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性收入差距（精选4篇）
转移性收入差距 篇1
0 引言
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加大的趋势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劳动力转移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产生着重要影响。它是实现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移的关键, 通常被看作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 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下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有必要进行实证研究。
1 选择的指标解释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特别是以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的非农产业的迅猛崛起,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拓宽了道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 我国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鉴于此, 在数据的选取上主要采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据。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的选择, 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绝对差额数X1来表示。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统计数据的实际意义以及可得性, 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用农村就业人数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差X2来表示。农村就业人数是指户籍在农村的就业人员数量, 包含从事非农业的人员;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员。二者之差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到非农业的基本状况。
农民纯收入X3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X4指家庭成员得到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其他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 即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为剔除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也以各自的价格指数做以调整。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7。
2 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2.1 单位根检验
为了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先对有关的几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结果如图1所示。
图1中:X1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绝对收入差距 (元) ;X2为农村流动人口数;X3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 。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 几个变量呈现上升的趋势并不平稳, 但是模型是有截距项的。
如果序列随时间变化有上升或下降趋势, 则应选择包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方程。采用eviews进行检验, 以上对原时间序列和一阶差分检验, 滞后一项检验结果显示X1, X2, X3三变量原变量以及一阶差分后均不平稳。由此可知, 3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为此, 做二阶差分后再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 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表中数据由eviews结果整理得来。
由表1可以看出, 经过二阶差分处理后, 变量X1, X2, X3在检验中的PP Test Statistic值都小于显著性1%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 二阶差分后的变量X1, X2, X3都不存在单位根, 是平稳的。
2.2 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无限分布滞后模型可能不适应。首先, 确定分布滞后模型的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确定是依据试验, 以确信因果关系检验中的随机误差不存在序列相关来选取。本文选择的滞后阶数分别为1, 2, 3 , 如表2所示。
→符号表示箭头前的变量不是箭头后的变量的格兰杰原因。
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格兰杰原因, 这点符合托达罗的绝对收入差距假说。托达罗的绝对收入差距假说认为:劳动力的迁移是对城乡之间存在的预期收入差距做出的反应, 即城乡绝对收入差距越大,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机越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二者存在着单项因果关系。随着劳动力的流动, 农民收入会增加, 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减项, 会对收入差距起到一个减缓的作用。
2.3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纯收入
改革开放后, 我国农村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具体分析农民工资性收入与农民纯收入之间的关系, 数据如表3所示。
元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中2007年度资料, 其中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是经整理得来的。
全国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 随着劳动力外出打工, 农民工资性收入也将增加。1990年, 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22%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5年、2000年和2006年, 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2.42%, 31.17%和38.33%。农村居民工资性报酬收入正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 农民外出务工使农民找到了有效的脱贫致富道路, 对改善农民生活、活跃农村经济、缓解农村矛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工资性收入与农民纯收入的关系还可以从农民纯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方面来进行论证。图2显示了工资性收入、劳动力转移人数与农民纯收入3个时间序列具有线性的关系, 可以用相关系数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程度。运用Eviews.3可以得到工资性收入与劳动力转移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82 847 549 687。这说明, 现阶段如果要想使农民收入继续大幅度增加, 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领域中转移出来, 而农民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相关系数为 0.999 999 999 66, 近乎完全相关。也就是说, 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上升幅度越大, 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越快。中国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出现刘易斯和托达罗模型中解释的结果, 完全消除城乡收入差距, 而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 城乡收入差距不但没有逐渐缩小, 反而却在逐年扩大。
2.4 结论
2.4.1 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 但转移后农民的纯收入总量增加不显著
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 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向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流入的数量将更多。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多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 增加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 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成为非农业劳动力, 农村的土地也出现了相对剩余。多年来, 农村的土地一直保持分散经营, 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且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目前仍然只有45%左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已高达60%～80%。这些都限制了农业收入的增长对农民收入的增幅作用。按照经济学的解释, 消费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较少的农民收入增幅致使广大农村市场消费乏力, 造成国内市场总需求不足。长远来看, 必将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
2.4.2 农民工增加的工资性收入不足以抵消城乡收入差距
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的农民工月工资性收入为88.26元, 城乡人均月收入差距为209.8元;到了2006年, 农民的工资性月收入为591.96元, 城乡人均月收入差距增加到1 407.23元[1]。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城市实际户籍限制的存在, 使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得不到与城市劳动力同等的待遇。他们在收入、就业部门、福利保障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如果再考虑到城镇居民生活中许多难以统计的工资外收入 (如利息收入、投资收入、第一职业收入等) , 城乡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会更大。另外, 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制约了工资性收入的提高。2006年, 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3 181万人。外出从业劳动力中, 文盲占1.2%, 小学文化程度占18.7%, 初中文化程度占70.1%, 高中文化程度占8.7%,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3%[2]。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城里高新技术产业的要求不适应, 导致了较少的工作选择机会。农村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 致使农民工在城市部门的待遇非常低。随着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扩大, 收入差距扩大也将成为必然。
3 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在全体人民收入总体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形成的。应该说, 保持适度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必要的, 它利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但是收入差距过大又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需采取一定措施。
3.1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加强土地流转, 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为劳动力进一步向城市部门转移奠定基础。依靠科教兴农, 加快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重视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 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增加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切实解决好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总额增收的关系问题。
3.2 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
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 关键要消除户口背后的利益分配功能, 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清除一系列阻碍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和法律法规, 取消专门针对农民的收费项目,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让农村劳动力参与城镇就业岗位的公平竞争;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保证城乡劳动者同工同酬, 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3.3 提高外出农民工的技术水平
经费投入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关键, 要加强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 确保教育经费逐年稳步增长, 完善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广泛吸收社会资金, 采取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职业教育和培训领域, 加强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为农民从事多种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提供条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而劳动力转移尤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 主要从实证方面论述了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民纯收入间的关系, 得出了转移后的农民工纯收入总量没有显著增加、增加的收入不足以抵消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 并进行了原因分析。由此提出了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和提高农民工技术水平的对策, 以期为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城乡收入,农村劳动力流动,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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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性收入差距 篇2
1 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现状
1.1 行业间收入差距
1.1.1 行业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各行各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也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 但是提高的速度与程度各不相同, 导致收入差距明显扩大。
改革初期, 我国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受计划经济时期高积累、低消费思想影响, 在这个阶段各个行业间的职工工资相对平均, 收入差距不明显, 因此, 我国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由1978年的2.17缩小到1988年的1.58。1988年以后, 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 政府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 国外许多企业进驻我国市场, 促使我国公有制企业向现代化的公司制转变, 由单纯追求公平变为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开始逐步拉开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从1988的1.58扩大到1990年的1.76, 再到1999年的2.49。21世纪以来, 由于我国经济的飞跃以及以金融、软件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崛起, 使得我国部分第二产业与大批第三产业的相关行业收入大幅度超越传统行业,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行业间收入上的差距表现得更为明显, 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由1999年的1.58进一步扩大到2000年的2.69, 并且持续快速的攀升至2006年的4.69, 2006年以后, 行业间收入差距有所减小, 但是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仍然是与最低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的4倍以上。
1.1.2 行业间收入差距集中趋势
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将其具体到行业类型, 可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第一, 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在我国, 行业垄断是典型的行政垄断, 其经营主体往往是政府有关部门或与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垄断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 通过不合理的定价机制等手段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甚至侵蚀国有财产, 使得自身的行业收入居高不下, 其职工工资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2011年, 金融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81109元和52723元, 位列全国行业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收入排行的第一位和第四位, 远远高于2011年全国就业人员平均工资41799元。第二, 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随着科技的进步, 带动了信息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 这些产业创造性强, 人力资源成本高, 风险高, 但高风险带来的是高收益, 所以, 其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也高, 而传统行业如农林牧渔业竞争力低, 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也就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在2011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收入为70918元, 而传统的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收入为19469元, 可见差距之大。第三, 劳动密集型企业与知识和资金密集型企业。以知识和资金为主要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近几年飞速发展, 迅速取代了我国制造业、纺织业等轻工业, 成为带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这些行业就业人员的特征就是, 学历高, 压力大, 收入高。2011年,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4252元, 是当年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职工收入的1.75倍。
1.2 行业内部收入差距
经济体制的改变促使行业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也使得行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业绩以及职位不同而拉大。在高收入行业中, 行业内部差距表现的尤为明显, 如垄断行业内部, 高管年薪上百万, 中层管理年薪数十万, 普通职工年收入区区数万元乃至更低。权威调查显示, 石油、电信等垄断企业内部差距已经接近5倍, 差距最大的为石油行业, 其中个别企业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的差距接近100倍, 令人叹为观止。
2 行业收入差距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
无论是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拉大还是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 都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 其中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城镇居民收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按来源可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其中工资性收入即职工工资总额, 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 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5~2012) 数据计算得出
2.1 工资性收入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 全国城镇居民就业者中绝大多数为国有和集体职工, 就业形式和收入渠道比较单一, 工资性收入几乎是收入的唯一来源。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为城镇经济注入了活力, 就业渠道的拓宽使得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逐渐增多, 但是工资性收入仍然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体。因此, 如表1所示, 虽然工资性收入在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由1981年92.70%下降至2011年的64.27%, 但它仍然大大高于其他三种来源所占比重之和, 充分说明了工资性收入仍然是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主要来源。
2.2 工资性收入差距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
1995年,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是3390.21元, 所占比重为79.23%, 对1995年基尼系数贡献率为76.60%;2000年,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是4480.50元, 所占比重为71.17%, 对2005年基尼系数贡献率为69.71%;2005年,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是7797.54元, 所占比重为68.88%, 对2005年基尼系数贡献率为70.07%。在这十年间, 我国,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不断增长, 工资性收入也不断增加, 但是基尼系数不断加大, 说明收入分配差距也不断拉大, 而其中工资性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一直居高不下, 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因此, 可以说工资性收入差距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
3 调整行业收入差距, 均衡居民收入
行业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要进一步缩小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均衡居民收入, 需要政府从制度层面上, 以“限高、稳中、托低”为原则, 在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共同采取措施。
3.1“限高”原则
“限高”原则是指规范补贴, 设定上中等收入的政策范围, 限制垄断行业的畸高收入和其他不合理收入。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 对于垄断行业的畸高收入:首先,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引入竞争机制, 打破完全垄断局面, 调整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 完善并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其次, 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 确定管理者与职工收入合理比例, 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保障所有者权益。最后, 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加强对垄断行业高薪阶层收入的税收征管和调节。
(2) 针对其他不合理收入:我国不合理收入的两大来源是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 对于灰色收入, 要加大财产公开力度, 而对于腐败收入, 则要加大反腐力度。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高收入者的总收入。
3.2“稳中”原则
“稳中”原则是指稳定中等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 并适当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目前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只占全国总人数23%左右, 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 应在稳定目前中等收入人群工资水平的前提下, 适当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因此, 要健全现有的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 规范地区津贴补贴标准;加快事业单位改革, 实行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企业工资分配调控和指导, 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
3.3“托低”原则
“托低”原则是指提高低工资收入人群收入, 使其达到平均水平或中等收入群体工资水平。可以通过扩大就业、建立增收减负长效机制、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举措, 保障低工资收入人群的收入;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 提高低工资收入人群收入等。
从制度层面调整行业收入差距, 均衡城镇居民收入是必须的, 但是由于复杂的利益关系的掣肘, 使得工资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等重大改革久议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破、成效甚微。所以, 要适应当前改革的新形势, 抓住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和重点,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促进社会公平, 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自1978年以来, 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尤其表现在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与知识和资金密集型企业, 极大地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文章主要从我国行业收入现状及其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 从制度层面上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行业差距,居民收入,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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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性收入再分配效应实证研究 篇3
众所周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区域间的初次分配收入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李克强曾经指出, “要敢于直面城乡、区域两个最大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2年就城镇初次分配收入而言, 中国东部城镇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26, 122.74元, 中部城镇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16, 170.63元, 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16, 546.72元;就农村初次分配收入而言, 中国东部农村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11, 344.72元, 中部农村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7, 124.49元, 西部农村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5, 268.55元。由数据不难看出, 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 区域间居民初次分配收入都存在着巨大差距。
政府转移性支付是政府的一种收入再分配手段, 由于转移性支付增加对落后地区的拨款, 促进了资本向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流动, 如果转移支付是有效的话, 就能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那么, 转移性收入是否起到了缩小地区内收入差距的作用?如果它具有正向的再分配效应, 它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呢?对不同区域的收入差距的影响 (再分配效应) 是否相同?而对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 转移性支付是否同样存在正向的作用?这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二、国内相关文献回顾
目前, 国内有很多学者对我国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做了相关研究。从研究的方法上看, 主要有基于不平等指数的分解和使用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前者又可以按不同收入群组和不同收入来源的组成部分来进行不平等指数分解。国内主要文献包括:
黄祖辉、王敏、万广华 (2003) 和黄祖辉、陆建琴、王敏 (2005) 采用GE指数区域分解方法和收入来源分解方法分析了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的政府转移性支付并没有成为缩小收入不平等, 尤其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杜鹏 (2004) 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东北三省转移性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表明:转移性收入扩大了东北地区、地区内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张明喜 (2006) 利用人均产出增长率 (以GDP衡量) 、初始收入水平、转移支付率三个变量, 测算并分析了1995~2004年我国居民收入的收敛性, 得出了转移支付只对东部地区收入差距起到了收敛作用, 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的结论。曾国安、胡晶晶 (2008) 从城乡居民收入来源的角度得出了转移性收入差距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结论。戴平生、庄赟 (2012)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 可以得到各收入来源收入份额增长对总体基尼系数边际影响。对2005~2009年我国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研究的结果表明:转移性收入的不平等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并且其对总体基尼系数的影响由扩大转变为缩小。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中, 我们发现:在数据使用上, 由于早期数据有限, 大量研究的数据是来源于统计年鉴的收入分组数据, 李实 (2002) 认为使用分组数据计算的不平等指数存在估算上的误差问题, 如果使用微观数据就不存在估算上的误差, 并且从宏观角度对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进行研究, 其微观解释力度不足;在研究的角度上, 主要研究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或者单独研究转移性对农村或城镇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在研究的层面上, 主要集中在全国层面或者省际层面, 对区域层面关注不够;在研究的方法上, 主要以收入差距的分解方法作为研究工具:收入差距的群组分解法 (以泰尔指数为主) 、收入差距按收入来源分解 (以基尼系数为主) , 也有些使用计量经济模型对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进行检验;在研究的结论上, 尽管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层面不一、方法各异, 但最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转移性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几乎没有起到缩小组内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并且拉大了组间 (城乡间) 收入差距。
鉴于几乎没有学者探讨转移性收入对各个区域 (本文指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 内部及各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的再分配效应, 本文尝试使用CFPS2010大样本和高质量的微观家庭数据, 研究转移性收入对东中西三大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研究政府的再分配政策———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 首先会涉及到实施再分配政策前后不同概念的收入, 本文主要是通过测算比较这些不同概念收入的泰尔指数的变化来衡量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效应, 因此有必要对各种收入概念进行界定。
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离退休金、价格补贴、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记账补贴、出售财物收入、其他。其中, 离退休金、价格补贴和其他中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部分属于政府转移性收入, 也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转移性收入。
未实施再分配政策时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是实施再分配政策前家庭及成员由个人劳动及资产带来的各种收入的总和, 本文称之为市场收入, 主要反映的是居民初次分配收入。
实施再分配后的收入由市场收入和政府转移性收入两部分组成, 本文称之为总收入。
四、实证分析
(一) 测度收入差距指标的选择。
在研究收入分配时, 可以使用基尼系数、GE指数、变异系数、收入不良指数、阿特金森指数等对收入差距进行度量。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 不仅需要对不平等进行度量, 而且还要对不平等指标按区域进行分解。因此, 所选指标的分解性就显得极其重要了。目前国内文献中度量不平等主要选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和广义熵 (GE) 指数。
根据研究的目的不同, 总体基尼系数可以按收入来源和收入群体进行分解。目前, 基尼系数的群组的可分解性存在争议, 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基尼系数在不同群组之间是无法完全分解于尽的, 因为分解后除了包括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之外, 还有一个相互作用项。程永宏 (2006) 指出这个颇具争议的交叉项除了反映各组收入分布的重叠程度, 并没有更多的经济含义。万广华 (2006) 提到, 不平等的分项收入分解最好使用基尼系数, 而不平等的人口组分解最好采用GE指标。本文采用被众多学者公认可以进行群组分解的第二泰尔指数作为度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泰尔指数由泰尔在1967年提出, 它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yi代表收入观察值, 代表平均收入, fi代表人口比例。Bourguignon (1979) 证明, T0是唯一可以用人口比重作为权数的相加可分解指标。Shorrocks and Wan (2005) 指出, 使用T0指标的优点是分解结果不取决于组间贡献和组内贡献的计算顺序, 而且所使用的权数的和为1, 其他不平等指数则不具有这样的优点。本文选取第二泰尔指数作为度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本文所使用的是微观样本数据, 基于微观样本数据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 T0代表总体不平等, Tw代表组内不平等, Tb代表组间不平等。整体被分成k组, n为样本总量, nj (j=1, 2, …, k) 为第j组样本量, yij表示第j组第i个样本收入观察值, 分别为总体、第j组的收入均值。组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为:Tw/T0, 组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为:Tb/T0。
(二) 方法和数据说明。
测度政府再分配政策———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的一种方法是考察转移支付前后的泰尔指数的变化, 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 TMR表示市场收入的泰尔指数, TTR表示包括转移性收入的总收入的泰尔指数。如果为正值, 说明转移支付后收入的泰尔指数变小了, 政府的再分配政策起到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转移性收入具有正的再分配效应;如果为负值, 说明转移支付后收入的泰尔指数变大了, 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并没有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转移性收入具有负的再分配效应。
另外, 我们还可以利用再分配系数来测度再分配效应的相对变化, 以考察再分配效应的强度, 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本文利用CFPS2010数据, 该样本覆盖了25个省、市、自治区, 基线调查共采访约14, 960户家庭、42, 590个人。CFPS2010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 转移性收入包括政府补贴、离退休金、低保等政府补助。CFPS对转移性收入的提问比较详细, 在政府补贴这方面不仅包括现金补贴而且还包括实物补贴, 以及新农保政府补助、养老金、离退休工资、失业保险、商业人寿保险分红、商业养老保险分红、商业养老金和商业财产保险分红等, 更能全面反映政府转移支出。
在这里, 有以下两点需要说明:一是CF-PS2010测量工资收入所涉及的家庭成员范围较广, 既包括常住人口, 也包括由于上学、打工、参军等原因暂不居住家中的成员, 基于此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能够反映家庭真实收入和经济负担状况;二是本文使用的CFPS的收入考虑到了农民家庭自留消费的农产品价值, 经过调整计算出的农村家庭总收入, 调整后的收入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居民的收入水平。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1、区域划分。
本文将CFPS2010调查的各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其中, 东部区域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辽宁9个省市;中部区域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西部区域包括陕西、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甘肃7个省。将河北归入中部, 是参考了白雪梅 (2006) 的划分方法, 河北省除了京津唐周边地区经济较发达以外, 其他地区的经济类型同河南、山西较相似。
2、各区域、分项收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经过对CFPS2010数据进行清理, 删除缺失数据后, 共得到13, 506户家庭数据, 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见表1。 (表1)
从对各区域的分项收入的统计性描述分析可以看出, 在2009年, 东部居民的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市场收入达到西部居民的2倍, 而人均转移性收入达到西部居民的近4.5倍;就这三项收入而言, 中西部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东部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我国人均转移性收入的区域间差距很大。
3、实证结果。
运用基于微观数据的泰尔指数计算及区域分解方法, 得到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组内及组间的市场收入泰尔指数、总收入泰尔指数、再分配效应及再分配系数,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从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全国及东中西部的总收入泰尔指数与市场收入泰尔指数相比较低, 再分配效应的值均为正值, 这说明政府转移支付后, 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均下降了, 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对全国、东部、中部及西部的居民收入分配具有正向效应, 起到了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 尽管政府的转移性支付缩小了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居民收入差距, 但是对他们的程度是不一致的, 这一点可以从表2中再分配系数看出。就全国而言, 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下降了3.39%;东部区域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下降了7.71%;中部区域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下降了7.11%;西部区域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仅下降了0.59%。可见, 政府转移支付对东部和中部的居民收入分配的正向效应较明显, 而对西部居民收入分配几乎没有起到正向效应。
(3) 组内再分配效应的值为正, 组间再分配效应的值为负, 这说明政府转移性支付缩小了组内收入差距, 使组内的泰尔指数降低了15.40%, 但却拉大了组间收入差距, 组间的泰尔指数上升了25.59%。
(4) 不管是转移支付前还是转移支付后, 区域内部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高。转移支付前, 区域内部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是93%, 转移支付后, 区域内部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是91%, 略微下降, 组内收入差距仍是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从区域内部来看, 东部收入差距要大于中西部的收入差距。
以上分析表明, 政府转移性支付对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 它缩小了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 却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加剧了区域间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 组内收入差距构成了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转移性收入对不同区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程度之所以不同, 在一定程度上与各区域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有关。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政府的财政能力也各异。经济较发达区域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就会强些, 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就会高, 而那些欠发达区域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则较低。根据表1可知, 东部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是西部居民的近4.5倍。区域间转移性收入存在的巨大差距, 使转移支付后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更大了, 转移性收入并没有起到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这与我国要实现公平的再分配政策目标相悖。
为了解决区域间收入差距问题, 政府应该根据各区域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转移支付, 加大对财力较弱的中西部区域的扶持, 加强对中西部区域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 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使转移性收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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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性收入差距 篇4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3年,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896元, 城乡人均收入比为3.03∶1, 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连续十年仍保持3倍以上的差距;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收入比为1.5∶1左右, 超过2∶1的极少, 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在世界列居前茅。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是关系着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也关乎着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和谐社会的建立。事实上, 国家层面已经开始重视收入分配这个问题, 也已经不再是仅仅停留在学术上的呼吁。从“十二五”规划到党的十八大以及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收入分配改革都被重点提及, 并且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以及一系列金融、财政政策以促进收入公平。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国外经济学家就开始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进行了研究。影响比较深远的观点如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倒U型相关关系, Greenwood与Jovanovic最初建立动态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金融发展拉大了收入差距;然而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 金融发展便会变得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1]不过GeorgeClarke等人通过对9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所存在的负相关关系的结论。[2]在此之后, MaurerN通过研究认为, 由于未获得有效的金融资源或者金融支持, 从而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国内学者对于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城乡收入这个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实证方面的分析, 例如, 章奇等利用各省数据研究我国金融中介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 发现金融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4]陆铭、陈钊通过对我国1987年~2009年省级面板统计数据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倾向于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5]国内文献在研究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 很少考虑到中国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性, 以及金融资源的分配明显倾向于城市的事实。为此, 我们将从金融发展的角度, 着重分析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以期给出合理配置城乡金融资源、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二、城乡金融的非均衡性
改革开放以来, 在国家城市先行发展的战略指引下, 城乡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尤为明显。和城市相比, 农村的金融资源规模较小、配置效率较低, 金融市场十分不完善。具体来说, 我国城乡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 城乡金融制度非均衡
金融制度是金融增长的关键, 然而长时期以来, 我国实施的是城市金融优先发展战略, 农村金融甚至成为了优先发展城市的一个资金供给渠道。例如, 政府所偏好的城市部门及其国有企业在利率管制下能够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获取金融资源满足自身的融资需求;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 使得农商行、农信社成为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主体, 相对于城市金融市场而言, 农村金融市场远未形成有效的竞争。此外, 金融制度安排的内部缺陷催生了农村非正规金融,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信用安全问题, 也影响着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2. 城乡存贷款非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 城镇存贷款总额和农村存贷款总额均保持高速增长, 然而城市存贷款规模的增长双双快于农村存贷款规模。从图1可以看出, 1987年到2012年, 城乡存款规模和城乡贷款规模的差距越来越大。值得注意的是, 城乡贷款比一直大于城乡存款比, 这清楚反映了农村金融资源实际上面临着一个严重逆向流出问题。从农户的角度, 他们以净存款人的身份贡献了自己的储蓄存款, 但却难以从金融市场上获得需求的贷款;从金融机构角度, 尽管他们从农村地区吸收了大量的储蓄资源, 但是却难以行之有效的将储蓄资源转化为信贷资源。
注:图中数据来源于对历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而得。
3. 城乡金融资产总量非均衡
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二者在金融资产总量上的差距, 城市地区占有了大量的金融资源。我们采用鲁钊阳对金融资产总量的测算法, [6]用金融部门债权 (流通中的货币、各项存款、金融债券) 、对非金融部门债权 (各项贷款、国债、企业债券) 和股票市值之和来表示金融资产总量;根据资料的可获得性, 我们设定农村金融资产=农村现金流通量+农村存、贷款余额农业保险保费+农业类股票筹资额;相应的记城镇金融资产总量=全国金融资产总量-农村金融资产总量。从图2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金融资产总量的比值一直在增大, 2012年达到最高值11.86, 城乡金融资产总量的非均衡问题较为严重。
4. 城乡经济金融化非均衡
作为经济货币化的延伸和发展, 经济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市场发达程度, 我们用金融相关率FIR近似的衡量这一指标。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 加上信息科技的进步, 我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较改革开放前有了大幅提高, 城市地区经济金融化发展尤为迅速。从图2可以看出, 近些年来城市经济金融化水平和农村经济金融化水平的比值均维持在5以上, 城乡经济金融化程度差距较大。
注:图中数据来源与图1相同。
三、城乡金融非均衡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
从宏观角度来说, 金融的支持对资本和投资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乡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将会使得原本就稀缺的金融资源配置更加趋向于城市, 由此引致城乡相关投资的产值非均衡增长会直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此外, 这种金融资源在城乡部门配置的非均衡所导致的城乡部门间的资本积累水平的客观差异, 最终将导致的是城乡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 从而在整体上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微观角度来说, 金融发展能够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发展影响并决定了城乡居民家庭的资产结构和融资选择方式, 从而改进其投资决策并进而影响收入增长。相对于农村居民, 城市居民拥有的资产类别丰富, 融资方式也更为多元化, 投资渠道更为宽泛;相反, 穷人由于自身的财富和资本积累的有限性, 即使能取得贷款也达不到最低投资规模及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水平, 即穷人面临的门槛约束而得不到高收益的回报, 而富人可以凭借自身资本积累的优势获得高收益的回报。二是金融发展影响并引导居民家庭的跨期资产配置, 从而改进其消费决策并进而影响收入增长。“消费决策影响收入假说”已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收, 而居民的消费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家庭的跨期资产配置来约束的, 相比信用发达的城市, 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依旧传统。
四、实证分析
下文我们主要运用VAR模型分析中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1. 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1) 城乡金融规模非均衡指标的选取。城乡金融规模非均衡UFIR=城镇FIR/农村FIR。其中, 农村FIR=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村GDP, 城镇FIR=城镇金融资产总量/城镇GDP= (全国金融资产总量一农村金融资产总量) / (全国GDP一农村GDP) 。
城乡金融效率非均衡指标的选取。如何将存款有效的转化为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 因此设定城镇金融效率FER=城镇贷款余额/城镇存款余额, 农村金融效率FER=农村贷款余额/农村存款余额, 从而城乡金融效率非均衡UFER=城镇FER/农村FER。
注:图中数据来源于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而得。
(2) 城乡收入差距指标TE。如果单纯的用城乡人均收入比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会忽略了人口权重和收入权重因素的影响, 不能精确的反映城乡收入差距, 但泰尔指数可以克服这个不足, 其计算公式为:。式中, Y1、Y2、Y分别表示城镇居民总收入、农村居民总收入和全国总收入;N1、N2、N分别表示中国城镇人口、农村人口和总人口;城镇居民总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 农村居民总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口, 全国总收入=城镇居民总收入+农村居民总收入。
(3) 控制变量。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和城镇化率这两个指标能够显著地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财政支农支出FA:显然农村居民能够从这种财政支农支出中获得好处, 倾向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本文设定FA=三农支出/全国财政总支出。城镇化率指标UR:大多学者认为城镇化能够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倾向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7]一方面, 城镇化通过吸收农村劳动力到城市部门就业而产生显著的滴流效应;另一方面, 通过城市产业强大的辐射作用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我们设定UR=全国非农人口/总人口。
(4) 数据来源与说明。文章的数据包括基础数据和分析数据, 基础数据采用1978年~2012年的年度数据, 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我们所选取的4个解释变量是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 具体因子分析过程将不详细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TE、UFIR、UFER、FA、UR均采取对数处理, 目的是排除数据可能产生的异方差性, 同时处理后的数据波动较小, 最终分别用LnTE、LnUFIR、LnUFER、LnFA、LnUR代表本文中的5个指标。文中所有的实证分析结果由Eviews5.0软件操作所得。
2. 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的思路主要是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求得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式, 通过观察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式来判断金融发展各因素是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
(1) 平稳性检验。一般来说, 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检验方法有很多, 比如ADF检验、DF检验、NP检验等, 我们用常用的ADF检验法来对变量的时间序列做单位根检验, 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时间序列LnTE、LnUFIR、LnUFER、LnFA、LnUR都是非平稳的, 但是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所得的时间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便变得平稳, 同时也不存在单位根, 即都是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 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
(2) Johansen协整检验与ECM模型。由于我们是对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所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而不是EG两步检验法。选择有截距项、无趋势项的协整检验方程对5个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另外, 协整关系个数的检验主要是通过迹统计量与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来判断的,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注:“*”是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的临界值。
分析结果显示, 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都表明了文中5个非平稳的一阶单整时间序列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 (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 , 因此, LnTE、LnUFIR、LnUFER、LnFA、LnU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后的标准化协整系数见表4 (显著性水平为5%) 。
注: () 内的数值是相应的标准差。
根据表2可以得出关于LnUFIR、LnUFER、LnFA、LnUR与LnTE的协整关系式, 即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
协整方程中的系数表示LnTE相对其它4个指标的弹性。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长期中, 金融规模非均衡增加了1%, 城乡收入差距的也就相应的大约拉大了2.5209%。通过对各系数的分析很容易看出, 金融规模非均衡和金融效率非均衡均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财政支农支出和城镇化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 即财政支农支出比例的增加以及城镇化率的提高都会趋向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下面可以通过构建ECM模型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来分析变量之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检验前, 采用AIC准则和SC准则来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1, 对ECM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可以写出具体的方程, 即短期波动模型如下:
方程结果显示LnTE与LnUFIR、LnUFER、LnFA、LnUR之间正负相关关系和前述协整方程结果吻合。LnTE的一阶差分项的系数是负的, 说明t-1期的LnTE对t期的LnTE有负向效应;金融规模非均衡LnUFIR的一阶差分项系数为正, 说明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影响是正的, 即短期金融规模非均衡的扩大会拉大城乡的收入差距;金融效率非均衡LnUFER的一阶差分项系数是正的, 说明短期的金融效率非均衡的扩大有倾向于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此外, 误差修正系数为-0.2314, 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正机制, 意味着上一年度的非均衡误差以23.14%的比例对本年度的DLnTE作出反向修正。
(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了变量间所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 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 如城乡金融规模非均衡发展是否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还需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验证, 具体结果见表4。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金融规模非均衡和金融效率非均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比较明显的拉大效应, 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过来加剧了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的非均衡性;财政支农支出和城镇化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比较明显的拉大效应, 相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财政支农支出和城镇化率的作用不是很明显。
(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我们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描述各指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标的动态关系。给金融规模非均衡LnUFIR一个正向冲击, 泰尔指数LnTE的响应程度开始增大, 并在第二期达到高峰, 第三期后冲击慢慢的趋于零。从整个过程来看, LnFIR对LnTE的冲击为正, 吻合协整方程中LnFIR系数为正的结论, 城乡金融规模的非均衡发展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给金融效率非均衡LnUFER一个正向冲击, 它对泰尔指数LnTE产生一个正向冲击, 并在第二期达到峰值, 之后三、四两期对泰尔指数产生负向的冲击, 并在第五期又变为正, 之后趋向于零。总体来看, LnUFER对LnTE的冲击为正, 这也吻合了协整方程中LnUFER系数为正的结论。泰尔指数LnTE对于LnFA和LnUR的标准差的扰动在整个冲击响应时段几乎均呈现负向的影响, 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和城镇化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效应。
(5) 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不同, 方差分解可以考察多变量之间的交互波动性, 以此来观察不同冲击的重要程度, 能够更好的反映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中, 各因素的相对贡献大小, 表5是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表5可以得知, 在大约第11期的时候, 分解结果就趋于稳定了。稳定状态时, 除了泰尔指数的预测方差大约有33.2%由其自身引起的, 金融规模非均衡和金融结构贡献最多, 分别约达22.7%和20.6%, 财政支农支出和城镇化率指标分别可以解释8.6%和14.7%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这表明城乡金融发展规模非均衡和城乡金融效率非均衡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的重要影响因素。
五、结论和建议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 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城乡金融规模的非均衡和金融效率的非均衡均会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一方面, 金融资源对农村居民增收支持不力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又反过来强化了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配置, 这点从文中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验证。此外, 财政支农支出和城镇化率这两个因素具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 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和城镇化率是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两条途径。针对以上实证研究结果, 我们从金融的角度提出几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建议。
1. 优化金融制度, 实现城乡金融资源合理配置
长期以来, 在城市金融优先发展的战略指引下, 农村金融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抑制。要实现城乡金融资源合理配置, 首先便是改进我国现有金融资源配置制度, 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这就需要我们切实解除原先制约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各种障碍, 破除利率管制和严格的市场准入, 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反哺农村的保障机制, 扭转农村金融作为资金供给渠道的定位。[8]此外, 还需要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法律制度和抗风险机制, 引导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发展。
2. 加快培育农村金融市场, 缩小城乡融资体系差距
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培育, 首先要转变发展思路, 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为此, 需要逐步放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 同时需要取消贷款类机构的准入限制, 不断的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各类资本为农村地区提供金融资源和服务, 丰富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主体。其次, 改变农村金融工具过于单一的现状, 鼓励农村金融工具的创新, 拓宽投资、融资渠道。例如, 除了传统的银行卡类业务, 还可以大力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对农村金融市场提供资金支持。最后, 大力发展农村中间业务, 例如银行卡业务、结算类业务、代理业务、咨询业务、电子银行业务。
3. 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 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
从资本逐利性的角度来看, 经济薄弱、农业弱质性的农村很难受到以盈利性为首要目的商业银行的青睐。农村资金以净储蓄的方式流出和农村居民因无法达到金融机构的信贷门槛而无法获得融资的现象并存, 使得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因此, 不但要建立有效的资金回流机制, 加快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的进度, 还应引入农村金融竞争机制, 改变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现状, 鼓励更多小、微型金融机构进入农村, 以形成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机制。此外, 适当的降低农村信贷门槛, 给予农户和乡村小微企业一定的信贷支持。
4. 加大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农村金融供给不足, 一方面制约着“三农”发展, 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 积极的引导原本属于农村的稀缺金融资源流向“三农”, 既可以支持农村自身经济发展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又符合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的要求。首先, 农业发展银行需要强化、完善以及落实其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 加大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中长期信贷支持;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则要在立足服务农村和社区的基础上, 不断的扩大涉农业务范围, 提高“三农”贷款占比。其次, 要要求大中型商业银行稳定县域网点, 鼓励其拓展乡镇服务网络, 服务“三农”;支持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的重点服务“三农”的县域中小型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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