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个体参与（通用4篇）
农民工个体参与 篇1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经济走的是一条传统的粗放型增长道路,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农业发展中存在的资源存量不足、浪费明显、开发利用不合理、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问题,已使部分农业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协调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是改变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探索农村循环经济。但目前农民的需要呈现多层次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不同生活状况下的农户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构建科学的激励机制,促进农民工积极参与到农业循环经济之中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川东农业循环经济中农民工的个体参与现状
1. 1 农民工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由于农民工自身的认识缺陷以及自身利益的限制,他们一般很难认识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依然采用过去传统的农业生产以获取较高的收益等,严重地影响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进程。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因为农民工的认识不到位,没有真正地认识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次,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优势在于其长远效益,而很多农民工受生活所迫,难以看到其长远发展给自身带来的优势,所以,很多人参与农业循环经济的积极性较差,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不起兴趣,给农业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1]
1.2 农民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资金来源不足
农业循环经济的资金来源不足是农民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首先,虽然政府会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农民工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是这种资金支持难以大范围和深程度覆盖,所以很容易造成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导致很多农民工看不到循环经济发展的效益,所以很容易采取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老路。其次,农民工本身资金缺乏。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是高科技项目,需要完善相应的生态农业生产体系,以及构建相应的循环农业生产设施等,所以,要求前期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农民工本身资金较为缺乏,很多都难以负担得起这样的资金压力,所以导致其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不高。最后,国家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体系。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有着很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需要国家相关部门予以相应的资金支持,只有如此,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才能够具有动力。但是国家却缺乏相应的、相对完善的资金支持体系,虽然个别试点区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效果显著,但推广力度不大,所以造成了农民工个体参与循环经济的资金不足和动力不足问题。
1.3 农民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技术缺乏
在川东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技推广部门承担着技术培训的任务,使农民能够明白循环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基本规律以及基本操作方法等,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农民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技术依然处于缺乏状态,难以促使农业循环经济高效、迅速发展。首先,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较低,对于农业循环经济缺乏基本的了解,这导致其在培训的过程中很难快速地理解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要领,更难以在个体参与中自主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其次,农技推广部门对农民工的培养缺乏完善的机制,导致培训的过程不够系统,农民工难以完整地掌握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技术。由于缺乏贯穿农业发展始终的培训机制,农民工接受到的培训内部并不连贯,这严重地影响了培训的效果。最后,农技推广部门缺乏相应的农业循环经济技术支持策略。由于农业推广部门缺乏完善的农业循环经济技术支持策略,所以导致很多农民工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过程中遇到问题不知道要找谁咨询,造成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停滞。
1.4 农民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国家政策支持缺乏
虽然国家鼓励农民工个体参与农业循环经济,但是却没有制定完善的配套优惠政策来鼓励农民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由于相关政策的缺乏,农民工很容易认为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生事物,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因而为了降低风险不愿意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同时,由于国家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农民工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同发展传统农业经济效益一样的看法,所以不会主动选择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造成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迟滞。[2]因此,我们要想鼓励农民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就必须完善国家相关的政策支持,扩大农民工的经济效益,只有如此,农民工才能够获得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动力。
2 川东农业循环经济中农民工个体参与激励机制的构建
2. 1 构建心理激励机制,提升农民工对于循环经济构建重要性的认识
农民工对于循环经济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没有能够正确地认识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构建心理激励机制,以提升农民工对于循环经济构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对农民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行为效益进行展示和评估,并通过与发展传统农业相对比让其感受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能够给自己以及子孙后代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良好的环境效益以及整体的社会效益等,通过进行对比,能够帮助农民工从心理上认识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给自己带来的切实好处,进而会主动选择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其次,通过一系列心理激励手段让其树立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荣誉感,使其主动选择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言自明,但是我们需要对这种好处进行强化,让农民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树立为社会贡献优质农产品的荣誉感,为子孙后代持续发展提供空间的责任感以及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迫切感,只有如此,才能够使农民工个体不断地参与到川东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之中。
2.2 扩大资金来源,构建农民工参与循环经济的资金激励机制
资金来源缺少成为了农民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瓶颈,因此,我们必须扩展资金来源,通过多方参与资金投入来解决农民工个体参与农业循环经济的资金问题。首先,促进国家对于农业循环经济的资金投入。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效益巨大,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有着非常大好处,因此,国家需要建立相关的政策来扩大对农业循环经济的资金定向投入,以减轻农民工个体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过程中的资金压力。其次,川东地区作为革命老区,经济较落后,必须进行社会融资,减轻民营公司在对农民进行资金支持过程中的压力。通过进行社会融资,能够大量地吸纳社会资金,为农民工参与农业循环经济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减少农民工因为资金缺少而造成的参与循环经济动力不足问题。最后,给予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中取得成就的农民工以资金奖励,增强其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动力。可以给积极参与农业循环经济、积极推广农业循环经济以及研究出新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技术的农民工给予相应的资金奖励,激励其不断地在实践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2.3 完善相应的技术激励机制,促进农民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技术提升
首先,建立完善的农业循环经济技术培训机制,对农民工进行科学和完善的技术培训。建立从技术入门到技术发展的培训机制,使农民工能够由浅入深,深切地掌握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要领,能够自主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建立新技术培训机制,使农民工能够及时使用新的技术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效益的提高; 建立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经验交流平台,促进农民工不断地将自己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分享出来,促进农业循环经济技术的不断完善。其次,完善相应的农业问题咨询机制。农业推广部门可以通过设立固定的技术咨询小组来对农民工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摆脱农民工发展过程中得不到技术支持的困境。同时,农业推广部门还可以设立技术巡回咨询小组来将技术支持提供到农民工手中,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
2.4 国家应完善对农业循环经济中农民工个体参与的政策激励机制,促进农民工积极参与到农业循环经济之中
首先,国家应该给予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相应的税费支持。虽然国家已经取消了农业税,但是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依然要缴纳各种税费,给农民造成了严重的负担,国家可以通过给予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农民工以相应的税费支持以提高农民工对于农业循环经济参与的积极性。其次,国家应该给予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以行政支持。可以通过简化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审批手续、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等来对其进行行政支持,促进农民工参与农业循环经济的积极性的提高。
3 结 论
综上所述,川东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对于农民工自身、四川省乃至整个国家来讲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一定要通过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到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之中,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科学和长远的发展。
摘要：广安作为川东乃至四川唯一整体纳入循环农业试点的市,将发展循环农业作为推进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重要途径,目前积极探索适宜发展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建立了多个示范区,并以点带面推广,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农民工个体参与是川东农业循环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整个川东农业循环经济的科学发展影响重大。但是,在川东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发现其农民工个体参与积极性不强,影响了川东农业循环经济的优质高效和迅猛快速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川东农业循环经济中农民工个体参与的现状和其背后的原因进行研究,进而提出相应的激励机制构建策略,以促进农民个体能够积极参与到川东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之中。
关键词：川东农业循环经济,农民工个体参与,激励机制
农民工个体参与 篇2
关键词：个体公益参与,新型,实践存在方式,个体公益意识
一、“个体公益参与”概念
人们参与公益就形成了公益参与, 即私人无偿或低偿让渡自己所拥有的某种劳动或劳动产品予他人, 并且对社会产生积极效应的行为, 它以个体行为客观上的非营利性为衡量标准。个体公益参与实质上是主体基于自身某种价值追求, 并力促这一价值追求得以实现的——从而也使社会其他公众受益——特定的利他行为, 从而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间的统一, 以产生一定的公益意识为其走向成熟的标志。此概念包含的要义有三点。其一, 个体的价值追求, 体现为一种志愿性。其二, 个体之“利他”目的的特定性, 体现为一种公益性。其三, 公益意识的产生则标志着个体行为上升为一种社会行为。
二、个体公益参与的实践层面和意识层面
对于个体公益参与的内涵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探讨, 即实践层面和意识层面。我们之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论述, 主要是由于实践是个体公益参与主体最重要的品格。实践对于社会公益精神的培育和塑造, 对于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个体公益参与的意识层面则反映了上述实践展开的过程和结果, 这个结果最直接地表现为个体自身的一种高级情感的产生和维系, 而个体情感因素的一个最大特征就在于它和个体本身的直接体验相关, 也就是和个体的亲身实践相关。这也可以看作是两个层面的辩证关系。
三、个体公益参与的实践层面
个体参与的实践层面就是个体公益参与的行为层面, 它是个体的一种实践存在方式。个体公益参与在行为上表现为个体志愿把自己所拥有的某种劳动或劳动产品无偿或低偿地让渡出去的一个过程, 即个体的公益参与并不是以“获得”某种物质利益为直接目的, 这种无偿或低偿正是体现个体公益参与的价值所在。因为在“人是自利的”抽象假设之下, 这种行为无疑是不可思议的。然而, 这种行为它毕竟发生了, 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它应该不应该发生, 而是能给这种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马克思说过,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对个体公益参与的行为层面的理解应该从把它当作是个体的一种实践的存在方式,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待它。
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个人的分析得出人类社会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人们为了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马克思通过对这些基本事实的揭示和分析, 把历史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即人类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才是一切历史的起点。但我们忽略了这么一点:人类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是历史的起点, 但不是历史的全部。个体公益参与的实践方式的存在就揭示了这一点, 个体公益参与的实践不能抛开也没有抛开人类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这个历史起点, 因为个体公益参与的一部分公益物品恰恰是因为一部分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而发生的。然而, 个体公益参与并没有停留于历史的起点上。就个体公益参与是一个无偿或低偿让渡自己所拥有的劳动产品的过程来看, 它不是以获得某种物质利益为目的的, 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起点的“背叛”行为, 因而是一种发展, 一种超越。对于这个起点的超越, 马克思本人也有他自己的表达方式:“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阶级的存在不过是基于物质利益需要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 也就是说, 这只是在历史的起点上人们之间关系的表现, 这种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只是“暂时”的, 它必将被另一种更合理的关系所代替。这种更合理的关系的“影子”就反映在个体公益参与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 对于个体公益参与行为的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就是个体的一种新型的实践存在方式。说这种实践方式是“新型的”并不是因为它刚刚出现在历史的舞台, 它和我们当代“主流”实践方式的历史一样久远, 只是人们视而不见而已。这种理解主要基于对“经济人”假设以及有人提出的“公益人”假设理论分析框架的批判与反思。
四、个体公益参与的意识层面
个体总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个体, 个体公益参与是在一定的目的下发生的。这个目的表现为从个体对公益参与的一般认识到公益意识产生两个依次递进的阶段。这里主要讨论作为个体公益参与行为成熟标志的公益意识。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公益意识。所谓公益意识是指由个体公益参与的内在主客体矛盾关系规定的对某个公益参与群体成员资格的认同感, 一种对于这种资格产生共同价值追求和共同责任的感觉, 以及一种为谋求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倾向。所以, 公益意识是个体公益参与者作为一个群体当中的成员资格认同感, 而且这种认同感直接导致集体行动。公益意识并不是公益参与群体的舆论的一个侧面, 而是持久地、默默地隐藏于这些群体的意识当中, 在对某一特别状况下的事件 (如1998年我国特大洪灾, 2005年的东南亚海啸等灾难性事件) 的积极的、集体的投入过程中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公益意识只能在作为一个类的意识层面上理解。当一个群体在没有外部因素胁迫而进行公益参与时必然会产生公益意识, 或者说只要是发生了公益参与现象就必然会伴随有公益意识的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 每一个事实上的公益参与者都具有这一意识。每一个公益参与者都可能有关于公益参与的某种认识, 但这并不是所谓的公益意识。只有在这种个体对公益参与的认识上升到类的层面上, 即个体公益参与者把自己不仅当作是一个个别的人, 更是当作一个类存在时, 这种认识才上升到了公益意识的层面。在一个群体中, 只有个体具有了公益意识时, 他的公益参与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或成熟的公益参与。
个体的公益意识主要来源于个体公益参与主体的亲身实践。个体的公益意识最直接的来自于个体公益参与矛盾双方的互动中。每个个体公益参与者只有在和对方的互动中才能体会到对方的状况, 他们缺少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都会引起参与者的反思, 因而产生认同意识, 即对于对方处境的认同意识。这同时也伴随着把对方当作一类人来看待的“类”意识的产生, 进而把自身看作一类人, 即公益意识的产生。矛盾双方只有在和对方的接触中才能彼此确定自身, 也在对方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界限。因而个体公益参与的实践就是其根本矛盾双方相互规定自身的过程, 因而是矛盾产生的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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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守金, 汪继福.试论慈善理念的培育[J].东北师大学报, 2006 (1) .
农民工个体参与 篇3
任职教育是根据岗位任职需求, 传授和培养受教育者与岗位相关的知识、能力和素质[1,2,3]。它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分别是以军医的岗位任职为指向, 以能力为核心, 突出实践性, 以学员为中心的教育[4,5]。 任职教育早就受到各国军方的重视, 我军任职教育是从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后开始确立主导地位, 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明确了以任职教育为主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并提出了要紧贴军事斗争准备, 着眼服务部队建设发展和官兵成长成才需求, 进一步健全以任职教育为主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改革专业技术干部任职教育制度, 建立完善的任职教育培训教学体系, 提高军事人才培养的质量效益[6,7,8]。 目前参加任职教育的学员具有不同的职务职称、学历, 军龄等特点,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军医院校任职教育学员的个体差异对任职教育参与积极性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某军医大学2014 年任职教育学员为研究对象。 共发放问卷183 份, 回收有效问卷177 份, 有效率96.7%。 其中男性学员133 人, 女性学员44 人。 学员年龄24-51 岁, 平均年龄 ( 32.23±4.56) 岁。 军龄2-33 年, 平均军龄 ( 13.48±4.37) 年。 研究生学历16 人, 本科学历148 人, 大专13人。 高级职称2 人, 中级职称86 人, 初级职称89 人。
1.2 研究方法
修改采用王洪涛[4]编制的任职教育积极性量表, 共10个条目, 首先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 检验量表的KMO, 其值为0.85, 并且Bartlett’s球形检验呈现显著性, 说明可以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 特征值大于1 的有4 个, 说明可以提取4 个因子, 分别标识为“ 重视程度”、“ 对个人的益处”、“ 教学”和“ 管理”。“ 重视程度”因子包括2 个条目, 如“ 单位对军医任职教育的重视程度”和“ 个人对任职教育的重视程度”;“ 对个人的益处”因子包括2 个条目, 如“ 任职教育能提升个人的能力素质” 和“ 任职教育与晋升有系”;“ 教学”因子包括3 个条目, 分别是“ 对任职教育教学方式的满意程度”、“ 对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满意程度”和“ 对任职教育教员的满意程度”;“ 管理” 因子包括3 个条目, 分别是“ 对任职教育教学管理的满意程度”、“ 对任职教育行政管理的满意程度”和“ 对任职教育后勤保障的满意程度”。 量表采用李克特5 分记分方式, 分别用1-5 表示该条目的评价程度, 1 分表示“ 非常不”, 5 分标识“ 非常”,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 alpha系数为0.87。
2 研究结果
2.1 学员性别差异对参与任职教育积极性的影响
表1 显示了军医院校任职教育学员的性别差异对参与任职教育积极性的影响, 可以看到, 男女学员在“ 重视程度”上得分较高, 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p>0.05) , 这说明现阶段军医单位和个人对任职教育比较重视; 男女学员在“ 对个人益处”分量上得分较高, 但两者之间不呈现显著性差异 ( p>0.05) , 这说明任职教育能够提升个人能力, 并与晋升相关;女性学员在“ 教育”分量上得分高于男性学员, 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 p<0.05) , 女性学员对任职教育的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和教员的满意度高于男性学员;女性学员在“ 管理”分量上得分高于男性学员, 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 p<0.05) 。
2.2 学员学历差异对参与任职教育积极性的影响
表2 显示了军医院校任职教育学员的学历差异对参与任职教育积极性的影响, 可以看到, 在“ 重视程度”分量上, 大专学员得分最高 ( 3.844) , 研究生学员的得分最低 ( 3.738) , 学员学历在“ 重视程度”分量上呈现显著性差异 ( p<0.05) ;在“ 对个人益处”分量上, 大专学员的得分高于其他学历的学员, 并呈现非常显著性差异 ( p<0.01) ;在“ 教育”分量上, 大专学员的得分高于其他学历的学员, 并呈现显著性差异 ( p<0.05) ;在“ 管理”分量上, 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学员得分比较接近, 不呈现显著性差异 ( p>0.05) 。
2.3 学员职称差异对参与任职教育积极性的影响
表3 显示了军医院校任职教育学员的职称差异对参与任职教育积极性的影响, 可以看到, 职称越高的学员, 在“ 重视程度”分量上得分越低, 并呈现显著性差异 ( p<0.05) ;在“ 对个人益处”分量上, 职称越低的学员得分越高, 初级职称学员得分为3.877, 高级职称学员得分为3.604, 并呈现显著性差异 ( p<0.05) ;在“ 教育” 分量上, 初级职称学员得分最高, 高级职称学员得分最低, 并呈现非常显著性差异 ( p<0.01) ;在“ 管理”分量上, 初级职称学员得分最高, 本科学员得分最低, 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p>0.05) 。
3 分析与讨论
通过分析军医院校任职教育学员的个体差异对任职教育参与积极性分析可以发现, 性别上的差异主要影响任职教育的“ 教学”和“ 管理”分量上;学历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重视程度”、“ 对个人的益处”和“ 教学”分量上;职称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重视程度”、“ 对个人的益处”和“ 教学”分量上。 这说明女性学员对现阶段任职教育的“ 教学”和“ 管理”满意度高于男性学员, 学历和职称越低的学员认为任职教育更重要, 对自己更有益, 并且对“ 教学”的满意度高于学历和职称高的学员。
总体来说, 军医院校任职教育学员的参与积极性得分较高, 也说明学员任职教育参与积极性较高, 形成这一原因可能与总部的一系列政策相关, 在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上明确了任职教育为主体地位, 以及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和任务。 在《 关于推进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深入发展的意见》 上也要求任职教育的学员评价为优秀的比例, 并且评价结果要进入档案, 各个学校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这些政策能够提高学员任职教育参与积极性。
在个体差异上, 学员对“ 重视程度”、“ 对个人益处”和“ 教学”上表现出一些不同。 由于任职教育与晋升挂钩, 学历和职称低的学员比高学历和高职称学员更加重视任职教育, 也认为任职教育对自己的益处更大, 因而具有更积极的参与性。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学历和职称低的学员在岗位中越来越感觉到专业技能不够用, 而任职教育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他们意识到只有积极参与任职教育, 才能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才能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4 结论
通过分析学员的个体差异对任职教育参与积极性的影响研究,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首先, 影响学员参与任职教育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包括单位和个人的重视程度、是否对自己有益、任职教育的教学效果和各类管理满意度。其次, 学员对现阶段的任职教育参与积极性比较高, 特别在“ 重视程度”和“ 对个人益处”上得分较高。最后, 学员的个体差异影响学员任职教育参与积极性, 学历和职称越低的学员在“ 重视程度”、“ 对个人益处”和“ 教学”上得分高于学历和职称高的学员, 并呈现显著性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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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个体参与 篇4
1 概念的界定及研究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是就老一代农民工而言的,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就是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 户籍在农村, 且已经进入职场的外出劳动力。在研究方法上, 主要采用对比分析, 从代际视角将新老农民工的个体特征进行对比, 以此更加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是对江西省农民工的调研数据, 内容包括个体特征、就业状况等, 本文主要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 所以选择个体特征数据来分析, 包括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技能程度、性格类型等, 并随机抽取831份问卷, 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有328份, 占39%;老一代农民工有503份, 占61%。
3 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分析
3.1 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状况
数据分析表明, 农民工年龄主要分布在20~50岁之间, 占整个农民工总体的80.3%。通过表1可以看出, 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6.2岁, 标准差为3.713岁, 分布比较集中;而老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7.24岁, 标准差为8.135岁, 年龄分布相对分散。由此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支年轻化的队伍, 是未来农民工大队伍的主力军, 是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
3.2 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状况
通过表2可以看出, 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78%, 女性占22%;而老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占92%, 女性占8%。很显然, 新老农民工之间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较老一代农民工来说高很多。这是因为, 第一, 老一代农民工中一般都是男性负责外出打工, 女性负责照顾家庭, 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比较先进, 不再是严格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 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以及向往外面精彩的世界, 都会选择外出就业, 而且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经验, 所以离乡外出打工就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第二, 老一代农民工年龄偏大, 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 尤其是对于这一代的女性而言, 年龄大、没有技术、没有经验, 更是找不到工作;第三, 随着我国经济以及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适合女性的工作也越来越多;第四, 现在国家的劳动法关于保护女性合法劳动权的法律不断完善, 为女性就业提供了保障。
3.3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的婚姻状况差异显著, 绝大部分老一代农民工处于已婚状态, 比例达到了97.2%, 绝大部分都已经结婚, 未婚或其他情况只占2.8%;而新生代农民工中已婚的比例为57.9%, 未婚或其他情况的比例为42.1%, 将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结婚 (如图1) 。
3.4 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状况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不仅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而且对学历的认识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从图2中, 我们可以看出, 新老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有明显的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为24.3%,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为2.7%, 比老一代农民工低21.6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占59.5%,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占61.8%, 两者相差不大,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为37.8%, 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为13.9%, 比新生代农民工低23.9个百分点, 通过以上这些数据就足以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来说, 学历有明显的提高, 但是高中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还是较低, 将来人们应要更加注重学历的重要性, 接受教育, 提升学历。
3.5 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程度状况
通过表3我们可以看出, 在农民工技能程度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有了极大的提高, 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高级技能比老一代高出0.7个百分点, 中级技能比老一代高出13.2个百分点, 初级技能比老一代低13.9个百分点, 这是因为工业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越来越需要更多有技能的人才, 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技能的重要性, 但是从农民工高级技能的比例来看, 高级技能人才仍是缺乏, 具有初级技能的仍占一多半的比例, 我们应从三个方面加强对农民工技能的提升:第一, 农民工应该加强对技能培训的认识, 提高技能培训的自觉性;第二, 企业应当有详细的技能培训计划,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 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农民工进行培训, 提升其技能并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第三, 社会部门应当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 并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
3.6 新生代农民工的性格类型状况
时代的进步, 环境的变化, 使得新时代人群的思想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活跃, 从表4中, 我们可以看出, 新老农民工的性格类型有明显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中保守型比老一代农民工低12.2个百分点, 但中间型和冒险型分别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10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来说更加敢于冒险。
4 结论
通过对江西省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分析, 总结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在年龄方面,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规模大, 年龄轻, 平均年龄在26岁左右, 年龄分布比较集中, 主要集中在23~30岁之间;第二, 在性别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所占比例虽然没有男性比例高, 但是较老一代农民工来说有很大的提高;第三, 在婚姻方面, 将近有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未婚状态, 占40.9%的比例;第四, 在受教育程度上,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但是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所占比例比较小, 应积极鼓励更多的农民工去接受更好的教育, 提升自身的学历;第五, 在技能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掌握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中高级技能均有明显的提升, 但是高级技能人才仍然很缺乏;第六, 在性格类型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在中间型和冒险型所占比例均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保守型所占比例有所降低, 这说明, 新生代农民工性格更趋于外向型, 敢于尝试, 敢冒风险。
摘要：利用对江西省农民工的调研数据, 从代际视角对江西省农民工的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技能程度、性格类型等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代际视角,个体特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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