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信箱的问题与思考

农民信箱的问题与思考（精选12篇）

农民信箱的问题与思考 篇1

1984年6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以原景宁县地域建立景宁畲族自治县, 这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 同时居住有汉、畲、苗、藏、回、侗、黎8个民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发展, 我县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民的建房问题日益突出。笔者深入鹤溪、英川、东坑、鸬鹚、毛洋、大际、澄照、外舍等乡镇, 通过召集乡镇 (管理区) 负责人座谈会、查阅资料、走访群众等形式, 对景宁县农民建房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提出了一些建议。

1 景宁县农民建房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1 政府服务功能不健全

(1) 政府协调机制不完善。乡镇、村组织管理职能没到位, 村镇建设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上存在着脱节与矛盾。有的村庄规划涵盖基本农田, 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没有可置换用地, 村庄规划难以实施。另外, 景宁县乡镇没有配备负责村镇建设规划和审批的专业工作人员 (仅东坑和沙湾镇配有规划员) , 对建房户申请建房等有关程序缺乏有效的指导。

(2) 农民建房的审批程序繁杂。目前农民建房的审批程序, 一般是先向村委会提交建房申请, 经村委公示后上报到乡镇, 再向国土资源部门领取农户建房审批表, 最后由规划部门 (须有村庄建设规划) 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批 (须有地质灾害险评估) 。

1.2 村庄规划编制滞后

(1) 规划资金缺乏, 村庄建设规划编制覆盖率低。据了解, 村庄建设规划一个点需地质评估费2万元左右, 规划费8万元左右, 而景宁县大部分行政村集体经济薄弱, 乡镇财政困难, 上级又无补助资金, 编制经费难以解决。目前, 全县仅编制了8个集镇总体规划和18个村庄规划, 均为20世纪90年代编制, 并且只有部分集镇的部分小区做过详细规划。

(2) 已编制的村庄规划, 可操作性不强。这些规划利用旧村改造的较少, 大多是整齐划一的“方阵式”新村, 且大部分占用农保地, 导致规划实施不了。如毛洋乡毛洋村虽已编制规划, 但占用农保地, 而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另外, 现有村庄规划编制时间较早, 与当前新农村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3) 村庄建设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时间不同步, 导致建设规划落实难。由于景宁县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时难以修编, 基本农田不能调整, 建设规划落实难。农村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 致使一些群众不愿将承包地用于规划建设, 也给村庄建设规划用地的调整、置换带来一定的难度。

1.3 地质灾害点人员迁建难

(1) 由于新安置点没有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 又缺乏就业渠道, 地质灾害点部分人员不愿搬迁到政府规划的地质灾害避险点。如原本安排给茶园村和黄洋村的地质灾害避险点, 由于农民认为距离生产地太远, 不愿意搬迁。同时, 没有资金积累也使农民忧虑重重。

(2) 部分地质灾害险情村未规划避险点, 因而无从安置。如鹤溪镇半洋村的地质灾害点的农户, 由于政府没有规划避险点, 村民至今没有搬迁。

1.4 土地使用权属流转难

(1) 农村建设用地调剂难。因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 导致农户承包的规划建设留用地、待置换用地调剂难。

(2) 闲置宅基地流转难。由于缺乏有效的可操作的政策和措施, 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难。

(3) 空置住宅拆除难, “空心”村、“空壳屋”整治难。长期以来, “一户一宅”政策未执行到位, “一户多宅”现象普遍, 空置住宅难拆除, 农村宅基地整理和建设用地复垦难。

1.5 违章建筑、违法占地现象依然突出

由于受基本农田和新村规划的限制, 农民建房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部分住房困难户铤而走险, 不批就建, 而一些不符合建房条件的农户也乘机抢建, 造成违章建筑、违法占地现象突出。如大际乡西一、西二村除原有村庄为建设用地外, 周边的土地基本上属农保地, 农民建房用地指标紧张, 造成部分住房困难户违章建房。

1.6 建制区内农民建房要求迫切

在鹤溪镇等建制区内, 由于2001年以来冻结了农民建房审批, 相当部分农民建房要求迫切。据鹤溪镇反映, 该镇辖区内8个行政村有建房需求的378户农民中, 人均住房面积小于15㎡的有134户481人;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有136户502人;危房的有51户184人;无房的有57户180人。

2 对农民建房问题的几点建议

2.1 加强领导, 进一步提高对农民建房工作的认识

要加强对农民建房工作的领导, 建立健全农民建房组织协调机制, 简化农民建房办事程序, 提高办事效率与服务质量。要以实施“十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为契机, 通过村庄规划, 治理当前农村的“脏、乱、差、散”问题, 重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建设一批“村美、户富、班子强”的全方位小康示范村, 使全县农村面貌有一个根本性改变, 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2.2 因地制宜, 科学编制操作性强的村庄规划

(1) 合理分区, 配置设施。农民建房应避免大拆大建, 但需要对村庄用地进行适当的调整, 促进村庄各项功能的合理集聚, 做到“两个分离”———生活区与养殖区分离、居住区与工业区分离, 同时配置村民迫切需要的公共设施和活动场地, 合理规划空间布局。

(2) 延续特色, 美化环境。保持村庄的自然特色与人文景观, 尽量做到不推山、不砍树、不填池塘 (河流) 、不盲目改直道路、不改变河道的自然流向、不破坏历史文化风貌, 并围绕传统建筑适当地布置公共服务设施或公共活动场所。

(3) 节约资源, 降低成本。在人多地少的背景下, 村庄发展所需的空间和物质条件必须立足于土地的集约开发和能源的高效利用, 农民建房过程中应大力落实农村“一户一宅基地”政策, 尽量少占用耕地, 鼓励建设联排式、公寓式住宅, 避免脱离实际的拆建与过高标准配置, 应厉行节约, 做到节水、节能、节材和就地取材。

(4) 整体规划, 分期实施。农民建房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规划必须从本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出发, 提出指导村庄长远发展建设的整体思路, 同时结合村庄的发展实际, 处理好近期建设与远期发展、改建与新建的关系, 提出分期实施的安排, 切实做好农民建房不同项目的统筹。

(5) 村庄规划应简洁规范, 通俗易懂。农民建房规划的使用对象为广大村民, 规划成果的图文表达方式应力求简明扼要、规范、平实、通俗易懂, 便于广大村民关心规划、了解规划、支持规划, 进而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

(6) 要安排编制专项资金, 分类编制村庄规划, 同时充分考虑区域现状, 增强规划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2.3 多措并举, 逐步解决弱势群体住房难问题

(1) 采取折价收购村内闲置的空旧房屋, 低价售给住房特困户等措施, 解决自身无能力建房的特困户的住房问题, 同时对这些住房特困户采取相关优惠政策, 简化办理手续。

(2) 对在城里长期务工经商的住房困难户, 借鉴其他地方建造农民廉租房等做法, 逐步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条件。

2.4 改造旧村, 逐步消除“空心村、空壳屋、一户多宅”现象

(1)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出台旧村改造奖励政策, 积极推进旧村改造和宅基地整理项目。

(2) 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建新拆旧”制度, 腾出的宅基地收归村集体所有。

(3) 加大农村闲置地的整理利用工作力度, 在充分考虑公共设施建设用地的基础上, 扩展农村用地空间。

2.5 加快步伐, 推进城镇集聚和拓宽就业渠道

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逐步推进”的工作思路, 加快农村综合改革, 加快中心集镇建设, 鼓励农村人口向中心村和鹤溪镇等地集聚。合理规划县城规划区内农居点布局, 尽快推出农民建房点 (可试行农民建房联审联批试点)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拓宽下山移民的就业渠道。

2.6 加强宣传, 查处违章建筑、违法占地行为

(1) 加强宣传教育, 增强农民的法制意识。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层面在农村开展城市规划、农村建房政策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集中宣传活动, 使农民了解相关行政许可手续的办理程序, 认识违章建筑的危害性, 自觉遵守规划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关部门要先期介入指导, 避免群众因违建被拆而导致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导向作用, 对严重影响人民生活、严重违反城市管理规定和屡教不改的违法违章者, 及时进行曝光, 并跟踪报道。

(2) 完善审批制度。要把农民建房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要在详细规划的指导下, 根据不同类型的村, 采取各种措施, 解决农民“建房难”。对旧村改造型村庄, 通过整合农村土地资源, 达到彻底整治违法搭建的目的;对整体迁建型村庄, 要及时落实农村建房地基, 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设计施工、统一目标管理, 防止新的违章建筑产生。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 加强服务, 简化和完善农村建房审批手续。

(3) 加大违章建筑查处力度。执法部门要定期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活动, 依法、及时查处各类新的违章建筑。对违章建筑的拆迁处理要按章办事, 不应赔偿的一律不得赔偿, 让处于观望阶段的人自觉放弃跟风违建的念头。

(4) 落实责任制,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要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原则, 积极、充分发挥街道、村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管理作用, 建立和完善违章建筑属地管理责任制, 加强对违章建筑的监督和处理。建立工作目标责任管理体系, 根据管理的目标、任务、内容和要求, 将各项任务分解到各街道及区各有关部门, 列入年度工作目标, 制定并落实检查、监督、考评制度, 促进各部门、各组织对违章建筑的防控。

参考文献

[1]景宁县志.

[2]浙江省农村研究杂志.

[3]《土地管理法》、《规划法》.

农民信箱的问题与思考 篇2

“三农”问题今年被提升到“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核心问题就是要加大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湘东有人口3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达299288人，占总人口的76.7%。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解决占总人口76.7%的农民的增收问题，是湘东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湘东农民收入现状和特点

近几年来，区委、区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农业产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2003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2856元。农民收入呈现以下特点：

1、工资性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主体。湘东区工业基础好、起步早，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使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纯收入的主要来源。全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2353.3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2.4%，其中在本地企业获取的纯收入956.8元，占工资性收入的40.7%；外出务工收入1396.5元，占工资性收入的59.3%。

2、非农产业收入占主导地位。2003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中，从农业生产中得到的收入为502.7元，仅占农民纯收入的17.6%。而从非农产业中得到的收入为2353.3元，占农民纯收入的82.4%。非农产业中又以农民在本地企业务工获得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为纯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两者分别占农民人均收入的33.5%和48.9%。

3、农民增收幅度相对较慢。2001年湘东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15元，2002年为2712元，2003年为2856元，增加144元，增长5.3%。而此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7002元，增长11.5%。农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增收幅度都要低于城镇居民。

二、制约湘东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1、土里刨“金”难度大。全区耕地面积140190亩，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36亩，人地矛盾突出。人均占有耕地少，加上单家单户的耕作方式，在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情况下，要实现“土里刨金”的难度很大。

2、农民增收条件差。尽管区委、区政府近几年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开展了乡村公路、农电改造、人饮解困、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农业和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但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现象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特别是全区1.7万人的困难人口，大部分都分布在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公路建设的发展，又出现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农民增收致富的难度。

3、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全区农业产业化企业普遍存在产业化程度低，整体规模小，产品深加工能力弱等制约因素。据调查全区产值在50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只有1家，500万元以上的2家，200万元以上的3家。科技含量低，经营规模小，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没有形成一条龙，使产业化企业规模效益不明显，对农村经济的拉动能力有限，对农民增收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

三、增加湘东农民收入的对策思考

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要解决农民增收难题，必须从湘东的实际出发，统筹城乡发展，根据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掌握和运用农业发展的规律，去探索新思路新办法。

第一，发挥“人多”优势，做好“转移”文章。这是增加湘东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富裕农民必须首先大幅度减少农民”。人多地少，人均占有耕地有限，难以保证农民的生存条件和增收条件，必须针对人多地少的现状，在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上做文章。笔者认为，做好转移文章，重点应在就地转移和易地转移上下功夫。一是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农村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的“量化”过程，以及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同化”过程的有机统一。小城镇具有靠近农村、技术含量和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优势，可以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和就业风险。因此，加快小城镇建设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重要途径。二是把发展民营经济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富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对于区域经济来讲，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扩大就业、加快富民的一条有效途径。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农民就业和增收为目标，把工作重点放在二、三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上，在发展科技含量高的先导产业同时，高度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为转移农村劳动力创造条件。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湘东区民营企业吸纳就业人员72800人，年收入总额近5000万元，为全区农民年人平增收160元。三是把招商引资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在湘东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条件下，招商引资是主攻工业、发展农业的总抓手，在这过程中，要把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有利于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而且对增加农民收入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四是积极组织劳务输出，大力发展劳务经济。湘东区人多地少，农村富余劳动力丰富，农民外出务工有传统。从湘东农民收入结构中进行分析，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到48.9%。因此，完全可以把全方位组织劳务输出当做一项产业来抓。

第二，突破“地少”瓶颈，发展高效农业。人多地少的现状，影响到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以及投资农业的积极性。即使是今年中央实行粮食直补政策，部分农民仍对发展粮食生产热情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农民的增收。要突破地少瓶颈，实现土里刨“金”，必须依

靠科技手段，探索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路子，以农业的高效，来实现农民增收。首先，必须深化土地流转机制的改革，实行土地规模化经营。这是解决人多地少、提高农业效益的基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改变了农民对土地的依存关系，在稳定和完善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农业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以及确保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原则下，通过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加强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规范和管理，使土地向种田能手、种养大户集中，使土地经营向规模化发展，最终达到以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的高效益发展。笔者认为，土地流转机制的改革，重点应在农村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乡镇开展。因为工业经济较发达的乡镇、农户从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远高于从农业上获得的效益，对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不高，土地的撂荒现象严重，具有进行土地流转机制改革的基础。在这些地方进行试点，既可以确保粮食生产正常进行，又可以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增收，真正达到让“守土者增收，离土者生财”的目标。其次，要以发展龙头企业和特色基地为重点，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战略是农民增收的必由之路。根据湘东的实际，具体要抓好二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指导和扶持现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它们对农业的辐射、带动作用。重点扶持一批高起点、大规模、外向型、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扶持、税费优惠、强化服务等途径，鼓励和引导龙头企业通过合资、兼并等方式进行低成本扩张，指导它们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长产业链条做大做强，实现规模效益，不断增强对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二是把“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向农业的各个领域推广，迅速推进农业产业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能成功地解决一家一户农民与大市场连接的难题，对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能产生良好效果。此外，要积极发展设施农业，提高农业效益。设施农业可以打好时间差，突出反季节，实现产量上、季节上、地域上的三大突破。发展设施农业，农作物不仅产量高，同时又因季节的差异，价格往往高出平常的几倍，可以大大提高农业效益，是突破地少瓶颈，实现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第三，做活“多予”文章，创优增收条件。农民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点和核心。破解“三农”问题必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其中“多予”是重中之重。实践证明，要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就必须坚持做活“多予”这篇文章。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增强农民“造血”功能。农业是基础产业，同时又是弱质产业。促进农业发展，必须多方增加投入，大力改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条件。要以构建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为目标，继续开展乡村公路建设，实现平原乡镇村村通水泥路，山区乡镇村村通上等级泥砂路，争取通水泥路；以提高防洪除涝和抗旱能力为出发点，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在资金投入方式上，要避免全面开花，要围绕重点项目，以增强农民“造血”功能为重点，有计划、有侧重地投入，提高资金投入效率。二是抓好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就业本领。让农村劳动力“忙起来”和“走出去”，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前提。搞好职业技术培训，使每个农民至少掌握1—2门实用技术，提高其创收能力，是开启农民致富之门的“金钥匙”。政府要采取必要措施，调动职业学校和农业技术部门等社会资源，采取多形式、多途径，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定向培训和对口培训，使他们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本地就业都具备一定技能。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强化农民增收保障。首先，要将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切实贯彻落实到位，深化农村土地、税费、流通等各项改革，落实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逐步解决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机制问题。同时，为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根据当地的实际，制定专项扶持政策。近两年，湘东区在开展乡村公路、农田水利，发展龙头企业、特色基地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励政策，从政策上加大了扶持力度，强化了农民增收的保障。

农民信箱的问题与思考 篇3

一、右江区农民工基本情况

2014年，右江区有农村劳动力13万人，其中返乡农民工5279人，已创业1249人，有创业意向的375人。全年累计有组织输出农村劳动力29265人，其中区外输出13855人，区内输出15410人（市内9086人）。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58期2775人，完成农民工转移就业4883人。

二、右江区农民工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民务工环境不优，劳动权益缺乏有效保障

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城镇从事危险、繁重、脏、累、重体力劳动。不少民营私营业主不重视安全生产投入，不重视劳动条件改善，不注重民工劳动保护，克扣、拖欠工资，不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农民工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职业病与伤亡事故、劳务纠纷日益增多。

（二）技能素质偏低，引导服务不够

大多数农民文化程度偏低，没有经过专业技能训练，缺乏专业技能，组织培训不够，引导服务管理尚有差距，自发外出多，就业层次低，工作岗位不稳定，劳动收入低，大多数转移输出人员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和高危、高风险作业。

（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后顾之忧难解决

虽然右江区启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保障水平低。大部分农民工外出务工未被纳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范畴，他们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助等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特别是致伤致残或死亡，一人致伤（残），多人遭殃;一人伤亡，全家返贫。

（四）关心农民工工作氛围不浓，服务不到位

由于农民工工作任务多、责任重，各单位办公经费和人员力量不足，缺少最基本的硬件设施，开展宣传和检查工作时力不从心，关心农民工氛围不浓。部分农民工创业意识强烈，但政府服务部门创业激励机制和保障服务不到位，农民工创业积极性受挫。

三、解决右江区农民工工作问题的对策思考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呼唤新型农民工。新常态是经济转型的加速期，也是农民工工作提升的机遇期。

（一）建立三大机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成立由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试点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政策研究、规划建设、征地拆迁、资金筹措、招商、宣传等工作组，强化组织保障，研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改善农民工就业和工作环境，营造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建立由发改、住建、财政、人社、国土、税务、工商等部门组成的工作联席制度，形成齐抓共建、协调配合的工作格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区本级年度考核内容，实行严格的目标责任制。

（二）打造三大平台，促进农民工创业

农民工经过进城打工的磨炼，“五有”农民工返乡创业快速发展。有点技术、有点资金、有点营销渠道、有点办厂能力、有点对农村的感情返乡创业，是他们的主要特点。政府要从中确定一批创业人员作为重点扶持对象，给予资金及政策的大力支持，通过典型示范带动更多的农民工走上创业致富道路。

打造“一园三基地”。在绿源工业园区建设基础上，创建以冶炼、化工、建材、林纸为主导产业，能提供农民工就业岗位5000个的农民工二产创业园。以大楞乡龙和片区为核心，依托大王岭景区，创建集田七、葡萄、蔬菜种植和八角深加工、娃娃鱼养殖为一体的农民工特色农业创业基地。深入实施“借红推绿”旅游发展战略，依托平圩民俗村旅游特色产业，创建农民工特色旅游创业基地。以南大建材市场为核心，整合迎龙区小商品交易、物流、零售、商业街等资源，创建农民工商贸创业基地。以汪甸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示范带动，打造右江区汪甸农民工创业园，筑巢引凤。

建立农民工创业园区综合服务中心。依托劳动力资源综合管理系统、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驻外劳务办事机构等，建立“返乡创业信息资源库”“劳动力信息资源库”，为农民工创业园区建立优势资源项目、务工及创业能人、劳动求职登记等资源。

完善基层就业平台体系。建立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建设体系，为农民工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失业保险、劳动保障事务代理和劳务输出、劳务派遣、就业服务信息等服务，形成区、乡镇（街道）、社区三级就业再就业服务体系，实现城区公共就业及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向农村覆盖。

（三）优化三项服务，促进农民工就业

优化信息服务。对农民工实施“三送”（送就业岗位信息、送技能培训、送就业创业政策）等“一条龙”服务，开展农民工系列现场招聘、技能助你就业、春风送岗位下乡、就业信息对接、农民创业、用工需求调查等六大活动。

优化培训服务。全面启动“为民办实事工程职业培训”活动，将农民工技能培训任务层层分解到乡镇（街道），为农民工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同时，把农民工技能培训、鉴定发证和转移就业结合起来，实现“三个对接”，即任务分配与培训机构对接，培训与技能鉴定对接，培训与就业对接。

优化示范带动作用。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00人，农民创业带头人1000人的“双千”培养评选工程，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带头人建档培养，农村劳动力创业带头人建档培养，创业带头人示范带动务必更加明显。

（四）健全三项维权措施，强化制度保障

建立城际、部门间的维权联动机制。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搭建农民工维权平台，推动农民工劳动合同、工资发放、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从事发后被动维权向主动介入、积极宣传、预防为主的维权模式转变。

强化农民工维权宣传活动。结合“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年”等维权活动，全覆盖、多形式向用人单位宣传《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发放《农民工维权手册》和劳动保障政策宣传单，提高用工单位和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

建全监察、网格、仲裁维权。将全区7个乡镇和13个社区分别划分为20个网格，聘请10名劳动保障监察协管员，每位协管员按照劳动保障监察“两网化”管理标准，负责2个网格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同时，对每个网格进行地毯式的信息采集。坚持依法办案，妥善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切实为用人单位、职工排忧解难，提高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公信力。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保证农民工参保缴费的基数、比例、个人账户建立、待遇计发及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政策规定同城镇参保人员相同。依靠法律、行政、制度、宣传等综合措施，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农民工社会保险覆盖面，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全覆盖。

总之，在现阶段，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开展农民工工作，努力帮助农民工做到“十有”，即进城有工作，上岗有培训，劳动有合同，报酬有保障，参保有办法，维权有渠道，住宿有改善，生活有文化，子女有教育，发展有目标。要通过政府、企业、农民工的共同努力，使大多数农民工成长为现代产业技术工人，使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工转为新市民。

（作者单位：百色市右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农民工问题本质归属的审视与思考 篇4

1 农民工问题是“四农问题”

农民工与“三农问题”具有内在联系, 他们是具有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务工经商的一个社会群体。与中国农民传统的生存、发展方式相比, 农民工大都完成了“非农化”的职业转换, 至今尚未完成“脱农入市”的身份转换。所以, 农民工仍具“农”字特征。有学者进而将农民工问题与“三农”问题并列起来, 把它归结为“四农”问题, 并认为农民工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2]。

改革开放后, 一些农民率先冲出城乡藩篱, 就是对城乡二元传统体制束缚的一种突破, 被学界认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次伟大创举”;农民外出务工具有社会进步意义和改革意义[3]。农民工之所以被归纳为“四农”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在普遍得不到城市认同和接纳的情况下, 又囿于城乡户籍的管理制度及自身传统的思想观念, 最终选择了“叶落归根”, 返回农村, 复归农民身份。这一发展的事实反映出农民工与“农业、农村、农民”联系的紧密程度, 佐证了农民工背负“农”字特征的延续性;在这里, 农民工现象又被看作是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增加收入的一条创新渠道。

在统筹城乡发展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主体的新背景下, 若要把农民工问题归结为“四农”问题, 就需回答“如何看待新生代农民工与“三农问题”的关系问题。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基于成长的不同经济社会背景, 新生代农民工突出的“新”特征表现为更强的维权意识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待遇的诉求, 对未来的生存、发展有新的期盼。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4]。说明了在未来发展取向上, “落地生根”替代了传统的“叶落归根”。但进一步分析, 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变化并没有彻底改变他们背负的“农”字特征, 仅仅在“四农”问题内涵上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可概括为两个基本问题: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 将会涉及如何处理他们的土地问题;另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返回农村, 将会涉及到他们如何适应农业生产方式问题。这两大问题应该是农民工长期不能“脱农入市”完成最后“蜕变”所引发的新问题。国家新形势下所出台的“返乡创业”、“土地流转”等一些政策措施就是对这些新问题的应然之举。我们认为, 不论经济社会发展促发农民工“农”字内涵的发生怎样的变化, 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层面上仍需考虑他们与“三农”问题的内在关联性。

2 农民工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

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规律的一个必然表现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转移, 中国农民工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如刘易斯—费—拉模型等均在不同理论层面揭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在经济理性驱使下, 从农业部门 (传统部门) 转移到工业部门 (现代部门) 、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因而, 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也会产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农民工现象的出现就是这一发展规律的使然。

与其他业已完成人口迁移的国家所不同的是, 中国农民工具有特殊性, 以户籍制度为表征的城乡隔离制度的存在, 致使“农民转化为市民、工人”的转移方式演变成为“农民”+“工人”的模式, 表现出农村人口迁移的不彻底性特征。因而学界将这一“仅完成职业转换, 未完成身份转换”的现象归结为“半城市化”[5]。

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半城市化”, 农民流动、迁移的前提与基础是就业问题, 只有顺利实现就业, 农民的流动、迁移才有安身立命之本。所以, 就业对于农民工而言具有生存与发展的双重意义[6]。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农民工问题就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统筹就业工作的重点和关键还是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7]。

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长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量的60%。“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问题研究报告”中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的一项调查表明,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回家乡务农”只有1.4%[4]。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首先是解决就业问题, 没有就业的稳定性, 就谈不上融入城镇, 也谈不上成为现代市民[8]。所以, 就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发展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是就业问题;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 搞好农民工流动就业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9];其中, 公共就业服务对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0]。

从以上两个角度看,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特定历史阶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和就业问题。而当前农民工就业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11]。就业质量偏低已成为农民工就业、发展的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 也是造成当前频频出现的“民工荒”、“用工荒”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 在制定解决农民工问题政策层面上不仅要重视农民工城市化问题, 还要注重他们的就业问题, 更要关注他们就业质量的问题。

3 农民工问题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

基本公共服务在保障个人最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社会福利与安全的“底线”。农民工虽然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长期“游离于基本公共服务之外”, 存在着严重的公共服务缺失问题。基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功能与作用, 可以认为农民工问题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因而凡是没有让农民工享受到均等的服务, 都可以看做是对农民工基本权益的侵害[12]。

基本公共服务具有普惠性。出于道德和正义等方面的考虑, 一般认为那些在一定经济社会生活条件下所必需的、直接关系最基本人权的公共服务, 政府都应该确保普遍平等地提供全体国民[13]。虽然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基本公共服务现实境遇在客观上与现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失衡、公共财政和社会协调机制不完善紧密相关, 但各流入地的地方政府主观上的狭隘地方观念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 农民工因其身份特殊, 与工作、生活在同一城市的市民存在着天壤之别。由于城市公共服务部门的“偏见”, 致使农民工在就业信息、择业范围、职业培训等方面受到了限制, 就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他们的子女同样因各种“入学门槛”而不能在城市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当地部门的“无为主义”, 也导致农民工居住条件差, 文化娱乐等精神文化生活单调、乏味, 并被排斥在城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之外。

农民工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所表现出的“非国民待遇”, 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平等自由的内涵, 而且也有悖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人类社会公平公正的价值诉求。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实质是对农民工基本权益的一种侵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出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基本原则、普遍标准和行动框架[12]。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是破解农民工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政府部门要正确界定自身角色, 树立平等开放、和谐共生的服务理念, 应给予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 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14]。为此, 我国必须加快社会事业在城镇的完善和向农村的延伸, 尽快形成较为完善、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 以适应社会流动性增强和社会分层加快的新形势。

4 农民工问题是城乡资源重新配置问题

农民工是我国最宝贵的人力资源, 是人力资源乡城流动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从市场机制的角度看, 农民工问题是资源配置市场化问题, 推动了城乡资源重新组合, 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农民工的乡城流动和职业转换, 完全是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结果。计划体制下的“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中国农民一出生就被固定在农村土地上, 没有流动和迁移的自由。市场化体制改革和农业生产方式日益现代化致使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凸显, 中国农民开始在传统体制外闯出一条完全市场化的就业路径, 不仅没有求助于任何“有形之手”, 而且这一体制外改革路径“更为成功”[15]。在宏观意义上, 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加速了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不仅助推了城市国有企业劳动就业制度改革, 而且带来了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农民工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总体水平。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 “劳动力自由流动则是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重要方面”[16]。在农村土地资源不足, 人力资源相对过剩的情况下, 中国农民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流向城镇, 一方面消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 不断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重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为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创造条件, 并且促进了农业、农村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 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带动了城镇资源的重组, 推动资源不断向城镇集中, 为城市产业的发展和工业化生产, 提供了强大的人力支持, 为“中国制造”屹立于国际市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岗位上的“补差补缺”, 也是城市生活基础设施正常运转的不可否缺的条件。所以, 农民工的流动不仅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 优化了人力资源的配置, 而且也带动了乡城其它资源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 加快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而, 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政策制定上还需要从完善市场机制体制层面加以考虑, 以更大程度地激发市场活力, 更好地发挥农民工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力军作用。

5 农民工问题是制度问题

从造成农民工现象产生的根源来看, 农民工问题是制度问题, 是我国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农民工这一‘制度设计’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17], 是导致城乡居民工作生活相互隔离格局的主因。

就户籍而言, 户口本来作为记录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证明, 在中国却成了“权利等级证书”。普通劳动者在求职就业、子女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利多寡与户口簿上的“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紧密相连的。“同工不同酬”、“同城不同权”是农民工“被边缘化”境遇的真实写照。这种基于“出生地”不同而设计出的户籍制度以及“镶嵌”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相关制度安排, 使得农民工不能与市民享有同等的权利, “出现了‘人—居’分离、‘职业身份—户籍身份’错位的格局”[18]。

因而,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清除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性障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户籍制度, 就要割断户口所延伸出来的特殊权利, 要对农民工“赋权强能”, 使之能与市民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和待遇。“政府应下大力气清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 使劳动力的配置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较高的效应。……, 从而解决‘转移得出’和‘留得住’的问题”[19]。更为重要的是, 农民工问题“不是单纯的农村人口的转移和城市规模的扩张问题, 而是一种制度创新”[20];城市户籍制度的“放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中小城市入户限制的全面放开, 一些大中城市所出现的积分落户、居住证管理等制度化改革, 都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彻底改革户籍制度等具有隔离性质的相关制度仍然是任重道远。

农民工问题是制度问题的另一个层面, 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农民工作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流动的形式, 为启动新一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尤其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农民工主体的情况下, 基于自愿的原则, 通过转包、转让、租赁、转包、使用权入股等多种方式, 实现土地经营权的依法有偿转让, 能够有力地推动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的效率。当然, 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不能建立在“断根”基础之上, 将农民土地与户口脱钩, 不能因农民外出就业或迁入城市而收回他们在农村的土地, 更不能以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为借口剥夺农民土地的承包权。为此, 我们认为不管农村土地制度怎么改革, 一定要坚决执行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永久不变”的指示精神, 不能剥夺或削弱农民赖以发展的立足点是根本;土地应成为农民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所以,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应该对“城乡隔离”的制度设计体系进行改革, 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制度条件。

摘要：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所出现的一个特殊问题。在“如何定位农民工问题”上, 依照农民工问题的所及边界, 从宏观层面渐次将之归结为五个方面:农民工问题既是“四农问题”, “转移就业问题”, 又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既是“城乡资源重新配置问题”, 又是“制度问题”。把握农民工问题的本质特点可以在更高层面上了解农民工现象形成的内在机理, 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政策的制定提供参照。

农民信箱的问题与思考 篇5

办好合作社难，办好现代规范合作社更难。总结中国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方面。

1.培育或聘任高素质、强能力的合作社领导核心。在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乃至持续发展过程中，培育热心农民共同事业的农民活动积极分子，增强合作社的领导力起着关键作用，合作社理事长、理事的理念、素质和能力决定着合作社的成败。作为合作社领导核心，即经营管理团队必须是“好人+能人”，好人是热心为社员服务，能人是能够为社员服好务。在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受到合作社管理层经营能力的局限性，必须聘任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否则很可能难以进一步做强做大。

2.形成合作社的价值支柱：合作文化。在国际合作社发展历史中，特别强调合作社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民主管理、经济参与、盈余返还、对社员进行合作教育等，并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合作社的基本价值，如自助的价值(积极性、创造性、责任感、独立性、自己的事自己做)，互助的价值(合作、团结、和平、集体行动)，民主的价值(平等、参与、合作)，普遍的价值(全球性、开放性)等。在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人们也提出了一些特有的合作文化理念，如扎根基层、服务三农的民本精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精神，精诚团结、患难与共的合作精神，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等。这些先进的价值理念成为合作社成员的共识，共同自觉遵守，合作社就具有持续发展的内在精神支柱和动力。

3.构建和设计合理有效的内部机制(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合作社的内部机制(或制度)做出了基本的法律界定，成为合作社共同的制度基础，如财务管理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等。但是，合作社毕竟是农民自己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有些具体规定需要结合合作社自身实际和发展要求灵活规定，并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写进章程。

4.拓展合作领域和增值空间，形成持续引力。合作社持续发展的吸引力来自于对社员的服务需求满足、增加社员收入、扩大合作社积累发展实力，要根据产业与产品特性，不断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延伸产业链条，形成品牌化、信誉化。

5.形成品牌与影响力、吸引力至关重要。基于产品的独特性、不易模仿性形成品牌优势，围绕品牌做强做大合作社以及产业链是国内外许多合作社成功的重要经验。例如，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的“天津市曙光沙窝萝卜专业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依托开发保护和提升传统“沙窝萝卜”品牌的优势以及合作社经营管理团队的努力、地方政府的指导帮助，将很多种植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收购和分级包装销售，在未申请任何补贴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壮大，实现良性运转，不断吸引更多的农户要求加入，对种植户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已经进一步向加工领域拓展。6.地方政府部门正确的指导、帮助和扶持。合作社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政府有关部门的扶持、指导和帮助，扶持的内容包括项目支持、合作社有关人员培训、技术推广部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品牌宣传、产品认证、法律保障等，扶持的方式包括财政补贴、融资贴息等。对于合作社的培训辅导内容，在各地实践中应根据合作社处于新建起步、规范发展以及已较规范、需做大做强三种不同阶段，分别确定有针对性的内容。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合作社发展的市场环境导致持续经营难。新时期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在各种加工、运销物流公司已经有一定程度发展，但农民合作意识相对淡薄、缺乏金融支持的背景下，处于弱势的农民创业增收和弱质的农业价值提升过程，其发展的市场环境、组织交易成本、组织风险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农业结构调整中的相互模仿、同步震荡导致市场波动加剧、品牌建设维护难，国内国际市场一体化导致依靠合作社组织“垄断部分市场”难，各种经营主体的无序竞争导致合作社与单个农户相比优势不明显、与公司相比没有优势。因此，在世界合作运动已经有一百七十年历史，世界农业组织形式向大型化、公司化发展的背景下，依靠发展单体规模较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必然面临很多难题。

2.部分合作社办社目的不正确导致自我发展动力不足。有些企业领办合作社目的是为争取获得优惠的税收政策、项目资金、贷款支持或取得用地等便利;有的个人领办合作社为获得合作社的扶持补助资金，出现 “空壳社”、“家族社”现象、领办人的“趋利”行为以及销售环节的“经纪人”倾向等，违背了合作社的宗旨与原则。部分地区办合作社行政推动色彩浓，不少是“要我发展”而不是“我要发展”;经济功能较弱，提供的有效服务较少，与农户的利益链接不力等。

3.合作社自主发展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部分合作社注册资金以及入社农户股金严重不实，可能存在纠纷隐患;合作社高素质经营管理、财会人员人才匮乏，有的过度依赖政府或龙头企业;合作社缺乏融资担保物，融资渠道单一，运转资金严重不足;合作社自我积累较少，自我造血功能弱;部分合作社市场经营意识不强，仍然是坐地等待客户上门，不能主动开拓市场，有的单纯靠人脉关系经营;整体品牌意识不强，难以形成品牌优势等。

4.内部管理不规范、合作意识不强。部分合作社内部财务制度、分配制度、决策制度规范化程度低，内在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主要是领导人一人决策;部分合作社出现团体社员垄断经营管理权、农户丧失经营决策权现象;部分合作社对外合作缺乏诚信，与技术人员等合作意识不强、激励机制缺乏等等。

5.对合作社指导扶持缺位。部分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只重视合作社的成立数量和规模大小，对存在问题却关注不够;合作社事业发展蒸蒸日上时，各级领导的指导和关注频频不断，而遇到经营困难最需要帮助时，领导反而关心少了;有的对合作社扶持资金运用缺乏有效监督，致使机会主义大量存在;上级的部分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到合作社等。

四、新时期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

1.认清合作社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按规律有序发展。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合作社的成功运营和持续发展壮大要比一般的公司或企业难的多，其涉及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共同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市场。合作社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优胜劣汰的组织化提升过程，政府应当提供足够的帮助但却难以代替组织发展的自我规律。在中国由农民自发组建合作社的发展方式也预示着合作社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实现真正的合作社覆盖大部分农户、发挥组织作用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时间，任何人难以代替农民的自我选择。

2.转变追求数量目标，集中力量重点支持规范合作社做强做大。正如前文所述，近几年合作社数量的迅速增长也存在机会主义套取扶持资金等潜在负面影响，需要改变有限资金分散使用难以取得显著效果的做法，按照示范标准社建设的要求，宁缺毋滥，择优扶持，促进其做强做大。要明确支持合作社发展的资金投放重点，改革支持方式，重点是为合作社成员及其管理者进行组织培训和能力建设培训，提供商业服务、技术援助，办公设施的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才科技等。要由直接资金扶持转向实物，如设备、良种等生产资料扶持等。

3.研究村委会(或村民小组)领办、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与合作社发展有机结合的新模式。在合作社发展的几种模式中，从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内外环境条件看，组织成本相对较低、能够持续经营的很可能是村委会(村民自治组织)领办，这种模式组织成本相对较低，能够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以及村党支部的权威性、凝聚力，实现合作社组织低成本发展，很可能将是中国特色的切实可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应当鼓励提倡。基于市场选择的能人或大户领办型是理想的典型模式，但成功并且持续经营壮大难度很大，将面临资金问题、品牌问题、对外竞争问题、接班人问题等。龙头企业、技术推广服务部门领办等其他方式会存在企业、技术部门与农户的利益矛盾，其持续性值得怀疑。当然，村委会领办合作社会遇到合作社与村委会的关系、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问题。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在中国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能否将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组织制度改革、村委会职能调整与合作社发展有机结合，进行综合性配套改革很值得研究，也可能会大大推进中国农民基层组织创新的步伐，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道路。

4.建立依托科研机构的合作社信息系统调研、监测与信息发布制度，为政策支持提供基础依据。目前自下而上由地方主管部门填报的合作社统计信息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处于形象、政绩、部门工作业绩考核等要求很可能只填报好的方面，而对于实际经营状况、困难与问题、经营不善乃至名存实亡的合作社等信息隐瞒不报，致使难以掌握合作社客观真实的发展情况，不利于发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采取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因此，本文建议，要发挥科研机构人力资源优势、研究优势、知识优势，在全国建立一批独立于政府部门的合作社信息系统，调研、监测与信息发布，通过调研定期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建议。

参考文献：

[1]赵铁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案例评析[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孙中华，魏百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管理实务[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对抚宁农民增收问题的思考 篇6

关键词：农民收入；增长；社会保障

1 我县农民收入的主要特点

1.1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仍保持较大增长

根据百户抽样资料，2014年抚宁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007元，比2013年增加1035元，增长10.4%，已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

1.2 務工性收入仍是农民增收主渠道，但多元化趋势明显

2014年人均工资性收入6446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58.6%；经营净收入3063元，占比达到27.8%；与前几年相比，虽然打工收入、经营性收入仍占主渠道，但财产性、转移性收入等其它收入也有较大幅度增加。2014年人均财产性收入达到132元，转移性收入达到1365元，比上年都有了较大增幅，而且随着国家各项支农惠民政策的实施，今后这两项收入的上升空间较大。

1.3 与城镇相比，差距空间有所缩减

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07元，相对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617元，二者差距12610元，城乡收入差额仍较大。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已从2009年的2.84：1降低到2014年2.15：1，差距空间有所缩减。

1.4 地域收入差距较大

据抽样调查资料，位于我县南部平原地区的留守营镇好马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可达14610元，而位于北部山区的大新寨镇村董各庄村，人均纯收入却仅有7646元，两个村的农民收入相差近7000元。地域收入差距的产生，一是产业资源结构不同；二是经济发展思路不同；三是城镇化建设差异巨大。

1.5 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较明显

根据2014年被调查的60户农村居民的记帐资料，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000元以上的户有6户，而低于5000 元的也有5 户，二者的差距高达15000元。收入较低的主要是因老、弱、病等原因导致无法劳动或劳动能力较低的群体，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子女赡养、最低生活保障等，这部分人群只能温饱，无法致富。

2 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

2.1 土地问题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是部分农民生活的唯一来源，但近年在土地问题上出现的问题层出不穷。一是可用地数量缩减；二是地较分散。现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是按现行行政村区划，按农户人口多少，好田坏田搭配承包，造成农村土地分割过碎、规模较小，不利于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三是土地利用率低。

2.2 劳动力问题

一是从事一产人员比重仍然偏高。全县22.4万乡村从业人员中，有65%左右的人专营或兼营农林牧渔业，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分布在农村，从事着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农林牧渔业，致使农民增收潜力缩小；二是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2014年全县乡村从业人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0.95万人，占比仅为4.3%，此比例虽逐年上升，但与现代农业发展、非农产业要求的岗位技术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2.3 第一产业发展方式的问题

从当前情况看，一是规模难以继续大幅度扩张。“三线”中的生猪和蔬菜产业规模已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但生猪产业从2010年开始扩张速度放缓，饲养总规模保持在150万头左右；蔬菜产业中经济效益较高的设施蔬菜比重仍较低，占蔬菜总产量的比重仅有17.7%，占比重较大的品种仍是附加值较低的大白菜，比重近40%；二是产业组织化程度较低，带动农民增收能力较弱。2013年全县产业化经营总量达到67.9亿元，实现产业化经营率54.2%，虽比去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但与全市67.1%的产业化经营率相比，差距仍较大，而且在全市四县三区中仅高于青龙县和北戴河区，比昌黎县低12.1个百分点，比卢龙低1.1个百分点。

2.4 社会保障方面的的问题

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虽然近几年国家不断出台惠民扶持政策，但是与农民的实际需求、农村的环境、经济条件等现状相比，差距仍较大。农民在上学、就医、出行等方面遇到的教育资源少、医疗条件差、道路通行困难等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2.5 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一是种植业面临的面源污染问题；二是养殖业面临的粪便及污水排放等问题；三是无公害检测方面的问题。

3 建议

3.1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2015年1月，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五大富民特色主导产业”。 各部门应积极行动起来，全面贯彻县委县政府的决策，让农民从中现代农业发展中获取更多的收益。

3.2 加快小城镇建设

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一方面能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另一方面带动第二、三产业发展，从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3.3 引导和规范土地流转

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引导和规范土地流转，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机构和服务体系，要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促进土地资源向规模经营、高效利用方向集中，为产业结构优化、规模效益农业及非农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3.4 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经济

不同区域，给予不同的政策扶持。通过政策引导，依托各乡镇区位和资源优势，全方位带动乡镇经济发展，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增加农民收入。

3.5 认真落实中央各项惠农政策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和农村，抓住中央财政加大投入的时机，切实加大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等领域的投入。同时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缩小城乡间差距，切实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

作者简介：

农民信箱的问题与思考 篇7

1 农民工住房难引发的问题

1.1 影响市容市貌

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找到工作以前, 一般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投宿, 也没有钱可以住旅馆, 他们大都只能暂时住在公共场所, 例如车站。然后一般会在租金相对便宜的城中村租住, 而城中村里往往积聚着大量流浪人群, 显然会严重影响市容市貌。

1.2 引发社会治安问题

城中村由于人流量大, 人员复杂, 治安问题本来就很严峻。大量的生活在底层的人员相互聚集在一起, 又可能导致他们的怨气、不满和仇恨逐渐滋生, 引发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 并最终影响社会稳定和和谐。

1.3 引起心理危机

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生活在不同社会层面, 从而形成不同的心理导向。社会的不公平以及农民工同城市居民客观上的差异很可能导致农民工心态畸形发展, 使他们误认为农民在城市就不该有住房, 就应该承受与城市居民不一样的生活待遇, 就应该永远做下等公民, 久而久之, 就将引发城中村社会治安问题和某些社会问题。

1.4 导致交通紧张

大部分农民工一般都会在每年的春节等大假日集中赶回家, 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交通紧张, 引发交通运输的忙碌, 劳民伤财, 给国计民生带来不少影响。

显然, 农民工住房难不仅关系到农民工的生活与工作, 更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因此我们需要对农民工住房难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 从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 农民工住房难的原因分析

在我国, 大部分民工住房还非常混乱。有些地方政府颁布的《外来暂住人口管理暂行条例》, 对外来民工进入城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没有明文规定如何保障民工有住房以及住房的标准, 导致民工住房无保障, 住房质量差, 居住环境差。民工极差的住房环境又对社会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如此恶性循环, 城市民工住房不可能有很大的进展。

2.1 保护民工权利的法律不健全

我国目前没有专项的保护民工权利的法律条文, 城市政府对民工的管理还停留在文件指导层面。在现实生活中, 民工租房大多和房主口头约定, 并没有和房主签订租房合同, 一旦发生经济利益纠纷, 房主随时收回租房或抬高房租价格, 使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 即使民工与房主签订了书面的租房合同, 由于农民工大多不懂法, 而合同纠纷一般由房地产相关管理部门来解决, 其判决结果一般是有利于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房主, 而弱势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本就得不到保障。

2.2 民工住房制度不完善

从城市发展规划来看,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开发主要是商品房的开发。为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 国务院提出建立住房供应体系, 逐步实现人人有住房的的房改目标。但其保障的对象是城市居民, 而民工作为非城市户籍人口, 他们不在保障之列, 政府无明确的政策条文保障民工住房。

2.3 旺盛的住房需求与短缺的供给存在严重矛盾

城市可供合法出租的住房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外来农民工的需求。民工不可能租住与他们收入不成比例的城市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 而专门的城市民工住房却未能随着民工人数的增加而增加, 供需矛盾严重。因民工住房供给不足, 许多城市危旧房也租给民工居住。房屋旧、环境差、光线暗, 甚至一部分整天不见阳光的地下室和临时搭起的棚房也被用做民工住房。由此更多的城中村诞生。这些危房, 对民工的人身安全造成隐患, 也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 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

3 农民工住房难问题的对策探讨

3.1 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

宏观调控主要是政府应加大对房地产投资的管理, 引导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建设农民工住房。同时, 由于农民工住房带有很强的社会福利性和计划性, 因此政府对农民工住房的供给也要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政府的控制力量, 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政府应该在民工住房市场中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把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作为促进城市农民工住房保障, 民工与城市居民和谐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2) 把农民工住房纳入住房保障体系。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和户籍政策。探索建立将农民工住房保障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出台相关政策。如探索设立对在城市有固定工作, 居住有一定年限, 对城市建设有突出贡献的农民工享受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住房租赁购买等优惠鼓励政策。

(3) 财税支持。财政补贴农民工住房小区内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小区周边环境配套整治建设和连接农民工社区的城市公交站点、超市、医院、学校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教育设施建设。

(4) 政府制定与监管农民工住房租赁价格。在现阶段这点是很有必要且关系到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政府应该根据实际制定符合条件的对象和租赁价格, 设立举报监督机制, 坚决打击黑市租房交易, 确保农民工租得起房。并且要求使用农民工的单位也要出力, 同政府一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3.2 农民工住房市场日常管理

民工住房市场的正常运转, 取决于统一的日常管理。民工住房的规范与发展离不开房管、工商、公安等部门的共同努力, 通过政府的调控, 加强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和工作配合, 促进城市民工住房的有序发展。

(1) 制定农民工住房建设标准和社区管理标准。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很多地方要区别于城市居民对待。新建农民工住房小区要能保证商业等服务设施正常运行, 要有小区交往、文体活动、卫生设施等, 要有相应的学校、幼托设施配套, 要有较方便的交通出行条件等。

(2) 政府组织, 部门协作。要把农民工的住房建设作为政府政绩目标的考评内容, 并纳入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和城市住房建设规划。确保农民工住房建设用地, 以集中建设农民工住房小区。

(3) 发挥用工企业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就要求企业利用现有厂区内的辅助用房或闲置房等设施, 主动帮助本企业农民工解决住房问题。并且政府要出台用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建造一批农民工临时住房, 然后低价出租, 以此来缓解农民工住房紧张的问题。

(4) 政府加大城市民工住房的监督力度, 促进规范的民工住房市场形成。通过以实际状况、实地考察, 严格制定与民工住房相关的一切规章和制度, 并通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 形成完善的行政监督管理制度, 促进民工住房市场的形成和正常有序发展。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 农民工的生存也离不开城市。在农民工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获得比较优良的居住条件时, 他们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更多的关心与帮助;同时, 农民工也要加强自身的文化素质修养, 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 增强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传旭.《农民工社会心理问题研究》.中国文化出版, 2008年12月期.

[2]李斌, 王晓京.《城市农民工的住房》.石家庄学院学报, 2006年05期.

农民信箱的问题与思考 篇8

在我们的调查中, 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农村信息直通车中提供的信息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调查显示, 农民在信息直通车中获得农业信息的比重占其所有获得信息的比重很低。在观看电视节目上, 农民主要是观看电视剧和新闻, 两者相加所占比重高达85.8%, 观看农业信息节目的只占11.1%;农民购买电脑也很少用于查看农资信息, 查看农资信息只占其电脑用途9.6%的比例 (如下表) 。

调查显示:农民需要了解农业信息, 现有提供的信息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在对农民需要哪些信息的调查中发现, 农民需要更多的农业技术、农业政策和农业价格等信息, 所占比重达24.2%, 其次是社会新闻信息, 占21.9%。可见, 农业信息是农民最需要了解的信息 (如下表) 。

这种现实与农民需求的矛盾给我们启发:当前, 广东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善, 电信和广电网络及其服务在农村得到普及, 教育科技网络和各地城市信息网络也向农村延伸, 农村信息化建设发展到今天, 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同时, 如何以人为本, 加快信息化社会建设, 已经是一个重要问题。不可否认, 农村信息化给力新农村建设, 在提高农民素质、丰富农村生活、促使农业科技转化和完善农村行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是, 农村信息化建设也面对农民的切身问题, 必须深入发现和解决, 就象农业耕种一样, 深耕才能有收获!本文在调查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分析和思考。

1 调查过程与方法

正式调查之前在广东番禺石基村进行了试调查, 发放问卷60份, 回收60份, 访谈了5户农民家。根据试调查的情况, 在专家的指导下, 对问卷和访谈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后, 展开了正式的入户调查。调查地为深圳市公明镇上村, 南海市大沥罗田村, 韶关南雄县乌迳镇乌迳村, 江门市双水镇龙头村, 潮州市饶县黄冈镇霞西村, 河源市和平县热水镇南湖村, 梅州市梅县隆文镇文普村, 湛江市官渡镇北马村, 茂名市怀乡镇罗马村, 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集益村共十地的农村, 调查地覆盖广东经济发展的发达、中等、落后的地区。调查对象年龄在16～70岁之间, 年龄段的比例为16～25岁占33%、26～35岁占21%、36～45岁占16%、46～55岁占17%、56～65岁占8%、66岁以上占5%;性别的比例为男性占51%, 女性占49%;文化程度含盖文盲～大学以上, 文化程度的比例为小学以下占8%、小学占13%、初中占33%、高中及中专占28%、大专及以上占18%。本次调查分别采用入户个别访谈、入户问卷和网络观察等方法, 记录访谈手记和观察手记, 发放了上千份问卷, 有效率达八成以上, 问卷统计软件为SPSS Statistics17.0。

2 信息化建设中农民的切身问题

2.1 农民对农村信息化的认识不够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虽然农民普遍对信息化抱欢迎的态度, 但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主动性不够, 属于被动接受, 因为调查显示, 但到目前为止, 很多农民没有听说过或者不了解“农村信息直通车” (如下表) 。

新农村信息化建设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了解, 会影响农民主动融入信息化社会的积极性, 农民对信息化认识不清, 多数农民看不到互联网发挥的正面作用, 只看到网络的负面影响, 也使得农民在参与信息化的过程中有所顾虑。调查结果也说明了这点, 一些农民对网络认识存在偏差, 不少农民认为家庭上网, 会导致孩子沉迷于网络, 影响孩子的学习。一些农民信息观念比较淡薄, 大部分农民的封闭性较强, 信息观念滞后, 不捕捉市场信息, 不了解农业科技信息。农民对网络信息等新生事物多数仍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 对信息的需求不强烈。

2.2 农民对所提供的信息缺乏关注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各级政府虽然有专门的农业行政单位, 负责辖区内的农村、农业发展管理, 但更多的只是解释和传达国家的相关政策信息, 提供具体的信息服务与指导还是不够。一些乡镇信息收集和发布渠道不是很通畅, 没有专门人员去主动搜集和管理涉农信息, 一些村里也没有为农民服务的信息联络员。由于乡村不能把涉农信息尽快从网络上下载传达给农民, 也不能满足农民发布信息的要求, 农民获取的信息量明显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虽然借助互联网、电视、广播开展农村信息服务, 但现在网上信息资源分散, 整合较差, 重复信息多, 最新的供求及针对性的技术等有价值的信息较少, 网络带来的高效率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和利用, 最终农民得到的有针对性的信息就不多。在入户访谈中, 不少农民都谈到, 希望村镇网站能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 如:和平县热水镇南湖村一个黄姓农民 (男, 32岁) , 当我们问到:你希望信息化建设给您提供什么信息?他积极地道出了对信息化的渴望, 给我们说了一个由于亲人因为不懂医学知识, 耽误医学治疗的故事, 希望能够获得医学健康方面的知识。

2.3 农民对村网站不认可

在信息直通车的带动下, 各地大部分都建设了村网站。村网站作为最直接与农民交流的平台, 与农民的生活也最为接近, 通过村网站, 可以发布村里的最新信息、财务状况、政务指导、办事流程、天气预警、农业信息咨询等;同时村网站也可作为一个广告平台, 大力推广本村的工农业产品等。调查发现, 在村一级的信息化建设中, 农民并不是很满意。在“对本村网站提供的信息是否满意?”的调查中发现:满意的只占30.2%, 认为信息价值大的占11.7%, 认为信息更新快的占18.5%, 不满意的占67.3%, 认为信息更新慢的占28.8%, 认为信息对自己没什么用处的占37.5%。可见, 农民对村里的信息网站关注度不高, 有的村网站建设也流于形式, 所起作用不大。主要有几种情形:一是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企业较多, 工业产值高, 农业产值低, 村里不是很重视农业生产, 村网站建设往往也就是为应付上级检查。二是较落后地区的农村, 意识淡薄, 还没有认识到利用信息工具可以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财富。三是有部分农村的村网站, 信息滞后, 信息量小, 没有多大利用价值, 导致农民不认同。四是农村信息网站的宣传力度不够, 许多农民还不知道本村有网站。在农民对村网站的建设了解程度的调查中发现:农民经常浏览本村的信息网站的只占5.7%, 很少浏览本村的信息网站的占24.1%, 没有浏览本村的信息网站的占70.2%。农村网站建设在信息直通车的带动下,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也存在着问题, 农民对村网站的认可度不高。村网站建设不应只成为展示本村的名片和政绩的窗口, 更应该落实到实处。使农民实实惠惠得到好处。

2.4 农民的电脑应用能力较低

农村缺乏懂电脑、懂市场、懂技术的综合型人才。一些农民文化基础差影响了信息化的应用。农民科技文化水平较低, 直接限制了对信息技术、网络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调查反映, 不少农民尤其是45岁以上的农民, 多数是小学或初中毕业, 缺乏掌握计算机使用的文化基础, 很难在短期内有效地解决多数农民的电脑应用问题。对于信息化的应用能力, 大部分农民认为需要培训, 除年龄偏大的人群不感兴趣外, 多数农民渴望通过技术培训尤其是开办免费的电脑培训班, 来提升自身价值。在对待电脑培训问题上, 认为学电脑有用占调查总数的19.6%, 而这部分人群又存在着教育程度越高, 越认可的倾向, 大专及以上文化的占43%, 高中及中专学历占41%, 初中学历占26.8%, 小学学历占14.6%。农民对开办免费的电脑培训最为热衷, 占52.4%;而不参加, 因为不感兴趣的仅占7.7%。可见, 总体表明广大农民学习信息技术的热情还是比较高的。农民对信息能力培训是有需求, 但却没能通过信息能力培训提高能力。在对本村有无开设免费的电脑培训班中, 经常有的占6.2%, 有但比较少的占11.4%, 没有的占82.4%。农民对村里的信息技术培训不满意。

2.5 农民个人投入成本较高, 也成为阻碍农民走向信息化生活的绊脚石

部分农民现实的经济条件还不够宽裕, 制约了信息化的投入。目前, 我省各地农民收入差别较大, 发达地区的农民对信息化投入较多, 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生活仍很困难, 以每台电脑价格2500元左右, 每年需要上千元的网费, 加上电脑的耗电费用、维修费用等, 农民一次要拿出几千元, 每年费用也要支出上千元, 如果在需要交培训费的话负担更重, 这种投入是当地很多农民家庭无法承受的。入户访谈中, 许多村民都反映网费过高。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集益村一个宋性村民 (女, 47岁) 向调查员反映网费是130元/月。许多农民都希望提高网速、降低网费, 获得政府的免费培训。

3 对农村信息化社会的几点建议

(1) 制定农村信息化服务规划。由于农村信息化服务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方方面面的许多问题, 因此有必要根据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农村工作的实际, 制定农村信息化服务规划。该规划应包括近、中期的工作目标和长期发展规划及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分阶段任务目标, 以达到规范农村信息化服务到位的目的。

(2) 加大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宣传力度, 使农民充分了解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内容、意义, 引导开发农民的现代科技意识、现代市场意识、现代信息意识, 提高农民对信息网络的认识度, 必要的情况下, 政府可以组织宣传员到村到户讲解政策。

(3) 建立农村信息专业队伍, 加强村网站建设。目前, 我国农业信息人才仍然比较缺乏, 人才结构不尽合理:搞技术的多, 懂经济的少;搞生产的多, 懂市场的少。政府应通过各种形式选拔、吸引和培养农业信息专业人才, 加强其业务培训, 逐步建立起一支专业技术和分析应用相结合、精干高效的农业信息化专业队伍。如进行农业远程教育试验示范, 建立一支由农业信息技术和管理人员组成的高水平服务队伍, 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农村远程教育及信息服务网络, 以服务农村, 提高农民素质, 增强农民致富技能, 为农民提供实实在在的信息服务。各级政府应不断创新人才管理模式, 积极引进优秀信息人才, 给力农村信息化服务。提高收集发布信息能力, 对信息的采集、堆集进行体系化管理, 以便于进行市场分析。

(4) 培训并提高农民的信息化应用水平, 增强信息网络技术在农村中的推广和应用, 促使农民逐步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转变。

它山之石可攻玉, 这方面美日韩的相关做法值得借鉴。如日本政府为日本农户购买微机提供一定的补助, 并开发老年人使用的专用信息界面, 还开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韩国政府开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 不仅进行计算机的教学工作, 而且还开设计算机农场管理等课程, 政府还通过投资、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农民购买计算机。力争农村计算机的普及率为100%。即每个农户平均拥有一台个人计算机。资源共享使美国政府部门与各种专业协会和决策咨询机构形成了信息社会化服务体系, 凡是政府参与收集的农村科技信息实行“完全与开放”共享政策。农民可以以最方便的方式、不受任何歧视地得到各自所需的数据。

注重农民信息化的学习和应用, 加大培训力度, 特别是免费培训应成为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其中一个任务。这也是我们在调查中了解的大多数农民的愿望。调查中发现, 在相对富裕的广东农村举办这类免费培训, 总量并不是很多, 广东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做法, 结合广东农村地区的实际, 拿出一部分财政还富于民, 开展多种形式的免费信息化应用培训, 例如依托大学重点培训乡镇网站负责人和技术人员, 县、乡两级政府有计划地培训好村级信息员和重点农民, 在村里定期开办免费的培训班等, 使信息化落到实处。

(5) 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要为农民量身定制物美价廉、方便适用的计算机等必备的信息化设施设备, 给农村“三网”消费提供价格优惠。政府在为家电下乡提供价格补贴的同时, 应该为电网费提供价格补贴, 切实在信息化农村建设中给农民实惠。

信息化建设必须重视农民的需求, 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 只有当农民在信息化中能得到真正的实惠, 才会发自内心地支持和参与, 只有广大农民的参与, 信息化建设才有强大的推动力, 这个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一场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变革才能够有足够的群众基础。

注:本文为广东省软科学2009B070300012项目成果, 项目名称-信息化建设对广东农村社会的影响度研究。

摘要：在对广东农村的调查中, 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农村信息化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 具体表现为农民对信息化的认识不足、对信息发布方所提供的信息缺乏关注、农民对村网站不认可、农民电脑应用能力较低、农民个人投入成本较高等。因此, 信息化建设只有重视农民的需求, 切实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 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关键词：信息化,农民,切实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1]杨艺, 浅谈日本农业信息化的发展与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 2005 (6) 60.

[2]赵静、王玉平, 国内外农业信息化研究述评[J].图书情报知识, 2007 (6) 80-85.

农民信箱的问题与思考 篇9

1.1 农民的入社积极性不高

部分农民受传统观念、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 从思想上对合作经济存在抵触情绪。由于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小、合作方式简单、经济实力弱、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强、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存在不确定性、经济效益不明显、带动能力有限, 致使农民持怀疑和观望态度而不愿加入。

1.2 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待提高

部分地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只停留在宏观政策指引上, 还不能及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或具体的实施细则。一些地方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急需的人才、资金、技术、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不能落到实处。管理中看似重视合作经济的多方合作反倒造成各自为政。

1.3 合作社内部运行机制不够完善

部分合作社的内部管理松散, 缺乏科学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决策机制欠缺会剥夺入社农户的民主参与权利, 极易导致决策失误和损伤农民参与合作的热情。监督机制的流于形式和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合理, 会带来日常管理的随意和利益分配的不公, 严重影响合作社的发展。

1.4 融资困难成为合作社发展瓶颈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都存在特殊性, 抵押物严重不足、生产投入多回报慢、不定因素过多、金融机构对于信贷风险没法控制和做出准备评估, 因此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贷产品单一且审批程序严格, 审批手续复杂, 无法满足合作社发展的资金需要。

1.5 农民专业合作社缺少人才支撑

人才短缺制约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新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普遍缺乏文化高、技术强、懂经营、善管理、能够引领农户发家致富的优秀管理人才和领头雁;缺乏专业知识对口、技术能力过硬、具有开拓创新精深的专业技术人才。缺乏观念新、热情高、善合作的社员。

2 促进农业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对策思考

2.1 强调智力支撑, 加强对各类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

一是要选好配齐管理人才。把那些掌握市场经济规律、懂管理善经营、公正无私的人选为带头人, 并按需要选好配齐其他管理人员, 共同创办领办好、经营管理好、发展壮大好农民专业合作社;二是转变农民观念, 提高农民素质, 提高合作意识和合作愿望, 增强参与合作社管理的能力;三是重点培养、吸纳和留住专业技术人才。

2.2 强调机制保障, 加强对各项机制的完善并保证落实

一是要完善决策机制。要严格按照合作社章程进行民主管理, 保证社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二是完善管理和监督机制。要借鉴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和管理模式, 细化管理规定和执行办法, 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力和义务, 严格执行内外监督, 做到公开透明, 奖罚分明,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促进合作社规范运作、健康发展;三是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合作收益的多少和利益分配是否公平直接决定着农民的参与热情,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以营利目的, 要走出以合作方式建社却以简单“买断”方式运作的误区, 让合作社和农民共担分险、共享收益。

2.3 强调政策落实, 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扶持

政府要积极发挥宏观调控、把握方向、服务发展、引导扶持的功能, 制定扶持政策, 创造发展环境, 但不参与经营管理和不进行行政干预。一是制定金融信贷支持政策, 创新担保机制, 鼓励通过商业性金融机构、社会民间资本、合作社内部融资等方式突破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资金瓶颈;二是制定财税支持政策, 加大合作社专项发展资金的财政投入力度, 落实好国家关于农业发展的税收减免和补贴政策, 支持合作社进行技术改进、设备更新, 提高生产经营档次和规模;三是制定落实好土地流转政策,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规模化经营, 提高合作效益。

摘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 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 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繁荣市场经济的有效载体。近些年, 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势头强劲, 合作规模不断扩大, 合作领域不断扩展, 对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帮助农民增产增收等具有积极作用。但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不利因素依然客观存在, 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理智分析, 拿出科学有效的对策予以解决,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合作经济,农民专业合作社,制约因素,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陈汉平.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当代经济, 2015 (23) .

农民工代际差异问题调查与思考 篇10

目前, 伴随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农民工队伍已经进入快速代际转换期:上个世纪80、90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出城市, 其子女或新一代农村劳动力开始加入劳动大军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 由于生长时代、自身素质等不同, 两代农民工在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境遇和要求也必然具有不同特点或差异。[1]问题是, 在目前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较为关注民生的新形势下, 农民工就业和生活状况到底如何, 还存在不存在各种差异?假如两代人的景况及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 那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在调查研究、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实证分析。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 从8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数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2006年第三季度调查数据;二是同年8月笔者对河南省30个县150位外出农民工专题调查取得的数据。专题调查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方法, 64.7%的被调查者的就业地在郑州市, 其余则分布在上海、广州等全国其它地区。

二、农民工代际差异或新生代的新特点新要求

1.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创业和移居城市动机较强、务农意识淡薄, 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挣钱贴补家里用, 没有其它更多想法”

长期以来, 为补贴家里用钱而外出就业, 在城市挣钱、在农村花钱一直是农民工就业生活主要模式和特点。调查表明, 农民工就业兼业性和在城乡流动穿梭的模式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65.33%的河南农民工认同外出就业动机是“挣钱贴补家里用, 没有其它更多想法”。不仅在本省 (郑州) 工作的农民工持这种目的, 在省外工作的农民工也具有这样的观念;在郑州工作人群中持这种目的者占64.21%, 在省外工作人群中持这种目的者占67.27%, 后者比例甚至高于前者。

但调查同时发现, 两代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年龄愈大, 以挣钱补贴家用为目的的农民工占本年龄组人数的比重愈高:16~25岁组中占50%, 26~35岁组占59.5%, 36~45岁中达73.3%, 46岁以上年龄组的农民工竟100%持此目的。如果依照外出动机, 可把农民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挣钱补贴家用型, 即只是为农村的家庭挣钱, 没有其他更多想法;第二类是回乡创业型, 即想跳出农门, 将来在本乡或本县求得发展;第三类是城市移民型, 即计划长期在外打工, 并伺机移居城市。那么, 中老年农民工多数属于第一种类型, 而新生代则多数属于第二、第三种类型农民工。

从对待土地和务农态度看, 中老年农民工表现出较浓“土地情节”, 新生代则务农意识淡薄。[2]当问到“您进城务工后, 承包田是如何耕种管理的 (限选1项) ”时, 回答“由家人管理, 农忙从外回来帮忙”的共76人, 占50.67%;“由家人管理, 农忙也不回来收割”的46人, 占30.67%;其他方式耕种管理的8人, 占5.33%。事实上, 从年龄分析, 16~25岁的新一代农民工回答“由家人管理, 农忙从外回来帮忙”这一问题的比例只有32.6%, 比全部农民工这一比例低18.07个百分点, 表明他们一般不会因为农忙中断打工。

2.性别比例发生较大变化, 新生代女工所占比重甚至超过男性

与中老年农民工相比, 改革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女性所占比重显著提高。[3]由于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 主要是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重体力劳动, 女性一般很难胜任, 因此中老年农民工男性占绝大多数, 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显示, 46岁以上男性比例高达91.9%。但是, 随着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化和新生代女性独立意识、进城意识增强, 女工数量迅速增长, 男性农民工所占比重逐步下降, 36~45年龄段降至80%多, 26~35年龄段降到70%多, 25岁以下年龄段比例下降到男女工大体均衡水平, 其中20岁以下农民工中男性只有45.5%, 女性比例甚至超过了男性。

3.年轻农民工文化及专业素质起点高, 把更多的业余时间花在学习提高自己, 人力资本潜力大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中老年农民工。改革以来, 随着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和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农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4]表现在农民工年龄分组或者代际差异上, 就是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本年龄组全部农民工人数的比重, 随着年龄降低而上升。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显示, 在36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工中这一比例占81%, 而在35岁以下年轻农民工中则达到92%, 提升11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提高。随着人们对流动就业和农民工问题认识的提高, 各级政府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输出地政府对培训和组织农村劳动力转移越来越重视, 2004年启动的“阳光工程”等项目, 大力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那些刚出校门的新生代劳动力的培训和外出就业工作, 这在改善农民工队伍整体素质的同时, 也拉大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代际差异。目前, 河南省外出就业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比例平均为28.59%, 而30岁以下农民工受训率为34.56%, 远远高于其他年龄组的受训率。

此外, 调查同时表明, 同中老年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加注重学习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更容易接受和使用网络等新生事物。

4.新一代农民工跨区域、在大城市就业的多, 外出半径扩大, 视野更开阔

新一代农民工活动半径大, 出省、到大城市就业的多。调查显示, 目前河南有77.68%的农村劳动力在乡内就业, 3.12%的在乡外县内就业, 5.01%的在县外省内就业, 14.04%的在省外就业。在全省24%的农村外出劳动力中, 外出半径较大、去省外的主要是年轻农民工, 其中仅25岁以下的就占56.38%, 30岁以下的占到69.71%, 35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全部出省农民工的17.36%。从就业目的地的地区类型看, 河南农民工主要向城市特别是地级市流动和就业。在就业地选择上, 两代人存在明显差异, 年轻农民工更向往大城市, 而中老年农民工更多选择小城镇。16~20岁、21~25岁年龄组农民工中, 在省会城市就业的比重分别是21.1%、24.1%, 而46~50岁、50岁以上组这一比例分别是14.4%、11.5%。16~20岁组农民工中有42%在地级市就业, 而中老年组在地级市就业比例只有35%左右。但从在小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比例看, 中老年明显高于新生代, 50岁以上组为19.1%, 而16~20岁组则只有5.5%。

作为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的省份, 河南农民工尤其是年轻农民工主要是到经济发达、城市集中的东部地区寻找工作。调查表明, 年龄与就业的区域结构存在很强相关性, 即年龄愈大, 愈愿意留家乡 (中部) 而不是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就业。新生代农民工去东部比例最高, 留在家乡 (中部) 就业的比例也最低;年龄愈高的年龄组, 到东部地区就业比例就愈低, 而在自己家乡 (中部) 就业的比例也愈高。跨区域、远距离在大城市就业, 在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工资收入的同时, 也使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人类最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果, 增长了才干和见识, 进而使他们较中老年农民工思路和视野更开阔。

5.新生代农民工中单位打工、工厂打工增多, 流动就业比例相对较低, 累计外出时间延长

尽管新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职业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 但与他们长辈相比, 就业结构有所调整, 单位就业比例相对较高、就业稳定性也相对较强。数据显示, 目前河南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6大行业:制造业占36.79%, 建筑业占24.08%,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7.35%,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4.37%, 住宿和餐饮业4.12%, 批发和零售贸易3.62%。而其中仅制造、建筑两个行业就占全部外出就业人员的60.78%。从代际比较观点看, 调查表明, 新一代农民工主要在劳动条件相对较好的制造业就业, 而中老年一代则主要在劳动强度大、露天作业的建筑行业就业。30岁以下年龄组农民工在制造业领域就业占本年龄组农民工人数的比重在30%以上, 其中26~30岁组29.9%, 21~25岁组43.9%, 最年轻的16~20岁组更高达53.2%。而中老年农民工则主要在建筑业就业, 35岁以上各年龄组比重均在45%以上, 其中46~50岁、50岁以上两个年龄组都超过了50%, 分别达到55%、50.4%。

新一代农民工单位就业比重提高、流动就业比例下降, 累计外出时间较长。据我们对150位河南农民工的调查表明, 没有稳定单位、打游击式的流动就业者所占比例为28.7%, 而其中16~25岁组这一比例仅占19.6%。

6.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矫正过低工资水平过程中, 新生代表现出更多期盼和自信, 其预期收入明显高于实际收入

作为较特殊劳动力价格, 农民工工资既决定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状况, 又同当期农业收入或者效益存在密切联系。近几年来, 在市场 (“民工荒”) 拉动和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大力推动下, 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 水平过低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矫正。调查显示, 当问及“最近几个月, 农民工就业和生活哪些方面变化比较明显 (可以多选) ”问题时, 54%的农民工认为是“农民工工资水平提高”。就实际工资和预期工资关系及其反映出来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说, 调查表明, 由河南农民工根据自己能力和市场行情判断形成的预期收入目前条件下为1730.73元/月, 而最近3个月实际月平均工资则为1059.63元/月。其中, 在郑州市就业的农民工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分别是1813.79元/月和1058.04元/月。无论是全部农民工, 还是在郑州市就业的农民工, 预期收入均明显高于实际收入, 而且差距较大, 分别相差63.3%、71.4%。

从代际关系考察, 农民工工资水平分布呈现“两边低中间高”的特点。16~25岁年龄组和45岁以上年龄组人均实际工资水平都在900元左右, 分别为893.04元、900.93元, 而26~35岁和36~45岁年龄组工资水平均超过了1100元, 分别达到1113.51元、1214.42元。但是, 从预期收入与实际收入对比关系或者预期收入的偏差度看, 16~25岁新生代农民工为65.8%, 比45岁以上年龄组46.14%的偏差度高19.66个百分点, 反映出第一代农民工更实际, 而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更自信。

7.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生活环境和条件要求提高, 更追求生存的质量

首先,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不愿接受太危险、太劳累和工资太低的工作, 流向工作条件相对较好的制造业工厂、企业, 或到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就业, 而把劳动环境条件很难改善的建筑业留给中老年农民工。再如, 采矿业尽管收入较高, 但由于对体力要求高, 同时安全性又相对较差, 因此对青年农民工缺乏吸引力, 主要由31~40岁的中年农民工承担, 该年龄组农民工占了全行业农民工的48.5%。这反映出年轻农民工就业观念在变化:回避风险、回避重体力的工作。

其次, 新一代农民工往往不会把太多收入寄回、带回农村家里用, 而是更多留作自己支配, 或者储蓄起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 住户调查资料表明, 农民工寄回收入占外出就业收入比例 (即寄回收入比) 的高低, 与年龄大小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从低龄组到高龄组逐步提高, 16~20岁农民工寄回收入比为20.8%, 50岁以上组这一比例则高达49.1%。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 两代人对寄回收入分配使用趋向也存在明显差别。对150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 用于家庭消费和即期生产投资比例高低的年龄分布, 与农民工本人实际工资年龄分布情况相吻合, 也呈现中年人高、年轻人和年长者低的特点。

第三, 从居住和生活情况看, [5]与前辈一人闯世界、60%住工棚相比, 更多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或亲人相伴在城市就业和生活, 居住和生活条件也有一定改善。夫妻或亲人相伴就业生活的农民工比例, 在16~25岁年龄组中占31.4%, 比45岁以上年龄组这一比例高3.7个百分点; 44%的农民工居住在工棚里, 其中16~25岁组的比例为21.7%, 而45岁以上年龄组比例高达60%;每人每年房租支出平均为704.6元, 其中16~25岁组平均房租支出为1067元, 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开支增加, 但居住条件改善;吃饭无论是由雇主统一解决, 还是由自己解决, 新生代花费都高于其他年龄组。由雇主统一解决吃饭问题的, 个人每月人均开销为108.47元, 其中16~25岁年龄组人均消费为151.52元, 45岁以上年龄组人均消费只有116.67元。自己解决吃饭问题饭菜质量一般较好, 花费也比较多。150人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为123.87元, 比雇主解决吃饭开销多15.6元。最后, 从业余时间利用方式看, 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学习和人力资本积累。

8.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法律意识相对较强, 自我保护能力也相对较高

农民工劳动合同签定率普遍较低。在调查的150人中 (4人未回答问题) , 共有34人签订了劳动合同, 仅占回答人数的23.29%。其中28人签订的合同期限在0.5年到4年之间, 平均为1.5年;6人记不清合同期限;有112人没有签定过劳动合同, 占76.7%。新一代农民工合同签定率明显高于中老年农民工, 16~25岁年龄组为41.3%, 而36~45岁组只有25.0%, 45岁以上组则仅达20.0%, 比前者分别低15.3和20.3个百分点。

目前, 农民工劳动超过法定时间是普遍现象。对150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 正常工作日平均劳动时间为9.4小时。但是, 劳动时间代际差异较大, 16~25岁农民工平均为9.8小时, 45岁以上年龄组则达到12.0小时。有19.6%的16~25岁农民工被要求加班却没有报酬, 这一比例高于150人的平均水平。但是, 就能得到加班费的农民工来讲, 16~25岁农民工要远远高于45岁以上农民工的加班工资水平, 前者为7.1元, 后者仅有3.5元。

此外, 在调查中, 当问到“如果在就业地遇到大的困难或者问题, 你会通过什么途径解决”时, 共有25人选择了法律途径, 其中10人是16-25岁的农民工, 占该选项应答者的40%, 表明同老一代相比, 新一代农民工法律维权意识在逐步增强。

总之, 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城乡统筹方针及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农民工就业、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自身素质也在不断提高。但是, 由于社会历史、生活环境、教育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作用和影响, 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个人素质、思想观念以及就业生活状况等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三、启示及建议

改善农民工就业生活状况、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应按照城乡统筹方针要求, 在全面认识代际差异基础上, 结合农民工不同情况和具体特点, 对有关工作进行分类指导, 贯彻落实和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

1.切实贯彻落实中央政策, 既要切实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 充分发挥土地对回乡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保功能, 又要分类指导, 积极推进城乡一体的社保体系建设

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 同时还是社会保障手段, 可以使农民通过耕种土地实现自然就业、获取基本衣食来源的社保功能。由于农民工从事的主要是简单的体力劳动, 因此会出现大批劳动力随着年龄增大而竞争能力下降而在“干不动”或失去工作以后还乡重操旧业当农民的现象, 土地社保功能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直接、最明显。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有关精神, 不得以农民工进城打工为由收回承包地, 纠正违法收回农民承包地的行为, 要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 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充分发挥土地对回乡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保功能。

与此同时, 要通盘考虑城市职工与农民工、市民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并根据有利于人口城市化进程和协调好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与其他社会经济政策之间关系的原则, 对农民工这个异质性较大的群体进行科学分类, 对其社会保障问题进行科学指导。针对新生代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特点, 其社会保障政策取向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潜在的城市人口, 应该在完善现有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直接将他们纳入覆盖面, 以积极促使他们最终实现完全的城市化。中老年农民工多数人将回归农村, 其社会保障政策取向是积极保障其在城镇务工期间的各项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益, 同时借助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以解决。从长远看, 应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但要坚持分步走的原则。近期应总结经验, 加快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建立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改革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力争使农村低保覆盖全部农民, 尽可能扩大养保老险和医疗保障覆盖面。

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为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消除障碍

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愿望强烈, 多数人生于农村却从未种过地, 初中、高中毕业后开始出来打工、到城市生活, 他们从没有打算再回乡务农, 是新市民的重要人口来源。而作为二元结构的制度基础,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重制约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因此, 应尽快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即使不能马上全面取消户籍制度, 起码要切实采取措施, 降低城市 (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准入门槛。例如, 规定有一定的工作和居住年限 (例如2年以上) 、受教育程度 (例如高中以上) 等条件, 逐步使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居住下来。这样做, 既符合户籍制度“准入制”的改革趋势, 又适应了农民工自身的需要, 从而能够较好地促进农民工从流动状态向定居状态转变, 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

3.强化岗位培训, 加快开发农民工人力资本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素质低成为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农民进入城市的主要障碍。[6]调查显示, 当问及“您主要是通过哪些途径获得职业技能的” (限选2项) 时, 共有70人次回答, 其中回答通过拜师学艺、祖传技艺、自学等传统的、非正规方式获得技能的有37人次, 超过了半数, 为52.9%。换言之, 农民工的专业技能还不足一半是就业前后的培训给他带来的, 这一方面说明农民工队伍的总体素质和专业技能偏低, 另一方面也表明培训工作滞后, 还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

为此, 在巩固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重视、做好岗前“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同时, 针对“技工荒”反映出的劳动者技术素质偏低、与沿海地区乃至全国产业结构升级不相适应的问题, 还需要强化企业责任, 加大岗位培训力度, 加快开发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

4.千方百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安家” (即住房和找对象难) 难的问题

(1) 合理规划, 加快建设适合农民工租住或购买的住房, 或在旧城改造、拆迁时用宽容心态为农民工留下生存空间。尽管农民工居住条件较前改善, 但总体看居住条件差仍是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安居才能乐业, 有适合农民工的居住地才能真正加快城市化步伐。应合理规划, 加快建设适合农民工租住或购买的住房。要让积蓄不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租得起、住得下, 能立身、能成家。要用宽容心态对待都市村庄, 为农民工留下生存空间, 不能只顾“城市漂亮”而不考虑农民工居住需要进行旧城改造。

(2) 创造有利条件, 加强男女工人沟通交流, 引导新生代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解决男工成家难。要动员方方面面力量, 促使建筑企业等男工集中的单位同服务企业等女工集中的单位之间的交流, 为农民工牵线搭桥。要引导女工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不能片面地把嫁给城市人当成市民化的跳板。要充分发挥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的作用, 注意解决男工婚恋难等问题。

5.做好女工权益维护和计划生育服务工作

女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产业、服务行业以及家政服务员、医院护工、做小买卖的和一些没有任何注册登记的私人用工等非正规就业领域, 这种就业特点使她们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她们除了和男性一样, 不能公平的签订劳动合同、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和工资经常被拖欠外, 她们还有因性别和工种带来的权益问题, 比如加班时间太长、工资待遇过低、性暴力和性骚扰的威胁等。

农民工的主体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人口, 做好她们的计划生育工作意义重大。要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精神, 明确和健全“以流入地管理为主、流入地和流出地协调配合”的管理体制, 形成当地政府、社区、用人单位责任明确、协调配合的管理和服务机制, 把农民工平等纳入当地计划生育服务体系, 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妇幼保健等方面的免费服务项目和发放免费药具。同时, 要进一步加强“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建设, 提高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水平。

摘要：实证分析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虽未摆脱农民工群体的总体特征, 但与先辈相比, 在就业、生活、素质和观念、要求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与特点。他们在外创业和移居城市动机较强、务农意识淡薄;女工所占比重甚至超过男性;文化及专业素质起点高, 人力资本潜力大;跨区域、在大城市就业的多, 外出半径扩大、视野更开阔;流动就业比例相对较低、累计外出时间延长;更自信, 预期收入明显高于实际收入;对劳动、生活环境和条件要求提高;维权意识、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强。我们应贯彻落实和不断完善有关政策, 结合不同年龄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特点和要求, 分类指导, 进一步改善其就业、生活环境和状况, 更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农民工,代际差异,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王勤.“80年代生人”崭露头角——对“80后”的一种解读[J].内部参阅研究报告,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2004, (01) .

[2]王春光.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 2001, (03) .

[3]王东, 秦伟.农民工代际差异研究--成都市在城农民工分层比较[J].人口研究, 2002, (06) .

[4]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J].社会学研究, 1999, (01) .

[5]杜书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成本—收益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关于武陵山区农民增收问题的思考 篇11

关键词三农问题;措施;结构调整;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10)022-0180-01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提出支农投入“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切实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在经济危机后时代的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中央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而对于一个典型的老、少、边、穷的武陵山民族地区,迎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与挑战。调整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探索惠农增收措施变成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重心。下面笔者就以武陵山民族地区的发展现状,浅谈几点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

1武陵山民族地区的基本特征

武陵山是一座绵延在渝、鄂、湘、黔4省市交界地带的面积1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山脉,山脉呈东西走向,长度为420公里,一般海拔高度在1 000米以上,主峰在贵州的铜仁地区的梵净山,最高峰为贵州省内海拔 2570米的凤凰山。该地区由35个区县“分治”而成,共有人口1800多万,其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30多个少数民族占该地区总人口的67%以上,农民全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

期待开发的武陵山区有着相同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山同脉、水同源、民同俗、文化同根、经济同型。本应是一个具有较强同一性的相对完整的自然区和经济区,但由于行政区划分割,使该地区处于渝鄂湘黔四大省市行政中心的“环形空洞区”。交通不便,产业同构,重复建设严重,有限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由于交通不畅信息闭塞,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济结构老化,产业结构欠合理,区域市场规模偏小,需求结构层次落后,市场机制不够健全,劳动力素质低下,城镇化水平偏低等诸多因素,武陵山地区的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束缚。

2影响武陵山区农民增收的现实问题

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四靠自然环境。任何一个环节薄弱或脱钩,农民的增收就会滞缓不前。

1)支农政策欠到位,政府服务职能被削弱。虽然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强调“一把手” 抓农业负总责,想办法促增收,但由于农村的规模经营还不成形,投资面广,需要的资金多,见效迟,产生的经济总量小等原因,政府官员工作很难出成绩,迫使工作重心发生偏移,国家支农款项也就时常挪为他用。扶贫惠农政策缺乏宣传落实、有力监督,利益最终圈套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基层干部主动服务农民的意思淡薄,服务水平差,政府很少为农民承担起市场中的主导角色,农民盲目生产或顺其自然安于现状。这些情况严重恶化了干群关系,打击了农民从业信心,同时也干扰了农民经济收益的增加。

2)农民缺乏科学文化技术,是制约增收的关键。当前农民素质较低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较差。低文化程度,直接导致农民组织农业生产能力低、适应市场条件差、就业机会少,最终导致农民增收潜力弱。农村劳动力大多只凭着传统的简单经验去耕作土地,即使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多数也没有就业所必要的技能和技术。农业的产出效益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民收入增长。导致农业效益低的最根本原因是农业科技水平总体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农民观念陈旧、思想保守、小富即安的思想根深蒂固,不愿出力吃苦,不能积极主动开辟增收门路。目前,每个农民每年从事农业生产可获得收入约为2000元左右,但外出务工农民每年获得的纯收入人均可达到8000元左右。因此在这种比较效益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老人和妇女,粗放经营,造成资源浪费,收入降低。加之农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一产收入仍是山区乡镇农村经济总收入的重头戏,一些落后山区几乎没有二产、三产。非农产业的比重过低。都将直接制约农民增收。

3)国家的宏观收入分配政策偏差,农民增收面临明显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现阶段,农业科技含量低,投入严重不足,已成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因素。从宏观政策面上分析,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强调重视农业,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农业比较利益低和重工轻农宏观政策导向的惯性作用,导致农业资源过度流失及政府财政投入不足,这已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有数据为证,40多年来,国家财政支农投入总共为4383.9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6.4%,特别是最近相对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财政总支出的3.4%,如剔除水利费用、气象费用,财政支农投入只占财政支出的3%左右。可见,国家宏观收入的分配政策偏差,也对农民增收减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近几年来,由于工业的大力发展和人口的迅速膨胀,自然资源过于消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诸如水土流失面广,耕地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增多,各地盲目发展工业园区乱占耕地等等。农业在承受市场和政策风险的同时,还必须要承受自然灾害风险,农业的这种弱质性特点也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

3武陵山区农民增收的方法及措施

多年来,中央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出台了若干政策,体现了党中央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和对农民增收问题的重视。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总的指导思想,创新工作思路,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事实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具体的工作中,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外部寻求增收途径;既要全方位开辟农民就业、增收的渠道和领域,又要实行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抓好经济薄弱地区纯农户和低收入农户增收。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不仅要立足眼前,还更应着眼长远,把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置于整个国民经济政策发展全局来考虑,立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着眼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变更,跳出就农业抓农业,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

1)强化基础设施,改善农业投资环境。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内容也在不断拓展,从传统农业发展所依托的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排灌设施等,到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交通、市场、通讯、供水、供电等硬件设施,还包括教育、发展规划、法律、信用、规则等无形项目建设,这些内容缺一都将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要在现有财政能力允许范围内增加向农业的财政转移支付,争取在一定時间内通过建立补偿机制,尽快缩小城乡差别,在发展中提升农民的地位和待遇,改善农村的投资条件和农民受教育状况。要加快农业减税力度,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要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快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对农民的信贷扶持力度,解决农民创业资金缺乏的问题。

2)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结构调整,稳定农民基本收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走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的道路,向农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不断开拓农业

(下转第139页)(上接第181页)

增效增收的空间。一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重数量增长轻质量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挖潜的做法,依靠科技进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品、产业,培育新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是要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把产业链条调长、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現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走“公司+基地+农户”的订单式运作模式,逐步加快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三是大力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根据各地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产品,逐步形成特色规模和专业化生产经营,形成一乡一品、一县一业的格局。围绕市场谋划生产,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人新我特”。四是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积极发展无公害农业、绿色环保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确保农产品的安全,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

3)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提高劳动力素质。城乡的差距,实质是知识的差距,信息的差距,教育的差距,体制的差距,归根到底是人才的差距。实践证明,学龄儿童入学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可提高0.35-0.59个百分点;人口增长每下降一个千分点,人均GDP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控制人口增长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增强各级政府科技兴农的意识,转换办学观念,扩大农村教育投资规模。如允许开设民办学校,鼓励民间融资办学,增强农村办学的活力。要保证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防范学龄儿童失学。要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与农业生产和乡村工业相适应的初、中、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开设职业技能课程,培养技术型人才。建立和完善农村科技推广、咨询和信息网络,及时传递和大力推广先进实用农业科技成果,通过科技手段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出率。有计划、有重点地兴办一批农业科技园区,辐射带动农民提高科技水平,推进农业产业升级。

4)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积极发展非农产业。小城镇在经济功能上具有较强的聚集和发散作用,繁荣小城镇经济,可以启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劳动力就业数量。把星星点点的村落布局改变为人口相对集中的集镇,是从中长期角度解决农民就业,进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大政策。只有农村人口集聚在一起,才能实行耕作机械化和规模化,降低单位农产品成本,提高单位面积产出,变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只有人口集聚在一起,才能发展乡村的规模化工业及其他服务性公用事业、公共设施。大力发展乡镇“龙头企业”,就地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增大非农就业比例,扩大农村居民非农收入来源。

5)继续做好“打工”文章,从农民工中开发增收途径。增收问题说到底是农民的就业问题。农民就业困难是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就业,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农民外出务工历来是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构成。从工资性收入来看,农民务工不一定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发展县域工业经济,为农民工创造务工条件,才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的根本。从社会效益考虑,可以引进一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企业,扩大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逐步解决农村就业问题,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同时,重视对农民工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另外,更要做活“回归”文章,因为外出务工的农民一方面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技能,积累了资金。各级政府应积极为返乡人员搭好创业平台,鼓励有能力的打工者回乡承包、建设、开发,在政策上做到“只要回来,就有舞台”, 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问题探究与思考 篇12

一、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现状及问题

据最新统计显示, 我国有2.5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成为农民工, 90%以上融入城市非正规就业领域, 在劳动力市场上显示出明显的非正规就业倾向。农民工非正规就业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目前农民工并没有被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 其就业现状不容乐观, 面临一系列问题与困境。

1、农民工群体的现状及问题

(1) 农民工整体素质低, 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2011年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农民工群体中, 文盲占1.5%, 小学文化程度占14.4%, 初中文化程度占61.1%, 高中文化程度占13.2%, 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8%。由于生活方式、经济实力、自身素质等决定其很难进入正规就业领域就业, 大多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工资水平低的非正规就业领域就业。

(2) 农民工就业不稳定, 社会地位低。《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对待农民工要公平、一视同仁, 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说明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受社会歧视的现象依然存在, 甚至还有误解。一些行政管理机构也认为大量农民工进城从事非正规就业会增加政府城市管理难度。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但是就业不稳定、居住环境差导致其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

(3) 法律法规不健全, 劳动关系不规范。我国非正规就业领域农民工人数占总数最多, 并且文化程度低, 法律知识缺乏, 自我利益保护意识较差。在非正规就业关系中签订合同的农民工只占很小比例, 劳动雇佣关系很松散, 对双方没有约束力, 而雇员流动性高, 更加剧了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 降低了劳动竞争力。现阶段我国缺乏权威有效的非正规就业领域的法律法规, 已有的操作性不强, 无法保证劳动者合法权益。

2、非正规就业政策和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1) 城乡分治, 就业政策不完善。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分治的局面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流动过程中不断向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 满足城市建设需求, 但是农民工进城务工进入非正规就业领域, 却得不到应有的就业政策支持和保障。尤其是当城市利益与民工利益发生冲突时,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护, 往往会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来保证城市利益, 对农民工极不公平。

(2) 被动就业, 就业保障制度缺失。我国农民工进城务工多数没有长久规划, 而是进入城市随机就业, 只要有用人单位肯雇佣就会考虑工作, 几乎不考虑工种和保障。用人单位和就业者基本上不会签订劳动合同, 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导致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3) 管理滞后, 缺乏有效的就业服务机制。我国政府在就业方面重管理轻服务, 对促进非正规就业培训资金投入少, 而且多头管理, 缺乏统筹规划, 成本高效率低。而非正规就业的性质使得用人单位无动力为员工投入资金培训。就业者由于经济原因也不会主动出资参加培训提高就业技能。同时, 就业信息不畅通, 政府没有发挥公益性和服务作用为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市场提供信息交流平台。

二、制约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因素

我国农民工是城市非正规就业的主体, 这个问题的产生有其自身原因, 也有制度性因素。

1、户籍制度的制约

建国初期我国为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 农业为工业服务的发展战略, 为保证农、工业生产顺利进行, 国家对经济活动加以限制, 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这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限制了农业和农村劳动力合理有效转移。

当前户籍二元制度已成为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性因素, 造成农民工无法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改革开放后尽管户籍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作用减弱, 但是户籍制度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当地政府由于利益考虑会优先解决本地居民就业问题, 设置障碍来限制增加外来民工就业难度。受户籍制度制约, 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居民一样平等的就业保障权利。

2、政府管理部门重管理、轻服务的理念

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机构规范、管理、指导农民工城市非正规就业, 也没有专门的组织负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农民工劳动就业、技能培训、居住环境、子女上学等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各职能部门也没有高效合作来为农民工服务, 而是各自为政, 没有统筹, 混乱不堪, 导致非正规就业的信息服务体系严重滞后于正规部门就业。

3、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

我国传统的正规就业领域已经建立起一套社会保障体系, 明确了缴费标准、方式、责任等, 但是服务对象只是正规就业领域的正规就业者。非正规就业领域的农民工就业者被排除在外, 无法享受此保障。目前我国仍没有普遍适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法, 只有些零散的地方性法规及文件而且各地法规不统一, 执行效果各异, 难发挥社会保障应有的效果。企事业单位为农民工缴纳保险金的义务无法得到法律强制力的保护, 无法达到理想效果。

4、农民工自身素质制约

文化素质低, 劳动技能差。我国农民工由于各种原因长期生活在农村, 经济条件差, 文化水平低, 大都没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 劳动技能差, 在城市只能从事就业门槛低、劳强度大的非正规领域工作。

工种单一, 就业空间小, 劳动竞争差。我国农民工接受专门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很少, 很多技能是代代相传的,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 很多技能已经不适应市场需求, 限制了劳动者潜能的发挥。由于缺乏一定的知识技能, 主要从事简单体力劳动, 客观上限制了就业空间, 减少了就业机会, 降低了就业竞争力。

三、促进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对策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加快, 全球经经融危机的影响也会越广泛。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式, 促进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发展是解决我国就业的重要途径。

1、推进户籍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

在我国, 户籍是身份的标志, 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连接的户籍制度, 是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和难以融入城市的制度根源。要改革户籍制度, 必须针对其对公民身份的规定和限制进行改革, 取消规定公民身份、限制公民迁徙的相关条款, 即取消限制身份的户籍制度。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低, 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之间存在就业者流通不畅的局限, 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打破城乡二元的经济管理制度, 加强信息对称服务, 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应降低农民工进入非正规就业门槛并鼓励其竞争, 规范就业环境。

2、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市民化进程, 促进农民工转变为产业工人

由于体制原因, 进城农民工尽管在地理位置上发生了改变, 但其生活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价值标准以及接受现代技术和受教育的程度等各种因素仍与城市居民有很大差异。因此从根本上来讲, 必须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 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把农民工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有关精神的要求。

3、完善就业政策、调整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 促进非正规就业的正规化发展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就业人群的整体素质提高, 非正规就业在未来会成为就业的主要形式,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调整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 促进非正规就业的正规化发展势在必行。要对就业中的基本权利扩展到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领域, 并要适合非正规就业的特点, 更好地调整非正规就业劳动法律关系, 促进非正规就业健康发展。

4、建立健全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工进入城市从事非正规就业, 从就业角度来说属于就业范围, 但是从社会保障角度来看并不属于传统意义就业, 也没有法律和社会保障, 就业风险大, 收益小, 与经济风险收益规律不相符合。为保障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权利, 我们应针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不稳定、收入不稳定、工作时间不固定等特点设计社会保险保障类别, 使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得到保障, 使他们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些都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社会稳定。

5、完善非正规就业的服务管理体系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转型, 政府应该转变管理理念重在服务, 规范对非正规就业的管理并针对非正规就业的群体和特点制定相应的管理服务政策, 灵活管理, 为就业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信息平台。同时应加大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培训投入, 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和思想素质提高, 保障教育的高效与公平。鼓励支持公益性的职业介绍和培训机构发展。

6、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必须建立社会再教育机制, 不断提高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 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劳动人口社会再教育机制, 并将其纳入国家全民终身教育体系, 从政策、法规、制度、管理、资源等方面为劳动人口再教育提供保障。鼓励并要求企业建立员工专门技能培训制度, 设立培训基地, 对员工进行以发展专业技术为目的的在职培训。鼓励和扶持社会职业培训机构广泛开展劳动人口专业技术的社会培训。

四、小结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但是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合法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要促进农民工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需要建立健全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努力进行社会管理创新, 改变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造成的就业不平等, 逐步规范市场就业机制, 才能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 而且关系社会公平正义, 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1]张琼、齐源: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困局及破解[J].安徽农业科学, 2008 (36) .

[2]张霞: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与外来农业户籍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缺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7 (2) .

[3]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2012.

[4]谢敏: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制度性因素分析[J].理论观察, 2007 (6) .

[5]萧琛、胡翠、石艾:“民工荒”的原因、应对与劳工市场制度变革前景[J].社会科学战线, 2010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