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动因理论述评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述评（通用5篇）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述评 篇1

对企业并购动因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传统的并购动因理论, 主要从股东或者公司管理者等微观角度来解释并购的发生;二是并购浪潮理论, 把企业并购和一些较为宏观的因素联系起来, 试图从更大的视角来解释并购的发生。

一、传统并购动因理论

1、效率理论

2 0世纪8 0年代早期, 以J e n s e n和Rub ack (1983)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 获得效率增进是推动企业并购的主要原因。这种效率来源可以是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之间存在的管理效率差别。当两个效率不一样的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形成一个企业时, 则可以形成“1+1>2”的效果。当收购公司的管理效率比目标公司的管理效率高时, 两个公司合并可以把目标公司的管理效率提高至和收购公司相同的水平, 因此企业从管理效率提高中获得价值增加。

2、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认为是追求私利的管理者驱动了并购活动的发生。该理论是由Jenson和Meekling (1976) 首先提出的。他他们认为, 当管理者只拥有企业股份的一小部分时, 便会产生代理问题。小部分的所有权可能会导致管理者的工作缺乏动力或者进行额外的消费, 拥有绝大部分股份的所有者将承担大部分的成本。代理理论表明当管理者市场没能解决代理问题时, 企业或并购活动的市场将会发挥作用来降低由于管理者“搭便车”而产生的代理成本。

3、市场势力理论

市场势力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增大企业规模将会增大企业势力。在这个问题上, 许多人认为兼并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为了增大公司的市场份额, 但他们却不清楚增大市场份额是如何取得协同效应的。如果增大市场份额仅仅意味着使公司变大,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论述前面已阐述过的规模经济问题。事实上, 增大市场份额是指增大公司相对于同一产业中的其它公司的规模。

4、信息理论

该理论主要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来研究, 认为作为内部人的经理层, 拥有比局外人更多的关于公司状况的信息, 企业并购能够表现和传递这些信息。如果一家企业被收购, 那么市场认为该企业的某种价值还没有被局外人掌握, 或认为该企业未来的现金收入将增加, 从而推动股价上涨。T u d o r和L u b eck (1 9 77) 以及B rad ley (1980) 的研究表明, 无论收购是否成功, 目标企业的股价总体上呈现上涨趋势, 原因在于收购股权的行为向市场表明, 目标企业股价被低估了, 从极端角度讲, 即使目标企业不采取任何管理改进, 市场也会对股价进行重估。

二、并购浪潮理论

在对并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之后, 研究者们发现并购活动总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 具有明显的时间和产业聚集性特点;兼并活动总是发生在一些新机会出现之后, 比如政府对某些行业解除规制, 或重大的新技术发明。因此, 一些学者对并购浪潮的形成进行研究, 把并购和较宏观的经济因素联系起来, 从并购的总体特点来分析和解释企业并购行为。

1、市场时机理论

市场时机理论认为兼并浪潮的形成是资本市场错误定价的结果。有学者认为, 金融市场是非有效的和非理性的, 一些企业价值被错误低估, 一些企业价值被高估, 理性的管理者会利用资本市场的非理性, 在企业价值被高估时兼并价值被低估的企业。Rho des-Krop f和Vis wanat han (2004) 的研究认为, 理性的管理者只知道自己是被高估或者被低估, 但是并不能区分这种错误估价是来源于市场对所在行业本身的错误估价, 还是来源于市场对企业自身的错误估价, 导致目标企业接受被高估的投标者的接管投标。

2、新古典理论

新古典理论认为并购是对外部冲击的一种有效反应和调整过程。Gort (1969) 首次把并购浪潮和经济冲击联系起来, 认为一些重大的经济冲击改变了公司所有者和非所有者对公司价值的预期, 增加了二者预期价值间的差异, 因此导致兼并活动的发生。在新古典理论看来, 引起并购浪潮的冲击因素主要有三类:技术创新 (或解除规制) , 资本流动性以及资本成本变化, 并购是对这些冲击的有效反应。

新古典理论认为, 驱动并购浪潮形成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资本成本。兼并浪潮总是发生在股价高、利率低的时候。在外部资本市场欠发达时, 通过多元化并购建立内部资本市场以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多元化并购浪潮形成的一个原因。

三、其他解释

新古典理论和市场时机理论对并购浪潮的解释显然是不足的, 还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没有被包含在这两种理论之中。最近, 一些学者运用期权博弈方法对并购建立模型, 发现了驱动并购浪潮的其它因素。Lambrecht (2004) 的研究发现, 在行业处于繁荣期时 (需求上升) , 规模经济驱动了兼并浪潮的形成。因为兼并的协同收益随产品市场需求的上升而增加, 因此在行业处于繁荣期时, 并购的协同收益也上升, 兼并发生的概率也非常大;在行业处于衰退期时, 兼并的协同收益非常小, 兼并活动也不活跃。

在解释兼并浪潮形成的理论中, 新古典理论和市场错误定价理论是两个主要的竞争性理论, 两种理论也分别都获得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但是二者对并购浪潮的形成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在期权博弈框架下建立模型对并购进行的研究, 为并购浪潮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洞见, 丰富了对并购浪潮理论的研究, 但是目前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数量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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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军.对企业并购动机的经济学分析[J].理论探索, 2005 (04) :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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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并购动因理论述评 篇2

关键词：研究述评,战略变革,内涵,动因,测量方法

研究表明,战略变革理论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的规划学派,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Rumelt(1974)在其著作《战略、结构与绩效》中就简单提及了战略变革概念。Mintzbeg(1987)、Boeker(1989)之后,战略变革研究逐渐演变成为管理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并成为西方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如今战略变革理论在西方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在国内则仍然处于起步阶段[1]。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战略变革内涵、战略变革起因、研究测量方法三个方面做了一点浅评。

1 战略变革内涵

战略变革的内涵至今没有一个广为公认的界定。有学者认为战略变革就是战略的改变,这个认识有些过于宽泛;Ansoff(1979)、Tushman(1985)等认为战略变革就是企业正式管理系统、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企业文化的转型[2];Van de Ven(1995)认为战略变革的核心是环境变化和组织适应的问题,是组织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进行的资源配置以及与环境变化相协调的组织在形式、性质与状态上的变化[3]。Snow and Hambrick认为组织如果不能改变根本的环境导向就不能称之为战略变革,而只能算作是战略调整[4]。他们认为,“变化和调整虽然区别起来比较微小,但这种区别于建立理论是非常重要的。”Ginsberg和Grant(1985)认为战略变革的定义应以战略的定义为基础,因为根本性的转变或战略重新定向可能随着战略内容的变化而逐渐发生,导致战略的变革和调整在时间上难以截然划分。Mintzberg(1987)认为组织的变化是否是战略性的,主要根据于现在的状况和战略变化被执行的时间,今天也许是战术性的,明天就很可能被证明是战略性的”。[5](弋亚群,李垣,刘益,2003)。

还有许多学者对战略变革的内涵做了陈述,并对相关的概念做了陈述和研究。与战略变革相关的概念主要有战略转换(strategic turnaround)、战略调整(strategic adjustment)、战略更新(strategic renewal)、战略创新(Strategic Innovation)等。

战略转换的概念的产生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的衰退,针对如何使企业走出衰退的困境,Hofer和Schendel开始了企业传略转换研究[7]。他们认为需要从运营和战略两个方面关注衰退企业的核心问题。早期的组织理论认为企业只能通过消减成本、缩小业务范围度过难关,而战略管理的理论认为,企业绩效的下降往往因为错误的战略定位造成的,企业只有通过战略转换才能改善绩效[8,9,10]。提高企业绩效,对于战略转换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者主要集中于公司层面和业务层面,在讨论作为战略制定过程变化的战略转换中,研究者主要集中于正式管理系统的变化和组织文化的变化(Ansoff,1979)。我国学者刘益(2005)对战略转换的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战略内容和战略过程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她认为,战略转换是企业为了动态地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或者为了利用潜在的机会而从原有战略转变到新战略,从而不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与传统的战略转换和战略变化相比较,刘益等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1)战略转换不仅在企业的衰退阶段,即使在成长阶段,都有可能发生战略转换。(2)企业的战略转换不是片面的,所需要的条件也不是简单的,而是需要系统的支撑条件,包括资源与协调柔性、战略转换的领导、体制环境以及动态核心能力等。(3)企业的战略转换实施主体为全体员工,强调全员参与的的重要性。(4)在战略意图上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快速多变的竞争环境下,任何优势都会被迅速侵蚀,为了解决优势的短暂性与企业生存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必须利用现有的或潜在的机会,不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6]。

战略调整(Strategic Ajustment)与战略变革的区别主要是程度的问题,企业进行战略调整是说明企业基本的战略类型没有发生变化,没有改变企业的环境导向。那些没有在公司战略内容产生变化的变化并不能包括在战略变革的领域。这便会在变化是否属于战略变革的区分上引起一个争论。因此,麦当劳引进鸡蛋麦松饼是否是公司的战略变革时便引起MBA学员们激烈的争论。根据Mintzberg(1987)的观察可以看出,支持者主要是认为鸡蛋麦松饼的引入是一个战略的变化,因为它使麦当劳快餐链发生了变化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市场——早餐市场,扩展了现有设施的用途。反对者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战略变革,因为它除了一些新的成分之外,并没有一些实际的变化:鸡蛋麦松饼就如同把一个老的配方装进了一个新的袋子里。如果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它对环境的整体的定位,而这种改变实质上改变了制定战略的过程,那么它的变化就只能看做是一种战略调整而非战略变革。“在变化和调整之间的区别可能是难以捉摸的,但它对于理论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假如绝大多数或者所有领域以及结构变化都被认为是战略变革,那么理论就只能是片面的和短暂的。但如果那些同样的改变被认为是战略调整,那么研究者就能够找到组织是如何与它的环境保持了一致性(Snow and Hambrick,1980:529)[11]。”

战略更新(Strategic renewal)是企业变革性的战略变化,是对现有企业战略状态的彻底改变(James O. Huff,1992)[12]。孙爱英(2004)对战略变革与战略更新的概念做了比较,她认为,战略更新强调的是要改变现在的战略状态且提出新的战略,因此特别强调惯性和压力的概念。战略更新一般情况下不像战略变革一样是企业必须不断考虑的一个问题,而是问题解决措施或行动的最后一部分[10]。

战略创新(Strategic Innovation)是随着环境变化企业打破旧有的战略模式,形成新的价值创造模式的战略行为(刘益,2005)[6]。主要包括战略思维创新、战略形成创新、战略控制创新、战略评估创新等方面。从内容看,刘益的有关战略创新概念主要是基于企业层次。而Hamel(1998)从创造价值的角度给出了战略创新的定义:通过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使竞争者步调不合、为所有利益相关者获取财富而重新构建已经存在的产业模式的能力[13]。Martyn Pitt和Ken Clarke(1999)在《能力竞争:战略创新管理的知识观点》中提出了知识和学习的战略创新的观点。Loewe,Williamson,and Wood(2001)在《战略创新的五种类型及如何使用》一文中,通过实例详细研究了公司的管理模式,总结了五种战略创新的模式,即“大锅”模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旋梯”模式(丰田)、“沃土”模式(爱默生公司)、“PACMAN”模式(思科)、“探险家”模式(摩托罗拉)。这五种模式互不相同,但是有其内部一致性规律:管理者所面临的挑战是调动组织的许多不同部分来执行合适的模式或创新模式。

2 战略变革动因

通过对战略变革的动因有关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动因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强调“自主成长”的战略变革动因的内生理论;另一个强调“强迫成长”的战略变革动因的外生理论(Burgelman,2002;Carlos,2003;潘安成,2009)[14,15,16]。

内生理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组织资源能力、组织学习、组织复杂行为。组织资源能力的演化力量推动了企业一系列的渐进式战略变革行为(Helfat,2003)[17]。Lovas和Ghoshal认为,组织演化并不是存在于战略变革之外,引导企业战略变革的五种因素是战略目的、员工、组织资产、组织结构与常规以及高层管理团队[18];组织学习是促进企业战略变革的主要动力之一[19]。Zollo和Winter认为“有意学习”可以使企业有针对性的发挥组织动态能力,以达到由于组织的惯性带来的成长陷阱[20]。Garvey和Alred认为“指导式”学习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这种学习方式鼓励和促进非正式和开放式学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企业避免“学习近视”和战略性短视行为的发生[16,21]。企业战略变革是复杂组织行为,企业战略是由组织资源能力与组织学习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自组织力量驱动的。

外生理论认为,战略变革的动力来源主要来自于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有关学者主要从市场结构、组织种群和超竞争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通过对企业经营环境的划分,Porter(1980)提出了着重分析特定的市场变化给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潜在成长威胁,从市场结构层面揭示了企业战略变革的产业动因[22]。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逐渐成为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主要动因。“企业战略变革应该依赖于组织种群的密度和演化路径,组织种群之间的竞争关系是战略变革的基本依据”[23]。“基于组织种群生态学的战略变革动因理论主要收集相关组织种群竞争的历史数据,从竞争发展态势的角度进行战略变革,提出一系列战略进入和退出机制”[23]。“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不断快速的变化成了企业竞争环境的主要特征,在超竞争环境下,战略时机的选择不仅为企业提高竞争优势,而且也为企业降低了转换成本[16]。”

张黎明(2004)在综合分析了有关文献(Tichy,N 1983;Kanter,RM,stein,B,Jick,T 1992)研究后认为企业战略变革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战略滞后。(2)日益复杂化的环境压力。(3)动态环境的压力。(4)利益相关者的压力。(5)企业系统复杂化的制约。(6)企业成长的阶段性更替。(7)企业的成长上限约束。陈明(2006)认为影响企业战略变革主要有三个因素,企业核心能力、企业家的行为倾向和企业文化。

3 战略变革测量方法

实证研究是管理学目前比较热的潮流,“大量的实证研究是发展理论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被称为‘科学’的学科是否具有健全的重要标志。”(许德音,周长辉,2004)。同样实证方法在战略变革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当大的青睐。我国学者陈传明(2006)在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有关战略变革的文献的查阅,总结出了目前主要的战略变革的4种测量方法,(1)编码的方法。(2)调查者推断法。(3)被调查者自我打分法。(4)外部评估法。我国另外一位学者冯海龙(2007)在对战略变革的有关概念、理论模型特别是有关的测量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在他认为,目前的战略变革的测量方法主要分为5种,(1)研究者推断法。(2)自我打分法。(3)外部评估法。(4)客观指标法。(5)结构化案例内容法。通过对两位学者在有关测量方法分类分析上我们可以看出,冯海龙的客观指标法和陈传明的编码的方法性质是一样的,但冯海龙所提出来的第5点结构化案例内容法是其对国外有关研究文献新的理论总结。该方法是由Jauch、Osbom & Martin于1980年提出,是根据一个内容分析计划抽取已公开发表的案例资料信息,对企业的战略变革进行测量。除了以上所列举的战略变革的测量方法外,有学者也从案例的角度对企业战略变革进行了分析,比如我国学者周长辉(2004)就以五矿企业为例分析得出匹配的战略、沟通的战略和不断调整的战略就是正确的战略,就是好战略。林梅,蓝海林(2006)以案例研究的方法并从战略学习的视角对我过彩电企业的战略变革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我国彩电企业战略演变轨迹的分析,得出彩电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战略变革所依赖的两种路径及其所蕴涵的战略理念和战略意图的升华,指出了战略学习仍将长期决定我国彩电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取向和成效。

4 结语

对于企业战略变革理论的研究,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了本文以上所涉及战略变革内涵、战略变革动因和战略变革的测量方法三个方面之外,很多国内外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对战略变革理论进行了分析总结,形成了内容和过程两大学派(Rajagopalan,Spreitzer,1996)。然而,有关战略变革理论的实证性研究仍不多见,实证性的企业战略变革研究将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成为研究的主流,这还需要更多的学者不断作出探索。同时,结合不断发展的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来全面理解战略变革的内涵对战略变革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越发完善和中国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进一步的加深,研究并建立适应我国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战略变革理论已是迫不及待。就目前我国战略理论研究的现状来说,本文认为主要还有以下不足:(1)对国外经典的战略变革理论学习、消化和吸收的不够。(2)对战略变革理论测量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的不够,还不够科学。因为很多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对战略变革进行测量时,所使用的数据都是一时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都是间断性的,这对于从历史角度系统的研究战略变革不利。(3)我国战略理论的研究者在研究的同时缺乏对环境新发生因素影响的关注和定量化,这容易造成战略理论成果对环境变化的不适应性。(4)缺乏对有关战略变革理论因果关系本质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有关国内外战略变革理论内涵、动因和测量方法研究的探析,旨在进一步系统化战略变革的有关理论研究,并为未来的研究者能够进一步完善战略变革的内涵和提出新的战略变革理论研究模型、测量方法等提供一些理论的借鉴。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述评 篇3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跨国并购迅猛增长。跨国公司为了推行其全球战略, 加强其在某一产业的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并购浪潮, 范围涉及非常广泛。在全球市场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跨国并购的动力所在, 并购重组已成为企业融入国际市场、扩大规模经济效益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海外并购包括三个阶段:并购战略的选择、并购评估与实施、并购后整合。在这三个阶段中, 虽然并购后的整合是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 但并购战略的选择却是并购能否成功的基础, 只有进行了正确的并购战略定位并选择了适宜的并购目标, 才会引导企业走上成功的并购之路。其中, 在并购战略的选择中, 并购战略定位是基础, 而并购目标的选择是关键。

不同的并购战略定位决定了并购的不同目标。并购目标选择失误往往是并购战略失误的延伸。因此,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 首先要有明确的并购动机, 即并购战略目标,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目标企业的选择和区位的选择。

一、中国制造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理论分析

西方经典的企业并购动因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时均存在局限性, 因此有必要用其他理论来分析。中国制造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来源于低成本的制造加工能力, 中国制造企业的利润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与“微笑曲线”所描述的很相似。因此, 可以利用“微笑曲线”分析中国制造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

(一) 微笑曲线反映的企业国际分工和产业价值链体系

微笑曲线是台湾宏基公司总裁施振荣于1992年提出的。它起初被用于说明个人电脑产业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与所实现的附加值之间的关系, 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家电、轻工、IT电子通讯、机械装备制造等行业都可以利用微笑曲线来解释其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附加值和市场地位的相互关系。

如图2所示, 处于产业价值链上游的产品研发、关键零部件生产和处于下游的销售、品牌营销等环节的附加值高、利润空间大;而处于中游的加工、组装环节的附加值是最低的。不同的产业价值链环节还对应着企业不同的国际分工地位、市场竞争力和控制力。一般来说, 低附加值环节 (微笑曲线底端) 的企业的市场地位相对低, 而高附加值环节 (微笑曲线两端) 的企业的市场地位相对高, 可以对整个产业价值链进行控制。前者若不往附加值高的区块移动和定位, 就只能依附于市场地位高的、处于优势分工地位的后者。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 拥有雄厚研发实力和完善销售网络、控制着产业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将制造、加工或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 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或收购加工制造厂。这样跨国公司不仅掌握了整条产业价值链, 获取了大部分产品附加值, 而且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对处于低附加值环节的企业有很强的控制力。

(二) 微笑曲线对解释中国制造企业跨国并购的理论含义

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上具有竞争优势, 但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和完善的国际市场网络, 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 因此只能被动地参与国际分工, 极易受跨国公司的控制和支配。中国企业要想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取得发展, 就必须向微笑曲线两端逐步升级, 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而到发达的国家地区进行跨国并购则是企业实现向微笑曲线两端扩展的最好选择。

中国制造企业通过在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地区进行横向或纵向并购可以迅速获取目标企业的研发能力、核心技术、品牌及国际市场网络等优势资源, 从而控制包括高附加值环节的完整产业价值链。这样不仅获取了高附加值, 从国际分工的从属和受控制地位转变为主动的驾驭产业价值链;而且还实现了产业上下游环节的“内部化”, 减少了受西方跨国公司控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利益的损失。

在另一些情况下, 中国制造企业进行海外混合并购和横向并购不是为了形成一条完整的价值链, 而是为了获取另一条更高的价值链, 或是为了使两条价值链形成协同效应。

具体来说,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各种情况可以用下面的图形描述。

1. 中国制造企业仅承担某产业低附加值环节的工序, 通过跨国并购旨在获取高端的增值活动, 如图2所示。

这种情况下的并购可能是横向并购也可能是纵向并购, 关键看中国制造企业在并购前的经营活动范围。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上海制造收购美国MPS和POLYSTOR充电电池资产的案例就属于这一类型。

2. 中国制造企业已拥有了相对完整的价值链。

但是各个环节所涉及的技术、产品品质和品牌影响力均落后于外国企业 (比如外国企业定位于高端用户, 而中国企业定位于低端用户) , 跨国并购可以提升中国制造企业原价值链, 如图4所示。这种类型的并购一般属于横向并购。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的TFT-LCD业务的案例就属于这一类型。

综上所述, 虽然中国的国家区位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低, 在加工制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但是微笑曲线告诉我们基于加工制造的企业不仅竞争力和利润水平低, 且易受到国外跨国公司的控制。因此, 中国的跨国公司就应该努力摆脱母国的区位优势的束缚, 努力实施跨国经营战略, 走出去积极利用国外的区位优势。而到发达国家地区进行跨国并购不仅能够利用基于东道国的优势, 同时可以整合基于目标企业的特殊优势和有价值资产 (包括技术、品牌、市场网络等) , 实现中国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地位中的升级和优化, 这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深层次动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目标企业的选择主要是看目标企业的特殊优势和有价值资产能够跟我们企业的优势进行整合。因此, 中国制造企业跨国海外并购目标企业选择需要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影响因素——技术、品牌和市场网络。

二、中国制造企业跨国并购的目标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技术因素

即谋求国外目标企业的高新技术、研发能力、生产设备和人力资源等, 以快速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政府开放了很多市场, 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 允许外资并购国内相关工业企业, 提倡我国企业在同外资合作过程中学习其先进的技术。但该策略实施20多年的实践表明, 我国的市场让出去了, 而我们的企业得到的都是一般技术, 没有核心技术, 外商并没有将中国政府期望的科学技术转让进来。吸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失败教训后, 近年来我国政府调整了政策, 鼓励企业走出去, 我国许多企业采取了“以股权换技术”的做法。这也是我国企业近年频频参与跨国并购的原因之一。

这种以获取高新技术为导向的跨国并购在我国工业企业中最为常见。2001年10月, 华立集团完成了对飞利浦集团在美国加州圣何塞的CDMA移动通讯部门的收效。通过此次收购, 华立集团不仅获得了资产, 还获得了手机行业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2003年2月, 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TFT-LCD业务, 通过此次收购京东方不仅获得了韩国现代的相关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同时取得了直接进入国内显示器高端领域和全球市场的通道。2004年9月, 上海汽车工业公司宣布以近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韩国卡车生产商双龙48.9%的股份。2004年12月, 中国最大的电脑公司联想集团以17.5亿美元收购了工BM的PC业务, 跻身于世界第三大PC之列……

上述并购案例, 包括上海汽车、京东方、浙江华立等, 这些优秀的企业群体在跨国并购中显现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并购对象为跨国公司, 主要考虑的因素是获取对方的核心技术, 以提升自己的产业链。

(二) 品牌因素

对于增长已进入瓶颈时期的国内制造企业来说, 通过跨国并购, 既可以依靠目标企业的品牌效应实现国内市场的突破, 还可以绕过贸易壁垒, 利用目标企业原有的销售渠道, 开辟跨国市场。

2002年9月, TCL公司公布以820欧元收购德国老牌电视机企业——施耐德。通过这次并购, TCL集团绕过了欧盟对中国彩电的贸易壁垒, 同时利用施耐德的品牌效应及其遍布全世界的销售渠道和强大的技术力量, 促进TCL集团进一步开拓欧洲乃至世界市场的业务。

2004年12月, 联想集团在北京宣布以6.5亿美元现金及价值6亿美元股票 (总价值约100亿人民币) 拿下了IBM包括Think品牌在内的PC业务。完成并购后, IBM持有18.5%的联想集团股份, 而联想控股将在联想集团中占有45%左右的股份。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 联想还可在五年内使用IBM的品牌。通过此次并购, 联想可以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戴尔、惠普之后第三大PC厂商。这次跨国并购不仅提高了联想集团的国际知名度, 也扩大了我国企业在国际上市场的影响。

(三) 其他因素

中国制造企业在海外并购目标企业选择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目标企业所在国的影响因素, 包括政治因素、法律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这些都会成为我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的壁垒。所以在并购前, 我国企业必须重视这些因素, 选择与我国政治友好的国家的企业, 充分了解该国的法律、经济及文化, 这样才能提高并购的成功率。

综上所述, 我国制造企业在跨国并购目标企业的选择是多因素推动、组合, 综合平衡的结果。比如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既考虑到可以获得IBM的先进技术和品牌效应, 也可以为联想打开国际市场, 绕开国际市场的进入壁垒, 降低内部成本等。

三、总结

并购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五次, 计百余年历史。自第四次并购浪潮以来, 跨国并购发展迅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如火如荼, 而跨国并购今年来远远超过绿地投资, 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今年来早国际跨国并购市场上的表现引人注目, 因此本文试从我国企业的角度出发, 探析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真正动因, 试图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目标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国际理论界有关跨国并购的研究颇多, 但由于跨国并购起源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相关理论研究集中于发达国家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跨国并购, 或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跨国并购, 而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理论研究不多。由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只是近二三十年来在国际跨国并购市场上有所表现, 而且有其独特的特征, 那些相对成熟的跨国并购理论未能诠释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原因。所以本文结合了中国企业的自身特点, 引入“微笑曲线”理论, 并由微笑曲线得出中国制造企业跨国并购目标企业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 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目标企业选择是多因素组合推动, 综合平衡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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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大蓉李鹏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战略决策分析[J]企业活力2006 (1)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述评 篇4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OLI模型) 一直被认为是解释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的通用理论, 联合国贸发会议也充分接纳了该理论。从本质上来看该理论属于静态分析, 而且分析对象被限定在“强弱”型并购上。而实际上, 据UNCTAD的相关研究显示,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许多跨国公司开始通过并购型FDI获得竞争优势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UNCTAD, 2002) , 因此呈现出一种“强强”型, 甚至是“弱强”型的跨国并购。2010年中国吉利汽车并购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的全部资产就被业界誉为是一次“蛇吞象”型的跨国并购。

在这种背景下, 包括邓宁在内的国内外很多学者纷纷对传统的OLI模型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将一些动态的因素整合到传统的决定因素中, 目的是使传统的静态分析能够“动态化”, 以便更好地解释和反映新环境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趋势。引入的动态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策略” (邓宁, 1993) 、“资产增加及与联盟行为相关” (邓宁, 2000) 、“ (TOLI) 要素整合优势” (张小蒂、王焕详, 2004) 、“ (OLIS) 速度优势” (黄中文, 2001) 。由于这些补充和修正仅仅是理论上的发展而没有突破, 所以将它们定义为一种扩展的折衷理论。

提起中国汽车企业的跨国并购, 较具代表性的是吉利收购沃尔沃。2010年3月28日吉利收购了沃尔沃汽车公司100%的股权以及包括知识产权的相关资产, 出价为18亿美元, 创造了中国汽车企业跨国并购的新纪录。本文基于扩展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以吉利收购沃尔沃为例, 对中国汽车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进行深入分析。

二、并购双方的情况简介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简称“吉利”) 始建于1986年, 由台州民营企业家李书福创办, 1997年进入汽车行业, 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以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经营为主要产业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多年来吉利专注于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 取得了快速发展, 资产总值超过1100亿元, 连续三年进入世界500强, 连续十一年进入中国企业500强, 连续九年进入中国汽车行业十强, 获得“国家创新型企业”和“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称号。吉利总部设在杭州, 在浙江临海、宁波、路桥和上海、兰州、湘潭、济南、成都等地建有汽车整车和动力总成制造基地, 在澳大利亚拥有DSI自动变速器研发中心和生产厂。吉利是自主品牌的缔造者, 现有吉利自由舰、吉利金刚等八大系列30多款整车产品;拥有1.0L~1.8L八大系列发动机及八大系列手动与自动变速器。沃尔沃 (Volvo) 汽车公司建于1924年, 由古斯塔夫·拉尔森和阿瑟·格布尔森创建, 总部设在瑞典的哥德堡。它是北欧最大的汽车企业, 也是瑞典最大的工业企业集团, 世界20大汽车公司之一。沃尔沃制造卡车、客车、建筑机械、应用于船舶和工业用途的动力系统、航空发动机及航空发动机部件。沃尔沃汽车以质量和性能优异在北欧享有很高声誉, 特别是安全系统方面, 沃尔沃汽车公司更有其独到之处。美国公路损失资料研究所曾评比过十种最安全的汽车, 沃尔沃荣登榜首。

三、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的动因分析

拓展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应该包括五个基础要素 (O、L、I、T、S) , 并且与传统的理论相比, 它们更加具有动态特征。下文将从这五个方面具体分析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的内在动因。

(一) 所有权优势 (O)

所有权优势是指企业拥有的其他企业所没有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 是一种偏于静态的比较优势。与沃尔沃相比, 吉利汽车在所有权方面明显不占优势。因此, 寻求新的所有权优势是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的一个主要动因。

1.寻求技术

技术因素是所有权优势中的核心因素。目前我国汽车企业在绝大多数核心部件、基础性研究上, 尚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反之, 若想拥有, 就需要我国企业投入巨额的资金、大量的人力和漫长的时间进行研发。吉利通过并购拥有企业急需专利技术的沃尔沃 (Volvo) 汽车公司, 就能获得技术上的“后发优势”, 以较低的代价缩短与先进企业的技术差距, 能在较短时间内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应用到本企业的生产中, 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获得经济效益。

2.寻求规模经济

所有权优势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为规模经济。汽车产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其规模经济的特点更为突出和明显。随着汽车产业国内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寻求合理的规模经济是汽车企业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必要条件。跨国并购可以达到迅速扩大企业规模的目的。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降低成本, 从而增加市场份额。吉利通过收购沃尔沃, 能够迅速提升企业研发能力, 建立大规模销售网络, 以及进行集中的市场购销、资金筹措和统一管理, 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寻求市场

在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 特别是面临经济金融危机时, 国外许多老牌汽车企业经营陷入低迷, 市场竞争力逐渐削弱。但这些品牌很有影响力, 具备系统而稳定的销售渠道。通过并购沃尔沃, 吉利就可以利用沃尔沃的品牌资源, 迅速扩大国外市场份额, 同时还可以推广自主品牌产品。

总之, 动态的所有权优势是指在考虑时间维度的前提下, 公司保持及扩大获利资产的能力, 它更加强调所有权优势的可持续性和更新性。与其他汽车跨国公司相比,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民营汽车公司, 吉利汽车的传统优势尚存在很大差距, 面对国外厂商的挑战和竞争, 原有优势正在被不断削弱。在吉利汽车高速发展的背后, 仍存在国内汽车企业的通病:产品档次不高, 利润率低下。吉利曾算过一笔账, 销售一辆奔驰轿车相当于销售30辆吉利轿车的利润, 由此可见经济型车的利润之单薄。而且, 自2007年开始吉利小型及经济型轿车销售量开始明显下降, 2007年上半年, 1.0升以下的小型轿车销量同比下跌近30%, 这更加加剧了吉利的利润困局。因此, 吉利汽车希望通过此次收购, 能够获得一些可持续性的所有权优势。例如, 沃尔沃在汽车安全和节能环保方面, 有许多独家研发的先进技术和专利。通过收购沃尔沃, 可以迅速提升技术水平;沃尔沃拥有4000名高素质研发人才, 通过收购吉利可以获得大量高端汽车人才;沃尔沃具有丰富的产品线和中高端品牌, 通过收购沃尔沃, 吉利可以实现低档品牌和豪华品牌的对接与整合。

(二) 区位优势 (L)

区位优势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和推动力量。具体包括: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区位优势, 如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方便、基础设施良好、市场广大等;东道国可移动的区位优势, 如政局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政策优惠、法制完善等。

具体来看, 吉利收购沃尔沃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区位优势的考虑:

1.寻求新的市场

沃尔沃的经销商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且多分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收购, 吉利可以拓展国内外的销售市场, 在进一步扩大国内轿车市场的同时, 使业务范围从独联体、中东、非洲、东南亚、中南美洲等传统市场扩展到世界各地。

2.寻求汽车人才

人才的区位优势对于吉利这种从事轿车研发和生产的企业尤为重要。而沃尔沃汽车人才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 几十年来瑞典通过先进的硬件设施、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及良好的工作待遇等从世界各地招揽了大量的科技精英。

3.企业经营环境良好

瑞典虽然国土面积较小, 但是一个现代、开放、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在《2010—2011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 瑞典超过新加坡和美国, 排名跃居第二位, 仅次于瑞士。报告指出, 瑞典受益于全世界最透明和最高效的公共体制, 腐败和不正当影响的水平非常低, 其政府被认为是全世界效率最高的政府之一。瑞典强有力的审计和报告标准及其对教育的关注已经形成一种精妙的商业文化。根据制度指标, 瑞典在知识产权保护、挑战规章制度的司法机制的有效性、公司的道德行为、公司董事会的效力以及少数股股东权益保护方面均名列世界首位。瑞典领先的其他方面还包括整体基础设施质量和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性。就信息技术和规划而言, 瑞典也因其拥有的最新技术、宽带互联网订户数量、将权力下放的意愿和公司研发费用而获得世界广泛赞誉。按人口比例计算, 瑞典是世界上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 其中国际知名的品牌和企业有:爱立信、沃尔沃集团、沃尔沃汽车、萨博、SKF (斯凯孚) 、伊莱克斯电器、ABB、哈苏相机、宜家家居、利乐包、H&M服装、绝对伏特加、阿斯利康制药、斯堪尼亚汽车和柯尼塞格跑车等。

4.政治和经济局势稳定

吉利开展对外投资经营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东道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性。因瑞典的政治和经济局势相对稳定, 可以有效降低吉利在瑞典进行投资的风险。

(三) 内部化优势 (I)

一般而言, 在当今经济技术格局下, 跨国公司控制着大部分所有权优势, 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大多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必须通过跨国并购寻求所有权优势进而获得内部化优势。吉利并购沃尔沃就是如此。

1.研发资源的内部化

通过并购, 吉利可以把沃尔沃拥有核心技术的研发部门整合到企业内部, 降低了研发成本, 可以避免外部专利技术、知识、信息市场的不确定性, 减少交易费用, 形成内部化优势。

2.全球供应链和销售渠道的整合

吉利通过并购沃尔沃, 可以拥有沃尔沃成熟的国内外销售网络, 将这部分市场内部化, 加之对市场和产品线的整合, 以更好地满足现有顾客的需要, 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今后吉利还可以凭借已整合好的平台进入新的市场, 扩大企业的长期收益。

(四) 要素整合优势 (T)

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各种生产要素, 这些生产要素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和生产工具, 还包括资本、人才、知识、技术、管理、信息等。只有将这些生产要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企业生产经营才能得以正常而有效的开展。但是, 这些生产要素为不同的利益主体所拥有, 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不同, 需要企业就自身富余或稀缺的生产要素进行交易, 以进一步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形成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进而获取最大效益。

张小蒂和王焕祥认为, “跨国公司的一揽子要素交易行为对以OLI结构为基础的竞争优势都可以产生正向的互动效应, 使其生产体系在“OLI”三个优势的基础上具有了动态特征, 我们把跨国公司通过在时间纬度上的一揽子要素交易不断获得和提升竞争优势的能力称为要素整合优势”。吉利收购沃尔沃无疑充分地考虑了这种要素整合优势, 收购的目标包括产品技术、商标品牌、营销渠道、研发人才等“一揽子”经营要素, 这种行为以寻求提高自身的要素整合优势为目标, 进而也提高了吉利在全球范围内重组企业资产的能力及效率。

(五) 速度优势 (S)

黄中文将速度优势 (S) 引入了OLI模型中, 建立了OLIS模型。正如邓宁所指出的, 如果一个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该企业就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具体投资方式包括跨国并购投资和跨国新建投资两种。近年来跨国公司之所以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投资方式, 主要原因在于跨国并购比新建投资更具有速度优势。跨国并购是企业达成投资目标的最快方式。例如, 当时间很紧迫的时候, 并购企业就可以马上在新市场拥有被并购企业现成的分销系统, 从而有助于前者对新市场的开发。

汽车产业无疑是一个对速度因素要求极为苛刻的产业。吉利汽车要想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 必然面临比国内市场更为严格的技术标准和环境要求, 同时让国外消费者了解吉利汽车也需要一段时间。重新设计自己的标准以满足东道国的要求和投入大量的广告来宣传自主品牌, 都需要非常昂贵的成本和较长的时间。因此, 获取速度优势是吉利汽车此次跨国并购的重要战略动机。吉利汽车通过并购世界汽车知名品牌沃尔沃, 一方面绕过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利用沃尔沃品牌的知名度和销售渠道, 可以直接进入国外市场;另一方面, 大大节约了研发和品牌推广时间, 而且通过此次跨国并购案可让全球领略吉利这个中国品牌和民营汽车企业的风采。

摘要：跨国并购是目前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 基于扩展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以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为例, 分别从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要素整合优势和速度优势五个方面, 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汽车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动因。

关键词：扩展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跨国并购,动因,吉利汽车

参考文献

[1]谢皓.跨国并购与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77-86.

跨国并购的动因理论研究综述 篇5

1 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跨国并购动因理论

跨国并购动因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角度有两大基本假设, 一是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二是每个人都是完全理性人。该学派在这两大假设基础上强调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时跨国并购的最根本动因, 并认为跨国并购的实行是通过提高企业效率帮助公司达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新古典经济学派有关并购动因的理论主要有规模经济学说、市场势力论和交易成本论。

1.1 规模经济学说 (economics of scale)

规模经济学说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补充和重新配置达到最佳经济规模。在经济规模下, 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技术研发能力和生产效率。该理论的隐含前提是企业在进行并购之前生产经营达到经济规模、未取得规模经济性。

规模经济学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和我国目前较为流行。学者们在跨国并购领域内的研究均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完成的。它能很好地解释跨国企业的横向并购。但从一些事实验证表明跨国并购并没有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纽博尔德 (1970) 的研究指出, 只有不超过20%的公司认为规模经济是并购的原因之一。

1.2 市场势力论 (market strength theory)

市场势力论认为企业并购能够增强市场控制力, 增强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和长期获利能力, 其体现在两个方面: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通过横向并购减少行业内竞争者数量, 降低产业内竞争激烈程度, 巩固市场占有率, 实现规模经济。同时, 横向并购能够解决产业整体生产能力扩张速度和市场需求扩张速度不一致之间的矛盾, 减少行业的过剩能力。对于资产专用性程度高的行业, 并购能降低退出壁垒。另一方面, 通过纵向并购能帮助企业实现对供应链和销售渠道的控制, 降低买主和供应商的重要性, 提高企业讨价还价能力, 以此控制竞争对手的活动。

有学者对市场势力理论有质疑, 如有学者认为企业拥有足够大的市场势力使企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润;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产业内集中程度的提高。由此可见关于市场势力论的一些问题仍有待解决。

1.3 交易成本理论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交易成本是指市场交易的代价, 即获取信息、谈判、签约等交易活动所产生的费用。交易成本理论最早由Coase提出, 后来由Williamsion等学者发展。

根据Coase (1960) 的观点, 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配置资源机制。市场交易发生在企业之间, 由市场来调节控制。企业边界是指某一生产环节是否应保留在企业内部。企业并购就是确定企业边界的过程。企业通过并购是市场交易内部化, 同时将较高的交易成本转化为较低的内部管理成本。纵向并购的边界条件是企业边际交易费用节约额等于边际组织费用增加额。在竞争市场条件下, 实现纵向并购的这种均衡能导致企业生产和分配的有效组织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Williamsion (1975) 进一步发展了Coase的理论, 他深入研究了企业“纵向一体化”问题。他认为, 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以及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 导致了企业跨国经营时交易活动的复杂性, 从而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更高的交易成本成为企业将外部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的动力, 即跨国企业对外国企业进行并购。

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成本理论从企业边界来考虑跨国并购问题, 为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提供了一般理论范式和工具。然而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忽视了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地带的组织形式, 并且没有考虑并购后的额外效益问题, 同时对横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不能提供有力的解释。

2 金融经济学视角下的跨国并购动因理论

2.1 价值低估理论

Han nah.L和Kay.J (1977) 最先提出价值低估理论, 他们认为企业的真实价值未能被充分反映。后来学者Pedro, Geraldo和Richard (1998) 的研究证明了目标公司的价值被低估是跨国并购的动因之一。托宾q比率又称Tobin Ratio, 即企业股票市场价格与企业重置成本之比。当q<1时, 跨国并购的可能性大。相反, 当q>1时, 跨国并购的可能性小。

该理论提供了被并购目标企业的一种选择方法, 应用的核心是目标企业的价值是否被低估。现实中目标企业价值往往被高估。同时该理论也无法解释第五次并购浪潮中西方国家股票市场整体价格快速上涨与跨国并购浪潮共存的现象。

2.2 多元化经营理论

多元化经营理论认为市场具有不确定性, 为了降低和分散风险, 企业应该进行混合并购实现多元化经营。企业通过并购与原经营领域相关性较小的行业, 使企业整体在不同领域进行多元化经营。当某个领域经营失败时, 整个企业由于获得其他领域内的经营收益而得到整个企业较平稳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企业基于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考虑而进行跨国并购。

多元化经营理论曾经十分流行。但21世纪以后, 越来越多的公司为了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及价值链更加倾向于专业化的经营模式。Seth (1990) 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系统风险不能通过混合并购降低。所以用该理论解释混合并购也显得不够充分。

2.3 自由现金流量假说 (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

自由现金流量是指公司在支付了所有的净现值为正的投资后所剩余的现金量。Jensen (1986) 的研究表明, 股东和管理者在自由现金的配置问题上会产生冲突, 从而产生代理成本。当代理成本很大时, 并购活动可以适当提高负债比例, 从而增加产出, 提升公司价值, 有利于减少代理成本。因此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在自由现金流量上的冲突而产生的代理成本是造成并购的主要原因。

3 管理学视角下的跨国并购动因理论

3.1 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由Jensen和Meekling (1976) 首先提出, 他们认为当管理者只拥有企业股份的一小部分时, 便会产生代理问题。当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时, 将企业的管理与控制分离, 有助于降低代理人损害股东利益的可能性。在目标公司存在代理问题的情况下, 并购是一种解决目标企业代理问题的外部机制。通过并购获得控制权, 可以弱化代理问题。

3.2 管理者自大假说 (Hubris Hypothesis)

Roll (1986) 根据拍卖市场特性提出的自大假说认为, 并购决策者由于过度自信在评估并巩固机会时过分乐观或过高估计其对目标企业的资源利用能力, 从而进行并购活动。Mueller和Sirower (2003) 的研究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并购产生了协同, 反而有相当的证据是被管理者的自大所驱动。这一理论的提出, 用决策者的行为来解释并购现象, 加深了人们对企业并购动机的认识。

3.3 协同效应

A n s of f (1965) 最早提出协同效应理论, 即是指并购双方资产、能力等方面的互补或协同从而提高公司业绩和创造价值为社会收益带来一个潜在的增量, 即合并后公司的整体业绩会大于合并前各自原有业绩的总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 以Jensen和Ruback (1983)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 获得效率增进是推动企业并购的主要原因。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财务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等方面。

4 结语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关于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的研究不断发展创新。现有的对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跨国并购的动因。一些学者采取了并购的视角, 将并购的动因理论加入国际化因素用以解释跨国并购动因。另一些学者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这两种分析体系的差异很大, 难以融合为系统的理论。因此, 就目前而言, 理论界关于企业并购和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均较为成熟。但是对于跨国并购即将企业并购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 这个领域仍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模型。

从本质上来说跨国投资动因理论的研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笔者认为影响跨国并购的各种因素之间是复杂多变的。因而, 如果想实现飞跃必然涉及不同学科知识和不同研究方法的双重整合。就学科知识而言, 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的研究应该跳出经济学的范围, 融合金融学、管理学、行为学、应用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同时, 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必须突破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的束缚。只有如此, 这一研究领域的真正飞跃才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邵桂兰, 刘铁军.跨国并购的理论评述[J].经济师, 2007, (5) .

[2]张维, 齐安甜.企业并购理论研究述评[J].南开管理评论, 2002, (2) .

[3]R.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 New Series, Vol.4, No.16 (Nov., 1937) .

[4]Michael C.Jensen.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