 说明淮海经济区还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

由此可见, 淮海经济区落后于全国发展的平均水平, 是经济欠发达区域, 边缘地位相对突出。

2.2在沿海地带中的地位

中国沿海地带北从辽宁、南到海南包括12个省、市和特别行政区。经过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05年沿海地带以全国40%的人口创造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达到22075元, 是淮海经济区人均GDP的2.3倍。沿海地带尤以辽中南、京津唐、胶济铁路沿线、长三角、闽东南、珠三角地区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最高、竞争力最强。同处沿海地带的淮海经济区无论是从总量指标还是从人均指标来看, 属沿海地带经济发展的落后区域、边缘区域。

淮海经济区位于京津冀和长三角两个经济高地的夹击之中 (见表2) 。从总量经济指标来看, 淮海经济区年末总人口是最多的区域, 土地面积远大于长三角经济区, 略小于京津冀经济区。但2005年淮海经济区的GDP总量分别是长三角的35%, 京津冀的57%;区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是长三角和京津冀的37%和57%;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依次是长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区的28%, 51%;地方财政收入依次是长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区的16%, 29%;进出口总额分别是长三角和京津冀的3%和8%;实际利用外资分别是长三角和京津冀的9%和25%。总量指标之间的悬殊差距, 导致2005年淮海经济区的人均GDP分别不到长三角的1/4, 是京津冀的一半左右。

2005年淮海经济区的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为20.3:47.7:32.0;而长三角三次产业结构是4.1:55.2:40.7, 京津冀的三次产业结构是8.1:46.0:46.9。淮海经济区的第一产业的比重比长三角和京津冀分别高出16.2和12.2个百分点, 说明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上的差距是淮海经济区与核心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的集中表现。淮海经济区产业内部结构也没有得到升级, 工业主要以传统的资源开采、初级加工为主, 深加工能力弱, 初级原料大量外运, 综合效益得不到提高。例如, 淮北、宿州、济宁、枣庄等市的能源生产所占的比重都较大, 煤炭采掘和原煤外运在工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三产业主要以传统的服务业为主, 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和餐饮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偏高, 现代的金融、信息、IT等产业发展缓慢。

注:表中数据依据《徐州统计年鉴2006》、《江苏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6》整理而得注:长三角包括上海、浙江、江苏16个地市;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三省

2.3在各省中的地位

淮海经济区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处, 内部的四大板块鲁南、苏北、豫东、皖北距离各自的经济与政治中心都较远, 受益于经济发达地区辐射的机会相对较少。另外四省都没有把这块边缘地区作为发展的重点, 是一个政策的“塌陷区”。从四个省的发展重点来看:江苏的重点是沿江和苏南, 苏北成了江苏省的一个薄弱地区;山东的重点是胶济铁路沿线, 从济南到青岛形成了“济南都市圈”和胶东半岛城市群, 鲁南被边缘化;安徽的重点是合肥和皖江沿线;河南的重点是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 开封虽然是其中之一, 但始终处在郑州的阴影之下。这种四省交界的状况, 使淮海经济区被行政区划分割, 整体的优势分化, 良好的区位条件受到严重制约[2]。

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出:各个板块主要人均经济指标几乎都不到 (除鲁南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各省平均水平, 其中人均GDP、人均工业增加值、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等指标差距较大, 从34%——67%不等, 说明苏鲁豫皖交界地带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各个所在省份。

其中各指标中人均进出口总额差距最大, 最高的是鲁南占全省平均水平的27%, 最低的是苏北仅占江苏省的5%。说明四大板块对外开放程度较低, 外向经济发展相对薄弱, 这说明淮海经济区是典型的内生型发展模式, 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外向型发展模式截然不同, 也是导致较大差距的主要原因。

淮海经济区内部四大板块苏北、鲁南、豫东、皖北之间存在相对的经济差异, 呈现出明显的东部发展水平强于西部, 鲁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强于苏北的现状。在四大板块中, 苏北板块与江苏省的差距最大, 大部分人均指标不到全省的一半, 苏北与江苏的核心区域苏南相比差距更大, 苏南2005年人均GDP是苏北的4.53倍, 苏南的苏州市人均GDP是苏北宿迁市的9.29倍, 苏南的县级市昆山人均GDP是苏北灌云县的25.81倍, 差距之悬殊, 令人惊叹!

淮海经济区虽然地处沿海地区, 有着良好的区位与发展条件, 但从在全国、沿海和相关省份的经济地位来看是处在绝对边缘的位置, 属于全国的落后地区。

3.淮海经济区走出边缘对策及措施

淮海经济区的经济地位与其在全国生产力布局中的重要位置极不相符, 落后的面貌和发展的滞缓严重影响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也有悖中央提出的“和谐发展”目标。淮海经济区的崛起必须构建中心, 走出边缘。

3.1积极培育增长中心, 增强极化和扩散效应

根据核心-边缘理论, 区域中心城市依据自身的区位优势、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和社会经济优势不断产生“极化效应”, 通过各种运输通讯网络使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不断从都周边地区流向中心城市, 形成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相对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力量、相对集中的消费市场, 从而加快“增长极”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在区域发展的早期阶段, 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尤为明显。随着增长中心的发展与成熟, 与“极化效应”相对应还会产生“扩散效应”, 即各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从增长中心沿“轴”向外围区域流动, 使区域发展越来越成熟[3]。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如上海在长江三角洲的龙头作用) , 淮海经济区要快速、健康发展也必须加快增长中心的培育和发展。

淮海经济区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增长中心或中心城市, 区内的唯一特大城市江苏徐州市地处淮海经济区的几何中心, 一度自以为或被公认为中心城市, 但城市功能远远不能与有着1.2亿人口规模的淮海经济区相匹配。由于淮海经济区位于苏鲁豫皖交界地带, 由于行政区划、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和“边缘效应”的影响, 生产要素流动受阻[4], “行政区边缘经济”和“切变效应[5]”突出, 除非有重大的行政区划调整, 建立单核跨省级行政区的增长中心不是太现实。目前只有在各板块内部选择区位、发展基础及发展条件好的城市作为增长中心加以培育, 可选择如山东济宁、临沂、江苏徐州、连云港、安徽蚌埠、河南开封等城市。各增长中心的极化与扩散作用在市场竞争中会不断强化, 最终会形成不同等级规模、不同职能分工、相互密切联系的中心城市体系。

3.2积极与核心区域合作, 主动接受其辐射

作为边缘区域的淮海经济区处在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圈等核心区域的“夹缝”之间, 在核心区域经济总量不断膨胀时, 大量的初级原料、人才、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不断向核心区域集聚, 并且通过产品间的剪刀差使利润也源源不断地流入核心区域, 处在“夹缝“之中的淮海经济区缺乏发展动力。但随着核心区域的发展, 逐渐会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淮海经济区可以凭借优越的区位、丰富自然资源、充足的劳动力、优质的农副产品开展有选择的产业承接与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相关产业。

核心区域向外扩散主要遵循接触扩散和等级扩散等规律。淮海经济区临近各省经济中心的各地区应主动接受其扩散, 积极融入相关的经济带。如山东的泰安、日照、莱芜等地应主动接轨济青经济带, 河南的开封市应积极融入郑州城市圈以谋得更快的发展。有一定发展基础和接受辐射能力较强的城市应不断与核心区域的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经济中心的接轨与合作。如, 上海市是我国外来投资最佳区位, 但上海投资空间越来越有限, 目前, 到上海的外资90%不能在上海落地, 正在寻求新的投资区域。徐州既在京沪线的主轴线上, 又占沿海北上的边缘, 很可能成为资金可能流向之一。徐州市应发挥其交通区位、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资源等优势, 营造外来投资集聚的良好环境, 让外来投资者形成共识。通过上海或长三角的合作平台, 组织大企业集团到家门口对接合作, 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淮海经济区一旦搬住了外资的龙头, 必将形成势不可挡的发展势头[6]。

3.3重点建设纵向轴线, 重组空间结构

依据核心-边缘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后期时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扩散作用会加强, 淮海经济区南北两大经济圈正在跨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核心区域开始充分发挥当地优势, 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 巩固和加强其金融、信息、商业、科技等产业的领先地位, 开始向外围地区扩散传统工业及生产要素, 打通南北经济核心区域的扩散通道对于淮海经济区崛起意义重大。

目前淮海经济区空间结构的构筑以横向轴线为主, 苏北以东陇海线作为发展主轴线, 主要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鲁南以荷兖-兖石线为发展主轴线, 主要承接环渤海的产业转移。这两条横向轴线成为了长三角产业北上山东和环渤海产业南下江苏的封锁线[7], 而这两条轴线是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重要的扩散通道。为了使徐连经济带和鲁南经济带在淮海大地隆起, 重点打通南北核心区域的辐射通道和两轴线的合作通道是当务之急。根据淮海经济区线状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和发展规划重点构筑以下纵向的发展轴线。第一条为沿海轴线[8], 通过沿海港口、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 把淮海经济区与环渤海与长三角经济区连接起来;第二条以京沪铁路、高铁、高速公路等为轴线, 把鲁南、苏北、皖北三大板块与京津唐和长三角经济区联系起来;第三条为京九轴线, 把淮海经济区豫东、皖北、鲁西南等板块和京津唐和珠三角发达地区联系起来。

3.4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支持

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发生转化。核心区域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区位经济、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对边缘区域产生极强的极化作用, 犹如“磁场”一样, 随着“磁场”的进一步发展, 会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边缘区域的发展, 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并且在市场经济机制作用下极化效应远远大于扩散效应, 并由于人均收入、工资和理论水平等要素的差异会吸引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由边缘区域向核心区域流动, 产生“回波效应”。区域的发展会陷入“马太效应”的循环之中, 区域差距继续扩大, 所以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及区域政策尤为重要。

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 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区域政策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建国初期, 区域政策强调全国生产力平衡布局, 经过近三十年基本纠正了我国历史形成的生产力偏集于沿海地区的布局的不合理状况;改革开放后, 区域政策开始支持区域非均衡发展, 通过深圳等特区的建设、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使沿海地带快速发展, 崛起了珠三角、长三角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区域;“十五”以后鉴于我国东中西差距、南北差距拉大, 区域政策主张注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天津滨海新区等建设重点。

淮海经济区处于苏、鲁、豫、皖4 省的接壤地带, 是东中部的结合带, 即有东部沿海开放的有利政策, 又有中部崛起政策支撑, 但由于区内各板块处于各省行政区边缘, 造就了地方与国家区域政策在此区的边缘化, 从而形成了经济地位的边缘化。淮海经济区快速发展必须从两个层面获取政策的支持。一是各省级层面的政策倾斜。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 苏、鲁、豫、皖4省都正在施行相应的区域倾斜政策来扶持边缘地区的发展, 如江苏的东陇海产业带规划建设、山东的鲁南城市带发展战略、河南开封重点发展区域建设、安徽的“两淮一蚌”沿淮城市群,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五期间”淮海经济区的GDP年均增速达18%, 远高于全国水平。但是和各省核心区域比较差距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如2006年江苏苏北东陇海经济带的增速达17%, 但苏中与苏南的沿江区域增速更是高达19%。二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淮海经济区有着其他边界地区所没有的比较优势, 但为何没有崛起成为沿海地带的经济发达区, 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行政区划的割裂, 四大板块没有形成合力, 这不是从省级层面就可解决的。目前最重要的是要争取国家层面上专门针对淮海经济区发展的政策。2006年3月15日, 淮海经济区二十个成员市联合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将淮海经济区作为全国区域综合试点区、促进淮海经济区快速崛起》的议案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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