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精选11篇）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篇1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除面临着一些制度性障碍外, 更为关键的是农民工要具备自我发展能力, 包括就业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学习能力等, 这是农民工立足于城市的根本,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除政府“赋能”外, 关键在于通过自身“增能”,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关键词：发展能力,农民工,市民化,驱动力

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 (Farmer或Cultivator) 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 (Peasant) 在向市民 (citizen) 转变的进程中, 发展出相应的能力, 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1]通过这一过程农民工实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身份认同等方面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固然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 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农村土地权益处理机制等。这也是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 但农民工市民化还与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密切相关。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是农民工能在城市立足与发展, 而这需要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 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自我发展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融入城市过程中自身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包括就业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学习能力等。

1.就业能力

农民工要想立足于城市, 首先需要具备的能力就是就业能力, 这是农民工立足于城市、在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有就业才会有收入, 有收入才能在城市生存与发展。这里的就业能力指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实现就业和保持就业的能力, 包括工作搜寻能力、工作胜任能力、创业能力等。城市的生产特点与农村的生产特点完全不同, 农村的生产不涉及工作搜寻问题, 一般来说, 农业生产劳动作为一种简单劳动也不需要专门训练就能胜任。而城市生产中农民工首先面对的是劳动力市场, 需要在劳动力市场搜寻工作岗位, 且城市生产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和农业生产相比更具规则化和标准化, 绝大多数工作需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胜任。同时, 城市生产中存在着更大的创业空间。因此, 农民工要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就需要熟悉城市生产的特征, 适应城市生产的规律和特点, 具备一定的工作搜寻能力、工作胜任能力、创业能力。

2.城市生活适应能力

城市生活的现代性特征不同于农村生活的乡土性特征, 城市社会在生活方式、生活风格、交往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农村社会存在着巨大差别, 由乡土社会进入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社会, 需要理解和认识城市社会生活的特点。如果农民工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 就很难与城市居民进行良性互动, 并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一是和城市居民交往的能力。进入城市生活需要熟悉城市的交往方式, 因为农村的交往方式和城市不同, 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农民的交往是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 人情味浓;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开放性强, 市民的交往是基于业缘关系的, 人际关系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即经济生活中的理性[2]政治参与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 也是实现其自身利益和提升利益表达能力的前提和保证。利益表达是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 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 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3]利益表达包括对利益的认知、利益表达意识、利益表达方式、利益表达平台等要素。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兴的产业工人阶层, 在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中, 可能会面临一些利益得不到实现的问题, 这需要具备一定的利益表达能力, 需要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需要具备利益表达意识, 需要利益表达的平台, 特别是需要学会自我组织起来进行利益表达。比如农民工可能会面临着就业歧视、拖欠工资、工作中意外伤害等问题, 利益表达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劳动报酬在分配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其他利益实现的程度。

4.学习能力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社会在近代的发展, 就是理性取代传统和感情的过程, 对于成本和利润的考虑是理性的核心, 理性化过程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

学习能力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能力, 也是以上三种能力的重要前提和影响因素, 就业能力的提升、更快的适应城市生活、更积极的政治参与和更有效的维护自身的利益都离不开学习能力。农业劳动基本都是简单劳动, 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学习, 而城市生产劳动则大多是相对复杂的劳动, 需要经过学习才能胜任。这里的学习能力主要由学习意识、意志品质、学习模式、观察能力和模仿能力等要素构成, 也就是指农民工有没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紧迫感, 有没有学习的合理安排和途径, 以及通过学习能够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等等。

二、农民工市民化中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及原因

目前, 农民工的自我发展能力明显不足, 主要表现为就业能力较差, 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缺乏, 并存在学习障碍。

1.就业能力较差

一是工作搜寻能力不足。由于农民工的交往限定在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家庭和老乡范围内, 搜寻就业的渠道过窄, 绝大部分农民工是通过亲友和老乡介绍的, 其所获信息不可避免的会有片面性和滞后性, 很少一部人是通过劳务市场和职业中介机构获取工作的, 利用现代媒介如网络搜寻工作的更少, 究其原因, 有自身素质不高、不会使用现代媒介的, 有对职业中介机构不信任的, 也有缺乏对就业信息的辨别能力, 担心上当受骗的。

二是工作胜任能力不强。他们能胜任的工作一般是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技术含量低、风险高以及收入相对较低的工作。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培训状况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就业之前没有受过专业技术训练, 导致了只能胜任对技术要求不高的体力劳动。

三是缺乏创业能力。不仅缺乏创业的意识, 也缺乏创业的经济能力, 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从人力资本状况来看, 主要是缺乏创业所具备的知识、经验, 以及求稳妥造成的对创业风险的过度担心。从社会资本来看, 主要是缺乏社会网络支持, 家庭难以提供多余资本来支持其创业活动, 其社会关系网中的老乡所能提供的资源是重复性的, 也不能为其提供创业所需要的资金, 他们又难以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 而非正式的金融机构由于融资成本高且风险大, 很少人愿意去冒这个险。

2.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弱

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看, 农民工和市民缺少交往和互动, 交往的对象主要限定在老乡的狭小圈子内, 其社会交往表现为封闭性、内倾性等特征。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指出, “位置相同或极为相近的人, 其面对面交往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位置相距悬殊的人。”[4]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弱势地位造成其处于被边缘化的状况, 经常遭到市民的歧视, 与小群体 (精英群体除外, 笔者注) 相比, 大群体所拥有的这种歧视性的群体压力和活动则更为普遍。……在社会交往中的歧视源于多数派群体或大群体。市民不愿意与其交流, 加之农村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不同于城市陌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 对城市的交往方式不熟悉, 他们和市民交流的主观意愿不断被消解。

从心理调节和适应能力看, 市民的歧视, 给农民工造成了心理阴影, 造成了融入城市的困难。由于农民工被市民看成是城市的负担和城市安全的隐患, 一些市民把肮脏、下流、粗俗、没礼貌、易犯罪等和农民工联系起来, 农民工被妖魔化, 成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和首选的排斥对象。[5]甚至把一切不文明的行为称为“很农民”。城市社会对农民工形象的贬低性记忆, 进而转化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形象负面的“评价图式”, 且日益内化为城市群体的价值信念。[6]农民工对市民的排斥和歧视, 致使农民工把自己贬低, 自卑感增强, 对城市的疏离感增强, 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 形成过客心理和自边缘化心理, 把自己当作城市的匆匆过客, 认为城市的一切与自己无关, 把自己看成是低人一等的人, 农民工的自边缘化有时也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自我隔离, [7]这种自我隔离不仅使其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时形成了对市民的防御心理, 延缓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从语言适应能力看, 由于普通话是立足和融入城市的关键要件, 他们有学习普通话的主观意愿。由于“外部交际”基本被普通话所垄断, [8]他们特别看重普通话的功能, 把普通话看成是城里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说普通话对他们而言并不容易, 其普通话带有明显的乡音, 由于普通话对其工作和生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且有的行业如服务业对普通话有严格要求, 迫使他们在交往中甚至在和同乡的交往中也得使用普通话, 试图通过锻炼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准, 争取更好的融入城市。有的农民工为了在城市立足, 还得学习所在城市的部分方言, 尽管这种努力是不能完全掩盖其身份, 但体现了农民工主动求适应而融入城市的努力。

3.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欠缺

农民工政治上的融入程度较低, 表现为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欠缺。从政治参与看, 尽管近年来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所提高, 由无意识参与走向有意识参与、从个体参与走向组织化参与、从非制度化参与走向制度化参与、从政治参与的边缘走向政治参与的中心, [9]但总体而言, 参与的水平较低, 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也有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缺乏参与时间等原因。农民工利益表达能力欠缺,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自身的利益及相关的法律缺乏明显的认知。对自身利益和相关法律的认知是利益表达的前提和基础, 农民工对于自身所具备的各种权益的了解不是十分透彻, 对于关系自身利益的《劳动法》非常了解的人占的比例也不是很高, 这就会造成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程度认定上的法律模糊。二是利益表达的意愿不强烈。农民工缺乏强烈的利益表达意识, 除了对自身利益和相关法律不了解外, 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农村长期生活形成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保守意识, 使其权利意识淡薄, 缺乏反抗精神, 而已有的维权失败的案例, 强化了其胳膊扭不过大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意识。三是缺乏利益表达平台。其实社会上并不缺少为农民工说话的声音, 有人大代表、有良知的官员、知识精英、媒体等, 但毕竟他们不是农民工自身, 对农民工利益的认知程度和利益要求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 农民工缺乏表达自身利益的组织化平台, 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呈现出一种原子性的参与状态。[10]

4.学习能力不足

农民工缺乏学习的基础, 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低, 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也不容乐观, 绝大多数 (62.5%) 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而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 (中专、中技、职高、大专、高职) 的比重尚不足四成 (37.5%) 。[11]并且农村教育质量偏低, 即使想学习但缺乏相应的理解力, 造成其学习的困难。同时, 由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多为艰苦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劳动, 过多的体力耗费和过长的劳动时间, 使其没有精力和充足的时间进行学习充电, 而大多数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定位和要求较低, 没有良好的职业预期和规划, 没有通过学习晋升职业阶梯的欲望和能力, 造成其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提升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的途径

农民工立足于城市,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除了政府的“赋能”外, 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增能”,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1.重视自身人力资本投资

西奥多·W·舒尔茨将人力资本的投资解释为“直接用于教育、保健以及为了取得良好的就业机会而用于国内移民的费用”。[12]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投资,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重要内容,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培训状况等与农民工收入呈正向关系, 也是农民工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主要原因, 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提升其就业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从政府的角度讲, 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工教育的投入, 增加适合农民工特点的职业技能培训投入, 并进行制度创新, 可以设想一种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为突破口的制度设计, 通过教育的作用促进以代际传递为模式的城市融入进程。[13]从个体的角度讲, 个体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要有正确的认识, 并加大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农民工要清楚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认清教育在其职业阶梯晋升中的关键作用, 积极参加政府组织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不能把培训看成是耗时、费力、费钱的行为, 应着眼于长远, 树立职业理想, 进行职业规划,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和“干中学”中提高自身的素质技能, 提高自身对劳动力市场信息搜寻和判断能力, 拓宽就业渠道和就业竞争力。当然这一点离不开政府要消除相关的制度性障碍。有研究表明, 目前我国城市的劳动就业制度里, 岗位和收入机会还没有做到对城乡劳动力平等开放, 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在竞争较高收入的职位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14]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 学习相关内容, 还能增强心理适应能力, 接纳新事物, 进而融入城市, 得到市民的认同;还能促成自身政治意识的觉醒, 积极进行政治参与, 提升利益表达能力, 和市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

2.加强自我改造, 克服落后意识

农民工市民化是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 英克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提到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时指出, 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 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 并把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15]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过程, 进城农民工个人再社会化, 获得市民的角色规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 也就是“素质市民化”。[16]除通过政府的努力消除二元户籍制度障碍, 给农民工平等的身份, 通过大众传媒向农民工宣传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引导市民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外。更为重要的是, 农民工要树立自尊、自强的理念, 打铁还需自身硬, 农民工不能只看到市民对他们的歧视, 也应该认真反思自身的问题, 承认自身存在的缺点与不足, 增强自我转变的主动意识, 主动的融入城市社会。通过自我重塑, 在社会生活技能、规范性、个人气质等方面完成农村人向文化人的转变, 最终适应城市社会的规则与逻辑, 用自己的行动逐渐改变市民的偏见和歧视心理。

3.强化政治参与意识, 推进自身的组织化程度

实现政治上的融入, 除了政府的制度保障外, 关键在于农民工自身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 有强烈的利益表达意识和具备利益表达能力。一是农民工要树立自立意识。对于自身的利益, 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 要树立主体意识, 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 积极进行政治参与, 用自己的声音主张自己的权利。二是农民工要树立群体意识, 提升组织化表达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一般是借助组织化的平台来实现的, 没有组织的依托, 其合法权益是难以得到保护的, 而组织依托是提高参与质量与效果的保证。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除政府利用自身的组织优势鼓励和引导农民工组织起来外, 农民工要对自己所属群体及利益的清醒认识, 努力推进自我组织化程度, 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参与, 将分散的个人资源和能量聚合为集体的力量, 更好保护自身的利益。三是提高利益表达技巧。通过学习和交流, 特别是和市民的交流中以及在利益表达行动实践中掌握利益表达技巧, 提高利益表达效率。通过政治参与意识和觉醒和利益表达能力的提高, 实现政治上的融入。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篇2

[1]赵振华.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N].人民日报,2008-1-11.[2]魏城.城市化反思——铁军访谈[G].中国农民工调查.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2.[3]胡杰成.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一一种社会互构论的视野[P].华中师范大学论文,2009.[4]李培林,李强.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论文题目：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委托期刊之家网发表论文认证QQ800099353

【摘要】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纵观西方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其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市民化是同步协调进行进行的。随着这些国家工业的发展,城市的日益扩张,农村劳动力在工业发展中实现了非农就业,在城市扩张中实现了在城市的定居,从而完全实现现了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的转移与市民化是一次性完成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却分割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从而完成职业的转变;第二个阶段是转移出来的劳动者在城市逐步沉淀,而实现其市民化并与城市市民逐步融合。正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这种特殊性,农村劳动力一方面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出来,另一方面又无法获得在一个正常的人口流动社会中所应获得的市民身份,因此就形成了目前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转移等政策的出台,为农民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向现代城市居民全面转移的机遇。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以城镇化的发展为背景,来考察农民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身份、职业和地位发生改变的状态和过程。李编辑修改发表论文QQ:528265165

本文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的方法,首先梳理了我国城镇和农民工的发展历程,对我国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农民工向城市转移以及市民化进程进行归纳、整理、分析,进而总结出农民工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特殊性,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身份转换迟滞于职业转换的现状。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整理,对我国农民工的在城市生活中的户籍、就业、土地、社会保障、教38.育、享受公共服务及业余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市民化现状进行了剖析,并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把握了农民工目前市民化呈现出来的特征。我国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比较低,土地的城镇化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城镇现象的成因,既有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也受到了资金和农民自身素质的制约,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城乡二元制度的所造成的障碍。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不仅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进一步扩大了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而且也固化了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减缓了城镇化进程,并最终可能抑制工业化任务的完成。由二元结构所导致的二元的土地、户籍、社会保障、住房制度等构成目前农民工转型中遇到的最大的“制度障碍集”。在对外国部分国家在城市发展中农民市民化经验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部分地区的实践,得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城乡二元结构

1引言

1.1研究的背景

城镇化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温铁军说“所有人口超过一个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都制造了大型的贫民窟”,“我们不能走其他发展中国家靠大型贫民窟来加快城市化的道路”,因而提出“我们不是一般的城市化,我们要走的是城镇化道路”。

2008年,世界的金融危机爆发让我们明确的认识到到,只有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没有城镇化的后续支持,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城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引导和市场资源配置的力度的加大促进了中国的城镇化进度。据农业部调研组调查数据显示,从1949年我国城镇化率是10.6%,1978年上升到17.9%,将近30年的时间内年平均仅上升了 0.27个百分点;而在1978年到2000年的20多年间城市化率由]7.9%迅速上升到36%;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发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 71182万人,比2011年增

加2103万人;乡村人口 64222万人,减少了 1434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比2011年末提高1.30个百分点[3]。这个变化不仅仅是百分比数字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的改变与优化,中国从以传统农业文明为主的大国,进入到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更是中国数千年以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的一个重大逆转,城镇人口数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的数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促进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职业结构、价值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探析 篇3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障碍；对策探讨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随着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不断变迁，中国农民形成大规模的跨区流动，他们被称为农民工，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不断扩大，因此也日渐成为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关系到农民工的自身发展，关乎到“三农”问题的解决，更关乎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如果农民工能够融洽的进入到城市中去，成为真正的市民，不仅会促进城市的消费需求，更会促进城市的投资需求。

一、农民工城市化障碍分析

1、农村土地制度方面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困境是因为我国当下执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土地是农民生产资料的根本，是农民生活的保障，同时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由于我国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还不充分、不健全、不完善，土地流动性差。因此，农民就只能被土地所束缚。为能够实现农民工真正的城市化，在向城市进行迁移的过程中就不得不放弃农村的土地，必然与农民工的利益发生冲突，这将农民陷入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

2、户籍制度方面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阻碍。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束缚，无法真正地进入城市。有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许多年，甚至已经站稳了脚，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和城市居民享受相同的待遇，至今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

3、住房方面

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非常直观的标准就是在一所城市能不能拥有一个稳定的住所、一个温暖的一家、一所自己的房子。如今，城市商品房的昂贵价格，连城市居民都追不上当下的房价，更何况对农民工来说这更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在城市中针对低收入人群而建的廉租房、公租房等的申请，大多对非本城镇户籍居民做出了限制，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基本没有可能申请到这样的廉租房和公租房。实际上，当前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所条件普遍较差，在当前城市高房价经济形势下，对于月收入本就偏低，农民工想要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4、子女教育方面

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于子女的教育。由于高昂的学费和择校费，许多农民工子女没有条件和机会在城市就读，他们只能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他们缺少父爱母爱的关怀，感情缺失，大多与年迈的长辈留守在家，他们不能给予学习的上指导和行为上的规范，很多孩子面临辍学甚至误入歧途，给社会带来危害。

二、促进农民工城市化对策探讨

1、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力度

当下的土地制度已经显现出它的弊端，农民工恋家念家，并且把土地看作是进城务工不顺的后路与保障，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由此可见，政府必须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的步伐，加快建立起与农民工市民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土地制度，只有解决好农民工与土地的关系，才能是农民工市民化落到实处。

2、确立以人为本的户籍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化的二元户籍制度，这种户籍制度深深地破坏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意愿。我国虽然在不断的出台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政策，农民工有望通过政策成为城市居民，并为最终的城乡开通打开通道。但是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进行的并不全面的改革阶段。改革现有的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3、完善社会保障政策

农民工能否在城市中留下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关键所在。政府应当承担起为农民工构建合适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的责任，我国现在推行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大大解决了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因此，建立健全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保障制度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途径。

4、建立健全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问题那就是住房。作为企业等用工单位应担负起社会责任，尽力改善农民工的宿舍、公寓等居住环境，有能力的企业更要将稳定就业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体系，使他们贷款买房成为可能。政府要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逐步扩大城市公共租赁房的面积，将处于底层的农民工群体逐步纳入公共租赁房保障范围，使公租房成为农民工转城的一个过渡居住地。只有使农民工拥有自己的住所，才能让他们长久、稳定的留在城市，增强城市归属感和安全感，成为城市真正的一份子。

5、教育培训政策的创新

农民工后代的教育问题是阻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一个新的课题和薄弱环节。随着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逐渐凸显，各地方政府纷纷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很多地方已经实现来了农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享受同等教育待遇，保证了教育过程的平等。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义务教育的难题，而且从长远的角度看，有利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

三、结论

农民工的出现及发展变化，在社会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是我国社会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群体，政府应尽快调整和完善相关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政策，营造一个有利于农民工城市化的良好氛围，积极的树立他们的主体地位，重视其市民化的期盼，政府应考虑他们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利益需求，推进其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在劳动就业、教育培训、子女入学、福利待遇及权益保护方面，对农民工实行同本地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加快他们融入城市的步伐。农民工问题将会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持续缓解并最终得到妥善解决，意味着中国必将真正迈上现代化的强国之路。（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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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林山.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的土地处置问题—国内典型案例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1

[3]新市民：北京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张英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农民工市民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抓手金三林学习时报，2010

[5]梁永郭，王美杰，王美娜.农民工市民化的困难与对策探析[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

[6]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城市户籍的供需均衡与实现李志德经济体制改革，2010

[7]“刘易斯转折点悖论”与中国户籍—土地—财税制度联动改革：困境与出路人口与发展陶然，史晨，汪晖，庄谷中，2011

[8]韩俊.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17-20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篇4

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进城是一种历史趋势。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进城已经基本完成第一步, 即由农民变成农民工的职业转换阶段, 接下来, 则是如何由农民工变成市民的问题。这种分阶段市民化, 可以说是中国特色, 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民职业转换的同时进行身份转换的一步到位模式的突破。但在理论上, 对于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这个第二阶段的任务, 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1]一种主张激进的路径, 即马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制度变迁, 让农民工迅速转换为市民;另一种主张渐进的路径, 即要求让农民工顺其自然地实现市民化, 在理论上某个农民工达到条件则接纳这个农民工入城, 一个地方达到条件则这个地方先行。在现实的实践中, 激进的敞开大门接纳农民工进城的实验出现了挫折, 渐进的有条件将农民工转换成市民的政策却形成了普通农民工现实的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的尴尬境地。由此各界提出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是:如何对两种农民工市民化的学术观点进行评价, 并在这种评价中进行学术创新, 找到突破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新路子。对于这个问题, 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研究, 无论是理论阐释, 还是实践说明, 都可以有两种研究的态度, 即从外部介入的方式, 也就是从社会与政府责任等角度来探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也可以从内部发展即以农民工为主体自我发展的角度来讨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鉴于以往研究多是一种外部介入的探讨, 我们就从农民工主体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中, 考虑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考虑到学术创新必须要有实践的依托, 我们又从一种具体调查的实证研究来展开。

二、调查及结果

1.调查方式

首先是关于问卷设计, 我们根据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农民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的观念, 从农民工的现代化的角度设计问卷。由于人的现代化不过是人的生活与生存模式的变迁, 所以, 问卷设计的具体问题就从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描述入手, 以便在调查后通过这些问题掌握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 并透过这种现状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就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来说, 一般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人的就业或工作, 也就是人获取生活资料的方面;二是人的生命延续相关的方面, 即家庭生活;三是人的社区生活, 也就是个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交往的方面。显然, 这三个层面是相互依赖与相互作用, 共同形成了人的生存具有的个体性与群体性交织的现实状态。考虑到本研究的政策取向, 在这三个层面的调查上, 总体上都设置包括农民工在这一层面生存的现状或问题、解决办法、发展目标、及政策需求等问题。每一个问题, 则根据在调查前对农民工的掌握与其他文献的描述, 提供若干选择答案供被调查的农民工挑选。由于农民工生存的整体性, 在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前还设计了一项一般性的关于农民工社会经济情况的问题, 主要包括年龄、文化、性别、职业等。

其次在调查操作上, 我们选定一家能体现农民工所进企业所有制与行业分布特点的台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某针织厂农民工为调查对象, 当时共发放问卷35份, 一个月后实际回收35份, 其中有效问卷32份。

2.调查结果

(1) 样本社会经济情况。

年龄29岁及以上的农民工占59.4%, 其他80后的农民工占40.6%;初中文化包括未毕业的农民工占71.9%, 高中专的占28.1%;男性农民工占64.5%, 女性占35.5%;75%的农民工是熟手, 18.8%为师傅, 主管与生手都各占3.1%。这种状况说明农民工人口学上的自我更新不明显, 前几年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2) 样本就业状态。

在就业途径上, 依赖亲戚的农民工占43.8%、依赖老乡的18.8%、依赖朋友的6.3%、自己找的31.3%。关于待遇问题, 75%的农民工反映企业不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 50%的农民工选择“工作时间太长、周末不放假”, 其余反映工资低的农民工占46.9%, 反映缺少文娱活动的占37.2%, 反映管理不公及以罚代管的分别占28.1%与21.9%, 其他反映升职机会、工伤、职业规划与工资发放时间等方面问题的比例都在10%以下。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方式, 向亲戚、老乡、同事、朋友等求助的比例分别为46.9%、37.5%、21.9%、18.8%, 其他途径都在10%以下。在职业发展规划上, 46.7%的选择做生意, 16.7%的想学一门技术, 13.3%的为回家务农, 其他如开厂、从事现岗位及在本厂发展的等都不到10%。在职业发展上, 选择自己努力工作赚钱的占53.1%, 找朋友帮忙的占28.1%, 遵纪守法踏实工作的占25%, 跟工作管理方搞关系创造机会的占6.3%。在就业政策需求上, 靠前的加强劳动执法与办理社会保险都占到46.9%, 要求定期提高最低工资与每周放假一天的也都占到了40.6%, 然后是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占34.4%, 提供打工者做生意或开厂贷款优惠的占21.9%, 要求技能培训的占18.8%。这样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工就业在多年之后仍然处于低端的劳动力市场, 就业权益保护仍然有待加强。

(3) 样本生活方面。

农民工反映的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不能在家照顾父母与子女占65.5%, 看病贵占53.1%, 社会保障不健全占40.6%, 开支压力大占37.5%, 两地分居占21.9%, 治安占15.6%, 买不起房占12.5%, 其他如子女读书与找对象都在10%以下。在解决生活问题的手段中, 自助的占84.4%, 向亲友求助的占18.8%, 没有人选择向政府救助或其他途径。在生活方面的政策需求上, 50%的农民工要求统一城乡社会保障, 46.9%的要求控制物价, 要求提供面向农民工住房体系的占34.4%, 要求解决子女读书的占31.3%, 要求建立夫妻探亲假的占28.1%, 在家乡建立帮扶留守父母与子女制度的占25.8%, 要求解决户口迁移的排在最末占21.9%。这些调查数据都体现了农民工候鸟式生活模式, 以及提升生活保障的愿望。

(4) 样本社区参与方面。

农民工在交往互动对象上排在第一、二位是亲戚朋友与房东, 分别占65.6%、43.8%;其次是老家的生产小组与村, 分别占12.5%、9.4%;城市社区与管理机构中只有派出所达到12.5%, 其他如居委会、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工会等都在10%以下。交往互动中涉及的事项, 亲戚朋友的人情往来占65.6%, 租房占40.6%, 如计划生育、子女读书、治安、劳动争议、保险、承包地等都不到10%, 其他如参与培训、党团工会活动、社区与村里的治理活动等都是0%。在互动交往的障碍上, 反映城里人冷漠的占46.9%, 政府未能主动服务的占40.6%, 劳动法执法不力的占37.5%, 其他因户籍原因不能参与城市社区自治与利益分配的都不到5%。在克服障碍上, 自己努力的占75%, 求助亲友的37.5%, 求助政府的6.3%。在社会交往政策需求上, 排在第一位的是要求城里人改变冷漠态度占50%, 要求官员主动为打工者服务的占43.8%, 要求在社区分红的占15.6%, 要求参与社区会议及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的都达到12.5%, 要求在打工地入党占9.4%。农民工这些社区生存状态表明:城市对普通农民工处于排斥状态, 农民工与城市及农村社区之互动凭借的是一种利益交换模式。

三、样本资料分析与结论

1.样本资料分析

分析样本资料, 可以推断与发现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状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 生存中发展的需求。

就农民工的需求来看, 还总体上处于一种生存的低端, 同时又有向上延伸即发展方面的需求这样一种状态。农民工需求的生存性体现在:他们面临与希望解决的问题, 包括就业、生活与社区交往等层面, 都是一种大体上与个体维持生命延续相关的, 如就业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加班工资发放没有达到法定标准问题, 生活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对家人的照顾问题, 社区交往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城里人的冷漠。这三个问题直接影响的是农民工的生存——生命的维持——通过工资发放形成对物质资料占有的状态、生命的延续——通过家人照顾对生命延续质量、生命的社会条件——通过与城里人互动生成农民工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等。在这样低端的生存之下, 农民工发展的需求也是有限的、低层次的。如在就业方面, 虽然合起来一半以上的人想做生意或学技术, 但其政策需求中排在前列的还是维护就业权益及通过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建设保障自己的劳动力与职业安全。从生活方面来看也是如此:排在相关政策需求前列的都是关于生活安定的与生活保障有关的, 至于政府与学界讨论很久的户籍问题则现实性的排在末位。从社区参与来看, 主要的政策需求也是改善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态度与政府公共服务的主动性。

(2) 半封闭自助的资源。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源来源可以分析为三种:一方面是农民工自己拥有的资源, 如作为具体的社会主体拥有的体力、智力、经验、技能、资产等, 这些也是形成农民工市民化主体能力的资源;另一方面是农民工通过社会交往而形成的资源, 主要是社会资本, 即可以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中获取的资源;第三是作为社会宏观环境的政策制度与社会经济形势等提供的资源。从这些资源来看, 第一个资源是农民工自己可以创造与自主使用的, 第二个资源是农民工可以主动建构的, 第三个资源则是外部环境, 是需要农民工适应的。从总体上讲, 农民工进城的生活具有半封闭自助的特点。从宏观外部社会环境与政策制度来讲, 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提供了农民工到城市就业的机会, 但在其向上的社会流动上则处于一种限制状态;就现实的政策来讲, 在2000年前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在理念上是当作一种管制的对象, 在2000年后则逐步向善待农民工转变, 但受户籍制度等制约, 仍然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处于一种社会排斥状态。[2]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写照是:职业上基本实现了流动, 身份转换上则踌躇不前。作为这种半封闭资源的表现, 在调查中发现样本农民工反映其社区参与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城里人的冷漠, 在冷漠之下农民工与城市的互动范围十分狭窄, 调查揭示的最多的互动就是租房及与房东的往来, 而这种调查中最多的互动也是通过一种同样冷漠的方式——利益交换的方式实现的。由于城市生活对农民工的半封闭, 农民工在大多数情况下遇到问题时只能采取自助方式:样本农民工找工作就是通过熟人这种次级社会关系达到的;遇到就业问题、生活问题与社区参与问题, 首先求助的也是这种关系。通过社会资本解决城市生存问题, 这是农民工自助的一种基本形式, 也是大多数社会学相关研究揭示与强调了的。只是这些研究没有指出或突出这种社会资本的自助性质, 即:通过农民工自己努力建构关系来解决问题。作为自助的另一种常态的也是主要的且被多数社会资本研究掩盖了的形式是农民工自己单独解决问题:在找工作中有31.3%的人是自己联系, 在生活上84.4%的人选择自己解决问题, 在社区参与上75%的人自己克服障碍。

(3) 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环境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 农民工在市民化中必须适应面对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社会环境中抽取各种可用的资源。就现实的环境来看,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是一种选择性激励的环境。作为一种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它向农民工提供的资源与机会都是有限的、有条件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上面讲的农民工半封闭自助的资源特征。这种选择性激励环境, 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与社区的利益分配关系上。改革以来, 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 在劳资关系上主要照顾的是资方的利益。尽管2000年起政府开始关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 但由于政策执行的时滞与政策变迁的过程性, 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并未彻底转变。体现在调查中, 就是样本农民工反映的社区参与问题前三甲中二、三名都是讲政府的, 要么说政府服务不主动, 要么讲政府执行劳动法不力。另一个方面, 就是在农民工务工的城市社区利益分配上, 本地人对外地人——农民工的冷漠, 城市社区利益只与农民工实行“平等”的交换——以租房租金等方式, 作为城市社会价值主要创造者的农民工很难参与社区各种收入的分配。造成这种普通农民工城市生存困境的政策与制度原因, 就是一种有条件地让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即将农民工中的上层或优秀分子, 通过购房、交税等条件, 迁移户口, 变成市民, 参与到城市社区的治理与利益分配中。由于这样的机制, 致使农民工应该在城市享有的同等就业、同等教育、同等社保、同等居住、同等服务以及同等政治参与等权利都打了折扣。由于环境提供给农民工的资源的有限性, 农民工在适应环境上也表现出独特的方式:一方面是在城市中现实的基于利益驱动的“寄居”生活;另一方面是面向未来的“逃离”念头;第三是遭遇生存问题时的“自助”模式。“寄居”是多数研究揭示了的, 也是农民工城市生存的真实写照;“自助”在本文前面已经说明, 这里只指出一下调查反映出来的“逃离”问题。调查在了解样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就业状况时设计了一道问题, 让农民工讲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统计结果显示, 排在前三位的是做生意、学技术与回家务农, 选择坚持现岗位及在本厂发展的合计起来等于回家务农的比例。这种结果一方面表明了农民工对自我职业提升的愿望, 也体现了农民工对现在的工作单位与工作地的不满, 由于这些愿望与不满, 农民工才有在未来“逃离”的计划。事实上, 伴随农民工“寄居”生活的高流动率与一波一波的“返乡潮”与“创业潮”, 也体现了农民工在自助中“逃离”的方式。这种“逃离”即有向上的市民化的发展, 也有向下的回归农业念头。因而, 这也是在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2.结论

根据上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调查结果与分析发现, 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的结论。

(1) 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进军并在现代化过程中最终转变为市民是一般历史趋势, 但在当代中国那种激进制度变迁的市民化模式是缺乏现实性的, 在实践中必然是要碰钉子的。同样, 在当代中国各地现实性选择的渐进市民化模式也是不道德的, 在实践中难以达到政策初衷的。

激进模式的非现实性在于, 从逻辑上讲, 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现代化中的一种普遍趋势, 只是一般性的东西, 要变成各个国家具体的现实, 必须根据各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条件来推行。也就是说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前景与趋势来说, 会走向城乡一体, 会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这是一个政策规划的方向, 但这种规划的落实必须依条件有步骤地实施。首先, 从宏观的财力、农民工的地位等判断与提出激进制度变迁的市民化道路就不现实, 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政策实施的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中央可能集中了更多的财力, 有的地方可能财力就不足;在整体上出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趋势, 但在局部主要是后发地区可能条件就不成熟;在中央与全局可能更关心城乡一体化与社会公正, 在地方与局部可能更关心发展与户籍人口相关的本土利益。其二, 农民工规模庞大, 几亿人想同步通过制度变迁一下实现市民化,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 就农民工群体来讲, 现在有一、二亿, 而在农村还以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储存了几乎同样的规模的数量。所以, 不光市民化规划巨大, 而且当现有农民工市民化了, 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农民转变成农民工加入这个行列, 因而这种进程必然是有比较长的期限的。其三, 农民工市民化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 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不可能简单地以激进改革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不光涉及城市, 也关联农村;不光与农民工有关, 也与工厂有关;不光与农民工家庭有关, 还与社会参与有关;不光是一个户籍改革问题, 也是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因此, 对于这样复杂系统的工程, 最好先试验, 符合条件, 取得经验再推广。

以上是从一般性的角度、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论证了激进模式的非现实性。从本研究的立场来说,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因此, 对激进模式也可以从农民工的角度来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 本调查的结果也充分证实了激进模式的不切实际。首先从政策目标来说, 政府制定政策必须要具有回应性、反映社会要求。从调查揭示的农民工需求来看, 还处于一种低端的生存性需要, 生存放在第一位, 发展只是次要的将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其次从政策执行来讲, 市民化需要农民工发挥主动性, 但农民工在市民化中却面临资源短缺的局面。第三是城市通过选择性激励那种有条件让农民工转变成市民的政策与自利机制呈现的半封闭与社会排斥状态。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下, 农民工的城市生存与市民化居于一种自助状态。这是一种相对孤独的自助, 也就是说, 农民工就是有市民化的念头, 也受到自身条件与社会环境的制约, 在现实中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至于渐进模式的非道德性在于:它对农民工的市民化采取的是一种选择性激励的路径, 即一方面中央在总体上原则性地提出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方向, 并授权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执行;另一方面, 地方在执行时, 都不约而同采取了一种选择性激励的路径, 即规定农民工迁移户口转变为市民的硬性指标, 如购房、稳定就业及文凭、技能、投资或缴税等条件。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大多数都是蓝领工人——正如本调查揭示的样本农民工75%的为熟手、初中文化的占71.9%, 处于一种工资低、劳动时间长、租房或住工厂房过日子的状态, 根本无法达到资产或技能文化等方面的地方政策门槛, 实际上造成了多数农民工都被阻挡在市民化之外。这样, 对中央政府来说, 通过向地方放权, 实际也放弃了宏观政策上的政府责任。这是这种渐进模式不道德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既要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为自己创造财富, 又不想为多数农民工提供跟户籍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 并通过选择性激励政策将多数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公共管理之外, 这明显的是一种自利的行为, 显然是不符合分配正义的, 也是不道德的。由于这样的渐进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农民工产业工人与农村户口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 渐进模式作为现实的农民工市民化道路, 实际上成了一条实践中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难进模式。

(2) 由于安排的激进模式不现实、放任的渐进模式又不道德, 因而, 农民工市民化只能走一条中间道路, 即走适应性市民化道路。

所谓适应性市民化, 就是改变安排的激进模式那种市民化忽视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主体作用的缺限, 以及克服放任的渐进模式那种市民化政府不负责任的弱点, 立足市民化中农民工主体作用的发挥, 利用市场利益机制, 发挥中央集中财力较大的优势, 开展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工程, 分类分步骤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提出这样的思路的理由有几点。一是从历史来看, 农民工市民化历程的第一步是农民由农村到城市就业, 就是农民发挥其主体性, 利用国家改革开放的条件而进行的一项伟大创造。因此, 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离不开农民工主体性的发挥, 应该继续立足这种主体性。二是要发挥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主体性。当前最大的现实约束是农民工素质偏低导致其市民化能力不足, 所以, 需要通过开展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 为农民工主体性发挥与市民化创造必要条件。三是当前实践中渐进模式中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恰恰是一种技能与资本型, 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正好可以突破这道农民工市民化的紧箍咒, 从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规模化上的飞跃。四是之所以突破市民化紧箍咒后可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化, 在于其中存在一种利益机制, 利用这种机制可以实现农民工与户籍人口、农村与城市的双赢。过去农民工实现职业转换由农民变成产业工人也是因为可以为城市带来财富而城市接纳了这个陌生群体, 现在如果农民工通过素质建设工程变成技工或其他城市需要的价值创造者, 则可以形成一种新型农民工而被城市接纳, 开启市民化的大门。五是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 可以利用国家财政结构中中央财力较多及中央政府承担着事关全局的公共事务主要责任的特点以中央为主来承担, 解决过去农民工培训教育中资金短缺问题与提升相关工作的效率与水准。六是适应性市民化可以适应与利用国家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 分类分步骤推进。我们的调查样本显示出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规划呈现做生意、学技术、回家务农、继续打工等多元化色彩, 因此, 可以针对不同的农民工需求进行分类市民化的政策帮助。如对于愿意做生意与开厂的农民工可以提供技能培训与创业资金与税费政策优惠支持使之向个体户与企业主发展;对于想学技术和继续打工的农民工可以主要提供继续教育与技能培训使之转变成城市欢迎的技能型农民工, 即使农民工回家务农也要进行现代农业技术学习使之能最终转化成现代化的农民。具体步骤就是先教育帮扶提供就业创业能力, 分散经济危机下就业风险, 稳定就业与拓展就业空间, 提升就业创造价值。同时, 在基本不改变现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前提下探索与扩大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方式, 改善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的关系, 提升农民工公共管理的能力与社会资本, 建设和谐社会。这一步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农民工创造的价值为市民化价值分配提供条件, 同时通过参与型和谐社区建设为农民工市民化融入城市减少阻力。第二步, 根据已经存在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打开普通农民工市民化的大门, 利用各地应对金融危机与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型工人与创业者的需要, 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 有规模地让培训出来已经转变成技能型工人与创业者的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 核心是进行具有利益分享性质的户籍改革和有利于农民从农业中退出与农地集约规模化经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以及进行与这两种改革相应的能够保证社区所有居民平等参与的城市与农村社区管理制度改革。通过分类分步骤的方式, 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一批批实现农民的转型与农民工的市民化、现代化。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到底该走激进的制度变迁之路, 还是渐进的有条件进城方式, 学术界存在争论。笔者通过调查研究, 发现由于农民工具备的生存中发展的需求、半封闭自助的资源、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在市民化进程中需要走出一条渐进与激进相结合的中间道路——适应性市民化。

关键词：农民工,激进模式,渐进模式,中间道路,适应性市民化

参考文献

[1]王红茹, 王太元, 蔡日方, 周孝正, 陈端洪.拆除户籍藩篱:滞后还是超前?[J].中国经济周刊, 2005, (44) .

湖南：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 篇5

直观现状：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低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籍却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较长时期（即一年有6个月及以上时间）的人员，包括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就农民工市民化而言，本文界定为“在城市从业的农民工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这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经济层面的市民化，即有较稳定的工作，职业由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员工；有能够支撑其本人及家庭在城市基本生活的稳定收入，有较稳定的住所。二是政治层面的市民化，即农民工在选举参与、社区管理、城市管理方面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政治权利。三是社会层面的市民化，即在户籍等管理制度上其身份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在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上享受市民待遇，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适应城市生活。四是自身层面的市民化，主要是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转变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其与城市生活相适应。

农民工市民化渠道窄、程度低

《2012年湖南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末，湖南农民工总量达到1470.8万人，占全国26261万农民工的5.6%。根据农民工监测报告和抽样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有两个特点：

市民化渠道窄。从我国当前的国情来看，由于现有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中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城镇户籍往往意味着社保、教育、就业等一系列的城市待遇，这使得农民工的市民化绕不开户籍制度。就户籍制度而言，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户籍城镇化带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而完成市民化。这种市民化方式，门槛较低，转化人数少，部分人在转化为市民后心理上和素质上还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二是通过农民工先融入城市生活，再实现户籍转化，最终实现市民化。这种市民化门槛较高，限制条件较多，受益范围小。

市民化整体水平偏低。《2012年湖南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2年，外出受雇农民工中还有近五成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社会保障方面，单位或雇主为受雇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分别为12.7%、25.7%、14.4%、7.5%、4.7%和3.1%，总体参保水平仍然偏低。居住方面，有超四成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既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农民工市民化整体水平偏低，仅为43%。根据相关研究，以50%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高低分界线较为适当，湖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较50%的分界线低7个百分点，处于较低水平。

研究结果：不同农民工群体具有不同特点

分析和评价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仅靠一两个指标难以涵盖，本文选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支撑、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社会认同和自我认知四个一级指标及多个二、三级指标组成，力图对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作出准确判断。

经济支撑远超其他指标

经济支撑度较高，达到55%。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已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其中相对收入水平较高，达到66.5%，较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

自我认知度较低，为48.1%。认同自己是城市人的农民工比例偏低，受访的农民工中仅有37%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

社会认同度偏低，为36.1%。本次调查显示，业余时间一般和城里的朋友一起活动的农民工比例仅为14.1%，经常参加或一般参加社区组织的文体活动的农民工比例仅为14.3%，只有27.5%的农民工认为城里人对自己没有偏见。

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度最低，仅为31.8%。据2012年湖南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单位或雇主为受雇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仅有12.7%、14.4%和7.5%。在本次调查中，仅有7.4%的受访农民工表示享受过住房补贴或廉租房等住房保障政策，仅有14.7%的受访农民工表示参加过务工地的选举或被选举活动，仅有15.2%的受访农民工表示参加过务工居住地社区的管理活动。

年轻有文化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高

不同年龄群体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在综合指标和经济支撑、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社会认同和自我认知四个维度方面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最高，为46%。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市民化程度在30岁以下、30～39岁、40～49岁和50岁以上四个年龄段的农民工中得分都最高，分别为56.4%、37.4%和41.1%；其次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较高，为43.6%；第三是40～49岁的农民工，为43.1%；最低是30～39岁的农民工。

文化程度越高其市民化程度也越高。主要原因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其经济层面和自身层面的市民化程度也越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的经济支撑度和自我认知度分别为58.2%和53.9%，较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分别高11.2个百分点和5.5个百分点。从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及社会认知的层面来看，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这两项分别为35.9%和44.1%。

根据上述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到，现阶段湖南农民工市民化已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较强，市民化的最大阻碍因素是户籍、社保、教育等制度因素和城市对农民工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别化对待。

政策建议：改革才是良药

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对已经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应尽快将其转化为市民；具有一定流动性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但市民化能力较弱，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其职业技能，解决社保、医疗、住房等问题；对季节性务工的农民工，重点在于解决同工同酬、子女入学问题，保障其合法权益。

解放思想，深化相关领域制度改革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根据大、中、小城市发展规划有步骤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一是落实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政策，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二是降低中、大型城市落户门槛。三是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使社保、医疗、教育等相关福利与户籍脱钩。四是进一步完善身份证和居住地登记管理制度，适时取代户籍管理制度。

改革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关键是取消与户籍相关联的各种差别性政策。一是完善劳动就业法规，严禁地域、身份等就业歧视，实现农民工与普通市民的同工同酬。二是尽快实现社会保障与户籍脱钩，研究出台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征管办法，缩小地区差距，促进跨地域流转，实现同工同保障。三是改革招生制度，逐步取消大中小学校招生的户籍限制，目前重点是着力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

改革城镇行政管理制度。完善政治参与体制，拓宽参与渠道，研究出台农民工参与务工地城市管理、社区管理和享受当地市民同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的办法。

积极主动，更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

加强农村教育，加大农民工职业培训。一是增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提高新一代农村居民、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水平。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

加强政府引导和服务，营造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环境。各级政府要带头转变认识，加大宣传和教育，对农民工树立起包容、开放和服务的思想，加大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力度，帮助农民工提升能力，转变观念，共同营造文明、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

浅议农民工市民化 篇6

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简要回顾

建国后, 我国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稳步发展阶段 (1949-1958年) , 工业化带动了城镇人口增长, 全国城市化水平从10.6%提高到16.3%, 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二是徘徊和停滞阶段 (1958-1978年) , 这20年间城市化水平从16.3%才提高到17.9%, 年均增长只有0.08个百分点。三是快速发展阶段 (1978至今)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 使得国民经济的重要比例关系得到根本性改善, 户籍制度等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度安排不断改革, 这一切使得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 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8年底的45.7%, 年均增长约0.93个百分点, 是改革开放前城市化水平平均上升幅度的3.82倍。

但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化的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作为一个农民大国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 还有近6亿农民和近3亿的农民工。依然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不同步的、滞后于工业化的城市化,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负效应, 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历经许多波折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还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目前, 绝大多数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就业和居住, 却分享不到城市化的成果, 成为生活在城市边缘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这不仅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而且也违背了城市化的本质。在推进农民工城市化的进程中, 面临许多障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制度障碍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核心问题。“传统的户籍制度把户籍与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社会地位等直接挂钩。因为农民工的农业户口、农民身份, 使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遇到了重重的阻碍。”农民工难以市民化的原因是户籍制度的存在, 实质上依附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福利保障体系。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福利保障体系将农民排斥在外, 农民工是无法享受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障的。近几年, 一些地方开始尝试为农民工提供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保障, 但各地养老保险还未统一。显然, 在一个封闭的、没有将农民工纳入其中的城市福利保障体系的框架下, 农民工在城市得不到必要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 农民工是很难融入城市的。

(二) 经济障碍

尽管实现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 作为理性人的农民工个体选择是否进城, 主要是由进城带来的经济剩余决定的。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 主要集中在500元-800元。其中, 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 300元-500元的占29.26%, 500元-800元的占, 800元以上的占27.9%。这样的经济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撑其在城市安身立命和养家糊口。缺乏稳定的住所的农民工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 大量的农民工集中聚居, 也不利于城乡文化交流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另外,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是一大障碍。在农业部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66.95%的农民工子女求学的最大困难是费用太高。这增加了农民工家庭的生活成本。低工资和高昂的生活成本, 将农民工拒在城市化的大门之外。

(三) 自身素质束缚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除了受到上述外部因素的影响之外, 还与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由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 使在农村中长大的农民工群体在教育水平、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观念意识、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素质远不能适应城市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和城市现代文明生活的需要。以经济较为发达、流动人口较多的广东省为例,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广东省的流动人口中, 年龄在29岁以下的占了绝大多数, 比例达74.21%, 而在这些以青年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队伍中, 文化素质总体上又以初中文化为主, 所占比例为54.63%。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由于传统的生活观念、尤其是自身收入的影响, 没有能力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乡土观念较强, 在土地的牵制效应和城市边缘人心态的影响下, 不少农民工仍然认为自己的归宿是农村。“据调查, 愿意并决定在城市长期定居的农民工比例约为19%, 看情况而定的占60%。”这种过客心理的存在使部分农民工对他们工作和生活所在的城市无法产生主人意识, 对城市社会漠不关心, 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三、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不仅关系到城市化的进程、也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是:

(一) 消除制度障碍,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近几年, 我国一些地区对户籍制度改革采取了一些措施, 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有很大的局限性:户籍制度的改革流于形式, 并没有改变与农民身份有关的相应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的重点, 不是户籍登记制度本身, 而是在于增加农民的福利和权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应逐步推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 使农民工享有同等的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 就可以安心在城市工作, 有利于稳定企业的产业工人队伍, 有助于企业的技术升级。

(二) 探索农民工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 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经济基础

1、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

首先, 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是工资最低的一类工作, 最低工资制度对保障农民工收入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是影响农民工收入的重要因素。其次, 规范农民工的劳动合同。农民工和雇主不签订劳动合同, 往往是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2、切实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一是推进农民工住房优惠政策, 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定居成本。鉴于农民工的低收入状况和城市商品房的高价位态势, 要实现农民工“居者有其屋”很难, 这就需要政府逐步把农民纳入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体系之中, 同时可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兴建农民工公寓等。二是着力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降低农民工子女教育费用。农民工子女若能有一个良好的教育保证对他

摘要:我国老龄化程度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福利机构养老的缺陷, 以及老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对生活越来越高的需求, 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养老模式———老年公寓养老。文章立足国情, 分析了我国老年公寓养老发展的可行性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提出了促进我国老年公寓养老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老龄化;老年公寓养老;养老模式

目前, 我国处于人口老龄化水平快速发展时期, 在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中, 我国的养老模式也在发生转变。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我国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老龄化进程先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福利机构养老的缺陷愈加明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老年人在生理和们尽早融入城市生活非常重要。因此, 流入地政府要保障流动子女与当地儿童平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应当承担流动人口义务教育的责任。同时, 农民工输出地的政府也要做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

3、加强农民工素质培训, 提供公平就业的机会。

农民工的素质培训是提高农民工素质的首要问题和必要途径。对农民工有组织有目的的培训是现实向市民有序转变的保障措施。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培训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首先, 加强就业技能培训, 使农民工尽快提高职业技能。农民工这支劳动大军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 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 可以通过就业技能培训来提高农民工的稳定就业率和工资中的技术含量。其次, 加强农民工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引导, 提高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城市政府及相关组织要通过多种形式, 切实的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开展现代观念、文明准则、法制观念和城市意识教育, 逐步形成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四、结论

心理上对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丰富, 这一切促使了一种新型养老模式———老年公寓养老应运而生。

一、我国发展老年公寓养老的可行性分析

(一) 老年公寓市场存在较大的需求群体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 截至2008年底,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5989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12%, 每年还将以3.2%的速度增长。并且我国老龄化人口高龄化现象明显, 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每年以5.4%左右的速度增长。高龄老人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加到2000年的1100万, 到2010年将达到1700万, 是老年人口中增长最快的年龄组。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之大, 老龄化速度之快, 高龄人口之多,

回首我国六十年的城市化历程, 农民工的大量涌现, 为社会创造了财富, 为农村增加了收入, 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 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 广大的农民工更是以实际行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农民工的辛勤劳动, 就没有当前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 他们融入城市的步伐却如此缓慢,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却如此艰难。农民工市民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继续推进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都是世界人口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我国的老龄化现状, 成为老年公寓养老市场需求增大的客观因素, 为老年公寓养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 老年公寓市场存在较强的市场购买力

1、老年人收入的提高为其购买力提升提供了条件。

20世纪90年代退休金增长机制的建立, 相应提高了我国老年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 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中有42.8%拥有存款, 仅退休金一项到2010年就增加到8383亿元, 到2020年为28145亿元, 2030年为73219亿元。此外在城市60-65岁老年人口中, 大约45%会选择继续就业, 除有退休金之外还将会有额外收入, 按此预测, 到2050年就会有73200亿元消费储备金。因此, 对老年消费群体购买力不应小觑。

发展我国公寓养老的可行性分析与对策探讨

■刘艺容门佳蓬

摘要：近年来, 城市化进程引起人们的关注, 就如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市民化这一问题直接关乎城市发展以及全面发展小康社会。文章就金融危机之后,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2]、樊纲, 武良成.城市化——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3]、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和制度创新[M].商务印书馆, 2001.

[4]、吴森富.广东省流动人口素质结构和年龄结构研究[J].南方经济, 2003 (3) .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 篇7

目前, 我国农村正处于转型期,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农民的数量非常庞大, 特别是“80后”、“90后”农民外出后, 既不能在城市落户, 又不愿回农村务农, 形成一个独特的群体。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这一群体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文件要求,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一纲领性政策的出台, 预示着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开始破冰起航, 将推动户籍改革步伐加快前行, 也是党中央、国务院送给广大农民工的一个大“礼包”。

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他们一般都有长期在外打工的经历, 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加工业、纺织业、出口企业等行业。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走向各有不同:一部分有技能、有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生产骨干, 留了下来;一部分有文化的女工也留了下来, 不少嫁给了城里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随着年龄增长, 挣了一些钱而选择回乡。不过,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关于保障农民工各项权益, 如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应该如何采取措施, 让农民工有序地融入城镇, 让城镇成为农民工生活的新家园, 也变成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被冠以“农民”两个字, 实际上他们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已不是那么紧密, 不少甚至根本就不是在农村出生, 更不是在农村长大。所以, 要破解“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民生难题, 不妨先从户籍制度着手, 赋予他们“新市民”的身份。一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 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快地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镇里, 在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浸染下, 他们很渴望融入城市生活, 在城市里扎根, 而不是像父辈一样在城里挣钱回家盖楼过日子。与其让他们在城市的事实存在却与城市格格不入, 不如让他们尽快地融入到城市, 用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同化他们, 而不是排斥他们。二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 让农民工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福利。户籍既是市民身份的一种标志, 也是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一种凭证。因为没有城市户口, 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很少能享受城市社保、医保等福利待遇, 同城不同待遇, 由此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只有当他们被赋予“新市民”的身份, 他们才会从心理上真正对城市产生认同感, 共同参与城市建设, 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阐释 篇8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安排,制度变迁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其内涵包括农民工如何由从事农业生产转变为从事非农业生产,并且由城市次属的、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为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由居住在农村社区转变为居住在城市社区;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文化层面的转化。这四个层次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其中前两个层面主要取决于宏观体制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创新,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后两个层面构成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内容和最高评判标准。因此,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研究现实条件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环境,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探求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途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际意义。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条件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指用来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或者说是“社会中游戏的规则”[1]制度根据其形式可分为两种,即:由权力机构制定和实施的,由法律、法规和政策等组成的正式制度,以及由习惯、习俗和道德规范等构成的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根据层次性还可分为核心制度、配套制度和关联制度。制度的功能在于降低交易费用,一方面,它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冲突和矛盾,以避免由此带来的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使人们对未来形成比较合理的预期,降低不确定性。[2]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在职业、地域、身份上转变为市民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农民在城乡劳动存在来利益差别的前提下,不断从农业劳动者转化为从事工业、商业及其他非农产业。在参与这些劳动过程中,个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日益接近。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人口)、土地、资本等社会经济要素在空间上聚集,并进行要素的重组,实现社会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根据与市民化相关程度不同,可以把制度体系分为核心、相关和配套三个层次。核心层次主要包括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配套层次包括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和教育等制度,关联层次包括行政规划、产业、税费等制度。其中核心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与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则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的制度条件,对市民化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农村退出的土地制度

土地具有双重功能,既是农民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的生活保障。[3]但是,过分地强调“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强调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也会使农民在向城市化道路的迈进中缩手缩脚,患得患失。其实,对农民来讲,土地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两种功能:既是农民的生产生活保障,也是农民的枷锁。农民获得土地是一次解放,农民放弃和离开土地也是一种解放,而且是根本意义上的解放,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最终消失了“自我”(农民),获得了新我(城市居民)。[4]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农民成为雇佣工人所必需的条件时所言:“第一,农民因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成为唯一的谋生手段;第二,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的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的自由转让权。”[5]我们强调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也并不是要农民永远留在土地上,而是要强调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因为农民有了土地权利,就可以在市场上以市场主体的地位去进行平等交易,去交换他认为值得交换的东西,包括他们的保障和身份。这种交换能否成功,取决于土地制度的设计。西方大国现代化之路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就是很好的例证。尽管之中多了几分血腥和残忍,少了一些温情和怜悯,但却使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彻底摆脱了土地的羁绊,实现了向市民化的彻底转移。

(二)城市进入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的功能在于人口统计和社会治安管理的目的,而不是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劳动力根据工资和偏好,自由选择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工作岗位。而自由选择首先必须自由流动,只有在流动中劳动力个人拥有和支配劳动力的权利才能充分体现,这是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这一点,我们从国内外户籍制度设计的历史中就可以找到答案。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周朝,至秦代初具规模。此后,经过三国至南北朝的整顿,到隋唐时期日臻完备和周密。从商代的“登人”到汉代的“编少齐民”,再到宋代的保甲制,展现了我国户籍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户籍制度的发达程度。我国历史政府对户籍管理的重视程度是最高的,它通过体系完备的社区组织、行政网络克服了人口分散居住的特点,建立了自上而下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历史上的户籍制度虽然具有地域性、等级性、世袭性等特征,但更体现了户籍在人口统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6]在日本,实行“户籍随人走制度”,人口流动完全自由。《宪法》规定国民享有迁徙的自由,国民不分地域自由择校(只要成绩合格,交得起学费)、自由择业、自由选择住宅;在法国,实行“严格+随意”的户籍制度,严格体现为法国人的户籍信息与他们的就业、职业、经济收入、宗教信仰等日常生活内容机密相关。随意体现为充分保障人口的自由流动。正是由于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劳动力在聚集和转移的同时,促进了城市化的加速发展。

(三)城市融合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制度

其意义在于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保证核心制度改革成效的同时,促进市民化的进行。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取物质帮助的权利”。目前,在我国城市已经形成养老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线”制度。农村则形成了“以土地为依据,以家庭为核心”的自我保障模式。农民工虽然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却游离于城市社会保障之外。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使农民工无论是进入市场,还是退出市场,都能进行劳动力再生产,这是市民化的制度保障。就业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于使农民工在获得就业机会增加收入的同时,规范劳动用工关系,并形成健康的劳动力市场。教育制度的作用在于使公民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促使人力资本的形成,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住房制度的作用在于实现居者有其屋,保证劳动者安居乐业。

由此可见,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作为核心层的制度安排,其意义在于“解除束缚”,促使劳动力要素在城乡自由流动与充分竞争,消除城乡二元差异,使市民化的进程加快。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制度的意义则在于“促进发展”,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保证核心制度改革成效的同时,促进市民化的完全实现。但是,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无论是“解除束缚”,还是“促进发展”的制度供给均存在一定的缺失,使农民工市民化呈现出“半市民化”、“二元市民化”和“高成本市民化”倾向。分析这些制度限制性因素,是探寻市民化制度路径的前提。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主要表现为制度的缺失和制度不当同时并存,从而导致制度供给不足,产生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瓶颈。

(一)农村退出的土地制度障碍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全部历史都是围绕农民与土地这一对矛盾展开的。在生产力处于低水平时,作为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实现农民在土地上就业和生存,其中“农民要土地”(耕者有其田)是主要矛盾,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农村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宗旨都是打土豪、分田地,历史朝纲影响最大的变革都是围绕土地制度而展开的,如废井田、什税一,租廉调制,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等。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进行过四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是解放初期持续一年多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私有的土地制度,耕者有其田,有其田就有自主经营权,农民既有所有权又有经营权;第二次是过早过急地把土地私有制,改为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只有所有权,而失去土地的使用经营权;第三次是不切实际地把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为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既无所有权,也无经营权,同时还失去了人身自由;第四次是把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为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农民有了土地承包权、使用权、经营权,可以对其进行租赁、转让、抵押、继承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激发。但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农业部门需要的合理劳动力数量不到2亿,而我国农村实有的劳动力却有5亿,至少有3亿处于剩余状态。2001年,农民来自种植业收入仅占纯收入的1/3。农民与土地的主要矛盾从“要土地、要生存”,渐变为“要走出土地,要就业、要发展”。[7]从民工潮的形成到农民的非农就业,再到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体现了农民对土地变革的强烈要求。

农民市民化的农村退出制度主要涉及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问题。土地承包权是农民以承包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从法律属性上看,农民土地承包权一开始就是以债权的方式出现的。土地承包权的债权属性不利于农户对抗乡村集体干部随意调整土地、更改土地合同的侵权行为。《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土地”和“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土地”,这是在土地承包权中隐含了物权的一些排他性特征。但现行法律并没有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明确界定为物权。农民土地流转、调整、征用等环节受到了来自县、乡、村等强势组织不同程度的伤害。同时,农村宅基地的权利属性也不明确。农村宅基地是农村居民因居住生活而建造房屋等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包括住房、辅助用房与房前屋后庭院用地等。宅基地产权的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1958年,宅基地属于农民私有财产,可自由流转;1959年至今,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禁止流转。现行的农村宅基地属农村集体所有,农民的宅基地取得是无偿和无成本的,取得后的使用也是无期限的。无流动性,也无福利性,既不能转让,也不能抵押和出让。通常农民将很大一部分的可支配收入花在该房和修建房屋上,一旦他们决定迁往城市,由于市场几乎不存在,他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收回在房屋上的投资。投资难以收回,即使农民前往城市有了固定的住所,也不愿放弃农村宅基地,导致大量宅基地房产闲置浪费。

(二)城市进入的户籍制度障碍

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8]作为城乡分割的典型户籍制度或人口管理制度,在世界上大多数是国家都存在过。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等级身份制度,到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安户籍制度,再到目前150多个国家的不同类型的人口登记制度,都属于这个范畴。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旧的户籍制度,建立了新的户口登记制度。通过户籍制度来干预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是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一项政策。建国初期,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一方面对城市就业、食品供应带来压力;另一方面造成农村人口过度流失,出现农业劳动力短缺现象。为了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1958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宣告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诞生。这种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即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城乡差别战略”。[9]同时该制度强调户口的不可迁移性,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排斥在分享城市社会资源之外。而且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又是一种不平等的身份制度,在一纸户口上附着了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参与权、社会保障权、医疗服务和公共设施与福利服务权力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上的不平等,带来了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和排斥,城市与农村的对立。虽然曾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工业化建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目前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使农民在市民化的道路上艰难地爬涉着。

(三)城市融入的制度障碍

农民工走出农村,来到城市,进一步融入城市社会,则取决于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和居住等制度供给状况。但这些制度供给均带有一定程度的歧视性,造成农民工市民化的二元特性。

1.就就业制度而言。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严重的失业。为防止大规模失业带来的社会动荡,国家对于旧政府的公职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就业政策。以后“包下来”的对象又扩大到军队转业干部、家居城市的复转军人、大专院校和中专技校的毕业生等,并逐步演变为传统的“固定工”就业制度。1955年,劳动部第三次全国劳动局长会议上,将调配劳动力的权限集中于劳动部门,完全取消了自行就业。1957年,政府又出台了文件取消了企业在用工方面的自主权,也禁止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1958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了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食品供给、就业安置、住房分配、子女入学等制度,基本上堵死了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的通道。这一城乡隔绝的劳动力管理措施一直延续到1979年。改革开放后,农民在比较利益驱使下,进城就业,但就业却遭到限制和歧视。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结果,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建筑业和社会服务业,4个行业的农村劳动力占进城劳动力总数的90%以上。这种行业集中现象,部分原因是由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低,不得不从事简单劳动;另一主要原因是各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工作的行业和岗位,使农民工不得不就业于初级劳动力市场,许多符合农民工进入的企业仅仅因为身份限制,将其拒之门外。这种限制不仅北京、上海有,其他大城市也存在类似的政策。农民工即使在城市获得工作岗位,却因身份原因的得不到与城市具有相同技能和劳动努力程度的工人相同的工资和福利。据对四川省外出农民工的每小时工资与全国职工对比表示,1994年、1995年四川省外出农民工每小时工资分别为1.72元和1.97元,而同期城市职工每小时工资则为2.22元和2.70元;另据上海市1995年流动人口调查显示,上海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户籍工资歧视问题。[10]更有甚者,农民工即使付出了劳动,但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至于使农民工讨要工钱的个别行为演化为群体性的恶性事件。

2.就社会保障制度而言。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近乎游离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强化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抑制了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同时,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困难重重。其原因在于:一是政府财政支付能力有限。据《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白皮书》公布的数据,仅2001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就达982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1.4%,而其保障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10。[11]2001年,我国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1 324元,而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13.2元。目前,农民工人数已达1.2亿,按现有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的筹资份额计算,这1 300多亿的资金差额政府财政需要负担600-700亿元左右,这个数目与目前中央财政对城市社会保障总投入差不多。因此,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要完全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来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难度太大。二是农民工流动的特点。农民工群体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对现有的体制提出了两大挑战。其一,传统的城市政府管理与服务职能是针对城市人口而设置的,不适应数量大、流动性强的农民工群体;其二城市的管理体制是针对本地人口设置的,与越来越多的跨省(市)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不配套。从操作层面来看,农民工流动性特点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一大障碍。

3.就教育制度而言。

农民工市民化的教育制度供给缺失,主要表现为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轻视,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办中小学对农民工子女乱收费。交借读费,小学每学期200-500元不等,除此之外还要交纳一次性的赞助费,小学一般1 000多元,初中甚至达几千元,否则就以学生名额已满拒收。二是有关部门对农民工子弟学校采取不承认、排斥甚至扼杀政策。北京市15万名民工子女中就有八九万人就读于这种简易的民工子弟学校,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却采取措施试图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使很多学生被迫返乡甚至失学。据中国儿童中心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现有流动儿童2 000万,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不及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失学率高达9.3%,一直未上学者占6.85%,失学者占2.45%。8-14岁的流动儿童未上学比例由0.8%增长到15.4%,中途辍学的现象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14岁流动儿童中,有超过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这不仅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患严重侵犯了儿童的基本权益。[12]可见教育体系的垄断性和排他性,使农民工支付不起子女的教育成本,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进行。

4.就住房制度而言。

改革前的城镇住房制度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住房投资主要由国家或单位统包;二是住房分配采取实物福利分配;三是低租金使用。改革后城市住房逐渐向商品化过渡,住房的福利性一时难以取消。农民工的住房需求被排斥在公共服务和城市社区之外。一方面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使低收入的农民工买不起房。据统计2002年农户家庭节余为2 100元,一年的结余仅能够在中等城市购买1平方米的住房(中等城市的房价为2 050元/平方米),需要2-3年的收入节余才能在大城市购买1平方米的住房(目前,中国三大城市带中心城市房价平均为6 780元/平方米,大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为4 300元/平方米),因此,大部分农民工不可能在大中城市买得起房。另一方面,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忽视了廉租房建设,廉租住房制度空白。使得农民工很难在城市立足,居住条件恶劣。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住在简易的工棚里,部分农民工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城郊农民的简易住房成了农民工的聚居地。一些城中村改造,收缩了农民工的居住空间,加剧了他们的居住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城乡迁移人口数量虽然已达到了非常大的规模,但真正永久迁移到城市的却不多的原因。其中,2000年到城镇打工的农村劳动力达7 643万人,但城乡迁移量仅为1348万人,说明在城乡人口迁移中,只有1/6左右的人能够变成市民。[13]

综上所述,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是多重的,形成了“制度障碍集”。消除这些障碍的途径在于坚持制度变迁低成本的前提下,进行制度创新,使市民化的制度约束得到解除。

三、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思路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更有效的制度生产过程。变迁是需要成本的,能否成功在于制度变迁的收益成本之比。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变迁,必须考虑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同时,不给国家造成过大的压力。这就要求制度变迁是渐进的,更是有计划的。只有当废除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的成本越来越小,收益越来越大,一旦达到这个临界,这种改革将迅速加快,以至完成。[14]

(一)完善农村退出的制度改革

土地是农民的财产,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存保障。农民工向市民转化、土地保障转化为社会保障的过程中,土地制度的安排不仅在于赋予其产权属性,而且更应使其合理流转。首先,在明确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物权的基础上,对在城镇稳定就业和落户的农民工,应允许出售土地的长期承包权和房产,作为进城安居、创业的资本,把土地让渡给愿意从事农业的农民,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农业发展。实行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区别对待政策,凡在大中城市落户并取得社会保障的,不应再保留土地承包权;凡迁入小城镇落户的,按照承包者的意愿,可以出售土地承包权,也可以折价入股,带股进城,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依法流转。其次,按照国家终级所有,农民“永佃”使用的制度设计,稳定和维护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最后,完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建立土地流转机制,允许农户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以其他方式流转,促进规模经营。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阻碍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不得侵占农民土地流转的收益。

(二)改革城市进入的户籍制度

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了通过对暂住证的实施、农转非政策的改变和农转非指标的取消、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蓝印户口和城市户口有限定条件的口子放开等过程,并因劳动力需求、户口含金量、城市发展对自我融资的依赖程度以及城市承担的政策职能而异,分别形成了以“最低条件,全面放开”为特点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模式;以“取消限额,条件准入”为特点的中等城市以及一些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模式;以及“筑高门槛,开大城门”为特点的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改革模式。[15]但迄今为止的这些改革是十分有限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因为改革户籍制度意味着一种利益关系的改变,承认农民工的市民身份就意味着他们也要平等的使用城市公共资源,比如城市教育资源和社会福利。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既是政治问题,更是经济问题。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决策过程颇费周折的原因就是政府既要考虑承认农民工的市民地位可能引起工业化的成本上升,也要考虑这种承认可能给政府带来的经济压力,特别是政府必须给市民化的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市民平等的福利待遇与社会保障。所以,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是剥离城市户籍上的不合理附加。为此,首先应尽快修订《户口登记管理条例》,是户籍制度作为证明公民身份、提供人口资料和方便社会治安的基本功能得到恢复;其次,剥离现行户籍制度上的多种福利待遇的不合理附加,使农民工分享公共服务,消除转移障碍;再次,尊重农民工的选择权,逐步降低其迁移城市的门槛,实行以合法固定住所为主要条件的迁移政策,为实现逐步过渡,可考虑文化程度、就业和居住年限等条件,设定的迁移条件逐步放宽,以至于到迁移自由。省会以下城市允许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的农民工进城定居。

(三)城市融合的制度创新

南京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 篇9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 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 其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在城市化过程中, 一方面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且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 这使得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及进一步转变为市民的拉力变大;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限制以及城市有限的土地、住房、交通等社会资源难以承受大量农民工市民化之后带来的压力, 使得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面临很大的阻力。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进步和返乡致富的可能性提高又对农民工产生了一种反向的拉力。而南京作为东部沿海较发达的省会城市之一, 吸引了全省乃至全国众多的农民工。本文从政府、社会和农民工个人的角度对南京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 并试图探索对其可能有效的对策。

二、文献综述

(一) 相关概念。

农民工, 是指那些由农村迁往城市并常年在城市工作、生活, 但仍保留农村户籍的, 集农民和工人的身份于一体的劳动力人口。这一群体最主要的特征是在城镇常住和工作, 以务工所得为主要的谋生手段, 却持有农村户口, 同时没有放弃自身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们又被称为“农民工”或“农村外来务工人员”, 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特殊产物。市民化, 指原先生活在农村的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长期从事非农产业, 并逐步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融入城市, 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其中农民工完成向城市居民转变的重要标志是拥有城市户籍, 并且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

(二) 已有研究及有待探讨的问题。

根据有关调查显示, 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已达到24564.7元, 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只有7916.6元。也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导致了乡-城人口流动的加剧。而乡-城人口流动往往意味着职业的转换:由农民转为非农民, 从空间角度来看, 是居住地域的变换。从产业角度来看, 是现代产业吸纳了越来越多来自于农业部门的劳动者。这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 早已被国内外学者所研究。如刘易斯的两部门人口流动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以及托达罗的三部门人口流动模型等, 都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原因、流动方式等, 对发达国家早期的乡城人口流动以及城市化现象作出了解释, 并总结出了一系列人口流动的相关理论。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如宋晓芳、徐增阳、古琴和钱正武都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政府职责进行了研究, 发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不合理的制度体系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影响因素。宋晓芳和钱正武都认为需要通过制度和管理方式的改进、创新来加以修正, 而徐增阳和古琴则强调应当通过公共服务创新, 提高农民工享有公共服务的水平, 从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张华则从农民工家庭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包括农民工从业技能简单、工作稳定性差、经济收入少、住房影响城市归属感等方面的因素。

三、农民工市民化的模式与现状

发达国家最早提出了传统的城市化概念, 是指市场经济体制下, 从人口迁移的角度来说, 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发达国家主要存在以英国为代表的“强制转移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迁移模式”。前者是就业和定居同步完成的单向家庭式的。后者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阻力小、与全国人口流动同步同向的特点。与之相比, 我国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过程有着显著的循环性、自发性。

至2012年底, 不考虑城市化统计中的虚高成分, 南京的城市化率已达到80.23%。与此同时, 南京市农民工规模也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职业技能较差、年龄受到限制, 使得农民工群体以青壮年体力劳动者为主, 且因农村女性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要低于男性, 使得农民工群体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此外, 农民工维权意识的缺乏导致该群体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因此, 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 南京应更注重提高城市化质量, 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利益。

四、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一) 从政府层面看。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农民工市民

化进程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不仅表现在户籍制度上, 更表现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住房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相关制度措施上。制度上的差异造成了城乡居民在各项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差异。

在户籍制度方面, 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严重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2013年南京规定非南京户口, 在南京买房超过六十平米即可落户。这样的落户门槛看似不算高, 但对于很多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还是有不小难度的, 因此, 城市的高房价是他们在城市落户的一道坎。此外, 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土地制度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 2008年南京就出台了相关政策, 鼓励优秀农民工落户南京, 但却存在一些农民工即使在南京买房也不太愿意在南京落户的现象。究其主要原因是一旦在城市落户就意味着要放弃原有在农村的土地, 这让部分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意愿不那么强烈。

在就业方面, 受户籍制度的影响, 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会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根据有关调查显示, 农民工求职的途径依然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 其中有47.5%的人是通过熟人介绍找到工作, 而通过人才市场找工作的人仅占6.8%。而同等条件下, 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面临相同的求职需要时, 用人单位在很大程度上会优先录用本地人。如果城镇居民的技术水平比农民工要稍高, 用人单位的选择就更不用说了。这使得农民工不能平等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只能在较为有限的行业寻找就业与生存的空间。

从社会保障方面, 有关调查显示, 南京近八成新生代农民工月薪在2, 500元以下。他们难以承担社会保障支出以致其社保参与率较低, 无法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社会保障待遇。同时企业对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障金持消极态度以及国家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不同地域之间的社会保障转移接续还不能顺畅实现等也是农民工社保参与率低的重要原因。农民工工作的流动性较大, 一般一至两年就会更换一个工作地, 有些甚至更加频繁, 就业的不稳定同样造成了农民工社保参保率低。

(二) 从社会层面看。

1. 社会认同感方面。

从“农民工”及部分地区对市民化之后的农民工的称呼 (新南京人) 上看, 农民工与原有的城市居民还是有区别的。延伸开来, 称呼的差异与农民工所从事的收入较低的脏活、重活、累活的现状相结合, 必然会导致一些社会歧视现象的滋生。城市居民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受益者, 而人们往往会忽视农民工的诉求与境遇以及他们为城市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同时部分外来人口对南京人的印象也不是很好, 他们认为南京人经常以城市居民自居, 不易相处。这会在无形中增加农民工与原有城市居民之间的隔阂, 使农民工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生活圈, 这很不利于农民工和新市民顺利地融入所在城市。

2. 社会资源利用方面。

虽然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给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带来动力, 但在一定时期内, 现有的城市交通设施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对有限社会资源的争夺会加剧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和谐, 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阻碍。

(三) 从农民工自身角度看。

一是农民工从业技能普遍偏低, 相互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替代性, 这会导致农民工的工作产生较大的不稳定性, 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产生阻碍。二是农民工自身的社会交际制约着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群体。受工作生活场所的影响, 他们平时交际的圈子主要集中在家庭成员、工友以及相熟的老乡等较为有限的群体。而工作的高流动性、与城市居民生活习性和语言习惯方面的差异导致他们之间的交流甚少, 加之许多农民工思想保守, 极少参与社会活动, 这使得他们很难与城市居民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三是部分农民工自身对市民化的意愿不够强烈。一方面, 有些农民工只是在农闲时进城务工, 本身并没有放弃自己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他们在城市没有归属感。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进步和返乡致富的可能性提高加大了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很多地区农民工市民化和土地财产权利挂钩, 在不少户籍改革试点的地方, 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另一方面,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尤为突出, 根据现有政策即便有了城市户口, 农民工子女高考时还是要回到原户籍地, 这就意味着落户并不等于得到户口附着的生活资源和社会福利保障。

五、结论与建议

(一) 从政府角度。

1.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弥合城乡二元结构。

必须进一步深化落实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失衡, 加快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 积极做好城乡劳动力的引导和管理工作, 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 完善农民工就业保障制度, 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平等就业。逐步取消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权方面的差异, 推动深化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

2.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相关教育体制。

农民工是一个介于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边缘群体, 且数量在不断增加。所以, 相关部门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根据农民工的需求和特点, 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接轨, 让这些为城市的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们享受到他们应有的权利, 同时要加大对不为农民工参加社保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此外, 要加快推进异地高考的改革方案的出台, 加大对农民工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 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3. 创新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的分摊机制。

一是要促进农民工的就业稳定、工资水平的合理增长和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 使农民工具有分摊私人成本的能力。二是政府应该加强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与财政补贴, 弱化户籍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 推动政府的公共财政承担外部成本。

(二) 从社会角度。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不仅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支持,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也很关键。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要使农民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融入城市, 更要使农民工在心理上能够融入城市。因此, 社会各界都应转变观念, 平等地对待农民工, 给予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同等水平的生活和工作待遇, 坚决抵制那些歧视农民工的行为。同时做好社会宣传, 积极引导城市居民平等对待农民工群体。这方面南京可以通过建立非政府组织或以高校为基础的志愿者队伍等方式来帮助农民工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在解决南京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争夺社会资源的问题上, 应大力发展地铁等公共交通,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对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改善管理服务质量和效率, 尽最大可能缓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带来的城市公共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压力。

(三) 从农民工自身角度。

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各个行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农民工要加强自身素质, 提高职业技能, 增强就业竞争力。二是农民工不要把自己的社会交际圈仅仅局限于工友、老乡等局部社会群体, 要注重扩大交际圈, 多和城市居民进行交流, 参与相应的社区活动, 提升自己的主人翁意识, 增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三是农民工要提高自身的维权意识, 积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当城乡二元结构得到弥合, 城市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提高,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农民工对自身市民化的意愿自然会得到提高。

在全球尚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 经济运行放缓的大背景下, 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 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 还可以扩大内需,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加快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 政府部门应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使农民工市民化步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但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比较缓慢,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力的保障,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农民工的基本生活和社会的稳定, 且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本文以南京为例, 从政府、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角度说明其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国内外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些成功案例, 探索解决其所存在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2] .新闻中心-中国网news.china.com.cn[N], 2013-4-22

[3] .南京市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调查报告[R].201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篇10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连云港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即我们俗称的80后、90后）进城打工或创业的农村青年。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人数众多，占农民工总数的61%，约1.7亿人。据连云港市农村劳动力就业调查资料显示，2013年连云港农村劳动力总人数为175.99万人，比上年增加1.12万人，增长0.64%。其中，共转移劳动力106.49萬人，比上年增加3.15万人，增速较为平稳为3.05%；转移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60.51%，比上年增加1.14个百分点；劳务输出74.84万人，比上年增加1.28万人，增长1.74%；劳务输出人数在农村劳动力总人数中的比重为42.53%，比上年增加0.46个百分点。至2014年又新增城镇就业7.6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6万人。其中全市35岁及以下转移就业人员64.51万人，占全部转移就业人员的58. 6%； 36至49岁转移就业人员29.83万人，占全部转移就业人员的27. 1%； 50岁（含50岁） 以上转移就业人员15.74万人，占全部转移就业人员的14. 3%。由此可见“80后”、“90 后”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步成为我市转移就业人员的生力军。可以说，我们当前要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工作对象就是这部分转移到城镇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

一、本地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在全部农村转移人口中，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的话，无论是在个人意识、行为方式，还是心理定位、身份认同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以说，他们的城市梦比他们的父辈即老一代农民工更执着，更彻底。具体特点如下表1所示。

表1 新旧农民工的特点比较

1、从文化程度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明显要高于第一代传统农民工。根据对当地农民工研究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 9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日益占据主流。正因为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具有改变自身农民身份的能力。他们期望能够融入城市使自己和后代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遇，渴望能够融入城市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可和尊重。

2、从行为方式来看，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与传统的农民工有着很大的不同， 他们通常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能够快速地融入城市生活。他们的行为方式非常接近城市居民。比如在消费习惯上， 据广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 68.5 %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衣食住行， 工资很少再寄回家。他们当中，半数以上的人出入过网吧，绝大多数人都有手机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在空闲时，他们除了看电视外， 还经常光顾网吧、KTV、电影院等， 另外，与城市人的交往不管是在频率上还是在程度上都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有数据显示从来没有去过城市居民家里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占的比例为38.5 %， 而从来没有去过的老一代农民工所占的比例却高达61.5%。这可以看出， 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为方式上已经基本完全融入了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

3、从思想观念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成长在衣食无忧的家庭环境中，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都没有务农经验， 对土地没有深厚感情， 不愿意待在农村，并且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也不愿意再回乡务农， 他们渴望留在城市里成为市民，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因此， 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把自己界定为城市一族，对农民的身份不愿接受，追求与城市居民的权利待遇平等，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十分明显，市民化意愿和倾向非常强烈。

二、本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主要障碍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的话，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迫切的市民化意愿和极强烈的城市归属感， 同时他们也具有着更加有利的政策条件和外部环境，国家和政府日益重视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出台了相关政策并建立了相应的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享有对等权利”的心理诉求，推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但仍有一些障碍的存在使他们经常面临失业、工伤、疾病等风险却没有足够保障， 不得不面对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却无可奈何，因而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扎根于城市。

1、户籍制度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正是源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这种户籍制度将我国的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将我国的人口分成了农民和市民，人为地将两个群体贴上了对应其身份的标签，并且通过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经济政策、社会利益分配等对农民工的就业、福利、生活、教育等产生种种限制，极大的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步伐。

2、社会保障制度障碍。目前，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仍然无法完整的享受城市居民的各项福利和保障。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近些年才刚刚兴起，目前尚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保障水平比较低并且尚未与城市医疗体系联网接轨，致使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无法真正享受到医疗保险。据调查显示，目前当地的新生代农民工仍处于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下。参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52.14%、27.02%、30.35%、20.5%。

3、生活资源分配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生活融入上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就业待遇和子女教育、住房制度等。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大多在3000元以下，且存在许多无合同就业、兼职式临时就业，而正规合同就业仅为35.92%，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实际劳动时间普遍超长，而且工作不稳定，也缺乏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督。在教育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中近80%的家长希望孩子可以在城市接受教育，和城市孩子享受同等教育资源，但很明显目前由于户籍制度及教育体制的限制，无法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另外，据调查，连云港市农村转移就业人员中有意向长期在城镇就业生活的在85%以上，尤其是18—35岁之间的年轻人就业居住的愿望更高。据统计，在全市110万农村转移人口中，在城镇实现稳定长期就业创业的有75万人，已通过各种途径转换身份并在城镇长期就业居住、实现市民化的仅有5.8万人，占全部转移就业人口的5. 2%。其中最现实的困难就是进城怕高房价。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房价对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安居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阻断了他们想成为城市人的梦想。还有些人进城居住怕失去农村原有土地，对于工作流动性大、容易失业的他们来讲，土地仍然是其最基本的保障，他们害怕万一失去了土地，却又没能在城市立足，将使自己落入鸡飞蛋打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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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业环境障碍。由于连云港市还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另外还存在着企业工资待遇低、企业文化缺失、文体方式单一、管理简单粗放等现象，致使员工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三、进一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面对着以上所提及的诸多障碍，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一方面从农村入手，解决从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遗留在农村的问题，比如农村的耕地、宅基地的处置问题； 二是从城市入手，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可能要面对的问题，比如身份认同、生活待遇、就业等问题。

1、建立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机制。在农村大力鼓励有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放弃宅基地进城镇落户，出台相关政策对凡已在城镇购房定居或实现城市身份转换的人员，只要自愿退还宅基地、退还耕地，政府可按其退出的土地面积给予相应的奖励。这种奖励的形式可以多种形式，比如发放经济奖励补助金，也可以折算充进个人的社会保障基金中或者作为在城市购房时的抵充。

2、加强社会保障。如果能让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合适的社会保障， 那么将大大的增强他们融入城市的信心， 消除他们城乡不平等的思想顾虑，让融入城市的农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认同”。

（1）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根据我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国发〔2014〕25 号） ，我国正致力于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废弃原有的“户口特权”，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由此逐步剥离或取消附加在户口上的一些社会管理功能，使进城农民工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就业待遇、住房等方面都享受城镇居民完全平等的待遇，进而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转变为真正的市民，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完善各项社保制度。进一步加快健全社会保险体系，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保体系，一方面严格落实现有的农民工社保政策，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农民工社保覆盖范围，鼓励农民工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凡是形成劳动关系被用人单位录用的，监督用人单位必须为农民工办理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生育等保险，力争做到应保尽保。另外对于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制订城乡统一的转移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的相关规章办法，逐步建立起城乡均等的社会保障体系。

3、推进城市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只有保障了融入城市的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真正实现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农民工才能从心里上真正的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在住房上，可以结合农村的土地流转补偿机制实行农民工购房、租房扶持政策，尝试将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政策的适用范围，并大力开发专门面向农民工的政策性经济适用房，积极探索便于农民工进城定居购房租房的办法，真正能让农民工们进城买房安家，过上其期望中的城里人生活。在教育上，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考虑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满足城乡居民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加强硬软件设施和师资力量建设，优化城乡教育布局，兑现一视同仁的入学条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进城子女的上学问题。

4、优化就业创业环境与提升农民工生存技能相结合。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落实和改进现有的促进就业和创业的相关政策，增加就业创业机会，拓展就业创业空间，积极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引导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型发展，鼓励支持劳动者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吸纳更多农民工工作就业，进一步完善就业创业服务网络系统，优化当地农民工就业创业环境。另一方面，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要提供针对性的、有效率的就业创业服务，拓展城镇就业创业空间，真正做到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技能，使他们更容易的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以解决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后顾之忧，更快更好的融入城市。

参考文献

[1]蔡禾等.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200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刘应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经济研究参考》，2012 年第30 期.

[3]高君.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宁夏社会科学》，2008 年第06 期.

[4]黄锟.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理论分析.《统计与决策》，2011 年第22 期.

[5]傅伯仁，李爱宗，张亮，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新变化及其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年第31期.

作者簡介

乔晓玲（1979 -）， 女， 江苏省连云港市人，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西安石油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方面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论文系“连云港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课题号14LKT18

山东:将着力推动农民工市民化 篇11

近日, 山东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研究确定, 今年山东省将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方向, 以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加强职业培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等为重点, 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工作。

据介绍, 山东省将大力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示范县建设, 创建和发展劳务品牌, 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劳务对接, 统筹城乡就业。以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社区照料服务和病患陪护服务为重点, 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 培育新的农民工就业增长点。根据农民工不同需求, 开展农民工岗前培训、在岗技能提升培训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大力推进高风险企业和服务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 推动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依法将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全部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保障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平等参与失业保险并享受相应待遇。完善和强化农民工公共服务, 逐步使农民工在子女就学、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等方面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周佳晓范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