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转型（精选12篇）
农民工转型 篇1
在中国任何大城市, 农民工忙碌的身影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生代农民工 (本文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指除了第一代农民工“早期进城打工的农民”之外的在城镇务工的青年农民工, 他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 俗称“80后”、“90后”) 渐渐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也成为不争的事实。他们正面临着是继续游离于城市之外, 还是回归于乡村的困惑局面, 这种身份选择的困惑令他们不知所措: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接纳, 他们源自农村却对农活渐行生疏。而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 进城农民工必须实行从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化,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探讨他们的身份转型问题不仅利于社会公平, 更利于社会和谐与安定, 对推进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1 影像:“土包子”、“城里人”
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 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 形成了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特点的第一次“民工潮”。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的减弱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再次激活了农民致富的意识, 农民工开始大批量涌入经济发达城市, 形成蔚为壮观的第二次“民工潮”。紧接着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城市制造业的大力发展催生了第三次“民工潮”。如果把推动前两次“民工潮”形成的核心力量称为老一代农民工的话,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就成为第三次“民工潮”的主力, 也叫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已有较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论述, 如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如:缺乏务农经历、
文化程度较高、见多识广、对工作和城市化都有较高期望。从动机上看, 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不仅注重工资水平, 更看重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个性及自我发展。然而, 城市需要农民工提供劳动资源, 却不能接受他们在没有适应城市生活之前存在的行为以及对于城市各方面带来的冲击, 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取得城里人对他们存在于城市的认可与理解。大多数城里人都对农民工尤其是老一代农民工抱有偏见和歧视, 认为农民工不注意形象, 没见过世面, 为人小气等。“乡巴佬”、“土包子”、“盲流”在一些城市人眼里成了农民工的代名词。同样, 农民工对城里人也并无好感, 觉得城里人瞧不起人、不够义气、缺乏人情味。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城里同龄人一样追求时尚、崇尚自由, 但他们在根本上却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调查显示:有24.83%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太友善, 以至于心理与行为上排斥他们。是什么原因让市民与他们有如此大的隔阂?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一种和人相联系的叫做身份的称呼。《辞海》中的身份指人的出身、地位或资格。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 所谓“身份”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肯定和否定的特权。由此可见, 身份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还代表一种地位和权力, 是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准则。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迁往城市, 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 在面对身份转换和认同的问题时他们产生了迷失, 遇到了与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困惑。如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远远大于农民角色的认同, 他们把自己定位在城市打工者的序列之内, 即“打工族”。对于“农民工”的称呼他们并不认可, 认为这只是城市强加给上一代农民工的。有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仍是农民的有25.7%;认为自己是市民的有5.4%;认为自己是半个城市人的有26.9%;说不清自身身份的有41.9%。“半个城市人”和“说不清”都是不明确的身份认同, 共占被调查者的68.8%, 也就是说, 超过一半的人对自我身份认同趋于模糊。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认同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 这种自我矛盾性导致了认同困境与身份焦虑。他们在归属感中彷徨, 身份不断模糊, 常常陷入“我是谁, 从何而来, 到何处去”的追问。这种主观认同困惑使他们表现出行动上的对抗性, 情绪上的抵触性, 极易引发社会问题。
2“农民”、“市民”: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在城务工过程中习惯了城市生活, 另一方面又因为更多的期望没有在城市实现而不断徘徊;他们对城市寄予了希望和梦想, 但却不清楚未来自己在城市里的方向;希望外出寻找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契机, 却在身份体制上又时时不得不提醒自己隶属于农村的现实。成为“农民”还是成为“市民”, 是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时所处的两难困境, 这种尴尬处境中最受夹击的要属“新生代农民工”, 尤其是那些出生、成长在城市, 不会务农, 与农村联系很少, 户口不在生活的城市, 但其身份又是农民, 在农村有一份责任田的成年新质农民工。面对通过读书、参军、婚配、买房等途径获得“体制内”非农户口的现实, 尤其是无数昔日打工仔发家致富后在城市买房买车转变为“城里人”的时候, 新生代农民工不能不这样认为:只有改变农民身份才能充分享受城市的公用资源, 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与尊重。事实上, 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超越自身先赋身份的渴求, 不再把“农田”看作谋生的根基, 经过城市生活的熏陶, 他们已不再谙熟乡土社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他们的务农意愿低, 未来愿望倾向于融入城市, 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显示, 有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留下来成为“新城市人”。可见,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希望自己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只是作为城市的“过客”, 而希望通过身份转型能找到城市主人翁的感觉。但他们这种“转型”的愿望也是一个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过程。据笔者在杭州的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和休闲方式已经趋于城市化。从消费内容看, 吃饭、通讯、衣服、租房和购买高档消费品等方面都有较高比例的开支, 但他们仍会把工资的部分存起来或邮寄给家里。这种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一方面, 他们有强烈的购买欲望, 但他们也在理性消费, 在不妨碍自我发展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存钱;另一方面, 他们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意愿, 并试图以消费方式或休闲方式去融入城市。特别是现今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主动吸纳、自觉内化、外显行为仿效, 如他们购买手机、mp3、笔记本电脑等消费品。在休闲方式上也丰富多彩, 如唱卡拉OK、溜旱冰、逛公园、上网等。这种追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城市文化的推崇, 对乡土文化的遗弃, 赶“潮”成为掩饰他们尴尬身份的面具。毋庸置疑,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性生活更大的向往以及更强的融入城市的意愿, 被调查者仅有1%表示今后愿意回乡务农, 他们普遍认为, “农民”户籍让他们目前面对既难融入城市、又难回归农村的尴尬, “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他们有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强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发展意识, 打工的目的已不仅仅出于生存的考虑, 更主要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实现身份转型的内在潜能与外在优势, 但基于群体性偏见和城市社会对“农民工”身份的排斥, 市民拒绝与农民工平等认同。同样, 不被城市居民接纳和认可反过来也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居民产生偏见或误解, 资料显示有22.4%新生代农民工人为城市居民冷漠, 5.1%的认为城市居民心肠很坏。与城市居民的社会隔阂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推崇情愫渐渐转化为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发展态势, 他们以老乡、朋友等关系构建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 他们互相关心支持, 沟通情感, 形成一个对抗城市主流文化的防御性亚文化圈。于是, 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摩擦性互动使得两者在交往中愈发产生距离感, 甚至产生各种紧张、矛盾和冲突, 这反过来又阻碍着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步伐。
眼下, 尽管呼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这种希望的实现却面临诸多困境, 尤其是在各种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超越的发展难题。加之城市社会对农民工形成的整体排斥环境, 他们的身份转型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在撕去身份标签的过程中受阻了, 困惑了。
3“农村人”与“城里人”: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安排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的眼神, 城市政府也很无奈, 因为它们同样是不合理制度安排的承受者。新生代农民工陷入成为“农村人”还是“城里人”的困扰, 是因为我们仅仅限于思考该如何选择, 哪个选择更值得, 而忽视了这样的追问: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身份安排?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帕金 (Frank Parkin) 的“社会屏蔽” (socia closure) 理论, 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程序, 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 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在“社会屏蔽”下, 各种不同身份之间有明显差异, 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 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 并且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 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 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终身性的, 很难依赖个人的力量加以改变。农民和城市身份的划分是我国在建国初期所特定历史时期应国情进行人口管制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之一。建国初期, 农村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和城市“旱涝保收”的工作提供的优越生活使大批农村人纷纷涌向城市。经济学家们对此现象也进行了多番论述, 如舒尔茨 (T.Schultz)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认为人口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而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认为, 人们做出迁移决策的依据是“预期”的城市—农村的实际工资差额和在城市成功取得就业的可能性。无论经济学家从何种角度对乡—城流动进行原因剖析,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 新中国正处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之际, 国家急需发展工业以提高我国的现代化水平, 这就形成了以重工业为前导的经济发展思路。在以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 事实上就形成了农业服从工业、农村服从城市的社会资源划分界限, 这种分界最终以1958年1月公布的《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划出了城镇和农村两大类居住区, 形成了城乡分割的“身份制”。这种制度安排最终将农民群体与城市人严格区隔开来。从此, 以限制城乡人口 (主要是农村人口) 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被构建起来, 并对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身份采取不同政策对待。至此, 差异迥然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形成, 可以说, 正是这种对农民身份的歧视才演化为今天农民工被歧视的现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应该被主流社会乃至国家所忽视, 进而受到歧视么?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恰能引导我们走出农民工身份“转型”的困境。如果说户籍管理制度曾经在控制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防止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 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炉的政策如今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及人的自身发展, 既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也促成了社会的不公, 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最大路障。
4 结语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有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其中多数为新生代农民工, 虽然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 但他们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公共福利及政治权利。尽管提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农民身份形成的复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多重性决定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 固有的户籍制度及现行城市管理模式的制约与牵制使这一服务于城市的年青群体倍感身份尴尬, “农村人”、“城里人”的认知困惑令他们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在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今日,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也将成为今后户籍制度改革的亮点工程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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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转型 篇2
不彻底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核心环节，农民工住房利益的合法化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内容。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上是否可能，而在于我们的城市决定做还是不做，后者又取决于对农民工住房问题战略意义的认识。
满足农民工的多种利益诉求，不仅是提高农民工福利的需要，是农村发展的需要，更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合理解决是一个关乎到中国21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1． 转型期农民工住房：宏观意义
长期以来，汗牛充栋农民工问题著作大多从农民工利益出发，将农民工作为社会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各地政府更是居高临下地对待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以及基于城市经济增长的需要来决定赐予农民工利益的种类和时机，将对农民工利益的关注视为城市的包袱。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住房作为与农民工生活休戚相关却与城市经济增长无直接关系的农民工利益尚未被任何一个城市纳入全面规划，规划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廖若星辰。
事实上，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是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的重点和先决条件，而农民工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体，基于满足其多方面利益基础之上的全面发展并融入城市社会，不仅是关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福利，更加关乎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关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即新型工业化进程，关乎中国社会能否快速转型，关乎中国乡村发展现代化主要条件的创造，关乎中国能否扭转被长期异化的城市化道路，还原健康城市化的本来面貌，最终构建和谐社会。
正因为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环节，而农民工住房又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因此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可以间接阐释转型期农民工住房的宏观意义。
1.1 农民工市民化是扭转“虚高城市化”、实现实质城市化的唯一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农民就业上转移到非农产业、地域上转移到城市的基础上, 其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权利等方面全方位转化融入城市社会 ,成为真正的市民，共享城市文明的过程。国际上城市化的进程与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是高度统一的。而在我国，农民市民化严重滞后于“城市化”。中国从来没有过面向大众的真正意义的人口城市化，当前所谓的城市化仅仅是农村劳动力就业方式和地域的转移，农民工并没有沉淀下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其生活几乎完全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王春光）。他们不过是匆匆过客，在城市和乡村间不断钟摆。城市的农民工队伍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一端流入，另一端流出，每年都有新加入者补充，每年也都有大量的熟练劳动者离去，留在池子里的永远是年富力强的农民工。因此，乡村人口没有实质性减少，城市人口不能持续增长，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难以实现。①因此，中国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半年以上的即被统计为城镇人口，据此，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由1978年的17.8%增加到2007年的43.9%，城镇人口由17245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59379万人，增长42134万人。但是，去除农民工的接近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却低得多，根据《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资料，2006年中国农村外出农业劳动力13181人，扣除在农村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369万人，按照1.2带眷系数计算，外出农村人口为15374万人，如果除去这部分人口，那么2006年真实的城镇人口为42331.7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2.2%。
真实的城市化水平令人沮丧，但是我们必须面对。面对问题，较之回避问题、自我陶醉在虚假的繁荣和虚高度化之中更加明智。要实现实质的、可持续的城市化,就必须致力于农民工的市民化，终结流动，使其沉淀下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农民工市民化是城市化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实质城市化的唯一路径。
1.2 农民工市民化是扩大内需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需求低迷。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的最迫切需要。城市化原本是扩张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然而当前的“虚高城市化”并没有带来消费的大幅度提升。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获得的收入大部分转移回了农村，在城市的消费仅仅是满足其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需求的最低支出。2004年，城镇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为600元，而农民工月平均消费支出仅290元，年消费支出低于城镇居民3720元。农民工寄回家乡的收入，绝大部分是用于盖房子，拉动的是最低层次的砖瓦砂石产业，农民工及其家属生活质量不能得到根本提高，新型工业 ①②②韩琪，农民工返乡只能使中国“城市化”徒有其表，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0月。
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第8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化也缺乏市场拉动。
然而，如果农民工能够市民化，成为新增城市居民，其消费观念和方式将发生彻底变化。在城市奋斗若干年后，其消费水平将与城市居民基本相当。按上述2004年数据计算，当前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人口即1.5亿农民工如果能真正市民化，则可以拉动560亿元（3720*1.5）的消费品市场，相当于每年为1万多个500万销售额的新企业提供市场空间。同时，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也是农民工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从生活必需品到一般性耐用消费品再到高级耐用消费品，必然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加快升级，直至中国进入成熟的城市社会。
除了消费需求的直接拉动，农民工市民化还间接拉动投资需求。农村人口从进入城市的一刻起，就不断地消耗交通、能源、房地产、上下水管道、绿化、学校、广场、警察、城市安全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司计算，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需基础设施投资6万元（包括国家投资、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如果每年进入城市人口1284万人，可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7700亿元，相当于200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7%。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将通过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内需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助推器。
1.3 农民工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与关键
统筹城乡发展，可以分“四步”完成。首先，城市通过新型工业化扩大就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发展空间，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起点。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如何“流”的问题。第二，通过城市的户籍制度创新和改革，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带眷迁移成为城市居民，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环节。解决富余劳动力如何“留”的问题。第三，“三个集中”谋求规模经济效益，这是统筹城乡高效有序发展的关键。解决富余劳动力及乡村入口往“哪里流”的问题。第四，为农村地区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活提供全方位、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解决“不流入城市留在乡村”的居民的发展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留”在城市，即第二步战略，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同时也是其他战略的基础：（１）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第一步战略的重要支撑。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要扩大就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则必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制造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再是生产要素投入的追加，而是创新。推动城市创新的主体是现代制造业一线就业队伍的知识化和现代化。农民工已经成为就业队伍尤其是一线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极高的流动性使其知识和技术难以持续提高，多数重复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年龄大后回归农村。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给予其更稳定的预期和更多的培训，快速积累人力资本，塑造现代就业队伍，是现代产业发展及社会转型的基础。（２）实质性迁移是中国乡村发展的经济前提。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间“两栖”，仍然保留农民身份和承包土地，只有把农民工进入城市定居并有稳定的职业收入，从农村实质性迁移出来，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实现农业的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农业才有可能发展成为现代化产业，才能有效解决我国农村经济落后问题。测算表明，如果能使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那么留在农村的种植业农民的收入可以提高40%以上。因而农民工市民化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需要。
①1.4 农民工市民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2004年，全国农民工11823万人，其中举家外出的2470万人，仅占五分之一。很多农民工夫妻长期分居，留守儿童的成长堪忧，留守老人赡养问题突出。黄山市某农村进行了一次人口结构的典型调查，该村共69户，221人，外出打工的75人，留下146人，其中儿童46人，老人48人。非儿童老人妇女33人.合计127人,占87%;青壮年男性仅19人,以40、50人员为主.“年年盖基本无人居住的新房，年年娶守空房的新娘，年年出生父母远在天边的儿女，年年等待团聚的春节”正是当今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有违人性的城市化显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背道而驰。
惟有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带眷迁移，才能变妻离子散的城市化为阖家团圆的城市化。而在农民工的流入地——城市，其工资待遇低，生存条件恶劣，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在城市的地位得不到城市社会的认同，对流入地城市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意识，甚至处于对立状态，成为城市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尤其是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诉求强，但现实中屡屡受挫，强烈的不公平感导致了自卑、怨恨等心理，犯罪率正在呈上升趋势，《瞭望》新闻周刊的调查发现，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从2003年开始，这个比例开始倒置，即4:6，而2005年的比例已经是3:7，也就是说10个少年犯中有3个上海籍、7个外省籍的。
农民工市民化则能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人格得到尊重，在政策制度层面上避免城市社会的歧视，消除与城市居民的对立并逐渐形成认同感和责任感，从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① 严行方，农民工阶层，第62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1.5 农民工住房是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和难点
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存在多个方面的制度障碍，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各个环节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障碍，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化的实质推进。最严重最为直接的制度障碍包括社会保障、土地制度、公共住房和教育培训四个方面。
其中，住房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和先决条件。农民工远离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如果无法寻找到一个稳定的房屋来栖息，必将威胁到其生存。其次，安居才能乐业，房屋是为人们在工作劳累之后提供休息的场所，没有一个安全固定的住房，必将影响到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影响其工作和生活。再次，住房直接涉及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农民工居住的隔离加深了“农民工”的身份标识，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融合困难，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总之，住房是安居乐业的前提,能否在城市拥有或租用成本低廉的一套住房是决定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完成他们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最终保证。缺乏合适的居所会成为农民工进入城市门槛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流动人口中离开户口登记地3年以上的占50%，5年以上达到33.4%。外来常住人口的相对稳定性增强提出了加速其融入社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预期当大量的农民工从临时性居住转到长期性居住后,他们对住房条件的要求将会提高,而他们的经济状况又无法从现有的制度中满足其住房要求。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至今仍是一个空白，其进展远慢于其他制度障碍。比如社会保障方面，绝大部分城市已经要求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部分城市也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要将农民工纳入四项基本保险的范围；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也确立了 “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原则，农民工适龄子女在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与有该市常住户口的学生“一视同仁”，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公办中小学将按人头得到财政经费。而农民工住房方面罕有制度出台。
如何创新城镇住房制度,实现农民工居者有其屋,逐步改善居住条件,最终将其纳入城市住房体制,这是对城市管理者治理城市能力的一种考验。
2． 关于农民工住房讨论的若干误区
2.1解决农民工住房将导致城市规模难以控制
这一观点在城市政府和学界都很有市场，似乎每一次讨论是否赋予农民工某种权益的时候，城市规模调控这一面大旗都会被祭出作为反对理由之一。其思路是如果在某方面放宽限制，给予农民工某种权益，比如提供福利住房、纳入社会保障、解决子女入学问题等等，就会吸引更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城市基础设施、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基于此种考虑，很多城市尤其是北京等特大城市的各级政府，不断致力于如何通过经济或者行政手段将外来农民工挡在城市行政区之外，甚至有学者建议设置“学历”门槛。
首先，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选择从农村流入城市，是因为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产业能获得比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更高的报酬。在对不同城市和不同工作的理性选择中，就业机会及发展空间远比住房条件更有分量。农民工不会因为住房没有保障，放弃流入就业岗位充足的城市，同样也不会因为住房有保障就疯狂涌入就业不充分的城市。这也正是农民愿意放弃农村宽敞房屋到城市忍受恶劣居住条件的根本原因。既然人口流动不以住房保障为转移，那么将常住流动人口纳入住房保障，逐步改善其居住条件对城市规模的影响较小，不会导致城市规模的失控。比如北京市公立学校对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放松限制后，并没有出现之前担心的就学流动人口的大量进入。
其次，在中国，除了少数特大城市，绝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具有基础设施边际成本不变的特点，既不会因为农民工的使用而产生拥挤，也不会因为“驱赶”农民工就造成空闲。即使在特大城市，人口承载力仍有潜力可挖。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和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可以提高城市人口承载能力，容纳更多流动人口。
如果迫于资源环境压力确实需要调控城市规模，着力点应该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上，通过产业调整提高劳动力“技术”门槛，减少劳动力总量需求，从而控制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
同时，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有助于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轨道，来缓解其对城市规模产生的附加压力，将人口流动产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3解决农民工住房会产生大量贫民窟，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有些学者认为，农民市民化滞后于工业化，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特色。目前的土地、住房制度安排使得中国没有像印度、巴西一样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有着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因为，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稳定住所，随时可以退回农村，依靠土地维持生计，农民工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窘境是中国大规模的社会转移相对比较稳定的客观保障。如果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解决其在城市的居住问题，城市里就会大量聚集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贫民窟大量出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问题会在中国重现，社会和谐与稳定荡然无存。
事实上，贫民窟目前在中国城市中同样存在。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贫民窟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巴西地理统计局对贫民窟的界定是拥有50户以上人家、房屋建筑无序、不具备主要公共设施与服务的人口聚居区。根据这两种贫民窟定义,城市农民工聚居的“城中村”,就其存在的状态、特点与作为城市低成本居住生活区的功能看,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民窟。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城市棚户区贫民窟的阶段,贫民窟作为农民到市民的“社会阶梯”起到了缓和外来农村移民的住房需要与城市住房制度之间尖锐矛盾的作用。然而,贫民窟对城市发展的各种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发达国家无不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介入与干预，改善直至根本解决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居住问题。比如，联邦德国二战后大量移民涌入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住房矛盾突出。政府把解决住房困难作为当务之急，大量投资住宅建设。向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福利性住宅”，政府大量补贴建设此类住宅的企业。1949-1979的30年里共建设“社会福利性住宅”780多万套，占同期新建住宅总数的49%，并随着城市化不断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住房供求关系的缓和，减少最终停止建造“社会福利性住宅”。
分析我国城市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在社会转型与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庞大的农民工流动群体涌入城市，居住上提出了廉租房、低价房的需求,而城市政府供给的廉租房不覆盖流动人口，城市正规房地产市场更难以满足这种需求。于是供需矛盾只能在城市非正式住房市场寻求出口，而在城市边缘的城市化村庄,具备城市规范制度体系所不能提供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空间，当地农民出于自身利益最终演化为城市非正式廉租屋供方主体，农民工聚居区在城中村形成，社会成本高昂。
因此，我国贫民窟的改善和消除也只能通过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来解决。无论是否保障农民工住房，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和居住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试图通过让已经从事现代产业接触城市文明的农民工随时倒退回落后的农村，来换取城市贫民窟的避免和城市表面整齐划一的想法不仅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历史倒退，而且在现实中也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并且，过分强调农地的保障功能，忽视其生产功能，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将难以实现，“三农”问题难以解决。
只有调整城市发展建设的思路，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上关注进 ①
① 蓝宇蕴，我国“类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关于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47页，2007年第5期。城就业的普通农民工，对农民工居住问题作出制度安排，才可以防止贫民窟及众多社会问题的发生，才能促进城乡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4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承受农民工住房保障
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必然需要大规模的投入,当前中国发展水平是否能够负担?会不会因此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对农民工住房保障很常见的担忧。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财政实力日益雄厚。从下图可以发现，1993年至今的15年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20%，高出GDP增速10个百分点。2007年增速更是创历史新高32.4%，财政收入总额达到5.13万亿元。地方财政方面，重点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财政收入增速近年来也一直维持在30%左右。可以说，伴随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已经完全具备完善社会保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实力。
1978—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增速35302520************0220042006年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百分比
同时，大规模货币资产过剩，缺少合适安全的投资方向。1995年,银行第一次出现3000多亿元的存差,此后,银行存差不断扩大,2007年,银行的存差已经上升到12.8万亿元。同期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在快速上升,2007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每年的存款快速增长,但由于中国的银行没有混业经营,扩大的存差直接意味着银行效益降低。流动性过剩隐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
因此，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无论从国家财政实力还是社会流动资产哪方面来看，资金都已不是问题。而且有学者认为“廉租房项目几乎没有风险”，政府从商业银行贷款大规模建设廉租房，是安全有效地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途径。
解决农民工住房的障碍和阻力主要在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用于农民工住房建设的土地难以获得堪比商业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甚至需要免费划拨，这就必然威胁到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
但是，农民工住房的解决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保持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符合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中国经济目前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劳动力价格上涨，如果企业不能及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来消化，则必然导致生产的衰退或者萧条。目前沿海地区房地产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农民工居住生活成本提高，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上升，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高度依赖出口的企业濒临倒闭。如果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则可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维持长时间的比较优势。在产业结构转型完成之前，继续保持中国的竞争力。
①3． 农民工住房规划政策导向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200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比照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相关优惠政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设符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以农民工可承受的合理租金向农民工出租。温家宝总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08年主要任务”中将“要积极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要内容。深圳等一些城市也开始积极探索农民工住房规划与政策。《深圳市住房建设规划（2006-2010）》提出针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合理住房需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全市住房建设，规划期末，实现常住人口户均拥有或租住一套住房。深圳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与社会保障体制相配套，将非户籍常住人口低收入家庭分年限逐步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体系。
3.1将农民工住房需求纳入规划视野
城市规划是一个城市中长期的战略性发展指导，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基本依据。在全社会努力饯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先导，亟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人的生活，注重人的需求。不同职业、年龄及社会背景的人群生活 ① 赵燕菁，廉租房建设与国家宏观经济，城市发展研究，2005年第3期。在同一个城市，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各个阶层多样化的需要，使公众感受到城市生活本应有的舒适便利。
但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仍然难以摆脱建筑学的思维方式，规划师往往注重表面的物质空间构筑，忽视社会和人的需要。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城市投资主体多元化，各方面利益冲突复杂的时期，城市规划又经常表现为由强势利益主体所主导，公众的需要被忽视。
其中，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被规划领域所忽视程度最为严重。近年来以农民工为核心的外来常住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人口学界、社会学界、农村与农业的研究、城市化研究、经济学等诸多重要领域最为关注的课题，从各自视角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规划领域对此重大战略性课题却近乎表现出集体失语，相关研究极少。规划在计算城市规模时考虑到外来常住人口规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测算并扩大城市规划用地，针对外来常住人口的任何具体公关利益都缺乏空间落实。包括中小学、公共住宅、甚至自来水、公共厕所等。由于规划领域没有将外来常住人口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放在应有的战略高度，对他们权益的安排没有在规划中充分体现，致使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对策难以落到实处。比如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等。
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并且能够逐步为外来流动人口提供公共住宅的时候了。规划领域应该肩负起推动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合理接纳外来常住人口，促进外来常住人口与地方社会融合的历史使命。适应动态的城乡人口迁移的需要，根据城乡之间人口空间格局的变化去调整并形成新的城乡发展空间架构。切实将农民工住房需求纳入城乡规划和管理，并在用地、布局等方面予以统筹安排。
3.2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框架思路
农民工因就业地、职业、收入和流动性的不同，居住选择也存在很大差异。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首先需要研究农民工阶层分化状况，根据其不同的居住特点和需求制定“分层次、多样化”的农民工住房政策体系：对于少数中高收入农民工，如企业老板、经商户等，主要由市场解决其租赁或购买住房的需求；中低收入且在城市稳定就业若干年的农民工，应纳入公共住房保障体系，与户籍人口享有同等权利；流动性较强、居住地点不固定的农民工，如建筑等行业从业人员，则主要规范其住宅安全和卫生标准，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
按照城市公共住宅标准，将户籍与外来常住人口公共住房纳入一个体系。运行方式以租为主，租售并举，以适应于流动性需要。对于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居住一定年限的低收入农民工，政府提供低租金住房或租金补贴，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工，应与户籍居民同等享受廉租房的供给。符合一定收入和就业年限条件的农民工应当允许其购买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等公共住房，并给予贷款等支持。逐步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畴，对自愿缴纳公积金的农民工所在用工单位要强制其缴纳公积金，农民工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买房，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
多渠道为农民工提供低租金住房。制造业开发区等用工密集地区，应鼓励企业为职工建设集中居住区；或者通过优惠政策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面向农民工的住房，向用工企业或农民工个人出租；也可以允许农村集体组织利用集体土地建设农民工宿舍。对于这些宿舍，政府需要制定安全标准和基本卫生要求，保证人均使用面积和餐饮娱乐等服务设施的提供。并根据情况引导建设一定数量的家庭住房，以满足农民工带眷迁移的需要。
加强城中村租赁管理与服务。城中村交通相对便利、房租较低、与农民工原有生活习惯相符，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对解决外来常住人口居住问题起着重要作用。对大城市现有的城中村进行普查，分类指导，完善此类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农民建房及出租行为的管理，改善出租屋生活环境。对改造过的或者达到相对较好水平的出租屋认定一段时期内其居住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待添加。
图书：
农民工转型 篇3
关键词：城镇化；新市民；农民工；适应情况
自前年十八大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以来，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说，新型城镇化核心在于人口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
1 沭阳县农民工现状分析
农民工占从业劳动力比重较大。2009年底，在100个调查户中，有农民工151人，占从业劳动力人数的59.2%。初中文化的青壮年是农民工的主体。从农民工文化程度看，不字识或识字占4.0%；小学占13.2%；初中占70.2%；高中及以上占12.6%。从农民工年龄状况看，16岁至30岁占38.4%；31岁至50岁占57.0%；50岁以上占4.6%。农民工从事的行业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从事制造业占50.3%；从事建筑业占18.5%；从事服务业占7.9%；其他行业占23.2%。
为更好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沭阳县司法部门发挥法制宣传、法律援助等职能作用，一年来，该县共化解涉及农民工矛盾纠纷73起，涉及人数400多人。
为加强对建筑工地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工思想和業务素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沭阳县住建局建管处要求施工企业加强建筑工地农民工业余学校建立。
办好建筑工地农民工业余学校，是把农民工尽快培育成为新市民的重要举措之一。
2 农民工存在的问题
在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发现的问题如下：
2.1 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偏低而且拖欠现象相当普遍 调查发现，有些地区农民工工资几乎就没变过，即使有增加，幅度也很小，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近年来，尽管各地清欠农民工工资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拖欠事件依然屡有发生。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民工荒”的直接起因，就是企业开出的薪酬过低。
2.2 工作条件差，技术培训少，缺乏社会保障 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大多为脏、累、苦、差的职业，工作环境状况堪忧。目前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别为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更低，分别为2.9%、3.1%和5.6%。
2.3 户籍制度、子女上学、生活居住、文化需求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 长期以来，受户籍制度制约，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城市公办中小学一般不接受农民工子女上学，而一些适合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收费低廉的民办简易学校，在一些地方却得不到承认。
2.4 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 他们的维权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也亟待提高，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还不懂得通过合法手段来保护自己。
3 提高农民工生活的措施
3.1 统筹城乡发展，改革户籍制度 统筹城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为进城务工的人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包括子女上学，医疗保险和住房等。让他们在城市里能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3.2 深化医疗社保改革，扩大覆盖人群 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可以解决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从而解决他们生活的后顾之忧。农民工理应享受和市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保制度在改革的时候，需将覆盖更多的受益人群，并依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
3.3 开展文体活动，丰富业余生活 为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到城市当中，定期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加强对城市生活的归属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4 结束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农民工存在的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其问题解决的成效直接影响着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顺应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导农民工有序就业。我们要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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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魏城：《中国农民工调查》，法律出版社，2008-01-01
本文作者为2013年江苏省省级指导项目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基于城镇化而转型的“新市民”的适应情况的调查》项目主持人和队员，该项目由南京审计学院金审学院资助。
从农民工讨薪方式变化看社会转型 篇4
1. 1“打工爷爷” 讨薪为何这么难
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一些务农人员开始走出农田,走向城市,开始了靠自己的双手来养家糊口的生涯,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爬滚打,他们逐渐成为了拥有技术、经验丰富的老手,行走于工地间为城市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在山东省滕州市某建筑工地,年龄在40 ~ 50 岁的农民工占到40% ,年龄在50 岁以上的 “打工爷爷”占到30% 左右,比起年轻的务工者,50 岁以上的 “打工爷爷”更多选择等待,讨薪相对比较困难。
他们讨薪困难有几个原因: ①经验丰富的 “打工爷爷”们往往起着一名小领导者的作用,手下有一批工人跟着干活。如果上级不拨款,他也很难有这么大的财力来给工人们发工资。他们一边承受着上面不给拨钱的压力,一边承受着下面的工人向他讨薪的压力,两边都在讨薪。②与上级关系比较好,碍于面子掺杂情感去讨薪,往往一拖再拖不能够如期把工资发放到工人手中,凭借着多年的兄弟情义行走于工地这个小社会。③ “打工爷爷”们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寻求法律进行劳动保障的意识不强,寻求不到理想的讨薪途径,只能慢慢等待。
建筑工地上,老龄化现象趋于常态化,他们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和危险工种的劳动保障,家里的田地收入已经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只能靠着仅存些许力气为自己攒点养老钱。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身染各种慢性疾病之后,最终将带着病痛慢慢淡出大工地这个舞台。
1. 2 到底该向谁讨薪
一个建设项目往往是层层分包下去,下属的总承包商、分承包商、劳务公司都会进行垫资来建设,资金到达最底层农民工手中时往往会有五六级的利益关系,一级资金链断裂,就会造成欠薪事件,甚至会引起恶性事件。那么我们会问,到底应该向谁讨薪? 以山东省滕州市某停滞建筑工程为例。
① 层层分包的利益关系
工程款是通过串联的方式进行拨发,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农民工就拿不到工资。此案例是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之后跑路,实际承建商挂靠山东滕建建设集团的建设资质的个体,个人手上并没有钱,劳务公司被迫停工。
②农民工讨薪的对象
农民工讨薪应当逐级进行,农民工应当向和自己签订劳务合同的公司或个体来讨薪,但是现在干活大多是乡邻介绍,碍于情面并且法律意识淡薄,很少签订劳务合同来保障自己的劳动权益,在一个工地上干活的工人往往组成团体直接向劳务公司、建筑商、开发商来讨薪。
1. 3 怎样看待农民工群体性讨薪
当我们在大街上看到农民工挑着一个个黑字白布的横幅在大街上无助地寻求帮助,甚至运用不恰当的手段妨碍我们正常生活来讨薪时,内心可能会感到气愤,为什么要牺牲我们的便利来进行讨薪呢? 当回过头来仔细想一下,为什么非得运用这种手段呢? 多次寻求各方都没有任何结果,按照正常途径走,基本上要不回来血汗钱。只有在年关被逼无奈的时候讨薪者才会想起来这种办法,只是希望社会力量能够多介入进去,早点拿到血汗钱回家过年。因此正确看待农民工群体讨薪事件是很重要的,社会的转型就需要及时应对这些不断出现的变化,只有合理解决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国家社会的公平、公正、法治的社会转型才能够让更多人民满意。
1. 4 农民工讨薪的常用途径
1. 4. 1 去劳动保障局、信访局清欠办等政府部门求助
政府部门也开辟专门的绿色通道为农民工兄弟们来讨薪,讨薪去政府信访局清欠办成为了大多数农民工讨薪首选的地方。山东省济宁市最近推出新招,研究出台 《济宁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预储金管理办法》,将从根本上解决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顽疾,维护在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济宁市某建筑工地拖欠140 名农民工136 万元工资,济宁市劳动监察支队和高新区清欠办联合,于2016 年1 月21日和22 日,将现金发放到这些农民工手上。
在2016 年2 月1 日,央视 《焦点访谈》报道济南市服务农民工经验做法,济南市农民工服务中心整合了劳动维权、诉讼服务、和法律援助等窗口,形成讨薪维权 “一条龙”服务。该中心自2013 年成立以来,协调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1100 多起,讨回工资3 亿2 千多万元。据央视 《焦点访谈》统计,2015 年1 月至9 月,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为266. 3 万名农民工追讨工资等待遇258. 8 亿元。现在网上信访也变得越来越便捷,许多农民工直接通过网络求助于国家信访局、省长信箱等,往往有些成效。四、五线的小城市政府部门更应当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1. 4. 2 常规的蹲守、围堵欠薪者,直逼源头
多次信访求助政府部门未果之后,多数农民工会选择抱团蹲守、围堵欠薪者,这样的方法虽然简单粗暴,却屡屡奏效。如山东省滕州市周楼嘉苑南区工地,2014 年170 多名农民工被拖欠560 多万元工资,几十名工人把开发商股东之一围堵在办公室十天十夜,最终拿到120 万元的工资。然而在2015 年总共被拖欠460 多万元,把另一个开发商副总围堵在工地上22 天,开发商趁机从工地逃窜,农民工一分钱没有得到。
政府部门也积极干预,但并不能对跑路开发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这些求助未果的农民工只能采取简单而又粗暴的方式来讨薪。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农民工都是有情有义有血性的汉子,往往在困难时刻都能够抱团拧成一股绳,对侵犯其利益者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1. 4. 3 寻求新兴媒体的帮助
随着科技社会的发展,网络变得越来越发达,人们传播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广泛,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利用微博、微信、朋友圈、帖吧、QQ空间等一些新兴的媒体发布自己讨薪经历,通过网民关注度不断升温,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当地政府部门为了自己所属辖区的稳定,往往会对讨薪事件加以重视,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进行监管,一些开发商、建筑企业也会在社会舆论中积极去处理农民工欠薪的事件。
一些良心媒体也积极暴露讨薪者艰难的处境,帮助农民工讨薪回家过年。如腾讯积极发起 《农民工讨薪难,政府应做表率》《房地产欠 “讨薪爷爷”一个交代》等话题,引起了全国上下几十万网友的热烈反响,同时以 “打工爷爷”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调查追踪,把房地产行业的老龄化农民工讨薪难的现状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社会的赞誉。
1. 4. 4 采用极端的方式进行讨薪
由于全国两亿多的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当欠薪没有任何眉目时,往往会采取一些很极端的方式来讨薪。2016 年1 月初,宁夏公交车纵火案还是在不幸中发生了,其实任何悲剧都是可以避免的。马永平因承建贺兰县洪广镇移民安置区工程,与分包商发生债务纠纷,由此产生不满采用极端行为对社会进行报复。拉横幅堵住交通主干道、爬建筑工地塔吊来威胁欠薪方、跳楼等极端手段经常在农民工讨薪大军中发生,奏效甚微,但是却是被逼无奈。
2 从农民工讨薪方式的变化来看社会转型
2. 1 农民工讨薪不断推动政府建立健全劳动保障体系,社会不断朝着法制化进行转型
2016 年1 月17 日,让讨薪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看到新的曙光,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16 年1 号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到2020 年,形成制度完备、责任落实、监管有力的治理格局,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这在推进法制化进程中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国家从2003 年就开始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应当在三年内完成清欠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的任务,并杜绝新的拖欠出现; 2011 年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再次做出承诺——— “三年内基本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两次三年承诺都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在某些地方可谓猖獗。十多年来国家和政府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达到200 多个,农民工讨薪不断推动着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努力打造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只有法律保障+ 政府强有力的行动,才能真真切切地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2. 2 农民工通过新媒体讨薪取得成效,社会向 “互联网+时代”转型
近年来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人们通过微博、微信、QQ等新兴媒体实时传播消息,农民工把自己讨薪的经历发到网上,经过网友的不断转发,引起社会关注、造成强烈社会反响之后往往会拿到自己的血汗钱。
“互联网+ ”把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的农民工讨薪进行深度融合,创造出新的有效讨薪模式,这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有效模式。在不久的将来,互联网将会为农民工的各个方面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在农民工讨薪这些点点滴滴的改变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网络化进程的飞速发展,社会不断转型,互联网技术将会渗透到更多传统行业。
2. 3 农民工讨薪路艰难,不如归巢投身到新农村建设
对于农民工讨薪难难于上青天的现象,不少农民工选择归巢自主创业,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之中。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积极推进返乡农民工的职业农民培训,积极推动农村改革。如今农村是个能够施展手脚的大舞台,有不少农民工返乡自主创业,积极推进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用新理念、新思路、新行动来建设美好家园。这样不仅能够有效解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等家庭社会问题,而且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3 结论
在外务工,最怕的就是干了活拿不到钱回家过年,每到年关农民工讨薪才能感受到他们在城市中的存在,他们为城市的建设洒下血汗,不曾喊过一声苦累,然而,在年底讨薪的时候却无奈地流下了痛苦的泪水,这刺痛了每位在场人的心。农民工讨薪年年有,这是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需要用时间去摸索前进的道路。漫长的讨薪路充满了各种艰辛,寻求各方未果,家中亲人在远方思念,各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把讨薪无奈的泪水留在家外,把美好未来的期望寄托在家中。
农民工转型 篇5
范 世 涨
摘要：近年随着天台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天台农民祖祖辈辈依赖的土地在不断缩小。农民在新时期面临许多新问题，天台学院认真探索提升农民素质，帮助农民成功转型。五年来天台学院陆续开设了农村行政管理、乡镇企业管理、园林技术、畜牧等适合农民的专业帮助农民成功转型。培育出了葛林腾、郑洪飘、林晓静、陈荣强等优秀农民大学生。
关键词：天台学院农民转型农民大学生
浙江天台县是一个闻名全国的山区县，总面积一千四百二十一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二十三万亩，人口五十六万，农业人口四十六万，近年随着城镇化建设和相关重点工程的陆续上马，赤城、始丰、福溪三个街道及平桥、白鹤、三合、坦头、洪畴等五大镇周边大量土地被征用。以始丰街道为例近年被新城建设就征去了五千亩土地。据统计，全县全部失去土地的农民已有一万多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多，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处在比较尴尬的状态中，他们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可以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又还一下子成不了真正市民，因为他们的思想意识、能力素质还跟不上一般市民，居住环境、生活习惯仍带有明显的农村色彩，他们是“下岗的农民”“城市的农民”，失土农民如果引导不好就会让他们陷入“收入无门，支出无底”的生活贫困状态。目前，失土农民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一、就业困难。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环境差异等因素影响，失土农
民在自身条件、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等方面明显不如其它市民，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从就业方式看失土农民大多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和劳动技能要求不高的工种，如到企业务工或从事商贸、运输、建筑等。但无论是二产或三产，均存在稳定性不高，流动性大的问题，重新失业威胁性大。要是退一步往别的农村谋生，可随着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农业接纳新增劳动力的余地很小。另外由于天台地处浙江民企较发达的台州市，近年四川、江西、湖北等地的大量民工涌入天台，以肯吃苦低报酬的优势与当地农民争就业机会，对企业来说外来劳动力肯吃苦、好管理、对收入期望又不高，用工成本低，从而使失地农民就业门路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二、土地补偿金使用不当。失土农民除了拿部分补偿金交了失土养老保险
外，有的农民在拿到征地补偿金后就开始大兴土木，将到手的钱花在建房上有相当一部分甚至是违章抢建，三改一拆就让他们负债累累。有的突击性花钱购物，许多年轻人得到征地款后立即给自己配置了先进的手机、及摩托车等，出现即时消费、一次性消费现象。只有部分有眼光的农民才去投资生产谋发展，许多农民认识不到失去土地的严重性，他们对今后怎么办没有打算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过一天算一天的态度对待生存与发展。没过几年征地款一旦花完了失土农民就会成为城市贫民。
三、村两委管理无法到位。传统的村两委就管村里的计划生育、宅基地分
配及左邻右舍纠纷等等琐事。由于在征地和土地补偿金分配过程中部分农民总会闹一些不满情绪一些基层干部在工作中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采取回避态度，不积极探索出路，寻求解决办法。许多村两委对农民失去土地后怎么办心中无底、脑中无谋、手中无策，在谈及今后的出路时一脸茫然，更不要说有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村民谋利益的打算，少数村干部还存在钱分光了人也不管了的想法对村民采取放任自流的太度。
天台学院近年认真分析了天台农民的现状，结合中央电大一村一计划，在省电大及县委组织部、县农办的大力支持下，利用远程教育平台大规模培养农村急需人才特别是为失土农民提供了强劲支持。具体措施有：
一、建立失土农民素质培训体系。失土农民之所以会茫然失措主要是素质
不高造成的。提高失土农民整体素质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久之计。天台学院近年坚持面向市场、突出重点、因人而异、提高质量的方针，推动市场引导就业、培训促进就业机制的形成。天台学院从天台实际出发陆续开设了农村行政管理、乡镇企业管理、园林技术、畜牧等适合农民专业，面向农村招收农民大学生对他们进行培训，使他们学后成为村里的领头雁。农民大学生一迈进天台学院大门他们就会被班主任告知进电大读书有三个好处一是学知识二是交朋友三是拿文凭，学知识不仅要从电大课本上学还要去电大实践基地学还要从其它学员那里学。例如赤城街道妙山村由于地处老城区土地征用得较早土地补偿款早就被村民消耗空了，村领导参加了电大行政管理专业学习参观了街头镇后岸村农家乐后得到启发，在同班同学后岸女村长林晓静帮助下启动了老城旅游项目，老城旅游包含的内容既高雅又其乐无穷，到孔庙诵读三字经，到让巷学礼让文化，到武状元故居弘扬武德，到老县堂体会古代如何办案，到天台嫂麦饼店品尝天台山小吃，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解决了相当一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二、引导学员走自主创业的道路。电大学员郑洪飘家住城镇随着天台经济
增长方式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转变，他也成了农村里剩余劳动力。他从田里拔出泥腿相继干过摩托车修理、保险员，进电大学习后他担任乡镇企业管理班班长，组织全班同学创办了全国电大首个班级经济合作社，经过几年的不断探索这个班级经济合作社今年已在天台美丽山乡雷峰乡结出了硕果。春季有桃花节夏季有蓝莓采摘游等观光农业秋季有水蜜桃，由于是高山水蜜桃成熟晚味甜美产品卖到十五元一斤还供不应求。葡萄大王葛林腾原本是跑长途运输的，自从参加了电大学习后创办了九穗儿葡萄园，运用所学的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种葡萄水平，他的灯光灭虫、滴灌、二次挂果技术得到了全国专家好评，自己也被电大聘为客座教授为电大学员讲授有关课程，九穗儿葡萄园也被浙江电大当做省级实践基地。电大学员后岸村村长林晓静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带领全村致富，把一个原本只是靠打石板为主业的山村打造成了全省闻名的美丽乡村，现在全村有农家乐四十多户吸引了来自上海各地的大量游客，今年的游客将达六十万人次，每户收入超十万。全村紧扣农的特色，家的感觉，乐的天地这个主题，实施农家乐配套项目。一是建设休闲乐园，开发始丰溪漂流，村内公共区域成片种植观光植物，打造银杏林、红枫道、腊梅丛等景观，让游客游玩在山水，吃住在农家，体验生态美景和农家乐趣。二是建设幸福家园，全村对旧建筑进行穿衣戴帽，使各类建筑渗透文化元素，呈现古民居风貌，建造了一千多平米门球、气排球综合体育馆，成功承办全国中老年气排球夏令营、全省老年门球赛等大型赛事。三是建设心灵瑜伽园。唐代诗僧寒山子在村前的寒岩洞隐居近七十载，留下了诗满山的美誉，更留下了体现人和自然相和谐、表达淡泊自由的和合文化。作为远近闻名的石板村，石已经融入了后岸村的点点滴滴，形成了特殊的石文化。发掘寒山神隐的隐逸文化，在小溪两侧铺设石板游步道，修建了石文化一条街和部分石板小屋。深入挖掘特有的自然风光、农耕文明、和合文化，着力打造摄影基地、创作基地、采风基地、和写生基地。全村坚持统分结合、公私共赢、整体发展原则，创建农家乐经营机制，围绕人人勤劳、人人创业、人人致富目标，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成为集漂流、登山、观光、餐饮、商务及接待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村。该村探索的是一条农村转型的新路，创立的是一套新型农村经营机制，搭建的是一个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实践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的典范。省委书记夏宝龙来视察了，台州市各县区一把手都过来了在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山村开起了美丽乡村建设现场会。
三、尽力教给学员实用性强的知识。天台学院上到院长书记下到普通教职
员工都充分认识到农民大学生具有开放性、成人性、农民性的特点，授课教师想尽千方百计让学员能学得起、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让学生留在当地用在当地。学院根据因材施教原则不断改进教学模式，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授课。专业教师经常带他们去园林、果园、田头进行授课。学院还经常聘请专家采用讲座方式授课，涉及土地问题的聘请县国土局叶海明局长讲座，涉及畜牧的请畜牧局专家来校解疑，涉及财务的有财政局领导专家把关。这样各村两委通过电大学习后就能不断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按照民有、民管、民享的原则，严格财务收支制度，杜绝管理上的漏洞，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确保社会稳定。普通失地农民也会运用所学知识维护自己已成为市民的权利。顾名思义失地农民已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民，自失去土地那一刻起就应将他列入城镇居民行列，如在子女上学、享受城镇公益设施等方面失地农民应享受一般城市居民应有的权益。
四、让村两委成员优先就读。天台农村要创新转型发展需要更多的基层狮
子型干部。天台学院充分认识到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道理，新农村建设建设好坏村两委是关键。近年在招收农民大学生过程中天台学院让村两委成员率先就读乡镇企业管理、农村行政管理、园林等涉农专业。通过在天台电大学习，许多村干部远离了酒局和牌局，围绕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改变了过去身上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他们开始在村里狠下心去干、埋下头去抓、沉下身去做，不再像过去那样遇事难字当头，遇难退字当先，尽量逃避工作，想办法推卸责任。天台学院给这些村两委注入了一股新风，他们不再是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的干部，他们开始以狮子率队的狠劲、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头的韧劲、老牛爬坡的拼劲去破解农民失土后的难题，通过
学习这些村干部谋划工作开始有高度、破解难题有高招、推动工作有高效。他们开始为自己安于现状感到不安，开始意识到凭借以往的惯性难以突破，重复常规工作难以超越。面对失地农民，农村也只有靠转型创新才能营造新的竞争优势。早创新早得益、慢创新就被动、无创新则无出路，只有加快创新转型，抓紧行动，争取主动，才能迈出跨越发展之路。电大学员天台妙山村村主任陈荣强自从电大学习后就一改以往风格，被村民称为敢碰难题会解难题的好干部。他充分挖掘本村所在地的文化底蕴，掀起了一股弄堂旅游的新风，让人们在旅游中有所悟，让巷游让人们学会礼让，武状元故居让人们懂得武德。他还成功举办天天嫂麦饼节、好邻居节，邀请中国好声音学员来村里的助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超过预期。
参考文献：1天台研究
2天台县乡风文明读本
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的历史角色 篇6
农民的三大权利应受保护
笔者认为，分析中国的农村问题，应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的历史角色。从这个角度，容易把握住改革大局，避免被一些“假问题”所迷惑。
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切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秘密，农村的现代化也不例外。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改革不可避免地面临三方面的社会冲突：一是国家和社会的矛盾(涉及横向分权)；二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涉及纵向分权)；三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涉及要素分权)。
中国历来是城市统治农村，农民创造的“剩余”被源源不断输向城市。农村破败引起匪患，而匪患又发育为地方军事割据和军阀混战，战争则进一步消耗国力，加速农村的衰败。
老一代革命家看准了中国问题的关键，用农民的力量推翻了旧政权。但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又犯了牺牲农业和农村，片面发展工业和城市的错误。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一错误相当大程度上得到纠正，但“三农”问题依然突出。
所谓“三农”问题，概括地说，农业是效率问题，农村是就业问题，农民是权利问题。
1978年到2003年，农村改革以“减弱控制”为主要特征；2004年后，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农村公共品供应为主要特征；十七大后，农村改革进入统筹城乡发展、深化综合改革新阶段。
除了几次农产品价格调整出自中央政府外，一些重要的改革行动最初都来自地方政府的创新，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
农村发展的根本障碍，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并大体延续至今的对农民的控制。农民应该享有的公正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尊重，包括土地财产权、平等公正的劳动就业权利和民主选举权利。
土地财产权。回顾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成功的主要社会条件是：一、人民公社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已危及农民的生存。二、农村是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改革容易在农村取得突破。三、大部分地区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的利益较一致，能共同反对人民公社制度。
从根本上说，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之处在于符合当时农业生产力的性质，使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然而相当长时期内，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仍未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十七届三中全会在这方面出台了一些举措，有助于保护农民的产权，释放农村生产力。
平等公正的劳动就业权利。尽管当时城乡分割体制尚未完全打破，但已遭到很大冲击。农民勇敢地走向城市，向劳动市场的二元体制发起了冲击。
过去，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只是不着边际地空喊口号，而媒体对这个问题也多是给予道德批判。2003年以后，情况逐步转变。
农民进城务工，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限制，又大大制约了这种效益的充分释放。调查表明，在2004年之前差不多10年时间里，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这固然与农民工的供应充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和过度盘剥排挤了新增工人的就业机会。劳动的廉价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护。
民主选举权利。在农民问题上，中国历来缺乏好的、有利于稳定的社会对话机制。在农民眼里，政府就是乡村干部。而高层政府对基层干部的控制几乎是鞭长莫及，农民通过上访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九牛一毛。农村社会陷入一种“对话困境”。
村民自治选举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解决对话问题，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总体上看，对于乡村民主自治，农民的态度远比地方政府认真，农民十分看重村委会选举产生的程序性问题，并在实践中发展出一些很能体现民主精神的做法。
农村两大改革均受制约
以“减弱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第一阶段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种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减弱控制”的一系列政策是在粮食供应紧张的压力之下作出的，主導者是中央政府。当“减弱控制”达到一定程度后，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遇到三方面的阻力，分别是地方政府的消极态度、某些利益集团的反对和市场结构的缺陷。
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民进城务工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一些地方政府虽然制订了有关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但在招商引资的压力之下并未认真推行。总体上看，“减弱控制”在目前阶段对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已不再有明显作用。
“减弱控制”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受到的制约也很明显。首先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提出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有抵触，使政策很难落实；其次是工业部门和建筑业部门不支持国家征地制度改革，而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往往站到了工业和建筑业利益集团一边，使征地改革举步维艰。在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还没形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希望通过稳定承包权或将承包权物权化来解决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现在看来困难很大。农村金融改革乏善可陈，曾经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产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不得不南中央政府出面叫停。
“减弱控制”意味着“放权”，但“放权”不等于“造权”。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是权利的再造，尽管这种再造需要“放权”的过程。“造权”的改革未能深入进行，是“减少控制”改革模式受到制约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仅靠中央政府自己放权或减少对农民的控制是不够的。
于是，2004年以后农村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主要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来支持农村的发展，但“分配调整”改革模式受到的制约也是明显的。
首先是国家财力的限制。即使有庞大的支农财政支出，但对于庞大的农民总量来说仍微不足道。依靠财政力量帮助农民增收是多数发达国家的做法，但一直颇受争议，一些国家正在调整这方面的政策。
其次是农村社会对“分配调整”的改革仍未适应。2004年开始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后，补贴资金发放的成本较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资金发放成本大于资金数量本身的情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往往依赖农民的合作组织系统，这种系统可以大大降低政府支持农业的成本。显然，我们的这种系统还远未形成。
第三，“分配调整”改革的重要方面是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权益，但目前这种保障仍很不够。
最后，“分配调整”改革不能不涉及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但在目前的条件下，还找不到使城乡社会保障相统一的办法，而统一问题不解决，“分配调整”改革就不能说获得成功。这将是需要长期面对的老大难问题。
城市化步伐应当放慢还是加快?
一些学者怀疑我国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认为城市化的步伐应该慢一些。还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化会导致城市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应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
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弱，主要与我国的就业政策有关。GDP连年高速增长，远远超过了就业增长的速度，这种差距用技术进步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事实是，已就业的劳动者超时超负荷工作，却有大量农村隐蔽失业人口存在。笔者不赞成用素质低来解释农民失业人口大量存在的原因，经过短期培训的农民工完全可以胜任工作。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才是农民工就业难的主要制约因素。此外，户籍政策、收入调节政策和地方管理体制也不利于城市化，这些方面作好改革，城市化的速度还会增加。
新农村建设成功的最终标志，一是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二是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但我国多半人口居住在农村，要实现这两个基本条件相当困难。我国平均每户农民耕作面积约7亩，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来自农业的年收入平均每户仅3000－5000元。而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和改造农业组织结构，都只能帮农民节省时间，不能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
让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增加收入是摆脱困境的办法，但目前面临很大困难。据甘肃农调队的调查，当地务工农民中，能在城市租得起或买得起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单元房的只有12％左右，按北京的一项资料估计，这个比例也只在15％左右。
农村改革的核心在于以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统筹城乡发展。重点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创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劳动管理体制，调节劳资关系，增加城市就业机会。三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探索“以土地换住房”和“以地租换保障”等多种途径解决农民进城的“门槛”问题。要取消区分“大产权”、“小产权”这样的奇怪的政策，以“放开产权、管住规划”为核心建立土地管理的政策体系。四是改革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取消僵化的“设市标准”控制。美国设市标准之一是城市核心区的人口每平方英里(约3平方公里左右)2500人。按这个标准，我们的城市化仍有巨大空间。
城市化之外，从长远看，今后农村改革的主攻方向还在于加快市场化的步伐——
一是使农民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创造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动力。首要任务是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二是要加强政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政府服务的作用。农业是高度竞争的产业，利润率往往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不容易获得商业银行的服务，也不容易吸引投资，因此，国家的支持必不可少。
三是要改善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农民希望村民自治真正得以落实，这等于把“中央要求减负”，变成了“农民自我减负”，所谓“农民负担”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中央政府需要再度出手
中国农村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乡村社会高度自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高度发展和农民权利获得充分保證的社会。
在农村改革中，中央政府发挥着统筹全局的作用。只有中央政府出手才可能打破改革的僵局，加快改革的速度，协调复杂的利益关系，稳定大局，为改革创造比较好的环境。目前农村领域推行的许多改革，如土地制度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农村医疗保障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必须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推动下才能较好地进行。
中央政府必须统筹改革全局，在必要的方面加强权威，“该出手时就出手”。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过去30年农村改革作了科学总结，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任务。《决定》的主要精神是继续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努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拟从三个方面部署——
首先，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决定》特别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了系统安排，其中两个“亮点”对未来农村土地合理利用将产生深远影响：一是使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二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落实这两项改革意味着对已有政策的突破。未来农村土地承包期将可能延长到70年以上；农村建设用地将和其他类型的建设用地一样获得同等市场流转权利和一系列权益保障。《决定》对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也作了部署，今后将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这些新措施将极大推动农村资本市场的繁荣。
其次，政府将持续加大国家支农投入，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第三，《决定》提出，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国家将继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发展农村新型社会养老制度。
农民工转型 篇7
一、经济转型与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形成
(一) 农民工现代意识的产生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农民工群体的意义不局限在经济层面 (如收入的提高) , 更体现在现代意识的生成方面。工业化、城市化本质上是一个现代人生成的过程, 它从根本上消除了农耕生活自然关系对人的创造性的束缚, 使农民工体验到充满竞争和富于主体性、创造性的现代文明价值和生活方式。进城农民工不断接受现代社会的洗礼, 增长了见识, 他们从实际工作生活中领悟到祖辈习以为常的传统生存方式的封闭性和狭隘性, 从而产生拥抱工业文明条件下自由自觉、积极进取的生活方式的现代意识。
对于进程农民工而言, 无论是通过积极打工向上流动, 或者从事自主的创业经营活动, 都是改变自身命运, 实现自身价值, 进入主流社会, 融入现代生活方式可选路径。在打工还是创业的选择中, 打工活动构成创业选择的“机会成本”, 打工的不稳定性成为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路径的关键激发因素。
(二) 农民工群体打工不稳定性与创业意愿的生成
对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 他们最初的参照系是处于农村的农民, 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满意度也较高;随着外出时间的延长和现代意识的增强, 他们的参照群体也逐渐由农民转移为城市居民, 开始对两者的地位产生不公平感。
首先, 在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和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宏观背景下, 农民工群体在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中都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不仅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 而且在其他方面存在更深层次的差别, 享受不公平的就业政策、社会权利、社会保障, 尤其是医疗卫生和子女教育机会, 在城市生活成本高, 又缺乏归属感。
其次, 他们在城市产业中体验着低端分工劳动的艰辛, 同时由于缺乏高层次的教育文凭证书和城市社会关系网络, 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亦非常有限。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 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停产、倒闭和产业的中西部转移, 也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难度。
再次, 更为尴尬的是, 就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和内容而言, 一般需要体力进行支撑, 而体力和青春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下降的趋势, 自然也就难以承担在城市中劳动的负荷量。这和城市中的知识劳动者不同, 知识劳动者随年龄增长, 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往往更有优势。靠体力打工的未来出路成为农民工的焦虑来源。
以上诸种因素同时激励着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突破各种结构和制度性障碍。在各种可能的路径中, 创业作为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领域, 似乎是一个相对较好的选择。创业是获取稳定的生活际遇、经济效益和体面生活的最好方式。在就业难的现实中, 创业不仅是保持尊严、避免贫困的最好选择, 而且也是借此进入主流社会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
总之, 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 打工孵化出创业, 农民工进入城市, 成为产业工人, 即接受了现代意识的洗礼, 又承受着城市打工生涯不确定的无奈。创业行为是农民工应对压力和规避风险的理性选择, 因而农民工“打工的理性经济行动”也因此转向了“创业的理性经济行动”。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实选择
(一) 不确定性条件下农民工的返乡创业选择
创业经营活动本身充满不确定性, 正因此“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成了经济活动的首要工作和企业家的职能。创业者的收益由于是总收益扣除各生产资源报酬后的剩余收益, 是一种市场的“间接定价”, 因此创业即可能创造超额的经济收益, 同时也意味着承担风险。
因为个体的决策和判断能力是有区别的, 会影响到他们创业的自信度和冒险意愿。从这一原理出发可以推断:1.农民工作为潜在的创业群体, 虽然留在城市创业是理想的选择, 但由于受教育年限、工作见识和社会资本所限, 相较同样在城市创业的城市人才在机会识别和管理能力上处于相对的弱势。但由于在打工中积累了工作经验和资金, 返乡创业相对当地农民而言反而具有个人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 从而返乡创业比城市创业具备了更大的成功可能性, 激励着农民工创业者选择返乡创业。实证研究证明了返乡创业是农民工创业的主流选择。2.创业者所具有的资源禀赋是创业决策和创业成功的关键要素。返乡农民工在城市中积累的打工经验和自身的教育水平都会影响创业选择。由于创业市场门槛日益增高, 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因缺乏一定的知识和市场意识, 很难通过创业的形式进入市场。而相比而言,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以初高中为主, 平均高于一代农民, 更注重物质和精神追求, 因此创业意愿也更为强烈。
(二) 返乡创业方式选择:“手段导向理性”
在经济转型背景下, 虽然农民工群体具备了现代性的追求, 但受制于二元经济体制, 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在资源和能力禀赋上并不具有优势, 由于自身资源的不足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外部资源与融资, 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方式选择上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资源和能力约束使许多创业者更注重能做什么而不是想做什么。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创业者具有显著的手段导向理性 (Sarasvthy, 2011.) 。手段导向理性是与目标导向理性相对的一种理性逻辑。如果一个创业者采用目标导向逻辑, 他会先确定目标, 然后调动资源去达成目标;如果秉承手段导向理性, 他会掂量手头资源能做什么, 然后从可行方案中选择一个最好的结果去实施。手段导向理性可以理解为在创业资源的使用上具有较强的拼凑性。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具有改善自身和家庭生计的强烈动机, 又普遍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创业, 所以, 他们对创业资源的整合利用普遍带有较强的手段导向理性。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手段导向理性在资源利用上体现为:1.自有人力资源运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领域存在“路径依赖”关系, 打工习得的技能成为创业之本, 行业选择集中在商业服务业 (美发店、电器修理店和饭店) 、小型加工业和建筑建材行业等领域。2.自有社会资源的运用。农民工返乡创业依托的依然是传统的社会资源, 具有典型的家族型、地方性和传统型等特征。返乡创业中的亲缘、血缘、地缘、学缘以及相似的文化背景使他们较容易继续或者重新建立与本乡土的亲友和熟人的关系, 这些关系会给与创业者多方支持, 如资金、人力和情感等。3.自有财务资源的运用。受到融资难限制, 创业资金主要方式是自有资金和向亲友借款。
具有较高手段导向理性的返乡创业者会在资源整合和利用过程中做得更好。原因在于:第一, 具有较高手段导向理性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会更加慎重地考虑自己所能承受的最大损失, 从而将资源整合风向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以获得长期的稳定收益。第二, 他们更多地放弃不擅长的市场预测, 转而将更多精力投放在对现有资源的排列组合上, 因此会更加注重跟踪周围不断出现的尤其是政府提供的资源和机会, 然后对这些资源和机会加以巧妙利用, 为自己带来价值。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
输出地政府创业环境的改善与优化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手段导向理性特点, 政府可以发挥积极的政策扶持作用加强对创业的引导与服务, 增强农民工创业的能力和资源, 从而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与升级, 实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一) 加强创业引导与服务
应积极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激励创业, 引导方向, 降低创业交易成本, 培育良好的创业环境。首先, 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办事效率, 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各种便捷的服务, 在政府土地出让费、电费、水费及财政税费征收上给与优惠, 为产品提供分销渠道;其次, 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应该大力宣传创业文化, 尤其宣传那些在政府优惠政策引导下成功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典型事迹, 为广大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再次, 要积极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 利用各种媒体强化信息引导, 也要避免农民工创业在手段导向理性下集中于产业链末端的低水平过度竞争, 将市场需求、资源、先进技术和产业发展等信息提供给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二) 完善创业培训服务体系
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 通过弥补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自有人力资本的不足, 是培养创业者成功创业和有效决策的关键举措。政府应加强实训基地建设, 尊重创业者的创业精神, 在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力上给与大力培训。当地村委或社区应该定期聘请专家和创业典型进行讲座, 使返乡创业者能够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和交流学习。通过完善创业培训体系, 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率。
(三) 拓宽创业企业融资渠道
良好的金融环境是解决返乡农民工创业自有资金不足和融资难问题的有利保障。首先, 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机构为初创企业提供小额贷款, 最好能够设立专项农民工创业“种子基金”, 量身定制开发特色小额信贷产品。其次, 鼓励各级政府搭建担保平台,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引导社会投资的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发展。最后, 建立适用农民工创业特点的评级授信制度。尽快完善农村个人征信系统, 将农民工个人信用管理, 作为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依据, 积极为其提供金融支持。
摘要：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 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催生于农民工现代意识的提升。而随着农民工参照系从农民转移到市民, 受城乡二元体制、低端分工就业制约和对未来出路的担忧, 选择创业是获取稳定的生活际遇、经济效益和体面生活的最好方式, 而返乡创业则是在个体资源禀赋约束下的有效途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方式具有明显的手段导向理性, 扶持政策的制定应基于这一现实的基准来展开。
关键词：经济转型,农民工,返乡创业,发生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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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转型 篇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使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出于解决就业、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及农民自身向上流动的愿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入城市就业,因此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一农民工。据粗略统计中国目前大约有2亿的农民工,如此庞大的一支队伍涌入城市后进入城市中的各行各业就业,其中主要分布于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家政、环卫和餐饮服务等行业,他们为城市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是我国工人队伍中的重要一支。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而实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这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然而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农民的职业发生了改变但是身份很难改变,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在就业、生活、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受到和城市居民的差别对待,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的解决将给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带来很大的威胁,影响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因此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亟需解决。
2 农民工市民化受阻的表现
2.1 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问题
在就业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农民工难以进入正规的的经济部分和一级劳动力市场,他们往往停留在非正规的经济部门和次级劳动力市场,而非正规部门与次级劳动市场的突出特点是低收入、工作不稳定、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障并且多数是体力性劳动。他们往往从事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脏、累、差工作一如建筑工、搬运工、清洁工等。在社会转型期,依然没有改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歧视这一现象,这既不利于农民工对财富的积累也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农民工由于受到就业歧视,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且被拖欠工资和恶意克扣工资的事时有发生,使得农民工拿到手的工资少之又少。相关数据表明在社会转型期,虽然国家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并一直在呈上涨趋势,但是他们的工资水平距城市居民还有很大的差距。
2.2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由于农民工是农业户口,在城市不能享受城镇住房福利政策,因此解决住宿问题大致有两种途径:①住在工地、工厂的工棚或者简易住房中,这些居住点大多拥挤不堪、卫生条件不达标、存在各种安全隐患。②租房,租住城中村的旧房中或者租住城市郊区的自建房中,城中村住房的费用相对较高随着城中村数量的减少为本来收入就低的农民工加重了负担;租住城市郊区的自自建房时在交通上的花费相对增加也增加了农民工的负担。
2.3 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
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约有1800多万的随迁子女,他们在城市就学时不能和城市学生享受同等的入学机会,公办学校大多不接受农民工子女,因为学校的经费是根据本地入学人数划拨的,没有充足的经费投入到农民工子女身上,即使被公办学校接收也需缴纳大额的借读费,这更加加重了农民工家庭的负担。在公办学校中随迁子女由于受到文化差异、之前受教育水平的落后、城市学生的歧视所以难以融入到同学中。当公办学校不接收时他们只能进入民办学校,而民办学校的教学水平和教育条件也令人堪忧。
2.4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涉及城镇职工,农民工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虽然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延伸到农民工,但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覆盖率相当低,农民工的参保率极低。在社会救助方面只惠及城镇居民,农民工根本享受不到。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到城镇的社会公共服务中,很难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
3 农民工市民化受阻的原因
3.1 社会制度的阻碍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与农村分离开来,这套制度不仅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随着农民工往城市的迁入,这套制度的某些部分也迁入城市,从而在城市内部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把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分离在城市生活的不同领域。
农民工虽然改变了职业从事非农行业,但是户籍制度的限制使他们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体系之外,待遇和权利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制度如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受教育制度等都将农民工与城市分离开来,在城市的管理体系之中没有将农民工这个群体考虑在内,只要不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就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就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
3.2 农民工自身的障碍
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影响是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无缘于对知识储备有要求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在城市中占的比重非常大。同时他们缺乏一定的技术,在从事非农行业时缺乏经验,因此他们只能从事不需要技术和知识的体力劳动。
在观念方面,农民工的思想较为保守落后,他们深受传统小农思想的影响,缺乏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而这种传统的思想不适合日新月异的城市,因此在开放的城市需要开放的思想,农民工滞后的思想观念阻碍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
3.3 社会资本
农民工拥有的初级社会资本是靠血缘、地缘建立起来的,这些资本大都集中在他们生活的农村,而当农民工进入城市这些社会资本的可用率就变得很低甚至是丧失。当他们进入城市在工作和交往中获得了发展社会资本,但是这些发展社会资本的质量并不高,因为他们大多从事相同或者相似的职业,同时缺乏接触到职业等级高的机会,因此社会资本的质量较低。而在中国社会资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缺乏高质量社会资本的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尤为困难。
3.4 文化的差异
城市的文化与农村的农村文化千差万别,对于出生于农村并且生长于农村的农民工来说,一直潜移默化的接受农村文化的影响,按照农村的行为方式活动,形成了适合农村的价值观念,保持农村传承下来的习俗,进入城市后发现两种文化产生了冲突甚至格格不入,不但自身难以适应而且还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这种文化的差异使农民工在主观上难以融入城市的生活当中,同时城市居民一直以一种有色的眼光来看待农民工,对农民工处处排斥,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4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
4.1 组织职业技术培训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为提高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组织职业技术培训刻不容缓。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居民本身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为在就业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必须要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因此政府应该继续组织对农民工的培训,同时农民工自身也应该积极主动地参加职业技术培训,一方面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加理想的工作。
4.2 转变观念
政府和农民工都应该转变观念,共同推进城市化的发展。政府应该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农民工群体,改变歧视、排斥的心态,将他们纳入到城市的管理体系中,认识到农民工的地位和作用,将他们当做未来城市的一员来接纳。
农民工应该入乡随俗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转变保守的观念接受城市中新的、积极上进的观念,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进行再社会化,形成适合城市中发展的价值观念、行为体系和思维方式。
4.3 健全法律和制度
法律保护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出现时间还不长,因此关于这个群体的法律法规还有完善,在出现问题时会有无法可依而不能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情况,因此应继续加强力度完善法律法规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在法律上保障农民工的权利。
改革涉及农民工却不能惠及农民工的制度,例如社会保障制度、城镇住房补贴制度、城镇居民就业服务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在制度上实现公平。
4.4 升级教育模式
将随迁子女的教育纳入到当地教育体系中,改变随迁子女就学的困难现状,在财政拨款中应加入随迁子女的预算,让学校无后顾之忧地接收随迁子女。随迁子女作为建设未来城市的人才,学校应该将他们与当地学生一样平等对待。
摘要：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城市化不仅是农民进入城市工作而且应该在城市定居,目前虽然他们在职业上完成了转变,但是想真正成为城市市民的过程却并不如意,他们的市民化受到重重障碍的阻碍,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市民化障碍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帮助农民工实现市民化,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民工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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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D].西南大学.2011.
农民工转型 篇9
一、转型期的农村发展状况及农民工发展诉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农村与农民的发展诉求由内涵提升发展到结构调整发展的阶段。农业生产由个体经验型分散生产转到了今天的科技型专业化趋势生产, 对科技型生产者与农产品经济人才的诉求, 成为新农村发展的新趋势;对农民工继续教育, 不应放弃这一方面的教育。现阶段农民工的新诉求, 决定了并非所有城市务工农民都要驻留城市, 要维持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必须把农业发展对人才的诉求内容纳入到对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内容中去。重塑新农村新农民的形象, 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模式, 推进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进程。
1.“农民工”概念的历史演进及身份定位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 它随着我国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内涵与外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农民工”一词最早出现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但是, 随着农民流动区域的三次大的变化, “农民工”的含义同样有不同表述。第一次是1977-1988年时期, 农民突破产业束缚, 离土不离乡地发展乡镇企业。11年间, 乡镇企业共吸收8302万人。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是“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这一时期的“农民工”的含义就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工作的季节性流动较强, 大多数基本上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萎缩,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离土又离乡”的发展阶段, 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主流。农村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现象突出。时至今日, 进城务工的农民有1.2亿人, 另外还有0.8亿人虽然没有离开农村, 但是已经不是从事传统意义上的农业, 从事加工业等非农的产业, 我们把这两部分人都叫做农民工。预计到2020年, 还将有2.8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农民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既包括在县域内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又包括跨地区进城外出务工人员。第三次大的变化趋势, 就是立足于城乡之间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农民工的流动部分实现了良性双向流动, 对新型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与资金的支持。部分农民工成为当地的企业家、乡村科技型企业化农民、农贸市场的经纪人等新型农民, 这一时期的农民工不仅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而且也推动了县域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进程, 催生出了大批新型农民。这一时期的农民工的含义外延有了很大突破。如果再沿用以活动地域划分的标准, 显然不能说明内涵了。因此可将“农民工”定义为:指拥有农村户籍, 在法律上既享有农民的权利, 又承担农民的义务, 并与原自身附属的农业土地脱离或半脱离关系的劳动者, 主要经济来源于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的社会劳动者。当前主要是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通过这几十年的这三次大的流动, 农村转出农民有4亿多人。大大减少了我国从事农业人口的比重。农民工的辛勤劳动, 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城。
2. 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解析及发展诉求
据国家调查局农调队的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逐年增加, 2003年为1.1亿, 比2002年增长了8.6%;2004年为1.2亿, 比2003年增长了3.8%。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 在行业分布上, 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58%, 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 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 在建筑业从业人员占80%。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文化程度上来看, 以2004年为例, 在农民工流动就业人群中, 文盲占2%, 小学文化程度占16%, 初中文化程度占65%, 高中文化程度占12%, 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占5%。虽然,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2001年的85%下降到83%,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2001年的15%上升到2004年的16%, 但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例高达83%。从教育培训情况看, 接受过教育培训的占28%, 未接受过的占72%。接受过教育培训的比重由2001年的17%上升到28%, 但未接受过任何教育培训的仍占七成以上。从年龄结构上来看, 农民工群体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 2004年为例, 全国农民工中16-30岁的占61%, 31-40岁的占23%, 41岁的以上的占16%;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
可以看出, 农民工整体文化程度偏低的现象比较突出。但农民工平均年龄比较轻, 他们思想活跃, 向往城市生活, 有强烈的外出就业冲动, 也较为容易适应现代工业生产要求, 但由于总体素质偏低, 多数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这于他们进城的初衷与职业理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无法在城市获得体面和稳定的工作, 收入也不稳定。在激烈的就业与生存竞争压力面前, 由于无法及时获得社会及政府的技术与资金等创业性援助, 往往产生迷茫消极的情绪, 思想波动较大。盲目流动性就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主要特点。一方面缺乏就业技能, 另一方面又不愿从事艰苦的体力简单劳动。又由于现在大多是农村的独生子女, 敬业观念与责任感意识比较淡薄, 自我享乐意识较强烈。新生代农民工不论在城市和农村的就业处境都比较尴尬。因此, 满足他们的诉求, 让他们融入城市, 这是对青年民工进行继续教育的主要目的与目标。由于行业与生活环境的差异, 使得青年农民工对继续教育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所以, 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研究, 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分类进行, 从而杜绝不顾农民工具体诉求而盲目教育培训的方式。
二、当前城市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二元经济社会所形成的壁垒, 大批农民虽然涌向城市, 但他们背负着农民的身份却从事着产业工人的职业, 进城务工广泛分布在城市各个行业,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以及美容美发等服务业, 为我国的人均GDP的贡献率约为27%。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 为城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无私贡献。然而, 农民工群体的自身职业状况, 并没有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提升, 主要处在简单的体力劳动就业领域, 缺乏提升的能力与空间, 不适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与企业升级对劳动力的需求。目前, 我国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比较严重。转轨时期的企业, 要想谋求长远的发展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 加大科技型人力资本的投向, 走现代化的经营管理发展之路。然而, 现在大多数企业无力或不愿意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职业技能培训。所以造成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 农民工技能缺乏, 培训需求强烈;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培训市场严重不足且混乱无序, 培训需求与供给陷入了失衡状态。“民工潮”与“用工荒”现象频频出现, 就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 不仅仅是将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出来即可, 而且, 更重要的是将这些缺乏技能的农民转化为符合我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合格劳动力, 也就是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 完成技能素质的达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对农民工继续教育的问题, 把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放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下研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 共同促进农民工继续教育教育的均衡良性发展。满足城市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诉求, 达到人与城市的和谐发展, 实现文明成果的全民共享。
三、科学合理规划农民工继续教育格局与领域, 推进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进程
1. 农民工继续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分析
目前制约我国农民工继续教育的首要问题, 是对继续教育重要性意识淡薄, 投入不足。继续教育过于短视, 继续教育缺乏制度化, 教育培训市场总体上专业化、市场化程度低, 培训市场比较混乱, 有些培训机构根本不具备资格和条件, 只追求自身利益, 培训内容、时间和标准以及师资教材参差不齐, 挫伤了农民工的培训积极性。表现在:在培训动机与培训内容上, 首先, 政府培训目的仅仅在于解决就业。培训内容与农民工想学内容不匹配, 忽略了农民工个体职业发展的需求。培训内容的低技术性与相对单调性, 造成政府培训与农民工多类型的职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时, 农民工培训多依托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开展, 很多机构以黑板教育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组织教学, 使用的教材选择性小, 多为理论内容, 实践培训内容少, 大多培训教师虽理论功底扎实, 但实践技能欠缺, 基本上沿用一般成人教育的学历达标模式。教学效果与农民工所希望的能学到一技之长的愿望相去甚远。再次, 培训以短期教育为主, 缺乏系统性, 培训形式较为单一。企业培训多迫于生存发展需要, 农民工所在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 基于企业追求短期经济效益, 基本上不给员工安排素质技能提升培训。同时, 农民工在规划自身继续教育计划时, 很难用长远的、发展的目光对继续教育作前瞻性的打算, 也很难作出周全的、可行的实施方案。加上意志力不够坚定, 学习的过程枯燥, 业余空闲时间有限, 学习的效果往往很难保证。同时, 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大多较差, 学习中还会碰到很多困难。总之, 目前的农民工继续教育, 尽管曾经为农民工技能提升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由于在今天不能适应农民工多样化教育需求与产业结构升级所需求技能型劳动力, 而处于被动的局面。因此, 建立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农民工继续教育体系, 才是有效的教育。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 必须在深入探索研究的基础上, 合理布局, 分类进行, 在实践中推进其科学合理发展。
2. 以人为本, 构建农民工个性化素质提升的继续教育新体系
以人为本做好理论与实践探索, 规划科学的农民工继续教育格局与领域,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提升整体农民工劳动力资源水平, 这是做好农民工继续教育的根本出路。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农民工培训体系;完善教育培训资金投入机制, 整合政府、企业、农民工和金融机构以及社会的资金投入机制。引导农民工积极参加继续教育, 将被动就业式岗前培训教育变为积极主动能力提升式地接受教育, 自觉完成自身的城市化与职业化两个转变。也就是所谓两个方面的教育, 即补偿教育与发展性跟进教育两个层面的教育。补偿教育, 就是以缩小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前已经与城市同龄人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差距。不仅要学技艺, 还要更新传统观念, 具备健康的心理, 提高自身的素质。教育培训的内容上不仅要重视职业技术培训, 还要注重思想道德培训、法制观念转变等内容, 使自己从内容到形式上实现“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工作奉献的所在城市找到归属感、成就感。发展性跟进教育, 是以弥补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在追求继续教育方面与城市同龄人的享有同等的职业竞争力教育。对农民工特别是青年农民工的继续教育, 事关城市和农村的发展, 青年农民工在城市是城市的建设者, 在农村同样是农村发展的强大新生力量。对青年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 能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 提高其自身素养和职业技能, 使他们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找到比较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工作, 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流动。健全和规范农民工培训市场, 增强农民工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农民工需求大的行业和职业应分层次地教育和培训。
目前, 农民工在我国经济和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农民工的继续教育问题已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国家层面上, 从2004年起由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和财政部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春风行动”在各地展开。此外还应该认识到, 加强农民工培训固然重要, 但稳定推进农民工培训体系和培训能力建设, 则是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总之, 加强农民工继续教育有助于提升其自身就业竞争力;有助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青年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 对城市而言, 将拥有更加优秀更加全面的人力资源储备。对农村而言则意义更加重大, 很大一部分青年农民工最终选择了返回农村, 成为农村的建设者。所以加强对青年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与智力开发, 不仅可以促进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更快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 更可以为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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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转型 篇10
关于“转型”的含义,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经济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它是指一种整体结构状态的过渡, 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本文主要讲的转型采用第一种理解方式,即经济体制的转型。
具体来讲在我国,“转型期”是指从1978年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至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这一段时期。这一阶段还可以细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前,这一阶段称为“双轨过渡阶段”, 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阶段;第二,从1992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转型期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制度上的不完善,所谓“制度性失业”就是由这种“ 制度缺陷”或者“ 制度缺失”所造成的失业。其表现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制度安排不合理、制度的功能障碍或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所造成的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造成就业岗位损失或就业岗位供给不足。
实际上, 制度性失业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存在,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它主要表现为充分就业下隐形失业的积累。因为在以重工业为导向、人口剧增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完全控制劳动力的就业和分配,实行统一的劳动力计划配额制度,把经济增长中无力正常吸纳的劳动力,硬性塞入国有企业或强制束缚在农村土地上。表面上“充分就业”的背后,实际隐藏着巨大的无效劳动力,这种无效劳动力就成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性失业”。
再到“双轨过渡阶段”,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国家实施了体制外增量推进的渐进式改革。在农村地区,随着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大量的农村生产力,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乡镇企业广泛兴起,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由此掀起了中国乡村工业化的高潮。
1992年 ,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就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为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为提高自身竞争力,不得不精简机构,大量裁员,下岗工人大量增加,造成了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迅速显性化;其次,“城市化抑制”松动引发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范围的扩大,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隐性失业显性化。由制度性原因产生的隐性失业经过计划经济时期和双轨时期的积累,终于在市场经济时期显性化。
二、农民工产生的背景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据统计,到2011年底,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大约为2.5亿人。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改革开放前后。
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严重背离。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0.6%, 面对尽快奠定现代工业的迫切要求,如何获得实现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是新政权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为此,中央实行了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政策,从而“以乡养城”;同时为防止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政府颁布了户籍制度,明确的将居民分为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将大量的农民限制在农村,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力无法释放出来,结果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相背离,社会结构严重失调,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加速和农民工的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同时,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入,东南沿海的农村乡镇企业广泛兴起,由此掀起了中国乡村工业化的高潮,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释放出来,转移到了第二、三产业,这就是最早的农民工。
三、农民工的特征
农民工是现行户籍制度的产物,是一个职业和身份相分离独特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首先是一种身份象征,即户籍制度下的农民,其次才代表一种职业。由于职业身份的特殊,导致了他们社会地位处于社会底层。农民虽然进入了城市,但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还处在城市经济活动接纳和社会制度排斥的夹缝之中,从而构成了社会经济转轨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种特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在户籍身份体制下,他们依然维持着农业户口或农民身份。即便他们已经长期从事工商业且生活在城镇之中,也难以改变其“农民工”的身份。
第二,体制外就业。所谓体制外,其本质意义就是享受与正式的、体制内就业的劳动者不同等的待遇,其中主要包括医疗保险、劳动保障、福利补贴等。
第三,高流动性和高不确定性。由于现行的户籍身份制和劳动力市场体制给这一阶层提供的融入机会很小,同时体制对他们的约束也较为松散,因而农民工无论在地域流动性方面还是在职业流动性方面都是很高、很不确定的。
四、农民工的发展现状
(一 )总体规模 (见表1)
2011年全国农 民工总量 达到25278万人 , 比上年增 加1055万人 ,增长4.4%。
(二 )就 业情况 (见表2)
从近几年调查数据看, 农民工从事的行业仍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变化较明显的是建筑业,从事建筑业的比重在逐年递增,从事制造业的比重则趋于下降。
(三 )收入情况
2011年 , 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49元 , 比上年增加359元,增长21.2%。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053元, 增长21.0%; 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006元 ,增长22.9%;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990元,增长21.1%。近两年外出农民工的收入增速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增幅略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
(四 )权益保障情况
首先,拖欠工资状况得到改善。从近几年调查数据看,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逐年下降,2008年-2011年分别为4.1%、1.8%、1.4%和0.8%,这说明解决和遏制农民工工资拖欠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见表3)。
其次,农民工平均参保的比率不高,不同行业外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较大。从主要行业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邮政业的参保情况相对较好,而建筑行业、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参保率明显不足,雇主为其缴纳各项保险的比例显著低于其他行业。
五、农民工制度性失业原因分析
农民工的生成源于一种制度安排或制度排斥过程,是体制、市场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外部设计和排斥的结果。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造就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了大量农民的失业,于是产生了农民工人。但是,农民工进城打工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会失业, 由于这种劳动力本身的高流动性、不稳定性、个体的脆弱性、外界环境的复杂性,体制的各种不完善等原因,农民工也会存在大量的失业。这里仅谈制度性的失业。
(一 ) 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是农民工失业的深层次体制原因
建国以后, 我国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以乡养城”,从而形成发达的城市,落后的农村。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阻隔,使农民工很难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实现城市化,很难享受市民的基本保障。由于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一旦流入地经济发生波动, 他们就会成为就业困难的群体,正是由于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使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尴尬境地:他们的一只脚迈入了城市,另一只脚仍在农村,中间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鸿沟。在全球化的今天,当国际金融危机波及我国实体经济时,其中受冲击最直接的无疑是因企业停产或倒闭而导致返乡的众多农民工。
(二 )户籍制度的限制
我国的户籍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对资源、财产进行分配的规则和秩序,也是一个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制度安排。它将人口的绝大多数限制在农村,仅允许“城市居民”享有城市的文明和进步。户籍制度不仅使农民的迁徙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损害了农民工的利益,最终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城农民工不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再就业就更加困难。这种具有明显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将国人分为不同的等级, 将农民工安置在风尘仆仆的路上,让他们来回奔波。
(三 )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强力支撑
由于至今未废止的户籍制度,农民工不能享受因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几乎没有任何权益保障。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普及化的今天,仍有相当大比例的农民工在自己家乡和打工地都没有参加医疗保险,在医疗保险上处于城乡“两不靠”的真空地带。
据调查,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是农民工最希望参加的保险。正因为农民工参保率偏低,他们在遇到各种风险时也就难以获得正式的社会支持,当农民工遇到就业风险时,大多得不到政府和用工单位的强力支撑。生存条件恶劣,严重缺乏医疗和社会保障,使农民工在抵御市场风险时显得十分脆弱,从而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的事业发展。
(四 )有利于改善农民工利益的国家政策缺失
1.中小企业发展受国家政策限制。金融危机形势下 ,不少中小企业因为融资困难和订单不足纷纷倒闭。然而国家政策倾向于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忽视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而正是这些被限制的中小企业却是大多数农民工的立足之地,这些民营、合伙企业的倒闭使得农民工不得不另找出路。
2.国家政策对农民工服务管理不足。农民工是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弱,需要城市政府提供更全面的服务。但就目前来看,政府对农民工就业的政策宣传不够,对农民工流动的引导不得力,造成了一些农民工的盲目流动,政府也没有把他们的就业纳人本市的民生管理中,没有完善对农民工的劳动保险、社会保障服务。
六、针对农民工的问题的建议
有专家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主要障碍就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人为壁垒。这需要我们去化解这一人为的壁垒,但是我们不能一棒打死。因为部分城市试图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的失败又告诉我们这个体制不得不继续沿用。一旦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 就会面临城市人口膨胀及随着而来的城市问题,也会造成农业人口的短缺。因为在城乡两级分化严重的今天没有农民不会甘愿留守农村,因为人总是希望生活能够更好,城市的公共设施、便利的生活条件,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让人羡慕。所以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农民工问题:
(一 )弱化户籍制度 ,消除区域性制度障碍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我国的现状来看,农民工要达到与城市的实质性融合,还存在诸多制度性障碍。最直接的阻碍是户籍制度,它有着极大的历史惯性,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性歧视,阻碍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认同和靠拢,使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所以对于政府而言,逐渐地改善户籍制度, 使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福利待遇,积极主动地消解障碍性制度,才能促进和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程。
(二 )发展县域经济是政府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举措
与大中城市相比,县域经济是城乡结合的经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所需要的就业费用和城市基础设施费用较低。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农村第三产业有着很强的推动作用: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小城镇聚集,增加了对电力、交通、供水、餐饮、娱乐、商业及社区服务等需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当地政府要抓住其资源禀赋的优势,发展其特色经济,提高小城镇作为连接农村和大城市的桥梁作用。农民就地转移小城镇,就业和生活成本较低,符合农民工的自身实际。
(三 )要树立新的城市建设思路 ,加强住房建设
多数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对待农民工还是持“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排斥”的态度,更多关注企业的利益,对农民工的住房等权益重视不够,还没有把解决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城市政府要多为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将在城市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视同常住人口对待,把农民工对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这就需要政府主导建设外来务工人员廉租住房,监督企业的职工住宿问题,规范房屋租赁管理等。
( 四 ) 加大劳动执法力度 , 加强工会建设 , 确保农民工享受应有的权利待遇
加大劳动执法力度,加强劳动执法队伍建设,彻底杜绝企业在损害员工利益的问题上打算盘,回到保护劳动者利益正道上来。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惩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要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加强工会建设,强化工会维权职能,让工会权责明确,真正维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
(五 )农民工转型
农民工转型是指农民工经由某些特定的条件和机制使其身份、职业和地位发生改变的状态和过程。从历时态看,农民工从寻求生存到谋求在城市定居和发展,表明这一群体不断的使自己更好地去融入城市。所以,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不要忘记让“农民工”也跟着转型。政府、企业要多举办讲座或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自身文化水平,提高专业技能,以便使自己能够融入到转型后的企业,更好的生存。
农民工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由于制度缺失而产生的失业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它的制度性失业还包括国企员工的下岗等。历史已经成为历史,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去弥补由于制度性的缺失而带来的损失,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农民工作为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 底层的劳苦大众,应该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认识的关注。新经济制度学中指出,制度变革因素已经成为了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要解决失业问题,要从制度创新才能得以根本地解决,其中包括所有制改革、体制改革和其他具体制度的改革。因此,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拓宽全民社会保障体系,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总之,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将农民工问题当作重中之重,在关注GDP增长的同时,更要注重居民的幸福指数,将关注民生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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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前瞻[N].中国经济时报,2000-03-01.
[6]余中东.论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问题的制度变革[J].河北学刊,2011(5).
[7]许信胜,张芬昀.户籍制度与我国农民工问题[J].开发研究,2005(6).
农民工转型 篇11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资本变迁；农民；身份认同；职业化；职业农民
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96—02
“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新世界格局的形成，长久以来，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资源的忧虑，尤其是关于农业人口发展的忧虑，首次变得如此现实。
一、农民身份转化问题的提出
何为“农民”？在中文的辞典中的解释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1]象征的是一种身份。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在针对法国农民的研究这样定义：“我要是有一项职业，将比当农民好多了，我们在调查中常听到农民这样说。”[2]这种遗憾概括出农民的‘地位’和其他职业的地位之间的根本差别。同时，孟德拉斯指出：“农民是一种存在，是对自我的一种整体的静态的规定，而其他的职业是人们获得的和占有的‘所有物’。[3]”也就是说，农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随着现代化社会进程的发展，农民将逐步离开土地，农民阶级的身份发生转化，孟德拉斯将其称为“传统农民的终结”。[4]
中国农民的传统身份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中国传统农民身份世代相传。2.中国的传统农民小农经济所束缚。孙立平在描述中国断裂的社会时说到：“由于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农民从出售农产品中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微不足道。”[5]3.中国的农民并非完全就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开始向农村扩张，农业耕种土地数量锐减。农业投入和产出出现反比，这种现象被称为“隐性失业”。[6]
二、分析框架：农村社会资本变迁加速了对农民身份转化的冲击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内涵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是20 世纪80年代开始， 特别是90 年代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问题。它是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 而后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社会资本的广义定义：指个人在一种组织结构中，基于信任、合作以及规范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总和，并利用自己特殊位置而获取利益的能力，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涵：一是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是一种社会关系网，其中的人际关系的复杂程度决定了社会网络的强弱；二是社会资本存在一定的产生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的文化规范；三是社会资本的功能应该是体现个人或者组织的目的，并能够为其带来价值增值。
（二）农村社会资本的外延
根据以上对社会资本的研究纬度，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社会资本的类型来研究研究农村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变迁。以农村社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为例，以时间作为分析农村社会资本变迁的中轴线，可把农村社会资本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传统社会资本、现代社会资本、将来社会资本。我们把不同时期的农村社会资本比较如下（见表1）：
的结果。传统农村社会，社会资本基本上属于平均分配。随着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家庭模式由大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传统的以身份等级为分化边界，逐步转变为传统礼制与职业阶层相结合的模式。依靠家庭（家族）制度所形成的强大的特殊信任收到挑战，法人组织将逐步完善。
（三）农村社会结构对社会资本行为主体的影响更为直接、复杂
社会学家认为，传统村落文化中，家是社会的“核心”，它是一个“紧紧结合的团体”，中国的家是一最重要的“原级的”、“面对面”团体：它靠一种非形式的、个人间方法从事其活动（金耀基，1999）。[8]因此，传统农村社会中社会网络相对简单，社会资本运作过程主要针对于家庭，投资风险较低。而现代农村社会资本，因其行为主体的分化，个人主义和职业因素的影响增加，其行为主体的运作过程更加复杂且运作风险较高。
三、农民职业化的意义和转化方向
（一）农民职业化方向探析
就我国农民目前的现状而言，社会资本的变迁使得传统农民身份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农民要想获得同市民一样的基本社会保障，必须促进身份农民向职业化转变。在以往的研究中，针对农民职业化的转化方向主要有以下表述：李培文、陆学艺、王春光主张创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发展小城镇建设，从政策的层面允许农民自由选择职业，进行职业分化；卢荣善等则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论述了农民身份转化的必要性，并给出了农民身份转化的几个方向。
笔者认为，就农民本身而言，要实现从身份化向职业化的转变，除了向其他行业实行分化，未来也应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而存在。
（二）农村专业合作社：农民自身职业化的路径选择
所谓农民职业化，是指将农业作为产业进行经营，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引入理性经济人理论，以期获得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农民职业化是一个特定的过程，包涵三种方式：一是从传统农民向市民化转化；二是大力促进和发展小城镇建设，并扩大乡镇企业建设，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三是以获取经济利润为目的，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设立特定的行业规范，形成一种专门的职业，即职业农民。
农村以土地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收入增长很慢甚至下降，使土地经营对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性有所下降。非农产业高收入的“拉动”，农业龙头企业收入的稳定，迫切要求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我们应在十六大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农民之间进行转包、转让、互换等土地流转，鼓励和支持农户与农业龙头企业（含中外合资）之间，在不伤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土地转让、并换，包括土地流转后的农户就业和身份置换。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既有利于农民专业化、职业化的快速形成，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和提高土地使用和产出率，以规模促进土地经营的高收益，同时也可以大量释放禁锢在土地上的富余劳动力，提高农业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农民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根据区位状况，市场发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实现要素流动和优势互补。已在农业龙头企业工作的农民可先行一步，尽快实现身份的转变，以产生较大的社会辐射和影响，使农民的专业化分工、职业化发展得以顺利实施。
致谢：在本文的创作过程中，陆林教授给予了热情指导和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忱！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935.
[2][3]H·孟德拉斯.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77；247.
[4]李培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化面临的困境和出路[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9）：257—258.
[5]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3—4.
[6]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3.
[7]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2—91.
[8]赵泉民，李怡.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合作经济——基于社会资本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07，（8）.
农民工转型 篇12
关键词：养老保险,中央统筹,农民工
0 引言
目前中国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比较低, 这直接关系到基金的风险程度, 并与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等问题均有关联。按照大数法则, 统筹层次越高风险越小、保障程度越高。
1 设计原则
一是城乡统筹。由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限制, 短期内城市与农村只能实行两种养老保障制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制度间的相互隔离与分割。
二是能负担、可持续。能负担, 就是指个人和社会的融资能力可以承受。
三是权利与义务高度相关的原则。坚持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相关原则, 对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是保障大多数人基本生活的原则。社会保险必须遵循保障基本生活的原则, 国民救助应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2 农民工养老保险优先实现中央统筹对财政的影响分析
农民工社会保险实现中央统筹的路径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条道路, 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道走逐步提高统筹层次的道路, 等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实现中央统筹之后, 农民工社会保险也随之实现中央统筹。第二条道路, 国家直接从各个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抽出一些人员, 直接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 优先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现中央统筹。
3 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央统筹的方案设计
若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农民工养老保险优先实现中央统筹, 那么就需要选择其经办管理方案。本文认为其方案设计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 另起炉灶, 组建中央到地方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垂直经办管理机构, 把原来经办农民工养老保险业务的工作人员从各社会保险机构划入该垂直经办管理机构。第二种, 只组建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接受机构,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经办业务仍由各地社会保险机构管理, 其业务经办人员的人事关系也保持不变。各地社会保险机构把收缴到的农民工养老保险费直接划入到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养老保险财政账户, 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接受机构负责对各地社会保险机构收缴到的农民工养老保险费账务稽核审查。第三种, 组建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接受机构,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经办业务仍由各地社会保险机构管理, 其业务经办人员的人事关系由横向管理转变为垂直管理。这三种方案涉及的改革成本不同, 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效率的影响也不一样。
综合看来, 三种方案各有利弊, 从中央财政的角度看, 采取第二种方案的改革成本最小, 从运行的效率看, 第一种的方案的效率最高。笔者认为, 采取第二种方案比较理想, 但要借助先进的信息化网络系统充分发挥用人单位和参保农民工的监督作用, 要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需要坚持以下几点:
首先, 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的资金数量关系要比较固定, 便于推算。农民工养老保险是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的缴费比例原则上城镇职工一样, 改革之初对极少数地区的缴费比例确实难以一步到位的, 也要按照如下档次调整:第一档:用人单位缴费比例10%, 个人缴费比例4%;第二档:用人单位缴费比例15%, 个人缴费比例6%;第三档:用人单位缴费比例20%。个人缴费比例8%。用人单位缴费比例和个人缴费比例之间的比值保持固定, 有利于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资金数量关系的推算。而且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直接进入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养老保险财政专户。
其次, 每个农民工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及时查询自己的缴费情况, 每个用人单位也可以及时查询本单位的缴费情况。农民工和用人单位可以依据个人账户的缴费记录推算其对统筹账户的贡献, 每个农民工都有社会保险卡, 卡上记录有个人社会保险缴费情况信息等。农民工凭卡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的邮局、银行、社保机构的金融信息系统上查询自己的缴费情况等。只要充分发挥用人单位和参保农民工的对缴费情况的监督作用, 才能减少农民工养老保险费被挪用、截留乃至贪污现象的发生。
再次, 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稽核审查平台.农民工对自己的缴费记录有疑问或者发现有错误, 可以直接拨打稽核审查平台的咨询投诉热线。咨询投诉热线对举报的问题或咨询的问题必须调查核实情况后, 给予咨询投诉者满意的答复。一旦发现资金被截留、挪用或贪污的现象, 稽核审查平台有权通过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 稽核审查平台也要经常通过电话、网络等手段调查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情况, 督促各地用人单位、各地社会保险机构把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费及时收缴上来。
参考文献
[1]郑功成,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林毓铭.完善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管理体制的思考[J].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7,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