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理论（共12篇）
市民社会理论 篇1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 市民社会指的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本质特征是阶级利益的存在。”[1]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市民社会的崛起, 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形成了不同理论。其中, 哈贝马斯是对当代市民社会理念作出重要阐述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将“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这两个概念引入市民社会理念的讨论之中, 而且还在新的意义上引申了市民社会的内涵和作用, 其独到之处, 对于我们研究市民社会有重要的指导。
一、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概述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先后经历两大阶段, 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合法化危机》等学术著作中, 着重从历史进程的视野分析了市民社会尤其是公共领域的发展过程及其影响, 承认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含义。在研究前期, 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主领域, 这个领域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一般认为这个私人领域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 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另一个是由私人所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共领域, 它是一个社会文化体系, 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 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 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2]。在这两大体系中, 前者是基础, 后者是主体。总之, 它“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功能。”[3]虽然在这个阶段中哈贝马斯对于市民社会的理解明显带有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思想的痕迹, 但正如马克思所说,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市民社会”不但包括了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 而且又将市民社会赋予了文化的含义。他是在由葛兰西开创的“文化领导权”的思路上进一步探究了市民社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所具有的作用。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及其合法性问题的出现,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发生了一些变化, 主要体现在将“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应用于市民社会的研究, 将“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这两个概念交织起来, 规范约定市民社会。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交往行为理论》、《事实与有效性》等著作中。在这一阶段的著作中, 我们可以看出, 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的建制核心是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 而不是根据私法构成的, 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之导控的经济”[4]。这种联系使公共领域交集于生活世界之中, 那些私人形成的社团和组织对于生活领域的感悟和选择融入到公共领域之中, 从而初步构成了市民社会, 也可以称之为是市民社会的雏形。在后期阶段, 哈贝马斯将前一阶段中包含的私人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剥离, 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经转移到文化层面, 主要表现是政治经济体制的文化领域, 这使得市民社会成为独立于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社会文化体系这一状况成为可能, 进一步导致了系统融合逐渐代替社会融合, 生活世界日益殖民化, 从而构筑起作为理性领域和由话语交织的独立空间, “市民社会以非政治和非经济的规则进行自我调整和再生产, 从而维系并重新界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5]”。
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指导意义
哈贝马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变化这一视野, 分析社会由于生活世界的交往领域而演变成两大功能不同的领域, 即发挥系统融合功能的政治经济领域和发挥社会融合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批判, 通过对“生活世界”的剖析, 对市民社会的重建来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加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 这为维护资本主义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途径。
对于话语民主, 哈贝马斯通过讨论公共领域问题而初次涉及市民社会问题, 从而引出市民社会理论话语。他“把西方民主制国家体制理解为交往理性, 在市民社会条件下的制度化, 建立一个既忠实于人类解放, 又避免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乌托邦”[6]的民主政治理论。在他看来, 重建市民社会是民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沟通和商讨是民主发展的潜能所在。虽然其论述在现实背景下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 但是他所提出的语话民主, 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的。市民社会的核心亦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寻求两者的互动是理想的, 也是现实的。
从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其毕竟是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话语体系。因此, 在研究和应用这一理论的同时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参考文献
[1]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 1993年第04期.
[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 1999年, 第29页.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 1999年, 第59页.
[4]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 2003年, 第453-454页.
[5]李佃来.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哲学研究, 2004年第6期.
[6]汪行福.《走向语话民主之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年, 293页.
市民社会理论 篇2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与法治秩序之构建
葛兰西创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发现,当前我国社会秩序失范的.重要症结就在于公民意识未能有效确立,导致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未能在社会成员中形成有效的内化.因此,要克服“道德滑坡”和“法律信仰危机”现象,就必须充分发挥公民意识的“文化领导权”作用,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普遍有效确立.
作 者：刘雪松 LIU Xue-song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刊 名：求是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SEEKING TRUTH年，卷(期)：32(3)分类号：B089.1关键词：市民社会理论 市场经济秩序 公民意识
市民社会理论 篇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zx004）
[作者简介]马东景（1969—），男，安徽省宿州市人，安徽大学副教授，安徽新华学院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章编号]1009-3729（2014）04-0018-05
[摘 要]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批判与构建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实质以及克服该分离的途径，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帮其提高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
[关键词]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B0-0；C91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4.0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各类社会问题丛生，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迫切需要对社会治理思想及方式方法进行创新。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的功能”[1]。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2]。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思想。之后，理论界开始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角来探讨我国社会治理创新问题，但仍存在着理论基础薄弱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认真梳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真正做到忠实于客观史实与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本真涵义，以期有助于改变目前我国市民社会理论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批判与建构过程，这种批判与建构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
1.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与建构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论研究始于其为《莱茵报》工作的后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政论性文章，觉察到物质利益与国家和法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也就是所谓遇到的“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而黑格尔唯心主义理性原则又无力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这使得马克思对其原来所信仰的黑格尔的抽象理性主义国家观和法哲学产生了怀疑，对黑格尔产生了“信仰危机”，决定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清算，而这首先就要对集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之大成的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核心是市民社会问题，其重点内容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因此，马克思要想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首先就要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批判。由此，马克思开始了其市民社会问题的理论探索过程。
为了解决所遇到的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马克思写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该书中，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关系的正确论断，但对黑格尔论证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时所采取的“主谓颠倒”的逻辑，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家神秘主义进行了批判。需要一提的是费尔巴哈于1839年所写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和1841年6月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在前文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公开宣布自己与黑格尔抽象理性主义哲学彻底决裂；在后一部著作中，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指出“上帝的概念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异化”[3]。费尔巴哈在上述文章和著作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实质在于强调要理解现实的人和世界，应从现实的存在出发，不应从抽象的思维出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以唯物主义为武器，对被黑格尔所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重新论证。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第261节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对私人和私人福利，即对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领域来说，一方面，国家是外在必然性和它们（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最高权力，它们的法律和利益都从属并依存于这种权力的本性；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4]（P263）黑格尔这里所要表达的是，由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相对于国家来说缺少独立性，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而家庭和市民社会是把国家作为自己追求的目的。黑格尔于是得出结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针对黑格尔的这一观点，马克思论证说，“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5]（P252）。针对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第262节的一段表述，“现实的理念，即精神，把自己分成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型的领域，分成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成自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4]（P263），马克思指出这是黑格尔在国家问题上的逻辑泛神秘主义，黑格尔把“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5]（P250），而真正的情况应该是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和前提，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真正有活力的存在，而这一切在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思维中却被倒置了。这样，马克思就以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对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关系的学说进行了颠覆，构建了自己的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原则。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把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分离看做一对矛盾的观点加以肯定，但同时对黑格尔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的做法提出质疑和批判，指出黑格尔只“满足于这种解决办法的表面现象”[5]（P338），因为他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想象为理念的必然环节，并把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与国家的普遍利益对立起来，且黑格尔解决该冲突的方式是国家把市民社会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也就是用国家来泯灭市民社会。马克思以历史发展的视角来探究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问题，即“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5]（P283），对市民社会本身进行改造从而使市民社会在各个领域的特殊本质得以消灭，并把克服政治国家的使命交由市民社会来完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也初露端倪。马克思指出，“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对象性的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5]（P345），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人的本质与人自身相异化的思想。
2.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与建构，从整体来说还只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性质的批判与建构，对市民社会的深层矛盾还缺少研究和揭示。为了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继续研究和揭示这一矛盾的本质，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总结道：“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6]，由此，马克思开始了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体现在其《德法年鉴》时期之后的一系列著作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概念出发，揭示了国民经济学二律背反的虚伪本质、异化劳动是工人异化的深层秘密以及私有财产是市民社会的前提等异化劳动理论的核心内容，并对私有制扬弃的道路——实现共产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在随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为搞清市民社会的运行规律做出了卓绝贡献，其代表作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已经不再用原来的抽象哲学等来批判市民社会了，他以唯物主义为武器，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市民社会予以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同时建构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为写作巨著《资本论》而准备的手稿，被称为是《资本论》的前奏，贯穿于前者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为后者的完成作了方法论的铺垫。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物化”关系的分析，论证了所谓的“物化”是指人们在货币、资本、生产等领域，以物为中介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并指出了“物化”在给社会进步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所产生的弊端，即“物化”过程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使人们的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但它所造成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等，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酷无情，使社会发生异化，从而滋生了腐化、堕落等丑恶的东西。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了40年时间才完成的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鸿篇巨著，其价值非此前任何一部经济学著作所能比拟。《资本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市民社会“物化”关系的根源。首先，马克思论证了资本是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第一次对资本的本质进行了界定，指出资本本质上不是物，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从而揭示了掩盖在物的外壳下的社会关系，指出了两大对立的阶级及其矛盾存在，通过对资本运行规律的揭示，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出市民社会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并不会只让工人的工作时间局限在工人工资的限度内，而实际情况是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从事远远超过他工资水平的劳动时间的劳动，这样剩余价值就被生产出来了；工资的实质不过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就像给机器不断加油一样，是为了连续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2种。第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了市民社会的资本积累过程就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积累的同步过程，这一过程也同时造就了资本家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上述问题的论证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这是其科学性的充分体现，也是构建其“两个必然”结论的合规律性的基础。
二、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之涵义及其市民社会理论之要点
为避免发生歧义，我们必须依据马克思经典著作，对其市民社会概念的涵义进行解读，以便准确把握。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的含义随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明朗，这一过程体现于马克思一系列著作中，历经了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总之，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不能断然以一个含义概括。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起，马克思开始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马克思说：“如果在考察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人的存在的这些社会形式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看作人的本质的客体化，那么家庭等等就是主体内部所固有的质”[7]，可以看出，这里的“市民社会”指的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形式。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人是尘世存在物”[5]（P428），“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规则”[5]（P448），马克思这里要论述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从全文的论证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里的“市民社会”是特指资产阶级社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部分的纯政治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5]（P12），马克思指出政治革命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其结果只是个别阶级的解放，该阶级既有钱又有教育，其只可能是资产阶级。所以说此时的“市民社会”指的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也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涵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深刻批判，用异化理论揭露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自相矛盾的本质。在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涵义的表达虽不是很明确，但从“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8]（P19），联系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这里的“市民社会”指的还是资产阶级社会。《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成熟的一篇论著，在该书中，马克思在继续使用资产阶级社会来指称市民社会的同时，还赋予了市民社会其他更新的涵义。马克思说，“在过去的一切历史阶段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它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5]（P40）。这里的“市民社会”等同于交往形式，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概念雏形开始形成。接下来市民社会概念完全跳出了“资产阶级社会”这一特定涵义，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基础”[5]（P40）。可以看出，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被社会组织所替代，且这种社会组织是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并与生产力构成辩证运动的交往形式，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市民社会概念由生产关系来定义的任务是由《哲学的贫困》来完成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不再使用“交往形式”等模糊表达，明确把市民社会定义为生产关系，这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内涵丰富，其中的核心观点有：
第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学说的扬弃，形成了自己全新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马克思认为，国家形成后，整个社会就分裂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两部分，且它们之间是辩证的关系，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绝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及其他上层建筑的基础。恩格斯也指出，是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而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该原则的确立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逐步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史观。
第二，市民社会是物质交往关系。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发达商品经济的产物，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包括整个工业和商业生活。这里的物质交往的总和其实也就是马克思后来所阐述的生产关系，这当然包括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其他诸种关系，如友爱等。
第三，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社会组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指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它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8]（P40）各市民的生活条件被马克思定义为市民阶级中的“阶级”，这些条件具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规则、共同的对立面等，社会组织就是上述三者的有机结合。社会组织是由市民社会的内部分工而创造出来的，是保护市民社会、对抗统治阶级的有效手段，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政府的行政权力因有市民社会及其生活而终结。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当前创新社会治理有重要启示。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1978年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平台。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同一性的特征，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运用提供了客观基础。对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我们应面对中国现实，发挥其作为方法论的指导作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活动中，无论对加强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建设，还是对加强社会治理体制建设，以及对加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方面都具有重要启示。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即如何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方面做一简要论述。
马克思在其市民社会理论中对社会组织问题做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社会组织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社会组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马克思把社会组织设计为“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的形式”，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则是“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的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不仅生产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组织都将成为每个成员存在和自由发展的团体形式。目前的中国社会组织得以发展并获得相对独立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能够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民社会的积极作用，限制和约束其负面影响，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可以起到“轴承”和“润滑剂”的作用。社会组织就是群众组织，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也是现代管理理论中“权力平衡”理论的体现。社会组织既可以把群众的诉求及时反映给政府，也能把政府的思想宣传解释给群众，有了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社会管理会变得更加顺畅。
第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有效强化社会服务。当前，社会事务由政府包揽显然已不现实，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同时，也可以增强社会组织自身的责任意识及存在感。
第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有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行政效率。政府将一大部分事务交由社会组织处理，就可以集中精力履行其宏观调控、监管等职能，把该办的事情办好，这将极大地提高办事效率。另外，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社会事务，有利于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消除腐败现象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但目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公众对其认知度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不强。公众对社会组织的功能、地位等认知不够，对其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不够信任，缺乏认同感，导致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不够，社会组织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大打折扣。二是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差，对政府的依赖性大。我国一些社会组织无论在组织机构，还是在人员安排方面，都有政府的影子，所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主性较差，或者根本就无权对社会事务做出独立的管理。三是社会组织内部机制不健全，缺少长效稳定的机制。这些问题导致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松散，对外形象不佳。四是我国社会组织本身治理的法律法规滞后，造成了社会组织运行不畅。
诸多专家和学者尝试着对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如何发挥我国社会组织的作用提出有价值的设想，笔者认为，为使社会组织能够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我们应加强以下工作：一是优化管理体制，按照马克思“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同时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外部环境，解决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方面遇到的问题。二是社会组织应加强自身建设，健全内部管理规章制度，提高社会组织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三是激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提高社会认同度。对于那些可以由社会组织处理的事项，就应交予社会组织自主处理，且对其所作出的贡献要加以肯定与支持，这样，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就会自然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规模就会逐步扩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
[参 考 文 献]
[1]
胡锦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06-10-12）[2014-05-20]http：//www.southcn.com/nflr/llzhuanti/lzqh/toutiao/200610240193.htm.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EB/OL].（2012-11-18）[2014-05-20].http：//phycjy.pinghu.gov.cn/readnews.asp？id=3121.
[3]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册）[C].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68.
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篇4
《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代表著作, 市民社会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这部著作中, 该书将市民社会概念定义为: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 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 其实, 作为差别的阶段, 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 而为了巩固地存在, 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黑格尔市民社会的三个层面是:第一, 通过个人的劳动, 使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需要体系;第二, 通过司法对所有权保护的法律制度;第三, 通过警察和同业工会来弥补上述两个体系中的不足, 建立维护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外部秩序。
市民社会中秩序的维护与道德的获得, 以及使个人的需要即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 都是通过另外两种力量实现的, 即法律体系与司法机关。从法律体系的产生来看, 正是通过人们的相互依赖, 为了各自目的而相互交换需要和劳动而实现的, 抽象的权利从一种理念转变为真实存在的权利, 成为受到司法保护的具体权利。这种存在性就是被普遍承认的、被认识的和被需求的东西, 并且通过这种被认识和被需求的性质而获得了有效性和客观现实性。这样在市民社会中财产权和人格都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并且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所以犯罪不再只是侵犯了主观无限的东西, 而且侵犯了普遍事物。
维护个人利益的组织———同业公会。在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还处于特殊性的阶段, 因而必须要由警察和法院使用强制性力量维护个人利益。黑格尔中的“警察”, 意义比平常我们理解的要多, 是指从全社会成员的利益出发去监督和禁止个人侵害他人和公共财富的内务行政或公共权威。国家可以通过警察来制止各种可能损害他人的不法行为。黑格尔认为, 警察的力量在于使需要体系中建立的盲目依赖体系变得更合理和更稳固。但是, 黑格尔也认为“警察”所实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功能仍是“相对的”, 只有在同业工会的行动中, 这种统一才能实现“单个人生活和福利得到保证”。
从总体上说, 黑格尔理论学说的利大于弊,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随着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使其市民社会理论进入更深层次的讨论;黑格尔的市民市民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则使其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鲜活的现实感。
摘要：黑格尔是伟大的政治哲学家, 第一个真正将市民社会概念与国家概念区分的人, 他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他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石。当前,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起步不久, 仍存有很多的问题, 而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具有启示作用, 有利于构建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式。
关键词：黑格尔,市民社会
参考文献
[1]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2]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M].邓正来, 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1999.
[3]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 1994 (5) .
论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 篇5
论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
市民社会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市民社会的理论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讨论、探索,马克思对市社会的理论作了经典性的概括.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批判是理论完善的内在动力,市民社会的发展完善不能没有文化批判.现代性就是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作 者：李菊霞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43刊 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430(4)分类号：B03关键词：市民社会 文化批判 现代性
论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篇6
关键词：市民社会；构建；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24601
1市民社会在中国
1.1市民社会发展沿革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市民社会的研究在我国不断深入。综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可以把市民社会的涵义概括为如下两点:(1)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政治社会的对应物,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社会领域。(2)市民社会是非政治化生活领域,主要包括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其中以经济生活为主。市民社会的目的是实现个体的物质利益、满足个体交往发展的需要。
1.2我国市民社会构建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个体私人组织、外商独资组织以及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组织,为了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自发开始形成各式各样的特色团体或组织，他们通过法律、法规或相关条例的制定或申请制定来保护他们的既定利益，中国城市中纷纷出现市民社会的雏形。同时，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几乎有8亿，由于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等诸多客观原因，使得他们大都没有意识或能力来构建属于他们的市民社会形态。那么,我国学者研究市民社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从我国市民社会研究者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明显的答案:即，在社会转型中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推动社会的转型因此，总体来看，我国尚未真正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市民社会。
1.3中国迫切需要构建和谐的市民社会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便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近两年，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的市民社会，使个体与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更为和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2市民社会构建的乌托邦
市民社会的构建需要理想，这些理想的提出应既吸收了前人构建市民社会中的宝贵经验，又立足于我国实际。我们认为在建立理想时，必须怀有乌托邦的精神，帮助我们用行动缩短与理想的差距。
2.1乌托邦的价值世界
对乌托邦最为宽泛的理解，是把乌托邦界定为人的价值实现方式。德国宗教思想家蒂里希把乌托邦视为人的可能性。乌托邦是一种理想状态，人类的理想何止千万，但理想可以转化为目标并逐步实现的，一个理想的实现可以产生出更高的理想。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也指出：一个乌托邦，并不是真实世界即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写照，它并不存在于时间的一瞬或空间的一点上，而是一个“非在”。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非在概念，在近代世界的发展中经受了考验并且证实了自己的力量。它表明，伦理思想的本性和特征绝不是谦卑的接受“给予”。伦理世界绝不是被给予的，而是永远在制造之中。由此可见，我们需要精神的乌托邦，以显示人类文明自我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永恒价值。
2.2我国市民社会构建的乌托邦
人之区别于禽兽，就在于人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追求。我们把这种超越当下可感的现存状态对真善美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精神，称为“乌托邦精神”的曼海姆曾说：“乌托邦成分在人类思想和人类行动之中的完全消失意味着，人类的本性和发展将会呈现出某种全心的特征。乌托邦的消失会导致某种静态的事态——就这种事态而言，人本身将会变得与事物没有什么不同。”由此看见，乌托邦精神是我们构建市民社会所必需的重要精神。
在我们即将迈进现实的市民社会建构中时，不仅需要具体的迈进方式，也需要迈进之前的乌托邦，即，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定位为两者的良性互动。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病，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
在我国，要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意味着要在不损坏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下——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为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和环境，这种条件和环境是由国家级法律以及其各自领域法律来共同保证的。
3乌托邦情怀下的我国市民社会构建实践——从法的构建角度
孟德斯鸠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从法反映了事物必然关系（包括人情之理与万物之理）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客观的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互动之中。在构建市民社会时，法势必也存在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互动之中。我们认为，处理好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关法律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我国，要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就必须实现公法与私法的和谐共处与相互促进。应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严格区分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并实行不同的原则。在私法领域，实行私法自治原则或称意思自治原则，即由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原则上不作干涉，只在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时，才由司法机关出面进行裁决。法律为人民的意志，国家只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和担负人民所赋予的职能。尤其对于经济生活，国家并无进行广泛干预的职权，只在维护公正自由的竞争秩序的必要限度内，才可进行干预，而由市场参加者的自由意志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发挥作用。自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模式向前发展的。此种模式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这必然要求给予限度要求的国家宪法和调整市场社会关系的民法，要更加健全和完善。
为此，我国需要在法律的健全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内容将直接决定着人们和组织的行为模式。要想在我国真正建立起市民社会，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局面，《宪法》就必须在身份平等、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私利神圣方面进行着重规定，只有宪法为个人利益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其他的法才能相应的变更，我国的市民社会才更有可能真正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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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理论 篇7
1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民法实现的分析
民法同国家、市民社会之间是紧密的相互关联而不可分割的。正是基于民法所具有的这种特点和属性, 在分析关于民法实现的问题时, 更不能割裂这三者之间的联系而只片面的强调某一个方面。所以, 立足于民法的这种本质特性, 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角度来分析现行中国的民法实现的问题, 将是合理和可行的, 同时也是全面的。
“民法的实现是一个知识形态逐步走向现实化, 并且转化为和谐秩序的过程”。实质上, 民法的实现就是如何将民法当中的内容具体的应用现实的生活当中, 以产生合理的结果和期求。这本身就包含着两方面的要件, 即内部要件和外部要件。从内部要件来观察的话, 民法中所蕴含的基本精神要符合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生活和交往的标准和预期, 将个人基本的权利体现于和蕴含于民法当中。使其能够真正的符合社会标准, 才能在现实的社会中得到合理的实现。而外部条件则表明, 首先民法的实现需求相应的权力的支撑使其能够真正的执行, 其次现实社会中人们的道德价值, 体现了人们对于民法的满意程度和其是否符合人们的意愿, 也为民法是否能够合理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力量。那么, 在运用国家于市民社会理论来分析民法的实现之前, 必须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以便发现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应用于分析民法的实现的合理性根源。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强调, 国家与市民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系统, 他们存在着不同的运作机理和价值系统, 两者不能完全等同。两者是彼此分离的, 但又是相互联系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包含着三个基本的假设:“a.国家产生于社会。b.社会离不开国家。c.国家与社会的分疏。”
在这三个假设中, 我们看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 在确认了二者不同的运作方式的基础之上同时强调了二者的互为依存关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是强调个人权力的重要性, 正是将个人权利作为理论的根基, 从而梳理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 “个人权利是一切政治思考的核心, 也是一切国家与社会关系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民法的基础也是强调对于个人权利的重视, 将个人权利作为理论的重点和起始点, 从而展开对于民法的相应问题的讨论和解决。而这无疑暗合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中同样将个人权利作为基础的特点, 那么, 采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进行分析民法的实现, 必然能够更加合理的把握民法实现的基础和根本, 因为二者都将个人权利的伸张作为根本性的要旨。
而通过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进行分析, 将更加能够合理的把握我国民法实现的合理方式和路径。首先, 民法实现的内部要件要求民法必须体现市民社会中所蕴含着的民事的原则精神和习惯。如果不包含真正的现实社会中人们真正需要调节其行动和交往的相应原则, 民法的实现将成为纸上谈兵, 民法将只是死板的无法实现的具文。同时, 市民社会中所蕴含的道德精神和民事上的观念, 也为民法的实现提供了道德支撑, 而这是民法得以实现的外部条件的一个重要标准。其次, 在民法实现的外部权力支撑中, 可以说国家的公权力的实行和运用, 对于民法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如果没有国家的公权力支撑的话, 民法的实现将举步维艰, 甚至民法也将不存在, 因为民法的制定是离不开国家公权力的。但是, 我们也要认识到, 如果单向度的仅仅依托于国家的角度去分析和认识民法的实现的话, 也是片面的。这将使我们忽视现实社会中所蕴含着的相应的民法精神, 从而造成民法的内容的空洞性和与现实的冲突, 造成民法实现的费力。并且单单强调国家的公权力对于民法实现的重要性, 也容易将民法实现的道德支撑作为并不重要的一点而忽视, 这无疑为民法的实现设定了一个人为的障碍。
所以, 可以看到民法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不能只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者的单独的一个方面进行分析。这无疑会造成局限性和对民法实现过程的误读, 而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上的分析模式。因为它本身在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二者之间作为不同的系统, 遵循不同的运行规则而具有相异性和不可同约性的同时, 又强调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和不可分割性。可以说将国家与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不可分割和同化的整体系统进行分析, 使我们能够合理的梳理和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所具有的特点, 无疑为分析民法的实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式, 我们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去分析和贯彻民法的实现, 这将是更合理和全面的。
2 民法实现的重要性
民法中的基本精神是对于个人权利的伸张, 在我国现行的社会状态下, 我们提倡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目的, 实际上就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稳固和人与社会、自然的相和谐。只有在确立了人的基本权利的地位基础之上, 人们才能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可以说, 如果缺乏对于人的权利的巩固和宣扬, 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同时, 人们这种个人权利精神的型塑也是一个漫长的和值得期待的过程。由于民法是调节市民社会中最基本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和流动的关系, 使得在民法的实现过程中, 势必将民法的对于个人权利强调的精神进行反复的强调, 无形当中在市民社会中予以反复突显。从而加强了人们对于个人权利的合理和正确的认识, 进一步为我们提倡公民意识作出了重要的铺垫。所以可以说, 民法的实现的过程的顺利与否, 对于我国构建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是重要的标尺, 也是衡量我国法律体系是否健全的不可忽略的标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也正是主观的私人权利 (subjektive Privatrechte) ———它们划分出个人行动的合法领域、并因此而适合于对私人利益的策略性追求———构成了现代法的核心”。同时, 在通过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民法的实现进行分析的过程中, 通过国家与市民社会二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而把握了民法实现的动态过程, 梳理了民法实现同二者之间的相应联系, 也为人们在分析和解决相应其他法律在现实中的实现, 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论模式。
市民社会理论 篇8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市民社会的用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有不同的表述, 用词的变化也表明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对市民社会的界定, 认为是私人利益活跃的领域, 无产阶级是市民社会的非存在, 是有产者的社会, 表现在《穆勒评注》写作以前。
第二阶段:开始于《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认为对市民社会的剖析要与政治经济相结合。恩格斯和赫斯的理论探索也推动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1844年, 马克思开始对古典经济学有了初步的研究, 将古典经济学引入到市民社会视野中, 重新对市民社会有了认识。摆脱了黑格尔国家与市民设计的对立模式, 深入到市民社会的内部, 初步对国民经济学家的市民社会进行了辩证分析, 对市民社会的二重性进行了研究。
第三阶段:对市民社会的本质深入到生产方式内部进行把握。在现实社会中, 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犹如一道普通的闪光, 将其他色彩掩盖, 并使其他生产方式的特点也发生了改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现代市民社会取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 但与资产阶级社会又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造成资本逐渐成为一个总体, 既是主体又是实体。无产阶级与资本家完全受资本逻辑的支配, 两个阶级都发生着经济关系。
二、马克思理论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对象之一就是市民社会。通过对市民社会进行深入的分析, 对人类解放思想的逻辑可行性和现实合理性进行论证。通过市民社会视角对马克思理论探索的全过程完整地进行考察, 体现了马克思理论的完整性。
(一) 马克思哲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通过市民社会实现有机统一
市民社会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产物, 其最初的含义是生活在城镇上或城堡周围的手工业者、商人及自由民众等, 成为真正的经纪人。市民社会是独立个体追求经济利益的交往群体。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 市民社会得到发展, 是一个经济利益体系共同发展的过程。古典政治经济学深刻反映了市民社会的理论, 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现实分析的同时, 也对自身哲学理论的成熟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经济学的分析也促使了马克思对哲学的完善。在人类笔记中, 马克思对非西欧国家产生市民社会的根源进行了讨论, 这是其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完善, 马克思本人一生涉足众多学科, 都是为了实现市民社会的认识及人类解放思想服务的。
(二) 马克思理论实现了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目的在与对市民社会的批判, 其原因在于马克思秉承了对人类解放价值的追求。但是, 他在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的时候, 并没有根据价值要求进行现实生活的裁判, 而且他反对的正是这种做法。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 对资本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剖析, 对资本的剥削与支配进行了揭示, 解除了资产阶级对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环向,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揭示, 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 实现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三、结束语
市民社会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提供了一个适合的视角, 能够让我们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探索的关联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并对不同学科的内在理论的统一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并不是没有内部差别的, 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学科中进行逐步完善的。
摘要：马克思市民社会观是贯穿其一生的理论研究对象, 是其研究社会历史理论、论证人类解放思想、完成整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从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来看, 主要包含对市民社会认识的感性具体、思维抽象及思想具体三个历程。不同的发展历程有其内在联系, 是对理论认识的深化。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始终坚持用阶段分析和经济学分析的方法, 实现了哲学与其他学科的统一。从一定意义上来看, 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嬗变彰显了马克思理论的完整性。
关键词：马克思理论,市民社会观,整体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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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邢荣.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到当代社会观——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社会建设”[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8 (6) .
[3]黄代珩.历史唯物主义的市民社会观[J].剑南文学 (下半月) , 2011 (6) .
对我国市民社会的理解 篇9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经济、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化和拓展, 社会自治领域日益扩大, 长期形成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一体化模式正趋于解体, 国家与社会分离已初现端倪, 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发育、成长和崛起。市民社会应该是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 是一种“非政治性的社会”, 是指一种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与整合形态, 是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自治领域。
二、我国市民社会应具备的特征
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 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和当下社会境况, 注定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市民社会必将依循一条符合现实国情的道路,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之发育、发展、生成始终与西方国家社会转型保持着密切关系。我国要培育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 其应该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2.1、个体独立
市民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个人是社会生活最终单位。市民社会以个体的独立性为存在前提, 市民社会的成员都是独立的个体, 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立意识、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 个体的独立就是要把个人从自然经济所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摆脱政治社会生活一体化对人的束缚, 由市场交换所形成的平等交往的横向联系取代等级身份的纵向关系, 使个性和主体自由得到社会的充分承认和空前解放。独立是市民社会的存在前提, 只有个体独立, 才有平等地位和自由来往。
2.2、社会自治
自治性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特征, 社会自治是市民社会的出发点。市民社会是在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性质的自由联合状态, 它的生成、组织和运转往往以民间形式进行。
2.3、经济权利多元
市民社会是经济和权利多元化的社会, 市民社会的经济与权利多元化格局源于商品经济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解构了传统社会, 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育和发展。商品经济解构了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 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和权利多元化的市民社会[1]。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由不同的利益追求和权利的分散造成的, 同时, 多元性也是一种文化、信仰、思想、态度同时并存性, 因此它也是一种思想的多元化。
三、培育我国市民社会面临的困境
市民社会是在西方制度化政治体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群体。同制度化政体一样, 它最根本的基础是公民权及其观念。我国市民社会的构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 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必然要求。
3.1、公民意识缺失
公民意识是人类自由自主活动内在精神的自觉反映和要求。现代公民角色的确立, 实质是市民社会成员获得政治解放并积极参与政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因而公民意识在更深层意义上是人类自主活动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的客观反映。
而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中, 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宗法关系的制约, 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 个人依附于国家和家庭, 几乎没有任何独立的法律地位, 专制君主几乎可以主宰一切, 并宣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3.2、国家社会同构
中国社会自秦汉开始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 极度缺乏民主和自治传统, 国家权力具有一种不受限制的特征, 每个个体不自觉地以国家为最高价值和利益导向, 将国家地位放在首位。几千年的封建历史, 高度的国家社会同构, 浓厚的封建礼仪, 森严的封建等级, 以及专制的封建君主统治, 无一不与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市民社会理论相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建立的是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和经济中心重合为一体的社会, 国家和社会合为一体, 政府力量依旧控制着一切经济社会领域, 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 实质上是国家吞并了市民社会, 严重地阻滞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
3.3、商品经济不发达
自然经济是一种以狭隘地域为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关系, 是在家庭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关系, 而不是市民社会需要的契约关系。事实上人们处于相互隔绝的分离状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社会资源的占有和配置日趋多元化, 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和利益集团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人性化的服务, 城市市民社会的发展有了广阔的空间, 但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未完全消除, 所以在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国农村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还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吴明君.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建构[J].求实.2004. (4)
浅议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篇10
一、中国市民社会的现状
就我国市民社会来说, 无论是理论的发展还是实践的展开, 都是刚刚起步, 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 从民间组织来说, 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 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官办性质严重。在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中,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八大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文艺界联合会等其他准政府社团基层组织的数量占了一半以上。这些组织与国家机关的性质类似, 政治功能突出, 行政化倾向明显, 基本上都是由党和政府创建并接受其领导的。二是市民社会在各个层面发展很不平衡, 不同的民间组织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方面差距很大。如在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 影响最大、威信最高的民间组织是村委会、居委会以及某些社区组织如老年协会等, 而传统上很有影响的团组织、妇女组织、民兵组织, 现在的影响和作用非常微弱。三是制度困境。在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方面, “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同时并存, 一方面, 关于民间组织的许多规定大量重复、交叉和烦琐, 类似的规章制度过多, 造成了市民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剩余”;另一方面, 民间组织的管理又存在着许多真空地带:缺乏管理民间组织的一般性法律法规、现行的一些管理条例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较难适用。四是资金、人才缺乏。许多民间组织工资少、待遇低、办公条件差, 职业发展前景不明, 对优秀人才吸引力不强, 从而影响到民间组织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五是相互信任困难。政府和公众对民间组织普遍缺乏足够的信任, 一些民间社会组织缺乏自律机制, 透明度不高, 甚至出现贪污、挪用、卷款潜逃等恶性事件, 导致公众的不信任。
第二, 从国家层面来说, 虽然对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壮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 但一些失误还是制约着市民社会的健全发展。相比经济改革而言,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较为缓慢, 强大的国家政权对市民社会空间的挤压, 无论从程度还是从历史惯性来看, 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消除的, 国家因素未能及时从社会中撤离, 没有把职能及时的让渡给社会, 导致社会的发展始终脱离不了国家的限制。另外, 中国的市民社会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市场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 并且很不规范, 这就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市民社会还处在形成和发展之中。现代西方国家市民社会所体现出来的志愿性、非政府性、独立性等特征, 在中国的市民社会中表现不明显。另外国家行政机关对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帮扶力度欠缺, 制度上缺少完善。
第三, 从公民层面上讲, 自我意识缺失。公民意识是人类自由自主活动内在精神的自觉反映和要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曾提及:西洋社会在象征团体的神的观念下, 有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面前的平等。二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这是西方市民社会建立的思想基础, 而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中, 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宗法关系的制约, 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 个人依附于国家和家庭, 几乎没有任何独立的法律地位, 所以中国民众自古就养成了顺从意识, 专制君主几乎可以主宰一切。这种公民意识上的缺失也使得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因受制于这种传统文化影响而进展缓慢。
二、构建我国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构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仅要突破制度障碍, 还要摆脱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 不可能一蹴而就。邓正来和景跃进提出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两个阶段论”, 认为第一阶段是初步建成市民社会, 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 第二阶段是进一步完善市民社会, 积极参与国家决策。而在具体的操作方面, 本文认为应采取国家为主导的自上而下式, 而非自下而上的民间自主式。一方面, 因为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一向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由国家提出构建市民社会则会更加有力, 实行也更有效;另一方面, 作为市民社会的对立统一面, 国家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比社会自行调节更有好处, 国家可以将渗透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国家政权因素撤离, 给与社会更大的发展自由, 因此在构建我国的市民社会时, 应该充分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 积极克服目前市民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
从国家转变自身职能方面来说, 加强社会对政府机构的监督, 把社会从国家中剥离出来, 在国家和社会之间重新进行权力配置, 确立“强国家-强社会”模式, 在职能分化和组织分化的同时, 依靠重新组织起来的网络式管理, 依靠市民自治组织和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实现符合市民公众利益和需求的有效管理。具体来说, 政府职能转变, 主要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包括政府管理权限、管理方式的转变以及政府能力的转换和提高, 这就要求政府切实转变观念, 真正实现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 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从“细职能、大政府”向“宽职能、小政府”转变, 着重厘清与社会的职能分工问题, 把相当部分的行政业务从行政执行领域中撤离并让渡给社会, 激发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上来, 在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形成一种以理性协商、互惠互得、责任共承为特征的伙伴关系。具体来讲, 政府应通过制度创新、素质教育和法律约束来积极培育、发展和规范各种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社区志愿者组织等介于政府和营利性私人企业之间的所谓的“第三部门”, 提高其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升社会自治能力, 从而最终实现市民社会对社会事务的自主管理。
从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助推来说, 在目前中国的实际境况下, 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 国家必须发挥其积极主动的作用, 而不是消极退守。这不仅在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国家主导下进行的, 而且在于中国现代化的晚发外生型模式及其性质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发生于分化的社会层面, 而是首先必须发生于国家层面, 即由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强迫启动现代化进程。这就决定了国家的政治推动力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将存在, 并且由于市民社会内部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 这不但可以引出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而且值得指出的是, 这种矛盾和冲突如果处理不当还很可能导致市民社会本身的分崩离析, 所以, 在此进程中, 国家政治推动力的存在还是一种必要的存在。而市民社会注意发挥国家的作用, 也可以更好地克服自身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阻力和困难, 因而, 做好与国家的沟通, 市民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就会更为顺畅。具体而言包括国家帮助这些市民社会的组织建立合法性, 完善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 树立在公民心目中的威信, 同时从财政拨款和委托这些组织项目来给与资金支持, 充分发挥起作用。另外, 国家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巩固市民社会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完善市场体系和规范市场秩序不仅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而且也是建构和培育中国市民社会的基础。具体操作应将社会的经济活动更多地纳入市场化的轨道, 使得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从行政控制中摆脱出来, 为新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群体进行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提供可能。应建立国家和社会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方面, 国家承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 并为市民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国家只对其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另一方面, 市民社会监督政府权力, 为个人和组织谋求政治利益, 以达到良性互动。
从国家对公民参与管理意识的培养来说, 市民社会的建构离不开公民意识功能的驱动, 如果公民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不高, 就会妨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市民社会要求的公民意识的普遍形成, 市民社会的建构也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制约。因此, 提高公民素质, 使全体社会成员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 确立理性的价值追求和选择, 则是市民社会得以形成的必要前提。应着重提高公民的主体意识、自由意识、竞争意识和法治意识, 增强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自主性品格和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两个方面:一是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 要转变法制教育导向, 变单纯的守法教育为公民意识的培养, 把引导和强化公民对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认同, 作为重中之重, 进而塑造公民积极的守法精神和参与意识。二是在社会生活中, 政府要牢固树立主权在民的观念, 推进民主政治进程, 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使人民充分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力;拓宽民主参与的渠道和空间, 并充分发挥舆论的监督和宣传作用, 顺畅利益和意志的表达机制, 广泛吸纳民众的意见, 以达到调动公民的政治热情, 实现公众参政议政的权利, 有效地培养公民意识, 激发社会成员形成自由理性、自主自律的主体精神, 并进而实现由主人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
三、结束语
市民社会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国家、社会、公民三位一体, 共同努力。它是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发展完善的, 而它的发展完善也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摘要：文章系统分析了我国目前市民社会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明确了市民社会之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 以国家为主导, 提出了构建我国市民社会的路径方法。
关键词：市民社会,国家导向,民间组织,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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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市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产生 篇11
关键词 城市 市民社会 国家
〔中图分类号〕D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4-0066-11
当我们思考近代国家生成的历史时,城市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显然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学术课题。不过,在今天国家与城市的复杂关系中,探讨从城市到国家产生的历史,是不是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些逻辑关系,并对处理城市、农村与国家所构成的这一体系中的一些问题有所启发?这就成了一个现实性很强的课题了。如果把城市与国家联系起来考虑的话,人们立即就会想起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的确,在古希腊,城市与国家是一体的,而且,在近代人的眼中,城市总是某种政治理想的象征,不仅古希腊城邦历来就被视作民主治理的典范,而中世纪城市也经常被人们书写成一个个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国。其实,这都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在等级制度占据支配地位的农业社会,无论古希腊的城邦还是中世纪的城市,都不可能具有我们今天所赋予它们的那种民主功能。当然,历史是具有传承性的,无论是古希腊城邦,还是中世纪城市,都对近代城市与国家的形成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中世纪城市,更是通过其历史转型而直接孕育出了近代社会与国家。毫不夸张地说,中世纪城市就是近代社会与国家的母体。近代文明是一种城市文明,而这种城市文明首先就是在中世纪城市那里发源的。在中世纪的等级结构之下,城市是“自由”的化身,担负着在等级结构的缝隙中传播自由的使命。当然,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中世纪城市传播自由的使命一度被绝对国家所压制,然而,城市有着自己的发展史,绝对国家对城市所造成的压力迫使它意识到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而维护“自由”,因此,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展开了广泛的联合,其结果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而联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市民社会。进而,通过市民社会重新塑造了国家,把绝对国家改造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法治国家。
一、城市是自由的发源地
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西欧中世纪往往被认作是暗无天日的“黑暗时代”,但是,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黑暗世界之中却有一缕微弱的曙光。这缕曙光的发出者就是城市,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城市乃是自由的化身,并被认为是我们今天所享有的一切自由的源头。当然,也应当看到,尽管城市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自由的,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城市不管就其自身规模还是就其在整个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中世纪的西欧,城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尽管它植根于中世纪的土壤之中,却是作为中世纪社会的否定性力量而出现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韦伯才会在他的支配类型学中将城市归纳为一种“非正当性的支配”。在他看来,作为一种非正当性的支配形式,城市共同体中出现了自由的因素。而“所谓这种共同体是‘自由的’,意思不是说这种团体可以免于武力强权的支配;这里‘自由’之意,是说由传统来正当化(在大部分的例子中,在宗教的方式下被神圣化)为一切权威之不二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看不到了。”(注:转引自〔德〕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译序。)也就是说,城市游离于由封建制度所编织的权力结构之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才是自由的。
城市所享有的独特自由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是历史性的,也是制度性的。从历史来看,城市的自由应当是罗马帝国覆灭的结果。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一个拥有极其严密的权力支配体系的帝国形态,而且,它的权力体系主要分布在城市之中。所以,作为帝国生活的中心,罗马的城市是不可能拥有什么自由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罗马后期城市的衰败,并使整个帝国的大厦随着异族的入侵而土崩瓦解。从长远来看,异族入侵对于整个西欧政治结构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推翻了罗马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原有的权力体系,使西欧再也无法形成如罗马一般坚固统一的大帝国。异族入侵之后,城市中原有的所有组织只有教会几乎毫发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而其他世俗权力组织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城市”一词都含有主教辖区的意思,有人还拿是否存在着教堂作为判断城市与否的标准。可以推断,教会所以能够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可能并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异族侵略者对教会的“尊敬”,而是由于教会没有与帝国权力紧密地联为一体,因而不成其为侵略者必须加以破坏的对象。无论如何,既然世俗权力已经被击得粉碎,教会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新权力体系的核心。这一点既导致了中世纪教权对俗权的支配,也为城市的世俗生活自由预留了存续的空间。
有城市就必然有商业,这一点,即便是在罗马的“政治城市”中也不能例外。只不过,罗马城市中的商业所从事的主要是那些满足军事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贸易。因此,随着异族的入侵及其对贸易的封锁,在城市权力体系土崩瓦解的同时,城市商业也近乎绝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无法继续通过征服和商业获利,西欧统治阶级才被迫将注意力从城市转向了农村和土地,并在土地贵族的主导下建立起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在封建制度之下,由于无法通过土地获利,城市难以引起土地贵族的关注,从而使城市被排除在封建统治的视野之外。这一点从封建贵族在地理位置的分布上得到了佐证。根据皮雷纳的考察,加洛林王侯们的宫殿无一例外地坐落在乡间,在王朝的领地之内,同样,领主们的城堡通常也都是位于乡间的。(注:〔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9-40页。)此外,即便是一开始曾居住在城市里的意大利贵族,后来也一步步地迁出城市。也就是说,至少在封建制度建立的初期,封建权力曾经主动放弃了对城市的控制。当然,随着商业的复兴,城市又逐渐成了重要的财政来源,封建权力就不可能再无视城市的存在了。但是,当封建权力再度涉入城市的时候,城市已经悄悄地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去与封建权力讨价还价,从而使封建权力渗入城市变得不是那么容易。同时,自罗马帝国覆灭以来,教会对城市的经营也对城市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加大了封建权力渗入城市的难度。而且,诸种权力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还为城市提供了更充足的伸缩余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世纪城市有别于罗马城市的支配方式,它是一种韦伯所说的君主权力“缺位”的支配方式,或者说,比较而言,中世纪的城市处在一种权力的“空场”之中。
虽然说城市是自由的地方,但这不意味着城市位于权力版图的某些空白之处,事实上,城市也存在着等级,城市的市民也处在等级结构之中。我们知道,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由于军事贵族与商业的共同衰败,城市的居民结构也变得简单起来。根据皮雷纳的考察,当时城市居民主要是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教会成员和满足教会日常需要的仆役与工匠构成的。在这些居民中,教会的各类成员在等级体系中都拥有自己的明确位置,而那些仆役与工匠的等级地位则相对模糊。尤其是在封建制度建立之后,他们往往成了没有领主或暂时不处于领主之下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由于身份的模糊性而获得了某种自由的属性。不过,由于他们能够在最终的意义上都被找出一个领主,他们的自由只是暂时性的,并不能使自己拥有一种自由的身份。真正使自由成为了一种身份的,乃是在商业复苏中兴起的商人阶级。即便商人也有他作为自然人的出生地,但那个出生地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他的承认与否,他若不承认,他原先的领主拿他也是没有办法的。相反,很可能还存在着他原先的领主巴结和讨好他的情况。就此而言,商业是自由的土壤,而商人是最早获得自由的人群。“打工仔”意义上的市民表面上看来是自由的,但他的自由是不稳固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
一般认为,从11世纪开始,西欧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如果以出生率的提高为标志的话,西欧人口是从11世纪开始有了显著的增长,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在农村中产生了大量闲置劳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大型工程得以开展,农村也进入了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垦荒期,从而使领地的范围不断扩大。由于领地范围的扩大,原本对城市比较冷漠的领主们出于各种目的又开始兴建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居民显然只能是那些因为闲置而流出原领地的劳动力。重要的是,这些新建城市也拥有一种似乎是天然的自由属性。同时,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则标志着地中海重新回到了欧洲的怀抱,结果是使东西方的商路被打通。随着商路的开通,商业也开始复苏了起来。在商业复苏的过程中,那些背井离乡的闲置劳动力找到了新的谋生之路,往来各处进行贸易,并自然而然地在城市中聚集起来。在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之下,“凡是法律不能确定其主人的人,法律必须以自由人对待之。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必须把商人看作是一直享有自由的人,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或许是农奴的儿子。由于离开了乡土,他们事实上自行获得了解放。在一个人民依附于土地、每人隶属于一个领主的社会组织中,他们周游各地,不属于任何人,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并不要求自由,自由却给予了他们,因为不可能证明他们不曾享有自由。可以说他们依惯例和时效而获得了自由。简言之,正如农业文明使农民成为通常处于奴隶地位的人一样,商业使商人成为通常享有自由身份的人。从此以往,他们只服从政府的审判权,而不服从领主和领地的审判权。”(注:〔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1页。)由此可见,商人实际上钻进了中世纪法律体系与权力结构的缝隙之中,并成为了这个缝隙之中的“自由人”。
随着商业和商人的出现,一个全新的市民阶级也开始崭露头角。当然,市民并不都是商人,但在最初,他确实就是那些与商业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人。就市民的概念而言,除了商人以外,还包括那些从事商品的装卸与运输、生产一切经商所需用品、以及满足所有这些人日常生活需要的手艺人。城市最初可以通过原来的那些仆役与工匠来提供这些人员,但随着商业与城市规模的扩大,这类人员就只能来自城外,即从农村获取。与商人不同的是,这些主要来自附近农村的人并不天然的是自由人,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领主认出并带回领地。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城市的发展,于是,为了保证城市劳动力的充盈,在很多地方开始出现了这样的原则:移居到城市里的人在一定期限(通常是一年又一天)之后就可以不再受其领主权力的限制,从而成为“自由市民”。事实上,“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的著名谚语就是从这一事实中衍生出来的。
城市使其市民变得自由,同时,市民的人身自由也是城市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有了自由,市民才可以开展更多活动,进而争取更多的自由。这也正是皮雷纳所看到的:“他们所要求的首先是人身的自由,这保证商人或工匠可以来往和居住于他们所愿意的地方,并且可以使他们自己和孩子的人身摆脱对领主权力的依附。其次他们要求赐予一个特别法庭,这样他们就可以一举摆脱他们所属的审判管辖区的繁复以及旧法律的形式主义的程序给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活动造成的麻烦。再次他们要求在城市中建立治安,即制定一部刑法以保证安全。再次他们要求废除与从事商业和工业以及占有和获得土地最不相容的那些捐税。最后他们要求相当广泛的政治自治和地方自治。”②(注:〔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8、83页。)市民的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实现。除了“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一成果之外,商人和城市还在原有的法律体系之外创造出了专门适用于自己的商法与城市法,这样一来,市民“看来不仅是自由人而且是享有特权的人。像教士和贵族一样,他们享有特别法,摆脱了仍然压在农民身上的领地权力和领主权力。”②
在中世纪,有了适用于自己的法律就等于是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而且由于这种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原有的法律体系,豁免了原有法律的规定,事实上使市民从原有的法律规定中解放出来,并拥有了异于原有的身份等级体系下的身份,或者说,市民本身意味着一种“自由的身份”。
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与这个社会在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发现,从11世纪开始,首先在意大利,然后扩展到法国等地,都纷纷在城市中建立起了“城市制度”,出现了每年定期选举产生城市“执政官”的情况。“透过这些支薪且有权收取规费的执政官,革命式的篡夺于焉告成。他们夺取了全部或大部分的司法权以及战时的最高指挥权,并且负责共同体的一切事务。刚开始时,这些执政官似乎都出身主教或其他支配者宫廷里的高级法官,只是现在他们是透过选举的方式从誓约市民共同体那儿取得职位,而不是由城市领主来任命。”④⑤(注:〔德〕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124、122-123页。)这一过程被很多西方学者称为“市镇革命”或“民主革命”。学者们普遍认为,通过这次“革命”,中世纪城市普遍实现了“自治”,并建立起了一种“民主”制度。的确,“民主革命”确实取得过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佛罗伦萨就曾于1293年通过了一部名为《正义法规》的法典,规定任何一个家族,只要曾经有过骑士成员,其政治特权即完全被剥夺。其结果是,任何想要留在城市里的贵族都得接受市民阶层的生活样式。④
同样,在中世纪英国城市中曾经存在过一个关于基本选举制度的争议,即市民等级会议与市府官员的选举权到底归属于主要由贵族控制的“区”或区代表,还是归属于手工业行会。虽然以“区”为单位的选举方式曾多次被以武力强制恢复,但最终还是在1468年被永久废止,改采手工业行会选举的方式。⑤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虽然各地城市所取得的成果不尽一致,但多少都能够表现出一些“自治”和“民主”的迹象,正是这些迹象催生了近代人关于“自由”城市的想象。所以,城市是民主政治的诞生地,如果绕开城市而到农村去发展民主政治,显然是行不通的。中国“五四”后的一些“乡村实验”也说明,那些在乡村传播民主理念的做法,所收获的恰恰是革命行动。这是因为,乡村是等级制的最后堡垒,即使没有西方中世纪的领主,宗族势力也会顽强地抵抗民主建设的行动,只有当乡村的人们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民主的生活才能由他们承担起来。
二、城市的衰落与市民社会的兴起
民法对构建市民社会的价值分析 篇12
1. 市民社会的内涵。“市民社会”一词译自英文“Civil Society”。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市民社会”的概念, 认为市民社会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 即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概括了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雏形, 认为市民社会是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合理内核,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 它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因此, 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概念, 其经历了同政治社会一体的古代一元论、同国家分野的二元论以及同经济、国家三分几个不同时期。市民社会是一种历史现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其含义、构成、作用也会有所不同。
2. 构建市民社会的价值基础。构建市民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马克思认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 社会利益日益划分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互独立的体系, 整个社会也就出现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构建市民社会以对私权利的维护为价值目标和基础。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分野是一种客观事实, 在人类社会之初, 即存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在阶级社会, 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经常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阶级和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 虽然经济高度发达, 但只要有社会的存在, 就必然存在私权利和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权力。经济利益的分歧减少, 但其他利益的冲突仍不可避免。因此, 无论在哪个社会形态下, 社会利益都可以分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体系。市民社会则必然以维护私权利为价值目标和基础。
二、民法与构建市民社会的价值诉求的同一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两者在追求的目标与价值诉求上具有同一性, 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基础性价值。
1. 注重和维护民事主体的地位和价值。一个社会主体取得民事主体地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民法作为私法, 作为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 为维护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主体的主体地位必须得到法律的确认。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是立法者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 因而, 一种社会主体能否取得民事主体地位完全是立法者选择的结果, 民事主体资格是法律所赋予的资格。民法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逐步确立了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三类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对社会主体的价值维护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自由在民法中主要表现为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自由, 行为活动不受任何非法干预, 不受其他相对人和第三者的非法支配, 同时其对自己所做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平等在民法中表现为人身平等和身份地位平等。人身平等和身份地位平等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前提和基础, 也是市场交易正常运转的基础。市民社会, 是对私人活动领域的抽象, 是与作为公共领域的抽象的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在市民社会中, 自由是市民使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 获得私人利益的条件, 同时又是市民社会本质之所在, 它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和自由支配及契约制度体现出来。而平等是市民实现自己利益———私有财产占有的自由的条件和方式, 有了平等, 才会使自由交换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 市民社会的主体自然与民法主体相互衔接一致。因此市民社会的平等和民法上的平等其基本上是一个等数的概念, 在市民社会中, 主体间的平等是其固有特征, 民法上的平等乃是这样一种平等的必然反映。
2. 尊重和确认公认的伦理道德。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伦理和规则, 如果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并为法律所认可, 就形成了民事法律规范。民法是大量传统风俗、习惯、伦理和规则的抽象概括和法律化。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 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不断发展, 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不断发生变化, 民事法律规范所确立的基本准则也随之发生变化。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中, 个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社会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会出现不确定的冲突。为了解决多发的冲突, 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 实现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 社会主体有共同的动机接受和维护共同的交往规则。这些共同的规则保证了市场秩序和具体的交易顺利进行, 并随着市民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修正。只有那些能够反映大多人意志的规则才能得到确认, 而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确认的意志必须是具有公认伦理道德性的规则。在某些历史发展阶段,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政治国家的法律政策的变化, 会导致民法和市民社会某些具体的规则的冲突, 但两者的共同价值诉求最终会消化这种冲突, 实现两者的协调一致。
三、民法对构建市民社会的作用
1. 保障市民社会运行。作为权力运用者的政府受到的限制主要通过宪法实现, 但是宪法规范的原则性、抽象性的特点决定了对具体的社会关系缺乏具体的调整手段。民法作为宪法的下位法, 根据宪法的精神, 调整平等主体的利益冲突, 准许民事主体根据自己的意志, 自主追求自我利益和实现自我价值。民法通过对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进行规范, 厘定私人领域活动范围和国家权力行使的空间, 从而使民法成为了市民社会的保障法。
2. 规范市民社会秩序。社会个体有着建立良好的市民社会生活秩序的共同诉求, 但个体利益的分歧使得市民社会本身无法自发地建立运行良好的社会秩序。民法将自由、平等、公平等作为其基本原则, 并围绕基本原则, 构筑民法规范体系。上述民法原则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具体规范相互间密切联系, 并呈现对应的限制和制约, 理想的市民社会生活秩序从而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