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

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精选9篇）

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 篇1

摘要：对合同环境服务的运作流程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三种最可能的运作模式, 并对合同环境服务项目运作中的风险因素进行了研究, 最后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风险因素的权重和排序。

关键词：环境污染,合同环境服务,ESC,风险,层次分析法

合同环境服务 (Environment Service Contract, 简称ESC) 是基于市场的一种环保新机制。ESC的特点是选择外部专业公司提供的综合性环境服务并且以服务前后的环境效果差来计费, 环境需求方获得了既定的环境效果, 才付费给治理企业 (环境服务公司) , 是一种典型的“按效果付费”模式。ESC的需求主体包括两类:第一类为排污企业;第二类为政府部门, 将辖区内的环境责任集中起来, 再由政府出面集中采购环境服务。这两类需求主体以合同或契约的方式, 向专门提供环境服务的责任主体即环境服务公司 (Environment Service Corporation, 简称ESCo) 采购明确的环境服务并以环境效果支付相应的费用。

当前, 环境管理正逐步从单项指标控制向综合解决方案转变, 环境服务是环境保护发展的高级形态和方向。环保部2011年4月5日出台的《关于环保系统进一步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制定综合环境服务的服务标准和技术标准, 在工业园区、城市和重点行业开展综合环境服务试点, 积极探索合同环境服务等新型环境服务模式”。国务院2011年10月20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着重发展环境服务业”。

1 合同环境服务的运作流程

目前, 我国的环境保护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征, 因此在实施ESC项目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应该承担组织和管理的责任。地方政府应对本地区的公众进行有效地宣传和组织, 并由地方政府全权代表环境服务需求方参与ESC项目。如果当地存在大型排污企业, 也可由排污企业独立成为环境服务需求方;或由排污企业和政府组成共同环境服务需求方。环境需求方与第三方环境服务机构确定本地区的ESC项目要求, 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环境服务公司, 然后由三方共同对环境效果目标、项目设计、项目监理、项目运营和交接等方案进行确认并签订环境服务合同, 环境服务公司完成融资后开始项目建设和运营。项目期满后, 项目所有权、收益权连同全部设施移交给环境服务需求方。ESC项目运作示意图如图1所示。

在项目合同期内, 环境服务公司拥有项目的所有权、运营权和环境效益分享权, 提供全方位的环境服务, 承担全部项目成本。随着建设项目的逐步实施, 环境效益开始体现:当地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公众满意度提高、产出增长、外来投资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国家环境补贴和奖励等。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所获得的环境效益, 由环境需求方和环境服务公司按合同约定共享。项目期满后, 环境服务需求方独享环境效益。

2 合同环境服务的运作模式

2.1 环境效益分享型

环境服务需求方与环境服务公司签订环境服务项目合同, 由环境服务公司出资修建环境改善设施并提供全部软硬件支持, 在合同约定的项目建设期内达到预定的环境质量目标。在全部合同期内, 环境服务公司按照一定比例分享环境效益, 以补偿项目成本和获取项目利润。这种模式类似于“融资租赁”, 特别适用于前期缺乏资金而后期环境效益明显的地区, 例如有开发区建设规划或特色产业规划的地区;在市政环保项目中也大有可为, 例如市政污水处理项目。

2.2 环境质量保证型

环境服务需求方与环境服务公司签订环境服务项目合同, 由环境服务公司做出环境质量保证, 在合同约定的各个时期, 项目的实际环境质量要不低于合同保证的目标值。如果低于目标值, 环境服务公司必须进行补偿;一旦高于目标值, 环境服务公司即参与相应的环境效益分配。这种模式适用于环境质量容易确认, 并且需求方成分简单的项目, 例如工业企业的排污治理项目。

2.3 环境服务托管型

环境服务需求方与环境服务公司签订环境服务项目合同, 确定享受环境服务的方式和价格。在项目投入运营后, 环境服务公司按照约定的服务价格向环境服务需求方直接收费。这种模式也可以当作“环保物业管理”, 适用于排污方明确并能稳定收费的项目, 例如工业园区环保项目、实施了物业化管理的社区环保项目。

3 合同环境服务的风险因素

合同环境服务包括项目评估、规划、投融资、建设、运营等各产业单元, 项目时间周期长、影响因素多。合同环境服务的主要风险包括以下方面。

3.1 外部环境风险

(1) 政策风险:

ESC具有明显的政策驱动型特征, 但是ESC在我国还刚刚起步, 相关的政策细节还是一片空白。同时, 未来不断完善与健全的法律法规如环保法、质量法、税法、劳动法等的颁布实施, 都可能对ESC项目带来风险。

(2) 经济环境风险:

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利率、汇率等宏观经济因素将对项目带来巨大影响, 这些因素会引起市场需求、运营成本、融资成本、环境要素价格和资源价格等的波动。

(3) 社会环境风险:

ESC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可能产生的社会环境风险, 例如:项目征地带来的拆迁安置问题, 项目与周边公众的沟通与互信问题, 项目可能涉及的宗教与文化冲突问题等。

3.2 财务风险

(1) 融资风险:

ESC项目通常投资大、建设和运营的周期长, 往往需要通过融资获得可靠的资金支持, 但是融资的来源、规模、偿还方式以及融资方的合作能力都会对项目产生影响。

(2) 收入风险:

环境服务公司 (ESCo) 能否及时地从项目获得收入回报, 是项目能否顺利运营的关键因素。事实上, 无论是从地方政府收费, 还是从排污企业收费, 或是从居民收费, 都存在现实的风险。

3.3 组织管理风险

(1) 技术风险:

项目所使用的环保技术能否实现预期的技术和经济指标;原技术能否顺利升级已适应未来可能发生的环保标准变化或应对新技术的出现等。

(2) 决策风险:

项目管理者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能否始终进行科学合理地决策, 一旦出现失误, 就可能对项目产生危害。

(3) 合作风险:

ESC项目中, 环境需求方、ESCo、第三方环境服务机构、乃至周边公众都必须充分的合作, 才能保证项目目标的顺利实现。

4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合同环境服务风险指标权重分析

对合同环境服务的风险因素进行标注, 如图2所示:

层次分析法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简称AHP,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美国运筹学家托马斯·塞蒂 (T.L.Saaty) 正式提出。它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应用这种方法时, 首先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求, 提出一个总的目标。然后将问题按层次分解, 对同一个层次内的各因素进行两两比较确定出相对于上一层目标的各自的权系数。这样层层分析下去, 直到最后一层, 即可给出所有因素相对于总目标而言的按重要性程度的一个排序。

隶属于指标 A的指标Bj (j=1, 2 … n) 的判断矩阵为B= (bij) n X n, i, j=1, 2…n.bij表示在隶属于A的诸指标中, 指标i与指标j相比的重要程度, 采用 Saaty提出的 1～9比率标度法。文章采用专家打分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通过相关专家的评判、打分, 最后综合汇总并通过yaahp软件计算出各判断矩阵及各项指标的权重、合成权重, 分别见表1～表4, 总排序CR=0.037<0.1, 通过一致性检验。

从表1～表4可以看出, 8个主要影响指标由大到小排序为 :合作风险C8、收入风险C5、技术风险C6、经济环境风险C2、融资风险C4、决策风险C7、社会环境风险C3、政策风险C1。上述分析说明, 若要降低ESC项目风险,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完善激励和惩罚手段以促进参与各方的全力合作, 并可在担保和保险机制上进行创新, 以确保项目获得稳定的预期收入, 以维持项目的正常运作。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关于环保系统进一步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环发[2011]36号) [EB/OL]. (2011-04-05) .http://www.zhb.gov.cn/gkml/hbb/bwj/201104/t20110414_209193.htm.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1]35号) [EB/OL]. (2011-10-20) .http://www.gov.cn/zwgk/2011-10/20/content_1974306.htm.

[3]王勇.基于合同环境服务的我国农村环境管理创新研究[J].时代经贸, 2012, (4) .

[4]薛声家, 左小德.管理运筹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 篇2

摘 要：本文通过对陪审制度的起源、现状研究，探索出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方向，以达到对陪审制度的正确定位。

关键词：陪审制度；价值理念；人民陪审制度；

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3-000167-01

一、陪审制度的价值理念

（一）司法民主之终极价值理念是陪审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坚强基石。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则起源于英国。1166年颁布“克拉伦德法”，规定“任何人如未被有公众参与的控诉人控告，不受审判”，这种制度逐渐演变成后来的陪审团制度。到了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高涨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及其法学家，在猛烈抨击封建司法专横的同时，坚决地提出了实行陪审制度的正式主张，以实现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中国的陪审制度也是作为一种体现司法民主原则的制度提出并付诸实施的。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实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反映了共产党对司法民主化的高度重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都将人民陪审制度规定为中国司法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实际是对民主成果的确认和对民主方式的继续探索。

（二）司法公正之基础价值理念是陪审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的方向指南。虽然我国在制度上对法院行使审判权设计了人大监督、上级法院监督、检察机关监督等诸多种类的监督，但这些都是事后的监督。我们认为，实行人民陪审制度可以加强对审判权的民主监督，避免普通监督亡羊补牢的尴尬。公民以陪审的方式介入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必然扩大司法决策的知情范围，提高审判工作的透明度。由于公民的介入，法院不得不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从而做到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公民参与审判，必然与法官之间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制约，职业法官审判权的任意性因此受到限制，对防止暗箱操作、根治司法腐败都有很大的作用。

二、我国人民陪审制度运行的现状与困境

（一）陪审制度缺乏宪法地位，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被弱化

实践中，各级法院对这一制度的重视程度普遍不高，中级以上的法院很少采用陪审制度，基层法院采用陪审制度，更多的只是为了缓解法院人力不足的矛盾。而人民陪审员自身似乎也并未十分看重其肩负的神圣职责，于是“陪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决”成了非常普遍的现象。而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在立法上则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进程。1954年《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实行人民陪审制度。”同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一时期要求一审案件原则上应使用陪审 ；1982年《宪法》则删除了有关陪审的内容，立法上的犹豫似乎已预示了人民陪审制度的坎坷前途。

（二）陪审员随机选任机制没有得到落实

有关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法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应当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但在实践中法院大都是通知并安排相对固定在各业务庭的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失去了这项制度应有的群众性，严重背离了陪审制度设立的宗旨，使陪审制度的“民主”“监督”色彩丧失殆尽。同时，由于陪审员长期在法院参审，其滋生腐败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更谈不上对法官进行监督了。

（三）目前关于陪审员的职权的规定影响了陪审制度应有作用的发挥

中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实际上类似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度，而与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度不同。在法律地位上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力，职权范围包括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形式上陪审员的职权、地位与职业法官相同，但陪审员非法律职业的背景令其法律素养难以支撑其独立思考、决断，因而实质上往往是职业法官居于审判主导地位，陪审员则是陪而不审。英美法系陪审员仅就自己的生活经验对事实问题作出是非判断；而人民陪审员除此之外还要在法律问题上形成自己的见解，确实有点强人所难。陪审制度的意义恰在于发挥普通民众的常识在审判中的功能，以其“无知的美德”来纠正专业人士的职业偏见。上述种种，无不说明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人民陪审制度势在必行。

三、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设想

（一）确立人民陪审制度的宪法地位

一项制度要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首先要确立其地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宪法中明确人民陪审制度作为我国基本审判制度的法律地位，对于人民陪审制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对人民陪审制度发展的立法保障应包括回复其宪法地位，对陪审制度的单独立法，并在三大诉讼法中分别加以体现，形成一个完整的立法体系，为这一制度的有效运作提供法律支持。同时，这也有利于消除人们对于人民陪审制度可有可无的错误认识，从根本上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在人民心中的政治地位和制度价值。

（二）遏制人民陪审员职业化、半职业化的倾向

切实执行人民陪审员随机选任机制。笔者认为，陪审员的选任应当由法官与当事人共同操作，从备选的人民陪审员中随机选取，做到一案一选，一案一换。禁止人民陪审员连选连任。人民陪审员在任期届满后，能否连选连任，《决定》未作出明确规定。对此问题，笔者持否定态度。如果允许连选连任，长期不更换人民陪审员，将极大限制民众对司法的参与度，从而打击民众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司法的信心，这是严重违背人民陪审制度的设立宗旨的，也有悖于司法民主的本来含义。

（三）分割司法权，实现“以权制权”

笔者建议，适当借鉴英美法系陪审制度的经验，改变现有分权模式，在人民陪审员与审判员之间作进一步的分工。将事实认定的权力交给人民陪审员，法官只负责法律适用。相对于适用法律，认定事实主要依靠通常的生活经验和基本的生活常识，在事实认定领域，职业法官较之人民陪审员并不具有优势。这样，人民陪审员得到的权力不仅是对等的也是可行的。实际上，人民陪审员在对职业法官进行制约的同时，其行使的也是审判权（事实裁判），同样需要监督制约。

参考文献：

[1]王立宪、严军兴，英国普通法制度之旅[M]，群众出版社，第64页

[2]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法律出版社，第372页

[3]钱弘道，中国陪审制度的性质、内容和作用[J]，议政论坛，2000年第19期

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 篇3

自从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 国家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密集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 文化产业被受关注, 被看作是软力量,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文化产业在学理上是一个交叉学科, 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 以利润追求和产业增长为目的, 具有经济学属性;另一方面, 以政治、经济为基础, 具有管理学属性。“十八”大提出: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产业, 成为当前经济发展极具潜力的增长点。文化产业业态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投资、文化产业投资机制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投资推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欧美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对文化产业投资的管理, 积极制定相关政策, 拓展投资渠道, 引导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国外专家对文化产业投资方面的研究也随之增多。主要观点如:世界银行认为文化产业投资是经济领域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世界经济运作方式的重要因素。Choi Young Ho指出韩国文化产业不仅吸引了美、日、欧盟等国家的大量投资, 而且政府和企业对文化内容产业的投资每年递增35%以上。这一做法在国际上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文化发展委员会认为, 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文化产业政策, 而文化投融资政策是文化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文化投融资政策决定了文化市场准入程度等。

国内对文化产业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绍和学习发达国家的投资经验, 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投资方式上。主要观点如:花建认为我国文化产业投资要从加大投资规模入手, 解决文化市场需求和文化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必须根据文化产业的效益特点, 合理引导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公共投资和商业投资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 使投资责任均衡化。我国应努力与国际接轨, 营造公平、公开和公正的投资环境, 并积极发挥市场对文化产业投资的正面引导作用。同时, 要鼓励金融资本介入文化产业领域。彭礼堂、周亮分析了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投资不足的原因, 指出我国要学习国外文化产业投资的成功做法, 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 依据本国国情, 寻找克服文化产业投资不足的办法。王利明指出非公有资本在文化产业投资领域的重要地位, 研究了如何引导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周笑提出要想吸引市场化的投资资本, 必须先进行产权结构的合理调整, 并要同步整合文化产业价值。邹升平分析了国外文化产业投资的特点, 借鉴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经验, 提出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应改革投资方法, 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限制, 进一步加强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罗靓分析了文化产业的融资障碍, 提出了金融机构应该为文化产业开辟绿色通道。杜广中提出投融资体制的畅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有力保证。投融资的游移不定, 一方面, 是由其本身的一般特征所决定的;另一方面, 也在于投资模式是否合理。周正兵、郑艳对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做了初步探讨和思考。值得注意的是, 在现有文献中关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机制的全面研究还没见到, 但有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完善的文化产业投资机制对拓宽文化产业投资渠道的重要性, 并发现了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学者纪建悦认为, 中国的文化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仍然很大。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机制存在许多问题, 不能对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此外, 纪建悦还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实行集约经营、创建良好的投资环境等角度, 提出了完善我国文化产业投资机制的建议。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 并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但是从整体来说, 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规模较小、实力较弱。我国政府明确到2020年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即文化产业的增速要达到GDP的5%~6%。由于文化产业特有的轻资产、高风险的特质, 不适合传统融资模式如银行贷款, 而注重成长性、偏好风险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就成为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助推力。通过对国内外文化产业投资及投资机制的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 在文化产业投资诸多问题中, 完善的投资运作机制是拓宽文化产业投资渠道的前提条件, 是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实践证明, 文化产业投资运作机制是文化产业投资中“重中之重”的问题。因此, 对“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研究”, 不仅具有重要性, 而且具有迫切性;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现状

(一) 文化产业投资的范围界定及特征

我国文化产业统计使用的是2004年文化产业统计分类指标体系, 分类规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具体到产业投资范畴, 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领域通常是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如电影、音像、综艺节目、媒体公司、旅游地产、网络游戏等。

从投资角度来看, 我国文化产业目前存在以下特征:

l.文化产业属于创新密集型产业。它的生产、消费是文化创新的过程, 而其价值实现和放大是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

2. 文化产业早期需要较高的固定成本来进行产品开发。而一旦开发成功并形成盈利模式, 边际成本会变得很低。

3. 文化产业渗透性强, 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文化产品是一种承载着文化内涵的符号产品, 资产专用程度比较低, 并且与传统经济相区别的是其价值并不来源于稀缺, 而来源于普及, 其普及程度越大, 其价值也就越大,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产业链”。

以上3个特征决定了文化产业轻资产、技术壁垒低而商业模式扩张迅速的特点, 如何正确的引导投资基金进入到文化产业项目中是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的主要目的。

(二) 文化产业基金功能定位

产业投资基金在国外通常称为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一般是指向具有高增长潜力, 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或准股权投资, 并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 以期所投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资本增值。根据目标企业所处阶段不同, 可以将产业基金分为天使基金、风投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 分别投入到企业的种子期、成长期和IPO前期。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为了解决文化产业相关企业的融资难困境, 具有三方面的功能:投资、资本运作和信息平台。产业投资基金作为连接产业投资主体、产业资本市场和产业投资项目的金融中介, 也是产业技术信息、国家政策信息、风险企业信息、资本市场交易信息、投资者信息以及产品服务信息的汇集地, 从而为优化特定产业社会资源的配置提供基础。

(三) 我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发起和设立情况

目前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与设立有3种方式:一是由国家财政直接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由其作为主要发起人以私募方式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二是由金融企业和产业公司发起, 吸收国家财政的文化专项基金加入, 并向社会以私募方式设立;三是国家将原先拟拨款投入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专项资金, 以股权的形式投入国有投资公司, 再通过国有投资公司投资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2013年1月, 从事文化产业投资咨询的新元文智公司发布研究报告, 首次公布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总量和金额:目前全国共有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基金116支, 包括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艺术品投资基金、文化产业专项投资基金等几大类。以35支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为例, 首期实际募资规模达459亿元。在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利好政策背景之下, 2011年成为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高速发展时期, 同时也是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成长拐点, 改变了外资和国内投资的对比。2011年以前, 在我国文化产业投资中, 外资占到60%以上的份额;随着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兴起, 目前外资投资比重降到了40%以下。

(四) 文化产业项目投资情况

1. 实际投资远远小于融资规模

与如此规模巨大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发起盛况相对应的是, 这些基金的实际投资后劲明显不足, 很多文化产业基金面临着“有钱投不出去”的困惑。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在2009-2011年3年中, 按照已披露的投资案例计算, 总投资金额不超过100亿元, 说明实际投出50%左右, 这意味着募集来的资金有一半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产生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从产业本身角度来讲, 国内文化产业企业整体不成熟, 具备投资潜力的企业数量有限, 企业文化创意不足、产品生命力较短, 企业盈利模式不够清晰, 也使得国内文化产业基金与可投项目之间整体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从投资基金角度讲, 基金的市场运作的逐利性, 大多数偏好投资未来两三年能上市的成熟企业, 而文化产业市场化进程相对较晚, 规模化和商业模式成熟的企业较少, 同时成长性普遍较弱, 大多数很难短期内爆发性增长, 因此很多对资金真正有需求的中小创业企业依旧很难筹集资金;另外, 出版广电传媒等文化产业的细分领域受政策和行政体制的影响比较大, 与此相关的文化产业虽然创新热情较高, 但考虑到政策风险, 使许多投资基金望而却步。

2. 部分领域投资过热

有关数据表明, 从2009年起至今, 文化产业基金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影视产业, 共计23起, 占总案例数的43.23%, 其次为旅游演艺行业, 共8起, 再次为网络游戏和文艺演出, 产业基金同质化问题严重。这种现象会造成两点问题:一是加剧了上一节所提到的问题, 资金无法达到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二是具有公益性质的文化产业很难得到有效和长期的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基金过热的集中在某几个细分领域, 不利于整体产业健康和快速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上述产业符合投资基金“短、平、快”的要求, 二是其他细分产业能够达到投资基金进入要求的企业较少, 这也反映出我国投资基金运作机制思路与文化产业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

(五) 文化产业投资退出现状

投资基金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参与企业的经营或者获得企业的控制权, 甚至不是为了企业的分红, 而是希望在企业或项目发展到一定规模和阶段之后, 以各种方式实现退出, 以获取超额投资收益。投资基金的退出机制是否顺畅不仅关系着投资收益, 也关乎资本的流动性, 只有顺利的退出才能将资金投入下一个企业, 实现“投资———退出———再投资”的循环机制。因此, 退出环节是文化产业投资的重要环节, 关乎基金的健康运作和产业的顺利成长。

投资基金的一般退出方式有企业公开上市 (IPO) , 股份转让、兼并, 企业回购和企业清算。其中超额回报最为丰厚的是IPO, 其次为股份转让或企业兼并。与募资的火爆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文化产业基金普遍退出遇冷。2012年底我国IPO渠道收紧, 企业层面退出周期拉长, 更将资本吸引到能够得到短期快速回报的单个电影、电视和综艺节目等项目上来, 加剧了资本供需的不平衡, 也使本来能够并购退出的项目受到冷遇。目前我国116支文化产业基金中, 只有1起IPO案例和2起并购案例, 其他的为单个项目的投资回报, 无法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动力。综合上述分析, 我国文化产业基金运作过程存着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通过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的调整可以改善。

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调整的建议

从成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目标和实际运作效果来看, 明显存在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如果想真正发挥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作用, 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集中化、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 就要对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进行调整, 通过政府职能协调以下3个方面工作。

(一) 在资本上进行引导, 缓和投融资“供需不均”问题

文化企业的资金需求与投资基金运作思路间的矛盾是供求矛盾。投资基金青睐的投资目标大多是经营较为稳定的文化企业或者“短、平、快”的项目, 而现阶段我国众多的文化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能达到上述要求的企业少之又少。在这个问题上, 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 政府除了是政策支持者和监管者之外, 还应该是资金供给者。一方面, 政府应该通过资金注入和政策支持, 扶持文化基金的发展, 并建立起“协调、统一、高效”的审批与运作监管体系, 以确保基金投资者权益;另一方面, 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作为按市场原则运作的商业性投融资主体, 政府不宜干预其具体运作, 而只能通过相应的财政金融政策对其加以必要的扶植和引导。为了发挥国有资本的引导作用、提高文化产业投融资效率, 国有资本在文化产业投资中不应以经济效益为优先, 应该以社会效应和公益效应为第一考量。针对市场化的投资基金, 可适当设立专项扶持基金, 引导投资基金更多的投入到长期项目中, 为符合条件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和项目进行投资保障, 提高市场化投资基金对早期项目的积极性。

(二) 加快建设文化产业集群效应, 为投融资提供平台

文化产业存在一定的集群效应, 而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小、散、弱”现状非常不利于发挥这种集群效应。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目前尚处于萌芽阶段, 具有集群效应的文化产业区域仅仅是文化旅游周边、影视城以及北京、上海、天津少数几个城市中的几个文化产业园区, 并且企业定位、功能划分尚不明确, 不利于企业在有组织的平台上吸引投资基金的进入。

地方政府如要真正发挥引导作用, 一方面要从地域角度加快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和组织, 积极搭建企业和投资基金的对接平台, 帮助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形成信息发布、资源整合和提供增值服务的平台, 与地方或全国的投资基金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定期组织文化产业项目对接会议, 切实发挥平台的作用, 久而久之也可以提高本地区文化产业项目知名度, 提高声誉, 吸引更多投资基金;另一方面要纵向从产业链角度加强整合力度, 将分布不同位置的产业链的文化产业项目梳理顺畅, 对针对同一文化资源的项目加以整合, 为投资基金提供一个清晰有序的当地的文化产业“地图”, 帮助投资基金进行决策。

(三) 加快配套文化市场制度建设, 丰富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退出渠道和机制

目前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退出渠道较为单一, 且受资本市场不景气影响, 面临着退出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加快配套文化市场制度建设, 首先, 产权交易市场可以部分弥补证券市场的不足, 文化产权的特殊性对产权市场的发育程度要求较高。目前, 我国文化产权市场正处在建立和发展的初级阶段, 私人权益资本市场更是极不发达, 个人和公司机构投资者的介入极其有限, 需要加快建立和发展专业性的文化产业项目产权交易市场。其次, 充分利用社会现有的会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 逐步建立起针对文化产业的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中介机构和抵 (质) 押登记、交易平台, 积极培育流转市场, 完善知识产权抵质押登记、托管、担保及保险等方面的协作机制, 为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资产化、证券化提供专业中介服务, 提升文化项目的资本化能力。最后, 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 丰富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模式。金融机构应根据文化产业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进行金融服务的创新, 为文化企业融资及经营活动提供高效、便捷、优质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 篇4

共青团长宁区委员会

内容提要 通过对目前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基本状况和实践的分析，在开展社区与青少年基本状况、社区青少年需求、社区青少年道德实践水平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开展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存在问题和不足，对开展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实践方向进行理性思考，从基层实践出发，初次提出了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工作范畴、运行机制和工作项目。

关键词 社区 社区事务 青少年工作

青少年作为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始终是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重要群体，在各项青少年工作的发展进程中，青少年事务的发展已经成为整个青少年事业推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了共青团组织职能拓展的重点领域。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五四”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共青团组织要发挥好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的作用，积极协助政府管理好青少年事务。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管理体制的转轨和城区管理体制的下移，社区成为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基本载体。在此背景下，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自然得形成了青少年事务中着重发展的方向之一。

在跨入了新世纪后，面对城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迅猛发展，面对青少年工作发展面临的新要求，面对广大社区青少年的成长需求，我们针对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工作方向进行了进一步的调研和思考，并在新华、华阳社区分别开展了社区青少年需求和社区青少年道德水平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对社区青少年事务的拓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一、社区青少年事务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现有的工作模式

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过程中，社区与青少年之间的依存度和紧密度正在不断的提高。据统计，有54%的青少年对界定自己身份的第一反应是“我是某社区的一员”，当发现社区中存在的问题时，有80.1%的青少年会主动向社区管理部门反映，要求解决。由此可见，社区已越来越来成为青少年除学校、单位之外一个重要的场所，而随之产生的社区青少年事务也正成为社区党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和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了青少年工作者和各级团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在全市形成了多种社区青少年的管理模式，其中一个典型的模式是长宁区华阳青少年事务管理中心的运作模式。1999年底，团区委在华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指导街道团工委在巩固和发展社区团建的工作基础上，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成立了华阳青少年事务管理中心，由街道党工委书记亲自挂帅，机关各职能科室和社区单位、团体共同参与，团工委具体负责日常事务。对社区内各类青少年，特别是弱势青少年群体开展的组织管理、教育服务、社会救助工作。通过实践，实施了闲散青少年“一人一档”管理，扶贫助学基金扶助特困青少年，罪错青少年结对帮教，华阳青年联络站等一系列工作项目，在主动参与和协助政府在承担管理社区青少年事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2000年初，华阳青少年事务管理中心被团市委授予“上海市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团市委也在2000年12月在华阳举行了现场交流研讨会，向全市推广了华阳的试点工作经验，2001年7月，团中央权益部长胡增印等领导也专程视察了华阳的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并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在此基础上，团区委加大了对试点工作的推广力度，今年又建立了新华、新泾、周桥等三个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中心，为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的开展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从全市层面来看，除我区的华阳街道外，还涌现出了浦东青少年事务署、闸北区天目西街道和泰花园小区青少年发展中心等各类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模式，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先后在社区内设立了一些对青少年的服务机构，培育了一些服务青少年的工作项目，为社区内各类青少年群体提供教育、管理和服务，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也为对社区青少年事务增加新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拓展工作领域夯实了基础。

二、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我们的试点工作过程中，虽然对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是，由于这项工作尚处于初步阶段，而社会形态转轨的速度却相当迅速，对比之下，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发展还明显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深度都较欠缺。就目前我们对社区青少年事务的探索而言，虽然通过一些工作项目的实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对于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工作格局、发展趋势和工作方向还缺少必要的理性分析和定位。即使是已经进行的创新和探索，对于社区青少年事务的总体要求仍然是零星和有限的，特别在全区各街道（镇）社区青少年事务的试点和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未形成较全面和完善的整体推进社区青少年事务的理论基础。对试点的典型模式也缺少长期跟踪调研的机制，没有形成持续的研究、培育、推广的理论支撑。

二是探索实践和实际操作的力度不够。目前，全区开展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还停留在试点的层面上，尚未形成全面推进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的态势；同时，在开展试点的街道（镇），探索的成效尚未能全面且根本地解决目前社区青少年事务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加强探索的力度；同时，目前，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的工作保障机制尚不完善，还没有真正形成政府委托共青团承担的认定机制，在工作开展中缺乏权威性和合法性，有时，又与政府部门在工作职能上形成了交叉和资源浪费。

三是社区内可提供的阵地资源明显不足。目前，在我区各街道（镇），一方面，社区内可供青少年活动和为开展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所提供的阵地较少，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有40%左右的学校能完全或部分向社区开放；已有的活动阵地的设施不匹配或已老化，不能适应青少年需要；不少社区单位的活动场所建造规格过高，局限了社区青少年广泛开展活动的可能性；调配青少年活动阵地的社工和青少年工作者配置不足，缺少组织、机制保障；有的新建的小区应有的公用设施不配套，缺乏青少年活动阵地。据统计，青少年在闲暇时间，经常去社区内各类活动场所的只有20%左右，认为社区内现有文化场所和设施能满足需要的只有46.9%。另一方面，各社区在整合青少年教育、文化活动的社会资源方面功能还很有限，已有的社区各类青少年活动资源的开放率不足、使原来就不充足的社区青少年活动阵地的使用率不高；有关青少年事务工作的各类组织和各级职能部门尚未完全形成社区资源共享的协调运作方式，工作的合力还不强，在机构、项目的设置、工作运行尚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

四是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工作运行机制尚不健全。目前，社区内从事青少年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过少，在街道（镇）中一般只有1名团干部，且大多兼任其他工作，从人员配备上不能满足青少年事务工作的需要；且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工作机构专门负责社区内的青少年事务管理，只能由团组织和青保部门兼顾这块工作；从社区内各部门的工作只能来看，对青少年事务管理都有所涉及，但都有不是主要工作，从而在相互协调、合理调配尚存在着问题，不能形成合力，与青少年对社区的需求出现了不相适应的地方，如青少年需要社区团组织和其他有关部门提供服务最多的是：技能培训、提供学习机会和开展文体活动。

五是工作项目的拓展明显不足。目前，社区青少年事务开展的实效性不足，直接表现在社区中的青少年工作项目的匮乏和运作能力不足。现在，涉及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开展的工作项目，大都只是对弱势青少年群体进行社会救助的帮困维权类项目，停留在基础保障性服务的水平，覆盖面不够广，救助能力不足。同时，针对社区内一般青少年群体和优势青少年群体的服务项目更明显偏少。究其原因，有的是由于工作项目设计上不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不能贴近社区青少年的实际需求。而有的工作项目设计的创意很好，但却不能实现或不能体现实效。或者是由于在目前情况下不能得到政府、社会有效支撑的原因，或是由于在工作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团干部、青少年工作者的工作能力的局限性和工作岗位变动等诸多问题，也对青少年事务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有74.8%的青少年认为社区缺乏有影响力的工作项目，有48.1%的青少年认为实施工作项目的方式和方法较单一，有33.2%的青少年认为工作项目没有针对性。

三、对社区青少年事务的理性思考

社区作为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构成一个一个的小社会，具体、直观地影射出社会生活的形式和规律。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是近年来团工作和青年工作的新领域，从工作的对象、工作的手段、工作项目的设定、工作开展的方法等角度来看，既与原有的共青团和青年工作有相同之处，也有等待进一步拓展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就目前的社区和青少年工作发展趋势来分析，做好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

首先，开展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离不开人的素质，人的素质得提高包括青少年素质的提高，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关键要切实按照时代的要求和青少年的自身特点，不断改进现有的青少年工作的方法和手段，特别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通过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切实为青少年的成长成材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开展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社区青少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区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做好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如何贴近社区青少年的思想实际，提供对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等事务的切实有效的服务，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发动社区青少年广泛参与社区事务、社区服务，体现社区对社区青少年的凝聚力，实现“以德治国”思想在社区中的表现形式，巩固社区党组织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执政基础。

其次，发展社区青少年事务是适应社会发展，特别是适应“十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形成了以公共利益、公共事务为基础的社会资源的多样化配置。政府行政资源、市场经济资源的结构性分化以及重新确立各自的资源配置原则，必然会剥离原先政府和企业组织所承担的许多不应承担的社会功能，“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逐步形成。青少年文化、教育、体育和日常社会活动中大量的青少年社会事务正回归社会，需要由共青团和其他社会团体或组织来承担。社区作为社会中新发育和基础性的结构性因素，将在承担起政府行政组织难以有效提供，市场赢利组织不愿提供的许多社会功能等方面，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社区青少年事务将是社会发展，尤其是青少年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再次，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也是满足青少年参与社区活动的需求的举措。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出现了四个多样化的情况，在社区青少年中也突出放映在此背景下的四个多元化，表现为社区青少年群体的多元化、组织形式的多元化、活动方式的多元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青少年在社区中的时间越来越长，对社区的归属和依赖越来越强，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服务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青少年希望社区所承担的公共事务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多元化，也就是说，青少年对社区青少年事务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他们希望在社区中能就近、便利的参与各类社区青少年活动，接受各类社区青少年工作项目的服务。同时，青少年对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也越来越来高，据统计，有63.6%的青少年曾参加过社区组织的各类活动，有82.1%的青少年愿意参加社区活动，青少年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越来越强，这也为开展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第四，发展社区青少年事务是适应青少年成长，满足青少年素质教育的要求。青少年素质教育是全面的、终身的教育，不光是学校需要承担青少年教育的责任，社区也是开展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大舞台。现在在校青少年每年在社区中有将近180天的休息日，如何在这180天的时间里引导他们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如何通过社区这一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实践基地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这也是需要共同关心的问题。由于应试教育的误区，青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学历层次的提高，其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积极性也随之下降，这也说明了现有社区服务和社区活动已不能满足青少年的需求，因此，社区青少年事务的教育作用主要应体现在满足青少年走向社会化的协调功能。社区是青少年作为个体和社会之间发生交互作用的最初始、最基本的场所。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发展，为社区中的青少年提供了经常而广泛地参与社区活动的过程。从而，使青少年有了一个学习和传承社会文化、群体价值和行为模式并逐渐内化的过程，使青少年有了一个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学校”。

第五，扎实有效地开展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也是共青团组织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社区内集聚着特困、闲散等各种弱势青少年群体，也汇集了青少年大量的闲暇时间，据统计，在职青年每天在社区中的生活时间为5.73小时（不包括睡觉），每周拥有的闲暇时间为23.87小时，而在闲暇时间内经常去社区场所活动的只有20.7%。如果我们对他们缺少关心和引导，无法提供实实在在的社区扶助、救助服务和丰富的社区青少年活动，他们将无所依从，无所寄托，甚至会对现有的社会道德、人生价值等思想产生怀疑，严重的将形成理想信念真空，构成自己的利益群体，游离在社会组织构架外，甚至可能为黄、赌、毒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思想所诱惑，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

最后，建立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体制也是进一步拓展团组织自身工作职能的需要。共青团组织是党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共青团组织的性质赋予了他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和国家的重要社会支柱，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三大职能。从共青团组织自身的定位而言，协助政府承担管理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承担起这个职责，也有利于改变共青团的工作方式，实现共青团工作由活动方式的不稳定循环向项目式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发挥出社区团建的综合载体、综合依托、综合推进作用，真正做到活动与建设并举，强化团组织的职能建设。另外，在社会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下，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发展是必然趋势，团组织不协助政府来承担，其他社会组织也会逐渐承担，从而导致团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和组织凝聚力的弱化。所以，承担社区青少年事务对团组织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共青团组织要把握机遇，适应改革需要，主动承担起这一工作，拓宽团组织在新世纪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四、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工作范畴

在探索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的过程中，其应所包涵的工作范畴有多少，目前，在团组织的系统，甚至理论界都尚无明确的界定，从开展试点的工作实践来看，对政府职能部门共青团组织和其他青少年组织从事或参与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的工作范畴，我们主要可以初步概括为以下六方面的内容：

1、社区青少年信息调查、反馈工作。

要在社区中通过选择不同类型青少年的样本，确立一批固定的重点调查对象，定期了解他们的各类信息，从中分析青少年群体的思想动态，为开展青少年工作提供依据。

2、社区青少年权益维护。

社区青少年事务是社区公共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青少年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通过各种渠道，维护法律赋予青少年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共青团组织作为青少年利益的代表，更要注重对社区内各类青少年群体，特别弱势青少年群体（如特困、罪错、闲散、待下岗失业、外来务工青年等）的权益维护。

3、青少年社区教育指导工作。

主要应针对社区中青少年的特点和分布，结合社区的特色，组织青少年开展各类文化、娱乐、教育活动，通过活动引导、教育、凝聚青少年，增强青少年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社区成为青少年教育的“第二课堂”，成为青少年参与社会实践的舞台。

4、社区青少年的发展型服务。

主要针对社区中的青年，特别白领青年的发展型需要，为其提供发展性的青少年服务项目，包括联谊类、创业扶持类、信息咨询类、中介类等适合社区提供的服务，满足这部分青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辅助他们的事业发展。

5、社区青少年组织、活动资源的综合开发和管理。

社区中活跃着各类青少年组织（包括社区各类青少年社团、青少年自发组织），拥有各类青少年活动资源（包括社区青少年文化活动场所、青少年社会实践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包括社区内各类青少年工作者的队伍资源），而且，在社区发展进程中，这些组织和资源也在不断的发展，但也始终处在相对匮乏的状态。社区青少年事务中相当重要的一个职责是作好已有的各种青少年工作资源的调配、整合和利用，使之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同时，要借助各种机会，开发更多、更好的青少年工作、活动资源。

6、青少年社区成长环境的优化、监督。

对社区周边娱乐、书刊、音响、影视等文化市场和其他明显影响到青少年成长的社区人文环境进行社会监督，积极参与和配合公安、工商、文化等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净化青少年的社区成长环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在人大、政协等部门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优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

五、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的运行机制

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是否形成有效的运作机制时社区青少年事务是否能得以发展，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公益事业的关键环节，也是“事务”相对于“团务”的主要区别。发展社区青少年事务要求共青团组织和其他青少年组织在党组织、政府职能部门和有关团体、组织的支持下，尽早建立社区青少年事务的管理组织，形成统筹协调、行之有效的工作运行机制。

1、调研、预警机制

要建立青少年信息调查反馈网络，通过定期开展青少年生存和发展状况的调研和经常性开展青少年热点问题的调研，掌握青少年成长、发展的整体情况，从中发现青少年中的普遍性和倾向性问题，为开展青少年工作进行提前的研究，提供对策性的意见，并通过有关渠道将青少年中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2、领导、协调机制

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发展，必须有行政支持、社会参与的强有力的领导协调机制。在建立的社区青少年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对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发展方向、重要举措进行规划和协调。其中，共青团组织在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中要明确定位，承担相应的工作职责，一方面要加强与其他从事青少年工作的有关部门（如综治、青保等）的相互协作，形成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工作分工、合作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团的协调职能，要形成青少年事务协调处理的机制，明确各级团组织承担相应的事务处理机构。

3、工作项目的认定、委托机制

在整体工作的领导协调机制建立的基础上，社区青少年事务要通过各级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对工作项目、工作目标的加以认定。并在具体工作项目的操作中，通过共青团组织和相关政府部门联合发文、与委托单位签订协议和接受政府部门的工作项目委托等形式，承接管理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具体工作项目。

4、工作项目的组织落实机制

要在不同层面成立各级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机构，构建广泛的工作网络，在社区中，以社区青少年事务工作项目建设为纽带，形成工作项目的承办责任制，强化具体工作项目的推进、落实过程的管理。而且，要注重扩大基层社区（街道、乡镇）中的青少年事务的工作覆盖面，加强项目具体操作中的组织落实能力，提高实效性。

5、工作实施中的支撑、保障机制

主要强化三类支撑，第一，加强开展工作的物质保障，依靠政府项目经费、社会捐助、慈善基金、青年工作经费等多种渠道，组成的工作经费相对稳定的来源。第二，不断扩充开展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的人力资源，形成队伍支撑，着重培育青少年志愿者、社区内青少年工作者、青少年专业工作者三支队伍。第三，用好社区内各类为青少年活动所用的阵地资源，努力形成青少年事务的阵地支撑。

6、工作成效的反馈评估机制

逐步建立青少年事务处理的跟踪调查、评估制度，提高青少年事务处理的实效，对于成功的探索经验及时加以提炼、推广；通过人大、政协等多种渠道，及时就青少年法规制订、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民主监督，向有关政府部门反馈或提出建议；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媒体上经常性发布有关青少年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促进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的开展。

六、社区青少年事务的项目化运作

发展社区青少年事务，建立各种形式的组织载体是开端，形成各种机制是长效运行的保证，培育起丰富多样的有形、有效、有发展潜力的工作项目是关键。工作项目的建设是社区青少年事务实施的直接表现，项目化拓展是社区青少年事务建设的必然选择和发展方向。项目化拓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遵循社区工作和青年工作的一般原则，还要注重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建设中应把握的几点原则。

原则一：服务先导，着重实效。社区青少年事务发展特别需要坚持实事精神，注意以青年为工作基点，设计、开发青少年社区服务项目。以服务青少年为出发点，解决社区青少年的实际问题，提高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工作实效。

原则二：依托资源，培育项目。开展社区青少年事务必须充分依托的社区青少年活动阵地、工作基金等一系列配套的社区资源，开发工作项目。在项目的成熟过程中，提高已有资源的利用效能，扩大影响力，提高对其他社会资源的吸纳能力。

原则三：分析特点，分步推进。在全市的各个社区中，开展社区青少年事务的条件不尽相同，这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将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各个社区应对自身的社区青少年事务确定不同的重点，在调研的基础上，优先发育有资源依托的工作项目，分步骤推进自己社区中的青少年工作项目，形成自身的社区青少年事务特色

原则四：分类研究，分层实施。根据社区中青少年群体的不同特点，将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的主要工作对象确定为三类：即社区内弱势青少年群体、在职在校青少年群体和优势青年群体，通过建立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中心、服务中心等工作载体，设立各类工作项目，开展各种社区青少年事务，在针对性服务过程中提高实效性。

根据这四个原则，我们经调研，认为当前可以实施三大类社区青少年事务工作项目：

1、针对弱势青少年群体，可重点实施五个工作项目

帮困救济：建立社区青少年帮困基金，基金的主要来源可以有政府拨款、社会团体专项基金、个人捐助，向社区内特困青少年（特别是家庭年收入在280元以下的特困家庭青少年）定期发放助学款；同时利用社区内高校的资源，组织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与社区内特困青少年结对开展“智力扶贫”，定期为特困青少年进行学习辅导。

罪错青少年帮教：为社区内罪错青少年建立“一人一档”，由社区民警、综治干部、青保教师和街道关协老同志以及社团内的团干部、优秀青年组成帮教志愿者队伍，分类分层次地开展帮教和转化工作；由街道团工委定期组织军训、社会公益活动，定期开展家访，了解其思想和生活状况；与区法院少年庭、区检察院未检科、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加强联系和沟通，及时反馈罪错青少年在社区中的表现及家庭情况，形成社会帮教“一条龙”的双向延伸。

闲散青少年教育管理：建立16—25岁社区闲散青少年个人动态档案，将闲散青少年按照行为表现划分层次，对于有违法犯罪倾向的闲散青少年要重点开展跟踪帮教。针对他们的思想状况开展思想教育，运用社区教育资源对闲散青少年开展教育培训，特别是提供基础的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其社会生存能力，并尽可能地提供就业指导，推荐上岗。待下岗青年再就业培训：摸清社区内待下岗青年的底数及基本情况，借助社区内各类资源为他们提供免费再就业培训，使他们掌握基本的职业技能，提供社区服务及非正规就业岗位，初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积极联系社区内企事业单位和劳动力市场，推荐他们就业上岗。同时积极与社区劳动服务所等有关部门加强合作，扩大待下岗青年对管理中心再就业免费培训工作的知晓率。

外来务工青年管理：依托各街道（镇）“千校百万”外来务工青年培训点，联合有关部门对社区内的外来务工青年群体提供技能培训、文化娱乐服务及法制教育，提高外来务工青年的整体素质；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状况，组织外来务工青年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采的娱乐活动；在外来务工青年集聚的地区设立外来务工青年团员联络站，以团的组织凝聚他们，使他们能和上海青年共同成长。

2、针对社区内在职在校青少年群体可实施六个工作项目

青少年文体健身类活动：积极利用社区内各类教育文化资源、各类可供青少年活动的场所，成立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形成菜单式服务，联网式发展，组织社区青少年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健身活动。

青少年社团培育：设立专项基金，培育、扶植有发展潜力的青少年社团，对其进行经济上的支持；对社区内青少年社团型组织和各类青少年自发型组织进行分类管理，将社区内优秀青少年充实到青少年社团中，引导青少年社团开展活动；协调各社团之间、社团与社区之间关系，做好管理、服务工作。

青少年社会实践体验类活动：组织在校青少年在寒暑假、双休日参加各类社区实践类活动，如“我当一天居委干部”、“小鬼当家”等，通过活动使青少年参与社区管理，了解社区工作的内容和意义，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

组织青少年开展志愿服务：将社区的青少年志愿者联络站调整充实到管理中心中，组织进社区报到地团组织、团干部、团员参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发放《青少年志愿者社区服务卡》，对社区内青少年者志愿者进行分类登记，进行统一调配管理，推进居民区中的青少年志愿服务网的建设、完善时间储蓄机制，开发系列青少年志愿服务项目。青少年社区成长环境综合治理：对社区周边娱乐、书刊、音响、影视等文化市场和其他明显影响到青少年成长的社区人文环境进行社会监督，积极参与和配合公安、工商、文化等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净化青少年的社区成长环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在人大、政协等部门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优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

青少年咨询类服务：依托社区内资源，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各类咨询服务，尤其可针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开设青少年心理咨询室，邀请有关专家定期开展心理咨询，对青少年进行成功教育、挫折教育，提高社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

3、针对社区内优势青年群体可以着重探索四个工作项目

社区青年联谊类服务：建立了华阳社区青年联络站、天山青年都市俱乐部等青年联谊型组织，组织社区内“两新”组织的青年开展各类联谊活动，通过活动了解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服务。

社区青年创业扶持类服务：尝试为社区内有创业意向的青年提供创业信息、政策咨询等服务，给予鼓励，成为社区青年创业过程中可信赖的“孵化器”之一。

社区青年中介服务：探索为社区内“两新”组织的青年提供各类租赁房屋、婚恋介绍等中介服务，特别要根据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除社区外暂时无法提供的各类中介服务。

社区参与类服务：定期向社区内的优势青年群体介绍社区建设和管理的现状和发展，组织他们为社区发展谏言献策，同时提供参与社区管理的机会，邀请部分社区优势群体青年担任特邀社区管理人员，使他们能积极参与社区的各项管理工作；另一方面，为优势青年群体提供更多的参与社区公益事业的机会，形成经常性工作项目，让他们在奉献社会中得到社区公众的认同，实现自身社会价值，体验社区意识。

教授治学的运作机制 篇5

一、“谁来治”———教授治学组织的成员遴选与主体构成

1.教授治学组织成员的遴选原则

教授治学组织成员的遴选是教授治学得以顺利进行、治学效果得以切实保障的前提与基础。笔者认为,在遴选治学组织成员时主要应该秉承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首先,坚持学术杰出原则。既然是遴选学术组织的成员,其从事的工作、履行的职责是治理学术,因此,组织成员自身的学术水平应该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至少要在本校本学科或者本专业教师群体中属于杰出代表,否则就失去了学术决策与管理的权威性。以1917年北大评议会为例,其成员蔡元培、陈独秀、夏元璨、王建祖、温宗禹、胡适、章士钊、沈尹默、周思敬、秦汾、俞同奎、张大椿、胡溶济、陶履恭、黄振声、朱锡龄、韩述祖、孙瑞林、陈世璋等都是所在领域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教授[1]。

其次,坚持共同治理的原则。大学共治是伴随着大学治理中的民主理念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而形成的治理理念。1967 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发表的《大学和学院的治理声明》提出了共同治理的原则,该制度的基本精神是肯定和保障教师在大学决策中的地位,体现在形式上是校长和教师们共同分享大学的决策权力,大学共同治理理念自此得以确定。由于学术对于大学组织中的各类成员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与学术相关的人员在治学组织中应该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犯。

再次,坚持遵从差异的原则。不同类型高校因为自身所属的层次与类型、治学的历史与传统、学术目标与功能定位、组织结构与院系设置、教师群体与教授数量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所以在治学组织的成员构成上可能、甚至必然存在差异。因此,不同院校在确定治学组织的主体成分以及席位配额中应该遵从客观现实中存在的差异,做出多样化的安排,以真正实现治学组织的有效、顺畅运作。

2.教授治学组织成员的主体构成

教授治学组织成员的主体构成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正教授是教授治学的核心主体。一般而言,是否拥有正教授职称是大学教师学术水准高低的标识。大学是探究深奥学问的地方,学术性事务的专门性与高深性决定了具有高层次学术水平的正教授在该领域中必然会享有较强的话语权,正教授治学才能真正保证学术组织的权威性。

其次,教授治学应该体现主体多元的特征。在以正教授为主的前提下,教授治学主体应该尽量做到多元化。学术委员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或者院系分委员会中应该有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副教授、青年教师的代表参加。去行政化也并非意味着将行政管理负责人全部排除在治学组织之外。哥伦比亚大学评议会包含了校长、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本科生院院长以及校长指派的核心管理者,在评议会中,这些管理负责人拥有表决权。在招生与录取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涉及人才培养活动的、与学生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治学组织中应该有学生代表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评议会中,108个投票席位中学生占了24个,在斯坦福大学评议会中有4名学生代表,并且各专门委员会都有3名以上的学生代表。根据学术治理的实际需要,还可以聘请校外专家和相关代表参加治学组织。大学治学组织主体多元化有利于教授在决策过程中了解各个层面大学成员的利益诉求,有利于教授们做出科学、理性、公正的学术决策。

再次,教授治学的主体构成应该因学校特点而异。研究型大学教授群体庞大,遴选一定数量的、具有较高学术道德与学术水准,并且具有管理意愿与动机的正教授在客观上没有任何障碍。在这类高校,无论是校、学部、还是院系的治学组织,无论是学术委员会及其专门委员会,还是分学术委员会,除了副教授、青年教师代表或者学生代表之外,均可把正教授作为被遴选为治学组织成员的基本条件之一,以彰显“学术杰出”的基本原则与理念。而教学型大学由于基层院系教师数量少、职称低、分布不均衡,因此,该类院校基层治学组织可以放宽委员遴选的职称标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把职称要求降低为副教授或者具有博士学位的中级职称以上。在一些规模特别小的二级院系,甚至可以推行全体教师集体治学。

总之,教授治学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正教授治学,它是从院校实际出发,建立在以正教授为核心的基础之上的多元主体共同治学。

二、“治什么”———教授治学的内容及相关组织设计

教授治学的对象聚焦在“学”上。关于“学”的理解,国内理论界影响较大的观点是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治教学[2]。在笔者看来,教授治学即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对学术性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学”(即“学术性事务”)是教授治理的总体对象。本研究以博耶关于学术内涵的理解作为分析的维度,将学术分解为教学学术、科研学术、学科学术、转化学术,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教授治学的内容体系,探讨教授治学的相关组织设计。

1.治教学

博耶等人对学术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学术不仅是指专业的科学研究,还意味着通过课程的发展来综合知识;还有一种应用的学术,即发现一定的方法去把知识和当代的问题联系起来;还有一种通过咨询或教学来传授知识的学术[3]。教学的过程是知识传播的过程,教学学术就是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形成的知识。有学者基于博耶的学术分类与解释,将教学学术归结为“大学教师自觉地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播本专业高深知识’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成果[4]。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教学工作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因此,教学学术的治理在教授治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人才培养的“入口-过程-出口”为依据和线索,笔者认为可以分别设置招生与录取委员会、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三个治学组织来承担相应教学学术的治理职责。

2.治科研

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在学术界普遍存在着将学术与科研内涵理解的同义化倾向,正因如此,国内高等院校教授治学组织体系中较少有科研委员会的建制,而是将学术委员会作为科研委员会的同义机构发挥作用。而这种理解与实践其实是不利于构建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治理体系的。事实上,随着学界当下对学术内涵理解的开放化、丰富化与理性化,设置科研委员会以治理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学术性问题已经成为构建教授治学组织体系的必然诉求。另外,鉴于在以科学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学术失范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单独成立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委员会。其一,从国内部分高校的实际运作来看,尽管组织称谓并不完全一致,但单独成立类似“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其二,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在科学研究学术活动中尤为重要,因此,其可以作为治科研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他学术活动中也同样存在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问题,所以单独设置较为科学;其三,学术道德失范已经是一个颇受诟病的现实问题,这种客观事实的广泛存在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有序、健康发展,因此,单独设置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委员会,以有效治理学术失范乱象,有利于大学学术的健康发展。因此,治科研主要可通过科学研究委员会和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委员会两个组织机构来实现。

3.治学科

高度专门化、分门别类、以学科的形式呈现是现代学问的基本特征;以学科为基础构建基层学术组织,在此基础上逐层构建起大学组织系统是大学组织的根本属性,无论是知识形态的学科还是组织形态的学科,都是大学得以形成的细胞,是大学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得以实现的基本载体。从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学院系所等组织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学科的基础之上的。现代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在经历了从综合化到专门化的转变之后,在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走向交叉、融合的整体化发展阶段。这也是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学部制变革的基础。学科本身具有的学术性使得教授治学的重要使命为治学科,而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则是学科治理的根本组织载体与形式。

4.治转化

大学是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地方。从知识创造活动的流程来看,其至少包括两个核心环节:发现知识、转化知识。前者属于学术治理的范畴,后者也属于教授治学的内容。因为只有从事知识探究的人,才能更加深刻地知道哪些知识急需转化,也知道怎样转化才更加有效。因此,转化活动也属于学术活动,其决策与管理也需要从事专门活动的教授来参与完成。除了创造知识之外,传播知识是大学的又一职能。大学传播知识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教学活动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知识传播,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二是以知识应用与普及的方式对社会群体进行知识传播,从而实现服务社会的目的。如前所述,教学属于学术的范畴,作为知识转化又一形式的服务社会也自然属于学术范畴。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基于知识创造的知识转化,还是基于知识传播(社会服务)的知识转化均属于学术的范畴,属于教授治学的内容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知识转化与社会服务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美国斯坦福大学专门成立了HAAS社会服务中心,该中心在产学研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信息提供、知识指导和咨询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933年,日本就成立了全国性的“产学合作研究委员会”。20世纪60年代,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强调“要加强教育、研究、生产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此,日本迈开了产学研一体化步伐,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5]。我国研究型大学,尤其是理工科见长的研究型大学在产学研合作方面都有一些探索,有的还成立了专门的产学研合作促进机构,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只是把产学研合作、社会服务纳入教授治学的范围进行专门探讨与实践的并不多,而这恰恰折射出我国高校学术治理体系上的缺陷与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治学机构———产学研合作委员会来承担起知识转化与社会服务的职责。

总而言之,教学、科研、学科、转化均属于学术性事务,均是教授所治之内容。但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学术性事务的四者本身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学术专业性事务与学术行政性事务。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主要在学术专业性事务中行使管理与决策权力,而学术行政性事务则应该成为学校各行政职能部门的核心使命,在学术行政性事务中,教授群体主要扮演监督与评判的角色。

三、“怎样治”———教授治学的会议制度与议事原则

1.教授治学的会议制度

会议制度是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治学的制度载体,会议制度本身是否健全、完善直接决定了治学的效果。会议制度主要包括会议的形式、会议的组织、会议的公开制度、会议的法定人数等方面的内容。

首先,会议的形式。教授治学的会议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例行会议,二是临时会议。《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暂行规程》第十九条规定:“学术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每学期至少召开1次全体会议。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或者校长提议,或者1/3以上委员联名提议,可以临时召开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商讨、决定相关事项。”各高校在学术委员会会议形式的规定上也大体上涵盖了这两种形式,只是在例行会议的频次表述上略有差异。比如,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了全体会议与临时会议是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形式,学校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全体例行会议。华东理工大学则规定每学期定期召开4次会议。还有一些学校没有硬性规定例行会议的频次。笔者认为,学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般不宜太多,但每学年至少应该召开两次例行会议。临时会议则应以相关学术性事务的议题及其重要性、紧迫性驱动,不应限制频次。

其次,会议的组织。治学组织会议一般由主任委员召集或者主持。如果主任委员因特殊原因不能召集或者主持的,也可以委托副主任委员或者其他委员代行召集与主持之责。还可以组建诸如主席团之类的会议指导机构来组织规模较大的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

再次,会议的法定人数。无论是例行会议,还是临时会议,无论是学校、学部还是院系治学组织,会议的召开必须要达到法定人数限制。如果开会时间已到而法定人数不足时,一般应适当推迟会期。为了保证委员能够按时出席会议,治学组织应该有严格的请假制度。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席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并经批准。对无故不出席者,应该有严厉的处罚措施,比如,给予通报批评或扣发津贴等处分,对于情节特别恶劣的,还可以通过决议撤销其委员资格等。

第四,会议的公开。建立会议公开制度是保障大学成员学术事务知情权的必要手段。公开的内容包括: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日程安排与议题设置;是否允许旁听以及参与旁听的对象;会议过程的报道;会议形成决议的公示,等等。不过,由于学术事务治理过程中可能会涉及相关主体的隐私或者国家、单位的机密,因此,公开也需要慎重对待,对于涉及隐私或者机密的事务则需要采取保密的措施与手段。

2.教授治学的议事原则

一套行之有效的议事原则以及对该原则的有效贯彻与落实是学术事务治理过程中公平、效率、和谐、有序等价值理念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笔者认为,教授治学主要应该遵循以下议事原则:

首先,主持人中心原则。治学组织会议主持人往往是会议议事规则的制定者、运作状况的监督者以及执行效果的评判者,是整个会议的中心。一般而言,主持人不应参与学术事务治理的讨论,因为主持人一旦参与讨论即可能出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公平陷阱。但主持人学术权威的身份又很难使其置身讨论的内容之外,因此,比较可行的选择是采取主持人末位发言的办法,以减少对其他委员的影响。为了避免会议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局面,每个委员只面向主持人发言以陈述观点。

其次,议题集中原则。各级各类学术治理组织在召开会议议事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议题集中的原则。只有议题集中,才能保证议事的效率。议题集中意味着在同一时间内所有委员只能围绕着一个议题展开审议或者讨论。只有在上一个议题已经过充分讨论并且形成决议之后,才能进入下一个议题的议程。当委员出现发言“跑题”现象时,主持人应该及时中断其发言,提醒其回到当前讨论、审议的主题上来。主题集中是为了避免天马行空、不切要点的议事状态,切实提高议事的效率。

再次,限制强权原则。行政权力膨胀、学霸垄断是教授治学面临的两个现实困境,而限制强权的议事原则则是走出困境,均衡权力的可行路径。以校长为首的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或者院系(学部)行政负责人可以成为相关治学组织的当然成员,但一般不担任主任委员职务;该类人员在议事过程中也可以享有发言权与投票权,但一般通过末位表态的办法来降低其对其他委员的影响。为了解决学霸垄断问题,一方面可以允许各个层面的学术人员,尤其是青年教师有代表参与学术性事务的治理,另一方面在议事过程中实行轮流发言制、限制时长制、反方观点优先表达制、主持人(主任委员)不表态或者末位表态制。通过规则设计以限制强权,达到民主表达、共同治理的目的。

第四,价值中立与文明表达的原则。会议议事过程中应该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每个委员都有自身的学科与院系归属,也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委员们对自身所属学科与院系比较了解、关注程度较深、倾注感情较多,对其他学科与院系相对较为陌生,感情上也较为疏远。委员们情感上的差异可能带来学术治理过程中的行为偏差。因此,议事规则设计中就要以价值中立为基本原则,尽力排除此种偏差。与此同时,在议事过程中委员们之间应该避免彼此之间的互相猜疑、互相攻击与互相诽谤,坚持文明表达的原则。

参考文献

[1]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57.

[2]张君辉.论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教授治学”[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3]欧内斯特·L·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78.

[4]王建华.大学教师发展——教学学术维度[J].现代大学教育,2007,(2).

论合作学习的运作机制 篇6

合作学习是一种学习方法, 也是一种教学策略。学生在课内课外以小组方式在一起学习, 通过讨论、分享信息、交流意见、解决分歧、集思广益一起完成共同的学习目标, 使全体组员在互助互动的过程中共同进步, 一起成长。大量研究证明合作学习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孕育关爱、支持、奉献的人际关系,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形成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和社交技能 (Johnson&Johnson, 1989) ,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减缓学生的焦虑压抑情绪 (Felder&Brent, 2007) 。近年来, 合作学习在国内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许多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尝试合作学习的种种方法, 虽有不少成功的经验, 但也存在一些困惑、问题。本文拟就合作学习的运作机制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希望对有意摸索合作学习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帮助。

一、如何组织合作学习小组

虽然没有小组规模的固定标准, 大部分专家认为学习小组最好由3-6人组成。两人组不利于头脑风暴、集思广益, 也不便于在发生冲突时进行调解。六人以上的组容易使个别组员“开小差”、“偷懒”。组与组之间要尽量实力相当 (组间同质) , 每个小组力求由不同学习能力、学习风格、学业成绩、性格特点的学生构成 (组内异质) , 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互助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特性。实践证明, 能力强的学生组合在一起时, 他们趋于把任务按人头分成几份, 每个人完成一份, 然后把个人完成的部分拼在一起, 成为小组的集体成果。这样的小组学习没有经历交流、讨论、分析、判断、选择、分享、互助、评价, 使合作流于形式。能力弱的学生组合在一起时, 常会感到捉襟见肘, 力不从心, 面对任务, 不知如何下手, 使合作失去意义。而当不同能力的学生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能力强的学生通过帮助能力弱的学生使自己的知识技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能力弱的学生除了得到同伴的辅导帮助外, 还观察领悟到了能力强的同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 真正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为了实现组间同质、组内异质小组的结构, 小组成员最好由老师指定, 而非学生自由组合, 以避免能力相近、个性相似的学生堆在一起。学生自由组合的小组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作弊。学生们通常选择跟朋友组合在一起, 这样, 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 出于对朋友的“仗义”, 这些“组友”有时会替“哥儿们/姐儿们”干活儿, 有时会包庇“哥儿们/姐儿们”的“玩忽职守”, 有时会碍于情面, 不愿发表不同意见等等, 严重阻碍合作小组的正常运作。

二、如何制定团队行为准则或小组合作公约

合作能力并非与生俱来, 特别是我们的独生子女在校生, 更缺乏合作的意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讲授教学法及竞争性学习氛围也没有为学生提供锻炼合作的机会。合作学习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是一个新的经历, 所以很有必要在小组建成后制定相应的团队行为准则或小组合作公约来指导小组的运作, 比如:小组的责任目标、组员的权利与义务、小组工作程序、合作意识和技能 (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如何解决组员冲突、如何沟通、如何倾听、如何协作互助、如何妥协让步, 如何自评互评, 如何奖励惩罚, 等等) 。

三、如何加强组员的团体意识和个人责任感

因为合作学习的奖罚体系以小组为单位 (完成学习任务后全体组员得同样成绩) , 这很容易导致个别组员在合作学习过程中不尽责, 不努力, 等着别的组员完成任务, 坐享其成, 这类人被称为“搭便车者”。“搭便车”现象是小组合作学习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也是组员抱怨最多的情况。教师在组织合作小组时, 一定要有相应的措施调动组内每个成员同心协力为完成小组共同的目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此,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作参考。

1. 分工合作

明确的小组合作目标和具体的个人责任分工是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的关键要素。分工明确, 责任到人才能使小组成员全部动起来。许多合作学习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常常通过给组员“分角色”的方法来实现分工合作。也就是说, 在小组这个“微型社会”里, 每个成员都有一定的“身份”:组长 (负责统筹组织、设计、安排、实施小组的任务目标) 、秘书 (负责纪录、整理小组的各项活动情况并向老师作口、笔头汇报) 、联络员 (负责协调、联络老师, 别的小组及组内成员) 、检查员 (负责检查组员的学习进展情况及完成每项任务的情况) , 等等。教师还可以根据学习任务的不同, 增加别的角色 (山东茌平县杜郎口中学的合作学习小组是由组长和各学科科代表组成的。该校被誉为“原生性、开创性、扎根本土的农村教育改革的先进典型”。小组合作学习是该校教改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长江等, 2007]) 。只有当学生明白各自承担的角色, 清楚各自所分配的任务, 合作学习才能有序又有效地进行。为了锻炼学生多种团队技能, 可在适当时候让组员轮换担任不同角色 (学期中, 或完成某个合作学习任务后) 。在这里, 值得提醒的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目标是小组成员共同成长, 合作是灵魂, 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合作, 而不是把任务平均摊派。组员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关心、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取长补短、一起发展才是合作学习的真谛所在。

2. 介入评价机制

适当的评价机制是提高小组合作学习效果的重要途径。在合作学习过程中, 要想顺利发挥每个成员的最大潜力, 避免“搭便车”现象, 就应该建立一种既能调动每个组员作出个人努力, 又能促进组内成员互助合作的良性制约机制。这种良性制约机制主要通过介入适当的评价机制来实现。评价机制要以过程性评价为主, 结合一定程度的终结性评价。也就是说, 评价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反馈帮助学生“扬长避短”, “尽责尽力”, 成为优秀的“组员”, 在实现小组共同任务目标的同时实现组员个人成长的目的;而不是要把学生分为“三教九流”, 成为新的竞争对手。必要的时候, 可利用过程性评价的信息作为部分终结性评价的依据, 以提高学生合作互动的积极性。

因为合作学习过程中介入评价机制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合作小组的顺利运作, 培养全体组员的团队精神, 提高小组成员的合作能力, 所以评价内容不应该过多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业水平、知识结构、智力高低, 而要把评价的重点放在小组成员的参与程度、互动质量、完成任务情况, 以及责任心、集体感、团队技能、合作意识等方面。评价的方式方法灵活多样, 常用的有:个人评价、同伴评价、老师评价、定期评价、随时评价、书面评价、口头评价、问卷评价、访谈评价、观察评价等。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年龄、科目、学校类别、课程内容、合作学习的任务目标等选择合理的评价方法, 设计妥当的评价内容。在此, 笔者想重点推荐由美国著名教育改革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聘专家、联合国发展项目资深顾问Allen博士发明的“2+2评价体系”。简单地说, “2+2评价体系”包括2条表扬意见, 2条改进建议。Allen博士在5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深深体会到, 有效的反馈必须具备五大要素:平衡、具体、及时、集中、简单 (Allen, 1997) 。平衡指表扬意见与改进建议要平衡。传统评价中, 评价意见总是集中在“不足之处”, 评价者总是“居高临下”, 以“挑毛病为己任”;而被评价者总感到在“接受审查”, 很容易产生“防备心理”, 不易于接受反馈意见。Allen博士认为, 表扬与建议的平衡使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一方面, 评价者会由衷欣赏被评价者的优点, 同时指出有待改进的地方;另一方面, 当被评价者清楚他们的长处得到认可时, 他们会感到那些“改进意见”是为了帮助他们进步, 而非“横挑鼻子竖挑眼”, 他们才会认识到评价的价值和意义, 才会认真考虑、真诚接受反馈意见 (Allen&王维平) 。具体指评价内容要具体、落到实处, 避免“放之四海皆准”的空洞说教。及时指评价要贯穿在学习过程中, 不要等到学期末或一项活动结束后再评价, 那样, 反馈就起不到指导作用。集中指每次反馈意见要突出某个重点, 不可面面俱到, 使被评价者眼花撩乱, 无从下手。简单指评价程序要简单易行, 便于操作, 不要给评价者和被评价者造成负担。十多年来, Allen博士在多个国家成功地运用2+2评价体系服务于教育、企事业的评价工作。笔者作为Allen博士的学生, 有幸参与了他的几项师训、教改项目, 深深体会到了2+2评价体系的确是一种简单、易行、有效的评价体系。

四、如何处理合作学习与课标任务的关系

许多教师承认合作学习对发展学生的全面素质有良好的作用, 但他们在是否使用合作学习教学法上仍有顾虑, 他们担心合作学习占用部分讲授时间, 使他们难以完成本已很繁重的课程内容。在这个问题上, 需要教育工作者思考两个问题。第一, 教师在教学环节中的立足点是什么?是教师能教多少 (输入) , 还是学生能学多少 (结果) ?很显然, 在这个问题上教师真正担忧的是他们“讲不完”教材内容以及教学大纲要求的方方面面的“知识点”;而学生是否“学会了”这些“内容”、掌握了这些“知识点”却是这个担忧回答不了的问题。讲师们辛辛苦苦、不遗余力、争分夺秒地“抢着”讲完教科书, 甚至还利用“赶出来”的时间再讲点教材外的东西以强化那些“知识点”。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老师讲过的学生就学会了”。其实, 这只不过是对教师这个无私的职业群体的“心理慰藉”,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尽心了”。专家指出, 在所有的教学方法中, 讲授法是最常用、最简单、而效果最差的一种教学法 (Felder, 1992) 。研究证明, 学生一次集中注意力的时间 (以分钟为单位) 跟他们的年龄相等。也就是说, 十几岁的中学生一次只能注意听讲十几分钟, 我们不难想像出满堂灌的课堂对学生意味着什么Mc Keachie (1986) 在“教学建议”一书中引用了一项试验结果:学生下课后能回忆起70%课堂上前十分钟讲的内容, 而只能回忆起20%下课前十分钟讲的内容。

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学生真的有必要掌握教科书、教学大纲里罗列的所有内容吗?我们都知道教科书、教学大纲的内容是为那些“学术型”人才设计的, 而任何社会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毕竟占少数我们真的有必要让多数学生“陪公子读书”吗?难怪有学者发出这样的质疑:“作为基础教育, 学生有必要像时下的要求那样系统地、准确的、全面地学习和掌握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所有内容吗?为了少数人未来的专业和职业需要而有必要让所有的学生去掌握某些高度专业的学术知识与技能吗?” (张卓玉, 2009, p.28) 。教科书、课程标准的另一个问题是:它的内容是成年人按照他们理解的“孩子们未来用的着的知识”来设计、编写的。难道现在真的有人能想象出未来需要什么知识吗?我们已进入一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 “变化”是这个世纪最突出的特征, 也是唯一不变的主题。这个时代已经使我们失去了为学生的未来“储存”知识的能力, 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未来需要学什么、会做什么。所以, 今天的教育能为学生做的应该是创造机会让他们使用、体验、重新构建知识, 使知识不仅是“辉煌的过去”和“灿烂的未来”, 而更重要的是与学生生活相关的“真实的现在”, 并使学生在使用、体验、重新构建知识的过程中培养锻炼他们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决策能力、评价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团结、合作、关爱、尊重、宽容、理解、责任、公平、正义等意志品质。而这些能力的培养, 品质的形成是无法靠“详尽讲授完教材内容”、“全面覆盖了教学大纲”完成的。

合作学习是民族文明的象征、社会进步的产物、时代变化的必然、人类情感的需要。进入信息社会以来, 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已经成为人们生存发展的重要品质, 美国著名教育评论家Ellis&Fouts (1997) 指出:“如果让我们举出一项真正符合‘改革’这个术语的教育改革的话, 那就是合作学习。”在国内, 政府决策部门也已经认识到了合作学习的重要性。2001年, 在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国发[2001]2l号) 第23条中明确指出:“鼓励合作学习, 促进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发展, 促进师生教学相长。”合作学习也是新课程改革的主要理念之一。合作学习进入校园课堂的时机到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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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llen, D.W.2+2for Teachers:The PRIME Teacher Appraisal Program.The High School Magazine, 1997, June-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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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卓玉.第二次教育革命是否可能.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 篇7

一、激流中的变革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都迅速发生变化, 解放生产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 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艺术, 也被作为生产力来看待。从当时国家管理的角度来看, 一切体制机制改革都必须围绕生产力的解放来进行, 政企分开、机构精简、权力下放、搞活经济等, 包括文化企业在内的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通过拍卖、转制等方式, 逐渐脱离政府部门, 或者虽为事业单位, 但由于政府无暇顾及, 所以实行产业化运营, 自负盈亏、自力更生。

对于艺术家而言, 以前由国家供养, 根据任务安排创作作品, 而在新的经济体制下, 艺术家成为必须自食其力的自由人, 即算在传统的文艺单位, 待遇也非常不理想, 大批公职人员纷纷改行、下海, 一切“向钱看”。艺术家希望通过体制外的市场的方式获得发展的空间和价值的认同。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部分企业经过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发展, 积淀了较充裕的资金, 一些通过个体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 也跃跃欲试寻找新的投资渠道。企业参与投资和赞助艺术, 目的不仅是促进艺术事业的发展, 也是为了企业的宣传以及艺术品的收藏投资, 在当时的艺术批评和媒体的宣传与鼓动下, 不少企业开始涉足艺术品的收藏与运作。

从批评和艺术传媒的角度来讲, 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已经开启了批评家组织展览及评选作品的先河。批评家一方面希望通过批评来促进中国艺术和艺术市场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希望改变过去由艺术家评审艺术家的现象, 从而获得关于艺术评论和艺术定位的话语权。在九十年代初, 四川美术出版社《艺术·市场》杂志创办, 与此同时, 《江苏画刊》《美术》《广东美术家》等杂志纷纷开设专栏, 登载有关艺术市场的文章, 就画廊的培育、市场的运作、机制的建立等展开研讨, 理论的介绍与研讨, 为规范的市场化运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首届当代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

90年代的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无论是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作为体现市场经济典型原则 (公开竞价、价高者得) 的拍卖行, 也首先重现于广州。说是重现, 因为拍卖行并不是新鲜事物, 至迟在清末就已经有外国人在华开设拍卖行, 新中国成立初年实行计划经济, 中国的拍卖行业由此中断。直到1986年, 拍卖行才重新开设, 他们是1986年11月几乎同时注册成立的国营广州拍卖行和广州物资回收拍卖行。当时拍卖行的主要业务是拍卖经营不善的国有小企业, 以及一些罚没物资、法院处分的执行物、政府指定处理的公共资产等, 基本不涉及艺术品。1992年8月,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公物处理实行公开拍卖的通知》, 提出拍卖行除承办公物处理拍卖外, 可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 开展其他物品的拍卖业务, 充分发挥公开拍卖制度在发展商品经济中的作用。1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政策依据, 原先专门拍卖公物的拍卖行尝试艺术品的拍卖。

1992年10月, 深圳市动产拍卖行“在中国大陆字画艺术品拍卖处于空白记录的情况下, 在许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情况下”2, 举办了首届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此次拍卖会前后筹备了一年多的时间, 最后在深圳博物馆大厅举行, 9月30日至10月2日预展, 10月3日上午拍卖。此次拍卖, 共有63位当代画家的99件作品参加拍卖, 拍卖总额达250多万港元, 成交率高达85%, 在国内外拍卖界引起了轰动。3被认为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关于中国书画的专题拍卖会。”4虽然是首次拍卖, 但旗开得胜, 取得了比较圆满的成功, 除了拍卖业绩, 在操作上也是比较规范和完美的。

组织者选择的是当时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完全走红的当代名画家, 比如陈佩秋、刘文西、程十发、方增先、刘国辉、林墉、宋文治、谢稚柳、周思聪、朱乃正等。单件价格最高的是何海霞的山水画《雄心壮太华》, 拍出13.2万元港币, 少的是1万元左右, 购买者既有专业藏家, 也有普通市民。无论是画家的选择, 还是价格的定位, 都可看出组织者在这方面是有前瞻性的, 有眼光的。拍卖会出版了精美的画册, 其中的主要信息中英文对照, 附有业务规定 (买卖双方责权) 、投资者注意事项、画家简历等。

从业务规定、投资者注意事项等文字用语可以感受到, 其操作模式明显受到了香港拍卖规范的影响, 甚至为此次拍卖会而编印的画册, 用的也是繁体字和香港书号。深圳动产拍卖行的总经理林生也表示, 在筹备期间, 得到了香港、台湾、澳门及海外关注此事的人士及同仁的建议及协助。4广东毗邻港澳, 在方言、地域文化上同宗同源, 文化事业合作有深厚的基础, 港澳在文化艺术市场运作的规范和经验方面, 提供了直接的有益的参考, 这是九十年代广东艺术品拍卖业繁盛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 九十年代大陆的艺术品拍卖, 台港澳地区的藏家也是重要的客户对象, 其当时较成熟的国际化的拍卖理念, 直接对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和拍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此后, 中国的拍卖行和艺术品拍卖会迅速升温, 如1992年10月11日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1992北京国际 (文物) 拍卖会, 1993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嘉德拍卖公司, 以及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的“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 浙江省拍卖行的93西湖当代中国书画精品拍卖会等, 艺术品拍卖由此拉开序幕。

三、广州双年展

广州双年展的正式筹划工作从1992年年初便已经开始, 由四川的西蜀艺术公司负责投资运作, 成立了以西蜀艺术公司总经理罗海全和艺术主持吕澎为执行核心的组织委员会, 以及相应的评审委员会、资格鉴定委员会和艺术顾问委员会, 筹备工作正式拉开序幕。从发起到组委会的成立、机制的确定、公告的发行、作品的征集、获奖作品评选、媒体宣传、交易洽谈, 经过重重困难, “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 (油画部分) ”最终于1992年10月23日至31日在广州中央酒店国际会议厅举行。参加评选的作品约600多件, 经过初评, 筛选掉约200件, 此后陆续送到的作品约有二三百件。5参展作者来自全国各地, 也有少数英国、意大利的艺术家。此次展览共评选出文献奖2件、学术奖5件、优秀奖20名、提名作品70件。27件获奖作品以100万元由深圳东辉实业有限公司购得, 吸引了媒体和艺术界的广泛关注, 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这是国内第一次由批评家主导、由企业投资完成的一次影响深远的艺术运作案例。

跟以往由官方主办的展览相比, 此次展览具有明显的市场运作特征:第一, 以艺术推介和销售为目的。此次操作由西蜀艺术公司发起并进行前期投资, 广泛吸收参与主办的单位 (广告单位) 投资, 每位艺术家须交300元报名费, 获文献奖、学术奖、优秀奖的作品的奖金分别是5万元、3万元、1万元, 总奖金高达45万元, 评委和鉴委的报酬是每人3000元, 这些金额在当时都不是小数目, 从中也可以看出其浓郁的商业运作行为。第二, 艺术批评家的全面主导。广州双年展与官办展览最大的不同是它以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为向导, 它的评选团由艺术批评家组成, 分为评审委员会和资格鉴定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负责作品的初选和复选, 资格鉴定委员会在评审工作之前, 提供学术背景资料, 参与送展作品的资格鉴定和初评工作, 对参展作品作学术阐释和风格样式的分类, 对获奖名单进行监督, 有权弹劾不合理的做法和或获奖对象。6我们知道, 在相当长的一段年时间内, 中国美术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作品的评判主要由各级美术家协会负责, 评委由担任领导职务的艺术家组成, 这与国外的画廊——批评家 (策展人) ——收藏家制度相去甚远, 它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 而广州双年展可看作是国内批评家试图建立与世界接轨的艺术制度的尝试。第三、宣传效应空前。九十年代是中国媒体快速发展的时期, 媒体效应也为商业机构所重视。此次展览, 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文化报、文化参考报、广东侨报、粤港信息日报、亚太经济时报等众多媒体参与报道或者宣传, 其中不乏类似“百万元油画交易”“高价拍卖”“投资热点”等轰动性的报道。更为重要的是, 围绕此次展览, 形成了一批记录性的学术文献、理论文章和作品集。第四, 前卫艺术通过市场的方式获得认可。中国前卫艺术从70年代末开始发端, 但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制约, 到了1989年之后其发展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90年代开始勃兴的艺术市场, 无疑为前卫艺术提供了有力的支援。此次展览的作品以新作为主, 受国际双年展惯例以及国际当代艺术市场发展形势的影响, 不少作品尤其是获奖作品都带有前卫倾向。

90年代, 人们对艺术市场的期待很高, 而其本身的机制和体系却很脆弱, 比如, 1993年4月的《广东美术家》曾刊载华南师范大学开设艺术商学研究班的简讯, 还计划编写《艺术商学丛书》, 但后来计划没有完成。《艺术·市场》在四川美术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之间轮换出版9期之后停刊, 《广东美术家》也因经费问题在出版了4期刊之后而停刊。第二届广州艺术双年展计划于1994年11月下旬在广州举行, 但后来没有了下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单纯由批评家组织、纯商业操作的艺术机制的脆弱性。

四、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

尽管广州双年展只是昙花一现, 但它还是作出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它使艺术家看到官办展览不再是唯一的进身之道,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展览的轰动效应也给正处于改革中的艺术机制看到了可供借鉴的地方, 一种由政府牵头筹划的以交易为目的的艺术市场形式应运而生。

1993年11月16-25日, 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在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这是1949年以来大陆举办的第一次艺术博览会, 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艺术博览会之一。据当时的报道称:国内有近270多家美术院校、画院、画廊、美术馆、公司、出版社、社团参展, 此外还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20多家画廊、艺术杂志以及艺术家, 他们在442个国际标准展位上展出各类艺术品近万件。7此次展览由文化部艺术局主办, 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承办, 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广东省文化厅、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为协办单位。组委会主任为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曲润海, 顾问当中包括程思远、叶选平、谢非等政界要人, 以及吴作人、吴冠中、王琦、关山月等艺术名家。艺术委员会则由著名画家、著名美术机构负责人和少量美术理论家组成。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组织方式脱胎于全国美展模式, 是由政府发起的层层落实的官方文化活动。

从市场化运作的角度来说, 此次博览会有442个展位, 每个展位5800元, 仅展位费就达250余万元, 此外还有每位观众20元的门票, 现场交易的税费, 以及给周边地区带来的餐饮、住宿、交通等收入, 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因为涉及税收问题, 在博览会上最后的成交额统计不过几百万元, 据知情人说, 场外交易成交额是场内成交的几倍。8可以看出, 从第一届艺术博览会开始, 就比较严重地存在这种“场内交流、场外交易”的情况, 这是中国艺术博览会的独特现象之一, 但不管怎样, 这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艺术市场的繁荣。当然, 因为这是以艺术经营为主要目的的活动, 谁出得起钱谁就可以参展, 导致此次参展对象比较混杂, 既有机构也有个人, 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工艺品、赝品在场交易的情况。当然, 这仍然是一次规格很高、有利于文化建设的艺术博览会, 去除文化部艺术局主办的因素, 特约和参展画家中, 包括当时已故的艺术大师如朱屺瞻、傅抱石、李苦禅、李可染、钱松岩等, 也包括当时处于创作高峰的艺术名家如吴作人、吴冠中、启功、靳尚谊等, 以及后来成名的刘大为、尚扬、吴长江、杨飞云等人, 参展单位包括中央美院国画系、北京中国国画社、广州美院教育系、陕西书学院、成都画院、云南画院等, 应当说其含金量还是很高的。通过展品的观摩, 现场的互动, 也促进了学术的交流。

五、结语

20世纪90年代, 是中国艺术机制转型、艺术市场开始走向规范的年代。双年展、艺术博览会、艺术拍卖会, 这些当代艺术市场运作中的重要事件, 首先发生在广东, 跟广东当时的经济和文化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它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的艺术制度从单一封闭走向多元开放。虽然上述三次艺术运作, 都带有一定的急功近利的心态, 以及组织上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特别是广州双年展, 只办了一次, 中国艺术博览会后来也移师北京, 但这些艺术运作, 开辟了当代艺术市场的新纪元, 其草创中的模式也为后来的艺术运作和艺术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摘要：90年代初在广州举办的第一次艺术双年展、第一届中国艺术博览会和全国美展中的市场化运作, 是当时中国艺术市场运作的先声, 通过对这些艺术运作的分析, 透析出90年代初市场经济对文化艺术的冲击与影响。

关键词：市场经济,艺术运作,艺术机制

注释

11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物处理实行公开拍卖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92 (25) .

22 .深圳市动产拍卖行.首届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 香港:艺术天地出版社1992.

33 .梁婷.艺术品拍卖第一槌轰动国内外[N].深圳特区报, 2010-10-3.

44 .赵力.中国美术品市场的现代演绎[J].艺术生活, 2010 (2) .

55 .陈孝信.双年展评选工作侧记[J].江苏画刊, 1992 (12) .

66 .吕澎.双年展主持人谈年展的举办和其它问题[J].江苏画刊, 1992 (12) .

77 .杨荔.市场的神话与现实——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现场报道[J].美术大观, 1994 (3) .

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 篇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我国政府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的主管机构, 下设国家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审核理事会和国家管理机构。审核理事会联合组长单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 副组长单位为外交部, 成员单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气象局、财政部和农业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因转让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中国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所有, 区别不同类型的减排气体, 实行不同的分配比例。

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于2005年1月25日首次通过国家正式批准, 在短期内迅速积累经验并进入飞速发展阶段。2009年1月26日, 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注册数量首次超过印度, 并陆续实现注册项目数量、注册项目预期年减排量以及签发的“经核证的减排量”的全面超越, 现已稳居全球首位。

截至2010年12月31日, 我国已有2847个项目获得国家主管机构批准, 预期年减排量达4.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其中有1145个项目获得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批准注册成功, 占全球已注册项目总数的42.32%, 项目的预期年减排量达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占全球已注册项目预期年减排总量的62%。在注册项目中, 有337个项目, 共计2.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经核证的减排量”获得签发, 占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已签发的“经核证的减排量”的53.5%。

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发展特征

1.项目地理分布广泛;

2.登记注册的项目数量逐年递增;

3.被驳回和撤销的项目也逐渐增多;

4.注册项目大多属于能源产业;

5.注册项目大多属于大规模双边合作项目。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运作管理规则

1.参与项目活动的必须是中资或中资控股企业;

2.缔约方自愿参与;

3.具有政府的正式批文;

4.带来真实的、可测量的、长期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

5.必须具有额外性, 即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所带来的减排效益必须是额外的, 在没有该项目活动的情况下不会发生的;

6.属于东道国、地方政府的优先发展领域并带来可转让的技术。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运作流程

寻找国外合作伙伴—准备技术文件—进行交易商务谈判—国内报批—国际报批—项目实施的监测—减排量核定—减排量登记和过户转让—收益提成。

企业在申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时, 首先通过科技管理部门向国家发改委提出申请, 再由国家发改委组织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 之后由国家发改委会同科技部和外交部共同办理批准手续。

在招标的资质认定阶段, 中方企业要以英文形式提供:项目概念表、项目认可书、企业营业执照和代码证、公司三年财务报表、企业履行社会义务情况证明及公司财务信用状况证明。

在招标的第二阶段, 中方要在咨询公司的帮助下提供:项目设计文件、核准报告和结论、购买协议、提交时间安排及项目批准书。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周期介绍

1.项目识别:初步判断申请项目是否符合基本要求。

2.项目设计:如符合要求, 申请方需完成项目设计文件。文件格式由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制定。

3.项目批准:项目需要得到东道国指定的本国清洁发展机制主管机构的批准。目前, 我国的主管机构是国家发改委, 项目需要获得发改委出具的正式批准文件。

4.项目审定:项目开发者需要与指定的经营实体进行签约, 由指定的经营实体负责对项目进行审核认证, 审核通过后, 项目才能合法成立。

5.项目注册:指定的经营实体确认项目符合要求, 签署审核认证报告, 并向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提出注册申请。审定报告中需要包含项目设计文件、东道国的书面批准文件及对公众意见的处理情况。

在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收到项目注册申请之日起8周内, 如参与项目的缔约方或至少3位理事成员未提出重新审查的要求, 则项目自动注册成功。理事会主要负责审查项目是否符合审定条件, 并在接到注册申请后的第二次会议前作出最终决定。如该项目被驳回, 企业可以进行修改并重新提出申请。

6.项目的实施与监测:监测活动由项目建议者实施, 需要按照提交注册的项目设计文件中的监测计划进行。监测结果向负责核查与核证项目减排量的指定经营实体报告。一般情况下, 进行项目审定和减排量核查核证的经营实体不能为同一家, 但小规模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可以申请同一家指定经营实体进行审定、核查及核证。

7.减排量的核查与核证:核查是指由指定的经营实体负责、对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减排量进行周期性审查和确定的过程。根据核查的监测数据、计算程序和方法, 可以计算出项目的减排量。

核证是指由指定的经营实体出具书面报告, 证明项目在一个周期内实现了“经核证的减排量”, 指定的经营实体根据检查结果出具书面核证报告, 并将结果通知利益相关者。

8.“经核证的减排量” (CERs) 的签发:指定的经营实体向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提交核证报告, 申请签发与核查减排量相等的“经核证的减排量”。

论人力资源六大模块的运作机制 篇9

21世纪是人才的世纪, 比尔盖茨曾说过:“将我们公司最好的20人拿走, 微软在世界上将变得无足轻重”。显然, 对一个企业来讲, 其最重要的资源不是银行里的现金, 也不是高楼大厦, 而是人力资源。著名的管理大师Peter Drucker甚至认为企业只有一项真正的资源——那就是人”, 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人力资源部门的原因, 然而, 有这个部门, 并不能代表企业做好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关于人力资源管理 (HRM) 的定义有很多, 但其本质都是基本相通的, 学术一点来讲, 它是指一个企业根据其自身的战略发展目标, 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 它包括了企业员工的招聘、培训、使用、考核、激励、调整等多个过程。通俗地讲, 人力资源管理要求企业能够找到对的人、培养这些人, 并让他们心甘情愿地长期成为自己的人。

2 人力资源六大模块的定义

人力资源管理的六大模块包括:人力资源规划, 员工的招聘, 员工的培训和发展, 绩效考核、薪酬管理、劳动关系。这六个模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六者紧密联系, 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 都会使得整个系统失衡, 因此, 企业的管理者要配合人力资源 (human resource, HR) 部门的工作人员, 保证各个环节的工作都要做到位, 同时, 还要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 并根据当下所处的环境, 不断地调整这六个部分的重点, 在全面兼顾的前提下做到详略得当,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能长期良性地运作, 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保证企业能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生存并发展。

3 人力资源六大模块的运作机制

3.1 人力资源规划

人力资源规划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 合理地预测企业未来人力资源的变化, 并制定出人力资源的获取、利用、保持和开发等各方面策略, 从而确保企业的人力资源能满足企业发展战略的需要。被称作HR工作的导航仪, 简单来说, 这个模块需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企业需要哪些类型的员工;二是各种员工各需要多少。

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HR工作者首先要了解企业现有员工的数量和质量, 要结合历史数据, 预测员工的离职数, 当企业的发展战略有加大的变化时, 还必须要结合企业新的发展目标, 预测企业未来需要多少新鲜的血液。而要做好这些工作, 企业管理者需要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方面加以分析:

(1) 外部环境分析。外部环境分析主要包括国家政策分析、经济形势分析、就业人口变化分析、技术进步的分析等。比如说, 产品A主要生产方式有手工操作和机器生产两种方法, 一旦该产品的自动化生产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并使得相关生产设备能大幅度降价, 那么从事该产品生产的企业的HR工作者就应该意识到, 未来企业应该适当地减少手工操作员工的招聘数量, 并增加会使用机器的技术人员的招聘数量。

(2) 内部环境分析。通常内部环境分析工作需要对一系列有关指标进行分析, 常用的指标有:人均劳动生产率、核心员工流失率、薪酬竞争力、员工满意度等等。HR工作人员通过这些指标, 可以知道企业应该招多少人, 或者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薪酬待遇, 使得企业能用最合理的成本留住更多更有用的人才。

3.2 员工的招聘

古人有云,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这句话说明, 优秀的员工有很多, 关键在于企业能不能选中。在企业招聘的过程中, 容易出现的错误有以下方面:

(1) 快速而粗略地挑选, 仅根据工作所需要的某一个关键特征, 采用“一脚定江山”的方法招聘, 没有综合考虑多个指标, 这样的招聘虽然能够节省前期的人力资源成本, 会给企业后续用人计划带来无穷的后患, 尤其是选拔高层次的人才的时候, 切忌犯此错误。

(2) 忽略“冰山下的部分”: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提出的“冰山模型”, 员工的素质可以划分为表面的“冰山上的部分”和深藏的“冰山下的部分”。所谓“冰山上的部分”包括员工的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 是比较容易了解与测量的部分, 同时通过培训也能较容易的改变。而“冰山以下部分”包括人的个性特质、世界观和价值观, 这些是人内在的部分。它们对人的行为与表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同时也不太容易通过后期的培训而改变。因此, 招聘时应该通过各种科学的测试方法, 尽可能地了解一个员工“冰山下的部分”。

(3) 过分关注人的背景, 忽略其自身的努力。比如说, 两个员工各方面素质几乎一样, 区别在于A来自于名校, 而B来自于非名校。在这样的情况下, HR工作者不能草率地认为A好, 需要认识到, B在一个远差于A的环境下, 能够做到和A一样好, 这说明B如果在和A一样的环境下, 很有可能会做得比A更好!因此, HR们应该认真考虑, 不能仅因为B的学校不如A, 就淘汰B。

(4) “像我”式偏见:有的HR倾向于过高评价与自己相似的人, 因为当他肯定与自身相似的人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强调自己的价值, 这样的做法是不专业的。

3.3 员工的培训和发展

曾经有一种错误的观点, 认为员工培训纯粹是“烧钱”的行为, 持有这种观点的企业可能能够在初期节省一定的成本, 但一个缺乏优秀员工的企业, 最终是会被淘汰的。

员工的培训与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提升理论素质; (2) 提升业务素质; (3) 提升行为素质。

员工培训和发展是一项复杂的、贯穿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的项目。一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步地规范员工言行, 调动员工积极性、灵活性、主动性, 从而提升员工的素质。这方面如果做得好, 能够加强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之间的默契, 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的战斗力和向心力。另外, 管理者要鼓励员工参与到公司培训制度的建设及管理中来。要尽可能尊重员工意见, 让员工自己有选择地参加各种培训, 使得培训真正发挥其作用, 达到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互利双赢。

3.4 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

马云曾经说过不管员工辞职时费尽心思找各种理由, 其实只是因为两个原因, 要么是钱没给到位, 要么是心受委屈了。而一个员工该获得多少薪酬要由绩效考核来决定, 由此可见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的重要性。

薪酬是对员工付出劳动的定价, 因此, 薪酬要能够保证劳动力的生存和再生产需要;同时, 绩效水平的提升需要良好的激励效应, 而薪酬则是公认的最具激励效果的因素。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是企业留住优秀人才的重要手段, 有效合理的薪酬体系能使得员工积极主动地工作, 提高经济效益。还能让企业吸引并保留一支素质良好、具有高竞争力的队伍。

3.5 劳动关系

在很多情况下, 企业和员工是矛盾的两个主体, 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 而解决这些冲突, 就需要一个公正的仲裁者——法律和章程。包括:就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公司章程里实现确定的有关内容等。这些法律和章程中明确规定了企业对员工负有的责任, 具体包括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合理的报酬、福利待遇、发生意外工伤时的赔偿等, 而员工则保证会认真工作, 完成企业所给的合理的工作任务。HR工作者应该根据这些法律和章程, 管理好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 有效地解决发生的各种冲突。

4 结语

综上所述, 人力资源管理的六大模块之间是相互衔接、相互影响的。其中, 人力资源规划是HR工作的起点, 它主要通过规划来帮助企业预测未来员工的需求种类和数量;而员工的招聘用于解决企业招人以及人岗匹配的问题;至于培训与开发这一模块的主题则是“育人”, 而绩效管理和薪酬管理是六大模块的核心所在, 旨在解决组织如何用人、管人、留人的问题;而劳动关系管理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个仲裁者, 保护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1]张晓旭, 吕彩云.创新型人力资源流动与评价机制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 2012 (4) .

[2]田锋, 李人厚.协同设计中人力资源、组织和知识管理的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3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