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转移风险（通用8篇）
知识转移风险 篇1
1 引言
信息技术外包 (即IT外包, IT outsourcing) 是企业资源外包的一种形式, 是指企业以合同的方式委托信息技术服务商 (IT服务商) 向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的信息功能。IT外包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 提高信息技术质量和应用水平, 使自身更集中精力于企业的核心能力, 因此,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采用全部或部分外包信息技术的策略。IT外包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发展潜力使IT外包业务迅速增长, 但IT外包仍具有很高的风险, 使得不少外包项目失败。IT外包的风险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外包决策、企业与IT服务商之间的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企业与IT服务商之间外包关系的建立和管理。本文从知识管理视角出发, 分析企业IT外包中知识转移存在的风险, 并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对策, 为企业降低IT外包风险提供参考。
2 企业IT外包中知识转移的特点分析
IT外包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业务, IT服务商依靠知识资产为企业提供IT产品和服务, 企业通过获取IT服务商的资源来保持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IT外包过程实际上是IT服务商针对客户企业IT需求, 吸收其业务领域专业知识, 整合和应用客户企业专业知识和先进信息技术, 为企业提供符合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企业和IT服务商之间有效的知识转移是IT外包成功的关键。企业向IT服务商转移业务领域专业知识和流程知识是IT服务商提供合格产品与服务的必要条件, IT服务商向企业转移必要的信息技术知识、产品和服务相关知识是好的IT外包绩效的保证。与一般的知识转移相比, 企业IT外包中的知识转移具有以下特点:
(1) 互补性。IT服务商在IT外包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整合了企业的业务领域专业知识、流程知识、先进的信息技术所创造的成果。其中, 企业的知识优势是丰富的业务领域专业知识和流程知识, IT服务商的知识优势是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研发资源, 正是由于这种知识优势的互补性, 企业才会将IT外包, 而外包中的知识转移则是外包成功的前提。
(2) 复杂性。企业所拥有的业务领域专业知识, 对于IT服务商而言, 是不容易理解和学习的知识, IT服务商所拥有的信息技术专业知识, 对于企业而言, 也是不容易学习和掌握的。要实现企业和IT服务商之间良好的知识转移, IT服务商和企业都需要找到恰当的转移方式和转移渠道。
(3) 过程循环性。企业IT外包的过程中, 企业的IT需求可能会随业务活动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为了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IT服务商需要进行不断的技术更新和产品创新。因此, 知识转移的过程并非仅仅发生在IT外包的某个阶段, 外包服务的整个过程, 都伴随着IT服务商和企业间的知识转移。
(4) 专属性。IT外包中, IT服务商为企业所提供的是满足企业特定需求并结合了企业专业领域知识和业务流程知识的产品和服务, 具有知识的专属特性, 这些知识资产适用于特定的企业, 为企业的特殊需求服务。
(5) 风险性。IT服务商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能够满足企业需求, 随着业务活动的开展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当企业的需求发生变化时, IT服务商是否还能给企业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这是企业在选择IT服务商时要考虑的要素之一。在IT外包的知识转移过程中, 还会产生一系列相关风险, 例如知识受损风险、知识泄密风险等。
(6) 人员流动性。与IT外包有关的企业员工和IT服务商员工都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企业员工的流动会影响到企业业务知识的发送、信息技术知识的接收, IT服务商员工的流动会影响到对企业业务知识的吸收, 对IT需求的理解, 开发和服务的连续性等。因此, 要实现成功的知识转移, 必须充分考虑到外包过程中人员的流动性问题。
3 企业IT外包中知识转移存在的风险
风险是人们因对未来行为的决策及客观条件的不确定性而可能引起的后果与预定目标发生多种负偏离的综合。企业IT外包中知识转移存在的风险包括知识在IT外包中进行转移时所面临的风险和由于知识转移所带来的风险。IT外包中进行知识转移所面临的风险是指对知识转移效果和效率造成影响的潜在或现实的因素, 包括三点:知识转移主体能力风险、协作风险、知识受损风险。IT外包中由于知识转移所带来的风险是指在IT外包过程中, 由于知识转移而带来的可能会对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优势造成影响的因素, 包括三点:知识产权风险、知识泄密风险、削弱技术创新能力风险。下面对这六个风险一一进行分析。
3.1 知识转移主体能力风险
在IT外包过程中, 企业既是知识发送方也是知识接收方, 其知识发送能力、知识接收能力和学习能力对外包活动中知识转移的成功有决定性影响。企业知识转移能力的不足, 将会阻碍IT外包各个阶段的顺利进行。在外包活动开展前, 企业要对自身的知识资产进行总结和评估, 来确定是否外包, 选择何种形式的外包。在决定外包以后, 要对IT服务商的服务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进行评估, 来选择合适的外包商。在需求分析阶段, 企业要总结出需要进行转移的显性和隐性的业务领域专业知识、明确的IT需求, 并将这些知识有效地转移给IT服务商。在IT服务商进行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过程中, 企业要积极协助并参与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中, 学习新的信息技术, 积累外包经验。在IT服务商向企业转移定制产品和服务时, 企业要在应用产品和享受服务的过程中吸收新知识和新技术。由此可以看到, 只有企业具备较高的知识发送能力、知识接收能力和学习能力, 才能够保证知识转移的效果和质量。
3.2 协作风险
企业和IT服务商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 双方都希望IT外包能够成功, 但这并不表明它们之间就能够很好地进行知识转移。一方面, 企业的业务领域专业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IT服务商共享, 相关员工和管理者是否会积极参与外包活动中, 信息技术人员是否会努力学习新的信息技术提高自身IT能力, 直接影响到知识转移的效果。另一方面, IT服务商缺乏客户企业的业务领域专业知识, IT服务商的员工愿意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学习这些知识, 当企业需求发生变化或者新的信息技术产生时, IT服务商是否能够及时响应客户需求, 是否能够主动应用新技术为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 这些也都对知识转移效果有重要影响。企业和IT服务商之间的协作程度对知识转移效果会产生显著影响, 协作程度越高, 知识发送方的转移动机就会越强, 知识接收方的吸收意愿也会越高, 知识转移就越容易发生, 知识转移效果越明显, 外包中知识转移的风险就越低。
3.3 知识受损风险
IT外包中知识的转移会受到许多因素的阻碍, 使知识在转移过程中丧失一部分, 使知识受损, 知识不能完整传输和吸收, 可能会导致知识转移的失败。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显性知识如手册、报告等, 隐性知识如工作经验和技能等。在IT外包中, 结构化的显性知识容易进行转移, 但隐性知识由于其不易表达等特性, 实现其完整转移比较困难。企业的业务领域专业知识对IT服务商而言, 专业性较强, 很难准确理解, 而IT服务商所拥有的信息技术属于创新速度快、技术复杂的领域, 企业员工对该类技术和技能的理解也十分有限。知识转移的方法和渠道也会产生知识受损风险。不同的知识转移媒介适用于不同特点知识的转移, 如文件、电话、会议、培训等, 通过它们进行转移的知识的模糊性、知识的易理解性都不相同。根据所需转移的知识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转移方式会降低知识受损风险。此外, 在外包过程中, 企业和IT服务商之间的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的频率、相关人员的参与程度都对知识的完整转移有重要影响, 会产生知识受损风险。经常性的沟通和交流、相关人员的积极参与将会提升知识转移效率, 降低知识受损风险。
3.4 知识产权风险
IT外包中的知识产权风险主要是两个方面:企业自行开发产品的产权和外包中IT服务商开发产品的产权风险。外包中, IT服务商如果是延用企业自行开发的产品, 那企业就必须注意IT服务商是否将其用于与企业无关的其他地方, 企业应对自己产品的使用权加以限制, 防止被IT服务商滥用。相比之下, 外包中由IT服务商所开发的产品更容易产生知识产权风险。外包过程中, 针对企业特点而开发的知识产品的归属应该是企业还是IT服务商, IT服务商是否拥有产品的使用权, 产品是否具有资产专属性, 这些都会造成知识产权风险。产品的通用性越强, 价值越高, 那么企业和IT服务商所面临的知识产权风险就越高。而知识产权风险一旦产生, 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不仅涉及到知识产权价值的竞争, 更会影响到外包关系的持续发展。
3.5 知识泄密风险
在外包过程中, 企业从IT服务商那里寻求知识资源和IT能力, 同时, 企业也面临着将自身的某些核心知识暴露给对方的风险。信息技术已经涉及到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 因此, IT服务商完全可能接触到企业的机密信息和核心知识, 存在着知识泄密的风险。IT服务商在提供产品和服务过程中, 可能会非法利用企业的机密数据信息以及企业业务方面的核心知识, 并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将这些信息和知识泄露给企业的竞争者, 这将严重损害企业的竞争能力。知识泄露的风险可能导致企业不愿意将自身拥有的核心知识与IT服务商共享, 这会妨碍IT服务商对企业IT需求的准确理解, 对企业业务领域专业知识的获取和应用, 最终可能导致外包的成功率降低, 外包绩效低下。
3.6 削弱技术创新能力风险
IT外包会使得企业自身IT部门的职能和工作内容都发生很大改变。在自己负责信息化建设的情况下, 企业的IT员工要亲自学习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 创新IT产品来为企业业务活动服务, 一旦IT实现外包, 企业的IT员工将不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其主要任务是向IT服务商转移企业的业务领域专业知识和企业的IT需求。在参与IT服务商技术创新的过程中, 企业IT部门的员工可能会过多地依赖IT服务商的资源, 不再从具体的IT实践中去发现新的信息技术应用, 缺乏主动学习新的信息技术的动力。而IT服务商为了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 会主动向企业转移产品和服务的相关知识, 却不会主动转移新的信息技术。因此, 在IT外包中, 企业IT部门员工如果没有强烈的向IT服务商学习新的信息技术的动机, 没有积极参与到IT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程中, 由于新技术的快速发展, 企业就面临着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削弱的风险, 从而会造成对IT服务商更多的依赖。
4 企业IT外包中知识转移风险的防范对策
4.1 选择知识管理水平高的IT服务商
IT服务商的水平对企业IT外包是否成功影响巨大, 企业在选择IT服务商时, 要考虑它的外包经验、技术能力、财务水平、创新能力等各种因素。企业所选择的IT服务商应该是信誉良好、技术力量雄厚、管理先进的IT服务商, 除此之外, 还应重点考察其知识管理水平。现今信息技术已经发展得相当复杂, 新技术的更新速度也极快, IT服务商是否能把握企业IT需求提供定制化产品和服务?是否能够紧跟技术变化步伐, 把先进的信息技术引入到外包活动中, 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企业的IT需求变更时, 能否及时响应企业需求?这些都应是企业在选择IT服务商时重点考虑的问题。IT服务商的知识管理能力包括对客户知识的接收能力、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整合客户知识和信息技术的知识整合能力、运用客户知识和IT专业知识进行知识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将产品知识转移给企业的知识发送能力。这些能力越强, 知识管理水平越高, IT服务商就越能够准确理解企业的需求, 降低企业专业领域知识向IT服务商转移中的知识受损风险, 提供符合企业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更有效地向客户企业转移产品和服务的相关知识和技术, 提供高质量的后期服务, 从而高质量地实现外包目标。
4.2 注重企业组织学习
加强组织学习, 是企业在IT外包中的重要任务, 既能提高企业自身的知识管理水平, 降低外包过程中的知识转移风险, 更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企业应当努力成长为学习型组织, 提高组织内部学习能力, 并建立同IT服务商间的学习机制。企业内部, 应该由IT专业技术人员同相关部门的人员、管理者共同制定企业的IT战略, 构建信息技术知识库和专家地图, 加强组织成员间的相互学习。这不仅是对企业信息技术知识的一个整合, 更能够提高企业的知识转移水平。企业的信息技术人员和相关人员还要在外包过程中向IT服务商学习, 学习内容包括IT服务商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相关知识、新的适应企业需求的信息技术、IT产品创新和应用能力。企业应该通过学习来保持甚至提高自身的IT能力, 不断积累外包经验, 以免形成对IT服务商的完全依赖。同时, IT服务商也可以通过学习企业业务领域专业知识, 积累相关行业的外包经验, 提高外包业务水平和产品创新能力。
4.3 激励企业和IT服务商员工间的高度协作
外包中, 企业和IT服务商相关员工间的协作意愿和协作能力是影响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高度的协作意愿和高水平的协作能力是实现高质量知识转移的重要保证。在外包活动的开展中, 要通过营造相互信任、相互学习的组织文化来提高员工间的协作意愿, 通过加强员工间的交流和合作, 来增进彼此间的了解, 增进双方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的提高和协作意愿的增强将促进企业和IT服务商之间知识转移水平的提升。同时, 应当激励企业和IT服务商参与外包的各成员间的协作。IT外包中, 隐性知识的转移比显性知识更加困难, 企业员工和IT服务商员工之间的协作意愿、知识转移意愿对知识转移效果有很大的影响。因此, 企业应该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 鼓励员工整合自身知识, 鼓励将所需知识向IT服务商进行转移, 激励团队成员的相互协作。
4.4 构建和完善企业知识转移平台
IT外包中, IT服务商依靠知识资产为企业服务, 企业也在外包中学习新的信息技术和积累外包经验, 建立知识管理体系和知识转移平台将有助于将隐性知识变为显性知识, 将个人知识变为组织知识, 有助于企业知识管理水平和知识转移能力的提高。企业应根据自身需求知识和业务领域专业知识的特点, 构建企业IT知识库, 相关人员要及时将自己最新的需求知识和IT知识添加到知识库中。在知识转移过程中, 应该利用多种知识转移渠道来完成不同知识的转移。企业和IT服务商之间显性知识的转移可通过手册、文件等来实现, 而隐性知识的转移则要求企业与IT服务商间进行紧密的协作, 为所有成员提供各种沟通交流机会, 充分利用各种交流媒介。
4.5 建立良好的外包关系
良好的外包关系对IT外包的成功至关重要, 企业和IT服务商之间的关系越融洽, 就越能够信任对方, 这不仅有利于双方知识转移意愿的增强, 更有利于提高外包的服务质量。市场型外包关系下, 企业和IT服务商之间合作周期短, 客户需求明确, 涉及的知识转移过程简单, 知识泄密风险小。伙伴型外包关系下, 企业和IT服务商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 共担风险共享效益, IT服务商不仅会为企业提供所需的IT产品和服务, 还可能会参与到企业业务流程改革等活动中, 企业对IT服务商的依赖性很强, IT服务商接触到企业核心知识的可能性极大。因此, 在这种关系下, 企业和IT服务商之间只有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才能够实现较好的知识转移, 降低知识转移中的种种风险, 保证外包的成功。
4.6 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和核心知识的保护
要防范外包中的知识产权风险, 企业应该在外包活动开展之初, 就在合同中对企业自身产品的使用范围及外包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产权成果的归属加以约定, 并且, 还应特别注意合同到期后要对保存在IT服务商手中的备份资料进行处理。企业在向IT服务商转移业务知识的时候, 应当明确界定哪些知识可以转移, 哪些需要保护, 并对核心知识加以密切的关注。不是必须要转移的知识, 应对IT服务商严格保密。对于IT外包商可能接触到的机密信息和核心知识, 要建立相关的保护机制, 通过合同条款和惩罚措施等防止这部分信息和知识的泄露。
5 结束语
知识转移贯穿企业IT外包活动的始末, 对外包成功与否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企业在开展IT外包活动的过程中, 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防范外包活动中的知识转移风险, 才能够保证IT外包的成功, 使其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摘要：从知识管理视角出发, 分析企业IT外包中知识转移的特点, 总结出企业IT外包中知识转移存在的六种风险,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
关键词：IT外包,知识转移,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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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质量安全责任风险 篇2
2003年5月，美国加州对荷西高等法院做出一项判决，判定生产果冻的中国台湾某公司向一位9岁女童的家人赔付1670万美元。该女童1999年因吃了该公司生产的果冻后被噎住，不幸成为植物人；后于2001年不治身亡。两个月后的7月11日，美国旧金山高等法院判定同一家公司向另一位两岁男童的父母赔付5000万美元。该男童也因食用该公司生产的果冻意外身亡。
“1670万美元”、“5000万美元”，巨额的罚金对一般企业来讲是个天文数字。或许我们会把上面的事例当作一个极端的个案，但也由此可以看到，产品责任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对产品的出口者不啻为一个噩梦。据悉，在美国，平均每年有超过950万起由产品缺陷造成的非致命人身伤害，有9万件产品责任的诉讼在美国法庭备案。即使一般的人身伤害，赔偿金额也在50万~100万美元。财产损失就要看实际情况而定。要知道，每年中国出口美国2000亿美元以上的产品。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直面更严格的赔偿制度
据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责任保险部经理柴轶波介绍，从产品出口市场的司法体系及严格程度来看，美国、加拿大是特别高风险的市场，其次是澳大利亚和欧盟。
以美国举例，法院在产品责任的归则上采用严格责任原则。消费者如果能够证明产品存在瑕疵，且该瑕疵造成其遭受伤害，就可向产品的生产商或销售商进行索赔，而无须证明生产商或销售商在生产或销售的过程中存在过失。
在中国的《产品质量法》第40条也有名文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中国与欧美国家在司法体系及具体法律规定的不同，致使这两种差异反映在同样一种伤害事故上，赔偿金额相差悬殊。在中国，赔偿标准只按受害人所在地的平均工资水平、生活水平或者月收入来计算，柴轶波说，这也是出口企业感触不深的原因。
漠视的产品责任险
中国企业投保产品责任险的比例仅为4%，而从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投保率高达81%。
对于这样的数据对比，柴轶波认为，更多的是中国企业意识不强。一个出口企业最关心的事情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收汇、航运这些最直接的风险，一般会去购买出口信用保险或货物运输保险。目前我国出口的产品多集中于服装、玩具、鞋和家电等，不论是产业还是产品，在技术、工艺上都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所以大部分生产商认为，除非生产商偷工减料，否则产品不会出现问题。另外，他们也没意识到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的差别，可能有的企业决策者认为，电器着火，赔10多万人民币就可以了事。综合几方面的因素，出口企业对产品责任风险意识比较淡漠，需求也就较少。从客观环境来讲，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商的利润空间在不断变小，不愿意花钱购买产品责任险。除非海外客商有特别要求，而这部分费用要打入出口产品的成本之中。
为保护自身及本国消费者的权利，美、加市场的进口商往往要求生产商为其产品购买产品责任险，因此，国内出口企业往往是因买家要求购买责任险，才“被迫”投保。
有的美国进口商会要求外国出口商在本国内投保产品责任险，并将美国进口商列为附加被保险人共同享受保险利益。他们甚至将购买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开具信用证的条件之一，如果供货商未能购买产品责任险，他们将拒绝结汇。
其实对于出口厂商来说，一旦发生产品责任事故，他们将可能面临消费者巨额的索赔以及没完没了的法律诉讼。更为严重的是，出口产品的声誉将会受损，海外市场因此将会受阻。
另外，很多企业出口产品为OEM，认为出口产品责任险大都由海外品牌拥有者解决，自己只对生产环节和产品质量负责。柴轶波表示，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因为海外客商投保的责任险并没有涵盖OEM企业，国内出口厂商同样面临因产品责任而遭巨额赔偿的风险。
采取多重预防措施
为将出口产品的责任风险降到最低，首先出口的产品从设计、制造到检测都要达到要求，在生产工艺和所用设备上多下功夫。要将管理体系ISO执行到位，同步规范产品生产。但不要认为产品符合当地认证，就可做到万无一失。柴轶波举例，电器出口方面，UL是一个北美地区比较通用的认证，从行业来看要求较高，但相对来说它只是一个市场准入条件，并不意味着有了UL认证，产品就尽善尽美，没有缺陷。只能说有UL认证，在万一发生伤害事故的时候能够成为生产商的抗辩的理由之一。
即使认为产品设计、生产已极尽完美，柴轶波还要提醒出口企业在两个地方要给予更多的关注，那就是出口产品的说明书和警告用语。现在的产品功能先进、工艺复杂，具体的用途要靠说明书来体现，说明书是否符合出口目的地的语言文化背景，文字表述是否准确就显得尤为重要。说明书有问题，使用方法没有正确的告诉消费者，消费者误用之后，厂商还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特别是那些使用起来有一定风险的产品，警告用语更要清晰易懂，最好咨询熟悉产品行业和深谙产品责任法律的律师，或与海外客户沟通之后来做标识，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指导产品使用者如何避免伤害。
除了上面提到的是预防性措施，柴轶波还提到，现在的产品都是批量生产，一个产品有问题，很可能意味一批产品都有问题。如果条件允许，要将问题产品做一个分析，看是偶然事件，还是批次事件；是产品设计的问题，还是关键零部件的问题。必要时把全部产品召回，或让消费者停止使用，这是一种补救性措施。
合理利用产品责任险
在企业频遭出口产品责任讼诉风险的同时，国内保险公司推出的产品责任险却遭到冷遇。事实上，产品责任保险是可以帮助企业转移部分风险和减少损失的一个有利渠道。产品责任保险不仅为产品责任风险提供保障，同时依照保单规定，还可支付因处理索赔发生的相关法律费用。
一般有出口产品责任险的保险公司都有外资背景，或是该险种是和外方合作开发，他们不但有丰富的经验为出口企业量身定做保险方案，而且所提供的方案也更容易被欧美的进口商所采纳和接受。一旦事故发生后，他们也可以利用在当地的服务网络，提供当地的理赔方案。
如果产品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柴轶波强调，不要自己去解决。如果有保险，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不要隐瞒此事，自己派人去处理这些客户投诉，企业本身缺乏处理这些投诉及索赔的经验。如果前期处理不当，投诉会变成赔案，小赔案会变成大赔案。如果在美国有律师，则第一时间通知律师。千万不要做出产品有任何缺陷，企业都将承担责任的承诺。
知识转移风险 篇3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日益成为企业保持可持续发展和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知识在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的有效转移也成为供应链提高整体运作效率和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由于供应链的结构特性以及知识转移过程所涉及的诸因素的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必然会面临和带来多方面的风险。这些风险因素的存在显著影响了知识转移的绩效,进而影响了供应链的整体运作效率和竞争优势。为有效控制风险因素的影响后果,探索知识转移风险因素与风险后果之间风险作用路径,成为我国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成功与否的关键和现实挑战。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风险因素与风险后果之间作用关系的理论假设和概念模型,并通过对有关供应链企业的调查问卷获得相关资料和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对这些资料和数据进行统计,验证理论假设和概念模型的正确性,分析不同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的作用路径和效果。
1 文献回顾与模型
1.1 文献回顾
在知识转移风险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广泛的研究。Szulanski(1996)的研究表明,如果知识接受者缺乏吸引能力,或知识拥有者与知识接受者间的关系不和谐,都会阻碍知识的转移[1]。Simonin(1999)指出,组织差异程度、文化距离、知识传送者保守心态、知识接受者经验和信息技术运用程度等因素会影响知识的转移和接收[2]。Bardaracco(1991)的研究明确指出,知识转移过程涉及两大因素:知识本身的因素和知识接受的可能性[3]。Kogut和Zander(1993)指出,知识转移过程会受到知识内隐和外显等知识特性的影响[4]。张旭梅(2009)等认为, IT外包中的知识转移存在主体能力风险、协作风险、知识受损风险、知识产权风险、 知识泄密风险、 削弱技术创新能力风险6种因素[5]。朱玉岭等(2006)认为,知识共享的风险主要来源于知识本身、成员企业、环境和知识传递方式4种因素[6]。 齐源等(2010)将敏捷供应链中知识共享风险发生的原因归纳为知识本身、成员企业、共享环境和共享方式4个方面[7]。刘新学(2006)认为虚拟企业知识共享风险产生的根源可归纳为:知识的模糊性、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企业核心能力的知识依赖性[8]。李志刚(2006)将虚拟联盟知识共享风险产生的因素归纳为虚拟联盟组织结构的特殊性、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联盟各方的收益分配不合理和技术管理和价值观差异4个因素[9]。
对于供应链中的知识转移风险,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Crone和Roper(2001)在对北爱尔兰跨国企业供应链中知识转移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中,分析了导致知识转移障碍的原因并提出了实现跨国企业供应链知识转移的措施[10]。Kim(2002)指出各节点企业的知识共享态度和行为是把供应链网络从单纯的数据交换基础设施转换为知识共享网络的重要因素[11]。Batenburg(2003)通过对一个荷兰企业的案例分析认为,企业间的相互信任是供应链进行有效知识共享的关键因素,并且可显著提高供应链的绩效[12]。朱庆和张旭梅(2005)在分析影响企业知识转移行为因素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供应链企业的知识转移共享过程模型,并据此提出了实现在供应链环境中的企业知识转移的主要措施[13]。刘南和李玉民(2003)认为不同的知识转移机制适合不同的场合,供应链成员应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知识转移和扩散机制[14]。
在众多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和风险因素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现了关于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和转移效果之间的作用关系和作用机理的研究。如张睿和于渤(2008)提出的技术联盟知识转移影响因素路径模型[15] ;刘星等(2006)对钢铁企业横向并购中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中提出的模型[16]。这些研究为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风险作用路径研究提供了参考。
关于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学者们主要是从知识转移绩效的测量的角度展开了大量的研究。Hakanson和Nobel(1998)用每一时期内成功知识转移的数量来衡量知识转移的绩效[17]。第三种方法是Nelson(1993)和Kim等(2000)基于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文献,将知识接收者在吸收新知识之后创新知识的程度作为测量成功知识转移的尺度。另外,毛倩文(1990)用获利能力、市场竞争力、管理绩效、技术能力衡量知识转移成功与否。杨君琦(2000)从以下三方面衡量知识转移的成功程度:①转移过程满意度,包括目标的达成、合作关系的和谐程度;②提高技术能力程度,包括人员素质的提升、产品开发周期的缩短、新技术的应用程度;③提升获利能力的程度,包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率、增加获利等。[18]
1.2 概念模型与假设
参考上述文献研究成果,考虑供应链的结构特性,即供应链节点企业间微妙的竞争-合作关系、企业间权力的不对等、供应链链条的交叉结构等性质,从知识转移失败的角度,采取实地访谈的形式,提出所有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并剔除那些影响微弱、作用不大的因素,共总结了4类知识转移风险后果指标,包括供应链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知识接收企业所实现的技术水平、企业间合作关系和知识发送企业核心能力的保持程度;26个风险因素,既包括知识转移过程中所涉及的转移主体、转移客体、转移环境和转移方式等方面的风险因素,也包括供应链的结构特性和供应链外部社会的知识产权环境等方面的风险因素。根据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的方法提炼了具有管理意义的,与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显著相关的关键风险因素,并将其归纳为转移主体、知识特性、转移环境、企业间的协作、供应链结构和转移方式6类(也是SEM模型中的变量),参见表1。
虽然通过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得到的关键风险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有显著影响,但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风险要素都直接导致风险后果的发生,而是通过对其他一些风险要素产生作用间接影响风险后果的。
在提炼出的6个关键风险因素中, 供应链结构方面的风险来自于供应链本身,而非知识转移的过程,在知识转移之前已经存在的客观状况, 它们一方面会直接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进而导致风险后果的产生;另一方面,供应链企业间微妙的竞争-合作关系和权力的不对等会促使供应链企业为维护其领导地位而对知识过度保护,从而影响知识转移主体的转移能力方面风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及产生的风险后果,另外,其权力的不对等和交叉结构会激发弱势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动机,增加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影响企业之间的协作,进而影响供应链企业间协作方面风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及产生的风险后果。
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中,转移主体的能力会直接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的效果。转移主体对知识的过度保护会导致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改变和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进而影响供应链企业间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及产生风险后果。转移主体的知识保护意识不强就会助长合作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引起企业间协作方面风险因素的发生和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产生,而参与知识转移的企业主体的数量太大,也会促使供应链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提高转移主体的知识传授能力和吸收能力能有效降低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的影响。
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不仅会降低企业间的信任程度,也会加强某些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它们既能正面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进而导致知识转移后果的产生,也能通过影响企业间的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间接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进而导致风险后果的产生。
知识转移环境方面的风险因素是知识转移过程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约束,这些因素是不可控的风险因素,知识转移所处的环境不同,知识转移主体和知识特性等方面的风险因素所导致的风险后果也会有不同,企业间的知识背景越相似,越有利于降低知识的模糊性所带来的风险后果,也越有利于提高参与知识转移的企业主体的传授能力和接收能力,因此,知识转移的环境风险通过影响知识特性和转移主体等方面的风险因素,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
知识转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通过调节知识特性风险和协作风险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一方面,提高知识转移方式和知识特性的匹配程度,有利于降低知识转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风险后果;另一方面,知识转移方式与知识特性不匹配或知识转移的界面控制度低或者知识转移的媒体富裕度低会加强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影响协作风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及风险后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探索性的风险因素与风险后果之间的风险作用路径概念模型(见图1)。根据概念模型,提出关于风险作用路径的如下假设。
H1: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2: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3:供应链结构方面的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4:企业间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5:供应链结构方面的风险因素对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6:供应链结构方面的风险因素对企业间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7: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对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8: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对主体间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9: 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对主体间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10:转移环境方面的风险因素对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11:转移环境方面的风险因素对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12:转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对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13:转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对主体间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使用AMOS 6.0软件,对通过调查问卷获取的,来源于广州、上海、湖南三个地方的,在知识水平和技术创新上具有一定梯度性和代表性的IT业、医药化工业和传统制造业三大产业的实施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的中层及以上的管理人员,尤其是研发部门和知识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的调查资料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风险作用路径的概念模型和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目的是通过数理模型来明晰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风险因素与风险后果之间的作用机制。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97份,回收问卷267份,剔除不合格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23份。
3 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
在采用SEM方法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将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所得出的6个关键风险因素以及风险后果为模型中的潜变量,测度各个潜变量的显变量分别为这6个关键风险因素和风险后果所包含的25个变量。在概念模型基础上,本研究设定了针对AMOS 6.0软件的初始SEM模型并运用AMOS软件对相应数据进行运算,得到的拟合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标中P值为0.000, 小于0.05, GFI、AGFI、NFI、RFI都小于0.9,RMSEA为0.068,大于0.05的标准,检验结果表明,初始结构方程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结果不合格,需耀进行改进。
初始结构方程模型中绝大多数与路径系数相应的C.R.值均大于1.96的参拷值,在p<0.0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中,仅“F5←F2”,即路径“协作风险←知识特性风险”的C.R.值小于1.96,在p<0.05的水平上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未能达到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的验证要求。
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依据理论,设定某些因素之间具有或不具有相关性,以及设定一个显变量同时分属于不同潜变量等。AMOS 6.0软件也提出了修正指标(MI),指引研究者选择具有实质理论意义的修改指标来改进模型,提高模型拟合度。针对“F5←F2”,即路径“协作风险←知识特性风险”的C.R.值未通过验证的情况,以及修正指标,对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修改。
首先删除路径系数的C.R.值小于1.97,在p<0.05的水平上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路径“F5←F2”,即路径“协作风险←知识特性风险”,再按AMOS 6.0软件提供的修正指标(MI),每次选择一个数值最大的修正指标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改进。
表3列出了每一次模型改进中增加的残差间的协方差关系和变量间路径关系。这些修改指标的实际理论意义,如企业间合作关系与预期的差异和核心能力的保持程度与预期的差异之间有关联、知识转移方式与知识特性不匹配和知识保护意识不强之间有关联、知识的投入和产出的不确定性与知识的模糊性之间有关联,等等,知识转移方式风险对主体能力风险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表4列出了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拟合检验效果。在这些拟合检验结果中,除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略小于推荐的标准值0.9外,其它大部分指标均很好的超过标准值,部分指标接近理想值,说明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可以接受。
除了整体拟合度指标检验外,较完整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评估标准还包括基本拟合标准评估(Preliminary Fit Criteria)。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拟合结果显示,所有参数的标准化估计值都为0.5~0.95, 且临界比(C.R.)检验值都大于1.96;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都大于零,表明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满足基本拟合标准。
表5给出了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各潜变量之间路径关系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标准差、临界比(C.R.)以及显著性概率检验结果。由表5可知,所有的t检验值的绝对值都大于1.96,其路径系数都达到了0.05显著性水平,因此,除路径假设H9在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时因路径系数的C.R.值小于1.96,在p<0.05的水平上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未通过假设检验以外,其余的路径假设都成立。
另外, 如表5所示, 转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到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之间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230,临界比(C.R)大于1.96,路径系数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转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对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注: 表中***表示显著性概率在0.001以下。
由假设检验和路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供应链知识转移的风险因素到风险后果的主要作用路径及其效果系数关系, 如图2所示。
3.1 知识特性风险
由图2可知,知识特性风险对风险后果的直接作用效果最为显著。知识的模糊性使人们常常只能认识到知识的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对知识的特性和潜在价值缺乏准确认识,因而也无法确定知识的投入和预计知识的产出,对转移的程度、范围和要达到的目标认识模糊,对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和过度转移知识的行为无法通过知识契约予以规定或通过知识契约对其予以惩罚。同时,知识的模糊性意味着知识具有某种粘性,这使得知识转移的难度加大,知识必须在某种情境下才能转移,也使得知识接收方对转移过来的知识难以理解,难以吸收,更无法对知识进行整合和创新。因此,应根据知识特性的不同,采取合适的知识转移方式,降低转移风险。
3.2 转移主体风险
从图2可知,转移主体风险除直接导致风险后果产生外,还通过影响主体间的协作和知识特性风险而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其间接效果和总效果分别为0.106和0.411。在供应链中,当知识发送企业的知识传授能力低或接收企业的吸收能力低时,知识转移就会面临转移不足或转移不到所需知识的风险,供应链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所实现的技术水平的提升就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同时转移不足也会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对知识的过度保护也会影响知识转移的绩效,引起知识转移的不足,而知识保护意识不强又会纵容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核心能力的丧失。
因此,在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过程中要加强转移主体的知识转移能力,尽量精简参与知识转移的企业的数量,并在防止对知识过度保护的同时,加强节点企业对核心知识的保护意识。
3.3 供应链结构风险
供应链企业间微妙的竞合关系往往使供应链企业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最大化自身利益,最小化自身输出,从而激发供应链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动机,使供应链的知识转移面临风险。供应链企业间的权力不对等又使企业间知识契约不公平、不合理性,从而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产生向外透露知识秘密以换取额外收益的动机和机会主义的行为,使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面临很大的转移风险。同时,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也会使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策略不合理,从而使企业间的知识转移面临转移失败的风险。
从图2可知,供应链结构风险对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间接效果和总效果分别为0.14和0.462,供应链结构方面的风险因素不仅直接导致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产生,还通过影响知识转移主体及主体间的协作而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绩效,最终导致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产生。这正好说明,供应链环境下的知识转移不仅要注重对知识转移过程本身所涉及的风险因素的防范,还应注重供应链本身的结构方面的影响,通过加强企业间的合作,减少企业间的权力不平等来减少知识转移的风险现象。
3.4 协作风险
从图2可知,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的影响是直接的。信任关系是企业间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实现供应链企业和供应链整体技术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个别供应链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信息不对称往往会直接导致知识的过度转移和核心能力的丧失,进而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和企业的技术水平。因此,供应链中应通过构建供应链成员企业的信任评价体系、签订有效的合同和契约规则、建立“网络声誉”机制等措施,建立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机制,减少风险后果的产生。
3.5 转移环境风险
由图2可知,转移环境风险对风险后果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知识转移的客体和转移主体等方面的因素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绩效,最终导致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产生。其间接效果(总效果)系数为0.266。
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背景相差太大往往会影响知识接收方对被转移知识的理解和吸收,导致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产生;在供应链中,完善的知识转移平台可以为知识的流通转化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保障,引导企业对知识共享的具体内容、流程等进行科学决策,并做好知识的保密工作。如果缺少知识转移平台,供应链企业间的信息沟通、交流和知识转移则非常困难,这不仅不利于知识的积累,还会增加知识溢出的几率,也给企业间知识转移契约的制定带来麻烦,双方的义务、责任难以明确标明。供应链的知识转移管理机制不健全,无疑会助长供应链内潜在的机会主义、保护主义和其他不稳定的因素,给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增加困难。
3.6 转移方式风险
转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对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影响是间接的。知识转移的界面控制度低会使供应链企业在知识转移过程中难以将需转移的知识从不该转移的涉及企业核心能力的知识中分离出来,从而助长了知识接受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关系,甚至致使知识发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受损和核心能力的丧失;知识转移的方式和知识特性不匹配会扩大知识特性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的影响,也会降低转移主体的知识转移能力,进而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
由图2可知,转移方式风险不仅通过正面影响知识特性和转移主体的风险程度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还通过影响知识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程度,继而进一步影响知识特性和主体间的协作风险程度并最终积极影响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其对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的间接效果(总效果)的系数为0.273。
4 结论及启示
从风险作用路径来看,在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风险因素都可以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效率和效果,进而导致风险后果产生,各风险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某些风险因素会通过对其他风险因素的影响进而改变风险后果的大小。因此,在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过程中,风险调控不能只考虑某些风险因素自身的影响,还需要重视风险因素相互之间的影响,必须明确各种举措的功效在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过程中的风险传导路径,以便根据知识转移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相互影响系数制定系统性的风险调控方案,从源头上控制知识转移风险的发生,从而保证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在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过程中,既要考虑一般知识转移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也要考虑供应链的结构特性对知识转移过程的影响,减少供应链企业间权力不对等的现象和程度,加强企业间的合作。
论CISG中的风险转移 篇4
1988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即《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世界进行货物进出口贸易关系最大、最重要的一项国际条约。至2011年7月29日, 共77国家核准、参加或继承了该公约, 我国在1986年12月11日核准该公约时提出两项保留。该《公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规定公约适用范围和总则;二是规定合同的订立;三是规定货物销售;四是规定条约的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 公约的保留, 公约的生效, 缔约国的声明退出等。风险移转主要规定在第二部分的第四章。
二、风险转移内容的界定
分析风险转移问题, 首先需要界定的便是风险的含义。关于风险内容界定的讨论, 由于混淆了风险承担和违约责任的界限, 因而在理论上的探讨的分歧很大。在传统民法理论上, 风险包括价金风险和给付风险。所谓价金风险是指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致使买卖标的物毁损灭失时, 或者说致使给付一部分货物或全部货物不能时, 其价金的支付是否仍然存续的问题。而给付风险是指负担此风险的买卖一方当事人有义务使约定的给付无论如何成为可能, 而当该给付变为不可能时, 不管是否可归责于该负有给付风险的当事人, 其皆负有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因此, 给付风险的定义实质上是将违约责任与风险负担合二为一了, 这会带来理论上的混乱。CISG的第66条规定:货物在风险移转到买方担后遗失或损坏, 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 除非这种遗失或损坏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我们可以看出风险移转到买方后, 买方在货物遗失或损坏时负有付款义务, 买方承担的就是货物遗失或损坏风险;如果从卖方的角度看, 因为其有可能因为货物遗失或损坏而收不到价金的风险被买方承担了, 即风险己经转移。因此, 站在买卖双方的不同角度来看, 价金风险可以有不同提法, 但其本质是相同的。从CISG的规定来看, 公约中的风险就是指的价金风险。
三、货物风险转移的时间界限
风险转移的时间界限是分析货物风险转移的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 即从合同订立之时至买方收取货物时的整个期间, 货物损坏灭失的风险自哪一刻起移转至买方承担。在向买方转移风险的时间问题上, 不应有丝毫的不确定性, 这是公约极为重要的原则。公约第67-69条规定了风险转移的时间界限, 但公约对此规定不是很明确, 在集装箱和多式联运中表现比较明显。如果不能确定风险转移的时间, 尤其是不能做到避免在运输途中划分风险, 就会产生大量的纠纷, 因为在此类运输中货物损害发生的时间极难确定。在确定风险转移问题上需要考虑哪一方有利于投保、照管货物、索赔、救助货损等因素。
现在国际货物贸易以货物实际交付作为货物风险转移的时间界限。将风险的转移与交付货物联系在一起有利于提高国际贸易的经济与效率。因为货物占用方处于更有利地位保护、照管货物、发生货损后救助货物, 理应承担风险。但尽管公约采取了将风险与货物的交付相联系的模式, 但何为货物的交付却有不同的解。基本的考虑有两点:一、在涉及运输时, 避免在运输途中划分风险;二、在不涉及运输时, 最基本的考虑是对货物的占有。
四、CSIG关于风险转移的规定
公约中关于风险转移规定在第67—69条, 第67条说的是涉及运输的货物风险转移问题;第68条说的是路货货物的风险负担;第69条不涉及运输货物和目的地交货的风险转移。其中第67条和69条还反映出公约强调货物在特定化之前, 风险不发生转移的原则。从这几条的规定可看出, 公约是基本采用交付的方式来完成风险转移。第67、68条是涉及运输货物的风险负担规定, 通过转移单据完成象征性交货完成风险移转, 卖方在这时己把货物交付给承运人, 脱离了对货物的控制, 第68条虽然规定路货出售时合同成立就完成风险转移, 好像与交付并无关系, 但订立合同后, 买方取得全套货物单据, 控制货物的处置权。
(一) 67条:货物涉及运输时的风险转移
公约第67条规定: (1) 如果销售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 但卖方没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交付货物, 自货物按照销售合同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转交给买方时起, 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如果卖方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把货物交付给承运人, 在货物于该地点交付给承运人以前, 风险不移转到买方承担。卖方受权保留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 并不影响风险的移转。
(2) 但是, 在货物以货物上加标记、或以装运单据、或向买方发出通知或其它方式清楚地注明有关合同以前, 风险不移转到买方承担。
第67条仍有许多模糊的地方。首先, 何为销售合同涉及货物的运输?显然涉及运输并不单纯指货物从一地运至另一地。公约第31条规定:卖方应把货物移交给第一承运人, 以运交给买方。依据国际惯例, 所谓涉及运输指如果合同要求卖方运送货物或卖方被授权运输货物, 并且事实上这样做, 销售合同就涉及货物的运输。因此, 涉及货物运输仅指卖方对货物的运输。其次, 本条第一款的“第一承运人”和“承运人”如何理解?显然卖方把货物交给由他所支配的承运人运输是可能的, 事实上交付意指实际上对货物占有的转移。因此它暗含了承运人应该是独立承运人。如果不做这样的解释, 则将导致买方依据66条宣称卖方未实施合理的注意义务并因此而不承担风险, 显然是不适宜的。事实上, 为了避免运输途中划分风险, 即使卖方承担运输亦使之转移风险是可取的, 比如卖方使用集装箱运输, 将很难证明风险何时发生, 这与公约的政策背离。
(二) 68条:运输途中出售货物的风险转移
第67条的规则并不能适用于货物在运输途中被出售的情况, 典型的情况是作为中间商的卖方购买了已装船运输的大宗原材料在途中将货物售于买方, 这种情况受68条的规制。公约第68条规定: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 从订立合同时起, 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但是, 如果情况表明有此需要, 从货物交付给签发载有运输合同单据的承运人时起, 风险就由买方承担。尽管如此, 如果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货物已经遗失或损坏, 而他又不将这一事实告之买方, 则这种遗失或损坏应由卖方负责。
68条规定了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转移的一般原则, “从订立合同时起, 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第二句中在卖方已知或理应知道货物已遗失或损坏而又未将事实告之买方时, 卖方究竟应当承担哪一部分货物损失的风险。这个问题在公约起草中引起了很大争议。有学者指出卖方的不诚实行为不能够使买方承担风险, 即卖方未知的货物损失而由此货物损失在合同成立后进一步导致的货物损失不应由买方承担, 这种解释依据公约体系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公约第四章仅仅涉及风险转移问题, 即由此而来的风险的分担问题并不涉及双方的权利义务问题。相反, 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由第二、三章规定的, 因此卖方的不予告知货物损失的事实虽然有违诚信, 从而构成根本违约, 但并不影响风险的分担, 而仅仅产生相应的针对卖方违约的买方的救济, 尤其是卖方根本违约将赋予买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而宣告合同无效意味着风险的回转。
(三) 69条:不涉及运输货物和目的地交货的风险转移
公约69条规定: (1) 在不属于第六十七条和第六十八条规定的情况下, 从买方接收货物时起, 或如果买方不在适当时间内这样做, 则从货物交给他处置但他不收取货物从而违反合同时起, 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 (2) 但是, 如果买方有义务在卖方营业地以外的某一地点接收货物, 当交货时间已到而买方知道货物已在该地点交给他处置时, 风险方始移转。 (3) 如果合同指的是当时未加识别的货物, 则这些货物在未清楚注明有关合同以前, 不得视为已交给买方处置。
公约第69条规定的是前两条没有涉及到的情况的风险负担规则, 也就是说, 涉及到货物运输的货物买卖和在运货物的买卖本条都不适用, 只适用于当事人用自己工具运输货物的情况。而且本条是从买方不按合同约定按时接受货物的角度来规定风险转移, 不过从条文的规定来看, 买方的这种违约行为对风险转移的一般规定没有影响, 因为正常情况下买方已经接受货物, 风险已经由买买方承担了。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 第69条第1款只适用于买方在卖方营业地接受货物的情况, 在其他地点接受货物的情况都由该条第2款来调整, 但是如果由于合同没有规定, 导致买方没有在任何地点接受货物的义务时, 这种罕见的情况由第1款调整, 第2款适用的特定地点如果双方没有做出约定的话, 结合公约第31条2款规定, 包括了下面这种情形:如果合同指的是特定货物或从特定存货中提取的或尚待制造或生产的未经特定化的货物, 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这些货物是在某一特定地点, 或将在某一地点制造或生产, 卖方应该在该地点把货物交给卖方处置, 也就意味着买方有义务在该地点接收货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两款规定的适用情况不同, 导致相应措辞的不同, 第1款强调的是买方可以接受货物时, 风险才转移, 因为这时买方收受货物一般在卖方营业地, 卖方往往更加有利于控制保管货物, 只有卖方作好一切让买方能够有效接受货物的准备并实际向买方提交货物时, 要求买方承担风险才是合理的。而第2款强调的是交由买方处置货物时, 风险开始转移。这是因为这种情况下, 卖方往往需要自备运输工具运输货物至某交货地点, 买方这时更容易控制货物, 因此卖方只要向买方发出充分通知, 作好买方提货的准备就可以了。
纵观公约关于买卖双方风险负担的一般规定, 可以总结出以下原则:
1、在没有当事人约定的前提下, 公约确立的基本风险转移时间是以货物的交付来确定;2、至于有学者认为公约体现的以过失来划分风险负担的原则, 在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并没有得到证明;3.划拨是风险发生转移的前提条件, 适用于各种情况下的货物买卖, 但由于公约不涉及货物所有权的问题, 卖方授权保留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 并不影响风险的移转;4.由于公约对自身效力和适用的规定, 当事人的约定和国际惯例的适用将优先于公约自身规定, 当事人的约定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则, 只要双方平等自愿地做出真实意思表示, 约定就合法有效。
摘要：目前《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以下简称CISG) 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最重要的一个条约, 风险转移直接涉及买卖双方的切身利益。公约中关于风险转移的规定共有5个条文, 第66条一70条确立了公约关于国际货物销售风险转移的基本制度。所以本文对CISG中的风险转移内容进行入手, 然后详细分析第67-69条内容, 分析其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CISG,风险转移,违约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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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双元.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 (第3辑) [M].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年版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转移分析 篇5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转移,分析
一、信用风险转移理论的理论基础
信用风险转移理论客观上主要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 (即安全性、流动性、赢利性) 的相关管理理论 (主要包括资产管理理论、负债管理理论以及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等) , 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的日益强化而进一步发展起来。
资产管理理论在银行管理领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该理论认为, 银行资金的来源大多是吸收活期存款, 提存的主动权在客户手中, 银行管理起不了决定作用, 但是银行掌握着资金运用的主动权, 于是银行侧重于资产管理, 争取在资产上协调流动性、安全性与赢利性问题。
负债管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商业银行流动性与赢利性的矛盾。理论认为, 银行资金的流动性不仅可以通过强化资产管理获得, 还可以通过灵活地调剂负债达到目的。商业银行保持资金的流动性无需经常保有大量的高流动性资产, 通过发展主动型负债的形式, 扩大筹集资金的渠道和途径, 也能够满足多样化的资金需求。
负债管理理论意味着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思想的创新, 它变被动的存款观念为主动的借款观念, 为银行找到了保持流动性的新方法。根据这一理论,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不仅可以通过调整资产来保证, 还可以通过调整负债来保证, 变单一的资产调整为资产负债双向调整, 从而减少银行持有的高流动性资产, 最大限度地将资产投入到高赢利的贷款中去。另外商业银行根据资产的需要调整和组织负债, 让负债适应和支持资产, 也为银行扩大业务范围和规模提供了条件。
资产负债管理理论总结了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的优缺点, 通过资产与负债结构的全面调整实现商业银行流动性、安全性和赢利性管理目标的均衡发展。这一理论的产生是银行管理理论的一大突破, 为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带来了稳定和发展, 对完善和推动商业银行的现代化管理具有积极的意义。流动性问题是该理论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要求从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去预测流动性问题, 同时又要从这两个方面去寻找满足流动性需要的途径、风险控制问题。在控制经营风险方面, 明确规定自有资本比例, 根据不同的经营环境制定各类资产的风险度标准和控制风险的方法, 以资产收益率和资本收益率作为考察银行收益性的主要评估标准。通过调整各类资产和负债的搭配, 使资产规模与负债规模、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资产与负债的偿还期限相互对称和统一平衡, 保持原则和方向上的对称, 而不是要求银行资产与负债逐笔对应。
二、信用风险转移的市场主体
随着资产负债管理理论的不断完善和丰富,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以自如的运用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将承担的信用风险转移出去, 来降低资本金充足性水平、增强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因为金融环境的差异, 各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从整体发展趋势看, 出现较早的是保险公司, 以后相继出现了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 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有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机构。现在, 很多国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模已经接近或超过了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其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与商业银行相比, 融资来源不同, 导致在金融中介与投资者之间风险分担不同, 行为机制也不同, 这就为信用风险转移市场创造了市场基础。在国外的信用风险转移市场中, 保险公司因为与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和金融监管要求不同, 已经成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转出的主要对象, 而投资银行和各种机构投资者也成为积极的市场参与者。
金融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监管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银行运行的安全可靠, 并保障公众的利益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各种监管措施中, 资本充足率是衡量商业银行稳健性最重要的指标。对商业银行的这种资本要求会促使没有达到规定的银行产生将贷款及其风险转移出去的意愿, 从而满足监管要求。是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也可以通过购买信用风险的手段进入本来无法进入的贷款市场, 这就推动了贷款出售和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 而后来出现的各种信用衍生产品给银行规避金融监管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三、信用风险转移的主要方式
1、融资型信用风险转移
融资型信用风险转移是指在向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转移信用风险的同时, 实现资金的融通。工商企业可以通过办理保理业务或者福费庭业务, 将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所带来的信用风险转移给专业性的金融机构。保理业务是为以赊销方式进行销售的企业设计的一种综合性金融业务, 企业通过将应收账款的票据卖给专门办理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而实现资金融通。福费庭业务是指在延期付款的大型设备贸易中, 出口商把经进口商所在地银行担保的远期汇票或本票, 无追索权地售给出口商所在地的金融机构, 以取得现款。商业银行利用外部市场转移资产业务信用风险的融资型手段有贷款出售和贷款资产证券化两种。贷款出售指商业银行将贷款视为可销售的资产, 将其出售给其他机构。贷款资产证券化是贷款出售的更高发展形式, 是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资产证券化中, 发起人将资产出售给一个特殊的机构, 并转化成以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为担保的证券, 通过证券的发售而实现资产的流动变现。商业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 在将资产转移出去达到融资目的的同时, 也转移了资产的信用风险。
2、非融资型信用风险转移
与融资相分离的信用风险转移手段有信用担保、信用保险和信用衍生产品。信用担保是灵活的信用风险转移工具, 通过双边合约, 担保人作为信用风险的承担者当第三方 (债务方) 不能履行其义务时, 承担相应的补偿或代为支付的义务, 金额限于潜在信用风险暴露的损失。信用保险就是企业通过和保险机构签订保险合同, 支付一定的保费, 从而在指定信用风险范围内蒙受损失时获得的补偿。信用衍生产品指的是一种双边的金融合约安排, 在这种安排下, 合约双方同意互换事先商定的或者是根据公式确定的现金流, 现金流的确定依赖于预先设定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信用事件的发生。信用事件通常与违约、破产登记、信用等级下降或市场价格出现较大的下跌等情形相联系。
四、信用风险转移的道德风险
信用风险转移市场的产生完善了信用风险市场, 通过允许市场的参与者将信用风险从其他风险中分离出来使得信用风险与利率风险, 汇率风险一样变成可以独立交易的金融标产品。
信息不对称是在市场交易中, 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缺乏信息, 进而影响其作出正确决策, 导致交易效率降低的现象。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 信息不对称 (Information Asymmetry) 分为事前的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 和事后的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两种情况。逆向选择是交易事前的信息不对称。
阿克尔洛夫在他1970年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中举了一个二手车市场的案例。指出在二手车市场, 显然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 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者肯定不会相信卖者的话, 即使卖家说的天花乱坠, 买者惟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者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者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 高质品被逐出市场, 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导致整个市场崩溃, 或者市场萎缩, 以致只有劣等产品充斥于其中。阿克尔洛夫还指出, 类似的信息不对称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普遍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以印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信贷市场为例子来说明逆向选择问题。印度小地方放贷者索取的利率是大城市利率的两倍。在城镇借款然后在农村放贷出去的一个中年人并不了解借款人信誉, 因此极易遭受惨重损失。
斯蒂格利茨分析了保险市场、信贷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 相应地提出了缺乏信息的交易方应当如何获取更多的信息。《竞争性保险市场均衡: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短论》中, 斯蒂格利茨正式说明了在保险公司不知道有关各个客户风险状况的保险市场上, 信息问题是如何处理的。这一研究通过考察不知情的经济主体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充实了阿克尔洛夫和斯宾斯所进行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认为保险公司 (不知情方) 通过被称为“筛选”的方式能够给予其客户 (知情方) 有效的激励以使其“披露”有关自身风险状况信息。在筛选均衡中, 保险公司通过提供“较高的未保险额与较低的保费组合”这类可选合约菜单来区分保单持有人的不同风险。在保险市场上, 道德风险来自保险公司不能观察到投保人在投保后的个人行为。如果保险者不按常规履行合同或故意遭险, 往往会使保险公司承担正常概率之上的赔付率, 这时的逆向选择来自保险公司事前不知道投保人的风险程度, 从而使保险水平不能达到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水平。当保险金处于一般水平时, 低风险类型的消费者投保后得到的效用可能低于他不参加保险时的效用, 因而这类消费者会退出保险市场, 只有高风险类型的消费者才会愿意投保。当低风险消费者退出后, 如果保险金和赔偿金不变, 保险公司将亏损。为了不出现亏损, 保险公司将不得不提高保险金, 从而那些不大可能碰到事故的顾客认为支付这笔费用不值得, 不再投保, 高风险类型消费者就会把低风险类型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场。这就是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合同, 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 让买保险者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和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之间选择, 以防止被保人的欺诈行为。信息不对称也是存在于借款人和银行之间与生俱来的问题。在信用风险转移工具产生之前, 信息不对称问题广泛的存在并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而新型的信用风险转移市场的产生, 使得信用风险转移工具得以改变银行和借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同时改变了银行在管理风险的决策和方法。但是, 信用风险转移工具在化解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时也带来的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也就是信用风险的出售者和信用风险购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知识转移风险 篇6
目前我国处于是发展中阶段, 企业单独研发水平比较低, 尤为中小企业, 大部分通过技术转移来提高技术研发水平, 技术转移是指技术发送方提供制造某种产品、提供某种服务或应用某项工艺的系统知识到技术接收方的选择、获取、消化及吸收的整体过程。大部分学者将技术转移的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类。隐性知识不仅作为资源, 更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由此可见隐性知识的转移是企业技术转移的核心。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中小企业间隐性知识转移。
二、隐性知识转移含义
王琦雅认为隐性知识是嵌入到个体头脑中的、难以编码及表达的知识, 基于经验而获得。通过人的流动或学徒式等方法在特定的环境下通过活动传播而扩散知识。曹勇认为隐性知识转移是与技术转移相关的合作方通过交流有效地促进知识转移的互动过程。黎仁惠具体提出隐性知识是隐藏在技术人员头脑中的经验或诀窍。综上得出隐性知识是隐晦的、难以模仿和转移的。
三、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1. 知识发送方因素
(1) 知识发送方的意愿
知识转移意愿是知识发送方将自己的知识转移到接收方的意愿程度, 知识转移的意愿决定知识转移的程度。王涛认为知识发送方希望知识转移同样能得到相等的回报, 企业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使知识发送方在决定是否转移时存在矛盾的心理。既想通过合作节省成本、获得更大的利益, 又不想知识共享、知识转移, 担心自己会无意间泄露核心知识失去具有竞争力的地位。在同等地位间进行知识转移时, 同行业的企业间存在直接竞争, 不同行业间的企业知识转移又缺乏利益刺激, 此外, 知识转移还耗费发送方一定的时间、精力等, 进一步弱化了知识发送方的知识转移意愿。为了提升知识发送方的知识转移意愿, 知识接受者应尽量选择知识互补的企业, 合作伙伴间的互补性越高, 伙伴间越有意愿进行知识共享和转移, 实现本企业技术多元化的基本目标。
(2) 知识转移的能力
有强烈的转移意愿与转移效果并不一定成正比, 关键原因是知识发送方的转移能力高低决定转移的最终成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转移能力:一是知识发送方能准确定位接收方想要的技术, 二是能将该技术完整准确的表达。知识发送方的知识转移能力取决于发送方掌握的知识及其表达知识的能力。一般来说, 发送方的知识储备量越大, 掌握知识接受者所需的知识可能性越大, 这是转移知识的基础;清晰的表达知识则是实现知识转移的有效手段。知识接受者应首先判断知识源的知识储备是否满足标准, 再根据以往合作经验、其他企业评价等信息来判断知识源传授知识的能力。
2. 知识接受方因素
(1) 接收方的接受意愿
知识接受意愿主要是知识接受方的主观意识, 即知识接收方是否抱有从发送方吸收知识的意图、主动吸收知识的程度。知识接受方作为知识转移的最终影响因素, 如果知识接收方获取外来知识的动机或意识薄弱, 减少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在到知识转移的投资力度, 无形中降低了企业接受新技术的机会, 最终形成粘滞知识。接受意愿属于接受方的主观意愿, 由此可以得出, 强烈的接受意愿可以促进其快速、有效的从知识发送方获的所需知识, 以此扩大自身知识多元化, 缩小与发送方的知识差距。可以从内在动力和外加刺激两方面来提高知识接受意愿, 即一方面可以通过不断提高组织成员工作目标来推动成员渴望获得新知识, 强化其学习新知识的动机;另一方面, 组织可通过物质奖励等策略进行外加激励组织成员, 如构建学习型的组织文化, 落实组织成员获得新知识的具体行为。
(2) 接收方的吸收能力
知识的广度可以理解为企业涉及知识领域的范围, 广阔的知识基础可以帮助它交叉知识的许多领域, 因此能够尝试新路径去探索新的领域。知识的多元化同样可以促使企业产生更新颖的思想, 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自主创新知识的能力。同样的企业吸收新知识与其拥有的知识基础有关, 雄厚的企业知识基础影响其吸收新知识的态度并决定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因此企业知识基础的广度影响着企业消化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知识必须通过消化并整合内部知识、新知识融入到现有知识共同起作用, 吸收能力重点是技术的应用, 其与企业的商业化直接联系, 企业要探寻外部知识并获取有用的知识, 最终将其转化到企业内部才能为自己创造价值。吸收能力中的任何一个层面都是相辅相成的, 任何一环未有效发挥, 将影响隐形知识转移的速度和质量, 使隐形知识停留在知识层面, 不能更好地体现出其转移的真正意义。
3. 信任机制
沟通是促进彼此感情的有力手段, 沟通也加强了彼此的信任。第一, 知识转移双方通过频繁沟通与互动降低彼此知识转移的难度。转移者之间的沟通能使双方在多次互动的过程中增加共同经验, 双方对事物的理解容易趋于一致。知识转移成员拥有相似的合作背景和实践活动是实现知识有效转移的必要条件。因为存在某方面共同的知识基础, 人们才能更顺利地分享知识。第二, 企业是转移隐形知识的意愿取决于吸收隐形知识的对象, 知识发送方一般只会将知识转移给他们信任的人或企业。若转移双方互不信任, 不断怀疑对方的用意, 怀疑对方地能力, 他们完全没有转移知识的意愿。这些技术和方法唯有与知识接受方之间存在高度信任时, 才能真正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因此信任为促进知识转移和吸收创造了必要条件, 间接地降低了知识转移的难度。
四、研究结论
第一, 知识转移双方做好充分的沟通。首先, 沟通可以选择面对面的方式, 这样使得双方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以及明白心理活动, 可以直观的发现隐性知识是否真的被接收方理解、消化。所以他们良好的沟通使隐性知识转移得以成功。其次, 高科技的发展, 使不可能的事变成现实, 尤其是在沟通方面, 即使相隔较远仍然可以及时得到沟通, 这就加速的隐形知识的转移。
第二, 对于接受者来说, 应该拓宽自身的知识面, 加大对知识的投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拥有的隐性知识, 若企业消化隐形知识的能力不强仍然要局限在当前的知识中。所以企业可以采用激励的方式使企业内部员工增强学习的动力, 使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 应建立和完善企业间的信任机制。知识转移是一个相互学习与促进的过程, 它需要建立在双方信任的基础上, 知识转移参与方之间的信任水平可以影响彼此间的关系距离。由于隐形知识具有内隐性和专属性, 所以在转移过程中需要发送方和接受方之间的相互沟通, 使双方企业在合作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信任, 从而为隐性知识转移提供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徐静, 叶英平, 王晓彤.产学研合作中的隐形知识转移机制研究[J].情报科学, 2014.
[2]王琦雅, 郭东强.企业联盟中隐形知识转移效果分析[J].商业经济, 2012.
[3]张国峰.产学研联盟的知识转移机制及治理模式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 2012.
[4]向龙宇.知识联盟中信任对知识转移的作用研究[D].重庆大学, 2013.
论CISG路货风险转移制度 篇7
国际贸易中在途货物风险划分是一个难题, 因为在订立买卖合同时, 货物已经装运, 买卖双方都很有可能并不清楚是否有损坏或者灭失的情形发生, 该种情况下, 货物到港后发生灭失或者损毁往往难以判断这种损失发生在运输的那一阶段, 尤其是合同订立前还是合同订立后, 因此风险由买方还是卖方负担成为难以确定的问题。因此, 货物在运输途中被出售的情况并不适用于CISG第67条的规定, 而适用公约第68条对路货买卖的风险转移问题所做的特别的规定:“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 从订立合同时起, 风险就转移到买受人承担, 但是如果情况表明有此需要, 从货物交付给签发载有运输合同单据的承运人时起, 风险就由买受人承担。尽管如此, 如果出卖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货物已经意识或损坏, 而他又不将这一事实告知买受人, 则这种损失应由出卖人承担”。
二、在公约的立法历史中, 与公约68条相对应的草
案第80条基本上重复了ULIS第99条的规定, 在1980年的维也纳会议后, 公约正式文本中第68条作为妥协的结果因此而产生
1. 第68条第一句内容分析
“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 从订立合同时起, 风险就转移到买受人承担”
(1) 立法历史
作为公约中在途货物风险转移基本原则的这一条文, 在关于国际贸易的立法中, 相比其余两句出现的较晚。在1964年于海牙召开的28国外交会议中, 订立的《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 (The Uniform Law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ULIS) 并没有这一规定。而在1978年维也纳外交会议中制定的CISG草案, 也没有在现行正式文本中的该条文。无论是ULIS还是1978年CISG草案, 规定的路货风险转移的基本原则都是在公约正式文本中作为第二句话的在途货物风险在交运承运人时转移至买受方。但是维也纳外交会议上, 以巴基斯坦为代表的各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规定会导致货物的强制保险, 从而使第三世界国家也即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流向发达国家。因此, 经过第一委员会和全会的广泛讨论之后达成了妥协, 从而有了正式文本中“从订立合同起时起, 风险就转移到买方承担”这一路货风险转移的原则性规定。
(2) 实践中的缺陷
在理论上, 第68条第一句使用了合同成立时风险转移的风险转移模式, 对于该模式的缺点在前文已经进行了讨论, 再次不再赘述。
在国际路货买卖的实践中, 68条第一句由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是难以适用的。首先, 从内容上看, 该句规定背离了公约在运输途中避免划分风险的基本政策, 虽然这一规定的形成是为了避免风险买受方承担买受路货之前发生风险所致的货损, 但是正是因为实践中往往不能确定由于风险发生所导致的货损, 这一条文只在非常少数的情况下得以适用。其次, 当无法确定风险发生时间的情形出现时, 为了决定货损应由哪一方负担, 双方当事人对于货损发生的实际时间负有举证责任。如果由买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货损发生在风险转移之前, 那么买方会败诉;如果由卖方承担举证责任, 证明风险发生在转移之后, 卖方也将会败诉。而根据常规准则, 举证责任通常由买方承担, 这样一来, 实际降低了受到严格审核的准则的实际效率。
笔者认为, 综合以上两个致使第68条在实践中难以使用的原因, 前者对该条款难以在实际路货交易中有较大影响。因为自1980年CISG正式文本确立后至今的三十多年间, 科技日益发展进步, 但是仍然未能有有效的方法确定在途货物损毁的准确时间, 因此这一句话关于风险在买卖合同订立时转移的规定大可去除。
2. 第68条第二句内容分析
“如果情况表明有此需要, 从货物交付给签发载有运输合同单据的承运人时起风险就由买方承担”
(1) 立法历史
对于第二句话的表述, 在CISG正式文本形成以前, ULIS第99条表述为“如果有情况表明合同的意图”, 但是这一表述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重复, 因为在公约第6条和第9条第二款中都明确的规定, 合同当事人的约定优先与规定, 也即是68条第一句中的基本原则。因此, 在修正过后, 公约的正文表述转变为“如果情况表明”。
(2) 对于“情况”的理解
在修改后出现的导致风险转移时间前移至交运时的表述“如有情况表明”, 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1980年维也纳会议美国代表John.O.Honnold认为, 公约所指的“情况”是卖方通过交付给买方标准的全套单证, 包括运输单证和凭保险人只是赔付的保险单, 把运输中的货物交付给买方, 这样卖方把保险单背书转让给买方的事实表明买方是唯一可以凭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的人, 这一事实证明全部风险在运输途中即转移给买方。在实践中, 对于正式文本中“情况”一词的解释, 有学者认为该句话的订立, 可以理解为该条款中规定的“情况”只能被解释为是出于当事人意思产生的。笔者对于该种看法难以认同, 风险转移的问题中应当适用第2句之规定的情况, 只有在没有对风险转移的情况作出明确约定时, 方可采纳对该规定的推定。而根据公约第六条的规定, 公约本来就允许当事人另行规定并把当事人约定放在优先效力地位。
(3) 对“承运人”的理解
关于该句中承运人理解上的关键, 主要在于对于由不止一个承运人连续运输的货物, 为了明确风险责任的转移界限, 需要确定第一承运人。对于在途货物的销售, 公约明确的规定必须在运输文件的基础上进行。所以, 还应当注意的是第一承运人必须是签发运输合同单据的承运人。对于运输单据, 并不是要求必须以运输合同为标题的文件方能有效, 只要是有效合法的运输文件, 即可视为运输合同单据。
(4) 高科技产品买卖的特殊情况
如果这些规则所反映不仅仅限于当原材料买卖贸易为主导的早期国际贸易的风险分配模式, 那么对于高科技产品的灭失, 就不一定仍然适用这些风险分配原则。因为对于高科技产品的货损, 例如水浸, 只有卖方能够完成的维修或者更换货物便成为主要的补救措施, 并且对于高科技产品的运输,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卖方对货物的包装, 因此, 在此种情况下, 货损的责任应倾向于由卖方承担。作为买方, 可以要求卖方承担对发生货损的货物进行修理或者替换, 而作为卖方, 可以将答应买上提出的上述要求作为条件, 寻求买方的让步, 例如不对货物的损毁灭失提出损害赔偿。
3. 第68条第3句内容分析 (1) 立法历史
在公约立法历史中, 草案第80条原文关于货损和灭失的表述为“such loss and damage”, 而当该条文出现在公约正式文本中则变成了”the loss and damage”, 但是法文版本的公约却仍然保留了草案的叙述方式。这样一来, 当卖方在知道或者应知货物已经损毁却没有告知买受人时所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成为了争议的问题。
(2) 对于卖方所应承担风险责任的理解
根据学者Barry Nicholas的说法, 可以有几种模式。其一是卖方之承担在签订合同时已经存在却未告知的货损, 其二是卖方承担签订合同时已经存在以及由于该风险而导致的货损, 其三是卖方承担上一种模式下的货损责任之外, 还承担由于原始风险所导致的合同订立后的风险, 以及由该风险进而导致的各种货物损毁的责任。例如说, 对于10吨在途的面粉, 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其中有2吨已经由于水浸而受到损毁, 而后, 这2吨受到水浸的面粉导致其附近另3吨面粉也受损, 而在货物到港后, 买方发现所有面粉已经因受潮而不符合质量, 也即是说, 有5吨面粉的受损不是因为合同签订时已经存在而被卖方有意隐瞒的风险导致的。此时对于卖方应该承担2吨、5吨还是10吨面粉的货损责任便产生了争议。对于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公约正式文本中的“the loss and damage”来进行理解, 也就是说, 所有由于在签订合同前和签订合同时已经存在的货损, 以及由于这些货损导致的一切损失责任均应当由卖方承担。
(3) 对第一句适用范围的理解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 第三句的例外情形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第一句。因为在ULIS第99条和公约1978年的草案第80条中, 均没有第一条的内容, 例外情形适用都只包括正式文本内容中的第68条第二句话。对于该争议, 学者Barry Nicholas认为根据对ULIS和公约草案的意图对端, 路货风险转移的例外情形适用范围不应该包含第一句话所述的情形, 这一结论是通过官方记录 (see Officia Records, II, 220) 得出的。但是在此, 笔者认为, 虽然68条第一句在实践中适用较少,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风险在合同订立时转移的情形下卖方故意或由于疏忽向买受人隐瞒了已经存在的货损或风险, 但风险却依然要向买方转移, 这无疑对买受方是极为不公平的, 此时买方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或者根据卖方的欺诈行为主张合同无效。
(4) 违约与风险转移
对于第三句所描述的情形, 由于公约的第四章仅涉及风险转移的问题, 而不涉及双方的权利义务问题。因此卖方不予告知的不诚信行为,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理解为卖方行为构成根本违约, 不影响风险的划分, 风险并不发生转移, 但可以产生买方相应的救济, 尤其指买方宣告合同无效后风险的回转。严格来说, 该规定可以视为一项例外规定, 其解决的并不是标的物意外损毁灭失的风险负担问题, 而是卖方对已有瑕疵的责任问题。虽然, 风险转移制度是独立于违约制度的法律制度, 但即使风险转移的后果并不影响买方因买方根本违约而享有的救济, 买方行使其所享有的救济却可能影响风险转移的后果。
针对公约68条第三款涉及的卖方明知或理应知道货物的损毁却不告知买方的不诚信行为, 属于买方根本违约的情形, 本人会在此处对违约对于路货风险转移的影响进行讨论。买方在卖方根本违约时首先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这意味着已经转移的风险将回转至卖方承担;其次, 买方的救济方式要求实际履行, 即使货物已经损毁, 但10是买方仍可要求买方交付替代品以实际履行, 然而此种权利仅限于不符合合同部分的货物, 对于符合合同的货物, 买方仍然要承担风险;再次, 扣减价金也是买方在卖方违约是可以寻求的救济措施, 此项权利对风险转移并无影响, 不论货物是否灭失, 因为买方显然已经接受了货物, 但是实践中买方更倾向于宣告合同无效从而致使风险的回转。最后, 买方可以要求卖方修理货物, 此项权利同样也不会影响风险的转移, 但是货物如果已经找到风险损毁灭失, 修理必然成为不可能。
三、结语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对于路货买卖风险转移的规定直接涉及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义务, 关系到由哪一方承担损失的问题, 这是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正确处理风险的划分与承担影响到买卖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以及义务。这就需要准确的理解《公约》第68条规定的立法意图, 以此为依据划分风险。而对于该条款中不再适合当下国际贸易环境的规定, 则应该及时的通过修改废除。此外, 正确的认识影响路货风险转移的因素对于处理风险划分问题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Univ.Prof.Dr.Peter Schlechtriem, Uniform Sales Law-The UN-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Published by Manz, Vienna.1986:90
[2]苏霞颖营文中:路货买卖风险转移比较研究.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4, 17 (3) :79
知识转移风险 篇8
关键词：知识属性,隐性知识转移,核心知识,外围知识,激励,激励模式
1 引言
隐性知识是扎根于特定情境下的行动、参与和使命, 是非口语化、难以表达和难以编码的知识, 高度的个人化是隐性知识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知识经济时代, 个人隐性知识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 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 企业中个人隐性知识的顺畅转移, 将使企业的竞争力呈几何级数增长。
隐性知识主要存在于个体的行动与思考中, 因此隐性知识转移只能通过个体的交流与共事等互动过程来实现, 但是对于知识源来说, 这种互动过程的前、中、后却需要较大的代价, 一方面, 隐性知识的创造与转移需要知识源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 一旦知识接受方掌握了知识源的独特知识, 知识源的地位与收益将受到威胁。因此在没有其它要素激励的前提下, 知识源并不愿意转移隐性知识。但是由于隐性知识对企业的重要作用, 企业非常希望企业员工间能够互相转移他们独特的隐性知识, 这就形成了一组矛盾。
激励是引导有各自需要和个性的个人或群体, 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 同时也要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1], 大量的研究表明, 激励能够促进知识转移的发生。本文将在分析知识的属性和知识转移难度的基础上, 深入研究隐形知识转移的利益相关者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从而寻找适宜于不同属性隐性知识转移的激励模式。
2 知识的分类与隐性知识转移难度
2.1 核心知识与外围知识
不同学者对知识的关注视角不尽相同, 组织理论学者和知识管理学者采用的多是一种传统的视角, 他们从知识本身的属性出发, 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这一分类方法由科学哲学家Polanyi (1966) 最早提出, Polanyi认为显性知识可以用文字、数字来表达, 并通过数据、科学公式、说明书等形式来共享, 它是一种能够在个人、组织之间进行系统传递的正式和规范的知识, 是一种结构化的知识;而隐性知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高度个人化、难以与他人共享的知识, 是难以形式化或结构化的知识[2]。
组织经济学家Jensen & Meckling (1992) 以知识转移中的成本为切入点, 将知识分为一般知识和专门知识, 一般知识是指知识转换成本低的知识;而专门知识是指知识转换成本高的知识[3]。这种分类方法与Polanyi的分类方法是相互独立的, 显性知识不一定就是一般知识, 也可以是专业知识;隐性知识也不一定就是专门知识, 也可以是一般知识。
也有学者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出发, 将知识分为作为公共物品的知识和作为私人物品的知识, 这种分类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分析知识转移中“搭便车”现象, 并研究如何通过合理的激励来减少“搭便车”现象, 实现知识顺畅的转移。
通过前面对知识分类研究的简单回顾, 我们发现, 早期的研究仅局限于知识本身的自然属性上, 而后续的研究则更加关注知识与知识转移中相关要素间的关系。如Jensen&Meckling的知识属性划分加入了成本的考量, 将与知识转移成本相关的组织环境、技术等要素纳入到知识分类的研究中来;而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划分则突出了知识转移中知识源的行为动机, 强调了知识源在知识转移中的重要作用。以上的研究对知识转移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些分类方式也有一项缺憾, 即没有进行知识的价值区分, 这不利于知识转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主要表现在:一方面, 没有知识对知识源价值的区分, 知识的成本区分就不会精确, 另一方面, 没有知识对知识源价值的区分, 知识源行为动机的根源就无法找到。本文认为, 以知识对知识源的价值为切入点, 知识可以分为外围知识和核心知识。
外围知识与核心知识均来自于知识源的个体感知, 其中外围知识是指知识源认为不会从根本上决定自己在当前和未来的收益、权力和地位等的非关键知识;而核心知识是知识源认为会从根本上决定自己在当前和未来的收益、权力和地位等的关键知识。
因为知识是否是核心知识是来自于个体的个人感知, 所以外围知识和核心知识的一个本质属性就是动态性, 也即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 核心知识和外围知识可以互相转化。外围知识、核心知识的划分与一般知识、专门知识的划分并不矛盾, 外围知识可以是知识转移成本高的专门知识, 核心知识也可以是知识转移成本低的一般知识。同样, 外围知识、核心知识的划分与显性知识、隐性知识的划分也是相互独立的, 即显性知识不一定是外围知识, 也可以是核心知识;隐性知识不一定是核心知识, 也可以是外围知识。例如, 在一个技术创新团队中, 某团队成员灵机突现, 用一个旧方法解决了一个新问题, 这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做为知识是显性的, 但它却是该成员的核心知识;同样在一个技术创新团队中, 某团队成员用一种独创的方法优化了原来的设计, 但这种优化带来的效果有限, 这一独创的方法属于隐性知识, 但是它仅仅是该成员的外围知识。
通常情况下, 知识源不愿转移自己的核心知识, 但是一项对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的问卷调查表明, 在适当激励的条件下, 知识源可以转移自己的核心知识。这种激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在知识转移活动中, 知识接受方的反馈能够提升知识源的核心知识, 这时, 知识源愿意把他们提升前的知识转移给知识接受方;第二, 当外部的激励足够大的时候, 知识源愿意转移其自身的核心知识, 这里面的外部激励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等各种激励。
2.2 隐性知识转移难度
在分析公司的资源时, 隐性知识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注, 它是公司获得独特竞争优势的有效来源[4], 但由于隐性知识自身的特点使得其转移困难重重, 因此本文重点关注隐性知识的知识转移问题。下面, 我们结合一般知识与专门知识, 外围知识与核心知识两种分类方式来区分隐性知识, 并分析各种类型的隐性知识的转移难度。隐性知识区分及其转移难度如表1所示 (●的多少表示隐性知识转移的困难程度) 。
作为一般知识的外围隐性知识, 因为其转移并不会影响知识源在企业现在和未来的生存状态, 而且知识转移过程发生的成本较低, 因此其转移难度较低;而做为专门知识的外围隐性知识, 因其转移成本比前者高, 因此其转移难度比前者更高;对于做为一般知识的核心隐性知识, 因为核心隐性知识转移会影响到知识源当前和未来的收益、权力和地位等核心利益, 所以即使知识转移过程的成本较低, 知识转移的成本也会非常高;而做为专门知识的核心隐性知识, 其转移成本将会更高。
3 企业隐性知识转移的激励模式
企业隐性知识转移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知识源、知识接受方以及二者所服务、共事的企业或团队, 因此隐性知识转移的激励是在这三者之间展开的。鉴于文章篇幅的限制,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对知识源的激励。隐性知识转移的激励中, 三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根据过程型激励理论, 需要是产生行为的根本动因。因此在企业隐性知识转移中, 知识源参与知识转移活动也必然是以其特有的需求为基础的, 知识源的需要包括:人际关系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知识完善的需要以及经济利益的需要, 知识源的这些需要将在不同类型的知识源激励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此外, 企业主导的激励在隐性知识转移中也有重要的作用。
3.1 知识源的自我激励
知识源由于自身的需求会形成一种对隐性知识转移的自我激励, 知识源的自我激励是知识转移得以实现的重要推动因素, 其中人际关系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到了支付机制的作用。
企业组织中的人际关系是一种混合型的关系, 在中国, 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法则是“以和为贵, 礼尚往来”, 企业中的个体必须遵守这样的行为准则, 否则将被组织边缘化。因此, 为了改善自身所处的人际环境, 组织中的个体有时需要贡献出相对稀缺的资源, 而隐性知识正是这些稀缺资源之一, 而且是最为稀缺的一种。
此外, 知识源自我实现的需要对隐性知识转移也有重要作用。隐性知识是知识源经过艰辛的探索与实践而得到的独特的经验、技能、创新以及思想方法, 这些隐性知识产生后, 知识源需要得到组织其他成员的认同, 并且也希望自己的独特知识能够为组织带来新的进步与绩效, 这是人类本性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人类的一种高层次需求。
3.2 知识接受方主导的激励
为从知识源处获得知识, 知识接受方也愿意对知识源进行适当的激励, 知识接受方对知识源的激励是通过与知识源的互动来实现的, 其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是满足了知识源对人际关系和知识完善的需要。
一方面, 知识接受方通过建立与知识源良好的个人关系将会激励知识源的隐性知识转移行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 有与其他人交往的需要, 因此作为社会一员的知识源也会努力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但是关系是一种互动过程, 知识接受方也必须积极参与到与知识源的互动中来, 通过不断的感情和物质投入, 从而建立与知识源良好的个人关系, 并逐渐建立起信任, 从而使知识源愿意转移自己的隐性知识。
另一方面, 隐性知识是知识源独有的知识, 是知识源通过对原有同型知识的学习, 在自己经验与思考的基础上的新创造。对知识源来说, 其隐性知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不断发展的知识将为知识源提供持续的竞争优势, 因此知识源有通过交流提升自身知识的需要, 而知识接受方的知识反馈将为知识源的知识提升提供重要助力。因此, 知识接受方的知识反馈将构成对知识源转移隐性知识的激励。
3.3 企业主导的激励
企业为促进隐性知识转移的顺利进行, 需要对知识转移的全过程进行管理和激励, 企业对知识源的激励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 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和环境激励。物质激励主要是指为奖励知识源的知识转移活动而给予知识源的经济报酬、实物奖励等;精神激励包括对知识源的荣誉表彰、建立鼓励知识转移的企业文化、提高知识源在企业中的地位等;环境激励, 环境激励是指在企业内营造一种使人类天性得以充分发挥的环境, 来激发出个体成员资源合作、奉献、信任与忠诚行为的激励方式[5]。环境激励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 硬环境包括便利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以及提供舒适的讨论交流环境等;软环境包括组织制度、组织结构等。企业隐性知识转移的激励模式以及支付机制如表2所示:
4 企业隐性知识转移的激励模式选择
Argote和Ingram (2000) 认为, 知识的不同属性影响着知识的创造、保持和转移[6], 具有不同特征的隐性知识的转移难度各不相同, 因此有必要有针对性的采用不同的激励组合。
(1) 对于做为一般知识的外围隐性知识, 其转移并不会影响知识源的核心利益, 而且在企业中, 知识源还有人际关系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因此知识源一般愿意转移这样的知识。此时企业如果能够为知识转移提供适当的环境激励, 包括硬环境激励和软环境激励, 知识转移的效果将在原有的基础上大为提高。
(2) 对于做为专门知识的外围隐性知识, 由于其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发生的成本较高, 这种成本包括知识源的时间、精力付出, 以及知识源如果不进行知识转移而从事其他活动而获得的收益 (机会成本) 。因此, 这时企业的物质激励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3) 对于作为一般知识的核心隐性知识, 由于对于具有该特征的知识转移将触及知识源的核心利益, 知识源的当前和未来收益将受到直接影响, 因此对其的激励模式将发生本质的变化, 企业主导的三类激励的作用将显著下降, 而知识接受方主导的激励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时, 知识接受方通过建立与知识源良好的人际关系, 以及知识接受方通过知识反馈帮助知识源提升其原有隐性知识将对知识源形成有效激励。
(4) 对于做为专门知识的核心隐性知识, 其知识转移的难度最大, 因此对于该属性的隐性知识转移将需要知识接受方和企业的更多投入, 综合发挥人际关系激励、知识反馈激励以及物质、精神和环境激励的作用。
5 结论
在企业中, 知识源是否愿意贡献其特有的隐性知识是隐性知识转移成功与否的关键, 为了促进隐性知识转移的顺利进行, 必须重视对知识源的激励问题。本文着眼于知识对知识源的价值, 将知识分为外围知识和核心知识, 并结合Jensen&Meckling (1992) 以成本为切入点的知识分类, 从两个维度上讨论了隐性知识的转移难度, 并探讨了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的隐性知识选择合适的激励模式。本文认为, 对于做为一般知识的外围隐性知识, 企业主导的环境激励将使知识转移的效果大为提高;对于做为专门知识的外围隐性知识, 企业主导的物质激励将发挥主要作用;对于做为一般知识的核心隐性知识, 知识接受方主导的激励将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对于做为专门知识的核心隐性知识, 需要综合运用发挥多种激励模式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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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天学, 田金信.基于企业内知识转移与共享的激励模式研究[J].预测, 2005, 24 (5) , 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