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服务经济

城市服务经济（共12篇）

城市服务经济 篇1

摘要：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城市的发展需要与其他城市的相互联系,不是孤立的存在,以皖江城市带的主要中心城市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节点分析、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分析以及地缘经济关系研究长江经济带中皖江城市带主要城市与其他沿线城市的经济联系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间中心职能指数相差悬殊,皖江城市带城市基本分布在三四级中心城市;皖江城市带城市与长江经济带其他沿线城市经济联系量总体呈现随着空间距离的的增加而递减的趋势;皖江城市带主要城市与江浙沪部分城市基本属于互补型地缘经济关系,与中西部大部分城市属于竞争型地缘经济关系。皖江城市需要进一步加强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经济联系,也要与东中部地区深度合作,形成立足安徽,加强与东部战略合作、联接中西部,努力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皖江城市带,节点分析,经济联系强度,地缘经济关系

区域经济联系表述的内涵是区域间经济联系的程度,区域城市间发展的相互作用力度。城市之间经济联系越紧密,两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和互补越明显,相互促进力度更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城市的发展需要城市间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不同要素之间的流动。关于城市经济联系的研究,Rykiel[1]研究认为在大都市空间结构中等级与非等级联系模式是处于共存状态的,在大都市演进过程中,等级联系模式趋向逐步就转化成了专业化要素联系的非等级模式。李春芬[2]认为空间联系与组织、功能区及优化的研究发展中,以前是从特定区域的独特性转向地域间的差异,现在又转向区际联系。区域经济联系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涉猎,在对经济联系进行量化研究中,最早是1929年Reilly[3]借鉴牛顿的万有引力原理就城市对周边的地区吸引力进行测度,后来在1946年Zipf[4]借鉴了万有引力定律就城市间空间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之后引力模型被广泛的运用于区域经济联系研究。但是引力模型不仅仅用在经济联系的研究,在其他的研究中也同样适用,吴大明等[5]对皖江城市带旅游经济联系运用引力模型进行测度分析。朱慧等[6]运用引力模型对内陆型的物流空间联系进行了研究。对国际贸易的不同影响因素运用引力模型进行分析[7,8]。MAO[9]对韩国处境旅客量与汇率、双边贸易量之间的关系运用引力模型进行了分析。在区域经济联系方面研究也很多,分别很早就对甘肃省与邻近省市的经济联系和上海与苏锡常地区的区域经济联系进行了量化分析[10,11]。区域经济联系不仅仅只利用引力模型,学者们还研究出了很多的研究方法,孙海燕等[12]用时间距离代替了两城市间的空间距离对传统的引力模型进行了修正从而对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城市间经济联系进行了研究。赵雪雁等[13]运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和断裂点公式相结合对皖江城市带城市间经济联系进行分析研究。李国平等[14]、江璐璐等[15]、向云波[16]等都运用了节点分析,可达性分析和引力模型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区域间经济联系进行了分析。还有部分学者对区域间经济联系进行了量化的分析[17,18,19,20]。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联系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大部分学者运用的引力模型过于简单,选取的指标过于片面并且对于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研究成果较少,然而对于皖江城市带与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联系研究成果少之又少。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节点分析、经济联系强度分析和地缘经济关系分析相结合来对皖江城市带主要城市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经济联系进行研究找准皖江城市带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定位,积极融入到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之中,从而为带动全省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1 研究区域、区域经济联系的测度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浙江、江苏、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九省二市,皖江城市带包括10个县(市)区。本文选用长江经济带沿线39个城市为研究范围,长江经济带皖江段的沿线城市主要是皖江城市带主要城市,包括合肥、芜湖、安庆、马鞍山、铜陵、池州这6座城市。本文主要对皖江城市带这六座城市与长江经济带沿线剩下的33个城市区域经济联系研究,不在长江经济带沿线的皖江城市带城市不做研究。

1.2 经济联系的测度方法

区域经济联系的测度方法很多,不同的学者使用的方法和选取的指标都不尽相同,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和指标,选择的依据都是符合自己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若两个城市的经济实力相差较大,则这两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也会很小,相反若两个城市的经济实力相差甚微,则两个城市的经济联系越紧密;城市间的经济发展难免会出现产业和经济结构趋同和互补现象,倘若两个城市的产业和经济结构趋同,则城市间的资源、要素的竞争力加大,则不利于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若互补则经济联系越紧密,所以本文根据长江经济带和皖江城市带的关系选择了节点分析、地缘经济分析和经济联系强度分析三种的测度方法来对城市间的中心性、互补性、经济联系度进行综合测算分析。

1.2.1 节点分析方法

节点分析是对一个区域内的所有节点城市的经济规模进行研究,从而对区域内的城市进行等级的划分,研究城市之间的相互辐射能力大小。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各城市间的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不尽相同,所以对产生区域经济联系的推动力和潜在可能性也有所不同。本文采用多指标集成法构建节点分析模型,选取的各城市的指标[21]分别为非农业人口(Pi)、GDP(Vi)、第三产业增加值(Si)、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Ni)和固定资产投资额(Mi)5个指标对长江经济带沿线的39个城市进行等级划分,这5个指标分别表示经济发展能力、城市经济实力、城市经济活力和潜力、城市投资潜力、城市经济发展基础条件,全方位的反应城市的综合实力。首先需要对各城市的这5个指标的职能指数进行计算,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Kvi,Ksi,KNi,KMi的计算公式都是如此,在分别计算了各城市的这5个指标的职能指数后,进一步计算各城市的中心职能指数,采用两种计算方法来表示中心职能指数,具体的公式为

式中的KTi和KEi就是得出的长江经济带的39个城市的中心职能指数,根据计算结果对长江经济带城市进行等级的划分。

1.2.2 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分析方法

区域经济联系强度一般都是用经济联系量来衡量,经济联系量是用来衡量区域经济联系强度的大小的指标,是用来表示一个城市对另一个城市的辐射能力,也反映出一个城市接受辐射的能力。

经济联系量一般用引力模型来测算,引力模型源于牛顿万有引力,两个城市就相当于万有引力中的2个质点,传统的引力模型都是用人口和GDP来表示区域间的质量,用区域间的交通距离表示距离,具体的公式为

其中:Pi、Vi分别表示i城市的人口数和GDP,Pj、Vj分别表示j城市的人口数和GDP,Dij表示i和j两城市的的交通距离。显然这种引力模型太过于简单,选取的指标不能充分表述经济联系量,本文通过借鉴了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综合质量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利用SPSS18.0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法来得出区域综合质量指数K来作为城市的质量,然后考虑到两城市的要素流动需要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所以两城市的距离用经济距离来表示,公式为

其中:dij为两城市间的经济距离,m表示两城市间有几种运输方式,s表示两城市间的第s种运输方式。λs为第s种运输方式的运输方式的权重,Ts为第s种运输方式的时间成本,Cs为第s种运输方式的货币成本。所以综合可以得出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为,

其中:Rij是i、j两城市的经济联系量,Ki、Kj是两城市的综合质量指数,dij是经济距离。

1.2.3 城市间地缘经济关系分析方法

地缘经济关系是指不同区域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区位等的相互联系及其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影响又可以进一步对地缘经济关系分为竞争型关系和合作型关系。地缘经济关系一般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中的欧式距离来测度。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劳动力、资金、技术、消费品等要素从生产率低的区域流向生产率高的区域,从相对丰富的区域流向相对稀缺的区域,从这方面来理解及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23,24,25],本文选取以下5个指标对皖江城市带主要城市和长江经济带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行评价。

Xi1=i城市的固定资产总额/GDP;Xi2=i城市的职工工资总额/GDP;

Xi3=i城市的二、三产业生产总值/GDP;Xi4=i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总额/GDP;

Xi5=i城市社会消费零售总额/GDP;

以上这5个指标分别从投资效率、劳动力效率、消费能力、外资吸引能力、产业结构5个方面去概括一个城市的经济全貌。

以上指标数据的的量纲不同,首先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数据,标准化过程如下:

其中:Zij是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数据,Xij是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j是第j个指标的均值,Sj是第j个指标的标准差。根据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ab两城市间的欧式距离,公式为:

式中的Dab是两城市的欧氏距离,为了便于不同地区进行比较,需要对Dab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中:Sab是标准化处理前的欧式距离的标准差,dab就是最后需要得到的欧式距离,dab为正是互补性关系,越大表明两地的互补性越强,反之是竞争性关系,越小表明两地的竞争性越大。

1.3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靠性,研究结论的准确性等,本文的节点分析的指标、综合质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欧式距离的指标等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以及本文选取的长江经济带沿线的39个城市的2014年统计年鉴,对于交通时间等交通运输数据均来自于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去哪网、百度地图、中国高速公路网以及中国公路信息网等权威网站的数据进行整理获得。

2 区域经济联系测算

2.1 中心城市等级划分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沿线的39个城市作为研究范围,将这39个城市的非农业人口、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代入式(1)和(2)计算出各城市的中心职能指数,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以及各省市2014年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

为了能进一步清晰的了解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依据各城市的中心职能指数数据对长江经济带的沿线城市进行等级划分,如表3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表2的数据整理得到

由表2和表3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沿线的39个中心城市空间分布严重不均,我们以前三级的中心城市数量来看,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的数量分别为8、4、3,级别高的城市基本都集中在东部地区,皖江城市带的六座城市只有合肥处于三级城市,其余都是四级城市,城市的发展不仅在于受到辐射能力,也要需要接受能力,城市间的规模差距较大严重影响期间的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皖江城市带城市在接受外在辐射力的同时应该加强自身发展及等级的提升。

2.2 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分析测算

2.2.1 城市综合质量指数测算

根据表1的综合质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中的25个指标,找出长江经济沿线39个中心城市的相关数据,运用SPSS18.0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各个城市的综合得分,由于综合得分衡量的是城市间综合实力的相对值,所以有的数值可能是负值,综合质量指数是用来代表城市质量的,应该是正值,所以需要对综合得分进行数据转换,加拿大数据专家Jiawei等阐述了最小—最大规范化方法[22],公式为

其中:Ki表示i城市的综合质量指数,Fi表示i城市的原始综合得分值,minA和maxA分别表示原始数据的最小和最大值,NminA和NmaxA分别代表转换后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保证转换后的数值是正的就可以了,根据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本文选择的映射区间为[1,3.063037]进行线性转换。最终的结果,如表4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2014年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2.2.2 城市间经济距离和经济联系强度测算

本文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进行经济联系量的测算,经济距离不是单纯的利用两城市间的交通距离,而是运用式(4)来测算经济距离,考虑的长江经济带城市间经济发展现状,本文只考虑铁路和高速公路两种运输方式,只考虑皖江城市带六城市和长江经济带其他33个城市的铁路、高速公路的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由于测算经济距离,主要是通过铁路和公路这两种运输方式,两种运输方式的权重大小最重要是根据运量来确定,综合所述,这六座城市和长江经济带的剩余33个城市之间的λ权重数值根据长江经济带的铁路和公路客货运总量的比来确定,如果只有一种高速公路运输方式则λ=1,若两种则根据两种运输方式的客货运总量确定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权重分别为0.1和0.9,从而根据式(4)、(5)计算出城市间经济联系量,如表5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2014年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去哪网、百度地图、中国高速公路网以及中国公路信息网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从表5可以看出与前两等级的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一般,受到前两级的城市的辐射力较小。但是与长三角城市的经济联系量比较大,分别占到78.96%、89.83%、53.09%、95.82%、74.21%、68.66%,皖江城市带这六座城市与长三角城市的空间距离小,从而经济联系也比较紧密。利用Arcgis10.2软件对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与这六座城市的经济联系总量进行可视化,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出经济联系总量的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综合来看,这六座城市与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紧密都集中在长江三角地区和中部地区,而与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度较低。

2.3 城市间地缘经济关系测算

根据上文测度方法中所提到的5个指标,把长江经济带沿线39个城市的5个指标数据代入到式(6)和式(7)中求出欧式距离Dab,然后根据式(8)对欧式距离标准化处理,得到最终的欧式距离标准化值dab。

欧式距离的值衡量两地区竞争型或互补型的强弱,竞争型是两地区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有许多共同点,产业结构、资源状况等方面都趋于一致,从而对资金、资源、技术等要素产生相同的需求,互补型是两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互通有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根据欧式距离的数值我们将对城市间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行等级划分,dab≤-1是强竞争型,-1<dab≤-0.5是中等竞争型,-0.5<dab<0.5是竞争互补关系不明显型,0.5≤dab<1是中等互补型,1≤dab是强互补型,如表6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以及2014年各省市统计年鉴计算出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皖江城市带主要城市与江浙沪地区城市基本属于互补型地缘经济关系,经济联系紧密,从而需要深度经济联系,加强合作。与中西部大部分城市属于竞争型地缘经济关系,经济联系较弱,从而需要调整发展战略,增强经济联系。

3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文综合运用节点分析,经济联系量分析以及地缘经济关系分析对皖江城市带六座城市与长江经济带沿线剩下的城市进行了区域经济联系研究,得出长江经济带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分布严重不均,皖江城市带的这六座城市基本分布在低等级城市范围,城市间中心职能指数相差悬殊,城市规模的不同影响到皖江城市带与高等级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度。经济联系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而减小,与皖江城市带六座城市经济联系量大的基本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和中部地区城市。从地缘经济关系和经济联系量的匹配来看,皖江城市带应该加强与长三角地区城市的深度合作,和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大部分城市要进行发展战略调整,增强合作。

3.2 对策建议

皖江城市带主要城市需要进一步加强与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同时需要加强自身的经济发展,与东中部地区深度合作,形成立足安徽,加强与东部战略合作、联接中西部,努力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

1)扩大产业转移规模,推动区域联动发展。无论从地缘经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经济联系量的角度,皖江城市带主要城市都与长三角的经济联系最为紧密,还应该加强与东部地区的深度合作,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皖江城市带的有利的地理区位条件使其成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安徽省要充分利用之一机遇,进一步加强对皖江城市带的发展,加大对皖江城市带的基础设施建设,将皖江城市群建设成全国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基地。

2)加强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推动城市互补性发展。根据不同地缘经济关系与经济联系度的匹配关系,若是互补性关系且经济联系量很大,则需要加强深度合作,若是强竞争性且经济联系较大,则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互补性,若强互补性弱经济联系,则需要加强经济往来,若强竞争性弱经济联系度则需要进行经济发展战略深度调整且加强经济的广泛合作。

3)缩短区域间的空间距离,强化经济联系。皖江城市带主要城市要加强与长江经济带沿线其他城市的交通便利性,安徽省应该修建以下几条高速铁路,第一条,合肥-安庆-九江高铁,这是京九高铁线的一部分,这条线路将会与宁安城际铁路线联通,这条铁路也将从合肥-安庆-九江-南昌然后转沪昆高铁到达昆明,这对安徽省皖江地区与长江经济带的中西部可达性大大提高。第二条合肥-滁州-南京的城际铁路线,这条线与宁安城际铁路线把安徽省的皖江城市全部相连形成一个环形交通网。这两条线路建成东可以增强与长三角可达性,西可以增强长江经济带的西部的可达性。还要对省内主要骨干高速公路进行扩建,形成连接东中西的高速公路网,打造成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使皖江城市带成为长江经济带连接东西部交通枢纽区域。

城市服务经济 篇2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轴心(注：周振华.经济增长轴心转移：中国进入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阶段.经济研究，1995;1)。世纪之交，国家提出的“十五”发展计划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也被列为基本的发展战略之一。因此，城市化发展问题又一次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多数研究者分析和论证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性，力陈城市化发展滞后的种种弊端和危害，主张克服制度障碍，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发展。

进行中外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固然可以为我们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提供若干方面的有益参考，但归根到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由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等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忽视这一基本出发点而翻来覆去论证城市化的滞后，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理论研究的意义，甚至可能误导城市化发展战略，不利于推进城市化发展的社会实践。进一步说，仅仅分析城市化发展滞后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我们分析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如何通过我国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的优化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2 低度?适度?过度?标准的迷失与误导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研究，从来就是一个充满混乱和争议的领域。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判断是见仁见智，是滞后(低度)发展?还是适度发展?亦或是过度(超前)发展?各种意见都曾出现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之中。表1仅仅是笔者所见各种文献中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

从已有的研究不难看出，众多研究者的主流倾向是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是滞后的，与之持相反意见的“发展超前论”者所持的理由，其实在滞后论者那里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提及，如统计口径问题，隐性城市化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等等。对同一现象，之所以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是因为在如何认识中国城市化水平这一问题上，我们陷入了迷团之中。具体说来，我们认为在评价中国城市化水平问题上，有如下几点不应该忽视：

表1 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评价的不同意见

研究者 时间 分析依据 基本结论

一发展滞后论

辜胜阻 1991 IU比、NU比，亚洲模型 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10多个

百分点

杜辉 1992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偏差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余立新 1994 钱纳里模型、经济计量模型 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5个

百分点

俞德鹏 1994 城市化发展经验数据的“大 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0个

国模型” 百分点

付晨 1995 114个国家人均GNP水平与城 城市化水平提高幅度差距为

市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7个百分点

孙立平 修正后的人均GDP及其城镇 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

化水平的国际比较同等发达程度国家13至33个

百分点

叶裕民 中、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

比较化水平与1965年的日本相比，

城市化发展的差距为38.2个

百分点

周一星 1999 人均GDP与世界下中等国家 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12至14

及平均水平的比较个百分点

孙永正 1999 中国城镇化率、农村人口与 城镇化至少滞后于工业化水

农业劳动力比重差异与世界 平10个百分点以上

中低收入国家组的比较

与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相比 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城市化平

较 均率低12个百分点

王茂林 2000 工业人口比重与城市化比重 199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应

国际比较 该达到43%左右，滞后约17

个百分点

二、基本适度论

刘连银 与印、巴、泰等经济发展水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这些国

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 家基本相当，并没有滞后

刘勇 1999 中国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平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

均模式”相比较 展基本相符，仅稍显滞后

郭克莎 4001 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关系 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

的国际比较、城市化与非农 后，城市化与人均收入水平

就业关系比较 和非农就业比重基本相适应

三、发展超前论

陈阿江 1997 把已经城市化了的农村人口 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

统计进城市人口

董黎明 1999 90年代中国城市的“超常规 中国的城市发展脱离了经济

”发展 发展现实、城市发展过快

邓宇鹏 1999 把乡镇企业和乡城流动人口 19中国的隐性城市化率

算入城市人口 加上公开的城市化，实际水

平超过60%

首先，拿不同时期、不同发展背景下，不同国家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互动历史资料来说明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固然没有问题，但套用其经验数据则有可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一方面，人均收入从400美元到800美元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出现在1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所谓多国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料，也是30～50年前的，不考虑时空背景，仅仅从人均收入(而且是以汇率变化十分频繁的美元作为计量单位)这一指标，用此时的收入水平来套用彼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试图说明某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应该在某个水平，是十分缺乏说服力的。部分学者虽然考虑了收入的不可比性，采用实际购买力评价(PPP)方法来进行论证，但也存在同样的缺陷，更不用说PPP方法本身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今日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时的全球经济背景和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将直接影响到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取舍。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巨额初始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外部渠道：一是通过殖民扩张，在殖民地进行搜刮，获取巨额的扩张红利，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二是通过索取巨额的战争赔款，加速其原

始积累的进程;三是引进外资。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没有发达国家当年所具有的优越资源条件，不可能从其它的国家和地区掠夺到大量的资源为己所用，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民族工业;二来它们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这些因素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和其它非农业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要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实现城市化，困难很大。特别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发展工业以带动城市化，这些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常常出现过度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形成过度城市化的现象。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利用其特殊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因素，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外移中分得一杯羹，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国长期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市场之外，国内经济结构又与一般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自然既难以用发达国家的既往历史模式来套用，又难以用当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来衡量。

其次，就IU比(I=工业化率，U=城镇化率)和NU比(N=非农化率)的分析角度而言，一般情况是，IU比最开始大于1，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特别是服务经济成分提高，IU比逐步降低。这就是说非农化劳动力中的大部分被第三产业所吸收，城市发展的动力的重心由工业变为服务业。中国的IU比和NU比一直高于世界一般水平，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二是非农产业，尤其是大量农村工业分散地在城镇以外的区域发展。造成这种发展格局，既是过去制度选择造成的结果，也是发展中大国所存在的合乎逻辑的现象。类似的情况在印度也存在。作为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的大国，印度与我国的IU比和NU比有相似的情况。因此，我国的IU比和NU比高于其他国家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能以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判断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多少个百分点。

再次，从“隐性城市化”的角度来论证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是试图克服目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某些政策障碍的后果和统计资料口径混乱等因素而把握城市化水平。应该说，这种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参考性思路，但以此来说明城市化滞后，则存在难以克服的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居住于农村的情况十分普遍，NU比大于1的现象是一种常态。按照“隐性城市化”的定义和计量方式，即使最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也可以计算出一定的“隐性城市化”水平出来，虽然通常人们不会去这么做，但理论上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足以说明，“隐性城市化”的方法不能正确把握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的程度。

虽然我国的城镇行政区划体制混乱和城乡人口流动二元性的特点，使人们从统计意义上把握城市化水平较为困难，但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参照一般经验，我们可以把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分成三类：一类是城镇建成区内的市镇非农业人口;二类是分布在城镇近郊、融入城镇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城镇文明的部分农业劳动人口。这类人口，依多数学者意见，按城镇人口的30%计算为宜;三类是以流动方式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流动人口。这部分人口，部分是呈钟摆型在城镇与农村之间进行流动，部分是长期在城镇中务工经商。根据一系列典型调查，第三类人口中的一半以上人口也可以视为城镇人口。以此标准进行计算，90年代末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应该为37%左右，大致领先于按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口径计算的城市化率6个百分点，而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基本吻合。

除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人为抑制城市发展的现象，如中国20世纪60～70年代，朝鲜以及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执政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水平，都是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城市化发展水平也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相适应的。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与其它国家有别的特征，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发展中的结构出现偏异的结果。过多地研究和争论中国的城市化是滞后发展、适度发展亦或是超前发展，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我们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从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改善着手，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3 城市化偏差还是非农化偏差?经济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把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归咎于城乡隔离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认为城市化发展落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于制度因素阻碍了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从而产生了“城市化偏差”。按照这种思路，只有把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不利于人口流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应该从根本上予以废除，城市化偏差才能加以矫正。

客观地说，长期以来形成的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因素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但这并不是所谓“城市化偏差”的唯一原因，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事实上，经过近的改革与发展，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影响人口流动从而阻碍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因素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逐步放宽了乡城人口流动的限制，如吸收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落户、实施蓝印户口制度等等，但城市化水平提高有限，甚至在90年代以来步伐趋缓。如1979～1988年，我国市镇人口年均增加1140万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79个百分点;1989～，市镇人口每年只增加92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46个百分点。而在城市化速度放慢的90年代，前半期城市化发展速度又明显高于后半期。如1989～1993年，市镇人口每年增加93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47个百分点，而后半期的1994～19，市镇人口每年增加91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只增加0.45个百分点。(注：课题组.关于加快小城镇发展的对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0;3)应该说，十多年来，乡城之间的壁垒是在逐步松动的，而且越来越多的乡城流动人口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到城镇，其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融入城镇，成为城镇人口。在许多地方，可以说是城门大开，户籍制度名存实亡。过去政治经济制度下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政治经济利益已经消失殆尽，客观上并不构成继续阻碍城市化发展的重大障碍。户籍制度等造成的城市化发展滞后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补课”完毕。时至今日，城市化水平仍然出现“偏差”，且城市化从绝对人口增加到相对速度都有所下降的事实，说明把城市化滞后及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体制因素是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的。实际上，有些地方倒是利用户籍制度政治经济利益的幻觉所遗留下的剩余影响，试图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典型的事例就是通过卖户口的方式筹集资金来进行城镇建设。其结果难尽人意，这恰恰从反面证明户籍制度已经不构成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城市化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问题不在“城市化偏差”，而在于“非农化偏差”，尤其是“工业化偏差”。这就是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之间呈现出的与其它大多数国家不同的特征，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其它国家的差异。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异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非农产业发展对非农就业的拉力不足，从而对城市化发展的拉动弹性过低，我们可以称之为产业结构偏差;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地区的分散发展，限制了供给和需求在地理空间上的聚

集过程，从而造成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足，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农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偏差。

就非农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分别从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表2利用序时统计年鉴资料对我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发展轨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偏差所在。显然，方程(1)说明我国城市化与非农产值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而方程(2)和(3)则又说明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的非农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1952～197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发展的解释力较低;相比较而言1980～，非农化对城市化的解释力则十分显著。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原因在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没有在经济产出结构变化的同时实现城乡结构的同步变化。

表2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发展的回归与相关分析

内容 回归方程 拟合度(R[2]) 相关系数(r)

城市化与非农产值

1952～1999 U1=-17.8+0.56N1 …………(1) 0.797 0.895

1952～1979 U2=2.49+0.23N2 …………(2) 0.604 0.787

1980～1999 U3=-22.04+0.64N3…………(3) 0.901 0.952

城市化与非农就业

1952～1999 U4=8.11+0.42N4 …………(4) 0.822 0.909

1952～1979 U5=14.28+0.12N5 …………(5) 0.147 0.423

1980～1999 U6=3.85+0.54N6 …………(6) 0.951 0.976

从就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来看，上述特点更加明显。方程(5)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非农就业的增长对城市化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而改革开放后的非农就业的增长与城市化的发展呈现极强的对应关系，非农化对城市化的弹性大大提高。

归根到底，城市化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外在性表现。它的水平高低，是由前者决定的。中国非农产值和就业的扩张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拉动力，原因有三：一是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抑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是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造成了非农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与背离;三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辐射与吸纳能力。

在经济结构方面，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国工业的重型发展结构严重阻碍了城镇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据一项研究表明，从1952～1987年的35年间，我国的工业资本积累应该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量为1.7亿人，而实际吸纳的劳动力仅为8000万人，不到应当吸纳劳动力的50%。(注：课题组.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及国民经济的宏观协调.中国农村经济，1990;5)产生这种特殊的非农经济结构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以工业为主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建设生产性城市而非消费性城市，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轻型工业和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有了显著增强，但这方面具有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吸收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的城市服务功能难以发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

导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非农就业增长之间出现严重偏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非农就业广泛地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没有有效地向城镇集中。我国的NU比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90年代仍然呈上升态势，集中说明了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及我们努力方向所在。90年代以来，各地为实现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集中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开发区的设立，就是为了筑巢引凤。在一些地方，开发区吸引了一批投资项目，但总体来看，对引导乡村非农产业向城镇集中仍然效果有限。

中国的乡村非农产业难以向城镇集中，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对乡村非农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的需求大多来自于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一定社区圈子里的相对较稳定的需求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非农产业企业得以维持。从供给方面看，把企业分散地布置在乡村，有利因素也不少。一是企业可以大大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如有些企业本来就是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产品，把企业办在家门口，符合经济原则。二是可以以临时工的方式极为方便地从大量的闲散乡村劳力中招收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对企业员工非正式的录用和管理模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三是企业用不着为员工提供食堂、宿舍等设施，省却了管理者的许多麻烦。四是企业使用的土地及其它资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就可以不用或很少交纳各种费用。五是可以较为方便地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省却五花八门的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费用。

当然，乡村非农业企业难以向城镇集中，还存在另外一个体制性障碍，那就是农村社区的基层行政管理者并不热心甚至反对所管辖的区域内的非农企业向城镇的集中。对他们来说，在辖区内兴办了多少非农企业，是其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基层干部们的小金库或招待基地，他们享有“控制权”利益，自然不希望非农企业向辖区外的地方集中。

狭隘的目标市场定位、与低收入和低下的购买力相适应的产品和营销方式、非正式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和不计成本的外部收益，使得非农产业在农村分散经营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而在城镇生产经营可能具有的诸如人力资源、技术、信息、管理、交通、市场等优势大打折扣，对它们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就是中国NU比一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4 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城市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迟缓，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注意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城市结构偏差。具体说来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化发展过分地强调中小城镇的作用，把中小城市的发展看成是吸纳乡村人口的主要渠道。偏向中小城镇发展而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客观上抑制了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们通常的统计方法，是把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列为特大城市，50～10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大城市，20～5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列为小城市。90年代以后，把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又划分为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在这种划分方法之下，中国的城市结构有所谓“头重脚轻”之感，即大城市多，小城市过少。从1952～1980年，特大城

市数量年均增长2%，大城市年均增长4%，中等城市年均增长4%，小城市则年均减少0.33个百分点。为了改变这种结构，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战略措施，使得小城镇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大中城市。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计算，从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小城镇年均增长8%，中等城市年均增长6.5%，而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年均增长仅为3.5%。

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是刻意抑制大城市发展，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但中小城镇由于其城市经济规模有限、经济结构单一、城市功能欠缺，无法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吸纳能力。现代城市中对吸纳劳动力就业最有前途的服务部门，只有在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相应的经济结构上才能形成和发展，在中小城镇中是很难形成这些部门发展的环境的，因此，我们的小城镇偏向的城市化战略压制了现代社会城市中最有活力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就是说，表面上，从城市数量的角度，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头重脚轻”的问题;但数量庞大、结构单一、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低下的小城镇又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障碍。这种“头轻脚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的进程及人口区域分布格局变化的基本动力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愈来愈突出。以美国为例，70年代中，最大的20个城市里有7个人口流失。80年代以来，虽然从整体上扭转了人口流失的态势，但情况仍有差异。以纽约、波士顿、费城为代表的城市，在发展金融业、高科技产业方面进展较大，人口增长也由负转正，并且增长速度较快;而像明尼波斯、堪萨斯城等本来以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则无论在70年代中或70年代以来，都保持较高人口增长率。反之，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或集中于制造业的城市，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等历史上的重要工业基地的城市，仍处于人口流失或低增长状况。一些城市人口在萎缩的同时另外一些城市人口却在快速增长，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些城市是否适应了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大趋势。(注：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77)从发展趋势上讲，过去以制造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将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所谓的Fire行业(Finanee,InsuranceandRealEstate)、高技术行业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场所。在这场新的转变和竞赛中，谁转得快，谁就会继续增长，城市人口不但不会流失，反而还会增加;反之就会一步步没落下去，人口不可避免的流失。表3突出反映了美国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地区兴衰的格局。

表3 美国不同主导产业类型的市区人口变化率(1970～1990) %

都市主导北部 南部 西部 全美

产业类型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制造业 0.9 0.6 13.5 5.7 -- -- 2.9 1.5

商业、金融业 -0.2 4.4 26.1 22.9 20.4 23.3 10.9 14.5

政府、军事部门 8.2 6.9 16.1 16.4 28.1 20.0 20.0 17.5

医疗、教育部门 8.3 7.1 24.1 17.4 43.1 22.9 16.6 12.2

娱乐、休闲 17.8 15.6 60.9 48.5 66.5 51.7 57.6 46.6

石油、矿产 0.6 -9.4 19.4 2.9 40.2 -14.8 12.6 -2.4

其它1.9 3.7 16.2 9.6 29.0 26.7 14.1 10.6

合计0.8 3.0 22.0 17.4 22.7 23.9 10.0 11.6

资料来源：WilliamH,Freg,AldenSpeare,Jr,.TheRevivalofMet-ropolitanPopulationintheUnitedStates:AnAssessmentofFi-ndingsfromthe1990Census.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8,No.1March

1992.

美国城市发展的经验，一方面再次印证了本文前述的经济结构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同

时，它也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启示：结构单一，不具备产业支撑，尤其是缺乏现代经济内涵的小城镇，其发展空间必然受到很大制约。现代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是由核心城市及其辐射地区形成的大规模的城市圈带。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要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象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城市圈带的形成与发展。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以上分析说明，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仅仅废除户籍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调整经济结构、非农产业布局、优化城市结构等方面着手。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前者是后者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相反。具体的说就是要改变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大力发展轻型工业、城市服务业并合理引导新型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它们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潜力。这样不但适应了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变的需要，同时也打破了原有产业结构对城市化发展的制约。

推进农村非农生产经营企业适当向城镇集中，是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之一。为达此目的，必须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降低非农企业在分散经营时由于不规范性和无偿利用外部收益而具有的种种比较优势，破除阻碍它们向城镇集中的体制性障碍;二是创造适宜环境，扩大非农企业在城镇生产经营所具有的优势。由此强化促成非农企业向城镇集中的推力和拉力。

突破“大、中、小”旧有思路束缚，建立城市体系发展的新思维，是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人口普查与多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多年来大城市在我国流动人口的吸纳及城市化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为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显然是违反市场原则及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发展格局来看，在商品经济发展最快、市场机制发生作用最显著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些大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为数众多的中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果我们积极引导和规划，把这两个区域的大城市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发展有机联系起来，形成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的城市圈带，则在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内容将有巨大的提高和改善。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必须跳出既定的“大、中、小”思维框框，让市场机制决定城市发展资源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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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WilliamH,Freg,AldenSpeare,Jr,.TheRevivalofMetropolitanPopulationintheUnited

States:AnAssessmentofFindingsfromthe1990Census.Populationand

城市建设投资对城市经济的贡献 篇3

【关键词】城市建设；投资；城市经济；贡献

一、CES生产函数介绍

CES生产函数，即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of substitution production function，一般形式F（x1，x2） = A*（a0+a1*x1b+a2*x2b）1/b。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F（x1，x2） =x1+x2

将CES引入经济分析，是用数字模拟方式反映经济动量的一个创举。CES的的经济分析模式具有简约性、参照性和整体性的特点。所谓简约性，就是通过生产函数中有三个重要的参数A，α和ρ，的变化，就可以十分明了直观地对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运行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一点，对制定一个时期的经济政策是大有裨益的。所谓的参照性，就是因为CES只是用有关数字和函数关系来分析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它的有关分析一定会有介于清晰和模糊之间的时候，因为它的分析误差的存在，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我们只能把它当做一个参照物。所谓的整体性，就是CEP分析模式是对经济发展主要要素的分析，如技术、投资等，因而它反映的经济运行结果都不是片面的，而是具有全面性的特点。把握CES的这三个特点，有助于运用它对经济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CES的每个参数都有丰富的经济学含义，参数的大小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和资本使用效率也有重要的意义。A是最常见的“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参数，这个参数不仅包括各种狭义的技术创新，也可以包括制度变革，体制改革等广义的技术进步。显然，A上升将导致人均资本投入不变时产出的增加，可以理解为社会整体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因此在经济增长文献中，经常用技术进步参数A（或技术进步率g）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要素。α为资本产出弹性参数（或资本收入份额数）。因此α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资本产出效率的高低，可以作为衡量和评价一个城市投资效率高低的指标。ρ为要素替代弹性参数，定义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有两个重要特性：它是一次齐次的；它有不变的替代弹性。缺少一个或两个这些特性的生产函数，都不属于CES类型。

二、城市经济的特点

城市经济，简言之，就是以城市为发展空间，承载着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发展要素的地区经济。纵观世界城市经济的发展现状，发达国家的城市经济主要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以现代工业为辅的经济群落。而在我国，由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水平较低，其占GDP的比例还很小，因此我国的城市经济目前还处于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的发展历史和现状都不一样，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东南沿海和长三角地区、京津冀的城市，因为地缘的优势，往往在发展上捷足先登。不仅经济发展的总量大，而且经济运行的质量也高。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城市，囿于地理位置和发展基础的薄弱，在发展上先天不足，经济发展呈现着总量小、产业层次低、辐射作用小的特点，远远落后于东部城市。从东西部城市之间在发展上存在的差距上看，主要体现在总量、资金、技术、规模四个方面。随着十八大的闭幕，东部城市群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在积蓄力量，为打造中国的经济的升级版而跃跃欲试。这对于相对落后的西部城市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不是各自为正的经济体系，它的互相融合性和辐射性的特点，为西部城市吸收东部城市的资金和技术提供了可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大力发展原有城市经济建设的同时，又新建了一批工商业城市。到1985年，全国设市建制的城市达到324个，其城市总人口（不包括市辖县）达到21228万。城市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以先进的技术装备武装农村，推动广大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农村则以自己的农副产品供应城市，支持城市的社会主义建设。城乡之间建立了平等互利的经济联系，走上了共同繁荣的道路。

三、利用CES对城市经济进行建模

CES经济分析模式的引入是经济学微观化的一个重要尝试。它的现实意义是，把缤纷杂芜的经济乱象通过几个集合的数字的模拟分析，抽丝剥茧般的剖析了一个城市经济体的概况。这种剖析，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除此而外CES还对城市经济具有建模意义。通过其数字的具体分析，可以对一个城市的增长模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对于不断修正城市经济发展的策略具有指导意义。应该看到，城市建设具有外部性，除了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还存在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而综合测定城市建设投资拉动城市经济增长，需要把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与由投资引起的消费增长进而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结合起来。如果把城市看成一个综合性的生产单位，它是通过生产要素的投人，最终创造出产值。人们通常用C-D生产函数分析投人产出效益。但是目前没有城市建设投资所创造的全部产出价值量的统计资料，C-D函数也无法从总产出中分离出建设投资的份额。为此，考虑采用二级生产函数的形式来克服上述困难。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与数学家柯布合作，提出了著名的C-D生产函数。年中又和四位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常数替代弹性，C-D生产函数模型，简称CES。在其中，不同研究对象，或同一对象不同的样本区间，其要素替代弹性不同，所以，比C-D生产函数更接近实际。在生产函数中，如果替代参数的估计值等于，则要素替代弹性的估计值为，此时生产函数退化为C-D生产函数。根据CES生产函数，在1967年提出了二级生产函数理论。

二级生产函数理论，是对CES一级生产函数理论的补充和深化。这种分析模式将使对经济分析的结果变得更加明晰和透彻。按照这一分析模式，我们就会把城市看作一定空间地域上的生产单位，通过资源投人，最终得到产出GDP。假设城市的产出GDP是由投人的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所形成，为研究需要和计算简便，将城市土地也看作一种资本。建立城市建设投资的二级CES生产函数。模型所包含变量和参数的含义如下K：城市的年末固定资产净值价城市非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年末形成的资产净值凡城市的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年末形成的资产净值。L：城市的年末社会劳动者人数城市的年末非建设社会劳动者人数，城市的年末建设社会劳动者人数。由以上的具体举例，使我们看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单元中，东部城市群主要是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寻求经济快速增长，从它的增长特点上来看，我们可以判定这个经济单元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过了外延式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现在已经走上了技术密集型依靠内涵挖潜的发展轨道。而中部城市在依靠科技增长的因素也在加大，但与东部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与东、中部相比，西部城市科技对经济贡献的比例是最小的。西部城市受资金、技术、环境的影响，在发展上还沿袭着传统做法，就是依靠資本注入和廉价的劳动力来发展经济，所以，他们的发展形态还处于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阶段。

五、结论

城市服务经济 篇4

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城市经济研究概观》正是一部作者群集体坚持取多用宏的编写气韵, 努力对中国城市经济要题大旨进行贯通研究的尝试。诚如该书前言所述, 《中国城市经济研究概观》不仅突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发展, 而且也兼顾了经济发展滞后区域——西部地区的城市成长;不仅梳理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演变规律及存在问题, 而且具有针对性地归纳了中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不仅侧重中国城市经济研究的静态分析成果, 而且也关注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研究。文无定法。虽然, 该书的作者群知识结构不同, 思维方式多元, 行文风格相异;但是, 近三十位作者均系攻读中央民族大学国家重点 (培育) 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学位的同班同学, 主编李澜教授为该作者群专业必修课程——城市经济学授课教师, 这是本书编辑出版得天独厚的初始条件。循此因缘, 课堂内外, 师生之间随机互动迸发的智慧火花经过作者群集体既分工又协作的记录、整合与提炼, 最终萃取出该书四篇二十五章的编写结构与各章题眼。师生主体间相学相长的用心探求是该书得以耸立于中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出版物之林的灵契所在。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 智慧的结晶, 进步的阶梯, 文明的宝藏。读书是写书的必要前提, 使读者获得新知更是写书的应有要义。《中国城市经济研究概观》的作者群首先是有关研究文献的读者和有关具体问题的思考者, 中国城市经济既有知识的传承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智慧的光大集结共现于作者群因读书而生的这本著作里。书以致用, 该书行文第一理念就是便于读者阅读和使用。第一篇《城市群 (圈) 的发展特点和发展趋势》着眼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全局性战略布局, 各章写作在注重史论结合的同时较为突出理论论证, 以便使读者能够整体性把握全书的要旨大略;第二篇《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各类经济开发区建设》重在结合有关理论展开具体案例分析, 引导读者在理性思维的沃土上加深对现象材料的认识;第三篇《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借现实焦点现象抓人眼球, 进而激发读者冷静思考这些现实焦点现象所反映的城市经济发展理论问题;第四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21世纪战略”》不仅继续使用友好鲜活的案例导入各章主题折射的现实问题, 而且试图引领后继研究者将这些现实问题对应的有关理论问题上升到战略层面进行系统的理论深思。总观约言, 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的科学思维路线在本书编纂体例设计的篇章层面得以充分映现。

“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 不能的便退步”。编辑新书应该有新思想, 新理论, 新见解和新实际;而这一切的基础便是有新材料。旧中求新, 方为真新。《中国城市经济研究概观》从各篇章选题立意、案例选用、理论论证、观点评论到内容和形式安排上, 均忠实地以作者群读到的材料为基本指针, 依此概览要题, 以旧求新。该书逐章陈列参考文献的体例设置更是从细节处为读者的拓展阅读与后续学习打开了方便之门。

工业化的大规模集中生产拉动了城市化向前发展, 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能够反过来推动工业化的发展, 是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器”;农村市场化是连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纽带, 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能够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农村城镇化正在半途, 中国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必将深入。一方面, 由于中国城市经济问题关涉当代中国系统性的知识理论, 因此其在哲学上具有复杂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特点, 剥啄考定其范域大略实属不易。另一方面, 点滴思想的锤炼与萃取重在日积月累, 作者群知识结构的夯实与提升亦非一日之功。有鉴于此, 虽然该书作者群主观上非常努力地进行合作研究与集体创作, 但是作者们对各章节有关材料的精审、挖掘与运用程度仍难一致, 其疏漏、参差、失当等处谨请各位读者指认批评并将其中有学术价值的不周之处作为有关问题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通览全书, 从价值理念高度警惕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的全球工业文明制式化、标准化、单向化趋势泯灭城市符号个性与城市独特精神之弊端;从经济全球化、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高度统筹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新题与固病;进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与实践发展的全局高度概观中国城市经济问题, 是后继研究者值得详善求索的三个必要向度。

参考文献

[1]傅斯年:《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十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181。

城市服务经济 篇5

旅游经济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探讨

旅游经济活动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入,我国旅游经济应该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西部经济亟待开发,在城市发展战略中,旅游业作为先导产业,被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由于旅游经济的`特殊性,在不同城市进行旅游规划时必须考虑到,旅游经济一定要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以保证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城市特征与旅游业间的关系,本文将城市分为三类:资源型城市、经济型城市和混合型城市,并对各类城市旅游经济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探讨.

作 者：雷汝林 杜远生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湖北,武汉,430074 刊 名：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2 2(2) 分类号：F590 关键词：旅游经济   旅游资源   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  

展会反哺城市经济 篇6

源自“周市”

欧洲是当今展会的发源地，早在中世纪，欧洲就有以米、油、鱼等为主要易货物品的每星期都开设的“周市”。现代意义上的展会最早诞生于德国，但是因为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领先一步，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则成为近代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现代展会，也是旧的贸易集市向现代大规模展会过渡的一个转折点。

地处欧洲中心，德国因为其交通的便利及工业的发达，成为世界上展览行业最发达国家。据统计，全球150个最重要的专业展览会中，有120个在德国举行。德国人的严谨工作作风也是其展会受到全球瞩目的原因——大部分在德国举办的展会，在会后参展商都能收到展会的数据分析资料。大多数德国企业都认为展会在提高公司知名度、展示新产品及增加新客户方面的作用最强。甚至有人做了这样一个换算，参展商在展会上每花费1欧元，都可以带来40欧元左右的合同。

相比于欧洲，北美市场由于有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容量，展览也在这一地区得到长足发展。同时因为其“小政府大社会”的现状，美国出现了拉斯维加斯、波士顿、纽约、旧金山和新奥尔良等多个著名的展览城市。在这里，美国会展行业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工，80%的展馆由政府所有，20%的由私人拥有。展馆的所有者与展会的组办方完全分开：前者只负责出租场地和设备；后者一般没有场地，需向前者租完所需硬件后再自行组展。

随着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展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在客观需求的推动下在此加速发展。虽然行业水平还不能与欧洲、北美相比，但是展览规模上已经开始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仅以2012年落幕的北京车展为例，1125辆参展车辆、120辆全球首发车、23万平方米，足以笑傲全球所有其他A级车展。放眼整个亚洲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因为其独特的贸易、交通及政策优势而成为跻身全球前十的展览城市。

开展之本

在什么样的城市、举办什么样的展会？这在展会行业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会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大可在接受《氏族》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两个条件：生成条件、接待条件。

“生成条件一般来说包括两点，第一需要有相关产业的积聚，第二个是举办地居民对所展览产品有一定的消费力。”刘大可认为，这是传统意义上办展会的硬件要求。简单的说，世界上最好的印刷机械展览在德国的海德堡，是因为那里是全球印刷机械工艺最先进的地方；而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展在义乌，同样也是因为那里的小商品行业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数最大最全。同样，消费力也至关重要，高端的奢侈品展，在北京、上海举办都没有问题，但是转移到宁夏、甘肃等地，也许门可罗雀——绝大部分居民很难有这个消费需求。

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发达的展会城市，都不一定具备以上两个条件，尤其是缺乏产业支撑。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为例，二者在质或者量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产业并不多，但却都是组办方在亚洲办展的第一选择范围。究其原因，无不是因为他们极为便利的贸易条件——港口优势、机场国际性和签证优势。以上海和香港做比较，就会发现，上海在交通、港口和机场等硬件设施上都不输香港，但是仅仅签证这一件事，就缓慢了其成为国际展览城市的脚步。不管是走进来还是迈出去，海关政策都会让在上海的大规模人员、物资流动成为展览组办方和参展商的一个不小负担。

有了生成条件，接待条件同样是关键。能否负荷短时间内大批外来人员的衣食住行，是对一个地方举办展览的能力的重要考量。“当然，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生成条件为主，接待条件为辅。生成条件满足了之后，接待条件可以后天人为增强。但千万不能主辅颠倒，那样就会出现类似鄂尔多斯鬼城那样的尴尬现象。”刘大可对于这两个条件的先后顺序尤为强调。

谁是主角？

去过展会现场的人非常清楚，那里更像是一场擂台赛，你方唱罢我登场，参展商与现场观众的交流沟通直至最后成交是展会举办的最大目的。说白了，展会的举办就是为了增进贸易。

然而，任何一场戏中，终归要给个主角归属。刘大可认为，毋庸置疑，展会的主角就是参展商和买家。“没有参展商，展会没有收入来源，没有物品可展，这是基础；没有买家，展会也办不下去。”

说到展会收入，一个展会的组办方主要从以下几个渠道有进账：出租展位、广告赞助、注册费用、设备租赁及门票收入等。可见，除了门票，其他几项基本都需要参展商来买单。当然，这并不足以构成其成为主角的理由。

“一个展览的最大作用是让参展商找到更多的客户，让客户在同一时空内集中看到更多的供应商。”刘大可认为，即使没有展览，客户也可以找到供应商，只是需要多花点时间精力，但是如果一个展览能把行业内顶尖的优质的供应商都聚集齐了，那这个展览就首先成功了一半。因为客户们会闻风而动，他们大多数会不请自来。也就是说，主角登场了，配角自然会到位等候。

著名品牌代理商在2012年举办了第一届耀莱奢华品牌博览会（以下简称“奢博会”），虽是第一届，却在业内引起不小轰动，原因就在于他们坚持“品牌是绝对主角”理念。耀莱集团会展传媒部总监郭颖在接受《氏族》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坚持请最好的品牌来参加耀莱奢博会，因为定位金字塔顶端人群，我们将这部分人群生活中需要的方方面面的物品都展示出来，大到豪车，小到雪茄，任何一个品牌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些品牌是这次奢博会的绝对主角，我们只做好幕后服务工作，为品牌提供最好的服务，品牌只需要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产品。”

不仅是展会

市场经济衍生出的服务业，尤需以经济效益说话，展会自然也不例外。有数据显示，在除去运营、营销及邀请等费用后，国际会展业堪称高收入、高盈利产业，平均利润率在25%以上。

而事实上，对于举办城市而言，一个成功的展会的经济效益远超过其本身。在展会期间，举办地的饭店、宾馆、交通、物流及旅游等其他产业皆会因此而兴盛一时，迎来他们的“黄金周”。

所谓“一方会展，八方受益”。这所谓“八方”中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旅游业。人们所熟知的瑞士达沃斯和中国海南的博鳌均是由于举办了全球要人聚集的世界经济论坛而名扬天下，成为现在的旅游胜地。而在有“展览之都”之称的香港，每年1000万以上的游客中，有30%的人是因为要参加各种展会而来。2012年3月，香港的三星、四星级酒店在“展会经济”的推动下，价格分别上涨了18.3%和15.5%。

与展会同被称为“朝阳产业”的物流在展会期间同样会赚到开怀。不管是展会开始前后，参展商品的运输包装搬运等，还是每天展馆现场的餐饮运送和设施存储等，都需要物流行业的绝对支持。尤其是一些高端展会上，展品的高昂价格下，参展商会提出各种严格甚至苛刻的物流条件，这使得物流业必须满足各种要求不断提高物流的质量，从而促成了整个物流行业的良性上升态势。

除此之外，房地产业是展会行业催生出的新的幸运儿。这往往发生于旅游业被展会带动起来之后，游客数量增多，商业房产首先受益。有了在这里从商的人，民用房地产自然也会因为这些人的到来、增加而水涨船高。

规模经济、城市化和经济聚集 篇7

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的核心是解释为什么经济会产生聚集、城市如何形成等问题。对经济聚集和城市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德国传统的古典区位理论。在18世纪末,由于英国迅速的工业化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这使得德国的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德国农业生产出现区域集中趋势。这引起了约翰.屠能的重视,他在著作《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首先分析了生产的区位理论,由此创立了区域经济分析理论。

在20世纪初,经济聚集的研究还受到国际贸易理论的广泛影响。将区域经济理论与国际贸易密切联系的是经济学家俄林,他把新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应用于区域经济,并用外生比较优势解释专业化生产。他指出“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区域理论的,区域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区位理论的一小部分” 。可以看到,该时期的区域经济理论是典型的新古典区域理论,是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强调比较利益决定区域贸易模式,区域间的专业化生产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

现代的城市化和经济聚集理论受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的影响。1977年,狄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的论文,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选择的模型。其后,克鲁格曼等人用这类模型证明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不存在李嘉图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从而产生后天的绝对优势。该模型一经发表,就成为了研究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极为有用的工具。

在20世纪后期,随着电子科技的普及和运输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开始形成统一的经济体,欧洲更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对欧洲内部各个国家之间经济整合和美国国内各个地区之间贸易关系的研究促使了新地理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而出现。与此同时,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也开始用独立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并把区域和国际贸易统一起来解释现实。

二、城市化和经济聚集的理论基础:规模收益和冰山成本

新地理经济学的核心观念是规模收益递增,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通常需要假定规模收益不变或者规模收益递减来保证一般均衡的存在性。显然,这种规模收益非增的假设与现实经济中垄断企业大量存在、城市规模逐年扩大等规模收益现象不符。所以,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人们无法看到城市的形成,也无法确定城市的规模。为了描述经济中的聚集现象,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迫切地需要对垄断和规模收益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

在对垄断和规模收益问题的研究上,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就提出了垄断竞争的思想;但是,垄断竞争真正融入主流经济学却开始于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在这篇经典文章中,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厂商的技术可以用一个线性的成本函数表示,即 。这里, 是生产x单位产品所需要的成本,其中边际成本b不变,并且存在一个固定成本a。这样,随着厂商扩大生产规模,该企业的平均成本就呈下降趋势。因此,更具规模的企业就会比其他企业有成本优势,规模收益内在于企业,也就导致了企业垄断了整个行业。为了限制企业的规模不为无限大,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还引入了消费者对多样化产品的偏好,该偏好可以用一个CES的效用函数表达。D-S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意味着消费品种类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另外,由于存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厂商应该尽可能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一种产品规模做大,意味着消费品种类减少;相反,增加消费品种类却意味着产品生产规模的缩小。这样,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存在两难冲突。解决这种两难冲突的办法是使人口规模变大,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专业化生产和自由贸易正具有这种功效。因此,如果存在规模经济,两个没有外生比较优势的区域也可以选择生产不同的专业,开展分工和区域贸易。这样,D-S模型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

新地理经济学的另外一个理论基础就是由萨缪尔森提出的冰山交易成本,冰山成本可以很方便地衡量区域间的运输成本。萨缪尔森假设货物在区域间的运输过程中会损失一个固定的比例,比如从区域甲运输1单位的工业品到区域乙,那么运输完成的时候仅仅运送到了 ,而其余部分就在运输过程中“融化”掉了。 越接近于1,那么区域间的交易成本越小, 越接近于0,这样运输过程中的损失也就越大。这样,冰山成本成为区域间贸易的重要参数。

三、核心边缘模型和经济聚集

1991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这篇文章把空间因素引入了垄断竞争模型中,并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the core-periphery model)。在克鲁格曼所建立的核心边缘模型中,决定长期均衡稳定性的力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接近市场所带来的优势,这是引起经济向某一区域聚集的力量,可以称为聚集力;另外一种是促进经济部门扩散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市场竞争。可以说,在所有的新地理经济学的文章中,正是这两种力量决定了长期稳定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模式和聚集的规模。

促使经济产生聚集的力量分为两种,一种是本地市场效应,一种是价格指数效应。本地市场效应是指工业企业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因此会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位进行生产并向较小的市场出售其产品。价格指数效应又称“生活成本效应”,是指企业的集中对当地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在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由于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目比较多,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的种类和数目比较少,因此在经济聚集地生活的居民会支付较少的成本,这使得该地区商品价格较低,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也就相对小。

下面具体来分析聚集力如何使一个对称的均衡发展成为核心-边缘均衡。克鲁格曼首先假设存在两个区域,称为南部和北部,每个区域内都对称地分布着工业和农业企业,并假设工业企业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而农业企业则规模收益不变。这样,两个区域的初始条件是一样的。但是,当一个工人从南部迁移到北部时,这种初始的对称均衡就会遭到破坏。由于迁移到北部的工人会把自己的收入消费到北部,这样,工人的迁移使得南方的市场规模变小,而北部的市场规模变大。由于存在市场接近效应,市场规模的变化将使得南部的一些企业迁移到北部。这时,尽管南北两个区域的名义收入一样,但是由于价格指数效应,这种产业的迁移使得北部的生活成本更低,也就会吸引更多的工人前往北部。这样,初始的一个小的冲击会不断得到加强,工人的迁移改变了实际工资水平,进一步激励工人从南部迁移到北部,因此工业企业为了扩大自己的规模经济范围也不断在北部聚集。

四、内生专业化和城市形成

不同于新地理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则从内生分工的角度解释经济中的经济聚集和城市化现象。新兴古典的区域经济理论主要由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发展起来,他从内生专业化角度来研究经济的区域聚集问题,并采取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的分析方法。

在杨小凯和赖斯(Yang and Rice, 1994)的文章中,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兴古典一般均衡的城市化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由于食物的生产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农业活动不能像工业活动那样聚集到一个小的区域内;而工业品的生产由于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因此既可以分散经营也可以集中在城市内。模型还假定了生产每种商品都有专业化的规模经济,即专业化程度越高,生产效率也就越高。但是,专业化生产带来的交易却会产生交易费用。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专业化生产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如果交易效率较低,那么分工所带来的收益不能抵消交易中的损失,这时人们就会选择自给自足。这样,经济中没有聚集现象,也不会产生专业化生产的区域,城市也就不会出现。

随着经济的发展,交易效率有所提高,这时,分工结构就会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出现半专业化的农民和半专业化的工人。因为农业要求占用大量土地,而生产工业品没有这种要求,所以农民就只能分散居住,而工业品生产者则选择离农民最近的地方居住,以降低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因此,较低的交易效率仍然没有产生城市。

如果交易效率得到足够的提高,在农业和制造业的分工之外又出现了其他的工业品种类,那么制造业者和这些其他的工业交易就会产生交易成本。为了节省不同非农产业之间交换的交易成本,从事不同工业的人们就会选择居住在一个区域内。这样,模型中不但出现了专业制造者和专业的农民,还出现了其他工业品的专业生产,非农产业的生产者也因为回避交易成本而聚集到一个区域,从而形成了聚集。

五、新经济地理与新兴古典区域理论的比较

总的来说,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区域理论都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们抓住了导致产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都是由于经济中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所以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产业的集聚。但是,新地理经济学和新兴古典区域经济理论无论是在对经济聚集的分析方法上还是在解释聚集的具体原因上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具体来说,以克鲁格曼将为代表的新地理经济学家以经济聚集作为研究对象,以垄断竞争模型为理论支柱,用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解释了经济聚集的原因,并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研究提供了一个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框架。但是,新地理经济学未能深入到经济聚集现象的内部深入探讨影响经济演进机制的微观要素,也未能深入指出企业规模报酬的来源。而在这些方面,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提出就是用来解释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因此,相比新地理经济学来说,新兴古典区域理论在解释区域聚集的成因时更有解释力度,并且更富有直观的经济含义。

第一,在解释经济聚集这个问题上,新地理经济学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都是递增的规模报酬。新地理经济学中的规模收益来源于D-S模型中的固定成本导致的递减的边际成本,但是,新地理经济学和D-S模型并没有给这种固定成本以合理的解释。在现实的经济中,人们可以看到相比具有较高固定成本的大型企业,基本不具固定资本投资的科技类企业的聚集现象更为严重。相反,具有高固定成本的重工业企业则可能选址于资源分布地,而并不迁移到城市的中心。这样,新地理经济学不仅局限了产生聚集的企业类型,而且还与现实中的经济聚集现象相悖。而在新兴古典区域经济学中,规模报酬的来源被具体化为个体的专业化生产,并且在模型中内生了专业分工。专业化生产的人们聚集到城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递减的边际成本,而是回避交易产生的效率损失。这样,引起聚集的因素相比新地理经济学更加广泛和具体,其模型的结论也更符合现实。

第二,相对新地理经济学来说,新兴古典经济学更能把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起来。新地理经济学虽然来源于新国际贸易理论,但是在解释经济的区域聚集的同时却忽视了国际间贸易的存在。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为了解释内生贸易而产生的,所以能给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个统一的框架。具体来说,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由于这个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分工的好处被交易费用造成的福利损失所抵消,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即自给自足,而不需要国内和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贸易开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场中出现,但国内统一市场是不需要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市场出现。如果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则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的发展,所以国际贸易成为必要。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一个能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发展而来,并将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的理论。

第三,在新地理经济学的模型中,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是不能共存的,经济聚集的原因仅仅在于工业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这样,新地理经济学在把经济聚集现象归因于规模报酬的同时却忽视了外生条件差异产生的聚集。与之相比,新兴古典经济学却可以把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结合起来,这样,在模型的丰富程度和解释力度上要高于新地理经济学。具体来说,杨小凯(1997)就将外生比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递增规模报酬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外生比较优势和内生规模经济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第四,新兴古典区域理论采用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框架,能够将传统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分离的分析统一起来。与新古典经济学一致,新地理经济学也采用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相分离的分析方式,在分析消费者的时候忽视消费者的生产,在分析厂商的时候忽视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虽然这种二分的分析方法带来了分析上的便利,但是也无法把消费和生产统一到一个框架下,从而产生了分析方法上的不一致问题。新兴古典的区域理论采用超边际的分析方法,统一了消费者的决策和生产者的决策,完善了区域经济分析的分析方法。

第五,新兴古典区域理论解决了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市场的相容性问题,指出了区域经济中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新地理经济学为了解决规模收益与竞争性均衡存在的冲突,放弃了瓦尔拉斯均衡的概念,转而采取了D-S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可以看到,在采用垄断竞争模型之后,新地理经济学虽然成功的处理了规模报酬的概念,但是这种处理是建立在特殊的效用函数和成本函数之上的,处理起来并没有普遍性。因此,在新地理经济学中采用普通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会使得模型面临着竞争性均衡存在性和规模报酬相容的问题。并且,采用垄断竞争的分析的一个必然的结论是由于经济中存在垄断的定价,区域经济均衡的结果不是帕累拖最优的。

与之相反,新兴古典区域理论并不纠缠于递增规模报酬是否与竞争性市场相容的问题。首先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生产的专业化需要每个人付出他自己的劳动时间,而这种时间显然不能在人与人之间转移和代替,所以对专业化经济而言,劳动时间的规模总是有限的,因此专业化经济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存在一个界限,即专业化经济产生的是有限度、有范围的递增规模报酬。其次,采用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框架,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什么和卖什么,即每个人的需求是由其供给决定的,这被杨格称为倒数需求律。在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中,杨格的倒数需求律一直保持着,即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总是同时决定的。由于倒数需求律的作用,分工中专业化生产者对其产品价格的操纵能力会相互抵消,因此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的市场是相容的。这与当代西方的经济实践是一致的。在美国,利用规模经济并不会导致市场失败,因此不需要政府的干预。私人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总是争着合并成最优规模的大企业,这不但不会限制竞争、形成垄断,相反却加剧了竞争。这样,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递增报酬的处理使得在引入规模报酬的同时并不排斥竞争性均衡的存在。因此,新兴古典的区域经济理论中的递增的报酬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而在模型中内生,因而存在竞争均衡和帕累拖最优的一致性。

第六,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古典区域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1)为了保证专业化经济中一般均衡的存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往往要假设存在无限不可数多的经济个体,而在有限多个经济个体时则不存在分工和专业化的均衡。这个明显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兴古典区域模型的实际应用。(2)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区域聚集的形成往往要靠交易效率的提高造成,而在模型中并没有内生交易效率的变化。因此,聚集的出现要依靠外生参数变化的假定。(3)与新地理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区域理论由于采用了超边际分析的方法,限制了模型向动态的扩展,因此不能研究资本积累对分工和经济聚集的影响。(4)关于劳动分工演进的许多数据无法从现有的统计资料中获得,因此很难用历史数据来验证新兴古典的区域经济理论。而且,由于劳动分工演进的过程是如此的缓慢,使得新兴古典区域理论在解释较为长期的区域贸易和城市的发展现象上具有优势,符合人们对区域贸易和经济聚集的直觉和观察,但对于实际经济问题它可能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摘要：城市化和经济聚集是现代区域经济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由于城市化现象所反映的规模收益递增因素与新古典经济的竞争性均衡不相容,因此,城市化问题很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得到解释。这样,长期以来标准的经济分析很少关注经济聚集现象和城市的形成。直到20世纪70年代,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把垄断竞争问题重新引入到主流经济学后,垄断竞争模型才成为处理规模收益问题的有力工具,新经济地理也由之发展而来;与此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以超边际分析为工具深入分析了分工对城市形成和产业迁移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聚集,新经济地理,内生专业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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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城市矿产”经济浅析 篇8

关键词：城市矿产,内涵,启示

一、“城市矿产”的内涵

“城市矿产”是对废弃资源再生利用规模化发展的形象比喻, 是指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产生和蕴藏于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通讯工具、汽车、家电、电子产品、金属和塑料包装物以及废料中, 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贵金属、塑料、橡胶等资源。其利用量相当于原生矿产资源。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是缓解资源瓶颈约束, 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 也是发展循环经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城市矿产的提出, 是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突破, 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理论把经济和环境系统人为割裂的弊端, 要求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自然生态规律的基础上, 促使传统工业经济体系转轨到物质的合理使用和不断循环利用的经济体系, 为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

二、国外的先进经验

经过工业革命 300 年的掠夺式开采, 全球 80%以上可工业化利用的矿产资源, 已从地下转移到地上, 并以“垃圾”的形态堆积在人们周围, 总量高达数千亿吨, 并还在以每年100亿吨的数量增加。因而, 开发这些“城市矿山”, 实现资源的再循环利用成为各国的重要任务。目前, 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已经有近二十年的探索实践过程, 获得了不少成功经验。

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器产品生产国和电子垃圾制造国, 每年生产的电子垃圾高达700-800万吨。美国从2000年开始加大了对电子垃圾的回收处理, 先后有 20多个州尝试制定电子废物管理方案, 大多已经形成了电子废弃物法案或议案。美国各州对电子废弃物的管理一般有两种模式:生产商责任 (EPR) 和消费者责任 (ARF) , 前者是要求制造商在产品废弃时对其生产的产品负责, 支付产品的收集、运输和回收费用;后者是要求消费者购买新电子产品时支付一定的“回收基金”, 其中 EPR模式应用较广。

欧盟:据不完全统计, 整个欧洲的电子垃圾大约是 600 万吨/年, 其中德国、法国分别约有200 万吨、150万吨。欧盟在 2005年出台了被称为“全球最严厉的环保法令”《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 (WEEE) , 规定了生产商、进口商和经销商要负责回收、处理进入欧盟市场的废弃电子产品;随后出台了《关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 规定投放到欧盟市场的电器和电子产品中不得含有铅、汞、镉等6种有害物质。欧盟各国建立了相关的回收管理体系, 由各国政府监督 EPR 体系的运作。德国在电子废弃物的回收管理走在前列, 德国废旧电池回收循环率从1998年的零上升到2003年的70%, 家庭废弃物利用率从 1996年的 25%上升到 2003年的 60%。

日本:日本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方面的理念和技术是国际领先的。日本在 2001 年就制定了《家用电器回收法》, 要求家电生产商必须承担回收和利用废弃家电的义务, 家电销售商有回收并运送的义务, 消费者有回收和循环利用废弃家电及负担部分费用的义务;《家用电器回收法》规定了生产企业产品回收利用率:空调 60%以上, 电视机55%以上, 冰箱 50%以上, 洗衣机50%以上。《日本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确定 2012年台式计算机、笔记本计算机、液晶显示器的法定回收目标分别为 50%、20%、55%, 而实际达到率分别为 75.1%、43.8%、63%, 都大大超过法定目标。

三、 我国存在的问题

1.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转变。首先, 我国科技进步的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 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能源的高消耗, 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 致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其次, 由于市场开放, 全球制造业不断的向我国转移,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不断增大, 对能源的需求激增, 给环境的承受能力带来极大的挑战。在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下, 城市矿产难以获得大的发展空间。

2. 发展城市矿产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缺乏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制约了我国城市矿产的发展。如果不能发挥法律法规对行为主体的导向作用, 就会造成城市矿产发展的外部动力不足, 缺乏主体的参与和互动, 而与开展城市矿产背道而驰的行为也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无法受到应有的惩罚。尽管我国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 但是系统性、统一性、协调性不足, 并且缺乏可操作性。

3.发展城市矿产的关键技术支撑不到位。城市矿产要求贯彻“3R”原则, 必须要有相应的技术条件作为支撑, 需要一大批成熟的节能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污染治理技术等, 这些支撑的供给应当通过科技创新来完成。目前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还不够高, 未能满足发展城市矿产的需要, 使得城市矿产难以实现规模效益。由于我国发展城市矿产的关键技术设备尚不到位, 许多理念和思路都无法落到实处

4.相关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资源政策、税收政策不配套, 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和协调。保证城市矿产这种发展模式既“循环”又“经济”是形成城市矿产市场运作的内在动力。我国在发展城市矿产过程中, 往往出现只“循环”不“经济”的情况, 原因在于我国缺乏配套的机制来保证城市矿产的实施必定会获得经济效益的增加。配套机制的缺失造成了行为主体丧失了参与城市矿产发展的内在利益驱动力, 企业缺乏参与意愿。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各种政策机制的缺失或者不配套不协调, 导致了“政府热, 企业冷”的局面。

5.人们的城市矿产意识还不强。当前, 在我国发展城市矿产还主要依靠政府的倡导、政策上的强制来实行, 企业和公众仅是被动参与, 人们缺乏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 另外, 受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影响, 不科学的消费方式在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如:大量使用一次性物品, 使用塑料袋等白色污染物等, 全民节约的良好风气还没有在全社会形成。

四、国外“城市矿产”对我国的启示

1.建立与城市矿产相关的法律政策保障体制。

通过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以作为城市矿产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国家虽然制定了一些鼓励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政策措施, 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这方面的法律,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工作的开展。我们可以制定多个层面的有关城市矿产的法律法规, 通过法规对城市矿产加以引导和规范, 坚决杜绝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的现象出现。加快立法步伐, 形成我国城市矿产发展的法律框架体系

2.积极开展资源节约和环保技术的研发, 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

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城市矿产的过程中注重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突破技术瓶颈, 加强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城市矿产的发展, 最终要靠技术进步。研究开发那些城市矿产发展所必需的技术, 诸如信息技术、水重复利用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回收和再循环技术、重复利用和替代技术、环境监测技术以及网络运输技术等。要以发展高新技术为基础, 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 采用无害或低害新工艺、新技术, 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 实行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 尽可能把对环境有污染的排放物消除在生产过程中。设计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路径, 建设高新技术园区。

3.探索建立与我国相适应的不同层次的城市矿产模式和体系。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区域与区域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 目前还找不到一个同一层次的城市矿产模式在全国推广。因此, 分析区域发展状况和经济特色, 因地制宜, 探究适合当地的循环模式是非常必要的。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把着眼点从单个企业扩大到生态工业园, 选择典型企业进行生态工业试点, 建立废物交换系统, 企业间的闭路循环和生态链等。 通过试验示范, 降低生产和消费过程的资源、能源消耗及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形成新的发展模式。

4.建立健全合理的管理体制与机制。

产业政策应强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以有利于城市矿产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投资政策和项目选择上, 对投资方向的鼓励和限制上, 向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方向倾斜。

发展城市矿产是政府的职责, 需要经济综合部门和资源环境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能定位, 从不同角度共同发挥主导作用。建立一个协调的管理体制, 科技、财政、金融、税务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其他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对于企业政府既有引导责任, 又应通过制定各种经济激励措施, 给予企业资金和政策支持。企业作为城市矿产的实践主体, 应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通过建立污染者付费制度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负责其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生产、使用、收集、回收、再生利用和处理处置。

5.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城市矿产意识。

全民的主动和积极参与是发达国家城市矿产的一个共同特征, 这主要得益于长期以来政府对社会民众城市矿产意识的培养和宣传。公众的积极参与对循环社会的建设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成效显著 。我国要特别加强对城市矿产的宣传与报道力度, 增强国民对发展城市矿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识, 树立公民资源节约与环保意识, 把城市矿产的发展与树立, 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建设, 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有机结合起来, 变城市矿产的发展理念为政府、企业与全民的共同行动。

参考文献

[1]薛东辉.从可持续发展到城市矿产[J].特区经济, 2005, (5) .

[2]吴少宇.城市矿产:绿色经济模式[J].管理与财富, 2004, (8) .

[3]李静.发改委力推城市“矿产基地”建设消减原生资源依赖[J].瞭望东方周刊, 2011.

[4]龚建文.从科学发展观视角看循环经济发展[J].企业经济, 2008.

电力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分析 篇9

一、电力建设和电力供应能力之间的关系

1. 电力供应问题与城市经济发展

科学调查发现, 从“年停电时间”角度来看, 我国供电的可靠性指标偏低, 电力运行的稳定性不强。现阶段, 我国电力行业已经在实行“上大压小”的政策, 国家统计关停的小火电机组超过了7000万kw;火电机组的平均单机容量也在不断提高;煤泥以及煤矸石综合运用发电机组超过了25万kw。其中, 建成投资百万千瓦级别的机组则高达30多台, 而30万kw以上的发电机组则占据了75%以上的比重。这些说明都在说明我国电力建设较为成功。但是电力的过剩→短缺→过剩→短缺的循环模式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出现。即使我国的电网规模属于全球第一, 然而因为配电网建设的严重落后, 使得我国农村与城市的供电可靠性偏低。

2. 电力行业的供需问题

因为我国电价一直采用的是政府审批定价, 但是煤炭和运输行业却已经实现了市场化, 这使得煤电供需的矛盾日益严峻, 煤电价格问题不断突出。随着装机规模的不断加大, 发电设备的平均利用小时则在下降, 企业的负债不断加重, 企业建设投资成本不断增加, 企业的主业亏损问题日益严重。

3. 主业盈利能力下降, 负债率偏高

2010年我国的五大发电企业虽然达到了盈利要求, 然而主要依靠的并不是煤炭、火电业务而是金融等其他非电产业的支持。到2010年年底, 我国这五大发电企业的负债总额高达17亿元左右, 其平均资产的负债率则为86.03%, 这已经超过了我国规定的负债红线, 220千伏的输电线路长度明显有所增加。从“十五”末开始, 我国变电容量则增加了约109%, 然而110千伏及其以下的变电容量与配网线路长度则只是增加了53%和15%左右, 导致我国电力设备利用率偏低, 部分时段、部分地区出现了结构性供电缺口问题。现阶段, 低电压问题体现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农村, 该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第二产业推动了整个农村手工业的发展, 但是这些家庭作坊的发展使得末端电网低电压问题更加严重。

4. 环保问题日益突出

在加强电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节能环保问题也不断凸显出来, 这些也严重阻碍了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现阶段, 过度注重发展, 并不利于节能环保工作的顺利开展;而片面强调节能环保, 也不利于电力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这就要求, 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 遵循可持续发展观念, 统筹兼顾城市发展、电力经济发展与节能环保建设, 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二、实现电力的可持续性发展, 促进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

电力在国家宏观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在不断加大, 不论何时, 电力供需问题均和城市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我国需要处理好电力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以此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 迈入二十一世纪后, 整个社会发展对电力的具体依赖程度在不断上升, 也对电力供应质量和稳定性能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这就要求, 我们需要从电力工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角度入手, 优化配置该行业的资源, 合理利用资源, 此外, 我们还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进一步发展电力经济, 从而实现电力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1. 进一步做好电力的统计工作

我国多数地区具备了比较完善的电力统计队伍和统计体系, 电力统计工作对电力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起着较为重要的影响作用。然而在整个电力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 出现各种各样的发展问题。电厂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时间, 例如:火电厂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建设工作, 而水电厂的建设时间则更长。此外, 电力建设工程项目是需要我国各级政府的审批, 开工时间、投产时间以及施工工程进度等诸多方面均有备案。假设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上述问题, 这说明了电力统计工作不够完善, 需要进一步加强电力的统计工作管理, 完善电力统计机制, 以此更好地适应整个电力的市场化发展需求。

2. 保障电力的安全性、稳定性与经济性

对电网发展模式进行优化选择, 其一, 遵循以保障电网运行的经济性、安全性与稳定性为基本原则, 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电网抵御自然灾害、恐怖活动以及军事打击等诸多方面的能力。其二, 加大对智能电网的发展技术路线的研究和论证力度。智能电网的发展会涉及到巨额的投资、国家的能源战略、电力市场、技术指标以及电价政策等多方面的问题, 同时也会涉及到整个电力系统的变革问题等。因此, 走怎样的技术发展路线, 需要我们加大研究力度。

3. 做好电力需求管理工作

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这使得人们对电力供应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在电力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加强对电力需求管理能够有效缓解整个城市的电力供应不足问题;在电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 对电力需求进行科学的管理能够实现对终端能源资源消费结构的合理调整。我国已经具备了电力需求管理工作经验, 在对电力需求进行有效的管理, 预计至2020年能够减少1亿kw左右的电力装机。同时, 进行电力需求管理具备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这也是我国电力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战略选择之一。因此, 各级政府需要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以此为电力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并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对整个电力发展的实际需求, 不断加大对电力供需发展与管理应用的力度, 使得电力供需管理工作能够为国家电力工业的健康发展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4. 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加强我国各级政府在整个市场经济发展下的宏观调控作用。当整个城市经济的增长速度处在偏低的情况下, 也需要保障电力经济的发展底线;而当整个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处在较高的情况下, 更需要保障电力经济发展不能超过上限。防止因为电力经济大起大落的发展而造成电力的短缺或是供过于求等情况的交替发生, 以此保障国家电力和城市经济这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此外, 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电力作为一个环境污染性产业, 因此怎样改进电力经济发展, 怎样利用电力更好地带动我国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成为了目前人们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今后, 电力经济发展的道路还比较长, 我们需要将电力经济发展视为本国发展工作中的重点内容, 遵循可持续发展观念, 使电力发展朝着更好地方向发展。

总之, 电力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城市经济发展依赖于电力的发展, 而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电力的贡献占据着加大的比重, 且电力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摘要：现代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和电力息息相关, 电力经济发展要适应整个时代的发展需求, 因此研究城市经济和电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从分析我国电力建设和电力供应能力入手, 研究了促进电力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电力经济,城市经济,电网建设,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以群, 李鹏程, 张力.广州港经济发展及其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 2010, (10) :373-378.

[2]秦敬云.经济发展与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演变趋势研究——基于我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软科学, 2013, (4) :76-79.

城市服务经济 篇10

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 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提升城市规划的质量。比如城市经济的发展, 使得城市经济的消费需求有所增长, 而在城市规划方面, 可以往更高的层次上规划建设;同时, 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 合理的规划内容, 也可以促进各项经济指标有条不紊地提升。对各种城市规划建设方案进行分析比较, 最终进行决策, 有助于把握城市的具体情况, 在经济发展方面找准方向和方法, 最终落实各项经济政策, 保障城市规划方案的实施。

当然, 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城市规划之间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 城市经济管理的各个部门之间都存在一种相互依存、促进以及制约的关系, 城市规划涉及到很多方面, 例如土地、交通、住房、环境、布局等, 这些要素都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因素, 例如土地资源比较少, 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 不利于城市功能板块地拓展。城市规划布局不合理, 不利于城市发挥优势特征等, 因此, 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2 城市规划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城市规划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另一个是负面的作用。

3 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的正面作用

城市规划内容是一座城市建设的蓝图, 也是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依据, 一个合理的规划可以有效地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矛盾。一般说来, 一座城市的规划包括几个方面, 如经济的规划发展、城市的建筑设计等, 城市规划之前要对城市进行有效的调研, 了解城市的具体情况, 如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 并且要按照规划的内容进行城市的建设。为了不断实现城市规划建设的内容能不断适应城市的形态, 城市规划的具体内容应该要建立在专业化的设计、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等基础上。城市规划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正面的、积极地, 起具体的作用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 城市规划能有效地配置城市的土地资源, 因此合理的规划会将城市的土地资源与经济建设活动进行有效的结合, 引导城市的合理发展。第二, 合理科学的城市规划可以培育城市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挖掘城市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内在的要素, 促进经济功能布局能不断的完善。第三, 城市规划可以有效地进行各种公共设施的不断完善配置, 促进城市功能建设的深入推进, 满足城市的生产与百姓的生活这两个方面, 最终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第四, 城市规划还可以对城市的各种历史文化古迹、风景名胜等进行保护, 以此来提高城市的内在价值, 比如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等, 提高城市经济的水平。为达到这些目的, 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互相协作配合的基础上。

城市规划对城市经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城市规划过程中, 既有宏观的规划, 又有微观的规划。比如对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要进行确定, 对城市的交通、功能区域的划分、各种应急系统的规划建设、绿化建设等, 都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 城市规划不仅要对当前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解决, 更重要的是要有宏观的规划, 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制定战略方针, 最终促进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

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对城市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推动力, 但城市规划对城市的发展作用是双重的, 也有负面的影响。第一, 城市规划中过于追求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度, 会对城市经济发展带来颠覆, 由于过度地追求现代化, 使得很多时候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城市本身的负荷, 反而对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第二, 城市规划过程中政府的干预体系本来存在一定的缺陷, 因此有时候城市规划是不能及时地反映城市的经济发展需要, 对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策略有时候便把握不准。第三, 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政府干预现象一般是由政府的工作人员实施的, 但城市规划则一般是由负责城市规划的技术人员实施的, 因此在规划的过程中, 对经济发展的规划就有了双重的影响, 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为了达到短期的规划目标而忽视了城市建设准则的行为, 而这些行为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构成了很多的威胁。此外, 在城市规划过程中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也增加了市场调节机制的不确定, 并且最终影响了城市经济发展。

4 结语

城市规划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 城市规划既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也会有消极的作用, 只有合理地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才能促进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贾晶晶.城市规划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J].黑河学院学报, 2011 (02) .

[2]张元试.论城市规划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J].经济师, 2012 (03) .

[3]李云.城市规划中产业规划的导向作用研究[D].浙江大学, 2008.

城市服务经济 篇11

关键词：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策略分析

一、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现状

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建筑市场环境表现出更为激烈的竞争趋势。针对大部分现有施工企业来说，不重视质量管理体系、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现象十分明显。在工程项目中，事前、事中控制能力较低，不重视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是发生问题的主要根源，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手段相对落后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因此，要在工程项目管理中，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质量管理。

（一）市场缺少相关规划

工程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仅与企业内部环境有关，更与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紧密相连。现阶段，虽然国家对建筑业市场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管理，但是很多建筑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和政策制度法规，落实不到位、贯彻不到位的现象十分明显，存在着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现象。相比国外建筑工程企业来说，由于受到关系人情等的影响，还有很多熟人管理、熟人采购等各种因素制约，而很多业主为了追求更好品质，无论工程结构难易、工程大小、层次高低，都明确要求要让一级企业参与其中，甚至明确指定一级项目经理、一级建造师都要参与其中。这样一来，很多低水平项目经理难以承担施工任务，导致了差别化竞争的缺失，这也迫使大小企业、高低资质不得不同时进入到更低层次的工程项目中，进而加大了市场混乱程度，导致了市场的无序化竞争，很多工程项目企业以无资质冒充有资质、低资质挂靠高资质等手段来谋取更高的利益。与此同时，建造师资格证书出借等现象屡禁不止，但由于建筑业本身所具备的特性，也就决定了市场分配中，需要更多的规范化运营和管理。针对建筑业本身来说，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辅助工具、手工作业等多为基本手段，而其市场准入壁垒较低，再加上高利益的驱使，就会使得更多中小企业、个人涌入其中。

（二）人员质量意识较差

当前工程项目管理中，能够看到，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的质量监管意识较差。所谓质量意识，明确了人们对工程质量的态度、认识，是上述二者关系的综合表现。质量管理意识是提高工程质量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基本前提。如果工程项目企业中，管理高层没有对质量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而是将重点放在工程进度、工程利润之上，缺少高质量、高效益的超前意识，就会导致大部分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缺少明确的质量目标。当前，大部分建筑行业领导秉承着“质量第一”的口号，但是其仅仅停留在口头层面，并没有落实到实际层面，更多的企业领导者将重点放在了保证工期、抓进度的层面，很少关注质量提高，而高层领导人管理意识不强、质量监督层工作存在很多困境，进而影响了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三）建筑单位行为不规范

计划经济体制的环境下，市场发展并没有步入正轨，而很多建设工程的业主不是完全法人主体，合格的市场也没有充分建立起来。工程项目建设中，存在很多不规范行为，很多建设单位不具备法人主体效力，施工单位选择、建设资金使用等存在明显不足，甚至不能自行决定资金使用，体制建设、制度建设中会受到主营单位的限制，在承担责任、承担任务中存在很大不足，这不仅破坏了承担双方的公平交易关系，也导致了市场意识的进一步破坏，影响并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建立。除此之外，片面追求低成本、低造价使得责任机制不够健全，在追求高标准、高效益的基础上，出现了短工期现象，更进一步地影响了建设单位工程承包，以及工程质量的提高。更有的工程项目中，存在着一个项目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施工队伍。针对这一现象，使得工程项目缺少统一规划管理，施工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施工质量的提高。基于我国现行的建筑质量评定标准，单位工程项目中，如果有一个分项或分部工程存在问题，那么整个工程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格工程。

（四）设计单位行为不规范

现代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中，还存在着设计单位行为不规范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建筑质量出现问题，会被认为是施工质量的问题，因为大部分问题都是由于管理不到位、施工不到位、设计不到位引起的。这根源于大部分设计单位都是按照工程项目承包者的项目规划而进行设计的，因此在内部工程项目管理中，难以形成固定搭配，即便那些設计人员不熟悉工程设计，也很难有新的工程设计师介入，这样就不能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设计优势之间的互补作用，进而影响工程设计总体质量。而相比之下，工程项目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其管理中，必须要建立质量监督管理体系，针对当前工程项目管理来说，其质量检验是每年都要进行的，但是时间间隔较短，这样一来，就为质量事故埋下了隐患。

二、加强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的建议

与传统工程项目监管相比，现代工程项目质量管理展现出了明显的不同，首先，其是一种动态化、全方面、系统化的管理过程，更多地强调了对现状的分析。基于此，就应该从其管理现状、管理手段入手，从根本上对其质量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并以此给出相关的建议和对策。

（一）政府要强化政策监管

针对我国当前工程项目管理的实际情况来说，其不仅会受到企业内部环境的影响，还会受到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从工程项目管理角度来说，其会受到政府市场宏观调控的影响，会受到外部监督管理体制的影响；而针对政府主管部门来说，更要对工程质量进行根本上的管理，要在施工监督管理体系中，抓好开工前审查承工资，对承包单位资质等级进行严格管理，并要在施工中对工程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在完工后，还要对工程质量进行认定，对工程完成情况进行审查，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建设单位、建筑构件生产厂家统一监督管理的做法，要从根本上保证政府的监督管理，要真正将管理落实到实际层面，要让每一个参与到工程项目管理中的企业都对工程质量负责；对于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来说，要明确责任分工，在确定主要工程设计方案的过程中，要积极主动询问专业人员意见，要严把质量关。设计中，还要严格对招标队伍进行选择，选择质量信誉好、报价合理、质量水平较高的施工队伍。众多事实和经验表明，施工队伍的好坏，对于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专业的负责人能积极主動与材料供应商、工程设备厂商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项目工程的监督管理中，便能有效发挥建筑工程项目的优势，并从根本上促进工程的监督管理。

（二）企业要加强质量意识

工程项目质量管理与提高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强化管理人员质量意识着手，利用基本理论、质量管理思想、质量管理手段等综合方法，促进管理层、领导层、管理层、监督层、操作层间的紧密结合，从根本上提高并树立质量管理意识，推行全面管理、精细化管理，从根本上利用系统化方法和概念，对工程质量体系进行严格把控，将工程项目管理中的不同环节、不同部门高效地组合在一起，促进职责、任务、权限等管理体系的建立。

想要从根本上促进这一体系的建立，就应该利用系统化的方法、概念，将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高效率地组织在一起，形成职责权限明确、任务明确的统一化整体。为了从根本上落实这一职能效果，还应该明确责任，落实管理责任，树立质量监管意识，牢固管理观念。相应的，还要让不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积极承担起本部门的工作责任，让其在担任本岗位责任的基础上，严把工程质量关，要在充分发挥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强调监督管理的重要作用，要将质量意识落实到每一个工程施工阶段，要在每个环节、每个领域、每个阶段都要做到严格审查，要将工程项目经理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要建立风险押金保障机制，要签订质量承包责任书，要激励、制约工程项目经理，要完善质量监管体系，要对项目经理进行监督，要树立企业形象，要创造优质工程，还要将上述内容作为考察项目经理的重要指标，要从根本上落实“以包代管”的管理措施和手段。

（三）要加大对工程项目的审查力度

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与工程设计紧密相连，工程设计是工程建设的重要阶段，相对合理的设计规划不仅能直接影响建筑产品质量，更能降低工程事故的发生率。相应的，针对网络的调查数据现实，当前有关的工程事故调查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事故都来源于工程设计的不到位。因此，加强工程设计管理显得至关重要，而对于设计者的资格审查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工程项目管理中的相关设计比较严格，包括了设计方案审核、设计方案规划，甚至还强调了设计方案的防火性、安全性等，因此，设计质量的审制、专业间的会审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相关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更要对建筑材料、工程设备进行严格把关，限制业余设计，严禁非法出让、设计图章，强化设计服务体系的建立。同时，政府部门要建立质量监督站，以便更大限度地保证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消除质量隐患。

三、结语

市场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我国众多工程企业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国外企业进入对我国工程项目市场管理形成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我国国内市场也面临着走出去的困境，如何在工程项目管理中提高企业竞争力也已逐步成为企业迫切需要解决问题。在全球化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工程类企业要以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为基本前提，要提升建筑行业竞争优势，要增加企业市场竞争力。基于此，本文从建筑行业整体现状出发，对项目质量管理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新的提升项目质量管理的方法，为更多企业提供了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段志成.工程项目管理标准化作用机理研究[D].天津大学，2012.

[2]陈勇强.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09）.

[3]董格.工程项目质量管理和施工质量控制[J].山西建筑，2015，（08）.

作者单位：

城市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12

一、我国城市服务业发展现状

1. 我国城市服务业在不断进步

根据近几年对我国各个城市服务业发展情况的调查不难发现,我国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情况越来越可观,其一直处于不断进步的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内部结构的不断优化。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许多新兴行业的出现,从而带动了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以及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2)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服务业的发展使得许多新兴行业出现,这也就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了我国的失业率。

2. 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趋于优化

2013年一到二季度服务业内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的增速分别为6.8%、10.3%、4.8%、10.8%以及7.5%,2013年一到三季度这些行业的增速分别为7.2%、10.4%、5.1%、10.4%以及7.3%,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城市服务业的内部结构趋于优化。2014年在我国服务业500强中,以信息传输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构成的现代服务业营业收入占比已经连续两年超过50%,达到52.66%,反映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效。金融和房地产是现代服务业中的占比最多的两大行业,其包含的企业数、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分别为24.8%、36.09%和79.72%。

3. 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平衡

根据对各个城市的服务业发展状况的调查发现,我国的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服务业总量的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其经济水平的发展,而像重庆、贵州等二三线城市,虽然其城市服务业的总量也有较大的增长,但是这些城市服务业的增长并没有对其经济的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城市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服务业的一员,不管是什么身份地位,都在为别的人服务着。不管从何角度分析,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其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的良好建设都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1.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13年我国服务业实现增加值26220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1%,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43.9%)。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促使更多的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也就很大程度的提高了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又加快了人们创业的步伐,如此循环,也就大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动力。

2. 使经济结构更加完善

就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使得许多新兴行业纷纷涌现,这使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方式更加多样化,也就使得我国经济结构更加复杂化、完整化,因此,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完善。

总而言之,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很大程度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提供了更好、更大的动力。

三、对城市服务业发展策略的建议

综合前文的论述不难发现,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经济增长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找到合适有效的城市服务业发展的策略对我国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极其重要。有效的发展策略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城市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可以提升我国的经济建设水平,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进而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下面,是对城市服务业发展策略的三点建议。

1. 加强对专业型人才的培养力度

要提高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力度。如前文所述,目前许多新兴行业纷纷涌现,社会对于专业型人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因此,只有积极培养专业型人才,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进而满足城市服务业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反,如果专业型人才缺失,将会造成城市服务业职位空缺长期甚至是永久性的存在,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我国行业类型的大大减少,这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给我国的经济增长以及现代化建设带来极大的阻碍力量。

2. 提高城市服务业的科技水平

提高城市服务业的科技水平不仅可以提高服务质量,而且可以很大程度的节约人力资源及物力资源。当今的城市服务业类型繁多,这决定了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提高其科技水平,促进其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管理或运作,不仅可以使繁复的工作简单化,而且方便了对服务人员的管理。例如:用计算机进行账务记录或进行群众调查、数据统计计算等工作,不仅可以实现对资源的节约,而且可以提高服务质量,进而促进我国城市服务业以及经济建设的发展。

3. 创立良好的市场环境

良好的市场环境不仅有利于城市服务业之间的交流合作,而且可以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当今的市场中存在着不少的黑暗现象,例如:欺诈、见风使舵等不法以及不道德的行为,对此,相关部门应当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此来约束城市不同的服务业之间的交流合作行为,其外,政府还应该加大监管力度,并设立公平有效的奖罚制度,力求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进而促进我国城市服务业以及经济建设的发展。

四、结束语

当今社会的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称之为服务行业,所以我国的服务也具有广泛性。我国的服务业近几年发展十分迅速,其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城市的服务业,因此,找到合适有效的策略来促进我国城市服务的发展十分重要。虽然我国目前的城市服务业的发展还存在许多弊端,但相信,经过我们共同的不屑努力与积极探索,我国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之路必将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夏杰长,姚战琪,李勇坚.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