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教育的弊端

精英教育的弊端（精选12篇）

精英教育的弊端 篇1

文艺将军李双江15岁的儿子打人, 引发人们强烈的情绪性反应。人们把自己对于社会等级固化、特权横行等严重社会问题的焦虑, 投射到这一事件上。不过, 这一事件让人们思考的最为直接的问题还是:精英的教育为什么是失败的?

一个社会总是需要治理的, 而治理是需要组织的, 组织是需要人来组织、领导、管理的, 所以, 社会永远需要精英。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一批精英, 他们掌握着大量资源, 对于国家的未来具有重大影响。

按照各个方面的信息, 在当代中国, 社会阶层正在固化:精英的子女继续为精英, 平民的子女继续为平民。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方案是打破固化模式, 通过制度变革, 恢复社会结构的流动性, 给底层人群以希望。不过, 这样的变革实施起来难度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就只能希望, 精英能够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健全的教育, 让他们具有优质的品德, 从而在未来承担起治理社会职能的时候, 不至于胡来。

种种迹象表明, 当代中国部分精英子弟之教育是相当失败的。最大的失败就在于, 德行养成被完全忽视。不仅精英家庭如此, 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对孩子的德行培养。在学校, 品德、语文、政治等教科书给学生提出了一些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化色彩的道德纲目, 这些是孩子很难理解、也很难做到的。而一出校门, 孩子看到的是与教科书完全相反的现实情形。这种对比, 让孩子对教科书的高调道德说教产生反感, 而生活在双重人格之中。

儒家传统十分重视家教, 负责任的父母会花费主要精力培养孩子的道德伦理意识。但如今的独生子女制度让家庭的权威结构颠倒, 从根本上摧毁了家教的社会基础。空前的功利主义社会气氛, 也让年轻的父母们几乎忘记了培养孩子德行的责任。当然, 相对于普通人家, 精英确实可以给孩子提供较好的教育机会。他们大多把孩子送到海外较好的学院、大学就读, 甚至在中学阶段就送出去读书。有些精英也希望培养孩子与众不同的品位和仪表。

尽管如此, 精英给孩子安排的教育内容仍存在很大问题, 比如, 大多数精英“钱”字当头, 送孩子到国外学习管理、金融、会计等专业, 希望孩子掌握赚钱术。仅此一点就表明, 这些精英其实没有真正的精英意识。他们完全不明白, 精英的首要责任是社会责任。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需要培养未来精英们的品德。而这一点, 在当下精英家庭的子女教育中, 是完全付之阙如的。

麻烦的是, 同样在品德培养匮乏的前提下, 精英家庭与普通人家子女相比, 更容易变坏。原因很简单:普通人家的生活比较质朴, 孩子的物质欲望还会受到节制。由此, 他们可以训练出节制的品德。而比较平凡的生活, 也让普通人家子女能训练出较为平等地与人打交道的品德。相反, 大多精英家庭拥有充裕的金钱、财富, 加上某些精英本身就缺乏德行, 放纵自己的欲望, 或贪贿, 或挥霍。这样的行为会给孩子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父母也凭借财富而倾向于不加节制地满足孩子的欲望, 孩子没有节制欲望之意识, 其整个行为也就趋于放肆、骄横, 而于不知不觉中产生诸多反社会的行为。李双江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精英子女如此放肆, 必然引发大众的情绪反弹, 导致大众对精英群体本身的不满。而缺乏责任意识的精英也可能因此而对大众做出情绪化反应。如此往复, 社会将会分裂, 这种分裂的政治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要缓解这种情绪分裂, 恢复社会团结, 精英群体必须自我节制, 也应强化对子女品德的养成。在这方面, 回到中国传统是十分明智的:精英们应当致力于恢复中国传统的君子教育。《尚书·舜典》记载, 帝舜命夔典乐, 以乐教“胄子”。胄子就是贵胄子弟,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精英子弟。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养成其“直而温, 宽而栗;刚而无傲, 简而无虐”的品德。这样的教育训练出的君子, 他们具有仁心、责任心和智慧。由此, 他们能够明智地进行治理, 从而能够被大众所接受。

尽管今日社会结构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 但君子教育同样是必要而重要的, 精英们尤其需要在这方面多下工夫。这不仅对整个社会有益, 也符合自身长远利益。筻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5期)

精英教育的弊端 篇2

——读林语堂《智慧人生》有感

寒假闲来无事，在乡下的家中也无书可读，整日翻看凌蒙初的《二拍》，不过是打发时光。眼看假期将尽，一月之中竟毫无收获。自觉愧对三餐饮食，于是寻觅好书阅读。有幸读到林语堂的《智慧人生》，恰好有许多文章是关于教育的，虽是近一个世纪产的言论，却和今日中国的现状有许多相同之处，只是许多弊病日益深重，侵入骨髓。

谈“空气教育”

说起一所学校的风气，我们想到多是学生遵守纪律、尊敬师长、认真听讲、近时完成作业、精神面貌佳等等，这是广义的学风。

这种学风一进校园一看便知，名校、普通学校、薄弱学校，优劣立现。所以，许多家长为孩子选环境，最看重的就是学校的风气。希望孩子每日在良好的环境熏陶下变得文明有礼，落落大方。

校风如何主要是看校长，校长重视良好习惯的培养，用精神养料加长期训练加严格要求加奖惩制度大体就可习得。在这一点上，我校一起码做得很好。我也认为，张校长的管理方法适用于任何中小学。换言之，一些校纪混乱的学校用张校长的制度来管理，我相信也能立竿见影。

但这种风气并不是最高境界。

林语堂先生说：“须知学校纪律严明、校风整饬，最多教了一群驯羊，按部就班，升级毕业，勉强过了读书的苦劫而已，但是注册部（教育部）能强你们得学问的皮毛决不以强你们得学问的精髓。要造成直跌宕的文人与旷达的学者，还是要依我所谓见气教育着手。”

那么什么是“空气教育”，林先生说：“相当于讲学的空气中，使人人见贤思齐，图自策励，以求不落后，谁有这“制造空气”的本领，便是最好的校长。

先生讲到牛津的教育，教授其实是一群养尊处优，无忧无挂，除了看书、吸烟、写文章以外，对人世不负任何义务的“大学生”，唯一规定是每年演讲三十六次，学习形式是召集学生，对其大喷其烟，师生朝夕相处，更多了生机灵性，被冒了四年烟，自然成为学者。教授演讲，使学生领略百家名师风采，学生心生羡慕，发愤读书，不须鞭策。

牛津的做法自然不可在中学完全套用，但是讲学之风却有必要形成。

为什么中国解放以来很难造就顶尖人才，这和过多的管制不无关系。学生在校只知纪律、成绩，“如此不由兴味之启发与学分之鞭策，叫人念书，桎梏其性灵，沦丧其慧心，如以刍养马，以革喂牛，牛马将来耒耛驾车，或是登俎豆，入太牢，虽然也都是社会有用之才，到底已违背牛马之本性而失其顶天立地优游于林下驰荒郊的快乐了。”这样禁锢自由、泯灭兴趣、缺少生机的教育，怎能培养成有独立思想、健全人格的人？

农村幼儿早期教育的弊端 篇3

关键词 ： 家长 ；早教； 盲目性 ；幼儿园； 师资； 健康快乐； 成长；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村家长对幼儿教育的认识不够透彻，理解错误；使得幼儿早期教育在农村开展面临很多问题，如幼儿早期教育的盲从性、追风性、幼儿教师的素质偏低、幼儿园的不规范性、还有农村幼儿早期教育小学化等等。

我对当地四个乡镇的十所幼儿园进行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幼儿教师不是幼师学校毕业，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学习；有的幼儿园只有园长是幼师毕业的，其余的教师都是聘请的，文化程度不一：有高中毕业的、有初中毕业的、有的连初中都没毕业，就来教幼儿，可想而知，这些被教育的对象又会学到些什么？他们能得到健康的身心发展和更好的全面的教育吗？

幼儿教育中由于教育对象年龄小的特殊性,对于幼儿既要养又要育，其中“养”也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因而对于幼儿的教育要求保教并重。“保”就是保护幼儿的健康。但健康的内涵十分广泛，有身体方面的，有心理方面的，还有社会方面的。 “教”即有目的的教育，这是按照体、智、德、美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的教育。如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传授知识经验，发展智力、语言及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积极的情感和良好的个性品质。

在我们农村家长更多的是重视幼儿身体上的健康，而忽视了幼儿早期教育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健康；或重智力的培养轻各种能力的培养。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孩子很聪明，生活自理能力却很差；有的孩子记忆力强，却缺乏创造力。这些都说明我们的教育还存在着种种弊端，幼儿早期教育内容不全面，家长盲目的追求智育的培养，而忽视了孩子的身心发展。农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由于家长的素质偏低，有的家长只知道让孩子入园学习，却有很多家长不清楚该让孩子学什么。三到七岁的孩子，他们的模仿力特强，接受事物很快，但不能辨别好坏就接受了，孩子一旦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就很难改变。目前在我们农村幼儿园教育场所设施简陋，场地狭窄。有的只是以营利为目的，把早期幼儿教育当作是产业（多数是个体的）。由于农村人口多，把适龄的幼儿都收到全日制的小学中，场所又不够用，只好允许有个体幼儿园存在。学龄前期的幼儿入学率较高，大班的入学率可达到100%，中小班的幼儿随着幼儿年龄递减入学率降低，小班年龄间段的幼儿家长认为孩子太小不放心送进幼儿园。三年制的幼儿园，许多幼儿都只上一二年，幼儿园的大班常常会超编，而中小班却常常学额不满。而三岁以下的农村幼儿进入托幼机构的更少，基本没有。也有的家长有文化，认识到孩子在农村幼儿园学不到什么，就把孩子送到离家一百多里地的县城去上幼儿园。孩子小小的年纪就要承受背井离乡之苦，承受离开父母的孤独之苦，养成了孤僻的性格。孩子失去了快乐的童年，失去了亲情的呵护。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在家庭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农村不少家庭都是三代同堂，爷爷、奶奶和孩子的父母共同承担养育孩子的工作，在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上难免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例当孩子任性时，孩子的父母一般不会轻易答应孩子的无理要求，而爷爷、奶奶则比较心软。有的爷爷、奶奶心中明知道不可过于宠爱孩子，但在孩子父母教育孩子的时候，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帮着孩子说话，袒护孩子。也有不少爷爷、奶奶认为教育是孩子父母的事，自己不需要负责任的，一味的放纵孩子，对孩子过分宠爱。家庭成员对孩子的教育方法，要求不一致。导致孩子从小就养成骄横的习惯，成了家中的“小皇帝”。到学校也是我行我素，不服老师的管教。

在农村，家长对婴幼儿早期教育认识不足，不懂幼儿教育规律，只有望子成龙之心，只注重知识传授，现实生活中，许多年轻父母常为自己幼小的孩子能认多少字、算多少题感到自豪，要求幼儿写很多家庭作业，限制他们玩耍……错误的把知识灌输当作是早教，总是用教的方式限制孩子们的自由，忽视了孩子心理的健康快乐的成长。也有的家长，总怕自己的孩子学不着知识，被别人的孩子落下，也学城里人对孩子的教育方法，把孩子送到舞蹈班、美术班、音乐班、外语班（其实这些老师的专业水平也很有限），学这学那，把孩子累的小小年紀心理就承受着重负，家长的盲从，让孩子失去了美好快乐的童年， 给孩子带来了严重的身心摧残。

更严重的是，农村幼儿园多数只注重文化课的教育，家长们也重视孩子今天学到了那些字，会做多少道题（并以此作为衡量一个幼儿园好坏和他们给孩子选择幼儿园的标准），忽视了孩子的身心全面、健康的发展。而且，孩子在幼儿园中学到的东西，等到上小学一年级时还要重学一遍在幼儿园中学到的语文、数学知识（因为幼儿园的教师们没有专业特长，只能教这些），这是教育的悲哀（据专家研究，幼儿每天玩的时间是一天中的三分之二，学习知识三分之一，甚至更短），是对家长劳动成果的浪费，更是对幼儿生命的摧残！（经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村孩子都要学习两遍小学一年级甚至是二年级的数学、语文课程）这是对孩子身心的折磨，何谈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由此看来，幼儿早期教育在农村便达不理想中的效果。学校为迎合家长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较严重。幼儿教育小学化在行为规范方面和学习知识方面表现尤为明显。现在孩子的智商都不低，只有情伤的同步培育，才能让孩子真正得到健康、快乐的童年。这样要求幼儿像小学生一样，便曲解了幼儿早期教育的涵义了。

中国精英教育的困境 篇4

其实上述网帖中强调的顶尖大学应以“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为目标, 说的就是精英教育。这和我们常说的顶尖大学应定位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 笔者认为中国顶尖大学的使命就是搞好精英教育, “错位”之说言重了, 比较恰当的是“不到位”。

在强调“教育公平”的语境下, 讨论精英教育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一般认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 15%~50%为大众化阶段。但社会的精英教育阶段与大学的精英教育, 实际上是两回事。也就是说, 过去我们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 大学的教育并非精英教育。比如清华, 一段时间的定位就是“工程师的摇篮”。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顶尖大学缺乏精英教育的成熟经验, 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我们还要搞精英教育呢?这其实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要要求。随着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让更多的中国人成为未来社会的领袖, 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需要, 也是世界对我们的要求。“985工程”“2011计划”的意义, 或许正在于此。

无论中外, 精英教育都是一个“烧钱”的差事, 需要持续不断的资源支持。缺钱, 也是世界上所有一流大学的常态。国外一流大学校长有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向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争取资源。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卡斯帕尔曾开玩笑说, 他一年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和别人握手。在中国, 如果名校校长和官员、企业家靠得太近, 就会招来很多非议。这便是中外文化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 即使中国的校长也整天和人握手, 也未必能筹来那么多钱。

笔者理解网帖作者的本意, 是希望国家更加重视精英教育。特别是要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给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剥离与其宗旨不符的附属功能。这当然是十分正确的。但在实际办学过程中, 中国顶尖大学也会碰到现实的无奈。中南一所大学校长就曾坦言, 学校一年网络成人教育的收入, 已远远超过了国家的985专项经费。如果中国顶尖大学也和国外一样, 全球遴选大师, 保持很小的规模, 不涉足经营相关活动, 所缺的经费从何而来呢?

事实上近10年来, 中国顶尖大学都在进行精英教育的相关探索, 国家和大学也给予这些试点项目相应的政策支持。社会关心的经费问题、行政化问题等, 在这些试点项目里都得到了较好解决。相比较而言, 笔者更为关心的是其培养模式。

“宽口径、厚基础、重交叉”的培养模式, “小班化讨论”的教学形式, 是美国一流大学精英教育较为成熟的经验。在清华“姚班”和其他一些试点学院里, 我们也能发现它的影子。从目前的试点效果看, 确实也很不错。培养学生对于研究的真正兴趣、独立判断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是精英教育的重点。如果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同样会受到就业影响, 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 就有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这或许意味着, 要么是我们的培养目标没有落实, 要么是培养模式不接地气。笔者最为担心的是后者。

围绕中国精英教育的模式问题, 其实民国时期就有过激烈的争论。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土货校长”张伯苓的教育思想, 那时候的南开大学, 毕业生适销对路, 也出了不少大师。

教育行政化的弊端 篇5

—大学教育行政化弊端什么叫教育行政化，说白了，就是教育官化、教育权力化。教育中的一切，不是教育自己说了算，而是教育之外的行政官员说了算，因为他们握有掌管教育资源的权力。就这次拜年通知，它的要求对象是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大学；通知的口吻完全是指令式的，就是在下达任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教育部和所有这些学校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行政意义上的上下属。下级服从上级，固然是行政领域中的铁定规律；但，行政的归行政，教育的归教育，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教育领域不是要服从，而是要自主。如果没有自由与自主，大学就不会有它的灵魂。大学行政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曾经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但这一体制本身严重违背了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今天这一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障碍。由于没有反映教育的本质性要求和特征，没有体现教育的专业性、自主性品质和精神主旨，现行教育制度缺乏内在的合法性及相应的权威。以其规范的教育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教育的理性方向，成为简单化、片面化的教育。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显示了中央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针对争论数月的高校“去行政化”的教育改革，中央政府一锤定音，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教育部长袁贵仁透露，高校改革将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模式。他认为高等教育行政化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一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长期以来，我国公立高校的校领导是有行政级别的。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为正局（厅）级，专科院校的书记、校长则为副局（厅）级。进入21世纪之后，为加强对高校的管理，位列985高校的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副部级干部，出现了所谓的“副部级大学”。这一情况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很多弊病。

由于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由中央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乏特色和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志。

从政府官员中选拔高校领导的做法，致使那些有先进办学理念、较强管理能力，但无行政级别者，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而那些从官僚体系中选拔上来的领导，对办学兴趣不大，更在乎领导岗位所带来的职务变动、级别变化。这些人的首要身份是官员，其次才是教育管理者。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11所985高校党政一把手进行调查发现，22名党政一把手中，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有11人，占50％，其中，直接从教育部司局长岗位到这些高校任职的就有4名。强化高校的行政级别，不可避免地助长大学的功利主义。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2007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就批评了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导致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他认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影响了学术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就会逐步失去色彩。这些弊端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影响下教育的本质错位

高校泛行政化、官僚化现象日益蔓延目前高校行政管理的泛行政化、官僚化主要体现在：

（一）：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官本位” 色彩依然浓重。

目前，我国几乎所有大学的整个管理体系都是按照行政原则，类似政府管理部门的体系建立起来，行政人员群体庞大，学术人员如教授、博士、学科带头人等与行政部门负责人身份混杂，高校对干部的考核、提拔、任命也效仿政府机关，要求比较严格，程序大体相当，且职务之间的待遇、权力、相应享受的权利差距较大，因此，很多行政人员都感觉在高校得到“一官半职”，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待遇条件和地位大不相同。以这样的思想出发办学，结果可想而知。在这样“官本位”意识的不断强化下，大多数情况下，很多高校教师都重自己的行政身份而轻自己的学术责任，对担任职掌权乐此不疲，对科学研究敷衍马虎。这些都导致了本质性的错位，大学在百度百科里这样解释:泛指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是指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的高等教育机构。这里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的教育机构，说明整个的管理体系以行政为原则本身就存在问题。

（二）：行政机构难以“消肿”，人浮于事现象依然存在。

很多因为临时需要而建立的行政部门因时过境迁无事可做，但依然存在，没有淘汰，反映出了行政制度的不合理，和行政运行机制的不健全。如许多大学在扩张的时候都会建立基建处，招了很多人，定职给级。但是在任务结束后，这些部门人员没有任务或任务很少，但和别的工作繁忙的部门待遇一样，仍然能坐享处长、副处长、科长的待遇，这种现象在高校层出不穷，却没有得到及时的改观。长此以往便会滋生出更多的问题。

（三）：扩张的个人欲望驱动官僚主义的滋生扩张。

随着社会经济意识的提高，高校各行政管理部门在“利益” 的驱动下，对有利可图的工作滥用职权，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尽最大可能为本部门或本人进行“创收”，人为的不顾集体利益设置工作障碍和关卡，不顾学校的利益和长远发展，“一心”为自己谋利益，该公开的流程和制度不公开，漠视国家教育的法律法规，人治大于法治，对于无利可图的工作则相互推诿，拖拉，造成人为的“管理停滞”等官僚主义作风和“衙门作风”。

教育中存在的过多的教育行政化。使得办教育成了一些人敛取好处的场所，最终会导致本质的错位。

二、行政权力下学术与行政权力模糊导致的资源浪费

高校行政管理的制度缺乏创新也是教育行政化的弊端之一，行政管理制度化、法制化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标志之一。长期以来，高校改革由政府主导，没有民间力量的参与，而且重点集中在教学科研运作和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因而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陈旧落后，并未得到关注与改革。表现为：一方面，规章制度落后于管理的发展需要；干部岗位职责划分不清，工作中扯皮、拖拉现象时有发生；对行政管理工作监督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往往出现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局面，最终导致工作的失误；学校内行政会议多、文件多、指令多，而真正对教学科研起推动作用的事却被束之高阁；部门与部门之间各自为政、职责不清，导致高校教育资源隐性流失，影响高校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近几年高校的急速扩招，在校生人数呈现出较快增长，高校教职工迅速从“人员过剩” 变成“人员不足”，多数高校几乎所有方面的人员都出现“缺编”现象，大量招用新的人员成为高校用人的关键。这样的变化掩盖了高校人员结构本身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导致改革无法向深入推进。高校用人制度、人员结构、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深层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积累成为影响学校发展的诟病。能够有效提高运行效率的机制需要尽快建立起来，学校的这些问题长期的得不到解决，使得属于发展学校本身和学术建设的资金被“瓜分”。这些都显而易见的成为高校教育中资源隐性流失，阻碍学校发展的“绊脚石”。

同时，行政化导致高校领导职位成为某些干部官升一级的台阶，只是自己实现仕途理想的一个暂时的落脚点。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便会另谋高就。因此造成高校工作得不到连续。频繁更换一所学校的校长，会导致大学发展难以形成独立发展的特色。工作的阶段性也使得每一届领导能够尽力为学校谋发展。只是做“太平官”，在自己的任期内不犯错，但在工作方面也没有任何进展。所以行政化也让高校领导不思进取。这些对于高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三、行政化导致高校学术氛围弱化。

尽管中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务。第四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维护广大教职员工的合法权益。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合法权益虽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在国家法律与教职工权益之间缺乏具体制度的衔接，没一个强有力的机制作保证，从而形成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方面模糊、学术权力弱化的局面。在以往行政权力居于优势的现行制度，让没有掌握“教育资源”的学术权力被弱化。学术权力的弱化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高校是搞学术的地方却成了满足个人利益与权力的“角逐场”。

高校行政管理部分人员业务素养低，亟待加强高校业务人员素养就要进行行政管理改革，从认识上看，我国大多数高校把管理当作一般性的事务性工作，没有形成对管理工作的正确认识。对管理工作和管理干部均缺乏应有的关注，形成了长期的片面化理解，认为管理工作“人人都会做，人人都能做”。从来源上看，我国高校的管理者来源构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优秀教师或者各种优秀专业技术人员中选拔；二是留校任教人员；三是从社会应届毕业生中考试选拔：四是由政府官员中选择高校领导。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由中央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所以不管是以任何渠道进入到高校管理系统的，最终都会由于“行政化”成为弱化学术权力的主力军。

众所周知，教育制度与社会上的任何制度一样，其内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正、文明、合理、公开的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而如果缺乏这些特征，制度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进而制度的作用就会被无形中减弱。而在我国教育领域中行政化的管理制度，使得管理者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协作合作关系，变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实质性的“上下级”关系。管理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向教师发号施令，甚至要求教师们要对他们的权威表示敬畏，教师们却几乎没有质疑和反对的余地，也没有这种权利。可以说正是我们长期秉持的行政制度抑制和掩盖了学术制度，造成了行政权力至上的结果。而行政原则至上的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教师的责任心。这与我们提倡的发挥个体的积极性背道而驰。行政化要求我们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是行政的一个重要原则。教育行政化最大的弊端就是，导致学校有最大发言权的不是教师，而是教育干部。正因为是教育干部，他们在学校里有比一般教师有更大的发言权。权力一旦得不到约束，一切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学校的教育干部比一般教师有更大的发言权，谁能保证他们不滥用权力呢，这不但损害了教师的利益，还会容易形成一个错误的导向，那就是教得好，不如做干部。在此错误的教育导向下，谁还会静下心来搞教育。从这些出发，高校的学术氛围弱化便成了必然。

也谈基础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 篇6

先看看我们的大众教育。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在大众教育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具体体现在：一是穷国办大教育，承担了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二是普及了9年制义务教育，据《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4.1%，更了不起的是我国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不仅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了学杂费，而且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了免费的营养午餐。三是基本普及了高中，2013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6.0%。四是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78年的1.55%提升到2013年的34.5%。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在大众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当年依靠“希望工程”来支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情况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普及义务教育和基本普及高中，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再看看我们的精英教育。我国高等教育在2013年的毛入学率已达到34.5%，改革开放30多年，高校为各行各业培养了数量惊人的精英人才，且不说在航天、军事等高科技领域，在其他各行各业，这些正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各类精英，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自主培养的优秀人才，当然其中的一部分有着海外继续深造的经历。但另一方面，让国人无法释怀的是我国至今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因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又备受指责。有人认为，我国大学的管理模式存在问题。有人认为，大学的扩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稀释了高校资源，影响了精英教育。也有人认为，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模式严重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大家都在力图寻找影响精英成长的原因。

我认为，单从教育本身去寻找原因是片面的，影响教育发展的并不仅仅是教育本身，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比如，人口众多是基本的国情，尽管很多人在痛骂高考，但面对教育公平的呼声，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比高考更公平的制度可以取而代之，有高考也就必然有应考，有应试教育的存在。现在好多人指责教育太功利，影响拔尖创新人才的涌现，其实，这种现象的背后，很重要的在于我国现行的用人制度，这一只无形的手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绝大多数学生基本上按照考个好分数—上个好大学—找份好工作的愿望规划自己的人生，至于所学的专业是否是自己的所爱并非最为重要。正因为如此，许多学生进入大学后，缺乏对所学专业的兴趣，难以成为“拔尖创新人才”也在情理之中了。此外，社会和教育的过于功利，使人们缺少了内心的宁静和耐心，也是重要的原因。

再回到教育自身来分析。

首先，从我国教育现状来看，无论是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某些问题的存在是与我国国情相关的，我们不能因为暂时没有获得诺奖而全盘否定现行的教育。

其次，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作为国家教育的组成部分，两者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珠峰之所以是世界最高峰，原因是它“长”在青藏高原上，没有基础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没有浓厚的学习型社会的氛围，势必影响精英人才的成长。反之，如果我们只关注大众教育，不重视精英人才的培养，教育发展仅停留在“普九”“扫盲”、高校扩招等层次，只关注教育公平而不注重因材施教，不能给学生更多的选择与空间，我们就无法培养出一流的人才，没有英才辈出的教育肯定也不是成功的教育。

再次，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尽管我们的社会现状和教育本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都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评论家，在我国高考和用人制度暂时不可能有根本性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学校应该在精英人才的培养上有所思考和行动。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精英人才的培养奠基。

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我们着重在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

第一，鼓励学生志存高远。

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必有非凡之志。学校有责任引导学生确立“兼济天下”的志向。在“201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我们看到这样一段介绍：1931年，钱伟长以文史学科双百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而此时，正值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以“中国枪炮不如人”为理由之一，实行不抵抗政策，钱伟长非常气愤，他毅然决定：“我不学文史了，我要学飞机大炮！”立志要科学救国，而实际上，他的数理化成绩加上英语总共才考了25分！后来，钱伟长就是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科学救国的远大志向，成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提到中国的“两弹一星”，我们自然会想到钱学森。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放弃了自己在美国优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冲破重重阻碍，毅然回国，投身于祖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更有为我国“两弹一星”献出生命的邓稼先……

他们的爱国行动比他们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也许更让人肃然起敬，正是他们胸怀大志，才成就了学术的高峰。只有志存高远，具有济世的情怀，确立了超越个人狭隘利益的人生目标，才可能做出非凡的业绩。

反观今天的基础教育，在青春励志、树立学生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方面的教育是有欠缺的，学生往往把考取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主要的目标，具有强烈的功利心。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个人利益至上已成了较为普遍的现实，一流的人才出国了，优秀一点的考上公务员了。缺乏远大人生目标的感召，还有多少人愿意耐得寂寞、苦苦专研呢？如此状态，不出大师自在情理之中。

我们的教育应该服务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仅有高考的高分是不够的，学生更应该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有“奉献祖国，服务人民”的人文情怀。这，绝对不是空话和大话。

我校学生在高中三年中，每个年级段都有阶段德育目标的关键词：高一是“诚信、博爱、责任”，高二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高三是“天下兴亡，我的责任”。三年中，通过课堂主阵地和学校人文情怀的熏陶，不断给学生以正向的引导。“名人课堂”坚持数年，学校经常邀请各行各业的精英给学生做讲座，包括“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先生的夫人、神舟六号副总指挥秦文波、搜狐总裁张朝阳、蛟龙号潜航员叶聪等等，让学生心目中有“英雄”的激励和示范，给学生树立人生榜样。

学校应该引导学生确立高远的人生目标，成为一个有灵魂的人。只有志存高远的人，才可能成为杰出的人才。

第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

我们着力于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程，让学生参加丰富的活动，经历丰富的实践与探索。在高质量完成国家课程的同时，我校为学生提供了80多门校本选修课程，有60多个社团供学生选择。学生基于自己兴趣爱好的选择，其自主学习的动力肯定是无穷的。

以学校的天文社为例。天文社的学生不仅参与天文观察，学习和普及天文知识，还开展了真实的研究。他们与英国瑞德克里夫中学的学生合作开展月坑研究，邵晨涵、何泉震、华云程、倪书楷等4名同学在2013年1月至2月期间，通过接收美国宇航局相关望远镜的观测数据，进行及时分析处理和上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确认，“正式发现”了两颗主带小行星（2013 AN51，2013AO51）。2009年，天一中学天文社被江苏省天文学会授予“国际天文年突出贡献奖”。

学生社团组成的“天一科学院”有12个子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研究性学习和社团活动，积极推进学生自主学习模式，激发了学习兴趣，课程改革项目“天一科学院——学生自主学习模式探索”，在全国首届教学成果评比中荣获国家级一等奖。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程，丰富的活动，丰富的经历，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便有了更多的兴趣、信心和成功的喜悦。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幼儿园、中小学和高校的通力合作，更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理解，并逐步改革某些不合理的人事制度和教育管理模式。在我国大众教育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应该关注精英教育，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冯朴，江苏省天一中学，2145101）

论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和谐发展 篇7

笔者认为, 当社会发展到每个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和权力时, “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便成为大众教育阶段统一教育体系中的两种教育类型”, [1]实现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和谐发展才是知识经济、科技发展和教育创新时代的理智选择。

一、更新教育理念, 实现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和谐发展

这里所提到的精英教育有别于马丁·特罗所提到的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教育权利的精英教育。现代的精英教育应该体现的是一种“质”的教育, 是以研究高深学问为主旨, 以选拔和培养优秀的学术人才为目的, 追求世界一流的学科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培养或为了培养探索高深学问的人才开展研究的教育。[2]其主要标志是教学与研究过程中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毕业生较强的学术能力, 它是一种以心智和人格为核心的高标准教育, 是建立在高深学问基础上的, 让少数具有较高天赋和潜质的学生成长为精英人才, 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骨干和领导者的教育模式。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 不是不要精英教育, 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 政府必须支持、保护、发展精英教育, 这是政府和全社会的责任”。[3]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 归根结底是高级专门人才的竞争。构建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平台上的精英教育模式、培养精英人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军事、外交和文化等社会各领域, 精英人才都起着引领社会发展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作用。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国的发展, 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拔尖创新人才去进行知识创新, 创新的关键在人才, 人才的成长靠教育。因此, 培养大量高层次的精英人才, 承担科技创新的历史重任, 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平台上的精英教育作后盾。同时, 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理念告诉我们, 人的智力发展水平有差异, 人的发展是多层面的, 不能简单地要求统一和一律。高等教育实践表明,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发展精英教育, 顺应了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 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

二、实行分类指导, 使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各得其所

高校“分类指导, 不言而喻, 分类是前提。没有科学的、恰当的分类就无从指导”。“中国的高等学校应当分类, 每类高校都可以有重点, 都可以办出特色, 成为国内知名、国际有影响的高校。重要的是各类高校都应各定其位, 各有自己的社会适应面, 各有自己的发展方向”[4]。我国高等院校可分为五类[5]。一类是具有博士点、硕士点的研究型大学, 以本科教育为基础发展硕、博士点, 剥离专科、高职、成教、自考等, 集中精力抓好重点学科建设, 从事学术研究活动, 同生产科研部门开展科技创新合作, 在短时间内创办一批全国一流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 以现代精英教育为主。二类是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研究生为辅的综合性大学或专门学院, 是大众化进程中扩大规模的主要载体。三类是民办 (私立) 院校, 含社会企事业单位、团体和公民创办民办和私立大学, 国外投资者与国内教育机构合资或独资举办的高等学校, 实行办学方式多元化。四类是专科学校及高职院校, 以职业技能教育为主, 发展社会急需专业, 实行办学模式市场化、地方化, 同时探索创办二、三年制社区学院。五类是各类成人高等教育, 含自考、函授、电大、网络、远程教育等, 以教学和实践为主, 采取灵活形式与继续教育系统合流, 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

科学合理地对高教机构进行分类定位, 各层次高校之间将随着其承担的培养目标而在进一步分化和竞争中自然定位, 形成各自的办学特色, 使大众和精英各得其所。由具有精英教育实力的教育机构 (如研究型大学) 来承担精英教育任务, 使其培养的人才成为能够适应知识创新和高科技发展要求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领袖。

三、完善选拔录取机制, 利于精英教育机构自由选拔精英人才

精英教育的发展与选拔录取机制密切相关, 精英教育机构选拔精英人才要符合精英教育机构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 以发挥精英教育机构和考生的主体作用, 满足我国对各类精英人才的需要, 促进社会的发展。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管理体制采取的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对不同性别、不同学习经历与背景的学生不具有适应性与公平性, 不利于精英教育机构对学生的全面素质进行综合评价, 也不利于学生的特质和潜能的发挥以及精英教育机构对学生个性特长的充分发掘。精英教育机构在招生计划上没有机动权, 在生源好的情况下也不能自主扩大招生计划, 精英教育机构自主选拔优秀学生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要建立科学完善的精英教育选拔录取机制, 一是要构建完善的高考法规体系, 保证精英教育机构的招生自主权。要加快高考立法, 高考立法要改革高校特别是精英教育机构的选拔录取机制, 实行公开公正的选拔制度, 尽快推行高考全过程网络录取和文凭电子注册制度, 允许进行精英教育机构自主招生考试或部分精英教育机构联考改革试点。[6]二是要改革一次考试的原则, 充分给予学生自由选择权。一次考试的原则虽然在操作上简便易行, 但不能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实际知识和能力, 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实行多次考试制度, 不仅可以提高考试的效度、信度和区分度, 而且能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这样既增加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 又有利于精英教育机构自由选拔精英人才。三是要创造竞争环境, 建立“双向选择”机制。在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前提下, 为适应学分制管理, 各类高校也可试行学生入学后的第二次“双向选择”, 如在学校条件许可的范围内, 允许学生再次自主选择专业和修业形式等, 以利于学校、专业和学生之间的相互竞争, 特别是有利于那些在大众教育平台上学有潜力的“精英人才”脱颖而出。四是要注重对学生的综合评价。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质采取不同水平的考试, 同时也为探索科学、公正、合理的评价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高校自主权的扩大, 高考不应该再停留在单一的纸笔测验和阶段考查上, 而应建立面向全体学生的、重视学生发展全过程和全方位情况的多样化、开放性的综合评价体系。要结合学生的学习生涯进行综合评价录取。精英教育机构在招生录取时不能仅仅以高考成绩作为标准, 还要审查包括学业进展水平、思想品德、社会实践、研究活动等在内的学生的综合表现, 将评价录取的标准延伸至学生整个学习与发展的过程, 多角度地评价学生, 实现学生和学校之间最恰当的选择。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我们更应重视并关注、保护并进一步提升精英教育。在大众化阶段, 精英高等教育不仅存在而且繁荣。显而易见, 在高等教育人才观、价值观、发展观的转变过程中,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平台上发展精英教育, 两者相互并行、相得益彰。从理念上、制度上、政策上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在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对技能型人才需要的同时, 进一步提升精英高等教育的水平, 构建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精英教育, 是当前国内外形势发展对高校的客观要求。

摘要：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作为大众教育阶段统一教育体系中的两种教育类型,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 不是不要精英教育, 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 实现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和谐发展才是知识经济、科技发展和教育创新时代的理智选择。

关键词：大众教育,精英教育,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瞿葆奎, 黄朵昌.教育学文集 (教育制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2]潘懋元, 谢作栩.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高等教育研究, 2001, 2.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4]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高等教育研究, 2003, 6.

[5]李建辉.大众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精英教育目标的实现.集美大学学报, 2006, 3.

绅士体育对精英教育的启示 篇8

约翰·洛克(1632-1704)是17世纪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绅士体育是约翰·洛克提出的绅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采用游泳、划船、击剑、骑马、舞蹈和户外运动等体育手段,把学生培养成勇敢坚韧、优雅风度的绅士,即“有德行、有能耐而又具有礼貌与良好教养”的人。在绅士体育推动下,古老的射箭、荷兰的滑冰、西班牙的斗牛, 以及中世纪后期兴起的赌博性赛马、拳击、赛跑等,也发展成为近代体育项目[1],对体育运动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约翰·洛克生活在一个传统与近现代的转折年代,17世纪的英国社会正处于内乱和社会变革时期,这些成长的经历给约翰·洛克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其思想的产生做了良好的铺垫。在宗教教育向近代世俗教育转型的过程中,约翰·洛克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教育思想,系统地阐述了绅士教育理论,即绅士既要有贵族的风度, 能活跃于上流社会和政治舞台,又要有事业家的进取精神,是发展资产阶级经济的实干人才绅士。其绅士教育思想不仅反映了17世纪英国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而且推动了英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对整个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符合“绅士标准”的资产阶级人才,这种人才“既要养成资产阶级所推崇的德行和礼仪,同时还应具有聪慧的头脑和务实的精神和能力”[2]。绅士教育思想对于刚夺取英国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子弟无疑是一把思想利刃,为其培养了大批绅士,巩固了当时的政权,推动了英国在各个领域的蓬勃发展。洛克在阐述其绅士体育理论的过程中提出影响至今的绅士体育理论,即绅士要具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他在著作《教育漫话》一书中,详细系统地阐述了绅士体育思想,其精髓“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更是前无古人的,把健康放在开篇之首详尽阐述,充分肯定健康对于当时绅士教育的重要性。

在绅士体育思想健康发展的同时英国在各个领域也取得了骄人的进步,积极地推动了英国的发展。英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绅士的功劳,绅士的才华离不开绅士教育思想的培养,才华的施展离不开健康身体的保障,健康的身体要归公于绅士体育思想的教育。 绅士体育思想对于当时英国国内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对外殖民地的扩张发挥着重要意义。绅士教育思想在培养绅士的才能同时注重绅士身体健康的发展,为整个英国的长久繁荣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国民体质基础。

2精英教育

精英教育(superior education),高等教育的公认标准:适龄人口入学率在15%以下者称为精英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上至45% 以下者称为大众化教育。以此为分界有两重含义,即质量意义上的精英和数量意义上的精英。质量意义上的精英,即高水平的尖子教育;数量意义上的精英,即人数较少或规模较小的教育[3,4]。精英教育不是指单纯通过考试分数来培养“考试型”人才,而是以综合素质提高来衡量学生的培养目标。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背景下,大学精英教育的特质逐渐被高等职业教育和尖端科学研究的普适性所取代[4]。但是马丁·特罗反复声明“在大众系统中, 精英机构可能不仅存在而且会更加繁荣,精英的职能继续在大众的机构中起作用[5]。”大众教育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教育的主要趋势, 但是精英教育仍然是引领教育发展的方向,两者之间不是冲突、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精英教育以其自身伟大的使命在大众教育的洪流中扮演着为整个社会输送高端人才的角色,对于社会健康持续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培养精英人才,首先教育者要从整体上把握精英对社会的价值与意义,精英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学生的心智,而不是为了多创造些经济价值,打着精英教育的旗号误人子弟。渴望成为精英的人也要明白,精英首先需要“精神”,在担当社会责任方面,精英要有“英雄”的风范,要引领社会主流文化,要在创新和社会思想进步方面有所作为,要引导社会向和谐方向发展,而不是附庸风雅,远离布满泥泞的底层生活。精英教育要着眼于国家发展的需要,以培养社会发展所需人才为教育之根本,切勿脱离培养精英人才的目标,而打着精英教育的幌子进行争名夺利。在关注精英教育人才培养的同时,精英人才的身体健康问题同样值得关心。健康的身体是精英在社会建设中发挥才华,服务社会,奉献自我的强力支撑。关注教育,关心健康,重视精英教育下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是发展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保障。

3绅士体育对精英教育的启示

3 . 1 21世纪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

根据最近几年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显示,青少年体能素质在持续下滑,学生的耐力、速度、力量、心肺功能等指标不断下降,城市超重和肥胖学生明显增多,部分农村学生营养状况亟待改善,在军训中经常出现学生因站立时间稍长就晕倒的现象[6]。据报道:“在近几年的世界男性平均身高排名中,中国男性以1.697米的平均身高位居世界身高排行榜第32位,而同为亚洲同胞的韩国和日本却分别以1.74米和1.707米的“成绩”排在第18位和第29位。值得一提的是,7至17岁中国男孩的平均身高比日本同龄男孩矮了2. 54厘米。过去25年,韩国青少年的肺活量、运动能力等体质指标一直在提升中;日本青少年的体质自二战后也一直处于上升势头,其中身高25年间平均增长10多厘米[7]。”与日本相比,我国青少年超重率、近视率大幅上升,运动能力却大幅下降。此现象引起了国家的

1程华(1986—),男,湖北荆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高度重视,两会代表、委员建言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疾呼:为了孩子,为了未来,我们做点什么[8]!而据有关数据显示,与20年前相比, 我国官兵平均身高增加2 cm,腰围增加5 cm[9]。由此可以看出,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日益下降,让人堪忧,加强青少年体育锻炼,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的任务迫在眉睫。

3 . 2学生体质下降的原因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好坏关系着个人的幸福、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任务是任重而道远的。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学生体质健康的重视,推出了一系列的健身工程, 可是成效甚微,从每年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报告的数据中发现大学生体质状况每况愈下,精英教育下的学生也是一样。通过种种措施为何大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始终没有达到让人安心的地步, 其中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中国的教育制度在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小升初、初升高和高考学习压力的日益加剧,家长和学校一味地重视成绩,忽略体育锻炼,使得一些地方的体育课难以保障,即使有体育课其课堂质量也大打折扣,甚至是体育课变成自习课。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所缺乏的体育锻炼要想在大学期间仅仅通过每周一节体育课的方式使学生体质健康达到标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是很难实现的,也是不现实的。

目前关于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报道铺天盖地,呼声强烈要求改善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如何有效改善目前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的任务迫在眉睫。从小加强学生的身体锻炼对其身体的健康发展、 智力的提高和能力的提升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正如洛克的白板论一样,认为:“人人生来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赋有同样的能力,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人的差异是由于后天的经验和教育的不同造成的[10]。”如果从儿童时期就加强对孩子的健康教育,那么受过同等教育的孩子对于健康的认识程度是差之毫厘的, 在日常的教育过程中加强体育教育思想的灌输,相信通过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健康教育积极对学生进行健康思想的不断引导、 熏陶和影响,传授运动技能,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体育活动, 那么今天的大学生体质健康问题自然而然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了。儿童时期你怎样引导他们,他们就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应当把个人幸福、社会发展、民族振兴和国家繁荣与健康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儿童进行教育,从小就让他们认识到健康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把服务社会、贡献国家作为自己不得不尽的义务。我相信要是这样,明天的祖国会更繁荣昌盛,社会更加进步, 个人更加幸福!

3 . 3绅士体育对精英教育的现实指导意义

绅士体育思想是为培养适合当时英国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教育思想,主要是通过一些体育活动的方式来培养学生成为“有德行、有能耐而又具有礼貌与良好教养”的人,即当时的绅士。洛克肯定了体育对于健康的重要性,他认为获得健康最积极、最廉价、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体育锻炼,同时他还把个人幸福、社会发展、 国家繁荣与健康直接联系起来,充分说明了体育对于健康的重要性,也肯定了体育乃三育之首。绅士体育思想对于现代教育提倡的 “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思想有着启示性的实践指导意义。

精英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国家发展所需的优秀人才,重视智力和能力的提高,弱化了对精英的身体教育。和谐社会的伟大建设的道路是坎坷崎岖的,充满着各种未知的突发状况,为了保持和谐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精英仅仅所具备智力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有健康的身体做后盾。四处奔波、尖锐问题的攻坚、突如其来的状况、加班、熬夜等一系列问题在服务社会、贡献国家的过程中都随时可能出现,没有健康的身体,强健的体魄支撑谈何容易应对自如,谈笑风生,鞠躬尽瘁。国家开展精英教育不仅是要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智力和能力,同时也应加强对学生的健康教育。洛克在《教育漫话》一书中强调体育乃三育之首,告诉我们:在身体健康的基础上智力和能力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这句话也时刻提醒我们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4结语

精英教育是我国整个社会建设中重要的一环,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日益下降的事实,而精英教育下的学生体质状况也不免让人担忧。如何改善、提高精英教育下的学生健康状况的任务迫在眉睫,而体育作为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方法。精英教育不应只注重心智的培养,也要关心精英的健康状况。大学体育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体育技能的传授,同时应加强有关健康理念的教育,传授运动技能与健康理论教育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学生身体素质得到发展的同时也让他们了解更多有关健康的知识,从而正确引导他们对于健康的认识,使其远离各种不良的社会诱惑, 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学生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摘要：该文通过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查阅关于绅士体育与精英教育的文献,经过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发现绅士体育思想对于精英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对于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普遍下降的改善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应试教育”弊端谈 篇9

第一, 教学思想的片面性。“应试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模式。考试在教学中起着主导和统治的作用, 选拔作用增强, 教育作用削弱。教学中教师不能做到面向全体, 成绩较好的学生受到偏爱, 而成绩不好或暂时落后的学生受到冷落, 致使相当数量的学生尽管其他方面的素质较好, 但因学科成绩不好而失去对学业追求的兴趣。

第二, 教学环境的封闭性。教学活动是在一定的教学环境中进行的。各种环境因素会对教学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学校教育必须是封闭性和开放性的有机结合, 而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中, 封闭有余, 开放不足, 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专读圣贤书”, 学科知识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实际相隔离, 低一级教育与高一级教育相隔离, 智育与其他诸育相隔离, 校园里死气沉沉, 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第三, 教学目标的短近性。一般说来, 按教学活动的周期长短划分, 教学目标有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按教学活动对人的影响程度划分, 有现实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试教育”是单纯以应试为目的的教育, 因此, 教学目标的确定只是“立足当前”, 却未“兼顾长远”, 教学目标的功利性、实用性比较突出, 只强调近期目标, 而忽略长远目标, 强调现实发展目标, 而忽略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四, 教学内容的偏狭性。教学内容在教学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学内容的确定应以人的身心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依据。然而, 在“应试教育”中, 教学内容的确定却是以考为中心, 基本表现为:考什么, 教什么, 学什么, 不考的学科和内容统统甩掉, 考的学科和内容增加课时。教学内容的偏狭导致学生发展畸形, 进而影响学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能力的形成。

第五, 教学方法的单一性。在“应试教育”中, 教师往往只是采用“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方法, 学生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师不鼓励学生创新、创造, 学生机械模仿、死记硬背, 久而久之, 形成了一种不良的学习定势。这不仅影响学生的现实发展能力, 也影响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人们常说, 一个没有创新意识、创造能力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应该看到, 教学中教学方法的优劣事关教育质量、事关民族振兴。

第六, 教学评价的唯一性。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 教学评价应是多层次、全方位的。但在“应试教育”中, 评价对象只有一个, 那就是分数。“一考论成败”“一卷定终身”, 分数高, 一切都好, 分数低, 一切皆差, 分数成了师生追逐的唯一目标, 教学中的“传道、授业、解惑”, 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一把尺子的衡量下全成了题外话, 其结果是使教学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

第七, 教学研究的肤浅性。教学研究有利于探索教学规律, 有利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在“应试教育”中, 教学研究只限于研究学生如何做才能取得高分, 怎样解题才能趋近考试的标准答案。殊不知, 我们只有认真研究教学中的深层问题, 如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 教材的知识逻辑特点与学生认知发展特点等等, 才能提高教学水平。“应试教育”中教学研究的肤浅性及表面化使得教学组织与实施无法深入, 也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其他弊端还有教学环节的呆板性、教学媒体的原始性、教学反馈的单向性等, 限于篇幅, 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浅谈小学应试教育的弊端与对策 篇10

一、应试教育的现状

1. 重视升学率是应试教育的弊端之一

为了提高升学率, “应试教育”还是受到大多数人的提倡, 然而应试教育引发的恶性案例, 给人们敲响了一次又一次的警钟。2008年4月福州一小学生因成绩不好与母亲发生争吵跳楼身亡。2011年1月小学生曾汉明因成绩不好考试不能参加跳墙自杀身亡。2015年5月扬州一小学生因考试成绩不佳被老师批评跳楼自杀。

这样胡惨剧还有很多, 而且还在继续发生。小学生自杀到底是谁的错。小学生的心理素质差并且缺乏抗挫折能力这是一方面原因, 但是这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社会对事件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却缺乏认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应试教育导致小学教师教学方法传统化

年轻的教师从师范院校走向小学课堂, 教学经验缺乏, 受应试教育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也发挥不出其在学校接受的新的教育理念, 在老教师的潜移默化下, 逐渐失去这种优势。对于有经验的老教师来说, 相对陈旧的教法, 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 是他们缺乏对教育改革的兴趣和耐心。教学过程中大部分都是重智轻德, 忽略对小学生身心素质的培养, 课堂采取的死板教学模式也不适合小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发展特点, 严重扼杀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3. 应试教育导致学生两极分化严重

在应试教育中, 排名次之类的教育竞争被激发到不恰当的程度, 通常老师只重视名次靠前的小学生, 名次靠后的小学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帮助。造成学生学习水平的分化扩大, 这种应试方法也导致一部分学生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 以至于影响到学生以后的求学生涯。

二、应试教育弊端的成因

1. 应试教育体制加剧学生学习压力

应试教育的教育体制根深蒂固, 从实施素质教育以来, 其对我国小学教育的影响仍然不容小觑。我国金字塔式的升学模式, 让老师家长更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 而忽略了学生的身心承受能力, 忽视学生的综合素质, 老师为了提高升学率, 家长为了让儿女成为人中龙凤, 就会不断的强调成绩的重要性, 无形中给学生增加很多学习压力。

2. 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

教师忽视了小学生存在的个体差异。小学生的教育不像工厂流水线生产的产品一样, 可能全部达标。而教师却追求让每个同学都去达到同样的高水平, 当发现学生成绩不理想时, 变无休止的对学生进行“填鸭式”的教学。这种教学严重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 违背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偏离了素质教育所提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也给小学生以后的学习和发展埋下祸根。

三、解决应试教育现状的对策

1. 取应试教育之优点为素质教育所用

素质教育不是“放养教育”, 不能漫无目的培养, 没有评价手段和标准。而要吸取应试教育中的考试这一公平有效的评价选拔手段, 但是要淡化分数, 考核内容要更趋向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能力的培养。

2. 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

要根据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 设计符合小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要注重人性化, 要由浅入深, 注重实践和应用。要减少小学生的学习压力, 让他们从书本和试卷中解放出来, 引导学生接触社会, 接触自然, 学会开动脑筋, 学会思考, 增强小学生的动手能力。

3. 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

教师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 与时俱进。教师是素质教育的真正实施者, 是素质教育实施过程的先锋力量, 教师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 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 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大胆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 因材施教, 为小学教育营造生动有趣的氛围, 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

4.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科学的评价体系, 是素质教育区别与应试教育的关键。评价体系不科学, 将导致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科学的评价体系的考核内容要求更全面, 设计知识点更广泛, 要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范围;考核方式要多样性, 更趋于实践操作和动手能力的考核。

5. 借助网络实现先进教育资源共享

多媒体的普及为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提供了更好的展示平台。而宽带网络的普及更为先进教育资源提供了更好的共享平台。学校要重视培养教师借助网络获取先进教育资源的能力, 让教师能够借助网络丰富自己的教学手段, 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为全面实现素质教育添砖加瓦。

总之, 社会在发展, 时代在进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教育改革紧随其后。教育改革, 任重而道远, 需要我们真正地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创新的原则, 努力实现教育的创新、进步!

参考文献

[1]袁征等.《小学素质教育论》[M].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2]臧传宝.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弊端及解决对策[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2年10期.

[3]王庆环, 赵秋丽, 夏侯昭珺.山东素质教育“新政”试破应试教育“坚冰”[N].光明日报, 2008年.

精英教育的迫切性与中国教育危机 篇11

一、精英教育面临的困境

鲁迅说过:要想产生天才需要先有天才成长的土壤。

常听一些人说,中国的学生创新性较弱。这种说法太笼统也太模糊,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人比外国人笨,但标准化的教育——准确地说是训练——是很能摧残人的,它能逐渐磨灭人的好奇心、幻想力、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

当今我国教育体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字——“统”。统考,统招,统一课程标准,统编教材,统一命题,统一分数线,还有很多统一的指标,例如仅教学评估就有20多项统一的指标,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比都是登峰造极了。这个“统”字,对教育的危害是极其深刻的,可以说是“万恶之源”。

我们所说的“统”字是计划经济的延续,已有50多年的历史,是非常顽固的,这不仅体现在体制和游戏规则等方面,而且受到一些利益集团的“硬挺”。更严重的是它已经扎根于社会习惯甚至是人的潜意识之中。

这个“统”字,对精英教育的危害尤其严重。每个精英人才成长的过程,都会有很多不平凡之处,如果强制他做一个“乖孩子”,按照统一的模式培养,不管成绩多好,结果只能是毁了他。

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我国的国力非常弱,教育的困难远大于今日。但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仍然培养出很多精英人才,其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与那个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出1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算惊人的,然而却一个也没出!

今天的教育质量甚至比不上“自然灾害”的20世纪60年代,那时有些高中生的数学水平不亚于今天的普通研究生,现在有这样水平的高中生我一个也没有听说过。我不时会接触到一些顶尖的中学生,他们的才能有时给我很深的印象,例如有些理科学生的英语水平能在国际交往中对答如流,遗憾的是他们的数学水平没有给我很深的印象。

这并不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没有教育家,没有人热心于教育事业。但要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尤其是精英人才,困难是非常大的。我们太缺乏天才成长的土壤。

问题的关键还是前面说到的一个“统”字。精英人才的成长过程不可能是“随大流”的,至少需要有不同的、不受“标准”限制的培养道路。

统一的教育模式,标准化的教学内容,“达标”为教学目的,其结果能够培养出大批在很多方面“达标”的学生,但本来可能很有前途的学生,也不得不把宝贵的青春浪费在各种需要“达标”的学习上,等到他们各项都达标了,学习热情可能也被磨灭得差不多了,这时再想把他们培养成精英人才就很难了。

因此,我们的标准化教育的成绩就是: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劳动力,然后交给发达国家的精英们去领导。

二、精英教育的战略意义

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不重视精英教育,因为精英教育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

然而,各国的精英教育的方式很不相同,这是由各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不过,精英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却是一致的,他们都非常努力,都有丰富的经历,都要吃苦,要战胜困难,要经过很多磨炼。舒舒服服地学习是成不了精英人才的。

然而我们的很多媒体却大肆宣传美国的“快乐教育”,而且还有人真的在实行,例如有的教育部门规定小学不考试,或者作业不打分。这些假洋鬼子可能对本来已经很脆弱的教育造成又一轮冲击。美国和我国的国情很不相同,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一个“统”字,他们要搞什么花样,例如“快乐教育”,都是局部的,甚至只是试验性的,失败了也不致于有很大的损失,而好处则是可以互相竞争,可能出现成功的创新。而我国就不同了,一搞就是统一的,只要有一点缺点或错误就可能造成大的、全局性的灾难,而且没有竞争,根本不能指望有成功的创新能够脱颖而出。

实际上美国对精英教育是极其重视的,只是因为涉及的人少,且一般不公开甚至保密,媒体很难看到。有很多探索是很大胆的,例如让十二三岁的优秀少年和大学生一起学习群论等深刻的数学(我曾教过这样的学生)。

我们可以把一些学生送到国外培养,这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最顶尖的精英人才,是只能依靠自己培养的,这道理就如最顶尖的武器不能依靠从国外购买一样。

三、建议

近来多次听到关于精英教育的讨论,多次听到一种设想,就是将精英人才培养的工作深入到中学去,由高水平的专家直接接触中学生。所设想的途径各有不同,但总的说来我非常支持这个方向的设想。

改变整个教育体系的格局,在目前困难太大,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果我们能够顽强地在精英教育上下功夫,则既可能对精英人才的培养作出积极的贡献,同时又可能有助于打破“统”的僵局。

如果能够培养出一批非常优秀的中学生,将会受到高校的欢迎,因为可以得到高质量的生源;对政府而言,投入不高却有显著的效果,而且可以预见对国家的发展的影响;对于中学生,则有了一条新的成长道路。我已设想了可能的操作方式,觉得这个方向的建议是可行的。

我们所能依靠的,是那些有志于精英教育、愿意为此奉献且有丰富经验的教育界人士。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得到政府高层的必要的支持。因此我建议,中国数学会及数学教育委员会以某种方式“登高一呼”,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通过讨论形成合力(当然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依照可行的条件做初步的尝试,并同时努力去影响政府的决策层。

致谢:本文是在与众多专家的交谈中,受到启发而写的。谨此感谢他们所贡献的智慧和对笔者的热情支持。

(摘编自《数学通报》2009?郾6)

精英教育的弊端 篇12

社会公众对我国教育满意度评价如此之低, 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现行城乡教育体制还存在弊端。由于教育是政府的公共服务产品, 完全受政府的管理和调节, 因此, 作为政府主体在教育制度中所起的作用是影响教育公平的主要因素。

一、“财权上移, 事权下移”导致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教育收益的长期性决定了其只有可持续发展, 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建设人才。教育的发展依赖着资金的投入, 义务教育更是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源源不断的经费投入。因此, 政府间利益关系的变动不居是城乡教育出现高度分化和失衡的体制性根源。

我国学者胡伟在其著作《政府过程》中论述,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张力, 这种张力在宏观层面上体现为政府体制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两极间反复运动, 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对于具体公共政策的讨价还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也说过, 政府的所有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 而同时政府的所有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来。由此可见, 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消长导致了双方财政收入关系的变化, 从而影响了相对稳定的教育体制。中央想尽量集中财源, 办理其认为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事情;地方则希望尽量缩小对中央财政的贡献以发展地方利益。这是中央与地方围绕财源分配展开博弈的根本原因。

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 国家财权的划分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县级财政在原包干体制下的收支基数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加之县级政府实现的财政收入除“两税”要按比例上缴中央财政外, 省、地 (市) 政府还将来源比较稳定、数额较大的收入种类作为共享收入甚至固定收入, 同时, 一些省份对县级实行的“两税”增量收入也按比例分成, 造成财力越来越向上一级政权集中, 县级财力越来越薄弱。事实上, 地方政府对非税收入的依存度, 要比中央政府大得多。越是下一级次的政府, 尤其是基层政府, 由于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非规范收入, 规范化的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很小, 因而其对非规范收入的依赖性就越强。因此, 随着分税制的实行, 中央财力逐年增强, 1993年至2002年, 中央财政收入比例从22%上升到了57.2%。同时, 省级政府的集中程度也在不断加大, 年均提高2%。与之相对应的是, 县、乡政府的财政困难却日益加剧, 特别是2006年起全国范围内停止征收农业税后。

与此同时, 各级政府在将财权上移的同时, 又不断将事权下移。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 基本上还是维持着原包干财政体制下的事权格局。公共事业特别是占县级财政支出大头的义务教育仍然由县级政府承担。一方面, 县级政府的收入来源和财力不断在弱化, 但担负的事权却在增加。在这两难的境地下, 自然是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 上面重视哪一块就优先做哪一块, 不可能形成制度性的、规范的支出保障机制;另一方面, 县级财政收入构成中, 非税收比重过多, 财政收入受政策因素的影响大, 收入来源不稳定, 而占县级财政支出重头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 却是刚性的, 而且还要保证支出的稳步增长。由于县级财政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与义务教育支出的刚性特征不相适应, 致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短缺问题日渐突出。

财力的减少、事权的增多最终导致了县、乡两级政府不堪重负。这些年来, 由于农村义务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加之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乡镇政府财力薄弱, 难以支撑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 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只能依靠收取学杂费和教育附加费来维持, 这又导致了农村中小学的基本办学条件得不到保障、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等问题。国家教育部曾测算过:2003年, 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缺口中, 解决新欠和陈欠的教职工工资需要144亿元, 维持学校正常运转每年需要323亿元 (取消附加、集资和非规费收入的减少, 以及贫困地区实行“一费制”后形成的收费收入缺口) , 危房改造每年需要161亿元,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经费缺口每年需要68亿元, 发展经费 (尚未“普九”的431个县实现“普九”目标, 以及中小学信息化建设) 缺口需要124亿元。这个数据就足以说明问题。[1]

因此笔者认为,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 政府间的利益结构发生着剧烈的变动, 然而, 相应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却没有及时跟进, 造成了体制上的不协调, 事权和财权的剥离, 基层公共服务的质量下降, 最终导致了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差距。当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 但政府间的关系却没有形成一个法定的、固定的权利边界和互动框架。如何科学界定政府间的责权关系以适应现代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要求, 从根本上减少教育不公平的现象, 有待进一步解决。

二、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责任与其财政能力不相称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 公共经济和政府介入应限制在市场失效的范围内, 而提供公共产品正是政府最主要的职能范围之一。义务教育在理论上应被视为纯公共产品, 在实践上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提供的责任, 再由中央或较高级别的政府承担最终的转移支付责任。与之相对应的是, 各级政府应当承担义务教育所需的经费, 财政性教育经费应该成为义务教育经费的绝对主要来源。

而事实上,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 目前全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经费中, 乡镇财政负担达78%, 县财政负担约9%, 省财政负担约11%, 中央政府仅负担2%。有数据显示, 2000年河南省部陵县教育经费中, 各级财政预算拨款占58%, 其中:县财政占9.2%, 乡级财政占48.3%, 来自省级以上的财政专款几乎没有;湖北省襄阳县过去10年的教育经费中, 各级财政预算拨款占40.7%, 其中乡级财政占34.3%, 县财政占6.3%, 省级以上财政专款仅占0.l%。由此可见, 在各级财政中, 乡财政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中承担了主要责任。由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 中央和省级财政集中了大部分财力, 县乡两级财政财力十分薄弱。这就从根本上造成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足、城乡教育不公。

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四级政府机构中, 县、乡 (镇) 政府处在最底层, 量大面广, 是国家政权与公民最直接也是最大面积的结合部。开始实施“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后, 许多县由于县级财政的薄弱, 同时又由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只是明确了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财力和财权划分, 并没有对省级以下各级政府之间的体制调整指明方向。各地省级政府纷纷仿效中央的做法, 加强本级政府的财力, 从而造成省以下地方财力的上收, 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又相对滞后, 更是造成县级政府财政资金的拮据。有些地方省、地 (市) 级财政集中较多, 转移支付的力度又很小, 造成纵向间财力差距过大, 基层财政发放工资都很困难。据学者赵云旗的著述, 从1994年开始县级财政就普遍存在着赤字。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赤字县比重高达88.2%, 赤字额达8.26亿元;湖南、贵州、四川省的赤字县比重也达51.3%、76.7%、50.7%, 赤字额达5.13亿元、3.1亿元、11亿元。2002年, 农村地区税费改革更是使许多乡 (镇) 财政濒临破产, 如, 江西省财政赤字县由1998年的34个猛增至2002年的67个, 累计赤字金额达104亿元;福建省59%的县 (34个) 为赤字县, 县、乡政府债务己达250亿元。河北省的调查还显示:2002年, 全省136个县中有84个困难县, 占总县数的 61.8%。。[2]

在这种情况下, 县级和乡 (镇) 财政很难支撑庞大的义务教育经费, 教育要“普九”就要举债。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对17个省 (区、市) 50个县的基础教育经费审计调查结果显示:有50个县在2001年年底其基础教育负债为23.84亿元, 到2002年年底就上升为31亿元, 增长30%;到2003年6月底, 仅半年时间又增长了25.7%, 达38.98亿元。负债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教育经费投入增长速度, 负债总额相当于这些地方一年财政收入的80%。[3]

农民自己出资办义务教育, 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使本不富裕的日子越发紧张。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 仅在1993~2003年的7年间, 从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即超过611.8亿元人民币。除此之外, 农民还要交纳高额的学杂费。近年来, 一些地方虽然象征性地免除了学生的学费, 但又加码向学生收取各种名目的杂费、课本费等。据原中共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报告, 20世纪90年代末, 在当地, 一个学生每年要交纳的各种费用, 小学生平均达到600元, 初中生平均达到1200元。在农民人均收入只有两千多元的情况下, “义务教育”对于许多农民和农家子女来说, 成了难以享受的“奢侈品”。对于贫困地区的家庭来说, 根本就是难以承受的负担。这最终导致了近年来农村学生、特别是初中生的辍学率上升。1998年, 农村辍学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个百分点, 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

2006年6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虽然确定了均衡发展的原则, 但在经费投入上, 仍然延续了这种思维, 城乡政策依然有所不同。

“重城轻乡”的教育制度客观上加剧了义务教育的城乡分化和失衡。城乡二元教育格局——城市的教育国家办, 农村的教育则靠教育费附加和各种名目的教育集资转移到农民身上, 成为城乡教育不公平的根源。这项制度长期实行的后果之一, 就是人们对此现实逐渐习以为常, 形成了教育公共政策中“城市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和“城市优先”的思维定势。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城市地区, 教育部门在办学条件、教育经费、师资等资源配置上, 主要用于或优先用于城市学校, 而最需要扶持的广大农村地区得到的资源远远少于城市, 从而最终加剧了历史形成的城乡差距。。[4]

四、结语

从经济学理论上说, 教育是一种准公共物品, 其具有“溢出效应”, 可以使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受益, 社会也因此受益。义务教育的受惠对象是全体国民, 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应当担负起相应的教育责任。笔者认为, 在当今中国, 单纯通过城乡教育政策的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城乡教育公平, 只有通过完成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逐渐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实现经济均衡发展, 同时发挥政府的再分配功能, 从教育制度上保障农村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 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体制, 清晰城乡教育的权责主体, 完善基础教育公共财政体制, 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建立教育资源均衡机制, 促使农村学生教育机会的获得以及在教育资源分配中处境的改善, 从而真正实现农村教育的良性发展和农村学生通过学校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美好前景。

摘要：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教育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本文从现行教育体制分析了现行教育在公平问题上的弊端, 剖析了由体制弊端所衍生的城乡教育不公及其相应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教育公平,政府公共职责,义务教育

参考文献

(1) 孙兵, 孟庆肴.教育的公正与利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 赵云旗.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3) 朱家存.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