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因（共9篇）
政治动因 篇1
非制度政治参与是突破现存制度规范的行为, 也是在社会正常参与渠道之外发生的活动。勿庸置疑, 公民在制度框架内有效的政治参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的本质要求, 也是夯实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稳定基石的内在需要。然而, 值得警惕的是, 当前甘肃民族地区突破制度框架的参与行为诸如贿赂选举、拉拢党政官员、越级上访或违规上访、散播反动言论、非法聚集, 甚至直接暴力冲击政府机关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与日俱增。实践证明, 这些行为助长了基层干部腐败之风, 扰乱了党政机关的正常办公秩序, 阻碍了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大局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
甘肃民族地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诱发原因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只有对这一问题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并找出其产生的原因, 才能有效引导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进入制度框架体系, 进一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
1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直接原因:利益表达不畅
利益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社会概念, 一般来讲, 凡是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需要的都可称为利益。利益的实现也就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也再次强调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但是, 利益表达不畅仍然是近年来民族地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此起彼伏的直接原因,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群体性利益先天性保障不足, 利益诉求不能有效满足。甘肃民族地区, 如甘南州和临夏州境内地貌复杂多样, 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受自然资源制约, 加之生产条件不足, 气候因素影响, 农业生产呈现风险大、收益不确定的弱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产业结构单一, 第三产业不发达, 农牧民收入普遍较低、增长缓慢;农牧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与东中部发达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形成了“经济断裂”局面。“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 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 而且是有风险的, 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各方因素的掣肘不能得到有效提高, 共同的经济利益不能实现, 民众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长期处于一种边缘状态, 容易滋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心理, 就倾向于制度之外的渠道表达利益。
其次, 个体利益多元化, 表达方式分散化。一方面, 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相对加快, 少数民族公民的权利意识、个体意识和维护自身利益意识逐渐增强。另一方面, 民族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 生产活动相对分散独立。“每个人都以原子化的身份经营自己的家庭经济, 经济理性主宰着他们行为的选择。这种原子化的生存方式反映到政治上, 就是每个村民都以个体的方式直面国家权力体系”这就使得公民以个人和小团体形式自发进行利益表达, 呈现出高度的分散化、个性化、独立性的特点。同时, 民族地区青年一代为了寻求发展选择外出打工, 其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因而, 传统生产活动的分散性、职业选择的分化以及人口的流动性导致民族地区利益要求的差异性和利益表达的分散性。单个的利益表达和维护行为既会遭受忽视而不断受阻, 也增大了公民参政的成本, 更不利于全面真实地反映公民的整体性利益。
当民众的整体利益或个人利益受到伤害时, 他们不能寻求到有效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 便被迫选择上访、申诉、抗议等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引起上层或媒体关注, 这也是近年来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频发的直接原因之一。
2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根本原因:基本制度与具体操作的矛盾冲突
“如果政治制度化无法适应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 将导致政治参与的无序, 会危及社会政治稳定。”从宏观层面来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具有广泛的优越性, 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阶层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愿望。我们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制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我们党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和我国基本国情探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 可以使公民有效遵循现存结构所代表的政治行为轨道参与政治。
但是, 从微观层面来看, 民主政治参与在落实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缺乏切实有效的保障而导致制度异化、缺位、冲突的局面。现阶段甘肃民族地区基层民众在政治参与具体制度与操作环节中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选举制度被旁置。虽然村民自治制度运行已久, 但对民众政治参与的作用十分有限, 其首要原因就是与村民民主选举相配套的保障和规制机制被旁置, 导致村民选举权难以真正实现。选举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 是进行政治参与的前提和基础。但在甘肃民族地区基层民主选举违法和侵权案件时有发生,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治体外部力量不当干预。甘肃民族地区原有全能型行政管理体制并未完全褪化, 乡镇政府仍然直接影响或控制着村民自治委员会, 行政化的村委会实际上扮演乡镇政府下属机构的角色, 尚未真正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作用。如:在村民选举过程中, 乡镇干部片面强调政令的畅通, 不是引导村民按法定程序预选产生候选人, 而是给有关人员“做工作”, 或者千方百计帮助暗中行贿人, 釆取行政手段操纵或干预选举工作, 搞指选、派选、暗箱操作, 借民主选举之名, 行上级任命之实。民主选举制度不仅不能保障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畅通, 而且常常会被忽视, 对民众政治参与活动造成不良影响。二是行政村自治体内部存在破坏民主选举行为, 较为常见如村委会选举中存在拉帮结派、暗中贿赂、拉票等破坏和干扰民主选举的情况。这几种情况无视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 践踏《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破坏基层民主, 也为部分村务矛盾留下祸患, 成为干群矛盾、村集体矛盾冲突的催化剂。
其次, 决策制度缺保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要求, 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就需要制度的保障。然而, 在甘肃民族地区, 一方面, 行政村民居分布偏僻、分散, 一些村委会干部嫌开会麻烦, 对一些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决策, 不跟群众商量就擅自拍板, 公务活动喜欢搞暗箱操作。按照佩特曼的观点, “社区或工作场所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也是人们最熟悉且感兴趣的领域, 才是公民参与政治最恰当的领域。也唯有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和自己生活相关的决策时, 他才能真正控制自己日常生活的过程。”另一方面, 基层人大代表与村民之间处于脱离状态, 村民的意见和要求很难通过基层人大有效转化为政治决策, 对政治决策系统缺少影响力。在参与实践中不能建立和完善各项决策制度, 不能规范公共事务决策与执行秩序, 容易致使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滥用权力, 腐化堕落, 官僚主义等现象不仅侵蚀了政治体系的机体, 也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导致甘肃民族地区一些社会矛盾激增。
最后, 信访制度不合理。少数民族公民合法的利益诉求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表达,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制度设计本身存有问题。比如信访, 在现有制度渠道无法正常上传下达的情况下, 信访无疑成为少数民族公民向上级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的救命稻草。按照国务院《信访条例》的规定, “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 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请求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核。”在大多数时候, 信访部门的处理原则是“分级负责、归口管理”, 做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县”, 只是将意见转交给有关部门, 而没有进行及时的督办和检查, 民众利益表达往往石沉大海。并且, 有些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不恰当地控制农民信访活动, 一定程度上不能有效实现信访条例中的利益表达功能, 信访制度的功能出现了变形, 堵塞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 所以越级上访或者暴力冲击政府机关便成为必然。
3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行为失范
如果经济发展是民族地区和谐繁荣的翅膀, 那么地方服务型政府就是腾飞的主题, 是一体与两翼的关系, 从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关键是加快构建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 并以此为契机提升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当前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最激烈、最复杂的时期, 面对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 “有效政府的政治—行政行为必须是规范、制度化的行为, 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是有效政府的本质表现与应有内涵, 在某种程度上, 制度化就是有效性的担保和承载。”因而, 政府行为的规范性也是导致民族地区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 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村干部将权力异化为谋利工具, 对村庄公共利益和村民个人利益具有危害性。民族地区村民自治施行以后, 村级组织一方面受村民委托行使自主管理公共村务的权力, 另一方面却负责在基层贯彻实施国家方针政策的任务。这两种权力本质上属于公共权力, 容易异化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如个别村干部利用公共村务权力大肆受贿钱财, 通过公共权力拉拢自己的势力, 对支持自己的群众优先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等。更为重要的是, 民族地区行政村组织中, “管理”、“经营”、“党务”甚至宗教活动都会交织在一起, 村民自治权力过于集中, 有可能异化为少数村干部甚至某个村霸自治, 对村庄公共利益和村民个人利益具有更大的侵蚀性。
二是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作风不良, 不能真正为民用权, 为民谋利, 为民服务。一方面,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中的部门利益个人化现象非常严重。地方政府部门, 凭借其手中的特权如劳动用工人事权、项目资金审批权、产品价格定价权, 为本部门、本单位的人员消费而谋取经济收入。地方政府不仅背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而且以群众要挟上级政府加大财政拨款的筹码。另一方面, 在面对“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情况下,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不是在想着实实在在的做些群众满意的事, 而是常常提供可以彰显其政绩而农民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如甘肃民族地区个别政府为虚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不切实际的扩大城市规模, 或者打着“为民整村推进搬迁”的旗号, 申请国家财政拨款, 但实际却以大量的豆腐渣工程掩人耳目, 造成无用的公共产品相对过剩而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缺乏。
三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较低, 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尚缺经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从观念到技能、从思想到作风、从学历层次到管理经验都非常欠缺, 民主与法治素养、政策执行能力亟需提升。地方政府作为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主体之一, 作为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 面对突发情况或者群体性事件, 化解方式简单粗暴, 不能和民众进行沟通协商, 有效处理问题, 化解民怨, 而仍然存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这就对有效化解、防范群体性事件, 对自治地方社会和谐发展的制约都是非常严重的。
4 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现实原因:民族地区多种政治文化并存
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直接影响人民政治行为的、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第三世界国家在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的过程中, 最大的障碍也许不是某些正式的民主制度的选择问题, 而是影响其社会成员政治行为方式的落后的政治文化”。甘肃民族地区的宗教文化渗透于传统政治文化, 表现得错综复杂, 深刻影响公民的政治心理和参与行为。
首先, 异质性较强的宗教文化不利于形成和谐稳定的积极心理。甘肃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以及存在于某些民族中的原始宗教为其信徒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这些价值观念往往成为信教的民族成员进行政治认知、产生政治情感、进行政治评价和选择政治行为的重要心理基础。一方面, 这种宗教性政治文化影响少数民族成员的政治人格, 从而淡化法律制度的存在, 人们习惯借助传统的习俗和手段来解决发生在身边的各种问题, 而不是通过现代的民主法律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由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往往会迅速扩张和蔓延开来, 形成一种盲目的狂热, 引发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另一方面, 各宗教的风俗、习惯、禁忌更是千差万别。多元的异质宗教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产生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单一民族认同心理、强烈的宗教皈依心理、民族偏见心理、民族歧视心理等消极政治心理。这些消极政治心理不利于民众团结统一价值观的形成, 更不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 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 西部民族地区的“邻里集会”意识也极其深远。农村社会形成了明显的差序格局, 家族势力在事实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家族压力以及依附心理, 加之个体的有限能力, 使他们不敢与家族势力相脱离, 总是努力保持和家族领袖及成员意见的一致。某些落后的家族势力一定范围内影响着民众心理, 导致攀上心理、人治心理、依附心理、政治疏离心理等消极社会政治心理广泛存在, 这既是影响甘肃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也是甘肃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
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心理基础以无形的力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这种多元政治文化交错致使甘肃民族地区公民不能进行理性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从而越出政治制度的框架, 发展成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摘要：非制度政治参与之风愈演愈烈, 甚至威胁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基于甘肃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现状, 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实际走访, 分析论证了甘肃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发生的动因。
关键词：非制度政治参与,民族地区,邻里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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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联想，移情直销？ 篇2
在整合的过程中，原有IBMPC业务部门的员工并没有“暴动”，客户并没有“集体叛逃”，转投竞争对手……
到10月的全球组织结构调整，联想保持业务稳定过渡的第一阶段整合基本完成。
联想没有死掉，顺利地走过了最危险的第一步。
如果说在联想已经实现第一阶段保持业务和团队的稳定，国际业务扭亏为盈的目标后，寻找下一个舵手来更好地实现盈利能力的提升还容易理解的话，那么接替者为什么会是阿梅里奥？
从直销模式创造者戴尔那里挖来这个既精通后端产品设计，又有前端销售经验，并长于供应链管理的新CEO，联想是否有意引进戴尔模式，实行直销呢？
直销的诱惑
在宣布并购处于亏损状态的IBM PC业务的时候，柳传志面对联想这样的“蛇”在吞下IBMPC业务这样的“象”之后，会不会“消化不良”的疑问和担心时，曾明确表示，我们能通过成本控制让IBMPC业务扭亏为盈。
然而，这一年来，联想的表现似乎并没有说明其成本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控制。
从财报上看，合并之后的联想毛利率虽然一路逆风飞扬，而纯利率表现却不尽如人意，第一季度毛利率15.3%(对上一年同期为13.7%)，第二季度毛利率14%(对上一年同期为12%)，上半年毛利率14.5%，而上一年同期则为12.9%；但在纯利率方面：半年的纯利率现在为1.47%，而未并购前的去年同期则为5.25%。
并购后的联想，虽然毛利率上升了，但纯利率却下降了。
在并购之前，IBM PC业务的毛利为24%，比联想的14%还要高出很多；联想的纯利润率为5%，而IBM是亏损的。
那么并购后，IBM原本很高的毛利率不会给联想带来太大影响，加上合并后的规模效应，使新联想在采购方面的成本降低，可能是构成毛利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但是，纯利率的下降，只能说明，目前两公司只是简单地拼在了一起，实现了规模上的整合，而总体的业务模式，管理能力并没有本质上的提升。
这时，联想要想加速进行整合，进入以驱动赢利性增长为目标的第二阶段，就必须找到一种能够从采购、生产、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业务模式。而戴尔的直销模式恰恰具备以上特征，符合这些要求。
如果说过去联想与戴尔只是在中国市场进行博弈，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策略尚能做到游刃有余的话，那么从联想实质性地踏上国际化道路开始，以更开放的态度接纳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运作方式，也许是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从慎独到欲念
事实上，从完全拒绝直销，到部分接受直销，联想对待直销模式的态度一直在改变。
戴尔进入中国之初，联想对其直销模式避而不谈，2005年初联想还曾经以“分销模式并没有死亡，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来反击戴尔对分销模式的攻击性广告。
而到了2005年8、9月份，联想高层在营销模式上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认为所谓直销和分销，是要看客户需求，两者都是渠道营销模式。直销、分销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近来，联想又宣布要跟美国第三方机构合作，专门做直销服务。
在此次宣布换将的过程中，杨元庆一直强调，联想在中国的渠道营销模式不会改变。
的确，在中国地域广阔，地方及行业权力机构关系复杂的特殊情况下，不依靠合作伙伴几乎无法开展业务。这也是联想的分销模式取得成功，而戴尔的直销模式，到了中国这片土地上不得不进行变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杨元庆同时表示，“我们针对关系型和交易型客户会有不同的模式。”
目前，联想按照交易方式把客户分为“交易型客户”和“关系型客户”两类，前者主要是大型企业客户，后者则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人客户。而杨元庆所说的“不同的模式”，就是2004年初，杨元庆“新三年施政纲领”对销售模式调整的结果：对大客户拓展实行电话营销（直销）模式，对于零售客户和中小企业客户，则加强渠道营销模式。
按照IDC中国区副总经理万宁的分析，在消费习惯上，亚太市场与欧洲、南美、中近东等市场比较接近，消费者喜欢体验，因此更能够接受卖场和体验店的销售方式。但在北美市场，消费者已经习惯电话、互联网定制产品。
当联想高层对直销模式的态度有所转变的时候，曾有人向杨元庆表示，美国可能更适合直销模式，中国以及亚洲地区可能更适合分销。杨元庆并没有否认这一判断。
那么，选择有着美国及亚太地区工作背景，在直销模式的创造者戴尔那里历练了一翻的阿梅里奥作为新总裁，联想会不会根据地区的不同也采取“不同的模式”呢？
直销的“剂量”
但是，联想毕竟与戴尔的模式有根本性的不同，戴尔所有的组织架构都是以直销为基础的，联想则是渠道之王。想要伤筋动骨，放弃自己的优势，风险太大。况且，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戴尔的模式并不能轻易被别人复制。
可以佐证的是，惠普及被并购前的IBM PC业务都曾试图采用直销模式，但都因各种各样问题的出现而表现的那么笨拙。
虽然争相学习戴尔的结果是，一些企业走了不少弯路，但戴尔模式在供应链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的成功做法，确实对IT市场中薄利的低端产品市场具有示范效应。
杨元庆表示：“我们要能够建立起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非常有竞争力的业务模式，就必须实现从前端到后端的整合，并且整合以后的全价值链都要有竞争力。”
当然，联想不会为了直销而直销，直销的精髓是不断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这才是联想最需要的。
为了这种需要，或许联想会借助阿梅里奥经验，将直销理念浸透到联想现有模式中；或许联想会做出局部的调整；也或许联想什么也不会做。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联想如果真的有意引进戴尔模式，实行直销，那么，要给联想加入多少“剂量”的直销，决定了联想是否能够“建起一个强有力的、非常有竞争力的业务模式”。
在联想更换CEO后，一位在联想工作了六年的员工这样对记者说：“以我的经验，联想每次在一个事件后，总会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大动作。”不知道联想这次换帅之后的大动作，是否会引来联想业务模式的变革。
记者手记
市场并非军事上的战场，首先，对手是打不死的，对手的死亡是自身造成的；其次，打垮对手不一定对企业有利。
例如，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100多年的饮料战从来不想打死对手。越打越升级，但两家都得到了发展。这就是商业战场上的共存共荣原理。
同行之间的对标，不是找对手的缺点打败对手，而是向对方的优点学习，走上合作多赢之路。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说得好：“数字化生存的和谐效应已经变得很明显了。过去泾渭分明的学科和你争我斗的企业都开始以合作取代竞争。一种前所未见的共同语诞生了。”
世界经济风云变幻，联想也好，戴尔也罢，都在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环境里打拼。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它们所面临的不只有威胁，也有很多机会，互补和合作也许是一个不错的Idea。关键是如何把这个Idea变成现实。
如果真如预言所示，我们期待戴尔和联想联手给人类制造出更好的电脑。
正方观点
联想选阿梅里奥就是为了直销
联想的换帅意图应该在几个月前就决定了，因为找人需要时间。现在新的CEO已经水落石出，我们看看他能否给联想、给我们带来惊喜，可以肯定的是，好消息——如果有的话——一定是来自于美国，也许再过两年，联想已经建立了有联想色彩的直销模式。
这次选择阿梅里奥，完全是一次有准备的换帅，在既没有促使沃德声张的情况下，又安稳地把阿梅奥从戴尔悄悄挖来，显示了联想成熟又自信的运营心态。
联想现在的命题是，想要与戴尔一搏的话，惟有尽快掌握戴尔的直销模式。
为了尽快掌握直销模式，联想就必须充分而又高效地使用阿梅里奥。既然联想要强化直销，最理想的就是让一个熟悉直销、熟悉戴尔模式的人来当CEO，这样的人最好来自戴尔内部，阿梅里奥就是这样脱颖而出的。显然，在戴尔期间，阿梅里奥早已将戴尔的直销理念烂熟于心。
IDC分析师 李时国
反方观点
联想不会复制戴尔模式
戴尔的直销模式与联想的分销模式各有特点：直销可以直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降低成本；分销可以形成战略同盟。联想国际化的成功，并不一定要复制戴尔的模式，因为联想的分销模式已经很成功，如果完全引进戴尔的直销模式，联想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一条“高成本”的道路。而且分销也有分销的特点和好处，在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大公司也在用分销。
联想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取决于在消费市场的成功，这种成功不是指硬件——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而是联想对于消费者市场的理解，是否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
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以来的这一年，国际化方面工作什么都没有做。
联想要充分了解消费者对PC的需求是什么，通过对消费者的研究和对消费者的把握获得新的“核心竞争能力”。这方面不能突出，那联想的国际化没有意义。
政治动因 篇3
一、文献回顾及假设的提出
《公司法》明确规定企业在进行股东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应该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要求企业在制定发展计划时充分考虑到可持续发展, 并提出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 国家、政府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与期望可见一斑。2009年中国慈善排行榜显示, 我国的民营企业捐款总额达到五十亿元, 远高于国有企业和其他性质的企业。那么, 民营企业进行如此慷慨的慈善捐赠, 是源自于什么动机?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
企业经营与其经营环境密不可分。对我国民营企业来说, 与政府的关系是企业经营环境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与政府具有良好的关系, 可以使得民营企业获得较为宽松的管制约束 (Agrawal and Knoeber, 2001) , 能够更为轻松的获得银行贷款, 从而可以优化企业经营环境。在当前国家和政府大力宣传并要求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大环境中, 建立了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以求实现政府期望, 从而达到稳固与强化原有政治关联的目的。同时, 由于我国政府体系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其与政府的政治关联也可以进行不同层级的划分。能够进行高级别政治关联的企业家愿意花大代价提高自己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力, 也就是说, 他们主观上更加愿意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而且, 建立了较高层级政治关联的企业, 其能够获取资源的途径比较多, 可能的政府政策扶持也会较多 (张萍和梁博, 2012)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 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捐赠力度更大。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层级越高, 捐赠力度越大。
二、研究设计
(一) 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考察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存在性及其层级性对慈善捐赠的影响, 笔者构建如下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
1. 被解释变量。
参考李四海 (2012) 等人的研究, 本文以民营企业慈善捐赠金额与其营业收入总额千分比 (Donate1) 以及与其资产总额的千分比 (Donate2) 作为被解释变量, 考察企业慈善捐赠行为。
2. 解释变量。
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联指标可以细分为是否存在政治关联 (Connect1) 和政治关联层级 (Connect2) 。其中Connect1变量的构造规则如下: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现在或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 或者担任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等职务。而Connect2的构造, 笔者借鉴张萍和梁博 (2012) 、杜兴强和周泽将 (2009) 的度量方法, 根据企业家政治参与所处层级赋值, 国家级为5, 省级为4, 市级为3, 县级为2, 乡级为1, 不存在关联的为0。
3. 控制变量。
在进行假设的检验时需要考虑到其他可能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产生影响的因素并对其进行控制。本文借鉴前人研究, 主要选择了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净经营现金流量 (Ocf) 、企业拥有的现金 (Cash)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的企业成长能力 (Growth)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Frist) 、董事长总经理是否由同一人兼任 (Dual) 以及企业上市年限 (Dtime) 为控制变量。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中民营上市公司2004-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 并按以下规则进行选择: (1) 剔除金融保险类企业以及在研究区间内被ST的样本; (2) 剔除年报中未单独披露捐赠数据或者捐赠支出与其他支出无法区分开来的样本; (3) 剔除当年上市的公司样本; (4) 剔除管理者背景特征数据不全的样本。经过筛选, 共得到样本3 234个。
(三) 回归方法
在对模型进行回归时, 考虑到截面数据可能产生异方差从而使得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不再具有最佳线性无偏估计的特性, 笔者对回归模型进行了robust稳健回归估计。
三、实证研究
(一)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 样本的平均慈善捐赠金额为94万元, 其中最大值为1 090万元, 而最小值为0。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占比为17.8%, 可见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 董事长或总经理进行政治参与的比重并不大。就关联层级而言, 企业进行省级的政治关联比重最大, 占进行政治关联民营企业总样本的40.92%。国家级占比29.72%。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44.5%, 可见, 我国民营企业具有较为适中的负债结构。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为25.1%, 表明民营企业具有较好的成长势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32.9%, 说明“一股独大”是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特征。
2.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可以看出, 就因变量Donate1而言, 不论是变量Connect1还是变量Connect2均与之显著正相关。就因变量Donate2来说, 变量Connect1与之显著正相关, 而Connect2虽然正相关但是并不显著。这只是单因素分析的结果, 并未考虑其他有可能影响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因素, 更加严谨的结论有待回归结果的呈现。但这为本文的两个假设提供了初步证据。除变量Connect1和Connect2具有较高相关性外, 其余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6。因此,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 将变量Connect1和Connect2放入两个回归模型对因变量进行考察。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所有t值均经过White (1980) 调整。
(二) 回归结果分析
表1第一列和第三列回归因变量为Donate1, 第二列和第四列回归因变量为Donate2。从表1可以看出, 所有回归的F检验均通过, 说明模型整体显著有效。不论以何种指标表征企业慈善捐赠水平,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情况均与其慈善捐赠水平显著正相关 (两种指标下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0%和1%) 。由此, 假设1得到验证。就民营企业与政府进行关联的层级的影响来看, 其回归结果均为正值, 并且在以Donate2为捐赠水平表征变量的回归 (4) 中具有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 假设2基本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由于民营企业与政府构建的关联层级的差异, 导致了其捐赠水平的不同。出于企业家个人的诉求与企业满足政府期望的目的, 具有高层级政治关联的企业倾向于进行更高水平的慈善捐赠。控制变量方面, 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与其拥有的净经营现金流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拥有较高的经营现金流量为企业慈善捐赠提供了财力基础。同时, 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以及主营业务增长率越高, 则其捐赠水平越高。这表明, 有良好盈利能力以及良好成长能力的民营企业会从事更多的捐赠活动。最后, 民营企业中的董事长与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时, 会有更多的捐赠行为发生。
(三)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笔者重新选取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表征指标, 参考李四海 (2012) 的研究方法, 直接选取企业慈善捐赠绝对金额作为因变量, 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 不论Connect1还是Connect2均与慈善捐赠显著正相关 (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0%和5%) 。这表明前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四、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 民营企业建立的政治关联具有提升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作用, 并且, 随着关联层级的提高, 其捐赠水平也相应提高。这表明, 民营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维持和强化与政府的关系这一有利资源, 从而帮助企业获得发展所需的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 .Agrawal A, Knoeber C K.Do some outside directors play apolitical role?[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01, 44 (1) :179-198.
[2] .李四海.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捐赠行为[J].经济管理, 2012, 34 (1) :138-152.
信息披露的动因 篇4
【关键词】 信息披露;动因
一、信息披露概述
从会计角度来看,最初并没有信息披露的概念。利特尔顿在《Accounting Evolution to 1900》一书中,提出了系统的复式薄记产生的七项必要条件:书写艺术、算术、私有财产、货币、信用、商业、资本。不难看出,这些条件同时构成了会计披露的基本要件。以此为其逻辑起点,会计信息披露在其漫长的变迁中经历了以账簿披露为主体、以财务报表披露为主体以及以财务报告披露为主体等发展阶段,虽然披露一词何时被引入会计理论与实践尚难以明确界定,美国1933年《证据法》及1934年《证券交易法》就已经明确提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问题,如按照《证券交易法》成立的证证券交易委员会有制定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应规则的权利。
关于信息披露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信息披露也称信息公开或信息揭示,是指信息按照一定的要求,采用一定形式的对外报告。从会计角度看,信息披露与财务报告之间不存在本质差异,信息披露狭义上指资本市场上有关人员依照上市地国家国家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上市和 交易等一系列环节中,以规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及有关方面公开与证券有关的信息。从广义上讲,信息披露不仅包括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还包括在规定之外针对特定对象的特定对象的私下披露、临时公告等。一般意义的会计信息披露则专指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招股说明书(或债卷券集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及其他披露文件,向广大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信息使用者披露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等诸多对投资有用的信息。
潘杭钧认为会计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依据国家法规规定,按照一定的程序及规范的报告格式,通过适当方式向证券管理机构及广大投资者完全公开与证券发行、交易有关的会计信息资料的行为。齐文峰认为公司信息披露,是指有关行为主体从维护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运行秩序出发,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整、准确、及时地向社会公众公开披露信息的行为。Admati认为信息披露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向社会公众(或特定受众)公布和传递上市公司相关信息的机制或制度。这些学者一般将信息披露理解为证券发行者将公司财务经营等信息完整、及时地予以公开,供市场理性地判断证券投资价值,这种观点侧重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从投资者角度而言,信息披露可能不限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各种报告,证卷分析师的分析推荐,某些专家的意见,媒体宣传,甚至各种内幕消息,小道消息都可能成为投资者决策的重要参考。
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动因
信息披露的准确、真实、及时和完整是资本市场实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基石。当前,在世界各国资本市场中,强制要求上市公司作出会计信息披露业已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监管措施。
1.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信息使用者实施的外在需求压力
投资者希望获取会计信息,以有助于提高其经济决策的合理性。在股票市场,投资者须对股票内在价值做出评价,并将之与该股票发行人的定价或交易市场的流通价相比较,以做出买入、继续持有或卖出股票等决策。尽管某一时期股价可能会背离其内在价值而大起大落,但这种价格背离价值的非理性现象终究只能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归根到底,各股票价格还是取决于由公司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决定的内在投资价值,投资者需要分析公司所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变动等信息,从中获悉公司以往及本期的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并结合相关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对未来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作出合理预期以作出理性经济决策。
投资者希望获取会计信息以评价经理人员代理责任履行情况。现代股份有限公司两权分离日趋彻底,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人员实质上掌握了公司的管理控制权,这既存在有利于提高经营管理效率的一面,但亦有其不利的一面,即经理人员可能存有败德行为,形成“内部人控制”,使得投资者利益受损,对经理人员败德行为进行制约的前提就是投资者能够获悉代理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会计信息披露则有助于此,债权人及其他信息使用者亦希望获取会计信息以满足自身利益需要,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来源既有权益资本又有债务资本。还存在其他资源委托人,他们与经理人之间在经济利益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不相一致的方面,会计信息无疑是改变物质利益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势必备受各方关注。如债权人希望获知会计信息以评价公司变现能力、偿债能力、长期盈利能力等,并据以作出相应长、短期信贷决策信贷决策。
2.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经理人存有的内在供给动力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可能会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怪现象。由于股份有限公司(筹资者)和投资者在公司经营状况信息上存有不对称现象,公司深知自身的经营状况,投资者无从得知而只能根据以往经验通过获悉全体公司的经营状况分布概率,并以此推之全体企业平均经营状况,在此情况下,投资者基于自身利益而只愿意根据公司平均经营状况来确定股价。其结果是大部分高于平均水平的公司会因股价不能体现其内在价值而退出股票市场,低于平均水平的公司,则因市场评价高于其实际价值而乐于进入股票市场募集资金。真正售出股票的公司实际上低于原有全体公司平均经营状况,投资者在获悉这一经营状况分布概率后,再次购买新股时愿意支付的股价将进一步降低,驱使更多相对经营状况较佳的公司相继退出股市,均衡情况下的结果就是股票市场只存留经营状况最差的公司。
通过会计信息披露而改变信息不对称状况能消除这一不良现象。经营状况甚佳的公司主动向投资者披露会计信息,以期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为合理的价位发行股票募集巨额资金。在余下尚未披露会计信息的公司中,那些经营状况中等以上的公司自然不愿是自身混同劣等公司而按两者平均经营状况筹资地位,也会主动披露其会计信息。从理论上讲,这一良性循环不断持续的结果是只剩一家经营状况最差的公司为止,良性循环过程无疑构成公司主动披露会计信息之根本动力。
3.资本市场监管机构通过适度干预而施加的强制性推动力
资本市场监管机构负有维护股票市场公开、公平、公正性的责任,它们在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维护证券市场信息的真实性和充分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解决投资者与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利益之争,公司作为披露主体,基于自身成本效益考虑,对于某些不利于公司但对投资者十分重要的会计信息可能不予披露,往往不能满足投资者的相关决策需要。在此情况下,股票市场监管机构及受其支配或影响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实施适度干预,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能够节约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强制信息披露是在讲求成本效益条件下取得公司特定信息的良好方法,解决股份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
绩优公司率先主动披露会计信息,便会引发一系列良性连锁反应,诸多公司将基于自身利益需要相继效仿,这其中也包括绩劣公司,可在形式上效仿绩优公司披露会计信息,在实质上所提供的却多为虚假和误导的信息,使得会计信息披露真伪难辨。要改变这一状况,无疑有赖于股票市场监管机构及受其支配或影响的会计、审计准则制定机构积极介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和强制推行手段,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确保会计信息披露这一制度不至于受到严重破坏,得以有效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杨熠,沈洪涛.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认识和实践[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8(7):51～55
投资仓储的动因 篇5
以苏宁电器为例, 其对物流基地的总体规划是“三年选址, 五年建成”, 公司物流基地建设项目部常务副总监王长林近日向记者透露, 苏宁电器计划到2015年完成全国60个物流基地的建设任务。截至目前, 苏宁电器已完成了近60%的物流基地选址工作, 预计今后两年完成所有物流基地的选址工作。
无独有偶。今年年初阿里巴巴正式对外发布了号称千亿级的物流投资战略。当当网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武汉建立了物流中心, 并宣布斥资10亿元在华北、华东和华南新增三个物流基地;京东商城则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及成都建成4个一级物流中心和10个二级物流中心, 2011年还将在嘉定建成一座15万～18万平方米的超大型仓储中心。
面对此股热潮, 业界观点并不否定商贸企业自建物流中心的发展模式。中国物资储运协会会长姜超峰就认为, 规模大、货量多的商贸企业完全可以自建物流体系, 这在全世界也是行得通的, 国内外商贸企业在这方面都不乏成功的案例。但此种模式在国内的盛行更具有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和政策环境的独特性。
需求与成本的考量
王长林对记者说, 苏宁电器的仓储由自建和租赁 (仓储) 相互补充, 且目前仍以租赁社会资源为主。但其所选用的第三方仓储资源, 通常不大可能完全满足自身的要求, 只能是接近基本要求, “大体上能满足即可, 比如单体面积够用, 有月台和周转场地等基本要求。”他补充说, 这是一个过渡期, 苏宁的自建仓储比重在不断变化, 两三年之后可能全国大多数的仓储都是自建的。
苏宁电器的商品结构决定了其对仓库层高要求的特殊性。以普洛斯提供的仓库为例, 其建筑空间净高标准是9米, 但苏宁电器要求的是12.5米高;而苏宁电器对8米宽的月台的需求也常常遇到只有4米宽的月台。
除了仓储的结构设计不能符合要求之外, 信息化程度也是苏宁电器很重视的考核标准。目前很多仓储设施并不具备信息化管理的能力, 这一瓶颈给物流管理要求较高的连锁零售企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最后, 基于成本的考量, 商贸企业倾向于自建物流基地。王长林认为, 上文提及的结构设计和信息化的问题也不是不能克服的。“按照苏宁所要求的规模和体量来进行建设, 我相信有些物流地产商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提要求就意味着成本高, 既然成本高, 不如自己做了。”随着家电连锁行业的快速发展, 家电零售的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 苏宁电器开始对物流模式的成本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在销售价格上并没有太多优势, 就只能通过后台的精细化管理来降低成本以获取利润。”另外, 苏宁电器这样的企业到地方投资, 当地政府出于其对增加税收、解决就业等方面的贡献考虑, 往往会给予较大的政策支持, 而这些政策优惠往往是第三方仓储企业争取不来的, 这也间接提高了苏宁电器的运作成本。
事实上, 苏宁电器已经尝到自建仓储系统中自动化项目的甜头。在苏宁电器南京物流基地, 耗资1.3亿元的自动化仓库面积为5000多平方米, 已经投入使用了三个月, 其采用了RFID技术, 自动化程度堪称全球一流水平。王长林告诉记者, 该项目的商品管理的精准度高达99.99%, 人工成本和运营费用明显降低, 同行的商品堆码高度一般不会超过4米, 但苏宁电器在这个仓库的堆码高度达到24米, 实现高达6倍的仓储利用效率。
苏宁电器还在考察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建设第二代家电物流模式的想法, 其特点包括:信息化购物、科技化管理、数字化配送等。目前, 已经建成启用的杭州、北京和南京等第二代物流基地, 与第一代物流配送中心相比, 库存周转率提高了30%, 资金占用率降低了20%~30%, 总体运营成本节约了一半。
土地升值的诱惑
尽管商贸流通企业对土地升值的因素避之不谈, 但业内分析人士却无一例外的将商贸企业自建物流基地的首要驱动因素指向了土地升值的巨大诱惑。也正是基于上述共识, 当阿里巴巴日前宣布投资千亿在物流方面时, 业界普遍认为阿里巴巴的投入和建设, 表面看是破解电子商务企业发展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实质上却是在寻找巨大的投资机会。通创物流咨询公司CEO赵成锋认为, 阿里巴巴投资物流业的价值已被普遍认同, 中国物流地产的投资实践充分验证了物流地产商的成功和投资物流地产的前景。
同时, 也有业内人士分析, 一些电子商务企业将融到的资金用于投资物流地产, 最容易为投资方所接受。比如, 随着麦考林、当当网上市, 纷纷表示将把募集的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加大对物流环节的投入。而京东商城2009年底融到的2100万美元, 其中70%就将投放到物流建设中, 并且预计未来三年投入物流建设的资金将达到20亿~30亿元。
此外, 电子商务企业投资仓储还会出现新的盈利点, 这一驱动因素也被专业人士看好。在阿里巴巴的物流战略中提出, 投资仓储不会涉及到硬件和作业层面的管理, 他们做的是仓库作业需要的信息。但有专家分析, 一旦B2B、B2C的供应商和C2C的卖家开始租用阿里巴巴或是京东商城的仓库, 对他们而言利润就绝不仅仅只是租金, 还有IT系统使用费、物流配送费 (与第三方物流公司分成) 等, 如果电商企业还能提供统一的售后客服的话, 那么又多了一个利润来源。届时, 物流企业可能从事的仍只是最简单的配送环节, 在与电子商务企业在定价权的争夺上将处于被动。
战略发展的需要
尽管近年来土地价值被异常放大, 土地保值、升值的作用明显, 这固然在短期内可以缓解企业降低成本、扩大利润的经营压力。但物流基地 (中心) 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更为业界认可。VANCL如风达快递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白光利如此点评阿里巴巴物流战略, “马云做物流是一定的。一天500万单的现象摆在他的面前, 做物流是找死, 但不做好物流一定是等死。找死, 主动权在我;等死, 命在他人手中, 这就是现实!”
在苏宁电器的眼中, 物流基地的意义更是不能小觑。与传统商品流通不同, 家电物流具有单体体积大、种类多、型号繁杂、存储配送要求高、工作强度大等特点。一直以来, 家电行业存在的大量服务问题都是由于基础投入不足、服务平台偏弱造成的。延时送货、安装困难、重复维修等问题, 不能仅仅依靠端正服务人员的态度就能简单加以解决, 必须要有服务的物质条件。“物流基地是苏宁电器连锁快速发展的后台支撑保障, 是商务流通的核心平台, 是商业企业最重要、最核心的资源与平台。”王长林告诉记者, 良好的物流能力也是更快更好增加门店数量的必要保障。
基于这种认识, 苏宁电器把密集布点物流基地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 在自营物流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尝试。实践也充分证明, 苏宁电器自建物流体系的尝试是非常成功的。“未来有形店面和虚拟店面的销售渠道可以演变, 但万变不离其宗, 任何商贸流通企业规避不了后台物流和仓储环节, 技术平台和物流网络平台不可代替, 是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总的来说, 商贸企业自建物流基地, 也是出于企业发展战略的考虑。
苏宁电器的目标是到2020年, 全球实体连锁店总数将达3500家, 销售规模将达3500亿元, 网上商城销售规模将达3000亿元, 并以香港与日本市场为桥头堡, 探索海外发展。这个目标的实现, 其中最重要的保障是服务平台的建设, 通过物流基地的建设, 搭建起覆盖全国三、四级市场的物流网络, 借助W M S、T M S等管理系统, 实现长途配送到市、短途调拨到店与零售配送到户的一体化运作, 平均配送半径200公里, 日最大配送能力20多万台套, 并率先推行准时制送货, 24小时送货到户, 这些都为未来实施供应链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苏宁电器的物流体系中, W M S和T M S两个管理系统的应用十分关键。其中, W M S的功能主要包括库存管理、库位管理、越库管理、月台管理等, 能够很好地管理巨量仓位的作业, 并有效支持不同用户的各项信息需求, 更加合理地平衡工作负载, 从货位优化、减少包装损坏、减少商品识别错误、提高库存准确性等细节入手, 提高有限仓储空间的利用率, 降低作业成本, 在入库处理、库存管理、出库处理、费用结算等方面创造更多的物流价值。TMS则主要针对订单的零售配送和长途配送, 优化路线排程计划, 在显著减少配送里程和工作时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 通过信息化管理和机械化作业, 苏宁电器已经与供应商做到了库存信息共享, 实现了自动补货、自动预约, 平均收货时间由2小时缩短到20分钟, 物流与店面实时对接, 消费者付款后最快3分钟就可以装货发车。
在网上商城方面的目标和规划, 苏宁电器计划通过10年运营积累占据中国电子商务市场10%的份额。苏宁60个大型物流基地布局的完成之后, 预计将使苏宁网购的整体配送时间压缩在24小时之内。在原有物流基地发展的基础上, 苏宁电器还将针对网购商品的特点和细分化的需要, 修建能够满足苏宁网上商城细分化需要的第四代物流基地和第五代自动化仓库城市自营快递体系, 实现小件商品的远距离配送响应。目前, 苏宁第五代物流基地正整合信息化的管理和运作积极发展布局。
不过, 苏宁电器在当前物流基地选址工作的迅速开展中, 也面临着一些难题。“目前在选址工作中, 存在的困难比较大。一是土地出让前提与属地税收缴纳挂钩, 要求企业拆分注册, 导致企业管理难度加大;二是物流用地出让条件设置较高, 导致企业项目建设难度较大。”王长林对记者说。
复合地产产生动因分析 篇6
一、城市发展的需求与开发商能量的积累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各城市都在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突破点和引爆点。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资金投入大、规模大, 对整个城市的规划, 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等方面有明显优势, 政府可以从中快速达成经济和政治诉求, 而开发商也可以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 这是一种政企双赢发展模式。另一方面,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发展, 许多房地产开发商由小到大, 也已具备了作为区域经济“领头羊”的规模、实力与品牌, 有能力承担起原来由政府才能推进的产业或区域开发项目。
区域开发具有规模大的特点, 这就需要房地产商具有整合各种相关资源的眼光与能力, 广泛整合各个产业要素, 一切可以利用的的资源, 都可以被整合到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来。于是, 随着区域开发的逐步深入, 复合地产战略也就会逐步地普及开来, 不管房地产开发商是自觉还是不自觉, 总而言之, 大规模的区域开发本身就要求参与到其中的房地产商具备复合地产的战略眼光和实操能力。
二、住房需求的提高和多元化
随着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 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不断改善, 消费者进入二次升级置业、二次换代型和投资置业等经验型购买阶段。人们的基本住房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 又开始追求心理需要和社会需求, 要求全面提高住宅水平, 追求住宅的文化品位、环境品位、完善的社区配套。多元化的生活形态也催生了消费者对住宅的多元化需求, 丁克、单身、空巢等人群渐多, 人们工作流动性增大, 家庭结构趋于松散, 人的消费观念愈加丰富多彩, 呈现高度的多元化。除了居住的基本功能之外, 消费者还希望从开发商这里得到教育、休闲等附加值, 而不管是教育还是休闲的附加, 都已经跨越了房地产的行业界限, 这就体现了复合地产的思想, 而这一事实正是推动开发商走向复合地产战略的有力因素。
三、房地产竞争的同质化
房地产市场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 开发商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同质化现象严重。具体体现在项目开发理念相似, 项目概念雷同, 项目开发方式相近, 产品组合和产品营销的相近程度高。在当前市场条件下, 开发商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从开发流程的前期开始, 注重产品的市场定位, 加强产品的创新, 努力使自己的产品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复合地产具有无法克隆的唯一性优势, 它可以从最为激烈的领域抽身而出, 另辟蹊径, 开辟自己的价值高地, 低风险的利润空间, 不仅拥有房地产项目必须具备的诸如户型、环境、位置、装修等方面的优势, 而且它整合房地产和其他产业, 并构筑自身独特的性格和特征, 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
四、房地产社区配套的不足
随着城市的发展, 新城区、城郊、卫星城等地带日益成为人们居住的新热点, 但这些地区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配套不足的缺陷。教育、休闲等和人们居住密切相关的配套不完善, 居住品质大打折扣。让很多从城市中心搬到郊区的业主开始抱怨生活不便利, 继而不得不重返市区楼盘。复合地产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的社会职能, 例如奥林匹克花园体育场馆的建设。恰巧这一部分是现阶段或者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政府尚不能完全提供和完善的, 复合地产商们正是从中寻到了市场机会, 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
五、复合地产具有良好的效益
复合地产往往能带来双重效益甚至多重效益, 复合地产把可控的资源, 最大限度整合到房地产中, 做到房地产和其他产业的有机结合, 优势互补, 形成良性互动效应使得开发商的产业链得以延长, 发挥土地的最大价值。通过泛房地产开发, 实现投资的多元化, 各个产业相互渗透和综合协调发展, 既可以多元化业务来平衡盈利组合, 降低房地产行业销售的不可预见风险, 保证资金链的正常运作, 又可实现房地产业务向多样化、纵深化发展, 避免过分依赖单一类型产品的经营风险, 实现稳定、和谐、持续发展的目标。
复合地产作为房地产市场的创新, 为市场、为客户奉献出更先进, 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办公环境, 在不断细分的市场中明确定位、找准产业结合的切入点, 为客户营造舒适的空间, 同时又能使房地产开发项目与城市很好的融合、互动, 推动了城市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杨磊周学荣:奥林匹克花园“体育-复合地产模式”在我国的发展研究[J].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学报, 2008.23 (1) :9～11
[2]王新国廖洁莹侯远峰王岭:我国体育-复合地产功效及前景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3.23 (1) :119～121
经济活动动因演变刍议 篇7
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动因决定了其活动的目的与方向, 也影响着其活动的效率与效果。亚当·斯密认为, “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 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 而是他自身的利益, 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1]最初经济活动的动因在于人利己的本性, 每个人都在拼命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在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前提下, 每个人或组织在欲赚取利润获得财富时, 必须根据社会的需要选择产品生产或提供服务, 必须想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及降低成本, 必须向市场提供质量性能更好、价格更低廉、服务更周到的产品, 才能通过销售达到目的。整个社会通过生产经营者的市场竞争促使资源向社会更需要及使用效率更高的方向流动, 每个人获取财富的过程也是促进整个社会财富及福利增加的过程。亚当·斯密称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在这场合, 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2]社会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而存在与增加的, 在社会法律与伦理道德规则下追求个人利益是生产经营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 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最终必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 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 以致食物匮乏, 缺少必要的生活资料, 生存经常受到威胁。同时, 人们的活动范围狭小, 社会组织散乱。为了生存, 人们必须与同类争夺食物以及其他必要的生活资料。人类生存环境以及为了生存的日常行为导致产生了利己自私的心理, 这种心理通过前人行为语言及思想的熏陶被后人传承, 久而久之, 就赋予了人类一种普遍的利己自私的品格。但这种利己自私的品格并非先天获得, 例如, 生活在各种物质供给充分满足条件下的儿童, 缺乏在群体生活中去抢占食物及其他生活品的动因, 而更多的是关注周边舆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而生活在食物缺乏经常挨饿艰难困苦条件下的儿童, 有着抢占食物的强烈动因, 并且这种动因及其强烈程度经常会转移到对其他事物追求的过程。对经济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最初的动因。利己动因来源于动物生存本能的需要, 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市场经济体系下, 这个动因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把人的利己心理看做永恒不变是受其历史时代生产力尚不发达等因素的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正在改变着利己心理形成的环境, 加上社会的宣传导向, 利己心理正在渐渐地淡化。
二、利他动因的出现与发展
从二十世纪开始, 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管理的快速进步, 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 人们拥有的物质财富迅速增加, 较少或不再为缺少食物威胁生存而忧虑。在充分满足了食物及其他生活资料的需求之后, 为生存而争夺或多占有食物及生活必需品预防饥饿保障生存的需要消失了, 致使个人心理形成的环境大为改变, 一种生存逼迫的利己心理的形成及强化过程中断了。当人们在物质财富充分满足时, 就会感到物质占有及享受不过如此而已, 出现“既有者无所谓”的心理感受, 内心就会产生对物质占有及享受本身的不满足感, 产生追求其他方面心理满足的欲望。而其他许多心理感受及需要与周围人的关系密切联系, 要想获得被尊重、敬仰、羡慕、崇拜等心理感受就要有一种行为, 这种行为能够博得相关周围人表达出对其行为的期望达到满意的意见, 这种满意程度提高的意见反馈使个体获得欲争取的心理感受。在过程中的这种行为多为利他事件的发生, 形成人由利己心理向利他心理转化的过程。随着交通、通讯及互联网等的快速发展, 人们拓宽了视野, 加强了相互的沟通。人类社会组织日趋完善, 文化和心理素质快速进步。社会分工及商品交换更加深入普及, 消费者选择的主动权在增加, 多数人的话语权在增加, 社会更多地注重了对人本身的关注, 逐步地改变着原来由于食物短缺威胁生存条件下形成的心理。利己自私心理渐渐淡化, 而欲获得他人重视和尊敬的心理渐渐增强, 加上社会宣传及文化教育等的引导, 一种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利他心理逐渐形成并强化, 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动因。久而久之, 人们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利他心理, 这种利他心理渐渐会成为未来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人类社会走出饥饿贫困阶段时, 就渐渐的从追求生存的需要走向追求心理感受的需要, 萌生利他方面的意念, 通过利他行为获得心理的快感与享受。人们追求这些心理感受的过程也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获取这种心理感受的欲望也可以通过社会文化教育的熏陶、宣传广告的灌输、责任感的树立, 以及名誉地位形式设置的引导等进行激励与强化。利他将会渐渐地成为人类未来凸显和稳固的品格。展望未来, 人们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 为了获得美好的感受而去努力工作。通过对个人心理满足的追求而展开各种活动,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追求个人或群体心理的满足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之一, 以利他为前提的个人心理满足的追求渐渐演变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 伴随着利己心理的延续作用, 利他心理的形成及稳固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形成并存在着两种经济活动动因及其过程,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会呈现两者并存、交叉作用的状况。例如, 汶川地震后的捐赠行为会体现公司的形象, 因此具有一定的广告效应, 所以捐赠行为不仅仅是企业出于社会责任的利他行为, 也可以是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商业行为。捐赠行为存在提高声誉以获取广告效用的经济动机, 其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公司比其他公司捐赠数额平均多出50%[3]。这反映出某些捐赠活动既是利他行为, 也是扩增自身利益的利己行为。
三、对企业组织的影响
社会经济组织由人组成, 人的品格决定了组织的品格。以利己动因为主导的社会历史时期, 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市场经济社会运作模式下, 企业通过生产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而获取利润, 同时, 企业追求盈利的过程使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企业盈利增加使社会财富增加。随着科学技术和管理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 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消费者有了更广阔的选择余地。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达, 带来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和流通范围的扩大, 生产者利润的增加需要不断的增加市场占有份额和消费者购买的数量。消费者购买与否以及购买数量多少成为对生产者利润的约束, 使每一个生产者或销售者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考虑消费者的利益, 不得不为了保有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及增加销售数量而想尽办法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于是, 企业经营的顾客满意活动产生了。顾客满意活动指企业以顾客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关注焦点, 运用科学的方法调查、测量和分析顾客对自己所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及原因, 并据此不断改善组织的产品设计、生产服务和销售供给等, 以求实现更高的顾客满意度和企业效益的持续行动[4]。企业间竞争的压力, 迫使企业通过为顾客提供舒适合用的产品或服务, 提供快捷便利、清洁安全、宽松有趣、生机勃勃、兴奋愉快等感觉, 提高顾客的满意程度, 从而增加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生产力发展造就了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推动了企业竞争, 企业竞争催生了顾客满意活动。企业从利己动因出发, 最终却达到了直接的利他效果。
企业顾客满意活动的过程也会影响到企业成员的心理变化过程, 加速人向利他心理方向的转化。当社会成员利他动因渐渐强化之时, 企业会由原来的强迫型利他活动过程渐渐转化为主动型的利他活动过程;企业组织存在的目标不再单纯是利润最大化, 而是追求顾客满意度, 追求组织存在的质量, 追求组织成员的心理满足感等多元化的目标体系。组织与个人之间演绎着经济活动动因演变相互影响的过程。
四、相互促进、融合迭代的趋势
生产力低下、物质贫乏、生存环境恶劣, 特别是食物缺少与被伤害的危险是利己心理产生的基础。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丰富、生存环境条件优越是利他心理产生的基础。因此, 着眼于以人为本的大力发展生产力应是人类社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在利己心理主导下, 对经济利益的不断追求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动机, 这一过程的不断强化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矛盾。在利他心理主导下, 对美誉度、知名度的不断追求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动机, 这一过程能够促使社会经济和谐发展。没有利己心理的存在, 人类社会早期就难以快速发展生产力;没有利他心理的出现, 人类社会就难以实现和谐发展。失去和谐及利益平衡的人类群体将会充满矛盾与暴力, 将会走向萎缩与消亡。在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经济运作模式下, 当生产力极不发达、生活资料匮乏时, 人们以追求生存的利己心理为动力展开经济活动, 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阶段, 随着食物的满足及物质财富的丰富, 威胁生存的压力消失了, 追求心理满足渐渐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 从而逐步形成以利他心理为动力展开经济活动, 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二者依次产生与发展着, 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在人们由追求利己转向追求利他的长期过程中, 二者呈现交叉融合, 渐次迭代的趋势。因此,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两者将共同地指导与牵引着人们去劳动工作, 去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摘要：通过对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社会环境与现代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对比, 分析人类经济活动动因的演变趋势和利他动因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 以及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成为人们心理形成的基础, 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心理表现与动力机制, 推动着社会经济由维持生存到财富不断增加, 直至走向和谐发展。
关键词：利己动因,利他动因,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 王亚男,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2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 王亚男,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27.
[3]山立威, 甘犁, 郑涛.公司捐赠与经济动机[J].经济研究, 2008, (11) :51-60.
过度投资的动因研究 篇8
企业价值的创造体现在企业以其自身所需的生产要素创造一定的经济利益, 以提高企业价值。而企业的投资决策在财务决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也就是说, 企业价值的增值或是再创主要是通过企业的投资活动是实现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企业投资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双重影响, 企业的投资效率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 国外学者对“最优投资”开展了相关的研究, 进而引入了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的相关问题。
过度投资起源于Lang和Lizenberger提出的“过度投资假说”, 并界定了“过度投资”公司, 即指由于公司拥有较大的自由现金流, 以使其依然能够接受投资净现值小于零的投资机会, 表现为托宾Q<1的公司。
近年来, 基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普遍现象, 国内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他们认为, 企业为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盲目扩大企业规模, 将资金投放到对于企业的实际情况来说并不理想的新项目上, 甚至是涉足与企业主营业务无关且企业并不熟知的领域, 从而进行过度投资;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两权分离形成的委托代理冲突, 管理层优先考虑个人利益, 从而选择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项目, 放弃对于企业来说最优的投资机会, 即使是投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
综上所述, 过度投资是指接受对公司价值而言并非最优的投资机会, 超出或偏离了自身的能力和成长机会, 尤其是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 从而导致企业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的一种投资决策行为。但是要排除一点, 在制定投资决策时企业可能会以牺牲短期收益为代价, 而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 但是该项目能够为企业带来长远的利益, 这种情况不属于过度投资。
二、过度投资动因
(一) 经营者偏离所有者目标
在我国资本市场的结构下, 企业在制定相关财务决策时, 尤其是投资决策, 股东、管理层和债权人都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看待问题, 三方间的利益冲突是造成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根源。
第一, 股东—管理层冲突。现代企业制度的两权分离, 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存在冲突, 股东更倾向于股东权益最大化, 企业价值最大化, 而管理层可能更多的追求其自身的发展或是个人收益最大化, 股东、管理层间的代理冲突油然而生。而管理层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负责人, 会倾向于投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项目, 尽管这个项目的投资净现值为负或是与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相悖, 管理层也会利用其信息完全的优势, 提供股东有利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 促使企业投资于非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项目, 造成企业过度投资。
第二, 股东—债权人冲突。很多专家学者研究债务融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但并未达成统一的结论。一般来说, 在企业负债较多的情况下, 股东和管理层将会统一战线, 与债权人形成对立面, 股东有强烈的动机将企业的资产投放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 若成功则会分取大部分的投资收益, 若失败大部分的投资损失将会由债权人承担。企业过度投资, 往往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 这样会侵害债权人利益。但是, 当项目的投资净现值不足以偿还企业债务时, 股东无法分享投资收益, 尽管项目投资净现值大于零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股东也会放弃投资, 此时是投资不足的表现。债权人在企业治理中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企业按期偿还债权人本息, 同时债权人的监控使得管理层面临控制权转移的风险,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 而短期债务更能够地降低代理成本。由于企业的举债程度、投资收益等因素的作用, 会引发企业的非效率投资, 导致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可能会造成投资过度, 也可能是投资不足, 但是由于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能够抑制企业过度投资。
第三, 控股股东—中小股东冲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主要是指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 但当企业股权集中到达一定程度后, 代理问题将会转移到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大股东往往会为获取私人控制权收益而牺牲中小股东利益, 控股股东可以通过低效率投资、过度多元化等方式谋取收益。相关专家研究表明, 基于现阶段的资本市场情况, 公司很难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往往被大股东所控制, 这样就会导致股东间冲突, 大股东往往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公司决策。
(二) 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乔治·阿克尔洛夫提出来的, 该理论认为, 由于参与市场经济中的各方对于信息的接收量是不一样的, 而且由于信息传递的不及时、信息传递过程中传递者有意隐瞒部分信息造成的信息丢失等客观的因素, 各经济主体或是利益相关者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也是有变化的, 那么对于信息获取较多的一方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但是也正因为这种不对称性导致了经济主体不能够获得最全面的信息而影响其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说明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的发展是不够健全的, 相关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 两权分离的制度增强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获取不对称性, 为企业管理层实行过度投资以增加个人收益提供契机, 从而促使企业过度投资的现象越发普遍。经营者会对企业经营活动、市场的投资环境和相关的有效信息、动态等等投入更多的关注,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投资来获取利益, 然而所有者则很少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 对一些有效信息的获取能力不强, 在不太了解实情的情况下, 所有者接收的都是经营者反馈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基本都是对管理层所期望投资的项目比较“有利”的信息, 如具有经济潜力、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等, 管理层往往会不顾及企业的整体利益而有意向所有者隐瞒一些至关重要的信息, 不及时说明投资项目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盲目投资于一些净现值为负的项目, 扩大企业规模以提高个人薪酬, 谋取私利。
(三) 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通过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 以适应企业所处的动态环境, 实现企业管理的科学、有效, 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确保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治理贯穿于企业所有的经营活动, 而投资决策占据着企业财务决策中的核心地位, 公司治理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体现在对公司投资行为的监督上。所以, 企业治理结构的不规范是导致过度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司治理有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之分, 针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独有的特征—股权集中度较高, 公司治理目标主要是解决各股东、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外部治理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外部竞争的市场体系、法律机制来实现公司治理, 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内部治理是指通过制度安排的形式在所有者 (主要是股东) 与管理层之间构建监督、制衡机制, 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实现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制衡, 防范和约束企业过度投资。但是, 股权结构不同, 约束效率是不一样的。如果公司被某大股东所控制, 往往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而忽视所有股东的利益需求。在这样的情形下, 一个公司的治理机制是否有效也深受影响。
(四) 管理者特质及认知偏差
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等理论都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 即在假设企业管理层为理性经纪人的情况下, 管理层行使其权利制定相关决策。但是在实践中, 管理者往往不是完全理性人, 还会受到其主观心理因素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从众心理等等。
过度自信也可以说是自傲的一种表现, 是指人们因为高估自己的实力, 而认为其成功的可能性较高, 而忽视了失败带来的心理偏差。在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安排和治理结构下, 由于管理层的过度自信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会更大, 管理层过度自信通常会低估项目风险、高估项目收益, 对于项目的真实收益难以判断, 选择不科学、不合理。对于公司从众心理主要体现于人们常常提到的跟风行为, 在看到其他企业因投资某项目而获取丰厚的投资收益时, 企业管理层并未切实地针对企业自身实际的经营情况和竞争实力, 对投资项目进行相应的市场分析、合理策划, 而是盲目地追随和效仿, 导致企业投资过度的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总之, 过度投资动因由以下四个因素构成。经营者偏离所有者目标, 信息不对称, 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 管理者特质及认知偏差。通过对过度投资动因进行研究, 对过度投资动因进行研究, 人们对过度投资进一步加强认识。
参考文献
[1]李丽君, 马巧梅, 高桃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制约因素分析[J].管理学家, 2010, (6) :37-43.
[2]李锋.股改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变化:结构差异及识别信号[J].财会通讯, 2011, (2) :33-34.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综述 篇9
一、传统并购动因理论
1、效率理论
2 0世纪8 0年代早期, 以J e n s e n和Rub ack (1983)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 获得效率增进是推动企业并购的主要原因。这种效率来源可以是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之间存在的管理效率差别。当两个效率不一样的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形成一个企业时, 则可以形成“1+1>2”的效果。当收购公司的管理效率比目标公司的管理效率高时, 两个公司合并可以把目标公司的管理效率提高至和收购公司相同的水平, 因此企业从管理效率提高中获得价值增加。
2、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认为是追求私利的管理者驱动了并购活动的发生。该理论是由Jenson和Meekling (1976) 首先提出的。他他们认为, 当管理者只拥有企业股份的一小部分时, 便会产生代理问题。小部分的所有权可能会导致管理者的工作缺乏动力或者进行额外的消费, 拥有绝大部分股份的所有者将承担大部分的成本。代理理论表明当管理者市场没能解决代理问题时, 企业或并购活动的市场将会发挥作用来降低由于管理者“搭便车”而产生的代理成本。
3、市场势力理论
市场势力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增大企业规模将会增大企业势力。在这个问题上, 许多人认为兼并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为了增大公司的市场份额, 但他们却不清楚增大市场份额是如何取得协同效应的。如果增大市场份额仅仅意味着使公司变大,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论述前面已阐述过的规模经济问题。事实上, 增大市场份额是指增大公司相对于同一产业中的其它公司的规模。
4、信息理论
该理论主要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来研究, 认为作为内部人的经理层, 拥有比局外人更多的关于公司状况的信息, 企业并购能够表现和传递这些信息。如果一家企业被收购, 那么市场认为该企业的某种价值还没有被局外人掌握, 或认为该企业未来的现金收入将增加, 从而推动股价上涨。T u d o r和L u b eck (1 9 77) 以及B rad ley (1980) 的研究表明, 无论收购是否成功, 目标企业的股价总体上呈现上涨趋势, 原因在于收购股权的行为向市场表明, 目标企业股价被低估了, 从极端角度讲, 即使目标企业不采取任何管理改进, 市场也会对股价进行重估。
二、并购浪潮理论
在对并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之后, 研究者们发现并购活动总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 具有明显的时间和产业聚集性特点;兼并活动总是发生在一些新机会出现之后, 比如政府对某些行业解除规制, 或重大的新技术发明。因此, 一些学者对并购浪潮的形成进行研究, 把并购和较宏观的经济因素联系起来, 从并购的总体特点来分析和解释企业并购行为。
1、市场时机理论
市场时机理论认为兼并浪潮的形成是资本市场错误定价的结果。有学者认为, 金融市场是非有效的和非理性的, 一些企业价值被错误低估, 一些企业价值被高估, 理性的管理者会利用资本市场的非理性, 在企业价值被高估时兼并价值被低估的企业。Rho des-Krop f和Vis wanat han (2004) 的研究认为, 理性的管理者只知道自己是被高估或者被低估, 但是并不能区分这种错误估价是来源于市场对所在行业本身的错误估价, 还是来源于市场对企业自身的错误估价, 导致目标企业接受被高估的投标者的接管投标。
2、新古典理论
新古典理论认为并购是对外部冲击的一种有效反应和调整过程。Gort (1969) 首次把并购浪潮和经济冲击联系起来, 认为一些重大的经济冲击改变了公司所有者和非所有者对公司价值的预期, 增加了二者预期价值间的差异, 因此导致兼并活动的发生。在新古典理论看来, 引起并购浪潮的冲击因素主要有三类:技术创新 (或解除规制) , 资本流动性以及资本成本变化, 并购是对这些冲击的有效反应。
新古典理论认为, 驱动并购浪潮形成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资本成本。兼并浪潮总是发生在股价高、利率低的时候。在外部资本市场欠发达时, 通过多元化并购建立内部资本市场以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多元化并购浪潮形成的一个原因。
三、其他解释
新古典理论和市场时机理论对并购浪潮的解释显然是不足的, 还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没有被包含在这两种理论之中。最近, 一些学者运用期权博弈方法对并购建立模型, 发现了驱动并购浪潮的其它因素。Lambrecht (2004) 的研究发现, 在行业处于繁荣期时 (需求上升) , 规模经济驱动了兼并浪潮的形成。因为兼并的协同收益随产品市场需求的上升而增加, 因此在行业处于繁荣期时, 并购的协同收益也上升, 兼并发生的概率也非常大;在行业处于衰退期时, 兼并的协同收益非常小, 兼并活动也不活跃。
在解释兼并浪潮形成的理论中, 新古典理论和市场错误定价理论是两个主要的竞争性理论, 两种理论也分别都获得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但是二者对并购浪潮的形成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在期权博弈框架下建立模型对并购进行的研究, 为并购浪潮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洞见, 丰富了对并购浪潮理论的研究, 但是目前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数量较少。
参考文献
[1]、干春晖.并购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65-82
[2]、钱军.对企业并购动机的经济学分析[J].理论探索, 2005 (04) :8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