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间知识转移

2024-06-30

组织间知识转移（共7篇）

组织间知识转移篇1

1 我国高校教师间隐性知识转移的内涵

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指出:在新的经济体系内部, 知识并不是和土地、资本、劳动力并列为制造资源之一, 而是唯一有意义的一项资源。知识理论主要起源于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 已与核心能力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并列为21世纪初期管理学所研究的三大热点领域。

知识理论认为,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是核心能力的竞争, 知识资本是核心能力的源泉, 而知识管理是实现知识资本功能性作用的必要手段[1]。因此, 知识理论与核心能力理论、组织学习理论也存在天然的联系, 知识管理与组织学习是相辅相成的, 二者的共同作用结果是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和成长。

知识管理活动包括知识的初级管理活动和知识的高级管理活动两个阶段。知识管理的初级阶段包括知识收集、知识过滤、知识储存、知识包装等初级管理活动, 主要目的在于知识的获取和整理;知识管理的高级阶段包括知识转移、知识转化、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等高级管理活动, 主要目的在于知识的运用与更新[2]。其中, 知识转移是知识管理高级阶段的主要成份, 也是整个知识管理活动的关键性行为, 对于知识管理方法的改进与知识管理效率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波兰尼认为, 知识可分为显形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种类型, 隐性知识是知识的主体形式, 占知识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而显形知识只是冰山之一角[3]。在这里, 显形知识是指可编码的知识, 隐性知识是指不可编码的知识。相应地, 隐性知识的转化在知识转化的诸类型中又具有突出的地位。

我国高等院校属于典型的知识密集型行业, 具有丰富的知识资本存量, 因此, 深入地对知识资本实施价值挖掘是培育高校核心能力的重要方式。事实上, 高校内部的主体知识以及最具有资本价值的知识均以隐性知识的形式存在, 且主要存在于教师群体的头脑之中, 因此, 研究高校教师间的隐性知识转移对于高效地提高我国高等院校的核心竞争能力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2 我国高校教师间隐性知识转移的障碍分析

隐性知识是难以表达、传播、沟通和共享的知识, 一般情况下不能用数字、公式、语言、文字和科学法则来进行精确地表达[4]。意念模型是隐性知识的存在方式, 包括概念、形象、信仰、观点、技能、体验、知觉、直觉、洞察力、价值体系和实践经验等[5]。同样, 高校教师个体中所蕴含的隐性知识包括如下各种类型:授课技巧与经验、精品课件设计能力、专业前沿预测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学术积累、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合作精神、敬业精神、试验经验、科研项目申报能力与教师价值观等, 这些隐性知识是高等院校的宝贵财富, 是高校长远发展的保证, 其资本的价值功能甚至远超于实物资本的价值, 但却是在会计报表中无法显示的价值。

野中郁次郎 (Nonaka) 在其著名的SECI模型中强调, 知识转化是增强知识资本功能性作用的首要形式, 正是在知识转化过程中, 知识资本的总量得以扩充, 知识资本的质量得以提高, 知识资本的资本价值得以实现[6]。Nonaka又特别强调, 隐性知识转化的价值功能要显著高于显形知识。然而, 目前我国高校内部教师个体之间仅存在微弱的隐性知识转化现象, 从而导致隐性知识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及高校发展潜力的严重损失, 这种不良现象的产生与蔓延主要源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 知识管理的滞后性

知识管理是管理学的前沿领域, 知识资本的研究仅具有二十余年的历程, 因此, 对知识资本的价值认识也存在一个缓慢的演化过程。我国高等院校普遍没有认识到知识资本的超越性价值, 资本管理重心仍停留在实物资本之上, 至少没有达到两者并重的程度, 甚至错误地将知识资本理解为会计报表中的无形资产, 知识管理的滞后性既体现在知识主体的观念上, 也体现在知识主体的行为上。目前, 我国高等院校基本上不存在具体的知识资本管理措施、方案、机制等契约性条件, 更不存在专职的知识资本管理机构和职能性的领导岗位, 所以, 我国高校知识资本的整体管理行为仍仅停留于知识管理的初级阶段, 与国外发达国家高校的知识管理水平尚存较大的差距。

(2) 隐性知识的不可编码性

不可编码性是隐性知识的首要特性, 决定了隐性知识难以被知识主体进行格式化表述, 从而增加了隐性知识转移的难度[7]。相对而言, 显性知识的转移较容易实现, 因而高校内部教师个体间的知识转化主要局限于显性知识的交流, 如讲座、报告、会议、交谈等。隐性知识的不可编码性对个体间知识转移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主体经常不能够确信自己的隐性知识的拥有性, 如出神入化的教学技巧、敏感的学术判断能力与勤勉的敬业精神, 对许多教师而言这已成为习以为常的惯性而往往并不为自己所领悟, 仅认为是工作过程中理所当然的常规行为;另一方面, 知识主体缺乏必要的隐性知识转移技能, 如高校教师由于传统职业习性的影响, 相互之间往往并不愿意进行主动的、长期的、推心置腹的潜性交流, 而这种交流恰是个体间隐性知识转化所必备的方式[8]。

(3) 知识资本的垄断性

知识资本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首要资本, 但也具备传统资本的垄断性能[9], 垄断性可以为资本的拥有者带来垄断优势, 从而产生持久的垄断利润。高校教师的隐性知识往往是具有高度应用价值的教学技能、科研成果、前沿学术预测能力, 这些隐性知识的扩散一般会大幅度地降低隐性知识对于知识所有者的效用, 从而使其垄断优势趋于消失, 因此, 对于高价值性的隐性知识, 高校教师通常会缺乏足够的转移动机, 从而使转移绩效也大打折扣。波特认为, 期望知识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的转移往往是要落空的。那么, 对于高校教师个体间的隐性知识转移也很难存在过高的期望值。目前, 高校教师的隐性知识交流主要靠企业文化、组织结构、人际交往、战略指导、学习环境等软性约束来维系, 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转移成果。

3 我国高校教师间隐性知识转移的激励措施

为了有效地提高高校隐性知识的资本性功能, 必须尽快建立高校教师个体间隐性知识转移的激励机制, 而激励理论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方法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委托—代理模型是激励理论的经典模式, 在经济活动和管理活动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同样, 对于个体间隐性知识转移模型也存在天然的拟合性[10]。

在高等院校个体间隐性知识转移的过程中, 知识转出方拥有私人信息 (隐性知识) , 在知识转移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同时需要获取一定的价值补偿, 因此可以看作是委托—代理模型中的代理方;知识转入方不具有私人信息, 在知识转移过程中获取了一定的利益, 同时需要对知识转出方的转出成本进行一定程度的价值补偿, 因此可以看作是委托—代理模型中的委托方。在基于高校个体间隐性知识转移的委托—代理模型中, 由于知识主体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行为, 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 如有些教师不愿意自己的科研成果被别人所分享, 为了避免同事间的嫌隙而故意采取隐瞒策略, 这种行为即为隐藏信息的逆向选择行为;如有些教师选课时拈轻怕重, 为了回避难度较大的课程的教学, 谎称缺乏该学科的基础知识教学经验和前沿知识预测能力, 这种行为即为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行为;如有些教师在实验教学交流时故意隐瞒关键性的技能, 仅汇报常规性的实验步骤, 这种行为即为隐藏行为的道德风险行为。

可见, 个体间隐性知识转移的激励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即为个体间逆向选择行为与道德风险行为的克服过程。因此, 我国高校教师间隐性知识转移的激励机制的设计与实施应主要致力于如下几个方面。

(1) 建立规范性的教师间隐性知识转移契约机制

目前, 我国高校教师间隐性知识的转移仅依赖于软性约束来维系, 缺乏明晰的规范性契约机制。规范性契约机制主要包括如下内容:明晰知识转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建立隐性知识转移的鼓励政策、制订出科学合理的隐性知识转移绩效的考核方法、设立专门的知识管理部门、在高层领导中设立专门的知识管理领导职务等。在契约机制的设计的过程中, 一般要把握住如下三点:明晰性、规范性、可行性。由于隐性知识本身具有非编码性的特征, 不能像显性知识那样明晰地表述, 因此契约的明晰性可以尽量弥补隐性知识的不可视性;规范性是契约机制的根本要求, 在隐性知识转移激励机制中更具有其独特的作用, 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隐性知识转移中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契约的可行性要求可以保证隐性知识管理方法得以循序渐进地实施和优化, 同时将成熟的显性知识管理经验逐渐纳入隐性知识的管理框架之中。

(2) 加强对隐性知识转出方的价值补偿

对隐性知识转出方实施必要的价值补偿, 是个体间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高校教师隐性知识转出方在转移活动中必将耗费一定量的转移成本, 这些成本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知识转出方的物质损耗与精神损耗, 因为知识转出方必将为知识转移活动支付一定量的体力消耗、精力消耗、时间消耗、转移工具费用消耗等;另一部分是隐形知识的垄断价值损失, 因为高校教师个人所拥有的隐性知识往往是其在组织或团队中获取社会地位、物质利益的必要条件, 隐形知识的扩散意味着该知识拥有者的垄断优势削弱或丧失。所以, 知识转出方一般会缺乏足够的转移动机以确保知识转移活动顺利完成, 必须对其进行足够的价值补偿才能激发其进行知识转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 对知识转出方的价值补偿也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学校、系部、教研室等组织或团队实施价值补偿, 由于隐性知识转移过程的隐含性, 因此这部分补偿可采用固定价值的补偿形式;另一部分由知识转入方实施价值补偿, 因为知识转入方是隐形知识转移的直接利益获取者, 也是知识转出方转移成本支付的最终受益者, 因此有义务对知识转出方的转移成本实施补偿, 且由于知识转入方对接收到的知识效用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因此这部分补偿可采用激励理论中所常用的分成制补偿方式。当然, 这些契约性的补偿机制均可通过高校的知识管理活动予以逐步实施和完善。

(3) 用非理性思想诱导知识主体的转移动机

传统的激励理论是建立在正统的经济学基础之上, 即以理性的“经济人”作为经济体系的基础性假设, 然而, 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非理性的经济假设正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击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根基[11]。这些非理性假设有公平性假设、互惠性假设、利他性假设。公平性假设意味着经济个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公平性动机, 即不患寡而患不均;互惠性假设意味着经济个体的经济决策中隐含着一定程度的互惠性心理, 即“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利他性动机意味着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完全以提高他人的效用为出发点, 即“先天下之忧而忧”。高校教师是经济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群体, 与企业人员、公务员、农民工等经济个体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那就是高校教师是非理性假设的最佳适应者、追随者和倡导者, 因此可以充分利用高校教师的非理性行为实现个体间的隐性知识转移。当然, 非理性行为在许多场合下与正统的激励行为是相辅相成的, 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根源[12]。

4 结论

我国高等院校内部教师个体间隐性知识转移存在着一定的转移障碍, 阻碍了高校隐性知识的资本性功能发挥, 但是,

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的设计与实施可以大幅度降低或消除这些转移障碍的负面影响, 从而可以有效提高我国高校隐性知识转移的效率, 进而促进我国高校核心竞争能力的培育和成长。因此, 加强知识资本的管理、加强隐性知识的管理、加强知识转移的管理, 特别是加强教师个体间隐性知识转移的管理, 应该成为我国高等院校的一项根本性的长期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彼得德鲁克.组织的管理[M].王伯言, 沈国华, 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托马斯H达文波特, 劳伦斯普鲁萨克.运营知识[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59-106.

[3]POLANYI M.The tacit dimension[M].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1966:78-89.

[4]MAKINO S, A DELIOS.Loc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performance:implications for alliancee formation in asi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6 (5) :905-927.

[5]秦世亮, 万威武, 朱莉欣.个人知识和企业知识创造[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4 (2) :55-60.

[6]NONAKA, IKUJIRO.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1 (6) :96-105.

[7]POLANYI M.The logic of tacit inference[J].Philosophy, 1966 (41) :1-18.

[8]HOWELLS, JEREMY.Tacit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transfer[J].Technology Analysis&Strategic Management, 1996, 8 (2) :81-105.

[9]SVEIBY.Transfer of knowledge and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rofes-sion[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4) :229-239.

[10]雅克拉丰, 大卫马赫蒂摩.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1]RABIN MATTHEW.Psychology and economics[J].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ature, 1998 (1) :11-46.

[12]RABIN M.Incorporating fairness into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5) :1281-1302.

组织间知识转移篇2

目前我国处于是发展中阶段, 企业单独研发水平比较低, 尤为中小企业, 大部分通过技术转移来提高技术研发水平, 技术转移是指技术发送方提供制造某种产品、提供某种服务或应用某项工艺的系统知识到技术接收方的选择、获取、消化及吸收的整体过程。大部分学者将技术转移的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类。隐性知识不仅作为资源, 更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由此可见隐性知识的转移是企业技术转移的核心。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中小企业间隐性知识转移。

二、隐性知识转移含义

王琦雅认为隐性知识是嵌入到个体头脑中的、难以编码及表达的知识, 基于经验而获得。通过人的流动或学徒式等方法在特定的环境下通过活动传播而扩散知识。曹勇认为隐性知识转移是与技术转移相关的合作方通过交流有效地促进知识转移的互动过程。黎仁惠具体提出隐性知识是隐藏在技术人员头脑中的经验或诀窍。综上得出隐性知识是隐晦的、难以模仿和转移的。

三、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1. 知识发送方因素

(1) 知识发送方的意愿

知识转移意愿是知识发送方将自己的知识转移到接收方的意愿程度, 知识转移的意愿决定知识转移的程度。王涛认为知识发送方希望知识转移同样能得到相等的回报, 企业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使知识发送方在决定是否转移时存在矛盾的心理。既想通过合作节省成本、获得更大的利益, 又不想知识共享、知识转移, 担心自己会无意间泄露核心知识失去具有竞争力的地位。在同等地位间进行知识转移时, 同行业的企业间存在直接竞争, 不同行业间的企业知识转移又缺乏利益刺激, 此外, 知识转移还耗费发送方一定的时间、精力等, 进一步弱化了知识发送方的知识转移意愿。为了提升知识发送方的知识转移意愿, 知识接受者应尽量选择知识互补的企业, 合作伙伴间的互补性越高, 伙伴间越有意愿进行知识共享和转移, 实现本企业技术多元化的基本目标。

(2) 知识转移的能力

有强烈的转移意愿与转移效果并不一定成正比, 关键原因是知识发送方的转移能力高低决定转移的最终成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转移能力:一是知识发送方能准确定位接收方想要的技术, 二是能将该技术完整准确的表达。知识发送方的知识转移能力取决于发送方掌握的知识及其表达知识的能力。一般来说, 发送方的知识储备量越大, 掌握知识接受者所需的知识可能性越大, 这是转移知识的基础;清晰的表达知识则是实现知识转移的有效手段。知识接受者应首先判断知识源的知识储备是否满足标准, 再根据以往合作经验、其他企业评价等信息来判断知识源传授知识的能力。

2. 知识接受方因素

(1) 接收方的接受意愿

知识接受意愿主要是知识接受方的主观意识, 即知识接收方是否抱有从发送方吸收知识的意图、主动吸收知识的程度。知识接受方作为知识转移的最终影响因素, 如果知识接收方获取外来知识的动机或意识薄弱, 减少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在到知识转移的投资力度, 无形中降低了企业接受新技术的机会, 最终形成粘滞知识。接受意愿属于接受方的主观意愿, 由此可以得出, 强烈的接受意愿可以促进其快速、有效的从知识发送方获的所需知识, 以此扩大自身知识多元化, 缩小与发送方的知识差距。可以从内在动力和外加刺激两方面来提高知识接受意愿, 即一方面可以通过不断提高组织成员工作目标来推动成员渴望获得新知识, 强化其学习新知识的动机;另一方面, 组织可通过物质奖励等策略进行外加激励组织成员, 如构建学习型的组织文化, 落实组织成员获得新知识的具体行为。

(2) 接收方的吸收能力

知识的广度可以理解为企业涉及知识领域的范围, 广阔的知识基础可以帮助它交叉知识的许多领域, 因此能够尝试新路径去探索新的领域。知识的多元化同样可以促使企业产生更新颖的思想, 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自主创新知识的能力。同样的企业吸收新知识与其拥有的知识基础有关, 雄厚的企业知识基础影响其吸收新知识的态度并决定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因此企业知识基础的广度影响着企业消化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知识必须通过消化并整合内部知识、新知识融入到现有知识共同起作用, 吸收能力重点是技术的应用, 其与企业的商业化直接联系, 企业要探寻外部知识并获取有用的知识, 最终将其转化到企业内部才能为自己创造价值。吸收能力中的任何一个层面都是相辅相成的, 任何一环未有效发挥, 将影响隐形知识转移的速度和质量, 使隐形知识停留在知识层面, 不能更好地体现出其转移的真正意义。

3. 信任机制

沟通是促进彼此感情的有力手段, 沟通也加强了彼此的信任。第一, 知识转移双方通过频繁沟通与互动降低彼此知识转移的难度。转移者之间的沟通能使双方在多次互动的过程中增加共同经验, 双方对事物的理解容易趋于一致。知识转移成员拥有相似的合作背景和实践活动是实现知识有效转移的必要条件。因为存在某方面共同的知识基础, 人们才能更顺利地分享知识。第二, 企业是转移隐形知识的意愿取决于吸收隐形知识的对象, 知识发送方一般只会将知识转移给他们信任的人或企业。若转移双方互不信任, 不断怀疑对方的用意, 怀疑对方地能力, 他们完全没有转移知识的意愿。这些技术和方法唯有与知识接受方之间存在高度信任时, 才能真正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因此信任为促进知识转移和吸收创造了必要条件, 间接地降低了知识转移的难度。

四、研究结论

第一, 知识转移双方做好充分的沟通。首先, 沟通可以选择面对面的方式, 这样使得双方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以及明白心理活动, 可以直观的发现隐性知识是否真的被接收方理解、消化。所以他们良好的沟通使隐性知识转移得以成功。其次, 高科技的发展, 使不可能的事变成现实, 尤其是在沟通方面, 即使相隔较远仍然可以及时得到沟通, 这就加速的隐形知识的转移。

第二, 对于接受者来说, 应该拓宽自身的知识面, 加大对知识的投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拥有的隐性知识, 若企业消化隐形知识的能力不强仍然要局限在当前的知识中。所以企业可以采用激励的方式使企业内部员工增强学习的动力, 使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 应建立和完善企业间的信任机制。知识转移是一个相互学习与促进的过程, 它需要建立在双方信任的基础上, 知识转移参与方之间的信任水平可以影响彼此间的关系距离。由于隐形知识具有内隐性和专属性, 所以在转移过程中需要发送方和接受方之间的相互沟通, 使双方企业在合作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信任, 从而为隐性知识转移提供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徐静, 叶英平, 王晓彤.产学研合作中的隐形知识转移机制研究[J].情报科学, 2014.

[2]王琦雅, 郭东强.企业联盟中隐形知识转移效果分析[J].商业经济, 2012.

[3]张国峰.产学研联盟的知识转移机制及治理模式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 2012.

[4]向龙宇.知识联盟中信任对知识转移的作用研究[D].重庆大学, 2013.

组织间知识转移篇3

关键词：知识转移,仿真,联盟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以向战略合作伙伴学习知识、增强竞争力为目的的知识联盟开始兴起。知识联盟为知识流动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成为企业获取知识, 进行知识创新, 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在知识联盟中, 知识转移与知识创新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 知识转移的有效程度, 直接影响了企业知识创新的能力和效果。因此, 如何在联盟中进行有效的知识转移已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转移进行了研究和分析。马克斯.H.博伊索特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信息空间理论, 为社会系统内的知识流动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Albino等 (1993) 研究了组织间的知识转移过程, 并将其分解为“沟通过程”和“认知过程”两个基本过程[1]。Anil.K.G (2000) 通过实证研究了转移渠道、知识存量、获取知识的动力以及吸收能力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傅荣 (2006) 以交互概率、知识存量、知识认知度以及对知识的需求为参量建立了参与者交互偏好对知识网络演化的仿真模型。张喜征 (2007) 通过分析交互概率、知识差距与知识存量的关系, 构建了项目开发中参与主体间知识转移机制的仿真模型。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 目前对于知识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描述和实证研究方面, 在定量描述和数学建模方面不是很多。其中, 在数学建模中还存在假设不合理、模型变量过少等缺陷。如文献[4]中参与者对某类专有知识的掌握程度在仿真过程中保持不变的假设, 以及设定参与者的交互概率仅由对知识的认知程度这一单一因素来决定等都是不合理的。此外, 文献[5]在构建仿真模型时, 仅仅考虑了交互概率和知识差距两个因素对知识禀赋的影响, 这显然也是不合理的。本文从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着手, 通过分析联盟内部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对各企业知识存量的影响, 探讨了联盟企业间知识转化和扩散的特点及演化趋势, 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联盟企业间知识转移演化仿真模型, 说明了联盟企业间知识转移演化的内在机理。最后利用多智能体仿真软件Blanche模拟了联盟内部企业向合作伙伴学习新技术, 解决自身技术难题的过程, 并对企业间技术交流活动中的知识转移状态进行了仿真描述。

1 联盟企业间知识转移演化仿真模型设计

联盟企业为了获得新的互补技术, 加快学习过程, 进而获得技术乃至产品上的创新, 取得协作经济效益, 与其他企业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知识合作网络, 在这一网络中存在着有意或无意的知识转移。知识转移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 在把知识从知识源转移到接受源的过程中受到沟通意愿、对知识的需求、知识的掌握程度、知识的认知程度、知识差距、吸收能力等多个干扰因素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分析这些干扰因素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对参与者知识禀赋的影响, 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构建相应的仿真模型, 以探寻联盟内部知识转移的演化过程 (见图1) 。

1.1 模型假设

模型假定参与联盟的企业有n个, 联盟企业各方都会积极主动地指导或学习有价值的, 企业所需的知识。模型中涉及6个变量, 各符号的含义表示如下:

向量K (k1, k2…km) 表示联盟内的知识种类, 为了简化起见, kxi (x=1…m) 表示为企业i对知识x的掌握程度或者说是企业i对知识x的知识禀赋, 用取值为一个[0, 1]间的数值表示。“1”代表对某种知识完全掌握。“0”表示对某种知识的完全缺乏。

向量R (r1, r2, …rn) 表示企业的吸收能力, rx (x=1…m) 则表示企业i对知识x的吸收能力, 取值[0, 1]。

向量P (p1, p2…pn) 表示企业通过合作获得的新知识所创造的价值, 其可以用企业绩效的增量与企业知识存量的增量的比值来表示, 但由于知识存量难以测量, 因而, 可以用能够提高企业存量的各种投资、成本等来替代知识存量。为简单起见, P的取值为[0, 1], 在现实中, 这种假设或许是不合理的, 但在仿真过程中, 关注的只是P取值的大小对知识禀赋的影响, 所以这样的简化应该是可以接受的。pi表示企业i获得的新知识所创造的价值。

向量TK (tk1, tk2…tkm) 表示企业在某项任务中对知识kx的需求程度。TK的分量取值为0或者1, 以表示对某种知识的需求, 参见文献[4]。

Kkxij表示企业i对企业j掌握知识kx的认知程度, 取值[0, 1]。

Commij为企业i与企业j进行交互的主观概率反映了企业间的沟通意愿, 取值[0, 1]。

ncommij表示1个交互周期中企业i与企业j的交互次数。

tcommij表示在T个交互周期中企业i与企业j的交互次数。

1.2 模型构建

张喜征 (2007) 在对项目中多个参与主体间知识转移机制进行仿真分析时, 将知识转移机制模型表达如下:

kmj (T) =kmjt0* (1+r) *δmjT/ (1+δmjT (*)

其中, kmj (T) 表示进行交互活动后项目各方的知识禀赋, δmjT表示在T个交互周期内交互的次数, r表示参与方学习能力与其他综合因子。

但模型在构建知识禀赋的影响变量时, 主要考虑了知识差距和交互概率这两个因素, 而将其他因素, 诸如学习能力等合并成为一个干扰因子, 并未对更多的因素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本文试将企业新增知识价值、知识认知程度单独抽出, 以期望得到它们与联盟内知识转移之间的相关关系。此外, Cohen & Levinthal (1990) 认为吸收能力是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最重要因素[2]。因而, 本文将上述模型中的r 表示为联盟企业的吸收能力。

Ⅰ 企业在通过知识共享得到新的互补知识, 进行知识创新时, 会根据任务的需要, 产生对各种知识不同的需求TK, 继而产生对各种知识的存量的不同要求。因而,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由企业获得的新知识所创造出的价值pi, 同该企业所拥有的各类知识的存量的平均值是正相关的。该平均值记为:

undefinedi*v (1)

其中undefined

设pi的取值为一个位于[0, 1]上的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值, 其均值为μki, 方差为σki。方差的取值是一个经验值, 说明企业获得的新知识所创造出的价值的变化程度。

Ⅱ Cohen & Levinthal (1990) 认为吸收能力是指企业评估、消化外部知识并最终商业化应用的能力, 是企业以前知识库的函数, 具有累积性和路径依赖性特点[3]。因而, 可以认为企业对知识x的吸收能力rx与联盟内部所有企业拥有知识x的存量的平均值, 即与联盟内部各企业掌握知识x的一般程度是有关的。记为:

undefinedi/n (2)

设rx的取值为一个位于[0, 1]上的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值, 其均值为μkx, 方差为σkx。方差的取值是一个经验值, 说明知识存量的变化程度。

Ⅲ 某一时刻Kkxij的取值是一个位于[0, 1]上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 其均值μkkxij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参与者j掌握知识kl的程度; (t-1) 时刻的参与者i对参与者j掌握知识kl的认知程度;知识联盟中其它参与者对参与者j知识的认知程度, 参看文献[4]。该均值记为:

μkkxij=α1*klj+α2*klijundefinedundefinedil) *Commkj*Kklkj) (3.1)

其中α= (α1, α2, α3) 为权重。

Commij表示企业i与企业j间的沟通意愿用。企业间的联盟就是为了获取新知识, 得到技术或产品上的创新, 继而提高自身的绩效, 因而前一时期的新知识价值所带来的价值对当前企业间的沟通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此外, 对合作伙伴掌握知识高低的认知以及交互双方知识的差距同样会影响企业的沟通意愿。故某一时刻联盟内部企业间的沟通强度与 (t-1) 时刻企业的新知识所带来的价值pi (t-1) ;企业i对企业j掌握的各种知识的认知程度的平均值, 即企业i对企业j总体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 以及交互双方的知识差距有关。

其模型可设为:

Comm-ij=w1*pundefinedkXundefinedi-kxj) ) (3.2)

权重 (w1, w2, w3) 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

为了计算方便, 每次互动由Commij来截取具体的交互数, 该交互数用ncommij表示为:

URAND (0, 1) 表示 (0, 1) 上的均匀分布。

T个交互周期中, 企业i与企业j的交互次数tcommij则表示为:

tcommundefinedijt) (3.4)

Ⅳ 根据以上的分析, 由模型 (1) , (2) , (3.4) 可以得到本文所设计的知识转移演化模型, 如下, 联盟内部企业间每次互动都伴随着知识的转移和共享, 导致知识存量kxi发生变化:

kxi=θ1*r*tcomm/ (1+tcomm) +θ2*p (t-1) (4)

其中:θ= (θ1, θ2) 为权重。

模型 (4)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模型 (*) 中所存在的模型变量过少的缺陷, 也弥补了文献[4]在模型假设上的不足。

在模型中没有对其取值进行说明的变量, 将在下面的仿真假设中设定。

2 联盟企业间知识转移演化仿真

2.1 参数设定

在利用Blanche进行仿真前, 先对模型中相关变量进行参数实例化, 如下:

设定1:联盟中有n=9个企业;

设定2:模型中个权重系数在仿真过程中分别设定为:

α= (α1, α2, α3) = (0.7, 0.2, 0.1) , w= (w1, w2, w3) = (0.5, 0.3, 0.2) , θ= (θ1, θ2) = (0.7, 0.3)

设定3:在仿真过程中, 假定任务的知识需求特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 如在10个仿真周期内保持不变, 即:TK在每隔10个仿真进行一次随机变化, 参看文献[4]。

2.2 仿真结果

利用Blanche对该模型进行仿真, 仿真周期T=100, 模型计算结果如下, 选取知识点k2、知识点k4、联盟企业2、联盟企业3 、联盟企业4、联盟企业7作为主要观察对象, 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1:如图2所示, 可以看到0 ～ 30 次交互期间联盟内部各企业对知识k2的掌握程度 (或知识禀赋) 显著上升, 之后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通过仿真易知, 这一规律对于其他知识点同样适用。各企业在进行交互后知识禀赋都有很大的提高, 各方的知识差距也有所缩小, 这反映了联盟企业间知识转移的效果。

结论2:随着交互时间的推进、交互接触次数的增加, 企业对于合作伙伴掌握知识的程度形成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 如图3, 联盟企业7对联盟企业2掌握知识k2的认知程度随着时间的演化, 越来越贴近联盟企业2 对知识k2的掌握程度。

结论3:随着交互次数的增多, 联盟内部各企业自身的知识禀赋都有所增加 (结论1) , 同时, 企业对合作伙伴知识禀赋的认知程度也越来越清晰 (结论2) 。这意味着随着交互时间的推进, 联盟企业间的知识差距在缩小, 而他们自身也意识到了这个变化。于是, 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交互双方在交互初期, 由于知识存量的差距较大, 沟通意愿很强烈, 而到了中后期, 随着知识差距不断缩小, 双方交互的概率逐渐稳定下来, 甚至有下降的趋势。如图4所示, 在0～70次交互期间联盟企业3同其他企业间的交互率逐渐上升并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而在70～90次交互期间该交互率则由此稳态逐渐下滑至另一个稳态。

在知识联盟中, 由新知识所创造出的价值对于企业间知识的转移也有影响。新知识所带来的价值的高低会影响到企业的知识禀赋, 一方面它决定了企业是否参与交互, 另一方面它也决定了用于丰富企业知识存量的研发投入的多少。因此, 在某一特定仿真周期中, 可以为p设置一个阀值, 以此来观察其对知识禀赋的影响。该阀值记为:η

当η=0.2, η=0.7时, 分别利用Blanche软件进行仿真, 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4:由新知识所创造出的价值P对企业的知识禀赋有着积极的影响。如图5, 图6, 通过对两图的对比, 易发现当P值较大时, 联盟企业4对于知识k4的掌握程度要优于P值较小的时候。如图, 在30次之后的交互周期中, 图5的k4 4大致是介于0.6到0.8之间, 而图6的k4 4则是介于0.7到0.9之间。通过仿真计算, 这一规律对于其他知识点同样适用。由此说明, 在其他条件一定时, 由新知识创造出的价值越高, 联盟内部企业间的知识转移越有效。

通过多次仿真运行可以看出, 首先, 随着企业间技术交流的不断深入, 各企业自身的知识禀赋有了显著的提高, 与合作伙伴的知识差距也逐步缩小, 这反映了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效果。其次, 随着技术交流次数的增加, 各企业对于合作伙伴的知识掌握程度有了越来越清晰地认识。这共同导致了技术交流各方的交互意愿由低到高再降低到一个稳态情况的出现, 简单说来, 在技术交流初期由于对合作伙伴知识掌握度了解不深、各方知识差距较大, 联盟企业有进一步进行交流沟通的意愿, 这一沟通意愿在一定时期内会持续上升。而随着交流的深入, 知识差距不断缩小, 了解不断加深, 各方对知识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联盟企业各方的沟通意愿会逐渐平稳下来, 甚至有下降的趋势。最后, 在进行技术交流时, 由新知识创造出的价值的高低对企业间的知识转移有着积极的影响。

3 结束语

知识联盟是企业获取新知识, 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知识能否有效的传递和转化决定了联盟的成败。本文针对联盟内部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建立了一个演化模型并进行了仿真计算, 得到了以上结论。但是, 在现实的知识联盟中, 知识的转移总是存在这些或那些的问题, 并没有随着企业各方技术交流的深入而有效地进行。这与仿真计算得到的结论有所出入, 其原因可能在于知识联盟内部各企业组织文化的差异、时间跨度、知识传输渠道等情境因素的影响。因此, 为了保证知识转移的有效进行, 企业在知识联盟时,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 建立有利于知识转移的企业文化, 同时注意彼此之间企业文化的相容性, 这有利于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 (2) 建立信任, 保持伙伴间的紧密联系。企业间的信任, 可以降低知识转移的成本, 增加知识流动的速度, 促进企业间的知识转移; (3) 建立稳定持久的联盟, 为各企业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来接受或改变知识; (4) 将企业知识模块化、标准化, 减少知识流动的成本, 以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 (5) 提高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 这有利于加快企业间知识的流动速度, 缩短知识创新的周期。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 本文仅仅是对联盟内部企业间的知识转移进行建模仿真, 缺少实证分析。其次, 本文所建模型虽然引入交互率、新增知识价值、知识认知度、知识差距等因素作为模型变量, 但实际中的知识传

递和转移要复杂得多, 本文没有对所有影响因素加以考虑, 因此可能不能很好的模拟现实中的知识转移的演化。这些将是本文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卢兵, 岳亮, 廖貅武.企业通过联盟进行隐性知识转移的三阶段模型[J].管理工程学报, 2008, 22 (1) :16-23.

[2]简兆权, 吴隆增, 黄静.吸收能力、知识整合对组织创新和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 2008, 29 (1) :80-86.

[3]王菁娜, 韩德昌.基于知识吸收能力视角的学习型战略联盟成因探析[J].科学管理研究, 2007, 25 (1) :69-72.

[4]傅荣, 裘丽, 张喜征.产业集群参与者交互偏好与知识网络演化:模型与仿真[J].中国管理科学, 2006, 14 (4) :128-133.

[5]张喜征, 刘祚艾, 刘捷.项目开发中多个参与主体间知识转移机制及仿真分析[J].情报杂志, 2007 (11) :10-12.

[6]马克斯.H.博伊索特, 张群群, 陈北, 译.知识资产——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7]ANIL K GUPTA, VIJAY GOVINDARAJAN.Knowledge Flows Within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 (4) :473-496.

[8]王娟茹, 赵嵩正, 杨瑾.基于知识溢出和吸收能力的知识联盟动态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 2005, 13 (1) :107-110.

[9]卢兵, 岳亮, 廖貅武.组织通过外部学习进行隐性知识转移的模型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6 (10) :35-43.

[10]周密, 赵西萍, 李徽.个人关联绩效与团队知识转移成效、团队绩效关系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6 (12) :138-143.

组织间知识转移篇4

关键词：供应链,知识转移,知识破损

1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日益成为企业保持可持续发展和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供应链不仅是物流以及与物流密切相关的信息流、资金流的供应链,而且是知识的供应链,位于不同节点的成员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资源是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1]。知识在供应链成员企业间的有效转移已成为供应链提高整体运作效率和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国内外对供应链中知识转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构建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模型和如何实现知识转移等问题上,而对知识转移的效果进行研究的文献还未曾见到。本文从供应链知识转移的效果出发,提出了“知识破损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供应链知识转移的效果,分析了知识破损的成因,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对策。

2 知识转移与知识破损

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可定义为知识通过传输渠道从发送企业传递到接收企业,接收企业接收并学习知识,将其转化为能够创造价值的自身知识,进而提升供应链整体竞争优势的过程。通过知识在供应链企业间的转移,能否提升供应链整体运作效率和竞争优势,关键在于知识是否完整地到达知识的接收企业并为其完全吸收利用。如果知识未能完整地到达知识的接收企业或未能被完全吸收利用,那么知识转移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这时,我们就认为知识在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破损。

所谓知识破损是相对于知识的完整转移而言的,它是指当知识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主体后,知识并未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现象。我们可以用知识破损率来衡量知识转移的效果,知识破损率越低,说明知识转移效果越好。降低知识破损率,保证知识在企业间的完整转移是供应链知识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有许多因素会导致知识在转移中出现破损,甚至造成知识转移的失败。

3 供应链知识转移中知识破损的成因

因为知识破损是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可以从知识转移过程所涉及的要素来分析知识破损。知识转移过程涉及的要素主要有四类,即发送方、转移的知识本身、知识接受方及知识转移发生的情景[2]。下面就从这些方面结合供应链的特征来分析供应链知识转移中知识破损的成因。

3.1 知识本身的因素

供应链企业间流动的知识包括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以显性知识为主。从理论上讲显性知识可以用文字、图形和符号等编码化的形式进行转移,这种方式借助于信息技术似乎能基本保证知识的顺利转移。但各个领域知识的特性及成熟度将影响知识能够被编码化的上限,且任何语言对于知识的调制及解调过程都不是完备的,都不可避免地会损失一些知识或经验本身的特殊性。

而隐性知识往往是通过类比、概念和模型或通过观察、实践来转移,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仅仅是隐性知识的一个表现,不是隐性知识的本身。当接收方通过这些表现去学习隐性知识时,往往只能认识到隐性知识的一部分,而无法把握住其本质和全貌,这样,知识破损就不可避免。

3.2 知识转移主体的因素

(1)知识发送方的转移能力与意愿从发送方看,有两个因素影响知识转移:转移知识的能力和知识转移意愿。发送方转移知识的能力与其本身的知识储备和表达知识的能力有关。一般来讲,发送方的知识储备越多、积累状况越好,就越有可能完整、系统地提供接收企业所需的知识,知识转移效率也就越高。具有较多的知识储备仅仅是知识转移的基础,知识表达能力是影响知识转移能力的另一因素。知识表达能力通常表现为对知识的整理和编码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企业间的沟通与交流能力等,对知识的表达能力直接影响知识的转移成本和速度,进而影响知识的有效使用规模。

发送方转移知识的能力是进行知识转移的先决条件,而知识转移的意愿则决定了知识转移的完整程度。这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和对知识接收企业的信任程度。由于知识外溢和知识揭露悖论的存在,如果在供应链中缺少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和高度的信任感,发送方由于害怕知识无偿的扩散常常会有意地隐藏部分知识,人为地造成知识破损。

(2)知识接收方对知识的吸收能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被定义为评价、吸收和运用企业外部知识以达到商业目的能力[3]。这种能力使知识能够完整、充分地呈现、运用于组织之中,因此,吸收能力对供应链内知识转移的水平和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知识接收方的吸收能力主要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知识储备和消化知识的努力程度。

对接收企业来说,其储备的相关知识是获取新知识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已有的知识积累说明了接收方对该知识的熟悉程度,它可以帮助接收方更好地理解转移过来的知识。努力程度指接收企业对于企业内部吸收知识所投入的量。假如没有对转移来的知识进行内化的努力,只是简单的接触到外部的相关知识,知识转移的效果就会差很多。总之,知识的吸收能力与知识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接收方的吸收能力越强,知识破损率就越低。

(3)授受双方的互动问题知识授受双方的互动问题也将影响知识转移。如果彼此合作经验不足、没有共同规划、双方对知识认知有差距,合作契约规则不明确,彼此沟通不充分,知识转移渠道不够丰富等都将对知识转移产生负面影响。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应明确合作契约条款,及时沟通并根据知识的类型及特性选择合适的转移渠道。一般认为,高丰度渠道比低丰度渠道更有利于减少知识的模糊性;而低丰度渠道有利于处理容易理解的信息和标准化数据。因此,应根据授受双方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转移渠道,再配以经常性的沟通和交流将会大大降低知识破损率。

3.3 知识转移的情景因素

(1)双方企业文化的差异由于企业文化代表一个企业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会成为员工活动的行为规范,因此企业间企业文化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参与知识转移的企业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等方面将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性常常会使企业对某一组织情景下活动与结果之间的逻辑联系缺乏共同的理解,这扩大了知识转移的因果模糊性,从而影响知识转移的完整性。当知识授受双方在组织文化、组织目标与组织能力等方面的差距愈小时,双方在沟通与互动过程中的冲突将愈少,知识转移的效率将愈高,知识发生破损的可能性就越小。

(2)知识距离知识距离指知识发送企业和知识接收企业在知识积累水平方面存在的差距。一般认为,知识距离越小,知识转移越容易,知识距离越大,转移难度越高。而知识距离的存在对知识转移来说,恰似一把“双刃剑”———知识距离过小,知识转移既无足够的动力也无发生的必要;而距离过大,知识转移就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难以转移。Nonaka[4]在研究中提出了组织间“知识冗余”的概念,他认为知识冗余是企业之间或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在知识结构、知识积累水平方面的相似性,如果缺少这种相似性,接收者就不大可能完整地转移和利用其他部门的知识,从而减少了知识转移的动力。就其实质而言,“知识冗余”的多少也反映出了知识距离的大小。

4 供应链知识转移中知识破损的对策

上述分析表明,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受多方因素影响,要避免知识破损,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就要有针对性的采取应对措施。

4.1 促进合作信任,提升合作各方知识转移意愿

双方信任的程度,是影响企业间知识交流的重要先行变量。为提升知识发送方的转移意愿,合作各方应尽量建立透明的合作关系,推进彼此的信任。特别是隐性知识的转移、学习、吸收,有赖于开诚布公的态度和透明化的机制设计。因此合作各方应做到:(1)多角度展示合作收益,激发成员转移知识的积极性。除直接的经济利益外,供应链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无形收益,如联合市场占有率、巨大的商誉、分散风险等。多方面的收益将促使供应链成员为获得长远利益而主动建立信任关系。(2)对违规行为实施制裁,使其企业形象、品牌等无形资产受到损失;或进行经济利益惩罚,使破坏信任所带来的今后合作关系的丧失及利益损失大于当前机会主义所得。(3)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渠道提高成员行为的透明度,持续关注沟通的改善和成员企业间的相互合作,进行公开的信誉评价。

4.2 努力构建学习型供应链

知识转移双方的知识储备是知识转移的基础,而最有效的知识积累组织是学习型组织。因此,要把供应链打造成为学习型供应链。在追求创建学习型供应链这一目标过程中,可从信息系统、知识资本管理、组织学习等几个方面进行发展。(1)信息系统的构建是供应链成员企业间及时进行知识交流与转移的通道。构建信息系统应注意外部信息的收集与整合,其中设计良好的信息接口是关键;(2)知识资本管理主要关注专利、版权、商标及其它知识产权的管理,尽量保证知识的提供企业既能获取收益又能保护自身知识产权不受损害。(3)组织学习主要是通过供应链成员企业间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培训战略来增强知识储备和吸收能力。(4)积极创造有利于知识转移的学习环境,特别要注意供应链成员之间企业文化的相容性,培育学习型文化。

4.3 整合知识转移渠道

对知识转移渠道进行整合就是消除企业间影响知识转移的壁垒,对各种差异较大的渠道进行整合,为此,需做好以下工作:(1)相互确定知识转移的范围。为保护供应链各成员的利益不受损害,确定知识转移的范围能明确各自的职责与任务,也能促进相互的信任,从而能避免成员企业因相互不信任而出现为保护各自的核心知识不流失设置的各种壁垒,导致知识转移通道不畅。(2)要尽量使知识标准化,避免因合作伙伴的各自的标准不一样,而导致特殊标准的知识不能顺利的转移。(3)要建立知识转移的渠道体系并对各渠道进行测评。不同的渠道所能转移的知识不一样,对各种知识转移的效率也不一样。在进行渠道整合时要测评这些渠道对不同知识的合适性,从而合理地使用各种渠道,确保知识在供应链企业间高效率的转移。

4.4 加强供应链企业间的连接

提高知识转移效率还与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的连接有关,这既可通过正式管理组织来完成,也可通过非正式组织关系来完成。在供应链中设立专门的机构或协调性组织来管理企业间的知识转移,组织机构的力度越强、目标越明确,就越能减少转移过程中的知识破损,知识转移的效率也就越高。除正式的管理连接外,成员企业还可通过非正式的组织形成各种团队关系,这种非正式的团队关系通过在长期相处中,相互影响、相互传授知识与相互学习,将会增强企业转移知识和吸收知识的能力,从而降低知识破损的可能性。

5 结语

本文从供应链知识转移的效果出发,提出了衡量供应链知识转移效果的指标———知识破损率,并从知识本身、知识转移主体和知识转移的情景3个方面分析了知识破损的成因,最后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对策,期望能为我国广大企业进行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实践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编辑:郝志敏]

参考文献

[1]彭灿.供应链中的知识流动与组织间学习[J].科研管理,2004,25(3):81-85

[2]唐炎华,石金涛.国外知识转移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6,24(1):153-160

[3]COHEN W M,LEVINTHAL D A.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1):128-152

组织间知识转移篇5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日益成为企业保持可持续发展和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知识在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的有效转移也成为供应链提高整体运作效率和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由于供应链的结构特性以及知识转移过程所涉及的诸因素的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必然会面临和带来多方面的风险。这些风险因素的存在显著影响了知识转移的绩效,进而影响了供应链的整体运作效率和竞争优势。为有效控制风险因素的影响后果,探索知识转移风险因素与风险后果之间风险作用路径,成为我国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成功与否的关键和现实挑战。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风险因素与风险后果之间作用关系的理论假设和概念模型,并通过对有关供应链企业的调查问卷获得相关资料和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对这些资料和数据进行统计,验证理论假设和概念模型的正确性,分析不同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的作用路径和效果。

1 文献回顾与模型

1.1 文献回顾

在知识转移风险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广泛的研究。Szulanski(1996)的研究表明,如果知识接受者缺乏吸引能力,或知识拥有者与知识接受者间的关系不和谐,都会阻碍知识的转移[1]。Simonin(1999)指出,组织差异程度、文化距离、知识传送者保守心态、知识接受者经验和信息技术运用程度等因素会影响知识的转移和接收[2]。Bardaracco(1991)的研究明确指出,知识转移过程涉及两大因素:知识本身的因素和知识接受的可能性[3]。Kogut和Zander(1993)指出,知识转移过程会受到知识内隐和外显等知识特性的影响[4]。张旭梅(2009)等认为, IT外包中的知识转移存在主体能力风险、协作风险、知识受损风险、知识产权风险、知识泄密风险、削弱技术创新能力风险6种因素[5]。朱玉岭等(2006)认为,知识共享的风险主要来源于知识本身、成员企业、环境和知识传递方式4种因素[6]。齐源等(2010)将敏捷供应链中知识共享风险发生的原因归纳为知识本身、成员企业、共享环境和共享方式4个方面[7]。刘新学(2006)认为虚拟企业知识共享风险产生的根源可归纳为:知识的模糊性、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企业核心能力的知识依赖性[8]。李志刚(2006)将虚拟联盟知识共享风险产生的因素归纳为虚拟联盟组织结构的特殊性、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联盟各方的收益分配不合理和技术管理和价值观差异4个因素[9]。

对于供应链中的知识转移风险,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Crone和Roper(2001)在对北爱尔兰跨国企业供应链中知识转移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中,分析了导致知识转移障碍的原因并提出了实现跨国企业供应链知识转移的措施[10]。Kim(2002)指出各节点企业的知识共享态度和行为是把供应链网络从单纯的数据交换基础设施转换为知识共享网络的重要因素[11]。Batenburg(2003)通过对一个荷兰企业的案例分析认为,企业间的相互信任是供应链进行有效知识共享的关键因素,并且可显著提高供应链的绩效[12]。朱庆和张旭梅(2005)在分析影响企业知识转移行为因素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供应链企业的知识转移共享过程模型,并据此提出了实现在供应链环境中的企业知识转移的主要措施[13]。刘南和李玉民(2003)认为不同的知识转移机制适合不同的场合,供应链成员应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知识转移和扩散机制[14]。

在众多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和风险因素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现了关于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和转移效果之间的作用关系和作用机理的研究。如张睿和于渤(2008)提出的技术联盟知识转移影响因素路径模型[15] ;刘星等(2006)对钢铁企业横向并购中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中提出的模型[16]。这些研究为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风险作用路径研究提供了参考。

关于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学者们主要是从知识转移绩效的测量的角度展开了大量的研究。Hakanson和Nobel(1998)用每一时期内成功知识转移的数量来衡量知识转移的绩效[17]。第三种方法是Nelson(1993)和Kim等(2000)基于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文献,将知识接收者在吸收新知识之后创新知识的程度作为测量成功知识转移的尺度。另外,毛倩文(1990)用获利能力、市场竞争力、管理绩效、技术能力衡量知识转移成功与否。杨君琦(2000)从以下三方面衡量知识转移的成功程度:①转移过程满意度,包括目标的达成、合作关系的和谐程度;②提高技术能力程度,包括人员素质的提升、产品开发周期的缩短、新技术的应用程度;③提升获利能力的程度,包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率、增加获利等。[18]

1.2 概念模型与假设

参考上述文献研究成果,考虑供应链的结构特性,即供应链节点企业间微妙的竞争-合作关系、企业间权力的不对等、供应链链条的交叉结构等性质,从知识转移失败的角度,采取实地访谈的形式,提出所有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并剔除那些影响微弱、作用不大的因素,共总结了4类知识转移风险后果指标,包括供应链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知识接收企业所实现的技术水平、企业间合作关系和知识发送企业核心能力的保持程度;26个风险因素,既包括知识转移过程中所涉及的转移主体、转移客体、转移环境和转移方式等方面的风险因素,也包括供应链的结构特性和供应链外部社会的知识产权环境等方面的风险因素。根据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的方法提炼了具有管理意义的,与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显著相关的关键风险因素,并将其归纳为转移主体、知识特性、转移环境、企业间的协作、供应链结构和转移方式6类(也是SEM模型中的变量),参见表1。

虽然通过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得到的关键风险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有显著影响,但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风险要素都直接导致风险后果的发生,而是通过对其他一些风险要素产生作用间接影响风险后果的。

在提炼出的6个关键风险因素中, 供应链结构方面的风险来自于供应链本身,而非知识转移的过程,在知识转移之前已经存在的客观状况, 它们一方面会直接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进而导致风险后果的产生;另一方面,供应链企业间微妙的竞争-合作关系和权力的不对等会促使供应链企业为维护其领导地位而对知识过度保护,从而影响知识转移主体的转移能力方面风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及产生的风险后果,另外,其权力的不对等和交叉结构会激发弱势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动机,增加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影响企业之间的协作,进而影响供应链企业间协作方面风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及产生的风险后果。

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中,转移主体的能力会直接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的效果。转移主体对知识的过度保护会导致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改变和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进而影响供应链企业间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及产生风险后果。转移主体的知识保护意识不强就会助长合作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引起企业间协作方面风险因素的发生和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产生,而参与知识转移的企业主体的数量太大,也会促使供应链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提高转移主体的知识传授能力和吸收能力能有效降低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的影响。

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不仅会降低企业间的信任程度,也会加强某些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它们既能正面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进而导致知识转移后果的产生,也能通过影响企业间的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间接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进而导致风险后果的产生。

知识转移环境方面的风险因素是知识转移过程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约束,这些因素是不可控的风险因素,知识转移所处的环境不同,知识转移主体和知识特性等方面的风险因素所导致的风险后果也会有不同,企业间的知识背景越相似,越有利于降低知识的模糊性所带来的风险后果,也越有利于提高参与知识转移的企业主体的传授能力和接收能力,因此,知识转移的环境风险通过影响知识特性和转移主体等方面的风险因素,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

知识转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通过调节知识特性风险和协作风险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一方面,提高知识转移方式和知识特性的匹配程度,有利于降低知识转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风险后果;另一方面,知识转移方式与知识特性不匹配或知识转移的界面控制度低或者知识转移的媒体富裕度低会加强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影响协作风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及风险后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探索性的风险因素与风险后果之间的风险作用路径概念模型(见图1)。根据概念模型,提出关于风险作用路径的如下假设。

H1: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2: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3:供应链结构方面的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4:企业间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5:供应链结构方面的风险因素对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6:供应链结构方面的风险因素对企业间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7: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对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8: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对主体间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9: 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对主体间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10:转移环境方面的风险因素对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11:转移环境方面的风险因素对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12:转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对知识特性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H13:转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对主体间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使用AMOS 6.0软件,对通过调查问卷获取的,来源于广州、上海、湖南三个地方的,在知识水平和技术创新上具有一定梯度性和代表性的IT业、医药化工业和传统制造业三大产业的实施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的中层及以上的管理人员,尤其是研发部门和知识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的调查资料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风险作用路径的概念模型和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目的是通过数理模型来明晰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风险因素与风险后果之间的作用机制。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97份,回收问卷267份,剔除不合格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23份。

3 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

在采用SEM方法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将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所得出的6个关键风险因素以及风险后果为模型中的潜变量,测度各个潜变量的显变量分别为这6个关键风险因素和风险后果所包含的25个变量。在概念模型基础上,本研究设定了针对AMOS 6.0软件的初始SEM模型并运用AMOS软件对相应数据进行运算,得到的拟合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标中P值为0.000, 小于0.05, GFI、AGFI、NFI、RFI都小于0.9,RMSEA为0.068,大于0.05的标准,检验结果表明,初始结构方程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结果不合格,需耀进行改进。

初始结构方程模型中绝大多数与路径系数相应的C.R.值均大于1.96的参拷值,在p<0.0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中,仅“F5←F2”,即路径“协作风险←知识特性风险”的C.R.值小于1.96,在p<0.05的水平上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未能达到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的验证要求。

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依据理论,设定某些因素之间具有或不具有相关性,以及设定一个显变量同时分属于不同潜变量等。AMOS 6.0软件也提出了修正指标(MI),指引研究者选择具有实质理论意义的修改指标来改进模型,提高模型拟合度。针对“F5←F2”,即路径“协作风险←知识特性风险”的C.R.值未通过验证的情况,以及修正指标,对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修改。

首先删除路径系数的C.R.值小于1.97,在p<0.05的水平上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路径“F5←F2”,即路径“协作风险←知识特性风险”,再按AMOS 6.0软件提供的修正指标(MI),每次选择一个数值最大的修正指标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改进。

表3列出了每一次模型改进中增加的残差间的协方差关系和变量间路径关系。这些修改指标的实际理论意义,如企业间合作关系与预期的差异和核心能力的保持程度与预期的差异之间有关联、知识转移方式与知识特性不匹配和知识保护意识不强之间有关联、知识的投入和产出的不确定性与知识的模糊性之间有关联,等等,知识转移方式风险对主体能力风险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表4列出了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拟合检验效果。在这些拟合检验结果中,除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略小于推荐的标准值0.9外,其它大部分指标均很好的超过标准值,部分指标接近理想值,说明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可以接受。

除了整体拟合度指标检验外,较完整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评估标准还包括基本拟合标准评估(Preliminary Fit Criteria)。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拟合结果显示,所有参数的标准化估计值都为0.5~0.95, 且临界比(C.R.)检验值都大于1.96;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都大于零,表明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满足基本拟合标准。

表5给出了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各潜变量之间路径关系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标准差、临界比(C.R.)以及显著性概率检验结果。由表5可知,所有的t检验值的绝对值都大于1.96,其路径系数都达到了0.05显著性水平,因此,除路径假设H9在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时因路径系数的C.R.值小于1.96,在p<0.05的水平上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未通过假设检验以外,其余的路径假设都成立。

另外, 如表5所示, 转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到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之间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230,临界比(C.R)大于1.96,路径系数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转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对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显著影响。

注: 表中***表示显著性概率在0.001以下。

由假设检验和路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供应链知识转移的风险因素到风险后果的主要作用路径及其效果系数关系, 如图2所示。

3.1 知识特性风险

由图2可知,知识特性风险对风险后果的直接作用效果最为显著。知识的模糊性使人们常常只能认识到知识的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对知识的特性和潜在价值缺乏准确认识,因而也无法确定知识的投入和预计知识的产出,对转移的程度、范围和要达到的目标认识模糊,对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和过度转移知识的行为无法通过知识契约予以规定或通过知识契约对其予以惩罚。同时,知识的模糊性意味着知识具有某种粘性,这使得知识转移的难度加大,知识必须在某种情境下才能转移,也使得知识接收方对转移过来的知识难以理解,难以吸收,更无法对知识进行整合和创新。因此,应根据知识特性的不同,采取合适的知识转移方式,降低转移风险。

3.2 转移主体风险

从图2可知,转移主体风险除直接导致风险后果产生外,还通过影响主体间的协作和知识特性风险而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其间接效果和总效果分别为0.106和0.411。在供应链中,当知识发送企业的知识传授能力低或接收企业的吸收能力低时,知识转移就会面临转移不足或转移不到所需知识的风险,供应链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所实现的技术水平的提升就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同时转移不足也会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对知识的过度保护也会影响知识转移的绩效,引起知识转移的不足,而知识保护意识不强又会纵容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核心能力的丧失。

因此,在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过程中要加强转移主体的知识转移能力,尽量精简参与知识转移的企业的数量,并在防止对知识过度保护的同时,加强节点企业对核心知识的保护意识。

3.3 供应链结构风险

供应链企业间微妙的竞合关系往往使供应链企业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最大化自身利益,最小化自身输出,从而激发供应链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动机,使供应链的知识转移面临风险。供应链企业间的权力不对等又使企业间知识契约不公平、不合理性,从而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产生向外透露知识秘密以换取额外收益的动机和机会主义的行为,使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面临很大的转移风险。同时,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也会使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策略不合理,从而使企业间的知识转移面临转移失败的风险。

从图2可知,供应链结构风险对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间接效果和总效果分别为0.14和0.462,供应链结构方面的风险因素不仅直接导致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产生,还通过影响知识转移主体及主体间的协作而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绩效,最终导致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产生。这正好说明,供应链环境下的知识转移不仅要注重对知识转移过程本身所涉及的风险因素的防范,还应注重供应链本身的结构方面的影响,通过加强企业间的合作,减少企业间的权力不平等来减少知识转移的风险现象。

3.4 协作风险

从图2可知,协作方面的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的影响是直接的。信任关系是企业间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实现供应链企业和供应链整体技术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个别供应链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信息不对称往往会直接导致知识的过度转移和核心能力的丧失,进而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和企业的技术水平。因此,供应链中应通过构建供应链成员企业的信任评价体系、签订有效的合同和契约规则、建立“网络声誉”机制等措施,建立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机制,减少风险后果的产生。

3.5 转移环境风险

由图2可知,转移环境风险对风险后果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知识转移的客体和转移主体等方面的因素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绩效,最终导致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产生。其间接效果(总效果)系数为0.266。

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背景相差太大往往会影响知识接收方对被转移知识的理解和吸收,导致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产生;在供应链中,完善的知识转移平台可以为知识的流通转化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保障,引导企业对知识共享的具体内容、流程等进行科学决策,并做好知识的保密工作。如果缺少知识转移平台,供应链企业间的信息沟通、交流和知识转移则非常困难,这不仅不利于知识的积累,还会增加知识溢出的几率,也给企业间知识转移契约的制定带来麻烦,双方的义务、责任难以明确标明。供应链的知识转移管理机制不健全,无疑会助长供应链内潜在的机会主义、保护主义和其他不稳定的因素,给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增加困难。

3.6 转移方式风险

转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对知识转移风险后果的影响是间接的。知识转移的界面控制度低会使供应链企业在知识转移过程中难以将需转移的知识从不该转移的涉及企业核心能力的知识中分离出来,从而助长了知识接受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影响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关系,甚至致使知识发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受损和核心能力的丧失;知识转移的方式和知识特性不匹配会扩大知识特性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的影响,也会降低转移主体的知识转移能力,进而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

由图2可知,转移方式风险不仅通过正面影响知识特性和转移主体的风险程度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还通过影响知识转移主体方面的风险程度,继而进一步影响知识特性和主体间的协作风险程度并最终积极影响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其对知识转移的风险后果的间接效果(总效果)的系数为0.273。

4 结论及启示

从风险作用路径来看,在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风险因素都可以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效率和效果,进而导致风险后果产生,各风险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某些风险因素会通过对其他风险因素的影响进而改变风险后果的大小。因此,在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过程中,风险调控不能只考虑某些风险因素自身的影响,还需要重视风险因素相互之间的影响,必须明确各种举措的功效在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过程中的风险传导路径,以便根据知识转移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相互影响系数制定系统性的风险调控方案,从源头上控制知识转移风险的发生,从而保证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在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过程中,既要考虑一般知识转移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也要考虑供应链的结构特性对知识转移过程的影响,减少供应链企业间权力不对等的现象和程度,加强企业间的合作。

组织间知识转移篇6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减少, 政府主导的公共部门农业推广组织效率和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速度不断下降[1,2,3,4], 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代表的私人部门在农业研究和农业技术扩散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5], 成为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技术知识转移扩散的重要力量和渠道, 在此背景下研究探索影响我国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技术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综观国内外现有研究, 关于农业技术知识扩散问题的文献绝大多数集中于研究公共部门与农户之间进行的公益性农业技术知识转移扩散[6,7], 对于私人部门与农户之间进行的农业技术知识转移扩散的研究非常少;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研究知识转移的文献也很多, 但主要集中于研究单个企业组织内部和组织间 (企业、事业单位之间) 的知识转移, 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这一特殊社会经济环境下形成的中国特有的企业与多个自然人联盟模式中的知识转移现象研究非常少。本文试图从知识管理视角出发, 研究农业技术知识特性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效果产生的影响, 回答农业技术知识的复杂性、内隐性是否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效率产生影响;如何通过控制、改变知识自身特性促进农业龙头企业的技术知识向农户转移。

2 理论背景与假说的提出

农业龙头企业是基础雄厚、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的农业企业和集团, 它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度加工、提供服务等综合功能,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起着沟通农、商的桥梁作用。农户是以家庭为单位, 从事农产品的种植、饲养或加工等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村居民群体, 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不仅仅存在经济上的联系, 更有着技术上的关联, 通过培训和指导, 如定期组织开展集体技术培训、印发培训教程和资料、组织农户相互观摩技术交流、下乡手把手教学示范、提供技术咨询并及时解决生产上的突出问题, 等等, 农业龙头企业的技术知识不断地向农户转移和扩散。

2.1 农业技术知识特性分析

农业技术知识是人类智力的结晶, 是从农业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中凝结的人类智力, 以及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出来的劳动技能和技巧。农业技术知识种类繁多, 根据生产阶段进行划分, 可以分为产前和产后农业技术, 包括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及农产品的加工、储存、运销技术等;根据农业行业种类进行划分, 可以划分为养殖、种植、渔业技术知识等。在农业生产中, 各项技术存在密切关系, 采用某一项技术措施的时候往往需要其他技术措施的配合才能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农业技术特性是指从农业龙头企业向农户转移的技术知识所具有的性质与特征, 包括知识的内隐性和复杂性[8], 等等。由于不同类型农业技术知识的复杂程度、专属程度、难易程度不同, 因此在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过程中发生转移的基本途径、方法和难易程度都各不相同,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

农业技术知识的复杂性与知识的简单性相对应, 即农业技术知识的复杂程度具体指知识或活动包含相互依赖的特殊技能、例行事务与人员数目的多少, 以及技术知识是否涉及到多个不同的知识领域和较多的程序和步骤, 是否需要相关知识背景和较长时间学习才能掌握。

农业技术知识的内隐性与知识的明晰性相对应, 指知识不易通过文字符号、档案文件等形式加以存储和编码, 难以与他人沟通分享的程度。根据知识属性的不同, 可以将农业技术知识分为隐性农业技术知识和显性农业技术知识。显性知识是组织中存在的系统技术知识, 是有关客观的、理性的和技能性的知识, 以专利、发明创造、文件、规章制度、设计图、报告、数据、政策、程序、软件等形式存在, 具有可记载性和可查阅性两种特征, 是可以用语言和数字来表达的知识[9]。农业领域中的有形技术知识, 表现为各种物化技术知识, 如农业机械、设备、作物良种、化肥、农药、化学除草剂等;隐性知识是指工作诀窍、经验、视点、形象、价值体系等, 它通常处于主观的、认识的和经验的学习范围, 具有高度个人化和隐秘性两种特征, 通常难以理解、表达和交流, 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存在于人脑中的农业生产技能、技巧、经验, 等等。

2.2 农业技术知识特性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

现有研究表明, 构成知识转移过程的基本要素包括知识发送者、知识的属性、知识转移的渠道、知识的接受者[10]。知识本身的特征属性 (内隐性和复杂性) 会影响知识转移的绩效。Attewell指出组织间知识转移会遇到障碍, 知识相对于其他资产来说更加难以移动, 知识转移的障碍归于信息的粘性, 但信息的粘性部分由知识的内隐性决定, 当知识转移需要更多相关领域的知识来进行协作转移时, 知识的粘性会相应提高[11]。Grant认为如果大多数与生产相关的知识是隐性的, 那么知识在组织成员之间的转移是异常困难的[12]。Hipple认为隐性知识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知识的内隐性程度越高、越难以表达, 知识越难以转移, 因此知识的内隐性特征是影响知识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13]。Simonin认为知识的模糊性是知识转移中降低转移程度的变量, 知识复杂性可以影响人们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并降低其可转移性[8]。Reed和Defilhppi认为知识的复杂程度越高, 就越会产生模糊性, 将使得知识转移的难度上升, 导致知识转移成本的增加[14]。Kogut和Zander指出, 知识的复杂性会影响知识接受者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损害知识的移动性, 使得知识转移变得无效率[15]。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指出知识自身的特性 (复杂性和内隐性) 对技术知识转移绩效会产生影响。基于以上推论分析, 我们认为农业技术知识的复杂性越高,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越差, 反之,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越好;农业技术知识的内隐性越强,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越差, 反之,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越好。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农业技术知识复杂性对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存在负向影响。

假设2:农业技术知识内隐性对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存在负向影响。

组织间知识转移篇7

近年来, 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将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向知识管理领域扩展。Abdul Kadir Othman与Hazman Shah Abdullah (2008) 在研究情绪职能对服务组织内部知识共享的影响时, 将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二者的中介变量, 认为情绪职能通过影响组织公民行为作用于知识共享[4]。Hsu.C.L.与Lin.J.C.C. (2008) 认为组织公民行为帮助组织成员之间形成一种牢固的关系, 导致成员之间合作互助, 因此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的员工更愿意贡献知识[5]。K. D. Joshi与Saonee Sarker (2006) 指出, 知识转移应该被看作一项员工自愿完成的角色外行为[6]。前人的研究表明, 作为员工角色之外的创新和主动的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可以对员工的知识活动起到促进作用。然而, 组织公民行为对知识转移绩效的作用只是被学者们在不同文献中多次提出, 鲜有研究对该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描述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与组织内部知识转移绩效之间关系的模型, 阐述了员工组织公民行为通过作用于知识转移动机、知识转移能力、知识转移机会作用于知识转移绩效的机理, 通过组织内部个人层面去重点关注员工的知识活动, 丰富了以往组织公民行为和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 对于企业采取一定措施激发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改善知识管理绩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理论背景与概念模型

组织公民行为指组织内部成员所表现出来的, 没有包含在员工职位说明书的描述与组织奖励体系之内的, 但是却有助于组织绩效提高的行为[3]。Organ (1988) 将组织公民行为划分为利他行为、尽职行为、礼节行为、运动员精神和公民美德五个纬度。樊景立等人 (2004) 对于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组织公民行为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中国员工将自我发展与自我培训、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等行为也视作比较重要的组织公民行为, 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可以视为对礼节行为内涵的扩充, 而运动员精神与公民美德在中国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中并未被发现[7]。借鉴前人的研究, 结合中国文化背景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 本文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与知识转移绩效关系的研究, 主要针对以下几个纬度开展: (1) 自我发展行为; (2) 利他行为; (3) 礼节行为; (4) 尽职行为。

知识转移是知识通过社交、培训或学习等方式在不同的实体之间的传播[8]。知识有显性和隐性之分, 隐性知识存在于个体的大脑之中, 只有经过员工之间的直接交互, 经历社会化的转移过程才能在企业的知识管理中起关键作用。个体层面上的知识转移也可视为员工在交互过程中彼此影响的过程, 其绩效表现为通过知识转移引起的员工知识的改变, 这一改变可以用员工对知识转移的过程和结果的满意度去衡量[9]。成功的知识转移取决于转移双方的知识转移动机、知识转移能力和知识转移机会3 个主要因素[10]。

知识转移动机指知识发送者发送知识的动机和知识接收者接受知识的动机, 这种动机一方面来自于对互惠的预期; 另一方面来自于双方的合作心理[10]。知识转移能力指知识接收者的吸收能力和知识发送者的发送能力。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观点, 吸收能力指学习和运用新知识的能力, 它受个体已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影响。当一个人拥有更多的经验和知识的时候, 他的吸收能力增强, 获取新知识的活动就更有效[11], 发送能力指知识的发送者向接收者分享知识并帮助接收者理解这些知识的能力。知识转移机会包含知识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存在的现实的或潜在的联系、以及知识转移的机制、氛围、渠道等。

组织公民行为——自我发展行为、利他行为、礼节行为、尽职行为通过影响员工的知识转移动机、知识转移能力、知识转移机会作用于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绩效。自我发展行为下, 员工需要积累经验, 提升技能, 就会利用与其他员工人际接触的机会进行交互式学习, 员工在这种交互式学习中, 发送知识和吸收知识的能力也逐渐得到提升[12]。利他行为促使员工之间形成合作互助的关系, 这种关系对双方良好的知识转移意愿和顺畅的渠道的形成都有好处。礼节行为有助于员工之间形成和谐、愉快的沟通氛围。员工乐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一位有礼貌的让他感觉愉悦的同事沟通、向其提供信息并帮助其理解顾客知识。表现出尽职行为的员工对于工作非常投入, 自愿行使工作职责以外的义务并且希望自己的表现能够超过规定标准[13], 有助于知识转移机制中一些固有障碍的消除。总之, 各种组织公民行为共同作用, 加深了员工对所转移知识的理解, 加快和简化了知识转移过程, 提高了知识转移过程的自由度。

基于以上论述, 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内部员工的知识转移动机、知识转移能力和知识转移机会都有影响, 而这三者又作用于知识转移绩效。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 ( 如图1) , 以解释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和知识转移绩效之间的深层次关系。

2 研究命题

2.1 组织公民行为对知识转移动机的作用

组织公民行为是唐炎华与石金涛 (2007) 提出的个体间知识转移动机来源之一[14]。一方面, 从互惠的角度考虑, 自我发展行为下, 员工有自我发展、自我提升的内部动机[15]。在组织内部, 表现出自我发展行为的员工之间进行交互学习, 各取所需, 信息与知识上的互惠增强了双方的知识转移动机;另一方面, 从合作心理的角度考虑, 礼节行为与利他行为增加了员工之间人际方面的相互喜爱和认同, 帮助他们形成合作、信任的关系, 这种关系同互惠一样, 都是知识转移动机的重要来源。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组织公民行为可以促进组织内部知识转移双方的知识转移动机。

2.2 组织公民行为对知识转移能力的作用

知识转移能力表现为员工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发送能力。员工自我发展、自我提升的行为可以导致吸收能力的提高。这种行为下, 员工不但吸收知识, 还有意识的将这些知识转化为有利于自己提升工作能力的经验与技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后, 员工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增强[11]。礼节行为与利他行为可以增加人际之间的相互喜爱、信任和认同。礼节行为与利他行为下, 员工之间经过长期互动, 形成共享的叙述、代码和语言以及合作的信任关系, 作为“知识发送方”的员工会主动帮助作为“接收方”的员工理解其提供的知识, 知识发送能力也由于组织公民行为而得到提高。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2:组织公民行为能够促进组织内部知识转移双方的知识转移能力。

2.3 组织公民行为对知识转移机会的作用

组织内部员工之间的知识转移机会主要表现为双方知识转移的渠道是否顺畅、氛围是否良好。知识转移活动需要员工与顾客花费时间、投入精力甚至倾注感情, 一般情况下, 企业不会在员工的职位说明书中特别强调对员工履行知识转移职责的要求, 员工就没有通过彼此合作转移知识的必要。这种情况下, 知识转移的渠道可能由于员工不愿意在这项活动中投入资源 (时间和精力等) 而受到阻碍。表现出尽职行为的员工在组织中有主人翁意识, 乐于做出职责之外的行为以确保组织知识转移活动成功实施。组织公民行为中的礼节行为与利他行为使得员工之间形成密切的关系和高信任水平, 降低了知识接收者对其所投入的资源和时间的考虑, 部分地消除了阻碍知识转移的因素。信任程度和情感依附程度的增加, 促进了知识转移良好氛围的形成。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3:组织公民行为能够增加组织内部知识转移双方的知识转移机会。

2.4 知识转移动机对知识转移绩效的作用

知识转移动机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意图和兴趣而影响他们参加知识转移活动的意愿, 并最终提高或者降低知识转移绩效[10]。员工出于互惠、自我实现、维持良好关系的需要形成的知识转移动机, 能提升他们参与知识转移活动的积极性, 促使知识和信息在员工之间得到频繁的交换和转移, 员工对知识转移的过程与结果的满意度也随之上升。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4:员工的知识转移动机会影响知识转移绩效。

2.5 知识转移能力对知识转移绩效的作用

知识转移绩效与参与知识转移的双方的知识转移能力密切相关[11]。员工的知识吸收能力增强的话, 就能够更准确的识别知识、评估知识的价值、更有效地从同时那里吸收和保存知识。员工的发送能力增强, 就能更清楚地表达自身持有的对于企业的看法和判断、更有效地与其他员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并帮助其他员工理解这些知识。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5:知识转移能力能够促进知识转移绩效。

2.6 知识转移机会对顾客知识转移绩效的作用

知识的社会化过程特别是隐性知识的社会化过程要通过转移双方彼此的沟通、合作与交互来完成。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机会主要指员工之间的沟通渠道和学习氛围。顺畅的沟通渠道和良好的交互学习氛围下, 知识转移的过程令员工满意, 知识转移的效果也事半功倍, 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绩效得到有效提高。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6:知识转移能力能够促进知识转移绩效。

3 结论

成功的知识转移对于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生存并维持其生命力至关重要, 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要求员工付出在其职责范围以外的自愿、主动的行为。本文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在知识转移活动中的作用作了探讨, 阐明了在员工之间的交互平台上, 组织公民行为通过影响知识转移动机、知识转移能力和知识转移机会而间接影响组织内部知识转移绩效的机理。在研究层面上, 目前知识转移领域中个体层面研究较少, 本文通过个体层面关注了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活动;在研究视角上, 本文采取跨学科视角的整合研究, 将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向知识管理领域作了扩展;在研究内容上, 本文挖掘了员工——员工交互中的知识转移问题, 对于组织采取一定措施促进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改善知识管理绩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通过从个体层面关注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 构建了一个描述组织公民行为与知识转移之间关系的模型, 分析讨论了组织公民行为通过影响员工的知识转移动机、知识转移能力和知识转移机会间接作用于组织内部知识转移绩效的机理, 丰富了以往组织公民行为和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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