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障碍

转移障碍（精选7篇）

转移障碍 篇1

摘要：企业控制权配置是和特定个休和群体相结合的, 问题在于具有强烈血缘、亲缘、地缘性的群体可能具有很高的激励优势, 但很难保证分工优势, 因为分工的基础是群体范围内部的全部人力资源, 可能能够实现企业内部最优, 但决不能保证全社会的最优。我国家族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瓶颈”只能通过控制权配置的市场化予以解决, 实现控制权配置从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向以市场契约为基础的转变。

关键词：家族企业,控制权,障碍

控制权是企业所有者和各级经理人员对企业的实际控制程度, 包括由所有权所生的决策控制权和由经营权衍生的经营控制权人力资本的价值只可通过与企业核心资产的结合才能得到确实地检验和实现, 但结合的方式和效果却又不可能在合约中得到“事前”的规定和保证。所以, 创业家族在缔结和执行这类合约的时候, 始终都会面临对职业经理人“高级知识资本”的定价、激励和约束的风险, 一旦定价不准, 或激励不足, 或约束不力, 就有可能引致创业家族自有资产的大幅贬值。我国家族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瓶颈”只能通过控制权配置的市场化予以解决, 实现控制权配置从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向以市场契约为基础的转变现将我国家族企业控制权转移的障碍分析如下:

第一, 家族成员退出成本过高。家族企业控制权从家族人力要素向非家族人力资本的让渡, 虽然对于创业家族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而言可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但是, 一方面家族企业受到家族亲缘关系的影响会在制度变革方面对原有产权产生很强的“路径依赖”性, 然而, 这可以在控制权优化重置后, 给予家族成员一定的补偿;另一方面, 家族企业控制权转移过程中, 对家族成员所带来的损失可能不具有经济意义上的可补偿性。因此, 企业控制权在家族成员与外来人力资本之间的优化配置往往会引发创业家族成员之间的高昂摩擦成本, 一旦处理不当, 就有可能付出使亲缘关系合约完全破裂的代价。

第二, 家族企业承担的风险成本过高。家族企业控制权向社会人力资本转移的过程, 势必会引起委托一代理成本, 这里包括监督成本和背叛风险成本。社会人力资本之所以会被家族企业吸引, 很大程度上是拥有一定家族企业的控制权, 这也是职业经理人能为企业努力贡献的激励。在家族企业中, 创业者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 首先是家族的兴盛和繁荣, 其次是个人的收益最大化和企业的长远发展等, 而职业经理人追求的目标却是经营控制权收益, 这既包括个人的货币收益, 也包括职业经理

人的在职消费、控制企业资本、取得一定的成就感等非货币收益。当家族企业内部的治理机制不够健全和信息不对称时, 职业经理人就有了很大的寻租空间, 站在企业投资者的角度, 无论职业经理人获得确定收益还是不确定收益, 都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减少投资者收益。这样由于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主目标不一致, 从而导致职业经理人在进行决策时, 往往会通过损害企业的利益来提高自身的收益, 或者对于一些自身能够做出的对企业有利的决策采取不作为, 从而在家族控制权转移的过程中就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也就增加了企业所要承担的风险成本。

第三, 职业经理人市场管理机制不健全。目前, 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育还很不完善市场的定价机制、声誉机制、信用机制、交易机制、法律机制等没有完全形成, 职业经理人的行为信息也未实现公开化, 国内没有建立雇主与职业经理人信息交流的平台, 在企业主选择职业经理时, 雇主往往无从了解职业经理人的相关信息, 一些职业经理人即使有违背道德的不良行为, 也没有其不良行为的记录, 因此, 也就有很多职业经理人在这种不健全的机制下有恃无恐, 往往把所服务企业当作自己获取所需资源的踏板, 家族企业还可能失去对企业的实际控制, 而蜕变成经理人控制的企业。所以, 我国由于有关职业经理人的立法还十分缺乏, 已有法律的可操作性又低, 再加上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不健全企业主只能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 在雇佣职业经理人时甘愿承担风险成本。

第四, 信任资源的缺乏影响了家族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的信任。由于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企业主一方明显不能全面正确了解职业经理人信息, 所以他在授让控制权时会心存疑虑, 对授权后可能导致的风险、成本会有很高的敏感度和预期向职业经理人授权实际上就是把家族企业的机密资源和信息与他人分享的过程, 职业经理人在掌握了企业的机密信息后能否一心一意地为企业服务, 如何防范职业经理人的败德行为, 如若职业经理人不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出现了败德行为又要如何制裁等等, 这些都是企业主所无法直接控制的, 因此, 大量的家族企业发展很容易面临“授权一失控一收权”的困境, 而且在失控后有些企业能收回控制权, 而有些企业却在授权的过程中被颠覆。张维迎指出:“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对企业的扩张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职业道德, 对所有者缺乏忠诚, 就不会有资本家信任他们, 那企业只能是一个家族企业”川。由于上述原因, 一些私营企业主为了掌控企业中非规范经营活动的信息, 可能不愿或不能与外来经理人分享这些机密, 不肯信任和授权给经理人, 这样人力资本供给和产出就会受到极大压抑, 进而抑制了企业的成长。

参考文献

[1]方轶强:控制权转移能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吗[J].当代财经;2005年06期

[2]王思齐:论家族企业控制权转移及其与社会人力资本的融合[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

[3]程书强:家族企业成长与控制权转移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软科学, 2006年09期

[4]控制权转移与企业业绩[J].南开管理评论, 2006年04期

转移障碍 篇2

“十五”规划正式启动“走出去”战略,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日益活跃, 中国正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国之一, 当前一些中国企业紧跟发达国家步伐, 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获取关键性知识资源的重要途径, 同样将面临公司内部知识跨国转移的问题, 本文将围绕这一议题提出一些看法。

1. 跨国公司与知识转移相关文献的简单回顾

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 通常认为, 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系统性解释始于垄断优势理论 (Hymer) , 之后实现特有优势的跨国转移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中心议题。知识要素是企业垄断优势的来源之一, 知识的跨国转移可以通过外部市场交易和公司内部转移两种途径, 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 为企业选择后者提供了一种解释的视角。上述理论在不完全市场的假设下, 将知识视为公共物品, 容易转移且不易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和缜密的交易合同对知识所有者权益的保护有积极作用, 但有限理性与道德风险的存在, 使得知识所有者很难在较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公平议价的市场交易合约, 从而用公司内部市场来替代失效的外部市场就成为了一种选择, “知识市场的内部化导致了企业的跨国经营” (Buckley&Casson, 1976) 。

“知识是公共物品”这一假设并不总是成立。Polanyi (1962) 区分了明晰知识与默会知识, 难以编码的默会知识并不如公共物品般易于传播, Teece (1977) 有类似的观点, 他发现技术在公司内部转移时, 会产生占项目总成本2%~57%不等的转移成本, 他认为该成本来自于知识的隐含性。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对企业内部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和知识转移机制的研究热情日趋高涨, Nelson&winter (1982) , Zander (1993) , Szulanski (1996, 2000) , Davenport&Prusak (1998) , Yeung (1999) , Dixon (2000) , Charles (2004) 等学者或理论或实证从不同情境做出相应的研究。

2. 中国对外投资概况

(1) 规模与分布。

(1) 规模。

“走出去”战略启动以来,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日趋加快, 中国对外投资整体规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见图1) 。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 (存量) 为4247.8亿美元, 占全球存量的2%, 居全球第13位;而2011年流量为746.5亿美元, 占全球流量的4.4%, 居全球第6位。虽然与位于前列的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然很少, 如与美国相比, 存量约占其9.4%, 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 以及年投资流量的高速增长, 中国在该领域的地位正日趋重要。

(2) 分布。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与地区, 覆盖面广, 同时存在明显的地区集中倾向。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 投资大部分流向发展中国家 (地区) , 小部分流向发达国家, 截至2011年底投资存量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89%与11%;从地理分布来看, 投资流向大部分流向亚洲, 之后依次是拉丁美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大洋洲, 具体比例如图2所示。

注:数据来源《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 投资主体构成。

注:数据来源《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但同样存在相对集中的倾向, 大型国有企业, 尤其是中央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根据《2011年度中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占境内投资者总数11.1%的国有企业, 占非金融类投资存量的62.7%, 而按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进行排序的非金融类跨国公司, 前十位都是中央企业, 前百位中, 中央企业占了近五成, 体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政府主导色彩。

3. 中国跨国公司知识转移中面临的障碍

(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分析。

Dunning (1977) 在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时, 区分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三种形式, 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 而伴随着战略管理观点的兴起, Dunning (1998) 在三者之外, 强调了战略资产寻求型, 正如他所说, “在过去20年里, 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寻求战略资产型的投资快速增长。”针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动因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 学者们对投资模式的表述也不尽相同, 但大体上可以纳入以上四种动机。

(1) 资源寻求型。

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 导致中国成为自然资源净进口国。大型国有能源企业, 从国家宏观利益与能源安全的角度考虑, 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 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 尤其是近几年的对外投资, 资源寻求型占到了相当的比重。以2011年为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采矿业144.5亿美元, 同比增长153.1%, 在部分地区的投资中, 采矿业的投资比重惊人, 如欧盟 (44.8%) , 澳大利亚 (69.7%) , 俄罗斯 (42.4%) 。

(2) 市场寻求型与效率寻求型。

中国国内市场需求巨大, 但由于长期以来内需不足, 加之入世后外来竞争者带来的竞争压力, 国内行业普遍产能过剩, 海外市场的需求吸引着国内企业对外扩张。近些年来, 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加之人民币升值的趋势, 企业出口限制越来越大, 成本越来越高, 通过直接投资打入海外市场成为很多企业的替代选择, 对美、欧等传统海外市场的投资多是如此。

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 其动机除了市场寻求的以外, 也存在效率寻求的特征, 追求规模经济、分散风险、获取一体化协同效率、更低的劳动成本、享受返销国内的优惠政策待遇, 这些也是很多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目的之一, 例如中国对东盟各国的投资。

中国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都属于这两种投资模式,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投资等行业的相关数据可以有所体现, 如图3所示。

注:数据来源《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3) 战略资产寻求型。

经典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正如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所说, 具有所有权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 相当多投资发达国家市场的企业与当地企业相比并不具有所有权优势, 其投资具有明显的“逆优势”特征, 这些企业的投资往往是为了获取适合自身战略发展需要的技术、知识、品牌等战略性资源, 或为企业的研发职能选择具有良好平台的最佳区位, 通过全球要素的整合以实现战略目标。如, 联想对IBM个人电脑事业部的并购, 海尔在里昂、阿姆斯特丹的设计中心均属此类。这类投资模式多见于中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型跨国企业。

(2) 中国跨国公司知识转移中可能面临的障碍。

无论上述哪一种投资模式都会面临企业内部的知识转移, 20世纪80年代之前, 跨国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主要是单向移动, 即以母国基础利用型为主 (HBE) , 知识由母公司流向子公司;而80年代之后, 母国基础加强型 (HBA) 在实践中的比重日趋增加, 子公司向母公司、子公司之间的知识转移越来越常见。对于中国的跨国公司来说, 要尤其重视后一种转移形式, 通过直接投资来获取知识资源, 以培育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正如文献所体现的, 知识转移是有成本的, 中国企业可能面临的转移障碍有以下几种。

(1) 知识的默会性。

知识可以通过编码后加以传播, 即用语言、文字等符号加以表述, 通过书籍、光盘、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介进行传播。编码的难易程度影响着知识转移的效率。一些默会知识, 如诀窍、技巧、经验等根植于人们的行动中, 具有一定主观性的知识, 往往难以编码, 或编码后难以体现知识的真实内涵。这类知识不易观察, 难以模仿, 很难交流、共享, 需要通过“干中学”, 通过长期的感觉和接触才能逐渐掌握。

出于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时, 多数情况下的角色是知识的接受者。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标准化的接近淘汰的技术不同,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目标知识是相对先进、领先的核心技术与管理知识, 这些知识资源具有一定的默会性, 复杂的资源面临着转移障碍。

(2) 知识输入方的吸收能力不足。

知识转移的过程可以简单地分为两个阶段, 即输出方将知识传递给输入方和输入方吸收利用知识。所以输入方对知识的吸收能力对知识转移的效率会产生重要影响。知识转移双方的知识差距是影响知识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

出于非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中国企业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中, 相当一部分经济、科技水平相对落后, 可以利用的公共知识、科研条件、人力资源有限, 如近些年投资增速明显的非洲, 即便是当地文化程度较高的雇员, 有时也不能理解中国母公司传递过来的知识;而对于发达国家的投资, 中国企业作为知识输入方, 其知识存量与发达国家企业有差距, 加之国际化经营的经验不足, 对于先进知识的吸收能力也有所欠缺, TCL并购汤姆逊、明基并购西门子、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等并购后公司经营绩效下降的案例中都有所体现。

(3) 公司内部参与知识转移的学习意愿不足。

公司内部的学习意愿不足自然会影响到知识转移的效率。文化差异、较低的管理水平、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合理的知识转移机制都有可能导致学习意愿不足。跨文化的国际经营对管理水平的要求较高, 明基多年提倡的“成功的公司才有个人的成功”理念, 在圣诞节西门子德国拒绝加班的行为中显得苍白无力。中国企业普遍缺乏跨国管理经验, 而对外投资的主体大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 官僚主义色彩严重, 经营体制僵化, 过于关注资本的跨国流动, 对知识的跨国转移重视程度不够, 对知识转移中产生的冲突缺乏合理的协调、激励的手段, 无法有效激发公司内部的积极性。

4. 几点建议

国际竞争环境日趋激烈, 中国跨国企业若要在国际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知识转移的重视, 需要克服知识转移中面临的各项障碍, 本文有如下几点建议。

(1) 合理利用各项知识转移工具, 提升转移效率。

知识通过嵌入某类载体而存在, 嵌入个人和工具中属于简单嵌入, 嵌入组织、任务、关系网络中的为关系嵌入。简单嵌入与明晰知识有关, 会减少知识默会性, 关系嵌入会增加知识默会性。对于明晰知识来说, 可以选择公司内部知识库的建立、文件和工作手册的交换、专家指导和培训、产品和生产设备的转移等与简单嵌入有关的转移工具, 以实现其转移;对于默会知识, 可以选择研讨会、工作轮换、业务团队的建立、访谈调研等与关系嵌入有关的转移工具, 降低知识的默会性, 提升其转移效率。

(2) 重视积累知识存量, 缩小知识差距。

缩小母子公司之间的知识差距, 是有效提升知识转移效率的途径之一。对于知识存量相对落后的东道国子公司, 要通过专利技术转让协议实现技术援助, 重视对当地员工的培训, 建立长期有效的人力资源的培养机制, 整体提升当地子公司的科研条件。而与发达国家子公司的知识差距要有明确的认识, 一方面要承认差距的存在, 另一方面要有从简单的学习模仿转向自主创新的意识, 构建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十分必要。华为在全球范围构建20多个研发中心, 整合全球技术和人力资源, 通过向母公司转移知识, 保持了其在国际市场上首屈一指的竞争力,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 2006-2010年华为专利申请数排名世界第3位, 体现了华为优秀的技术转移与创新能力。

(3) 建立完善机制, 激发员工学习意愿。

有效的知识转移需要公司各级员工的贡献, 需要建立完善的机制, 切实提升员工参与知识转移的学习意愿。首先需要在公司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建立一种愿意分享知识的氛围;要注重引导与支持员工参与知识转移, 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员工进行培训;要赋予员工一定的自主决策权, 以激发其创新的意愿, 还要建立合理的奖惩制度, 对员工参与知识转移实施长期考核。

另外, 子公司人员的本土化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趋势, 对于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知识转移意愿不足, 企业要重视培养当地员工对集团的忠诚度、责任感与文化认同感, 强化统一的经营思想与企业文化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的整合, 加强不同文化的融合, 建立开放的知识体系。

摘要：当前建立知识的全球共享网络是跨国公司的重要任务, 其中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是重要的议题之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逐渐加大, 若要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妥善处理知识转移问题值得关注。文章从介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发展状况入手, 分析企业直接投资模式的动机, 进而阐述了中国跨国公司知识转移中可能面临的障碍, 并提出几点提升知识转移效率的建议。

转移障碍 篇3

1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措施和做法

1.1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培训———突出职业技术、技能培训

2004年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下发了《关于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通知》 (农科教发[2004]4号) , 阳光工程培训工作坚持以政府推动、学校主办、部门监管、农民受益为原则,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为目标。培训项目当前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阳光工程的内容:项目以短期的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 辅助开展引导性培训, 培训时间一般为15~90天。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就业岗位的要求, 安排培训内容, 设置培训课程。职业技能培训以定点和定向培训为主, 当前的培训重点是家政服务、餐饮、酒店、保健、建筑、制造等用工量大的行业的职业技能。

阳光工程的资金管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实行政府和农民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要安排专项经费扶持培训工作, 地方财政扶持资金与中央扶持资金统筹使用。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资金, 由财政部直接拨付到省级财政, 再由省级财政结合本级安排的资金逐级下拨, 补贴给受训农民或培训单位。补助资金不能用于培训单位的基本建设、培训条件建设和技能鉴定开支, 不得用于有关项目管理部门的项目工作经费。

1.2 农村劳动力向农村非农行业转移培训———强调经营管理

农业部制订了《2003~2010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计划》, 在全国实施培训农民的五大工程:一是面向广大农民的“绿色证书培训工程”;二是新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三是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四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

五是农业远程培训工程。

以上五大培训工程除第四项外, 主要是针对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经营技能, 向非农产业就地转移的培训。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障碍因素分析

2.1 农民自身障碍

其一, 农民的基础教育不足, 减弱了培训效果。我国4.9亿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 仅相当于刚读初二的水平, 远未达到当前的九年义务教育标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 直接参加机械制造、电子产品维修, 操作智能化机器设备等培训的效果会怎样。其二, 农民对培训选择存在盲目性———缺乏培训信息和职业指导规划。其三, 农民对于培训缺乏积极性。

2.2 用工单位因素

其一, 员工流动性高, 使用工单位面临员工培训后流失的风险。正是由于对员工流失的担心, 用工单位唯恐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对员工进行培训, 到头来“为他人做嫁衣”, 因此不愿培训农民工。其二,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使用工单位能够轻易挑选到合乎要求的员工, 因此, 用工单位没有再花费时间、金钱培训员工的必要。加上培训后流失的风险, 多数情况下, 他们宁肯以高工资招聘熟练的技术工, 也不提供培训。其三, 激烈的市场竞争, 用工单位为压缩成本而不愿提供培训。

2.3 体制性障碍

其一, 国家投入不足。政府支持力度有待加强———财政拨款少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劳务输入地和输出地的责权不对等, 相互推卸责任, 管理者缺位, 劳务输入地不愿承担培训;管理人员缺乏培训管理专业技能, 对市场人才需求变化不够敏感。其二, 培训机制不顺。作为承担农民培训主体的职业学校 (学院) , 由于得到政府的补贴有限, 不能“赚钱”, 直接导致培训开展的消极应对, 起不到真正提高农民技能的作用。另外, 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有差异, 缺乏针对性, 导致的后果是农民培训后感觉作用不大。其三, 其它培训机构不发达。当前, 政府倡导开展的培训主要在县、乡两级, 对于地级及以上的大、中城市缺乏明确政策支持。其四, 户籍制度限制。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存在, 尽管全国大部分地区人口可以自由流动, 但是无法享受当地医疗、失业、教育等多种社会保障。尽管不少省市出台了针对失业、下岗再就业的免费岗位培训, 但是农民工并不能享受, 而被排除在外。

2.4 社会因素

其一, 轻农思想的存在。长久以来, 进城农民遭受歧视。认为他们没文化、不讲卫生、偷拿抢打、道德低下者大有人在。我国建国以来长期实施的以农补工, 利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促进经济发展、工业腾飞, 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农村为城镇建设, 农民为城镇服务是理所当然的。其二, 农民工就业渠道狭窄。由于我国教育体系长期以来重视普通教育而忽视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导致社会和用工单位对技术工人存在偏见。农民工很难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 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脑力劳动少的现代制造业、服务性行业。就业渠道狭窄, 使得他们选择培训内容时面临种种限制。

3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政策性建议及对策

3.1 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投入, 培训费用纳入财政预算, 形成机制

财政支持农民培训, 是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通常做法, 是一项重要的“绿箱”政策。所以, 各级政府应把加大财政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强度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导, 社会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并且一定时期内, 保证培训财政投入增长率要高于财政收入增长率。各级农业部门要努力争取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 争取各级财政设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专项经费, 完善培训条件, 补贴农民转岗就业培训工作。

3.2 培训模式创新———市场激励为主、政府引导为辅

农业劳动力转移培训应该兼顾效率和公平, 对于效率的过分追求会伤害社会公平;而过于追求公平, 又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对两者进行权衡, 此处提出由当前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激励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模式。政府退出培训市场, 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培训的内容、方式等。政府应该在法律、政策制定、市场环境维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扶植。

具体做法包括:

第一, 政府由向培训机构发放补贴转为向参培农民直补, 商业培训机构按市场价格收费。对参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 一方面可以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经费层层下拨的环节, 节省由此造成的行政办公费用及避免权力寻租。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培训机构, 为了形成良好的声誉, 招徕更多参培学员, 扩大市场份额, 提供的培训内容必须与市场需求密切接轨, 组织经营必须高效并努力节省管理成本, 以提高竞争力。完全靠市场化运作的好处显而易见———优胜劣汰, 经过培训市场检验后, 能够生存下去, 并能良好运转的培训机构, 在盈利的同时, 完成了政府希望达成的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和生活、经营管理能力的任务。当然, 直接受益人是参加培训的农民工。这种做法可谓一举三得, 值得推广。

第二, 企业、行业协会、专门组织等对农民工的培训, 政府需要给予更大力度的政策优惠。如已经实行的企业用于培训农民工的费用计入生产成本, 免收税款, 但目前的措施仍然起不到激励用工单位的作用, 其组织培训的积极性依然不高。对行业协会、相关基金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等开展农民培训, 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应提供资金、技术、人力支持。

第三, 逐步改变目前政府主导、一家独大的农民培训体制, 鼓励、引导更多合格的企业和个人开展培训业务。鼓励各界力量参与其中, 形成“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局面, 通过市场优胜劣汰的自动选拔机制, 形成畅通、有效的竞争机制, 是未来农民培训工作的趋势。

3.3 规范职业技能鉴定、认证工作

职业认证的好处在于一方面促使人们通过系统学习掌握一门技能, 经统一标准的考核, 获得认证;另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一种信号作用———即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职业技能要高于未获得认证的人, 这类似于文凭的信号作用。但是, 务必确保认证的公平性和权威性, 要有效评估培训效果, 必须建立规范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避免“裁判踢球”, 即承担培训任务的机构, 不自行开展职业技能鉴定, 应当由独立的第三方来提供鉴定评级。

3.4 培训要在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地同时开展, 分层培训

从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关系看, 农民工输出地主要是中西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 但其输出的农民工往往是所在地区文化程度最高, 年富力强的农村精英。今后, 一方面, 要继续扩大劳动力输出地的待转移劳动力的培训规模, 通过市场化提高培训质量, 形成良性发展;另一方面, 要开展劳动力输入地的农民工培训。当前由于多种原因, 劳动力输入地农民工培训几乎一片空白, 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近2亿的农民工为输入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却无法享受培训, 提高自身素质,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另外, 对于参加培训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技能水平参差不齐, 应当逐步实施分层培训。如技能型的初、中、高级培训班等。

3.5 改革户籍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劳务输入地提供的各种培训的对象往往是具有本地户口的公民, 而将外地农民工排除在外。户籍制度的存在已经50余年, 早已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就业, 同样的岗位, 却与当地居民具有两种不同的身份, 是一种极大的不公。

改革当前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有利于公平竞争, 提高劳动生产率, 进而提高整体社会福利。针对我国地区间差异大的特点, 可以先从部分条件成熟的地区进行试点改革, 然后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

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十分必要, 我国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 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仍然存在相关的障碍因素, 包括农民自身障碍, 用工单位因素, 体制性障碍以及社会因素, 基于对障碍因素的分析, 本文提出了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投入, 培训模式创新等相关对策。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现行措施,障碍因素,对策

参考文献

[1]姬雄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J].特区经济, 2006, (8) .

[2]常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政府职能分析[J].经济论坛, 2006, (5) .

转移障碍 篇4

尽管上述实证研究探讨了转移障碍与顾客保留的关系, 但是人们对中国电商行业转移障碍与顾客保留的关系知之甚少。中国电商行业转移障碍是否影响顾客保留?如果有影响, 电商行业中转移障碍的哪些维度会影响顾客保留?Klemperer (1987) 认为, 转移成本、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构成了转移障碍;Moon-Koo Kim (2004) 认为, 转移障碍主要维度是个人关系、转换成本、替代吸引力。随着产品同质化的加剧, 缺乏较高吸引力替代者的企业或竞争对手大多提供的替代产品或服务不能同日而语, 则有利于该企业顾客的保留。基于前人的研究结果以及本文研究的电商行业特点, 本文将关注转移障碍的转换成本和替代吸引力两个维度。

1 转移障碍与顾客保留

转移障碍是顾客在转换供应商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和成本以及在原有供应商提供的利益吸引。顾客转换供应商的概率不仅仅随着转换的经济成本的增加而降低, 同时心理所造成的困扰程度增加同样会抑制顾客的转换行为;替代吸引力是正转移障碍, 就是说顾客会比较判断不同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优劣, 从而选择是否更换供应商。本文预测, 转换成本能够抑制顾客的转换行为, 但不能对顾客保留的态度倾向产生影响;而替代吸引力会对态度倾向产生影响, 由于电商行业自有的特点, 本文认为替代吸引力不能决定顾客转换行为的发生。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

H1a:转换成本对顾客重购行为有积极影响。

H1b:替代吸引力对顾客保留的态度倾向有消极影响。

本文把顾客保留分为态度倾向和重购行为两个维度。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态度影响着行为的发生, 而行为是对态度的一种反应方式。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认为在电商行业中, 顾客保留的态度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顾客未来的重购行为。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假设:

H2:顾客保留的态度倾向对未来重购行为具有积极影响。

将本文所讨论的顾客保留与转移障碍的关系做了关系模型:

2 量表和问卷介绍

本文的被访问对象主要针对的是年轻的一代人, 考虑到网上购物这样一种新型的购物方式大部分集中在18~30岁左右的年轻人, 对被访问对象的基本信息特征 (主要涉及性别、年龄、月消费情况、电商使用情况以及更换电商的次数) 做了如下的统计分析, 将每一个信息特征占问卷调查总人数的比例依次求出如表1所示。

本文将被访问对象的问题选项分别和转移障碍的两个维度与顾客保留的两个维度对应, 将1~3问题选项定义为转换成本, 4~6问题选项定义为替代吸引力选项, 7~10问题选项定义为保留态度倾向, 11~14问题选项定义为未来重构行为。如表2所示。

为了保证问卷的可靠性, 本文在设计调查问卷的同时, 还咨询了市场营销系教授并进行讨论和修改。通过Cronbach’sα信度系数法来检验量表的信度水平。如表3所示, 因此各变量的信度系数都大于0.7, 说明变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很高的可靠性。

3 数据与模型分析

(1) 相关分析是指两变量线性相关的程度, 相关系数r绝对值 (|r|≤1) 越大表示相关性越强。r>0表示变量间存在正相关;r<0表示变量间存在负相关;r=0表示变量间不存在线性关系。本文采用皮尔森 (Pearson) 相关系数来检验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结果表明, 各个变量间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其中r=0.235说明转换成本对于重构行为存在弱相关, r=-0.16说明替代吸引力与保留态度倾向不相关;r=-0.261说明替代吸引力与保留态度倾向存在弱相关, r=0.124说明替代吸引力与重构行为不相关;r=0.411说明保留态度倾向对于重构行为存在弱相关。

(2) 回归分析是为了确定各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由此本文通过分析建立了回归模型。

第一, 转换成本与重购行为回归模型中自变量为转换成本, 因变量为重构行为, 根据表中结果显示:容差>0.1, VIF<10, 故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F检验Sig<0.05, 故回归模型具有统计显著性。常量的t检验Sig=1.000>0.05, 故不能进入回归方程。转换成本的t检验Sig=0.000<0.05。由此可以推出重购行为的非标准回归方程:重购行为=0.215*转换成本。

由此可以看出, 无论是普通购物的消费者还是网购达人, 在注册某家电商的帐号后, 就不愿意多次地转换注册别家的电商账号, 其最大的转换成本为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快捷生活的理念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变得没有耐心, 他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深入了解, 搜索比较各大电商, 与此同时注册的帐号越多, 消费者维护起来也颇费功夫, 因此消费者不会轻易地转换电商。因此转换成本对于重购行为有较显著的积极影响, 研究假设H1a成立。

第二, 替代吸引力与保留态度倾向回归模型中自变量为替代吸引力, 因变量为保留态度倾向, 同样的分析可以推出保留态度倾向的非标准回归方程:保留态度倾向=-0.232*替代吸引力。

国内电商中阿里系、京东商城和苏宁易购占据主导位置, 顾客选择阿里巴巴是因为它提供的高质量商业服务、高品质的产品以及高效的物流配套设施。近年来京东商城和苏宁易购的迅速崛起, 在激烈的竞争中, 同质产品的低价格增强了替代品的吸引力, 电商间趁着“双十一”等节日的顺风一路搞促销特惠活动, 顾客的感知价值随着替代吸引力的增强更趋向转移电商。这就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3b:替代吸引力对保留态度倾向有消极的影响。

第三, 保留态度倾向与重购行为回归模型中自变量为保留态度倾向, 因变量为重构行为。同样的分析可以推出顾客未来重购行为的非标准回归方程:未来重购行为=0.286*保留态度倾向。

保留态度倾向很大成分取决于消费者对于所购买的东西是不是满意, 或者说对于电商所提供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是不是达到了顾客的心里认同, 数据反映出保留态度倾向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重购行为的产生, 但不是决定因素。因此顾客保留的保留态度倾向对顾客未来的重购行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研究假设H2成立。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用中国的“三巨头”电商证实了转移障碍对顾客保留的影响。转移障碍中的转换成本主要作用是导致顾客保留行为, 替代吸引力主要是对顾客保留的态度倾向产生影响, 而保留的态度倾向又影响着重购行为。因此, 政府和企业制定顾客保留策略要充分考虑转移障碍的两个维度——转换成本和态度倾向所带来的影响。产品和服务的替代吸引力加强或者企业间转换成本的降低, 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顾客保留。所以, 顾客保留策略制定者要兼顾这两方面, 提高自身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降低替代品的吸引力;提高转换成本来降低顾客流失率, 从而保持市场份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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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建华, 周翠翠, 王东晨.基于信任和转移障碍的顾客保留: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 2010 (4) .

[5]鲁江.顾客保留管理战略探析[J].经营之道, 200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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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子玄, 王战.虚拟品牌社区顾客保留因素初探[J].新媒体专题 (广告大观理论版) , 2008 (6) .

[8]严浩仁, 贾华生.顾客满意向顾客忠诚的转换机理研究综述[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3 (25) .

[9]张进智, 车爱玉.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顾客保留驱动要素实证研究[J].学习与探索, 2011 (2) .

转移障碍 篇5

(一)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推—拉”定理研究

雷文斯坦 (E.G.Ravenstein, 1885) 在《人口转移规律》一书中提, 出促使人口转移的原因有受压迫、受歧视、沉重的负担、生活条件不适等, 经济因素是最主要因素, 其观点被认为是推拉理论的渊源。系统的“推—拉”理论由唐纳德·博格 (D.J.Brogue, 1959) 提出, 他从运动学观点解释人口转移的原因, 着眼于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迁移者的影响, 认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口转移主要是两地推拉4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推力”因素包括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自然资源枯竭、农村劳动力过剩、经济收入较低等;“拉力”因素包括工资收入较高、就业机会较多、气候环境较好等。

(二)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及途径研究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可概括为:

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威廉·配第 (W.Petty, 1690) 从收入的比较利益角度分析, 认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转移, 可促进经济发展。2.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乔根森 (Jorgenson, D.W, 1961) 从消费结构变化和农业剩余角度进行研究, 认为农业剩余和消费结构变化是转移的根本原因。3.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76) 从劳动分工角度和城乡间不断强化的商业联系进行研究, 认为这是市场扩展的结果。4.转移途径分析。克拉克 (C.Clark, 1940) 根据配第的理论分析得出“配第—克拉克定律”: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 社会劳动力总是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

(三)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及障碍研究

1.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

刘易斯 (Lewis, 1954) 模型假定现代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 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的差异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直到被城市完全吸收。拉尼斯、费景汉 (G.Rains&C.H.Fei, 1961) 提出农业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工业资本存量的增长等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必要条件。托达罗 (M.O.Todaro, 1969) 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做出的。舒尔茨 (Theodore.Schultz, 1976) 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 认为迁移是追求更大经济效益的行为决策过程, 主要取决于迁入地收入是否大于迁出地收入加上转移过程中支出总和。

2.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障碍研究

国外相关研究可总结为: (1) 人口社会学特征对转移影响。斯塔克 (O.Stark, 1991) 从经济学视角解释个体迁移的社会学特征, 开创了以家庭投资组合理论和契约理论为代表的“新劳动力转移学说”。该理论认为, 家庭因素会对迁移的动机产生影响, 障碍因素更为突出。 (2) 制度及政策因素对转移影响。国外学者多次分析了城镇福利政策、最低工资制度、农村保险及土地制度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或抑制作用。麦吉德 (Majd, 1992) 利用统计数据分析认为, 1962-1971年间实施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促进伊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

二、国内研究动态

(一)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转移效应及途径研究

1. 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的测算及转移效应研究

数量测算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刘建进 (1997) 、胡鞍钢 (1997) 、侯鸿翔 (2000) 分别利用生产资源配置优化模型和均衡条件, 耕地劳动比例法、就业结构偏离度估算1995-200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1.17-2.05亿。

转移效应的研究主要有: (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张宝法 (1997) 、潘文卿 (1999) 等认为劳动力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支持性贡献。刘继兵 (2005) 等认为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 (2) 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李实 (1999) 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的居民收入抽样调查农户数据, 运用收入函数估计方法分别对外出农户和非外出农户的收入进行估计, 认为外出劳动力不仅能获得高报酬率, 还对本家庭中其他劳动力报酬率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2.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途径的研究

林毅夫 (1996) 主张异地转移, 即“离土又离乡、进厂也进城”, 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协调起来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张培刚 (2002) 主张就地转移, 依靠在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刘伯文 (2004) 主张“乡镇消化, 城市导流, 国内移民, 国际输出, 协调配合, 共同吸纳”。张佑林 (2004) 结合二元经济理论, 认为只有将农民转移进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二)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及障碍研究

1.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

高国力 (1995) 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基础上, 把预期收入具体化为区域经济收入差距, 认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杜鹰、白南生 (1997) 应用“推—拉”理论解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宏观因素, 指出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向发达地区。李实 (1997) 、都阳 (2001) 从资源禀赋和农业收入角度研究转移动因, 认为农业资源禀赋的缺乏和农业收入低下是转移主要动因。

2.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障碍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 (1) 人口社会学特征对转移影响。赵耀辉 (1997) 发现, 年龄与迁移概率之间是倒U形关系, 劳动者的迁移概率在某一年龄达到最大值后, 迁移概率会下降, 并认为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很小,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倾向于进入本地非农部门工作。 (2) 制度因素对转移影响。蔡 (2000) 认为, 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障碍有能力、偏见和制度等障碍, 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预期收入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力的解释都不充分, 制度障碍长期存在。

(三) 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研究

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研究有:1.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吕萍 (2006) 对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劳务输出现状、存在问题进行研究。鲁奇 (2007) 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调查研究。2.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对策建议。陈艳美 (2004) 认为加快民族地区城镇化, 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蔡正非、李喜景 (2008) 的研究与民族文化相结合, 提出增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交流的思路和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措施。阿布都外力、依米提 (2006) 基于乌鲁木齐和西安市的问卷调查数据, 重点分析了制约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 并提出促进转移思路及途径。

三、文献评述与启示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他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工业化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和重要作用, 探讨了农村产生富余劳动力的原因, 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和障碍因素, 提出了相应的宏观战略和具体对策。特别是“推—拉”定理关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研究成果, 为从不同角度研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情况、影响因素、转移模式、路径等提供了一定理论参考。但值得注意的是, 国外理论产生背景与发展中国家不同, 在对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行分析时具有一定局限性。

转移障碍 篇6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简称ITIA) 于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兴起, 其先进的理念为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组织模式支持。国外学者Butler (2008) 提出技术创新出现了跨领域、跨企业的特征, 认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是一种重要的企业合作形式。Duanmua (2007) 等提出通过机制来增强联盟合作伙伴间的信任程度可以有效地促进知识创新成果在联盟各方的充分流通。建立科学合理的知识转移机制能够有效实现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各个成员知识共享。然而联盟中知识转移机制的建立并非易事, 知识转移障碍对联盟中知识的顺利共享造成牵绊。国内学者王立生 (2004) 从三个阶段论述了企业通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进行知识传导的过程, 认为联盟各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战略目标、能力水平、组织内在因素等会造成战略联盟内知识转移障碍。贾晓霞、周溪召 (2007) 对合作创新企业间的知识转移障碍进行研究, 认为知识特性、组织结构、企业文化、深层交流这四大障碍阻碍了合作创新企业间知识转移, 提出可以通过疏通知识转移路径的方法来缓解障碍。

为了更好地促进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知识转移, 需要通过合理途径控制并消除知识转移障碍。本文将首先阐述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超循环机理特性, 进而基于超循环障碍分析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知识转移障碍解决对策。

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知识转移的超循环机理特性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作为新型技术创新合作组织具有结构的稳定性, 并且具备较强的自适应性。由于联盟内知识能够实现自我复制, 其中形成的科学合理的经营理念、文化价值、财务管理方案、运营方式等能够传承下去, 因而是相对稳定的。当外部环境发生扰动时, 联盟既能够通过自身调节也能够通过与外部协调等方式确保联盟整体的稳定。同时,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知识转移过程还具备变异突变的特性。受不断变更的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 联盟时刻面临着更替与被更替的机遇, 时刻会发生非线性突变。当外部环境达到某些特定条件时, 联盟会对现有模式的知识转移进行淘汰、更替、变更以及升华, 如同生物机体的变异一样, 促使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生转变。值得注意的是, 联盟内部成员之间面临激烈的知识竞争与角逐, 根据生物优胜劣汰原理, 较弱的个体必然面临被淘汰的危机, 因而联盟具备选择评价性。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知识转移可以视为一个超循环系统, 符合超循环的特性。

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知识转移障碍成因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员间知识转移关系到联盟合作效率, 影响联盟内企业经营业绩。知识转移障碍不仅仅由于中介机构的局限与不完善造成, 联盟内部其他部分亦存在诸多造成知识转移障碍的因素。

由图1可以看出,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知识转移障碍成因。首先, 政府对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制度控制欠佳、政策支持不当会影响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知识转移, 企业若给政府错误的导向与需求反馈会造成政府决策失误。其次, 高校与科研机构间若不能积极展开研发合作与技术交流会引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知识转移障碍。再次, 企业对高校、科研机构的资金扶持不足、研发需求导向不明确给知识转移带来障碍, 同时, 高校及科研机构若不能给企业提供明确的知识创新成果亦是知识转移障碍的成因。中介机构的中介服务不充分也会造成联盟内知识转移无法顺利进行。除此之外, 联盟内成员对市场的供需导向与环境变更把握不足也是知识转移障碍的成因之一, 它使得联盟内成员无法提供新的供需导向回馈市场。

四、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知识转移障碍消除对策

基于超循环理论, 将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知识转移障碍划分为超循环单元障碍、超循环输入与输出业务障碍、超循环系统障碍。针对超循环障碍的分类, 可以通过联盟整体制度构建、联盟个体成员与联盟中非正式组织层面进行障碍消除。

1、联盟整体制度构建

联盟整体制度构建层面是对应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超循环输入与输出业务障碍以及超循环系统障碍提出的障碍消除对策, 从跨越联盟个体的宏观的角度提出对策。主要包括联盟信任机制、知识共享环境、知识转移激励机制、知识转移效果评估准则以及知识转移中介建设几个方面。

(1) 建立联盟信任机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是高校等科研院所为同企业互相合作共同发展而建立的合作组织, 相比传统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更加凸显技术创新的特性。高校把针对产品设计、设备设计、过程技术、质量控制技术、维护技术等相关知识转移到企业, 企业再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之中, 整个过程环环相扣, 是建立在信任机制基础上的。据国外学者Gjalt De Jong (2008) 对高科技技术联盟创新过程中的信任机制调查研究显示, 组织间信任可以维系商业技术联盟长期存在并促进技术知识创新, 进而促进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知识转移。然而联盟与其他组织相比具有非强制性, 联盟内部成员独立性较强, 良好的联盟信任机制能够促使成员打开心扉进行交流, 提升知识转移效率。定期开展联盟宣传会议, 筹办联盟文化活动月, 联盟内成员展开友好互动等方式能够加强建立联盟信任机制, 同时, 政府可出台相关政策确保联盟成员互信机制蓬勃发展。

(2) 营造联盟知识共享环境。知识共享能够提升企业资源开发效率, 将传统意义上的有型资产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型资产相结合, 促进联盟整体知识水平与知识转移效率的提升。营造联盟知识共享环境是建立在联盟信任机制基础上的, 共享环境的形成需要培养成员沟通意识与合作思维, 提升联盟内部管理与信息化建设, 加快建立知识共享平台。联盟内成员在知识共享平台中注册员工通讯录、工作业务表、任务管理、客户关系等并且根据隐私机密程度选择哪些内容公开, 以此加强成员间互相了解, 彼此提升信任, 打造良好的知识共享环境。

(3) 打造联盟知识转移激励机制。激励机制的建立能够良好的激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成员的知识转移动机, 充分调动成员进行知识转移的创造性与主动性。由于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非强制性, 维系各成员单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与其他形式的联盟相比较为薄弱, 建立知识转移激励机制需要政策扶持。知识转移激励机制须秉持引导性原则与目标结合原则, 充分体现联盟存在的整体目标。

(4) 建立联盟知识转移效果评估准则。激励需要做到奖惩分明, 奖惩分明是建立在客观评价基础上的。联盟内知识转移效果评估准则的建立需要成立客观评审小组, 该评审小组可由政府、中介机构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成立, 对知识转移绩效展开客观评定并提供评判准则。评估准则体系的建立能够为联盟提供规范统一的知识转移评判标准, 减少知识转移过程中由于知识性质造成的障碍, 促进知识转移激励机制的运行。

(5) 加强联盟知识转移中介建设。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中介机构为联盟成员提供专业技术咨询服务与中介服务。为促进知识转移, 需建设联盟创新型中介, 强化中介机构综合服务能力, 减少知识型资产价值评估误差, 提升中介信息更新效率。

2、联盟个体成员构建

解决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知识转移超循环单元障碍需要通过联盟个体成员规范化制度构建来应对。联盟作为组织, 是个体成员互相协作集合而成的集团, 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作为联盟中知识转移的个体单元, 其自身知识转移能力的高低波及联盟运行效率。

(1) 联盟成员增强知识转移能力。知识转移是知识从某个组织转移并应用到另外一个组织的过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各成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组织, 通过联盟的方式缔结到一起, 成员知识转移能力的提升是消除知识转移障碍的关键。知识转移能力主要表现在知识接受能力和知识传递能力方面, 知识输出方提升知识对外传递能力, 将隐性知识科学的编码化传递给知识接受方, 随着知识接受方接受能力的增强, 能够更快捷地破译并应用已经编码化的知识, 从而达到减缓并消除知识转移障碍的目的。

(2) 联盟成员提高沟通效率。联盟成员关系影响沟通效率, 沟通效率影响知识转移。研究表明, 气氛融洽的组织与关系紧张、刻板的组织相比能够更有效的沟通, 传递更加精准的讯息。沟通效率的提高为促进联盟知识转移创造便捷, 各项知识在相对融洽的氛围中进行传递, 联盟个体成员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也相应增强。同时, 成员之间对于各自文化背景、战略目标的深度认知与接纳亦是提升成员沟通效率的重要环节, 知识转移障碍的消除是建立在成员对不同文化理念相互认可基础之上的。文化距离的拉近为联盟成员提高沟通效率搭建桥梁。

3、规范联盟中非正式组织知识转移构建

与上述所提到的联盟整体、联盟个体成员等正式组织相对, 非正式组织亦影响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知识转移状况。联盟中非正式组织是在联盟发展过程中部分个体成员或者员工形成的打破原先成员归属局限的以自身文化背景、情感偏好为纽带的相对松散的组织形态, 不受所属成员单位领导的制度与层级管辖限制, 非正式组织能够逐渐形成自身的判断准则并对联盟的运行产生影响。随着时间的推迟,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必然逐渐形成部分非正式组织, 然而如若非正式组织安全性较低, 则对联盟知识转移存在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其消极因素会严重凝滞知识转移, 甚至对整个联盟的缔结带来破坏性打击。为消除联盟知识转移障碍, 需要规范联盟中非正式组织知识转移, 对非正式组织进行监控, 必要时开除威胁联盟知识转移的非正式组织中的破坏性核心人物, 积极提升联盟精神文化水平, 弱化非正式组织文化与联盟整体文化的差距, 加强正式沟通渠道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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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障碍 篇7

产业转移是开放经济条件下, 区域间因存在成本、资源禀赋、产业发展诉求和市场需求等比较优势, 产业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梯度转移现象。安徽省地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之间, 具承东接西之势, 不仅是长三角经济发展腹地, 而且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 还是政府扩大内需的主要市场。

(一)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的提出。

2009年, 胡锦涛总书记到安徽考察时提出泛长三角概念后, 国家层面开始启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工作, 2010年1月份, 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明确提出皖江各城市要积极参加与长三角分工合作和优势互补, 加快自主创新,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二) 铜陵市承接产业转移优势分析。

铜陵市作为皖江9城市之一, 属工贸港口城市和生态山水城市。铜产业、电子材料业、化工业、建材业、设备制造业和纺织服装业为该市的六大产业, 其中, 铜产业为该市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 其产值占全市的60%以上。当前, 铜陵承接铜产业转移既有理论基础支撑, 又有时代发展的紧迫要求。该市承接产业转移具有以下比较优势, 第一, 临江通海, 京台高速和沪蓉高速, 在建的京福高铁与上海至九江铁路均在境内交汇, 具有交通便捷和区位优势;第二, 该市拥有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省级开发区多个, 产业转移的载体容量大、功能全等优势;第三, 该市以铜立市、以铜兴市, 为全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基地、电子材料基地和硫磷化工基地, 各产业间形成相互配套, 产业发展优势明显。

(三) 铜陵市承接产业转移现状分析。

2008年, 铜陵市开展了“观念大转变、改革大突破、全民大招商、环境大整治”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以2010年为例, 该市实际到位外资达3.18亿美元, 同比增长22%, 新批外资企业5家, 实际到位市外内资达260.7亿元, 同比增长32.8%;累计引进外来投资项目636个, 其中引进亿元以上项目60个;并成功引进海亮集团铜陵产业园项目、安徽莱德电子公司大功率LED项目等铜产业和电子材料产业重大项目。据此该市被评为2010年度苏商投资中国首选城市和最具投资潜力城市。此外, 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还与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深圳蛇口工业园建立合作关系, 充分利用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发展机遇, 科学、主动地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相关项目。

(四) 铜陵市承接铜产业转移分析。

铜陵市境内金牛洞铜古采掘遗址, 木鱼山铜炼渣遗址, 师姑墩铸铜遗址先后考古发掘, 证明该市铜产业发展历史悠久, 是中国青铜文化发祥地之一。新中国成立后, 该市铜采选、冶炼、加工的产业链的产能不断增加, 产业链不断延伸, 仅规模以上的涉铜企业有近50家。由于铜产业是铜陵市的支柱产业, 长期以来铜产业不断集聚, 产业辐射和带动作用明显, 产业集群化规模不断扩大, 产业发展的基础雄厚。铜陵市长期与发达国家 (地区) 和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开展铜产业合作, 早在上世纪, 铜陵有色公司与日本住友金属矿山株式会社、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和国内平果铝业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国内最大铜冶炼合资企业——金隆铜业公司。新世纪以来, 铜陵市先后引进美国理亚公司 (漆包线) 、加拿大Viceroy Capital公司 (铜板带) 、香港泰米公司 (铜棒) 、香港正威国际公司和香港鸿玮科技公司 (低氧铜杆和铜线) 、香港华纳公司 (铜箔) 、香港浩荣积层板公司 (覆铜板) 等国际知名铜加工企业投资铜领域, 较好地承接了铜的产业转移。另外, 铜陵市以承接铜的产业转移为契机, 借产业转移推动现有铜产业的升级改造, 如先后引进了先进的闪速吹炼与闪速熔炼的铜冶炼工艺、先进的铜加工设备, 优化铜产业结构, 提升了铜产业发展水平。2010年以来, 铜陵承接铜产业转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越来越多的国内知名企业来铜投资, 仅2011年第一季度, 就有浙江海亮集团、金鹰国际集团等来铜投资铜产业。铜陵市承接铜产业转移既有区位、交通、产业转移载体、产业配套等比较优势, 并取得了不俗成绩, 但铜陵承接铜产业转移也受到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资源不足, 铜产业结构不合理、环保压力大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等诸多因素制约, 这些制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市承接铜产业转移的规模和质量。

二、铜产业的生产要素障碍因素分析

铜产业主要有土地、铜矿石、资本、技术、劳动和人才等资源性要素, 这些生产要素数量不足或质量不高制约了铜产业的发展, 也影响了承接铜产业的转移。

(一) 土地资源。

铜陵市辖一县三区, 行政区域面积仅有1, 113平方公里, 境内多山陵。2010年底, 该市耕地保有量、山地林地面积、市区面积和经济建设园区面积分别为276平方公里、365平方公里、227平方公里和70平方公里, 合计为938平方公里, 约占全市行政区域的84.3%, 其余为水域面积和其他地态面积, 约占15.7%。按照该市“十二五”规划, 经济园区扩容, 仅国家级的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面积为200平方公里 (目前为40平方公里) , 仅此一项, 土地资源需求缺口就达160平方公里。在确保耕地面积的基础上,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用地, 只能挤占其他类型的土地资源, 这势必又影响地区生态环境。可见, 该市土地资源不仅存量资源规模小, 而且土地资源质量不高, 土地利用的潜力有限。土地资源严重不足已成为该市铜产业后续发展的瓶颈, 甚至成为该市所有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

(二) 铜矿石资源。

铜陵市已探明的矿山铜金属储量仅为325万吨, 大多数矿山因资源枯竭而列入了政策性关破行列, 2010年, 铜陵市自产铜精矿产量约6万吨, 产能约占该市铜产业总产能的5.2%, 铜矿石资源短缺, 成为该市铜产业发展的另一重要的制约因素。

(三) 资本资源。

资本是除土地资源外的生产要素资料, 具有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 资本问题实质是投融资问题。首先, 投资制约因素。铜陵市的投资问题反映在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两个方面, 该市位列皖江城市带九城市之一, 最近五年的年投资规模均排在后面, 2011年第一季度, 该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43.8亿元, 是马鞍山市的三分之一, 芜湖市的五分之一。由于土地资源严重不足, 不少大项目进不来, 来铜投资的, 所投资资金又分散到各领域, 真正进入铜产业的比重不高。其次, 融资制约因素。铜陵市是安徽省较早开展银企合作的地市, 政府为中小企业搭建了融资平台。可是, 由于银企信息不对称、企业征信体系不健全等原因, 中小型铜企业融资规模有限, 加之, 该市金融机构相对较少、金融服务产品单一、铜产业属高能耗产业、产品附加值不高等因素, 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涉铜企业的发展。

(四) 技术资源。

铜产业链内上下游子产业均有不同的技术要求, 采选业中采坑回填与尾矿利用、冶炼业中脱硫工艺、铜的精深加工工艺等技术要求都很高, 如铜加工所需连轧连铸、连续挤压、行星轧制等关键技术一直为国外控制, 国外企业严格实行技术保密制度, 国内企业难以直接获得或只能付出高昂的代价取得。众所周知, 铜产品的附加值与技术含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国内涉铜企业技术创新压力大, 尤其是在铜的精深加工领域, 大铸锭热轧在线淬火、在线铣面、带材残余应力消除与控制技术、板型及尺寸精度闭环控制技术等等技术亟待研究开发。铜陵市的铜产业发展起步早, 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目前, 国内成熟的铜产业主要集中在铜矿资源丰富的江西、云南、甘肃等中西部地区, 又多属欠发达区域, 涉铜企业和当地政府更多希望承接外来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发展本地经济。铜陵市与这些铜矿石资源丰富地区相比, 地区间成本、技术、资本等要素比较优势不明显, 地区间铜产业转移的动力不足。事实上, 基于承接铜产业转移, 铜陵市真正能承接到的更多是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国内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本和技术要素。

(五) 劳动力因素。

一是外出务工人员不愿回家乡。铜陵市及池州、安庆、巢湖及芜湖等周边地区约有2, 000万人口, 劳动资源相对充足, 这些地区每年约有300万劳动力在东部沿海和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务工, 这些外出务工人员长期从事生产一线操作, 熟悉一定生产工艺与技术, 掌握一技之长;另外, 由于安徽与这些发达地区间存在工资级差和就业机会差异, 不少外出务工人员已在就业地定居或不愿意回家乡, 成为就业地稳定的产业工人, 而留在家乡多是老弱病残或无技术的人员。二是职业院校毕业生难留铜陵。铜陵市现有两所高职和四所中职院校, 每年为社会培养上万产业工人, 可大多数毕业生就业去向是国内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和本省省会城市, 根据这几所院校毕业生跟踪调查结果显示, 最近五年, 这些院校培养的学生留在铜陵的不足10%。三是外部劳动资源难进铜陵。一方面, 铜陵地区工资待遇与长三角地区有较大差距, 如铜陵市铜企业产业工人月收入约1, 500元左右, 可支配收入更低, 而同样产业工人在长三角地区月可支配收入在1, 500元左右, 两地消费水平却相差不大。另一方面, 铜陵市以外的职业院校几乎无涉铜的采、选、冶等专业, 一些职业院校的毕业生来铜要么在其他领域就业, 要么因铜产业工作环境、专业对口、工资待遇等原因不愿意进该领域就业。由于劳动力资源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 一些铜企业的产业工人年龄偏大, 产业工人出现了年龄断层, 若这一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可能会影响铜陵市的铜产业长远发展。

(六) 人才资源。

一般地, 产业转移由高到低转移, 而人才流动却与产业转移方向相反,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因就业机会、个人事业发展平台、工资水平等与欠发达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别, 更能吸引人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已经成为人才流向的集中地, 而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则成了人才流失主要源头地。铜陵市作为皖江城市带主要节点城市, 能否成功承接产业转移, 开展自主创新, 推动产业升级,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关键在人才。铜产业作为该市双“千亿工程”的产业, 人才资源不足, 尤其是专家型的高端人才匮乏, 已经影响到该市铜产业领域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当前, 该市的铜产业原料和产品市场“两头在外”产业格局和“橄榄型”产业结构, 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弱。为打破不合理的产业格局和失衡的产业结构, 不仅需要深谙市场开拓、产业组织诊断、产业规划和实施、资产评估、信用评级、融资咨询与推介、职业经理人等服务性人才, 而且需要生产工艺与技术研发等创新型人才。

三、加快承接铜产业转移对策建议

铜陵市依资源优势兴起的工业城市,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工业化不断推进, 各方面对资源需求不断膨胀, 资源消耗不断增长。到2000年后, 该市主导产业发展所需的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和人才等生产要素资源日趋紧缺。为此, 生产要素的培育和集约利用是铜陵市铜产业良性发展的基础。

(一) 推行土地集约利用机制。

首先, 开展土地资源普查和规划工作, 弄清土地资源的家底, 做到“看菜吃饭”;合理规划社会经济发展用地, 抓住整合土地资源的“加、减、保”三字原则:“加”是指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开展地租级差低的土地开发和利用, 提高土地地租级差;“减”是指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地区产业布局的项目土地用地要减少, 对已有的该类产业进行关停并转, 腾出土地;“保”是指耕地保有量不能少和人均最低居住面积不能降。其次, 对承接产业转移载体各经济园区进行整合。一方面, 加强国家级开发区综合功能的配套, 制定项目入区准入标准, 抬高项目注册资本、土地审批等准入门槛, 对园区现有项目进行整合、重组、转出, 做到“腾笼换鸟”;另一方面, 加快省市级经济园区专业化建设, 促进产业功能相互配套, 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率。

(二) 推行投融资环境的培育机制。

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完善基础设施功能, 做到“筑巢引凤”。二要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 做好招商引资中的项目落地的前期工作, 还要重点做好项目资金到位后续服务工作, 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三要积极引进如民生银行、光大银行等外部金融机构分支入驻, 完善地方金融组织体系, 拓展企业融资渠道;增加金融服务产品品种;建立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完善中小企业征信评价体系和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建设等。

(三) 推行技术自主创新机制。

随着工业化向现代化转变, 铜加工产业向高精度、高性能、低能耗、低成本方向发展, 这对铜加工的工艺和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目前, 全球铜加工发达国家均采用的行星轧制、连续挤压、连轧连铸关键技术。而产品附加值高的特种电解铜箔、高精度电子铜带、高密度积层板、集成电路引线框架、特种电线电缆等铜的高端产品还不到该市铜加工业的产能的20%, 这些高端的铜基电子材料产品涉及到大铸锭热轧在线淬火、在线铣面、带材残余应力消除与控制技术、板型及尺寸精度闭环控制技术, 其技术含量高, 生产工艺先进, 需要铜加工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技术创新, 政府应建立技术创新体系, 搭建技术创新平台, 对铜加工领域中的关键性技术或影响本市铜加工业的核心技术 (牵引性技术) 要重点扶持, 开展技术攻关, 实现技术突破, 为铜的精深加工创造技术条件。

(四) 推行人口集聚机制。

一是加快区域人口集聚中心建设步伐。铜陵市应抓住城镇化向深度和广度推进的机遇, 在户籍制度设计、人居环境建设、商务CBD建设、薪酬制度设计、社会保障等方面出台具体措施, 吸引外来人口来铜就业, 加快城镇人口扩容步伐, 组建人口集聚中心, 确立区域性人口中心地位。二是探索组建职业教育集团, 整合现有高职和中职教育资源。优化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 依托众多的铜企业, 扩大涉铜产业专业招生规模或增设涉铜产业的专业;对于铜产业的关键工序或技术工种, 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出资“订单培养”技术工人;政府应在津贴、晋升、住房、社保等方面的出台扶持政策, 吸引职业院校学生来铜、留铜就业;涉铜企业应不唯资历, 做到同岗同酬, 设置特殊岗位工作津贴。三是要推行导师带徒制, 企业应 “引”“培”结合, 既要引进产业工人, 也要开展导师带徒活动, 进行自我培养。

(五) 推行灵活多样的人才使用机制。

人才是铜产业发展的根本, 首先, 政府要树立人才强市战略, 在工作环境、科研资金、生活条件、子女就学、家属就业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 对于高端人才和紧缺性人才要执行“一人一策”, 广纳社会英才。其次, 要 “不求拥有、只求所用”, 采取更加灵活的用人机制, 对于不愿意落户铜陵的人才, 可以访问学者、挂职锻炼等形式参与铜产业技术创新工作。再次, 也可采取技术服务外包模式, 政府和企业定期发布需解决的技术攻关课题, 寻求国内外科研院所参与技术研发。最后, 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政府和企业要设置专项资金用于技术人才培养经费。铜陵市只要抓住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契机, 凭借区位优势、产业转移载体优势与产业发展优势, 解决要素资源缺乏这一影响承接铜产业转移的障碍因素, 扬长避短, 因势利导, 推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培育, 开展生产要素的集约利用, 为承接铜产业转移培育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结语

基于铜产业生产要素视角, 对铜陵承接铜产业转移的障碍因素进行分析, 得出铜陵对铜产业土地资源、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培育和集约利用将有利于该市承接铜产业转移的结论。

摘要：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示范区建设的背景下, 铜陵市抢抓机遇, 正在积极承接铜产业转移工作。本文依据产业经济有关理论, 基于铜产业生产要素视角剖析了铜陵承接铜产业转移障碍因素, 并就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的培育和集约利用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铜产业,产业转移,生产要素,障碍,集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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