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缩小收入差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缩小收入差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通用7篇）

论缩小收入差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篇1

论缩小收入差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古至今，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是每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然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体系的不断完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决定，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根本要求。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平基础之上的，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一个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个消灭了剥削、消除了两极分化，人们共同富裕、平等相处、民主协商、；一个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稳定有序；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我国当前社会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是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

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存在着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负面影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目前差距最明显的地方。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发展的很快，然而农村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现在我们到处可见城市灯红酒绿，高楼大厦，商场人满等等繁华现象，在农村我们可以看见破旧的房屋，农民头顶太阳在田里为收成忙碌，有的年过六旬的老人还得背着锄头下地干活。在更落后的农村地带我们还可以看见孩子因为没钱到学校上学只能在破旧的房屋里接受教育，还有的只能下地干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父母只能进城打工维持生活，孩子从下就远离父母的照顾。

第二，.沿海与内地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间，由于受当时特殊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大后方，重工业内迁，以及“三线”建设等，使西部地区重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为西部地区的其他产业经济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为当地居民增加收入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广阔的平台，使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及居民收入有了明显的改观。据资料显示在80年代以前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280，是当时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后来由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世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前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首先表现出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来了大转变，以平衡发展转向不平衡发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各种优惠政策明显向沿海地区倾斜，以点—线—面—全方面的开放格局。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以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一条思路前进。使沿海地区得以迅

猛发展，同时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距离，因此有很多内地居民都到沿海地区打工。第三，东、中、西部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我国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永教授20世纪30年代就用简单的线条把中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以东北黑龙江瑷珲县到西南云南省腾冲县之间。相应地西部贫穷东部富裕，中国地势从西向东呈三级逐级递减的梯形地貌，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地势最低的东部经济发展最好，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第四，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中多大好几千万的贫困人口，全国城镇地区最低收入户占城镇居民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月收入有的只有600元。从整体看，城镇地区贫富差距过大，从趋势上看，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还在以较高的速度拉大，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财富上的这种“马太效应”正在中国日益加剧地显示出来。

以上四个方面是从地区差异来表现居民收入差距的不同。如果从行业的性质来看，一些从事垄断行业性质的工作者，房地产，金融业的工资收入比非垄断行业的高出好多。而且近几年来，这种行业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总而言之我国目前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具体表

现在：城乡居民、地区居民、行业职工、高低收入群体、少数国企经营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偏大

那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对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影响呢？下面我们就一一说明。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必然影响社会稳定。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为人民服务，只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证全体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才能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同的人对社会有不同的要求，而经济比较困难的社会群体容易产生与社会的抗拒心理，抱怨机会的不平等，对贪官污吏腐败、官商勾结等现象的不满，导致“仇富”现象的泛滥，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收入差距扩大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因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是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然而，城乡差距过大的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政策分配不公的结果；东西差距过大是地域优势和国家的梯度发展战略，是起点不平等和政策性分配不公平的结果；高低收入阶层差距过大是因为要素占用状况不同，起点不平等、机会不均等的结果。这些都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由于收入的不平等，高收入阶层的需求很容易满足，因此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会相对减少，低收入者想消费却没钱消费。现在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在高速增长，这很可能严重制约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制约经济的发展。第三，收入差距的过大会影响人民的价值观。诚信友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因为诚信友爱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人相互交流、加强合作、增进友谊的行为准则，努力营造一个诚实守信、团结融洽、友爱共享的社会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然而，收入的拉大造成人们价值的扭曲，唯利是图、拜金主义思想的增多，形成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了工农关系，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了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关系，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了不同收入水平人员之间的关系，如一些地区的“仇富”现象等。使得社会阶层的关系全因为收入的差距变得不平衡，从而导致人价值观的扭曲和人生观的庸俗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对收入分配方式做出一定的调整。因为合理的分配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因此，调整国民收入合理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第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消除绝对贫困”，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并不等于要搞平均主义。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一条很长的路，目前没办法实现。现阶段的目标，不是缩小收入差距，也不是立即终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而是首先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为社会设立一个最低保障线，使那些最不幸的社会成员不至于落入无底深渊。目前，我们根本没有能力造就一个“福利国家”，我们只能量力而行，为全体人民提供一个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

第二，建立全国性的范围大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控制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几十年来，我们有力的地制了人口流动，差距的自在机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仍持续扩大。实际上在短期内要想通过中央的财政支出，增加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投资，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打破人口流动壁垒，是控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最有效的途径。可是由于目前各大城市着手就业门槛高，使得外来劳动力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无法就业。当然这种做法可以缓解各地的燃眉之急，但却无法解决全国的长期问题。在城市发展问题上，我们应当尊重工业经济的发展，顺其自然。什么规模的城市能够发展就放手让什么城市发展，既不要削足适履，也不要拔苗助长。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特大型的大型城市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应尽快取消那些限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发展的不合理政策，全力支持中心城市发展，通过这些带动区域经

济成长。当然，只有开放的城市化才能缓解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因此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是很重要的。

第三，提供和扩大就业机会。在我国，虽然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有限的财政收入分配到贫困居民手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全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面，让更多的人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收入，使工资收入所占份额上升，会改善收入分配状态。第四，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全体公民提供最低水平的服务。在中国，落后地区不仅人均收入低，而且各项公共服务也最差。中央政府有义务保证向公民提供最低水平的统一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教育和卫生保障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既可以提高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品质，又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研究证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只有当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身体健康且普遍受过基础教育时，这些地区才有希望进入经济增长的主流。从这个角度看，用国家资金为所有人提供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的均等机会，不仅有利于贫困地区且也有利于整个国家，从而改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第五，通过财政和各项优惠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缺乏交通运输设施、供电供水设备等等增长的条件。要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还必须吸引更多的资金到这些地区去，促进生产要素向落后地区流动。因此，除了加大对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外，政府还必须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收入差距的存在时一把双刃剑，即有利也有弊。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扩大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提高生产率，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吸引人才，让一切社会财富的得到充分的利用，加快建设和谐社会。但过大的差距则会影响稳定。因此适度的收入差距不及无碍社会稳定，而且因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实现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即要把蛋糕要做大做好，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把社会居民收入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使人民都能享受更好的生活，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论缩小收入差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篇2

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收入分配差距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多种, 具体而言,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 ) 历 史 原 因 。

新中国成立后, 作为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国家, 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种种原因造成了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结构, 导致改革前城乡居民较大收入差距的长期存在。

(二 ) 分 配体 制 。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是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在这种分配体制下, 个人收入量的多少, 不仅与自己的劳动贡献大小正相关, 还与自己拥有的物化生产要素多少正相关。是否占有物化生产要素及其量的多少和质的高低, 成为影响人际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不同要素所有者占有要素的数量与质量差异对个人收入差距影响巨大。

(三 ) 经 济 体 制 转 轨 。

转轨时期旧体制虽然已经开始打破, 但新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些人利用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 如掌握重要的经济信息、获得特定的市场准入权, 对重要的、紧缺的商品享有控制权等, 进行种种形式的设租与寻租活动, 牟取双轨体制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 据为已有。一些领域还存在行业性垄断, 由此产生垄断收入, 导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个人收入不平衡。

(四 ) 国有 企业 改革 。

国有企业改革未取得根本性突破, 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机制、经营人员的收入风险机制, 没有真正建立健全, 因此造成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滑,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个别企业成了某些人把公有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的一种复杂的中介环节为少数人暴富提供了经济来源, 导致了所谓的“庙穷方丈富”。

(五 ) 社 会 保 障 体 系 不 健 全 。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覆盖面小、资金渠道狭窄、管理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等问题, 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新体制需要。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是建立在城乡二元隔离基础上的, 造成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别。

(六 ) 税 收 调 节 不 力 。

国际经验证明, 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但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还不够完善。另外, 个人所得税需要的征管条件目前还不完全具备, 从税务部门本身来讲, 需要进一步强化征管力度, 严格征收管理。除个人所得税外, 中国还没有建立起针对个人财产存量及其转移进行调节的收益类税种。

二、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策略

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一 ) 健 全 初 次 分 配 制 度 , 着 重 保 护劳 动 所得 。

初次分配是整个收入分配制度中最具基础性的组成部分, 一般指生产成果在劳动、资本、资源 (土地) 、技术 (知识) 、管理等生产要素之间按贡献进行分配的过程。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 “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 着重保护劳动所得, 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在初次分配中加入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 为政府在初次分配中保护劳动所得、支持要素市场健康发育等方面有所作为开辟新路。

(二 ) 优 化 制 度 环 境 , 多 渠 道 增 加 居 民 财 产 性 收入 。

财产性收入作为衡量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 一般可分为家庭拥有的动产 (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 和不动产 (如房屋、车辆、收藏品等) 所获得的收入, 主要通过交易、出租财产权或进行财产营运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租金、专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出让纯收益等。目前, 我国居民动产收入主要来源是储蓄、债券、保险和理财产品, 以及股票、期货、黄金、外汇市场收益, 不动产收入比例尚小。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决定》要求“扩展投资和租赁服务等途径, 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 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决定》还明确要求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 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 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随着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和新农村建设逐步深入, 农民在拥有和运用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资产股权、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住房财产权等方面, 以及在金融产品和实业等投资领域, 都将有更多条件和机会增加财产性收入。

(三 ) 完 善 再 分 配 调 节 机 制 , 强化 政 府 责 任 。

再分配是指国家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等方式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节的过程。为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1.加大税收调节力度, 合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 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 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 不断健全公共财政体系, 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2.转移支付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 分为一般性和专项两大类, 是特定地区或群体在公益性事业、生产生活等方面获得财政专门支持的一种机制, 专项转移支付用途管理具有更强的目的性。所以, 《决定》要求“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 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同时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 以期发挥更好效益。3.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经济社会制度, 是解除人民群众后顾之忧、引导社会合理预期的重要基础。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基本保障部分和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等补充保障部分。从广义的社会保障体系看, 还包括住房保障、老年人服务保障、特殊群体服务保障及家庭保障等内容。《决定》在收入分配之外单列一节, 围绕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做出新的全面部署。4.需要强调的是, 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上, 政府应继续健全农业文持保护制度和农业补贴制度, 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大力增加转移性收入,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决定》要求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 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包括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这些新举措都将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 ) 规 范 收入 分 配 秩 序 , 重在 体 制 机 制 创新 。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途径。《决定》明确要求:“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保护合法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 清理规范隐性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 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橄榄型分配格局应是制度完善、调控有效、比例合理、关系协调的格局, 形成这一格局的根本要靠法制。根据《决定》的部署要求, 要加强收入分配领域法制建设, 不断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重点通过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健全财产登记制度, 完善财产法律保护制度,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权益;还要健全行政司法联动监管机制, 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加大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执法力度, 为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提供制度保证。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直接关系亿万群众切身利益。我们既要倡导勤劳致富、支持创业创新、保护合法经营所得, 又要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的同时, 普遍提高人民的富裕程度。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这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共同富裕前进的宏大理想, 更是需要全党全社会戮力同心、共同奋斗的现实目标。

摘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关注社会公平, 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本文从收入分配差距的含义入手, 分析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并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决定提出主要解决措施。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原因,解决措施

参考文献

[1]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和缩小之策——基于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3 (1) : (3) .

[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论缩小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篇3

关键词：贫富差距；税收制度，市场制度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情况

一般学者们都会用一些系数和数据去分析贫富差距，这些系数如基尼系数，统计局数据等。从统计局数据来看，94年我国全体居民的基尼系数到达了峰值为0.389，之后下降了很多，比如96年的0.375，97年的0.379，98年的0.386。06年又有一个小回升为0.397。而根据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差距更大。80年代，大陆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3，88年城乡基尼系数只有0.382，可到了94年基尼系数为0.434，以后逐年递增。平均每年增加0.1%。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都很大。从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是收入最低的20% 的5到6倍。农村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是收入最低的20%的7.2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基尼系数从78年的0.212上升到99年的0.336.尤其是07年为改革开放一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3.33：1 最大差距达9000多元。

这样的差距必然会造成社会矛盾。据有关资料显示，政府拥有中国76%的资产，民间拥有的不足25%。据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披露，中国每年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到达近9000亿元。这些都纳税人很不公平。虽然经济告诉发展，但落实到城镇居民和农民手上的实际收入却没有什么实质性增长。根据《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和灰色收入》中显示，高收入阶层有大量的灰色收入，10%的最高与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为31倍。灰色收入是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这些灰色收入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额外支出，垄断行业的灰色收入等。这些灰色收入将近3万亿元。说明我国收入分配体系有很大漏洞。

二、缩短贫富差距才能保证和谐社会的建设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为达到此目标就必须合理分配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改革开放的目的，是经济快速发展以便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就是说经济和谐了，社会也就和谐了。经济系统由四个环节有机的衔接，分别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如果莫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么经济就会出现负增长。据国外研究显示，如果收入差距过大，那么经济也会增长缓慢。中国也越到了这样的问题，贫富差距大，导致经济萎缩，消费疲软。如果均等分配财富的话，由于消费的部门就会变多。如果贫富差距大，消费需求就不会一直上升。而且资源的资金都会流向奢侈品或有关服务部门，成畸形发展。而穷人所需要的基础工业严重萎缩，产业结构无法优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要求各阶层能公正合理的互动。换言之，就是一个和谐社会必须有这些标志。各阶层之间能互相开放，互相进入，各阶层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回报。各阶层要互惠互利。在不断改善贫困阶层的处境的同时，满足高收入阶层的利益，缩小两极分化，促进和会各阶层的合作与团结，避免社会动荡因素。

三、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

贫富不均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根据剥夺理论，被剥夺群体会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恨在心。由此社会冲突就产生了。比如经济学的木桶效应，水会从最短的木板上流出，社会风险也会从弱势群体中爆发。贫富不均并不是市场改革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上很多市场经济国家的收入分配是均等的。政府的制度安排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说经济增长自身不能解决收入不均的问题。

不平等制度会妨碍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未来增长。如果政府用很大的能力去消除贫富分化问题，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收益与成本分配才能公平。贫富分化问题的实质是分配与再分配制度是否公平，公正。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措施。

分析完群众对贫富分化的心理，学者们发现，很多人感到不满和仇恨的不是贫富差距本身，很多人质疑富人的致富途径。公众普遍质疑富人的钱时候干净。公众仇视的是那些问题富豪。由于裙带关系，权力的买卖，腐败与非法致富，都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心理上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群众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法不责众的心理，是因为市场机制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一部分人钻法律的空子，非法经营，投机经营，从而获得非法收入，导致经济秩序混乱。所以在法律上对于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要打，并对非法收入的来源渠道严格堵塞。生产要素市场要规范，合理分配资本与技术。人力市场要完善，这里的人力市场指经营者市场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立法要加强，尤其是经济法规要健全，严格执法，要严格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非法经营，偷税漏税，金融犯罪和假冒伪劣。既要利用市场这无形的手，也要利用法律这有形的手，共同努力来缩小贫富差距。

除此之外，促进就业，是提高贫困者收入的好办法。未解决就业问题需要优化就业环境，拓宽就业渠道。从拓宽就业渠道来讲，就是发挥国有大型企业的潜力，鼓励多种经营，安置富余人员，减少下岗。另外可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扶持小企业和非公经济以及第三產业的发展，最后就是要拓宽跨地区劳务市场。

综上所述，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为了避免社会矛盾，中国政府发现只有缩小的贫富差距，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学者们给出了一些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上述只是一部分，希望有关部门可以采纳，并努力缩小这种差距，使社会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1]王 刚 张庆旭：论贫富差距对犯罪的影响[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2]尹 韬：缩小贫富差距是刺激消费的关键[J] 知识经济，2010.

论缩小收入差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篇4

——忠县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专题调研报告

忠县农业委员会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诗圣杜甫1000多年前发出的呐喊，代表了人们的集体理想。如今，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一栋栋立起来，一栋比一栋漂亮。然而，在农村，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虽然农民财富积累大幅增加，但农户房屋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却倍加突出。由于种种因素制约，多数农户无法整齐划一地拆建，一些老房子在风雨飘摇中变得破败不堪。

住房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房的好坏、使用年限的长短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农村危旧房改造成为弱势群体最迫切的需求。“村容整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忠委办„2011‟103号文件要求，围绕“如何加快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居住环境差距”调研课题，我委对全县农村旧房改造、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形成如下调研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与城镇比较中看我县农村居民住房状况

据县统计公报，2010年，我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4.3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45.2平方米。尽管农村人均住房面积高于城镇，但农村居住环境总的差于城镇，具体表 1 现在：

1、住房质量普遍差于城镇。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我县农民财富也逐年积累增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全县农户房屋逐渐改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掀起一个砖瓦房改造的高潮。但是，在我县石子乡等一些贫困乡镇、村，至今不少贫困农户还住在上世纪六七年代修建的破败不堪的土墙房或旧木列房里。不少农户尽管已改造成了砖瓦房，但由于受资金制约，住房风貌普遍呆板难看，缺乏统一性，屋内外装饰简单，质量档次低。

尤其值得担忧的是，个别农户由于受灾、房屋垮塌等原因，至今还无房居住，有的甚至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内。不少贫困农户还居住在危房中，一遇大雨，提心吊胆，时刻威胁生命财产安全。而这些农户，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无力拆除重建。据县城乡建委在今年3月调查统计报告，全县共有D级危房户8924户，其中在村庄内聚居的D级危房户有3152户，散居的有5772户。重点危房户按所处位臵分，居住在高山地区1555户，居住在城镇周边751户，居住在交通干道两侧2374户，居住在大河两岸645户，居住在景区周边82户。全县D级危房户28个乡镇都或多或少存在。此外，全县农村还有C级危房户近20000户。

2、住房配套设施、环境条件落后于城镇。我县农户居住较为分散，集中居住的不多，散居户多，自来水、公路、超市、卫生所、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无法像城镇那样集中配套，农户无法享受到城里人那样便捷的交通，方便的购物，周到的卫生、娱乐服务等。由于人员分散，农村居民享受到公共绿地虽比城镇居民大，空气质量比城镇要好些，但近年来，农村村容环境也越来越 恶化。农村垃圾、粪便、生活污水处理较为随便，一般是“自生自灭”，随着农业产业化加强，畜禽养殖污染和农药、化肥、农膜等面源污染日益严重。而城镇公共设施配套齐全，人均公共财政投入也比农村要高得多。以忠州镇城区为例，虽然不是很完美，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加强，需要改进，但现有情况总体比农村好得多。2010年县城13.83平方公里，城镇园林绿地面积470.22公顷，新增24.22公顷，其中公共绿地面积138.32公顷。城镇绿化覆盖率达到了38.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0.4平方米。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经费投入2252万元。好几年前已建成污水处理系统和垃圾处臵系统，全年污水处理量661万吨，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66.23%；生活垃圾处理量7.99万吨，无害化处理率为97.0%。

3、农村住房中存在的其他问题。一是由于近年来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有的农户举家外出，农村住房闲臵率非常高，有的乡镇可以说高达40%。有的农户不惜血本或甚至举债建起的“高楼大厦”，里面却空无一人，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二是农村住房中缺乏统一规划，未批先建、随意占用承包耕地现象突出。

（二）全县农民新村、巴渝新居建设和农村危旧房改造情况 2008年11月，市委三届四次全会《关于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指出：每年建设3万户巴渝新居，每年完成3万户农村危旧房改造，到2012年建成巴渝新居和改造农村危旧房各12万户。从2008年开始，我市掀起一场以农民新村、巴渝新居建设和农村危旧房改造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房建设高潮。我县也积极响 3 应，工作推进顺利，巴渝新居建设走在了全市前列。有关工作经验还在全市推广。截止今年4月，全县建成农民新村38个，巴渝新居2538户，建设面积5.37万平方米，总投资4.3亿元。农村危旧房改造7467户，改造面积143.5万平方米，总投资1.3亿元。特别是市级农民新村示范点乌杨柏树湾建成巴渝新居328户，规模较大、设施齐全、功能配套，以独特风貌设计和群众全过程监管的建设模式，得到《重庆日报》、《重庆晚报》等媒体刊载。

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建设注重突出重点,全县重点在以下范围实施，即2条走廊：高速公路沿线、长江沿线；4条支线：高速路新立出口—拔山—高速路永丰出口、高速路忠县出口至石宝寨沿线、高速路忠州出口至海螺居民点沿线、邓家垭口至黄金镇博富文加工厂沿线；5个集中区：海螺居民点、石宝寨景区及镇区、新立—拔山施格兰、黄金镇博富文、涂井乡友谊村三个柑橘产业核心区域；全县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推进村，市领导联系帮扶的扶贫整村推进示范村即复兴镇天子村、白石镇望岩村、任家镇新开村。

同时全县注重环境功能配套建设，在拔山、汝溪、乌杨等镇启动了绿色乡村工程，完成农田林网面积0.41万亩；庭院绿化面积0.75万亩；荒山造林0.6万亩；在集镇植树、竹、柑橘120余亩。完成投资1080万元；启动实施了马灌镇、汝溪镇污水处理厂、汝溪镇垃圾处理厂等建设。全县农民新村、巴渝新居建设成效明显。

一是启动了农村“居住革命”。农民新村建设在农房建设上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由过去的分散自建转变为联户集中统一建设；二是由过去无设计建设转变为按《巴渝新农村民居通用图集》建设，小青瓦、坡屋顶、灰白墙、雕花窗，具有浓郁的巴渝地方特色，漂亮美观；三是由过去个体砖匠建设转变为建筑企业（或劳务分包企业）规范建设。这不仅降低了农房建设成本，而且提高了农房建设质量，提升了农房建设形象，应该说是农房建设上的重大变革。

二是助推了农村大发展。大规模的农民新村建设，以“乘数效应”激活诸多因素，带动农村大发展。钢筋、水泥、砂石、木材、砖等建材的大量需求，新家电、新家具的大量添臵，刺激了农村消费市场,拉动了几个亿的社会投入，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加速流动，农民新村建设成为农村一定区域内要素的聚集地。同时，促进了农业集约化经营。农村人口集中居住，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实行农业集约化经营；土地流转集约经营，又有利于促进农民集中居住。

三是节约了土地资源。农民新村实行统一规划，集中建设，减少了过去农房分散建房土地上的浪费，节约了有限的土地资源。据测算，农村分散建房户均占地420平方米左右，现在集中建房户均占地200平方米左右（含道路、绿化等公共用地）。我县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建设原则上要求用原宅基地复耕臵换，未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

四是丰富了城镇化内涵。我县不少农民新村，白墙灰瓦的房舍整齐有序，宽敞的庭院干净整洁；文化广场上健身设施齐全； 水泥路上好串门，下雨走路不湿鞋；煮饭炒菜不用柴，沼气一开火就来；吃水不用两肩抬，龙头一拧水就来；孩子在家门口就可入托上学。在许多方面，城乡居民已实现同步，城乡差距正逐步缩小。

二、主要问题

调研中发现，近年来，我县农民新村、巴渝新居建设在推进过程中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进展不平衡。全县总体推进速度较慢。从面上看，有1/3以上乡镇农民新村建设形象进展相对滞缓。从区域上看，长江沿线乡镇好于远郊。以2011年为例，今年全县农民新村、巴渝新居建设及农村危旧房改造工作总任务分别为10个、900户、6100户（其中D级危旧房2100户）。截止7月30日，完成农村居民点建设1个，开工建设6个，18个乡镇已开工建设巴渝新居1211户，占目标任务的134.6%，竣工420户，占目标任务的47%。农村危旧房改造开工建设3231户，占目标任务的80.8%，竣工2744户，占目标任务的68.6%（其中农村D级危房开工建设834户，占目标任务的39.7%，竣工265户，占目标任务的12.6%）。农村居民点（农民新村）建设完成的乡镇只有新生镇，乌杨镇正常工作还未启动。巴渝新居建设有乌杨、汝溪、拔山、石宝、新立等镇建设进度严重滞后。农村危旧房改造完成任务的乡镇有新生镇、黄金镇、新立镇，石宝镇进度较迟缓，兴峰乡、善广乡还未启动D级危房建设。

（二）认识不统一。少数地方觉得农民新村建设对乡镇财政得不到好处，况且提不到工作经费，因此，对此项工作重视不够，精力投入不多，个别地方畏难情绪大，存在等待、观望的现象。少数乡镇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对待农民新村建设，对农民新村建设推进机制领会不深、不细、不透，宣传动员、组织协调发生偏差，大包大揽，有的算账漏项，致使建设资金差口较大，有的不按图施工，擅改设计，影响新村建设形象，失去巴渝建筑风貌特色。

（三）投入不充足。有的地方进场道路建设、场平工程、土地调整成本较高，欠账较大，上级补助资金远远不够。部分农民新村房屋已经竣工，但由于没有其他新的项目资金投入，加之参与建房户又不愿自己投入（主要想依靠政府投入），新村内的排水沟建设、道路硬化，搭电搭水等，迟迟未能解决，致使新村难以投入使用。农村危旧房改造，由于前几年补助标准低，市级财政每户只有3000元，县里也难以配套补助，资金缺口很大；建房户多为贫困户，无力自行拆除重建；补助资金少，乡镇、村组织建房的积极性也不高。

另外，还存在农民新村建设土地调整，村民宅基地臵换，以及产业发展支撑没有及时跟进等问题。

三、对策建议

如何加快我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村容整洁”目标，缩小城乡居住环境差距，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进一步提高改造农村居住环境的认识，增强机遇感和紧迫感。改造农村居住环境，实施巴渝新居建设、建设农民新村，汝当前和今后几年正当其时，机遇多多，有“农转城”、扶贫移 民、生态移民、移民后期扶持等系列政策机遇，中央、重庆市决心大，特别是农村D级危房改造，要求必须在2012年全面消除。国家为此提高了补助标准，每户由原来的3000元补助提高到21000元，另刚性要求地方政府配套每户配套14000元。要通过多形式宣传，鼓励农村居民向农民新村和城镇转移，因地制宜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加快推进我县城镇化进程。打造橘海人家特色的新农村。公共服务向“三农”覆盖，公共设施向“三农”延伸，加大农村人居环境项目（包括巴渝新居康居工程、农村危旧房改造、垃圾收运系统、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程等）的规划安排力度，加快农村危旧房改造，实施康居工程，建设巴渝新居，提高农房建设质量。综合整治村容环境，建立农村垃圾收运系统，逐步实现农村垃圾集中处臵。推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加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严格控制和降低农药、化肥、农膜等面源污染。

2、充分听取和尊重群众意愿。建议采取“自愿参与，自主建设，自我监管”的“三自”办法建设农民新村。一是自愿参与。尊重农民的意愿，不搞任何形式的强迫或误导行为，通过在建设点整体布局文化体育、通讯、广播电视等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民群众入驻积极性。二是自主建设。农民新村建设管理权利归建房农户，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选址、报名、调地、选图到农房造价、施工质量等各个环节都交与建房户自我作主，自我决定；建房模式上，建议主要采用以农民联户集中统一自建为主。三是自我监管。建立由全体建房户代表参加的建设业主会议制度。对规划方案、设计调整、施工队伍选择、造价核 定、项目发包，以及对巴渝新居建设实施情况、建设进度、材料采购、工程质量、资金使用、成本控制等重大事项均提交建设业主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

3、多角度破解用地和资金难题。要吃透用好各种政策，积极探索采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利用村内空闲及闲臵宅基地等存量建设用地、成片使用新建房指标用地，用原宅基地复耕臵换等方式，用足用好用活中央赋予重庆的“地票”交易政策，开展农民新村建设。要规范建设用地。农民新村用地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中予以明确。加大对已入住农民新村农民原宅基地的复垦整理工作力度，以确保建设用地占补平衡。

在资金方面，当务之急是应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丰富投融资渠道，鼓励更多资本参与农民新村建设。同时，打好“整合”牌，充分整合巴渝新居建设、农村危旧房改造、扶贫移民、贫困村整村脱贫、生态移民、地灾避让搬迁、土地整治等涉农资金打捆使用，“集中小钱办大事”。积极采用“地票”流转交易等方法为农民新村建设筹集资金。对于资金整合，县里应出台刚性的整合办法，真正落到实处。

4、要通盘考虑，规划先行。农民新村建设和巴渝新居建设，全县要统一规划布局。全县各相关职能部门必须提前介入，通盘考虑，尽早拿出县的总体规划，为各个乡镇提供指导性意见。每个农民新村点，要注意做好配套设施的规划，提前规划好污水管网、垃圾收运、生化池等环保设施，规划好入户的水、电、路、通讯等管网线路。

5、要完善保障，配套扶持，加强管理。全县在建设农民新村时，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对已初具规模和初步建成的农民新村建设点，要整合资源，打好总体仗，做好水、电、气、路、通讯的配套，为入住农民新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较好条件。要配套完善社保体系，解决动迁农民的后顾之忧。积极为动迁农民就业增收创造条件，可配套引进更多实体，还可在集中居住区附近规划商贸点、创业点，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严格农民新村准入条件，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小产权”开发行为。同时，将环境保护、土地集约集中、农村产业发展与农民新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研究落实后期管理措施，让农民新村建设经得起历史检验，真正让广大农民群众满意。

（2011

论缩小收入差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篇5

近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重要论断为解决新阶段的“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农民增收困难，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增收难度更大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一个低谷期。1997～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3.97％，比改革开放以来24年平均值（7.33％）低3.36个百分点。

具体到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收入是停滞甚至是下降的。

2000～2002年，全国减收农户占42％。城

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在不断恶化。1997～2002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7.8％，比农民人均收入增幅高3.8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11：1。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达3.2：1。虽然近年来农民收入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但基础并不牢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些根本性的、长期的、深层次的因素并没有克服。现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产品供应最丰富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得最大的时期。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发出的第一个专门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性文件。文件科学分析了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大变化和农民增收面临的严峻形势，明确提出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收入，强化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增加农民收入的综合性政策措施，特别是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方面制定了更加有力的政策。

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应该说中央的思路越来越明确。1998年中央就提出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判断；1999年中央提出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00年又提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2002年中央提出增加农民收入要采取综合性措施“多予、少取、放活”；2003年中央又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的郑重承诺。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论断，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些重要论断为解决新阶段的“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继续清理各种针对外出民工的歧视性政策，为农民外出就业创造公平环境在降低农民外出就业门槛，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方面，最近两年政策力度很大。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了一个保障外出就业农民权益的政

策文件。今年国务院在最短的时间里出台了废止收容遣返制度的政策。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现在也引起了高度重视，出台了相应的文件。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对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我们的调查表明，已经制定的这些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还有一些针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歧视性的政策需要解决。

尽快取消专门面向外出就业民工的就业证、健康证等不合理的证卡，简化农民外出就业手续，坚决纠正各种变相收费。1994年，劳动部颁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暂行规定》，根据这项规定，开始实施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制度。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从实际情况看，这种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就业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大多演变成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这种证卡制度对外出就业农民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这种做法损害了进城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在农民办理各种证卡时，收费过多、过滥。虽然中央出台了清理对进城农民务工乱收费的政策，但有的地区继续变相向民工收费。例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调查，在国务院已明令取消对进城就业农民不合理的收费之后，某个大城市在民工办理就业证和健康证时，又变相乱收费。农民办一个就业证，要交50—60元的“培训费”，办一个健康证，办证费、体检费和培训费加在一起要收114元

。实际上，办证单位并没有向民工提

供真正的培训服务，完全是“搭车”乱收费，这种做法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再如，南方某个城市，过去办理暂住证340多万个，每年收费金额约10亿元。

2002年中央要求取消对进城农民务工不

合理收费的政策后，为解决承担外来人口管理功能的户管员的工资来源问题，又决定对出租

屋开征治安管理费。治安管理费的征收，很可能会转嫁为外来工的打工成本。最近几年，要求取消就业证和健康证的呼声很高，建议：2004年下决心取消这些不合理的证卡；严厉查处强迫农民接受培训，以培训之名，向农民乱收费的行为；明确要求输入地政府将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费用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中，绝不能变相向企业或个人转嫁负担。

抓紧研究取消暂住证的问题。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决定实行统一的流动人口就业证和暂住证制度，以提高流动的组织化、有序化程度。从这些年实际执行的情况看，目前实行的以暂住证为主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已经在暂住地扎下根来，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常住居民，但仍不能享受本地居民的权利。现在，有的城市（如沈阳等）提出要对外来人口实行“人性化管理、市民化待遇、亲情化服务”，并取消了对流动人口实行的暂住证制度。

暂住证制度对外出就业农民来讲，不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从某种程度讲，甚至是一种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新的居民身份证管理条例已经颁布，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的精神，建议适时取消对外来人口实行的暂住证制度，实行暂住申报制度。

将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大幅度增加各级政府用于劳动力培训的投入，探索新的培训方式。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而言，人们对开发自然和生态资源，对增加物质资本的投入等都有了足够的重视，但对于开发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见得都认识到位了。据了解，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

进城务工的农民中绝大多数农民没有接受任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农村大部分没有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由于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就业竞争力不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从根本上讲，取决于9亿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只有大幅度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大批的专门人才，才能把沉重的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可以说，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从中央的角度讲，对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村劳动力的培训也越来越重视。今年国务院六个部委专门制定了农民工培训计划，国务

院关于农村教育发展的决定也明确提出，今后普遍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每年培训农民超过1亿人次。积极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每年培训2000万人次以上。对农民的就业培训问题，要把握四个政策要点：一是将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

把满足市场需求和尊重农民意愿作为根本出发点，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等等。特别是要防止以培训之名，对农民乱收费；三是建议推广“劳务培训券”制度；四是加强对农村职业技能教育的支持力度。

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教学内容与农村发展需求严重脱节。由于经费短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萎缩，人员大量流失。建议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把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可以通过高职在农村扩招，每年从800万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中逐步转出300万—400万农村青年，其余400万人经过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可以回到农村创业或进城从事二三产业。这对减少农村中、小学大量辍学，发展效益农业，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农村城市化意义重大，符合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继续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快实行“两免一补”（免学杂费、免课本费、补助生活费）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而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构成。这是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平等，解决农村与城市之间基础教育的不平衡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

总体来看，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是不断增加的，从1994年的485.5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919.97亿元，其中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从1994年的286.8亿元增加到了2000年的597.66亿元。但是，我国财政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1994—2000年，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额的比重为57.7％。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间教育投入的大致格局是：中央和省级的教育投入主要用于高等教育，较少用于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投入的职责基本上由基层政府承担，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县乡政府承担。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只承担补助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责任。应该看到，过去随着义务教育管理层次逐渐下放，基层政府和农民承担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这种分级办学体制在加重了基层政府和农民负担的同时，在客观上也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地区之间义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乃至扩大。

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基础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了县级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要求教师工资由县级政府负责统一发放。

2002年4月中央又强调指出，农村义务

教育要实现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两个重大转变。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和投入体制的确立，对解决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应看到，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县、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政府财力薄弱，基本上是“吃饭”财政，由县级政府负责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仍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应看到，由于过去欠账多，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如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学校公用经费不足问题、大量危房问题。据调查，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状况不是改善了，而是进一步恶化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缺口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农村义务教育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状况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即使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头，也应该清楚，这种投入还是低水平的，远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要求。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1年，只相当于美国上世纪初的水平、日本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在教育投入中，投入小学的社会收益率是最高的。而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将钱投在补贴学生的学费和课本费上，效果会更好。1907年日本就实行了6年的强制免费义务教育，1947年又实行了9年强制免费义务教育。最近国务院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文件提出争取2007年农村困难家庭享受“两免一补”。

据有关资料，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贫困学生约1500万人，如果按每个学生平均每年减免学杂费、课本费300元计算，每年需要45亿元。就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和财力来讲，应该有能力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和书本费方面走得更快些。

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既要着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规模，更要着眼于保护农民合法利益用不同方式剥夺农民的土地，已成为新形势下侵犯农民利益的主要形式。

论缩小收入差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篇6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税收调控;财税政策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两个方面,居民收入差距是指居民因收入状况不同而导致收入上的高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居民收入差距总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国际上通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和判断一国贫富差距的状况。一般认为,基尼系数0.3~0.4表示相对合理,通常以0.4作为警戒线。我国基尼系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在0.3以下,到90年代以后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9、0.454、0.458、0.465、0.47、0.46和0.48。按照国际通行的判断标准,我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巨大。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可以反映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状况。由表1看出,~城乡人均收入差从3070.2元扩大到8172.41元,翻了两倍还要多;20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28: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

3 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水平日益增大。我国地区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年底,我国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0667.91元(全国最高),而最低的新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东部的城镇居民收入是西部的2.33倍,即由1978年的1.6倍扩大为2006年的2.33倍;2006年底,我国上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138.65元(全国最高),而最低的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984.62元,东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2.1倍扩大为2006年的4.60倍,地区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4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度扩大。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各行业间工资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越来越大。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06)对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组,1995年收入最高的是航空运输业,收入最低的是农业,收入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比值为3.87;收入最高的是证券业,收入最低的是林业,收入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为5.68。另外,20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不仅如此,高收入行业员工一般还享有高福利,进一步拉大了与低收入行业员工的实际收入差距。

二、从财税视角分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收入分配差距可以从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中去考察。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分配。

1 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原因。在初次分配领域中,除了个人努力、资源、禀赋不同等合理因素造成的差距外,还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1)行业垄断经营、竞争条件不平等。平等竞争、限制垄断是保证收入分配秩序公平、合理的基本条件,但是,由于政府在限制垄断、鼓励平等竞争方面缺乏有效的政策,一些地区、行业及单位利用行业垄断因素和不平等竞争条件来垄断市场,获取巨额利润,造成了与其他地区、行业及单位收入差距的悬殊,加大了行业间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2)非法收入的滋生。非法收入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制度尚不健全,存在走私贩私或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牟取暴利以及利用手中权力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巨额资金等行为,通过这些途径获得巨额收入的人虽不多,但所获得的收入额是巨大的。由此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从而加大了社会上的两级分化。

2 收入再分配中的原因。(1)我国现行税制不完善导致税收杠杆不能充分发挥调控作用。第一,个人所得税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用以矫正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税种,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首先,税率设计不合理。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工薪所得实行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对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所得实行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工资薪金所得最高边际税率太高不利于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这种税率结构在实际执行中难以实现对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的政策目标。其次,课税模式不科学产生了不公平问题。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制选择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容易出现综合收入高但所得项目多的纳税人可能不纳税或少纳税,而综合所得低但所得项目单一的纳税人反而多纳税的不公平现象。最后,不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缺乏人文关怀,反而会加重低收入者负担。现行分类制下在费用扣除上实行“一刀切”,不考虑家庭因素,表面上达到了公平,实际上由于每一个纳税人负担不同(如赡养人口不一样),却扣除同样的费用,造成税收负担不平衡。第二,财产税调节不力,遗产税与赠与税“缺位”。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既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自然不是直接税。而我国目前的车船使用税的定额税率太低。遗产税与赠与税因其税负不易转嫁,可有效调节收入差距,已在许多国家广泛开征,而我国面对严峻的收入差距现实,却在该类税种设置上一片空白,遗产税、赠与税的“缺位”,使税收对个人财富的调节长期乏力。(2)财政支出不尽合理,扩大了收入差距。第一,财政对农业投入规模不够。建国以后,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等措施,倾斜地发展重工业,使城市优先发展,导致城乡之间的发展基础不同。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城乡改革力度也不同,对于城市采取了倾斜的财政政策,而财政对农业支出增长较慢。1994~2006年全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从532.98亿元增加到3172.97亿元,增长了595.3%,其中全国财政支农支出从399.7亿元增加到2161.35亿元,增长了540.7%,而同期财政总支出从5792.62亿元增加到40422.73亿元,增长了697.8%,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财政支农支出比财政总支出增长分别慢了102.5、157.1个百分点,使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94年的9.2%下降到2006年的7.85%。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很多欠账,使城乡居民收入和城乡居民生活环境存在很大差距。第二,社会保障政策薄弱,扩大了收入差距。市场竞争是无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可给予缺乏竞争能力者和贫困者一定的物质援助,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分配公平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而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很少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而且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是以社会保险费的形式筹集的,由于其规范性、约束力差,在筹资过程中的阻力大,企业拖欠、拒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比较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使我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缺乏法律及制度保证。另外,农民能够享受的社会保障极少,养儿防老仍然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形式。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得城镇居民内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三,教育机会不均等。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教育、培训及职工再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从各国实际情况看,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与基尼系数呈反比关系,而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我国目前教育投资不足,分配不均:教育资源过多地向大中城市倾斜,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投资明显不足,加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第四,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不明显。分税制后,转移支付在不断走向规范和完善,但从运行结果来看,均等化效果不明显,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在继续扩大。到2006年,人均财政收入最大值地区(上海8683.60元)是最小值地区(西藏518.17元)的16.76倍,人均财政支出最大值地区(上海9892.93元)是最小值地区(安徽1538.84元)的6.43倍。原因有二:一是目前的税收返还以维持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分配,体现了对收入能力强的地区的倾斜原则,这使得转移支付不仅没有实现地区收入均等化的目标,反而加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二是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小,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偏大。作为有条件转移支付的各类专项,一般不具有均等化的效果,因为大多是配套的专项拨款,获得拨款的大多为发达地区。

3 第三次分配发展相对滞后。在西方国家,慈善公益事业较为发达,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许多富人的财产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了穷人手中。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约占GDP的3%~5%。以美国为例,该国目前共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掌握的资金高达670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9%。截至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GDP的0.05%,善款占GDP的比重很低,第三部门的作用相当有限。对纳税人而言,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和个人将其一部分收入用于公益性捐赠,符合规定的可以分别按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12%、应纳税所得额的30%的部分进行税前扣除。然而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可以全部在税前扣除,可见,目前对捐赠的扣除比例偏低,不利于刺激个人和企业进行更多的公益性捐赠。

三、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对策

1 初次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1)打破行业垄断,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国家要加强对垄断行业分配的监控,制定工资指导线,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另外,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垄断利润归国家所有,针对垄断行业利润过高的现象,可以进一步征收暴利税。(2)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重点打击以权易钱、倾吞公有财产、走私贩毒、假冒伪劣、欺诈行骗等违法行为,取缔各类非法收入,规范财政法规,严惩贪污腐败分子。

2 再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1)完善税制,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其一,完善个人所得税。首先,重新确定所得税模式。鉴于我国目前的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公民纳税意识较为淡薄等客观现实,马上改分类制为综合制还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应采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型为过渡模式。其次,调整优化税率结构。在考虑加大对高收人群体征税力度的同时,适当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课税,在具体税率和级距设计时,应该简化级距,降低工资薪金的最高边际税率,减轻税负压力和偷逃税款动机,增加来自富人群体的税收,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第三,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应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结合婚姻、赡养子女、老人等现实情况,允许子女抚养费、子女教育费、老人赡养费等进入税前费用扣除项目。其二,健全财产税制。首先,调整车船使用税,对内、外资企业和国内外公民在我国境内拥有并使用的车船,统一征收车船使用税,并相应调高定额税率。其次,适时开征物业税,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为物业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都要缴付一定税款,而应缴纳的税值随着其市值的升高而提高。第三,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抑制个人财富的积聚。(2)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其一,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要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必须重视城乡之间的利益调节,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人规模,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首先,增加农村的基础设施、农村公共卫生医疗的投入,加大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其次,继续减轻农民的各种税费,增加农业补贴,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最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其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会保障投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结构性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日益增多,必须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有较快的增长。首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其次,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并根据国家财力逐步增加最低生活保障金,确保人们老有所养,病有医看。再次,适时推进社会保险“费改税”,增强社会保障筹资的规范性。最后,鉴于农村贫困问题更为突出,应努力探索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其三,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提高人口素质,缩小贫富差距。首先,财政应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支出力度,改善公共教育的支出结构,逐步改善对义务教育投入力度小于非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对农村教育支出水平小于对城市教育支出水平的现状,特别应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努力改善农村教育。其次,增加失业救济与就业的结合力度,财政在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供给的同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单纯的财政救济不能使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财政除了要考虑创造就业机会外,还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对低收入者,特别是有劳动能力的城镇下岗职工和进城务工的农民进行再就业培训,以增强其上岗竞争力和工作能力。其四,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首先,依法调整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统一转移支付标准,以“因素法”代替“基数法”,以此作为确定转移支付数额的尺度,并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力度,尤其是加大对贫困县及城镇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其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生产项目等的财政扶持。其次,缩小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最后,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各种形式增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

论缩小收入差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篇7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一)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的收入分配最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方面,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根据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可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情况大致划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增幅显著上升、二者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都很迅速,而且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得更快,增幅更明显,所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6倍缩小为1984年的1.83倍,缩小近30%。

第二阶段(1986—1991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但增速下降阶段。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速较缓,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提高得缓慢,年均增长率下降幅度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逐步拉大。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85年的1.86倍扩大到1991年的2.40倍,差距拉大了22.5%。

第三阶段(1992—2001年)。城乡居民绝对收入额迅速提高,但绝对收入差距迅速拉开、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基本维持在 2.5倍以上(仅1997年例外)。到2001年,达到2.90倍。

第四阶段(2002—200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速均开始放缓,就绝对值来看,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增长放缓表现得最为明显。自2004年起,国家相继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降低农业税税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提高粮食价格和降低农民税费负担,使得这一比例由2003年的 3.23下降到3.21,但从往后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更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又增至3.22,基本维持在高位运行状态。

(二)区域收入分配差距

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地区都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区域间的收入绝对差距在不断扩大,欠发达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排名前4位均为东南沿海省份,而前10位中,中部省份只有河南与湖南、西部省份仅四川名列其中,在总量上,西部省份与东南大省的GDP相差十分悬殊,例如,河南为中西部地区GDP最高的省份,但其与第一名的广东相比,仅为其一半多一点,而排名第10的四川,其GDP仅相当于广东省的三分之一。GDP总量的差距直接导致了东南沿海省份与西部省份、中部省区的城镇居民的工资差距。

(三)行业收入分配差距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行业间的竞争逐步加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渐渐拉大。表现为:

垄断性行业收入明显高于非垄断性行业。收入比较高的行业大多是那些国有垄断行业,比如电力煤气、金融保险、房地产、采掘、地质勘探业,特别是国有程度最高的金融保险行业,是全部国有经济中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部门,连续5年位列行业收入排行榜的榜首。据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

部分服务业的收入水平开始大幅提高。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原工资水平较低的服务业如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等行业实现了工资水平加速上涨。如果将科学研究也列入服务业的话,从2001年起,这个高端服务业的行业平均收入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垄断霸主,位居行业收入榜的龙头老大地位。

两极分化趋势开始加强。2002年以来,工资收入排名前4位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分别实现了12%、20%、15%和16%的年均工资增长,收入水平位于倒数第1位的“农林牧渔业”仅实现了9%的工资年均增长。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在逐年拉大,今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证券业是全国平均的5.9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

二、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使社会出现阶层隔阂。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收入差距过大,在人们心目中,容易把社会成员简单划分为富人集团和穷人集团两部分,互不信任,互不往来,甚至互相猜疑,严重的时候会发生对立和对抗情绪。时间一长,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容易产生种种隔阂、抵触和离心因素,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和普遍认同感。特别,当前社会上的“仇富”现象越来越多。之所以会有“仇富”心理,是因为穷人认为自己社会地位低、经济地位低,合法权益被富人剥夺,收入差距越大,穷人的被剥夺感越强。相对应地,富人则认为当前社会治安混乱,刑事案件增多,缺乏安全感,都是穷人们干的。两种心理状态交互与蔓延,社会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对立和对抗情绪。同时,收入差距过大,也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没有平等地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于是,那些低收入者对政府的方针、政策会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社会的不和谐。

使社会成员的竞争起点不公平。2000年布什当政以后,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关于近期内大幅度削减遗产税的提案。按理说,取消这种“劫富济贫”遗产税将给拥有巨额财产的最富有阶层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要求保留遗产税的主要呼声来自美国富豪而不是广大“无产阶级”,由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牵头,120名亿万富翁联名向美国国会递交请愿书,反对取消遗产税,理由是取消遗产税将使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可见,收入分配差距将会使一些弱势群体在竞争的“起跑线”上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从而堵住了一部分本来可以通过自身奋斗而跻身“精英俱乐部”的道路。

影响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稳定。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和团结,对社会稳定、国防安全至关重要。而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位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如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与广西。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条件普遍比东部发达省份相差较大,甚至还有许多人未脱贫,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势必会影响民族团结、国家的边境稳定,给国外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

(本文为200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阶段研究成果,项目批号07SJB79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