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能力

农民市民化能力（共11篇）

农民市民化能力 篇1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除面临着一些制度性障碍外, 更为关键的是农民工要具备自我发展能力, 包括就业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学习能力等, 这是农民工立足于城市的根本,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除政府“赋能”外, 关键在于通过自身“增能”,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关键词：发展能力,农民工,市民化,驱动力

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 (Farmer或Cultivator) 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 (Peasant) 在向市民 (citizen) 转变的进程中, 发展出相应的能力, 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1]通过这一过程农民工实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身份认同等方面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固然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 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农村土地权益处理机制等。这也是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 但农民工市民化还与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密切相关。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是农民工能在城市立足与发展, 而这需要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 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自我发展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融入城市过程中自身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包括就业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学习能力等。

1.就业能力

农民工要想立足于城市, 首先需要具备的能力就是就业能力, 这是农民工立足于城市、在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有就业才会有收入, 有收入才能在城市生存与发展。这里的就业能力指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实现就业和保持就业的能力, 包括工作搜寻能力、工作胜任能力、创业能力等。城市的生产特点与农村的生产特点完全不同, 农村的生产不涉及工作搜寻问题, 一般来说, 农业生产劳动作为一种简单劳动也不需要专门训练就能胜任。而城市生产中农民工首先面对的是劳动力市场, 需要在劳动力市场搜寻工作岗位, 且城市生产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和农业生产相比更具规则化和标准化, 绝大多数工作需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胜任。同时, 城市生产中存在着更大的创业空间。因此, 农民工要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就需要熟悉城市生产的特征, 适应城市生产的规律和特点, 具备一定的工作搜寻能力、工作胜任能力、创业能力。

2.城市生活适应能力

城市生活的现代性特征不同于农村生活的乡土性特征, 城市社会在生活方式、生活风格、交往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农村社会存在着巨大差别, 由乡土社会进入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社会, 需要理解和认识城市社会生活的特点。如果农民工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 就很难与城市居民进行良性互动, 并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一是和城市居民交往的能力。进入城市生活需要熟悉城市的交往方式, 因为农村的交往方式和城市不同, 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农民的交往是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 人情味浓;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开放性强, 市民的交往是基于业缘关系的, 人际关系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即经济生活中的理性[2]政治参与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 也是实现其自身利益和提升利益表达能力的前提和保证。利益表达是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 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 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3]利益表达包括对利益的认知、利益表达意识、利益表达方式、利益表达平台等要素。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兴的产业工人阶层, 在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中, 可能会面临一些利益得不到实现的问题, 这需要具备一定的利益表达能力, 需要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需要具备利益表达意识, 需要利益表达的平台, 特别是需要学会自我组织起来进行利益表达。比如农民工可能会面临着就业歧视、拖欠工资、工作中意外伤害等问题, 利益表达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劳动报酬在分配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其他利益实现的程度。

4.学习能力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社会在近代的发展, 就是理性取代传统和感情的过程, 对于成本和利润的考虑是理性的核心, 理性化过程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

学习能力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能力, 也是以上三种能力的重要前提和影响因素, 就业能力的提升、更快的适应城市生活、更积极的政治参与和更有效的维护自身的利益都离不开学习能力。农业劳动基本都是简单劳动, 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学习, 而城市生产劳动则大多是相对复杂的劳动, 需要经过学习才能胜任。这里的学习能力主要由学习意识、意志品质、学习模式、观察能力和模仿能力等要素构成, 也就是指农民工有没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紧迫感, 有没有学习的合理安排和途径, 以及通过学习能够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等等。

二、农民工市民化中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及原因

目前, 农民工的自我发展能力明显不足, 主要表现为就业能力较差, 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缺乏, 并存在学习障碍。

1.就业能力较差

一是工作搜寻能力不足。由于农民工的交往限定在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家庭和老乡范围内, 搜寻就业的渠道过窄, 绝大部分农民工是通过亲友和老乡介绍的, 其所获信息不可避免的会有片面性和滞后性, 很少一部人是通过劳务市场和职业中介机构获取工作的, 利用现代媒介如网络搜寻工作的更少, 究其原因, 有自身素质不高、不会使用现代媒介的, 有对职业中介机构不信任的, 也有缺乏对就业信息的辨别能力, 担心上当受骗的。

二是工作胜任能力不强。他们能胜任的工作一般是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技术含量低、风险高以及收入相对较低的工作。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培训状况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就业之前没有受过专业技术训练, 导致了只能胜任对技术要求不高的体力劳动。

三是缺乏创业能力。不仅缺乏创业的意识, 也缺乏创业的经济能力, 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从人力资本状况来看, 主要是缺乏创业所具备的知识、经验, 以及求稳妥造成的对创业风险的过度担心。从社会资本来看, 主要是缺乏社会网络支持, 家庭难以提供多余资本来支持其创业活动, 其社会关系网中的老乡所能提供的资源是重复性的, 也不能为其提供创业所需要的资金, 他们又难以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 而非正式的金融机构由于融资成本高且风险大, 很少人愿意去冒这个险。

2.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弱

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看, 农民工和市民缺少交往和互动, 交往的对象主要限定在老乡的狭小圈子内, 其社会交往表现为封闭性、内倾性等特征。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指出, “位置相同或极为相近的人, 其面对面交往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位置相距悬殊的人。”[4]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弱势地位造成其处于被边缘化的状况, 经常遭到市民的歧视, 与小群体 (精英群体除外, 笔者注) 相比, 大群体所拥有的这种歧视性的群体压力和活动则更为普遍。……在社会交往中的歧视源于多数派群体或大群体。市民不愿意与其交流, 加之农村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不同于城市陌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 对城市的交往方式不熟悉, 他们和市民交流的主观意愿不断被消解。

从心理调节和适应能力看, 市民的歧视, 给农民工造成了心理阴影, 造成了融入城市的困难。由于农民工被市民看成是城市的负担和城市安全的隐患, 一些市民把肮脏、下流、粗俗、没礼貌、易犯罪等和农民工联系起来, 农民工被妖魔化, 成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和首选的排斥对象。[5]甚至把一切不文明的行为称为“很农民”。城市社会对农民工形象的贬低性记忆, 进而转化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形象负面的“评价图式”, 且日益内化为城市群体的价值信念。[6]农民工对市民的排斥和歧视, 致使农民工把自己贬低, 自卑感增强, 对城市的疏离感增强, 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 形成过客心理和自边缘化心理, 把自己当作城市的匆匆过客, 认为城市的一切与自己无关, 把自己看成是低人一等的人, 农民工的自边缘化有时也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自我隔离, [7]这种自我隔离不仅使其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时形成了对市民的防御心理, 延缓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从语言适应能力看, 由于普通话是立足和融入城市的关键要件, 他们有学习普通话的主观意愿。由于“外部交际”基本被普通话所垄断, [8]他们特别看重普通话的功能, 把普通话看成是城里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说普通话对他们而言并不容易, 其普通话带有明显的乡音, 由于普通话对其工作和生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且有的行业如服务业对普通话有严格要求, 迫使他们在交往中甚至在和同乡的交往中也得使用普通话, 试图通过锻炼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准, 争取更好的融入城市。有的农民工为了在城市立足, 还得学习所在城市的部分方言, 尽管这种努力是不能完全掩盖其身份, 但体现了农民工主动求适应而融入城市的努力。

3.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欠缺

农民工政治上的融入程度较低, 表现为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欠缺。从政治参与看, 尽管近年来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所提高, 由无意识参与走向有意识参与、从个体参与走向组织化参与、从非制度化参与走向制度化参与、从政治参与的边缘走向政治参与的中心, [9]但总体而言, 参与的水平较低, 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也有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缺乏参与时间等原因。农民工利益表达能力欠缺,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自身的利益及相关的法律缺乏明显的认知。对自身利益和相关法律的认知是利益表达的前提和基础, 农民工对于自身所具备的各种权益的了解不是十分透彻, 对于关系自身利益的《劳动法》非常了解的人占的比例也不是很高, 这就会造成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程度认定上的法律模糊。二是利益表达的意愿不强烈。农民工缺乏强烈的利益表达意识, 除了对自身利益和相关法律不了解外, 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农村长期生活形成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保守意识, 使其权利意识淡薄, 缺乏反抗精神, 而已有的维权失败的案例, 强化了其胳膊扭不过大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意识。三是缺乏利益表达平台。其实社会上并不缺少为农民工说话的声音, 有人大代表、有良知的官员、知识精英、媒体等, 但毕竟他们不是农民工自身, 对农民工利益的认知程度和利益要求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 农民工缺乏表达自身利益的组织化平台, 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呈现出一种原子性的参与状态。[10]

4.学习能力不足

农民工缺乏学习的基础, 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低, 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也不容乐观, 绝大多数 (62.5%) 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而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 (中专、中技、职高、大专、高职) 的比重尚不足四成 (37.5%) 。[11]并且农村教育质量偏低, 即使想学习但缺乏相应的理解力, 造成其学习的困难。同时, 由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多为艰苦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劳动, 过多的体力耗费和过长的劳动时间, 使其没有精力和充足的时间进行学习充电, 而大多数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定位和要求较低, 没有良好的职业预期和规划, 没有通过学习晋升职业阶梯的欲望和能力, 造成其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提升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的途径

农民工立足于城市,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除了政府的“赋能”外, 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增能”,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1.重视自身人力资本投资

西奥多·W·舒尔茨将人力资本的投资解释为“直接用于教育、保健以及为了取得良好的就业机会而用于国内移民的费用”。[12]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投资,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重要内容,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培训状况等与农民工收入呈正向关系, 也是农民工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主要原因, 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提升其就业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从政府的角度讲, 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工教育的投入, 增加适合农民工特点的职业技能培训投入, 并进行制度创新, 可以设想一种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为突破口的制度设计, 通过教育的作用促进以代际传递为模式的城市融入进程。[13]从个体的角度讲, 个体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要有正确的认识, 并加大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农民工要清楚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认清教育在其职业阶梯晋升中的关键作用, 积极参加政府组织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不能把培训看成是耗时、费力、费钱的行为, 应着眼于长远, 树立职业理想, 进行职业规划,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和“干中学”中提高自身的素质技能, 提高自身对劳动力市场信息搜寻和判断能力, 拓宽就业渠道和就业竞争力。当然这一点离不开政府要消除相关的制度性障碍。有研究表明, 目前我国城市的劳动就业制度里, 岗位和收入机会还没有做到对城乡劳动力平等开放, 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在竞争较高收入的职位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14]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 学习相关内容, 还能增强心理适应能力, 接纳新事物, 进而融入城市, 得到市民的认同;还能促成自身政治意识的觉醒, 积极进行政治参与, 提升利益表达能力, 和市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

2.加强自我改造, 克服落后意识

农民工市民化是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 英克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提到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时指出, 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 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 并把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15]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过程, 进城农民工个人再社会化, 获得市民的角色规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 也就是“素质市民化”。[16]除通过政府的努力消除二元户籍制度障碍, 给农民工平等的身份, 通过大众传媒向农民工宣传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引导市民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外。更为重要的是, 农民工要树立自尊、自强的理念, 打铁还需自身硬, 农民工不能只看到市民对他们的歧视, 也应该认真反思自身的问题, 承认自身存在的缺点与不足, 增强自我转变的主动意识, 主动的融入城市社会。通过自我重塑, 在社会生活技能、规范性、个人气质等方面完成农村人向文化人的转变, 最终适应城市社会的规则与逻辑, 用自己的行动逐渐改变市民的偏见和歧视心理。

3.强化政治参与意识, 推进自身的组织化程度

实现政治上的融入, 除了政府的制度保障外, 关键在于农民工自身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 有强烈的利益表达意识和具备利益表达能力。一是农民工要树立自立意识。对于自身的利益, 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 要树立主体意识, 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 积极进行政治参与, 用自己的声音主张自己的权利。二是农民工要树立群体意识, 提升组织化表达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一般是借助组织化的平台来实现的, 没有组织的依托, 其合法权益是难以得到保护的, 而组织依托是提高参与质量与效果的保证。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除政府利用自身的组织优势鼓励和引导农民工组织起来外, 农民工要对自己所属群体及利益的清醒认识, 努力推进自我组织化程度, 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参与, 将分散的个人资源和能量聚合为集体的力量, 更好保护自身的利益。三是提高利益表达技巧。通过学习和交流, 特别是和市民的交流中以及在利益表达行动实践中掌握利益表达技巧, 提高利益表达效率。通过政治参与意识和觉醒和利益表达能力的提高, 实现政治上的融入。

农民市民化能力 篇2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结构变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谓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加快农民市民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 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含义解读

研究农民向市民转化，首先要界定农民和市民涵盖的具体范围。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农民角色进行界定：从居住空间角度看，农民指居住在农村的人(农村居民、农村总人口)；从户籍角度看，农民指拥有农村户口的人；从所有制角度看，农民指与公有制土地联系的集体农民；从职业角度看，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西方学者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是单一产业，“农民”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由于其职业的稳定性而相对固定不变。

“市民”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学者认为“市民”一词不光是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权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1]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市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地域特征：生活、工作在城里而非农村；第二，产业特征：从事非农产业，收入也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第三，户口特征：通常具有城市户籍；第四，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征：与城市文化相连。

由于农民与市民在地域、职业、户籍、意识行为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决定了农民向市民转化绝不是简单的农民户籍制度转变和居住地区的变化。它还涉及到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与市民接轨的一系列的转化，是个复杂的过程。这些转化主要包括：一是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即由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向非农产业转化；二是生活空间城镇化，即由主要居住在农村转为长时期居住在城镇；三是在文化、心理素质以及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逐渐与城市居民接轨、融合。一般来说，农民市民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素质市民化，二是外在资格市民化。内在素质市民化指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多层的权利)的发育及行为的变化等内容；外在资格市民化，则更加偏重的是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其中涉及户口及附带的福利保障，是完全变农民为市民的一个结果。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也是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阶层。农民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实现自身身份、社会角色和职业方面转变的过程，而且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指出，我国未来50年内必须年均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现代化。在2050年之前，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从现在的30%比70%，转化为至少70%比30%，这意味着只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才能达到现代化的要求。[2]因此,推进农民市民化至关重要。

二、理论解释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口学分别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从国外来看，理论上对农民市民化进行解释的角度可以概括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角度、人口迁移角度等。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观点分析农民市民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发展进程“S”曲线理论和哈里斯——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理论。从人口迁移角度进行分析的主要代表理论包括：推—拉理论和人口学家E·G·拉文斯坦总结的人口迁移规律。其中拉文斯坦指出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迁移流动的递进趋势、迁移倾向存在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以及迁移的动机。唐纳德·柏格等人从宏观上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的经济原因，提出了“推拉”假说，认为人口迁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拉力或吸引

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和贝克尔把迁移行为作为个人的一种经济投资过程来看待，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解释人们迁移行为。

社会学领域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还有一部分社会学家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3]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资料中可见，从城市与城市发展角度和人口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大多涉及的是农民市民化的原因，而社会学更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个人的变化。

国内部分学者主要对农民市民化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做了探讨。从社会背景来看,农民进城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体制转轨创造了流动发生的制度空间；社会转型创造了流动得以迅速扩张的就业空间。有学者指出，从乡到城的人口流动的选择性有其必然性，农民进城不完全是因为劳动时间的剩余，根本上还是因为城乡在就业和生活上有着明显的比较利益反差。进城的未必全是所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可能是农村现代化的“希望”所在——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还有学者提出农民进城的最大动力和不懈追求在于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三、政策壁垒

现在有一些专家学者把阻碍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症结都归咎于户籍制度。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看法。可以说，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特征，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成为了农民市民化政策壁垒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从现行政策制度的取向和作用来看，户籍制度仅仅是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区别开来，而真正反作用于农民市民化的其实是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

（一）传统思维观念是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垒根源

长期以来，人们思想观念上受城乡对立与体制上受城乡分治的影响很深。因此，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城市居民对农民进城就业、推进农民市民化认识都不够深刻，远未从战略高度认清农民市民化的必然趋势和战略意义。部分政府官员对农民进城存在两种担心：首先是担心“城市病”问题，怕农民进城会带来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恶化等不良反应；其次是担心挤占城市职工就业岗位问题，从而加剧城市劳动力供求矛盾、影响城市职工就业。城市市民对农民进城也表现出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接纳的心态，因为进城农民是很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分担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脏活、险活；另一方面是拒绝心态，因为进城农民会抢夺城市人的工作和就业机会，再加上农民工文化素质低，犯罪率高，让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

受上述观念的影响和制约，造成了市民对农民歧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而市民这一强势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对农民的歧视，又必然会强化政府官员的观念，从而促使其设置政策壁垒，阻止农民市民化。

（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标志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户籍管理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象征，曾经人为地把城乡人口划为极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将农民禁锢在乡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企业用工时的第一条件是具有当地城镇户口。即使是已进城多年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

市管理体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与生活在同一空间，工作在同一单位的城市市民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差别，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对缩小乃至取消这种差别，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近年来广大农民呼声很高，特别是农民工与失地农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实际的需要, 要求日益强烈。对此，各地政府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户籍管理有所松动，但力度很小，而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仍然坚如磐石，与农民市民化的要求极不适应。

（三）土地产权制度使农民市民化成本增大

为了确保农村的稳定，党和政府曾实行了集体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不准土地自由买卖、自由转移，在当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问题是管得太死，这样承包的小块土地在成为农民“保命田”的同时，也成为套住农民、使之离不开的“根”，难以脱离土地。在以土地套住农民、目前进城就业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又覆盖不了进城农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过程中，建设用地单位往往利用现行土地征用政策，“积极”扩大用地面积，千方百计压低经济补偿，“消极”对待失地农民身份转换、生活保障等要求，导致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悬空，引起了失地农民的强烈不满,甚至产生敌视情绪。

（四）就业政策严重阻挠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农民在失地后转为国有企业工人身份，同企业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政策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在转轨的初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无法将失地农民大批量地“塞”进企业，便采取了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的货币一次性安置的办法。征用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的损失。这种补偿从道理上讲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着征地补偿费用标准不统一、费用过低、社会保障不到位、就业培训滞后、安置短期性等问题，无法保障失地农民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无法确保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使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与创业、社会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续性的保证。而一些城市受国有经济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开始实行反失业政策，通过经济、行政、舆论等手段，排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如兵役制度规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满后可在城市安置就业，而农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业政策的影响下，一些企业招聘工人时，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农村，先市内、后市外”。在精简人员时，首先清理农民工、临时工等，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缺乏城市归属感

目前城镇居民普遍享受着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等5 项法定保险。而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和失地农民却被排斥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尤其是在工伤保险、失业救助、医疗看病等方面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待遇和保障机制。农民工的工资较低，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无力从工资中拿钱来缴纳个人帐户中的养老、医疗保险；农民工的流动性大，跨省流动与社会保险属地化管理形成尖锐冲突；农民工大都从事脏、累、险、差的职业，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严重不到位严重制约了人口的正常流动。而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时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一旦有限的补偿费花光用尽，今后生计将失去保证，“生老病死”更加难以解决，又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六）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对等，使农民对未来缺乏信心

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6%，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占9.1%。[4]农

民的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业，还影响进城农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们难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为了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国家于2003年10月颁发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但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如果脱离农村基础教育，只停留在短暂的劳动技能培训上,那么，这种短视行为无助于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而在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村办小学，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证，办学资金来源于村集体及村民，办学规模小、条件差。特别是在对待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地区为保障城镇适龄儿童的优先入学，有意提高农民子女入学的门槛，公办中小学对农民子女实行额外收费制度，一些地区甚至强行关闭了打工子弟学校，致使大批进城农民子女沦为新一代的“文盲”。

四、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远。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问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

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对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全面解读，可以在相关的领域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三）农民市民化的重点在于加快建立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才会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而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焦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他们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 需要我们长期关注并逐步解决。

参考文献：

农民市民化,向着希望出发 篇3

“汤河川”，刮起民俗风

距怀柔区第六届汤河川满族民俗端午节不足一个月，有关部门根据近几年客流量情况推算，预计今年将有6万游客前来。

对于这个数字，村民小赵的算法是：以每人每日50元的餐饮费计算，“吃”出来的钱将有300多万。年初，看到了商机的小赵便开始琢磨着怎样利用这次机会“大显身手”。在对满族文化进一步了解的基础上，小赵认为当下满清宫廷电视剧的流行，为公众了解满清历史提供了契机，而自己多年来受益于汤河口镇政府组织培训的电脑技能，也将派上用场。在朋友的帮助下，小赵专门制作了个性化的网页进行宣传，内容涉及满清民俗趣事、《红楼梦》中端午节“斗百草”的片段……

农家院老板老李的账本是这样的：6万游客意味着经济型的农家院每日需提供2万张床位。于是，老李的农家院便平添了几分文化元素：门廊两侧绘制着“清朝十二帝”的历史介绍，游人下榻的“行宫”也取自八旗的意蕴：图腾文化、塞北古道……

事实上，在汤河川一带像小赵、老李这样的民俗户并不少。目前，位于汤河川核心位置的汤河口镇，其已拥有市级民俗村1个，区级民俗村1个，民俗旅游接待户77个。据镇长周福刚介绍，“汤河口镇原是清顺治年间的胭脂营，沿袭了距今360多年、以彭姓为主的满清民间文化。”天和万象明，地和万物生，人和万事兴，在汤河川独有的特色沟域经济模式的带动下，北京市休实投资发展公司的养生庄园已落户于此；银河谷市级森林公园正式批复；银河谷、白河湾、天河川沟域产业带亦已建成，这些已经“落地”的工程项目带来的“经济机遇”是数字所无法衡量的。对此，周福刚说，“五年来，经济结构调整下的辐射效应是巨大的：共引进27家企业，2011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12473元，年均增长12%，其中，工资性收入6420元，家庭经营收入4143元，财产性收入422元，转移性收入1488元。最大的变化是村民们摆脱了土里刨食的生存状态，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智慧，融入到市民化的进程中，部分村民成了林管员、水管员、清洁工，部分村民成了生态园的雇工、工厂的工人，领起了工资；部分村民直接变成了运输户，部分村民开起了农家乐，自己做老板。由一产向二产、三产过渡的过程中，村民们开始有了商业意识，挣工资、经商成为主要经济来源……”

如何引导已经向市民转化的农民，周福刚认为，镇政府要敢于承担责任，替百姓考虑，实现双向互补。具体表现为：硬件方面，以满族民俗文化研究会、满族体育运动会、汤河养生休闲等为主题的民俗文化已经具备；软件方面，村民的文化素质、休闲娱乐配套设施等方面仍有待提高，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草根艺术，我们来了

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上楼”，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也因此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便是农民内心情感的“沙漠化、孤岛化”现象。如今，对市民文化生活的“高需求”和农民文化生活的“低现状”矛盾的解决过程中，朝阳区政府认为，只有以文化作为农民融入城市的桥梁，通过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区参与”的农民文化建设机制，才能促进农民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例如，今年，朝阳区大力推动“文艺演出星火工程”，场次上，由去年的182场增加至约260场；内容上，涵盖了京剧、歌曲、舞蹈、相声等表演形式；覆盖面上，由原来只在朝阳区村里举办，扩大到农村地区的社区/村的全覆盖。这一方面回答了关于“在农村向城市转型、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农民各自应承担责任”的疑问；另一方面也有效地保证了京郊农民平等享有文化的权利。

随着社区参与程度的提高，三间房地区以 “文化引领产业发展、社区服务百姓生活”为理念，依托动漫资源，采取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卡通形象设计、工艺流程制作、卡通衍生品制作等方式，使文化创意产业辐射到社区生活中。据西柳村75岁村民孟长林介绍，2011年11月全国首个以动漫文化为主题的“三间房动漫社区”落成以来，老人已经多次抱着小孙子到卡通艺术博物馆参观，在动漫文化中村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变化。“现在三间房环境越来越好了，家门口还有了卡通博物馆，这种精神享受不是能用挣了多少钱、买了多少房来衡量的！”艺水芳园社区的徐大姐说：“动漫社区越来越有吸引力了，正月十五社区举办的元宵动漫灯会上，我还做了一回卡通博物馆的向导呢，这在以前根本都不敢想。”如今，三间房“动漫社区”针对“4050”人群和社区残疾人开展了相关的培训班，考试合格者才可以成为动漫企业的兼职员工。此外，社区也积极开发以动漫为主题的餐厅项目和发展休闲旅游等。据悉，目前，已有 30多户村民的院落成为主题餐厅的入选者，西柳村一号院也已经进行了主题餐厅改造，游客就餐的同时还可以参与动漫节目互动。

走出尴尬的“围城”

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来。钱钟书先生提及的“围城”现象正挑战着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根据社会学家的观点，在地域空间被打破的情况下，原来以亲缘、地缘为主的传统社会网络正在向业缘转变。例如，在生活方式上，农一代主要以家乡为参照物，他们的周围都是一群群“熟悉”的面孔。然而，飞快的工业化进程下，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作为参照物的，他们拥有像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般的勤劳的同时，对城市的认同感也变得更强烈。值得一提的是，据“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杨风博士的研究成果显示，受户籍制度、观念、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四大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对城市文化及行为适应情况表明，农民工群体依然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外，他们在城市长期生活，却没有享受到市民的权利。

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严峻的事实面前，尴尬的身份认同面前，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认为，“给新生代以最低社会保障；降低进入城市的门槛；培养新生代农民的社区感。”同时，杨风博士认为，只有当农民工作机会的获得和收入报酬的高低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相关关系时，通过使他们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实现他们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转变，才能使之真正融入市民社会。在未来的道路上，农民市民化要想走得更远，不仅需要政策层面上的辅助，也需要操作层面上的循序渐进。

昨天，他们低吟着“我们都是农民”的长诗；今天，他们实现着市民化的转变；明天，他们向着希望出发！

农民市民化能力 篇4

对农民市民化概念界定上, 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以人口转移和职业转换为切入点界定农民市民化的概念;二是以素质和能力发展为落脚点界定概念。这两种观点对农民市民化概念的阐述, 都强调了农民首先以离开或失去土地为基本代价, 在缺失了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情况下, 农民的身份、职业乃至素质能力向市民转变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民市民化不简单等同于户籍转变、地域转移、职业转换, 不是让所有农村人口都迁移到城市, 而是要让所有人口, 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 都能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但是, 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并不是简单的去农化, 而是要将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模式转变为现代化工业生产模式, 打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 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若简单的将农民市民化理解为农民、市民两种身份差别的消灭, 理解为生活习惯、思维模式和素质能力的统一, 甚至彻底消灭农村田园风貌, 变传统农村为现代小型城市, 并不意味着我国农村传统生产模式的转变, 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池”与城市“劳动力池”的差异化消失。因此, 我们需要从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 实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大一统角度出发, 重新思考农民市民化问题。

本文对农民的界定, 不再简单以户籍为依据, 而以是否仍以“家庭”生产为其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 以“家庭自给自足”为其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来源为依据来区分农民与市民。在我国农村与城市逐渐融合的过程中, 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人口都发生了大规模迁移。很多农村都出现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大多数的青壮年都选择外出打工来维持家庭收入。农村“家庭式”生产模式遭到了较大的破坏, 生产能力有所下降。进入城市的一部分农民工, 有些因教育机制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城市市民身份, 并永久地与土地脱离, 退出了“家庭式”生产模式;有一部分虽然没有获得市民身份, 但已经不再回到原来的居住地与土地隔断了天然的联系, 也退出了“家庭式”生产模式。本文认为这部分人已经具备了现代产业军的特征, 应属于城市“劳动力池”中极为重要的稳定组成部分, 应被称为“市民”。还有一部分农民工两栖在农村与城市之间, 依旧固守农村“家庭式”生产模式, 这之外的所有收入仅仅作为“自给自足”的补充, 他们在城市“劳动力池”中极不稳定, 却稳定于农村“劳动力池”中, 这部分农民工依旧属于农民。而与此同时, 在当代的农村中存在大量的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情况, 这些农业生产活动不在以“家庭式”生产为特征, 而具备了现代产业的生产特点, 虽身份仍然是农民, 对雇员的管理则遵循了现代城市企业管理方式, 因而这部分人不应该属于农民, 而是具备了“市民”特质。因政府征地或集体土地集体使用等原因而发生的农民由于失地而导致的身份转换中, 并不能简单以失去土地作为判断其已经属于市民。失地农民并没有丧失“家庭自给自足”的旧有观念, 失地后的农民虽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但家庭生产模式未变, 并不能遵循现代产业对雇员的管理要求, 更愿意选择维持生存的简单生产而不是加入到城市产业洪流中。这部分人虽然身份为市民, 但因其生产模式未变, 依旧具有强烈的农村生产气息, 不属于城市“劳动力池”的固定组成部分。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的农民市民化应是农村“劳动力池”与城市“劳动力池”的差异逐渐减小的过程;应是消除我国农村简单家庭维持生计的传统生产模式的过程;应是变单个家庭生产方式为现代化产业集群生产方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不应过分强调身份问题、职业问题和地域问题, 而应强调如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变传统生产模式, 融入现代化产业生产模式中, 降低不论是现代农业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劳动力生产模式摩擦造成的隐形成本。

二、对农民市民化传统路径的评析

基于对农民市民化概念的界定及研究视角的不同, 学者们对我国的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分析各有重点及层次, 但主要着重在两个方面:第一, 根据传统的对农民市民化的理解, 对当前业已存在的转化现状进行的梳理, 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主动市民化和被动市民化两种途径;第二, 对现存市民化发展道路进行批判, 提出实现速度更快或破坏力较弱的发展途径。这些农民市民化途径的提出, 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前的农村及农民问题, 也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应该看到:这些市民化路径都是在间接肯定城市市民身份及享受福利高于农民基础上进行的厘析和判断。这样的市民化路径是否契合我国经济均衡增长的内在要求, 能否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需要深入考量。

(一) 对工业文明过于推崇

在传统的农民市民化路径分析中, 学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及要让中国几亿农民享受到工业现代文明光辉的普照。毋庸置疑, 工业文明造就了及其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 也带来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精神以及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上的巨大变革。但同时, 工业文明也因其高掠夺性和占有性, 给自然和生态环境带来了的极大破坏。工业文明的物质至上主义, 使人沦为了金钱和财富的奴隶,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亲情、邻里, 互帮互助等美德在现代城市中逐渐消失。在我国当前推动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中, 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 发挥后发优势, 应主动寻求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融合之路, 提倡生态文明, 尽量保持自然与社会的和谐, 而不是简单将农民赶进城, 或者将现在的农村改造成钢筋水泥造就的小城镇。

(二) 过于强调身份、职业及地域差异

当前对农民市民化的分析, 都用身份、职业和地域作为划分农民和市民的标准。然而,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 当代农村与城市的沟通与交流已经远远大于过去, 它们之间的分隔程度已经随着经济交流的日益紧密而有所降低。很多拥有城镇户口的人, 却在农村从事传统农业劳动;很多拥有农村户口的人, 却任农村自有的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荒废, 涌入城市, 长期从事现代产业劳动。身份、职业及地域差异已经不能很好的来界定农民和市民概念了, 对农民市民化的理解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 需要去理解和分析这种复杂性。

(三) 将农村向城市的单方向人口流动等同于农民市民化

一些学者强调城市化对推动农民市民化的作用, 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农民市民化的根由。因此农民市民化就意味着农村向城市的单方向人口流动。可中国以户籍统计为依据的农民总数为7亿多, 若按照70%的人口都融入城市生活才能实现城市化来计算, 近5亿农村人口将进入我国城市。显然我们将为此支付庞大的基本建设开支, 并需要占用非常多的耕地, 还需要考虑人口迁徙后的生存问题等。这种高耗能、高浪费的城市化道路, 将加剧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矛盾, 消耗掉我国本不充沛的自然资源, 进而对环境进一步造成污染。考虑到这些因素, 这种单方向的人口迁徙是否还适合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是否应该是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路径, 是值得商榷的。

(四) 将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等同于劳动力差异化缩小

我国农村和城市劳动力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模式不同。农村劳动更倾向于家庭化生产, 每个家庭生产单位具有很强的异质性, 自己拥有一套完整的劳动经验和技术, 但农户之间的技术交流和经验探讨十分少, 导致了不同农户产出之间的质量差异问题。城市劳动则体现出劳动方式最优化、劳动分工精细化、劳动节奏同步化、劳动组织集中化、生产规模化和经济集权化的特征。[3]城市劳动力要适应与陌生人合作生产的环境, 适应统一的劳作时间, 经验和技术需要在更宽泛的范围中与人交流, 不断更新, 以保证产品质量的统一。为突破二元经济的掣肘, 学者们在讨论农民市民化路径中, 多次提到对农民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是农民市民化的最后阶段, 如何帮助农民更好地融入现代文明社会的生活, 是农民市民化的终极目标。但是不是能力与素质培养了、提高了, 就能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模式?就能缩小城市“劳动力池”和农村“劳动力池”的差异?这个是有待商榷的。

三、总结

我国的经济发展特点及传统文化思想, 导致我国的农民市民化途径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不同。本文对我国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探讨脱离了以往传统的对其身份、职业、地域、能力素质等问题的关注, 转而关注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 劳动生产模式转化问题。也认为只有劳动生产模式的彻底改变, 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市民化, 彻底解决城乡差别, 也可以降低单纯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占用、自然资源耗费、气候恶化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

摘要：农民市民化是我国在城市化改革道路中提出的现实问题。多位学者就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理论解释,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站在我国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角度, 从如何解决劳动生产模式差异化出发, 对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了新的分析和解释。并根据这一新思考对传统农民市民化途径进行评析。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二元经济,劳动力池,劳动生产模式

参考文献

[1]胡文木.撤村建居——城郊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反思[J].生产力研究.2010 (10) .

[2]卿文辉, 张润.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民族主义—盖尔纳民族理论解读[J].欧洲研究.2004 (1) .

浅议农民工市民化 篇5

关键词:城市化;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

城市化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口由农村转入城市、由从事较低效率的农业转向从事较高效率的非农产业的过程,是一个由大部分国民积极参与并分享其成果的开放型的工业化过程。

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简要回顾

建国后,我国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稳步发展阶段(1949-1958年),工业化带动了城镇人口增长,全国城市化水平从10.6%提高到16.3%,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二是徘徊和停滞阶段(1958-1978年),这20年间城市化水平从16.3%才提高到17.9%,年均增长只有0.08个百分点。三是快速发展阶段(1978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使得国民经济的重要比例关系得到根本性改善,户籍制度等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度安排不断改革,这一切使得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8年底的45.7%,年均增长约0.93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前城市化水平平均上升幅度的3.82倍。

但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化的任务依然艰巨,我国作为一个农民大国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还有近6亿农民和近3亿的农民工。依然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不同步的、滞后于工业化的城市化,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负效应,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历经许多波折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就业和居住,却分享不到城市化的成果,成为生活在城市边缘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这不仅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而且也违背了城市化的本质。在推进农民工城市化的进程中,面临许多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障碍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核心问题。“传统的户籍制度把户籍与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社会地位等直接挂钩。因为农民工的农业户口、农民身份,使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遇到了重重的阻碍。”农民工难以市民化的原因是户籍制度的存在,实质上依附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福利保障体系。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福利保障体系将农民排斥在外,农民工是无法享受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障的。近几年,一些地方开始尝试为农民工提供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保障,但各地养老保险还未统一。显然,在一个封闭的、没有将农民工纳入其中的城市福利保障体系的框架下,农民工在城市得不到必要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工是很难融入城市的。

(二)经济障碍

尽管实现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作为理性人的农民工个体选择是否进城,主要是由进城带来的经济剩余决定的。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元-800元。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500元的占29.26%,500元-800元的占,800元以上的占27.9%。這样的经济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撑其在城市安身立命和养家糊口。缺乏稳定的住所的农民工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大量的农民工集中聚居,也不利于城乡文化交流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另外,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是一大障碍。在农业部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66.95%的农民工子女求学的最大困难是费用太高。这增加了农民工家庭的生活成本。低工资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将农民工拒在城市化的大门之外。

(三)自身素质束缚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除了受到上述外部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与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由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在农村中长大的农民工群体在教育水平、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观念意识、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素质远不能适应城市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和城市现代文明生活的需要。以经济较为发达、流动人口较多的广东省为例,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广东省的流动人口中,年龄在29岁以下的占了绝大多数,比例达74.21%,而在这些以青年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队伍中,文化素质总体上又以初中文化为主,所占比例为54.63%。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由于传统的生活观念、尤其是自身收入的影响,没有能力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乡土观念较强,在土地的牵制效应和城市边缘人心态的影响下,不少农民工仍然认为自己的归宿是农村。“据调查,愿意并决定在城市长期定居的农民工比例约为19%,看情况而定的占60%。”这种过客心理的存在使部分农民工对他们工作和生活所在的城市无法产生主人意识,对城市社会漠不关心,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三、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化的进程、也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是:

(一)消除制度障碍,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近几年,我国一些地区对户籍制度改革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有很大的局限性:户籍制度的改革流于形式,并没有改变与农民身份有关的相应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的重点,不是户籍登记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增加农民的福利和权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逐步推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使农民工享有同等的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就可以安心在城市工作,有利于稳定企业的产业工人队伍,有助于企业的技术升级。

(二)探索农民工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经济基础

1、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首先,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是工资最低的一类工作,最低工资制度对保障农民工收入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是影响农民工收入的重要因素。其次,规范农民工的劳动合同。农民工和雇主不签订劳动合同,往往是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2、切实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一是推进农民工住房优惠政策,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定居成本。鉴于农民工的低收入状况和城市商品房的高价位态势,要实现农民工“居者有其屋”很难,这就需要政府逐步把农民纳入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体系之中,同时可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兴建农民工公寓等。二是着力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降低农民工子女教育费用。农民工子女若能有一个良好的教育保证对他们尽早融入城市生活非常重要。因此,流入地政府要保障流动子女与当地儿童平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应当承担流动人口义务教育的责任。同时,农民工输出地的政府也要做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

3、加强农民工素质培训,提供公平就业的机会。农民工的素质培训是提高农民工素质的首要问题和必要途径。对农民工有组织有目的的培训是现实向市民有序转变的保障措施。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培训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首先,加强就业技能培训,使农民工尽快提高职业技能。农民工这支劳动大军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可以通过就业技能培训来提高农民工的稳定就业率和工资中的技术含量。其次,加强农民工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引导,提高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城市政府及相关组织要通过多种形式,切实的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开展现代观念、文明准则、法制观念和城市意识教育,逐步形成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四、结论

回首我国六十年的城市化历程,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的农民工更是以实际行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就没有当前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他们融入城市的步伐却如此缓慢,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却如此艰难。农民工市民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继续推进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2、樊纲,武良成.城市化——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3、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和制度创新[M].商务印书馆,2001.

4、吴森富.广东省流动人口素质结构和年龄结构研究[J].南方经济,2003(3).

5、程亮,郭剑雄.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探微[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1).

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困境 篇6

城市化过程中以建设为目的的大规模土地利用 (1) 导致大量农用土地被征用, 征地-撤村-上楼-农转居是其所遵循的一般路径, (2) 与农民工等怀有主动城市化意愿的群体不同, “上楼”失地农民往往是在政府主导下, 在城市发展的需求下不得不被动接受城市化, 并在短期内面临村落终结和农民身份的终结, 以及伴之而来的乡村生活到城市社区生活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2013《城市蓝皮书》指出, 中国真实的完全城镇化率为42.2%, 预计到2030年前, 全国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 其中存量约1.9亿, 增量达2亿多, 可见, 我国城市化的核心发展期还将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自2000年以来,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 失地农民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性群体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学者们从户籍制度、就业安置、社会保障、利益补偿机制等各方面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近年来, 学界逐渐认识到, 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 更是人的问题, 学者们开始从社会融入、角色转换、城市适应等方面探讨失地农民的城市化。2013《城市蓝皮书》中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城市化原则, 指出城镇化的核心不是城市的高楼化, 而是人的市民化。失地农民“上楼”的城市化方式显然已经满足“城市的高楼化”, 但城市化的核心问题, 即人的市民化仍是我们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究竟哪些因素起到阻碍作用?除了制度, 其自身有哪些因素?户口转居这一制度措施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 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出发, 笔者对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京郊地区 (3) 失地农民进行了调查, 以期从失地农民本体的角度呈现其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 (5)

二、经济收入:制约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客观瓶颈

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2008年1~11月全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98.03元, 人均养老金及离退休金6412.40元, 而笔者调查点西北旺镇西北旺村同年村内劳动力人均收入为16485元, 退休金为900元。经济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的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市场体系之中, 吃、穿、住、行都需要货币的支出。而与城市居民相比, 他们原有的生活技能、知识体系并不能使他们在城市环境中很好地就业或获得其他收入, 他们所有的只是在瞬间住所和户籍的变化。

失地农民王雪梅 (女, 原西北旺村村民, 搬进楼房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告诉笔者:“我们这些人没有技能, 找不到什么工作, 大队会向小区物业推荐我们这些人干活, 墩楼一个月八百, 管理早市一个月一千, 基本上做这个工作的都是村里搬迁过来的人。”张丽 (女, 原西北旺村村民, 搬进楼房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家“上楼”之后城市高消费水平与失地农民低收入水平之间的矛盾突显, “农转非总体来说是不好了。以前有自己的房子, 350元一个月, 自己还有其它收入, 现在虽然900元一个月, 但是水、电、物业费, 什么都得花钱, 自己又没有其他收入了”。张生 (男, 原西北旺村村民, 搬进楼房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因为年纪超过60岁, 已享受到养老保险, 每月可领取900元养老金) 认为“我们和城市差距大, 人家退休一个月四五千元, 我一个月才九百元。人家吃得好, 咱吃得赖点儿。人家穿得好, 咱就穿赖点儿”。“上楼”失地农民的生活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他们有着居民身份, 住在城市小区, 但其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却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一方面,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在教育、机会、发展等各方面处于劣势, 这些直接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低下。如今, 征地换房和户口转居将这些受教育程度、经济基础、职业技能各方面都与城市人口存在过大差距的失地农民瞬间与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较好经济基础、享有娴熟的职业技能的城市人置于同一生活空间, 他们的劣势和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 失地农民虽然在户口上转为居民, 但其社会保障系统却并未真正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系统, 其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居民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既不能获得良好的就业机会, 又没有享受相同的社保水平, 这些客观上造成大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 不能获取足以应对城市生活的经济收入。在同一个经济生活空间下, 经济收入差距使“农转居”带来的只能是身份的转变, 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远不能达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 甚至可能比之前的村落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这进一步拉大了失地农民与城市人口的差距。正如苏雪串提出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加剧城乡经济的割裂状态不利于“二元结构”的转化一样, 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导致同在身份上是“城市人”的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经济的割裂状态, 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1]使得失地农民市民化受到制约。

三、观念认知: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主观因素

有学者提出人的城镇化除了就业、公共服务, 还有观念和意识的城镇化, 而观念和意识的城镇化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6)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一个主客观同时作用的过程, 经济收入作为客观因素制约着这一过程, 而失地农民自身的观念和认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市民化进程。

1. 分类观念与信任缺失导致对城市社区归属感不强

在征地换房过程中, 失地农民搬进了原村庄被征土地上拔地而起的居民小区, 从而与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收入情况的城市居民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异于村落的城市社区。强的社区归属感和高的社区融合度有助于失地农民在社区层面的城市适应。然而, 笔者的调查中, 京郊失地农民却表现出如下特征:

(1) 分类明确。在日常生活中, 失地农民表现出清晰的分类观念, 他们对一切事务都进行“村庄之内”和“村庄之外”的清楚区分。“小区里基本都是回迁户, 对外面来租房和买房的人一点都不了解, 他们都是外地人” (刘刚, 男,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很多外地人来这里买房、租房。村里人要是有两套以上的, 一般都会租出去一套。租房的人都是来北京工作的外地人, 跟他们不打交道” (吴媛, 女, 原马连洼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在失地农民观念中, 自己所属的群体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 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人 (租房和买房住进入小区的) 都是“外来人”。失地农民有意识地将“我群体”和“他群体”进行了区分, 并在主观上对“他群体”产生戒备。长期的城市中心主义和城乡户籍制度区分使农民在心理上存在弱势感, 这种心理上的弱势使其刻意地划分群体, 有意识地避免与城市居民的交往,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失地农民对城市社区的归属感和与城市居民的融合度。

(2) 缺乏信任。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熟人里长大的, [2]人与人之间知根知底, 关系紧密, 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3]失地农民“上楼”前所处的村落便是费先生所称熟人社会,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 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4]失地农民长期的村落生活经历已经完全适应了熟人乡土社会的生存法则, 换句话说, 乡土社会中, “熟”等同于“信任”, “陌生”等同于“不信任”。在搬入城市社区后, 乡土社会向城市社区的瞬间转变, 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生存法则的不同, 失地农民基于乡土熟人社会的安全感消失了。“哥们儿都是发小, 现在都不交新朋友, 不熟还怕受骗” (张圣, 男, 原西北旺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小区里租房、买房的人大多是来北京工作的外地人, 跟他们不打交道, 觉得他们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 觉得不可靠不放心” (和彩萍, 女, 原马连洼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在搬入城市社区和户口居民化后, 城市社区新面孔的增加与他们长久以来的乡土生活经验不符, 基于熟人社会交往法则中的信任机制, 这一群体依然谨守着以往村落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圈, 这种信任危机源于失地农民搬迁后对乡村“熟人社会”到城市“生人社会”转换的不适应。

汪雁等学者将社区归属感定义为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地域和人群集合认同、喜爱和依恋的感觉。[5]对失地农民来说, 虽然搬迁到城市社区居住, 户口也转为了居民户口, 但思想观念中明确的群体分类观念和生人社会的信任危机使其很难与社区中的城市居民交往融合, 长期的乡土生活情愫也使其很难对城市居民群体产生认同、喜爱和依恋的情感, 这些综合起来导致这一群体对新的、异于村落的城市社区的弱归属感。城市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融合的缺失在一定程度对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起到阻碍作用。

2. 差异认知与“未脱域”导致城市身份认同滞后

对于失地农民来说, 从农民向居民的身份转换是其城市化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而身份转换分为制度身份的转换和心理身份的转换两个层面。政府在一些拆迁村落开展了户口“农转居”工作。“上楼”的失地农民陆续按照政策进行了户口的“转居”。政府的这一政策实现了失农民制度身份的转换, 然而, 只有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心理身份转换, 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农民的城市化。因此, 笔者调查了失地农民的身份认知情况。

(1) 基于差异性的身份认同。失地农民的调查发现, 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生活标准。“农转居了, 是城市户口。但是还不是城市人。农转居还是跟城市户口不一样, 生活标准不同” (韩军, 男, 原东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转居) 。生活标准成为失地农民认定自身身份的一个因素。二是收入水平。“收入绝对不一样, 城里人收入高啊, 人家两千多元, 三千多元, 哪跟我们似的, 一千块钱, 文体活动也不一样, 生活方式它也不一样, 原先我们就是农村来的, 到这楼房, 我们农村人, 还按以前那农村的习惯。因为我们以前是农民, 人家以前就是工人, 人一下班没事跳舞去, 那农民, 好家伙, 从早上太阳还没出来就上地里干活去, 一直干到黑, 能一样吗?” (周红燕, 女,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转居) 。同样收入水平成为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一个因素, 除此之外, 生活方式也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指标之一。三是身份认同。“农转居与城市正式居民当然不一样。我们就是农村超转人员, 村里的多少亩地被占了, 就给村里多少钱, 转多少人” (马伟生, 男,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转居) 。在失地农民看来, 他们只是“农村超转人员”, 根源上的农民身份才是他们本质的身份。

社会学家R·简金斯 (RichardJenkins) 指出, 认同 (Identity) 概念的现代功能包含人际关系中的两个基本因素:基于人们同一性的关系和基于差异性的关系。[6]对于失地农民来说, 一方面, 长久以来固有的生活经验很难摒弃, 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依然保留着农民的习惯, 遵从着乡土文化, 与“内群体”成员在各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 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恰恰是通过与城市人的比较而产生的, 在进入城市社区后, 他们更加明确地了解到自己与城市居民在生活标准、本源身份、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差异, 基于“认同”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两个方面, 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

(2) 基于村落结构的身份认同。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社区之后, 村落虽然在形态上不复存在, 原村落的村民也被分散到不同的社区, 但城市社区的边界并没有成为划分人群和形成结构的边界, 失地农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组成还是以亲属为基础的血缘和以村落为基础的地缘性关系, “我还是农村人, 身边还不都是那些农村的人, 农转居了也还是农村, 它城市跟农村不一样” (胡兴梅, 女,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失地农民打破了社区的边界, 仍然以村落为单位进行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建构。在这种状态下, 原村落的贫富分化状态、社会交往的小团体也没有被打破, “以前富的人还是富, 穷的现在还是相对穷” (王锁贵, 男,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这么些年关系好的还是我们几个, 经常聚在一起的也还是那些人” (白顺梅, 女, 原马连洼村村民, 上楼10年, 户口已农转居) 。吉登斯曾用“脱域”来描述现代性语境中全球化过程的特征, “所谓脱域, 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地域性关联中, 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7]在吉登斯那里, “场域”与“结构”是相互对应的一对概念, 失地农民在搬入城市社区之后, 并没有产生“脱域”的现象, 虽然生活在城市社区之中, 但依旧延续着村落生活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 仍然生活在原村落形成的“场域”之中。在村落的“场域”和“结构”下, 失地农民更加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 制度身份的转换并没能帮助失地农民彻底的城市化。

四、村落生活惯习:阻碍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步伐的文化根源

在祖祖辈辈的村落生活经历中, 乡土文化根深蒂固地植入了农民的血液中, 失地农民在搬入城市社区之后很大程度地保留了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我们前面楼里一个大婶子, 在门前的花坛里养鸡, 鸡天天打鸣, 吵得我们睡不着觉。看在他们是以前的老街坊, 我们都没好意思说, 还是看在老街坊的面子上;如果他们不是我们的老街坊, 是外来人, 他哪敢这么做” (魏敏, 女,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还是 (城市农村) 生活习惯不同, 有两口子, 搬进来好几年了, 就使了一吨水, 卫生间没使过, 舍不得用自家厕所, 就到别人家上厕所, 天天到外面接水用” (杜昌德, 男,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我们很多人都在楼下晒个东西, 在小区花坛里种点葱什么的, 可小区都不让, 说是破坏绿化” (张奎, 男,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从这些讲述可以看出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后乡村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依然延续,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其称之为“惯习”, 他这里的“惯习”指的就是“文化”。布迪厄认为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 但“惯习”是内化的, 也是不易改变的。在“上楼”后, “惯习”的倾向, 或者说“文化”的持续使失地农民偏向于选择根据他们的资源和过去的经验最可能成功的行为方式, 所以, 乡村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被保留了下来。但村落生活习惯的延续和保留在文化层面只会进一步强化失地农民的农民身份认同, 在生活层面只能固化其农民生活习惯, 严重阻碍了失地农民的市民化。

五、结论与建议

从调查结果来看, 失地农民在住所上已经高楼化, 在制度身份上也已经市民化, 但人的城市化却并未能完成。在“上楼”和“转居”8年之后, 这一群体依然延续着农业社会的一些根本特质, 其城市化道路还存在许多阻碍因素, 而这些绝不仅仅是居住方式、制度身份的城市化便能解决的, 这些困境更多地体现在心理和文化层面。心理层面上, 失地农民对城市社区难以产生以往村落那样一种认同。文化层面, 失地农民依然延续和遵从着乡土文化和乡土生活法则, 这样, 人们往日乡村生活的许多经验得以适用, 但这严重地阻碍着失地农民的城市化。失地农民“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需要政府、社区和失地农民自身三个层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得以解决。

1. 打破城乡二元分化, 强化城市身份认同

失地农民在搬入城市社区之后, 无论是社会交往过程中明确的分类观念, 还是基于差异性的身份认同, 都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结构有关, 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与城市人在观念和身份上都产生了隔阂, 要摒弃这种隔阂, 实现城乡融合, 首先要在制度层面打破这种对立。这并不是简单的户口转居民可以解决的, 除了消除城乡户籍制度, 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纳入统一的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体系中去, 通过制度层面淡化甚至消除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差异, 强化失地农民对城市身份的认同。

2. 打开交际圈, 增强城市社区归属感

失地农民城市适应与融合的关键在于对从村落到城市社区“场域”变化的适应。目前, 失地农民由于固守乡土社会交往方式、交往范围、交往文化而导致村落生活的“结构”与“场域”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 在现代性获得过程中并没有“脱域” (脱离村落生活的场域) , 这从根本上阻碍着失地农民的城市化和市民化。“上楼”之前失地农民生活的场域是村落, “上楼”之后就是社区, 从这一层面上讲, 城市社区的作用非常关键, 社区可通过多种多样的社区活动提供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相互交往的机会和环境, 在实际工作中, 引导和促进失地农民打开人际交往圈, 鼓励他们多和同住在社区中的、与他们异质性较高的城市居民建立社会关系, 将人际交往作为一个切入点, 使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真正达到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了解、互动和融合, 从而提高失地农民的对城市社区的归属感和融合度。

3. 提升失地农民自身素质和技能, 消除城乡差距

在当代社会之中, 文化已经取代了宗教、民族、国家而成为最具有区别效果的因素, 而布迪厄认为, 学校机构比任何机构更具有正当化及再生产社会文化层级, 也就是定义与再生产所谓的“正当的”社会分类秩序的能力。[8]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要消除城乡差距, 促进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合, 教育是根本办法之一。这就要求政府、社区和社会机构能够为失地农民提供知识的、就业的、生活的、文化的各方面培训和教育, 这些比居住方式、制度身份的改变更能根本地促进失地农民的城市化。

4. 改变生活习惯, 融入城市生活

失地农民在搬入城市社区后, 村落生活习惯的保留不仅为自己贴上了标签, 也给小区中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不便, 不利于社区融合。要从观念层面引导失地农民摒弃村落生活惯习, 接受城市生活方式, 通过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同化消除与城市居民的差异性, 从而渐渐达到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适应。

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 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失地农民在“城市化”大潮中正经历社会变迁的阵痛, “上楼”和“转居”并不能使失地农民真正的市民化, 这一群体真正市民化还有艰巨的一段路要走, 需要政府、社区和失地农民三个层面的共同努力, 除了制度完善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要完成失地农民自身对城市身份的心理认同和对城市的文化适应, 即人的市民化。

参考文献

[1]苏雪串.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2, (03) .

[2][3][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5]汪雁等.三峡外迁移民的社区归属感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2001, (02) .

[6]Richard Jenkins, Social Identity[M].London:Routledge Press, 1996.

[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上海:译林出版社, 2000.

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思考 篇7

1 问题的提出

农民市民化, 狭义上指农民、城市农民工等在身份上获得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相应的社会权利;从广义看, 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 使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市民转化, 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过程, 也是农民追求和要求分享城市文明的过程, 亦即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也就是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不断现代化、文明化的过程。由农民变为市民, 这一伟大经济社会现象不仅顺应了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趋势, 而且对整个国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城市化的关键是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又可以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尽管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 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为46.6%, 但与发达国家70%的城市化水平相比, 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此外, 我国城市化进程注重农民身份、人口数量的城市化, 而忽视了人的素质、权力、福利的城市化, 以至很大一部分转变为市民的农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市民的待遇, 严重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实现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看,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实现城镇人口比重的较大幅度的提高, 让更多的农民变成真正的市民, 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 从而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良好健康发展, 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2 农民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2.1 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城市的扩张只是市民化的前奏, 而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标。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受经济规律制约和决定的, 城市为经济活动所提供的效率和便利, 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人口城市化可以集中利用有限的资源, 包括资金、技术和原材料、土地、一切生产和生活的设施, 同等数量的设施城市集中利用比分散起来利用效益大;人口城市化集中利用的资源比分散情况下易于流转和优化配置;人口向城市集中, 信息密集, 便于交流沟通。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转为市民, 是世界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 英国农民只有3%, 美国是6%, 日本是16%, 韩国是20%, 中国53.4%的人口是农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离开了市民化的城市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必然遵循此规律。

2.2 农民市民化与城市经济发展密不可分

农民市民化与城市化相伴而生, 互相促进, 相互影响。实际上, 我国现阶段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 且质量不高, 与农民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有明显联系。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 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部分企业破产, 部分企业实行资产重组, 部分企业产业升级, 这就使得工业企业就业总量增长进一步减慢, 由此造成了近年来城市失业下岗人员不断增多, 结果减缓了农民进城步伐, 制约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当前城市中的失业增加并不是农民进城务工造成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生产能力过剩, 产品没有市场。过多的农民滞留于农业, 不仅农民缺少其它就业机会, 收入下降, 而且会造成农村市场的疲软, 农村消费增长缓慢, 进而影响城市工业品的销售。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对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它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加大了二、三产业的拉力;扩大了内需, 刺激经济增长, 提高了城市化水平;增加了农民收入, 为农村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 有利于加速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各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 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步伐。

2.3 农民市民化推动城市化进程

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农民市民化是促进人口、资源和生产向城市集聚, 而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又是促进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条件, 城市通过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把周边地区的经济网罗成一个有机整体, 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3 加速农民市民化应该采取的对策

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民市民化, 以制度创新加速农民市民化进程, 从而推进城市化进程, 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加速农民市民化的制度创新主要解决农民进不来, 出不去的问题。所谓“进”的问题, 是以“户籍制度、就业体制、福利制度”为主的三位一体的制度制约;所谓“出”的问题, 则是农村教育制度与农地流转机制的制约。

3.1 户籍管理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 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传统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松动, 各地纷纷出台新的户籍政策以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但是,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中还存在着许多影响和限制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方面, 今后的户籍制度改革, 要按照“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 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 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 承担应尽的义务”的要求, 逐步解除农村人口到大中城市落户的限制。同时, 解除以户籍为依据的对农村人口的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 降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

3.2 就业体制创新

农民市民化首先是就业问题, 必须以增加就业为前提, 如果盲目地增加城镇人口, 会导致过度的城镇化, 造成进城农民的贫困化。对进城农民实行什么样的就业政策, 直接影响农民市民化的程度和发展趋势。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统一决策、分级管理的体制,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承担了不同的责任。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出台某种政策时, 往往会在政治成本和政治收益之间作出政治收益最大化的决策。一些城市政府首先出于代表城市市民集团利益的考虑, 以本市劳动力充分就业为重要目标, 并将此作为保证市民收入提高的一个手段。因此, 在对待农民进城、实现市民化的问题上, 实行排斥和抑制政策的多, 鼓励和支持政策的少。在政策制度的安排上, 大多是以城市市民的心态对待进城农民。实际工作中对农民市民化存在着重堵轻疏, 重管理轻服务, 重义务轻权益, 重城市就业轻农民工安排的政策现象。解决上述问题, 关键在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取消对农民工的行业、工种限制。由劳动力市场提供各地城市劳动力供求信息,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双向选择, 这对农民流向、择业至关重要。对此, 要加快建立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 努力建立和健全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服务体系, 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

3.3 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社会保障保障体系残缺, 未覆盖全部进城农民, 进城农民存在后顾之忧。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进城农民能否留得住的关键问题。对此, 要不断探索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采取有效措施, 给农民工和已经拥有城市户籍的农民以真正的市民待遇。要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为突破口, 逐步增加保险种类、扩大福利保障范围。此外, 在农民工子女上学、就业方面也要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限制, 给他们平等的公民待遇。

3.4 农村教育制度创新

教育是农业劳动力提高素质步入现代城市生产活动的前提, 是农村人口打破传统生存和生活观念, 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要求。没有现代化的教育支撑的城市化是低质量的城市化, 是没有发展后劲的。教育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人口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上。农民能否变市民, “乡下人”能否成为“城里人”,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整体素质状况。事实证明, 进城农民的整体素质是其取得市民资格的重要条件, 决定着由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率。仅从受教育程度看, 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 农民中各种学历的比重为文盲9.5%、小学41.1%、初中45.1%、高中4.1%、大专及以上0.2%。很显然, 这种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的现状制约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加大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 国家采取了免除农村中小学生学杂费等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有效措施, 保证了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目标的基本实现。但是, 农村教学体制僵化, 办学形式单一, 教学内容脱离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农村教育的重心仍在于应试性的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流于形式, 劳动技能培训之类的成人教育落后, 造成大量初、高中毕业生“升学无望、求职无门、致富无术”,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因此, 必须改革农村教育体制, 改变以应试教育为重心的教育模式, 构建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以应试教育为辅、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教育体系, 通过教育培训努力提高农村青少年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为农村地区培育大量新型适用人才的同时,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城市化夯实智力基础。

3.5 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不能把农民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进城落户的先决条件。我国的城镇化绝不走让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后进城沦为贫民、城市出现大量贫民窟的道路。在农民进城还没有扎下根之前, 决不能轻易拔掉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这个根。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权利, 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不受侵犯, 是整个“三农”政策的核心, 也是城镇化成败的关键。对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方向, 要在维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 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制度创新。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 既要有利于维护农村经济社会稳定, 又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推进城市化进程。对此, 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制度创新, 把土地的保障功能剥离出来, 即要创造出一种制度安排, 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置换为可靠的生存保障。只有弱化了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 农民才可能放弃土地, 离开农村, 成为市民。在这方面, 发达地区创造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此外, 以土地使用 (下转P108 (上接P81) 权置换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也是一条可以探索的途径。当然, 土地使用权的制度创新要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甚至财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 才能推动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摘要：农民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研究农民市民化应该采取的对策, 让更多的农民变成真正的市民, 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 从而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 将成为“十二五”城镇化进程的重头戏, 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对策

参考文献

[1]姜作培, 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的重大举措[N].学习时报, 2010年.

[2]胡杰成, 中国农民工问题相关研究述评[J].社科纵横, 2010年01期.

[3]毛晓刚, 让新一轮科学发展的成果惠及民生[J].前线, 2010年02期.

[4]严宝康, “增就业居首”是最大的保民生[J].上海人大月刊, 2010年03期.

农民市民化能力 篇8

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进城是一种历史趋势。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进城已经基本完成第一步, 即由农民变成农民工的职业转换阶段, 接下来, 则是如何由农民工变成市民的问题。这种分阶段市民化, 可以说是中国特色, 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民职业转换的同时进行身份转换的一步到位模式的突破。但在理论上, 对于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这个第二阶段的任务, 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1]一种主张激进的路径, 即马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制度变迁, 让农民工迅速转换为市民;另一种主张渐进的路径, 即要求让农民工顺其自然地实现市民化, 在理论上某个农民工达到条件则接纳这个农民工入城, 一个地方达到条件则这个地方先行。在现实的实践中, 激进的敞开大门接纳农民工进城的实验出现了挫折, 渐进的有条件将农民工转换成市民的政策却形成了普通农民工现实的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的尴尬境地。由此各界提出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是:如何对两种农民工市民化的学术观点进行评价, 并在这种评价中进行学术创新, 找到突破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新路子。对于这个问题, 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研究, 无论是理论阐释, 还是实践说明, 都可以有两种研究的态度, 即从外部介入的方式, 也就是从社会与政府责任等角度来探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也可以从内部发展即以农民工为主体自我发展的角度来讨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鉴于以往研究多是一种外部介入的探讨, 我们就从农民工主体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中, 考虑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考虑到学术创新必须要有实践的依托, 我们又从一种具体调查的实证研究来展开。

二、调查及结果

1.调查方式

首先是关于问卷设计, 我们根据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农民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的观念, 从农民工的现代化的角度设计问卷。由于人的现代化不过是人的生活与生存模式的变迁, 所以, 问卷设计的具体问题就从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描述入手, 以便在调查后通过这些问题掌握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 并透过这种现状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就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来说, 一般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人的就业或工作, 也就是人获取生活资料的方面;二是人的生命延续相关的方面, 即家庭生活;三是人的社区生活, 也就是个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交往的方面。显然, 这三个层面是相互依赖与相互作用, 共同形成了人的生存具有的个体性与群体性交织的现实状态。考虑到本研究的政策取向, 在这三个层面的调查上, 总体上都设置包括农民工在这一层面生存的现状或问题、解决办法、发展目标、及政策需求等问题。每一个问题, 则根据在调查前对农民工的掌握与其他文献的描述, 提供若干选择答案供被调查的农民工挑选。由于农民工生存的整体性, 在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前还设计了一项一般性的关于农民工社会经济情况的问题, 主要包括年龄、文化、性别、职业等。

其次在调查操作上, 我们选定一家能体现农民工所进企业所有制与行业分布特点的台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某针织厂农民工为调查对象, 当时共发放问卷35份, 一个月后实际回收35份, 其中有效问卷32份。

2.调查结果

(1) 样本社会经济情况。

年龄29岁及以上的农民工占59.4%, 其他80后的农民工占40.6%;初中文化包括未毕业的农民工占71.9%, 高中专的占28.1%;男性农民工占64.5%, 女性占35.5%;75%的农民工是熟手, 18.8%为师傅, 主管与生手都各占3.1%。这种状况说明农民工人口学上的自我更新不明显, 前几年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2) 样本就业状态。

在就业途径上, 依赖亲戚的农民工占43.8%、依赖老乡的18.8%、依赖朋友的6.3%、自己找的31.3%。关于待遇问题, 75%的农民工反映企业不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 50%的农民工选择“工作时间太长、周末不放假”, 其余反映工资低的农民工占46.9%, 反映缺少文娱活动的占37.2%, 反映管理不公及以罚代管的分别占28.1%与21.9%, 其他反映升职机会、工伤、职业规划与工资发放时间等方面问题的比例都在10%以下。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方式, 向亲戚、老乡、同事、朋友等求助的比例分别为46.9%、37.5%、21.9%、18.8%, 其他途径都在10%以下。在职业发展规划上, 46.7%的选择做生意, 16.7%的想学一门技术, 13.3%的为回家务农, 其他如开厂、从事现岗位及在本厂发展的等都不到10%。在职业发展上, 选择自己努力工作赚钱的占53.1%, 找朋友帮忙的占28.1%, 遵纪守法踏实工作的占25%, 跟工作管理方搞关系创造机会的占6.3%。在就业政策需求上, 靠前的加强劳动执法与办理社会保险都占到46.9%, 要求定期提高最低工资与每周放假一天的也都占到了40.6%, 然后是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占34.4%, 提供打工者做生意或开厂贷款优惠的占21.9%, 要求技能培训的占18.8%。这样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工就业在多年之后仍然处于低端的劳动力市场, 就业权益保护仍然有待加强。

(3) 样本生活方面。

农民工反映的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不能在家照顾父母与子女占65.5%, 看病贵占53.1%, 社会保障不健全占40.6%, 开支压力大占37.5%, 两地分居占21.9%, 治安占15.6%, 买不起房占12.5%, 其他如子女读书与找对象都在10%以下。在解决生活问题的手段中, 自助的占84.4%, 向亲友求助的占18.8%, 没有人选择向政府救助或其他途径。在生活方面的政策需求上, 50%的农民工要求统一城乡社会保障, 46.9%的要求控制物价, 要求提供面向农民工住房体系的占34.4%, 要求解决子女读书的占31.3%, 要求建立夫妻探亲假的占28.1%, 在家乡建立帮扶留守父母与子女制度的占25.8%, 要求解决户口迁移的排在最末占21.9%。这些调查数据都体现了农民工候鸟式生活模式, 以及提升生活保障的愿望。

(4) 样本社区参与方面。

农民工在交往互动对象上排在第一、二位是亲戚朋友与房东, 分别占65.6%、43.8%;其次是老家的生产小组与村, 分别占12.5%、9.4%;城市社区与管理机构中只有派出所达到12.5%, 其他如居委会、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工会等都在10%以下。交往互动中涉及的事项, 亲戚朋友的人情往来占65.6%, 租房占40.6%, 如计划生育、子女读书、治安、劳动争议、保险、承包地等都不到10%, 其他如参与培训、党团工会活动、社区与村里的治理活动等都是0%。在互动交往的障碍上, 反映城里人冷漠的占46.9%, 政府未能主动服务的占40.6%, 劳动法执法不力的占37.5%, 其他因户籍原因不能参与城市社区自治与利益分配的都不到5%。在克服障碍上, 自己努力的占75%, 求助亲友的37.5%, 求助政府的6.3%。在社会交往政策需求上, 排在第一位的是要求城里人改变冷漠态度占50%, 要求官员主动为打工者服务的占43.8%, 要求在社区分红的占15.6%, 要求参与社区会议及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的都达到12.5%, 要求在打工地入党占9.4%。农民工这些社区生存状态表明:城市对普通农民工处于排斥状态, 农民工与城市及农村社区之互动凭借的是一种利益交换模式。

三、样本资料分析与结论

1.样本资料分析

分析样本资料, 可以推断与发现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状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 生存中发展的需求。

就农民工的需求来看, 还总体上处于一种生存的低端, 同时又有向上延伸即发展方面的需求这样一种状态。农民工需求的生存性体现在:他们面临与希望解决的问题, 包括就业、生活与社区交往等层面, 都是一种大体上与个体维持生命延续相关的, 如就业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加班工资发放没有达到法定标准问题, 生活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对家人的照顾问题, 社区交往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城里人的冷漠。这三个问题直接影响的是农民工的生存——生命的维持——通过工资发放形成对物质资料占有的状态、生命的延续——通过家人照顾对生命延续质量、生命的社会条件——通过与城里人互动生成农民工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等。在这样低端的生存之下, 农民工发展的需求也是有限的、低层次的。如在就业方面, 虽然合起来一半以上的人想做生意或学技术, 但其政策需求中排在前列的还是维护就业权益及通过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建设保障自己的劳动力与职业安全。从生活方面来看也是如此:排在相关政策需求前列的都是关于生活安定的与生活保障有关的, 至于政府与学界讨论很久的户籍问题则现实性的排在末位。从社区参与来看, 主要的政策需求也是改善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态度与政府公共服务的主动性。

(2) 半封闭自助的资源。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源来源可以分析为三种:一方面是农民工自己拥有的资源, 如作为具体的社会主体拥有的体力、智力、经验、技能、资产等, 这些也是形成农民工市民化主体能力的资源;另一方面是农民工通过社会交往而形成的资源, 主要是社会资本, 即可以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中获取的资源;第三是作为社会宏观环境的政策制度与社会经济形势等提供的资源。从这些资源来看, 第一个资源是农民工自己可以创造与自主使用的, 第二个资源是农民工可以主动建构的, 第三个资源则是外部环境, 是需要农民工适应的。从总体上讲, 农民工进城的生活具有半封闭自助的特点。从宏观外部社会环境与政策制度来讲, 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提供了农民工到城市就业的机会, 但在其向上的社会流动上则处于一种限制状态;就现实的政策来讲, 在2000年前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在理念上是当作一种管制的对象, 在2000年后则逐步向善待农民工转变, 但受户籍制度等制约, 仍然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处于一种社会排斥状态。[2]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写照是:职业上基本实现了流动, 身份转换上则踌躇不前。作为这种半封闭资源的表现, 在调查中发现样本农民工反映其社区参与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城里人的冷漠, 在冷漠之下农民工与城市的互动范围十分狭窄, 调查揭示的最多的互动就是租房及与房东的往来, 而这种调查中最多的互动也是通过一种同样冷漠的方式——利益交换的方式实现的。由于城市生活对农民工的半封闭, 农民工在大多数情况下遇到问题时只能采取自助方式:样本农民工找工作就是通过熟人这种次级社会关系达到的;遇到就业问题、生活问题与社区参与问题, 首先求助的也是这种关系。通过社会资本解决城市生存问题, 这是农民工自助的一种基本形式, 也是大多数社会学相关研究揭示与强调了的。只是这些研究没有指出或突出这种社会资本的自助性质, 即:通过农民工自己努力建构关系来解决问题。作为自助的另一种常态的也是主要的且被多数社会资本研究掩盖了的形式是农民工自己单独解决问题:在找工作中有31.3%的人是自己联系, 在生活上84.4%的人选择自己解决问题, 在社区参与上75%的人自己克服障碍。

(3) 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环境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 农民工在市民化中必须适应面对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社会环境中抽取各种可用的资源。就现实的环境来看,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是一种选择性激励的环境。作为一种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它向农民工提供的资源与机会都是有限的、有条件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上面讲的农民工半封闭自助的资源特征。这种选择性激励环境, 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与社区的利益分配关系上。改革以来, 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 在劳资关系上主要照顾的是资方的利益。尽管2000年起政府开始关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 但由于政策执行的时滞与政策变迁的过程性, 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并未彻底转变。体现在调查中, 就是样本农民工反映的社区参与问题前三甲中二、三名都是讲政府的, 要么说政府服务不主动, 要么讲政府执行劳动法不力。另一个方面, 就是在农民工务工的城市社区利益分配上, 本地人对外地人——农民工的冷漠, 城市社区利益只与农民工实行“平等”的交换——以租房租金等方式, 作为城市社会价值主要创造者的农民工很难参与社区各种收入的分配。造成这种普通农民工城市生存困境的政策与制度原因, 就是一种有条件地让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即将农民工中的上层或优秀分子, 通过购房、交税等条件, 迁移户口, 变成市民, 参与到城市社区的治理与利益分配中。由于这样的机制, 致使农民工应该在城市享有的同等就业、同等教育、同等社保、同等居住、同等服务以及同等政治参与等权利都打了折扣。由于环境提供给农民工的资源的有限性, 农民工在适应环境上也表现出独特的方式:一方面是在城市中现实的基于利益驱动的“寄居”生活;另一方面是面向未来的“逃离”念头;第三是遭遇生存问题时的“自助”模式。“寄居”是多数研究揭示了的, 也是农民工城市生存的真实写照;“自助”在本文前面已经说明, 这里只指出一下调查反映出来的“逃离”问题。调查在了解样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就业状况时设计了一道问题, 让农民工讲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统计结果显示, 排在前三位的是做生意、学技术与回家务农, 选择坚持现岗位及在本厂发展的合计起来等于回家务农的比例。这种结果一方面表明了农民工对自我职业提升的愿望, 也体现了农民工对现在的工作单位与工作地的不满, 由于这些愿望与不满, 农民工才有在未来“逃离”的计划。事实上, 伴随农民工“寄居”生活的高流动率与一波一波的“返乡潮”与“创业潮”, 也体现了农民工在自助中“逃离”的方式。这种“逃离”即有向上的市民化的发展, 也有向下的回归农业念头。因而, 这也是在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2.结论

根据上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调查结果与分析发现, 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的结论。

(1) 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进军并在现代化过程中最终转变为市民是一般历史趋势, 但在当代中国那种激进制度变迁的市民化模式是缺乏现实性的, 在实践中必然是要碰钉子的。同样, 在当代中国各地现实性选择的渐进市民化模式也是不道德的, 在实践中难以达到政策初衷的。

激进模式的非现实性在于, 从逻辑上讲, 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现代化中的一种普遍趋势, 只是一般性的东西, 要变成各个国家具体的现实, 必须根据各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条件来推行。也就是说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前景与趋势来说, 会走向城乡一体, 会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这是一个政策规划的方向, 但这种规划的落实必须依条件有步骤地实施。首先, 从宏观的财力、农民工的地位等判断与提出激进制度变迁的市民化道路就不现实, 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政策实施的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中央可能集中了更多的财力, 有的地方可能财力就不足;在整体上出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趋势, 但在局部主要是后发地区可能条件就不成熟;在中央与全局可能更关心城乡一体化与社会公正, 在地方与局部可能更关心发展与户籍人口相关的本土利益。其二, 农民工规模庞大, 几亿人想同步通过制度变迁一下实现市民化,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 就农民工群体来讲, 现在有一、二亿, 而在农村还以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储存了几乎同样的规模的数量。所以, 不光市民化规划巨大, 而且当现有农民工市民化了, 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农民转变成农民工加入这个行列, 因而这种进程必然是有比较长的期限的。其三, 农民工市民化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 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不可能简单地以激进改革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不光涉及城市, 也关联农村;不光与农民工有关, 也与工厂有关;不光与农民工家庭有关, 还与社会参与有关;不光是一个户籍改革问题, 也是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因此, 对于这样复杂系统的工程, 最好先试验, 符合条件, 取得经验再推广。

以上是从一般性的角度、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论证了激进模式的非现实性。从本研究的立场来说,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因此, 对激进模式也可以从农民工的角度来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 本调查的结果也充分证实了激进模式的不切实际。首先从政策目标来说, 政府制定政策必须要具有回应性、反映社会要求。从调查揭示的农民工需求来看, 还处于一种低端的生存性需要, 生存放在第一位, 发展只是次要的将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其次从政策执行来讲, 市民化需要农民工发挥主动性, 但农民工在市民化中却面临资源短缺的局面。第三是城市通过选择性激励那种有条件让农民工转变成市民的政策与自利机制呈现的半封闭与社会排斥状态。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下, 农民工的城市生存与市民化居于一种自助状态。这是一种相对孤独的自助, 也就是说, 农民工就是有市民化的念头, 也受到自身条件与社会环境的制约, 在现实中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至于渐进模式的非道德性在于:它对农民工的市民化采取的是一种选择性激励的路径, 即一方面中央在总体上原则性地提出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方向, 并授权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执行;另一方面, 地方在执行时, 都不约而同采取了一种选择性激励的路径, 即规定农民工迁移户口转变为市民的硬性指标, 如购房、稳定就业及文凭、技能、投资或缴税等条件。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大多数都是蓝领工人——正如本调查揭示的样本农民工75%的为熟手、初中文化的占71.9%, 处于一种工资低、劳动时间长、租房或住工厂房过日子的状态, 根本无法达到资产或技能文化等方面的地方政策门槛, 实际上造成了多数农民工都被阻挡在市民化之外。这样, 对中央政府来说, 通过向地方放权, 实际也放弃了宏观政策上的政府责任。这是这种渐进模式不道德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既要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为自己创造财富, 又不想为多数农民工提供跟户籍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 并通过选择性激励政策将多数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公共管理之外, 这明显的是一种自利的行为, 显然是不符合分配正义的, 也是不道德的。由于这样的渐进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农民工产业工人与农村户口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 渐进模式作为现实的农民工市民化道路, 实际上成了一条实践中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难进模式。

(2) 由于安排的激进模式不现实、放任的渐进模式又不道德, 因而, 农民工市民化只能走一条中间道路, 即走适应性市民化道路。

所谓适应性市民化, 就是改变安排的激进模式那种市民化忽视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主体作用的缺限, 以及克服放任的渐进模式那种市民化政府不负责任的弱点, 立足市民化中农民工主体作用的发挥, 利用市场利益机制, 发挥中央集中财力较大的优势, 开展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工程, 分类分步骤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提出这样的思路的理由有几点。一是从历史来看, 农民工市民化历程的第一步是农民由农村到城市就业, 就是农民发挥其主体性, 利用国家改革开放的条件而进行的一项伟大创造。因此, 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离不开农民工主体性的发挥, 应该继续立足这种主体性。二是要发挥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主体性。当前最大的现实约束是农民工素质偏低导致其市民化能力不足, 所以, 需要通过开展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 为农民工主体性发挥与市民化创造必要条件。三是当前实践中渐进模式中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恰恰是一种技能与资本型, 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正好可以突破这道农民工市民化的紧箍咒, 从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规模化上的飞跃。四是之所以突破市民化紧箍咒后可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化, 在于其中存在一种利益机制, 利用这种机制可以实现农民工与户籍人口、农村与城市的双赢。过去农民工实现职业转换由农民变成产业工人也是因为可以为城市带来财富而城市接纳了这个陌生群体, 现在如果农民工通过素质建设工程变成技工或其他城市需要的价值创造者, 则可以形成一种新型农民工而被城市接纳, 开启市民化的大门。五是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 可以利用国家财政结构中中央财力较多及中央政府承担着事关全局的公共事务主要责任的特点以中央为主来承担, 解决过去农民工培训教育中资金短缺问题与提升相关工作的效率与水准。六是适应性市民化可以适应与利用国家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 分类分步骤推进。我们的调查样本显示出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规划呈现做生意、学技术、回家务农、继续打工等多元化色彩, 因此, 可以针对不同的农民工需求进行分类市民化的政策帮助。如对于愿意做生意与开厂的农民工可以提供技能培训与创业资金与税费政策优惠支持使之向个体户与企业主发展;对于想学技术和继续打工的农民工可以主要提供继续教育与技能培训使之转变成城市欢迎的技能型农民工, 即使农民工回家务农也要进行现代农业技术学习使之能最终转化成现代化的农民。具体步骤就是先教育帮扶提供就业创业能力, 分散经济危机下就业风险, 稳定就业与拓展就业空间, 提升就业创造价值。同时, 在基本不改变现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前提下探索与扩大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方式, 改善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的关系, 提升农民工公共管理的能力与社会资本, 建设和谐社会。这一步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农民工创造的价值为市民化价值分配提供条件, 同时通过参与型和谐社区建设为农民工市民化融入城市减少阻力。第二步, 根据已经存在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打开普通农民工市民化的大门, 利用各地应对金融危机与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型工人与创业者的需要, 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 有规模地让培训出来已经转变成技能型工人与创业者的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 核心是进行具有利益分享性质的户籍改革和有利于农民从农业中退出与农地集约规模化经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以及进行与这两种改革相应的能够保证社区所有居民平等参与的城市与农村社区管理制度改革。通过分类分步骤的方式, 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一批批实现农民的转型与农民工的市民化、现代化。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到底该走激进的制度变迁之路, 还是渐进的有条件进城方式, 学术界存在争论。笔者通过调查研究, 发现由于农民工具备的生存中发展的需求、半封闭自助的资源、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在市民化进程中需要走出一条渐进与激进相结合的中间道路——适应性市民化。

关键词：农民工,激进模式,渐进模式,中间道路,适应性市民化

参考文献

[1]王红茹, 王太元, 蔡日方, 周孝正, 陈端洪.拆除户籍藩篱:滞后还是超前?[J].中国经济周刊, 2005, (44) .

浅议农民工市民化 篇9

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简要回顾

建国后, 我国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稳步发展阶段 (1949-1958年) , 工业化带动了城镇人口增长, 全国城市化水平从10.6%提高到16.3%, 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二是徘徊和停滞阶段 (1958-1978年) , 这20年间城市化水平从16.3%才提高到17.9%, 年均增长只有0.08个百分点。三是快速发展阶段 (1978至今)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 使得国民经济的重要比例关系得到根本性改善, 户籍制度等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度安排不断改革, 这一切使得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 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8年底的45.7%, 年均增长约0.93个百分点, 是改革开放前城市化水平平均上升幅度的3.82倍。

但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化的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作为一个农民大国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 还有近6亿农民和近3亿的农民工。依然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不同步的、滞后于工业化的城市化,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负效应, 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历经许多波折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还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目前, 绝大多数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就业和居住, 却分享不到城市化的成果, 成为生活在城市边缘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这不仅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而且也违背了城市化的本质。在推进农民工城市化的进程中, 面临许多障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制度障碍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核心问题。“传统的户籍制度把户籍与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社会地位等直接挂钩。因为农民工的农业户口、农民身份, 使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遇到了重重的阻碍。”农民工难以市民化的原因是户籍制度的存在, 实质上依附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福利保障体系。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福利保障体系将农民排斥在外, 农民工是无法享受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障的。近几年, 一些地方开始尝试为农民工提供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保障, 但各地养老保险还未统一。显然, 在一个封闭的、没有将农民工纳入其中的城市福利保障体系的框架下, 农民工在城市得不到必要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 农民工是很难融入城市的。

(二) 经济障碍

尽管实现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 作为理性人的农民工个体选择是否进城, 主要是由进城带来的经济剩余决定的。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 主要集中在500元-800元。其中, 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 300元-500元的占29.26%, 500元-800元的占, 800元以上的占27.9%。这样的经济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撑其在城市安身立命和养家糊口。缺乏稳定的住所的农民工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 大量的农民工集中聚居, 也不利于城乡文化交流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另外,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是一大障碍。在农业部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66.95%的农民工子女求学的最大困难是费用太高。这增加了农民工家庭的生活成本。低工资和高昂的生活成本, 将农民工拒在城市化的大门之外。

(三) 自身素质束缚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除了受到上述外部因素的影响之外, 还与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由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 使在农村中长大的农民工群体在教育水平、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观念意识、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素质远不能适应城市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和城市现代文明生活的需要。以经济较为发达、流动人口较多的广东省为例,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广东省的流动人口中, 年龄在29岁以下的占了绝大多数, 比例达74.21%, 而在这些以青年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队伍中, 文化素质总体上又以初中文化为主, 所占比例为54.63%。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由于传统的生活观念、尤其是自身收入的影响, 没有能力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乡土观念较强, 在土地的牵制效应和城市边缘人心态的影响下, 不少农民工仍然认为自己的归宿是农村。“据调查, 愿意并决定在城市长期定居的农民工比例约为19%, 看情况而定的占60%。”这种过客心理的存在使部分农民工对他们工作和生活所在的城市无法产生主人意识, 对城市社会漠不关心, 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三、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不仅关系到城市化的进程、也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是:

(一) 消除制度障碍,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近几年, 我国一些地区对户籍制度改革采取了一些措施, 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有很大的局限性:户籍制度的改革流于形式, 并没有改变与农民身份有关的相应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的重点, 不是户籍登记制度本身, 而是在于增加农民的福利和权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应逐步推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 使农民工享有同等的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 就可以安心在城市工作, 有利于稳定企业的产业工人队伍, 有助于企业的技术升级。

(二) 探索农民工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 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经济基础

1、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

首先, 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是工资最低的一类工作, 最低工资制度对保障农民工收入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是影响农民工收入的重要因素。其次, 规范农民工的劳动合同。农民工和雇主不签订劳动合同, 往往是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2、切实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一是推进农民工住房优惠政策, 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定居成本。鉴于农民工的低收入状况和城市商品房的高价位态势, 要实现农民工“居者有其屋”很难, 这就需要政府逐步把农民纳入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体系之中, 同时可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兴建农民工公寓等。二是着力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降低农民工子女教育费用。农民工子女若能有一个良好的教育保证对他

摘要:我国老龄化程度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福利机构养老的缺陷, 以及老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对生活越来越高的需求, 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养老模式———老年公寓养老。文章立足国情, 分析了我国老年公寓养老发展的可行性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提出了促进我国老年公寓养老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老龄化;老年公寓养老;养老模式

目前, 我国处于人口老龄化水平快速发展时期, 在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中, 我国的养老模式也在发生转变。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我国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老龄化进程先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福利机构养老的缺陷愈加明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老年人在生理和们尽早融入城市生活非常重要。因此, 流入地政府要保障流动子女与当地儿童平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应当承担流动人口义务教育的责任。同时, 农民工输出地的政府也要做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

3、加强农民工素质培训, 提供公平就业的机会。

农民工的素质培训是提高农民工素质的首要问题和必要途径。对农民工有组织有目的的培训是现实向市民有序转变的保障措施。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培训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首先, 加强就业技能培训, 使农民工尽快提高职业技能。农民工这支劳动大军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 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 可以通过就业技能培训来提高农民工的稳定就业率和工资中的技术含量。其次, 加强农民工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引导, 提高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城市政府及相关组织要通过多种形式, 切实的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开展现代观念、文明准则、法制观念和城市意识教育, 逐步形成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四、结论

心理上对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丰富, 这一切促使了一种新型养老模式———老年公寓养老应运而生。

一、我国发展老年公寓养老的可行性分析

(一) 老年公寓市场存在较大的需求群体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 截至2008年底,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5989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12%, 每年还将以3.2%的速度增长。并且我国老龄化人口高龄化现象明显, 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每年以5.4%左右的速度增长。高龄老人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加到2000年的1100万, 到2010年将达到1700万, 是老年人口中增长最快的年龄组。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之大, 老龄化速度之快, 高龄人口之多,

回首我国六十年的城市化历程, 农民工的大量涌现, 为社会创造了财富, 为农村增加了收入, 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 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 广大的农民工更是以实际行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农民工的辛勤劳动, 就没有当前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 他们融入城市的步伐却如此缓慢,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却如此艰难。农民工市民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继续推进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都是世界人口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我国的老龄化现状, 成为老年公寓养老市场需求增大的客观因素, 为老年公寓养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 老年公寓市场存在较强的市场购买力

1、老年人收入的提高为其购买力提升提供了条件。

20世纪90年代退休金增长机制的建立, 相应提高了我国老年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 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中有42.8%拥有存款, 仅退休金一项到2010年就增加到8383亿元, 到2020年为28145亿元, 2030年为73219亿元。此外在城市60-65岁老年人口中, 大约45%会选择继续就业, 除有退休金之外还将会有额外收入, 按此预测, 到2050年就会有73200亿元消费储备金。因此, 对老年消费群体购买力不应小觑。

发展我国公寓养老的可行性分析与对策探讨

■刘艺容门佳蓬

摘要：近年来, 城市化进程引起人们的关注, 就如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市民化这一问题直接关乎城市发展以及全面发展小康社会。文章就金融危机之后,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2]、樊纲, 武良成.城市化——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3]、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和制度创新[M].商务印书馆, 2001.

[4]、吴森富.广东省流动人口素质结构和年龄结构研究[J].南方经济, 2003 (3) .

湖南：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 篇10

直观现状：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低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籍却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较长时期（即一年有6个月及以上时间）的人员，包括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就农民工市民化而言，本文界定为“在城市从业的农民工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这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经济层面的市民化，即有较稳定的工作，职业由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员工；有能够支撑其本人及家庭在城市基本生活的稳定收入，有较稳定的住所。二是政治层面的市民化，即农民工在选举参与、社区管理、城市管理方面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政治权利。三是社会层面的市民化，即在户籍等管理制度上其身份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在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上享受市民待遇，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适应城市生活。四是自身层面的市民化，主要是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转变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其与城市生活相适应。

农民工市民化渠道窄、程度低

《2012年湖南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末，湖南农民工总量达到1470.8万人，占全国26261万农民工的5.6%。根据农民工监测报告和抽样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有两个特点：

市民化渠道窄。从我国当前的国情来看，由于现有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中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城镇户籍往往意味着社保、教育、就业等一系列的城市待遇，这使得农民工的市民化绕不开户籍制度。就户籍制度而言，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户籍城镇化带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而完成市民化。这种市民化方式，门槛较低，转化人数少，部分人在转化为市民后心理上和素质上还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二是通过农民工先融入城市生活，再实现户籍转化，最终实现市民化。这种市民化门槛较高，限制条件较多，受益范围小。

市民化整体水平偏低。《2012年湖南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2年，外出受雇农民工中还有近五成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社会保障方面，单位或雇主为受雇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分别为12.7%、25.7%、14.4%、7.5%、4.7%和3.1%，总体参保水平仍然偏低。居住方面，有超四成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既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农民工市民化整体水平偏低，仅为43%。根据相关研究，以50%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高低分界线较为适当，湖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较50%的分界线低7个百分点，处于较低水平。

研究结果：不同农民工群体具有不同特点

分析和评价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仅靠一两个指标难以涵盖，本文选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支撑、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社会认同和自我认知四个一级指标及多个二、三级指标组成，力图对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作出准确判断。

经济支撑远超其他指标

经济支撑度较高，达到55%。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已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其中相对收入水平较高，达到66.5%，较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

自我认知度较低，为48.1%。认同自己是城市人的农民工比例偏低，受访的农民工中仅有37%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

社会认同度偏低，为36.1%。本次调查显示，业余时间一般和城里的朋友一起活动的农民工比例仅为14.1%，经常参加或一般参加社区组织的文体活动的农民工比例仅为14.3%，只有27.5%的农民工认为城里人对自己没有偏见。

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度最低，仅为31.8%。据2012年湖南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单位或雇主为受雇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仅有12.7%、14.4%和7.5%。在本次调查中，仅有7.4%的受访农民工表示享受过住房补贴或廉租房等住房保障政策，仅有14.7%的受访农民工表示参加过务工地的选举或被选举活动，仅有15.2%的受访农民工表示参加过务工居住地社区的管理活动。

年轻有文化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高

不同年龄群体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在综合指标和经济支撑、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社会认同和自我认知四个维度方面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最高，为46%。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市民化程度在30岁以下、30～39岁、40～49岁和50岁以上四个年龄段的农民工中得分都最高，分别为56.4%、37.4%和41.1%；其次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较高，为43.6%；第三是40～49岁的农民工，为43.1%；最低是30～39岁的农民工。

文化程度越高其市民化程度也越高。主要原因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其经济层面和自身层面的市民化程度也越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的经济支撑度和自我认知度分别为58.2%和53.9%，较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分别高11.2个百分点和5.5个百分点。从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及社会认知的层面来看，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这两项分别为35.9%和44.1%。

根据上述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到，现阶段湖南农民工市民化已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较强，市民化的最大阻碍因素是户籍、社保、教育等制度因素和城市对农民工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别化对待。

政策建议：改革才是良药

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对已经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应尽快将其转化为市民；具有一定流动性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但市民化能力较弱，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其职业技能，解决社保、医疗、住房等问题；对季节性务工的农民工，重点在于解决同工同酬、子女入学问题，保障其合法权益。

解放思想，深化相关领域制度改革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根据大、中、小城市发展规划有步骤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一是落实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政策，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二是降低中、大型城市落户门槛。三是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使社保、医疗、教育等相关福利与户籍脱钩。四是进一步完善身份证和居住地登记管理制度，适时取代户籍管理制度。

改革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关键是取消与户籍相关联的各种差别性政策。一是完善劳动就业法规，严禁地域、身份等就业歧视，实现农民工与普通市民的同工同酬。二是尽快实现社会保障与户籍脱钩，研究出台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征管办法，缩小地区差距，促进跨地域流转，实现同工同保障。三是改革招生制度，逐步取消大中小学校招生的户籍限制，目前重点是着力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

改革城镇行政管理制度。完善政治参与体制，拓宽参与渠道，研究出台农民工参与务工地城市管理、社区管理和享受当地市民同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的办法。

积极主动，更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

加强农村教育，加大农民工职业培训。一是增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提高新一代农村居民、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水平。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

加强政府引导和服务，营造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环境。各级政府要带头转变认识，加大宣传和教育，对农民工树立起包容、开放和服务的思想，加大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力度，帮助农民工提升能力，转变观念，共同营造文明、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

大力促进宁夏农民工市民化 篇11

一、宁夏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目标

根据宁夏实际以及未来发展规划, 按照宁夏劳动力转移、城镇化率和农民工之间的比例关系推算:预计到2015年, 宁夏城镇化率为55%, 总人口约675万人, 区内农民工总数将达到78万人左右, 占全区农业人口的19.5%。以此推算, 在此期间约有45万农民工需要市民化, 平均每年市民化农民工将超过9万人。到2020年, 宁夏城镇化率约为60%左右, 总人口约710万人, 区内农民工总数将达到107万人左右, 这期间约有70万农民工需要市民化, 平均每年市民化人口约14万人。

按照现阶段社会公认的西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人均成本6万元/年计算, 到2015年, 宁夏农民工市民化每年需投入成本约54亿元, 其中短期成本 (主要是教育和住房保障以及低保等补助和公共管理支出, 约占总成本的40%) 约为21.6亿元。到2020年, 宁夏农民工市民化每年需投入成本约84亿元, 短期成本约为33.6亿元。若考虑农民工已经享受的公共服务、对宁夏经济增长的贡献、农村土地退出以及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等, 再经过多方筹措努力, 宁夏有条件、有能力在加快城镇化的同时,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二、宁夏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分析

1、建立科学合理的农地流转机制, 消除农民进城土地障碍

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赋予农户长期稳定的承包经营权, 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结构, 使之包括占有权、收益权、转让权、入股权和抵押权等各项权利, 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确认和登记, 为农民颁发具有明确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书。同时, 以土地市场化为导向, 以农民自愿为前提, 探索积极有效的土地流转模式, 并逐步提高土地征用补偿费标准, 丰富土地补偿方式, 规范土地征用程序, 不断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积极探索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等方法, 改善农民居住环境, 解决农民城市定居问题。

2、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消除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

对于宁夏来讲, 可以大胆地利用国家批准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 分阶段、分步骤地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第一, 根据五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实行有条件的开放式城市户籍管理, 降低农民工进城门槛, 简化进城程序和手续, 逐步使农民工身份尽快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第二, 建立城乡居民自由迁移的户籍管理制度, 考虑把人口管理逐步与户口管理结合起来, 加快由传统的以户口登记为主的户口管理向以身份证登记为主的人口管理过渡。鉴于各市县经济发展差距, 人口迁移政策的放宽, 应采取梯度推进的方式依次放开。第三, 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并彻底剥离附加在户籍背后的土地、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等各种利益, 做好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

3、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 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

第一, 大力培育和规范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 将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推广到城乡所有劳动者, 并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和失业登记制度, 实行覆盖城乡的社会失业调查制度。加快城乡就业信息网络建设, 建立全区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信息中心, 促进全区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第二, 尽快取消农民外出务工许可证和流动就业证等制度以及各种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 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 并适当给予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倾斜。第三, 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切实加强劳动监察工作, 加大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 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收益。

4、创新社会保障制度, 消除农民进城的权利障碍

第一, 积极探索流动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等制度, 增加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渠道, 切实调整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 逐步实现与城市居民同步。第二, 按照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科学合理布局社区卫生服务医疗机构, 增加转户居民聚居区的医疗资源供给, 逐步完善转户居民聚居区医疗服务基础设施、设备建设, 保障农转非人员及其子女和低收入群体在市内居住地享有国家规定的公共卫生服务。第三, 探索建立以行业分类的工伤保险制度, 建立健全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政策以及转户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第四, 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 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 根据农民工工作特点和收入状况, 探索建立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 满足农民工不同的住房需求。逐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补贴制度、财税支持制度、金融服务制度、土地供应制度、规划保障制度相互补充”的农民工住房政策体系。第五, 建立农民工应急救助机制, 开展针对农民工的应急救助、贫困救助、教育救助和法律援助等。

5、尽快建立子女教育长效机制, 消除农民进城心理障碍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第一, 实施动态管理, 做好流动儿童少年、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工作以及与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工作。第二, 鼓励进城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 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第三, 推进中高等职业学校的改革, 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 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 设立适合农民工子女进入的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技能培训学校, 努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第四, 加大投资, 多渠道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和农民工学校的发展问题, 努力保障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享受平等待遇的权利, 从而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扫清障碍。

三、加快宁夏农民工市民化的保障举措

1、加强领导, 精心实施

第一, 尽快建立高规格、环节少、协调顺的领导体系, 确保农民工市民化的每一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第二, 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在吃透区情的基础上,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科学制定农民工市民化规划。第三, 农民工市民化涉及面广、困难大, 必须建立务实高效的统筹协调机制, 形成区市县联动、政企民联动等机制和管理合力, 确保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户籍、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重点领域改革方案的制定和落实, 及时研究和解决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2、因地制宜, 有序推进

当前,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 即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 收入相对稳定的农民工;第二类是常年在城市打工, 但又具有一定流动性 (主要是春节返乡) 的农民工;第三类农民工是间歇性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宁夏应从实际出发, 合理确定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 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 积极有序推动。对于第一类农民工, 政策重点是鼓励落户, 优先解决子女教育问题、户籍问题, 促进其家庭融入城市社区。对于第二类农民工, 政策重点是梯度赋权, 优先解决住房问题, 不断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对于第三类农民工, 政策重点是鼓励其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并保障其劳动权益。

3、拓宽投资渠道, 增加保障投入

各级政府要科学测算本地农民工市民化的收益和成本, 在此基础上, 建立合理的政府、企业和个人成本分摊机制。政府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目标, 主要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企业主要承担社会保障、养老和住房补贴等, 不断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农民工个人也要积极承担部分社会保障、住房支出等成本。同时, 对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资金, 应以挖掘城市现有收入潜力和调整支出结构为主, 争取多渠道、多途径解决。

4、健全维权体系, 提升权益保障

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 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 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 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 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 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 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在农民工维权中的作用。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 组建包括有农民工参加的工会和青年团组织。加强社区工青妇组织同农民工的联系, 以维权为重点, 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5、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良好氛围

第一, 要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进一步提高认识, 明确宣传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通过舆论宣传, 消除人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偏见与歧视。第二, 广泛利用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电视等媒体,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 有序引导社会各界、有关企业及农民工群体主动参与进来, 共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第三, 广泛介绍、学习发达地区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 大力宣传在此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和取得的先进经验, 为宁夏农民工市民化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参考文献

[1]张国胜: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 (2) .

[2]王竹林: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与总体思路[J].发展研究, 2009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