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动因（精选10篇）
实践动因 篇1
目前,中国市场相对于欧美等市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市场中传统主流品牌具有垄断性市场优势,众多中小企业缺乏权力寻租的资源以及支持品牌成长的资金实力和历史资历。加上一些行业的技术门槛进一步降低,例如IT行业等,中小企业,甚至是很多家庭作坊式的工厂,利用国家相关法律发展的滞后,打着与相关知识产权的擦边球,抓住一切可以得利的市场机会,制造了五花八门但满足中国各种市场需求的产品。在此背景中,山寨营销迅速兴起并成为中小企业采用的营销策略。中小企业的产品品牌一般是弱势品牌,在初创时期,山寨营销策略是其可供选择的有价值的策略之一。
一、寨营销的相关概念
1、山寨产品的定义。
山寨产品被特指为缺乏技术,通过外形与知名一线品牌的模仿,或者打着与知名品牌商标相似的擦边球品牌产品。经过多年的市场选择和淘汰,以及市场环境的变迁,山寨产品被社会大众广泛认可和炒作,并迅速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的文化。如今,山寨产品不仅仅突破了仿制和假冒的初级层次,而且其模仿+创新的营销策略造就了很多消费者津津乐道的山寨品牌,这些山寨品牌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和主流知名的品牌进行竞争。
2、山寨营销模式的涵义。
山寨产品和品牌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的自发形成了一种新的营销模式。山寨营销是中小企业借助“复制、模仿、学习、借鉴和创新改良”的方法,模仿主流品牌的外观、功能甚至名称,并加以创新从而实现原始资本的积累和自身品牌的初创,待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且自身品牌具备相当实力后,再适时实施去“山寨化”的战略,从而实现弱小品牌的快速建设和发展。
3、山寨营销的类型。
中小企业山寨营销是对主流品牌的营销战略的模仿加创新,其策略具体表现如下几种类型:其一,山寨营销最典型的表现是山寨数码产品全面模仿策略。以山寨手机为代表的数码产品是山寨现象的发端领域,产品百分之百山寨化,全面模仿主流品牌的款式、外观、技术、功能和品牌名称等。其二,部分山寨品牌在品牌名称、商标、包装等外显品牌认知因素对知名品牌进行模仿,以此混淆消费者认知,达到以假乱真的结果,实现销售的目的。很多山寨品牌在在品牌的名称、商标和品牌口号等方面模仿知名品牌,希望吸引消费者注意力,促成购买。例如SQNY(模仿SONY)、A-DIDOS(模仿ADIDDAS)、FUMA、PAMA、HIKE(模仿NIKY)、TOCHIFA(模仿SONY)、唐师傅(模仿康师傅)的方便面、金桑子喉宝(模仿金嗓子)、旺子牛奶,健力霸(模仿健力宝)等等模棱两可的品牌名称,因为模仿知名品牌的一些耳熟能详的认知因素。其三,山寨品牌模仿主流品牌的营销传播策略和渠道操作策略,在品牌广告策划、创意和传播,品牌代言人策略等方面山寨化,消费者在涉入度较低的情况下很容易被迷惑和误会。
以品牌代言人山寨化为例,目前国内众多电视选秀节目也在不断批发山寨明星,涌现了像山寨版周杰伦-周展翅、山寨版周华健-周财锋等山寨明星。很多中小企业为拓展市场、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但是迫于资金实力有限,所以山寨明星也就成为品牌代言人,这也符合“多、快、好、省”的商业广告投入的原则。
二、弱势品牌开展山寨营销的动因解析
1、低成本化的山寨品牌是弱势品牌成长路径选择之一。
弱势品牌应构建创新性攻势和防御性战略集中而不是分散资源瞄准几个细分市场(Bandyopadhyay等,2005)。Riezebos等人(2004)认为,在品牌开发的起步阶段有两条基本的路线可走,一是高成本的广告拉动,二是低成本的产品推动。第二条路线,中小企业将有限的资金投放在能发挥效力的关键点,即产品身上,在品牌开发之时,通过设计和规划,使产品的相关因素承担主动积极的角色,广告的作用退居次级位置。中小企业的山寨品牌策略是上述第二条低成本的产品推动路线的运用体现。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从模仿开始,集各家所长,运作一个具有短、平、快特色的盈利项目,快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在这个过程中,山寨品牌利用在成本上绝对优势,依附主流品牌的广告张力,凭借低廉的价格和“熟悉”的品牌形象能够迅速开拓市场,抢占三四级市场的份额,扩大销售量。
2、营销环境的变化导致消费者心理和行为发生变迁,新世代消费者乐于选择山寨品牌。
一是消费者的偏好和习惯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了重大改变。目前全球的消费趋势之一表现在消费者的便利性需求正日益增长;在价值导向之下消费者希望能体现自己独特的个性;开始更多的反思过去的消费方式等。在此趋势背景下,山寨产品是中小企业在产品创新策略运用和体现,其外观的“个性”是很多知名品牌无法相比的。二是我国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者心理和行为也出现变迁。中小企业的山寨品牌对知名品牌和高端产品进行模仿生产,具有知名品牌产品的外观、图样、功能等,价格更低、功能更多,外观更新颖。因其制造成本、广告成本及推广成本的降低,所以山寨品牌能以普遍能接受的低价销售。三是中国的主流消费群体开始由80后甚至是90后消费者主导。这一世代的消费特征是自主选择权、消费多样化-品牌忠诚度下降,消费自主权-先试后买,选择的效用性-注重功能而非形式,等等。这类人群的特点就是蔑视权威、不喜欢被规则约束、不看重品牌。80后、90后的兴起,为“山寨产品”提供了可以大行其道的消费人群基础。四是当今的市场碎片化、小众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化和个性化。山寨品牌能很好的满足其目标细分市场的需求,其低价、时尚、功能齐全等市场定位较好把握的细分市场的消费趋势。一般,山寨品牌较多出现于农村市场、城乡结合部、外来打工者较多的城市地区的零售店以及火车站等。但是山寨品牌的消费群体包括相当的中层消费群,主要是追求时尚或者追求实用的中青年。
3、中小企业的山寨营销就是营销学中利基营销,也是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表现形式之一。
在营销学中,长尾市场也称之为“利基市场”。通过对市场的细分,企业集中力量于某个特定的目标市场,或严格针对一个细分市场,或重点经营一个产品和服务,创造出产品和服务优势。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是互联网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由美国人Chris Anderson(2004)提出。长尾理论主张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比,甚至更大。
中小企业的山寨产品就是中国市场长尾的重要构成部分。以中国手机市场为例,以NOKIA、SANSUNG、MOTOLORA等为代表的国际强势品牌占据了需求20%商品的80%的主流客户,而以天语手机为代表的山寨手机则提供了市场中80%的非主流产品,山寨手机品牌的数量相当可观,这给众多中低端消费人群和山寨文化认同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长尾理论关注非主流的长尾巴,认为这部分积少成多,可以积累成足够大、甚至超过主流部分的市场份额。在中国市场上中小企业的山寨产品收到很多消费者的青睐,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在不断的提高其市场份额。
三、品牌初建期中小企业实施山寨营销策略经验及建议
山寨营销是在中国特定的市场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弱势品牌快速和低成本发展的营销方式之一,是适应中国市场动态变迁和消费者行为变化的一种创新营销方式之一,适合企业在初创时期或实力弱小阶段的品牌建设思路,在中国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和价值。中小企业在品牌初建时期,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中,山寨营销战略是可供选择有价值的战略之一。
1、中小企业要谨慎选择山寨营销战略。对于缺乏资金和实力的中小企业来说,其初创品牌影响力非常弱小,因此迅速打开市场,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成为品牌成长过程中首要任务。山寨营销战略是“创造性的模仿”品牌创新战略,是中小企业的弱势品牌在初创时期的无奈或投机的选择。山寨营销战略,模仿只是山寨的表象,创新才是山寨的本质。
2、企业制定山寨营销战略前需要进行专业市场调研和清晰的S-T-P策略。山寨营销本质上是利基营销,其覆盖的细分市场是主流企业所忽视的非主流的细分市场。因此企业必须提前对市场进行缜密的市场调研,对目标消费人群进行剖析,真正了解其需求,从而发现有价值的利基市场。同时企业实施山寨营销模式时需要有清晰的S-T-P策略。STP策略就是细分市场策略,目标市场选择策略和市场定位策略的简称。在中国,山寨品牌应该把目标细分市场重点放在农村市场、城乡结合部、外来打工者较多的城市地区的零售店以及火车站等这一类的细分市场,同时涵盖追求时尚或者追求实用的中青年人这一中端细分市场。山寨品牌的定位应该是“以低端价格享受主流品牌的高品质产品”,即消费者支付低端产品的价格,消费者却可以享受到主流高端产品的品质、功能、外观等,甚至某些相似度很高的品牌标识。因此,最好是采取低价渗透策略抢占市场,吸引这些目标消费人群。
3、企业实施山寨营销模式时应坚持创新战略,不断进行新产品创新和营销推广方式的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含金量和品牌知名度。新产品创新策略即在主流品牌的基础有所创新,利用中小企业的优势进行大品牌一般不去进行的创新尝试。山寨品牌可以在产品的技术、功能上进行整合,也可以从品牌名称、商标、包装等外显品牌认知因素对知名品牌进行借鉴,还可以从品牌代言人、零售店设计等传播因素进行打擦边球。当然,这一切要建立在不侵犯任何知识产权和适当创新的基础之上。
企业山寨营销战略应在营销推广方式上进行创新,进行低成本营销。中小企业因为资金实力的限制,可以尝试病毒性营销,成功利用了互联网进行低成本的营销;也可以借助口碑营销和事件营销等低成本营销方式进行促销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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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并购动因 篇2
外资并购也是整合其在华业务的需要。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规定：每个外资厂商在华不能设立两家以上的中方合资企业。出于对中国汽车市场未来广阔前景的预计，国际汽车集团必然要充分利用政策，推动国内汽车企业并购，完成其在中国的产业布局。从业务构成上看，大众、通用、丰田由于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早，在整车和零部件的生产、销售甚至汽车金融、后续服务等领域都已经基本完成了产业布局，接下来要做的主要是强化品牌和销售体系，建立统一的零部件采购平台。可以预见，这些集团的国内并购将主要集中在零部件和销售服务领域。福特集团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晚，产业布局也比较松散，国内市场仍需要进一步巩固，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并购来整合其国内的整车合资资源。2005年在福特的驱动下，长安汽车(000625)并购了江铃汽车(000550)。
案例分析：福特主导下的长安汽车并购江铃汽车
福特推动长安汽车整合江铃汽车时间表：
2004-10-30长安汽车与江铃集团成立江铃控股，双方各出资5000万元，分别占50％股权；
2004-12-08长安汽车与江铃集团增资江铃控股，长安汽车出现金4500万元，江铃集团以江铃汽车股权+现金+负债折合4500万元出资；
2005-05-28江铃控股生产基地启动，未来五年规划15万辆乘用车；
2005-07-07证监会批准同意收购并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2005-08-11福特增持江铃汽车B股，达到30％股权。
此次并购整合活动完成后，长安汽车成功地通过持股50％的江铃控股把江铃汽车纳入长安集团，长安—江铃也成为福特在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福特借长安汽车之手进一步整合了其在华的合资资源，考虑到福特本身在江铃持股30％，是实际的控股方，这种对于合资名额的节约和体系的整合将对福特的在华业务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外资利用行业周期底部展开低成本战略性并购。对于像钢铁、水泥等周期性行业来说，其发展一直由利润周期和并购周期所交替推动。在利润周期高点，行业内所有企业都对未来发展充满乐观预期，于是纷纷扩大产能，上马新项目，导致行业内产能过剩，企业利润迅速下降，行业发展进入低谷。于是人们对行业发展前景充满悲观预期，导致企业估值水平一再降低。在行业利润下滑的周期底部往往是并购发生的黄金时期。
米塔尔(Mittal)按净资产溢价7％的价格取得华菱管线(000932)36．67％的股权；G华新(600801)公告，将按照不低于公告前20个交易日内公司A股股票均价120％的价格向其第二大股东HolchinB．V．定向增发1．6亿A股，都说明外资并购方和战略投资者选择的对象是具有战略发展地位且目前价值被低估的行业(表1)。
我们还注意到，外资购并目标公司股价在公告日后的3个月内一般都跑羸大盘，平均超额收益率达到15．57％(表2)。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企业会计准则日益与国际接轨，外资对上市公司股权的收购将成为外资投资中国的另一主要途径。外资并购的行业选择从上游基础性产业到中游大型制造业，乃至下游服务行业，非常宽泛。其并购目的从获得市场进入、整合在华业务、产能战略收购等等，不一而足。而对外资并购估值水平的讨论将有助于深入考量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所在。
青年毛泽东的体育实践及其动因 篇3
一、青年毛泽东的体育实践
1. 青年毛泽东是个“热心的体育家”。
1913年春, 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读书, 1918年夏天毕业离校。五年多的时光对毛泽东一生“影响巨大”。“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 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 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 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 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1]16不仅如此, 他还积极锻炼身体, 坚持多项“体格训练”, 为自己日后强健的体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后来在延安回忆说:“我们又是热心的体育家, 在寒假中, 我们在田野里, 山上山下, 沿着城墙, 跨越溪流行走。天雨时我们就脱去衣服, 名之为‘雨淋浴’。阳光灼烁时, 我也剥去衣服, 名之为‘日光浴’。在已经结霜的天气, 我们还露宿田陌间, 或是十一月, 我们还在寒溪中游泳。凡此种种, 都算是‘体格训练’。也许这对我的身体大有裨益, 后来我是何等的依靠它!在我屡次横越华南, 和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的时候。”[2]29
2. 青年毛泽东体育实践的主要内容。
(1) 游泳。同学罗学瓒在日记中记述了毛泽东等人一次隆冬游泳的经历:“今日往水陆洲头 (即橘子洲头) 泅泳, 人多言北风过大, 天气太冷, 余等竟行不顾, 下水亦不觉冷, 上岸亦不见病。坚固皮肤, 增加血液, 扩充肺腑, 增加气力, 不得谓非运动中最有益者。”[3]62毛泽东建国后也有这样的回忆:“那时初学, 盛夏水涨, 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 直到隆冬, 犹在江中。当时有一首诗, 都忘记了, 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4]649 (2) 长途旅行。同学张昆弟有这样一段长途旅行的记录:“三人 (指毛泽东、张昆弟和彭则厚) 遂沿铁道行, 天气炎热, 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 饮茶解渴, 稍坐又行。过十余里, 经大托铺, 前行六里息饭店, 并在此午饭。……饭后稍息, 拟就该店后大塘浴, 以水浅不及股止, 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 三人同浴, 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 行十四里至目的地下, 时日将西下矣。”[5]637 (3) 风浴、雨浴和日光浴。张昆弟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 同蔡毛二君 (指蔡和森、毛泽东) 由蔡君居侧上岳麓, 沿山脊而行, 至书院后下山, 凉风大发, 空气清爽。空气浴, 大风浴, 胸襟洞澈, 旷然有远俗之慨。”[5]639同学萧三也有回忆说:“‘雨浴’则是遇有大雨, 在后山操场上让淋, 或在大雨中作远距离行军。‘日浴’是脱掉衣服在太阳光下让晒, 或也作远足旅行。至于‘风浴’则是在大风中到后山草坪, 或到城墙上天心阁一带散步, 让风吹身, 并且自己大声叫唤。泽东同志认为这些方法, 既锻炼身体, 也锻炼意志。”[6]46 (4) 冷水浴。据萧三回忆:“毛泽东同志起初几个人, 后来组织二十来人, 每天清晨起来后就来到校内靠近手工教室窗口的一口井边, 大家脱光衣服, 只穿裤衩, 一声令下, 各人从井中提一桶冷水, 从头浇淋全身。自己淋, 也彼此对着淋。然后用毛巾擦干全身, 擦到皮肤通红才罢。”[6]46此外, 毛泽东喜爱体操, 但他并不喜欢学校的课间体操, 而是“自成一种运动”, 创造了“六段体操”, 并认为自己“得此运动之益颇为不少”[5]76。他还很喜爱爬山和露宿。
3. 青年毛泽东体育实践的特点。
一是充分利用山、水、风、雨等自然条件训练体魄, 且方法简单。他认为, “运动之进取宜蛮, 蛮则气力雄, 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 拙则资守实, 练习易”, 并且“运动之方法贵少”, 因为“少者不必不善, 虽一手一足之屈伸, 苟以为常, 亦有益焉”[5]74。二是锻炼身体与磨砺意志相结合。他说:“夫体育之主旨, 武勇也。武勇之目, 若猛烈, 若不畏, 若敢为, 若耐久, 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 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 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 皆有练习耐久之益。”[5]71
二、内因:青年毛泽东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感
1. 民众的反抗事件促使青年毛泽东“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列强纷至沓来,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加强对中国的掠夺。而中国, 不仅国力衰弱, 政府更是腐败无能。面对侵略, 统治者步步退让, 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步步加深。面对苦难, 民众不断起来反抗。1910年春, 湖南长沙就发生了饥民暴动事件。结果, “许多人被砍却头颅, 挂在柱子上示众”。这件事情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它给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同学都同情‘乱党’, 但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他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 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记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 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2]11就在那一年, 韶山还发生了哥老会叛乱和穷人“吃大户”等民众反抗事件。这些事件促使青年毛泽东“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2]13。
2. 仁人志士的救国思想启发了青年毛泽东的“救国责任”。
13岁时, 他经常阅读的一本书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书中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在于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器物的缺乏。以后, 他开始接触维新思想, 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言论甚为关注, 喜读《新民丛报》等刊物。当时, 有本维新小册子很流行, 它的开篇语为:“呜呼, 中国将亡矣!”读完这本小册子, 毛泽东“深受震撼”, 他说:“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 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2]13辛亥革命以后, 他把阅读兴趣转向了革命派的《湘江日报》、《民报》等报刊。直到有一天, 他读到了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 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 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代替”了他思想上“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2]30。他开始更多地了解新文化运动, 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
3. 当局的无能坚定了青年毛泽东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感。
1915年1月, 日本提出吞噬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 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 举国愤慨。湖南第一师范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 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 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23他认为顾炎武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极具时代意义, 于是给自己取了个名字, 叫“子任”, 意思是决心以救亡图存为自己的崇高责任。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们都说他是“身无分文, 心忧天下”[1]22。那时, 他经常和有志青年一起谈论救亡图存的大事。“我和朋友只谈大事, 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2]29
4. 救亡图存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
他说:“一个人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 丰富的知识, 还要有强健的体魄, 以便将来担当起改造国家和社会的重任。”他后来还说:“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 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 就不配谈革命, ”[3]61因此,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开篇即指出:“国力恭 (苶) 弱, 武风不振, 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 此甚可忧现象也。”因为, “体不坚实, 则见兵而畏之, 何有于命中, 何有于致远?”[5]65在他看来, 体育不仅仅关乎个人, 更关乎国家。实际上, 通读《体育之研究》会发现, 青年毛泽东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感贯穿始终。
三、外因:杨昌济的体育思想及其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1. 杨昌济的体育思想。
杨昌济教伦理学, 但他很重视体育教育, 并且在《养护论》中提出了自己的体育思想。首先, 他认为, 智育、德育、体育三者中, 体育于国之兴衰有重要意义, 不可偏废。“且国家之兵力, 国民之生产力, 无不关系于体育, 养护 (此所谓养护则体育之事也) 之为重要, 不待言矣。”其次, 他以体操为例, 认为体育之功效甚全。“体操既使之强壮, 又使之优美, 又使之敏捷, 三者皆备, 体育之目的可谓已达矣。”再次, 他以留学期间的亲身经历介绍了英国和日本的体育现状, 并认为, 两国国力之所以强盛, 是因为“体育之风盛行”的缘故。最后, 杨昌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文化深而腐败甚, 国民文弱, 有东方病夫之目, 从前与北方诸民族战争屡次失败, 以当今日东西各国精炼之兵, 宜其无能为役也。故奖励运动, 乃今日从事教育者所宜极力提倡。”[7]190可见, 在杨昌济看来, “体育之风盛行”是一国国力之强盛的重要原因。而在中国, 欲救亡图存, 当“极力提倡”体育。
2. 杨昌济体育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 “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 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1]17。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回忆说:“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 (杨昌济) , 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 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2]27当杨昌济将他的体育思想在课堂上讲授给学生的时候, 毛泽东认真地记着笔记。他在1913年11月的课堂笔记中就曾记过这样的内容:“文弱者多, 国用不振, 吾国是也, 坐此而不能与外竞。”[5]585写《体育之研究》一文时, 毛泽东借古喻今、旁征博引, 对杨昌济的体育思想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证, 并提出了更多的新思想。杨昌济看后甚为满意, 便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陈独秀。1917年4月1日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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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审计需求动因 篇4
摘 要 审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并力求不斷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对代理理论、信息理论和保险理论这三个审计动因进行了简要分析，指出其对我国公司治理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代理理论 信息理论 保险理论
审计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经济组织结构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传统审计理论认为，审计只是一系列实务、程序、方法和技术的集合，而未对其产生的本质和需求动因等问题进行分析。审计动因是指审计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动力和原因，传统的审计动因理论有：代理理论、信息理论和保险理论。
一、代理理论
审计动因的代理理论，是目前审计动因理论中的主流理论，它是在现代产权经济学家詹森和梅克林所倡导的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把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一个人或者更多的人聘用另一人代替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如果这种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则代理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行动，因此产生了道德风险，也就导致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代理成本的出现。
利用代理理论可以解释审计发挥作用的机制。如企业所有者会将管理人员的报酬与其工作业绩挂钩，通过这种激励措施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然而这会导致企业管理者粉饰财务报表，虚报公司业绩。但如果管理者的报酬与业绩无关，虽然他们没有歪曲报表的动机，却不利于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因此，与业绩挂钩的报酬再加上对财务报告进行独立审计是使股东利益达到最大化的最佳方法，由此产生了企业所有者委托外部审计人员对管理者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的需求，而聘请独立审计师对财务报告进行审核的费用可看作是所有者激励和监督管理者的代理成本。
二、信息理论
信息理论认为，审计的结果可以使信息更加可靠，减少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潜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市场更具效率，审计的本质在于增进财务信息的价值，提高财务信息对信息使用者决策的有用程度。信息不对称可分为事前和事后信息不对称，相应地可把信息理论分为信号传递理论和信息系统理论。
信号传递理论与事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有关。例如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为了能将自身的股票卖一个好价钱，高、低素质的企业都试图向市场展示其最优状态，而由于是首次发行股票，市场很难从企业过去的业绩中对其进行预测，因此企业有较大的空间粉饰报表或进行财务舞弊，可能导致逆向选择。高素质的企业为了脱颖而出，避免逆向选择，会聘请高质量的审计人员向市场传递其财务报表更具有可信性的报告，从而区别于低素质企业，达到优质优价、有效融资的目的。
信息系统理论是认为审计的本质功效在于增进财务会计信息的可信性及其决策有用性，其与事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有关。例如在资本市场中，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或向债权人借款等方式进行融资。为了取得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信任，公司会向他们做出各种承诺，但在公司的后续经营过程中，真实的盈利和偿债能力如何，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无从知晓。因此，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需要聘请独立的外部审计人员对财务报表是否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审查和判断，并向公司股东和利害关系人报告。
三、保险理论
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针对审计师的诉讼爆炸现象，审计师民事责任不断扩大，投资者可以在审计失败后从审计师那里获得巨额的损失赔偿，审计理论界开始日益盛行审计动因的保险假说。保险理论是基于审计的保险机制认为审计是财务报表风险的一个转移机制，是分担风险的一项服务。审计动因的代理理论和信息理论是从审计的鉴证机制出发，认为信息使用者需要审计师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对信息提供者提供的财务信息的可信性发表意见，从而降低或者消除财务信息中存在错误或舞弊的风险。
保险理论对审计动因的解释是建立在风险转移论基础上的，认为保险费用是风险决策者愿意从自己将要得到的收入中支付的、实现分担风险目的的费用。在这一理论下，审计的风险被看作是一种保险行为，可减轻投资者和其他关联人的风险压力。股东和各利益相关者为了防止管理者舞弊而造成损失，或者管理者为了防止下属从中舞弊，都愿意从自己将要得到的收入中支付一部分费用来聘请外部审计人员，这部分审计费就可视作保险费用，同时把审计的效果视为保险价值。如果审计师因失职而未察觉出财务报表不可靠，他们有责任赔偿因失职而造成的损失，从而实现分担风险的目的。
四、审计动因分析对我国公司治理的现实意义
一般认为，外部独立审计与内部公司治理是企业财务报告系统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从代理理论角度出发，内部治理越好的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越低，因为内部治理已经解决了对管理者等的监督；而信息理论认为，由于内外信息不对称及市场评价的重要性，优质公司或内部治理较好的公司会聘请具有品牌声誉的审计师来传递信息，使得市场不低估企业价值；保险理论认为，独立审计的作用在于让审计师分担风险，如果被审计公司出现财务舞弊，损害了相关方面利益，则在审计失败的情况下审计师要承担全部或部分民事赔偿责任。然而，信息理论是建立在有效市场的基础上的，目前中国市场有效性的评价效率较低，公司向市场传递内部信息的动机不足，保险理论是建立在独立审计民事责任等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的基础上的，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建设尚不完备，因此本文认为代理理论是中国上市公司独立审计动因的最合理解释。
参考文献：
[1]薛祖云,陈靖,陈汉文.审计需求:传统解释与保险假说.审计研究.2004(5).
实践动因 篇5
一、企业方对于社会责任的总体认知分析
1、企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认识情况分析。
初步分析得出公司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基本情况 (见图1图2) 。
比较了解或是非常了解占了6 4.03%, 不清楚或是不太了解占近40%。, 经对高层、中层、基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交叉分析得出, 中层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是有比较好的了解的, 而普通员工中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比较了解的人数是较少的, 大多数人是不了解这一概念的, 由此可见, 管理者相对于普通员工来说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还是有较深的认识的。
问卷涉及了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几项概念, 结果显示企业员工对“企业公民”、“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比较熟悉, 排在其次的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但也有近22%的人表示对其都不了解。这就显示出, 中国企业的员工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还是处在浅层的认识, 对于一些专业术语等基础概念还是不太了解的, 无论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训还是媒体信息的传递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缺陷,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中国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还是处于一个初级阶段, 员工的了解程度并不尽如人意。
2、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的认知分析。
从调查问卷的结果来看 (见图3) , 大多数企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认识, 并不把它当作是一种经济负担, 已经消除的以前企业对企业承担责任的误区, 认为它反而是一种增长利润的方式。
企业倾向于相信或是承认企业实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信誉度和品牌形象并促进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公共事务处理能力 (见图4)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31.87%的人都认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增加了企业经营的成本, 可是如果从公司整体利益来看, 这种实践还是值得的, 实行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会对公司整体带来很大的正面效应。
在执行情况整体调查中, 只有46%的被调查企业已经开始有行动执行企业社会责任, 但仍有53%的公司没有计划或是有计划单位开始执行。在已经开始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中, 国有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还是要优于中外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
3、企业对于目前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的认知分析。
经问卷分析得出, 仅有11%的企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有很好的履行, 37.36%的企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开始逐步完善阶段, 30.77%的企业认为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现状很差, 还存在很大的问题。20.9%的企业认为中国企业刚刚开始具有社会责任的意识。总之, 中国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我们调查了关于是否愿意参与改进自身社会责任体系的行动中征求了企业方的意见, 50%的人认为愿意参与改进, 40%的人表示不知道, 这也表明了我们的社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还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 责任购买的概念没有真正进入所有企业当中。其中仍然有4%的人认为不愿意参与, 这其中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究。
4、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侧重点的选择。
遵纪守法、依法纳税、注重产品质量占据了前三位 (见图5) , 这说明企业比较认同这些内容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点, 其次还有节能减排、关爱员工健康和安全、福利, 信息公开也是企业比较认同的。
二、企业履行社会企业责任的实践形式的选择
1、对于利益相关方的倾向性分析。
从图6中可以得知企业最关注的利益方依次为:社会, 企业自身, 消费者, 职工, 股东。企业把社会这一大项放在了第一位, 说明企业还是重视自己是依赖于社会并从社会中得到发展, 这点也体现出我们中国的集体观念在促进企业执行与发展社会责任方面起到了正向的作用。但是企业方调查的结果却显示企业会把经济利益放在了消费者之前, 表明现在的企业还是以谋求利益为主。
2、涉及各利益相关方的企业实践分析。
在我们的调查中, 我们的把利益相关方人为的分为“消费者”、“员工”、“股东”、“社会整体”、“政府”、“环境”。下面我们将一一分析现代企业在这几方面所执行的情况。
由调查得出, 在消费者方面, 一半以上的企业可以做到:提供完整、真实、准确的产品/服务信息;提供合格的产品/服务, 但在产品召回机制或告知消费者产品缺陷上只有21.43%的公司能做到。可见在消费者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的环境下, 企业也越来越重视消费者的感受与选择, 消费者作为企业销售市场的最终分摊者, 对企业起到很大的反馈作用, 但由于市场上存在着过多的中间商和代理, 这种合理的反馈可能会在信息回归途中丢失。
在针对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的执行时, 作为企业的一份子, 员工的利益满足情况直接会应先企业的效率和盈利情况。根据调查问卷分析, 在企业对于员工承担的责任中, 企业比较注重员工健康安全管理制度和工作守则、薪酬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和技能培训, 而在降低健康安全风险上只有19.05%企业可以做到。可见企业在监督, 管理员工上做的都比较全面, 而在为了员工健康而增加生产成本这一点, 企业显然是不愿意去做的, 但是员工的健康才是企业保证生产质量的基本前提。
在企业内部除员工外最应关注的就是股东的利益, 股东作为出资方, 理应能够享受到企业相关的社会责任的利益回报。在调查中我们得知, 只有一半企业基本可以做到为股东承担一定的责任, 我们的股东尤其是小股东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一定的轻视。
在企业对企业外部执行的社会责任中, 环境方面处在比较重要的地位, 企业要想长期稳定发展,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基于数据分析结果, 在环境承担责任中, 70%的企业能做到政策或是法律上严格要求的依法获取原材料和不超标使用有毒有害物质, 企业在执行责任时还是主要考虑对法律的敬畏。其他方面企业做得也比较好, 但执行却不尽如人意, 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 对自然的保护还是没有进入大多数企业管理层的意识之中, 尤其是一些从事服务业的小企业, 相对于大型制造业来说他们给予环境的考虑自然会少一些。
在对社会组织承担的责任中, 由调查可知, 企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及活动不够密切。而企业的公益捐款方面, 其中救灾和社区公益的实践情况远远好于其他形式, 这说明企业在人道方面做的比较深入, 企业会比较重视参与求助活动, 作为社会一员, 企业愿意将自己融入社会之中, 并从慈善中得到企业自己的价值体现。
企业对政府应履行的责任, 企业作为纳税主要方面为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资金, 作为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 企业也为地区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对政府承担的责任中, 企业对于强制性的责任还是比较重视的, 远远超过了企业向政府提供的无偿支持及额外的帮助, 可见, 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 还是缺乏一定的自觉性。
三、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动因分析
企业作为社会一种主要的组织形式或市场中主要的利益相关方, 他们所持有的态度将会影响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收益情况, 也会间接影响到其他利益相关者今后的做法或态度。
1、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分析。
由表1分析, 不难看出:满足企业自身的利益需求, 为了获得社会及民众认同所占的比例高于其他选项, 其中前者直接反映了企业还是以自身发展与生存为第一目的与诉求。后者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发展市场占有率、赢得消费者的信誉, 同时也反映了消费者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重要地位, 企业不得不重视消费者的认同。
2、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推动力量的分析。
在探究推动企业执行和完善自身社会责任体系的外界影响因素时, 我们得出数据如下 (见图6) :
其中具有推动作用的前三名为政府, 媒体, 消费者, 后三位为大学, 非营利性组织, 股东。这说明企业比较重视在社会中有较大影响力的群体, 比如政府和媒体。而企业主管部门也是企业自身认为比较有推动作用的一方。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媒体”、“消费者”、“政府”和“企业”四大方面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
由图7可知, 在企业认为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措施上, 可见, 在法律和政府的引导面前, 企业只有加上自我的能动性, 社会责任的执行才能真正落实。由于企业对政府和法律存有一些恐惧心理, 就出现一些不愿承担责任的企业也被迫承担责任, 这就起到强制的作用, 其他的因素也都必不可少的都起到了一定的辅助和促进的作用。
3、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障碍。
由图8可见, 企业其实并不是不重视企业社会责任, 资金投入并不主要原因, 而是企业犹豫这样的投入是否能和收益成正比, 这就显示出中国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太过功利。可见企业对于社会责任这方面认识不全面, 意识淡薄是主要障碍。
四、总体分析
经过调查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情况, 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形式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 我们得出以下观点:
第一, 在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认知方面, 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还是处于初级阶段, 高层管理者对其认知度较好, 但普通员工的了解情况并不尽如人意。目前企业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优质公司的象征, 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从而获得利润。中国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虽仍存在问题, 但是可以看出企业也在努力改善, 逐步完善自己的社会责任执行情况。
第二, 企业在社会责任的实践方式选择上, 企业对于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履行上, 对于强制的外界条件比如法律, 企业会积极主动地将其履行, 但大多公司仍未完善其社会责任履行体系。企业应更多的以道德为原因来执行社会责任, 而非强制性的外界条件。
第三, 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动因分析方面, 企业方认为对其履行社会责任具有促进作用的主要是政府, 媒体和消费者。而企业对于社会责任履行的障碍主要是由于成本的投入过多, 造成利益损失。
第四,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企业和消费者作为利益链条的首位两级, 是整个互动的开始和结束, 他们之间需要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媒体和政府以及社会上的非盈利机构是这之间的润滑剂和协调人;而政府作为有强制力的机构, 在这一互动中还起到了制定相关法律的作用。媒体、消费者、企业、政府、社会上的非盈利机构等利益相关方作为这个市场游戏的几个主要参与者互相影响, 互相促进发展, 各方也从中获得了应得的利润。
参考文献
[1]、陈佳贵、黄群慧、彭华岗、钟宏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匡海波.企业社会责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3]、陈宗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蓝皮书.人民出版社, 2010
实践动因 篇6
一、建国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制度设计及其缺陷
上世纪50年代以来, 新生的国家政权十分重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不同历史时期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制度设计都显示出特定的国家意图。不过, 村级公益事业是指在村域范围内生产和提供用于满足全体村民生产生活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 主要包括村内公共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建设发展以及其他村内公共服务与福利。所以, 与经济学理论上所讨论的“纯公共品”相比, 村级公益事业作为村级“公共品”的重要形式却有其复杂的社会性格, [1]它一方面参照着国家大共同体公益事业政策的设计安排, 另一方面又遵循着村庄小共同体“集体行动”的地方逻辑。显然, 村级公益事业是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社区公共品, 对于农村社区而言, 村级公益事业可以惠及全体村民的生产和生活。
所以, 新生的国家政权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高度重视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乡村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 如何进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制度设计则成为关键, 因为它规定着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运作流程及其发展走向。
其实,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社会结构的特质, 尤其是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特质。可以说, 自先秦时期乡里制度萌生以来, 国家政权就一直试图通过特定形式介入乡村社会, 这种态势对资源相对不足的集权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要维持其政权的运转, 国家必须从乡村社会汲取一定数量的治理资源, 这既是国家权威力量介入乡村社会的无奈选择, 更是国家权力下沉乡村社会的一种理性选择。[2]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主导, 突出体现在国家权力建构的政治体系及其规范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 特别是对村级公益事业的生产和分配进行直接干预。在此背景下,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制度设计必然打上行政监制的烙印, 在其运行中也埋下了诸多隐患。
建国后, 国家的体制性权力虽然上收至乡级政府, 但功能性权力却进一步下延至村级组织, 通过功能性权力来实现其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控制。这样的史实, 造就了乡村社会基层的自我管理与国家管理处于长时期的同构状态。[3]更值得关注的是, 新生的国家政权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 将权力体系与乡村日常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 进而形成国家权力渗透在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基础性政治社会。[4]正是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下,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制度设计具有鲜明的行政强制性特征, 农民参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活动完全是被动卷入式,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缺乏灵活性与村庄自主性。虽然国家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有一定的投入, 但投入的主体依旧是集体和农民。毋庸置疑, 国家行政权力强制下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制度设计因其长期捆绑于行政权力而低效运行。
建国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制度设计虽然僵化单一, 但对当时村级公益事业的发展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不过, 随着乡村社会发展,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制度设计越来越暴露其实践缺陷。上世纪80年代初, 人民公社终因产权残缺必然导致劳动监督成本过高和劳动激励过低的问题而失去其存在价值。乡村社会开始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国家权威力量逐渐退出乡村生产领域, 家庭的生产功能再次得以突显, 农民拥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然而, 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机制却没发生根本改变, 农村公共产品仍主要依靠制度外供给。虽然此时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制度设计, 开始褪去其先前极为浓重的行政化色彩与强制性倾向, 但一个明显的制度缺陷便是,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仍主要由集体和农民承担, 财政资金投入依然较少。在“交够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制度下, 村级公益事业筹资筹劳由过去的集体统一安排改为直接向农户收取。此时农村公益事业投入主要靠“三提五统”, 即村提留 (村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 和乡统筹 (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乡村路桥、民政优抚) ,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筹资筹劳逐渐成为沉重的农民负担, 由此引发诸多矛盾, 严重阻碍乡村社会和谐发展,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制度设计亟需根本性变革。
二、转型期村级公益事业投入机制亟需创新的社会动因
上世纪80年代后, 农村社会改革同样开启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的制度设计, 特别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有了新的制度设计。转型期新的制度设计明确规定:取消农业税、屠宰税及各种统筹、提留和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后, 原来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两级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支出, 由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修建乡村道路所需资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 而是由政府负责安排, 由村民大会民主协商解决;村内兴办其他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和劳务实行“一事一议”, 由村民大会民主讨论决定, 实行上限控制。考虑到“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难以保障村内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投入需求, 中央从2008年开始又试点实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可以说, 税费改革给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变化, 但同时也把过去主要靠“三提五统”摊派式发展的村级公益事业推入了一个尴尬境地。转型期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面临着筹资筹劳难等困境, 一系列社会动因也必然促使村级公益事业投入机制亟需创新。
1.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经费投入不足亟需稳步增长。
农村税费改革后, 农民负担得到切实减轻, 但根据国家政策要求, 乡镇、村不得通过集资摊派、举债融资方式去发展农村公益事业,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资金来源骤然减少, 经费缺口巨大。除部分村兴办集体经济, 无历史包袱外, 多数村都遗留各种债务, 而且债务负担较为沉重。更为严重的是,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实行“一事一议”制度, 现实情况却是“一事一议”难以执行, 即便“一事一议”全部筹满, 也由于标准低、数额少, 与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另外, 乡镇财政既要管吃饭又要还债务, 因而缺乏兴办村级公益事业的积极性, 只得极力通过争取项目和扶持资金来发展村级公益事业, 资金筹集依旧十分困难。
2.村级组织承担公益事业建设的组织功能弱化亟需加强。
从我国现行农村管理体制和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上看, 村支部、村委会是当然的村级公益事业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自农村改革以来, 村级组织担负着组织发展村级公益事业的重要使命。然而,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 村级组织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发动能力弱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的组织主体开始虚化乏力。税费改革后, 农村基层组织不再拥有完成“收粮收款”等乡镇下达指标任务的功能, 村级组织对村民的“领导”关系变得稀疏起来, 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逐渐降低。其结果是, 村级组织管理农民的权力受到削弱, 可用财力资源不断萎缩。在村级组织的信任危机和权威不断弱化的情况下, 农村基层组织动员村民的能力直线下降, 组织主体虚化乏力使村级公益事业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
3.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劳动力流失亟需充实。
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同时, 其对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转型期村级公益事业特别是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 一般投工投劳数量较大,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 村级兴办公益事业的用工投入捉襟见肘。若通过雇请劳力搞建设, 按劳计酬, 无疑会增加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总投入, 提高建设成本。已转移的劳动力多为接受过较好教育和拥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人口, 高素质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必将使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所需的人力资本更为稀缺和不足, 也不利于农村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积累。
4.公共财政投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政策措施不力亟需细化落实。
农村税费改革后, 公共财政投资村级公益事业的总量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是, 国家公共财政的投资政策要求财政投入要以不同形式的工程项目为载体, 而对于村级公益事业而言, 不少建设项目难以进村入户, 国家公共财政投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梗阻”现象十分突出。此外, 相当多的与公共财政配套项目分散在多个职能部门, 往往要求乡村层层配套, 造成公共财政投资村级公益事业出现了“嫌贫爱富”的倾向。一些缺乏配套能力的乡村为了获得公共财政项目资金, 将项目配套费向农民摊派, 无形中加重了农民负担。2008年首次在全国开展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 在具体操作中也暴露出财政奖补范围和标准过低, 一些急待解决的项目及配套工程无法实施;“一事一议”的诸多缺陷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 影响着“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贯彻落实;上级财政奖补资金指标下达慢, 结算周期长, 资金下拨迟等问题。
三、当前村级公益事业投入机制创新的实践策略
当前村级公益事业投入机制创新的总体思路为:在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的同时, 应鼓励有条件的村集体投入公益事业, 引导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捐助村级公益事业, 整合部门涉农专项资金集中用于村级公益事业, 构建以“一事一议”为基础、以财政奖补为引导的村级公益事业多元化投入新机制。
1.加大奖补力度, 凸显公共财政投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主体优势。
资金是村级公益事业发展的核心, 跨村以及村以上范围的公益事业建设项目资金投入, 应主要由各级政府负责, 继续依托和拓宽现有的各种建设项目、工程等投资渠道, 加大投资力度, 提高投资效率。公共财政投入要调整目标定位, 由原来的功能性投入转变为功能性和辐射性投入相结合, 在加强设施建设的同时注重能力培养, 不断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和扩大覆盖范围, 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实现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培养同步推进。为此, 按照农村公益事业投入增量与财政收入增量挂钩的原则, 逐步形成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村内小型水利、村内道路、环卫设施、植树造林等村民直接受益的公益事业, 以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和村组集体投入为主, 政府以奖补形式给予支持。
2.创新议事机制, 激发农民参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积极性。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主体是农民, “一事一议”的主体也是农民, 财政奖补的受益对象同样是农民。因此, 创新农民议事机制, 激发农民参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积极性显得尤为关键。根据村级公益事业的性质及受益主体的范围, 实行议事主体与受益主体相对应的议事办法, 有针对性地开展集中时段议事, 对整体难议的项目可采用分段议事、分段实施, 对资金需求量较大的项目可采用一次议事、分年度组织实施。对村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应加大宣传力度, 引导和发动群众参与民主管理工作, 营造群众投入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的良好氛围。为此, 政府更应履行其应有职责, 政府订规划、选项目要想农民所想, 急农民所急。只有这样, 才能调动农民筹资筹劳的积极性, 激发农民参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积极性。
3.激励拓宽融资渠道, 开辟村级公益事业多元化投入新路径。
村级公益事业投入应以各级政府为主体, 建立激励机制, 引入市场机制, 允许或鼓励社会民间资本进入, 逐步形成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多渠道、多元化投资体系。充分利用国家的各项支农政策, 积极向上争取一部分资金;鼓励金融机构为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提供融资服务;确保把各级财政转移支付的用于公益事业的各项专款专用;疏通集体资产抵押融资渠道;建立县、乡两级村公益事业发展基金, 解决“两工”减少甚至取消后出现的筹资难问题;发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专项国债;将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地方配套资金和村级集体资金等多方资金捆绑集中使用;县、乡 (镇) 可以建立村级公益事业招投标办公室, 引导社会力量投资村级公益事业。
4.强化制度建设, 保障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稳步扎实推进。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稳步推进需要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保障, 在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过程中, 应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筹资筹劳范围、议事程序、限额标准、资金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 建立健全相应制度规范。村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政策性强、环节多、流程长, 要不断完善现行的财政奖补制度,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探索便于基层操作的财政奖补政策规范。在完善“一事一议”制度的基础上, 各地要明确财政奖补的范围、工作程序、实施步骤等。项目的规划、申报、审核、审批等每个环节, 都要依照程序按章办事, 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 做到资金投到明处、用到实处、见到好处, 使村级公益事业项目在资金使用上经得起群众的检验, 在工程质量上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5.整合财政支农项目, 充分发挥财政专项资金最大效益。
要围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总体规划, 以“一事一议”筹资为基础, 以财政奖补机制为平台, 按照“性质不变, 渠道不乱, 统筹安排, 集中投入, 各负其责, 各记其功”的原则, 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 探索整合有关涉农专项资金的办法, 将“一事一议”奖补项目与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农村饮水工程、农村环保、河塘整治、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等民生工程结合起来, 将实施“一事一议”奖补项目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将试点工作和解决重点村、难点村问题结合起来。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为支点, 将多种涉农专项资金捆绑使用, 带动涉农专项资金集中使用、统筹安排, 实现公共资源有效整合, 集中力量办老百姓急盼解决、直接受益的村级公益事业项目, 充分发挥财政专项资金最大效益。
6.加强监督管理, 确保村级公益事业投入规范运行。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监督管理应首先对财政奖补项目筹资筹劳进行严格审核, 农民筹资和财政奖补资金应实行“专户管理, 专账核算, 直接支付, 公开公示”管理方式, 确保专款专用, 规范透明, 阳光操作。组织开展“一事一议”专项检查, 及时发现和纠正超范围议事、以自愿名义变相向农民集资、不履行审核程序等问题。强化工程质量检查, 从项目设计、招投标, 到工程监理, 都狠抓落实, 确保到位。探索推行市场化管理, 成立项目质量监督小组, 全程监督, 确保工程质量, 并积极探索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加大对财政奖补过程中截留、挪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和奖补资金等违规违纪问题的查处力度。对受益范围明确的农村公益设施, 探索受益范围内群众自治的模式, 自定规则, 自我维护, 政府实施必要监管。
参考文献
(1) 折晓叶, 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2) 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J].人文杂志, 2004, (06) .
(3) 张厚安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企业并购动因浅析 篇7
企业作为一个资本组织, 必然谋求资本的最大增值, 不同的企业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确定并购的动因, 下面我们逐一加以介绍。
(一) 经营协同效应理论。
该理论认为:行业中存在着规模经济的潜在要求, 通过并购可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 达到规模经济的生产范围,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实现并购双方的优势互补, 因此可以相应提高企业的利润率, 实现企业整体价值大于并购前个别企业价值之和。
(二) 财务协同效应。
该理论认为:通过并购可以降低企业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的资本成本, 可以使两家公司的财务结构互补, 还可以使公司从边际利润率低的生产活动向边际利润率较高的生产活动转移, 从而提高公司的资本分配效率, 给企业在财务方面带来效益。财务协同效应理论客观上为混合并购提供了理论依据, 因为不同行业的企业财务结构或边际利润率情况一般差异会比较大。
(三) 委托代理理论。
该理论认为:代理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公司管理层与所有者两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在签订和执行和约过程中产生成本, 即代理成本。通过并购可以解决代理问题, 降低代理成本, 通过公平收购或代理权争夺, 公司现任管理者将会被代替, 兼并机制下的接管威胁降低代理成本。
(四) 税负利益理论。
该理论认为:通过并购和采用恰当的财务处理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企业的税负。如果被并购企业有较大数额的亏损, 被并购企业往往无法持续经营而出售。由于亏损可以在若干年内税前弥补, 一个有高额盈余的企业并购一个亏损企业, 无疑会带来税收上的好处。
(五) 战略发展理论。
该理论认为: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 为了降低风险, 企业应该实行多元化发展理论, 当一个企业决定扩大其在某一特定行业的经营时, 一个重要战略是并购那个行业中的现有企业, 而不是依靠自身内部发展。外部并购可以大幅度地降低进入障碍, 获得时间优势, 迅速达到多元化发展目的。
(六) 管理协同效应理论。
该理论认为:处在两个不同管理水平上的企业并购, 管理水平低的企业其管理水平将会得到提高, 同时能够提高目标公司的资源效率, 或者双方能够得到互补, 从而能够提高并购双方的管理效率, 创造价值。
(七) 价值低估理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使得目标企业的真实价值被低估, 经营管理潜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而通货膨胀使得目标企业市场价值小于其重置成本。此时, 若并购企业拥有外部市场所没有的、有关目标企业真实价值的内部信息时, 并购活动就会发生。
(八) 市场势力理论。
该理论认为:并购活动的主要动因经常是由于可以借并购达到减少竞争对手来增强对经营环境的控制, 提高市场占有率, 使企业获得某种形式的垄断或寡占利润, 并增加长期的获利机会。通常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会发生以增强市场实力为动机的并购行为:1、生产能力过剩, 需求下降;2、国际竞争使国内市场遭受外来势力的强烈渗透和冲击;3、法律因素的原因使得企业间的多种联系或垄断行为成为非法, 通过并购可以使企业达到继续控制市场的目的。
(九) 资源稀缺理论。
该理论认为:是一连串的资源而不是产品组合构成了决定企业竞争地位的核心, 而且资源具有稀缺性和有价性, 能够形成竞争优势;当这些资源不能够被对手轻易复制、不可替代、不可轻易转移时, 就能够产生持续的竞争优势。按照资源学派的观点, 上市公司的战略重组不仅仅限于对有形资源的置换与整合, 还应包括对企业经营管理、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等无形资源的重组, 甚至对无形资产的重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重组的效果与结果。
二、现阶段我国企业并购的动因
(一) 企业并购与国有企业产权问题。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就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划分问题。对于国有企业来说, 产权结构的变化一般表现为一个产权所有者到多个产权所有者的变化。在产权分化的过程中, 容易导致企业产权的过度分化, 进而导致代理成本的增加和资本效率的降低。因此, 我国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应该保持所有权的相对集中, 企业并购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企业并购直观地看就是企业间的产权交易, 这种交易直接导致企业产权的变化。一种结果是产权结构的变化, 另一种结果是所有者易人。即使在国有企业并购国有企业的过程中, 产权仍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即从政府拥有到企业拥有。政企不分的问题被这种变化一举解决。改革企业制度的外在动力, 一直是许多国有企业进行产权交易的动机之一。一旦产权制度变了, 企业的其他制度, 如法人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管理制度、用工制度等, 都将随之变化。产权交易最终反映的是企业制度的竞争。一般来说, 有着较优越企业制度的企业就会在产品市场中获胜, 反之则失败, 这实质性地使优越的企业制度获得推广和扩散。
(二) 企业并购与“壳”资源的稀缺性。
对并购事件的关注, 我们发现, 大量的并购事件发生在上市公司身上。当然, 由于证券市场的出现, 购买企业的成本大幅度降低, 若要买企业, 只需要买股票。同时, 证券市场又是一个融资成本很低的市场, 而融资又是企业并购非常重要的条件。在我国, 证券市场规模较小, 且不完整, 再加上上市额度的资源稀缺性无可比拟, 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买壳”上市、“借壳”上市情况。上市额度的分配, 即“壳”的初始分配, 是由政府按照类似于计划经济的方法进行的, 这种方法从理论上讲, 就不可能将稀缺的上市指标分配给最需要, 也最有资源的企业。由于有的上市企业营利水平较低, 甚至亏损, 而有的企业却有很好的发展势头, 但缺少资本市场的通道。于是, “买壳”上市, “借壳”上市便成了我国国有企业并购的又一个特有的动因和现象。
(三) 企业并购与行业重组。
投资仓储的动因 篇8
以苏宁电器为例, 其对物流基地的总体规划是“三年选址, 五年建成”, 公司物流基地建设项目部常务副总监王长林近日向记者透露, 苏宁电器计划到2015年完成全国60个物流基地的建设任务。截至目前, 苏宁电器已完成了近60%的物流基地选址工作, 预计今后两年完成所有物流基地的选址工作。
无独有偶。今年年初阿里巴巴正式对外发布了号称千亿级的物流投资战略。当当网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武汉建立了物流中心, 并宣布斥资10亿元在华北、华东和华南新增三个物流基地;京东商城则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及成都建成4个一级物流中心和10个二级物流中心, 2011年还将在嘉定建成一座15万～18万平方米的超大型仓储中心。
面对此股热潮, 业界观点并不否定商贸企业自建物流中心的发展模式。中国物资储运协会会长姜超峰就认为, 规模大、货量多的商贸企业完全可以自建物流体系, 这在全世界也是行得通的, 国内外商贸企业在这方面都不乏成功的案例。但此种模式在国内的盛行更具有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和政策环境的独特性。
需求与成本的考量
王长林对记者说, 苏宁电器的仓储由自建和租赁 (仓储) 相互补充, 且目前仍以租赁社会资源为主。但其所选用的第三方仓储资源, 通常不大可能完全满足自身的要求, 只能是接近基本要求, “大体上能满足即可, 比如单体面积够用, 有月台和周转场地等基本要求。”他补充说, 这是一个过渡期, 苏宁的自建仓储比重在不断变化, 两三年之后可能全国大多数的仓储都是自建的。
苏宁电器的商品结构决定了其对仓库层高要求的特殊性。以普洛斯提供的仓库为例, 其建筑空间净高标准是9米, 但苏宁电器要求的是12.5米高;而苏宁电器对8米宽的月台的需求也常常遇到只有4米宽的月台。
除了仓储的结构设计不能符合要求之外, 信息化程度也是苏宁电器很重视的考核标准。目前很多仓储设施并不具备信息化管理的能力, 这一瓶颈给物流管理要求较高的连锁零售企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最后, 基于成本的考量, 商贸企业倾向于自建物流基地。王长林认为, 上文提及的结构设计和信息化的问题也不是不能克服的。“按照苏宁所要求的规模和体量来进行建设, 我相信有些物流地产商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提要求就意味着成本高, 既然成本高, 不如自己做了。”随着家电连锁行业的快速发展, 家电零售的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 苏宁电器开始对物流模式的成本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在销售价格上并没有太多优势, 就只能通过后台的精细化管理来降低成本以获取利润。”另外, 苏宁电器这样的企业到地方投资, 当地政府出于其对增加税收、解决就业等方面的贡献考虑, 往往会给予较大的政策支持, 而这些政策优惠往往是第三方仓储企业争取不来的, 这也间接提高了苏宁电器的运作成本。
事实上, 苏宁电器已经尝到自建仓储系统中自动化项目的甜头。在苏宁电器南京物流基地, 耗资1.3亿元的自动化仓库面积为5000多平方米, 已经投入使用了三个月, 其采用了RFID技术, 自动化程度堪称全球一流水平。王长林告诉记者, 该项目的商品管理的精准度高达99.99%, 人工成本和运营费用明显降低, 同行的商品堆码高度一般不会超过4米, 但苏宁电器在这个仓库的堆码高度达到24米, 实现高达6倍的仓储利用效率。
苏宁电器还在考察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建设第二代家电物流模式的想法, 其特点包括:信息化购物、科技化管理、数字化配送等。目前, 已经建成启用的杭州、北京和南京等第二代物流基地, 与第一代物流配送中心相比, 库存周转率提高了30%, 资金占用率降低了20%~30%, 总体运营成本节约了一半。
土地升值的诱惑
尽管商贸流通企业对土地升值的因素避之不谈, 但业内分析人士却无一例外的将商贸企业自建物流基地的首要驱动因素指向了土地升值的巨大诱惑。也正是基于上述共识, 当阿里巴巴日前宣布投资千亿在物流方面时, 业界普遍认为阿里巴巴的投入和建设, 表面看是破解电子商务企业发展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实质上却是在寻找巨大的投资机会。通创物流咨询公司CEO赵成锋认为, 阿里巴巴投资物流业的价值已被普遍认同, 中国物流地产的投资实践充分验证了物流地产商的成功和投资物流地产的前景。
同时, 也有业内人士分析, 一些电子商务企业将融到的资金用于投资物流地产, 最容易为投资方所接受。比如, 随着麦考林、当当网上市, 纷纷表示将把募集的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加大对物流环节的投入。而京东商城2009年底融到的2100万美元, 其中70%就将投放到物流建设中, 并且预计未来三年投入物流建设的资金将达到20亿~30亿元。
此外, 电子商务企业投资仓储还会出现新的盈利点, 这一驱动因素也被专业人士看好。在阿里巴巴的物流战略中提出, 投资仓储不会涉及到硬件和作业层面的管理, 他们做的是仓库作业需要的信息。但有专家分析, 一旦B2B、B2C的供应商和C2C的卖家开始租用阿里巴巴或是京东商城的仓库, 对他们而言利润就绝不仅仅只是租金, 还有IT系统使用费、物流配送费 (与第三方物流公司分成) 等, 如果电商企业还能提供统一的售后客服的话, 那么又多了一个利润来源。届时, 物流企业可能从事的仍只是最简单的配送环节, 在与电子商务企业在定价权的争夺上将处于被动。
战略发展的需要
尽管近年来土地价值被异常放大, 土地保值、升值的作用明显, 这固然在短期内可以缓解企业降低成本、扩大利润的经营压力。但物流基地 (中心) 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更为业界认可。VANCL如风达快递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白光利如此点评阿里巴巴物流战略, “马云做物流是一定的。一天500万单的现象摆在他的面前, 做物流是找死, 但不做好物流一定是等死。找死, 主动权在我;等死, 命在他人手中, 这就是现实!”
在苏宁电器的眼中, 物流基地的意义更是不能小觑。与传统商品流通不同, 家电物流具有单体体积大、种类多、型号繁杂、存储配送要求高、工作强度大等特点。一直以来, 家电行业存在的大量服务问题都是由于基础投入不足、服务平台偏弱造成的。延时送货、安装困难、重复维修等问题, 不能仅仅依靠端正服务人员的态度就能简单加以解决, 必须要有服务的物质条件。“物流基地是苏宁电器连锁快速发展的后台支撑保障, 是商务流通的核心平台, 是商业企业最重要、最核心的资源与平台。”王长林告诉记者, 良好的物流能力也是更快更好增加门店数量的必要保障。
基于这种认识, 苏宁电器把密集布点物流基地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 在自营物流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尝试。实践也充分证明, 苏宁电器自建物流体系的尝试是非常成功的。“未来有形店面和虚拟店面的销售渠道可以演变, 但万变不离其宗, 任何商贸流通企业规避不了后台物流和仓储环节, 技术平台和物流网络平台不可代替, 是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总的来说, 商贸企业自建物流基地, 也是出于企业发展战略的考虑。
苏宁电器的目标是到2020年, 全球实体连锁店总数将达3500家, 销售规模将达3500亿元, 网上商城销售规模将达3000亿元, 并以香港与日本市场为桥头堡, 探索海外发展。这个目标的实现, 其中最重要的保障是服务平台的建设, 通过物流基地的建设, 搭建起覆盖全国三、四级市场的物流网络, 借助W M S、T M S等管理系统, 实现长途配送到市、短途调拨到店与零售配送到户的一体化运作, 平均配送半径200公里, 日最大配送能力20多万台套, 并率先推行准时制送货, 24小时送货到户, 这些都为未来实施供应链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苏宁电器的物流体系中, W M S和T M S两个管理系统的应用十分关键。其中, W M S的功能主要包括库存管理、库位管理、越库管理、月台管理等, 能够很好地管理巨量仓位的作业, 并有效支持不同用户的各项信息需求, 更加合理地平衡工作负载, 从货位优化、减少包装损坏、减少商品识别错误、提高库存准确性等细节入手, 提高有限仓储空间的利用率, 降低作业成本, 在入库处理、库存管理、出库处理、费用结算等方面创造更多的物流价值。TMS则主要针对订单的零售配送和长途配送, 优化路线排程计划, 在显著减少配送里程和工作时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 通过信息化管理和机械化作业, 苏宁电器已经与供应商做到了库存信息共享, 实现了自动补货、自动预约, 平均收货时间由2小时缩短到20分钟, 物流与店面实时对接, 消费者付款后最快3分钟就可以装货发车。
在网上商城方面的目标和规划, 苏宁电器计划通过10年运营积累占据中国电子商务市场10%的份额。苏宁60个大型物流基地布局的完成之后, 预计将使苏宁网购的整体配送时间压缩在24小时之内。在原有物流基地发展的基础上, 苏宁电器还将针对网购商品的特点和细分化的需要, 修建能够满足苏宁网上商城细分化需要的第四代物流基地和第五代自动化仓库城市自营快递体系, 实现小件商品的远距离配送响应。目前, 苏宁第五代物流基地正整合信息化的管理和运作积极发展布局。
不过, 苏宁电器在当前物流基地选址工作的迅速开展中, 也面临着一些难题。“目前在选址工作中, 存在的困难比较大。一是土地出让前提与属地税收缴纳挂钩, 要求企业拆分注册, 导致企业管理难度加大;二是物流用地出让条件设置较高, 导致企业项目建设难度较大。”王长林对记者说。
美国读者购书动因分析 篇9
美国进行的一些调查数据表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这本书的封面艺术，几乎占所有购买动因的15%，其次是文字或口头书评的影响，占12%，书价因素9.7%。信息的链接比例也比较高:书评和了解书的人推荐占19%，广告6.5%，营业员推荐1%，总共是26.5%。
读者买书绝大多数是为自己购买的，2001年占85%，其次是作为礼品赠送而购买，所有书一半以上是计划好买的，因刺激而推动购买的在1997年～2001年之间也有上升，书店营业员介绍让读者购买所占的比例不太高。如在2001年，为个人买书占85%，赠送礼物买书占15%，计划买书占52%，刺激和推动买书占48%。
读者最愿意购买的图书种类
消费者最喜欢购买哪一类书？调查显示，大部分（购书者的55%）是通俗小说。这与鲍克公司发表的数据中，美国图书总产量里社会经济类书领先相比似乎有点相悖，为什么出版社出版那么多社会经济类书，而读者想买的却是通俗小说呢？非小说书一类的宗教书占10%，居第二位，烹饪类书也比较好，占9%，综合非小说书居第4位，占7%。
购书地点分布
读者在何处买书？因特网出现对图书销售有什么影响？邮购发行渠道迅速滑坡了吗？
大型连锁书店在所有发行渠道销售中占23%，图书俱乐部在市场中居第二位，20%，小型连锁书店和中小书店为15%，价格俱乐部膨胀了，居前5位，占7%，中小书店自1992年以来，遇到很大问题，预测未来不太稳定，有些业内人士认为中小书店已超出保险系数，但这一群体仍足够强大，经得住与强势超级书店的竞争。不过，中小书店的数量在2000～2002年之间开始下降，这个趋势仍在继续;邮购订书、食品杂货店售书、折扣书店、二手书店等均占3%左右。
因特网售书占8%，显然否定了在上世纪90年代有些人预测到2005～2010年间将达到占所有销售书25%的说法，有人设想如果经济状况稳步改善，并按照现有的增长率上升，到2007年有可能达到11%～12%，也有人预测到2008～2010年因特网销售将达到15%，通过电话和传真电报服务买书仍处于边际状态。
购书者的年龄差异
购买图书比较均衡的是战后出生的婴儿——“灰白发老人”，即年龄在55～64岁的成人，购买的书最多，占20%，65岁以上的一组紧跟其后占19%，位居第二位;第三大群体是50～64岁的人，为13%;以上表明50岁以上的人购买图书超过一半，这对图书业来说是好消息也是不好的消息。
原因在于:积极的方面是老龄读者将扣完所得税后的收入购书，并且有时间来读书;而消极一面是，年轻的读者却没有读那么多的书，34岁以下的读者买书仅是销售的17%，35～44岁的一组将近20%;45～49岁的为12.3%。
家庭购书受收入和教育水平影响
家庭收入是购买图书重要的人口指标，但它的重要性也不能夸大，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在每3本书中就有他们的1本，收入6万～7.5万美元的家庭购书也很突出，占11%，5万～6万美元的家庭购书占9%，两个最低收入类的家庭，即年收入3万～5万美元和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购书分别是21%和26%，总共为47%。
家庭人口的多少也是购书的一种指标，单亲家庭购书占16%，两人家庭为44%;3人和3人以上家庭占40%，买书最多。
家长受教育程度也影响图书的购买模式。大学毕业水平买书21%，研究生家庭为17%，高中毕业水平是最重要的一群，买书超过一半，为56%，没有高中毕业水平的一类人买书很少，仅有6%。
职业影响购书
老年人是买书最多和最爱看书的群体，调查资料将“退休”和“失业”人员归入一类，因而对比较为困难。这一组似乎应包括退休和未失业的人，他们买书占所有销售书的32%。另外，专业和管理人员的家长买书占38%，其它类依次是:营业员和文书买书占9%;手工艺人14%;非熟练工买书5%;其它人2%。
购书呈现区域性
按照地区划分:太平洋地区买书份额最大，占所销书的20%;其它地区的情况是:新英格兰占所有成人书销售的6%，中部大西洋16%，东北中部17%，西北中部6%，东南中部4%，南大西洋16%，西南中部8%，山地州7%。
环境会计产生的动因 篇10
随着社会的发展,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环境问题不断扩大。每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相当于我国GDP的3%～5%。环境会计就是在环境资源不断恶化和批判传统会计的基础上产生的, 是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深刻体现, 是近年来会计职能和范围迅速扩展过程中正在形成的一个新的领域。它的建立必将增加企业环境责任信息的透明度, 更好地满足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
一、环境会计的产生是社会大众和企业长期博弈的结果
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 一种公共服务, 公众是这种产品和服务的直接受益者。自从工业社会以来, 人们对环境资源的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享有和利用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公民环境权要求的初衷是为了限制企业日益膨胀的经济扩张行为, 遏制其滥用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和排污权的行为, 达到人们对环境资源的经济性价值的开发利用及对其生态性价值的保护和享用的大致平衡。
环境会计的产生动因可以用契约论来解释。隐含契约, 也被称为关系契约, 它不是正式的契约, 而是产生于社会大众和企业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长期博弈, 并代表一种基于企业过去的行为的期望。按照博弈论的观点, 解决两者之间利益冲突的最佳方案是双方签订有约束力的契约从而转化为合作博弈, 而非纳什均衡, 而双方都能够观察到的计量指标对契约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这就形成了环境会计产生的契约动因。受托责任概念源于财产权, 财产权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 其中使用权源于所有权。所有者将使用权委托给代理人, 代理人就承担了受托责任。由于社会大众是一种分散的、弱势的委托人, 那么对环境的处置权和决定权就由社会大众向企业管理者转移和倾斜, 委托人难以有效地对企业施加影响。生态环境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它是一种社会财产, 属于社会公众所有, 归企业使用 (如采矿、排污等) 。社会将这种生态环境交给代理人管理, 代理人就要以最大的善意, 最有效的办法, 严格地按照当事人的意志完成受托义务。受托人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就有必要向委托人提出报告, 及时披露其对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
但隐性契约是一种弱式的委托代理关系, 他产生于产权界定不清晰, 两种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协调必须求助于政府的监管来协调和完成, 以保证企业以最有效的办法严格按照社会大众的目标来完成受托义务, 取得最大效益的环境改善。
在环境问题上, 由于政府代表公众利益, 企业代表私人利益, 因此在环境保护中两者存在矛盾和对立是客观现实。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其实质是政府对公众负责, 就环境品质向公众进行责任披露, 以维护公民所要求的环境权。公民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都体现了制衡政府和企业的精神实质, 保障政府合法行政、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 促使企业在合理的限度内开发利用环境资源, 追逐经济利益。于是, 矛盾的焦点就形成了, 那就是企业对环境责任信息的生产和披露。
对环境责任的可靠计量和充分披露, 必然要求环境会计的产生。从经济学角度看, 对环境责任信息的充分披露可以提高企业遵守关系契约的声誉, 还能增强社会对企业继续充分履行责任的信心, 尽量抵消环境破坏所带来的负商誉。企业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有主动生产环境财务信息的内在动机。
二、由外部性所引发的政府管制是环境会计产生的直接动因
经济外部性理论是20世纪初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其所著的《福利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外部性的存在, 是因为当A对B提供劳务时, 往往是其他人获得利益或受到损害, 可是A并未从受益人那里取得报酬, 也不必向受伤者支付任何赔偿。”根据外部性影响的结果, 外部性可以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对外界造成坏的影响称为外部不经济性, 如造纸厂向环境排放造纸废水, 环境问题就是外部不经济性的必然结果, 这种外部性的经济后果使个体收益上升, 社会收益下降。外部性是要求政府进行管制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能为契约和市场力量所化解时, 他们会求助于政治决策过程———法律管制。美国学者斯蒂格里兹认为:“运用法律系统解决外部性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这个系统下, 受害者有直接的利益, 承担着执行法律的责任, 而不是依靠政府来确保不发生外部性。很明显, 这个系统更有效, 因为受害者比政府更愿意弄清有害事件是否发生。”社会大众更希望充分了解企业是怎样履行环境责任的, 他们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更迫切。管制机构被假定为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己任, 以非市场途径对环境资源进行直接干预, 使企业的社会责任转化为企业的内部成本。管制者被要求采取措施保护环境, 因为仅凭市场力量无法达到这一点。管制行为被认为是管制成本与市场运作改善后所带来的社会收益之间的权衡。但如何衡量企业的环境责任, 就需要环境会计来解决, 通过企业对环境责任的披露, 政府可以了解企业生产过程和竞争过程中行为发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 社会公众可以了解企业的环境表现, 对企业的产品和形象做出恰当的定位, 从而参与企业的环境管理。由此可见, 管制是环境会计产生的直接原因。
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监管可以完全消除企业逃避环境责任的机会。企业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背景, 包括正式的管制和非正式的行为规范。管制无法穷尽一切, 而且具有滞后性, 企业可以通过不断创新来逃避管制。这就需要企业精确的计算环境成本, 甚至通过成本效益原则来衡量是否值得冒着接受罚金的风险去违规操作, 企业就有了生产详细环境会计信息的主观动机。再者, 管制和规范本身有一定的弹性, 企业可以在其容许的范围内进行一定的选择, 即使面对毫无回旋余地的管制, 企业仍可以花费一定的成本来逃避监管, 比如向监管者行贿, 或者对规则制定者进行游说, 以其做出某些对其有利的修改, 可见即使在严密的监管环境中, 企业仍然有机会规避社会责任, 仍然存在提高自己收益的机会主义动机。所以, 企业对其社会责任的承担与否还取决于成本与效益的对比。社会压力和政府监管随时可能使企业产生或有负债, 为了衡量成本和效益, 企业会主动去生产环境会计、环境管理会计等财务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 环境会计的发展对企业的影响可谓意义深远。
三、企业自身的战略优化意识是环境会计产生的内部动因
企业做出理想的投入选择是为了利润最大化。环境管理不仅会带来效益, 同时也会产生额外的成本。来自于规章制度和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各种驱动因素, 激发企业通过会计信息渠道实施环境管理。
对环境友好产品的价格溢出可能性导致企业采纳更为积极的环境管理战略, 那些获得更大潜在环境回报的企业很可能抓住这个机会, 通过降低污染来增强消费者对绿色产品支付溢价的兴趣, 来抵制更为严厉的规则和因违反环境惩罚而增长的潜在风险。
环境行为涉及的成本包括建立、投资、员工培训、信息搜集和机会成本在内的诸多内容。管理者在做出关于环境管理的决策时, 首先要对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即以环境会计信息为基础, 从投入产出角度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及其综合效应进行经济性分析。
积极的环境管理意味着在降低污染方面要进行员工培训、改善监督和执行审计, 跟踪物流和废物产生的过程等。这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动力传递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始终把效益放在首位, 因此经济绩效是企业生产环境会计信息的原动力。企业会根据自身的情况, 对成本效益均衡分析, 以实现成本节约, 提高效率的目的。
由于市场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 因此企业行为与公众行为密不可分。一方面公众将自己的需求信息透露给企业, 它消费的产品种类与数量决定着不同企业的盈利状况;另一方面企业又不断创造新产品与新服务诱导公众消费。在环境保护上, 公众的要求同样可以通过市场行动进行表达。公众通过选择对环境友好企业的绿色产品, 抛弃那些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 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市场推动力, 使得企业不得不将环境保护行动纳入到企业的各个环节, 充分披露环境财务信息, 并使之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环境成本的发生是一个综合的整体, 不仅包含污染治理形成的环境成本, 还应包含资源非最优使用中的浪费和低效 (一般指高于同行业中优秀企业的社会开发成本或社会生产成本的那一部分费用) 。这并非完全源于环境保护者的压力或政府的管制, 而是企业自身价值链环节中的问题。清污是环境成本中的显性部分, 而低效率的生产开采则是环境成本中的隐性部分, 容易被人忽视, 但却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与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所以, 企业有动力去科学利用生态能源, 合理保护自然资源, 通过环境会计优化价值链。对于可利用的资源, 一方面要做到资源转换为人所需的产品时使剩余物量最少化和有害性最小化, 以降低污染成本;另一方面企业会千方百计地提高资源生产率, 即产出一定时使资源消耗最小化, 资源一定时使产出最大化。是否可以避免环境责任所带来的成本属于成本管理的最高境界———成本避免, 如果环境成本不可避免,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控制其发生的数额, 这就是成本管理的第二层次———成本控制。而这两个层次的成本管理都需要依赖环境会计的相关信息做出决策。也就是说, 只有依靠环境会计信息, 才能从战略上避免环境成本, 从战术上控制成本,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保证企业有长期稳定的现金流。环境会计是企业价值链优化的重要一环, 也是企业业务流程再造、乃至企业再造的一项信息基础。
随着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 进而为公众所广泛接受, 企业也从传统的单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人”, 向环境与经济双赢的“环境人”转变。企业的环境理念在发生着变化, 企业的环境行为也在发生着变化, 越来越多的“环境友好企业”成为环境保护新的推动力量。它们通过技术创新,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通过“绿色伙伴”、“绿色采购”等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 形成多元化的环境管理的互动, 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也逐渐走上经济舞台。
摘要：本文通过对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本质的多方位分析, 说明社会大众所要求的环境权以及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是环境会计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们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使企业充分披露其环境责任信息, 使社会持续和谐发展。
关键词：环境会计,环境责任信息,环境成本
参考文献
[1]杨海燕.自然之声———论生态批评的浪漫主义渊源[J].科教文汇 (下旬刊) , 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