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家庭（精选12篇）
农民家庭 篇1
1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
农民人均纯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四大块收入构成[1,2]。桂平市近年工业和城镇化水平有较快发展, 农民就地或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加, 工资性收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对该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分析中发现, 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由表1可见, 2009—2012年桂平市农民均纯收入由4 241元提高到2012年的6 867元。此外, 工资性收入占43%, 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占50%左右, 2012年达到3 41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50%来自家庭经营性收入。
2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
桂平市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 主要来源于农业种植、畜牧业、渔业、林业和非农产业。
由表2可见,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从2010年到2012年都以2位数增加, 其中农业种植业、畜牧业、非农产业所占比例较大, 几年来仍处于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尤其是农业种植业的收入, 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40%以上, 非农产业收入呈逐年较大幅度上升较快的发展势头, 2012年非农产业收入超过了农牧业收入, 是农民增收速度快, 发展潜力大的产业。但是影响农业种植业、畜牧业、非农产业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化水平不高, 产业链条不长, 缺乏带动力强的农业加工企业, 农民多是出售原材料获得收益。二是从事家庭经营人员科学技术水平不高, 大量有文化的青年人外出到城市、企业务工, 留在农村多为中老年人, 普遍文化水平、科学技能不高。对良种使用, 新技术推广应用, 新的经营理念接受不快、理解不深, 习惯于传统的耕作模式和管理方法, 难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相适应[3,4,5]。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3 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对策
3.1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
一是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和多元服务主体, 扶持农民合作组织开展规模化经营, 规范化建设和有效与市场对接, 成为农村经济发展, 农民致富的桥梁和载体。二是扶持和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 发展与企业相适应、相配套的优质高产高效原材料生产基地建设, 让农民参与企业的生产和发展, 让农民从中获得更多效益。三是加大农村土地流转工作力度, 鼓励农民通过互换、转包、入股等形式将承包的土地向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流转, 为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提供扎实的基础和有力保障。
3.2 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的核心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 就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不断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家庭经营收入必须依靠科技支撑。一是加大技术集成, 发挥多种技术叠加的综合效应, 大力推广良种良法, 良种使用率要达90%以上。大力发展推广农业机械化, 着重开展农机农艺结合技术研究、示范应用和推广, 减少农业投入, 降低成本。二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设施农业。通过加强农业项目建设, 用现代物质条件去装备农业, 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 发展农业。加快设施农业建设的步伐和力度, 提高农产品的品位、质量、产量和效益。三是发展地方特色农业。主要把优质米、桑蚕、木薯、中药材以及生猪、家禽等具有地方特色明显的产业向品牌化发展, 把产业做大, 产业链条拉长。
3.3 发展非农产业
近年来, 随着城市建设, 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 农村生态环境、卫生环境、交通设施明显改善和美化, 都市农业、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发展很快。农村从事都市农业、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的人员快速增加, 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2012年非农产业人均纯收入达到872元, 超过了牧业, 成为桂平市农民增收的突破点。
3.4 培养高素质新型农民
现代农业的生产、管理方法, 需要在积极引进人才的同时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工作, 努力打造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农技队伍和新型农民, 掌控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经营和管理农业, 农业和农村才能持续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现代化农业才能推进、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任丽烨.咸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1.
[2]胡昌建.广西农民家庭经营收入问题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 2011.
[3]覃章艳.新时期农民增收问题研究[D].荆州:长江大学, 2012.
[4]仲伟来.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 2012.
[5]宋合利.新时期影响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增加的因素分析[J].新西部:理论版, 2012 (9) :58, 45.
农民家庭 篇2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那么人的城镇化的主体——农民工与他们的家庭，在当前的城镇化浪潮中发展如何，感受如何，对未来有何期盼？2013年，受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委托，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了“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变迁”调查。此次调查由中心组织180位民情观察员，走进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0多个村庄，分别与170位村干部、1120户村民家庭代表面对面问卷调查，全面采集当前村庄变迁的真实数据，从中也了解到城镇化对农村农民的巨大影响，以及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真实现状。系列调查报告将陆续刊出。
报告一：农民工与城镇化
60%以上农村家庭主要劳动力进城务工
调查显示，被访农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中，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家务农的不到四成（39.87%）。其他劳动力则承担着为家庭经商、打工挣钱的重担，近两成长年在外务工或经商（18.99%），其余农村劳动力则处于兼业状态，打工时长为6个月～12个月、3个月～6个月的比例分别是14.69%、13.64%。
通过对打工者目前外出务工所在地域的调查显示，有超七成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在省内打工，其中15%在本省省会或本省较大城市，23%在本县，34%在本乡镇。与务农迥异的城镇工作与生活，给亿万农民家庭打开了一扇增收致富的大门。针对农户家庭的收入情况调查显示，家庭平均净收入33227元，家庭平均农业经营收入7082元，家庭平均务工收入24676元，家庭平均股票及房屋出租收入634元，家庭平均转移性收入910元，家庭平均集体收益分配收入817元。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达到了其家庭年净收入的77.26%，位居各项收入之首。
近半进城农民工无社会保障
农民工离开家乡、走进城市寻找打工、创富机会，仍然是一场艰难的寻梦之旅。尽管近些年间出台的公共政策对这一群体予以高度关注，但直到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况仍然呈现出生活质量低、难以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等特征。1
针对在务工城市的居住情况，本次调查显示，有超过五成（54.89%）的受访者选择在务工城市租房居住，有16.89%的受访者自购住房。另外，不少务工者在打工所在城市无固定居所，只能居住在工棚等地。体现在本次调查中，24%的受访者选择“其他”。
在所务工的城市，获得“五险一金”式的全方位社会保障，对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是种奢侈。本次调查中，仅过半（54.81%）的受访打工者表示自己在务工城市参加了社会保险。他们参加不同保险种类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医疗保险（47.65%）、失业保险（31.36%）、工伤保险（19.26%）、养老保险（8.40%）。
尽管许多打工者事实上已经长期在城市生活，甚至其二代、三代也已经在城市就业、入学，但总体来看，打工者将其户籍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仍是少数。本次调查发现，目前打工族结束“候鸟式”往返城乡生活、将户籍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比例占到15%。
农民工选择落脚城市看重五大要素
农民工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他们对落户城镇充满期待。本次调查中，在问及“希望落户城镇的原因”时，就业机会多（66.22%）、生活较舒适（59.12%）、子女教育好（56.76%）、工作挣钱多（53.04%）、医疗养老等福利好（41.22%）是农民工选择最多的五个要素。对于农民工来说，其“落户城镇”希望获得的发展机会，重点是就业，同时，与家庭的迁徙密切相关的生活舒适度、子女教育质量、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覆盖等，都是农民工在谋划家庭的未来发展时着重考虑的。
但是，真正完成“市民化”的农民工仍是少数。调查显示，完成了“市民化”、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比例为15%，仍有85%的在外打工者没有完成户籍从农村向城镇的转变。在已经转为城镇户口的受访者中，按转出到不同地域的百分比由高到低依次为“就近迁移到乡镇”（25.85%）、就近迁移到县城（22.45%）、中小城市（20.41%）、省会城市（16.33%）、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14.97%）。可以看出，就近迁移、省内迁移是多数打工者在谋划家庭向城镇发展时的共同选择。
报告二：“农转非”的焦虑
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一半中国人来说，城市，理应能让生活更美好。迁入城市，仍然是一个值得几代人为之努力奋斗的“中国梦”。我国城镇化率目前已经超过50%，但不容忽视的是，这其中包括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的农民工群体，而这一群体向市民化迈进的过程，仍处于滞后于城镇化发展的状态。仅半数农民工家庭希望落户城镇
在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进行调查中发现，42.9%的被访者对“落户城镇意愿”问题表示“说不准”“不清楚”，而明确表达了希望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家庭所占比例仅为50.5%，另有6.6%的农村家庭明确表示“不会到任何城镇落户”。
农民工“农转非”的进度远低于群众意愿，并存在部分违背农民意愿的“被转非”现象。调查显示，85%的在外务工人员仍没转为城镇户口。而在已经转为城镇户口的15%的受访者中，存在一定的强制现象。
承担调查的民情观察员在海南省某村调查时了解到，由于所在农场规划和管理的要求，这一村庄中大部分人的户口都转成了城镇户口，但在访谈中，几乎每户人家都表示不愿意转成城镇户口。
一旦决定举家迁出农村，在本县的县城生活成为不少农民工家庭的发展愿景。反映在本次调查中，农民工家庭对落户城镇类型的意愿最高的是县城（42.9%），其次是50万以上人口设区市（较大城市）（41.7%）、50万以下人口设区市（较小城市）（31.6%）和乡镇（28.3%）。
“转非”三大焦虑：怕吃亏、高成本、难融入
农民工群体对落户城镇有哪些担忧？本次调查显示，对“置换”城镇户口的政策，现实操作方式与农民工群体的愿望存在较大落差。
调查显示，对“愿意以何种方式落户”这一问题上，选择“无条件落户，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均保持不变”的占了受访者的四成以上；选择“以土地换社保”占了受访者的两成以上；选择“补齐三年社会保障的”的比例只占到了受访者的10%左右。这说明，对于用农村户口换得城镇户口的条件，大部分农民还是希望保持承包地等权利。
事实上，农民对城镇化必然带来的“农转非”，一直有隐忧。2010年11月，在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的“我心中的城镇化”全国问卷调查中，有关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利益的变动现状，受访民众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猜测和不确定性。
50.2%的被访者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成为市民只是有了身份，可是目前社会保障过低，缺乏就业培训，新市民能不能在城市过得好很难说”。更有31.6%的被访者表示，“农民吃亏了，他们被迫放弃土地保障进了城，可又没有在城市发展的能力，可能成为城市贫民”。
城镇生活的高成本、难以融入的现实，阻滞了农村家庭向城镇迁徙的步伐。在本次调查走访的农民工当中，有超过五成的人是在城镇租房居住，三成农民工居无定所，只有不到两成的农民工是自购住房。
在社保方面，有超过四成（45.19%）的农民工在务工城镇未参加任何社保。在教育方面，农民工随迁子女中有两成不能进入务工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接不住”的落户政策
事实上，为给农民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一些旨在放宽落户限制的政策已经出台。然而，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组织的民情调查员在云南省调查完后总结道：“在目前政策已经放宽的情况下，选择转户口的农民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很难在城市立足。就业问题是首要问题，没有就业什么都是空谈；其次，住房也是很大阻碍，城市房价高、房租贵，不是一般的农户可以接受的；再次，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这也造成了城市生活的诸多不便。”
对于农民家庭对“农转非”的谨慎、犹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徐小青在接受本调查中心专访时表示，在目前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下，出现这一现象完全可以理解。
一个农民工家庭的“归途列车” 篇3
绿皮火车开走了，铁轨上的咚咚声渐远，画面恢复了沉静。
这是一部名叫《归途列车》的纪录片序幕，英文名叫Last Train Home——最后一班回家列车。
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从四川到广东打工的张昌华一家，三年多时间里，摄制组追随他们，从广东到四川，再从四川到广东，拍摄他们的工作、生活、交流、争吵……夫妇俩用微薄的收入抚育家乡留守的一双儿女，期待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改变命运，却事与愿违。列车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连接着家乡和工作，也承载着他们的无奈和希望。
虽然主打“春运”，但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范立欣希望，能通过张昌华一家的命运，记录这个时代2.4亿外出打工人员的真实生活。这种真实，超出了许多观众的想象，以至于有观众感叹，“这不像是纪录片，更像是结构精妙的故事片。”
大都市里的“城中村”
第一次见到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是2006年8月的一个傍晚。当时，范立欣已为寻找纪录片主人公碰了一个月的壁。
这里是广州市周边上百座“城中村”之一，城市化进程蔓延到此处之后，当地人修了私房，租给雨后春笋般做出口加工的工厂，渐渐成为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居所。范立欣钻进每个工厂，像推销员一样，和每位能接触到的人聊天。
他很快发现，由于人口流动快，信任在这里很难建立。没人愿意和他说话，工人们抱以恐惧，担心聊天耽误做工赚钱；厂方认为他们是电视台来暗访的，有的敬而远之，有的见到就直接喊“走走走”。
走进张昌华所在工厂时，正是晚饭时间。因为只有半个小时休息，大多数工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冲到楼对面的食堂，整个厂房，只剩下一男一女还在工作。
俩人看上去有四十岁，并排坐着，女人眉头紧锁，手腕纤细，穿着粗布深色衣裤，腰间裹着围裙，长发随便扎在脑后，一抬头，现出很长的抬头纹；男人的表情倒是平和得多，五官轮廓明显，两个人都安静地盯着手里的布和缝纫机的针。
范立欣坐到女人身边，开始和她聊天。
夫妇俩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男的叫张昌华，女的叫陈素琴。1990年，他们扔下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给外公外婆，到广州打工。
“离开家，一心想着赶紧到城里找工作能赚钱养活孩子。那时候女儿不到一岁，我是掉着眼泪出去的，最后一次抱她是在我妈妈家。出来以后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我都会掉眼泪，饭都吃不下去。如果要看信的话，就得把饭吃了再看。”陈素琴是个老实人，不太会拒绝别人，有问必答，张昌华只是默默听着。两个人始终没停下手里的活。
范立欣直觉地认定，这对夫妇就是纪录片的理想主人公。
夫妇二人不懂什么叫纪录片，一直问：“要收钱吗？”范立欣一再强调分文不收，软磨硬泡一个星期后，两口子终于答应了。因为两口子是在这个厂十来年的老员工，本人同意后，老板也没有阻拦。
从这天之后，范立欣渐渐接触并了解了这批生活在“城中村”的农民工，他们居住在城市，过的却既不是城市生活，也不是农村生活，仅仅是“机器”一般的生活。
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到宿舍楼下的食堂吃过早饭后，他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除了中午和傍晚各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工人们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直到夜里十二点。
这种看似苦工的工作，却是出于自愿。薪水按件计算，每缝一件衣服10块钱，夫妇俩一个月能赚5000块钱，一半寄回老家，另一半存下来，过年一齐带回去。工资是现金结算，工人们从没签过就业合同，更别提各种劳动保障。
八月流火，工人们终日闷头工作，一栋七八层的板楼里有两三家工厂，几百名工人。范立欣不知道这些工厂的名字，也不确定它们有没有名字。每间厂房里都是一排排的缝纫机一齐嗡嗡响地集体工作着，屋子一边排满了蒸汽熨斗，另一边工人们举着电锯裁衣服，高高的台子上堆着碎布，碎布堆里，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在睡觉。裁布工人按照图纸裁好各个部位的布，缝纫工人把布缝在一起，熨衣服的工人把它们烫平。
厂房里闷热难耐，范立欣最不能忍受的是空气中弥漫的粉尘和布屑，往往是一进门，就咳嗽不止。只有个别年轻人会拿块布挡在口鼻处防尘，绝大多数工人都没有防护意识，因为几个月后，所有人都已适应不再咳嗽了。
十几年来，张昌华和陈素琴在广州从未在城里消费过。“城中村”就像是工人们的小堡垒，城里人不进来，村民也很少出去，每月放假的那天会出村，因为要到附近的邮局寄钱。
“城中村”生活配套齐全。张昌华偶尔会在夜市下次馆子，最爱水煮肉，油重，味道也重，但最重要的是便宜，一大盆只要十几块钱，比村外的城市里低很多。
范立欣觉得，在他来之前，可能张昌华和陈素琴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任何一个人听过，这个地方每个人的经历都相似，大家没有分享的意愿，也没有分享的空间，所有人争分夺秒做更多的衣服，赚更多的钱。摄制组由一批有共同志愿的人士组成，制片人赵琦、韩轶，摄影师孙少光，都是范立欣的老同事，录音师则是范立欣的哥哥，专程从老家来帮忙。最初的一年多时间，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没有工资，直到2008年初，一个加拿大投资方看了素材后，才投资了100万美元。
回龙村
张昌华和陈素琴都生于1960年代末，两人相差一岁。因为穷，他们都只上完小学便辍学了。整个80年代，他们都在务农，这时，中国的南部地区正在崛起大片的工厂，急需大批工人去完成大量的外贸订单，于是，农村中有眼光的人开始迁移到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做起了产业工人。
张昌华和陈素琴便是最早被裹扶在这持续二十年的迁移潮流中的两个人。他们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地处四川东部，景色秀美，但交通不便，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均田地又很少。他们说，从当年到现在，不出门打工，在村子里会被人看不起，被骂“懒”。
抛下刚出生的女儿南下，对于陈素琴来说，是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但支持他们的动力也很强大：赚了钱，让儿女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不再重复他们的命运。因此，陈素琴和大女儿张琴每周一次的通话中，陈素琴不变的嘱咐是：要好好读书。往往是这边重复唠叨着，电话那边的女儿便不答话了。
镜头一转，碧水青山的回龙村，夕阳下，张琴正熟练地挥动镰刀割草，割了整整一箩筐后才回家。这一年，张琴17岁，已长到一米六出头，和父母身高差不多了。
不远处一幢二层小楼，就是张琴家，这是用张昌华和陈素琴多年打工攒下的钱，最近两年盖成的。但也只有一幢楼房，三间卧室，一个客厅，除了一台很小的电视机、冰箱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外，家徒四壁。
张琴蹲在门口，把刚背回来的菜叶切成段。她告诉范立欣，村子里像他父母这么大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纪也辍学打工去了。
抚养张琴长大的外公几年前过世了，外婆年岁也大，家务活都是张琴做，收割、喂猪、做饭……晚饭时，外婆又唠叨起姐弟二人的学习，张琴有些不耐烦，不断地扇蚊虫、挠头发，弟弟张洋始终沉默。
外婆告诉范立欣，自己年轻时学习很好，本来可以通过考学去到城市，为响应当时国家“搞农业第一线”号召留下来，没想到，受了一辈子穷，常常“吃了这顿找下顿，衣服全是补丁”。因为穷，她的孩子也没能好好接受教育，老人家便把摆脱贫困的愿望寄托在第三代身上。
张琴却决心要离开。她觉得这里“不好玩”，已经辍学打工的伙伴们，过年回来展示他们的新手机、新衣服，描述城里的生活，令张琴向往，她也并不认为，好好读书，能带来多好的机会，更不愿再依靠父母生活。
这一年给外公上坟时，她哭着说：我不想见到爸妈，你也知道，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好……“这里一直是个伤心的地方”。
张琴告诉范立欣，“我要追求自由。自由就是幸福。”
这年夏天，张琴只身一人，追随先她去打工的朋友。“自由”后，张琴第一次烫了头发，第一次喝了酒，和工友们倾吐自己从小没有受到父母关爱的痛苦。工友宽慰她，“他们赚钱也是为了养你嘛。”张琴不屑地反驳，“一切都是为了钱。”
得知女儿辍学打工，张昌华几次到张琴打工的地方看她，或给她打电话，劝她回乡读书，都没成功。父女二人常常是静静地坐着，相对无言。张昌华后来说，自己读的书还没有儿女多，好多话，想到了，不知该怎么说出来。于是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还要不要回去读书嘛？你想好了噻？
女儿则轻描淡写地答：还没想好。
战争般的春运
将打工与家乡连接起来的，便是春运。有外国观众看过后告诉范立欣，“这简直就是在打仗。”即使是范立欣，在没有拍摄这部影片时，也想象不出这个过程是这样艰辛，而又充满期待。
十几年来，张家每年可以一家团聚的时光，就是春节。然而，春节回家，又是一场磨难。每到这时节，工人讨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车票，什么时候、去哪能买到票。张家夫妻俩常常跑一个星期火车站，也买不到回家的票，好不容易搞到票了，那个兴奋劲儿，没别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劲儿地笑。
然而春运期间在火车站拍摄也非常敏感。买不到票的人常常把摄制组当成电视台采访的记者，围着摄像机，不停地控诉。
即使买到了票，归途依然漫长。他们要先想办法到四川达州，再坐长途大巴到广安，再坐船，再坐大巴，才能回村。下了车，村里人相见，问候语都是：“哟，你哪天回来的？”
拍摄过程中，刚好经历了2008年春节前那场罕见的冰冻天气，冻雨落在中南大部分铁路列车的电线上，结成了冰，几乎全国的铁路客运都瘫痪了。
归乡心切，人们怕错过每一个回乡的可能，于是带着行李，昼夜守在车站。据统计，这年春节前，广州火车站平均每天的滞留人数达15万，最多的一天有24万人。范立欣挤在人群中，多次整个人被夹起来，双脚无法着地，像水一样随着人群四处流走。踩踏事件不断发生，地上到处是被踩掉的鞋子。
片子里有个镜头，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粉衣服，哭着被人群挤了出来，背上的大包被挤掉了，她在旁边歇息了一秒钟，一个武警帮她把背包放到肩膀上，她拉了拉带子，头也不回，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大哭大喊地又冲回人群中。
范立欣说，每次看到这个镜头，他都会流眼泪。“我很能理解，那个小妹妹为什么一秒钟都不能耽误，这是她回家的唯一机会，如果不赶上这班车，就意味着一年不能见到家人。因此没人舍得离开，他们必须踏上一班列车，别无选择。”
镜头中，武警排成人墙阻拦往前冲的人群，焦躁的旅客和武警不断争吵，年轻姑娘被挤得当场昏过去……
困在火车站的第二天，摄制组有个机会爬到广场对面的高架桥，拍摄全景：细雨，广场里，站满了人。为了保证秩序稳定，人群被栏杆隔开，站前广场被分成几个区域，每块容纳几千人，每隔三四个小时，栏杆就会打开，人们便从一个区域跑到下一个。其实，根本没有车来，但人们都觉得，移动就意味着希望，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围着广场不停地打转。
被困了七八十个小时后，摄制组终于跟着张家人上了火车，人们总算能平复一下连日焦躁的情绪。车上每个角落都站着人，包括洗手台和卫生间，大多数人都筋疲力尽，瘫成一团。
从广州到四川，火车要走三天两夜。人们一边谈论回家的迫切心情，一边抱怨今年赚得不多，越来越累，再这样下去，就不出来打工了，在家附近找个地方工作。
拍摄纪录片这几年，范立欣听过许多这样的谈话，但每年春节过后，这些人还是会一起回来。在城里打工虽然辛苦，然而留在农村，却是完全没有希望，既没有地可以种，也无法养活一大家人。
看不见的未来
范立欣没有想到，千辛万苦回家过春节，等待这家人的，却是积蓄了十几年矛盾的爆发。
陈素琴一进门，便拉着一年没见的张洋问长问短，然后说：妈妈辞了工，回来带你读书好不好？
张琴在一旁接话说，“张洋，放心吧，她不会回来带你的。”接着补充，“他们都是无心的，只是在有心地说。”
这激怒了脾气温和的张昌华，他大声质问女儿：“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我们怎么做？”
“我晓不得。”张琴眼睛看着电视，大声顶回来。
父女俩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张昌华埋怨张琴辜负父母，荒废学业；张琴则埋怨父母从没给过她真正的关心；陈素琴只皱着眉劝：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越说这些越难过。
“你只认钱。”张昌华说。
“我本来就只认钱不认人。”张琴回敬。
“你给我出去！”张昌华说。
“老子就出去！”
张昌华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向女儿连扇几个巴掌，“老子！哪个是老子！”
张琴毫不示弱，与张昌华扭打在一起，边打边说，“是你们逼我的。是外公把我带大的，你就不是我老子。”
范立欣被这场出人意料的“战斗”惊呆了，下意识地要上前阻拦，先被摄影师拦了回去，但父女俩越打越不可开交，他还是冲上去把两个人拉开了。
年夜饭桌上，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说话，只有陈素琴和外婆一直在哭。没过几天，张琴就搬到舅舅家去住了，直到父母离开，她才回家。
张琴后来告诉范立欣：她恨爸爸。
临走前，陈素琴去当地的小庙拜菩萨，她点上几柱香，跪在菩萨面前，双手合十，嘴里念叨：“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希望您保佑她改正归邪，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要她明年听话，我一定来还愿。”
放映现场，常有观众在听到“改正归邪”时笑。范立欣说，他本可以在剪辑中把这个小小的错误改过来，但他不愿意。他看到，这是一个对生活束手无策的母亲，只好诉诸神灵，因为没受过多少教育，经常说错话，这又是“更深层次的悲哀”。
张昌华和陈素琴最终放弃了对张琴的要求。陈素琴说，“现在活路这么多，她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凭自己的本事了。”
春节过后，张昌华、陈素琴和张琴，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但他们的目的地，已然不同。
自那以后，张琴始终漂泊在外，去过深圳、武汉、北京，做过服装厂工人、酒吧销售，哪有工作就漂到哪，却很少回家。她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过一天算一天吧，计划赶不上变化。范立欣总问她，想过未来怎么样吗？她答：“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没有未来吧。”
由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整个中国对外加工产业全面萎缩，张昌华所在的这家工厂靠从各个地方啄食，勉强维持生计。但订单少，赚得少，陈素琴终于下决心回老家去。她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像女儿那样。”
张昌华沉默良久，轻声说，“少种点田。”
影片结尾，广州火车站，这次，是陈素琴一个人回乡，张昌华替她背着行李，一直送她到检票口，只说了一句，“票拿好”，夫妻二人就被进站的人流冲散了。陈素琴消失在人群中，张昌华却一直在检票口望着，望着，许久后才转身，走向城市的夜色。
范立欣给这部影片起名《归途列车》，其实是想提问：这些在外漂泊、居无定所、为生存耗尽仅有力量的微弱个体，他们的归途在哪里？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拍摄结束后，范立欣依然和张家人保持着联系。
张洋成绩优异，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广安二中。陈素琴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陪在儿子身边。
外婆独自一个人留在老家，守着仅能维持自家伙食的田地。
张琴到处漂泊，基本没和父母见过面。
一家的经济收入都靠张昌华，但他却感觉身体大不如前，腰酸、眼花，从二十几岁外出打工，他最好的人生年华都在昼夜不歇的工作中度过，他感到自己“可能干不了三五年了”，但越觉得能干的时间不多，越变本加厉地加班，想再多赚些。
一家五口，就这样四分五裂地各自生活着。
纪录片剪辑完成后，范立欣曾给张昌华寄去一张DVD。张昌华看过之后告诉他：“后悔啊，不该打女儿。”
一个农民工家庭的城市愿景 篇4
2002年, 初中毕业的叶新 (化名, 其子) 带着对父母的思念以及对城市的向往也来到了这个省会城市。过了几个月, 叶新的女朋友小刘也从广州辗转来到了福州, 她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他走到哪, 她跟到哪。
都说, 只要家人在一起, 到哪都是家, 就这样, 一家四口在福州定了下来。十几年过去了, 物质水平提升了, 他们也逐渐适应了城里的生活, 虽然有时也会想家, 但习惯了这么多年, 他们与城市已经难解难分了, 尽管遭遇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然而现在的他们还是对城市抱有期许, 用他们的话说是“也像个城里人”。
趁年轻走出去
“趁还能干点, 出去吧。”这就是当时张红和丈夫的唯一想法。张红一家居住在四川绵阳市三台县刘云镇的一个小村庄里, 村里大多数人都以农业为主, 种植水稻, 饲养牲畜。在张红看来, 这样的生活也挺简单, 相对自由, 但唯一有一点不足之处就是要看天吃饭。一年脸朝黄土背朝天, 要是运气不好, 那么今年主要的收入就受影响了。再加上身边同龄的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 灌输给夫妻俩的观念是:还是出去做事吧, 赚的多, 咱们农村人不怕苦, 能行!
可以说, 他们来到城市, 更多是受身边人的影响。张红说, 他们那个年代出去的人不少, 很多都是一带多, 她还生动地打了个比方, 就如“串烧”似的, 就这样, 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前人的带领下走了出去。他们也动过心, 当时她的妹夫在城里干得好, 挣得多, 于是让在家务农的哥哥和嫂嫂也来城里。但那时, 他们的儿子叶新是他们最大的顾虑。“那时候小孩还小, 我们也不放心让他在家, 他爷爷奶奶也要人照顾, 我们怎么走得出去。”于是外出的想法就这样搁置了。直到后来儿子上了初中, 夫妇俩才决定这个时候走出去。对于进城的生活, 他们没有想太多, 因为他们还是奔着要过好生活的念头去的。“其实村里人像我这样年纪出去的很多, 他妹妹和妹夫也都在福州, 过得不错, 于是我们就琢磨着自己也还年轻, 小孩儿也大了, 那就走出去看看吧, 能多赚点是一点。”就这样, 夫妇俩背着行囊, 从此踏上了他乡之旅。没想到的是一去就是十几个年头。
如果说父母是因为要赚更多的钱, 改善家里的生活, 那么叶新的想法就单纯许多, 也许是因为自己对于父母的挂念, 也许是因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有好吃的, 好玩的等等。在这些诱因下, 两年之后, 这个毛头小伙决定去城市感受下外面不同的世界。他憧憬着, 既然学业无成, 就去城里学一门技术, 在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城市生活逐渐有了起色
初到福州, 夫妇俩明显感到了城市与农村生活的差异。首先就是住的, 为了省钱, 当时夫妇俩就只能租一个破烂的民房, “我们在老家有自己的房子, 到城市里就要租房子, 房子的价格都很贵, 所以只能住的差点。当时生活条件是艰苦了点, 但刚开始肯定是不容易的, 后面习惯了就好。看, 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说完张红笑了起来, 可以看出她乐观的背后是有着一颗坚强的心和对生活的热情。
对于他们来说, 最难的不是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 而是对远在故乡的儿子的挂念。张红回忆道:“一直习惯儿子在身边, 后来去福州后就只能通过电话诉衷肠, 以前又不像现在这样用手机这么普及, 那时候只有公用电话, 每次我都得掐着时间给儿子打电话, 打不了多久又得挂了, 越说只会越想念。其实有时候想想是不忍心, 可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只能暂时忍受。”
所以叶新初中毕业后, 向夫妇俩表明了要来福州的意愿, 夫妇俩考虑再三, 最终同意了儿子的想法。那时张红在公交车站做保洁工, 丈夫在另一个车站做洗车工, 儿子在修车行学修车。一家人在一起, 各有各的工作, 互相有了照应, 日子也开始有了起色。就在2006年的时候, 叶新和小刘结了婚, 成了家。人多了, 房子就不够住了, 当时房子正好面临拆迁, 为了改善住房条件, 夫妇俩决定去更远的地方租两间房子, 这样一来可以住的更舒服一些, 二来也可以省一些费用, “现在的生活环境虽然不算太好, 但我们知足了, 吃好点就行, 我们已经明显感觉现在生活的改善。”张红还说:“现在家里电器也比较齐全了, 生活挺方便的, 我们生活得挺舒心。”好在一家人齐心协力, 并没有为生活的琐事所牵绊, 那时简单的想法“我们农村人能吃苦”一直让他们坚持到了现在。
我们能留下来吗?
从农村来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多从事的都是基础服务行业, 他们给城市带来了许多便利与服务。在很多人看来, 张红现在从事的工作———公交总站的保洁员是一份不起眼的工作, 但城市的运转都离不开像她一样从农村出来的勤劳、质朴与踏实的农民工们, 他们足以值得被尊敬。
和她一样, 她丈夫也在公交站清洗车辆。遗憾的是两人在不同的地方, 难得的是, 这份工作需要一年365天的默默付出, 但为了能多赚点钱, 张红还主动承担了其他的工作, 她爱人也主动承担洗两条线路的公交车, 这样一辆100快, 一条线路有十几辆, 那么一个月就能增加1000多的收入, 两人合起来就有5000多的收入。工作量的增加, 换来的一定是收入的回报。“其实, 在城市也好, 都是靠自己双手挣钱, 只怕你不做, 勤劳的话一定能好好生存下去。”张红也一直相信, 城市里打工要比在农村种地强, 因为这样不用担心颗粒无收没有收入, “只要每个月踏踏实实地把现在的工作做好, 我就有工资。这也是我一直留在城里最大的动力。”
都说人往高处走, 但在他们夫妇俩看来, 在城里生活就要稳定与踏实, 夫妇俩都是60年代的人, 或许着是他们这个年代人所特有的品质。今年已经是他们两人在城里的第12个年头。十几年如一日, 但随着时间流逝, 很多事都会发生变化。“随着年龄的增大, 体力是渐渐吃不消了, 我想我们再干个几年吧, 等干不动了, 我们就只好回家了。”说到回去, 张红眼神里透露出一些无奈与不舍, 可以理解, 十几年的青春都给了这座城市, 这种情感是对城市的眷恋之情逐年累积而成的。
但现实是, 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城市里当然好, 我们也想留在这啊, 但我们在这买不起房子啊, 而且我们始终是四川人, 落叶归根, 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回到原处。”张红的话也说出了当下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的真实感受。
各有各的期盼
现在的他们, 工作稳定, 生活也有了基本保障。但在张红心里, 有一个困扰她多年的问题, 她说:“以前在农村的时候只买了医保, 没买社保, 后来来城里, 由于是私人公司, 他们没给我买, 直到现在我也没买。我也不懂怎么操作。我老公也没买, 我在想, 等我们老了, 干不动了, 我们该怎么办?”这确实是摆在他们面前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现下, 由于工作的性质、工作的调动等因素, 使得农民工参保率很低, 有些是政策的不完善, 有些也是因为参保意识薄弱, 对于有关社保知识缺乏了解造成的。因此, 张红有时也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总担心年老以后的无依无靠。张红夫妇俩最大的期盼就是希望政策能够有所改变, 随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明确提出, “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也就是说, 无论生活在农村, 还是城市, 都能够享受到统一的养老保险保障, 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这无疑是让社会保障体系走向更加公平、合理的一种进步。统筹城乡, 受益最大的是城乡流动群体, 包括农民工及其家属, 因此有理由相信, 这对于张红多年的心结的打开是一个重要的福音, 像张红一样的农民工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梦想将不再是梦。
与张红不同的是, 作为新生代的叶新在目前的工作上蒸蒸日上, 最早是修车师傅, 期间通过自己的努力无师自通学会了开车, 后来轻松拿到驾照。现在的他主要是司机, 附带着帮助公司装货卸货, 一个月也挣得不少。在叶新看来, 眼前自己已经有一门技术, 并且自己还在学习相关物业管理的知识, 他希望以后能自己买部车子, 然后专门作运输的生意。而其妻小刘生下女儿后就在家带孩子, 或许是宅家的缘故, 使小刘觉得自己和社会有些脱节, 有些融入不了城市里的生活。她还是想念老家, 于是和叶新在是否留在城市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那就是在城市好好发展几年, 等到掌握了一定技术就回老家发展。就在前几年, 他们一家四口通过在福州多年的积蓄在老家的镇上买了一套房子。在他们看来, 城市生活是好, 但是压力也大, 尤其是房子、子女教育方面。同时也考虑到, 父母老了也还是要回家, 那他们也得照顾两老。因此城市, 最终只是追逐梦想的地方, 考虑到现实也只能妥协。
县农民家庭现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 篇5
县农民收入多年来一直存在两个指标。一个是国家统计局调查队通过120户抽样调查的指标，截止2010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2017元；一个是由调查队提供，县统计局上报市统计局的农民收入指标，截止2010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1929元。两个指标长期并存，虽然差距只有几十元，但对外形成了很大的误导。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多，农民家庭收入情况到底怎样？根据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的指示，该局组织人员对农民家庭现金收入开展了调查。调查工作为期一周，于2010年7月26日至8月日进行。
二、调查经过
这次总共调查乡镇17个，它们是罗卜田、晓坪、禾梨坳、罗旧、岩桥、大洪山、杨公庙、土桥、洞下场、碧涌、大垅、板山、罗岩、麻缨塘、竹坪铺、木叶溪、五郎溪，包括21个村、84家农户、302口人。调查按照上门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人员根据预先设计的表格所设计的问题提问。
根据统计口径，农民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具体内容附表）。根据这四项包含的具体内容，逐一向被调查农户提问，把农户的回答记入表格相应的栏目中，通过电脑录入汇总数据，得出调查结果。
三、调查显示的农民收入的特点
据调查统计汇总显示，今年1-7月份，被调查302户农村居民家庭现金总收入人均达5306元，比今年同期预计的全县农民现金收入2241元多3065元，增长了136.8%；比今年同期的全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828元多848元，增长了17.6%；是今年同期预计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4396元的36.9%。其中：工资性收入人均为4193元，占现金总收入79%；家庭经营性收入人均为950元,占现金总收入17.9%；转移性收入人均为163元，占现金总收入3.1%。农民现金收入呈现的特点：
1、工资性收入中，打工收入为主，而打工收入又主要以外出打工（本乡以外）收入为主。乡内打零工人均收入614元，占工资性收入的14.6%；乡以外从业收入人均3548元，占工资性收入84.6%。
2、家庭经营收入中，主要以粮食蔬菜瓜果销售为主。粮食蔬菜瓜果销售收入人均660元，占家庭经营收入69.5%；畜牧家禽销售收入人均209元，占家庭经营收入的22%；渔业收入人均53元，占家庭经营收入5.6%；林业收入人均28元，占家庭经营收入2.9%。
3、转移性收入中，主要以各种政策性补贴为主。粮食补贴人均100元，占转移性收入的61.4%；报销医疗费补贴人均47元，占转移性收入28.8%；亲友赠送（人情往来）人均8元，占转移性收入4.9%；养老金收人均4元，占转移性收入2.5%。
从上述情况看，被调查农户的现金收入主要是工资性收入，这块收入占到了农民现金总收入的78.4%。家庭经营收入只占到总收入的12.5%，其他占9%左右。这表明，当前农民收入主要以打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
四、调查数据的可信性及对全县农民现金收入推算结果
这次调查采取进村入户面对面提问的方式进行，数据来源是真实可靠的。所调查的17个乡镇中，一类乡镇4个，二类乡镇7个，三类乡镇6个，农民外出务工数和收入数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根据302人占全县32万农村人口的比重，除去城镇人口和贫困人口数进行推算，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大致在4477元左右。
五、合理建议
1、加速推进城市化，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扩大农民本县打工机会，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一方面为农民开辟更广泛的就业门路，另一方面方便农民工照料家庭。
2、切实做好土地流转，大力发展农村集约经济。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要素，灵活有效的流转机制，农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优化，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效途径和必然趋势。切实做好土地流转，大力发展农村集约经济，培育粮食蔬菜瓜果、畜牧家禽、林业、渔业大户。
3、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研发短平快项目，快速增加农民收入，短期完成农村原始资本积累。
4、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是一项农民增收的基础性工程。
5、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工作
一要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速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真正使农村弱势群体衣食无忧。二要加大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排查力度，力争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做到应保尽保；二是要保证县级配套资金的落实，确保低保对象足额领取保障金；三是加强监督，严格杜绝人情保、关系保，确保这一“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公平、公正。
农民家庭 篇6
该县太平镇在试点基础上，以点带面全面构建乡村医生与农村居民签订服务协议的契约式服务模式—乡村医生签约服务。截至今年5月底，全县签订家庭医生式家庭户8135户，累计签约人数达27630人。签约后，这些乡村医生就成了农民的“家庭医生”，负责提供集预防、保健、康复、健康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性、连续性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即为签约农民提供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以居民健康档案为基础，为65岁以上老年人、0至6岁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于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及有需求的重点人群，乡村医生会提供上门健康咨询、访视和指导服务。如遇有疑难、急重症或受条件限制，需往上级医院转诊的病例，他们还会协助开通急救、住院“绿色通道”，做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多发病不出乡镇。
据统计，该县开展“家庭医生式服务”以来，建立家庭健康档案13565份，对签约居民健康状况评估10868人次，开展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6314人次，0至6岁儿童保健服务5812人次，孕产妇保健指导11261人次，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10067人次，并提供505人次上门出诊服务。各乡镇卫生院均设立签约服务区，开通就诊绿色通道，提供预约就诊、双向转诊和随访服务，家庭医生式服务工作开展成效显著。
服务过程中，该县组织了70个“家庭医生” 服务团队，充分配合乡村医生按照划区分片包干的原则负责签约村民的健康管理工作，服务到家。对于服务质量好、签约率高的乡村医生，除按规定给予其相应补助外，还将按签约人数给予一定奖励，以调动乡村医生为群众提供签约服务的积极性。
乌鲁木齐县农民家庭理财现状分析 篇7
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 为保证问卷的可信度和代表性, 在做问卷设计和调研过程中采取了以下控制措施。选择乌鲁木齐县3个具有代表性的村镇 (安宁渠镇人口总数为23 224、水西沟镇人口总数为15 876和甘沟乡总人口数为7 516) 为主要调研对象。调研对象中52.7%为男性, 47.3%为女性。家庭年收入在10 000元～30 000元之间, 占样本总量的83.2%。本次调研以年龄在20～60岁之间为主, 调研对象的平均年龄为40.3岁。
本次共发放问卷200份, 回收有效问卷为176分, 问卷的有效率为88%。问卷回收后, 对其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二、调查结果分析
1. 乌鲁木齐县农民收入状况分析。
由调查结果得知, 乌鲁木齐县农户家庭年收入在10 000元以下的占13.6%, 收入在10 000元～20 000元之间的农户占31.8%, 收入在20 000元～30 000元之间的农户占34.7%, 年收入在30 000元以上的农户占19.9%。乌鲁木齐县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依靠务农, 有48%左右的农民家庭要外出打工, 乌鲁木齐县农户中有21.7%的人除了务农外, 在农闲的时候靠“农家乐”、“牧家乐”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2. 乌鲁木齐县农民理财素质分析。
本问卷针对不同收入层次的乌鲁木齐县农民对“理财”一词的认识, 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民对“理财”的认识不同。乌鲁木齐县农民对“理财”的认知程度, 了解“理财”的农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没听过“理财”一词的农民随着收入的增加在减少。
3. 乌鲁木齐县农民理财产品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 乌鲁木齐县农民目前选择的理财产品主要有储蓄、房产、养老保险、民间借贷、基金。 (1) 储蓄。调查结果显示, 乌鲁木齐县农民选择储蓄的比例最高, 有98.3%的农民选择了储蓄, 选择储蓄是因为农民收入不高, 储蓄被认为是最安全稳定, 最有保障的理财工具, 因此储蓄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2) 养老保险。调查结果显示, 乌鲁木齐县农民对养老保险的投资比重为85.5%。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子女的负担越来越重, 在赡养父母方面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怎么样才能不增添子女的经济负担, 受到了农民的关注, 这是农民选择养老保险最主要的原因, 为自己的晚年提早做好规划。 (3) 民间借贷。调查结果显示, 乌鲁木齐县农户中有19.3%选择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是农民理财中特有的理财方式, 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 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不均衡, 农民有的资金紧缺, 有的农民手中闲散资金多, 而当农民自己的资金不能满足生活和生产需要时, 民间借贷就起着这种调节作用。民间借贷的利率是银行规定利率的4倍, 远远高于银行利率, 因此在农村受到农民的广泛喜爱。 (4) 基金。调查数据显示, 乌鲁木齐县农民选择基金的比重为15.3%, 选择基金的农民受教育程度都在大专以上, 年收入是在30 000元以上的农民, 这样的农民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 其次他们的收入高, 有能力去承受基金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5) 房产。调查数据显示, 乌鲁木齐县农民中选择房产的占9.1%, 据调查农民们主要是在市区买了房产, 他们买房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孩子以后上学, 同时投资房产来实现资金的保值、升值。
综上所述, 乌鲁木齐县农民理财产品的选择比较单一, 对于购买国债、期货、股票等理财产品几乎无人问津, 这可能是受相关知识和经验的限制, 同时农村也没有发达的证券交易市场。农民对于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选择量, 相对于低风险低收益的理财产品选择量较少, 选择储蓄的农民是选择基金农户的6.4倍。
三、对策建议
1. 增加农民收入。
近年来, 随着国家各项关于三农政策的落实, 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讲, 农民收入水平总体还是偏低。提高乌鲁木齐县农民的收入, 首先, 政府应该帮扶一批“农家乐、牧家乐”示范户, 让他们先富起来, 以“农家乐、牧家乐”促增收, 以增收促养殖, 以养殖促旅游。其次, 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 乌鲁木齐县政府应积极探索“订单”、“定向”等培训方式, 加强培训与用工单位和就业市场的挂钩, 以需求定培训, 以输出带培训。
2. 增强农民理财意识。
农民要掌握一些理财方面的专业知识, 提高自己的理财能力, 通过各种媒介如第三方理财投资咨询机构不断吸收各种理财产品的新知识,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而不断的提高自身的金融知识, 积极参加各种专业知识的培训, 在不断扩充自身文化素质的同时也提高自身理财能力, 能为自身和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 实现理财目标。
3. 金融机构支持。
农村的金融机构要根据农民自身的特点, 把农民群体细分为不同的类型, 并以此为基础设计相应的理财服务和投资组合。比如就针对农民目前关注比较多的子女就学问题、养老问题等, 可将教育储蓄产品的准入条件适当降低, 并设计专门针对农民养老的投资理财产品等。只有对理财市场进行市场细分与市场定位, 突出差异化服务, 才能给农民的财产进行保护与投资规划, 制定出真正满足农民需要的金融理财产品。
参考文献
[1]步淑段, 刘淑艳.农民家庭理财现状问卷调查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2006, (6) .
[2]黄砾苇.家庭投资理财的思考[J].时代金融, 2011, (4) :26.
农民家庭 篇8
基于上述背景,笔者选取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所自办打工子弟学校———WL学校(1)及学校中两个学生家庭开展了为期一年半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主要采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访谈的方法,深入到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校和家庭生活中,对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真实、细致的纪实描述。
1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背景
北京市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口大多选择居住在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城郊村内,受经济、工作性质等条件的制约,他们只能远离繁华、便利的高楼大厦,租住在市郊脏、乱、差的低矮平房里。
1.1 家庭居住环境
笔者所开展田野调查的两个学生家庭租住的房屋均属于租金便宜、设施简陋、面积窄小(不足10平米)的低矮民房或地下室。对此小辉曾说过“外面白天,里面黑天。外面黑天,里面还是黑天。反正你想什么时候白天就能什么时候白天,只要你开灯就行呗。”(2)家庭周边的居住环境里除了以流动人口为主的人口聚集区外,还有网吧、游戏厅以及色情交易的“理发店”。村内曾发生过强奸、砍手、殴打致死等恶性事件。
1.2 父母职业等相关背景
开展田野调查的两个家庭中的父母来自河南、黑龙江省份,均已来京打工多年,靠回收废品、从事体力劳动为生,工作内容不稳定,家庭收入低薄。父母均为小学毕业,学历较低。小辉父母曾感叹:“没文化,干什么也不行,给咱别的咱也不会干啊,要不说学习得像你们一样,有出息,最起码给咱自己(工作)的时候咱能干。哎,没办法,只能干点出力的活。”(3)
2 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1 家庭教育的环境
农民工家庭多租住在环境较差的流动人口聚集区,除了自身家庭的生活条件无法为子女提供一个相对稳定、安静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外,还要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和影响。学生常常要帮助家长做家务、料理生意,有时还要在“干活”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吃完午饭休息时,小帅弟弟伸过手来让笔者看,手红肿着,上面还有一些血迹,原来放假后他们被爸妈叫去干活,干活的内容与机器有关,家长则忙别的。结果弟弟不小心把手指绞在了机器里,当时他们被吓坏了,赶紧跑去叫人,他妈过来后,先切断了闸,但是手已经卡在里面了,妈妈直接就把手从机器里硬拽了出来,听小帅弟弟说:“当时把我疼的啊,疼死我了。”流了很多血,但他妈妈没有送他去医院消毒、检查,只是用白酒给他洗了洗。“当时疼得我……”小帅弟弟又重复了一遍。笔者问:“那后来呢?”小帅弟弟说:“我妈就告诉我别沾水。”“已经几天了?现在还疼吗?”“疼啊,有几天了吧,就是上周末的时候弄得。”小帅说:“这下他弄伤手了,就剩我一个人干活了。”小帅弟弟说:“对,现在全让他干了。”他还有点庆幸自己的手被挤伤了,因祸得福,窃喜。(4)
2.2 家庭教育的方式
在笔者开展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在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家庭中,父母多采取的是暴力专制型的教育方式“多打”,打的越狠越管用,否则孩子就不会有出息。跟踪调查的两个家庭的子女均没有逃脱被打的教育经历,在笔者前往学生家庭开展田野调查期间曾亲眼目睹了小帅挨打的过程,让笔者触目惊心。
小帅妈妈无意中看到了小帅的作文本,说:“你这就是你的作业?写的字乱的能看?这么多错字……”小帅不理会。他妈急了:“你看看,还不让说。给我把电脑关了,开始学习。”(音调变高,表情开始严肃)说着就把他的作文本扔到了面前,说:“这就是你写的字?就这么乱……给我把电脑关了!赶紧学习,我说话你听到没?快点!写字写那么乱,成天还玩电脑,你就别学习,回来你爸问你还是什么都不会,到时候你就等着吧!哼……你爸走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了?……”正说着,小帅关了电脑,起身撕掉了作文本,一页不剩,一脚踢开了凳子。这可气坏了本来就有点生气的妈妈,她抬头看到门上的铁晾衣架,直接拿下来,快步向小帅走过去,见妈妈气势汹汹的拿着“工具”过来了,直接躲到床上,缩到被子里。他妈根本不饶恕,直接“啪、啪……”一边敲一边说着:“我让你脾气大,脾气这么大,我抽不死你,抽不死你,你脾气怎这么大?撕吧!我敲死你,我让你脾气还大。让你爸回来把你吃了,我让你还脾气大不大。你下次还敢不敢了?我就说了你两句,你就把本子撕完?”小帅在挨打的过程中一直抱着头哭,蜷缩着身体,往被子里躲。他妈妈吼道:“全部撕完,数学书、语文书全部撕完,别上了。拿火烧了,你不是脾气大吗?你说他脾气大不大?我就说了他一句,你爸晚上回来看你写的,就全部撕了。你撕吧,你说你脾气是不是太大了?”说着嗓门就又吼起来了,开始喊:“你还是不起来是吧?快点!还作呐!”又喊了几遍见小帅没有反应,她的脾气又上来了,气势汹汹地拿起衣架向床那边走去,笔者下意识地拦了一下,希望她别打了,但她说:“你别管了,我让你学(习)跟死一样,我今个儿(今天)非得……抽不死你!我叫你厉害!”等小帅起身转过脸来,笔者看到他鼻子上全是血,他妈妈说:“他的鼻子爱(容易)流血,习惯性的。”事后了解得知,小帅的习惯性流鼻血是由于其爸爸的一次暴打留下的病根。(5)
2.3 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互动
进入城市生活后,“赚钱”成为众多农民工家长们工作的第一目的。家长工作的忙碌让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世界观人生观形成关键期的子女们受了忽视。家长通常将子女交给学校后就不再过问,除非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家长接到学校老师的通知后才会抽时间到校。到校后除了告诉老师要严厉该打就打,就是让老师多给子女留点作业。这让出发点原本是好意的学校老师无奈,本想在家校之间搭建一条沟通的桥梁,共同促进学生成长,意外的是家长对此却并不理解。
小洁怂恿班级的男女生5人放学后前往小公园喝酒,此事被班主任得知后要求其家长来校。
…………
老师说:“女孩现在大了,进入到青春期开始变得敏感,对异性有好感,喜欢和异性待在一起,这都是正常的现象,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家长必须重视,不能让孩子晚上那么晚了还不回家,和男生待在一起。她又是留级的学生,之前的同学都上初中了,那天就有一个初中的男生和他们待在一起,到时候,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吃亏的是女生啊。”家长说:“嗯,是,是……我也感觉到她这一年复读学习不是很扎实努力了,我还总觉得是不是让她复读错了。”老师说:“她在学校学习上还可以,但现在社会这么乱,诱惑这么多,不能一天只顾忙自己的生意,把孩子耽误了。”……老师说:“我今天叫你来就是让你知道,没别的意思,不是让你回去打她,你回去也别打她了,和孩子多沟通沟通,现在女孩子到了特殊的生理期了,妈妈就多和孩子聊聊,对孩子好。”家长说:“我感觉她一天上学,交给学校老师就行了,哪想过那么多啊。你们老师说的他们也听,她也不和我说什么事,她怕我,我们家孩子都怕我,都不敢怎么样。她还是闲工夫太多了,你就给她多布置点作业,让她没时间出去。”老师不好意思说:“多布置作业,那也不能就给她一个人多布置啊,那样她更反叛了。按理说做父母的就应该和孩子多沟通沟通,别一有事就打孩子,把孩子都打傻了。……没别的事,回去别再为这事打她了。”就这样家长离开了学校。(6)
3 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解决策略
通过以上详实、具体的一手田野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家庭的家庭教育问题亟需解决,本文试图从政府、社区与学校、农民工自身三个角度对改善和提升农民工家庭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为农民工家庭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性建议。
第一,政府积极推进和完善农民工相应的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生存和居住环境,为家庭教育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农民工大多在没有劳动保障下频繁更换工作内容及场所,租住地随工作而变是农民工家庭常常要面对的问题。因而,建立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推行流入地政府对农民工们给予社会保障专项补贴,同时企业也为农民工们缴纳部分社会保障款项,保证农民工们在城市的工作、生活有全方位的保障,以此成为流入地与企业吸引、稳定农民工的一项福利,减少流动。[4]
第二,充分发挥家庭所在社区的帮扶作用,通过与学校建立有效的连结,创设家长学校、举办家长课堂、家长经验交流会等,帮助农民工父母们树立正确的教育方式。因此,在家庭所在的社区建立相应的帮扶救助体系,并将体系与学校建立有效连结,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农民工家庭教育知识的辅导。
第三,农民工家长自身要积极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努力学习科学的教育方法,积极与学校进行沟通和交流,为子女创设良好的教育氛围。对农民工来说,注重自身素质提高,与孩子共同学习、共同成长,是取得子女家庭教育成功的最明智选择。?所以,农民工家长要积极参与到家长学校、课堂学习中来,多与学校、老师沟通。同时,注重与子女沟通,学会保持冷静的心态,用“嘴”和“心”与子女交流,认真倾听子女的心声,了解他们成长中的内心世界,避免教育过程中无节制的打骂现象,给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单个人”外出发展到了“家庭化”流动。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转移过程中,父母往往忽视了家庭教育对子女成长的重要性。本文以对农民工子女家庭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家庭教育的环境、家庭教育的方式、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互动三方面真实呈现家庭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田野资料进行分析诠释,试图提出提升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行为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
参考文献
[1]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OL].http://baike.so.com/doc/2224717.html.
[2]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网http://www.bjstats.gov.cn/rkpc_6/pcsj/201107/t20110704_205609.htm[OL].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OL]..http://w 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4]吕杏.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省武汉市的调查[D].华中农业大学,2012,6.
农民家庭 篇9
今年62岁曹乃水, 只有高小文化程度。2009年前, 由于港口街镇茶岭4组19户年富力强农民举家外出打工挣钱。水田旱地有的送别人种, 没人种就让它撂荒。当年就让59岁的农民党员曹乃水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好田好地就这样荒了, 多可惜啊!再说, 港口镇茶岭村4组19户农民都外出打工, 没人种粮往后男女老少吃什么呢?这个朴素的道理缠绕着他总是挥之不去。曹乃水思索再三, 决心一定要把茶岭村不愿种的一家一户撂荒水田承转回用拖拉机翻耕, 成为一户有规模的家庭农场。尽自己的努力, 将400撂荒田种好水稻、小麦, 发展粮食为国家和社会分忧解虑。
从2010年2月起, 农民党员曹乃水和儿子曹俊明就承包茶岭村4组19户撂荒抛荒田地第一年开荒100亩、第二年扩大开荒面积200亩, 加上其他农户口粮田100亩, 3年共租田承包400余亩。2010年冬季曹乃水试种“农博”和“郑麦2号”品种小麦, 夏季小麦收后再栽上一季晚稻;2011年由400亩一季稻改种80亩早稻, 另外320亩继续种一季晚稻。这一年他采取规模种植, 选用“Y两优1号”等高产良种, 实施塑料软盘育秧、大田抛秧、机械插秧、机械收割、配方施肥、病虫草鼠综合防治等一环套一环的科学种田, 效益大大提高, 实现了粮食增产增收。近3年他家种水稻面积共计400亩, 单产均平都超过1250斤, 每50公斤杂交稻谷价格平均买到130元。这三年来他除去种子、化肥、农药、钟点工、机械耕田用的柴油、机械防病虫等费用开支外, 三年来种粮食纯收入36万元。如今曹乃水成为赣北地区九江县港口街镇茶岭村农民党员种粮致富的能手和名人。
作为农民党员种粮大户, 曹乃水从2010年开始, 每亩田就花租金150元把茶岭村人不愿种的田地和撂荒田要过来, 他和儿子为方便水田作业, 在享受农机补贴的基础上贷款6万元, 加上自己多年积蓄, 共20万元先后买回了3台80马力拖拉机和2台插秧机及2台割谷脱粒机、防虫打药农机, 现已成农机配套齐全的家庭农场。他用拖拉机开荒300亩 (加上100亩熟田) 先后返租400亩耕地进行承包种水稻后, 深深感到科学种粮技术知识太少了。于是, 他和儿子发愤自学农业科学技术知识, 经常向九江市县农技干部请教。这3年里, 县农业局领导和技术干部把他家作为种粮示范大户进行帮扶、咨询、“充电”, 对他一家人种田技术、信息“对号入座”地精心指导。为夺得这3年承包的400亩水稻高产、高效益, 曹乃水和儿子曹俊明及钟点工帮手, 进行“金优898”、“金优463”、“Y两优1号”等多个优质抗病高产良种早稻, 一晚水稻品种栽培试种、观察, 获得成功。省委书记强卫说:“把农民组织起来, 能人或者企业进入统一种植、统一指导、统一分配、统一进入市场”。前不久该县农业部门根据强卫书记“替农民着想、为农民服务、助农村发展、帮农民成功、加强农村科技、信息人才等服务”的要求, 加大对土地流转力度,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手把手帮助茶岭种粮户曹乃水由去年400亩水稻扩大到560亩水稻规模化种植。今春20亩软盘育秧在5月2日前栽完早稻200亩, 目前他家200亩早稻禾苗长势好。今年360亩一晚已着手开始移栽。当笔者向老曹问起对种粮食是啥感想时, 这位淳朴的庄稼汉憨厚地笑笑, 很认真地说:“我把一家一户撂荒土地集中用机械种田, 办起了茶岭村第一家家庭农场, 我和儿子现在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型农民, 还是党的富民政策好啊!”采访临了, 老曹动情地对笔者说:“咱庄稼人靠种田过上好日子不是梦, 我就认准‘人勤地不懒’这个理儿, 只要自己肯出气力, 依靠科学种粮, 这400亩水田也能创出金娃娃。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 鼓励农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合作组织办好家庭农场, 依我看, 农民靠种田发家致富的春天来了!”
农民家庭 篇10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成长和教育,不仅是农民工工作的重点,更是推进教育乃至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各种心理、行为问题高发的群体[2,3,4];在户籍等制度性影响因素之外,家庭文化是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关键变量[5]。家庭是儿童最重要的港湾,农民工家庭的特殊性(异地生活、家庭成员的不同时在场、缺乏户籍保障等)会给随迁子女的学习、生活适应带来诸多影响,甚至导致问题行为[6]。研究家庭因素与随迁子女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入把握问题的发生机制,可以为该群体的学习、生活干预提供科学依据,也是促进该群体健康成长和城市融入、保障教育公平的认识前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14年11月—2015年3月,在上海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闵行、浦东、松江、宝山、奉贤、虹口、嘉定、普陀、青浦、杨浦和闸北11个区县内各抽取随迁子女较集中的小学、初中各1所,从四~九年级中每个年级抽取1~2个班级的50名学生。共发放问卷3 534份,回收3 523份,随迁子女有效问卷1 623份。其中男生927名,女生696名;四年级学生269名,五年级228名,六年级367名,七年级264名,八年级254名,九年级241名;父亲学历小学或以下的占17.5%,初中占54.8%,高中以上的占27.7%。母亲学历小学或以下的占32.8%,初中占47.0%,高中以上的占20.1%。平均年龄(12.92±1.82)岁,在上海平均生活时间是(8.68±3.48)年。
1.2 方法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1)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年级、在上海生活时间等);(2)家庭因素,包括父母亲学历、住房情况(住房数量、住房面积)、在上海同住的家庭成员、每周零花钱、家庭耐用消费品情况、父母的教养方式等变量;(3)随迁子女问题行为调查量表。该量表由笔者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之上、参考相关文献[2,6,7]、结合随迁子女的生活实践自制而成。该量表为里克特式量表,共包括健康危险行为、安全危险行为、违纪行为、冲突/攻击行为、消极休闲行为5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含4个题项,共计20个题项;每个题项调查1种问题行为的发生频度,各题项设置相同的5个答案,分别是“从不”(1分)~“频繁”(5分)。
调查问卷的制订征求了多位专家的意见,并经过2轮试发放。依据调查结果对随迁子女问题行为量表进行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的5个公因子与5个分量表的结构设置基本相符;各分量表的Cronbachα值在0.528~0.704之间,总量表的Cronbachα值为0.857。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
1.3 统计方法
使用SPSS 19.0建立数据库;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家庭因素与随迁子女问题行为的关系,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问题行为
学生违纪行为得分中位数为6.59分(满分20分,其他类别相同),健康危险行为6.29分,冲突/攻击行为7.68分,安全危险行为5.48分,消极休闲行为9.89分。见表1。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部分信息存在数据缺失。
2.2 调查对象家庭因素对问题行为的影响
以调查对象的家庭因素(父母的学历、父母的教养方式、住房情况、同住的家人情况、家庭耐用消费品的种类数量等)为自变量,以问题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见表2。
男生在安全危险行为、违纪行为、冲突/攻击行为、消极休闲行为以及问题行为总分上均高于女生。高年级随迁子女的问题行为高于低年级。年龄、在上海生活的时间与问题行为之间关联无统计学意义。
反映家庭经济条件的住房类型、现居住房屋面积、家庭耐用消费品情况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每周零花钱与健康危险行为、安全危险行为、消极休闲行为和问题行为总分之间呈正相关(P值均<0.05)。
父亲学历与随迁子女问题行为各维度之间关联无统计学意义,但是母亲学历与随迁子女的冲突/攻击行为、消极休闲行为之间呈负相关。与家人同住的方式对问题行为存在一定影响,相比与父亲、母亲同住而言,只与父亲同住或者与不包括父母在内的其他家人同住则会增加问题行为的发生频度。相比民主型的教养方式,溺爱型、专制型、忽视型和其他类型均会增加随迁子女问题行为的发生频度。
注:*P<0.01,**P<0.05;合住的家人以只与父母合住为参照,父母教养方式以民主型为参照。
3 讨论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题行为”是反映该群体健康状况、生活适应以及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问题行为”不仅属于越轨范畴,也带有病理色彩[6,7]。在5个问题行为类别中,发生频度由高到低依次是消极休闲行为、冲突/攻击行为、违纪行为、健康危险行为和安全危险行为。
在父母学历、父母教养方式、住房类型、现居住房屋的面积、同住的家人情况、家庭耐用消费品情况等家庭因素当中,父母教养方式对随迁子女问题行为的影响最为突出,民主型的教养方式抵制问题行为的效应最好;与家人同住情况对随迁子女问题行为也有一定影响,随迁子女与父母同住更有助于降低问题行为的发生;父母双方的学历与随迁子女问题行为之间整体无关联,但母亲学历高更有助于减少随迁子女的冲突/攻击行为、消极休闲行为;家庭经济条件对随迁子女问题行为无影响,但是家庭给予子女零花钱的多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随迁子女的问题行为。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8],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包括智商[9]、学业自我效能[10]、心理健康[11]、学业成绩[12]。不合理的教养方式可能导致儿童出现过度的攻击行为[8]、学习不良[13],在遭遇挫折和困难时更容易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14],加重儿童的创伤症状[15]。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民主型教养方式对儿童的问题行为有较好的抵制效果,而能够采用民主型教养方式的农民工父母只占32.8%。由于农民工平时大多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子女,很少与子女沟通,容易产生矛盾[16],再加上多数农民工学历程度有限,缺乏对子女实施思想文化教育的知识、技能基础,从而难以形成合理的教养方式。
农民家庭 篇11
关键词：家庭农场；发展意愿；制约因素；层次分析法；黑龙江省
中图分类号： F324.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10-0419-03
收稿日期：2013-12-17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科技攻关项目（编号：2013R0288）。
作者简介：王杜春（1969—），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产品营销与贸易。E-mail：wangdc2005@163.com。
通信作者：赵丹丹，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区域与发展。E-mail：315702335@qq.com。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原有小农经营模式及生产方式逐渐显露一定的局限性。为探索新的土地管理模式，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家庭农场”的概念。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初步的认定标准：（1）家庭农场经营者应具有农村户籍（即非城镇居民）。（2）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即无常年雇工或常年雇工数量不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3）以农业收入为主，即农业净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80%以上。（4）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5）家庭农场经营者应接受过相应农业技能培训。（6）家庭农场有生产经营记录。（7）对其他农户开展农业生产有示范带动作用。
谢梅芳借鉴了国内外发展家庭农场模式，提出了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1]，并探索建立注册登记制度，对符合条件的规模经营主体，给予配套的扶持政策，加快明确农村土地经营产权，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提高农场主的整体素质，发展农产品的加工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岗位等解决推广难题的政策建议。臧凯波从我国家庭农场特点出发，分析了土地稳定、技术推广、管理和融资等阻碍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障碍因素，提出了政策支持、土地确权登记、完善农技推广、健全社会化服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解决家庭农场资金困难等对策建议[2]。王鑫认为要构建中国的家庭农场，必须着眼于中国家庭农场的成本高、经营收入低，农场主受教育水平低，规模上小、散、弱的特征，以及家庭农场固有的缺点等方面入手，积极吸取欧美先进管理经验，在家庭农场经营制度的完善、经营体制的合理性、政策的鼓励性等方面完善中国家庭农场[3]。黑龙江省是个农业大省，发展家庭农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全面了解黑龙江省农民发展家庭农场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近郊及双城市农村农户为调查对象，从人口因素、主观限制因素及外界限制因素等方面入手进行了实地调查。
1调查对象与问卷设计
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近郊成高子镇和平村、幸福乡向阳村、光明村及双城市农村腹地兰陵镇胜德村、朝阳村、胜乡村部分村民为调查对象，围绕家庭农场7个方面的标准，我们设计了农民发展家庭农场意愿调查问卷。影响农户发展家庭农场的因素很多，本调查将农户发展家庭农场意愿影响因素分为主观限制因素、外界限制因素2大类。将主观限制因素设为A，外界限制因素设为B，作为一级指标。根据权重合理分配的需要，又将一级指标细分为8个二级指标，设为C，具体如表1所示。主观限制因素包括C1：劳动力文化水平、C2：资金因素、C3：土地规模、C4：农业机械化程度；外界限制因素包括C5：基础设施、C6：社会化服务、C7：政府政策、C8：工商注册程序。
表1农户发展家庭农场意愿影响因素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主观限制因素劳动力文化水平资金因素土地规模农业机械化程度外界限制因素基础设施社会化服务水平政府政策工商注册程序
依据主观限制因素和外界限制因素，设定38个具体问题的调查问卷。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63份，有效问卷245份，有效率为93.16%。调查人口主要样本特征如表2所示。
2数据分析
2.1农户发展家庭农场意愿
在本次调查的农民中，对家庭农场了解程度熟知的仅占
3讨论
3.1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最大障碍因素是土地规模
目前，黑龙江省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较少，90%以上的贷款都来自农村信用社，来自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不到10%。贷款数额较小，每笔基本在3万～10万元之间，并且手续复杂，贷款时需要房产证、土地使用证以及五户联保等制度，大大增加了农民贷款难度，且可贷款资金有限，贷款周期短。由此可见，如此庞大的支出和贷款的困难，不利于有意愿发展家庭农场的农民凑集资金。
3.3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第三大障碍是社会化服务水平
认为家庭拥有农业机械数量少且机械化程度低的农户占37.77%。 52.84%的农户家中无农业机械，35.51%的农户家中拥有1台农业机械，12.25%的农户家中拥有2台及以上机械。在调查的245户农民家中，有新型农业机械（18马力）仅11台，占调查农户的4.49%。可以看出，农村家庭拥有农业机械数量少，只使用机械工具的占19.60%，机械工具和传统人才相结合的占55.51%，基本不使用机械工具的占2490%。由此可见，黑龙江省单个农户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无法大规模生产作业，必须利用社会化农机服务。所调查的村庄中，只有30%以下的村庄有农机服务、育秧服务；40%以下村庄的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服务发挥着作用。
参考文献：
[1]谢梅芳. 家庭农场推广的难题及实施建议[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30（6）：49-52.
[2]臧凯波.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存在的障碍及应对策略[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24（7）：31-33.
[3]王鑫. 中国家庭农场构建问题的思考[J]. 经济研究导刊，2013（16）：33-35.
农民家庭 篇12
本年度农村绿皮书在对2013年农村经济运行进行了总结和对2014年进行了展望, 并专辟6个专题, 对我国工农关系调整的政策演变、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进展、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现代农业发展与城镇化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对主要发达国家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模式进行了概括和评鉴。
该农村绿皮书披露, 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连续第4年超过9%, 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纯收入。2013年, 农民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纯收入, 人均4 025元, 增加578元, 增长16.8%, 增速比2012年提高0.5个百分点。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的贡献率达到59%。财产性收入人均293元, 增加44元, 增长17.7%。转移性收入人均784元, 增加98元, 增长14.2%。
该农村绿皮书指出, 农村消费增长相对较快,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将进一步缩小。近年来,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保持相对较快增长态势;同时, 在国家实施托底社会政策的作用下, 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保持稳定, 人均消费支出保持相对较快增长态势。预计2014年, 在农民收入预期较快增长和更有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下, 农村消费仍将保持较快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