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集体行动

农民工集体行动（共9篇）

农民工集体行动 篇1

近二十年来, 社会资本理论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量研究文献表明, 社会资本可以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 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奥斯托罗姆 (Ostrom, 2008) 指出, 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文化、社会和制度如何影响社区集体行动问题的基本途径, [1]对于小规模的公共资源, “当人们在那里生活了多年以后, 会形成许多共同的互惠规范和模式, 这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 利用这一资本, 他们能够建立起制度难以解决公共资源使用中出现的困境。”基于此, 不少研究者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 研究农业灌溉水资源管理及其存在的问题, 但是, 大部分研究强调集体行动中内部社会网络关系的重要性, 而对于组织社会资本的分类、相互关系以及作用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以杨凌五泉农民用水户协会为例, 通过对协会社会资本进行分类, 研究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如何促进协会集体行动, 以及对协会运行绩效的影响, 并提出协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社会资本维度与集体行动

1.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本维度

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 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形成了各自的认识。布迪厄 (Bourdieu, 1985) 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总和, 这些资源透过或多或少制度化相互熟识与认可关系, 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网络, 能给予个体或集体以支持。[2]Adler&Kwon (2000) 将其定义为集体行动者稳定的内部链接所形成的个人和集体资源, 这一定义强调社会资本可以促使集体行动者达到共同的目标。林南 (Lin, 2001) 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在国内, 边燕杰、丘海雄 (2000) 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以上研究都认为, 社会资本是公共资源, 它可被集体成员享用, 但不属于个人所有。据以上理论, 本文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建立在个人和集体层次上的被集体成员共享并可借用来为个人获益的社会资源。

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 学者们对社会资本进行不同的分类。林南 (Lin, 2001) 、布迪厄 (1986) 和科尔曼 (1988, 1990) 分别从个体和群体层次上对社会资本进行分类, 托马斯·福特·布朗 (Brown, 1999) 和乔纳森·H.特纳 (Turner, 1999) 等把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归纳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三种。Woolcock和 Sweetser (2002) 遵循普特南的理念, 将社会资本类型界定为内聚型社会资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桥接型社会资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和连接型社会资本 (linking social capital) 。内聚型社会资本是指具有“强连接”关系的同质性个人之间所形成的较强、紧密接触的社会连接, 如家人、亲朋好友或邻居。桥接型社会资本是指具有“弱连接”关系的异质性个人之间所形成的较弱、较疏远的横断面社会连接, 例如同事或社区之内的组织或其他群体。连接型社会资本指人们或组织跨越既有的界限、地位所形成的与社区个体、社区、市场或公共组织之间的垂直连接。本文结合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特点以及研究的需要采用Woolcock和 Sweetser的分类方法, 分析农民用水户协会社会资本对协会集体行动的影响。

2.社会资本与农民用水户协会集体行动

社会资本具有社会关系的功能和形式, 必然要嵌入一定的空间和区位环境。农民用水户协会是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态, 是用水户社会生活的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中, 基于利益的一致性, 每个成员都生活在一种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3]首先, 从农民用水户协会存在的空间来看, 它是以支渠或斗渠为空间边界成立的一个自治组织, 有明确的区域划分, 成员具有社会和经济的同质性, 灌溉者之间容易形成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网络, 为了达到共同的灌溉目标而达成集体行动;其次, 从运行规范上看, 协会成员人数、支付能力、共同遵守的准则都有明确的界定, 并且建立一套惩罚机制来制止灌溉中的搭便车行为, 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最后, 从功能上看, 它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 在促进协会成员参与协会管理, 调动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源, 提高灌溉系统效率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总之, 农民用水户协会在空间、社会以及功能上的特点使其社会资本易于测量, 也使社会资本成为分析其存在和运行绩效的重要研究工具。

二、杨凌五泉农民用水户协会发展历程

杨凌五泉农民用水户协会位于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五泉镇巨家村, 地处关中腹地, 宝鸡峡灌区塬上总干渠二支渠中游, 属于半干旱农业区, 作物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 农业设施较为齐全。塬上总二支渠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 实行专管与群管相结合的模式, 管理运行基本通过各级政府和集体下达计划进行。20世纪80年代, 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 分散的农户已经很难组织起来进行管理, 集体行动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加上政府水利投入幅度的减少, 致使渠系老化失修, 灌溉面积萎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采取承包经营的方式, 但是由于没有用水户的参与, 导致产权不清, 工程责任主体不明, 经常出现农民不仅不参与渠系维护, 而且还人为地破坏斗渠和毛渠的情况, 导致灌溉效益下降。2002年, 在世界银行关中灌区改造项目的支持下, 二支渠92户村民联合起来, 于同年5月建立五泉农民用水户协会, 并成立了用水户代表大会, 组建执委会、监督委员会, 通过选举产生协会主席一名、副主席两名。通过将近十年的发展, 目前协会辖16个行政村, 拥有会员将近1000人, 管理支渠6.2km, 斗渠18条, 总长36.8km, 毛渠128条, 有效灌溉面积2.0万亩, 是宝鸡峡灌区的用水大户和粮食作物产量大户。

协会成立以后, 按照协会章程, 建立了工程、灌溉、财务水费征收办法等管理制度和奖惩办法, 运行效果良好。浇地无人组织、田间渠道运行不畅、群众用水难等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协会灌溉面积扩大580余亩, 用水量增加10万m3。在走访调查的协会成员中, 92%的成员认为协会的组建对作物产量的提高有极大的作用, 对渠系完好度的满意率在80%以上。

五泉农民用水户协会的成功, 可归因于较高水平的内聚型社会资本、桥接型社会资本和连接型社会资本及利益相关者在共同目标下的集体行动。

三、五泉农民用水户协会社会资本维度与集体行动分析

1.内聚型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

如前所述, 农民用水户协会内聚型社会资本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由传统的宗族和户组关系所形成的内部行为准则和规范;二是农民用水户在参与灌溉用水管理等活动中所形成的与亲戚、朋友以及邻里之间基于信任基础上的社会网络关系;三是协会负责人的个人权威地位以及社会网络关系。

(1) 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在五泉协会, 除了协会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外, 由历史延续下来的村庄结构成为维系协会发展的内聚力。在协会所辖的46个自然村中, 以巨姓、张姓、曹姓、刘姓和王姓为主, 基本上是一种大聚居小杂居的局面。虽然传统的宗族和家族治理模式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人们的宗族观念、宗族意识仍然存在, 并使户族和宗族成为一个功能性组织。协会用水户代表90%都是由族内有威望的人担任, 每逢冬灌和春灌, 基本上是由用水户代表动员和组织本村的村民进行渠系维护和浇灌工作。对偷水户的惩罚, 除了协会制定的惩罚措施外, 更多的是依靠村庄舆论来抑制灌溉中的偷水行为。这种在传统的村庄结构中所形成的村庄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对村庄人起着制约作用, 并成为协会发展可以借用的一种组织资源。

(2) 农民用水户参与。

农民用水户协会发展始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维护以及农业发展和农民用水户自身的需要。由于水资源的稀缺性以及流动性产权特征, 决定了在灌溉水资源自我治理、与水利主管部门展开用水量以及水价谈判、与工业和城镇部门争夺水资源等活动中, 依靠单个农民主体无法实现目标, 需要用水户积极参与, 通过用水户集体行动才能实现目标, 达成成效, 而通过单个农民主体是无法实现的。同时, 通过用水户参与, 可以降低内部成员的交易成本以及政治参与成本, 改善协会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 促进协会可持续发展。

五泉农民用水户协会通过召开用水户代表大会、科技培训、节水灌溉培训及一事一议等方式, 能有效增强农民的参与意识, 促进灌溉中的集体行动及成员间的信任和合作。在平时, 协会主要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筹集渠道维护所需的资金和人力, 基本解决了有人用水无人管渠的困境。在每个灌溉季节, 则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通过民主协商, 由会员代表大会决定毛渠维护责任、灌溉用水定额以及配水次序。由于灌溉决策中有了用水户的参与, 所以, 自协会成立以来, 再没出现过村庄间、上下游间为争水而发生的群体及个体冲突事件。为促进用水户更好地参与协会的活动, 协会通过电影下乡、印制、发放表明协会性质和作用的宣传材料等方式, 大大提高了用水户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走访的村民中, 有95%的村民知道农民用水户协会这样一个组织并经常参与协会的各项活动。建立在用水户参与基础上的较高水平的内聚型社会资本成为促进协会成员集体行动、保障协会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

(3) 协会负责人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

发展农民组织需要重视农民组织中精英人物的作用, 他们有组织能力, 能够发现这些公共产品缺乏的空档, 从而楔入进行制度创造, 发展成农民组织。五泉农民用水户协会协会的良好运作和发展, 除了用水户的积极参与外, 还得益于协会骨干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以及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协会主席、副主席和执委会负责人都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以前也都担任过乡镇干部或者村干部, 在村中拥有较高的威望。从家庭背景来看, 他们都有家庭成员在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工作, 因此他们在协会的管理中时常或明或暗、自觉或不自觉动用这些资源, 为协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

内聚型社会资本虽体现了用水户间密切的人际关系, 但相对封闭, 延伸圈子小, 若不能扩大受益半径, 则会彰显出负的外部性, 使社会资本在协会发展中的作用变得不显著。为此, 五泉协会建立了一系列用水户参与集体决策的规章制度, 例如用水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奖惩制度, 从而保证了协会各项决策的公平和公正, 使所有会员都能公平地享受灌溉水资源的收益并承担相应成本。

2.桥接型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

桥接型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与合作基础上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五泉农民用水户协会依托杨凌示范区的优势, 积极与科研院所以及相关机构合作, 先后得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863课题组、村委会以及兄弟协会的参与和支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对协会领导骨干进行过多次管理和节水技术培训, 并提供上网服务。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主管的《农业科技报》也利用协会办公场所开展科技培训和信息服务, 使用水户利用高新技术发展农业生产, 拓宽致富门路, 支持新农村建设。反过来, 协会每年订阅《农业科技报》, 赠阅或者销售给用水户和附近村庄的村民, 推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发的种苗以及农药等, 在信任和合作基础上实现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和双赢。五泉协会的健康发展受到中央和省市电视台等媒体的关注, 并对其进行宣传和报道, 协会以此为媒介, 加强了和全国其他兄弟协会的联系, 先后与关中和漳河灌区等农民用水户协会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 相互交流管理经验, 促进共同发展。

农民用水户协会和村委会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在协会成立以前, 灌溉水管工作由村委会负责, 协会的成立实际上取消了村委会的管理权, 因此, 协会成立之初受到村委会的反对。为了促使村委会集体行动, 协会将每个行政村的会员代表选举权交给村委会, 由村委会组织选举会员代表参加会员代表大会, 在多数行政村里, 会员代表也是村级管水员, 从而解决了协会和村委会的冲突, 保证了二者利益的一致性。

社会资本理论指出, 依靠信任网络可实现集团合作。五泉协会通过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设计, 形成普遍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 使利益相关者依赖社会资本, 达成自愿性合作, 减少了行动中的不确定性, 为灌溉水资源管理及其他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性合作模式, 并促使协会不断发展壮大。

3.连接型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

连接型社会资本是指协会与具有政治或经济影响的个人以及政府等正规部门之间的垂直网络关系。农民用水户协会作为非官方组织, 要通过依托或挂靠这些实体寻求庇护和支持, 同时, 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外力推动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能激发引导农民用水户协会走上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道路。

五泉农民用水户协会是在世界银行关中灌区改造计划中, 按照世行以及陕西省水利厅的要求组建起来的。当时, 世界银行给协会拨款十万元, 用于协会的组建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解决了协会启动经费不足的问题。水利部以及陕西省水利厅也给协会提供渠系修建和维护方面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 目前的支渠和斗渠基本上是水利部门在修筑好以后交给协会管理, 大大降低了协会用于渠系维护的成本, 减轻了协会的财务负担。协会与地方政府部门也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为了促进协会的组建, 陕西省民政厅、杨凌区民政局给协会简化登记程序, 取消筹备环节, 为协会注册提供便利条件。五泉协会也按照民政部门的要求, 每年进行年审, 确保了协会的良好运作和发展。

连接型社会资本是协会发展的外部动力, 但是, 外部强大势力往往对协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侵蚀协会独立发展的空间和自我治理的能力, 产生路径依赖。据协会主席讲, 水利部2008年给协会拨款12万元, 但经过财政层层下拨, 由协会实际管理的款项大大减少, 其中一有部分是拨给了村委会, 由村委会来负责部分渠系改造工程, 从而出现多头管理的现象。从我国已建立的用水户协会的实践来看, 许多协会在政府和世行退出后, 都出现了负债过高、运行困难的情况, 有的地方甚至收回协会的管理权, 重新回归科层化管理模式。

4.三个维度社会资本共同促进集体行动

内聚型社会资本、桥接型社会资本和连接型社会资本相互联系, 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 推动协会发展。首先, 建立在宗族关系、信任、规范和惩罚机制上较高水平的内聚型社会资本是协会存在和发展的源动力, 起着关键作用。内聚型社会资本虽然体现了用水户间密切的人际关系, 但相对封闭, 延伸圈子小, 若不能扩大受益半径, 则会出现负的外部性, 产生排外现象, 使桥接型和连接型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变得不显著 (图1中虚线所示) 。其次, 建立在合作、互惠、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和连接型社会资本是协会发展的外部推动力, 通过参与协会的运行, 可提高协会的内聚型社会资本水平 (图1中实线所示) , 对协会的发展及运行起到外部监督作用。但是外部干预过多, 往往会破坏协会内部的成员关系, 使协会过多依赖外部援助而不是依赖协会会员, 缺乏对会员的服务动力, [4]降低内聚型社会资本水平。以上三个维度社会资本的相互关系及对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影响机制可用图1表示:

四、结论

本文通过杨凌五泉农民用水户协会案例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可以促使利益相关者集体行动, 达到参与以及推动协会发展的目标

建立在宗族、血缘以及信任基础上的内聚型社会资本是协会内部集体行动的源动力, 是协会成功运行的主要因素;桥接型社会资本和连接型社会资本体现了协会和外部各类组织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 在目前农村集体组织松散、灌区农民民主意识不强的局面下, 政府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的鼓励和扶持是协会成功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 对协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进一步促成协会内聚型社会资本的产生, 使协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2.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也会对协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较高水平的内聚型社会资本会使协会出现内部小利益集团, 在缺乏外部监督的情况下, 可能会产生用水冲突问题, 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 因此, 协会必须建立一套规范的规章制度, 来避免和约束小团体的行动;较高水平的桥接型和连接型社会资本往往会侵蚀协会独立发展的空间和自我治理的能力, 使协会产生对外部组织的依赖。政府部门以及外部组织在协会的发展中应更多地体现在合作、互惠基础上的参与, 避免强势干预, 以保证农民用水户协会发挥灌溉水资源管理的主要作用。

3.社会资本的引入为研究农民用水协会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农民用水户协会作为“第三部门”, 是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的主要途径和形式, 在灌区灌溉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过去关心其发展的研究者大都着重于经营管理而忽略其对社会层面的影响。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 可以帮助研究者以及管理者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农民用水户协会运行以及发展的内在机制, 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惠基础上的信任合作关系, 促进灌区水资源管理的集体行动, 使农民用水户协会成为真正的自治组织, 承担起灌区灌溉管理以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

摘要：本文引入“社会资本”这一社会学概念, 以杨凌五泉农民用水户协会为例, 从微观角度研究了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如何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 并深入探讨了社会资本各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 较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是促进利益相关者集体行动、保证协会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社会资本在协会的发展中往往会彰显出负的外部性, 影响集体行动以及协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农民用水户协会,社会资本维度,集体行动

参考文献

(1) Ostrom E, Ahn TK.The meaning of social capitaland its link to collective action[J].Handbook of socialcapital:the troika of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economics, 2008, (17) .

(2) Bourdieu P.The Forms of Capital, Chapter9inRichardson JG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Connecticut[Z].GreenwoodPress, 1985.

(3) 燕继荣.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解释[J].天津社会科学, 2010, (03) .

(4) 仝志辉.农民用水户协会与农村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04) .

农民工集体行动 篇2

集体行动问题又称非市场决策问题，本是传统经济学不予研究的问题。但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学者们发现非市场问题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来，公共选择理论便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在现代经济学中兴盛、发展起来了。公共选择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了“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于此，即，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现在公共选择理论已渗透到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去，国外许多学者还用它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形成、演变及其像市场经济的转型，该理论也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传统观点普遍认可这样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如许多工会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补偿权力”概念、及对压力集团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但奥尔康教授却在本书中明确指出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当然各类组织的成员总是期待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工人期待工会为其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农场主期待农场组织为其成员争取更有利的法律；股东期待公司为其增进利益。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以现代大公司为例，不像股东人数少的公司，在股东数量众多的现代大公司，管理人员拥有自主权，他们能够控制大公司，甚至为自身的利益而牺牲股东的利益，这样的事实却是令人惊讶。在股份公司里，普通的股东拥有解雇管理人员的法定权利，如果管理人员把公司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该工具，股东集团受到了损失，自然有足够的理由解雇他们，可是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下股东是不会这么做的。究其原因是这样的，在一个有着成千上万股东的大公司里，典型的股东要解雇管理人员的努力可能不会成功；而且，即使成功的话，由于典型股东拥有的股票只占股票总额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回报（更高的红利或股价）的大部分也会被其他股东分享。公司收入对股东来说是集体物品，因而通常情况下典型股东不会对管理人员发难。

也就是说，在一个集团内部，集团利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每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个人是否付出成本，他都能享受到集团的共同利益，而这样的性质促使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坐享其成。集团越是大，分享收益的人越是多，为实现集团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的份额就越小。所以，在严格坚持经济人及其行为的假设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基于这样的结论，奥尔康教授对集体行动作了进一步分析。首先奥尔康教授根据集体利益的相容性和排他性，将各种种各样的集团分为两大类，即利益相容性集团和利益排他性集团。排他利益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既有利益”，这样的集团碰到的是“分蛋糕”问题，因而希望分利者越少越好，分利集团越小越好，故这类集团总是排斥他人进入；而相容性集团则碰到“做蛋糕”问题，自然希望人越多越好，集团规模越大越好，故而这类集团总是欢迎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行为主体加入其中。因此，奥尔康教授判断：较之排他性集团，相容性集团就有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

奥尔康教授还将小集团和大集团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不仅有量上的差别，而且尤其关键的是二者在质上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大集团行为，在研究中他发觉大集团行动是相当困难的。首先，因为集团规模大、成员多使得集团组织运行成本极高，加之收益的分享问题、吸引成员加入的方法问题都使得组织大集团行动陷入困境。其次，组织集团行动以实现利益增殖问题，也只能是可能性。因为总要防止集团成员“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它已变成解决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为此，在多个成功案例的研究中，奥尔康教授发现了这样的运行机制，即强制入会制和“有选择性的激励”，大集团或申请法律强制其潜在成员入会，或向其成员提供大量有选择性或非集体性收益并排除其他非成员分享，使得潜在成员知道加入集团对自己的益处而不加入可能总成的损失远远多于会费，从而吸引更多成员加入。此外，对集团的每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

蝗虫为何总是集体行动 篇3

例如, 2006年6月, 澳大利亚遭遇最严重的蝗虫灾害, 蝗虫吞吃了维多利亚省多达1/4的农作物, 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达20亿澳元。蝗虫在澳大利亚的集体行动甚至包括统一繁殖, 有些地区的蝗虫卵连绵长达20公里, 覆盖的土地大如西班牙国土, 十分惊人。此外, 2004年西部非洲发生蝗灾, 也造成25亿美元的巨大经济损失, 当地仅控制蝗灾本身就投入了6000多万美元。

研究人员发现, 蝗虫造成灾害首先需要有数量, 其次需要一致行动。如果一群蝗虫的数量达到10亿—100亿只, 并且一致行动, 它们可以延绵数百公里, 并造成灾难。除了啃光农作物外, 还会啃光树皮草叶。

多年来, 人们对蝗虫的统一行动很不理解, 因为蝗虫没有语言, 也没有统一的思维, 更没有统一的指挥, 它们为何能统一行动, 并且争先恐后, 步调一致, 造成深重灾难?

为了解开这个谜,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杰罗姆·布尔和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 想要弄清是什么机制在触发和促使蝗虫统一行动。以此为契机可以找到有效治理蝗灾的新方法。

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观察蝗虫的幼虫即若虫的发育情况, 以弄清它们集体行动的触机。研究人员把不同数量的若虫放置于一个80厘米宽的环形活动场所, 并用DV拍摄它们的行动。当蝗虫的若虫数量较少时, 它们只是沿着场地转来转去。但是, 当若虫密度达到每平方米25只时, 它们开始如同一只虫子一样以自发的固定方向沿场地行进。

这类似于蝗虫在野外的行动。而在野外是约每平方米有50只虫子时它们才会一致行动。更为有趣的是, 当每平方米的若虫达到75只时, 它们停止自动地改变方向。在这种超级拥挤的情况下, 蝗虫保持一心一意地向前的方向。这意味着虫子越多, 其前进的方向越好确定, 并有可能提早采取措施, 防止蝗虫造成的灾难。同时, 这也说明在一个生物群体个体数量太多的情况下, 个体成员一般别无选择, 只有随大流, 或集体无意识。

至此, 研究人员只是稍稍弄清了当蝗虫的密度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 但是为什么生物个体的密度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采取一致的集体行为, 研究人员称目前尚不能圆满解释。按一般的解释, 生物的群体或一致性行为是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以适者生存的方式保存下来并遗传下去的。比如, 统一行动有利于自己和整个生物种群的生存和繁衍。鸟儿集体飞行有助于相互照顾和有利于飞行, 如大雁南飞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形。

对于蝗虫来说, 情况更特殊。由于它既是食草又是食肉动物, 而且还可能吃同类, 所以它们要向同一个方向行动以避免相互冲撞和厮杀。也就是说, 作为一只蝗虫来说, 如果要避免被同类吃掉, 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同一方向的统一行动。

当然, 这种集体行为不仅限于蝗虫, 很多动物如鱼、鸟乃至人类, 都有类似的集体行动趋向。例如, 一些心理学的研究显示, 当人们数量不多时, 人们在大街上行走似乎很随意;但人数达到一定密度后, 他们就会自然形成一个队列, 人们甚至会步调一致地行进。蝗虫的一致行动也类似于其他一些动物的一致行动, 这就是有利于它们进食、繁育、迁移和避免被食肉动物捕食。例如, 非洲草原上的斑马、羚羊等集体大迁徙就有利于它们的生存和不被食肉动物猎杀。

研究人员发现, 在自然界, 如果每平方米的蝗虫密度超过50只, 蝗虫就会采取集体行动, 最终造成成群结队的蝗虫蜂拥而至。所以, 在每平方米蝗虫密度少于50只时采取灭蝗行动, 如喷洒杀虫剂, 有可能会以最小的成本控制和减少蝗虫的危害。

(选自《百科知识》2012年第3期)

【阅读训练】

1.文章的第一段加点的两个“最”字能否删去?为什么?

2.请你选出对文章内容说法不正确的一项 ()

A.只要有上万只蝗虫步调一致地行动, 同时啃食植物和庄稼时, 会造成满目疮痍, 旷野一片, 甚至造成大饥荒。

B.如果一群蝗虫的数量达到10亿—100亿只, 并且一致行动, 它们可以延绵数百公里, 并造成灾难。

C.当每平方米的若虫达到75只时, 它们停止自动地改变方向。

D.如果每平方米的蝗虫密度不超过50只, 蝗虫就会采取集体行动, 最终造成成群结队的蝗虫蜂拥而至。

3.文章主要有哪些说明方法?请举例说明。

4.蝗虫统一集体行动有什么好处呢?

5.在每平方米蝗虫密度少于50只时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蝗虫为何总是集体行动》参考答案: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后感 篇4

那么，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先容我从身边的小例子说起，比如说，三个大学寝室，A寝室住4个人，B寝室住6个人，C寝室是8人间。周末了，三个寝室的寝室长分别提议每人交二十块钱弄个寝室集体聚餐，结果发现，通常情况下，A寝室长的提议很容易成功，B寝室的次之，C寝室的最难成功，成员多的寝室，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借故推脱不去，这个现象读书的时候肯定都经历过，那么，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奥尔森这本书要回答的便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小集团里的成员为什么集体行动效果更佳，而越大的集团集体行动的效果反倒会越来越差。中国有一句古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后来编成一首儿歌，后面还加上一句“你说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奥尔森先生这本经典著作要回答的就是一个类似于“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而且后面给出了相应的解决举措。

这本书，我是在好几年前，托一学生网购从上海买过来的，买到这本书时很是激动，因为之前找了武汉大大小小的许多书城书店，没有买到，后来我又找了几个书商托他们能否购书时带回一本，可惜也未实现夙愿，后来还是我一机敏的学生在网上帮我搜到了这本书，辗转周折，终了我愿。

奥尔森先生在这本书里对以往经济学家理所当然认为的一个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人们都认为集团是为了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存在的，为了获取更大的集体利益，集团成员往往会自发的行动以增进集体更大的利益。”奥尔森先生认为，事实绝不是这样的。

研究表明，很多小集团往往能很快的采取集体行动，获得显著的成效，而大集团往往步履维艰，很难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展开一致性集体行动，最后组织涣散往往限于濒临崩塌的局面。那么，这里有什么深层次的奥秘呢?

我们不需扯远，只需结合上文两个例子来问问，为什么“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一个和尚反倒有水喝了，三个和尚怎么就没水喝了?因为在这里每一个和尚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不能打别人的主意了，必须得行动，不行动就没水喝，被渴死，所以一个和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说利益必须行动;而两个和尚的时候，他们二人各自都需做出行动，而且是份额均等的行动，两人心理平衡，何况不行动没水喝，所以两个和尚抬水喝，也会采取集体行动最后有水可喝;但是，三个和尚，问题就稍稍复杂了，三个和尚可以看成一个小集团，如果一人行动去打水，另外两个人没行动，准备去打水的肯定心理不平衡不乐意，如果两人去打水，另外又有一人没行动，这要去打水的两人肯定也不会乐意，这样，这三个人思来算去，各自算计，你推我我推你，都怕吃亏，最后反倒没人去打水了，所以三个和尚没水喝。人多了，集团大了，还成不了什么事，更别提大事了。所以说大的未必就是好的，在欧洲人的理念里，小的才是好的，小企业，小国家，西方遍地都是。中国推崇大，要搞大国企，大项目，往往最后没效益，许多大型国企亏损严重，长期如此，在这里有根本的症结制约在其中。组织的规模是有限度规律在的，不能盲目扩张，它有它本身的制约和运作逻辑。

三个和尚没水喝，从经济学学术规范的角度来讲，根本原因在于，每一个和尚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只有在认为条件是最理性最划算的时候，才会做出行动，如果一个集体中“搭便车”的人越来越多，集体行动便很难实现，集团越大，集体行动越难实现;集团越小，反倒越容易实现集体行动。

再回到寝室就餐的问题，仍是如此，四个人的寝室出钱就餐，能够“搭便车”的份额机会相对6人8人寝室要少很多，如果六个人的话，有人食量大的可能性增多，最后估计就很有可能有人找理由不去了，当然，这里排除确实有人生病或有事等其他原因，如果是8个人，最后就更难实现这个稍大的集体行动了!人越多，越难成行。

奥尔森先生这本书要回答要解决的便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先说明为什么小集团更容易达成集体行动，为什么大集团却越来越难?

之后，奥尔森先生从工会组织、国家集团、压力集团三个角度论述了在这三个领域中，大小型集团行动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在所谓的政府机构中，所谓为民服务的人并不必然是纯为公共利益去行动的，他们也有自己的私心杂念，当所有的条件达到他们认为最划算的时候，政府人员才会采取某一行动。而如果缺乏诸多有效因素，集体行动便很难实现。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在班级管理中，如果有的学生爱学习，有的学生不爱学习，有的学生学习兴趣一般般，那么对于这样的班级如何进行教育引导，让整个班风学风好起来，让整个集体采取最有效的集体学习行动呢?再比如说，如今的共青团组织特别是基层共青团组织，越来越萎缩涣散缺乏积极性，很多人没有工作干劲，下达的任务很难执行，在全国都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它的原因症结何在，解决措施路径有哪些呢?结合奥尔森先生的这本书，里面给出了解释并给予了路径指引。

要保证大型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效，要严厉打击“搭便车”现象，对于自身不作为不劳动便想获取好处的个体要采取惩罚措施，对于努力付出、成效显著的个体要给予“选择性激励”，比如说，公司里的职员辛苦工作，为公司创造了比他人多很多的效益，这样的员工就要给予嘉奖。主动作为者给予积极的激励措施，“搭便车”或托后腿者予以惩罚扣奖金。具体执行起来，就是要定制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进行“选择性激励”，当然这里的激励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

所以，回到文章开头“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为什么没水喝，因为每个人都想“搭便车”，想不劳而获，最后想干事的人都没积极性了。要解决“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订立制度规范，对于去打水的和尚给予奖励，不去打水的给予惩罚，用强制性的手段，用“选择性激励”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选择性激励”的具体措施，在不同的领域有多种多样，只要一个团队组织中的领导者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能做到相应的制度安排制度设计，那么这个组织集体行动便能轻松得以开展取得实质成效!

因此，归结起来。这本书，实质上得出了这样几个重要的结论:

一、小集团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大集团很容易因为“搭便车”者甚众而趋于衰落，要保证集体成效，必须控制集体规模，小集团往往更有成效，小比大好;

二、要保证任何一个集团的有效发展，促进团队集体行动成效，需要制定赏罚分明的“选择性激励”措施。

以上这两个结论，可以说，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频繁出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庞大的帝国军团在丧失激励机制后顷刻间土崩瓦解，被有战斗力的项羽精锐部队一举攻破，项羽率兵三万，而秦军当时有虎狼之师五十万之众;再比如，新中国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农村建大食堂，大伙一起劳作，吃大锅饭，因为缺乏“选择性激励”，干多干少一个样，吃饭的时候大伙都抢着吃，抢着“搭便车”，最后干事的越来越少，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导致中国饿死三千万人(有一说是饿死一千万)，所以刘少奇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七分人祸就在于缺乏有效的集体行动制度规范和激励机制。再比如，在现代合伙公司运作中，往往两三个人的合伙企业很容易成功，合伙者越多，最后很容易引起利益纠纷内部矛盾导致企业无法运作，根源就在于人多了“搭便车”者多了，而这其中又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激励措施。这样的例子，可以说，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读了奥尔森先生的这本书，我们想必会受到很多启发。当让，奥尔森先生主要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观点不免带有浓厚的经济学痕迹，充满功利主义色彩，每一个人似乎都变成了冷冰冰只知算计的机器，而生活是复杂多元的，人性也是如此，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温情的一面，很多人会因为个人的良心、道德、信念、信仰、情感做出很多让经济学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说革命烈士舍身成仁、志愿者无私奉献、母亲为爱割肾救子等等，所以，读书要懂得在吸取知识的同时，结合实际反复思考，更要增进智慧，经济学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但光有一个视角是不够的，生活不是单一的一面，而是由方方面面构成的!

论“集体行动”的有效性 篇5

一、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主要内容

奥尔森 (M·Olsen) 对“集体行动”的研究是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的出色成果。1965年, 他出版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选择与团体理论》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Group Theory) 一书, 此书的特点是将公共物品的生产分配与团体理论结合起来, 讨论在“理性个人”的假设下, “集体行动”的特征如何, 进一步涉及到如何理解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

“搭便车”行为对集体利益的影响。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认为:从个人理性和自利的前提中推演不出人们会做出增进集体利益的行为, “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 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和集团的利益”。这是由于在集体行动中存在个人的“搭便车”的问题, 即面对集体的共同努力, 集体中的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必然会坐享其成, 从而损害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效果。奥尔森的论证逻辑是:集体利益是一种所有集体成员都可以共享的物品, 即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对此类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成员的消费。比如, 一盏路灯所提供的照明是由多人来共享的, 它既无法被独占, 也不因某人使用的多寡影响其他人的使用程度。同时, 集体中某个人或者某个部门为整个集体带来利益的时候, 他所带来的利益就会成为集体利益从而被行业中的所有单位共享。因此, 集团中就会很容易形成这种“搭便车”的行为, 将自己应付的成本转嫁到他人身上, 尽可能多地消费公共物品, 这种搭便车的倾向使得集体利益的生产和消费受到严重的影响, 导致集团内部无人愿意为集体利益的生产支付费用但却积极的消费他人创造的集体利益。

影响“集体行动”有效性的因素。奥尔森认为, 并不是所有的集体行动都是不能完成的。集体行动是否有效的完成, 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 但重点却在于集体中的每个人是否愿意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在成员参与的因素中, 个人的获益度与集团的规模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每个成员来说, 只有个人的收益高出所付出的成本时, 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才是“经济的”。这个标准是:团体效益的净增值要大于等于个人在团体中所占份额的倒数。如某人在一团体中占1/100的份额, 则他只有在预期集体效用在投资后会增长100倍, (1/100的倒数) 以上才合算, 才会为集体效用投资。由此可知集体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集团的规模有关——集团规模越大, 个体越多, 个体的份额就越小, 团体的公共物品的供给量就越远离最优水平。既然团体规模与集体物品的提供充足与否有关, 不同团体规模在集体行动上也有差异, 奥尔森为此作出了这样的思考:小团体 (特权团体) 中, 每一成员, 至少一名成员宁愿自出全部成本以提供公共物品, 因为团体越小, 成员个体占份额越大, 产生公共物品的标准 (个体份额的倒数) 也就越低。

“选择性诱因”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根据奥尔森的定义, 集团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目标的个体成员组成。所以, 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或者企业的集团都应该去共同地向这个目标努力, 自觉做出贡献。但是由于集团利益具有公共性, 这意味着任何个人为此共同利益做出牺牲, 其收益必然由集团中所有的成员分享。而个体成员却要为参与“集体行动”付出成本, 包括参与“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时间、相关的实际费用支出及为收集关于“集体行动”各种信息所花的信息成本。所以, 大团体的公共物品不可能靠自愿产生, 要靠“选择性诱因”来激励。所谓“选择性诱因”其实就是一种激励机制, 可能是惩罚性的、强制性的, 也可能是奖励性的, 目的都在于激励成员为集体目标而贡献。既然个人理性选择难以推动集体利益的产生, 那么就必须充分的利用“选择性机制”。

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局限性

奥尔森的贡献在于发现了日常经济生活中大型的无组织的“集团行动”的困难性, 他的“搭便车”假设也能够解释一次性利益博弈。但是, 其理论存在这样的误区:以分析无组织的大型集团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来分析小型集团的行动;以一次性零和博弈结局来解释多次均衡博弈, 并且忽略了“理性个人”以外的其他因素对于个体和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

关于利他主义倾向。利他主义标准的解释是指那些靠牺牲自身生存和生殖而增加其他个体生存机会和生殖成功率的行为。在博弈中指参与者不应主动的出击, 不应主动的索取, 不干涉对手的行为, 表面让先决策竞争者获得满足, 以实现自身的预期目标或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的。奥尔森理论在论证“搭便车”的行为时认为, 集团内部无人愿意为集体利益的产生支付费用, 却自愿的消费他人创造的集体利益, 不自觉地否认了存在于其中的利他主义倾向。然而, 利他主义倾向一直植根于人们的行动中, 尤其是集体行动中的多次博弈环节, 为促使每个成员获得更大的利益必然会衍生出利他主义行为。

关于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在奥尔森论证影响“集体行动”的因素时, 虽然他看到了个人收益度、集团规模等系列因素的影响, 但是他放弃了分析集团行动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尽管奥尔森注意到“集体行动”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但是他过于偏激地认为“光凭意识形态的动力并不足以使人民大众进行不懈的努力”。在集团行动中虽然意识形态——道德准则、人的群体意识和归属是另一个集团, 不仅仅与自身利益有关, 也与个人喜好, 意识形态, 组织文化等这些无形的因素有关。因此, 意识形态与组织文化所构成的隐形激励, 可以有效约束或减缓“集体行动”的困难。

关于选择性激励。奥尔森在论证集体行动逻辑的时候, 依赖于一个基本的假设, 即“不采用选择性激励”。不存在选择性激励, 即意味着集团不存在组织制度安排。事实上, 只要是一个集团组织, 就会有组织制度存在, 就会存在选择性激励, 不存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集团组织。在集团的实际运行中, 不要说大规模的集团就是小规模的集团不存在制度的安排也是难以实现其日常运作的。

三、增强“集体行动”有效性的思考

任何的一种社会学科理论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 都会存在这种或那种问题, 对此, 我们在充分肯定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所做出的贡献的基础上, 针对某些局限做出思考, 以便为“集体行动”理论的完善提供参考。

1、“小群体”的设置

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论中多次提到, 大集团是很难达到集体行动的有效性的, “尽管集体的全体成员对获得这一集团利益有着共同的兴趣, 但是他们对承担为获得者以集体利益而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的兴趣。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 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 一般总能得到提供的利益”。像空气污染这样的公共问题的严重性不一定影响人们为环境保护而去游说和宣传所做出的努力。这种臆想和逆向推理的见识源于这样的事实:即他人的努力是否成功, 不管是否为此作过贡献, 人们得到的集体收益是一样的。可见, 从长期利益来看, 公共利益很必要, 但个人更关心切身利益的维护, 搭便车的心理很普遍。另外, 一个集团成员从他人那里免费得到的集体物品会进一步降低他自己的支出成本来提供那一物品的动力。因为集团越大, 它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越低于最优数量。

所以, “小群体”的设置在此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集体行动”的提高提供了可能。这样, 我们在大的集团中也可以尝试着把集团划分出多个“小群体”, 以达到刺激和提高群体中个人为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积极性。

2、博弈规则的制定

博弈规则的制定既有利于对自身和他人的约束, 也利于形成统一的标准来实现在“集体行动”中的有秩序有规则的运行。

每个人都参与规则的制定。为什么强调博弈规则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中的显著作用呢?无论集体的大小, 规则的制定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集体行动”的正常运行。而当“集体行动”由于某个人或某些人做出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情而陷入困境时, 就可以根据所制定的规则来进行评判和采取补救措施。这种规则的制定如果每个人参与其中, 由自我来实施, 那么服从博弈规则就是服从“自我的统治”, “集体行动”的困境就能得到较好缓解。这样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就转化为博弈规则的制定问题。博弈规则可能是利益相关者针锋相对博弈或遵守传统的演进博弈规律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 也可能是政治精英行使代表权通过立法途径制定的正式制度和法律。无论怎样, 每个人参与其中, 既有利于发挥正式制度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可执行性等特点, 使“集体行动”中机会主义得以减少, 又有利于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相互渗透和相互学习中有机统一起来, 互相补充, 从而达到试图增强“集体行动”的有效性的效果。

外在强制力的运用。追求博弈规则自我履行, 也并不排除外在强制力的运用。因为外在强制力在博弈规则制定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对事不对人, 作为必要而存在的外在强制力仅是被委托和被授权的从属于人民主权的权力, 它能够提供一种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博弈的机制, 保障所有人在规则面前平等及规则对所有人求每个人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过程, 把监督执行的第三方也纳入到博弈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来, 其利益兼容的责任连带关系就有利于解决“霍布斯方案”中所面临的“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难题, 以便完善“集体行动”的有效性, 增强整个集体在实际行动中的竞争力。

道德约束作用的运用。自古以来, 对于道德的作用, 一般认为无外乎两个方面:用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或者用来规范别人的行为。道德本身并不具备强制性, 能够给人带来的也仅仅是荣誉上的损益。但是, 道德在社会群体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道德除了规范自己的行为之外, 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评价他人的行为。虽然, 这种评价也是非强制性的, 至多算是“社会舆论”, 很可能还只是心中想想而已。然而, 就是这种没有什么直接后果的评价, 也会给人以心理上的约束。在“集体行动”的管理中, 必然有某个既定的奋斗目标或者企业的一种向心力和个人道德底线对集团中的每个成员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所以, 在“集体行动”中, 比如提出集团积极向上的口号, 对其成员进行企业道德标准的灌输, 让其成员形成对集体行动的统一的向心力, 也是至关重要的。

3、创造多次博弈的条件

正如诺思索所说:“奥尔森的分析和囚徒困境的最大缺陷是分析的静态性质, 它们事实上是一个一次性游戏。也就是说, 当囚犯困境游戏只进行一次时, 游戏者所采取的主要策略是背离而不是实现一个相应于游戏者总体福利的有效结果。不过众所周知, 如果游戏是重复进行的, 背叛就不一定是采取的主要策略。”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在其著作《合作的进化》中, 探索了经典囚徒困境情景的一个扩展, 并把它称作“重复的囚徒困境” (IPD) 。在这个博弈中, 阿克塞尔罗德发现, 当这些对抗被每一个选择不同策略的参与者一再重复了很长时间之后开始从利己的角度来判断, 最终“贪婪”策略趋向于减少, 而比较“利他”策略更多地被采用。他用这个博弈来说明, 通过自然选择, 一种利他行为的机制可能从最初纯粹的自私机制进而来。因此, 阿克塞尔罗德得到一种结论, 认为自私的个人为了其自私的利益会趋向友善、宽恕和不嫉妒。

在实际的集体行动过程中, 对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来说, 无论对手的行动可能是什么, 最佳策略是简单地背叛。但是, 集团在整个的运作过程中, 每一个“小群体”内的合作人员, 一定不仅仅会遇到一次囚徒困境的情况。在集团中组成员的反复磨合, 不断的相遇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 最佳策略很有可能依赖于对手的策略, 和他们怎样对背叛和合作做出反应。随着多次的多次博弈的进行, 人们会发现, 当双方都采取合作的态度, 才能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这时, 利己主义来讲, 合作也是合理的。然而在“集体行动”中, 我们所以要做的就是如何来尽可能多的创造重复囚徒困境的环境, 让其成员主动明白, 最佳的策略是互相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减少利己主义对集体的影响。

摘要：曼瑟尔·奥尔森运用搭便车原理作为利益集团形成的理论基础, 揭示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其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对“集体行动”的结果表明:人们不但不能从集体行动中获利, 而且也不愿意为“集体行动”的共同利益而努力。本文是以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为基础, 从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出发, 分析了其理论的贡献与缺陷, 并就如何提高“集体行动”的有效性进行了思考, 以便为该理论的完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集体行动,有效性,完善

参考文献

[1]曼瑟尔·奥尔森著, 陈郁, 郭宇峰, 李崇新, 译.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2]缪勒·丹尼斯著, 杨泰山学等译.公共选择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3]Hardin, Russell.Collective Action[M].Baltimore, 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4]王慧博.集体行动理论述评[J].经济研究, 2004 (81) .

[5]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脉络分析 篇6

曼瑟尔·奥尔森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 是20世纪中后期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所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与分利集团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探源》、《权利与繁荣》这三本著作中, 其中前两篇堪称为姐妹篇, 后者主要运用了前者的理论。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 奥尔森主要回答了“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的问题, 奥尔森从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 认为“搭便车”思想的存在, 导致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既然集体行动出现困境, 那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呢?奥尔森指出大型集团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具有选择性激励: (1) 具有行使强制性措施的权威和能力; (2) 具有向个人提供积极诱导资源的能力。在《国家的兴衰探源》一书中, 奥尔森运用集体行动理论解释国家兴衰之道, 认为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如同集团中的理性个人, 具有搭便车的天性, 他们在集团狭隘利益诱惑下成为分利集团, 其行为扭曲了市场过程和政府过程, 导致了制度僵化和经济停滞的社会后果, 因此, 国家必须依靠立法来对利益集团的活动施加限制, 强化利益协调机制。在以往对奥尔森的研究中, 大多是对他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而忽视对他的理论的辩证思想, 本文对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以及其论证过程进行了整体的梳理与评析。

2奥尔森理论的辩证过程

奥尔森认为: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也就是说公共活动的参与者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 无行为主体的所谓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传统观点通常认为:“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集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那么这个集团便会采取一致的行动来争取他们共同的利益, 如许多工会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等, 但是, 奥尔森教授却批判了这个观点。他的批判是以“经济人”这个前提出发的, 他认为:“由于集团提供的是公共物品, 其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过贡献, 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 于是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 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想让别人去为获取公共物品而支付成本, 自己则坐享其成, 这种‘搭便车’的思想, 使得任何理性人都不会自愿的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也就是说, 集团提供的是公共物品, 集团中的成员无论有没有为获取这一公共物品而付出成本, 他们都可以享受由这一公共物品所带来的收益, 因而, 这种“搭便车”的思想使得任何理性人都不会自愿的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

为了证实这一观点,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逻辑》中曾驳斥过传统的集团理论。传统集团理论通常假设:参加自发的社团实际上具有普遍性, 而且小集团和大组织都出于同样的理由吸引成员。但奥尔森对此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大集团和小集团是按照截然不同的原则来运作的。奥尔森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推导出了一个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条件:集团总收益与物品的成本之比要大于集团收益与个人收益之比。他认为大集团之所以行动困难主要是因为集团越大, 增进集团利益的人从集团中所分得的收益份额就越小, 当集团大到一定程度时, 其所获得的收益份额可能还不足以抵消他们提供哪怕是数量微小的集体物品所支出的成本, 除此之外, 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庞大, 组织成本也就越高, 这样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因此, 大集团, 若没有外界强制或有选择性的激励, 一般不会提供哪怕数量微小的集体物品。相反, 小集团往往更有效率, 首先, 集团规模越小, 集团成员从集团中所分得的利益份额就越大, 因此也更有动力去为集团争取利益。其次, 集团规模小, 导致集团成员间彼此更加相互依赖, 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的作为都会对集团其他成员产生影响, 因此彼此就相互激励着去实现集团的共同利益。另外, 集体成员越少, 集体组织成本就越小, 实现集体利益前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小。最后, 集团规模小, 其成员间接触的机会就越多, 相互间的私人关系就越紧密, 面对社会压力和社会刺激也都会去主动承担更多的集体责任。所以, 大集团不会为获取集体物品而主动采取行动, 因为不管集体物品对集团来说是多么珍贵, 它不能给个体成员提供任何激励。另一方面, 集团规模越大, 成员间相互接触的机会就越少, 相互间就越不愿承担责任, 集体行动就越难以实现, 最终导致集体行动失败。于是奥尔森得出大型集团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具有选择性激励: (1) 具有行使强制性措施的权威和能力; (2) 具有向个人提供积极诱导资源的能力。

奥尔森教授还根据组织的难易程度将集团划分为特权集团, 中间集团和潜在集团。他认为, “特权集团”中的每个成员或至少个人即使承担全部成本, 他们也会有动力提供集体物品;“中间集团”没有一个成员获得收益的份额足以使他们有动力单独提供集体物品, 只有集体的合作和组织才可以获得集体物品。“潜在集团”中成员数量非常庞大, 以至于单一个体是否帮助提供集体物品, 其他成员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因而只有独立和选择性的激励才能驱使其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 奥尔森教授再一次成功驳斥了传统理论的观点。

当然, 有些学者反驳说:“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 人们有时候还希望去获得声望, 尊敬, 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奥尔森教授则认为, 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是个人的非集体物品, 社会制裁和社会奖励是“选择性激励”, 而且社会激励和社会压力只有在较小的集团中才起作用, 从而这更加论证了以上观点。有些评论家也反驳说:“即使潜在集团不存在社会压力, 其成员也可能采取无私行动。”奥尔森教授认为, 即使一个大集团的成员是利他主义者, 他也不会理性的提供集体物品, 因为他的贡献是无足轻重的。正如他所说:“一个农民仅仅限制自己的产量是不会影响市场农产品价格的, 想用一只桶挡住洪水的人不是圣人而是怪人。”

为了加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加容易组织起来, 具有选择性激励机制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来”这一论点, 作者通过实证分析进行更深一步的论证。另外, 作者还列举了以下的事实试图加以论证:历史上最初的工会都是小型的地方组织, 这些工会得以发展和维持的关键在于这些工会的成员资格以及对其罢工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强制的;有众多的工人、消费者、白领工人、农场主等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组织起来, 而商业团体组织起来是普遍的规律;小集团通过采取有组织的行动, 其利益往往胜过大集团无组织的利益;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中, 其5%的会员提供的经费占活动总经费的50%, 并且有不到1%的会员占有63%的理事席位。沙奇内德曾说道:“压力政治基本上就是小集团政治。”马克思在其社会阶级理论中也谈到:如果组成阶级的个体采取理性的行为, 就不会产生争取阶级利益的行为。因为一个工人不顾自己的生命去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是不理性的, 由于阶级中的每个人会发现如果自己不采取行动, 而由他人采取行动的话同样可以获得自己的利益, 所以不可能激励理性人采取有阶级觉悟的行动, 从而列宁强调共产党要依靠忠诚、守纪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少数人 (职业革命家) , 而不能依靠无产阶级群众。

集体中有“搭便车”的人, 国家中也有“搭便车”的集体, 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 奥尔森接着运用上述思想分析了存在于国家中的搭便车集体, 奥尔森将这些集体称之为“分利集团”。他认为大量分利集团的存在, 会导致国家增长的停滞, 因为他们只在乎如何分配蛋糕而不是如何将蛋糕做大。正如奥尔森所说:“如果社会中的典型组织只代表其中小部分人的利益, 则该组织必然不肯为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 因为与社会相比, 每个集团的成员人数都是渺小的, 每个集团的行为对其他集团都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如果一个集团要想提高全社会的利益, 那他所付出的代价会是巨大的, 但是相比之下, 他所分得的利益份额却是少之又少, 所以根据收益——成本的权衡, 任何一个理性的集团都不会选择去做大蛋糕, 而是会衡量如何从既定的蛋糕中分得尽可能大的一块, 所以分利集团通常会采取一系列的“寻租活动”, 例如设置贸易壁垒, 阻止新企业进入市场, 贿赂政府从而获得垄断地位等, 长期如此, 不利于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另外奥尔森还认为分利集团自身的行动是缓慢的, 因为其在实施某一政策前, 需要得到内部的一致同意, 参与讨论的各方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会进行各种讨价还价, 这会增加时间成本, 导致政策的实施失去时效性。既然分利集团的行为损害了社会的利益, 那么为什么他们的行动却可以成功呢?用奥尔森的逻辑来说还是搭便车的思想造成的。当社会利益受到损失时, 个人利益也将受损, 但是如果将某一项政策带来的损失分摊到个人身上, 其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于是任何一个理性的公民都不会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受到损害而去与分利集团较劲, 用奥尔森的话来说就是, 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理智的漠不关心”。因此, 在没有强烈的正面激励机制的情况下, 理性的公民不会选择去与分利集团损人利己的行为作斗争。另外, 并非所有的分利集团都会损害社会的利益, 当一个集团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息息相关时, 那么这个集团就不会通过分利反而会通过增进全社会的利益来为自己的集团谋利, 奥尔森称这种类型的集团为“广泛性特殊利益集团”, 反之则称之为“狭隘特殊利益集团”, 因为这种类型的集团总是企图损害社会利益从而来提高自身利益。为了证明这一论点, 奥尔森考察了分利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国家兴衰的影响, 他研究发现, 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发生动乱的国家, 其经济的增长往往会受到分利集团的阻碍, 那些废除了分利集团的国家, 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 其经济反而能保持较高速的增长, 例如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 在迅速清理和消灭了各种分利集团并在建立了自由和稳定的秩序后, 经济得以迅速增长。当然, 有些学者可能会提出质疑:瑞典和挪威这两个国家同样存在分利集团, 但是他们的经济却可以保持稳定的增长, 这不是与前面的思想相矛盾吗?对此, 奥尔森给出的答案是:虽然瑞典和挪威都存在强大的且存在时间较长的特殊利益集团, 但是这些利益集团属于广泛性特殊利益集团, 他们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是相互关联的, 因而他们在采取行动时就会照顾到国家的利益, 这样一来, 国家的利益就可以避免遭受损害。基于各种利益集团存在的考虑, 奥尔森提出要想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就需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通过立法对各种利益集团的极端行为加以限制, 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 从而使社会资源的分配能够达到基本平衡, 这样社会的发展就可以保持在一种良性的状态之中。

3结论

奥尔森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 认为公共活动的参与者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 无行为主体的所谓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他还分析了不同集团的行动规则, 得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加容易组织起来, 具有选择性激励机制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来的结论。他还运用集体行动逻辑理论, 考察分利集团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认为分利集团的行为会导致制度的僵化和国家的衰落, 阻碍国家的发展。毫无疑问,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为我们研究非经济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也存在令人质疑的地方。首先, 奥尔森过于强调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而没有考虑其积极的影响。事实上, 多元主义认为, 只有利益集团才是实现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 并且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社会改革和进步的媒介。本特利、杜鲁门、拉瑟姆等学者也一致认为集团的压力是社会系统最终均衡的唯一决定因素。另外, 奥尔森强调通过立法来限制利益集团的活动, 但事实上仅仅依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利益集团的大量活动是难以用法律手段约束的, 因为他们经常采取贿赂的手段来索取自己的利益。因此, 我们不仅要完善法律制度, 还要提高政府活动的透明度, 让社会公众监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只有这样, 才能减少各种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干预, 从而保证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使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断获得动力。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2][美]曼瑟·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M].吕应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

[3]李政军.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0, 10 (4) .

[4]杨光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贡献与误区—一种新制度主义的解读[J].教学与研究, 2006, (1) .

[5]魏晓君.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评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15) .

[6]蒋文能.搭便车、集体行动与国家兴衰——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J].学术论坛, 2009, (11) .

用水合作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分析 篇7

由于我国的灌溉管理存在工程设施效用不足、供水次序混乱、水费收取不合理等问题[1], 自20世纪90年代初, 开始探索发展农民用水户协会, 且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结合大小型灌区更新改造和续建配套工作,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灌排组织的支持下, 开展了“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改革试点。目前, 中国有19个省, 80多个灌区开展了试点工作, 共组建农民用水户协会1 000多个[2]。在农村水利管理模式上, 用水户协会也发挥了与时俱进的作用。在人民公社时期, 国家依靠行政力量实现了大水利的兴建, 而且在当时发挥了较大作用, 提高了农业产量, 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人民公社解体, 国家通过乡镇政权收取农业税来实现对乡村水利的治理。取消农业税后, 国家权力退出, 政府已不再使用直接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搞农田水利的做法, 乡村组织也退出了农业生产领域的事务。这种原有治水组织形式的改变, 使农村水利很难找到与小农经济对接的中介, 农村水利发展因为农民难以自发合作变得更为困难。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作为水利与农民之间的中间性组织, 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用水户协会是由其所辖范围内全体用水户通过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从事农业用水管理的服务实体, 其实质是非营利性的互助合作用水组织。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基本组织形式为“灌区专业管理机构+用水户协会+用水户”的模式, 具体来讲就是支渠或斗渠以下归用水户协会管理。用水户在协会的框架内, 民主协商灌水事务, 确定清淤维护出工、水费收支等合理分摊, 自主管理, 良性运行, 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供用水关系。

2 集体行动理论视角下村民的行为

农民时常受到用水的限制以及忍受供水部门所指定的规章制度。通常情况下, 人们更愿意去遵守和实施那些他们能够参与到制定过程的规则。例如, 在发达国家 (如法国、美国) , 用水者组织在参与流域管理、解决水事纠纷和参与水价制定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法国, 用水户协会由用水户组成, 统一使用和管理灌溉设施、设备及其维修和更新。而在用水者组织健全的发展中国家 (如墨西哥、智利) , 农民用水者协会拥有充分的水权并能够进行水权交易, 极大地提高了用水效率[3]。在国内, 由于民间组织力量的薄弱和自治能力的限制, 农民在灌溉方面的事务往往听从政府的安排, 如北方有些地区实行统一冬灌, 水费由政府负担, 但是一旦政府停止冬灌的服务, 村民就只能自己灌溉, 并且以距离水源的远近为组织单位进行灌溉, 即距离水源近的农户组织起来就近灌溉, 距离水源远的农户组织起来从水源地引水灌溉[4]。

村民往往以若干户为单位, 集体行动。相关企业往往会做出让步, 政府也会出台相关政策来惩戒企业的排污行为。村民也会利用舆论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借助于发达的通讯工具, 村民往往将自身的弱势群体处境通过各种方式向外宣传, 以这种方式对政府及施加压力, 争取自身的合法利益[5]。在某些村庄为了获取水资源的合理使用, 也会以村为单位拒绝缴纳水费[6]。

3 相关结论

用水户协会是中国农村民主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成果, 用水户协会的形成、组织、管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民的参与管理, 并且作为一个非盈利性民间组织, 独立与政府行政系统之外, 提升了村民的自治信心。国外学者, 尤其是欧美的学者在基于本国发达的基层自治组织的发展之上, 阐述了大量关于资源管理、资源权利分配以及民主参与的观点, 但对于中国的现状确实了解的很少, 尤其是在脱离了中国农村的传统文化影响的情况下, 仅仅以现代西方学者的发展的眼光来解释中国农村的自治组织显然是不合理的。国内的学者从国内的实际环境出发, 论述了大量的关于公共物品供应、参与式农村评估及管理、农村基础设施的维护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但总体来讲, 国内的学者都是从为政府提供建议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没有从村民的视角和村民集体行动的视角来看待基层自治组织的运行和发展。因此, 在以集体行动理论为视角下看待用水合作的运行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程晓霖, 方天堃.中国农业水资源利用及管理现状分析[J].农业经济, 2006 (4) :39-41.

[2]邹君, 谢小立.中国南方水资源脆弱区农业水资源管理方略讨论[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2006, 1 (1) :158-163.

[3]Ram Bastakoti.Local Irrigation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Mediate Changes Driven by External[J].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10 (7) :112-132.

[4]李保国, 彭世淇.农业用水与粮食生产[J].中国农村科技, 2010 (1) .

[5]杨光, 龙振华, 杨琳.从环境水污染看现有农村水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保护对策[J].资源与环境科学, 2010 (4) .

农民工集体行动 篇8

2013年以来, 四川移动每月都会定期群发彩信, 普及集团公司最新的节能减排技术、分享各市州和各兄弟省的优秀案例, 并对上月全省各市州的关键节能指标进行通报, 以此促进各单位提高对节能减排工作的关注和认识。同时, 公司还在办公网发布节能倡议书, 明确网络运营、营销服务、日常办公活动中节能要求, 倡议从各个环节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利用企业自身技术优势, 四川移动目前已搭建起一套信息化的节能减排管理平台, 涵盖规划管理、项目管理、考核管理、评估管理、知识库管理等模块, 并通过建设小业务云整合数据业务系统、电视视频会议系统, 有效缩短业务流程、提升资源利用率, 在无纸化办公方面已上线运行的电子管理流程达215个。

据统计, 2010年至今, 在能源控制方面, 四川移动累计节电量超过2.3亿度, 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5000吨, 减少纸张消耗1.6亿张, 相当于少砍伐成年树3400棵;2012年, 单位业务耗电较上年再降低20.2%, 通信基站每载频耗电较上年降低12.9%, 县级以上自营营业厅“绿箱的网络接入情况、网络通道的各类运行指标、访问资源的热点分析等各环节开展综合评测, 及时、准确发现影响用户移动上网感知的质量短板。

在运维优化上, 科学规划, 针对不同的覆盖场景和用户群体, 做好GSM、TD、WLAN等各类网络资源的均衡利用, 同时, 创新开展“请上走下”一线工作法, 省公司与各市州分公司定期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现场督导、联合会诊、集中优化等多种方式, 上下联动、开展网络质量短板的快速整治, 省公司还启动了网络技术骨干“一对一”帮扶行动、责任落实到人, 对短板问题进行闭环跟踪, 定期深入分公司一线、联合开展现场优化整治工作。

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 四川移动全省TD网络质量持续提升, 实测用户上网速度提升达10%以上。

(康伊刘羿)

四川联通召开工会一届四次全委会

暨七次职工代表大会

农民工集体行动 篇9

问:为什么要组织开展“春潮行动”?

答:目前, 全国有2.6亿农民工, 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农民工职业能力素质整体偏低, 制约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收入增长和职业发展。李克强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 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也将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马凯副总理在国务院农民工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统筹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 按照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 我部制定出台了《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春潮行动”实施方案》。“春潮行动”是专门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开展的一项重要的职业培训活动, 旨在提升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职业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 促进其实现就业和稳定就业, 有力促进国家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问:“春潮行动”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答:“春潮行动”的目标是:通过开展培训, 将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培养成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劳动者。到2020年, 力争使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都有机会接受一次相应的就业技能培训;力争使企业技能岗位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得到一次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或高技能人才培训;力争使具备一定创业条件或已创业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有机会接受创业培训。我们制定的培训任务是:每年面向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和拟转移就业劳动者开展政府补贴性就业技能培训700万人次, 培训合格率达到90%以上, 就业率达到80%以上;每年面向在岗农民工开展政府补贴性岗位技能提升培训300万人次, 培训合格率达到90%以上;每年面向有创业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开展创业培训100万人次, 培训合格率达到80%以上, 创业成功率达到50%以上。

问:如何切实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质量, 确保“春潮行动”取得成效?

答:一是面向不同类型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开展各具特色的个性化服务。对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和拟转移到非农产业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者开展专项技能或初级技能培训, 使他们达到上岗要求或掌握初级以上职业技能, 着力提高培训后的就业率;对农村未继续升学并准备进入非农产业就业或进城务工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业户籍退役士兵开展储备性专业技能培训, 基本消除农村新成长劳动力无技能从业现象;对新录用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开展岗前培训或学徒培训;对已在岗农民工开展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对具备中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的在岗农民工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对有创业意愿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开展提高其创业能力的创业培训。二是落实职业培训补贴资金。按照有关文件要求, 对参加职业培训符合条件的农民工, 严格执行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 落实补贴资金;加大政府用于职业培训的各项资金的整合力度, 具备条件的地区, 统一纳入就业专项资金,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大投入, 调整就业专项资金支出结构, 逐步提高职业培训支出比重;指导企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足额提取职工教育经费, 增加企业在岗农民工培训经费投入。三是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和培训过程管理。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严格按照程序和标准遴选优质培训机构, 承担政府补贴性职业培训任务。建立和完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加强资金监管工作, 确保任务按时完成。

问:为什么把新成长劳动力确定为“春潮行动”的重点?

答:就业结构性矛盾的解决, 关键在于新生劳动力职业技能水平的提高。年轻而有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是我国产业工人中活跃的生力军, 是未来10~20年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时期,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不仅是加快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转变, 更重要的是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提高劳动力素质, 即促进农民工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合理布局与转移、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 以支撑产业结构升级和“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但在现实中, 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比例低、技能水平低, 甚至无技能, 这导致他们不仅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高, 而且难以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和融入城镇。因此,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缺乏问题是当务之急。开展“春潮行动”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的重点任务, 它是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的职业培训, 我们把农村新成长劳动力作为培训重点, 根据他们的不同知识结构、技能基础和就业意向等情况, 分类组织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

问:下一步, 你们将从哪些方面做好“春潮行动”的贯彻落实工作?

答:徒法不足以自行。“春潮行动”实施方案印发后, 我们将重点指导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大力抓好舆论宣传引导工作。充分运用各类新闻媒体,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深入开展宣传活动, 扩大“春潮行动”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宣传各地经验做法和先进典型, 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和导向作用, 并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尊重技能人才、重视支持职业培训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是指导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科学制定培训规划, 完善政策措施, 整合培训资源, 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共同推动“春潮行动”的实施。三是进一步开展农民工情况摸底调查, 指导农民工用人单位制定并适时组织实施农民工培训方案, 强化培训责任, 确保农民工享受和其他在岗职工同等的培训待遇。四是加强资金监管, 确保各项补贴资金合理合法使用, 严肃查处违反相关规定的各类行为, 切实维护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各项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