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系数（共7篇）
收入差距系数 篇1
在1997年的人大会议上, 中共中央提出了“按劳和按要素相结合”的分配原则, 但经历了多项尝试性的工资改革后, 中国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发生很大变化, 工资收入差距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据一项对上海市居民收入的调查显示, 80%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由工资收入造成的, 工资差距加剧了贫富差距, 严重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1]。
因此,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调节国民的二次分配对于保增长、扩内需所发挥的作用将更加突出。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 今年要通过推进制度建设、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待遇等三方面着手,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
一、城镇职工工资的基尼系数计算
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 是用以衡量一国或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宏观经济指标。基尼于1912年提出出了无替换的基尼平均差计算公式:
式中, G是基尼平均差, Xi-Xj是任何一对收入样本差的均值, n是样本容量, u是收入均值[3]。G表示按人口分布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对收入总体期望偏离的相对程度, 但是它的计算非常复杂。若将此方法直接应用于分组收入的基尼系数测算中, 必须要求分组数目足够多, 否则会大大降低计算的准确性。因此, 在实际应用中, 常常使用下面的非等分组基尼系数公式计算基尼系数[4]:
其中, Wi是按收入分组后的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 Yi是按收入分组后各组人口所拥有的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重, Vi是Yi从i=1到i的累计数, 如Vi=Y1+Y2+Y3+…+Yi。根据国研网上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将行全国的行业划分为18个行业 (其中由于农林牧渔业基本不属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覆盖对象, 为便于下文的职工养老金测算及比较, 因此减少这一行业数据) 。这种分组方式忽略了行业内部的职工工资差距, 但一次数据仅作为下文计算基尼系数的基期基尼系数, 在操作上具有其可行性。
根据以上有效数据, 城镇职工2007年平均月工资额按行业可以划分成18组, 由于各组的职工人数不同, 因此利用非等分组基尼系数公式计算得出职工 (按行业划分) 的基尼系数以及职工月平均工资的均值E (w) 。
二、城镇职工养老金计算
1. 退休年龄与养老金计发公式。
1997年7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试点工作后, 中国逐步建立起了“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的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金模式。在这种混合模式下, 社会统筹账户使得养老保险在调节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简化分析, 本文以“新人”作为测算对象, 即以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颁布实施后参加工作的人员为分析对象。现行的养老金计发公式如下:
其中, 计发月数的标准是根据城镇人口预期寿命, 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的, 由国务院统一确定。根据国务院的出台的相关规定, 中国男性60岁退休是的养老金计发月数为139。
2. 模型假设。
由于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中男性职工与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及养老金计发月数有所差别, 为了简化模型计算:将所有职工按照男性职工测算;将社会平均工资按照当年工资均值测算, 假设: (1) 社会平均工资为C=工资均值=2 618.64元, 职工工作第一年的月工资为W。 (2) 利率为i=0.03, 社会平均工资年增长率为=0.1。 (1) (3) 职工参加工作的年龄为年满22岁, 退休年龄是60岁。由此可算出缴费年限为38年参照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规定以及上述假设条件, 可以得出基本养老金的计算公式:
按照上述养老金计算公式以及假设条件测算出2007年18个行业的城镇职工在60岁退休当年的领取的养老金收入, 如上表所示:
三、测算结果及分析
在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前提下, 根据上述基尼系数公式可以计算出职工60岁退休当年所领取的养老金, 再将其折现到22岁的时点上所得到的基尼系数为G′=0.284
总结上述模型的假设及其运算过程, 作者提出养老保险收入调节率这一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本质是通过基尼系数的变动率来衡量养老保险调节收入差距的程度大小。养老保险收入调节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调节率越高, 说明养老保险在调节收入再分配以及促进社会公平的程度越高, 即养老保险影响职工工资再分配的程度越大, 反之则越小。
1. 从宏观上来看, 主要取决于国家对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背景和前提假设, 其中涉及的三个参数为:个人账户记账利率、退休年龄以及养老金计发月数。这三个参数对于调控的效果影响明显并且非常迅速, 政府可以通过宏观政策进行较为有效的调节。
2. 从微观上来看, 主要取决于社会平均工资年增长率;职工个人所从事的行业类型及时间、所居住的地区、参加养老保险的情况、性别等因素。上述因素的形成较为复杂, 因此政府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即时的调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些因素将成为政府在调节养老保险的收入调节率的不可控因素, 会影响政府通过三个参数对养老保险调节率的调控效果。
摘要：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中最重要的险种之一, 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国家保持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调节手段, 同时也是缓解经济波动负面影响、维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工具。利用非等分组基尼系数的计算基尼系数, 然后根据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计发办法计算出参加养老保险前后基尼系数的差别, 最后引入养老保险收入调节率这一概念, 采用量化的方法衡量养老保险调节收入差距的程度, 并简单地对养老保险收入调节率进行评价。
关键词：基尼系数,收入差距,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调节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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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系数 篇2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然而, 我国社会当前充斥着很多不和谐的音符, 如“三农”问题、贫困问题、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法制不健全问题、市场不健全问题以及腐败问题等等, 西方一些学者甚至以中国政府完全无力解决上述问题为依据抛出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尽管中国是存在很多问题, 有些问题甚至还很严重, 但是在不清楚认识上述问题本质的情况下, “中国崩溃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对我国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当前, 国际通用的衡量收入差距问题的指标是基尼系数, 近些年, 用基尼系数衡量的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态势, 某些方面甚至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一些学者认为, 我国收入差距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贫富悬殊, 影响了经济的运行, 正在威胁社会的稳定;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我国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问题, 收入差距也只是控制在适当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范围内, 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这一争论, 焦点集中在基尼系数的测算上, 如何科学测算我国的基尼系数好像是平息这场争论的唯一途径。但笔者认为, 基尼系数只是标识收入差距的静态符号, 如果一味迷信基尼系数, 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误导。
二、基尼系数简介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 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的基本公式是:
如图所示, 横轴OP是累计人口百分比, 纵轴OI是累计收入百分比, 洛伦茨曲线OL’C代表某百分比人口拥有的收入的比重, Sa表示绝对平均线OLC与洛伦茨曲线OL’C围成的面积、Sb洛伦茨曲线OL’C与曲线OBC围成的面积。
实际中, 基尼系数都是分层计算的, 如果我们能够统计到居民的各项收入, 如工资、存款收入总收入以及各项实物收入, 分别计算各项收入的基尼系数Si, 总的基尼系数S与其各个分项收入的关系可以写成:
其中Ui和Si分别是第i项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和第i项收入的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介于0~1之间。按照国际惯例, 基尼系数在0.2以下, 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 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 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 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和有关学者专家测算,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35~0.48[1], 并认为中国进入了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 贫富差距已成为影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和社会的热点问题。
三、基尼系数的缺陷
笔者认为, 用基尼系数的大小来衡量社会是否稳定的做法有待商榷, 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不一定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而即使处在相对平均或高度平均的范围内, 也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利用基尼系数计算收入差距本身存在着缺陷
从上述计算基尼系数的公式可以看出, 基尼系数至少有以下主要缺陷:首先, 基尼系数的值完全取决于洛伦茨曲线与绝对平均线之间的面积的大小, 不同形态的洛伦茨曲线下可能是相等的, 由此计算的基尼系数也相等, 即看似相同的不平等程度却代表了各收入组之间不同的收入分配情况, 而我国目前由于经济成分的复杂性导致洛伦茨曲线恰恰不是一条规则的平滑外凸的曲线, 因此, “适中”的基尼系数的背后可能是平均主义与收入差距并存;其次, 在我国, 一方面除工资、存款等货币收入外各项实物收入难以统计, 特别是农民用于自给自足的实物难以统计, 各种“福利”、“津贴”、第二职业收入、股票债券收入也往往难以计入正常收入中, 另一方面, 各种不合法的灰色收入不在计算公式之列, 这些都会对基尼系数的完备性产生影响;最后, 我们将各项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作为各项基尼系数的权数, 使得基尼系数主要受最主要收入的影响, 而这种确定权数的方法是否科学也值得探讨。
(二) 基尼系数并不能用来说明我国贫富差距的性质
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理解, 需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基于下面三个理由, 基尼系数值的大小绝不是衡量我国贫富差距合理程度的指标。
第一, 基尼系数的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与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完全不同, 资本主义是强调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经济, 个人财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任何牺牲个人利益而造福大众的政策, 都会遭到抵制而不可能实现。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 牺牲小我, 成就大我的政策却很容易推行, 比如工农业剪刀差为我国工业发展积累了重要的资本, 这就牺牲了全体农民的利益, 是造成我国城乡差距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可以看出, 用资本主义的基尼系数衡量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从意识形态上来讲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 经济较发达国家, 其基尼系数是在收入绝对水平较高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经济欠发达国家, 其基尼系数是在收入水平较低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不同, 社会对同样的基尼系数的承受能力也不同。因此, 单纯从量上来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不结合我国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联系起来分析, 是难以说明问题的。在我国, 一些所谓的“资本家”, 比如百万户, 如果放在国外, 充其量也只能算做一些企业的中层员工的薪水, 显然, 我国社会对他们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第三, 贫穷有相对与绝对之份。绝对贫困指一个人今天的收入按物质水平来衡量, 绝对量低于过去的收入水平, 不论收入水平有多高;相对贫困化指的是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在提高, 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 和其它人比较起来, 他的收入增长没有其它人快, 与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相对贫困反映在基尼系数上, 表现为基尼系数不断扩大, 但樊纲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说, 相对贫困化不可避免, 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现在真正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在经济学逻辑上, 只要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群体的绝对收入水平能够不断有所提高, 不发生大面积的绝对贫困化情况, 这个社会就会维持基本稳定。”[2]我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迅猛,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 可以预言, 大面积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完全可以避免和解决。
(三) 基尼系数的静态性并不能反映贫穷阶层和富裕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
基尼系数告诉我们, 如果每10%的人口得到10%的收入, 叫做绝对平等, 如果某10%的人口得到了多于10%的收入, 而另外10%的人口却得到了少于10%的财富, 那么就出现了不平等, 这中间的差距越大, 基尼系数越大, 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但是, 基尼系数无法告诉我们到底哪部分人拥有了较多的财富, 它是不是一直拥有较多的财富, 规模是否越来越大, 而另一部分人却是否一直拥有较少的财富, 且规模是否会越来越少, 即是否出现了所谓的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马太效应”。与“马太效应”相对应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假设只有甲乙两个群体, 笔者用表格简单列示两种情况的差别。
通过表格可以看出, 在第一期和第二期, 两种情况计算得到两种完全相同的基尼系数, 而且从第一期到第二期基尼系数具有扩大的趋势。但是这两种情况却具有较大的差异, 可以预言第一种情况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 它使人们对社会的分配不公产生巨大的不满情绪, 因而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而第二种情况如果不是由强制掠夺富人的财富向穷人转移而形成的, 对社会的危害也许要小很多。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也许更清楚一些, 假如社会的上层只有一个旅馆, 该旅馆能容纳的人数一定, 里面住满了人, 还有一大群人没能进入该旅馆而只得露宿街头, 忍受风吹日晒雨淋之苦。如果这个旅馆里永远住着同样的那些人, 即使他们死后, 其权利也由其子孙后代继承, 露宿街头的人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进入该旅馆休息, 这正如我们所说的“马太效应”, 其结果必将导致没机会进入旅馆的人群极大的愤懑, 引发社会冲突。但是如果露宿街头的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这个旅馆, 而在旅馆的人并不具有终身享用的权利, 随时都有露宿街头的可能, 则旅馆里的住客虽总是变动不息的, 但社会仍仅然有序, 并不会导致不稳定, 哪怕这个旅馆位置再高, 如何的金碧辉煌 (如同基尼系数不断扩大) , 情况也是一样。
遗憾的是, 基尼系数不能解释一个社会 (下转第9页) (上接第95页) 的收入差距到底是由“马太效应”造成的, 还是由相反的情形造成的, 但现实中我们只需要对前者给予足够的重视就可以了。世界银行统计, 2000年, 墨西哥、智利、巴拉圭和巴西等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分别高达0.54、0.565、0.591和0.601[3], 但这些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等的国家也没有发生激烈的社会动荡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
四、结束语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 就是说, 不会导致富的越富, 贫的越贫。”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合理的因素, 也有不合理的一面。用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差距却掩盖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劳动力、资本、管理技能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导致的收入差距, 并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反而能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而改革过程中, 由于法制不健全而导致的某些人通过不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却要坚决杜绝, 因为它即使是很小一部分也会引起巨大的愤懑, 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每个人公平获得财富的机会, 改变了每个人对自己将来获得财富的预期, 从而影响了每个人获得财富的积极性, 容易导致穷者愈穷, 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要扭转“马太效应”最根本的是使每个人都建立起“具有到社会旅馆居住的平等机会”的预期, 而这一预期的建立必须依赖于市场化进程中废除诸多阻碍才能得以保证, 比如打破行业垄断、给予民营企业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废除户籍制度, 充分实现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有效遏制腐败行为、自由利率与汇率, 纠正扭曲的要素市场和国际产品市场的价格等。
摘要：用基尼系数来衡量的我国收入差距显示出不断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但在认识收入差距问题之前, 必须对基尼系数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鉴于基尼系数在计算方法上的缺陷, 也不能很好说明我国贫富差距的性质以及反映贫富流动性问题上的不足, 我们并不能完全听信于基尼系数, 而做出收入差距是否超出“警戒线”的论断。
关键词：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缺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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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系数 篇3
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 根据洛伦兹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 数值在0到1之间, 基尼系数越大表示该国 (地区) 的社会贫富差距越大。
(一) 中国基尼系数所反映的社会贫富差距现状
2014年1月20日, 国家统计局局长公布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以下是我国官方公布的十年来基尼系数数据, 如表1所示:
注:该表数据来源于腾讯新闻网
根据国际标准, 基尼系数达到0.4为一个警戒线, 以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为合理, 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 但是仍在0.47以上, 由此可见: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很大, 两极分化较为严重。
那么, 中国的收入差距, 与世界类似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在日本, 基尼系数一般在0.25左右, 德国为0.3左右, 而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 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一般较高, 大致在0.4上下。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 并且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可见, 我国的基尼系数在国际上也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与各国相比, 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现状较为严峻, 下面我们具体从城乡、行业、地区三个方面来看看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
(二) 我国城乡间的贫富差距
一些数据表明, 目前城乡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最主要的表现。下表2为2004-2013年间我国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比例, 数据是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得出。
注:该表数据来源于中国发展门户网
由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 十年来我国的城乡之间贫富差距呈现了一个倒U型, 即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但城乡人均收入比例都保持在3倍以上, 在07年和09年达到了顶峰3.33, 之后由于我国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政府的有效控制和重视, 城乡间的贫富差距水平一直不断下降, 到2013年末的统计数据来看, 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896元,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03, 已经是十年来的最低值, 这使得有些学者顺理成章地作出如下推测:由于城乡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导致中国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
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 绝大多数的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 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 中国名列其中。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 可见我国的城乡差距之大。更早年间的数据显示我国1983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只有1.70, 这么多年以来,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扩大很多, 这也是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具体体现, 基尼系数不断增长的来源。
(三) 我国行业间的贫富差距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实行的是“均贫富”式的分配方式, 这使得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极大的缩小了。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打破了这种平均化的做法, 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提高, 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形势不容乐观。
表3是2003-2011年九年以来我国的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人均收入之间的比例数据。我国的近年来收入最低的行业一直是农林牧渔业, 而收入最高的行业2003-2006年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而2007年至今收入最高的行业一直是金融业。
注:该表数据来源于历年国家统计局年鉴
表3的数据显示, 我国行业间的贫富差距都保持在四倍以上, 其中利用的数据全部是按照大类行业划分, 统计途径较为严谨。根据各国之间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差距的数据可知, 日本、英国、法国这一数据为1.6-2倍左右, 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左右。这表明, 中国的行业间收入差距巨大, 而事实上我国的行业间贫富差距已经是世界第一!这也是导致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四) 我国地区间的贫富差距
由于地理位置、政策等不同, 导致我国不同的省份之间人均收入差距也很大, 如环沿海地区明显比西部地区的经济要发达很多, 表4是2004-2013年的全国31个省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数据。
注:该表数据来源于历年国家统计局年鉴
由表4的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从2005年达到最高10.51之后, 近年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 2013年我国的地区间贫富差距达到最低水平4.43, 这与我国多年来一直实施积极发展扶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但是我国目前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仍然过大, 应该继续致力于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可见, 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行业、地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这三个方面。其中, 以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形势最为严峻, 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正在好转, 但是仍然高于许多国家。那么, 造成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下面进行主要的分析。
二、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一) 国家政策导向原因
1、“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了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这一政策的实施的确使得我国的经济水平有了巨大的飞跃, 但是, 这一政策并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 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裕了起来, 但是并没有带动共同富裕。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实施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 生产力不够发达, 所以我国和许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样, 都认为应该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兼顾公平, 只有效率优先, 才能更有效的提高社会生产力, 才能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思想。正是在这一普遍的思想下, 导致了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
3、“国企改革”政策的实施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国有企业改革, 使得许多国有企业被贱卖私有化以及股份化, 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国有工人被迫下岗, 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突然间变成了某些私人的所有物, 导致许多人一夜暴富, 而另一方面, 许多人却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直接成为了社会的弃儿。再加上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很好地建立, 对于那些下岗职工的关心与照顾不能妥善处理, 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
4、解体集体化, 扶持私有化
改革开放前30年, 支撑全民经济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 农村表现为农民公社制度。而八十年代的“一刀切”政策, 使得许多人多年积累的财富一朝间化为乌有。所谓的“国退民进”导致了私有制盛行, 人民变成了为资本家打工, 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私有经济必然产生剥削, 许多人朝朝夕夕地打工成就了一个个富翁的同时自己仍旧是一贫如洗。
5、淡化按劳分配原则
由于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 导致社会中按劳分配的原则几乎成为空谈, “按资分配”似乎成了天经地义。还有很多单位员工都分为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等, 享受着不同的社会保障待遇, 这就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均。
(二) 经济发展原因
1、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阶段, 由于经济体制不健全, 许多经济法规法律还没有完全建立, 导致许多人非法经营、投机倒把赚取不合理的收入。有专家表示, 全国各种不正当的收入大约使我国的基尼系数上升了三成。
2、税收制度的不合理
我国正在进行税收制度的改革, 不可否认已经做出了成绩, 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在我国最有钱的人却并不是交税最多的人, 可见我国的税收制度还有待发展。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还是以流转税为主体, 流转税主要体现着效率的原则,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税制结构应该渐渐以所得税为主体, 和大部分西方国家一样实现公平的税负。
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 真正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开支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并没有增长, 应该说这一比例和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处于较低的水平。一个国家只有具备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才能有效地解决救济失业人口的生活问题、解决老年人口的抚养问题等。贫穷人口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会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得不到减小。
4、发展速度差异
中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扩大表现在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上。总体来说, 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而同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
5、二元经济结构
我国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发展的不一致不协调, 制约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户籍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农民相比于城市居民在社会上遭受着不平等的对待, 这势必会加剧我国城乡间的差距。
6、不平等竞争的存在
我国的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某些人利用特权垄断整个产业, 获取了高额利润的同时剥夺了另一些人的合法利益, 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现象。
可见, 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多面的, 这离不开我国的基本国情。那么我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 如何保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真正的公平呢?
三、缩小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就是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我国是一个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 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 下面分别从这三次分配的角度来探讨缩小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对策。
(一) 一次分配中的对策
一次分配是市场根据生产要素的贡献形成的分配, 注重的是效率, 为了有效的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 我们在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情况。
1、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确立正确的国民收入分配观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 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片面的强调效率而忽略了公平问题会导致收入差距, 会对我国未来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
2、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目前许多社会体制发展仍不健全, 没有有效的起到调节经济、带动社会的作用, 因此我们要建立健全的市场机制、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分配机制、实施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建立健全的企业分配制度。
(二) 二次分配中的对策
二次分配中政府起了主导作用, 中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 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政府的宏观调控很重要。
1、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
目前我国对于教育经费、养老保险经费、医疗保险经费等关乎国民生计的费用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远远低于国际标准水平。我国要加大这些费用的总投入, 并且保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步增长。
2、完善税制结构, 充分发挥税收在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我国正建立起一个依赖于税收的财政收入结构, 税制结构的完善与调整对国民经济的调节再分配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还要建立社会保障税以及开征遗产税、奢侈品税、房产税等。
3、加强法制建设
现实生活中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假冒伪劣、走私投机等现象屡屡皆是, 对此我们要加强法制建设, 并且重拳出击, 严厉打击违法乱纪、钱权交易的行为。
4、打破国企某些行业的垄断, 但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我们要对垄断行业推行市场准入制度, 降低民间资本投入壁垒打破垄断经营, 还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才能提高国企的竞争和管理水平。我们仍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只是调控过程中政府职责与市场的职责要分开, 不能侵害市场的利益, 要重视价值规律的重要作用。
(三) 三次分配中的对策
第三次分配是在前两次分配的基础上, 以道德力量为支撑实现的个人财富自愿转移或者说捐赠。第三次收入分配在国民分配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之前的汶川地震以及刚过去的雅安地震,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情形正是国民经济进行第三次收入分配的结果。我国目前第三次分配的规模、文化以及法律制度尚未形成, 应该说未来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1、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第三次分配的法律和法规
我们对于民间组织的审批以及核准制度要尽快地建立和完善, 还要确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明确民间自由组织的合法身份, 要建立对民间组织的监管法律法规, 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督促他们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2、建立慈善捐赠的税收减免制度
西方国家的非盈利事业之所以发展非常好主要是由于国家制定完善的减税免税政策, 而在中国, 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关于慈善款项的完整的税收减免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人们的公益捐赠热情, 只有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 未来中国的慈善事业才能有光辉的明天。
3、我们要培育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慈善观念
中国千年来的文化倡导人们要乐善好施, 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作为华夏子女更是应该将这些美德传承下去。
4、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
慈善从来都不是富人的专利, 地震时期有些乞讨的老人都将积蓄捐赠给灾区。随着媒体的报道, 更加激发了人们的慈善热情, 而有些富豪却因为不捐和少捐被报道出来而受到社会的谴责, 最终不得已去捐款。可以说媒体在慈善事业的发展中起着推进器的作用, 使社会上的人更加明白哪里需要帮助, 哪里需要慈善。
摘要：文章以中国的基尼系数为引来探讨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现状, 再通过城乡、行业、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数据分析, 进一步强调中国贫富差距形势的严峻性并且探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最后从国民经济的三次收入分配的角度分别提出有效的建议, 从而达到解决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目的。
关键词：基尼系数,贫富差距,收入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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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系数 篇4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一)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整体状况
1.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间, 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GDP) 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快速, 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伴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 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由相关统计数据可知,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至2006年的3587.0元, 增长近26倍;而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至11759.5元, 增长超过33倍 (如图1) 。
2. 居民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经济形式比较单一, 工资性收入是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城镇中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 个体经营收入、兼职收入、资产性收入等也成为城镇居民收入的组成部分, 工资性收入在城镇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 在1990年为75.8%, 到2006年下降为68.9%。而且, 城镇居民金融财产的快速积累和财产收入的增加, 以及职工工资外收入和灰色收入的迅速增加等, 使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格局。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 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流动性的加强表现出以下特点:家庭经营收入比重稳中趋降、农村居民工资性报酬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增长的重要来源,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构成中二、三产业收入增长较快等, 形成了多元化增长的格局。
3.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表1数据表明,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居民收入也有很大幅度的增长, 但与此并存的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然而, 收入分配状况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 收入分配的改善影响到总需求增加, 总需求增加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即经济增长。历史经验说明, 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可以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稳定;反之, 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会影响社会稳定, 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 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状况
在地区差距的研究中, 地域单元的不同划分与时间序列的不同都会直接影响分析结论。本文根据国家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的在“十一五”期间将内地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区四大块, 并可将四大板块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具体构想, 将条件近似的省份归类, 把全国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进行研究。
通过运用基尼系数的方法, 计算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内部及相互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情况,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总体而言, 从动态的角度看, 以省际人均GDP衡量的中国地区差距呈逐渐扩大趋势;各地区内部差距有升有降, 变化趋势各异;各区域之间的差距近年来迅速增长。
(三)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趋势
1. 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
西蒙·库兹涅茨于1954年首次提出了一条理论假说, 试图阐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长期存在的演变规律。库兹涅茨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战”后收入分配状况的实证分析, 得出经济发展与收入结构不均等的长期变动特征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 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 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 不均等的扩大会更迅速, 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 在后一阶段不均等缩小。即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变化趋势, 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 这就是著名的“倒U假说”。
2.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分析。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并未随着经济增长体现出“倒U假说”的趋势。但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比较局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能够发现在中国存在着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逐渐缩小的“倒U假说”趋势。下面列举典型地区GDP与基尼系数变化图进行说明。 (如图2、图3、图4)
通过以上我国各经济区GDP与基尼系数变化图, 我们发现: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 如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地区, GDP增长到较高的数值, 地区内部差距呈缩小趋势;在东北部和长江中游等经济中等发达的地区, 地区内部差距变化趋势较平稳, 并且也出现下降的趋势;西南和大西北等经济较落后的地区, 地区内部差距则呈逐渐扩大的趋势。伴随着经济水平的不同发展, 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从逐渐上升 (西南、大西北地区) , 到比较平稳的波动 (东北等地区) , 最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沿海地区) 。其结果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发展特点。因此, 我们可得出, 虽然我国目前整体的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还没有体现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 但比较局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GDP与基尼系数变化的数据, 可以推测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呈现出逐渐缩小的“倒U假说”趋势。但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部分归因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但原因中也存在不合理的因素。根据各项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的收入分配已经到了警戒线的边缘, 如果对差距过大的现象重视不足, 会导致这种现象的恶化。在当前的形势下, 应该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 对于这个问题做出理性的思考, 认真研究造成问题的原因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区域差距扩大, 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具有的普遍现象。中国作为世界上地域辽阔, 并且实行过多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 其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也就更加复杂。其中主要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差距一直是在业已存在的东、中、西阶梯差距基础上进行的。我国地区间差距的不断扩大, 是地区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差异的历史长期积累和惯性作用的结果。
在不同地区之间, 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都极为突出, 这些差异的起点对竞争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以及居民收入的差距。在“马太效应”作用下, 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产业结构转换滞后是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人力资源地位, 对其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的约束和障碍, 进而导致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初期, 我国总体上实施了“非均衡布局战略”, 宏观政策不断向东倾斜, 从而加快了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虽然近年来, 我国逐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以及中部崛起战略, 试图平衡区域经济发展, 但是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依然比较大。
三、解决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和建议
1.加快经济发展。
上文中对于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论述充分说明了加快经济发展对于减少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只有当生产力得到解放并充分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高, 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充裕, 才能为较好调节收入再分配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方面, 政府应特别加强不同地区之间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缓解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2.制定更加完善的初次收入分配政策。
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初次收入分配中的问题, 应重点关注我国工资收入差距扩大和要素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主要指施是:打破地区和行业垄断, 避免过大的收入差距;制定和实施反就业歧视和反工资歧视的法律, 以形成劳动力市场上公平竞争、同工同酬和提高经济效率;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 以确保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保障居民收入差距不会过分扩大等。
3.进一步搞好社会再分配。
搞好社会再分配是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维护我国市场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及提高市场的效率;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统一我国的税收政策, 增强我国税收在社会再分配中的功能等。
4.加大对不发达地区教育的投入。
我国目前存在的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素质的差别引起的。低素质和低技能不仅使劳动者的收入无法增加,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被完全边缘化的可能, 到那时解决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将变得更加困难。国家应使每个人享有均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尽可能实现劳动者自身素质初始条件均等化。加大对基础教育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改善和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结论
收入差距系数 篇5
在研究现阶段的收入分配问题时, 需要特别关注两个重要问题, 一个是收入差距的问题, 另一个是收入分配公平度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 又有不同。收入分配差距更多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的结果, 而收入分配公平度更多的是强调收入分配的机会和过程是否公平。收入分配过程的不公平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并不是所有的不公平都能反映到收入差距之中。因此, 想要全面而准确地判断收入分配状况, 就需要对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公平度都进行深入的分析, 而不是将两个问题简单地混淆在一起。
2 机会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2.1 就业机会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如果自然人就业机会不均等, 相当于收入分配的起点就不公平, 收入分配自然是不可能公平的。我国目前在就业机会平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部分就业岗位存在限制,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得就业岗位, 比如进城打工的农民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就会, 只能从事一些非正规的工作。其次, 存在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得劳动收入, 如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民虽然从事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工作, 但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工资待遇。
2.2 生活环境不对等导致生活差距拉大
我国目前在生活环境对等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在同一生活环境中, 生活成本存在差异,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平等的生活环境。比如外地人口为了使子女可以享受和城里人或本地人相同的教育, 要支付更多的学费以及借读费、赞助费等各种额外的费用。此外, 各种人为因素破坏了生活环境, 导致“有关系”的人能以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支出获得产品和服务, 在不平等的生活环境中处于优势地位。
2.3 社会保障不完善导致社会差距拉大
在现实中,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平等社会保障, 这就导致人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存在很大差异。有的人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需要支付大量的成本, 有的人只需要支付很小的社会成本就可以享受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 还有的人可能根本就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人们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差异, 相当于进行了一次收入再分配, 那些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的人们, 当他们面对意外和大病医疗时将付出更多的成本, 这无形中大大降低了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 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 拉大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
目前主要有如下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导致了分配的不公。首先, 我国的社会保障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 农民及农民工基本上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 不能或很难享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其次,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保障政策和保障程度的不统一, 人们不能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 即使同样生活在城镇并且都具有城镇户口, 也会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而面临不同的社会保障。这些潜在的社会问题, 将导致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增加。
2.4 公共产品使用不均衡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人们在研究收入差距时往往更多地关注体现为私人产品的货币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 其实, 人们在公共产品使用上的差距也会带来收入差距, 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建设的, 因此, 每个纳税人都应该平等的使用公共产品。不过, 在现实中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国目前在公共产品的平等使用方面,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首先, 我国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其次, 在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存在一些人为的影响因素, 这些都导致了人们并不能平等的使用公共产品。
3 体制缺陷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从收入分配体制的角度判断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重点关注的是收入分配体制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如果存在体制缺陷影响收入的公平分配就认为发生了收入分配不公。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伴随经济体制的转轨, 一直处在变革和完善中, 体制中存在缺陷, 导致非市场化的因素干扰收入分配, 造成了收入分配机会和过程的不公平, 影响了我国正常的收入分配秩序, 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 进而带来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3.1 行政权力参与收入分配
“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体制之一。
3.2 垄断利润转化为不公平收入
通过行政垄断获得垄断利润, 然后再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 是造成收入不公的又一个重要体制原因。
3.3 城乡分割造成不合理城乡差距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 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体制原因。直接导致广大农民不能与城镇居民平等就业, 平等获得收入, 整体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居民,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由于体制原因, 农民工很难进入城市正规部门中工作, 而且工资要低于城市居民, 还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起点不平等。
3.4 地区政策导致地区间收入不平衡
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地区倾斜政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等政策, 成为影响地区差异的另一重要体制原因, 直接导致了各地区间不平衡发展, 引起了收入分配不公, 进而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4 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政策选择
4.1 分配不公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是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两个问题同时存在, 我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现阶段影响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 需要首先解决,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突破口;
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情绪更多地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
盲目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收入差距。
4.2 分配不公问题的解决途径
收入分配不公是收入分配问题中首先和必须要解决的,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推进政府体制改革, 避免行政权力转化成不平等收入;
消除行政垄断, 避免垄断利润转化成不平等收入;
促进机会均等, 避免机会不平等带来收入不平等。
要想改善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 就要从产生问题的源头抓起, 逐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忽视收入分配不公的影响, 盲目采取一些措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 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还可能导致新的分配不公, 破坏一些原本合理的收入差距。因此, 首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在现阶段更加可行, 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摘要：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 那些拥有特权可以依靠体制漏洞和不平等机会获得高收入的群体迅速积累了财富, 而那些受到政策影响失去公平机会的群体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这就导致了收入的分配不公, 进而带来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关键词：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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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系数 篇6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飞速发展, 据海关统计, 201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38667.6亿美元, 占全国GDP的42.46%。对外开放使得我国得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推进传统产业革命,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但与此同时, 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上涨, 主要表现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其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又是重中之重。据世界银行测算, 1980年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288, 而到1999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05, 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 且自此便一直居于国际警戒线之上。2012年, 我国基尼系数更是达到了0.474的高位 (然而根据专家测算实际结果应达0.61) , 在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按收入差距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我国排在第7位。因而本文将对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如此悬殊的原因进行研究。
——兼论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查阅相关文献发现, 对外开放程度的大幅提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 而现有的研究又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且研究方法较不完善。故期望能够根据经济理论确定模型并通过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定性且定量地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同时引入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第一产业水平和财政支出水平等变量进行全面分析, 确定影响因素, 进而提出一些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 作为有关人员制定政策的依据, 使得社会达到收入分配的更公平、更合理阶段。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已有多名学者研究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方法也较为多样, 采用了截面数据模型、时间序列、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模型, 研究结论也由简单的正向或反向关系拓展为二次关系, 并且逐步加入其它合理的控制变量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如教育水平、第一产业水平、经济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就业率、城市化水平等。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进行改进与创新。
21世纪前, 国外学者Litwin (1998) 选用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发现对外开放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禀赋对一国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同年, Savvides (1998) 研究发现, 贸易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会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 而对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几乎没有影响。受我国国情影响, 此时期国内关于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很少考虑对外开放这一因素。
进入21世纪后,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关系的研究大量增多。魏尚进 (2002) 选用我国100多个城市的数据得到在城市化水平上对外开放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的结论。赵莹 (2003) 在此结论上, 又提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会加大一国收入差距。可是采用我国1978-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却发现对外贸易的增加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均会扩大我国的收入差距。同年, 徐水安 (2003) 采用两要素模型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 发现从贸易比较优势角度来看, 加入WTO将改善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何璋和覃东海 (2003) 采用我国1999-2001年的省际截面数据发现:收入差距与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开放程度之间存在着正“U”型关系, 而以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差距间则存在负向关系。之后, 戴枫 (2005) 用我国1980-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对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对外开放程度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和协整检验, 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即贸易自由化是收入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此阶段的研究较好地完成了初期探索, 对后续的研究具有一定指导性意义。
2007年以后, 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成熟。由于我国2001年底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取得巨大发展, 与之前形成了较大对比, 因此学者们多选取一段较长的时期进行研究, 这一处理使得研究更具现实意义。且随着计量方法的发展与完善, 计量模型的确定也有了较大进步。本文正是从此阶段的研究得到了启示并进行拓展。王少瑾 (2007) 采用我国1991-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检验了收入不平等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此研究创造性地分析了进口和出口分别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发现进口能够加剧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而出口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收入不平等。胡超 (2008) 采用我国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发现对外贸易程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2004年前对外贸易的扩大加剧了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之后又减小了收入不平等。周娟 (2008) 采用我国1988-2005年各省份面板数据, 发现对外贸易与全国及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均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余官胜 (2010) 采用我国1978-2007年各省份面板数据, 发现对外开放和收入不平等间存在长期的面板协整关系, 并且动态最小二乘法的回归表明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间呈现正“U”型关系。贺建风和刘建平 (2010) 采用广东省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建立VAR模型发现:城市化和对外开放造成了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者对城乡收入差距均有正向的拉动效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相应的拉动效应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基于前人的研究, 本文对以下内容展开分析。首先, 由于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涉及时间与空间的双重作用,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合理性及普适性, 参考王少瑾 (2007) 、周娟 (2008) 和余官胜 (2010) 的工作, 建立了关于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其次, 受库兹涅茨收入分配曲线的启发, 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这一经济理论依据, 考虑收入差距与开放程度二者间的倒“U”型关系, 这对之前二者之间呈线性关系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改进, 且为以前“U”型曲线的研究提供理论性解释。最后, 为了使城乡收入差距能够更合理的被选取的变量所解释, 选取与因变量有关且变量之间相关性不明显的控制变量, 这一方面较以前研究工作做的更加全面与完善。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开放程度 (open) 以地方进出口总额与地方GDP之商衡量。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我国是资本和技术都相对比较稀缺的国家, 因而贸易开放将使得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大量进口, 同时新技术也将会进入我国。然而由于我国国内技术进步的速度较慢, 因而很可能会发生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 这种技术进步要求更多的技能劳动和更少的非技能劳动, 因而我国的收入差距将被扩大。而随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深, 对外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我国将逐步符合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中所提出的最终收入趋于平等的假设前提, 如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完全贸易自由化。因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将逐渐降低。因而认为城乡收入差距 (incgap:以城市居民年人均消费与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之商衡量) 与开放程度间呈现二次负向关系, 即在达到临界值之前收入差距随开放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超过临界值后随开放程度的提高而减少。
教育水平 (edu) 以地方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衡量。库兹涅茨 (1955) 提出“随着劳动者受到的教育越来越多, 国家的收入分配将会越来越平等”, 故加入此变量, 预计系数为负。
经济水平 (pgdp) 以地方GDP与地方总人口之商衡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收入差距, 预计系数为负。
第一产业水平 (first) 以地方第一产业支出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衡量。考虑到各年份及各地区间对于第一产业的发展情况不同, 因而仅以第一产业产值衡量各地区第一产业水平不甚科学, 故选用此结果进行衡量。一地区对于第一产业的财政支出占比越大, 表明该地区第一产业发展越匮乏, 收入差距越大, 预计系数为正。
财政支出水平 (fiscal) 以地方财政总支出与地方GDP之商衡量。一地区财政支出倾向于集中于发展最快的行业, 即倾向于用来发展城市建设, 故将增大收入差距, 预计系数为正。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 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005-2012年, 选取的空间跨度为除重庆、四川、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的其他28个省份。原因是这几个省份或地区的某些指标上的数据统计不全, 为了保持数据的完整性以及避免缺失数据对后续研究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对这几个省份及地区进行了剔除。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预计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incgapit表示第i省在t年, 城市居民年人均消费与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之商;open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进出口总额与地方GDP之商衡量;edu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pgdp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GDP与地方总人口之商, 即人均GDP;first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第一产业支出与
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fiscal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财政总支出与地方GDP之商。
四、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统计工具Eviews进行统计分析,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 拒绝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的零假设, 因而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如下表1。
在方程一中, 考虑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经济水平、第一产业水平的对数和财政支出水平。结果显示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分别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第一产业水平和财政支出水平分别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然而财政支出水平这一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相反, 分析认为可能存在这样的原因:平均每年各省将20%的财政支出用于第一产业, 故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将有利于农村居民, 则收入差距将减小。另外经济水平这一变量虽然显著, 但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甚微, 因而在方程二中舍弃该变量, 加入教育水平变量, 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系数都较为显著且模型拟合的效果更加良好。
城市化水平也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而在方程二的基础上加入该变量, 回归结果如方程三所示。但该变量并不显著, 而其他变量仍较为显著。目前存在的很多研究在它们的模型中只包括了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化水平两个变量中的一个, 毛其淋 (2011) 在其论文中同时包括了这两个变量, 并且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故为避免模型的复杂化, 在此省略这一变量。
方程四中同时考虑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 且舍弃城市化水平这一变量, 发现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教育水平的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而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且较高, 说明拟合效果较好, 选取的变量也较为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开放程度这一变量的稳健性, 从方程一至方程四, 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的系数都较为显著且符号与预期相符。因而本模型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程度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 临界值大约为1.22, 即小于这个值收入差距将随开放度增加而加大, 然而超过临界值后将缩小。这一结果较具现实意义, 查阅数据后发现只有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开放程度最高且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超过了临界值, 同时这些地方的收入差距确实在近年内有所减小, 即达到双曲线向下倾斜的一支。然而其他省份仍未突破临界值, 同时也未呈现收入差距明显减小的现象, 因而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本文结论的正确性和现实性, 可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 发现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间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 且临界值为1.22, 第一产业水平与收入差距呈正向变动关系, 另外三个解释变量 (教育水平、经济水平、财政支出水平) 与收入差距呈反向变动关系, 与预期模型较为相符。
目前已有研究多采用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模型, 这样很容易导致对问题的考虑不完全。且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多表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对外贸易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对发达国家则是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就我国而言, 绝大多数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对外贸易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然而他们的研究仅局限于线性关系, 本文通过经济理论做出存在二次关系的假设并证实了这一点。且在现有的研究中, 虽然周娟与胡超对二次关系进行了论述, 然而他们的论文中选取的控制变量过少, 且其得到的转折临界值分别为5.12和0.58, 然后根据已有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误差较大, 因而对此方面进行了改善, 通过定量分析证明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且获得较为准确的临界值。
针对本文得到的结论, 可以做出一些政策推荐。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却也在改革的前期对收入不平等起到了扩大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在对外开放的同时, 我国仍然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 对外贸易发展所需的经济、法律、社会体系等相关环境仍未完全完善起来。然而改革仍需坚定地进行, 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 我国将能够更加充分的利用广大劳动力资源, 从而使得对外贸易能够逐步缩小收入不平等。因此现在需要做的是在继续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争取使得经济进一步增长至突破临界值, 到达二次曲线向下倾斜的一支, 则可实现对外开放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外, 通过其他解释变量也可以看到一些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 如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注重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进一步提高我国GDP;合理安排财政支出等等, 使得最终达到收入的更公平、更合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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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系数 篇7
改革开放以前分配领域的绝对平均主义，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导致生产的低效率，改革打破了原来的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的不断确立，不可避免地会有收入差距。三十多年的改革经验证实，收入分配比原来改革之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在效率问题逐渐解决的同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8，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中排到了85位，接近某些经济停滞、社会分化的拉美、非洲国家水平，我国从一个较平等的国家正在变为一个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
（一）城乡收入差距
总体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从缩小到迅速扩大的过程，1978年，改革之初，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7，这一数据在1985年为1.84，这期间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广，农产品管制的放松以及价格政策的支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途径，城乡收入缩小。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国有经济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城市偏向政策的推动，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2008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在上年3.33的基础上扩大为3.36，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首次突破一万元，据估算，如果将城市职工的隐形收入算在内，城乡收入比重为5至6倍。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城乡收入比突破2，我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城乡收入最大的国家之一。
（二）地区收入差距
资源禀赋、历史条件、经济基础的不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国家地区偏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这种不平衡，改革的优惠政策首先在东部地区实施，体制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生产力，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人力、金融等其他经济资源流向东部，随着东部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分别为214元、184元、165元，地区间收入差距基本均衡，随着改革的推进，到1994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达到5019元，中部地区为3161元，西部地区为2617元，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中部地区的1.587倍，西部地区的1.91倍。到2000年这一比重分别为2.26倍、2.05倍，2010年这一比重扩大为2.382倍、2.12倍。虽然2000年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地区差距并没有因此缩小，反而呈现了不断扩大的态势。
（三）行业收入差距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各行业收入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最高行业收入有1990年的1.74上升为2008年5.02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高收入行业主要是一些垄断行业 (如电力、金融、交通、邮电) 以及一些高科技行业 (如生物、电子、制药) ，低收入行业主要是农业及一些充分竞争行业(如餐饮、服装、住宿)。关艳丽在《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一文中指出，2008年我国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比1990年高出1.5倍，泰尔指数则增长了5.56倍。
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关系探讨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学家永恒的研究话题，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增长为收入分配提供物质基础，是分配之源，同时合理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一）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机制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是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发生的。经济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由于部门性质不同，生产力水平也不相同。由于工业部门和农村部门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在部门内部收入差距小于部门间收入差距的条件下，引起生产要素在部门间流动。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及农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两部门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直到消失。经济增长伴随着就业的增加与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劳动力的不断转移，部门间差距也随之缩小，直至部门间差距消失。经济增长引起就业增加，进而促进劳动力转移，进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一个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首先拉大收入分配差距，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收入差距会不断缩小。
（二）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影响总供给，通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总需求产生影响。
1. 收入分配差距对供给的影响
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证实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密切相连，总体现在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储蓄作为收入的函数，富人比穷人有更强的储蓄倾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财富越向富人阶层集中，越有利于储蓄增加，进而增加物质本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影响总供给的决定因素，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总供给产生影响。投资作为投资回报率的函数，人力资本投资是高回报率的投资，但是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取决于家庭的初始禀赋及家庭收入，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财富越向富人集中，富人可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多数的穷人却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分配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这样就会形成收入分配差距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最终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会越来越少，接受教育的人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人接受人力资本投资越不利于总供给的增加。
收入分配差距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影响总供给，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对物质资本的积累有个正的促进作用，而对人力资本投资则存在一个负的效应，所以收入分配差距对总供给的影响取决于二者净效应之和。
2. 收入分配差距对总需求的影响
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及净出口，收入分配差距主要通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影响总需求，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影响较小。本文主要选取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行分析。
根据消费函数y=α+βy (y代表收入变量，α代表自主消费变量，β代表边际消费倾向)，有消费函数可知，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差距使财富在富人阶层积聚，与收入分配公平相比，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降低，高收入阶层奢侈品需求增加，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的影响等于二者的净效应。在收入分配不平等严重的社会中，社会财富聚集在少部分群体中，其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奢侈品的需求将远远小于社会大部分人群因未获得相应财富而减少的消费需求，这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平等越严重，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也就越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小(权衡，2002)。
收入分配差距同样可以通过边际消费倾向影响消费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随着富人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倾向增加，而穷人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不平等，在总体上降低了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减少了消费需求。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现状，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很大关系。
投资需求，被凯恩斯认为需求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投资需求除受投资回报的影响外，社会和市场的稳定则是投资的前提和基础。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和市场越稳定，越有利于投资的增加。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失业和贫困这些因素在低收入阶层不断积聚，极易引起他们对社会的不满，这样社会越不稳定。在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穷人的犯罪率越来越高。社会的不稳定，将严重影响投资需求的增加。
三、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公平的思考
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互动关系分析可知，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的物质基础，通过劳动力的转移，经济增长最终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收入分配差距通过总供给、总需求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由于二者的互动关系，我们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应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互动的框架下去解决，不应该就收入分配差距而论收入分配差距。
(一)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干预或金融调节两种渠道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不但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同时有较强的外部性，教育有准公共物品特性。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穷人由于收入约束，又不能通过金融借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这两方面的特性使作为公共服务导向的政府应该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另外，应该促进教育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加融资渠道，政府可以通过助学贷款、提供担保等多种形式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金融支持，促进人力资本投资。
(二)我国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引起的，相反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充分，垄断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我国收入最高的行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平均工资收入相差5倍多，而发达国家这一差别不到两倍。行政性垄断给行业带来巨大的超额利润，而不是平均利润率，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大部分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导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扭曲。因此打破行政垄断，成为了规范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
(三)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可以为广大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同时农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造成城市化严重滞后，针对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实，我国应该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效应，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国家，最大限度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意义深远。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最低为78%，有的甚至达到90%以上，我国的城市化率为50%左右，我国城市化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非常大。因此，要加快城市化进程，走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就地进行剩余劳动力安置，城市化和城镇化协同发展。另外，要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为农业生产、农村发展提供资金、人才支持，促进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缩小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收入差距。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GDP年均以9.6%的速度高速增长, 人均GDP也保持了8.28%的速度, 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本文首先从多视角对我国收入差距现状进行分析;接着探讨了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后, 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互动的框架下, 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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