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的调查报告

农民市民化的调查报告（通用8篇）

农民市民化的调查报告 篇1

社会实践报告

农民市民化的调查报告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势在必行，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涵义已及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接着讲发展趋势。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参考许多学者的综合调查，个案研究，本文对农民工的概念做如下说明：一是指具有农村户口，并且拥有少量的承包土地，但主要在非农产业领域工作，家庭基本生活的来源是打工收入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二是指原籍为农村，失地后成为市民靠打工收入为生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基本特征有：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工作；打工收入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城市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在农村拥有少量土地的经营权，但也有一些农民工已经出租甚至转让了对土地的经营权；并没有摆脱几千年的“农民”身份，而是一群具有产业工人外表的“农民”。

现阶段我国的农民工大体上包括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由于城市发展而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两个方面。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分为两方面：异地转移，从相对落后的农村到城市打工；就地转移，直接在乡镇企业工作。

市民化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它既指地域空间的转移、从事职业的转变，也强调在转移、转变过程中，行为方式、心理状态、思想观念等方面接受现代城市文明，向市民转化，从而融入城市文化享受城市生活的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已经在城市非农产业领域工作的“农民”，在行为方式、身份地位、心理状态、思想观念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层涵义:一是彻底摆脱束缚他们自身的农村和土地，结束这种城乡间、农业和非农业间的游离状态；二是获得城市户口并享有各种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如：子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三是在城市拥有相对固定的职业和住所，主要收入来源于所从事的非农产业；四是在精神层面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心理状态、思想观念等逐步融入城市文明。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

1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现实途径。

改革开以来，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村劳动力以成为城市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正比的是他们的工资要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他们的医疗、社保等问题仍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仍然很严峻。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面对这些困难，只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农民工知识文化水平以及技能水平，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享有城镇居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现实困境。

2农民工市民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桥梁。

三农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三农问题的解决关键在农民。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现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条件。因此，只有解决了农民工问题才能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为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处于二元管理体制之下，城镇居民享有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基本保障。他们不用为生病、吃住、接受教育而发愁。而农民则不同，在我国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群众只得自己承担这些费用。而他们又被束缚在土地上，经济收入甚微。这就造成了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只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把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拓宽就业渠道，提高知识文化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

3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推动农业、农村的发展

随着我国户籍制度的开放，无数青壮年涌入城市。土地的经营成为他们的的兼职，大量土地被闲置。然而，由于他们农民身份的固有观念，他们又不愿意完全放弃土地。因此，土地长期处于荒废或半荒废状态。土地的无人经营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允许那些进城务工又有意愿留在城市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并建立起相应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和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机制，这样就可以将闲置的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还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加快建立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同时，长期在城镇工作的农民转化为市民，不仅有利于农村管理的改善，而且可以相应地减少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4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扩大消费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国际市场风险的加剧，各国外贸出口的难度加大，我国也相应的转变政策。国民经济的增长由原来的投资、出口转变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其中消费的重要对象就是农村的消费。然而，由于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增加收入，他们在城市从事的又是工资水平较低的工作。即使是这样的工作却仍然不具有一定稳定性。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享有城镇居民的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这就决定了往往会吝于消费。他们每天只会进行必要的支出，消费水平低下。据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显示，2007年农民工消费的倾向仅为35：91%，比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倾向要低40%多个百分点。如果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增加他们的收入，解决他们的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那么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工也会相应的增加消费投入。又由于教育、医疗等后顾之忧的解决，会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消费倾向，逐步接近并达到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因此说，城镇化为内需增长的强劲动力。

三、城市化进程中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途径和政策

1、转变观念，走出认识误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前提，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对农民市民化的认识是消除认识障碍的有效途径。各级政府部门首先要改变观念，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

2、强化制度创新，优化制度环境。对进城农民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措施，直接关系到进城农民的待遇安排，影响农民市民化的程度和发展趋势。建立能够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专门负责和协调处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有关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变“堵”为“疏”，以积极的态度，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和各市市情的、既能有利于农民自由流动又能维护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稳定的推进农民市民化的管理政策。消除农民市民化障碍的根本出路要强化制度创新，以有利于促进农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及向市民转化为目标导向，加快破除其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确立新的正式制度，使农民市民化真正获得硬性的制度保障。

3、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投入的力度，改善外部条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外部条件改善离不开国家的支持，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和协调组织来解决。公共政策覆盖农村，是十七届三中全会《 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措施。

4、加强教育和培训，着力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农民能否变市民，还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的整体素质状况。无论是进城务工，还是就地发展，素质都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民素质的提高，就没有农民的市民化。

5、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清除信息障碍。获得就业，特别是处于准市民阶段时获得非农业就业，对于农民市民化尤为关键。农民失去土地又没有职业，将会以有限的土地补偿金度日，坐吃山空，失去市民化的经济基础。农民的市民化，重要前提是农民就业的市场化、非农化和充分化，顺利实现就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活来源，加快其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和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保证。

总之，城市化并不简单地等于城市的摊子扩张，也不简单地等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城市化还有更深的内涵，城市化，归根到底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的公共生活，新的人际关系及新的精神生态。城市属于居住于其中的人。因此，城市的扩张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标。而从农民变为市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和系统的工程，它绝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转变，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和转型，需要各方面共同长期努力，统筹城乡，抓住关键环节,稳步有序推进，协调发展。当然，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地统计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多少，更重要地是农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要适应城市的要求。当农民的生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民市民化才是有意义的。

农民市民化的调查报告 篇2

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进城是一种历史趋势。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进城已经基本完成第一步, 即由农民变成农民工的职业转换阶段, 接下来, 则是如何由农民工变成市民的问题。这种分阶段市民化, 可以说是中国特色, 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民职业转换的同时进行身份转换的一步到位模式的突破。但在理论上, 对于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这个第二阶段的任务, 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1]一种主张激进的路径, 即马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制度变迁, 让农民工迅速转换为市民;另一种主张渐进的路径, 即要求让农民工顺其自然地实现市民化, 在理论上某个农民工达到条件则接纳这个农民工入城, 一个地方达到条件则这个地方先行。在现实的实践中, 激进的敞开大门接纳农民工进城的实验出现了挫折, 渐进的有条件将农民工转换成市民的政策却形成了普通农民工现实的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的尴尬境地。由此各界提出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是:如何对两种农民工市民化的学术观点进行评价, 并在这种评价中进行学术创新, 找到突破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新路子。对于这个问题, 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研究, 无论是理论阐释, 还是实践说明, 都可以有两种研究的态度, 即从外部介入的方式, 也就是从社会与政府责任等角度来探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也可以从内部发展即以农民工为主体自我发展的角度来讨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鉴于以往研究多是一种外部介入的探讨, 我们就从农民工主体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中, 考虑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考虑到学术创新必须要有实践的依托, 我们又从一种具体调查的实证研究来展开。

二、调查及结果

1.调查方式

首先是关于问卷设计, 我们根据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农民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的观念, 从农民工的现代化的角度设计问卷。由于人的现代化不过是人的生活与生存模式的变迁, 所以, 问卷设计的具体问题就从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描述入手, 以便在调查后通过这些问题掌握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 并透过这种现状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就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来说, 一般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人的就业或工作, 也就是人获取生活资料的方面;二是人的生命延续相关的方面, 即家庭生活;三是人的社区生活, 也就是个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交往的方面。显然, 这三个层面是相互依赖与相互作用, 共同形成了人的生存具有的个体性与群体性交织的现实状态。考虑到本研究的政策取向, 在这三个层面的调查上, 总体上都设置包括农民工在这一层面生存的现状或问题、解决办法、发展目标、及政策需求等问题。每一个问题, 则根据在调查前对农民工的掌握与其他文献的描述, 提供若干选择答案供被调查的农民工挑选。由于农民工生存的整体性, 在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前还设计了一项一般性的关于农民工社会经济情况的问题, 主要包括年龄、文化、性别、职业等。

其次在调查操作上, 我们选定一家能体现农民工所进企业所有制与行业分布特点的台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某针织厂农民工为调查对象, 当时共发放问卷35份, 一个月后实际回收35份, 其中有效问卷32份。

2.调查结果

(1) 样本社会经济情况。

年龄29岁及以上的农民工占59.4%, 其他80后的农民工占40.6%;初中文化包括未毕业的农民工占71.9%, 高中专的占28.1%;男性农民工占64.5%, 女性占35.5%;75%的农民工是熟手, 18.8%为师傅, 主管与生手都各占3.1%。这种状况说明农民工人口学上的自我更新不明显, 前几年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2) 样本就业状态。

在就业途径上, 依赖亲戚的农民工占43.8%、依赖老乡的18.8%、依赖朋友的6.3%、自己找的31.3%。关于待遇问题, 75%的农民工反映企业不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 50%的农民工选择“工作时间太长、周末不放假”, 其余反映工资低的农民工占46.9%, 反映缺少文娱活动的占37.2%, 反映管理不公及以罚代管的分别占28.1%与21.9%, 其他反映升职机会、工伤、职业规划与工资发放时间等方面问题的比例都在10%以下。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方式, 向亲戚、老乡、同事、朋友等求助的比例分别为46.9%、37.5%、21.9%、18.8%, 其他途径都在10%以下。在职业发展规划上, 46.7%的选择做生意, 16.7%的想学一门技术, 13.3%的为回家务农, 其他如开厂、从事现岗位及在本厂发展的等都不到10%。在职业发展上, 选择自己努力工作赚钱的占53.1%, 找朋友帮忙的占28.1%, 遵纪守法踏实工作的占25%, 跟工作管理方搞关系创造机会的占6.3%。在就业政策需求上, 靠前的加强劳动执法与办理社会保险都占到46.9%, 要求定期提高最低工资与每周放假一天的也都占到了40.6%, 然后是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占34.4%, 提供打工者做生意或开厂贷款优惠的占21.9%, 要求技能培训的占18.8%。这样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工就业在多年之后仍然处于低端的劳动力市场, 就业权益保护仍然有待加强。

(3) 样本生活方面。

农民工反映的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不能在家照顾父母与子女占65.5%, 看病贵占53.1%, 社会保障不健全占40.6%, 开支压力大占37.5%, 两地分居占21.9%, 治安占15.6%, 买不起房占12.5%, 其他如子女读书与找对象都在10%以下。在解决生活问题的手段中, 自助的占84.4%, 向亲友求助的占18.8%, 没有人选择向政府救助或其他途径。在生活方面的政策需求上, 50%的农民工要求统一城乡社会保障, 46.9%的要求控制物价, 要求提供面向农民工住房体系的占34.4%, 要求解决子女读书的占31.3%, 要求建立夫妻探亲假的占28.1%, 在家乡建立帮扶留守父母与子女制度的占25.8%, 要求解决户口迁移的排在最末占21.9%。这些调查数据都体现了农民工候鸟式生活模式, 以及提升生活保障的愿望。

(4) 样本社区参与方面。

农民工在交往互动对象上排在第一、二位是亲戚朋友与房东, 分别占65.6%、43.8%;其次是老家的生产小组与村, 分别占12.5%、9.4%;城市社区与管理机构中只有派出所达到12.5%, 其他如居委会、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工会等都在10%以下。交往互动中涉及的事项, 亲戚朋友的人情往来占65.6%, 租房占40.6%, 如计划生育、子女读书、治安、劳动争议、保险、承包地等都不到10%, 其他如参与培训、党团工会活动、社区与村里的治理活动等都是0%。在互动交往的障碍上, 反映城里人冷漠的占46.9%, 政府未能主动服务的占40.6%, 劳动法执法不力的占37.5%, 其他因户籍原因不能参与城市社区自治与利益分配的都不到5%。在克服障碍上, 自己努力的占75%, 求助亲友的37.5%, 求助政府的6.3%。在社会交往政策需求上, 排在第一位的是要求城里人改变冷漠态度占50%, 要求官员主动为打工者服务的占43.8%, 要求在社区分红的占15.6%, 要求参与社区会议及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的都达到12.5%, 要求在打工地入党占9.4%。农民工这些社区生存状态表明:城市对普通农民工处于排斥状态, 农民工与城市及农村社区之互动凭借的是一种利益交换模式。

三、样本资料分析与结论

1.样本资料分析

分析样本资料, 可以推断与发现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状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 生存中发展的需求。

就农民工的需求来看, 还总体上处于一种生存的低端, 同时又有向上延伸即发展方面的需求这样一种状态。农民工需求的生存性体现在:他们面临与希望解决的问题, 包括就业、生活与社区交往等层面, 都是一种大体上与个体维持生命延续相关的, 如就业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加班工资发放没有达到法定标准问题, 生活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对家人的照顾问题, 社区交往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城里人的冷漠。这三个问题直接影响的是农民工的生存——生命的维持——通过工资发放形成对物质资料占有的状态、生命的延续——通过家人照顾对生命延续质量、生命的社会条件——通过与城里人互动生成农民工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等。在这样低端的生存之下, 农民工发展的需求也是有限的、低层次的。如在就业方面, 虽然合起来一半以上的人想做生意或学技术, 但其政策需求中排在前列的还是维护就业权益及通过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建设保障自己的劳动力与职业安全。从生活方面来看也是如此:排在相关政策需求前列的都是关于生活安定的与生活保障有关的, 至于政府与学界讨论很久的户籍问题则现实性的排在末位。从社区参与来看, 主要的政策需求也是改善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态度与政府公共服务的主动性。

(2) 半封闭自助的资源。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源来源可以分析为三种:一方面是农民工自己拥有的资源, 如作为具体的社会主体拥有的体力、智力、经验、技能、资产等, 这些也是形成农民工市民化主体能力的资源;另一方面是农民工通过社会交往而形成的资源, 主要是社会资本, 即可以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中获取的资源;第三是作为社会宏观环境的政策制度与社会经济形势等提供的资源。从这些资源来看, 第一个资源是农民工自己可以创造与自主使用的, 第二个资源是农民工可以主动建构的, 第三个资源则是外部环境, 是需要农民工适应的。从总体上讲, 农民工进城的生活具有半封闭自助的特点。从宏观外部社会环境与政策制度来讲, 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提供了农民工到城市就业的机会, 但在其向上的社会流动上则处于一种限制状态;就现实的政策来讲, 在2000年前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在理念上是当作一种管制的对象, 在2000年后则逐步向善待农民工转变, 但受户籍制度等制约, 仍然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处于一种社会排斥状态。[2]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写照是:职业上基本实现了流动, 身份转换上则踌躇不前。作为这种半封闭资源的表现, 在调查中发现样本农民工反映其社区参与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城里人的冷漠, 在冷漠之下农民工与城市的互动范围十分狭窄, 调查揭示的最多的互动就是租房及与房东的往来, 而这种调查中最多的互动也是通过一种同样冷漠的方式——利益交换的方式实现的。由于城市生活对农民工的半封闭, 农民工在大多数情况下遇到问题时只能采取自助方式:样本农民工找工作就是通过熟人这种次级社会关系达到的;遇到就业问题、生活问题与社区参与问题, 首先求助的也是这种关系。通过社会资本解决城市生存问题, 这是农民工自助的一种基本形式, 也是大多数社会学相关研究揭示与强调了的。只是这些研究没有指出或突出这种社会资本的自助性质, 即:通过农民工自己努力建构关系来解决问题。作为自助的另一种常态的也是主要的且被多数社会资本研究掩盖了的形式是农民工自己单独解决问题:在找工作中有31.3%的人是自己联系, 在生活上84.4%的人选择自己解决问题, 在社区参与上75%的人自己克服障碍。

(3) 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环境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 农民工在市民化中必须适应面对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社会环境中抽取各种可用的资源。就现实的环境来看,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是一种选择性激励的环境。作为一种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它向农民工提供的资源与机会都是有限的、有条件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上面讲的农民工半封闭自助的资源特征。这种选择性激励环境, 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与社区的利益分配关系上。改革以来, 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 在劳资关系上主要照顾的是资方的利益。尽管2000年起政府开始关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 但由于政策执行的时滞与政策变迁的过程性, 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并未彻底转变。体现在调查中, 就是样本农民工反映的社区参与问题前三甲中二、三名都是讲政府的, 要么说政府服务不主动, 要么讲政府执行劳动法不力。另一个方面, 就是在农民工务工的城市社区利益分配上, 本地人对外地人——农民工的冷漠, 城市社区利益只与农民工实行“平等”的交换——以租房租金等方式, 作为城市社会价值主要创造者的农民工很难参与社区各种收入的分配。造成这种普通农民工城市生存困境的政策与制度原因, 就是一种有条件地让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即将农民工中的上层或优秀分子, 通过购房、交税等条件, 迁移户口, 变成市民, 参与到城市社区的治理与利益分配中。由于这样的机制, 致使农民工应该在城市享有的同等就业、同等教育、同等社保、同等居住、同等服务以及同等政治参与等权利都打了折扣。由于环境提供给农民工的资源的有限性, 农民工在适应环境上也表现出独特的方式:一方面是在城市中现实的基于利益驱动的“寄居”生活;另一方面是面向未来的“逃离”念头;第三是遭遇生存问题时的“自助”模式。“寄居”是多数研究揭示了的, 也是农民工城市生存的真实写照;“自助”在本文前面已经说明, 这里只指出一下调查反映出来的“逃离”问题。调查在了解样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就业状况时设计了一道问题, 让农民工讲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统计结果显示, 排在前三位的是做生意、学技术与回家务农, 选择坚持现岗位及在本厂发展的合计起来等于回家务农的比例。这种结果一方面表明了农民工对自我职业提升的愿望, 也体现了农民工对现在的工作单位与工作地的不满, 由于这些愿望与不满, 农民工才有在未来“逃离”的计划。事实上, 伴随农民工“寄居”生活的高流动率与一波一波的“返乡潮”与“创业潮”, 也体现了农民工在自助中“逃离”的方式。这种“逃离”即有向上的市民化的发展, 也有向下的回归农业念头。因而, 这也是在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2.结论

根据上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调查结果与分析发现, 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的结论。

(1) 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进军并在现代化过程中最终转变为市民是一般历史趋势, 但在当代中国那种激进制度变迁的市民化模式是缺乏现实性的, 在实践中必然是要碰钉子的。同样, 在当代中国各地现实性选择的渐进市民化模式也是不道德的, 在实践中难以达到政策初衷的。

激进模式的非现实性在于, 从逻辑上讲, 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现代化中的一种普遍趋势, 只是一般性的东西, 要变成各个国家具体的现实, 必须根据各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条件来推行。也就是说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前景与趋势来说, 会走向城乡一体, 会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这是一个政策规划的方向, 但这种规划的落实必须依条件有步骤地实施。首先, 从宏观的财力、农民工的地位等判断与提出激进制度变迁的市民化道路就不现实, 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政策实施的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中央可能集中了更多的财力, 有的地方可能财力就不足;在整体上出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趋势, 但在局部主要是后发地区可能条件就不成熟;在中央与全局可能更关心城乡一体化与社会公正, 在地方与局部可能更关心发展与户籍人口相关的本土利益。其二, 农民工规模庞大, 几亿人想同步通过制度变迁一下实现市民化,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 就农民工群体来讲, 现在有一、二亿, 而在农村还以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储存了几乎同样的规模的数量。所以, 不光市民化规划巨大, 而且当现有农民工市民化了, 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农民转变成农民工加入这个行列, 因而这种进程必然是有比较长的期限的。其三, 农民工市民化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 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不可能简单地以激进改革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不光涉及城市, 也关联农村;不光与农民工有关, 也与工厂有关;不光与农民工家庭有关, 还与社会参与有关;不光是一个户籍改革问题, 也是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因此, 对于这样复杂系统的工程, 最好先试验, 符合条件, 取得经验再推广。

以上是从一般性的角度、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论证了激进模式的非现实性。从本研究的立场来说,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因此, 对激进模式也可以从农民工的角度来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 本调查的结果也充分证实了激进模式的不切实际。首先从政策目标来说, 政府制定政策必须要具有回应性、反映社会要求。从调查揭示的农民工需求来看, 还处于一种低端的生存性需要, 生存放在第一位, 发展只是次要的将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其次从政策执行来讲, 市民化需要农民工发挥主动性, 但农民工在市民化中却面临资源短缺的局面。第三是城市通过选择性激励那种有条件让农民工转变成市民的政策与自利机制呈现的半封闭与社会排斥状态。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下, 农民工的城市生存与市民化居于一种自助状态。这是一种相对孤独的自助, 也就是说, 农民工就是有市民化的念头, 也受到自身条件与社会环境的制约, 在现实中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至于渐进模式的非道德性在于:它对农民工的市民化采取的是一种选择性激励的路径, 即一方面中央在总体上原则性地提出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方向, 并授权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执行;另一方面, 地方在执行时, 都不约而同采取了一种选择性激励的路径, 即规定农民工迁移户口转变为市民的硬性指标, 如购房、稳定就业及文凭、技能、投资或缴税等条件。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大多数都是蓝领工人——正如本调查揭示的样本农民工75%的为熟手、初中文化的占71.9%, 处于一种工资低、劳动时间长、租房或住工厂房过日子的状态, 根本无法达到资产或技能文化等方面的地方政策门槛, 实际上造成了多数农民工都被阻挡在市民化之外。这样, 对中央政府来说, 通过向地方放权, 实际也放弃了宏观政策上的政府责任。这是这种渐进模式不道德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既要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为自己创造财富, 又不想为多数农民工提供跟户籍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 并通过选择性激励政策将多数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公共管理之外, 这明显的是一种自利的行为, 显然是不符合分配正义的, 也是不道德的。由于这样的渐进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农民工产业工人与农村户口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 渐进模式作为现实的农民工市民化道路, 实际上成了一条实践中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难进模式。

(2) 由于安排的激进模式不现实、放任的渐进模式又不道德, 因而, 农民工市民化只能走一条中间道路, 即走适应性市民化道路。

所谓适应性市民化, 就是改变安排的激进模式那种市民化忽视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主体作用的缺限, 以及克服放任的渐进模式那种市民化政府不负责任的弱点, 立足市民化中农民工主体作用的发挥, 利用市场利益机制, 发挥中央集中财力较大的优势, 开展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工程, 分类分步骤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提出这样的思路的理由有几点。一是从历史来看, 农民工市民化历程的第一步是农民由农村到城市就业, 就是农民发挥其主体性, 利用国家改革开放的条件而进行的一项伟大创造。因此, 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离不开农民工主体性的发挥, 应该继续立足这种主体性。二是要发挥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主体性。当前最大的现实约束是农民工素质偏低导致其市民化能力不足, 所以, 需要通过开展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 为农民工主体性发挥与市民化创造必要条件。三是当前实践中渐进模式中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恰恰是一种技能与资本型, 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正好可以突破这道农民工市民化的紧箍咒, 从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规模化上的飞跃。四是之所以突破市民化紧箍咒后可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化, 在于其中存在一种利益机制, 利用这种机制可以实现农民工与户籍人口、农村与城市的双赢。过去农民工实现职业转换由农民变成产业工人也是因为可以为城市带来财富而城市接纳了这个陌生群体, 现在如果农民工通过素质建设工程变成技工或其他城市需要的价值创造者, 则可以形成一种新型农民工而被城市接纳, 开启市民化的大门。五是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 可以利用国家财政结构中中央财力较多及中央政府承担着事关全局的公共事务主要责任的特点以中央为主来承担, 解决过去农民工培训教育中资金短缺问题与提升相关工作的效率与水准。六是适应性市民化可以适应与利用国家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 分类分步骤推进。我们的调查样本显示出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规划呈现做生意、学技术、回家务农、继续打工等多元化色彩, 因此, 可以针对不同的农民工需求进行分类市民化的政策帮助。如对于愿意做生意与开厂的农民工可以提供技能培训与创业资金与税费政策优惠支持使之向个体户与企业主发展;对于想学技术和继续打工的农民工可以主要提供继续教育与技能培训使之转变成城市欢迎的技能型农民工, 即使农民工回家务农也要进行现代农业技术学习使之能最终转化成现代化的农民。具体步骤就是先教育帮扶提供就业创业能力, 分散经济危机下就业风险, 稳定就业与拓展就业空间, 提升就业创造价值。同时, 在基本不改变现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前提下探索与扩大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方式, 改善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的关系, 提升农民工公共管理的能力与社会资本, 建设和谐社会。这一步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农民工创造的价值为市民化价值分配提供条件, 同时通过参与型和谐社区建设为农民工市民化融入城市减少阻力。第二步, 根据已经存在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打开普通农民工市民化的大门, 利用各地应对金融危机与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型工人与创业者的需要, 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 有规模地让培训出来已经转变成技能型工人与创业者的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 核心是进行具有利益分享性质的户籍改革和有利于农民从农业中退出与农地集约规模化经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以及进行与这两种改革相应的能够保证社区所有居民平等参与的城市与农村社区管理制度改革。通过分类分步骤的方式, 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一批批实现农民的转型与农民工的市民化、现代化。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到底该走激进的制度变迁之路, 还是渐进的有条件进城方式, 学术界存在争论。笔者通过调查研究, 发现由于农民工具备的生存中发展的需求、半封闭自助的资源、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在市民化进程中需要走出一条渐进与激进相结合的中间道路——适应性市民化。

关键词：农民工,激进模式,渐进模式,中间道路,适应性市民化

参考文献

[1]王红茹, 王太元, 蔡日方, 周孝正, 陈端洪.拆除户籍藩篱:滞后还是超前?[J].中国经济周刊, 2005, (44) .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 篇3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城镇化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主要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等相关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约有2.4亿的农业转移人口，占城镇人口的1/3，其中约有1.56亿的外来农民工，约占农业转移人口的65%，其余为本地农民工、失地农民及其他人口。

农民工市民化就是指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在经历城乡迁移和职业转变的同时，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成为城镇居民的过程。

不过，农民工市民化并不等同于取得城镇户籍，其更深层次的要求，是农民工在取得城镇户籍的基础上，在政治权利、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市民）同等待遇，并在思想观念、社会认同、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

因此，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总体进程：

2012年止步不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城镇化质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课题组（下称“课题组”）曾采用2011年数据，对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11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39.56%。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3）、《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2013）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等最新发布的权威数据，《中国经济周刊》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对2012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跟踪评价。

这个评价体系分为政治权利、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条件、综合文化素质四个大项，共17个分项，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各项指标以2012年城镇居民相关指标的平均值为“标准值”，以农民工相关指标的平均值为“测算数值”，以“测算数值：标准值”，得出农民工市民化各指标的“进程”值，用以评价农民工在市民化各个方面与城镇居民的差距。

总体来看，2012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为39.63%，比2011年小幅上升0.07个百分点。综合指数涵盖的17分项指标，除4项数据缺乏、2项数据没有新数据外，其他11个分项指标中，6个上升，5个下降。

四大项指标中，由于政治权利指标下列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参与社区管理”两个分项指标数据缺乏，“党团员中参加党团组织活动比重”分项缺乏新数据，因此在分析近几年综合指数变化并进一步了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时，该项指标应予以剔除。

分析2009年-2012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文化素质三大方面，各项按权重测算得出的结果显示，前三年总体按照每年1.5个百分点的速度向前推进；但到了2012年，总体进程却止步不前，甚至降低了0.47个百分点。

公共服务：

农民工是城镇居民的44.49%

公共服务指标分为“子女接受公办教育比重”、“签订劳动合同比重”、 “住房保障”，以及“城镇社会保险参与率”（包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共8个分项指标。

2012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公共服务方面，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比值为44.49%，比2011年的45.20%反而降低了0.71个百分点。

与城镇居民最接近的只有工伤保险参与率。2003年出台的《工伤保险条例》使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参与率“表现最好”，2012年为24%，与城镇人口工伤保险参与率（26.71%）非常接近。

在养老和医疗保险方面，由于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接续、流转、异地结算等制度问题没有解决，导致农民工的城镇社会保险参与率整体较低。2012年，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与率分别为14.3%、16.9%、8.4%、6.1%，而同期城镇人口的参与率分别为42.75%、75.36%、21.39%、21.68%，差距很大，前者与后者的比值分别为33.45%、22.43%、39.27%、28.14%。

数据证实，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与率从2011年到2012年只表现出小幅增加的趋势，增幅均低于往年的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不少农民工选择在农村参加社会保险，从而降低了相关保险参与率的增幅；另一方面，农民工参保意识不强，且缺乏维权意识，雇主企业也缺乏积极性，从而导致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与率较低，并推进缓慢。

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随着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将农民工子女公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提升到了法律层面，随迁子女进入城镇公办学校的比重逐步上升，2010年以来基本稳定在80%左右。但考虑到有50%左右的留守儿童在老家接受教育，农民工子女在输入地接受公办教育的比重在2012年大体达到40.08%，比2011年（39.2%）有所提高。

此外，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也仅达到43.9%。而住房保障方面，由于缺乏数据，该项进程推进情况未被计入综合指数之中。

经济生活：

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一半

从“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自购住房或独立租赁比重”、“人均消费支出”三个分项指标来看，2012年，衡量农民工经济生活条件的指数为50.21%，比2011年（50.77%）降低0.56个百分点，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一半。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2012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2290元，仅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3897元）的58.76%。

近年来，农民工收入不断增长，从2009年的月均1417元增长到2012年的2290元，与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农民工月均收入与城镇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之比从2009年的52.47%提高到2011年的58.83%，但在2011年-2012年，这个数值却有所回落，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的差距再次拉开。

从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来看，农民工独立租赁或自购住房指标逐年下降，从2009年的17.9%降低到2012年的14.10%，其中独立租赁的占13.5%，自购住房的仅0.6%，大部分人居住在雇主或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32.3%）、工地或工棚（10.4%）、生产经营场所（6.1%）以及与他人合租住房（19.7%）。

农民工人均月消费支出指标，因为缺少新数据，2012年的“进程”数值与2011年没有变化。

数据背后的深层原因

城乡福利待遇上的落差，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及其附属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横在农民工和城镇市民身份之间的根本制度障碍。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并开展了城乡统筹试点工作，但户籍制度改革一直缺乏实质性进展。

户籍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实际是户口背后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所以，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是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市民化后无差别的社会福利待遇必将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这也是户籍制度改革举步维艰的原因。即使有部分省份尝试统一城乡户籍，但原城乡人口在最低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险、退伍兵安置、交通事故赔偿等方面的待遇差别依然存在。

解决农民工收入、福利与城镇居民的差距问题的办法，就是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均等化，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只有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后，才能逐步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人口的经济收入、住房等一系列的差距。但是，也要意识到，市民化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农民工与城镇人口在经济、住房、学历、技能等多方面的差距是实际存在的，但差距正在缩小。欧美国家农民融入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也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实现，市民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思考 篇4

——江苏省失地农民的调查

徐元明

关键词：政府征地农民保障失地农民市民化

内容提要因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失地农民群体的保障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各地出台的有关被征地农民的保障方案，如提高征地补偿和安置费标准、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制度、实行留地保障等，都没有跳出农村的框架。本文认为，农民市民化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大趋势，失地农民率先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为确保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就业，体现城乡居民的公平国民待遇，必须以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看待失地农民，通过对失地农民身份进行转换,即把农民变市民，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保障范围，从制度上确保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加快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也改变了农民千百年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工业化、城市化造成的失地农民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促进了时代的进步。但是，现行的体制和制度，城乡分割的格局，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大量失地农民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在一些地方，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去年以来，土地利用和农民保障问题引起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把保障失地农民权益问题作为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各地政府开始重视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纷纷采取措施，如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等，确保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但是，目前各地出台的有关失地农民保障的政策文件和具体措施，都仍然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放在农村的框架范围之内，虽然农民的土地成为城市建设用地，而农民的身份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市民待遇，笔者以为，为确保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体现城乡居民的公平国民待遇，必须以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看待失地农民，通过对失地农民身份进行转换，1即把农民变市民，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保障范围，从制度上确保失地农民基本权益，这符合城市化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农民失地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工矿企业用地、城市规模扩张大量地占用农民土地。由于传统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现行土地法规存在的缺陷，在土地的“农转非”过程中，农民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失地农民的生计令人担忧。

1、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被剥夺

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国家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并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城市市区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市郊土地，除法律规定以外，属农民集体所有。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公共设施和工矿企业用地大量增加。按照现有土地法规，农村集体土地不能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于是，各地不论何种投资主体搞建设，都首先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以征收方式转制为国有土地，远远超出了“为了公共利益”的范围

统计年报资料表明，1979～1996年江苏省各年份经批准而减少的耕地，加上未经批准而实际已占用的耕地累计600万亩左右，年平均占用35万亩①。“九五”期间，江苏非农建设用地年均为20万亩左右。2002年，全省申报用地面积54.89万亩，批准用地面积37.18万亩，实际用地面积23.71万亩，其中农用地转用面积19.14万亩。这些转变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主要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1986年末全省耕地面积合计6886.18万亩，属于集体土地面积6716.84万亩。至2002年底，耕地面积为7357.5万亩②，其中村组集体土地5053.91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31.56%，占耕地总面积的68.69%。与1986年③相比，全省农民集体土地面积减少1662.93万亩，16年减少四分之一。

2、低价征用，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侵害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的财产。但是土地产权的转让，不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至今还是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模式，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强制性地将农民集体土地国有化，由此造成征地补偿、安置费过低，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再就业得不到有效保障。

首先是国家公共设施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水平过低。一直以来，国家公共设施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水平比较低。以交通建设用地为例，1995年沪宁高速公路土地征用补偿费每亩5000元，1998年锡澄高速公路、新长铁路等征用土地补偿费每亩6000元，2001年江苏沿江高速公路征用土地补偿费每亩8000元。

其次是地方政府的征地补偿与安置补助费标准也不高。据我们2003年的调查，江苏省大多数地方给予农民的征地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费、农户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合计2～2.5万元。2003年12月19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中，将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①

②

③ 凌启鸿编著：《“吃饭”“与建设”—“两区”的理论与实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江苏省统计局编《2003年江苏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局、农林厅编《1986年江苏省农业统计资料》记载，年末耕地面积合计6886.18万亩，属于集体土地面积6716.84万亩。

费标准规定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0倍。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最低标准，一、二、三、四类地区分别为每亩1800元、1600元、1400元、1200元。即征地补偿费每亩为12000～18000元。每一名需要安置的被征地农民，其安置补助费最低标准，一、二、三、四类地区分别为20000元、17000元、13000元、11000元。按人均一亩计算（江苏的苏南地区人均不足一亩），被征地农民人均补偿费和安置费合计2.3～3.8万元。

而就是这有限的土地补偿费还要在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之间进行分配，农民能直接得到的土地补偿金更有限。2003年我们在对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中，问到你能直接得到的土地补偿金额有多少(元/亩)时，高达40.4%的失地农民回答在5000元以下，回答5000-10000元者占10%，10000-15000元占16.1%，15000～20000元占10.9%，20000～30000元占13.5%，3万元以上占9.1%。

④因工业化、城市化形成的失地农民群体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巨大难题。

二、市民化：失地农民转移的必然选择

因工业化、城市化造成的大量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已经引起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把保障失地农民权益问题作为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去年以来，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纷纷采取措施，如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留地保障等等，确保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但是，受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目前各地出台的有关失地农民保障的政策文件和具体措施，都仍然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放在农村的框架之内，虽然农民的土地成为城市建设用地，而农民的身份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市民待遇。

笔者以为，为确保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体现城乡居民的公平国民待遇，必须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通过对失地农民身份进行转换,即把农民变市民，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保障范围，从制度上确保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这符合城市化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农民市民化是经济发达的表现，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也是从根本上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实现了农民市民化，才能最④ 230户失地农民问卷调查分析

终实现现代化。

首先，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城市化的主要标志，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从18世纪中叶开始至20世纪中叶，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20世纪中叶，美国、英国、联邦德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均已达到80%左右⑤。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大陆人口总数已达12.69亿,城市人口仅占到总数的36.09%。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在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科技进步的同时，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将为新世纪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其次，农民市民化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支撑。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当前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约

1.5个百分点。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瓶颈”。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实质上是农民的市民化过程，未来20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加大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力度，大力推进我国农民的市民化、城市化进程，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又是有效解除我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再次，推进农民市民化也是党中央新时期的一项重要战略。十六大报告说得很明确，“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加明确要求各地“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

虽然农民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快的我国沿海地区，在大中城市郊区，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因城市发展而失去土地的数千万农民应该成为率先进城就业和定居的农民。

三、城市不愿接纳失地农民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农民的土地被“城市化”了，而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却不能市民化？其原因在于长期形成的观念障碍和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

1、观念障碍。虽然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思路，要求“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到城乡统筹，用城乡统筹的发展思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但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长期形成的不正确观念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在碰到具体问题时，仍然难以跳出“就三农论三农，就三农抓三农”、“以农言农”的传统；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中没有真正改变重城市轻农村、重城市居民而忽视农民的倾向。这是失地农民不能市民化、城乡不能统筹发展的重要原因。

2、认识误区。一是认为把失地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政府财政负担不了。首先，考虑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是城市政府应尽的职责，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而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市民化是其应该得到的权利，无论财政状况如何，城市政府都必须认真解决好失地农民转变为市民的相关问题。其次，城市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强制性的低偿占有农民的土地，又高价出让，是按亩来征、按平方来卖的。出让从农民手中征收的土地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⑤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新华网北京3月4日电的重要来源。至2003年底，江苏省实行有偿使用的土地面积累计115万亩左右，收取合同出让金2041亿元。仅2003年就出让土地41.85万亩，出让合同金总额956亿元，其中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平均每亩出让价高达49.62万元⑥。2002年，苏州市获土地出让收入151.87亿元，占该市财政总收入的52.22%；南京市获取出让金83.39亿元，占该市财政总收入的57.88%。泰州市1996-2001年土地收益累计达20.3亿元，成为城镇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将失地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所付出的代价比起政府从农民土地上获得的这个级差地租，以及土地使用单位（工商企业）每年提供的税收而言，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二是担心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会影响城市人口的就业，影响城市失业下岗人员的再就业。表面看，农民市民化与城市原有市民的就业存在着矛盾，但是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就业的压力，同时也是另一个人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社会，必将为所在的城市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何况失地农民的数量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大成正比例的，基于城镇规模效应的工业、建筑业及服务部门的快速发展，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人们还应该看到，农民具有吃苦耐劳的传统习惯，进入城市的农民，大多从事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苦活和低报酬的岗位。同时，失地农民中只有一部分人需要就业安置，主要是从事种植业和家庭副业的农民。对苏南昆山、苏中海门、苏北淮阴三地失地农民问卷调查显示，50％应答对象在土地征用前在企业就业、外出打工和从事个体经营。其家庭成员在土地征用前从事的职业的非农化程度要比其本人高3个百分点。退而言之，作为一个地方的政府，不能只顾城市居民的就业，忽视农民，特别是因城市发展而失地的农民的再就业问题。

采取多种措施，多角度多层面地解决失地农民市民化中存在的问题，还失地农民一个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依托之所，这是城市化进程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不仅不能把这个代价让失地农民承担，还要让农民真正享受城市化带来的成果。城市政府如果无视失地农民的基本利益，就必然会造成新的社会负担，与城乡经济社会的快速与和谐发展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三、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推进策略

现阶段失地农民主要是大中城市周围的工业区、经济开发区和城市规划区的农民。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可以先从城市规划区内特别是建成区内的失地农民开始，这些农民虽然已经实现了居住地域的转变，但是户口没有“农转非”，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居住方式改变、集体资产处置、社会组织型态转换和城乡文化融合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整体考虑和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建立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已是现阶段城市化进程中十分迫切的任务。

首先是户籍的转变。尽管一些城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差异，建立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户口准迁条件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但是，仍然存在着严格的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区别。只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居民才能享受附属在城市户籍上的各种利益和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各种福利待遇。因而，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居民户口是现阶段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加快社区管理体制的转变。对大部分或全部土地已被征收征用的社区，要加快实现由乡村体制向城市社区体制的转换，建立相应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按城市社区的规范和要求进行统一管理。⑥ 2003年资料来源：江苏省国土厅《江苏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参阅文件之九》

三是建立失地农民的劳动就业保障制度。要按照城镇下岗职工的模式，把失地农民纳入再就业保障体系，让他们享受城镇下岗职工同等的优惠政策；保证失地农民在找不到工作时，能够享受到城市下岗失业职工同等的社会援助。有关部门要把失地农民作为重点对象，纳入到创业辅导体系中，在资金支持、人才培训、项目推荐、信息共享等方面，帮助失地农民搭建创业平台，提高劳动技能和再就业能力。大力发展对从业人员素质和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社区服务业，积极推行临时工、钟点工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扩大就业。对占用农民土地的单位，可强制规定必须为失地农民提供一定比例的就业岗位，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建立就业援助和失业保险机制，劳动力年龄段内的失地农民(男满16周岁未满60周岁、女满16周岁未满50周岁)可申领城市失业证，就业援助证，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四是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从理论上说，城市建设所使用的资金属于全体人民，当然也有已划入城市圈内的失地农民的一份。现阶段的关键是着力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对因征地转为城镇居民、符合参保条件的失地农民，允许、鼓励其进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城市近郊区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因而失去了土地为他们提供的就业和养老的保障，那么，征用农民土地的城市政府有责任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

要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参照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新人”办法，采用政府、村集体、农民个人三者共同承担的方式，建立失地农民个人帐户，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要建立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救助制度，帮助他们解决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无后顾之忧。

对失地农民中的特殊群体，如未满18岁的人员、“五保户”，要建立相应的社保基金，做好保障工作。对收入过低、经济困难的人员，要纳入城市低收入保障范围；

要取消失地农民子女的入学赞助费等歧视性政策，使失地农民子女在受教育上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要加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和供应力度，确保因征地拆迁造成的困难户能够按政策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主要参考文献

1、蔡永飞： 我国的城市化怎样“化”掉农民 《人民网》2003年9月25日

2、姜作培： 六统一：农民市民化的对策选择《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3年2月第 19卷第 1期

3、黄朗辉等：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发展态势、影响及政策建议《经济要参》2002年第24期

4、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课题组: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5张忠法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走向市民化的战略思考<经济研究参考>（国研网2003.9.13）

6、凌启鸿编著：《“吃饭”“与建设”—“两区”的理论与实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

农民工市民化 篇5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发展，农业劳动力向工商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规模不断增大。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不足20%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接近55%。户籍在农村但主要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被称为农民工，受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影响，农民工迁居方面并不自由，所以很多常住在城市的农民工没有城市户籍。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足40%。也就是城镇现有的7.5亿常住人口中，有2.5亿左右的人虽常住在城市，但却难以享受到普通市民应有权利，农民工成了半市民。为了进一步实现城镇化，为了国民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也为了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关键。

关键字：农民工、城镇化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意义

随着“十二五”规划顺利收官、画上圆满的句号，2016年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农民工市民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的必然要求。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还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农村人多地少，农业又是弱势产业，农民增收任务重，困难多。要想富裕农民还是要靠减少农民，通过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现代化，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让大多数富裕起来。

1，农民工市民化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 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家分两地，长期奔波于城乡之间，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起不到减少农民、使土地向务农劳动力稳定流转集中的作用。同时，农村青壮年的黄金时间用在城里，实际是把人口红利留在发达地区和城市，从长远来看，这样会进一步导致城乡、区域差距的扩大。我国“三农”问题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多、农民转移不彻底、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农民在户均不足半公顷的土地上搞农业，是不可能达到全面小康水平的。只有减少农民、增加市民，从根本上改善城乡资源配置，才能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农产品市场规模，才能为发展现代农业、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条件，才能富裕农民和繁荣农村。

2，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主要来源于农民工进城就业。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下，农民工仍被视为城市的“过客”，不能享受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没有获得市民身份。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城镇化是“夹生”的。城镇化要以吸纳农民并使之向市民转变为目标。大量农民工不能沉淀在城镇，工业化进程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相脱节，是严重制约城镇化发展质量提高的一个突出矛盾。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将继续大量涌向城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大势所趋。必须改变将进城农民工拒于城市社会之外的制度环境，促进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整体转型。

3，这是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

目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还不到城镇居民的1/3，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大低于城市居民，住房质量和环境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伴随农民工在城镇安家落户，其消费环境的改善、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意愿的改变，必然会促进其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升级，必然会带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农民工市民化创造的巨大内需，无疑将会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4，这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

农民工不能在城镇定居，流动性强，使企业不能形成稳定的、不断积累经验和技术的产业大军，对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造成了不利影响。无论是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发展先进制造业，还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都需要为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创造条件，努力造就一支稳定的熟练工人队伍。服务业是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服务业发展的规模，与人口城镇化和人口集聚的规模密切相关。我国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带动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

5，这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农民的身份没有变，未被城市认同接纳为城市居民，于是出现了大批农民工。农民工长期处在城市的边缘，只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不被城市认同接纳乃至受到忽视、歧视或伤害，融不进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定会累积很多矛盾，不仅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也会导致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普遍怀有疏离感和责任意识匮乏，处理不好还会造成重大的不稳定隐患。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关乎内需，更关系到民生。从发展趋势看，城乡分割体制下出现的农民工现象终将会终结。在城市管理体制和政策上，应当转变观念，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对农民工要由排斥到容纳，由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改变农民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给农民工摘掉农民的帽子，逐步做到权利平等。这样做，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对促进城市社会安定和谐、健康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

二，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生活状况差。目前，农民工的生活普遍较低，在生活水平方面，除了吃、住、子女教育这三项必需的消费支出外，农民工在衣服、家庭设备用品等方面的支出很少，生活质量较差。

就业安置困难。生活无保障的大部分农民工通常进入城市寻找工作，但是由于城市的就业岗位有限，加之农民工自身原因和金融危机等影响，大部分农民处于待业或半待业状态。就业缺乏保护使农民工成为一个就业弱势群体，很对正当权益在就业中得不到保障，常常处于不利位置，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工资拖欠现象严重，国家制定的《劳动法》和《最低工资规定》等基本法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且我国的失业保险保障制度缺失，很多地方的农民工并没有被纳入失业保险体系中。

遇职业歧视。受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大多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从事技术含量低和本地人不愿干的“脏，乱，累，险”的职业。他们经常遭受雇主的态度、语言、劳动时间、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歧视。

精神文化生活单调。难以享受市民待遇。目前，由于户籍身份不同，农民在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就业、居住等方面都不能与城市市民相比，不能平等享受城市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市民的待遇；在城市文化、物质文明、精神生活等方面也难以享受社会发展的优秀成果。

三 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落户、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和子女上学，被称为农民工进城难的五大关卡。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也因从此五处入手。

1、户籍制度改革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的意见》，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在改革意见中，提出了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一户籍制度可谓是农民工市民化进城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它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广大农民的职业选择和迁居的自由，可以大大消除新旧二元社会结构下长期存在的不公正。不平等。但这一改革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因为人口规模的庞大，户口迁入的难度依然很大。

2、住房制度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12月14日的会议指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这意味着新的住房改革思路已明确。化解房地产库存，必须长期、短期手段并用，综合运用各项措施。从长期看，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主要是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这要求户籍制度改革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同时推进，形成合力。据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商品房市场和棚改安置房打通；商品房与公租房打通；商品房和租赁市场打通。打通这三条渠道，有助于化解住房市场矛盾。在供给侧改革范畴，面向青年群体租赁需求的长租公寓，也是去库存、稳市场的新领域。一些开发商已瞄上出租公寓这一万亿元级市场。

3、拓宽农民工结业渠道增强农民工就业能力。为农民工市民化搭建平台，深化与农民工相关的就业制度改革。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体制，建立现代劳动就业制度，各级政府应改变过去在就业问题上重城镇轻农村的观念，从农村就业和城镇就业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角度出发，逐步把全国就业工作统一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级政府应取消对农民工的种种限制，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征收各种费用，如暂住证，就业证等，将农民和城市市民一视同仁，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市场和城乡一体化，使城乡劳动力可以合理流动，农民工可以和城市居民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就业竞争，并使农民就业合法化，可以减少农民的盲目流动，这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经之路。

4、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范畴，是一个不断创新、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设立符合农民工实际情况的专项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符合农民工实际情况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多元的，包括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另外，还要建立专门正对农民工的社会救援制度，包括农民工遭遇天灾人祸是的紧急救援、特殊情形下的贫困救助、合法权益受侵害或遭遇不公平对待时的法律援助等。针对农民工这些保障制度只是过渡性的，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因此最后阶段也是最重要的步骤是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5、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拓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

拓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给农民工子女选择的余地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发展，为此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挖掘办学潜力。第一，充分利用公办学校资源。公办学校可以利用闲置的教育资源，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当生源数减少时，可将其实验设备、运动场地、图书、等硬件设施支援给农民工子弟学校。城郊结合部的一些分散的村校被撤消、合并后的教育资源(例如校舍、师资)将可以将其改造为民办公助学校，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并制订政策鼓励和支持公办学校的富余教师流动到民办的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任教。另外，在公办学校还可以成立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班级。第二，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吸引本地就学。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根本在于实现儿童教育权的平等。我国的义务教育发展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之所以把子女带到城市，就是为了子女能够接受城市的较高质量的教育。这就要求国家应把教育投资重点转向农村和边远地区，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增加教育机会，缩小质量差距，吸引一部分儿童在本地就学。第三，鼓励社会办学。发挥社会力量，鼓励支持社会团体、个人举办服务于广大农民工子女的民办学校。在土地、办学条件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对这些学校的发展进行合理规划，营造此类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氛围。而且，要采取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等形式，壮大办学实力，提高办学质量。

参考文献：

[1]严善平.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的市民化[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5)[2]李厚刚.建国以来国家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变迁[J].理论月刊.2012(12)

[3] 龙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住房问题[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4] 王先鹏.离乡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探索——基于资产流通和人力资本的视角[J].规划师.2011(08)

农民市民化的调查报告 篇6

【作者简介】杨玫，女，1968年生，广州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广东510006

【内容提要】 文章从政府的主导作用、大众传媒的信息桥梁作用、公共图书馆的突出贡献、企业的社会责任、社区的社会融合作用、社会组织的参与和监督等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全方位的农民工市民化信息保障体系。

【关 键 词】信息保障/农民工/市民化/体系构建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进行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大多数农民工身在城市，却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半城市化”特征突出成为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半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是农民工没有完全市民化，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我国城市化的下一步重点将确定在“农民工市民化”上，为此，国家每年需投入成本约2万亿元[1，2]。201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但是，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虽然已被统计为城镇居民，却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市民化程度很低。今后20年内，中国仍将有2亿多农民需要转移到城镇就业和居住，再加上近年来已经进入城镇但还没有完全市民化的农民，未来全国将有4亿至5亿农民需要在各方面全面实现市民化，这将是中国实现向城市型社会转型面临的关键问题[3]，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问题的焦点。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是中国能否顺利快速地跨入工业化、现代化时代的决定性因素，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包涵内容非常广泛的问题。制度化构成对农民工市民化固然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府也在积极采取措施推进包括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制度改革。但是信息保障是目前亟须重视、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信息被看做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在信息时代，信息资源彰显了其独特的重要社会价值。信息权利被看成是人们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实现的基础。信息贫困不仅是经济贫困之源头，还被认为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之源。在信息社会中，弱势群体境况的改变离不开一定的信息保障，弱势群体只有在改变了自身的信息弱势之后，才有可能改变自身的命运。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处于明显的信息弱势地位，不仅直接导致农民工信息福利的减损，还会影响农民工的决策和行为选择，对农民工市民化造成广泛影响。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信息保障体系的构建

2.1 政府的主导作用

政府是最主要的信息发生源，而且政府信息往往关系民生，维系公平。在农民工市民化信息保障体系的构建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信息化建设、资金支持、政府信息服务的提供等多个层面，以信息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公平。

2.1.1 组织建设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整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特定的信息需求，所涉及的信息来源多而杂，至少涉及包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民政部、公安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在内的13个政府部 门以及农民工输出和输入的多个省份[4]。而农民工群体的信息需求与政府部门的设置不是一一对应的，往往一个信息诉求会涉及多个机构、多个部门或多个级别的政府，而不是单一部门就可以满足的。农民工通常会因为无法辨别对口的政府部门，而不知从何处去获得所需的信息，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农民工市民化相关信息资源的信息平台和信息服务体系，将农民工市民化信息保障工作纳入统一、规范、有效管理的轨道，彻底改变农民工信息提供多头管理、分散负责的局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各方协同的、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国家层面成立权威的农民工信息保障管理机构，具有协调、管理、组织、联络等功能，负责制定重大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协调部门之间、各级政府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解决资源建设的共性问题，进行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与联合保障。同时，在相应的国家信息化机构中设立针对农民工的服务部门，利用其全国范围内的信息化子机构，开展面向农民工的信息化建设和服务工作。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各级政府应改革原来的外来人口管理机构，建立由政府或政府综合部门牵头、多部门参加的，对进城农民工管理服务进行综合协调的机构和工作协调机制，强化信息服务机制，为改进管理、加强信息保障功能创造必要的组织保障。

2.1.2 制度建设

健全和完善与农民工信息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农民工信息保障工作走上规范化的轨道，明确规范主体各方在农民工信息保障中的职责、权限和分工。

研究制定《弱势群体信息保障法》，从法律上规范信息保障提供的主体、资金来源、运作管理，建立相关主体的责任追究机制，以便切实落实每一个环节，确保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享有信息保障。加快《信息化促进法》的立法步伐，运用信息政策对信息领域的信息差距和分化进行调控、规范和引导。在全面推进国家信息化的同时，向信息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和群体进行政策和资源倾斜，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的差距，解决信息社会的“数字鸿沟”问题，增进社会公平，创造机会均等、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

整合完善现有的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与农民工市民化密切相关的户籍、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政治参与等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过程中，加入信息保障条款，规定每一制度的告知责任方以及对违规行为的举报、奖励制度。将信息素养教育的相关内容纳入职业教育的范畴之中，在相关的职业教育法规中予以明确。

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农民工诉求表达机制，制定规范完备的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协商谈判制度、民工投票选举制度等，疏通农民工的信息反馈渠道。

通过以上措施，形成比较完善的农民工市民化信息保障法规体系，建立系统完备的实施机制、保障措施及程序。

2.1.3 信息化建设

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与农民工信息保障制度相适应的一体化管理和网络化服务制度，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的信息资源配置支持，为信息公平提供物质保障。

研究建立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农民工信息服务系统，统筹建立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农民工门户网站”，加强农民工市民化相关信息的搜集、管理、服务工作，强化信息资源建设，制定信息开发、信息整合和信息运行标准与规范，将信息资源的开发、整合、运行三个环节进行有效地衔接，统筹规划建设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数据库。通过互联网络，整合部门间、区域间缺乏系统性的信息资源和服务，打破资源建设中的条块分割，推动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各部门、各级政府、用人单位信息资源开放，加强整体协调性，实现信息沟通和共享。并在此基础上扩充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按照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对信息资源进行分类整合和管理，为农民工提供“一门式”的政府信息服务。对社会上其他农民工信息服务的提供方给予支持；对公益性网站给予适当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充分发挥其对特殊群体的服务作用；对门户网站提供适当的资源支持，引导其尽快走市场化之路，整合到一体化的农民工信息服务体系的框架下。形成政府搭建平台，社会各方共同建设的良好态势。

政府相关部门应以改善农民工信息保障为出发点，以社会公共信息资源整合为重点，整合各类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政府服务和社会服务信息，建立起整体优化、内容丰富、结构合理、服务多样的信息服务体系和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致力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便捷、经济的信息服务。

2.1.4 资金支持

加大财政投入，加强整个社会尤其是基层社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及信息资源建设。加大对作为社会信息资源保障中心的图书馆的经费投入，完善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加强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文献资源建设。尤其是对面向农民工群体提供信息服务的基层公共图书馆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基层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和现代化步伐。设立农民工市民化信息保障专项资金，为各类农民工信息保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2.1.5 政府信息公开与服务

目前，政府信息占全社会信息资源的80%[5]，内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重要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政府信息服务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以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于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尤其重要。

各级政府应建立及时的信息发布制度，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加强政府信息共享，强化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能力，多渠道加强对农民工的信息服务。综合利用媒体、网络、社区服务、图书馆服务等方式，广开信息发布渠道，同时做好信息反馈工作；各级公共信息服务机构要免费向农民工开放，设置专门的农民工服务部门，提供一站式服务；社区和政府的行政服务中心要开设面向农民工的专门的服务窗口，集中为农民工服务；开通专门面向农民工的咨询服务、投诉建议、政策支持、困难帮助等方面的专线服务电话，选派专门的咨询员，建立规范快捷的咨询反馈流程，及时为农民工提供服务；完善城市综合信息查寻系统建设，将电子信息平台摆上城市的大街、广场、商业区、社区，让农民工不需要任何设备和费用就可以通过触摸屏免费了解和咨询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信息；组织专门的社会力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相关信息资源进行深度开发，满足农民工深层次的信息需求；多形式、多途径开展面向农民工的信息素养教育，引导农民工提高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树立信息观念、强化信息意识、提高信息能力，调动农民工获取和利用信息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政府在解决农民工信息保障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但并不是要大包大揽，而是要在充分履行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发挥好社会各界的作用，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明确不同性质的机构应承担的任务，形成有序分工、公平竞争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2.2 大众传媒架起信息桥

在信息时代的现代社会，传媒对人们的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传媒的信息是公民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大众传媒在为农民工提供信息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给农民工的城市经历与认知带来冲击，促发其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改变，加速其继续社会化的进程，进而有助于其积极融入城市生活[6]。大众传媒应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架起沟通农民工与社会、政府、城市市民之间的信息桥。

2.2.1 沟通农民工与社会

大众传媒把人们与社会现实连接起来，扮演着农民工与社会的桥梁角色。大众传媒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农民工对社会的认知，农民工利用媒介来认识城市社会生活的标准、模式和规范，通过媒介来了解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了解他人对于自己的角色期待。因此，大众传媒要承担起让农民工打开视野、了解城市社会的责任，把农民工作为媒体的一个重要的受众群体，设置专门为农民工提供信息服务的版面，发展一定数量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专门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性媒体，通过大量富有贴近性和亲和力的媒介话语，主动呈现农民工急需的城市社会生活服务资讯。在新闻报道中正面宣传政府对农民工的重视、城市对农民工的需要和欢迎、农民工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和贡献等，加强农民工群体中的先进典型报道，为民工提供可资借鉴和学习的参照系，起到强化角色认知、榜样示范和社会整合作用。通过发展在农民工群体中普及率很高的手机媒体，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媒体接触率，还可实现线索收集、读者调查、意见反馈等多种功能，为农民工了解与自己利益切实相关的各类信息、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媒体表达提供便利。

2.2.2 沟通政府与农民工

大众传媒作为联结政府与农民工的纽带，应为及时传递双方的意愿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媒体，对政府信息的报道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传递，要充分了解政府的相关政策，懂得政策制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思路，深入研究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形势和农民工的具体需求，起到正确的舆论引导和积极的舆论推动作用，在全社会着力营造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舆论环境。目前，中央和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的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社会保障等改革政策。这些政策蕴涵了鼓励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态度、为农民工解决具体问题的决心和措施，大众传媒一方面要对这些新政策进行广泛宣传和深入分析、解读，为农民工找出蕴藏在这些政策背后的机会，帮助农民工发现并抓住机会，对农民工市民化给予实质性的帮助。另一方面，媒体要广泛听取和反馈农民工的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从而形成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2.2.3 沟通市民与农民工

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而人的社会性的获得靠的是社会交往以及交往过程中的信息传播[7]。作为农民工的人际交往对象和信息交流传播的城市主要居住群体，市民必然在这个再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市民的互动是农民工了解城市文化、学习城市生活方式和生存技能、内化新的规范和价值取向的重要渠道。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大众传媒要积极、主动地发挥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交流的桥梁作用，提供丰富而充裕的信息给传受双方。

有研究表明，城市居民了解农民工的主要途径是各类媒体，占所有途径的75.32%[8]。因此，媒体的引导对于城市居民理解农民工、接受农民工具有重要作用。媒体要充分报道农民工对城市建设和城市居民生活的不可替代作用，宣传农民工市民化对实施城镇化战略、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典型宣传，展现该群体的生存状况、情感世界、人生故事等，树立农民工勤劳朴实、奋发有为的群体形象，给予农民工公正、客观的评价，在市民中营造理解农民工、包容农民工、尊重农民工和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氛围，培育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亲和度和认同感，逐步实现二者的同质化。

2.3 公共图书馆的突出贡献

公共图书馆本身代表的就是一种社会对知识或信息进行保障的制度，它保障社会成员平等获取信息的机会，保障每一个公民求知的自由与权利，从知识和信息的角度维护社会的公正。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核心是提供免费的服务和平等的服务[9]。公共图书馆的开放、平等、公正有利于农民工建立社会信任，提高社会资本，增强城市归属感，从心理上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公共图书馆在农民工市民化信息保障中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下列方面。

2.3.1 文化传播、社会教育

图书馆搜集、保存文化信息，肩负着提升民众文化素养、充实文化内涵的重责。农民工在图书馆中接触到城市社会文化信息，受到城市文明、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熏陶，于潜移默化中实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图书馆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学校”，以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己任，为公众终身学习创造机会和条件，提供信息资源，开展咨询服务，建立教育培训平台[10]，提供多元学习的教材，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接受继续教育的设施、条件和机会，其所具有的公益性、便利性对农民工形成很大的吸引力。图书馆通过给予农民工持续性的教育支持，提升其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帮助他们向技术链的上游迈进，拓宽个人的就业空间，提高在城市的发展能力，缩小与市民群体的距离，快速地融入城市社会。图书馆还通过为农民工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对农民工进行城市文明教育、信息素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其现代性，促进其市民化。

2.3.2 通过多渠道的信息服务，改变农民工的信息弱势，提升农民工的信息素养

图书馆通过开展公益性的信息素养教育和信息技术培训，缩小社会信息鸿沟，促进信息公平。通过网络导航、参考咨询等信息服务工作，将经过严格筛选和加工的信息资源提供给农民工，为农民工解答咨询、辅助决策，解决其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不仅增加农民工获取信息的机会，提高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们的信息弱势地位，提高他们的城市适应能力。

2.3.3 提倡健康休闲，加强农民工与市民的人际互动与交流

图书馆，尤其是社区图书馆作为地区的文化活动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舒适宽松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也为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平等接触和互动的机会。社会学家布劳认为，异质群体之间的交往，即使不亲密的交往也能够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促进宽恕精神的发扬[11]。图书馆通过举办各种文化休闲活动，为农民工提供一个与城市市民互相学习交流、进行平等交往、享受平等服务的文化环境，有助于建立文化认同，消除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陌生感、疏离感，有助于农民工建立以业缘、趣缘、友缘等弱关系为主的异质型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广泛而多元的信息支持。而且，作为一个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公共文化场所，图书馆内的互动能突破市场功利主义的束缚，大大减少参与的风险，有助于产生人际信任，并可能发展成长期深入的交往。相关研究表明，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和信任已经成为使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生活相整合的关键因素[8]。农民工通过与市民互动，学习城市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参与城市社会生活，逐渐适应城市，融入城市。

2.3.4 培养公民意识，促进社会参与

农民工通过图书馆全面获取有效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各种信息，包括城市社会的法律、规范、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社会舆论等各个方面的信息，了解政府政情，监督政府行政，保护自身权益，培养自身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社会参与意识，提高维权意识和参政能力，改变农民工群体政治参与不足、利益表达不充分的状况，扩大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中的政治影响，改善弱势处境，建立身份感、归属感，促进社会融入。

2.4 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是农民工在城市赖以生存的组织，对他们有着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作用。企业应成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性力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不能在损害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劳动者利益的基础上获得利润，在其自身取得发展的同时，应使所有与企业相关的各方也取得发展，实现企业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统一[12]。改善农民工的信息状况，促进农民工的信息保障，帮助农民工解决信息问题，应该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首先，企业应当在法律框架下建立和完善与农民工信息保障相关的规章制度，全面推行厂务公开、监督公开、民工参与制度。完善企业内部培训机制，把信息素养教育及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法规权益的培训纳入企业的正常业务培训范畴。设置专职或兼职信息员，建立或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建立图书室或图书馆分馆，提供互联网、计算机等信息设施供农民工使用，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接触大众媒介的机会。

其次，通过组织的正式传播和人际传播，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企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了一个组织化的学习场所。现代性的知识、技能、礼仪、规范等通过组织系统的正式传播，帮助农民工逐渐获得适应城市的现代性素质。

2.5 社区的社会融合作用

社区是社会和文化的缩影，是个人生活的基本社会环境，也是农民工适应城市文明最重要的城市空间载体。通过社区生活信息的传播交流，影响农民工对人文地理环境和时空知识的了解；通过参与社区生活，让农民工了解社会的种种规范对个体的约束形式；社区为农民工提供广阔的社会化场所和多种社会化服务，提供新的社会角色扮演机会，帮助他们构成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

社区要充分发挥组织、沟通、服务功能，促进社会整合。充分利用社区信息化建设和智慧社区建设的有利契机，整合信息资源，利用社区的信息网络，实现信息共享，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社区应设立免费或低价接入互联网的公共服务场所，提供电子政务、劳动就业、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信息服务。设立农民工咨询服务部，开展定点宣传，定期举办各种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宣讲会，接受农民工信息咨询，并通过向农民工咨询来了解农民工的真正需求，建立农民工信息反馈的常态机制。提高农民工社区参与程度，培养其对社区的归属感。

2.6 社会组织的参与、监督

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维护农民工信息权益方面的作用。各级工会组织可通过加强立法参与和政策参与，积极提出对策建议，推进有关农民工信息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实现对农民工信息权益的源头维护。近年来，广东省总工会先后参与起草了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厂务公开条例》和《职工权益保障规定》等政策法规[12]，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和示范。除政策的制定，各级工会组织还要加强对农民工信息保障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保证其有效实施。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让民间组织在农民工信息保障事务中担当推动者与参与者。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主导的旨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非政府组织，借助组织传播渠道，给流动中的农民工以信息保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民工民间组织具有民间性、社会性、公益性、直接性、针对性等属性[13]。可为农民工提供信息权益维护、信息技术培训、信息咨询、信息援助与各类信息交流服务。民间组织更接近农民工，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实际信息需求和信息保障情况，表达他们的信息诉求。可以填补政府供给与农民工需求之间的空白。民间组织的非政府性、去政治性等特征在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方面可以完成政府机构完成效果不好的一些工作，对政府起到积极的补充甚至示范性作用，有效地促进社会整合。结语

要解决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的信息保障问题，必须建立一个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全方位的农民工市民化信息保障体系（如图1所示），提高农民工的信息能力，保障农民工的信息权益，改变农民工的信息弱势，为农民工顺利市民化奠定基础，进而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参考文献】

农民市民化的调查报告 篇7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全面提速,各地纷纷通过城中村改造实现城市拓展和更新。位于我国中部的河南省省会郑州市,建成区共有124个行政村(含228个自然村),占地约70平方公里,涉及村民30余万人,约占建成区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自2003年郑州市启动城中村改造以来,已有119个城中村(组)经批准并实施改造。然而,纵观目前已经完成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只停留在城中村物质空间环境的改造上,较少关注村民向市民的实质性转化。根据“十八大”提出的城镇化向质量型提升的新要求,亟需对改造后村民的市民化状况和水平展开调查研究,采取政策措施,推进城中村农民向市民的转化。

因此,本文以郑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通过对已改造回迁村民安置小区的实地调研,采用定量的分析方法,对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问题进行一些探索性研究,以期对城中村改造方案作出及时反馈,为后继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借鉴。本文实证部分的数据资料,来源于笔者2014年8~12月对郑州西关虎屯、燕庄、七里河、小李庄等22个村民安置小区为期5个月的实地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50份,获取有效样本329个。

2 市民化的内涵和维度划分

2.1 市民化的内涵

目前我国农民的市民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技术层面的市民化,具体指农民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和相应的社会权利;其次是社会文化层面的市民化,具体指农民在价值观念、交往方式、生活和工作方式等全方位向城市市民的转化。市民化的对象主要包括土地被征用并实现职业转变的城中村农民和长期滞留并有稳定收入和固定住所的城市农民工。为突出重点,本文的分析对象只针对于城中村村民这类群体。

2.2 市民化的维度划分

根据相关学者对农民和市民两类群体特质的类型化比较,以及1984年以来国务院关于允许农民(工)迁居城市的有关文件 ,本文试以郑州市城中村为研究对象,设计一套指标体系,考察和评价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农民市民化的特征及水平,具体划分为心理认同、行为方式、生活质量和社会权利等四个维度。

(1)心理认同。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化,形式上的改变比较容易,而心理上的接受和适应则相对较难。城中村改造后村民对新的居住环境产生信任和感情,认可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市民身份是实现心理认同的重要表现。心理认同能反映城中村农民市民化本质的深层次内涵。

(2)行为方式。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伴随着村民居住空间和居住环境的变化,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如生活节奏自由散漫、无序状态转变为有条理性和严格的时间观念;人际交往由血缘、地缘为主转变为以业缘为主;沟通方式由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转变为以通讯传媒为主的间接交往等。

(3)生活质量。我国城镇化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农村人口有效融入城市,特别是在生活环境、市政配套等方面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农民真正享受经济快速发展下城镇化所带来的幸福生活。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状况等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我国城镇化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农民市民化实现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4)社会权利。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在社会保障和党团组织参与方面,没有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社会参与空间有限。因此,在社会权利上,城中村农民也要逐步实现和城市居民的平等地位 , 使城中村农民享有同等的公民待遇。

3 城中村改造后农民的市民化程度评价

本文从心理认同、行为方式、生活质量和社会权利等四个维度入手,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程度进行定量评价,以探析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郑州市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状况及进展水平。

3.1 建立评价指标系统

本文对城中村农民市民化程度的评价,由三个层次共十六个基础调查指标构成。首先,确定总体评价维度。以心理认同、行为方式、生活质量、社会权利等四个结构维度为基础,构建整个评价指标系统的一级指标。其次,确定每个结构维度的二级评价指标。把每个结构维度的一级评价指标细分为两个可反映其基本内涵的二级评价指标。心理认同维度包括情感归属程度和身份认同程度;行为方式维度包括生活方式情况和人际交往情况;生活质量维度包括经济状况和居住条件状况;社会权利维度包括社会保障情况和党团组织参与情况。第三,确定每个二级评价指标的基础调查指标。把每个二级评价指标再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可反映其基本内涵的基础调查指标。

3.2 确定指标权重

本文采用综合指标法对郑州市城中村农民市民化程度进行评价。以Ⅰ表示城中村农民的总体市民化程度,由等权重的四个一级评价指标累加构成,每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均设为0.25。每个维度的二级评价指标和三级基础调查指标且都采用了等权重法,即其权重均设为0.25(见表1)。

3.3 评价结果

根据表1对郑州市西关虎屯、燕庄、七里河和小李庄等城中村村民安置区进行实地调查,计算整理得出评价结果(见表2)。

根据表中数据显示,郑州市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程度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

第一 , 总体上来看,郑州市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程度已达到59%。以城市居民的市民化为标准(其值设为100%),得出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水平已经达到“半”市民化。在不同水平的分布方面,大约29%的城中村农民其市民化水平已达到70% 以上;大约39% 的城中村农民其市民化水平在50%~70% 之间;大约32% 的城中村农民尚未达到“半”市民化水平,其值在50% 以下。

第二,从结构维度考察,心理认同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最高,总体上达到67.62%;其次是行为方式维度与生活质量维度的市民化,二者市民化水平也都已趋近60%,分别为58.83%和59.69%。社会权利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最低,其值总体上只有50.19% 的水平,主要是因为这个维度中的党团组织参与水平较低。

第三,从不同水平的分布来看,市民化的进展很不均衡,且存在较大差异。如在心理认同维度方面,城中村农民市民化水平主要集中在50%~70% 之间,其次是50% 以下的水平,最少的是处于70% 以上较高水平;在社会权利维度方面,主要集中在50% 以下的较低水平,其次是处于50%~70% 之间,最少的也是处于70% 以上较高水平。这一结果表明城中村农民市民化不同水平的进展不均衡,只有少量村民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大多数村民的进展不明显。

4 市民化影响因素因子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得出,郑州市城中村农民市民化的进展较不均衡,不同维度市民化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城中村农民市民化的发展,受诸多宏观因素及村民个人微观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共选取了心理认同、行为方式、生活质量和社会权利四个结构变量作为衡量城中村农民市民化的指标,但这四个结构变量是否能较好的反映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水平,从统计学视角看,需要做因子分析。

注 : 所用分析软件是 SPSS22

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是进行因子分析的主要统计学方法。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能较好的判断心理认同、行为方式、生活质量和社会权利这四个因素对城中村农民总体市民化水平的代表性和适合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KMO检验值为0.887,而且Bartlett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该结果说明本文选取的心理认同、行为方式、生活质量和社会权利四个结构变量是代表城中村农民市民化水平的良好解释因子(见表3)。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由城中村改造带来的农民市民化问题将日渐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本文以郑州市城中村改造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目前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水平,发现郑州市城中村农民在心理认同、行为方式、生活质量和社会权利四个维度的市民化进展并不均衡。其中村民心理认同、行为方式和生活质量这三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相对较高,而且,由于这三个维度市民化的有效推进,确保了村民总体市民化的发展水平。社会权利维度中的党团组织情况的市民化水平最低,主要是由于改造过程中基层党团组织的建设重视程度不够造成的。

根据郑州市目前城中村农民市民化的进展水平,今后城中村改造工作的重心应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首次,需要深刻认识到城中村改造工作(下转42页)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村民向市民的过渡需要多维度、全方位逐步推进,因此需要保持改造方案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其次,要逐步提高村民在社会权利维度的市民化。虽然目前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总体水平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但各维度进展很不均衡,尤其社会权利维度市民化程度较低。因此,要逐步改善城市政治生态,调动村民社会参与的积极性,通过加快村民社会权利的市民化,促进总体市民化水平的提高。

第三,协调各方主体,共同推进村民的市民化水平。各级政府在城中村改造的同时要制定配套的村民市民化政策,比如建立完善的村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培训制度,为加快村民的市民化进程创造良好的条件。村民也应加强学习,逐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修养,培养适应现代社会、融入都市生活的能力。

摘要：本文以河南省郑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评价其目前的市民化水平,指出目前城中村农民市民化程度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并从不同侧面揭示城中村农民市民化发展进程的独特性、阶段性与规律性,进而分析影响其市民化的因素。最后,分别从观念和实践的角度,为推动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农民市民化,新型城镇化,郑州

参考文献

[1]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36(3):55-61.

[2]刘传江,董延方.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会议论文)[Z].复旦大学:上海论坛,2007.

[3]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发展,2008,14(1):3-23.

[4]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107-123.

[5]贾生华,郑文娟,田传浩.城中村改造中利益相关者治理的理论与对策[J].城市规划,2011,35(5):62-68.

[6]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35(3):88-95.

[7]章光日,顾朝林.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被动城市化问题研究[J].城市规划,2006,30(5):48-54.

[8]刘晔,刘于琪,李志刚.“后城中村”时代村民的市民化研究——以广州猎德为例[J].城市规划,2012,36(7):81-86.

湖南：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 篇8

直观现状：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低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籍却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较长时期（即一年有6个月及以上时间）的人员，包括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就农民工市民化而言，本文界定为“在城市从业的农民工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这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经济层面的市民化，即有较稳定的工作，职业由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员工；有能够支撑其本人及家庭在城市基本生活的稳定收入，有较稳定的住所。二是政治层面的市民化，即农民工在选举参与、社区管理、城市管理方面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政治权利。三是社会层面的市民化，即在户籍等管理制度上其身份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在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上享受市民待遇，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适应城市生活。四是自身层面的市民化，主要是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转变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其与城市生活相适应。

农民工市民化渠道窄、程度低

《2012年湖南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末，湖南农民工总量达到1470.8万人，占全国26261万农民工的5.6%。根据农民工监测报告和抽样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有两个特点：

市民化渠道窄。从我国当前的国情来看，由于现有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中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城镇户籍往往意味着社保、教育、就业等一系列的城市待遇，这使得农民工的市民化绕不开户籍制度。就户籍制度而言，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户籍城镇化带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而完成市民化。这种市民化方式，门槛较低，转化人数少，部分人在转化为市民后心理上和素质上还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二是通过农民工先融入城市生活，再实现户籍转化，最终实现市民化。这种市民化门槛较高，限制条件较多，受益范围小。

市民化整体水平偏低。《2012年湖南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2年，外出受雇农民工中还有近五成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社会保障方面，单位或雇主为受雇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分别为12.7%、25.7%、14.4%、7.5%、4.7%和3.1%，总体参保水平仍然偏低。居住方面，有超四成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既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农民工市民化整体水平偏低，仅为43%。根据相关研究，以50%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高低分界线较为适当，湖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较50%的分界线低7个百分点，处于较低水平。

研究结果：不同农民工群体具有不同特点

分析和评价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仅靠一两个指标难以涵盖，本文选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支撑、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社会认同和自我认知四个一级指标及多个二、三级指标组成，力图对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作出准确判断。

经济支撑远超其他指标

经济支撑度较高，达到55%。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已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其中相对收入水平较高，达到66.5%，较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

自我认知度较低，为48.1%。认同自己是城市人的农民工比例偏低，受访的农民工中仅有37%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

社会认同度偏低，为36.1%。本次调查显示，业余时间一般和城里的朋友一起活动的农民工比例仅为14.1%，经常参加或一般参加社区组织的文体活动的农民工比例仅为14.3%，只有27.5%的农民工认为城里人对自己没有偏见。

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度最低，仅为31.8%。据2012年湖南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单位或雇主为受雇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仅有12.7%、14.4%和7.5%。在本次调查中，仅有7.4%的受访农民工表示享受过住房补贴或廉租房等住房保障政策，仅有14.7%的受访农民工表示参加过务工地的选举或被选举活动，仅有15.2%的受访农民工表示参加过务工居住地社区的管理活动。

年轻有文化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高

不同年龄群体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在综合指标和经济支撑、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社会认同和自我认知四个维度方面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最高，为46%。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市民化程度在30岁以下、30～39岁、40～49岁和50岁以上四个年龄段的农民工中得分都最高，分别为56.4%、37.4%和41.1%；其次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较高，为43.6%；第三是40～49岁的农民工，为43.1%；最低是30～39岁的农民工。

文化程度越高其市民化程度也越高。主要原因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其经济层面和自身层面的市民化程度也越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的经济支撑度和自我认知度分别为58.2%和53.9%，较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分别高11.2个百分点和5.5个百分点。从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及社会认知的层面来看，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这两项分别为35.9%和44.1%。

根据上述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到，现阶段湖南农民工市民化已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较强，市民化的最大阻碍因素是户籍、社保、教育等制度因素和城市对农民工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别化对待。

政策建议：改革才是良药

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对已经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应尽快将其转化为市民；具有一定流动性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但市民化能力较弱，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其职业技能，解决社保、医疗、住房等问题；对季节性务工的农民工，重点在于解决同工同酬、子女入学问题，保障其合法权益。

解放思想，深化相关领域制度改革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根据大、中、小城市发展规划有步骤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一是落实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政策，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二是降低中、大型城市落户门槛。三是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使社保、医疗、教育等相关福利与户籍脱钩。四是进一步完善身份证和居住地登记管理制度，适时取代户籍管理制度。

改革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关键是取消与户籍相关联的各种差别性政策。一是完善劳动就业法规，严禁地域、身份等就业歧视，实现农民工与普通市民的同工同酬。二是尽快实现社会保障与户籍脱钩，研究出台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征管办法，缩小地区差距，促进跨地域流转，实现同工同保障。三是改革招生制度，逐步取消大中小学校招生的户籍限制，目前重点是着力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

改革城镇行政管理制度。完善政治参与体制，拓宽参与渠道，研究出台农民工参与务工地城市管理、社区管理和享受当地市民同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的办法。

积极主动，更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

加强农村教育，加大农民工职业培训。一是增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提高新一代农村居民、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水平。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

加强政府引导和服务，营造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环境。各级政府要带头转变认识，加大宣传和教育，对农民工树立起包容、开放和服务的思想，加大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力度，帮助农民工提升能力，转变观念，共同营造文明、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