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精选11篇）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篇1
摘要：金融是经济的核心, 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金融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但是, 农村金融机构只是动员农村储蓄以提供城市工业化资金的一个渠道, 对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支持作用是非常微弱的。
关键词：农村,金融,居民收入
1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形势严峻
在农村土地短缺、劳动力过剩和资金短缺等先天硬伤存在的情况下, 现代金融制度进入农村, 并没有切实对农村农业起到扶持、促进作用, 农民收入相对于城镇居民收入而言差距是逐渐加大的。
数据来源:农业部《2007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从表1可以看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表明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村金融吸收农村存款后并未运用到支持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 反倒是将资金注入平均利润率较高的城市工业, 农民收入并没有获得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增长水平。可见, 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是明显为负的, 并没有起到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
2 我国农民收入缓慢增长的金融因素分析
尽管近年来各方面都加大了农村金融的改革力度, 也取得了较大地进展, 但是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有关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与农民对金融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包括:
(1) 资金总量不足。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 金融资源的实际总供给小于实际总需求, 供求未能实现平衡, 这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田力的核算, 供求差额1995-2001 年每年都在5000 亿元人民币以上, 2002 年为4391.8 亿元, 接近5000 亿元, 由此可见差额之巨大。总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农村资金的外流。在我国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中, 邮政储蓄只从事存款业务而不提供贷款,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外流;商业银行因其全国配置性, 资金必然流向利润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 而且农村借贷以小额为主, 对于运营成本较高的商业银行而言, 收益很小甚至为负。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向大中城市收缩, 农业银行涉农信贷下降, 农村融资主要由农村信用社承担。而农村信用社也有相当的资金流入非农业部门:到2002 年11 月底, 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 亿元, 各项贷款14117 亿元, 两者相差5352 亿元, 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 亿元, 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 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 亿元, 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计算, 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3000 亿元。
(2) 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度不健全。农村信用合作社属合作金融的范畴, 合作金融是合作经济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 它是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参与合作, 并专门从事规定范围内的金融活动。然而, 我国的农村信用社, 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的色彩。其建立是由政府向农村居民强制征收一定金额组成, 这就在根本上违背了合作金融自愿的原则, 同时也导致居民对信用社的所有权归属的问题不甚清楚, 这也是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上不民主的根源。根据相关调查, 有67.9%的被调查者认为农村合作金融的“合作”是“有名无实的假合作”;而对于信用社的管理, 有85.7%的人认为确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主要负责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上级信用联社”, 而认为主要由“全体入股社员”决定的仅占25%。制度不健全造成农村信用社办事效率低下, 呆账坏账率高, 大大限制了信用社作用的发挥。
(3) 金融服务比较单一, 特别是农业保险极度萎缩。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保险公司作为私营金融机构的一部分为农业提供贷款和其他服务, 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资金支持的作用;同时, 美国的农业保险制度覆盖也非常广泛, 对保障农业的稳定也有较大的作用。而在我国, 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回报率低的问题以及保险公司的商业性要求, 导致保险公司在农村地区的业务迅速减少:2001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费总收入超过500亿元, 而农业保费收入仅3.3 亿元, 不足总收入的1%, 2004 年农业保费收入又降低了30%。相对于西方国家, 我国的农业保险范围狭小, 品种单一, 广大农民也大都缺乏保险意识,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
(4) 非正规金融发展迅速, “地下”金融运作风险巨大。非正规金融因为现行法律和政策限制, 始终处于“地下”运作, 潜藏着很大风险。我国农村活动着非正式金融资金0.8 亿-1.4 万亿元, 其中私募基金的规模占到约6000-7000 亿元。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07, 即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的28.07%:这些民间金融的“高利贷” 特征非常突出, 吸收存款的月利息一股为1.5% -2.0% , 发放贷款的月利息则达到8%。在一些农村地区, 民间借贷资金占到了40%, 而国家银行、信用社只占20%, 经营者自筹资金占40%。长期以来, 体制内金融服务严重不足, 造成体制外民间金融包括高利贷行为兴起, 以及由此可能会引起的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和金融风险。
3 政策建议
因缺乏有力的金融支持, 农民贷款无门一直是制约农民增收的突出问题。为此, 必须加快农村金融改革, 拓宽农民的融资渠道。
(1) 改造农村信用社, 恢复其作为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
最初由农民入股办起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在集体化时成为了农业银行的一部分, 成了将农村资金抽向城市的主渠道。正确的改革选择本来应该是按照当年农民股权增值的比例确定农民股东的财产权益, 成为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在当前情况下, 恢复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的本来面目, 有利于减小农村资金的供求缺口, 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2) 发展民间金融机构, 完善其风险防范的机制。
农村金融机构具有借贷手续简便、没有僵化的制度, 以及农户和乡镇企业更容易接近的优势。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 有利于促进金融竞争, 推动正规金融创新, 还会促进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趋于平衡, 利率趋于平稳, 减少高利贷现象的发生, 从而在发展农村经济和繁荣金融市场之间形成良性的循环。因此, 对于民间金融, 尽管有非法集资等现象的存在但不能持一味否定的态度, 不能简单的采取压制的措施。否则, 只会增加民间金融资金的供给成本, 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正规金融的效率, 最终将无助于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也不利于农民增收。但同时, 也要认识到民间金融中风险的存在, 而且风险的波及面可能会很大。因此, 对民间借贷在积极引导同时, 必须加强监管, 完善其风险防范机制。
(3) 发展面向中小企业和农户的信用担保机构。
难以提供担保, 也是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 改善农民的融资环境, 必须把加快信用担保机构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为此, 需要加快试点, 鼓励多种方案的竞争, 积极探索担保基金的多元融资机制, 需要注意研究担保基金的风险防范问题, 需要正确处理担保基金的运行同发挥政府作用之间的关系。
(4) 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市场。
政府应发挥在维护整个社会利益方面所具有的职能, 通过直接提供农业保险服务或对从事农业保险服务的商业保险机构给予必要的补贴, 有效解决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性问题。政府应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 提高保险市场的信息对称性, 可以增加保险市场的透明度, 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 健全保险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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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篇2
董峻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５９０８元，同比增长１０．４％，增幅比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增速快３．３个百分点。农业部将按照中央的部署，继续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确保今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速达到７．５％以上。
新闻分析：农民收入增长“九连快”是如何实现的 ——访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
新华网北京１月１９日电(记者董峻)国家统计局１８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２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７９１７元，实际增长１０．７％，这意味着农民收入已连续九年较快增长，连续三年增幅达到两位数以上。１９日，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在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结构也逐步优化，家庭经营收入比例继续下降，工资性收入比例继续提高。张红宇说，２０１２年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４４．６％，比上年下降１．６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占４３．５％，提高１．１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收入占３４．４％，下降１．７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占８．７％，提高０．６个百分点。
此外，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２０１２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１．１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连续三年下降，由２００９年的３．３３∶１下降到３．１０∶１。
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为扩大国内需求、改善农民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２０１２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１４．５％，增速高于城镇０．２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５９０８元，同比增长１０．４％，增幅比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增速快３．３个百分点。
据张红宇分析，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４方面因素：
一是主要农产品产量增、价格好。２０１２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１１７９１亿斤，比上年增加３６７亿斤，增长３．２％，实现了“九连增”。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水产品等连续两年全面增产。国家还不断完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市场粮价总体呈上涨趋势。
二是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增、工资涨。２０１２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１６３３６万人，同比增长３．０％。１８个省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工资随之水涨船高。年末外出务工劳动力月收入２２９０元，同比增长１１．８％。
三是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大、含金量高。２０１２年中央财政支出总量中“三农”支出达１２２８０亿元，占１９．２％，比上年提高０．６个百分点。农业部门启动实施了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良法补助、种粮大户补贴试点等多项补贴补助项目。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新农合筹资标准、报销比例和保障水平稳步提高。这些因素都带动了农民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
四是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全国农户家庭承包土地流转比例达到２０％。推动完善农村征地补偿制度，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深化农民负担重点治理，减轻农民负担５．９亿元。支持农民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股金红利收入。
江苏无锡：农民收入增长迅速 篇3
当前，无锡市农村发展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绝大多数农民在非农企业就业，或兼业经营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几年均占到收入的60%以上。去年，无锡市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15333元，同比增长9.1%。主要缘于无锡市前几年“工业向园区集中”后，不少镇、街道工业园区对入园企业投入、产出等加强考核，淘汰落后产能、引进新兴产业企业，企业赢利能力增强，职工工资收入稳步增长，2014年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就由1480元/月上升到1630元/月，今年1月又上升到1770元/月，农民企业就业收入得到保障和提升。
以存款、证券、房租、土地租金等形式出现的财产净收入，成为去年农民收入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增幅达10.7%。据分析，这些年无锡市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土地流转日益规范，村级收入稳定增长，去年全市村年均集体收入超700万元，位于全省前列。不少农民由此当上了房东、股东，财产性收入稳步增长。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篇4
农村改革近三十年来,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长期困扰我们的农产品短缺时代已永远成为历史。农村、农民也已摆脱了贫困状态, 基本实现了小康。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 呈现出一派祥和兴旺的景象。但近几年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日渐突显。其根本原因是:
一是农业结构不合理, 农业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和对外开放的变化, 这是导致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
二是农产品价格水平下降, 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幅度大于产值上升幅度, 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其核心也在于现有的农业生产结构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
三是农民人口增长快、文化素质低。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 农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改善, 农业经营效益的提高, 都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农民素质的高低, 而农民素质的高低和农民收入高低直接相关。为此, 十七大报告提出:“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四是农业的产业化生产程度低和非农产业发展缓慢。为此, 2008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继续实施农业产业化提升行动, 培育壮大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 支持龙头企业跨区域经营, 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发展。”
二、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及根本
透过农民收入低速增长的表象来看既有其外在原因, 也有其内在原因, 还是经济规律和宏观经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 既要看到它对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 又要从调整、改革、发展的角度去研究、解决。
(一) 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1、继续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近几年来, 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 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增加各种补贴, 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时候就要维护好、保护好这种势头, 把各项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增加农民收入。
2、加快培训、劳务输出以促进增收。2008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组织实施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 重点培训种养业能手、科技带头人、农村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组织领办人等。加快提高农民素质和创业能力, 以创业带动就业, 实现创业富民、创新强农。继续加大外出务工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加快农村产业化、小城镇建设进程和鼓励发展民营经济, 以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进镇、进城到各类工商企业就业, 增加非农收入;同时要组织农民参加各类培训, 提高技能和就业的本领, 从事建筑、装潢、服装制作、美发美容、社区家政、餐饮休闲服务等职业, 努力增加现金收入。
3、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增收。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实施精深加工、精美包装、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的形象品牌工程。生产消费者购买、食用方便、普遍青睐的食品进城入市, 出口创汇, 实现增值、增收、增效;同时要积极发展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服务组织, 提升农民经纪人队伍素质, 发展运输业, 兴办农产品市场和保鲜贮藏业, 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并充分利用时间、空间差, 实现销售环节增值。
4、种养优特品种增效增收。按照“安全、营养、保健”的市场需求, 努力调优种养业品种结构, 扩大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规模, 提高优质品种的种植比重;根据农业龙头企业订单要求, 扩种专用型品种, 瞄准市民餐桌, 生产适销对路的地方名、特、优产品, 扩大优质品种的覆盖面, 提高农业的产出效益。
5、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增收。因地制宜、因户制宜, 引导有稳定非农产业收入的农户。十七大报告指出“按照依法有偿自愿原则,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出租等多种形式, 促进土地向特色项目和种养大户集中, 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和集约化经营, 实现规模增效。
6、依靠科技创新增收。通过普及科学种养技术, 实施良种、良法, 农作物病虫害生物防治、种草养殖畜禽等生态型种养模式和技术, 提高科技含量, 降低生产成本, 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农产品质量, 适应市场竞争需求, 提高农业经营效益。
7、开展专业化服务增收。加快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提高补贴标准, 鼓励农民购买农机具、水利设施等, 为农民提供机耕机收、灌排植保等生产服务。
总而言之, 增加农民收入关键还在内、外形成合力, 不断强化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统筹城乡发展, 不断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坚持多予、少取、放活, 不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加快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分层整体推进。只有这样, 农民增收才能实现。
(二) 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
1、要把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作为农民增收的主攻方向。
实践证明要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转岗就业, 必须跳出单纯就农业内部寻找农民增收的小圈子, 着力做好两件事:一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目前全国集镇建设日新月异, 整体功能不断增强, 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离土进镇居住、就业、兴业起到了“筑巢引凤”的作用。可以看出小城镇建设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二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应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乡镇企业通过自身的壮大, 将会使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这既解决了企业自身发展的用工需求, 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渠道和增收门路。另外, 依托“三农”迅速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 可以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反哺力度, 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 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为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2、要把大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作为农民增收的基本渠道。
近几年, 在农业结构调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总地来看, 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因此, 需要进一步遵循市场规律, 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依靠科学技术, 讲求质量和效益, 推动农业结构升级;以发展优质农业、生态农业和外向农业为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 优化农业的种植结构, 着力提高经济作物的比重;优化农业的内部结构, 着力提高水产、畜禽养殖的比重;优化农业的品种结构, 着力提高名、特、优、新农产品的比重。在调整的过程中, 要着力在布局、品种、特色上下功夫, 把提高效益、增加收入作为总目标。
3、要把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民增收的主要依托。
产业化经营是一项系统工程, 它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农民千家万户的小生产能否在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中实现增效、增收。培植一批以优质粮油、瓜类、蔬菜、特种水产、畜禽为主的生产基地, 形成一批骨干加工龙头企业, 组建一批流通合作经济组织, 涌现出一大批农民经纪人队伍和种养大户, 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 发挥了较强的带动作用, 但是目前比较明显的矛盾和问题是产、加、销环节衔接得还不紧。一方面企业与生产基地之间还未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 企业加工经营层次还不高, 农产品销售不畅的矛盾一时还难以解决。要处理好这些问题, 应积极探索经营机制创新, 建立和完善“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体系, 加强龙头企业与基地和农户的利益联结, 增强农业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要鼓励各类能人兴办加工、保鲜、贮运企业, 使农民得到实惠。
4、要把贯彻落实好农村政策、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
一是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成果。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 落实农村税费政策, 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加强土地管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随意侵犯和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建立对失地农民合理补偿的机制;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完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 加快建立土地换社保的补偿机制, 长久地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三是稳妥化解村级债务。加强村级资金管理, 确保村级组织正常运转, 强化村级资金支出管理, 严禁新债发生。积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压缩村级财务开支, 多途径化解村级债务。四是切实做好扶贫工作。继续组织机关和乡村干部结对帮扶经济薄弱村、贫困户, 加快农民脱贫致富步伐。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几点建议
(一) 要有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
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牵涉到相关政策是否相配套, 如土地政策、户籍政策等。在土地资源严重约束的情况下, 首先应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 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实现有序、合理的流动是农业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应加快探索和推广转包、租用、股份合作等各种方式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形式, 进一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推进土地依法有偿自愿流转, 促进耕地向种养能手和产业化基地集中, 推动结构调整。
(二) 要有一个正常的投入机制
当前, 由于农产品价格形势和市场的不稳定因素, 使金融部门产生慎投惜贷的思想, 对加工企业项目资金投入力度不大, 企业滚动发展缺乏所需的配套流动资金, 仅靠企业自筹难以满足, 加之农民手头积累资金不多, 因此, 资金的“瓶颈”已经影响了农民增收的后劲。
(三) 要有一个良好的服务氛围
当前, 农民虽然主观上迫切要求增收快富, 但客观上对科学种田、市场信息等掌握和了解比较欠缺, 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增强服务“三农”的意识, 变要“我服务”为“我要服务”, 紧紧围绕农民所需、所急、所盼搞好服务。
1、搞好技术服务。
以“三下乡”和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为载体, 及时为农民提供技术、物资等服务和指导。探索组建和发展农业服务公司, 为农民提供生产、营销等方面的综合服务。组织农业生产部门加强技术指导, 搞好科技示范, 尤其是加强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的试验示范推广, 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2、搞好信息服务。
有关职能部门应当主动承担信息服务主渠道的作用, 加强引导, 广泛收集、筛选农产品销售信息、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以及新品种、新技术的信息, 及时向农民发布。
3、优化服务环境。
要把治理服务环境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 为农民务工经商创造宽松环境, 坚决查处“三乱”现象, 杜绝坑农、伤农事件的发生, 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农民收入持续稳步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篇5
2017/3/3 10:33:00 陈小云 于秋白
陕西调查 第10期 总第464期
2016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陕西农村经济面临诸多困难情况下，陕西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践行“五个扎实”，实现追赶超越，农村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保持基本同步，实现了“十三五”良好的开局。
一、“横向”对比有喜有忧
2016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96元，同比增加707元，名义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
（一）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一定差距
2016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96元，比全国低2967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6%，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居第26位、西部12省第7位、西北5省第3位；比全国排序第25位的宁夏少456元，第24位山西低686元，比第27名西藏高302元，比第28名云南高376元。与上年相比名义增长8.1%，比全国低0.1个百分点，居第19位、西部第8位，西北第2位，快于新疆、宁夏、山东、河北、河南、内蒙古、甘肃、湖北、吉林、辽宁、山西、黑龙江等12个省区。
（二）与GDP比较，基本同步
2011-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为14.3%、11.2%、9.4%、9.9%、8.3%和6.9%，同期GDP增长13.9%、12.9%、11%、9.7%、8%和7.6%，农村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
（三）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2010-2016年农村居民收入已连续7年快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分别为19.4%、22.5%、14.6%、12.8%、11.8%、9.5%和8.1%，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分别为11.1%、16.2%、13.6%、10.2%、9%、8.4%和7.6%；城乡差距从3.82：1到3.03：1，7年间缩小0.8，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四）从五等分组来看，高低收入户差距有所扩大
2016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高低五等分组来看，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122元、6205元、8781元、12144元和21004元，与上年相比，增速除低收入户下降26.9%外，其他组分别增长9.4%、11.5%、10.9%和10.6%。高低收入比由上年的6.5，扩大到9.9，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二、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
从农村居民收入四项构成来看，与上年相比四项收入同步增长，农民增收渠道呈多元化发展。
（一）务工人数、月收入增加拉动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
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916元，同比增加368 元，增长10.4%，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4.2个百分点，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2%，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1.本地农民工务工人数增加，非农务工月工资增长。2016年陕西重点开工代表性项目中新建项目10项，总投资1521.2亿元；技术改造项目10项，总投资142.5亿元；新产业项目10项，总投资180.5亿元，涉及5个市，6-7个行业，这些项目建设促进劳动力就近就业，工价也有所提高。调查显示，2016年本地农民工务工人数214.4万人，同比增长4.6%；本地非农务工农民工月均工资2719.6元，同比增长7.4%。
2.企业工资指导线确定。2016年度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为7%。增长上线为11%；增长下线为3%。为发布工资指导线19个省份之一。在增幅方面同比有所下降，但与整体经济发展相适应。
3.村干部待遇提高。从2016年二季度开始全面实行村干部“坐班制”提高村干部待遇，陕西有2.65万个行政村，惠及近13万人(书记、村长、副书记、会计、监委会主任等),人均每月由170-550元，提高到1000-2500元。
（二）第一产业带动家庭经营净收入稳步增长
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3058元，同比增加149元，增长5.1%，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7个百分点，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21.1%。其中，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6.2%、4.9%和1.8%。
1.第一产业对经营净收入贡献最大。农村居民人均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2291元，同比增长6.2%，占经营净收入的比重达74.9%，拉动经营净收入增长4.6个百分点，贡献最大。
（1）粮食生产获得丰收。2016年，夏粮总产479.1万吨，为新世纪仅次于2015年的第2个高产年，属丰收年景；秋粮总产749.2万吨，属于平丰年。全省良种统供超过85%，科技含量高，增产效益良好。
（2）蔬菜价格上涨。据农产品生产价格调查，2016年，蔬菜价格同比提高1.6%，主要是权重较大、日常消费量大的大葱、大白菜、芋头、莴笋、平菇和黄瓜等价格同比分别提高25.8%、24.7%、24.1%、12.5%、2.4%和2%。
（3）生猪养殖盈利处较高水平。据农产品生产价格调查，2016年，生猪价格同比提高15.1%。由于市场供给不足助推猪价上涨，生猪价格在17元/公斤—20元/公斤的高位区间运行，养殖处于历史较高盈利水平。
2.第三产业收入稳步提高。2016年，第三产业经营净收入731元，同比增加13元，增长1.8%，占经营净收入的比重达23.9%。由于陕西大力扶持发展一村一品，鼓励发展特色旅游及“农家乐”，一村一品从业农户134万户，从业人员439万人，人均年可支配收入逾1.1万元，带动住宿和餐饮业经营净收入同比增长20.8%，批发和零售业经营净收入同比增长12.5%。
（三）多重因素助推转移净收入持续增长
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2263元，同比增加183元，增长8.8%，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2.1个百分点，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25.9%。
1.各地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带动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全省。2016 年，省市县各级政府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近40亿元，支持农业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县建设，发展粮食、畜牧、茶叶、设施农业等产业集约化、专业化、现代化，开展供销集团代持股等产业扶贫试点，带动3.8万户贫困户约13万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同时，对转移就业的贫困劳动力给予社保补贴，通过转移就业促进贫困地区农民务工收入快速提升，加快增收步伐，取得明显成效。贫困地区的农民收入达到全省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水平的88%以上。
2.家庭外出务工寄带回收入增长19.9%。全省外出农民工人数同比增长5.5%，月均收入水平同比增长6.5%，人数、工资双增长，使农村居民人均家庭外出从业人员寄带回收入同比增加191元。
3.赡养收入增长17.4%。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使子女给予老人的食物和现金增加，同比人均赡养收入增加36元。
4.报销医疗费增长15%。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对健康消费意识逐步提高，加之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覆盖率的扩大及医保政府补助标准由400元提高到440元，推动农村居民人均报销医疗费同比增加21元。
5.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增长6.4%。从2016年1月1日起，陕西省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6.5%，带动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同比增加41元。
（四）土地流转与房屋租赁市场活跃，促进财产性收入有所增长
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159元，同比增长4.6%。
1.出租房屋收入增长15.3%。伴随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提高及各类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的开工，带动周边农村出租房屋数量增加，房租收入提高。全年人均出租房屋财产性收入43元，同比增加6元，增长15.3%。
2.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收入增长11.5%。随着农村土地流转规模扩大，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既可以外出打工，还可以获得转让土地经营权租金收入。全年人均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净收入55元，同比增加6元，增长11.5%。
三、对策建议
1.稳定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2016年，全省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下降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4 个百分点。一是谷物价格下降15%，其中玉米价格下降16.1 %，小麦价格下降10 %，均低于粮食保护平均价格，农业丰收不增收；二是水果价格下降3.9%，水果中产量居全国前列的苹果遭遇来自河南、甘肃等周边省份的同质产品冲击，价格下降9.4 %，还有梨和西瓜价格分别下降12.7%和6.3%；三是畜产品中羊、生牛奶、鸡蛋和牛等大宗产品价格分别下降8.4%、4.5%、4.2%和1.6%。作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来源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严重挫伤了农户种殖、养殖的积极性以及生产性投入。建议有关部门应完善农产品生产保护和风险防控机制，同时引导农产品深加工发展，延伸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拓展农产品销路，为农产品产销对接开辟道路、创造条件，筑牢农民增收基础。
2.做好精准脱贫工作，提高低收入户收入水平。我省有一半县是国定贫困县，到2020年实现陕西省现行省级贫困标准下360万人的精准脱贫目标，扶贫面广，任务重。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分组来看，高低组收入比9.9，比上年差距有所扩大。建议我省结合精准脱贫工作，制定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要因地制宜，因户因人落实帮扶措施；要强化脱贫实效，实字当头，以干为先，狠抓落实，严禁数字脱贫。发挥社会保障兜底作用，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社会底层、放在特困群体身上。
3.实现“追赶超越”，缩小与相邻省份差距。与全国排名相邻的省份相比，比全国排序第25位宁夏少456元，第24名山西低686元，比第27名西藏高302元，比第28名云南高376元，也就是与排名高的省份收入差距拉大，与排名低的省份差距缩小。还有我省农民收入增速有所减缓，要实现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追赶超越”，有一定的难度。要实现“追赶超越”，加快缩小与全国排名相邻省份的差距，要稳住工资性收入水平，提高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比重，政策性增资增加转移净收入，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千方百计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篇6
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超出全国平均水平三成
据吉林总队对全省19个县（区、市）1600个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吉林省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948.50元，同比增加515.14元，增长21.2%，比全国平均水平的2187.3元，多761.20元，高出34.8%。
工资性收入增速明显加快。今年一季度，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97.97元，同比增加131.57元，增长49.4％，增速提高25.7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对现金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达25.5％。
家庭经营收入快速增长。今年一季度，农民家庭经营现金收入人均2399.35元，同比增加376.85元，增长18.6%，增速同比提高21.0个百分点，对一季度农民现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为73.2%。在家庭经营中，第一产业现金收入人均2277.78元，增长17.3%；第三产业现金收入人均105.89元，增长66.6%；第二产业现金收入15.68元，下降10.4%。
财产性收入结构性下降。今年一季度，农民财产性收入人均26.28元，下降26.5%。其中，利息收入人均0.97元，下降3.5%；租金收入人均0.34元，下降79.6%；转让承包土地經营权收入人均24.48元，增长15.1%。
转移性收入增速提高。今年一季度，农民转移性收入人均124.90元，同比增加16.21元，增长14.9%，增速同比提高18.5个百分点。
影响农民现金收入增减的因素
工资性收入大幅增长，所占比重仍然偏低。今年一季度吉林省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幅较大，对农民现金收入增长起到了拉动作用，占现金收入份额的13.5%，同比增加2.1个百分点。但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仍较低。
出售农产品收入保持快速增长。吉林省是粮食大省，出售农产品收入始终是农民现金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农民从出售农业产品中得到的收入大幅增加，成为提升吉林省农民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季度，出售农产品收入1827.67元，增加198.86元，增长12.2%，增速提高13.4个百分点。农民出售粮食综合价格为1.69元/公斤，同比增加0.32元/公斤，增长23.4%，农民仅出售粮食一项人均多收入305元。
牧业价格上涨拉动收入增加。今年一季度，吉林省农民牧业现金收入人均411.55元，同比增加121.20元，增长41.7%。对现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达到23.5%。牧业收入增长点主要是出售牧业产品收入，人均为401.56元，增加118.28元，增长41.8%。从出售价格看：每头生猪价格为1972元/头，比上年的1718元/头增加254元，增长14.8%；猪肉价格17.49元/公斤，增加3.31元/公斤，增长23.3%，仅出售猪肉一项农民人均就多收入40元。出售家禽28.53元/只，增长31.7%；鸡肉价格为9.95元/公斤，增长18.6%；蛋类价格7.1元/公斤，增长3.2%。
出售粮食数量同比下降，影响农民收入增加。今年一季度，吉林省农民人均出售粮食951.38公斤，同比减少131.51公斤，下降12.1%。其中，出售玉米数量840.52公斤，同比减少107.97公斤，下降11.4%；出售稻谷数量86.77公斤，减少38.45公斤，下降30.7%。由于出售数量减少，使农民少收入180元。
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探析 篇7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农民, 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在农民增收。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它不仅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 更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的购买力, 挖掘出其消费潜力, 大力开拓农村市场是启动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农民增收问题已是关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收入构成分析
研究表明, 农民消费倾向是高于城镇居民的, 农民收入的增长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由此, 必须弄清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情况, 找出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
农村居民纯收入按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三类。
根据表1的数据分析得出, 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十年共增长8.6%;家庭经营纯收入虽是农民纯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其比重已逐年在下降, 10年共下降13.9%, 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在逐年上升, 由于所占比例较小, 可暂不考虑作为农民增收的路径。从表1中看出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处于第一位的, 为了更好地揭示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重要性, 需要进一步分析农民纯收入总量的增量及构成 (见下页表2) 。
下页表2的数据表明, 农民纯收入总量基本上是逐年上升, 在2009年出现了大幅下降。在农民纯收入总增量的构成中, 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量比重很不稳定, 有增加有减少, 增加的幅度不大;转移性与财产性收入增量的比重较小且不稳定;与前两者相比, 工资性收入增量所占比重2002—2011年逐年上升 (只是2009年有所下降, 主要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 , 工资性收入增长有力地保证了农民纯收入的增长, 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二、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与对策分析
1.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 农民收入增长问题都是一个难题, 制约农民增收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原因有很多, 从客观原因看,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 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难以顺利实施;从主观原因看, 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低。
注：上页表 1 和表 2 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2 年各期。
世界各国促进农村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经验就是减少农民人数, 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是, 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市场无法引导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农民在向城市的转移中受到诸多阻扰, 即使进入城市, 也因为这种体制结构的原因受到歧视, 干着城市居民不愿干的 “脏、累、待遇低”的工作。
农民受教育的水平与其就业的层次、收入的多少和生活的水平有着直接的关联。中国农民接受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有很多基本上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 直接导致农村人口素质较低, 其从业渠道往往也因自身素质低而受到限制, 这些农民在外出务工时, 所从事的多是体力劳动, 且薪酬较低, 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受到很大的制约。
2.农民增收的对策分析。要想让农民富裕, 就必须先减少农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通过乡镇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来转移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同时, 合理有序地推进小城镇化建设, 实现农村城市化, 以小城镇化建设来推动农村发展, 增加农产品需求量, 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小城镇的建设不能只着眼于城镇建筑的建设上, 关键是要让这些小城镇拥有自己的支柱产业, 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 吸收尽可能多的劳动力, 能够辐射带动周边农村的发展。加强户籍制度改革, 实行城乡统筹, 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促使农民能够顺利进城务工, 减少依附土地的农民数量。农民的减少不能只看数量, 还要看质量。只有建立在高素质劳动力基础上的农业才能发展, 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保证。农民数量必须减少, 而质量也必须提升, 否则无法促进农业的真正发展, 也无法实现农民的长效增收, 更无法带动经济增长。
农村教育在农民增收问题上处于基础性地位。政府部门应逐步建立公平的教育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 教育跟户籍挂钩, 使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教育问题上受到诸多的不公正待遇, 处于教育的最底层, 农村教育质量难以提升。同时, 基层政府应重视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 加强实用技术培训, 增加农民继续教育的机会, 拓展农民提升的空间, 在乡镇村组开办职业培训机构和农业函授大学, 组织岗位技能的培训, 让农民掌握一定的技能, 从实事上为农民服务, 促进农民思想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提升, 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综上所述, 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就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中, 必须全面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让市场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与此同时,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 能否适应城市的发展, 关键在于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是否已经与城市匹配, 否则即使转移到城市也无法站稳脚跟, 最终还是会返回农村, 而农民增收也就成了一纸空谈。
结论
综上所述, 可以得出, 增加农民收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扩大市场消费需求有着重要的作用。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 是带动经济更快发展的保障。而农民增收问题除了客观制度上的原因所限制外, 最主要的是农民自身条件的缺失所致。
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 必须着手加强农村义务教育, 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资,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促进广大农民的长效增收, 从而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摘要：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农民增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定息息相关。农民增收的关键是增加工资性收入, 而增加工资性收入的根本途径是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的二、三产业,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则是转移得以进行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农民增收,收入构成,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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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篇8
一、要素禀赋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 任何社会生产都是多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配置。由于不同国家、地区或行业的生产要素储备或资源禀赋不同, 因而产品的相对成本不仅由技术差别决定, 而且由生产要素禀赋决定。
(一) 土地资源的约束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从土地资源来看, 农业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性行业, 包括刚性约束与软性约束。刚性约束是指不断膨胀的人口基数日益受到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制约, 使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极低。从全国来看, 我国土地所承载的农业人口压力过大, 使本来已经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资源的软性约束是指在现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框架下, 土地资源流转性差, 配置不合理, 导致了超小的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和较低的收益水平。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 谷物生产效率已经接近耕地光热水土条件下的生产潜力, 土地增产空间不大。理论上说, 在单产无法提高的情况下, 增加农业收入还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 但由于人增地减, 规模经营无法实现, 如此, 靠小规模土地经营并不能够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 资本要素的约束
公共财政理论强调, 财政作为一种社会再分配和宏观调控的方式, 应该把有限的资金投向重要产业、弱势群体、弱小产业或私人资本不愿投资的领域, 也就是财政要扶持和保护市场中的弱势产业和群体。但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制约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 金融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但现实情况是, 脆弱的农村金融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一, 农村金融信贷主体功能发挥不到位, 农村信贷支持总量不足。
目前, 农业银行收缩其在农村的网点, 贷款审批权限上收, 信贷资金已基本从农村市场退出。农业发展银行应有的农业开发信贷功能未予发挥, 对需要政策性金融投入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业务很少。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产权不清、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 在硬件设施、经营管理、业务品种、人员素质、服务功能等方面尚不能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相适应。
第二, 金融主体信贷服务与创新能力不足, 农户联保贷款难。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但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却落后于发展的需求。一是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相脱节, 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和周转, 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金融工具单一, 一些新的信贷品种没有系统运用, 金融服务效率较低。
第三, 农村金融风险管理和风险补偿机制建设滞后。
当前, 我国的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平衡, 农业发展由资源约束转变为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 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加大。同时, 农业发展项目受自然条件和政策因素影响较大, 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加之信用环境较差, 欠贷不还问题时有发生, 金融部门支持“三农”承担着较高的风险, 而目前相应的风险管理和担保机制尚未建立, 政策性支农贷款风险也几乎全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 缺乏相应的风险分散、补偿机制, 导致支农贷款难以持续快速增长。此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本的趋利性使农村闲置资金大量外流。其中, 农村信用社是农村资金外流的重要渠道, 邮政储蓄被认为是农村资金外流的“高速公路”。农村资金的外流, 削弱了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三) 人力资本的约束
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 劳动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非农产业就业收入普遍高于农业收入, 大批有文化和技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 从而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偏低, 严重影响了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 进而使科学技术在农村中的普及推广难度增大, 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的效率不高, 最终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二是由于我国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大批新兴产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 使原来许多可以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难以适应新的需求, 相对收益下降, 甚至因无法找到工作被迫返乡。尤其是在非国有企业, 由国家统一制定的工资收入标准已被突破, 收入按人力资本水平由市场机制决定在劳动力市场中非常明显, 高素质群体收入增加很多, 而入城务工农民群体的收入则增长缓慢甚至下降。
二、农业产业弱质性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
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 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和经济波动的起点。在我国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 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特点。
(一) 农业生产经营的自然风险
农业是以生命有机体作为生产对象的, 具有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统一的生产特点。正因为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无法预测的农业自然风险。一方面, 农业要利用生命有机体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来获取产品, 而这一过程和外部自然条件的优劣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 因此外部自然条件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 农业中的主体部分——种植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广延性特征, 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极强,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对外部自然力控制程度相对一定时, 气候条件与自然灾害往往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命运。
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 农民收入风险系数大。相对于非农产品而言, 由于农产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相对不灵敏, 因此, 即使在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 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也相对有限, 而不会像对非农产品的需求那样迅速增加。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 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需求拉力不足与市场竞争乏力。而且, 在农产品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很容易形成过度竞争的不利局面, 造成农民丰产不丰收的现象。
(二) 农业形成产业利润的缺失
农民所从事的产业是农业, 农业本来是一个古老而完整的产业, 而且这一产业还可以凭借自然生产力而实现产业的发育和进步。从理论上说, 从事农业产业应该获得较高的收入。然而社会的发育和经济的运行, 使农业产业被分割为产前、产中、产后三个产业, 并且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产业资本通过农产品加工获得利润, 商业资本在农产品流通中获得利润, 而农民仅占有农业产业的中间环节低于平均利润的收益, 形成了产业利益获得的空洞。产业空洞对农民收入的第一个影响是使农民收入以第一产业为主, 失去了分享二、三产业利润和剩余的机会。这样当一、二、三产业利益不均衡, 工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及农业不景气和农产品跌价时, 农民的收入就要受到影响。产业空洞对农民收入的第二个影响是加大了农民收入对农产品供求形势与价格的依赖程度。当农产品卖难和价格走低时, 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和收入减少则成为必然。
(三)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比较利益低下
农业产业化作为一种经营制度是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针对家庭小规模经营和市场之间的矛盾对经营体制的一种创新, 主要是以当地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 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建立支柱产业, 目的是通过农户与农户、农户与企业之间的联合形成集体组织力量抵御市场对农业的冲击, 并使农户与企业分享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这种方式必然会带来农业的增效和从业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这是一条适合当前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发展道路。但是,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并不十分顺利, 除了在少数发达地区发展比较迅速之外, 其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 经营规模小, 目前还是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小生产格局, 缺乏大规模的企业, 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农产品加工。第二, 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原料收购和被收购的关系。大头利益一般都在工、商环节, 农民不是平均利润的分享者, 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 市场风险基本上由农民消化和承受。第三, 进入市场的初加工产品多, 附加值低, 产业链条短, 比较利益低。第四, 生产手段落后, 以手工劳动为主, 产品技术含量低, 市场竞争力弱。可见, 在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农业发展道路中, 目前我国农业仍然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阶段。
三、市场风险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
在传统计划经济环境中, 农业生产经营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挑战与风险, 但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轨,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 农业生产经营必须面对市场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一)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风险
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 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 因此市场供求状况与经济机制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益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 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来决定社会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 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分离, 因此现实的供求状况并不代表未来的供求状况, 生产决策的市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第二, 农业生产增长受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的双重约束。前者的内涵在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趋势, 人们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限制了农业的持续增长。后者的内涵在于人们的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而农业提供的主导产品恰恰是食物, 于是在特定条件下农业生产发展往往会跌入恩格尔陷阱。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拓。第三, 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 市场影响农民增收主要通过以下因素:一是市场容量大小。二是市场供求结构。三是市场开放度。这三个因素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往往又是通过农产品的供求价格弹性发生作用的。一般说来, 农产品弹性系数同市场容量成正比, 同市场需求结构和本国市场开放程度成反比。在农产品弹性系数一定的条件下, 扩大市场容量, 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 可以形成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格局。如果农产品受国外同类产品的冲击, 势必造成农产品市场容量的相对减小和农产品市场弹性系数下降, 于是出现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悖论。
(二)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自我保护能力差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历来没有规模经营的传统, 农户家庭经营分散狭小, 市场组织化水平低下, 这种小生产组织形式, 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的需要, 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一方面, 超小型土地资源环境格局显然不利于农业市场谈判地位的强化, 农民不可能去影响市场价格, 相反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收者。因为农业人口过多, 且经营分散, 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团体的成本过高, 致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 形不成对损害农民利益行为的抗衡力量和制约机制。而作为需方的国家或农产品加工和流通机构却组织严密, 这种非对称性导致农民利益受侵害, 表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是农户势单力薄, 在交易谈判过程中处在弱者地位。作为买者, 要受到来自专业商人和工业厂家的“卖方垄断”, 从而不得不接受比自由竞争条件下较高的工业品购买价格。作为卖者, 又要受到来自专业商人和工业厂家的“买方垄断”, 从而不得不接受比自由竞争条件下较低的农产品出售价格。农民因此受到具有垄断地位的市场主体的盘剥, 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另一方面, 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与农业市场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获取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的同时, 将面临着更大市场波动的风险。
(三) 农村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村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否对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 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很强的关联和影响。经过近30年的改革, 应该说, 农村市场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 农村市场体系发育还不健全。一方面, 市场基础建设差, 不能及时为交易方提供准确的供销信息, 许多农产品价格形成没有经过充分竞争。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缓慢, 基本上以户为单位进行经营, 没有形成规模, 导致成本高、效率低。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 环节过多, 造成流通成本高, 农民在经济生活中利益损失严重。另一方面, 作为市场交易基础的产权制度仍不健全, 农民作为市场主体, 并未真正拥有独立的受法律保护的产权, 市场机制运行的效果也不理想。同时在供求机制方面, 以市场调查和预测为指导的结构调整和农作物品种改良等工作进展相当缓慢。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方面, 农资价格与质量的市场调控不力, 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困难, 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这些对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是很不利的。
摘要：农民增收问题既是政治问题, 更是经济问题。从经济角度看, 农业产业的弱质性、资源禀赋的约束、市场因素的风险是制约农民增收的客观因素, 也是当前我国实现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地增长必须克服的难点和障碍。
关键词：农民增收,现实约束,经济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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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篇9
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如何,利益怎样,事关社会稳定,事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中外记者时分析2010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后指出,农民收入的增长是中国实现社会公平,特别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据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5919元,同比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超过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的名义增长幅度和7.8%的实际增长幅度。这是199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第一次超过城镇,无疑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好消息,让人们看到,近年来中央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见到实效。但在高兴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快速增收依然任重道远。特别是老区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更加需要社会的特别关注和重视。
老区贫困地区发展落后,城乡差距明显,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短板。老区贫困地区农民时下获得收入的渠道主要仍然是农业。农业生产经营主要面临自然和市场两大风险。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贫困地区农民的经济积累能力弱、素质相对较低,难有“以钱赚钱”和“靠技术找钱”的能力和本领。老区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整体水平还不高,增收基础不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在扩大,相对贫困现象凸显。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乡之间的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已超过1.2万元，城乡收入比达到3.33:1。而在农村内部之间、老区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按农村居民收入五等分划分,2000年农村内部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6.5倍,九年后扩大到8倍。在老区贫困地区,一些县财政收入的高增长掩盖了贫困农民收入的低增长,少数大户的富裕掩盖了多数人收入不高。
经济越发展,越要重视加强社会建设和保障改善民生,特别是要关注和突出解决老区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为紧迫的任务,更是推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着力突破的难点和重点。
在现有的农民收入结构中主要由外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国家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组成。因此,必须加大扶持力度和增大转移支付力度。经济层面要增大对老区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投资力度;社会层面要增大对老区贫困地区农村基本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真正让老区贫困地区农民既要有机会增加收入,也要有能力增加收入。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发展,颁布实施2011-202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启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这为老区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加注入了强劲动力。
更加关注老区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是政府的职责所需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篇10
一、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巩固农民增收的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农民增收难的症结所在。近年来,尽管各地都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但从我国农业的现状来看,大多地区仍以传统农业为主,结构、形式、产品单一,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因此,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加快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走农业产业化、农村经济工业化和农村社会城镇化的路子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一要发挥比较优势,发展高效农业。我国农村幅员辽阔,资源不尽相同,区域经济各具特色,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应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大力开发高附加值的名、优、特、新产品,发展现代农业、高效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各地只要培育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和支柱产业,就能增加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二要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保证群众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农业产业化有利于促进产供销结合、农工商一体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各地应集中力量,集中资金,积极扶持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带农户”的模式,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做大做强基地规模,拉长产业化链条,增强辐射带动作用和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三要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强农产品销售和质量标准化建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地方各级政府应注重发展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兴办专业合作社,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及时为企业和农户提供各种服务,组织开展特色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千方百计扩大销售,保证农产品卖出去、卖好价。进一步加强农产品标准化建设,制定科学的农产品等级标准,建立完善绿色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体系,强化全程质量监督。大力推行“品牌”战略,积极争创名牌,扩大名优农产品的市场份额,让农民从中获得更高的收益。
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十分巨大。2007年末,我国农村人口为72750万人,城镇化率为44.9%(世界城镇化率平均为49%),其中劳动力为53100万人,剩余劳动力13818万人,城镇化水平低、剩余劳动力多、就业不充分成为影响和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因此,只有设法引导农民大量从事二、三产业,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才能实现农民收入的跨越式增长。首先,广大农村要兴办工业,努力使工业经济逐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各地要紧紧抓住产业升级的机遇,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以增加广大农民的非农业性收入。其次,要加快小城镇建设,努力使小城镇逐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平台。再次,要大力发展现代商贸、旅游和社会服务业,努力使第三产业逐步成为农民增收的短平快项目。我国农村幅员辽阔,气候各异,有不少地方山川秀丽,资源得天独厚,便于发展旅游服务业,各地应抓住商机,大力发展旅游和社会服务业,拓宽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三、加大扶贫力度,制定扶持农民增收的优惠政策
我国农村自然条件差,各项事业欠账大,发展后劲严重不足,需要国家在政策、项目、资金等各方面给予长期的倾斜和扶持,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一要制定更加灵活的土地政策,走以地生财的路子。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借以发展的最大资源。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是如何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保证他们今后的就业、生活保障、子女上学、医疗保健等问题。而做好土地这篇文章,实现土地合理流转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切入点。应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使用”的原则,放宽土地使用权,允许以土地资产入股、租赁、转让等多种形式,实现土地合理有序流转。二要制定更加优惠的财政政策,走“多予、少取”的路子。农村地区财政比较困难,难以保证对农村经济、农业发展和开发建设的投入,必须要坚持“多(下转第83页)(上接第81页)予、少取”,轻徭减赋,才能扶持农民走上致富之路。三要制定更加倾斜的项目建设政策,走投资拉动增收的路子。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建设项目投入力度,有利于加快开发建设步伐,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四要制定治本的扶贫政策,走产业开发增收的路子。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以整村推进扶贫为主要形式,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集中资金,集中力量,全力扶持龙头企业和带动农户,培育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格局。五要制定更大力度的新农村建设政策,走加快发展增收的路子。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投资环境不佳,发展后劲严重不足,新农村建设要着眼于对水、电、路、教育、卫生等的投入力度,全力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使群众在开发建设中得到实惠,增加收入。
四、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民增收的活力
消除体制性障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动力,是从根本上形成农民收入增长的良性机制。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流动的户籍制度,建立完善住房、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制度,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进城农民享受平等的就业、教育、医疗卫生权利。二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以资产、土地为纽带,吸引民营资金投资兴业,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建立多元化的小城镇投资体制,推动小城镇健康发展,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三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大力推行小额信贷,并向低收入农户倾斜,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摆脱贫困。四要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大力培育各类市场,重点发展农产品专业市场,完善市场体系,鼓励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产品销售队伍,培养农村致富的带头人,促进农业生产与国际大市场的衔接,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农产品,有效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五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服务体系,引入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加快农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步伐。六要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尽可能地规避灾害、价格变动的风险,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篇11
仓廪实而知礼节,粮食安全就是国家战略安全。粮食主产区资源条件好,而且生产力水平高,对保障粮食安全影响很大。但是,在发展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同时,如何确保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这是当下要研究的重点问题。近年来,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宁夏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农民收入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但与非粮食主产区相比,增速偏慢,特别是曾经农民收入水平居排头兵地位的粮食生产大县,如今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排名靠后,粮食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逐年减弱,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不同步问题在粮食主产区日益突出。
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以宁夏粮食主产区北部引黄灌区产粮大县为个案,通过产粮大县与普通县对比分析,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产粮大县的确定标准是按全部人口计算,正常年份人均种植粮食2亩以上,人均占有粮食总量1000公斤左右。根据这一标准,本文选择宁夏引黄灌区的贺兰、永宁、平罗、青铜峡4个市县作为产粮大县,而平罗县又是全国产粮大县。选择引黄灌区的兴庆区、西夏区、金凤区、大武口、中宁县、沙坡头区、惠农区、利通区、灵武市9个县(市、区)作为普通县。为分析方便,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平均数采用乡村人口加权计算得到。
二、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变化
北部引黄灌区是宁夏的粮食主产区。2000年,粮食主产区中的永宁、贺兰、平罗、青铜峡4个产粮大县粮食总产量占宁夏粮食总产量的34.3%,2010年以后降到30%以下。近几年产粮大县产粮的优势地位持续下降,2013年产粮大县粮食总产量占宁夏粮食总产量的26.8%,降到历史低点。宁夏粮食波动主要是因为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产量的波动。2013年宁夏粮食总产量近10年来首降,主要是播种面积下降所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40万亩,其中产粮大县减少10.7万亩,占宁夏减少播种面积的1/4以上,产粮大县对宁夏粮食减产起着决定作用。总的来说,产粮大县对宁夏粮食生产的影响呈现出减弱趋势,与粮食生产大县的主体地位不一致。
产粮大县粮食收入在农民收入来源中仍占有重要位置,粮食生产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较强。2013年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农民人均总收入14303元,比普通县仅高出314元,而粮食收入高出2888元。2013年在全年总收入中,产粮大县粮食收入占全年总收入的33.8%,普通县仅占13.9%。与2003年相比,产粮大县粮食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基本维持在1/3左右,而普通县粮食收入比重降低了3个百分点。产粮大县以粮食为主导的农业收入与粮食收入变化趋势相一致,农业对农民增收的地位基本未变,在农民收入来源中继续占半壁江山。普通县粮食和农业对农民增收的地位明显降低,在总收入中农业收入比重持续降低,由2003年的1/3降到30%以下。
三、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数据指标及研究方法
本文从家庭特征、农业产业结构、生产费用、粮食价格、社区特征、非农产业劳动力等因素入手,分析影响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以期为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找到切入口和有效途径。
将宁夏4个产粮大县和9个普通县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分析,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衔接性,表1中9个变量2004—2012年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宁夏农村住户调查原始资料。采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 Model),既能反映某一时期各个体数据的规律,也能描述每个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集合了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共同优点。
(二)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 模型的建立和设定。
本文建立如下模型,考察各个变量对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
其中,i是横截面单元,指4个产粮大县和9个普通县的横截面样本,下文将分别对4个产粮大县和9个普通县建模;t是时间序列单元,t=2004,…,2012;式(1)左边的变量代表i区域在t时期农民纯收入;式(1)右边的X't(xlit,x2it,…,xkit),为影响农民纯收入的k个解释变量因素,本文k=8;式(1)中αit为模型估计的截距;β'it=(β1it,β2it,…,βkit)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μit为随机扰动项。为减小数据波动,弱化异方差性,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分析和建模。
本文研究的主要是影响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纯收入的因素,模型宜采用固定效应的变截距模型,以此分析指标变量对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收入影响程度的差异性。考虑到不同截面成员之间可能存在异方差,采用截面成员残差进行加权,使用GLS(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面板模型。将所有解释变量引入方程,估计结果并不理想,产粮大县和普通县的模型均有不同指标变量未通过t检验,可能是由于多个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通过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和添加变量的筛选过程对模型进行重新拟合,最终估计结果见表2。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2. 模型结果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影响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收入的因素略有不同。从结果看,对产粮大县而言,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之比(以下简称“粮经比”)、农业生产投入、谷物平均价格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4个因素对农民纯收入有影响。其中,粮经比每增加1个单位,引起农民纯收入增加0.048个单位,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对纯收入的影响程度最低,说明产粮大县扩大普通粮食品种种植面积,对农户增收的作用不大。从模型结果看,对普通县而言,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农业生产投入、谷物平均价格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对农民纯收入有影响。其中,当农民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纯收入增加0.195个单位。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影响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收入的共同因素是农业生产投入、谷物平均价格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3个指标。产粮大县农业生产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纯收入增加0.389个单位,这一影响程度高于普通县,说明当期生产投入是产粮大县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之一。谷物价格变动对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均较为显著。产粮大县谷物价格上升1个单位,可以带动农民收入增长0.505个单位;普通县谷物价格上升1个单位,带动农民收入增长0.69个单位。从劳动力就业结构看,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对农民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产粮大县非农就业比重上升1个单位,可以带动农民收入增长0.219个单位;普通县非农就业比例上升1个单位,带动农民收入增长0.195个单位。说明非农就业的比例的提升对产粮大县农民收入的带动作用强于普通县,因此应加强产粮大县农业劳动力转移,从而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四、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
1. 产粮大县农业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明显不足。
产粮大县农业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近10年来,产粮大县农民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由50%左右下降为40%左右;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为35%,而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为45%。
2. 农业结构调整进程缓慢,农产品产业链较短。
目前,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尚处于“粮经比例”的较低层次,养殖业等其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近几年产粮大县粮经比大致为8:1,明显高于普通县2:1的比例,产粮大县粮食作物面积远高于经济作物,仍旧以粮食种植为主。2013年,产粮大县农民第一产业纯收入中,农业收入占90.1%,牧业收入占9.4%;普通县农业收入占75.3%,牧业收入占24.8%。产粮大县牧业收入比重明显低于普通县,农产品产业链较短,收入增长空间受到较大限制。
3. 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农业是粮食主产区的优势产业,但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一直较低,农民投入积极性不高,人工投入减少,粗放经营成为更多农民的选择。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农民外出务工比重越来越高,获取更多的务工收入。“十一五”期间,国家对农民种粮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逐步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市场粮价相应走高,粮食种植效益也有所提升,但是相对外出打工,种粮效益仍然偏低,种粮的机会成本仍然较大,农民种粮意愿仍然不足。
4. 仍需进一步探索更为有效的粮食补贴方式。
近几年,粮食补贴政策和取消农业税极大鼓励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目前实行的粮食直补、种子补贴等政策均为按面积补贴,补贴效率还不够高。政策性补贴在产粮大县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甚至低于普通县,政策效应还不够明显,无法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需要进一步探索更为有效的粮食补贴方式。
(二)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对策
1. 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增值收益。
以粮食生产优势为依托,注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林牧渔结构,大力发展草畜产业,增加高产、高价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土地增加值和农业经济效益。畜牧业是宁夏粮食主产区农产品产业链的前端,特别是清真牛、羊和家禽产业在宁夏具有传统养殖优势和民族区域优势,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延伸这一产业链,将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起到重要作用。应在政策上予以重点扶持,特别是在信贷、保险政策和防疫方面加大力度,促进畜牧业更快发展,使之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产生持久效应。
2. 积极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实现规模效益。
现阶段粮食主产区绝大多数农民分散经营,小农户经营随意性较大,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更经不起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打击。应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模式,扶持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种经营主体,鼓励发展粮食集中连片种植,实行区域化、规模化种植,推进粮食生产集约化、规模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提升粮食产出效益。
3. 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农业补贴力度。
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切实保证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益。按年度进行农产品成本核算,及时根据农产品生产成本和农民种粮收益变化情况,充分考虑农业用工持续上涨形势,随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引导农产品市场。建议完善补贴方式,实行动态粮食综合直补。根据“种粮有补,不种不补,多种多补,少种少补”的原则,按面积补贴改为按粮食实际出售量补贴,并同时提高补贴标准,向贡献较大的种粮大户、粮食主产区倾斜,增强粮食补贴的针对性,进一步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4. 建立健全政策性粮食自然灾害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的“绿箱”政策之一,是支持和保护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建立适合粮食主产区的政策性粮食保险机制和发展模式,加快建立粮食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对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大额赔付,由风险基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逐步形成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
5. 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努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要按照中央精神,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提供信息沟通、法规咨询、价格评估、合同签订、纠纷调处等服务的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基于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动态调整机制,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建立宅基地腾退激励机制,盘活利用农村现有宅基地,逐步推行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和流转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宅基地依法取得、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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