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动因（共8篇）
形成动因 篇1
在产业集群理论发展趋势研究过程中, 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生物学、复杂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动力机制。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之一。文化产业的实践发展证明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与其他产业集群相比文化产业集群较大多数处于形成至成长阶段, 有其自身的发展特性。文化产业集群发展路径可以借鉴传统产业集群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却不能照搬其他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已有的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成果对理解产业集群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和其关注现象的角度不同, 导致这些理论对于研究文化产业集群各自都具有局限性, 单一依靠某一理论, 均不能对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动因做出完整、科学的解释。文化产业集群理论作为一门崭新的理论, 需要进行多学科交叉分析, 期待着更多的成功实践, 从而为文化产业集群发展路径确立提供决策依据。
1 企业衍生
衍生企业拥有的高技术特征有利于促进整个集群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衍生企业与集群内部其他主体的地理临近性和产业的关联性, 有利于集群内知信息的扩散, 推动了集群内的知识溢出, 延展了集群内部企业间沿产业链的横向或纵向合作的可能性, 有利于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 还有利于培育出适应本产业发展需要的产业集群环境, 而有利的产业集群环境又反过来促进企业衍生和聚集机制的发挥, 促进聚集企业增多[2]。
企业衍生过程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成长, 而企业家精神以及区域历史文化继承、特色文化资源和传统工艺技术等因素会影响新文化企业形成过程中的惯例、规则的形成, 收益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中的学习效应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新生。部分企业生成初期, 文化产品多处于简单的复制, 模仿多于创新, 技术含量低, 企业多以获取集聚外部规模效益为主。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识别、先进入企业的示范效应和新产品开发、后进入企业对显性知识的模仿创新, 都会积极推进集群的发展。因此学习和创新能力影响衍生企业成长的路径依赖性强弱。
文化企业代际衍生是文化产业集群演化的一个重要环节[3]。新产业的出现往往是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的结果[6]。区域的外在条件符合文化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时, 在集群发展初期, 同类型企业以简单模仿形式大量出现。企业的数量通过裂变、孵化、分蘖而快速衍生增加, 扩张了产业总规模, 有利于专业化中小产业群落的形成, 有利于形成区域性的产业优势。产业优势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内文化企业的衍生, 形成文化企业衍生与文化产业规模扩张相互增强的正反馈环的良性循环。比如在动漫产业中, 衍生产品利润达到70%。动画衍生品产业规模扩展至内容播出市场的10倍以上, 成为动漫产业链中市场规模的龙头。2012年, 张江迎来了30余家动漫衍生品企业, 形成了动漫衍生品企业在浦东的集聚发展趋势, 这些都意味着将吸引或产生更多的动漫企业在这里集聚。
2 分工协作
从生物集群看, 永久性集群种群内部个体间必需具有相互吸引力, 相互需要, 通过分工协作来共同维持集群的长期存在发展。文化产业集群内开始分工生产某一类产品时, 产品生产由集聚的大型企业或大量中小企业集中进行, 两种方式都可以通过生产集中来扩大生产规模。产品专业化营造进一步进行专业化分工的可能性, 增强了分工的自我繁殖能力, 促使分工产生发挥其双向带动作用。相似行业文化企业的集中拉动提高了相关服务行业专业化分工, 带动产生提供了相关专业化服务的机构, 如物流公司、广告咨询公司、会展中心、产业研发中心、行业协会、中介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保险公司等。同时, 文化企业集聚激化了同行竞争, 促使行业的内部分工进一步细化, 促进了文化产品用料、规格、类型, 甚至用户的专业化, 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差异化发展。
对文化产业管理者来说, 应当优化文化产业集群管理机制, 根据文化产业内部分工原则和文化产业产业链的关联效应, 择优引进文化企业进行, 引导企业集聚, 从集群发展初期的“引资”逐步过渡到“选资”, 促进集群升级。区域内集群的文化企业只有形成对外开放的协作网络和相互依存的竞合机制, 才能有卓越的经济表现, 才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企业集聚, 才能维护文化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4]。
3 知识溢出和创新效应
社会资本在产业集群内表现为集群主体由于拥有相同的制度, 相同的发展目标, 在密切的相互联系中形成的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社会资本有利于知识溢出, 形成文化产业集群创新型网络, 进一步促进发挥知识递增效应, 扩大了劳动力和资本等其他投入要素收益, 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 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源泉。
首先, 社会资本有利于知识传播和溢出。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为技能和经验等隐性知识溢出提供了条件。Eugene L.Seeley (2005) 认为, 隐性知识的传播程度影响产业集聚发展成为产业集群的可能性[5]。在关系网络中, 社会资本的积累使企业之间主动利用彼此的经验、技能等隐性知识进行创新活动, 达到共同获益的目的。文化产业集群内部的初期模仿学习逐步发展成为比较直接的学习机制。在共同信任的基础上, 集群内企业间人才流动促进了集群中知识的持续流动。集群的非正式交流网络提供了开放的信息传播和创新环境, 促进了不同属性知识之间的转化。集群主体之间相互交错的横向和纵向互动合作的关系网络提供了集群创新和文化企业学习知识溢出的机会。社会资本还为隐性知识传播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 在集群主体反复的自愿交流中, 隐性知识得到了溢出和吸收, 因此, 社会资本是产业集群内隐性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我国99%以上的文化企业属于中小型企业, 文化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导致文化产业人才必须更加重视跨企业间的沟通和学习。不经意间的沟通和学习有可能成为隐性知识传播和扩散的有效途径。隐性知识传播主体之间通过互动作用, 产生了新观念和协同收益。隐性知识传递就是当前文化产业在发展初期快速集聚发展的本质原因。
其次, 知识溢出有利于进行创新活动。隐性知识的溢出需要在各个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转移机制。在产业集群中, 专业化分工使企业之间不仅形成了一条分工严密的价值链, 而且由于知识的互补性也形成了一条知识链。
最后, 在纵向上表现为供应商和客户的互动合作, 横向上表现为文化企业之间互动的竞争和合作关系。由于技术和知识的溢出, 实现了产业集群中的知识共享, 促进了学习机制的形成, 从而促进了企业参与创新的积极性, 促进了集群创新的网络发展, 进一步增加了创新的机会, 提高了创新的效率, 并相应地降低了创新的成本和风险[6]。
4 竞争与合作
演化博弈论以有限理性个体为基础, 以群体为研究对象, 结合了博弈论和进化生态学的理论基础, 认为现实中个体通过相互模仿、学习和突变等动态过程来找寻最优决策, 认为处于相同环境的不同种群在竞争同一种资源时, 具有更高适应度的种群最终能够存活下来。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相互关系有竞争也有合作, 竞争为企业个体发展激发了动力, 合作通过彼此达成的协议、规则, 建立信任机制, 克服文化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生产、服务和销售等环节潜在的矛盾, 力争在不同文化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和合作关系, 通过竞争和合作产生协同效应, 形成有序的稳定结构。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有利于集群内资源的合理配置, 有利于区域内的要素合理流动, 有利于形成灵活和专业化的竞争与合作的社会网络, 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合作博弈结果是从零和博弈转为正和博弈, 成为集群自组织进化的内在动力源泉。
(1) 集群内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集群中企业竞争合作博弈的演化过程往往表现出复杂适应系统的特征。现代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关系既不只是合作, 也不只是竞争, 是产业集群内企业在复杂的集群环境中力求达到的一种竞争和合作的均衡状态。每一个文化企业在这种竞合博弈的网络化环境中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从而促进了文化产业集群系统整体不断向前的发展趋势[7]。
(2) 供应链上复杂的竞争合作关系。大型企业形成的集群核心一般情况下在集群形成和发展阶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周围的中小企业随后基于文化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 逐步形成网状的外包和再外包网络, 文化企业间随之演化成复杂的供应链竞争和合作关系。中小企业多数负责提供原材料以及中间产品, 位于供应链上游。核心企业组合加工中间产品, 生产出最终产品, 因此控制着产业链上游的中小企业, 甚至整条文化产业供应链[8]。
5 结论及启示
文化产业集群形成体现在文化企业衍生以及文化产业集群主体间的分工协作, 竞争与合作推动着集群不断向前发展, 知识溢出和创新效应是集群持续成长的决定力量, 其克服了企业衍生的路径依赖性。产业集群的塔式协同效应是在集群系统与集群环境交互过程中产生的, 能够促进集群提高效率、良性发展, 逐步成为集群持续成长的序产量, 是集群持续成长的根本动力。中小企业是我国文化产业集群的基本主体。中小企业由于受资金、规模、技术的限制, 自主创新的能力较低, 对技术转移的依赖性很高。融资、技术、品牌创新己经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此, 强调文化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 构建文化产业集群创新服务体系。政府优化政策、法律以及公共信息发布、咨询服务平台;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技术人才培养、服务和科研成果交流、转化服务平台;核心企业提供技术研发和创新服务平台。
其次, 培养高素质文化产业创新型综合人才。积极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人才培养作用, 重新按需定位对创意人才的培养计划。培养信息技术、艺术设计、软件开发和文化产业经营管理复合型人才, 不仅要培养专业的产业管理技能, 更要强调培养产业人才的创新潜力和创新意识形态, 如实际观察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实际问题分析能力和突发情况应变能力等。
最后, 加强文化产业信息技术创新, 提高“互联网+”时代下文化产业链的科技含量, 迎合科技与文化不断加快的交融趋势。当前, 数码电影、手机动漫以及数字电视和信息网络技术交互作用产生的视频点播、数字娱乐和电子出版等行业是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趋势。迎合当前人们逐步提高的文化消费的技术投入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经营资本, 随后与人力资本、资金资本和社会资本、技术资本等聚集在一起, 才能产生文化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效应, 通过文化产业链的科技含量促进文化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提升, 推动集群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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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动因 篇2
一、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形成动因
（一）社会动因——信息化社会提出的新要求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由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化社会。“面对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美国的世界头号强国地位遭到威胁，加上社会危机和不断的种族冲突，美国人又一次将问题的症结归于教育。”这就促使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和各种教育机构去思考，究竟什么样的学前教育课程对儿童的发展是适宜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需要，美国开始了一场全面的教育改革浪潮，这也成了发展适宜性实践形成的社会动因。
（二）政策动因——《国家在危急中》及对高质量教育的要求
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育改革开端于美国政府于1983年发布的《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教育改革调查报告。“该报告通过对全国的学校教育状况长达18个月的调查，向美国教育部长指出，美国处在危急中，不仅表现为美国的工业、商业、科学、技术方面已经失去了世界领先地位，还表现在教育质量的急剧下降。”此后，“政府、社会团体开始系统反思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教育，开始了以整体性、综合性为特点的教育改革运动。这场综合性的教育改革“涉及教育标准、课程结构、师资培养等方面，其目标是实施高质量教育，培养高质量的人才。”[5]如何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在此政策背景下，基于大量有关学前干预方案长期效果的研究发现，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早期教育工作者及政策制定者对于早期教育以及课程模式的兴趣复苏”[6]，全美幼教协会作为美国最具领导权的、致力于确保幼儿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民间幼儿教育组织，也加入了这场探索实践中，积极地寻求高质量幼儿教育及其实践的涵义，并于1986年发布了《0—8岁儿童早期教育方案中的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声明，对发展适宜性实践进行界定，并在1987年出书对其课程进行阐释。
（三）教育动因——对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质疑
1973年～1982年的10年间对美国高中毕业生的考试成绩的统计分析，显示学生的学业成绩大幅下降，这引起了美国全社会的忧虑和关切。由此，引发了美国教育改革中提升学业成绩的价值取向。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了能够通过教育改革来促进学生学业成就的提高并赶上其他国家的科技发展，美国兴起了“回归基础”运动，同时“学前教育逐渐被认为是小学教育的一个适宜的开端” ，这就导致了幼儿教育领域直接教学模式的复苏，强调知识价值取向，传统的读写算教学重新占领幼儿课堂，幼儿教育出现严重小学化倾向。“但向低龄的幼儿进行学科教学，或者教授游泳、体操或者芭蕾，是一种不正确的教育；我们会将他们置于一种遭受短期压力与长期人格损害的毫无益处的危险境地之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种早期指导具有持久益处，却有相当重要的证据证明它将带来持久的不利影响。”因此，“学前教育在巩固60—70年代的教育成果的基础上，开始对学前教育的涵义、地位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及探讨，并开始了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为了凸现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学教育的差别，反对早期教育中出现过多的学业压力，全美幼教协会认为建立一套幼儿园教育质量评定标准是很有必要的，否则诸如“使用发展适宜性活动或材料”的说法就显得太过宽泛，引发歧义，这是发展适宜性实践得以形成的教育动因。
（四）理论动因——理论界对发展性课程有效性的研究
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就存在四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分别是：人文主义者、社会效能论者、发展论者以及社会改善论者，“四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为谁能控制美国公立学校的课程而展开竞争。”“在早期教育领域，这种关于课程控制权的斗争主要发生在发展论者和社会效能论者之间。”坚持社会效能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关注与学业成就有关的方面，而坚持发展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则关注儿童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的论战中，“早期教育领域支持发展性课程的倡导者从‘防御’转向‘主动出击’”。“大卫·韦卡特（David Powell Weikart）及其同事根据那些通过科学研究得到的可以测量的结果证实了发展取向的早期教育课程方案所带来的好处，同时从社会的成本收益高度标榜这些研究结果，成功地把这种发展性教育方法和社会的技术准则联系起来。”这种策略成功地取得了政策制定者以及公立学校决策者的支持，并为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动因。
二、发展适宜性实践的演变历程
在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共经历了三次修订，并出版了相应的著作作为标志。本研究根据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形成及三次修订将其演变过程归纳成三个阶段：
（一）探索阶段（1986年—1996年）：年龄适宜性和个体适宜性
基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前教育领域对高质量幼儿教育的呼求，全美幼教协会于1986年提出了“发展适宜性实践”的概念，1987年，全美幼教协会出版了休·布里德坎普（Sue Bredekamp）所著的《0—8岁早期教育中的发展适宜性课程》一书。此书的出版在学前教育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1987年出版到1996年再版了12次，成为美国早期教育工作者最受欢迎的指导性参考资料之一，并有美国早期教育的“绿色圣经”之称。
该书在课程、成人与儿童互动、家庭与教育机构的关系以及儿童发展评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原则。在书中，休·布里德坎普指出“发展适宜性”包括“年龄的适宜性”和“个体的适宜性”两个纬度[16]。年龄适宜性，即“幼儿的生理、心理、社会性及认知的发展都具有顺序性与阶段性，幼儿教师需要根据幼儿的具体发展阶段来设计学习环境、安排学习内容与教学方法”；个体适宜性，即“每一位幼儿的身心发展都会受到成长的环境、人格特质、学习方式、家庭等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幼儿之间的个别差异。”为此，全美幼教协会将儿童的年龄阶段划分为：零岁至三岁、三岁、四岁至五岁、五岁至八岁等四个阶段，还明确指出其理论建立在两个方面：其一，幼儿通过具体的、游戏导向的方式进行学习最有效；其二，幼儿园课程应随时修改以符合幼儿的需要，而不是去要求幼儿调整自己以适应某一特定课程。即着重强调和关注了“年龄适宜性”和“个体适宜性”两个方面。
此阶段的发展适宜性实践坚持以“追求高质量的幼儿教育”为目标，强调儿童发展过程中的适宜性，但是对适宜性的维度的论述却遭受了很多质疑。维恩（Wien，1995）将1987年版发展适宜性实践课程面临的质疑归纳为两类：“一类认为发展适宜性实践将主流文化作为所有儿童的标准，忽视了其他文化价值和标准；另一类则认为发展适宜性实践的诸多教育建议缺乏包容性。”有关1987年版发展适宜性实践的质疑，都成为全美幼教协会在1997年对其进行修订的根据。
（二）发展阶段（1996年—2009年）：文化适宜性
20世纪60年代，发展心理学家在开发早期教育实验性课程方案的研究工作占据领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对于维果斯基的兴趣高涨，这刺激了心理学家去探索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激发了教育工作者去考察维果斯基有关发展和学习的看法对他们教学实践的启示。此外，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生态学观点也促使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开始关注环境以至于文化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87年《0—8岁儿童早期教育方案中的发展适宜性实践》立场声明发布以后，发展理论与早期课程方案的关系得到了确认。”“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关于发展理论和早期教育课程之间的关系却受到了强烈挑战，这导致了全美幼教协会对‘发展适宜性实践’立场声明的重新修订。”
1996年全美幼教协会开始了对发展适宜性实践的修订工作，这是关于发展适宜性实践的立场声明进行的第一次重大修订。全美幼教协会于1997年出版了布里德坎普和科普尔合著的《0—8岁早期儿童教育项目中的发展适宜性实践》（修订版）。此次修订的过程中将“文化适宜性”单独列出，指出“发展和学习是在多元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并受到多元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在1987年版的发展适宜性实践书中，文化差异性被归为个体差异性的一部分[24。1997年的立场声明认识到有必要澄清和解决一些发展适宜性实践受到关注的问题，并有必要“更加清晰地表达全美幼教协会的立场，以使得精力不再浪费在争论对显而易见的问题进行无效争论上，而是在对真正的不同观点的探讨上”。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场声明要制止质疑和争论，而是意识到了这种争论对领域内的专业知识的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是对争论的鼓励。
经过修订的1997年版将幼儿年龄阶段划分为零岁至三岁、三岁至五岁、五岁至八岁三个阶段，修订版将“发展适宜性”的维度增加成三个：“年龄适宜性”、“个体适宜性”和“文化适宜性”。强调发展适宜性的理论要建立在三种知识之上：幼儿发展和学习适宜性方面的知识；关于幼儿个体差异方面的知识；关于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有关儿童的发展和学习的知识指与年龄有关的人类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可以对活动、材料、互动或者经验进行普遍的推测。这种知识应该是健康的、安全的、有趣的、可以完成的，同时对儿童来说也是具有挑战性的。有关群体中每个孩子的力量、兴趣和需要的知识，用来适应个体差异，并对不可避免的个体差异做出反应。有关儿童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知识，用来确保儿童的学习经验对儿童来说是有意义的，相互联系的，并且尊重了参与其中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1987年版和1997年修订版发展适宜性实践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承认和强调了儿童发展和学习所处的文化背景的重要性。至此发展适宜性实践在其发展适宜性的维度上得以全面发展，同时在此修订版中，作者也强调了教师是决策制定者及幼儿的目标兼备挑战性和可实现性。
（三）完善阶段（2009年以后—至今）：缩小学业差距
发展适宜性实践对自身的最近一次修订是在2009年。随着公立学校角色的被关注和对缩小学业差距的持续的呼求，再加上全美幼教协会在2005年对识别高质量项目的关键内容的儿童早期项目标准（Early Childhood Program Standards）的修订，“为了保证能够和全美幼教协会的实践指导原则协同，用早期项目标准指导早期教育发展适宜性实践，全美幼教协会对发展适宜性实践的修订已经迫在眉睫。”
2009年全美幼教协会出版了科普尔和布里德坎普合著的《0—8岁早期儿童教育项目中的发展适宜性实践》（第三版）。在该书中，发展适宜性实践课程主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卓越和平等。学业差距的存在不是因为儿童在哪些方面的缺失，而是因为他们缺少学习的机会。尽管现实强调是责任性和学习差异导致了某些课堂中的不适宜的实践并在早期教育工作者之中引起关注，但是为儿童提供学习机会很久以来就已经被证明能够改善所有儿童的生活机会。第二，意向性和有效性。好的早期教育工作者不仅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充满对其实践的意向性，而且会关注这些决策的结果。当前有关早期教育价值的普遍认识以及国家财政支持的学前项目的开发，几乎都是来自对学前教育短期和长期的对儿童发展的有效性的研究结果。秉持对学习和发展结果（只要它们是正确的）的责任性实际上就是发展适宜性实践课程对所有儿童的承诺的践行。第三，连续性和发展性。正如人类的发展是连续性和发展性的统一一样，所有项目的设计也都该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在此次修订中坚持了一些理念，如：面向全体儿童，承认游戏的价值，尊重对个体和文化差异的回应以及与家庭的合作关系。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变化与发展，如：基于有效实践扩展知识的范围，改善课程、教学和评价。此外，书中还指出我们在面对从游戏到结构化课程的支持和质疑的时候应该更加的精确和清晰。第四，乐趣与学习。在新的知识观和变化的背景下修订我们的实践课程时，我们反复提到贯穿我们工作的核心价值：毫无疑问，对早期教育和保育的一个重要的和正统的关注就是帮助儿童在变成有创造性和负责任的成人时，我们也希望他们的童年是充满乐趣的。在整个发展适宜性实践课程中，我们都在为儿童创造一个安全的、养育的和支持的环境以让他们经历童年独一无二的乐趣。
发展适宜性实践的产生与发展是美国社会政治背景和教育领域的不断实践及理论研究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全美幼教协会作为致力于提供高质量幼儿教育的组织机构不断探索和实践幼儿教育课程模式的产物。美国的政策背景和理论研究为发展适宜性实践提供了形成与发展的动力，全美幼教协会的推动是发展适宜性实践得以发展的保障。从20世纪80年代全美幼教协会提出发展适宜性实践声明到如今，发展适宜性实践历经了近30年的发展与修订，发展适宜性实践已成为美国几乎所有托幼机构的教育实践指南，且受到世界各国幼教界的重视。发展适宜性实践在发展的过程中值得被我们学习并择其精华为我所用，但是正如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Michael Sadler）所言：“我们不能随意地漫步在世界教育制度之林，就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采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个有生命的植物。”因此，在对发展适宜性实践借鉴的过程中，应紧密结合借鉴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及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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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云南马帮形成的动因机制 篇3
一、近代云南马帮概况
马帮这种云南历史上独特的传统运输方式, 是由云南的地理环境和盛产马匹这两大因素结合而成的。马作为马帮运输的主要载体, 是必不可少的。云南历史上就以产良马著称, 为马帮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养马业的发展, 是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在畜牧业生产方面一项突出的成就。”[1]134汉代, 云南马有著名的“越赕马”, 又称“越赕驹”;宋代的“大理马”更是驰名于世。并且从汉代到宋代, 云南马一直作为贡品被输送到内地。云南马帮形成于何时, 史书并无记载, 但从出土的文物来看, 在西南丝绸之路的博南道通行前后, 也就有了马帮的出现。
王明达、张锡禄《马帮文化》一书中把马帮按其发展阶段分为临时性马帮、专业性马帮和单纯性马帮三种类型[2]21, 但通观全书对马帮的解释仍有深入的余地。马帮在理解上和现实当中似有表象与本质之别。从表象来看, 马帮是由若干个骡马组成的货物运输组织。马帮的内容包括很广, 只要是由众多骡马组成, 用于物资运输就可称为马帮, 无论是商业性运输或是非商业性运输, 用于以交换为目的的运输或用于满足自身或家庭家族需要的物品运输, 这些都可以称作马帮。从本质来讲, 马帮是由一定数量的骡马组成、集货物运输与商业贸易为一体、以获得利益为目的的商旅组织。由此可见, 马帮是一个商业组织, 是为商品流通服务的, 是以获得剩余价值为根本出发点的。根据马帮的两种不同界定, 可以把马帮分为商业性马帮和非商业性马帮。
云南很早就形成了借助马匹等畜力来进行商业贸易的习惯。自秦汉以来, 云南各商道上马帮络绎不绝。宋代, 由大理到广西邕州横山寨进行边境互市的云南各民族商人“往返万里”都以坐骑代步, 出售的货物也以马匹负载。到了元朝, 赛典赤改变了军事统治时期的极度搜刮赋税和民族压迫政策, 使生产获得一定的发展, 政局得到初步稳定。而后, “开云南驿路”, “弛道路之禁, 通民往来”, 为马帮运输的发展提供了政府的保护, 规定了云南货币 (贝币) 和全国通用货币金、银的比值, 进一步促进了云南和全国的经济交往。这些政策为明清时期马帮运输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清时期, 云南各地区之间、云南与内地之间、云南与东南亚及南亚之间的贸易量都达到了高峰。从贸易的商品品种看, 与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相关的商品 (如金属矿产、粮食、茶叶、丝绸、布帛、棉花、棉纱、药材等) 占了较大比重, 再加上数额巨大的铜等矿产品的外运, 马帮运输在云南迅速发展壮大。
云南马帮将铜器、铁器、地毯、核桃、茶叶、布匹等商品运销老挝, 又从老挝买回安息香、紫胶、香料、药材等商品在云南销售。总的说来, 云南马帮主要是进行铜、茶、盐三类商品的运输, 仅驮运这三类商品就需要数量巨大的驮马。因此, 云南各地的马帮不断兴起、发展。一般小的马帮有马十余匹, 平常马帮有马上百匹, 他们往来于云南各县及云南与周边各省、各国之间, 承担着大部分商品的运输任务。
近代初期, 云南的对外贸易额迅猛增长, 省内和省外的贸易量也在迅速增长。而此时云南的交通条件却无任何改进, 这又使马帮运输迅速发展。到清末民初时, 云南各地著名的大马帮有凤仪帮、寻甸帮、蒙化帮、海通帮、丽江帮、峨山帮、曲靖帮、宣威帮、中甸帮、竹园帮、保山帮、磨黑帮、永平帮、临安帮、云龙帮、石屏帮、顺宁帮、开化帮 (文山) 、景东帮、会泽帮、思茅帮、鲁甸帮、迤西帮、阿迷帮 (开远) 、沙甸帮、玉溪帮、广南邦、昭通帮等20多个, 中小型马帮则数以百计, 成为承担云南各地对外贸易、货物流通的一支主要运输力量[3]305。同时还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 东到贵州, 北到四川, 西到下关、保山出缅甸, 南到蒙自经河口出越南, 西北经中甸或阿墩子入西藏等马帮运输干线。至此, 云南马帮贸易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1910年以后, 以滇越铁路的通车为标志, 云南逐渐迈进了近代铁路、公路运输时代。这一变化极大地冲击着马帮这种传统的运输方式, 使其从巅峰逐步走向衰微。然而由于从1910年到1942年, 云南商业贸易, 尤其是对外贸易仍然保持着较旺盛的发展势头。很多商品仍然需要通过马帮运送到交通线和中转城镇, 再加上云南交通条件的改善过程缓慢, 故在这一时期, 马帮仍然在民族商贸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尤其是1935年由昆明到下关的公路修通前, 在由四川入滇, 经下关、保山入缅的漫长商路上, 马帮仍然是最重要的运输方式。
1942年, 日军占领东南亚后, 云南联结东南亚的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相继中断, 云南对外贸易量锐减。由于货运量的大幅度减少, 云南马帮进一步衰退。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了全国驿运总管理处, 鼓励发展传统驿运, 以运送战备物资。因此, 云南作为战略物资的重要输入线, 传统驿运又有所恢复。如从昆明到贵州、四川、广西等省的驿运支线, 云南到越南、老挝、缅甸以及云南经西藏通印度的马帮运输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其中由大理、丽江经迪庆、西藏到印度的马帮运输空前活跃, 往来运送商品的驮马由1942年前的3000多匹增到10000多匹, 双程货运量达到了1000多吨, 每年仅出入中甸的财货总值达1000多万元半开[4]89。尽管如此, 从总体上讲, 云南的马帮运输还是因货运量的大幅度下降而较前一阶段大大衰落了。从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 由于包括云南在内的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工农业经济的大衰退, 以及空前的通货膨胀, 云南商业一落千丈, 商帮、商号纷纷破产倒闭。有限的商品交换又回到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 马帮运输因此而跌落到谷底。
在云南马帮中, 有的马帮商人自己不经商, 专门为其他商人、商号运输商品, 但大多数马帮则兼营运输和商品贸易。他们一般收购各地的土特产品, 用马帮转运到省内其他地区、省外或国外获取差价, 又把当地的土特产品收购驮运回来销售。在长期的贩运过程中, 很多马帮还形成了专门的运输线路和贩运商品种类。在同一条商路上, 运输相同商品的马帮还划定了各自相对固定的运输路段。走完自己的路段以后, 必须由其他马帮将商品继续运到最终销售地, 形成转途贸易。这样马帮就成了云南商贸的重要力量, 对云南商贸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近代云南马帮形成的动因机制
近代云南马帮分布的地域广、规模大、运输能力强, 且各具特色、异彩纷呈。近代云南马帮的形成是云南自然环境、经济与社会文化氛围综合作用的结果。
1. 地理位置与生存环境的磨合机制。
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 东连贵州, 东南与广西接壤, 东北接邻四川, 西北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延伸部分。云南南接东南亚老挝、越南, 西接缅甸, 并与泰国、柬埔寨为近邻, 从西部出境经缅甸北部可到达印度。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云南成为中国联系东南亚、南亚地区最近的结合地。2000多年以前, 云南就已成为中国陆上通向印度和东南亚的门户, 充当起沟通中原地区与南亚、东南亚地区交往的大陆桥。独特的地理条件有力地促进了云南各地的商品流通。
云南的高原和山地约占全省面积的94%, 坝子相对较少, 山多田少。随着明清以来中央政府对云南统治的加强, 内地移民的猛增, 使本已地狭人稠的云南的生存压力加大, 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时, 一部分百姓开始另谋生路, 或开设店肆, 或长途贩运“走夷方”。汉、回、白、彝、藏等民族商人“走夷方”, 使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性商业马帮应运而生。另外, 云南高原多山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存环境的影响使人们历来农商并重, 有长途贩运闯世界的传统。据《大理县志稿》载:“清雍、乾、嘉、道间, 人口繁重, 生计日艰。士人惟以散授课文为业, 至于农产物则菽、麦、稻、粱不能敷食, 多数仰给外邑……穷则思变, 于是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 远则永、腾、顺、云又或走厂矿, 走‘夷方’ (滇缅边境一带) , 无不各挟一技一能, 既些须赀金, 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迨及岁暮, 联翩归来, 春酒烹, 宴乐亲旧, 正月既交, 联翩归复出, 若是者岁以为常。是嘉庆、道光年间, 大理商业繁荣, 极盛一时”, 正是对这种情形的真实记录。
2. 资源优势与商人素质的融合机制。
云南地理环境复杂, 气候条件特殊, 资源丰富, 特产众多, 为云南马帮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云南自古以来牲畜的牧养和交换较为发达, 滇马成为云南向内地出售的重要商品。畜牧产品如地毯、皮张、猪鬃、火腿等也是交换的重要商品。云南矿产丰富, 素有“金属王国”之美誉, 铜、银、锡、铅等金属储量丰富, 产量可观, 其中大锡等金属矿产产品成了云南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此外, 云南药材资源丰富, 土产山货繁多, 滇茶驰名中外, 珠宝玉石享誉全国。这些特产商品都为马帮商人长途贩运提供了物质保障。
从事长途贩运的马帮贸易, 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 只有具备一定素质和条件的商人才能进行。马帮商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才能从事大规模贩运活动:必须要拥有实力雄厚的资本, 丰富的经营经验, 了解各地商情, 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管理系统, 具备进取毅力和冒险精神。这些云南的马帮商人凭借重商立业的意识、开拓进取的精神、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经营有方的丰富经验, 成为实力雄厚的商业马帮。
3. 趋利求富与商业竞争的聚合机制。
趋利求富是商人的正常要求, 而经营商业乃人们竞相趋赴的致富之门。获取商业利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从事长途商品贩运, 获取地区差价。如回族富商巨子马名魁拥有数百匹骡马的马帮, 长年累月往返于滇缅间的崇山峻岭之中, 将丝、麻和茶叶、药材、山货等滇蜀土特产品运销缅甸, 又从缅甸购回棉纱瓦花、洋布和珠宝、玉石等缅货及洋货运销内地, 获利丰厚[5]33。二是把握住商业行情不做亏本买卖。云南马帮商人重视对市场需求的预测, 善于把握商业行情, 适时进行大宗商品的买卖。正如永昌祥严子珍曾经说的:“莫买当头涨, 莫买当头跌”、“人弃我取, 人取我与”。这样, 既可避免商品积压, 又可周转资金, 达到赚取商业利润, 加速资本积累的目的。民国初年, 中缅商约上规定, 缅政府对陆路运入缅甸的商品不收关税。因而使经营滇缅贸易的商人有隙可乘, 赚了大钱。1932年, 缅甸受“金贵银贱”风潮的影响, 出现了假卢币, 英国政府采取稳定缅价的措施, 加重从海道进口白银的关税。永昌祥及时抓住这一机会, 调集30余万元的资金, 从香港购进墨西哥条银, 用马帮运进缅甸, 做白银生意, 赚了一大笔钱, 其他商号也纷纷效仿, 兼营白银投机生意, 一时间, 滇缅边境的古道上, 每天都有数百匹骡马的马帮驮运墨西哥条银入缅, 蔚为壮观[6]23。
4. 文化观念与马帮群体的制导机制。
这里的“制导”是控制、导引之意。商人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商人的行为方式受到一定文化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不同地域的人在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必然使得各地商人的经营观念和商业精神呈现出差异。
云南马帮商人具有吃苦耐劳、诚信礼让的民风和素质, 以及取利守义的商业道德。他们具有冒险、勇敢、团结、进取的勇气和精神, 具有头脑灵活、长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特点。在商业活动中, 他们注重市场, 注重实利, 敢为天下先, 能不失时机地开拓新领域, 大胆经营新兴行业, 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当他们有了一定资本后, 少有只坐收地租, 放高利贷的守旧思想, 而是把商业利润积极投资实业, 这与中国旧式商人“以末致富, 以本守之”形成鲜明的对照。如回族商人马名魁积累起商业资本后, 一是不断扩大经营, 二是不惜重金聘请四川的缫丝和纺织工人, 引进新技术, 开办丝纺、棉织、印染等新产业, 三是创办银两存放、汇兑等业务。这样, 融工商、金融于一体, 每年获利丰厚, 一时成为首富[5]34。
马帮作为一种融货物运输和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商业组织, 在云南历史上极为盛行,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时, 云南各商道上马帮络绎不绝, 明清时期, 云南的马帮运输达到了高峰。近代云南的马帮运输贸易规模大、影响深。分析云南特殊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 总结近代云南马帮形成的动因机制, 能丰富云南经济史的内容, 推动云南现代化建设,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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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动因 篇4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过, “‘土 ’是乡下人的命根, 在数量上站在最高地位的神, 无疑是‘土地’。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 食以田为源。”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可以说, 没有了土地, 农民也就失去了他们的生存保障。 “土地是农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 农民只有与土地结合, 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只有解决土地问题, 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推动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 ”自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 土地流转改革成为新一轮中国农村改革的轴心。 近几年来,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速度不断加快。 相关资料显示, 重庆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已占承包总面积的35%;甘肃省农村土地流转呈现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土地流转面积年均增长75%以上; 黑龙江省2012 年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超过4000 万亩。 农村土地流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进。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发展呢?其内在的动因是什么?
二、现有研究成果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形成的动因, 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即产权论, 收益论, 价值论。 每一种观点, 相关研究者都给出了充分的论据:
(一) 产权论
产权论的主要观点是:“稳定的产权有稳定的预期收益, 就会形成稳定的市场。”土地的产权是指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张红宇、龚启圣、刘守英、黄少安、叶剑平等人。 张红宇认为 “中国农地产权问题的核心是土地使用权问题, 使用权问题的核心是树立农户对土地使用的预期信念和土地资源合理配置问题。”稳定和强化农户的土地承包权, 必然形成一种新型的土地使用权。 这种充分意义上的土地承包使用权, 权利界定是清晰的, 占有它可以取得相应利润, 转让它要求等价的补偿, 承包农户可以将拥有的承包权当作独立的交换价值进行流转。因此, 只要存在产权明晰的农户土地承包权, 土地使用流转机制形成势在必行。龚启圣、刘守英认为“真正对土地投入影响较大的应该是农民对将来的农地使用权稳定所作出的预期。 ”他们通过对浙江的三个县、吉林的两个县以及河南的卫辉及江西的安福和南城等地农民的调查发现要区分产权制度对那种基本上自给自足小农的生产行为和农民企业家进行大片开荒这两种行为的影响。 显而易见, 由于后者需要大量的物资投入, 因此, 稳定的产权和国家所给予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 相比之下, 小农对土地作出的投入是微不足道的。 现代农业已经正在朝着企业化、 专业化、 机械化方向发展, 那么农民企业家应运而生。他们想要扩大规模就必须获得对土地的稳定产权, 以求得国家法律的保护, 由此促进了农村土地的流转。 黄少安认为土地产权制度对土地产出的直接影响是 “土地产权安排对人们的激励影响人们投入生产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稳定的产权能较大程度地激励各生产要素的投入, 单位土地和劳动等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率也较高, 从而使农业总产值高速而稳定增长。 叶剑平认为“产权和制度是影响中国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
(二) 收益论
收益论的主要观点是土地产出收益越高, 土地流转市场就会形成。 这意味着农户流转土地的原因是使自己耕种的土地货币收益最大化。 农民是理性经济人。关于“经济人”思想早在亚当·斯密之前的一些重农主义者就已提出, 但对其形成完整的思路并进行严密系统论证的经济学家首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 他提到, 利己是“经济人”的本性, 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 “每一个人的利益会促使他去寻找最有利的用途, 避开最不利的用途。对财富的追求是每个社会的大多数有用劳动力行动的动机。”徐勇、邓大才教授在《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一文中, 阐述并有力地论证了“社会化小农的行为与动机是货币收入最大”这一观点。 他们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农户经济生活和资源配置领域更深、更广的卷入社会化进程, 农民由“家庭人”变成“社会人”。 “收益 — ——需求”论是对收益论的发展。其主要观点是农地流转市场的形成源于“收益—需求”动因, 即“收益—需求” 因素共同决定着农地流转市场的形成。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邓大才教授, 他在 《农地流转市场何以形成———以红旗村、梨园屯村、湖村、小岗村为例》一文中通过对四个村庄个案的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收益—需求’ 因素决定着农地流转市场的形成, 但是, 稳定、规范、成熟的农地流转市场却少不了制度因素, 特别是政府安排的农地流转制度和农地流转交易平台。制度安排决定农地流转市场的规范性、稳定性和成熟性。可以说, 农地流转市场的形成决定于‘收益—需求’因素, 而市场的成熟性决定于制度的完善性。 ”
(三) 价值论
价值论的主要观点是土地预期价值越高, 土地流转价格就越高。 兰晓红认为 “土地规模经营带来的稳定、 可观的收入是流转当事人的流转动力。 ”因此, 土地流转的价值成为农民流转土地、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形成的主要因素。 刘康、王春平、王苍林等人通过对朝阳地区120 户农户的调查发现“在67 户将土地流出的农户中, 流出土地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土地收益的有44 户, 占比65.74%;将土地流入的42 户农户中, 有25 户农户认为其收益能够明显增加, 占到总数的59.52%。由此,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增加收益成为土地流转的首要原因, 是刺激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直接因素。 ”
三、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形成的动因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经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在我国, 土地更是农民的命根。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我国农村土地的价值对农民而言愈发重要。 农户拥有了土地的产权, 即拥有了对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 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 从而获得其赖以生存的保障。 随着中央农村土地政策的陆续出台, 农村土地产权的管理越加规范, 近年来, 我国农村已逐渐形成土地流转市场。在我国, 土地流转的实质是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意即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从一个农户流向其他农户或其他新型经营主体, 如企业、村集体、组织等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土地承包权不变, 转让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那么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呢?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 农户流入土地的原因
1. 土地预期收益。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民受到外界货币支出压力的约束, 因此他们逐渐也以货币收入的最大化为行为准则。 受到社会化的影响, 如今的农民已经演变成为“社会化小农”, 因此在土地流转这个问题上, 他们的初衷也是货币收入最大化。对于有足够劳动力的家庭来说, 原有的承包地已经不能满足其对于土地的需求, 他们需要从其他农户转租或者买入土地以满足其需要。他们认为流入土地能够明显增加收入, 土地面积增加, 只要对其投入相应的成本, 即可获得数额可观的收益。 可以说, 土地产出的收益是农户流入土地的最根本的原因, 这也是农地流转的必要条件。
2. 集中开垦带来规模效益。
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 对农业生产的要求也逐步提高。现代农业的生产往往呈现社会化和机械化的特点。 因此, 这就需要形成一定的土地规模, 以便于土地的集中开采和利用。尤其是对于已经形成经济作物产业链的村庄, 土地流入有利于扩大种植规模, 形成规模效应,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 现代农业经营理念深入农户的农业生产活动中, 农民对农业规模经营有了一定的了解。
3. 政府的推动。
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巨大的影响。政府对农户流入土地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几十年来, 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 如粮食补贴、农业税减免、农业保险等政策, 这些政策改变了过去种田要交农业税的历史, 极大地缓解了农民种田的压力, 有力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农民可以通过租入土地进行农业生产, 获得更多的收益, 因而也就促进了农村土地的集中化。另一方面, 自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 提出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以来, 农村土地流转速度不断加快。 政府给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创造了相对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是农地流转市场形成的制度原因。
(二) 农户流出土地的原因
1. 土地保障功能弱化。
自古以来, 我国农民都视土地为命根。甚至在现代化的今天, 土地对于农民依然有极高的价值。 在我们所熟悉的村庄, 大多数邻里间的纠纷都是土地纠纷。 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农民有了更多的生存方式, 土地已不再是农民维持生存的唯一生产要素。 土地对于农民的保命作用已经弱化, 已然不如以前重要。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 受到以土地为命根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越来越小, 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维持生存的农户也越来越少。 这样就促进了农户流出超出自身所需的土地。
2. 非务农收入增加。
村庄周边城市化的发展让农村劳动力“不出远门就可以赚钱”。务农不再是农民的唯一经济来源, 甚至农民在附近城镇的务工收入要远远高于务农收入。 因此, 土地对于他们的价值便逐渐降低。加上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 农民便把自己的土地流转给他人或国家, 而流转的价格也比较可观。
3. 家庭劳动力外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城市化过程必然产生众多的工作岗位, 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了求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更舒适的工作环境, 数量众多的农村青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转移、老人无力耕种使得农村抛荒的迅速增加、大量土地闲置。 为了不使原有土地抛荒, 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急于将自己的土地转租他人。这样也就形成了农民企业家, 他们将他人转租的土地全部集中起来, 形成自己颇具规模的种植园。
四、结论
在农村土地流转形成原因这个问题中, 促使农民流入土地的原因有:农民对土地的预期收入, 规模效应、集中开垦效益高, 政府的推动。其中农民对土地的预期收入是促使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 政府的推动作用是制度原因。 在我国, 土地对于农民的保命性质已经弱化、对于农民的价值降低, 农民非务农收入的逐渐增加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共同促使农民将土地流出。
摘要：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近年来,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城镇化的推进, 农村土地流转成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目前, 我国农村已经初步形成了土地流转市场, 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形成动因的探究对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发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农民流出土地主要基于土地的预期收益、集中开垦带来规模效应、政府的推动等。而土地的保障功能弱化、农民非务农收入增加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共同促使了农民将土地流出。
关键词：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市场,产权论,收益论,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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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动因 篇5
一、主要动因:心理因素中的心理归属感
心理学认为, 人为了个体的和社会的存在、发展, 必定需求一定的事物, 比如食物、各种社会关系等, 这是维持个体存在和延续种族发展所必需的。在正式群体中, 人们通过相互接触、共同活动可以满足这些需要。但是, 人们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多层次的, 正式群体往往只能满足一个人的部分需要, 忽视了其他多种需要, 如交往的需要、感情交流的需要、寻友结伴的需要、各种兴趣爱好的需要等等。为此, 除了正式群体外, 还要通过非正式群体的途径来满足这些需要。班级非正式群体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主要是社会性方面的需要。班级是一个小社会, 学生在班级中也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 彼此之间的社会性需要主要是精神需要如交际的需要、认同的需要、求知的需要、创造的需要、群体的需要等。这些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就会迫使学生产生一种心理归属感, 在行动上就会产生心理导向, 这种心理上的认同和行动上的追求就是产生班级非正式群体的直接动因。在班级这个特定的学生集体中, 学生的社会需要最明显、最主要的就是相互关系和社会尊重的需要。在调查中, 几乎每个学生在班级或学校其他班级中都有数个“朋友或是玩伴”, 占调查的学生的90%;在为何成为朋友和玩伴的理由上, 答案是合得来、谈得来的占42%, 有共同的爱好的占30%, 有共同需求的占10%。按照这个结果, 把这类非正式群体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 价值观念认同型。这部分群体经济条件上相似, 消费观念上趋同, 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相近等, 如校园餐厅中经常可见的相对固定的“饭伴”, 每次外出游玩中相对固定的“伙伴”, 这些人吃、玩经常在一起。 (2) 兴趣与爱好一致型。心理学研究表明:共同的志趣可以使群体成员获得最大的心理满足, 从而使他们在群体中步调一致、协作互助, 如体育爱好者组成的非正式群体。 (3) 性格、脾气相近与互补型。性格相同, 脾气相近容易走到一块, 如性格外向型的同学易形成好交际的群体, 性格内向的同学也易走到一块。 (4) 共同需求型。如共同学习音乐、美术等专业科目, 在很长时间内, 这种学习特定的科目成为他们的共同需求, 这些人有共同的话题和共同的境遇, 形成区别于班级其他同学的群体。
二、次要动因:境遇、环境等条件相似
从心理学上的观点来看, 在人的心理愉悦期和悲伤期最易和其他人沟通与相处, 容易接纳他人或被他人接纳形成一个小群体。这时, 人的行为倾向表现为分享快乐和分担忧愁痛苦, 这种行为和群体的延续、强化就会形成非正式群体。这种群体最明显的就是“同病相怜”型后进生群体和来源于同一所毕业学校、同一个地域、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的“同源”型非正式群体。
调查中发现, 班级的差生由于在班级活动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和发言权”, 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尽管他们学习差, 但同样很希望在班级中显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要表现自己, 只有靠言行上与众不同, 标新立异或是打架斗殴, 寻衅滋事。但这些行为多是学校和教师所不许的, 面临惩罚和纪律的“制裁”。这种共同的境遇, 促使后进生无形中凑在一起, 无须明确的组织纪律要求, 他们之间都会默契配合, 在相互理解、相互同情中寻求安慰与支持, 从而形成“同病相怜”型的非正式群体。
“同源”型非正式群体在高一年级普遍存在, 如在选取同桌、住宿分配、开展课外活动时表现最为明显。究其原因, 一是在进入一个新的学校班级中, 彼此都不熟悉, 这时通过亲缘、地缘关系结识的数个同学就是一个小圈子。这种群体刚开始对外极具排他性、攻击性,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班级学生彼此之间的熟悉, 这类群体也最易解体或演变。
三、外部因素:社会消极影响、班级开展社会活动课程不足
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是班级非正式群体形成的催化剂。一方面, 社会“流行”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等认识, 一些不健康的社会现象对学生的长期潜移默化, 如帮派组织、宗族势力、小集团利益、地方保护等现象, 加上不健康的书报、录像及音像制品的夸大和推波助澜, 会使学生的心态发生变化, 对其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产生影响。另一方面, 家长的不良行为、不正确的意识也会对子女产生极不好的影响。缺少家庭温暖的学生会三三两两地抱成一团, 单亲家庭、双亲在外打工的家庭以及受家人“特别”对待的学生也会因相同的“不幸”而互相寻求慰藉, 继而形成一些非正式群体。
班级开展社会活动课程不足是班级非正式群体形成的直接因素。现在社会评价学校、学校考核教师、教师认定学生, 都还是以高考的成绩“说话”。现实的局面就是“文化课”多出标准太多, 社会活动课程严重不足, 如高中学生每周仅有一次课外活动, 导致学生的心理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另一方面, 学校对非正式群体缺乏科学全面的认识, 忽视和否定他们的存在与作用, 动辄加以粗暴干涉和强行取缔, 而不是加以引导和规范。中学生的逆反心理助长了非正式群体的“地下”发展, 使班集体等正式群体的建设受到损害。
形成动因 篇6
一、对“吃”的体验丰富、细致
“吃”类动词非常丰富, 进食动作看似简单, 实际上, 在人与食物的互动过程中, 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 处理食物的动作也不同。正是由于人对于“吃”的体验的丰富、细致, 才形成了如此之多的“吃”类动词。
从语义学角度, 观察这些动词的语义成分, 可以根据进食的方式过程、食物的特征 (固体或液体) 和进食的对象 (是否给自己食用) 粗略地将这些动词分为六类:
(1) [±对象为固体]+[﹢给自己]+[±咀嚼]+[﹢咽下去]:吃、食、品、尝、服、啖。
(2) [﹣对象为固体]+[﹢给自己]+[﹣咀嚼]+[﹢咽下去]:喝、酌、抿、啜、吸、吮、吮吸、咂、饮。
(3) [﹢对象为固体]+[﹢给自己]+[﹣咀嚼]+[﹢咽下去]:吞、咽、哙。
(4) [﹢对象为固体]+[﹢使部分食物从整体分离]+[﹢给自己]+[﹣咀嚼]+[﹢咽下去]:咬、啃、嚼、咀、咀嚼。
(5) [±对象为固体]+[啮、噆、嘬、噬给自己]+[﹣咀嚼]+[﹣咽下去]:含
(6) [±对象为固体]+[﹣给自己]+[±咀嚼]+[﹢咽下去]:啖。
上述的分类可以看出, 由于不同的因素的作用, 我们对吃的体验面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动作代表了不同的进食体验。分析得更详细一些的话, 就可以看出每个动词带有更多的语义特征。比如说第二类中有9个动词, 其中, “喝”“饮”“酌”“啜”概括了“把液体或流体食物咽下去”这样的动作;“抿”概括了“用嘴唇轻轻的喝一点儿”这样一个动作;而“吸”、“吮”、“吮吸”概括了“把液体引入体内”这样的一个进食动作;“咂”则概括了“用嘴唇吸”这样的动作。这9个动词除了都具有第二类的语义特征之外, 其中“抿”相对于其他动词具有[﹢用嘴唇]和[﹢少量]这样的语义特征, “咂”相对于其他动词具有[﹢用嘴唇]和[﹢吸]的语义特征, 而“吸”、“吮”、“吮吸”具有[﹢吸]的特征, 每一个小类的动作所凸显的侧面都是不同的, 这些都表现了人们对于进食动作的体验是丰富并且细致入微的, 这为“吃”类动词隐喻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体验基础。
二、“吃”是基本的认知方式
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初期, 词语并非用来代表独特的概念明确的事物, 而是用来代表对某一个场景的模糊指代。[2]然而, 在人类产生之初, 就开始与“吃”打交道。“吃”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 是生活中最为平常的事情。“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是人认识和描述事物的一个基本原则。人们对于“吃”这种来自于生活中最为平常的体验, 很自然地形成了概念, 并用这种概念去体验其他的抽象的事物。
“我们吃东西是吃它的组织肌理, 它给我们牙齿的松脆或富有弹性的感觉, 以及它的色、香、味。”[3]食物的特征、质地带给我们的感觉不同, 体验也就不同, 要将固体食物的一部分从整体分离, 就要“咬”, 如果食物过于坚硬以至于难以将一部分从整体分离, 那么“咬”的状态就会持续, 我们先是用“咬”来认识食物, 后来认识事物也用“咬”, 例如:齿轮咬合紧密。要想辨别食物味道的好坏就要“尝”, 尝的本意是吃一点点辨别味道, 后来产生了试验的意思, 例如:尝试新事物。当一种概念在人的思维中形成之后, 人们就很习惯于用这种概念去理解其他事物。所以, 来自于“吃”行为的概念在人的思维中定型之后, 人们便习惯于由此出发, 以这样的思维模式去认识其他的未知世界。
三、语言的经济俭省原则
语言的“经济原则”就是要用尽量少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尽量多的内容。社会在发展和进步, 人们认识的内容也不断增加。但在日常的语言中缺少合适的词来表达这些新概念, 人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所有的新概念一一造词, 这种情况下, 人们往往借助现成的词语来表达新产生的概念。这种借用的结果就形成语言中大量的隐喻性词汇。隐喻是词义演变的催化剂, 很多词的新义就是原有意义的基础上通过隐喻的方式引申而来的。[4]
以“吃”为例, 《现代汉语词典》中“吃”一共有8个义项, 除了第一项以外, 其他都是引申义。其中②依靠某种事物来生活:吃老本/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③吸收 (液体) :道林纸不吃墨。④消灭 (多用于军事、棋戏) :吃掉敌人一个团/拿车吃他的炮。⑤承受;禁受:吃得消/吃不住。⑥受;挨:吃亏/吃惊/吃批评⑦消耗:吃力/吃劲。这六个义项都是隐喻意义。用一个简单的“吃”字表达这么多丰富的概念, 这就是语言经济俭省原则作用的结果。在语言的经济俭省原则的作用下, 新的概念由旧有的语言形式来承担, 这大大地减少了人们记忆的负担, “吃”的词义也在语言经济俭省作用下得到了引申, 产生了大量的隐喻含义。可见, 语言的经济俭省原则在是“吃”类动词隐喻如此丰富的重要的语言因素。
综上所述, 人类对“吃”的体验是异常丰富和细致的, 这为“吃”类动词丰富的隐喻提供了体验基础。“吃”又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 人们通过进食的过程来体验和认识世界, 这为“吃”类动词隐喻的产生提供了思维基础。此外, 语言的经济俭省原则也为“吃”类动词隐喻的产生提供了语言学的依据和支持。
参考文献
[1]邓远洪.从概念隐喻的视角研究“左-右”的意义[D].西华大学.2009年.
[2]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91.
[3]林语堂.中国人[M].郝志东, 沈益洪, 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4:329 330
[4]娄爱华.汉语感官词模糊性与隐喻研究[D].
形成动因 篇7
近年来, 中国旅游业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期, 旅游人数激增, 旅游需求多元化, 旅游相关者诉求互动明显加剧, 旅游管理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相对缺失, 增加了游客与导游、游客与旅行社以及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空间冲突和非空间冲突频率。内地游客出游港澳台时多次发生旅游冲突事件, 国内旅游景区景点也偶有发生。从2007年的三亚2·25事件到2010年乒乓球前国手猝死事件和香港“阿珍事件”, 呈现出频繁发生趋向, 虽未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但此类事件严重影响了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形象, 并且有引发衍生安全和政治事件的潜在危机, 应该引起学术界、政府、企业的广泛关注, 有必要对引起旅游冲突事件的内在动因、演化机理进行深入研究, 提出相应的调解管理机制。
该问题属于旅游安全与旅游公共关系的交叉研究领域。国外的旅游安全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 主要研究犯罪等社会不安定因素对旅游的影响, 90年代掀起了旅游安全研究的高潮。国外研究注重结合具体案例, 具有地区针对性; 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涉及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遗产旅游等多个方面; 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旅游协作、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面, 尤其关注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协作问题。国外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由当地居民承担, 如果忽视了当地居民的福利待遇和社会承载力等需求, 那么就可能出现对抗和冲突, 严重的可能导致无法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1,2,3,4,5]。
国内对该类问题的研究较迟, 但也积极关注了突发事件的研究[6,7]、旅游冲突事件[8,9,10,11,12]、群体性事件[14,15,16,17]等方面的问题, 并进行了相应研究, 并就旅游地利益冲突与协调[15,16,17,18,19]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对旅游冲突事件多关注空间冲突和突发型冲突事件的研究, 而对积发型冲突事件研究较少。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国外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大多沿袭了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已有的研究基础, 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利益和关系等几个方面, 研究范围广泛; 国内学者对旅游冲突相关事件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深刻分析了突发事件形成机理, 深入研究了旅游冲突相关主体的表现形式, 针对群体性事件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主要与旅游协作、社区参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伦理、旅游公平等研究主题相关, 尤以利益相关者协作问题与可持续发展为关注焦点。但均很少有人对旅游冲突事件的形成原因及其演化过程进行专门研究。从研究形式来看, 静态研究较多, 动态分析较少, 动静结合的研究更少; 从研究方法来看, 多数文献为一般概念性的定性分析, 建立在数据统计基础上的定量分析研究很少; 从研究内容来看, 研究旅游过程中某一问题的冲突较多, 综合冲突问题的研究较少。需要更为全面的研究来丰富其理论与实践, 完善其内容。本文旨在探究旅游冲突事件产生的原因、各旅游冲突方的利益诉求, 探索预防和解决各旅游冲突、促进旅游和谐发展的应对之策, 为旅游主管部门制定规章制度提供科学的依据。
2 数据获取与样本分析
2. 1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文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收集, 这种形式会更便于对调查结果进行定量的分析。在试调的基础上对初步设计的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测试, 并对问卷进行了修正和调整, 最终形成了正式问卷调查表。问卷共设计了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介绍本次问卷的目的, 了解被调查者的一些社会背景, 共10个问题, 内容涉及旅游者的基本信息, 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教育、月收入以及旅游者的出游方式、信息渠道、旅游次数、是否与旅游公司或导游发生过冲突的经历和发生冲突的原因。第二部分是问卷的主体部分, 共有30个小问题, 同时每个问题采用了5格度量的李克特量表, 5表示非常同意, 1表示非常不同意, 同意程度由5至1逐步递减, 即4表示同意, 3表示无意见, 2表示不同意。
课题组于2011年7月至2012年5月, 进行了调研和问卷发放工作。选择西安、成都、广州等地作为积发型旅游冲突事件的形成动因及机理研究案例区, 共发放570份, 回收546份, 剔除一些问卷填写不完整或者不规范, 以及数据明显不真实的问卷 ( 如前后矛盾、数据全部一致等) , 此次问卷 的有效回 收496份, 有效回收 率95. 78% 。回收问卷符合要求。
2.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对此次调查人员的基本信息 ( 人口) 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 1) 性别分析。被调查游客是男性的有265人, 占总人数的53. 4% ; 女性有231人, 占46. 6% 。大体上男性稍多于女性。
( 2) 年龄分析。被调查游客的年龄小于等于16岁的有36人, 占总人数的7. 3% ; 16 ~ 24岁的有129人, 占26. 0% ; 25 ~ 44岁的有180人, 占36. 3% ; 45 ~ 60岁的有115人, 占23. 2% ; 60岁以上的有36人, 占7. 2% 。25 ~ 44岁的游客人数在被调查者中所占比例最大, 小于等于16岁和60岁以上的游客人数最少。
( 3) 职业分析。被调查游客有52人是事业单位职员, 占总人数的10. 5% ; 83人是企业职员, 占16. 7% ;149人是学生, 占30. 0% ; 115人是个体 经营者, 占23. 2% ; 56人是教师, 占11. 3% ; 另外有41人从事其他职业, 占8. 3% 。学生在被调查的游客中所占比例最大, 其次是企业职员。
( 4) 文化程度分析。被调查游客的文化水平是小学及以下程度的有13人, 占2. 6% ; 初中以下程度的有66人, 占13. 3% ; 高中也包括中专、中技和中师程度的有166人, 占33. 5% ; 大学本科 程度的有200人, 占40. 3% ; 研究生程度的有51人, 占10. 3% 。文化程度是大学本科的游客在被调查对象中所占比例最大, 小学及以下程度的游客最少。
( 5) 月收入分析。被调查游客的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有123人, 占24. 8% ; 1500 ~ 2500元的有42人, 占8. 5% ; 2500 ~ 3500元的有158人, 占31. 8% ; 3500 ~5000元的有131人, 占26. 4% ; 5000元以上的有42人, 占8. 5% 。月收入在2500 ~ 3500元的游客在被调查对象中所占比例最大。
3 旅游冲突的类型构成
3. 1 旅游冲突类型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 总结出旅游冲突的类型有空间冲突和非空间冲突两大类, 由政府、旅游企业、当地居民、旅游者、景区和导游等冲突利益相关者互动形成了六个基本类型:
( 1) 土地利用冲突。一是政府部门出于对景区资源的保护, 限制景区投资者对资源的非保护性利用。旅游景区投资者最关注的利益需求是资本的增值, 很少自觉地去关注旅游景区的非经济效益。二是政府部门对土地的占用和社区居民对土地的继续利用相冲突。
( 2) 资源分配冲突。一是居民对传统生产方式过于依赖, 造成对旅游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二是旅游者环保意识的不强烈, 导致景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产生了管理方与使用方之间的冲突关系。
( 3) 收益分配冲突。一是由于失地补偿引发的冲突。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部门往往以超低的价格征得土地、山林, 收购居民土地使用权而相应补偿不足。二是拆迁安置不到位, 导致景区投资者与社区居民的冲突。三是景区投资者与社区居民由于景区经营业务引发的冲突。景区投资者希望凭借资本和所获经营权, 垄断景区的大部分营利性活动, 而社区居民也渴望参与旅游活动, 分享旅游收益。在居民利益受忽视时, 居民采取各种不良行动争夺景区利益, 导致居民在景区沿途乱搭乱建, 兜售门票, 拉客宰客, 甚至坑蒙拐骗旅游者的现象发生。
( 4) 文化意识冲突。旅游地中居民与游客的文化冲突是民族社区旅游冲突的重要方面, 外地游客因语言问题和习俗问题, 往往会使这种主客交往发生文化冲突, 引发旅游安全事件。
( 5) 旅游秩序冲突。由于社区旅游经营者群体的组成的复杂性, 有外地经营者和本地经营者, 其中一些经营者经营素质不高, 为了获得短期的经济利益, 实行强买强卖而引发利益冲突。
( 6) 利益失衡冲突。游客旅游的目的是获得最高的旅游体验。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旅游企业提供的旅游产品与所营销的产品质量不吻合, 尤其是零负团费、强迫购物、缩水游、购物回扣等现象的存在, 使游客受骗, 导游人员恶意恐吓或恶言相加, 引起游客情绪失控, 造成冲突。
上述分析表明, 旅游冲突类型与表现在利益相关者之间是复杂的制约关系, 同时利益相关者也面临着追求与约束的双重性, ( 1) ~ ( 3) 为空间冲突, ( 4) ~ ( 6) 为非空间冲突, 本文探讨的重点为非空间的积发型旅游冲突。
3. 2 旅游博弈与冲突影响因素
( 1) 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缺失。利益相关者间权责利的不明晰、社区居民和游客的利益需求得不到保障且两者权力水平较低、对旅游企业和政府机构在利益创造和分配过程中的监督和保障机制不健全。政策法规大多是确保旅游者的消费者权益, 缺乏保护社区居民权益的法律, 部门利益与公众利益产生很大的较量[24]。导游薪酬体系畸形。当前这种导游收入与游客购物提成挂钩的模式, 让导游充当游客与景区商店之间的中介。团队旅游市场的现状是, 由于门票、住宿、餐饮费用不断上涨, 旅游市场竞争白热化, 旅行社多采取压低旅游报价的手段, 吸引客源, 然后从旅游品质打折、频繁安排购物等环节中补足。多数导游不在旅行社拿工资, 或者底薪非常微薄, 他们的收入依赖于游客购物、参观自费景点, 从中获取佣金、回扣。
( 2) 投诉协调机制缺失。景区及一些私营旅游点的投诉处理并无法律依据, 有的甚至不在旅游管理部门的管理范围内, 导致游客投诉难度增加, 维权成本提高。层级化管理给游客维权带来一定麻烦。跨区域旅游纠纷处理难度较大, 联合执法机制尚不成熟[25]。旅游投诉信息渠道较窄, 信息挖掘不深。游客对其他行业的投诉不畅通。游客到一个城市旅游, 会遇到交通、卫生甚至是治安方面的问题, 这时候游客也会打旅游投诉电话。由于没有建立一个科学的旅游投诉处理体系, 往往让游客投诉无门。
( 3) 监控力度不足。一方面由于执法人员对相关制度的认识和理解模糊,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景区属地政府作为实际的控制者, 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旅游管理部门职能混乱、管理能力参差不齐, 他们的一些自利行为并不会受到某些自己所定规则的制约, 在应该严格管理之处“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加之政府官员的行为目标与地方政府公共利益目标有时会相互冲突, 导致了“政府失灵”的产生。
4 旅游冲突的形成过程分析
4. 1 管理机制保障预期
问卷设计了五种管理机制: 导游、旅游行业行规、签订合同、消费者协会和法律。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 认为签订合同最能保证其权益, 41. 9% 同意, 21. 8% 非常同意, 总占63. 7% ; 其次是旅游行业规定, 45. 4% 同意, 16. 7% 非常同意, 总占62. 1% ; 同意消费者协会能够保证其权益的有45% , 非常同意有15. 3% , 总占60. 3% ;同意法律能保证其权益的有39. 7% , 非常同意有18. 8% , 总占58. 5% ; 信任度最低的是导游, 20. 4% 的人不认为导游能够保证 其权益, 8. 3% 的人完全 不同意, 总占28. 7% 。在五种管理机制中, 旅游者最信任的是签订合同, 因为合同是白纸黑字, 一旦发现与合同不符, 游客可以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最不信任导游, 因为在游客潜意识里认为导游会从自己身上获取利益, 这同时也说明,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在降低。
4. 2 旅游价格与质量预期
在旅游价格和旅游质量方面, 31. 2% 的旅游者认为只要品质有保证价格可以不考虑, 而30. 0% 的人并不这样认为。34. 5% 的旅游者 会选择低 于成本价 的旅游团, 19. 6% 的人不同意。28. 8% 的旅游者同意旅游团的价格越低越好, 25. 0% 的人不同意, 这说明有游客会认为价格与旅游团质量是 成正比的, 毕竟“一分 价钱一分 货”。31. 7% 的旅游者同意旅游团购物安排越少越好, 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其他景点。35. 5% 的旅游者认为只要旅游质量得到保证就愿意参加购物, 33. 1% 的旅游者认为只要旅游质量得到保证就愿意给导游小费。
4. 3 旅游申诉预期
4. 3. 1 旅游团行为与满意度
在旅游过程中, 旅游团为追求某种利益, 其行为可能会有多种形式, 本问卷设计三种行为: 组织购物、压缩时间和改变行程。43. 8% 的旅游者同意旅游团压缩时间会降低对此次 旅游的满 意度, 非常同意22. 4% , 总占66. 20% ; 36. 3% 的旅游者同意旅游团改变行程会降低满意度, 非常同意27. 6% , 总占63. 9% ; 33. 7% 的旅游者同意旅游团组织购物会减低满意度, 非常同意17. 5% , 总占51. 2% 。旅游团压缩时间的行为是降低旅游者对此次旅游的满意度最大因素。若旅游团压缩宣传时所说的总时间, 这就构成欺骗游客行为。若当游客正兴致勃勃地游览某一景点时, 导游突然让大家集合离开去另一景点, 这就会极大地促使游客的不满, 严重时会发生双方冲突。
4. 3. 2 旅游者行为
在旅游过程中, 当旅游者发现与签订合同及宣传不符时, 38. 5% 同意协商 解决, 25. 6% 非常同意, 总占64. 1% ; 41. 7% 可能会上诉法院, 22. 6% 非常同意, 总占64. 3% ; 30. 4% 的旅游者会发怒, 17. 1% 非常同意, 总占47. 5% 。当旅游者发现与签订合同及宣传不符时, 游客大多会通过协商或上诉法院的行为解决问题。采取协商解决的游客可能是老实本分之人, 不喜欢把事情闹大, 同时也怕给自身带来麻烦, 大多包括年长者和年幼者。上诉法院解决的游客法律意识很强, 善于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 大多包括学历较高的企事业单位人员。
4. 4 对抗形成预期
旅游过程中, 形成冲突的原因有多种, 当达到一定程度时, 利益相关者之间会产生对抗。在被调查对象中, 旅游者认为会产生对抗的原因及所占比例如下: 导游员临时加价占68. 7% ; 导游员违反禁忌占61. 1% ; 打投诉电话无效占59. 3% ; 组织购物时间过长占57% ; 压缩或改变原来旅游计划占58% ; 导游员态度不好占54. 6% ; 当地居民态度不好占46. 2% ; 强制购物占60. 3% ; 宾馆条件太差占51% ; 餐饮质量太差占51. 8% 。
旅游者产生对抗的最大原因是导游员临时加价, 一方面是由于多数国民的本质, 即对金钱的珍视, 另一方面是游客感到被导游欺骗, 心里产生极大的不满。较大原因是导游员违反禁忌、强制购物、打投诉电话无效等。
4. 5 情绪失控预期
若各利益相关者没能正确处理对抗情绪, 就有可能使一方情绪失控。在被调查对象中, 旅游者认为会形成情绪失控的原因及所占比例如下: 导游员违反禁忌占41. 7%打投诉电话无效占42. 8% ; 组织购物时间过长占43. 3%压缩或改变原来旅游计划占42. 3% ; 导游员态度不好占40. 5% ; 当地居民态 度不好占32. 5% ; 强制购物 占44. 7% ; 宾馆条件太 差占36. 5% ; 餐饮质量 太差占39. 3% ; 旅游车辆太差占39. 1% 。
旅游者情绪失控的最大原因是强制购物, 游客到此地旅游是为了满足自身感受, 而不是被强制做某些事情, 一旦被强制购物, 而这些物品又不是自已想要和需要的, 游客很可能会情绪失控与其产生冲突。较大原因是组织购物时间过长、打投诉电话无效、压缩或改变原来旅游计划、导游员违反禁忌等。
4. 6 过激行为预期
当被调查的旅游者情绪失控时, 49. 8% 的人认为依然能够保证正常沟通; 43. 4% 的人会指责导游员或服务员;53. 4% 的人不会殴打导游员或服务员; 45. 8% 的人不会辱骂导游员或服务员; 39. 1% 的人会接受某种方式的调停;38. 7% 的人不会有其他估计行为。
当旅游者情绪失控时, 大多游客仍是理智地采取积极行为, 接受调停, 保证正常沟通。若情况严重, 游客也会指责导游员或服务员, 但很少会有殴打或辱骂的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旅游者受教育程度有关。
4. 7 旅游冲突机制认同
对旅游者而言, 旅游冲突最有效的化解方式是建立管理机制 ( 71. 4% ) , 其次是通过法律化解 ( 69. 2% ) , 调解方式和行业规定化解所占比例分别为67. 1% 和66. 7% 。旅游者对旅游企业和政府能够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充满期望, 从而减少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 更大程度地提高游客的满足感。
4. 8 旅游冲突的动态演化机理
从上面的冲突形成过程分析可以看出, 旅游冲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宏观和微观动因引起旅游系统中旅游者、导游、旅游社、宾馆饭店、商场等微观主体利益博弈关系失衡, 其心理预期落空后, 产生焦躁情绪和对抗心理, 此时如果缺乏利益表达或者投诉途径, 又缺乏宏观管理机制和有效的化解机制予以协调, 导致协调失灵、沟通不畅, 缺乏正确有效的申诉途径, 诱因会进一步发酵、演化、升级后反映为主体情绪失控、超越了临界点后外露而形成的个体或群体间对抗冲突事件。
由于宏观机制的缺失, 各利益相关者间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使得他们的矛盾愈加突出。旅游者希望旅游团和导游能够最大程度满足其舒适度, 然而在旅游中, 旅游价格和质量等个体非理性预期落空。在多方面不满因素诱发下, 旅游者则会采取申诉。
旅游者一旦采取申诉, 双方矛盾显性化。旅游者会发现旅游投诉存在各种问题, 如跨区域处理困难、信息渠道不畅、联合处理和回馈机制不完善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再次激发旅游者与旅游团或导游的矛盾, 形成对抗行为。
在旅游过程中, 除申诉无效会引起对抗行为外, 导游员临时加价、导游员违反禁忌、组织购物时间过长等均有可能引起对抗。当双方对抗行为没有得到相关部门或自身的有效解决, 反而情况更加槽糕, 他们很有可能会情绪失控。
情绪失控后, 游客的行为有所不同。有些游客会采取过激行为, 辱骂或殴打导游员或服务员, 使得双方矛盾更加突出, 从而产生冲突 ( 见图4) 。
5 旅游冲突的管理机制对策
5. 1 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多重利益分配制度, 包括制定并实施旅游企业自律条例, 建立健全游客旅游教育制度以及社区听证会制度等, 以减少或消除利益主体对其他主体间的负外部性效应, 增强各利益主体对权、责和利的认识[27]。建立公平合理的责权利关系。明确界定政府机构、旅游企业、当地居民和旅游者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认真审阅和签订各类旅游合同, 明确各方应享有的权利, 充分发挥产权的激励功能, 使经济行为主体最大限度地将外部效应内在化。建立游客权益保障制度, 旅游企业信誉或服务质量保障金制度。以此保证旅游主体游客的合法权利, 政府机构依法进行旅游开发与管理所涉及的与社区居民的信息公开, 杜绝暗箱操作。
5. 2 建立旅游投诉机制
依托旅游法, 从立法层面上对旅游谈判机制、旅游投诉机制、旅游调解机制、旅游仲裁机制和旅游诉讼机制等旅游投诉进行规范和效力提升。订立行业规范体系, 通过规范行业经营行为、统一服务质量标准等方式来抵御市场上的各种违规行为, 调整旅游者与当地居民、政府以及其他旅游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5. 3 提供交流与合作平台
论基于旅游服务供应链形成的动因 篇8
一、旅游服务供应链特征及形成动因综述
(一)旅游服务供应链概念
服务旅游供应链是由欧美国家提出来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但是不论何种定义都不可以避免要包括旅游供应商、旅行社、旅游代理商和客户这四个基本要素。有人把旅游服务供应链定义为旅游产品由旅游产品供应商(一般指旅行社、景区管理机构等)出售给消费者的过程所涉及的一系列链条就是旅游服务供应链。还有人提出了更加综合的旅游服务供应链模式,这个比较复杂,涵盖点较多,包括旅游服务集成商、旅游服务提供商和游客等几个要素,但是旅游服务供应链的提供商和集成商包括旅游中介、旅游运输、旅游目的地、住宿等。还有人从资源最佳组合的角度来定义旅游服务供应链概念,以环境友好型为发展目标,从旅游服务项目的定位、整合、开发、成型到最后将服务出售给消费者的整个旅游服务过程。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本文认为,旅游服务供应链的概念为旅游服务过程中包含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服务都是属于旅游服务供应链范畴。
(二)基于旅游服务供应链基本特征
以提高节点企业经济效益为目的的旅游服务供应链包括服务流、信息流、资金流、产品流和游客流等各个过程,但都必须达到资源有效的整合,以节约成本,增加收益。旅游服务必须由多个企业共同协作才能提供完整的涉及到吃、住、行、游、购、娱等多个方面的游客需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旅游服务又有着自身特殊的特性,这个特征是基于旅游服务供应链的整体配合和系统化而产生的。
(三)基于旅游服务供应链形成动因探究
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之余,人有休息、休闲的需求,这也就是旅游服务产生的驱动性根源原因。旅游服务供应链的第一步是设置目标,从识别目标背后的驱动因素入手来认真分析旅游者的旅游服务需求并基于此设计目标。为了达到对构建新的旅游服务供应链模式提供指导的作用,必须先能够发现形成动因才能发现传统旅游服务供应链模式的不足,即识别旅游服务供应链背后的专业驱动要素。一般来说旅游服务供应链的专业驱动因素的基准都是旅游消费者对旅游服务提供商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实现旅游服务供应链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加快响应速度,降低沟通成本来提升产品服务层次,最终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旅行社在旅游服务供应链中是主体地位。相比较国外旅行社,我国旅行社大都是规模小、竞争力弱的小企业,连同一个供应链上的住宿企业、餐饮企业、交通企业的规模都远远达不到。因而说,旅行社作为旅游服务供应链的驱动因素之一,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我国现有旅游供应体系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作为旅游服务供应链中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必须大力发展旅行社的主体地位,不断升级供应链层次。景区是旅游服务供应链中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景区的运作要坚持绿色原则,并始终贯穿在与此相关的餐饮、住宿、交通、娱乐、购物、休闲等整个旅游服务供应链中。景区相关机构要能加强监管和正确引导,促使游客具备绿色观念环保意识,减少对景区资源的破坏性行为。
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平台的作用在旅游服务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作为信息密集型和信息依托型的旅游产业,不依赖物流的特性使其在电子商务上得到了良好的发挥和利用。在信息时代下,旅游服务供应链应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加快改造,基于这个平台的业务发展成为旅游业的新生力量,促进了旅游消费的多样化,促进了旅游资源的资源整合和利用效率最大化。
二、以景区为核心的旅游服务供应链
(一)供应链运作机构
现阶段,我国景点管理机构及管理主要方式有企业化治理和非企业化治理两种方式。企业化治理以市场为方向,非企业化治理主要以维护景点为基本目标,无论是何种方式都必须实现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景区景点开发上,地方政府要与文物局、旅游局、环境局,以及旅游开发方面的专家等联合起来建立景区开发决策委员会,根据景区开发需要、游客需求以及景点保护需要有序开放景点,考虑到景区资源的公共性,可在适当时候以适当方式举行市民听证会进行博思广议,加强决策的合理性。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景区景点开发,就是要让景区资源规划要遵循先保护、再开发的原则,把旅游资源的开发放到保护的范畴中进行,让旅游资源永远为游客服务下去。
(二)供应链景区景点开发
景区景点的设计要综合考虑,合理规划。首先从绿色旅游的角度来说,建景区就是要建立环保景区。在景区道路交通设计时,要采用自行车等对环境污染小的交通工具,当然所有的一切都要在不破坏景区的整体美感的前提下。景区建筑要考虑到与环境的协同性,建筑材料要选择环保节能的。其他配套设施比如污水处理系统、洁水供应系统、卫生间等要按照环境布局来完成。其次要合理引导游客进行文明旅游,诸如必不可少的游客中心、标牌系统等协助性设施要齐全,合理的在景区内设置标示牌,重点是保护环境的卫生宣传和文明礼仪宣传引导。
最后是景区内配套设施要绿色环保。配套设施如饭店等的基础设施设计时必须要注意与景区的整体协调,以节能环保型为主。作为旅游综合接待能力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饭店大量耗费自然资源,排放废弃物质,对环境的影响极其恶劣。因此要合理处理好饭店的布局、设计和垃圾处理。
(三)供应链运作机制
供应链的运作机制有合作机制、自律机制和决策机制等。
合作机制是指景区和旅行社协调确保该供应链的顺利运行,双方必须加强合作沟通,保护好景区资源配置最优。旅行社实施绿色营销时,要积极开展对游客的绿色卫生宣传,并针对绿色旅游的行为规范、垃圾处理要求等做出明确的指导。激励机制是指在供应链管理中,建立、健全业绩评价和激励机制,以达到目标要求的目的。在绿色旅游供应链中,景区必须放弃一定眼前利益,严格执行运载力控制。决策机制是指要妥善处理景区责任制和管理制度,尤其是景区市场营销收益分配问题。景区和旅行社要合理协同,把景区的保护放在第一位。如果利益分配不均,会导致景区或者旅行社单方面过度开发景区景点,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没有良好的保护,造成公众财产的损失。
三、以旅行社为主体的旅游服务供应链
(一)供应链中旅行社定位
研究旅游服务供应链,就必须对现有旅游供应链模式中旅行社的实际作用和潜在重要作用作一个客观的评价。毫无疑问,旅行社在旅游供应链中是主体地位之一,但是旅行社的竞争力优势却需要加强。当前我国旅游层次化越来越高,群众的自由行也越来越突出,如何在新情况下打造旅行社核心供应链中的地位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二)旅游供应链核心企业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核心企业要拥有信息交换中心、物流集散的调度中心、资金的结算中心和统筹规划的协调中心。这意味着供应链的要变成一个信息中心、中转中心和处理中心,这个强大的后台没有信息化技术是无法完成的,因此要大力发展信息化技术,完善企业管理,增加企业在核心问题上的处理能力。只有这样,旅行社才能继续维持在供应链运作中承担核心企业的角色,成为供应链运作和管理中的主导。
(三)供应链核心企业打造
鉴于旅游产品综合性的特点,旅游服务供应链涉及到众多行业和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旅行社必须发挥优势,积极和游客接触,完善核心地位的打造。
打造核心供应链包括制订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标准,严格执行、考核标准执行情况,最后依据结果选择合作伙伴。打造旅行服务供应链的目的就是要让旅行社、供应商、旅游者、旅游目的地多方受益。因此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依靠旅行社为主体的核心旅游服务供应链模式。
四、旅游服务供应链演变之电子商务
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平台的作用在旅游服务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传统的景区核心旅游服务供应链模式或者旅行社旅游服务供应链模式都难以继续满足游客的需求了。综合旅游行业的特点和目前国内旅游服务供应链发展现状,究竟是哪一类企业成长为核心企业,归根结底是由其掌控的资源决定的。电子商务出现后,旅游服务供应链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原有的模式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旅行社在供应链上具有的特殊职能,在旅游信息汇集、客流调度等方面具有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优势,维持好这些优势能继续稳固旅行社在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地位。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很可能是新的旅游服务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旅游电商能够免费、便捷的为旅游消费者提供了大量旅游信息和虚拟旅游产品,促进旅游消费的多样化,促进旅游资源整合和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从外部因素分析是因为自助游的大量增加,让基于“完美体验”和“个性审美需求”的散客自助游成为未来旅游市场发展的主流。内部因素分析是因为网络作为一个独特的资源整合者,信息量的丰富化、价格和服务的优势,在供应链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最重要的是,网络销售能很好满足旅游者的个性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