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教育的复兴与转型

精英教育的复兴与转型（通用5篇）

精英教育的复兴与转型 篇1

一、高等院校培养模式的窘境:大众化教育Vs精英教育

纵观国际教育体制演化和中国教育体制改革, 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都是社会发展到今天所必须的教育趋势, 高等教育机构也一直倾力于探索将有限或稀缺的教育资源在“大众”与精英”间进行最佳分配与整合的路径。

2002年在经历数次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突破15%, 2005年, 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2300万人, 高等教育规模跃居世界第一, 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 浙江、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则更是高达34%、52%、53%, 我国进入了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后, 高等教育的规模和高等学校的数量成倍增长, 规模、质量、结构、功能的失调发展也伴随而来,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定位面临一系列问题:如何妥善处理大学教育质量与大学生毕业率之间的关系;如何应对入学率大幅增加与就业率降低的问题;如何解决适应性、守成性的就业型教育与大学生创业创新意识养成的矛盾。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逐步提高, 探寻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显得尤为迫切。

然而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普遍的发展战略布局与培养模式是:精英教育机构———重点大学大办成人教育、高职教育、网络教育, 高职高专则热心于“专升本”, 办成多科性大学, 进一步争取评上硕士、博土授予单位, 成为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大多数全国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以办成国内或省内一流, 国外或全国有影响的多科性、综合性、研究型巨型大学为己任。显然这些有违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单一化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矛盾, 势必导致大量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大众化教育要走出困境亟需我国高等学府反思其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分层定位, 让一部分有条件实施精英教育的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承担精英教育任务, 大部分院校与学科专业承担大众教育任务, 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并举。这点在我国教育学者中也达成了共识, 他们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在进入大众化阶段后, 应该确立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并举, 两种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协调发展, 两类不同层级的高等学校科学定位, 从而构建高等教育新的体系。

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模式选择:大众化定位下的精英教育

正如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家马丁·特罗所指出的, 大众化时代精英教育不仅不会消失, 反而还必须强化。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定位选择, 是实施精英教育, 还是选择大众教育, 这既要考量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区域发展的需求, 更要根据现实的教育资源状况和进一步取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能性。本科教育定位于精英教育不仅体现在办学理念上, 而且还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则具有尝试“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植入精英培养模式”的条件。

1、合理的生师比确保了精英教育所需教师资源

截止2011年年初我国约有357所普通高等农林院校和其它高等院校林科分学校, 2001—2011年期间全国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年均招生人数平均为320多人, 毕业班本科生年均约为300人。从表1可以看出, 我国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规模扩大基本处于稳定水平, 甚至近几年出现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上海海洋大学农林经济管理系更为显著,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规模小与发展稳定使得该专业形成了合理的生师比, 有助于确保教育质量。2004年2月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 (试行) 》规定, 综合、民族、工、农、林、语言、财经、政法等院校生师比不超过18, 而目前上海海洋大学农林经济管理系的生师比不超过5, 开展精英教育完全可行。

2、高水平教师队伍和学术创新团队掌握了实施精英教育的关键

上海海洋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师的知识结构、学位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合理。这支教师队伍承接了众多重大研究课题, 获得了精英教育发展所需的经费;同时收获了大量研究成果并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 同时教师能给学生提供积极主动的服务, 使学生能利用各种渠道自主探索学习知识与提高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在课程设置方面, 拥有和利用优质的教学资源, 建立基础宽厚、学科交叉和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 为学生提供广阔的知识架构和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通过多次选择、逐步到位的机制让学生在专业学习上有更多的选择自由, 有利于学生构建适合自身特点的知识架构和发展途径, 这些均为精英教育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高素质的专业生源使精英教育实施顺理成章

上海海洋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生源评定以一本分数线为基础, 同时还十分重视考生服务于社会的精神和社会实践才能, 招进了一批来自广西、湖南、江西等农业大省的学生, 这些省份对农林经济管理人才有庞大的市场需求, 同时这批学生也能很好地把理论知识灵活地应用于社会实践。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大众化背景下的战略定位, 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农业领域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大众化定位下的精英教育将助推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在朝普及方向发展, 实现向精深方向发展。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来看, 在今天美国哈佛、加利福尼亚大学比它们在没有大众化部门时更加精英化了, 同时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 高等院校或者特色专业需要把重点放在从塑造个性转向培养更为专门的技术精英上。同时精英型教育需要在专业规模扩张和保证教育质量两方面进行权衡, 需要对培养模式进行审慎抉择。

三、精英教育“异化”———大众化教育中的学业导师制

大众化教育中的精英教育是采用“早期淘汰机制、胜出者接受专门教育”的英国式庇护流动模式, 还是“将选择过程尽可能推迟, 所有人都可参加公开竞争, 最后产生少数精英”的纯美国式竞争流动模式, 目前悬而未决。然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精英模式称号的选择相比精英教育的功能则显得微不足道了。当今精英教育的功能发生巨大的变化, 与传统的精英教育为国家培养官僚学术人才的功能相比, 知识经济、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的功能更多的关注经济因素, 是社会的良性发展。西方的发展模式也证明了精英教育是大学的必然选择, 而像英国牛津、剑桥, 美国的耶鲁、哈佛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殿堂、英才的摇篮, 其特有的导师制功不可没。因而作为精英教育“异化”形态的学业导师制有望成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现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培育精英人才的战略工具。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育模式的转型可以以学业导师为切入点, 本科生导师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 导师给予学生学业生活, 做人和治学双面指导, 有利于本科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学业导师的职责在于提供给双方共同思考同一个问题的机会, 鼓励学生在学习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培养他们独立学习、思考、工作的能力, 给学生充分的自由, 放而不弃。

1、导师制的教学方法重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及创造性思维

导师是学生所选科目的学者, 他负责指导学生的学业和品行。导师协助安排学生的学习计划, 指导他如何取得进步。导师的责任是鼓励创造性的进行探索, 建构和再建构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导师制有利于对精英因材施教, 在专业上精耕细作, 挖掘和开发他们的潜力, 从而促使独立钻研、开拓创新, 导师制为精英的培养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而且师生研讨过程中的辩论及讨论, 有利于倡导在导师和学生间积极的思想交流, 要求提出并论证自己的观点, 也锻炼了精英的逻辑思考及临场反应能力, 同时它培养起了精英人才的自尊、自信和自我展示的热忱。

通过导师制, 我们可以把大学的集体教学与导师的个别辅导相结合起来, 把学业发展与个性发展、生活价值观教育等结合起来, 培养全面发展的精英人才。通过导师制, 能够反映精英培养方式上的独特性————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再加上独特的专业和课程设置、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实现了对精英的全面培养。

2、基于导师制的系统培育机制

在教学目标上, 强调发展智力重于获得知识;在课程和专业设置上, 改革专业教育, 实行选修制, 强调教育目的的内在性, 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 反对教育外在的功利目的, 重视学术性专业与课程;在教学内容上, 以培养知识面宽的博学精英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人才作为确定内容的标准;在教育目的上, 强调自发原则,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 重视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能力的培养等。在这种系统培育机制下, 我们可以逐步积淀注重学术与自由、重视知识内在价值、强调发挥个人才智和潜力的传统。

3、学业导师制的推行措施

采用学业导师制培育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优点是:一来可提升学院的知名度和创建优势专业;二来能给专业突出的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和展示才华的平台。具体的推行措施与方案包括以下方面。

(1) 基于本科新生自愿自主并结合对其分类分组推行学业导师制。在新生进校时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并组织专业教师对他们进行严格的面试, 经过筛选, 把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分类分组, 学业导师在专业教学过程中将根据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兴趣与潜力技能特长状况等方面进行分析调整, 因材施教, 力求每位学生都能得到进一步的深造、提高, 成为专业造诣较高的人才。

(2) 通过“教学机制”促进学业导师制。基于学业导师制的精英培育方式从封闭型、象牙塔式的精英培养逐渐转变为自由的全方位的培养, 从单一的学科设置发展成为多样的、可供选择的学科。同时不断改革教育与教学, 课程体系, 除了正常开设的课程外, 我们还可以根据其专业发展的需求专门增设相关课程, 例如聘请图书馆经济管理专员对学生进行专业数据库分析介绍、文献索引、文献查新,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方法等。

(3) 学业导师作为本科生提高专业水平、进行科研立项的指导者。学业导师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引导学生开展科技学术活动从而提高专业水平。组织学生参加导师所在课题组或导师个人的学术研究活动,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思维习惯和科学研究思想。大学生如果能参与科研课题, 会使创新性潜能得到及时发掘。

摘要：文章系统梳理我国高等院校战略布局, 发现高等教育目前陷入“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模式两难选择窘境。文章基于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现状, 提出合理的师生比、高素质高水平教师队伍和学术创新团队、高素质专业生源基础使得该学科可以走出这一困境, 实现大众化定位下的精英教育, 其在实践中表现为学生导师制, 导师制的教学方法重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及创造性思维, 同时文章提出了基于导师制的系统培育机制与具体推行措施。

关键词：大众化教育,精英教育,异化,学业导师制

参考文献

[1]老教授协会课题组:高等学校精英教育定位问题的探讨[J].高教与经济, 2007 (1) .

[2]2012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M].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2.

浅谈地方精英的转型问题 篇2

1 国家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中地方精英的出现

一个政治权力的运作具有两种模式,就是古代所谓的皇权和现时代的政权,总体而言就是所谓的行政权力,行政权力如何有序运作,总体上具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就是直线式的行政权力,一杆到底,意思就是从国家一条直线垂直到我们乡村的每个地方甚至是每个个体。行政权和我们每个人直接勾连,即行政权力直接管理我们每个个体,但是这种状态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并非直接存在,众所周知在古代皇权至上,小到县令都是皇上所选出来的,派送到地方,那么以县令为中心就形成一个私人领域,正如古希腊的城邦一样,那么随从县令的人员比如师爷以及普通衙役都是县令招聘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它并不属于国家行政编制之内的,正如现在我们国家行政单位最小一级就是乡政府,有些职务它并不属于公务员而是我们所谓的聘用制,乡政府的书记和县长毫无疑问都是公务员,但是有些人员并不在行政编制之内,比如村委会的办事人员,因为村委会它是个自治组织,它不属于国家权力机构,村委会的主任或是村党支部书记并不需要通过公务员的考核,而是直接由民众选举出来的,行政权力到此为止就不会往下再延伸,那么行政权力要想达到正常运转,这种公共共同体与民众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实践过程总往往证明了这种直线式的行政权力运作方式是困难的,因此就出现了另一种状态即行政权力需要倚重社会代理人,意思是政权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它需要一种社会力量来解决社会的问题,也就是说会让渡一部分权利给社会团体或者社会机构或者民众的这种自治组织来解决对于基层民众的管理问题,由此便出现了地方精英阶层。正如孔斐力所言“它只是管治的补充”,中国传统的政权结构就是这样一个结构,然而真正去管理乡间社会和民间社会问题的就是这样一种地方的社会精英,也可称为私人阶层,张仲礼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在传统的封建中国就有这样一部分人存在,他们会在幼年读儒家的经典比如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四书五经,少年读书求学,中年出仕为官,考取功名然后进入政治体系,对于他们而言获得功名也就获得了政治身份,老年告老还乡,所以地方性的士绅阶层分为两类人,一类就是告老还乡的这类人,还有一类就是深受儒家经典影响受到过教育但是并未出仕为官的那些人,但是他们仍然在通过受到教育获得了基本的受教育者的身份然后在地方获得一定的威望,成为地方的士绅阶层,也就是说地方的公共事务往往是由他们来主导的,就像如今村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找的解决问题的人并不是村委会的办事人员,更多的是地方一些拥有话语主导权或者有威望的那些人,费孝通则认为绅士是士,官僚是士大夫,身份并不一样。自治团体是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产生的,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

2 国家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中地方精英的转型

从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旧的士绅阶层随科举制废除和清王朝灭亡而趋于衰落,代之的是与地方自治制度相为里表的新官绅阶层,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实际上形成了国家行政与地方自治行政两个并行不悖的系统,基层权力变迁反映了私的权力体系不够权威,不够清晰,不够持久,不够权责统一,他们更多的是不独立的体系。

在过去要想成为地方的精英或者是能够主导地方事务的人必须首先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说这类人首先必须是受过基本教育的人,基本不会存在地方精英没有受过教育的现象。在教育体系中获得过基本的教育资本,皇权经由士绅阶层与底层群众相连接,那么这样的士绅阶层就必须既要处理好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与底层民众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处理公共事务并不是简单的为谋取自身的利益,而是在处理地方事务中履行部分国家行政职能,他们对于民众的诉求也必须给予基本的考量,并且形成与国家权力的一个博弈。比如说在古代发生灾荒,为民请命的行为,他们尽可能的为地方民众争取国家的救济或者说援助,例如要求赈灾或是减税等等包括一些公共事务的调停。

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士绅阶层逐步被遗弃,并且很少有人来作为补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的社会没有读书人,这些读书人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唯一的路径是做官然后进入到政治体系之中,近代新式学堂的出现,新式知识分子要想获得生存的空间,想要将他们的知识资源转化为生存资本,他们唯一可选择的就是进入城市之中,就象今天的我们一样,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具有更多优势的城市而不是回到乡下。就象马克思谈论过,我们的生产方式要想达到一定的效果,必须有基本的生产领域作为支撑,而那些新式学堂所给予的教育就是把人的生产方式更多的集中于城市空间,所以就会出现原来那种稳定的经由读书而成为地方事物的支配者的这种地方精英阶层就出现了转型,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外流了,原有的那套模式就没有办法继续运转。但是一个地方总是有支配者与受支配者的存在,一旦那些精英流出去了,新的精英阶层会出现,这些人要么是经济实力很强要么是有一定的权势或者说是有特殊的权力支撑,还有一种就是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灵活应变的人会容易获得支配权。所以会发现新式的地方精英会与传统的儒家经典之间相脱离而更多的与经济与政权与个人的某些自然禀赋相挂钩在一起的现象更加普遍,这种状态当然不是在否认新式精英的存在,他们只是与原来的士绅阶层有所差别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权取得了某种一致性。在此过程中他们又能较好的处理与民众的关系因而获得更多的稳定性。

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架构为什么能过获得超强的稳定性就与此相关联,帝王的更替对于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并不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地方事务向来繁杂,多数事物都是由地方精英来处理,地方精英有共享的价值标准并与政权之间有着稳定的联系,稳定性比较强。而近代以来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以及地方精英选拔系统的更新,因而新式的地方精英不共享儒家传统思想这一套文化体系,其实便意味着他们对政治观念的一致性开始出现改变,另一方面,新式地方精英在新的时代新的教育体系中获得各种教育资源,这样便为他们重新审视政权结构提供了条件,这意味着新式的地方精英与上层政权结构之间稳定的联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动。韩国学者吴金成“从公的方面来看,他们作为国家在乡村统治的辅助者,担负着代表乡村舆论的责任和作用,有时,也出面充当国家权力和乡村利益之间的调和者。”他们在那样动荡的社会中获得支配性事实上与他们本身的利益诉求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之所以以如此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地方事务之中是因为在其中可以实现利益。但是前提是必须占据一定的政治地位。因为利益的实现是与他们从事的活动与他们占据的政治空间大小是密切相关的。

根据杜赞奇先生的说法,传统的地方精英可称为功利性经济人,新式的地方精英又可称为营利性经济人,所谓盈利性经济人就是做的事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当他们面临生存压力的挑战时,他们极有可能不断变化对能与其合作的权力代表对象的选择以便获得更多的利益支持。否则他们二者之间就会成为对立面,所以他们与上层关系不再是基于一个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政权结构运行而形成的一个整体。当然基于利益本身的关系必然会有分歧的可能。相同如果这些地方精英在处理地方事务中利益受损,那么他们的利益必然会与上层政权以及底层民众的利益之间形成对抗,如何去解决这样的一种利益对抗,就必须通过博弈与双方的协调。

3 革命带来的地方精英的转型

新式地方精英也要与政权之间进行斡旋并处理好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导向,就是寻求自身利益的实现,但又因为没有稳定的联系而导致他们既渴望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之中,但又害怕自身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最终面临分离的结局。同样他们与底层民众之间也有同样的问题,如何去得到利益的保障。

那么近代以来,在整个的地方精英的整体变迁中,出现地方精英开始掌握自己的武装的现象,美国学者孔飞力在研究十九世纪团练与地方军事化过程中,认为还存在相当多的虽然无功名的,但却是对地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物。如果一旦矛盾上升到需要武力来解决,那么他们之间就会失去妥协的空间,最终会演变成暴力与暴力之间的对抗。

革命的发生事实上与先行者关于革命动员有关,但我们知道在进行社会动员时,要想让农民真正的起而抗争,用政治抗争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以追寻自身的利益那么这个就和特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支配环节的改变具有密切的关联。毫无疑问在我们后来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进入打碎原有的道德伦理的束缚,不再有神权,夫权等等建立革命根据地给予民众以自由抗争的现实来看似乎证明了以上理论的可能性,但是从整个近代中国革命的进程来说,整个政治权利架构的运转本身也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出现。

摘要：作为“声誉群体”的代表即地方精英,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道德、才识、门第以及权势等方面都得到了底层民众的心理认同。随着国家政治体制与地方社会权利体系的演变,地方精英也随之不断转型,当然它与中国的革命密切联系,同时它也与中国地方社会领导权问题密切相关,在当代重新谈论地方精英的转型问题对于重新定位今天的地方知识分子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国家政治体制,地方精英,转型,革命动员

参考文献

[1]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张仲礼.中国绅士[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3]费孝通.费孝通选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4]魏光奇.地方自治与直隶“四局”[J].历史研究,1998(2).

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 篇3

先看看我们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首先，肯定是精英治理。从部长、市长到县长都是优选出来的精英分子。但他们是不是从大众利益出发?我觉得不完全是。如果他们真心诚意像共产党党章所说的，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我们这个社会肯定没有问题，是稳定的社会。最近有个当官的问，记者是替百姓说话还是替党说话，提这个问题无形中暴露了两者利益的不完全一致。一些有权的人想的不是大众的利益，他们凭借权势可以左右司法，包庇坏人。这样就给民粹主义者创造了机会，令他们可以全面地攻击精英分子，否定精英的作用，但这不是从大众利益出发的。一个没有精英管理的社会能走上正轨吗?

一个社会中，精英永远是少数，群众是绝对多数。革命时，是暴力在做决定，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社会转型不是精英分子掌舵，而是大众掌舵，少数精英被大众同化或被劫持，不得不跟着大众走，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的情况。这种革命的后果是很难预料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发生革命，而希望出现由精英掌舵的社会转型。如果没有一批真正为大众利益着想的精英，大众的利益没有人关心，革命就在所难免。现在的精英没有深刻理解这一点，社会转型就容易被那些冒充“大众利益代言人”的人所控制。

现在就有人为了讨好一般群众，否认精英的治理经验。这种人对问题并不很懂，却想在公众中树立自己的形象。他发表意见的目的是什么?未必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而可能是为了讨好舆论。

精英的意见和大众的意见往往不一样。如果两者意见一样，还要精英有什么用?让大家举手，少数服从多数就可以了。现代社会非常复杂，是与非并不容易判断。大众从表面现象出发，用常识作判断;而精英从事物的本质出发，用专业知识作判断。二者就会有区别。

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精英治理国家。近30年来共产党的精英治理国家总的说起来还是不错的，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值得肯定。但随着社会继续向前发展，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在转型的时候，要思考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怎么样，各自起什么作用。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事实上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或者可以从历史得到一些启发：英国几次成功的革命都是精英之间的协商，是上层阶层妥协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是民众专政，精英被民众同化了，结果并不好;按照中国的情况，如果还是让大众闹革命，像“文革”那样，看起来普通老百姓确实是非常有权威的，说斗谁就斗谁，说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痛快得很，但这条路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社会转型要由精英来掌舵。从根本上说，精英之所以为精英，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更根本的是因为他们代表基层群众的利益。

这一点怎么实现?我认为有两条路。第一条是能够为大众着想的精英分子不断地努力，做一点算一点，从摸索中前进，最后建成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治理队伍。这需要较长的时间。第二条路是，中国现在有非常好的条件，处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之中，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上自由民主精神的帮助。这个力量不可小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170年来的进步，其根源是由世界带进来的。如果中国与外界隔绝，完全没有任何往来，中国还是秦始皇、西太后的样子，不会有多大变化。中国已经这样存在了两千多年，要变也得再等几百年。中国的儒家思想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儒家思想中确实有自由平等的成分，但始终没有形成主流，所以我们进一步完成这个转型还要靠吸取世界上的先进经验。我们的经济改革靠什么?靠的是国际主流理论，不是靠中国传统;同样，我们的社会改革，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都是使用西方花费了巨大代价总结出来的经验。尽管学习西方的主张可能还会有争论，事实上已经争了170年，但事实越来越明显，学习西方必要性的争论比以前少多了。当然，也应该强调，学西方不是照搬，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但是首要的是必须学习，然后才是不要照搬。现在国际环境非常好，让我们一起努力，同时要有更多在位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真正思考底层群众的利益，这样才能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

医学精英教育复归的动力与曙光 篇4

1 医学精英教育复归的动力

1. 1 社会的现实需求驱动着医学精英教育的复归

医疗卫生服务是“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经济私人品”[1]。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们的富裕程度决定着他们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高低。贫穷年代, 民众压抑了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使得人们的可支付能力不断提高, 之前被压抑的需求开始勃发: 健康意识不断提升, 对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这为医学精英教育的复归提供着物质动力。

患者就医的核心要求是能够转归痊愈。而大医院、专家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高超医疗技术的载体, 所以患者们涌向了大医院找专家看病。这是在身体的痛苦与心理的恐惧下找寻可靠疗效的行为表达。那么, 大医院的专家从哪里来? 医学院校。由此可知, 人们的趋高就医[2]需求为医学精英教育的复归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行为动力。

1. 2 生源减少迫使医学院校走精英教育之路

社会普遍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而一般情况下, 多养孩子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 反之, 生育率的降低可使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况且, 中国自1980 年就开始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33 年来, 在“只生一个好”的口号规劝和现实的行政、法律压力下, 人们的生育意愿日渐降低, 4-2-1的家庭结构明显。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中国人口的减少“居功甚伟”。在国务院发布的第6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 0~ 14 岁的人口同2000 年第5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下降6. 29%[3]。2011 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公报的数据显示, 2010 年全国出生人口1604 万人, 自然增长率4. 79‰, 这个比例处于很低的水平[4]。相应地, 高考报名人数呈现出了逐年下降的趋势。近几年, 作为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省高招考生人数依次为: 2008 年98. 8 万, 2009 年95. 9 万, 2010 年95. 2万, 2011 年85. 5 万, 2012 年80. 5 万。由此可以看出, 考生人数呈现出了逐年下降的趋势。

显然, 这会给医学院校的招生带来供给减少的不利影响。厦门大学去年4 月份发布的, 对报考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护理学院的学生实施免费的政策, 既是对不良招生状况的无奈注释, 也是对其它医学院校的招生发出了警示。因而, 医学院校必须要走量少质优的精英教育之路, 培育出“德才近仙”的高质量医学人才, 方是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

1. 3 “三业”压力驱使医学院校走精英教育之路

近10 年来, 医学专业毕业生数已达到300 万以上, 但只有六分之一的人最终成为医生, 医学生不做医生、医生大量流失, 成为一个社会现象[5]。

1. 3. 1 学业压力

医学生以后的工作是“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的医学, 因而相比其它学科来说, 学业压力最大。专业课程繁重而枯燥: 不但有难学难记的医学概念, 还有繁复的生理、病理、病理生理、生化等多门课程。除此之外, 他们还得学习与其它普通院校学生一并要考的计算机、英语等。再加上医学学制长等原因, 使得学医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高, 医学生付出的艰辛远大于其它普通院校的学生。而在人们致富欲望颇为强烈的当今社会里, 选择学习商科、工科等赚钱的行业, 是又快又好的。这会引致报考医学院校的人数减少。

1. 3. 2 就业压力

现在的医学生如果不拿下博士学位, 是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的。也就是说, 他们要经过十几年的学习, 才能成为一名正式医生。此时大约30 岁了, 事业才刚刚起步。而与其它本科4 年后就走上社会的同学相比, 他们已经工作7、8 年了。也即, 一个还在蹒跚学步, 另一个正要昂首阔步。在广东省的一些地区, 医学生的就业率已连续多年处于各类毕业生就业率的末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红漫教授发现, 对就业前景有信心、愿意从事临床医学的医学生只有一半; 而在2010年这个数字为56. 9%。仅2 年, 医学毕业生对就业前景的信心就下降了近7 个百分点[6]。

1. 3. 3 职业压力

医生的职业压力表现为生活、工作、学习的各个方面。忙得如一刻也不停运的机器, 是医生职业特点的生动写照。生活上, 很多医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节假日, 顾及亲人的时间很少, 甚至年轻医生们没有时间谈恋爱。学习上, 要跟上不断发展变化的医学, 应对各种各样的考试、培训。还要晋职称, 发表论文, 申请课题。工作时, 神经高度紧张地面对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的病情。纵然是下班回家, 心里也还惦记着病号。另外, 身为医生就很难避免危险的职业暴露。当下的H7N9 禽流感正在传播, 而医务人员正处于疫情的风口浪尖。笔者于4 月20 日得知, 四川雅安发生7. 0 级地震后, 川中的医务人员冲到了最危险的地方。

如果说上述的职业状态还可以忍受的话, 那么, 民众从最初的摇篮到最后的坟墓, 都有可能见到的医生们, 在而今激烈的医患冲突、伤医事件频发的情况下, 就活得太艰难了。病人们已经把录音笔、摄像机以及污言秽语、暴力带入了诊室。《柳叶刀》杂志中写道, “医院已经变成战场”[7]。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每年发生医疗纠纷超过100 万起, 且仍高速增长, 由医患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因而出现了令人沮丧的现象:医生不希望子女学医的比例在不断上升:2002 年为53% , 2004 年为63% , 2011 年为78%[8]。

佛经云: 不思议业力, 虽远必相牵。果报成熟时, 求避终难脱。上述种种, 导致了大量人才“逃离”医学事业。在此, 我们无需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批判这些逃离者如何如何。因为, 人不过是人, 而且是凡人, 凡人皆趋利避害。

三业压力中, 学业和部分职业压力是医学自身特点的表现, 就业和医患纠纷很大程度上与体制有关。对此, 医学院校并不能直接做多少事情。但是纵观人类发展的演进历程不难发现, 不论世道如何变化, 自身的优秀才是王道。因而, 医学院校唯一能做的, 是在人才逃离医学事业的压力面前昂起头来, 而不是被压力所击败。这就需要医学院校专注于拯救人类苦难的崇高使命, 坚韧于培育医学精英, 为众生的健康谋福祉。反之, 如果被压力击垮, 那么在医学院校的面前就只有末世之路了。

2 医学精英教育复归的曙光

2. 1 医学的悲悯是医学精英教育永不熄灭的灯塔

在本质上, 医学学科, 试图理解的是一个与人类有关的永恒主题———人的自然本性[9]。按照WHO的定义, “健康是整个身体, 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完好状态, 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人的自然本性既有动物方面生理性的东西, 更有人性方面精神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 医学的本质既是科学的, 更是人文的。因而, 它要求医学生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 就应该: 一是要有科学的理性思维与精湛的技艺, 二是要有人的温度[10], 有对人性深刻的理解、同情与包容。医学之所以崇高, 在此, 医学之所以悲悯, 更在此。医学要面对活生生的人救苦救难, 而救苦救难就需要有对人类的苦难怀有深深悲悯的精英医生。因而, 医学的悲悯性指引着医学行走于精英培育之路。

2. 2 学界的反思与批评

南方医科大学校长陈敏生认为, 医学教育不应该被当做大众化教育, 应当以精英教育来对待, 更应注重内涵的提升。因为, 医学科学是以生命为研究对象的, 而生命高于一切。但是在当下, 医学院校的做派已经使医学教育逐渐散去了精英教育的光环, 医学教育走向了泛化与平庸。郭永松[11]认为, 在我国有不少医学院校并没有按照精英教育的规律和要求来培养医学人才, 具体表现在: ( 1) 招生规模过大, 导致生源质量下降。 ( 2) 与招生规模相比, 医学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办学条件极差, 减少了学生的操作机会, 临床教学质量下降。 ( 3) 医学人才培养质量难以保证。招生规模过大, 教育资源不足, 使医学教育无法做到精心培养, 影响了医学人才质量。雒保军[12]指出, “新增专业‘大跃进’, 使医学院校专业设置与国际医学教育改革发展趋势相去愈来愈远; 影响了学校科学定位, 迷失了发展的方向; 使学校失去了专业特色, 淡化了医学教育使命; 影响了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

学界的反思与批评, 一方面表达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为祛除医学精英教育渐失的不良现象而呐喊,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之眼”———思考医学精英教育渐失的现象、原因及对策。由此, 端倪了医学精英教育复归的曙光。

2. 3 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

2012 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 “坚持内涵式发展。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 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新, 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稳定规模, 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延续了13 年的扩招, 终于开始收敛。同时, 教育部全国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的举办, 以及医师协会自2013 年开始的, 对医师两年一次的, 包括法律法规、医患沟通、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务人员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人文医学”的定期考核, 以及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 卫生部《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 2011-2020 年) 》等, 对于遏制医学精英教育渐失的现象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与意义, 是令人可喜的———这些导向让我们看到了医学精英教育复归的曙光。

3 结语

讴歌在《协和医事》[13]中写道: “科学最需要的其实是一种方向感……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信仰问题, 科学既不真实也无生命……指引必须来自内部, 来自所有科学的最根本之处———来自求知的绝对意志。”因而, 医学院校培养专注与慈悲的医者, 应是它的内在指引和信仰之所在。

摘要：在医学精英教育渐失的今天, 我们看到了它复归的动力与曙光。社会的需求、生源的减少、“三业”的压力等驱动着医学教育从广种薄收到量少质优。医学的悲悯、学界的反思与批评以及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 让我们看到了医学教育复归的曙光。

精英教育的复兴与转型 篇5

相比风靡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单田芳、刘兰芳评书的火爆程度来说, 在新的世纪, 百家讲坛也深受大众的喜爱。拿《百家讲坛》和《大众书场》做比较, 是因为它们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从选题上来说。大众书场取材都是一些充满悬念、有浓厚的趣味性、情节起伏跌宕的故事, 如刘兰芳的《说岳全传》, 说的是岳飞英勇抗金却终被陷害的故事, 大起大落的情节、出人意外的结局自然牢牢地吸引了大众。《百家讲坛》作为科教类节目, 最初未能赢得大众的欢心。《百家讲坛》创立之初的宣传口号是:“建构时代常识, 享受智慧人生”, 请来的都是在国际上很有名望的大家, 如杨振宁、叶嘉莹、周汝昌等。讲授的内容也无所不包, 雅到美学, 俗到研究不孕症, 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但效果甚微, 0.02%收视率的惨淡经营, 面临着被淘汰的结局。后来节目的编导调整战略, 从“从大众着眼, 从小众着手”的定位出发, 策划了“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所谓的“从小众着手”就是宣讲历史知识, 普及人文常识, 所谓的“从大众着眼”就是, 要迎合大众的口味, 针对当时清朝电视剧的热播和人们对清朝历史着迷渴望探索历史真相的心理, 策划的“清十二帝疑案”, 既迎合了大众的口味, 又充满了历史的悬念, 经常是“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很有“大众书场”的味道。

其次, 从讲述人的讲述方式上来说。大众书场中的讲述人的讲述过程本身就吸引人们的注意, 语调异常丰富, 模仿人物语言惟妙惟肖, 节奏处理得缓急得当。同样在《百家讲坛》中, 不管是阎崇年、易中天还是于丹, 这些人的讲授方式都是抑扬顿挫、趣味横生的, 如同讲述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 充分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易中天解说《三国演义》, 把刘备、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原成生活中平凡的人, 用现代的语言评说他们:如用“OK”解释古代的“诺”、把周瑜说成“帅哥”、诸葛亮唱“卡拉OK”、关羽要成为“爱神”、韩信是“待业青年”、“项羽真是太有人情味了, 太招女孩子爱了, 恐怕那时的女孩子嫁人要嫁项羽这样的!”等等。将严肃、枯燥的历史讲述得充满趣味, 激发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的兴趣。于丹的《<论语>心得》也没有像传统解读论语那样, 用微言大义的手法去阐释, 用学术性很强的语言去讲述, 而是截取里面一个个的小故事, 绘声绘色地将它们讲述给观众, 让观众在这些蕴涵古代人智慧和哲学的小故事里得到启发。

此外, 从受众对它们的反映来说, 也是相似的。经典文化作为一种专业性很强的领域, 一直只有少数学者和专家涉足其中。然而以阐释经典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百家讲坛, 不论是收视率还是它对受众的影响等方面丝毫不逊于大众书场。古人奉若神灵的经典走下了神坛, 变成了大众书场, 当然会引起另一群人的不满, 那就是研究经典, 并以学术的道路传播经典的学术精英。很快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出现了两个立场鲜明的阵营:“精英队”和“大众队”, 一场思想上的激烈交锋再所难免。

二、传统精英与大众的力量对比

与大众对《百家讲坛》狂热不同的是, 一些学者和专家从专业的角度, 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质疑, 有学者提出《百家讲坛》的一些节目是“歪曲经典”、“稀释经典”。于丹的《<论语>心得》同样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抵制, 2 0 0 7年3月2日, 由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博士徐晋如发起,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一些人士在知名论坛天涯上发帖签名发文, 对于丹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讲解《论语》感到愤怒, 声明称, 任何妄图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了解传统文化的想法都是荒谬的, 并要求于丹立即从百家讲坛下课, 并向观众道歉。这些专家和学者的身份大都是大学的博士或是教授, 相对于“大众”来说, 他们就是“精英”。

那么, 什么是精英?菲斯克对精英的定义是“社会构成中属于支配阶层的少数人, 他们凭借某些假定, 被认为仅仅属优异禀赋而实施或宣称对社会与文化的领导”, 而优异的禀赋“涉及智力、创造力或艺术性情, 它们常常被说成一种能比他人更好的进行辨别与判断的能力”。[1]

中国的文化传统将精英文化放于高高在上的地位, 古代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作为大众文化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在当时它们却屈居于诗歌、散文这样正统文体之下, 当时有抱负的文人以写一手好诗和散文为荣耀, 并且可以凭此在仕途上有所作为。词、戏曲、小说这些文学体裁只是作为消遣所用。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文艺理论主要深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 其中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也是如此。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的理论在西方一直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它毋庸置疑地代表了一种精英主义的价值立场, 体现了论者将文化批判同社会分析结合起来的社会学视野, 显示了一种人文知识分子守望历史、关注未来的济世态度和通过文化改造以救人生的使命感。以下是西方有代表性的关于大众文化的观点, 对西方和中国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0世纪初,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的研究对“大众”问题的探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他提出的一些观念和概念至今仍被沿用, 使大众理论的探讨和批判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奥尔特加看到了一战后大众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敏锐地感觉到了大众已成为“镁光灯下的主角”。但他对大众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将人分为两个阶层“少数精英”和“一般大众”, 他对精英充满了赞美之辞, 认为他们是“高尚的人”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而大众是“这样, 纯粹数量的东西——大量的人——就被转换成质的决定因素:大众也就变成了一种共同的社会特质, 即与别人没有差别, 而自身只是某种类型的重复。……大众的普遍形成意味着组成大众的个体的欲望、观念、生活方式千篇一律, 这是毋庸置疑的。”[2]也就是说, 大众是对自己没有要求、愿意随波逐流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理论的探讨, 被作为是大众理论的真正开端。该派成员接受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 藉以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展开批判。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3]。当文化成为工业, 文化就不再是个人精神的创作, 而变成了商品的大量复制。这样的文化工业丧失了传统文化应该具有的超越性、独创性、否定性。马尔库塞将大众称为“单向度的人”即对“自己没有任何要求, 就这么活着的人。无需努力趋向完善, 他们只不过是随波逐流的浮标而已。”[4]“单向度的人是相对于前工业社会拥有自主精神和个性意识的人来说的, 意即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5]这些“单向度的人”已失去独立思考、改变现状的能力, 甘心被统治者愚弄。

此外还有本雅明、詹姆逊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 他们都具备共同的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的特点。他们这些学者大多出身优越, 拥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 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 表现了精英文化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立场。精英文化往往都是经由几代人不懈的努力而完成, 而这些人, 与普通大众比起来, 有更高的文化修养, 更好的领悟力, 在专业方面具有更强的钻研精神, 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精英文化是文化中的精华。而大众文化, 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所以对大众文化持批判的观点, 具有其合理的一面。

三、道并行而不悖——对怎样普及文化经典的思考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 精英们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大众虽然人数众多, 但所发出的声音相对来说是弱小的。但从《百家讲坛》始, 发生了转变, 尽管精英们提出了种种质疑, 大众对《百家讲坛》的热情依然很高涨。易中天凭借在《百家讲坛》所作节目出的书, 版税就拿到了500万元, 靠文化和知识赚取到高额的报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于丹的新书《于丹<庄子>心得》和《于丹<论语>心得》从问世起就占据着各大书店的图书畅销榜的前列。当十博士联名在天涯网站发帖的事件发生以后, 3月12日, 重庆大学、重庆工商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高校的十位博士联名发表《我们的一些看法——关于“于丹现象”和“抵制事件”》声明书, 为于丹辩护, 声明说:“于丹对于《论语》和《庄子》的解读, 起码促成了众多人重温经典, 进而对于加强自身修养、完善生活方式是有所裨益的。毕竟, 文化与经典的主要功能不应该是‘被束之高阁、供人们崇拜’。”

同样一种现象, 有人认为是“歪曲经典”, 有人认为是“促进更多人重读经典”,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古典文化应该怎样传授与普及。传统的文化典籍之所以属于少数精英的特权, 是因为在物质不发达的时代, 能够学习知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在漫长的推崇“文以载道”的年代里, 这些文化典籍被加上了很多功利化的色彩, 做了微言大义的阐发和解释, 因此而变得更加晦涩难懂。再加上年代久远语言渐渐脱离了生活, 这些文化经典离普通大众的生活就越来越远了, 所以文化典籍常常是“被束之高阁、供人们崇拜”的。

现代社会是个物质发达的社会, 受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现代社会是个信息爆炸的社会, 我们可以方便地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了解方方面面的信息。以往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精英文化可以很便利地传播向大众。并且大众对这些古代文化也有着自己的需求。正如于丹自己说的:“实际上当一个社会充满了多元选择的时候, 对于有信仰有定力的人生来说, 是一种奢侈, 但是对没有信仰的人生来说, 丰富的选择是一种灾难。”五四文化后, 古代文化曾一度被视为封建文化的糟粕, 转而向西方文明寻找支撑我们民族的文化和信仰, 我们与古代文化的根脉很微弱地在延续着。在经历了很多年的求索后, 人们发现在自己的血脉里有着天然的和古代文化的亲和力。在《论语》《庄子》《三国演义》这样的古代文化精华里, 有对于现代人很实用的生存智慧和做人学问。所以当《百家讲坛》调整战略以后, 迎合了大众的这一部分的需要, 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易中天说《三国演义》里所记的人物本来就是一个个的普通人, 我所做的只是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于丹在提到怎样普及和使中国文化兴盛的问题时说, “中国的文化不死, 根在当下”, 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 很多经典已经被经学家附会得离本来面目甚远, 正像于丹教授说, 中国的古典文化就像坚果的果仁, 口味好, 营养丰富, 但由于历朝历代对它的尊敬和膜拜, 坚果的果壳越来越硬, 只有学者知道那个果仁是什么, 但是大众不知道, 面对坚果时束手无策。她所做的, 就是把那层果壳剥开, 把果仁直接给老百姓。将高雅艰深的学术研究与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结合起来, 从神圣的学术殿堂中走出来, 既是大众的需要也是学术研究本身的需要。

争论的双方都有足够的论据来证明自己是有道理的, 要评判出个孰是孰非是不可行的, 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从“精英”与“大众”不同的声音中, 对我们思考经典怎样普及的问题有所启发, 它们都代表了一种角度和立场。中国文化的传统里有“道并行而不悖”的思想, 我们可以拿来所用。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们需要活泼生动的文化经典, 将文化经典向大众普及是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同时也要防止随意发挥和过度的“戏说”, 文化仍要保持其严谨的一面, 在学术高度和深度的拓展方面, 仍然需要许多精英不懈的研究和探求。

参考文献

[1]菲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2]奥而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7

[3]霍克海姆.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134

[4]孙长军.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解读[J].南都学坛, 2002 (03) :10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