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金融产品创新的历史演进及其动因分析

发达国家金融产品创新的历史演进及其动因分析（通用2篇）

发达国家金融产品创新的历史演进及其动因分析 篇1

一、发达国家金融产品创新的历史演进及其动因分析

（一）20世纪50、60年代——避管性金融创新

50年代末、60年代期间，各国经济处于战后恢复增长阶段，西方发达国家遵守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体的国际金融秩序，实行比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严格的金融管制阻碍了微观金融机构利润目标的实现，致使大量以逃避管制为目的金融创新产品得以涌现，其中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有欧洲美元（1958，国际银行机构）、欧洲债券（1959，国际银行机构）、平行贷款（1959，国际银行机构）、自动转账（1961，英国）和混合账户(60年代末、英国）能够较好解释该时期金融产品创新的理论主要有约束诱导理论、规避管制理论、财富增长理论和制度改革理论。

约束诱致型创新理论主要从供给方面探讨金融产品创新，认为引发创新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和外部存在的对金融业的约束因素。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西尔伯（Silber，1983），他从微观角度对企业行为分析入手，侧重于金融企业与市场拓展相关联的金融产品创新，解释金融企业的“逆境创新”他通过实证证明约束诱导理论可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金融产品创新。规避管制理论认为，诱发金融机构进行创新的主要动因是政府的管制，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卡恩（Kane，1984）提出的。卡恩认为规避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就是指回避各种金融管制的行为。卡恩的规避管制理论确实能够适当解释与描述大多数金融产品创新，但它还不足以解释所有金融产品的出现，比如：票据发行便利NFIS的出现。

财富增长理论从金融需求角度出发，认为财富的增长加大了人们对金融资产和金融交易的需求，促发了金融创新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从而得出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的迅速增长是金融创新的主要原因。代表人物有格林包姆（S.LGreenbum）和海沃德（C.F.Haywood)，他们在研究美国金融业发展史时，得出财富的增长是决定对金融资产和金融创新需求的主要因素的结论。

制度改革理论认为，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改革。据此观点，金融领域内发生的任何因制度改革而引起的适应性改变都可以视为金融创新。而这种互为因果的金融创新或是为创新金融产品创造有利条件的，或是当一些金融创新产品对货币政策构成威胁时，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因此，它也是金融产品创新动因理论的一部分。这一理论代表人物诺斯（D.North）、戴维斯（LIE.Davies）、韦思特（R.west）提出：全方位的金融创新只能在受管制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出现。

（二）20世纪70年代——转嫁风险的金融创新

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与两次石油危机促成防范和转嫁风险是此时期金融创新的主旋律，电子计算机技术进步以及在金融行业迅速推广也构成该时期的背景的一部分。70年代金融创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转嫁市场风险，具有代表性的金融产品创新有浮动利率票据（1970，国际银行机构）、联邦住宅抵押贷款（1970，美国）、外汇期货（1972，美国）、外汇远期（1973，国际银行机构）、浮动利率债券（1974，美国）和利率期货（1975，美国）等。针对这段时期的特点发展而来的金融创新动因理论有货币促成理论、技术推进理论与需求推动理论。

货币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出现，主要是由货币方面因素的变化促成，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汇率、利率反复无常的波动构成金融创新的重要成因。货币促成理论可以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出现的多种转嫁汇率、利率、通胀风险的金融创新产品。一般而言，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不必然导致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但多数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支持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有助于降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假说，即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是金融产品创新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技术推进理论认为技术革命与进步，特别是电脑、电讯业技术和设备在金融业的应用是促成金融创新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韩农（T.H.Hannon）和麦道威（M.McDowell）通过实证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业新技术的采用和扩散与市场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从而认为新技术的采用是导致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高科技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为金融创新提供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保证促进了金融电子化和现代化的出现与发展，对70年代以及至今的许多金融产品创新起到推动作用，但它是这些金融产品创新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需求推动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前后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提出的，金融风险的急剧增加，产生了能够减少与转移风险的金融创新产品的需求。正如米什金所说，“需求是创新之母”，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经济形势下，需求的特征及其变化导致了相应类型的金融创新的产生。

（三）20世纪80年代——金融创新的自由化

80年代初，世界爆发了债务危机，西欧各国普遍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金融产品创新类型多样化，除承接70年代的转嫁风险创新外，更多的体现为融资方式的创新，此外，还有创造信用和产生股权的创新此阶段金融创新产品大多以银行表外业务的形式出现，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有货币互换（1980，美国）、利率互换(1981，美国）、票据发行便利（1981，美国）、期权交易（1982，美国）、期货交易（1982，美国）、可变期限债券（1985，美国）、汽车贷款证券化（1985，美国）等。

这一阶段适用的金融创新理论有约束诱导、规避管制和技术推进、货币促成理论，制度改革理论等。

由于金融当局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限制，以及《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迫使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业务以外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维持进而提高其资产利润率，使160多年前就有的银行表外业务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创新与发展，成为继传统资产、负债业务之后的第三大业务支柱，因此约束诱导理论无疑是这时期的动因理论之一。

西方许多学者用规避管制理论来解释这段时期表外业务创新的繁荣。他们认为监管当局对银行的准备金要求，资本充足性要求以及存款保险费都是一种隐含税收，因此，银行就要想方设法采取诸如贷款出售（证券化）、备用信用证、互换交易等表外业务形式将资产转移至表外，以减轻资本充足性的压力并获得较高的收入。

技术进步使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庞大的信息资源网络和数据分析处理系统的建立提高了金融系统资金运用和调度的效率，使从前无法实现的表外业务得以实现并为表外业务达到规模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技术推动理论对此阶段金融产品创新的动因解释很容易得到了认可。

另外，由于80年代的金融产品创新延续了70年代的转嫁风险创新，货币促成理论虽然不能解释创造信用和产生股权的创新，但对80年代大多数金融创新产品还是适用的。而《巴塞尔协议》的推出与金融机构采取的适应性金融产品创新能很好的诠释制度改革理论。

（四）20世纪90至今——金融创新的空前繁荣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呈现区域化、集团化和国际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金融创新产品在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持续发展，使创新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此阶段发展的重点是80年代金融创新产品的进一步推广和运用。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是金融产品的组合创新、金融产品与非金融产品的组合创新和银证、银保、银证保业务资产证券化。

此时期主要适用的动因理论有制度改革理论、技术推进理论、需求推动理论。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积极顺应世界经济金融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大胆进行金融制度改革，放松金融管制以产生更多新的金融产品来应对全球化的竞争，从而为金融产品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制度改革带来的金融产品创新成为了这时期的主流。

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在这一时期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技术因素不仅成为金融产品创新的手段，而且成为金融创新的强大压力和巨大动力。网上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它在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与进一步发展中起的重要作用，使技术推动理论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面对金融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各金融机构为增强自身实力，提高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为特定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以迎合客户需求而进行金融创新产品也成为90年代金融产品创新的一大动因。需求推动理论至今依然适用于金融产品创新的动因分析。

综上分析，金融产品创新是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环境、技术条件、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因变量，受到了上述因素的制约或驱动，在不同的外部因素制约或诱使下，表现出不同的内在动力机制。政府管制的放松、制度创新、技术发展、市场需求拉动等因素为90年代金融产品的空前繁荣创造了条件。但是，也不难看出，金融产品的创新不管是出于规避管制、转嫁风险的目的，还是技术推动、需求推动或制度创新所致，其内在根本动因是金融企业的逐利动机。

发达国家金融产品创新的历史演进及其动因分析 篇2

关键词：中国;统一多民族;历史;演进历程;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4-0084-01

“统一”在中国的历史范畴上属于纯粹的、特定的历史概念。具体的说明中国多民族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统一前进的，因此我们必须谨慎的使用“统一”这一词语。不管是汉族人建立的中央集权，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府，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都是自古以来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的历史依据。这一观点从中国民族历史的政治结果就可以透析出来。

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历程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的历程中，为了巩固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各个朝代继承和发展前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而我国的统一多民族的发展历程就划分为三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开端时期（秦汉时期）;第二阶段，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阶段（唐宋时期）;第三阶段，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阶段（元明清时期）①。

秦汉时期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在先秦时期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继承和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华夏民族已经初具雏形，包括夏人、商人、周人以及吸收了周边地区的其他部族，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的历史疆域也成为以后各个民族发展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扩大，稳定发展。

唐宋时期，既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是中国封建历史的鼎盛时期。经过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为唐蕃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与吐谷浑、高丽、南诏国的关系达到了空前的发展，而各个少数民族也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在中国的历史上各个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保持密切的联系。为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6个民族的发展奠定了结实的基础。他们能够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王朝，并随着历史的千斤不断的演化，具体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一）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历史上各个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一个国家的民族之间的融合的基础是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联系、发展。从古至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证据：其中著名的“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并且为了确保褒义的正常发展，西汉政府在此设立都护府。西域各国作为“丝绸之路”贸易的中转站将中原的传统文化传播到西域、中亚、欧洲各国。另外通过各个民族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巩固。阿拉伯人、中亚人、汉族人以及其他各个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形成了回族。元朝时期，蒙古族迅速崛起，并成功统一了我国其他民族地区建立了元王朝。明灭元以后，少数的蒙古贵族溃退到草原之上，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驻兵，但是这并没有阻碍汉蒙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根据《宣府镇志》记载：“开市之日，市级上贾店鳞比，各有其名……”⑥

（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兴盛发展的政治保障是各个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大一统”思想的国家政治制度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的政治体现。自从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来，对巩固民族统一，维护国家政权起到了至上的作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统治思想贯穿了中国古代近2000多年的历史。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不同程度的管理方式。唐时期更是采取移民开化政策加强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元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册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任国师。管理民族事务。明朝时期设立行都指挥使司①。清朝时期中央册立设置理藩院，将其地位上升到与六部等同地位，位列工部之后。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皇帝任命官员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②。清朝乾隆时期，中央实行“金瓶掣签”制度来为西藏任命达赖以及班禅。综上所述，这些册封以及任命均加强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以及各部的稳定发展。从而，保证了民族统一的发展和融合。

（三）各个民族之间的族际战争是统一多民族发展、融合的重要途径。战争形式包括統一战争和民族战争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历史之中，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即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以“远交近攻”的战争策略先后战胜韩、魏、楚、赵、燕、齐。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国家。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的少数民族越过长城在北方建立自己的政权。均以战争的形式使得北方的居民向南迁徙，并带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相互融合。到了隋唐时期，唐太宗西征西凉、吐谷浑，北击突厥，东灭高丽，最终完成了全国的大一统。元朝时期疆域达到了空前的广阔，民族战争频频发生。在羁縻之州的基础之上加强了对边疆的管理。

在中国历史演进的长河之中民族的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使得中央各个民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演变，其中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历史的演进形式对其特征进行深刻的分析。

三、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总体演进的历史特点

（一）历代统治者的最高政治目的是追求全民族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像元、清这样的少数民族的中央政府，也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然而少数民族为了使得自己的统治更为更加稳固，在位时间更加长久极尽可能的吸取钱潮的教训。如：清朝统治时期避免了元朝将人分为四等的历史教训，提倡“满汉一家”。

（二）其中也不乏部分的少数民族主动依附甚至加入到统一王朝中去。尽可能的称为其中一员。在北魏时期，孝文帝改革：主张说汉化、穿汉服、易汉姓。再如，汉朝时期对南匈奴的统治实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

统一多民族历史演进的总体趋势为“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这样一种趋势。详细的记述了民族演进与民族融合的特点。为今后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提供了历史依据。

参考文献：

[1] 陈通明;《试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固原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第13卷

[2]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

[3]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6年

[4]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5] 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

[6] 孙世芳;《宣府镇志》;成交出版社;1970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