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风险转移（通用3篇）
传统风险转移 篇1
货物风险转移制度所涉及的风险, 主要是指由于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当事人以外的原因导致卖方正在履行或已经履行交货的货物遭受损坏或灭失的风险。货物风险的转移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履行中的核心问题。在国际贸易中, 买卖合同订立后, 货物即被特定化, 卖方将特定化的货物交给承运人运交买方, 买方对货物进行检验和收取, 或将货物运送到新的目的地。在这一过程中, 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伴随始终。
在货物买卖中, 传统上一直盛行“物主承担风险”原则, 即货物风险转移的时间与所有权移转的时间相一致。其理论依据主要是:货物所有权的移转是买卖合同的主要特征和法律后果, 一切风险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都是在所有权基础上产生的。所以, 货物所有权发生移转时, 风险也随之转移。这种做法在过去是可行的, 因为它适应了当时国内贸易发展的需要, 然而这种做法却不能适应当今的国际贸易的需要, 不能适应由独立承运人运送货物和交易单据化的需要。当今国际货物买卖中, 最常用的支付方式就是信用证和托收, 在卖方交货后可在一段时间内保留货运单据, 并以此作为收取货款的担保物权, 货物的所有权并不一定是一次性移转而是逐步由卖方向买方有条件的移转。货物所有权转移的问题相当的复杂, 世界各国的国内法对它的规定分歧较大, 而《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与INCOTERMS2000对此也采取了回避的做法。所以, 仍然以货物所有权的移转作为风险转移的时间所带来的困难和纠纷会很大, 有碍于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
目前国际货物买卖中普遍采用“以交货时间作为货物风险转移的时间”的原则, 其理论依据是:货物的风险应由有利方承担, 即应由能够最好的掌控货物的一方承担。有利方的确定就是看哪一方占有货物, 占有货物的一方即为有利方, 随着货物的交付风险也发生转移。在此原则下, 货物风险转移的关键就是交货方式和交货时间。
一、划分风险的界限
联合国的《公约》在货物风险转移问题上, 总结了世界各国的国内法, 并考虑到当代国际贸易的实际做法, 明确主张货物的风险在交付货物时转移。此原则有其合理性, 并得到了普遍承认。但是在FOB、CIF、CFR等象征性交货合同项下, 这一原则不够具体。对于FOB、CIF、CFR三个贸易术语的风险转移点是以“装船”为界还是“船舷”为界, 在此问题上是有分歧的。INCOTERMS2000规定:交货点与风险转移点相一致, 均为“船舷”。《美国对外贸易定义1941年修订本》规定:交货点与风险转移点一致, 均为“船上”。《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以下简称《通则》) 规定:交货点是卖方将特定化的货物装到指定的船上, 风险转移点是货物越过船舷。但是《通则》的规定是可以由买卖合同的具体规定或者买卖双方确立的习惯做法所超越或改变的。
二、货交承运人与风险的转移
在直接交货的形式下, 卖方按照合同要求将货物交由承运人保管, 承运人对货物进行实际控制, 此时货物风险就已经发生了转移, 即由卖方转移至买方, 那么货物风险转移的条件就是货交承运人。《美国统一法典》规定:如买卖合同授权或要求把货物交由承运人运送, 但并不要求卖方把货物交到某个特定的目的地, 则货物的风险应于卖方把货物适当地交给承运人之时起转移至买方。此时, 风险是否在交货时转移到买方, 就是看承运人是否有效控制着已被特定化的货物。
《公约》规定:如果卖方没有义务在特定地点交付货物, 那么, 自货物按照买卖合同交由第一承运人开始, 风险就转移至买方。就是说, 若货物买卖合同没有规定在特定地点交货, 并且货物的运输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承运人, 则货物的风险转移发生在货交第一承运人时。
在FOB项下, 是由买方负责租船订舱, 即由买方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 承运人受买方委托, 到指定的装运港接收由卖方交付的货物。货物风险于指定的装运港越过船舷时起由买方承担, 而非由承运人直接承担, 将货物交由承运人就相当于交给了买方本人。而在CIF项下, 则是由卖方负责租船订舱, 即卖方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 承运人是受卖方委托的。货物的风险也是以船舷为界, 货物越过船舷, 风险即发生转移, 由卖方转移至买方。而在CIF项下, 尽管卖方将货物交由承运人掌控, 但是承运人对货物在运输途中遭受的损失或灭失不承担任何风险。 (《汉堡规则》规定, 承运人的责任基础是完全过失责任, 即货物的灭失或损坏或延迟交付所造成的损失均由承运人负责赔偿, 除非承运人能证明其本人、受雇人或代理人已经为避免事故发生和后果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合理措施。) 换句话说, 在CIF项下, 货物一旦装运, 就由承运人实际掌控, 而货物的风险却由买方承担, 承运人不承担任何风险。也就是说买方既不能对货物进行实际的掌控, 又要对货物在运输途中所遭受的灭失或损坏承担风险, 这种风险划分的方式无疑使买方处于不利的法律地位。
三、卖方违约与风险转移
以上所述的风险转移的界限, 是在一般原则下的划分, 即买卖双方都严格履行了双方所签订的货物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发生的风险转移。但当发生卖方违约或买方违约时, 风险的转移是否发生变化是值得探讨的。笔者仅从以下两个方面研究探讨卖方违约与风险转移的问题。
1、卖方违约方式和买方就救济措施。
《公约》第25条定义“根本违约”为: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 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 致使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得到的东西, 即为根本违反合同 (即根本违约) , 除非违反合同的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同样情况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这里, 《公约》对根本违约设置了两个构成要件:违约后果严重, 违约后果的可预见性。卖方违约的情况有: (1) 根本不履行交货义务; (2) 不按照约定的期限和地点交付货物并且在被给予的合理期限内不交货或声明他将不交货; (3) 完全不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致使合同目的落空。对于第一、二种情况, 风险肯定没有发生转移, 因为货物根本没有交付;而第三种情况却备受争议。一种观点是, 卖方在构成根本违约时, 风险不发生转移, 即卖方承担风险所造成的货物的损坏或灭失。第二种观点认为, 卖方根本违反合同, 并不影响标的物风险转移至买方, 买方所允许的补救措施只能在当它承担了货物损失之后。第三种观点则认为, 按照《公约》规定, 卖方的根本违约并不损害买方因此种违反合同而可以采取的各种救济措施。
根据卖方违约程度的不同, 违约分为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 而相应的救济方法也不相同。《公约》规定, 如果卖方违反合同, 买方可采取以下补救措施: (1) 实际履行。《公约》规定, 卖方可以通过修理补救货物或提供替代货物, 以减少买卖双方的经济损失。其中交付替代物是专为卖方根本违约而设定的补救手段, 若卖方交付的货物只是轻微的违反合同, 即非根本违约, 则向买方赔偿不符部分的货物损失即可。 (2) 损害赔偿。《公约》规定, 若合同一方未能履行或未能很好的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则买方有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3) 减少价金。《公约》中明确规定, 当卖方已交付了货物, 而所交货物与合同项下所规定的的货物不相符合, 但是卖方还是准备接受该批货物时,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降价。 (4) 解除合同。《公约》规定, 当卖方不履行所承担的义务时, 买方有权解除合同。为了便于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 《公约》对解除合同这种十分严厉的救济措施, 既给予授权又加以限制, 仅在卖方完全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即在卖方发生根本违约时适用。
例如, 土耳其A公司向中国B公司购买10000包优质1号棉花, A公司检查出有五包棉花不符合要求, 属2号棉花, 遂以此为由拒收货物, 要求B公司承担货物损失的责任。在本案例中, 卖方的违约并没有导致买方的主要利益受损, 则属非根本违约, 买方只能就不符合合同规定的那5包棉花或要求卖方提供替代货物, 或向卖方提出损害赔偿, 或要求卖方减少价金。若本例中, 经A公司检查, 所有棉花都属2号棉花, 与合同规定的优质1号棉花不符, 则属根本性违约, 买方B公司有权拒收货物并解除合同。
2、卖方救济措施与风险转移。
虽然对第三种违约情况, 观点各异, 但是每种观点都不否认当卖方根本违约时, 不影响买方采取各种救济方法。分歧主要在于采取补救方法是否会对风险的转移产生影响, 不同的补救方法是否会导致不同的风险转移。
笔者认为, 当卖方发生根本违约时, 风险仍应由卖方转移至买方, 而买方因为卖方发生根本违约而采取不同的补救措施也会造成不同的结果。首先, 风险是由于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当事人以外的原因所致, 是无法预见和克服的。《公约》规定, 货物的风险在货交第一承运人时就由卖方转移至买方, 风险的转移以货物的交付为要件, 不以交付的货物是否与合同项下所规定的货物相符为要件, 即不论所交付的货物是否与合同相符, 风险都将在货交第一承运人时发生转移。这就是说, 即使卖方发生根本违约, 其所交付的货物与合同项下规定的货物严重不符, 风险转移的一般原则也不受影响, 风险仍由卖方转移至买方。其次, 买方承担风险责任, 并不意味着买方采取的不同的救济措施所产生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实际操作中, 采用不同的救济措施所产生的后果不同。《公约》规定, 在买方已经知道或理应知道卖方违反合同后一段合理时间内, 就可宣告合同无效, 解除合同, 并有权收回全部价金。合同的解除意味着买方自动丧失了要求卖方交货的权利, 卖方也自动丧失了要求买方付款的权利, 此时双方都负有返还已受领的利益的义务。当卖方返还全部价款, 买方可恢复到合同前的状态, 但买方返还的货物却是受到损害之后的货物, 卖方却没有恢复到合同前的状态。但是, 货物的损失并不是由买方的原因造成的, 不论其返还货物后是否能使卖方恢复到合同以前的状态, 买方依然享有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再次, 当买方要求损害赔偿或要求卖方交付替代物时, 则意味着合同依然是成立的, 那么风险转移点依然是货交第一承运人。《公约》规定:“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 不得超过违约一方在订立合同时, 按照他当时已知道的事实和情况, 对违反合同预料到的损失。也就是说, 违约方的责任仅以其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到的损失为限, 而那些订立时不能预见的损失, 违约方可以不承担。”也就是说, 卖方没有预见到的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应由买方承担。
摘要：我国加入WTO后, 对外经贸活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但与此同时, 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摩擦与纠纷也成正比例上升趋势。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 我们必须不断地研究和积累经验, 避免在国际贸易中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本文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履行的一个核心问题——货物风险的转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因为这对货物买卖双方而言, 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风险转移,承运人,违约,救济
参考文献
[1]姚新超:《国际贸易管理与规则实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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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风险转移 篇2
保险作为一种集合风险和分散风险的有效机制, 使受灾的企业和个人在灾后迅速获得资金注入, 在尽快恢复经济, 减少灾害造成的长期损失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因此, 重大灾害保险日渐成为重大灾害风险管理的重要途径。美国、日本等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行重大灾害保险工作, 并取得重要成果。如美国的“9·11”事件, 保险公司约赔付了420亿美元, 大大超过了联邦政府200亿美元的拨款, 成为纽约市重建的主要资金来源;美国2005年发生的卡特里娜飓风, 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350亿美元, 而保险理赔就达450亿美元 (不包括美国洪水保险计划的200亿美元) , 为新奥尔良的灾后重建和生产恢复做出重大贡献。
1 我国现行重大灾害保险模式分析
相比之下, 我国的重大灾害保险研究和发展都很薄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重大灾害保险模式和重大灾害风险分散机制。保险这种社会化的风险损失承担机制在我国重大灾害风险应对方面远未发挥出作用。如1998年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484亿元, 而保险公司仅赔偿30亿元;2008年1月底发生在我国南方的50年不遇的大雪灾,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516.5亿元 (截至2月底数据) , 保险理赔预计也只有35.19亿元, 保险赔付覆盖率不到5%, 远低于全球36%的平均水平。
1.1 政府财政补偿有效性缺失
政府财政补偿是一种非契约性补偿, 对于灾害损失是否进行补偿, 何时补偿及补偿的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有限的财政收入要通过财政预算在各种支出项目上进行分割, 预算安排的救灾资金只能占预算支出的较小比例。右表显示, 巨额的损失金额中政府的救灾财政补偿仅占10%左右。此外, 财政补偿模式中腐败问题严重。灾害发生后, 地方政府往往夸大受害程度以获得中央政府的更多资助, 或将救灾款项截留, 不能保证把钱真正用于灾害的救助。据报道, 2003年7月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境内发生里氏6.2级地震, 造成50多万人受灾。中央财政下拨1.2亿元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 但国家审计署在随后的灾后重建资金使用预算中发现, 其中有5174万元滞留在大姚县级财政, 有4111万元救灾资金被挪用, 用于平衡预算、兴建楼堂馆所及招待费开支等。
1.2 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缺位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保险业, 地震、洪水等重大灾害风险曾作为财产保险的责任范围予以承保。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内外重大灾害频繁发生、损害日益严重, 重大灾害保险的巨额赔付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给保险公司带来巨大的、潜在的经营风险。鉴于我国保险业实际承保能力与技术限制, 国家对重大灾害保险进行一些政策调整, 分别对地震等重大灾害风险采取了停保或严格限制承保规模、有限制承保的政策, 以规避经营风险。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 (主要指财险公司) 提供的各类险种中没有专门针对自然灾害损失设立的险种, 只是在部分险种, 如家财综合险、企业财产综合险、机动车辆险等中对由于雷击、暴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保险标的损失进行赔付, 其余险种则将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失作为免赔责任。地震则被所有险种列为免赔范围, 只在少量建工险中作为附加险。我国的再保险市场也没有完全与国际再保险市场接轨, 再保险的国际分保的分入和分出渠道十分缺乏, 加之我国保险业资本金规模小、盈利水平低、重大灾害承保技术不足,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目前应对重大灾害风险的经营模式, 已经制约了我国重大灾害保险的发展。
1.3 受灾群众风险自担
政府对重大灾害的补偿机制, 过多的强调系统整体的公平性, 而忽视了个体的自主选择, 因此群众个体缺乏通过自我选择来调动参与风险管理的积极性。在面临灾害风险时受灾群众主要依赖政府的拨款, 社会捐助而缺乏灾前对风险的分散意识。财政支出的有限性, 又决定了受灾群众最终仍然要自己承担损失的主要部分。由下表可以看出, 从2001年到2006年灾民自担损失所占比例一直高达90%左右。
2 国外重大灾害保险模式借鉴
2.1 日本地震保险模式
日本是地震多发区, 年均有感地震达1000次以上, 世界上的地震大约有10%是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日本地震保险将保险标的严格区分为家庭财产和企业财产, 且以火险的附加险形式承保。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由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运营。保险公司先直接承保, 然后全部分给各保险公司参股成立的地震再保险公司 (JER) 。地震再保险公司自留一部分后, 原保险公司再根据各自的地震风险准备金、地震险保费市场份额和资本金额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 超出地震再保险公司和直接承保限额的部分则由国家承担。地震风险准备金只能以政府债券的形式加以运用。与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不同, 保险公司是企业财产地震保险的承保主体。地震发生后, 企业财产的赔偿责任完全由商业性的保险公司承担, 政府并不承担。保险公司将地震保险作为火险的附加险限额承保, 即使地震发生时企业财产全损, 保险公司也只是赔偿全部损失的一部分。
2.2 美国洪水保险经营模式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 随着人口覆盖率的不断提高, 大型洪水灾害给美国一些商业保险公司带来灾难性的损失, 甚至导致了一些保险公司的破产。由于商业保险公司在洪水保险中不能够以人们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保险, 美国于1968年创立了全国洪水保险计划 (NationalFloodInsuranceProgram, NFIP) 。自1983年至今, 政府通过“以你自己的名义承保” (Write-Your-Own, WYO) 项目将商业保险公司与NFIP联系起来。在这个项目下, 商业保险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出售和管理联邦承保的洪水保险单, 扣留管理和承保费用后全部转交给NFIP。参与WYO的商业保险公司与联邦政府每年签署WYO协议, 以明确保险公司和联邦政府的权利和义务。保险公司只是在NFIP中参与承保过程, 帮助NFIP代收保费, 代理理赔, 但实际并不承担风险, 也不负担摊派。美国洪水保险是政府保险项目, 保险公司实际上只是充当了NFIP和投保人中的一个中介人角色。
2.3 法国自然灾害保险经营模式
法国的自然灾害保障体系是于1982年通过立法 (TheFrenchSystem) 建立起来的。法令规定, 自然灾害保险实行强制投保方式, 即保户只要购买了产险 (火险、营业中断险、机动车辆险等) 保单, 就必须购买自然灾害附加险保单。法国的自然灾害保险由商业性的保险公司承保, 由政府授权的国营的中央信托再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自然灾害保险保障的风险包括洪水、地崩、火山爆发、地震和海崩、风暴、龙卷风、雹灾和雪灾。保险保障的范围涉及几乎所有财产。保险费率由政府统一规定, 按照汽车以火险和偷盗险保费的6%;其他财产以保单保费的9%;公众责任以相应损失险保费的0.5%来操作。免赔率由各保险公司承保政策决定, 但法律设置了下限。立法规定, 当中央信托再保险公司把自己的所有重大灾害保险准备金赔完以后的剩余责任由政府承担。
3 我国重大灾害保险非传统转移模式的构想
3.1 实现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 改变管理模式单一现状
现行对重大灾害风险管理的单一模式集中体现了“万能政府”的思想, 缺少对个人责任的要求, 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公众个人的防御行为的规定及相应的约束性机制, 轻视了包括保险在内的非工程措施, 而是“鼓励”人们依赖政府的灾后救济。财政补偿的无偿性也导致人们对财政补偿的依赖性。
商业保险公司对于重大灾害风险损失的财务承受能力有限, 而我国灾害损失的规模和特性迫使政府必须在重大灾害风险管理中起主导作用。重大灾害风险既是一种个人风险, 又是一种社会风险。从前文可见, 美国、日本、法国的重大灾害保险模式中都充分发挥了商业保险公司的优势, 利用庞大的网点进行产品的销售, 理赔, 甚至承担一定的保险责任, 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的成本支出, 同时调动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此外, 我国疆域广阔, 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开展重大灾害保险, 必然大量增加额外费用。这就要求群众进行一定的风险自保。因此重大灾害保险机制中必须充分调动这三者参与的积极性, 实现风险的多层次分担。
3.2 重视非传统转移方式, 再保模式下寻求新突破
从我国现阶段保险市场及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 重大灾害保险出损个体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一旦重大灾害发生, 保险公司将面对巨额的保险理赔。传统的重大灾害保险是通过再保险的形式将部分风险分保出去, 以降低个体风险的暴露程度。但是, 再保险并不是用来管理重大灾害风险的最佳途径。国外学者David和Geman (1993) 分析认为:再保险市场的市场容量难以承载重大灾害风险带来的损失。并且, 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很容易造成原保险公司疏于事前的核保及损失后理赔的过度宽松。
由于重大灾害保险均匀的年保费收入与不均匀的、随机的赔款支出之间的矛盾, 使得保险公司必须借助于其他渠道的金融支持, 资本市场上一种基于保险风险的金融创新工具应运而生, 即ART (Alternative Risks Transfer) 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其实质是一种新型的财务保险工具或金融衍生产品, 它超越了传统的方法, 将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其他投资者纳入整个风险保障体系, 提供一种可替代的风险保障或相应的财务安排弥补风险保障供给的不足, 同时化解保险公司自身经营面临的巨大风险。最早出现的保险风险证券化产品是1984年日本发行的地震债券。目前保险证券化产品包括重大灾害债券、重大灾害互换、重大灾害期权、应急资本等10多种。国内已有学者针对重大灾害债券在我国应用的可行性进行论证, 但其实施还需要相应制度的配套和实践的检验。
3.3 转变受灾群众观念, 增强事先防范意识
在不同的前提下, 人们的风险偏好有所不同, 当以“获利”为前提时, 人们是“风险厌恶者”;然而在以“损失”为前提时, 人们是“风险爱好者”。在“确定性较大但损失较小”与“确定性较小但损失较大”两者中, 人们往往会选择后者。而重大灾害风险具备发生概率小, 但是损失幅度大的特点, 在考虑是否为这一风险购买保险时, 人们往往会存在侥幸心理。此外, 由于政府救灾职能的存在, 从古至今, 每一任政府都会承担最后保险人的职能, 对受灾地区及受灾群众提供救援物资, 同时各种社会力量也会为灾区提供多样的救助。虽然这是社会责任的体现, 但另一方面也纵容了许多人及企业面对风险不进行积极的事前防御, 依赖外界的救援, 使得公众的防御意识薄弱。
参考文献
[1]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预防指南[M].北京:地质出版社, 2008.
[2]马玉宏, 赵桂峰.地震灾害风险分析及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3]姚国章.日本灾害管理体系:研究与借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转移分析 篇3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转移,分析
一、信用风险转移理论的理论基础
信用风险转移理论客观上主要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 (即安全性、流动性、赢利性) 的相关管理理论 (主要包括资产管理理论、负债管理理论以及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等) , 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的日益强化而进一步发展起来。
资产管理理论在银行管理领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该理论认为, 银行资金的来源大多是吸收活期存款, 提存的主动权在客户手中, 银行管理起不了决定作用, 但是银行掌握着资金运用的主动权, 于是银行侧重于资产管理, 争取在资产上协调流动性、安全性与赢利性问题。
负债管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商业银行流动性与赢利性的矛盾。理论认为, 银行资金的流动性不仅可以通过强化资产管理获得, 还可以通过灵活地调剂负债达到目的。商业银行保持资金的流动性无需经常保有大量的高流动性资产, 通过发展主动型负债的形式, 扩大筹集资金的渠道和途径, 也能够满足多样化的资金需求。
负债管理理论意味着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思想的创新, 它变被动的存款观念为主动的借款观念, 为银行找到了保持流动性的新方法。根据这一理论,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不仅可以通过调整资产来保证, 还可以通过调整负债来保证, 变单一的资产调整为资产负债双向调整, 从而减少银行持有的高流动性资产, 最大限度地将资产投入到高赢利的贷款中去。另外商业银行根据资产的需要调整和组织负债, 让负债适应和支持资产, 也为银行扩大业务范围和规模提供了条件。
资产负债管理理论总结了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的优缺点, 通过资产与负债结构的全面调整实现商业银行流动性、安全性和赢利性管理目标的均衡发展。这一理论的产生是银行管理理论的一大突破, 为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带来了稳定和发展, 对完善和推动商业银行的现代化管理具有积极的意义。流动性问题是该理论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要求从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去预测流动性问题, 同时又要从这两个方面去寻找满足流动性需要的途径、风险控制问题。在控制经营风险方面, 明确规定自有资本比例, 根据不同的经营环境制定各类资产的风险度标准和控制风险的方法, 以资产收益率和资本收益率作为考察银行收益性的主要评估标准。通过调整各类资产和负债的搭配, 使资产规模与负债规模、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资产与负债的偿还期限相互对称和统一平衡, 保持原则和方向上的对称, 而不是要求银行资产与负债逐笔对应。
二、信用风险转移的市场主体
随着资产负债管理理论的不断完善和丰富,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以自如的运用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将承担的信用风险转移出去, 来降低资本金充足性水平、增强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因为金融环境的差异, 各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从整体发展趋势看, 出现较早的是保险公司, 以后相继出现了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 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有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机构。现在, 很多国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模已经接近或超过了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其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与商业银行相比, 融资来源不同, 导致在金融中介与投资者之间风险分担不同, 行为机制也不同, 这就为信用风险转移市场创造了市场基础。在国外的信用风险转移市场中, 保险公司因为与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和金融监管要求不同, 已经成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转出的主要对象, 而投资银行和各种机构投资者也成为积极的市场参与者。
金融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监管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银行运行的安全可靠, 并保障公众的利益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各种监管措施中, 资本充足率是衡量商业银行稳健性最重要的指标。对商业银行的这种资本要求会促使没有达到规定的银行产生将贷款及其风险转移出去的意愿, 从而满足监管要求。是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也可以通过购买信用风险的手段进入本来无法进入的贷款市场, 这就推动了贷款出售和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 而后来出现的各种信用衍生产品给银行规避金融监管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三、信用风险转移的主要方式
1、融资型信用风险转移
融资型信用风险转移是指在向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转移信用风险的同时, 实现资金的融通。工商企业可以通过办理保理业务或者福费庭业务, 将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所带来的信用风险转移给专业性的金融机构。保理业务是为以赊销方式进行销售的企业设计的一种综合性金融业务, 企业通过将应收账款的票据卖给专门办理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而实现资金融通。福费庭业务是指在延期付款的大型设备贸易中, 出口商把经进口商所在地银行担保的远期汇票或本票, 无追索权地售给出口商所在地的金融机构, 以取得现款。商业银行利用外部市场转移资产业务信用风险的融资型手段有贷款出售和贷款资产证券化两种。贷款出售指商业银行将贷款视为可销售的资产, 将其出售给其他机构。贷款资产证券化是贷款出售的更高发展形式, 是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资产证券化中, 发起人将资产出售给一个特殊的机构, 并转化成以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为担保的证券, 通过证券的发售而实现资产的流动变现。商业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 在将资产转移出去达到融资目的的同时, 也转移了资产的信用风险。
2、非融资型信用风险转移
与融资相分离的信用风险转移手段有信用担保、信用保险和信用衍生产品。信用担保是灵活的信用风险转移工具, 通过双边合约, 担保人作为信用风险的承担者当第三方 (债务方) 不能履行其义务时, 承担相应的补偿或代为支付的义务, 金额限于潜在信用风险暴露的损失。信用保险就是企业通过和保险机构签订保险合同, 支付一定的保费, 从而在指定信用风险范围内蒙受损失时获得的补偿。信用衍生产品指的是一种双边的金融合约安排, 在这种安排下, 合约双方同意互换事先商定的或者是根据公式确定的现金流, 现金流的确定依赖于预先设定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信用事件的发生。信用事件通常与违约、破产登记、信用等级下降或市场价格出现较大的下跌等情形相联系。
四、信用风险转移的道德风险
信用风险转移市场的产生完善了信用风险市场, 通过允许市场的参与者将信用风险从其他风险中分离出来使得信用风险与利率风险, 汇率风险一样变成可以独立交易的金融标产品。
信息不对称是在市场交易中, 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缺乏信息, 进而影响其作出正确决策, 导致交易效率降低的现象。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 信息不对称 (Information Asymmetry) 分为事前的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 和事后的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两种情况。逆向选择是交易事前的信息不对称。
阿克尔洛夫在他1970年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中举了一个二手车市场的案例。指出在二手车市场, 显然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 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者肯定不会相信卖者的话, 即使卖家说的天花乱坠, 买者惟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者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者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 高质品被逐出市场, 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导致整个市场崩溃, 或者市场萎缩, 以致只有劣等产品充斥于其中。阿克尔洛夫还指出, 类似的信息不对称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普遍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以印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信贷市场为例子来说明逆向选择问题。印度小地方放贷者索取的利率是大城市利率的两倍。在城镇借款然后在农村放贷出去的一个中年人并不了解借款人信誉, 因此极易遭受惨重损失。
斯蒂格利茨分析了保险市场、信贷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 相应地提出了缺乏信息的交易方应当如何获取更多的信息。《竞争性保险市场均衡: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短论》中, 斯蒂格利茨正式说明了在保险公司不知道有关各个客户风险状况的保险市场上, 信息问题是如何处理的。这一研究通过考察不知情的经济主体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充实了阿克尔洛夫和斯宾斯所进行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认为保险公司 (不知情方) 通过被称为“筛选”的方式能够给予其客户 (知情方) 有效的激励以使其“披露”有关自身风险状况信息。在筛选均衡中, 保险公司通过提供“较高的未保险额与较低的保费组合”这类可选合约菜单来区分保单持有人的不同风险。在保险市场上, 道德风险来自保险公司不能观察到投保人在投保后的个人行为。如果保险者不按常规履行合同或故意遭险, 往往会使保险公司承担正常概率之上的赔付率, 这时的逆向选择来自保险公司事前不知道投保人的风险程度, 从而使保险水平不能达到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水平。当保险金处于一般水平时, 低风险类型的消费者投保后得到的效用可能低于他不参加保险时的效用, 因而这类消费者会退出保险市场, 只有高风险类型的消费者才会愿意投保。当低风险消费者退出后, 如果保险金和赔偿金不变, 保险公司将亏损。为了不出现亏损, 保险公司将不得不提高保险金, 从而那些不大可能碰到事故的顾客认为支付这笔费用不值得, 不再投保, 高风险类型消费者就会把低风险类型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场。这就是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合同, 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 让买保险者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和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之间选择, 以防止被保人的欺诈行为。信息不对称也是存在于借款人和银行之间与生俱来的问题。在信用风险转移工具产生之前, 信息不对称问题广泛的存在并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而新型的信用风险转移市场的产生, 使得信用风险转移工具得以改变银行和借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同时改变了银行在管理风险的决策和方法。但是, 信用风险转移工具在化解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时也带来的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也就是信用风险的出售者和信用风险购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