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化进程

市民化进程（精选11篇）

市民化进程 篇1

一、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主要障碍及其成因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主要面临两个障碍:社会障碍与个人障碍。社会障碍侧重于外部环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影响最为明显的是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问题。个人障碍侧重农民自身的心理素质, 对城市的适应能力问题。

1. 户籍制度的约束

户籍问题无论对于失地农民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都是进入并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现有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民市民化进程, 许多城市办理农民转户, 要求农民放弃农村的土地, 以此换取城市的社保。而农民工普遍不愿失去家乡的宅基地, 迟迟不愿转户。许多学者认为, 这种做法既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也容易引起城市居民的不满。为了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必须完善当前的户籍制度, 消除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之间的差别, 在农民可以不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统一的户籍制度。一线城市可以逐步取消暂住证, 统一用居民代替农民和市民。一般中小城市, 可以尝试降低入户门槛, 对来城工作5年以上、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开放户籍。

2. 社会保障制度变革滞后

农民工来城务工, 普遍面临着比城市市民更严重的就业与生活压力, 但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确没有让农民享受到和城市市民相同的待遇,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现行政策下, 农民工要参保, 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二是实行补贴, 建立农民工专项综合保障制度;三是部分乡镇参加农村社会保障。但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专门规则还只有地方性和政策性规定, 在全国性的立法中缺乏相应的明确规定, 农民工社会保险续接困难, 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退保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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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2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

由表1可看出, 从2008—2012年, 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 新一代农民工更加重视社会保障的问题, 参保率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但大部分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方面还是无法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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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2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

在养老保险方面, 农民工参保率只有14.3%, 远低于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

针对此种情况, 可以让有稳定就业收入的农民和市民一样平等参与公共养老保险。

在医疗保险方面, 建筑业和餐饮业参保率最低, 分别只有6.0%和8.8%。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都是以青年为主, 由于居住条件、劳动强度及公共卫生方面等问题, 比同龄人患上疾病的可能性更大, 这样一来看病吃药也是难以避免的。而医疗保险制度对于务工农民的缺失, 农民一旦患病, 就会由于治病的高成本使他们有病不能就医、不敢就医、不想就医, 小病慢慢拖成大病, 以至于无法治愈, 甚至可能造成丧失劳动能力的不良后果。

在工伤保险方面, 进城务工农民多从事制造业, 受伤在所难免。所以制造业工伤保险参保率相对较高, 达到了28.9%。但发生工伤事故之后, 农民工大多只能得到较少的补偿或短期治疗, 企业甚至根本无人过问;因为工伤导致死亡的, 也仅仅用几万元就私下解决了。

在失业保险方面, 由表2可看出, 参保率最低的便是失业保险。2012年, 全国农民工失业保险的参保率仅8.4%。而城市居民一般都享有失业保险, 如果不幸失业可在失业期间有失业补助, 但务工农民却没有, 在失业之后, 必须依靠自己的存款维持日常开销, 或者向亲友、老乡借钱过活, 也有一些人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重新回到农村。

在生育保险方面, 进城务工的女工人在怀孕期间很容易被辞退, 有些甚至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即使没有被辞退, 她们也无法享受和城市女职工同等的权益保护。

3. 教育制度门槛设置过高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

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到城市生活, 在城市受教育却受到了阻碍, 他们很难顺利上学。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门槛太高, 即使是九年义务教育, 有的学校也会要求农民支付“赞助费”等额外费用, 这无疑会增加了农民的压力, 一些农民无法承受压力, 只有让孩子回到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上学。高考制度僵化, 部分农民工即使支付了昂贵的赞助费, 也无法让孩子留在城市读高中, 因为现有的教育制度规定学生必须回原籍高考, 这些回去的学生难免会因不适应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4.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目前, 城市居民对农民市民化还存在一些偏见。有专家学者甚至认为,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 不利于城市的稳定。有些城市居民会认为城市里出现脏乱差的根源是素质有待提高的农民工, 进城后会增加公共基础设施的负担, 导致城市公益福利水平下降。“城里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使外来务工的“乡里人”产生一定的心理障碍,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在过去二元经济体制下, 农民与市民缺乏必要的沟通, 部分市民排斥农民, 使得农民进城务工容易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农民虽向往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的城市, 但对于城市居民的不认同, 难免会有无法融入的不适感。一些城市官员认为农民市民化不稳定因素太多, 从而对农民市民化持怀疑态度, 不能从战略高度意识到城镇化的必要性, 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市民对农民的排挤与偏见。

5. 农民工在城市昂贵的居住成本制约农民工市民化

大多数进城务工从事制造行业的农民工收入微薄, 不足以支付大城市昂贵的房租。由表3可看出, 2012年, 由于城市的廉租房有限, 除了单位提供住宿的32.3%的农民工群体不用租房, 大部分的农民工必须与他人合租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与他人合租已达到19.7%。很难想象在北京的一套两室一厅的出租房, 可以住12个人。由于一线城市中心的房租都贵到难以承受, 多数农民工只能租在偏远的地方, 房屋破旧且设施简陋, 有些出租房的热水器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农民工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 对自己“城市居民”的生活望而却步。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与对策

1. 降低城市落户门槛, 加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过高的城市落户门槛是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根本障碍, 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首先要降低城市落户门槛。目前的投资购房落户、人才落户、优秀农民工落户等举措虽然为少数外来农民工落户提供了一线希望, 但这种以财富、学历、技能、荣誉等作为落户门槛显然是一种新的歧视。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中提出, 在县级市和小城镇只要“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 就“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但由于政策仅限于县级市和小城镇, 而大多数农民工又在大中城市就业, 因而政策成效极为有限。与此同时, “合法稳定住所”这一条件通常要求落户申请人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 使那些长期住在企业提供的集体宿舍和矿区工棚的工人无法落户, 从而剥夺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我们认为, 要真正降低城市落户门槛, 只要具备“具有合法稳定职业”这一条件, 就应当予以落户, 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身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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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2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

2.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1)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首先要将务工农民纳入到医疗保险制度体系里, 根据不同条件的进城务工农民, 采取不同的医疗保险。工作收入相对稳定的农民可以参加与市民平等的医疗保险;对有流动性的务工农民, 可以设立专门的医疗保险系统。医疗保险设置一个最低标准, 只要务工人员缴纳后, 就可以享受最低医疗保险。对于有经济困难的务工农民, 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2) 工伤保险制度的完善。进城务工的农民大都从事一些危险行业, 极易引起工伤或其他的一些职业病, 所以建立务工农民的工伤保险是大势所趋。工伤保险的费用应全部由企业根据职工工资的比例缴纳, 同时要根据行业和工种的不同确定工伤保险费的缴纳额度和赔付额度。 (3) 失业保险制度。要设立专门的务工农民的失业保险基金, 本人及用人单位按比例共同缴纳失业保险金。用人单位按照劳动法为职工缴纳一定比例的失业保险费。应尽量降低进城务工农民缴纳的失业保险金。 (4) 科学地调整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工作收入相对稳定的农民工可以参加与市民同等的养老保险, 建立相关的账户;对于流动性的务工农民, 可以采取设立专门的养老保险体系。此外, 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启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5) 健全生育保险制度。企业要一视同仁地对待城市女职员和进城务工的农村女工。农村女工怀孕生育期间不仅不予以辞退, 更要给予她们与城市女职工相同的生育保险补贴。

3. 落实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

农民进城务工, 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 同市民一样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应该享受同等市民待遇, 其子女在城市也应拥有平等的义务教育的权利。因此, 要将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写进《义务教育法》, 通过国家立法形式保障务工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权。各地政府及教育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 解决务工农民随迁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 倡导公立学校积极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学习, 同等对待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子女, 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的接受义务教育。

4. 实行平等的就业体制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市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发展工业及第三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 实行平等的就业体制尤为重要。所谓平等的就业体制, 就是要消除针对务工农民的偏见和歧视, 务工人员和城市职工一视同仁, 就业机会及待遇平等。坚持平等就业体制的改革目标, 是改变农民沦为城市“边缘人”现象, 保障其合法权益的要求, 是实现农民市民化的根本出路。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 建立平等的就业管理机制, 真正让市场发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作用。农民应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自身素质和劳动技能, 满足市场对劳动力更高层次的需求。

5. 实施公平的住房政策

实施公平的住房制度, 解决务工农民居无定所的问题, 需要市场和政府两者的相互配合。既要利用市场机制, 又需要政府为低收入居民提供优惠政策。将进城务工农民纳入到经济适用房的申请范围内, 扩大经济适用房的数量和规模, 并相应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住房补贴, 满足他们的住房需求;推广廉租房的建设和使用, 满足低收入人员包括进城务工农民在城市生活的住房需求;发展廉租房附近的配套公共设施, 满足农民工的生活需求, 让进城务工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生活, 加快其市民化进程。

6. 消除社会大众对农民工的偏见

党的十七大将农民工定义为城市的建设者。事实上, 我国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大多数农民工在 城市从事的大多是脏、苦、累活, 如果没有农民工, 城市很难正常运行。因此, 农民工进城务工, 向市民转化, 应广泛地得到社会的宽容、尊重和认同。政府部门应加强政策宣传, 消除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 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有序进行。媒体应正确引导公众舆论, 敦促社会各界公正对待农民工, 并容纳和帮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此外, 文化、教育、卫生、政法等部门都应以宽容的姿态, 接纳、尊重并积极地帮助他们。应积极地为农民工进城提供全面良好的服务, 使农民工市民化得到快速和谐的推进。

7. 加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 维护农民工的正当权益

由于农民工自身缺乏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 当自身权利被侵害时, 往往不懂得用法律手段维权。关于不良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新闻数不胜数, 最后讨要薪资成功的寥寥无几。相关部门应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 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工权益, 让农民工懂得维权, 有途径维权, 并且可以维权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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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化进程 篇2

受xx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从2002年4月到11月，xx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就“法治进程与xx市民”这个主题对5000位xx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

工人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最守法的，司法人员与警察的公众形象亟待提高

调查显示，法律在xx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显著增强。市民与法律发生关系的频度增加，大多数xx市民都有法律生活经验。但目前不少市民的法律知识不能满足日常需要。

xx市民对法律与法治的理解正逐渐接近本意，但相对而言，法律意识、法律观念仍然滞后：法律至上的观念尚未普遍形成，市民对权力的崇拜还在延续；平等意识被广泛接受，但特权意识的影响依然存在。有一成左右的人认为“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大于法”。不少市民仍然把法律当作对个体的约束，缺乏对法律的积极服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xx法制建设之路依然漫长。

另外，当选举人大代表恰逢有急事时，只有55．5％的人表示将“放下急事，参加选举”，将近一半的人选择放弃选举权；大多数市民守法意识很强，其中工人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最守法的两类人，司法人员与警察的公众形象亟待提高。当前xx的法律工作者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并不理想，作为司法人员的法官、检察官并没有被市民认可为最守法的群体，警察的守法形象则更差。

近九成市民对xx依法治市目标的实现有信心

市民对xx20余年来法制现代化进程普遍满意，对xx实现依法治市目标充满信心：78．9％的市民对xx法律环境总体上非常满意或满意。但在两个方面，市民却抱谨慎的乐观态度：一是关于xx司法腐败现象的治理，近半数接受调查者认为目前的司法腐败较5年前只是稍有改观，4．1％认为司法腐败更加严重。更令人担忧的是，年纪越小的市民，对司法腐败治理情况的判断越是悲观。二是关于地方立法的国际化进程，近六成市民认为xx的地方立法落后于国际化要求。

对于“影响xx法治水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之问，大多数市民认为是：“已经制订好的法律不能得到良好的实施，有法不依，或者有法不能依”。可见，如何提高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水平，切实保证制订出台的法律得到良好实施，是未来xx法制建设过程中应该着力解决好的重要问题。

对于xx依法治市目标的实现，近九成市民都表示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而就业状况不同的市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显著差异。下岗、失（待）业者的信心最低。

xx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法律在xx的地位正逐渐提高，依法治市的理念已经从口号层面切实进入社会实践，成为个体行动的重要依据。其二，市民的法律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市民学法、守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公平、正义、权利等现代法治精神在xx市民中广为传播。其三，xx的法律环境明显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xx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得到市民认同。

要重视法治，必须有民众的广泛参与

xx法制建设仍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市民法制意识与社会主义法制城市建设的需要仍不相适应，需要继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自上而下推动法治现代化，可以考虑在四个有机联系的平台上展示：第一，强化科学立法。努力把握和平衡时

代要求、民情要求和世界要求的进程。第二，坚持依法行政。切实转变政府观念，让政府处于阳光下；深入改革政府机制，使政府处于界限内；有效提升政府价值，使政府处于公正中。第三，推进司法公正。整个社会必须尊重法院的司法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其他要素要尊重司法权。第四，增强法制权威。一个社会的公民法制观念的确立和发展，关键不在于法律和制度本身的好坏，而在于法律本身的权威和有效遵循。

市民化进程 篇3

在以“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为主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上，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商务部的4位部门负责人围绕新型城镇化、财税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改革发表看法。并与中外代表对话，释放了中国应对改革挑战的新思路。

城镇化

两亿农民工市民化七年内分“两步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说，今年要求各类城镇制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具体标准，在特大型城市则制定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的居住证制度，标准将向社会公开公布。

徐宪平说，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城镇常住人口中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将在今后7年内分“两步走”有序、逐步地实现市民化。

他说，通过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今年国家发改委要求各类城镇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具体标准，特大城市要实行居民制，并向社会公开公布，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预期。

针对另外1亿多常住城镇但无法落户的农村转移人口，徐宪平说，将通过建立居民制实现市民化。国家将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稳步推进城镇的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并使这五大公共服务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加强职业培训让农民变市民

农民变市民，政府有无职业培训时间表和路线图？徐宪平说，我国2.7亿农民工有两个70%的特点，即70%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70%没有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农民工已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就必须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

国务院已经出台有关现代职业教育的文件并将农民工作为重点对象。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也专门制定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着力推动政府投入资金补贴职业技能培训，并强化企业开展农民工岗位技能培训的责任，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职工教育培训经费，让农民工“进得城，留得住，能发展”。

社保

机关养老金改革将遵循市场化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说，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着力解决社保领域存在的不公平、不可持续的问题，重点推进四方面任务，努力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他表示，首先要实现社保的全覆盖，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为重点，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真正实现全体人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二是推进机关事业单位的保险制度改革，着力解决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行的“双轨制”、待遇差等矛盾。如何缩小企业养老保险金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之间的差距？胡晓义认为，造成养老金差异在于企业进行了市场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而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还未完成。因此，首先要建立公平的规则，然后遵循市场化原则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

三是大力推进城乡统筹。他透露，国务院已经决定合并实施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的统筹也要进一步推进。胡晓义说，五险中对农民工最重要的是三险。解决农民工的工伤保险迫在眉睫，急需提高工伤保险的普及率和有效性。医疗保障需解决新农合与城镇医保之间体系和机制的不同，逐步实现城乡统筹。养老保险方面，应淡化农民工身份，引导和支持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促使雇主履行依法缴费义务。

四是搞好各项制度之间的衔接转续，为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扫清制度障碍。

在努力保证群众享受更多实惠的同时，胡晓义也特别指出要严防福利刚性的弊端，不能因一时之需或满足部分群体的诉求，而扭曲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环保

环境税将逐步增加对排污惩罚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需要提交全国人大立法的环境税未来会逐步增加对排污的惩罚，可能要先增加对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的惩罚。

楼继伟表示，环境税实际上是一个对排污惩罚的税种。下一步也会考虑推进碳交易，但前提是要确保在行政上有严格的执法，对企业排放多少碳要有严格的测度，只有做到这些才有可能推进碳交易。

除了环境税外，对于社会关注的房地产税改革，楼继伟表示，这一税种也需全国人大立法，尽管改革比较复杂，但立法进程会适时推进，财政部将积极配合。

论坛上，针对是否开征资本利得税问题，楼继伟说，这需要先改革个税制度。中国目前个税实行分项征税，只有薪酬收入累计征收。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个税改革要从分类计征改为综合征收，个人所得收入都算为应税收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考虑对资本利得征税。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方面入手。楼继伟说，前两项明确了具体的改革任务，后一项更大程度上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他认为，政府推进简政放权的改革举措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配合。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来说，应当放给市场的权力坚决要放，在此基础上再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声音

“中国即将踏上其不平凡旅程的下一阶段，而正是这一旅程让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进入全球顶级经济大国行列，并使亿万人口脱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如果没有比较稳健的公共政策，城镇化的一些积极效应可能会被成本所拖累，比如污染、交通拥挤以及生活成本的上涨等。”——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

“中国应通过扩大税基来增加税收，包括设立新税种、提高税收征缴率和征收执行率。目前中国个税占总税收的比重只有6%，仍有改进空间，中国征收个税不能仅限于工资，应对资本收益、房产、遗产和赠与财产征税，建立更具累进性的税收体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 武彦

“中国改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创造公平机会，消除城乡差距。中国需要消除当前城市中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劳动力的差别待遇。”——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

市民化进程 篇4

1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及问题

1.1 农民工人数逐年上升,规模不断扩大,但进程仍滞后于城镇化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反复复杂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根据2011年数据,认为到2011年,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为39.56%。经历了60多年长期曲折的奋斗,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9年间,我国城镇人口在17000万人的基础上增加了45000万人,城镇人口总数达到62000万人。从1978年开始,农村转移人口总数约为3.9亿,其中,成功将农村户籍转为非农村户籍的人口数有1.7亿人左右。由此可见,已有43.59%的农村转移人口拥有城镇户口,在社会身份上成为了市民。2011年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为39.56%,2012年小幅上升0.07%,达到39.63%,农民工市民化总体态势良好。

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我国城镇化发展更加迅速。根据统计数据,从2000年开始,我国城镇化增长率就保持着年均增长1.36%的速度。到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共有69079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1.3%,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我国比西方发达国家提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超越。到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市民化进程明显落后于城镇化进程。至2011年,我国市民化进程完成39.56%,与其他国家发展过程相比,城镇化与市民化发展显得十分不协调。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生活压力大,生活质量并未显著提高,失业人口聚集,情况严重的地区还形成“城市病”问题。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城镇化的质量,也造成了社会风险隐患。

1.2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比较强烈,但市民化总体程度不高

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态势良好的基础上,农民工群体主观市民化意愿也比较强烈,但市民化程度不高。在湖北省武汉市、咸宁市嘉鱼渡普镇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数据显示,有57.8%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进行市民化。

注:此题为多项选择,总人数大于有效问卷数。

根据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工群体普遍认为城市中子女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比农村水平高,更愿意选择在城市生活。在咸宁市嘉鱼渡普镇上进行调查时,大多居民都可称为“农民工”,他们都是农民出身,离开土地后,在最近的城镇务工或经商,且大部分调查对象已经在城镇上定居,有住房或门面,但户籍仍是农村户籍。再被问及是否愿意市民化时,居民们表示自己已经是市民了,尽管没有城市户口。

注:此题为多项选择,总人数大于有效问卷数。

农民工对于市民化有着较为强烈的意愿,都希望能成为市民。或者说,农民工都希望能摆脱“农民工”这一称呼,因为已经生活在城市,就应该是“市民”。但根据调查,因为职业、生活方式、消费水平发生了巨大改变,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偏低,农民工群体在城镇的“市民化道路”十分艰难。基于城镇拥有比乡村更好的教育条件、更多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收入,农民工大多都愿意定居城市,但对城市生活十分不适应,不能融入其中。数据充分反映出农民工群体在城镇的生活不易。住房、医疗、养老等生活保障得不到保障,对压力大、节奏快的城市生活表现出排斥、不适应,市民化程度不高,无法融入城镇。

2 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探讨

长期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农业人口流动,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农民工群体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这违背了我国坚持的公平平等原则。在了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及问题后,积极探索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成为重要议题。

2.1 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制度改革

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显得步履维艰,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涉及人口迁移、生存、发展、权利、保障、社会定位及认同等多方面复杂的转变过程,特别是在我国特有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背景下,要想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就需要在政府多项制度经济改革与完善。

首先,改革户籍制度。我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以其为基础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存在的差异加深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距离。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深化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必须全面破除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引导人口有序的流动,将人口、劳动力正确引导至最需要的地方,以分散大型城市压力,更可以加快中小城镇发展。

其次,变革户籍制度衍生制度。在户籍改革中,真正难以平等实现的是附着在户籍上涉及城乡居民平等待遇的一系列福利制度的深层次综合配套制度改革。例如在医疗方面,2016年1月12号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在坚持“就高不就低,就宽不就窄”原则的基础上,改善大病报销、药品报销、异地就医、重复收费等直接关系民生方面。在住房方面,采取多种方式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基本住房需求,渐进推进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廉租房制度,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购买商品房的权利。

2.2 加快“四化同步”进程

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有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世界各国都经历过。这种转移既包括了农业劳动力从传统产业转移到现代产业,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的非农化转移,也包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分散转移到集中的城镇化。因此,现代化进程影响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民化的进程。首先,针对农业,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率,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农业,促进农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使农业得到充分发展,保证城市增加人口对农业的需求得到满足,为市民化提供基础保障。农业现代化发展,形成规模化经营,释放更多自由劳动力。第二,发展非农产业。在工业化进程中,要统筹传统和新型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富余的就业机会,吸纳过剩劳动力。一方面,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餐饮、旅店、建筑、商贸等,另一方面,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物流、家政、连锁超市等。第三,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外,扩大城镇规模,对接纳更多的流动人口,改变“候鸟式”的农民工流动局面,稳定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第四,发展中小城镇。加大中小城镇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实现就近市民化,分散城市压力,将城市与农村连接起来,形成范围广阔的城市群、经济带,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2.3 完善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合理流动的劳动力对经济运转具有推动作用。目前我国现行城乡二元体制衍生出的二元就业体制,导致了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阻碍农民工进城就业,在生活资本的获取上设置障碍,致使农民工城市生活困难重重,并导致其他一系列省会内估计问题。因此,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可以提高农民工竞争力,促进农民工平等就业,减少农民工盲目流动,加快市民化进程。第一,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标准,打破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主义,重视农民工群体,淡化就业领域的地域性和户籍条件,确立劳动力市场主体地位,放手实现由市场调配劳动力资源配置,使所有个体能平等参与竞争。第二,建立线上线下双平台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建设信息网络,建立企业、求职者、职业介绍机构共同参与的信息系统,建立农民工资源库。第三,完善员工培训升职制度。建立机制来要求企业必须确保职工,包括农民工,培训升职的权益。提升农民工升职空间,以保障他们在城市生活资本的有效获取。

2.4 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转变农民工思想

农民工市民化的驱动力分为外驱力和内驱力,正如事物发展需要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一样。外驱力如政府行为,企业行为,社会行为等外部因素。内驱力是农民工自身条件因素。农民工自身需要自我转化心态、提升自我能力、主动适应城市生活,以真正转变为城市居民。

首先,提升个人技能及素质。农民工群体在进入城市后,会觉得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因为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大相径庭,不适应感十分普遍。但,农民工群体自身应该认识到,为了能生活得更好,自身必须做出改变。跳出农业,投身于第二、三产业,对农民工的个人技能要求更高。农民工应自愿努力的学习新的知识,新的技能,特别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容易接受新的事物,更容易学习新的技能。农民工群体应努力提升个人技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到资本密集或高科技产业,培养市民化意识,融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应改变农村陋习,提高自身素质,适应城市生活,为自己赢得尊重。

其次,转变心态,克服心理障碍。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不仅是职业、地域、身份的改变,更多地是心理认同、适应性生活的改变。农民工群体应逐步转变心态,克服“低人一等”自卑障碍,扩宽社会交往对象,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培养市民意识。从内心改变,认同自己,肯定自己,努力自愿的融入城市。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在广义上的意义是指农民工群体在社会地位、身份、社会权利、生活方式以及心理心态等各方面向城市居民转化的过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迁到城市,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从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社会融入三个方面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解决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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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化进程 篇5

摘 要：本文对某快速城镇化的郊区乡镇进行深入调研，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蜕变过程，不仅包括就业方式、生活习惯、社会关系等现代性转型，还包括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自主意识。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低、文化程度不高、政治认知不充分等因素，城镇化快速变革地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表现出独特形态。应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各种条件，进一步增加制度供给，不断扩大参与路径，适度扩大农民政治参与规模，从而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关键词：市民化；农民工；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75-03

一、政治参与度是市民化的重要视角

一般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是指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特别是参加所在社区的投票选举，其目的在于表达、维护、实现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农民工市民化有很多路径，但作为市民生活方式的政治参与在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重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把政治参与作为市民化的路径进行考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来讲，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涉及到户籍制度变迁，而且也涉及到市民角色认同转型、城市生活方式养成，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政治参与。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参与是政治文化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尺。一个群体从村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其重要衡量标准就是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从实践上来说，理清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过程与城镇化市民化之间的关系，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地方社会的良好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有序推进社会治理必须切实解决好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以及完成初步市民化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引导他们参加到社会治理当中来，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提高地方治理绩效，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管理问题，推进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进程。

二、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一）调查地情况

政治参与最具活力的地方应该是利益诉求最强烈、身份转化冲突最明显、新旧群体关系最复杂的地区。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①要了解市民化与政治参与的复杂关系，必须对最具典型的地区进行深入考察。本研究选择了贵阳市W区D镇作为考察农民工政治参与与市民化关系的重要场域。

D镇位于贵阳市东北城郊结合部，总面积73.67平方公里，有汉族、苗族、白族、仡佬族等13个民族，人口约31500，其中农业人口20741人，流入人口5432人。D镇是W区首批建设的三个明星乡镇之一，其特点是乡镇企业发展快，流动人口多，城镇化速度快。从整个贵阳郊区乡镇来说，其文化的多样性非常明显，同质性程度还比较低，市民文化和农民文化的交锋比较明显。就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形成了特有的工业园区，建材龙头企业和医药、电器、机械等骨干企业相继落户，使农民工的就业呈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对于市民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样本。但由于其城镇化过程十分迅速，群体结构还没有成型就迅速分化，就这一方面来说确实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调查对象情况

政治参与主体的结构越复杂，其反映出的共同的参与认知、参与路径、参与效果等就越具有指导价值。本研究中“农民工”概念要比传统研究所指涉的范围要大，是指在城镇没有固定房产，并且在城镇从事经济活动时间达到半年以上的农民。另外，由于征地，新移民在D镇的市民化过程中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也将他们列为调查对象。

从来源结构上看，D镇是一个新移民的城镇，虽然建镇较早，但规模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改革开放后城镇规模才逐渐变大。在调查中发现，移民主要来源于于省内县乡，约占70%。这些县乡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低，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移民是当然的。人员的流动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且收入差距与人员流动具有正相关关系。除了省内县乡移民外，本地农村的人员数量也不少（占18%），他们大都是城市化过程中被征地的郊区农民。这个群体的认同感比较强烈，他们往往在城镇化之前便已经通过与亲属的交流、经济交流等逐渐熟悉了城镇生活，比起其他县乡的新移民认同感更强烈。

从收入结构上看，由于收入不稳定以及劳动技能在城市无用武之地，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工收入都普遍较低，且没有稳定来源。在被调查者中，大都收入在500元/月以下，比例占到54%；500—800元/月的占到了18%；800—1500元/月的占到16%；1500元/月以上的占到14%。经济收入的不稳定对政治主体的影响是显然的，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市民化的对象显然没有精力参与政治活动。同时，大量研究也发现，没有稳定经济收入，参与者的主体性是难以达到的，而这种主体性恰恰是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

在年龄结构上，调查发现：年龄结构还是以20—30岁的青壮年为主，占到被调查者的52%；20岁以下的占到12%；30—50岁的占到28%；50岁以上的占到8%。部分50岁以上的农民工基本丧失技能更新的可能性，处于收入结构的底端。而随着大量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等地返乡）增多，30～50岁之间的农民工收入比较丰裕，基本能够适应劳动技能的更新速度。而且大多数这部分调查对象对未来生活往往有憧憬，有通过市民化来改变命运的动机。而同样是这群人，由于有一些参与经验，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主要群体。

从文化结构上来说，大专以上仅占到2%，高中或中专占到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到被调查对象的60%，小学及以下占到30%。这也就决定了考察对象的文化水平整体偏低，且这部分人年龄大约在20—50岁之间。正如我们上述指出的那样，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向往，希望通过市民化来改变命运，他们的政治参与愿望也不低。但是他们对自己能够影响政治系统的自信力往往不够强，挫折感也较强，所以政治效能感非常低，这会造成很多积聚性的社会矛盾。

三、市民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模式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市民化中的政治参与具有独特样式，具有如下特点。

（一）以外部环境为前件的政治参与

任何政治行为都不仅是行为主体自我封闭式的行为，它同样受制于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决定了农民工政治参与在市民化过程中的模式。从驱动力方面来看，市民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动的市民化，一种是被动的市民化。除了工业化早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所带来的市民化过程外，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民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现代中国出现的市民化大多是城市化的结果。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周边农村不断地被迫进入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不同的是，经济欠开发地区的城市化过程给进入城市的农民更多冲击，农民收益更少；反过来，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成本更小。这是因为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因地价高、企业密集而获益更多。他们会因为地价高而能够在周边地区购买住房，会因为企业密集而很容易找到工作，在较快时间内适应城市角色。在这两方面，经济欠开发地区的农民市民化处于不利地位。从短期来看，失地农民尚可以依靠一次性安置补偿费维持生计，实际生活水平不至于迅速下降。但从长远来看，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失地农民将可能失去基本生活保障，从而给社会留下诸多隐患。

（二）先天营养不良的政治参与

亚里斯多德等古典政治学家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政治参与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规定，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自身。马克思也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人实现自由的根本前提。但政治参与不是一个孤立的变量，必须要求参与主体有足够的能力，否则如亨廷顿所言，过度的、无序的、无理性的政治参与只能带来社会动荡。从这个方面来说，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所表现的先天营养不良，还没有准备好，就被迫卷入政治过程，他们必须在学习中提升参与能力，在摸索中探索实现自身利益的路径。传统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理论均有一个经验的假设，即经济发展带来人均识字率提高以及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这些都有助于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参与扩大。但我们对D镇的研究却有另外的发现，即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程度对政治参与愿望却没有多大的相关性。具体来说，经济发展的某一个水平的确会造成政治需求的输入急剧膨胀，政治参与的规模、路径也因此有相当大的进展，但是这种相关性只有到人均月收入达到1000元，政治参与的规模才有所上升。另外，剩下的大多数市民化的农民工主要在镇上从事临工或者经商，与D镇各社区的联系密切，尤其在卫生管理等方面更是如此。他们在内仍认为自己属于外来人员，对迁入地的政治参与并不热心。但是当经济收入突破一定量后，这部分农民工对政治生态的认同和关注就明显提高了。D镇临近贵阳市W区近郊，为中心城区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资源。他们的工作以农业为主，但非农产业要占23.7%，收入水平长期徘徊在800—900元左右。由于生活重心在工作地，他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并不热心，一般通过所在企业中的政治参与来获取经济利益和心理的满足感，这种现象可以被看作是“参与替代”。

（三）政治认知极不成熟的政治参与

通过对D镇的调查发现，大约有10%的农民工认为是否把户口迁到D镇对他来说无所谓，有20%的希望迁来，有70%的并不希望迁来。认为城镇户籍很重要的缘于城镇的社会保障。在他们看来：（1）户籍制度本身不是阻碍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只有真正具备城镇生活方式和收入才能成为城里人，获得城市的高品质生活。（2）对预期的生活充满了担忧。大多数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留恋农村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上也仅限于熟人社会中形成的简单的关系，对于以契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生活，他们不能有效应对。总的来说，市民化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与市民化、城镇化进程所具有的变动性、复杂性特点具有很大关联性。也就是说，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具有自身独特的形态和样式。

四、结论

本调研归纳出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政治参与形态与一般理论假设具有较大差异，这决定了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需要变革思维，另辟蹊径。基于此，我们提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提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水平，以期减缓农民工非制度化参与给社会治理带来的震荡。

（一）重新评估政治参与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实践价值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不仅仅是给与农民工社会保障，也不仅仅是给农民工一个城镇户籍，甚至也不仅仅是培养农民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农民工的市民化还必须通过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使他们积极参与到城镇的政治过程中来。这样不仅可以改变农民工的社会意识，还可以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增强他们的效能感，把积聚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各种被剥夺感逐渐消解。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对待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政治参与的作用，用积极的心态对待这种现象。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让农民工全面参与所在社区政治生活的城镇化才是丰满的、可持续的城镇化，也只有如此农民工才能彻底地实现自身现代转型。

（二）加强以促进政治参与为目标的制度建设

随着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增强，为了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为了仔细考察制度供给的必要性，我们需要考察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作为行政管理者的政府在逐渐扩大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面前不应该也不是毫无作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政治参与的特点，积极增加制度性的供给，以便积极稳妥地促进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热情。

客观来说，随着经济交往的发展，城乡交流也在发展，农村人口流动也逐渐突破了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尽管城乡户籍人数的比例仍然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但其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了。比户籍的获得更为困难的，还在于城市的一些特质，尤其是在城市生存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的农民，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因此，为了刺激他的政治参与愿望，政府必须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尤其是培训和社会保障，让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再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当中来。

（三）在提升权益中不断拓展政治参与途径

维护农民工政治权益，必须着重解决好两个问题：提升参与度和扩大参与范围。一方面农民工远离户籍地，不仅无法参与到一些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政治生活中，同时也无法参与城市社区管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工参与政治的方式主要是参与人大选举、村委会选举以及村委会自治管理等。但从现实来看，农民工最需要的权利应该是参与他工作、生活所在城市的社会管理，增加在城市社会中的发言权，更好的反映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权益。

受制于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相关的附加制度，大多农民工游离于城市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之外，缺乏反映自身合理诉求的途径。大部分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表示社区的选举和管理跟他们的联系不大，认为这是本地人的事，跟外地人无关。因此，拓展农民工的参与渠道，就必须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的政治权益，最大限度地吸收农民工参与当地公共事务；通过强化有序的政治制度建设来激发、容纳、消化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

市民化进程 篇6

农民市民化是世界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普遍性规律, 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未来农村流动人口还会继续增长。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划, 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 即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5.8亿增加到8.5亿, 净增加2.7亿, 每年平均增加2200万左右。

中国农民市民化的最终目标, 决不仅仅是简单地完成人口从农村到城镇的迁移。长期以来, 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矛盾, 必然导致农民市民化的进程艰难而又漫长, 并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深刻的社会阵痛。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人口大国, 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最终破解, 对当前我国拉动内需, 抵御世界金融海啸, 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目标, 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机制产生重大影响。

一、农民市民化概念的内涵

我们通常所称的“市民”, 一般特指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居民与农民享受着不同的国民待遇, 居民能够享受农民所不能享受的现代城市文明。长期以来, 我国在“非农业”和“农业”户口之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人为地划出了一道鸿沟, 造成其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等方面的悬殊差别, 形成了“市民”与“农民”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群体, 其弊端不言而喻。

农民市民化, 就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在西方发达国家, 农民市民化道路通常是通过人口迁移来完成,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就揭示了这种农民市民化的一般规律。然而, 中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世界人口大国, 其中8亿农民想通过大量的人口迁移来实现市民化, 其过程必将是长期而艰难, 其难度和成本也都会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 西方国家农民市民化的一般规律, 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

中国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破解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户籍转变、地域转移、职业转换。它涉及到长期居住在城镇, 已从事非农职业, 但户籍上仍是“农业人口”的农民;涉及到长年居住在农村, 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广大农民;涉及到那些既从事非农职业同时也从事农业生产的流动性较大的农民。作为农业大国, 我国农民市民化的真正难度在于最终破解居住在广大农村的农民市民化问题。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不只是简单完成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 而更重要的是尽快从国家政策层面结束城乡分治现状, 无论居住在城镇还是农村的居民, 都能享有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和现代城市文明生活。农民市民化的实质就是实现农民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 同时还是农民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农民市民化的目标是在城乡一体化基础上最终消除城乡差距。

二、农民市民化进程的障碍

1、各项制度的制约

户籍制度是制约我国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 规范中国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之间关系的正式制度主体仍然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这套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长期以来使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截然分开, 并决定着市民与农民从生到死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 虽然我国许多地方的户籍制度已经松动, 针对农民进城, 户籍限制降低了门槛, 出台了一些便民措施。但是, 从整体上看,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至今仍未获得根本性突破。目前居民的社会福利分配主要还都是以城镇户籍为依据, 农村户籍与城镇户籍享受不同的待遇。尤其是跨省区的户籍制度改革仍然困难重重, 城乡壁垒并没有真正完全打破。由此可见, 现行的户籍制度阻碍着中国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制约农民市民化的另一个重要制度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我国法律规定, 土地是属于公有制的一种资产, 在城里它属于国家所有, 在农村主要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为了防止农民失地后流离失所, 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到目前为止,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和农民房产都不能抵押。然而, 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又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它使得一些乡村干部在权力上有过于集中甚至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 有的地方村干部犯罪的主要形式就是“发土地财”。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征用, 成为近年来农地征用过程中各种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主要表现为:农地征用制度存在缺陷, 征地收益分配不合理, 征地补偿标准低;征地补偿费的测算方法不合理;土地补偿资金管理不严, 截留、挪用、克扣等现象较为突出;缺乏明确的土地征用范围, 公共利益没有明确的界定;失地农民得不到妥善安置, 成为真正的牺牲者。同时, 土地流转政策的配套措施尚未规范完善, 不可能完全做到切实保障农民的流转自主权、收益权, 转包方和农村基层组织仍能以种种借口强迫流转或者压低租金价格, 侵犯农民的权益。现有农村土地制度的种种缺陷, 限制了农民物质条件的改善, 制约了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进程。

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影响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当前我国城市已基本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 但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非常薄弱。首先, 农村社会保障最主要的两大问题是养老和医疗。目前, 中国有超过1亿的老人生活在农村, 而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 农民的“老有所养”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医疗方面, 国家推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虽然覆盖率达到90%以上, 但因报销比例较低, 很难满足农民看病的庞大医疗支出, 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已不在少数。其次, 在社会保障城乡资源的分配上, 城乡户籍的区别对待依然明显。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被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镇居民所享用, 而占总人口70%左右的农民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支出却相对较低。城镇居民和农民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享受不同的社会待遇。农民社会保险关系的建立、转移、支付等相关政策不配套, 适合农民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和异地转移接续办法尚未出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不配套成为农民市民化的又一障碍。

此外, 诸如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住房制度、生育制度等, 都还存在着城乡二元的特点, 同样制约着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2、外部条件的制约

农民市民化的外部条件主要指农业公共基础设施和农村公用事业建设。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投入体制和机制, 政府在农村基础建设和公用事业建设方面的公共投入长期不足, 造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较差,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相对短缺,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十分薄弱。农村道路、饮水、通讯、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农村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发展落后, 是造成城乡发展失衡, 形成农民与市民生活差距的重要原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40-50%来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农业公共基础设施和农村公用事业建设的短缺, 成为制约农民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3、主体素质的制约

农民市民化除了农民权利、身份、地位的转化, 还应当包括其自身素质、价值观、生产与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化。“农民”与“市民”两个群体的诸多差异, 大多与其人口素质有关。只有当农民的综合素质提高以后, 才会逐步带来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 并不断适应市民化转变的内在要求。

农民权利、身份、地位的转化只是为农民市民化创造了基本条件, 户籍改变和土地征用补偿等外在条件的改善, 并不能真正让农民过上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活。在云南昆明城中村改造中, 部分农民获拆迁补偿后挥金如土、坐吃山空现象, 已使相关政府部门忧心忡忡。从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 要求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实现自我角色转化, 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农民思想道德、科学文化、人格心理等全方位的自我创新和自我重塑。农民市民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 如何使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是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

三、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破解

我国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真正难度, 在于居住在广大农村的农民市民化。我们必须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农村地区, 这是依据我国国情得出的结论。

1、健全规范各项制度

首先是彻底改革户籍制度,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户口。主要以居住地来划分城乡人口, 根据所从事的职业来确定其身份, 建立以统筹城乡一体化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 建立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管理机制, 关键是彻底解决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

其次是明确规范农村土地制度。一是让农民可以分享地租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二是制订土地流转的法律, 建立土地交易市场, 有效规范流转行为, 充分保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的落实, 切实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三是制订相应法律、法规的配套操作细则, 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防止地方政府盲目把土地流转面积多和少、大和小当成政绩, 从而使农村土地流转得到有效指导、规范管理。

第三是分类分层解决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首先要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 建立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以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为主, 保证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以商业保险为辅, 满足农民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要求, 并出台城乡基本医疗对接办法。其次是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和经费保障机制, 加大一般性的教育资源配置向农村的倾斜, 加快普及农村高中阶段教育, 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 从制度安排及收入水平上加快改善农村教师待遇。

2、继续加大政府投入

实现国家对农村投入增长制度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外部条件改善离不开国家的支持, 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和协调组织来解决。

公共政策覆盖农村, 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措施。一方面, 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 如节水灌溉、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农村沼气、通讯通电、医疗卫生、中小学校舍及教学设备、农民培训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的投资。改革国家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政策, 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由农民投资建设为主变为以国家财政投资建设为主, 让农民在公共产品享用上能够获得“市民待遇”。另一方面, 需要加快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 除增加政府对农村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外, 还要加大农村公共事业改革的力度, 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增加投入与改革并举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加大政府对农村卫生的投入, 把增加公共卫生资源和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到农村, 加快构建最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及基本的养老保障体系。

3、建设农民增收渠道

促进农民增收是有效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关键。我国农民收入长期乏力, 国家统计局2008年8月份公布的数据, 2007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00多元,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到3.33:1。

我国农民的收入, 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两个渠道。在农业生产方面, 政府必须继续加大惠农政策的出台:全力组织开展主要农产品收购, 协调国家重要产区农产品的收储和外运;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大幅度地增加对种粮农民的补贴, 如建立农资价格上涨与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联动机制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将会极大地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为农民实现增收的目标提供政策支持。此外, 农民增收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非农收入。据农业部调查资料分析, 农民收入水平越高, 非农收入比重越大, 收入增长越快, 三者呈高度正相关。国家可以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 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 通过增加社会化服务提供更多农民增收的机会。同时, 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等要素市场和农村金融系统, 也将是提升农民非农收入的重要渠道。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 消费水平大幅提升, 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这既是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之一, 也是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实现其市民化转变的关键所在。

4、制订人才激励机制

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和能力, 实现农民市民化转变的重要内在条件。

目前, 农村的现实情况是整体条件普遍较差, 很多人才都不愿意长期留在农村工作。因此, 政府各相关部门需要在农村人才培养、输送和选拔方面形成共识。首先, 要制订相应的人才激励政策, 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引导各类人才到乡村工作, 成为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和智力支撑。其次, 要增加对人才资源开发的投入。包括政策上的投入、财力上的投入、人才创业条件的投入和人才教育培训的投入。第三, 要加强对口部门人才支援的力度。制定长期支援规划, 明确对口支援的目标及奖励政策, 鼓励优秀人才到农村基层工作, 从而帮助提升农村人口素质, 以适应农民市民化转变的内在要求。

总之,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协调发展是破解我国农民市民化问题的良方, 也是解决现阶段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参考文献

[1]、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 2005 (3)

[2]、葛正鹏:“市民”概念的重构与我国农民市民化道路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06 (9)

[3]、据都市时报报道:城中村炫富拆迁补偿款团购奥迪[N].重庆商报2008-10-23 (30版)

市民化进程 篇7

一、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权利保护体系

1. 生存权和发展权

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 人们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条件的权利。广义的生存权, 是指包括生命在内的诸权利总称;中义的生存权, 是指解决丰衣足食问题, 即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狭义的生存权, 系指社会弱者的请求权, 即那些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稳定生活来源而向政府提出物质请求, 政府有义务来满足其请求从而保障其生存尊严的权利。发展权是指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土地对于农民来说, 是安身立命之本, 是保障生活的基础, 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土地的失去, 意味着他们的收获市区依托, 生存失去保障, 不仅关系这一带人的生存与发展, 也关系着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大量的城郊失地农民在获得巨额补偿款的喜悦过后, 会发现由于缺乏城市生存技能和生活成本的提高等原因, 仅凭一次性的补偿款很难实现生活水平的持续发展。生存失去了基本的保障, 发展的基础就会受到限制和挑战。

2. 平等权

平等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不受任何差别对待, 要求国家同等保护的权利。平等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 是权利主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和基本条件。依照中国法律的规定, 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公民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原本就没有也不应该贴上其他任何形式的特殊“身份”标记。但在事实上, 长期以来因为城乡二元制、社会分工甚至地域的不同, 我们每个人都被贴上了不同的“身份”标记, 并成为我们走向政治、经济、社会舞台的“准入证”, 可以说, 这种“身份”标记就是一种特权的标志, 是对另一部分公民正当权利的剥夺。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 离开了世代耕种的土地, 失去了“农民”原应享有的权利, 但在向“市民”迈进的过程由于政策、法律、传统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而没有享受到“市民”的待遇, 而仍是以一种“非市民”的身份出现在城市里, 以至于其他相关权利的保护也无从谈起。因此, 平等权是失地农民权利保护的核心内容, 是其他各项权利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3. 人格尊严权

人格尊严权是民事主体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与其在社会上享有的最起码尊重的结合。判断自然人人格尊严是否受到侵害, 不能仅考虑该自然人的主观自尊感受, 更要从客观角度考虑其在通常社会范围内所享有的作为“人”之最基本尊重是否被贬损;如果是, 则其人格尊严遭受侵害。农民和市民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 谋生基础和手段有很大的差别。农民虽然离开了土地, 住进了楼里, 身份转变为市民, 但其原本所依存的生活手段没有变, 传统的农业劳作模式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状态。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依旧选择外出打工或在当地城市打短工, 做一些简单的体力活;大部分则是无所事事, 守着一笔赔偿款过日子。这种既没有田种, 又没有城市生存技能;既没有土地作为坚强后盾, 又没有市民的生活保障的尴尬境地, 使他们成为了城市工作和生活中被边缘化的群体。这种工作和生活状态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失地农民群体的了解和认识, 极易形成误解和偏见, 从而极大的侵犯了他们的人格尊严。

4. 社会经济权

社会经济权利是指公民依据宪法的规定享有的具有物质经济利益的权利, 大体包括了公民的财产权、继承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受教育权等具体权利。对于失地农民来讲, 财产权、劳动权和获得物质帮助权显得尤为重要。首先, 农民失去土地, 从本质上看, 不仅仅是失去对土地的使用权, 还包括从土地上获取的各种各样的利益, 中国当前已经出现的诸多失地问题, 其实质上是由农民失去的多种利益与国家不能较好的补偿这种利益损失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其次, 城乡二元制的结构下, 身份的差异是一道明显的社会烙印, 失去土地的农民虽然进入了城市, 但其身份的特殊性也仍然限制了他在城市中的劳动和就业, 再加之自身没有技术、没有文化使其自身的人力资本严重匮乏, 导致就业范围十分的狭隘。最后, 土地曾对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为农民的基本生活、直接受益、劳动就业、资产增值、财产继承等许多方面提供了保障, 而随着“失”的到来, 一切保障随之而去, 置身于崭新的工作生活环境中, 失地农民对来自自身之外的社会物质帮助的需要就显得更加迫切了。

5. 诉求权

诉求权就是指公民在遇到各种法律问题时向法律人士或司法机关寻求帮助的权利。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 失地农民在他们的权益和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 绝大多数会采取回避或消极接受现实的态度和做法。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主要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法制文化中“无讼”思想的影响, 缺乏司法救助途径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失地农民是社会弱势群体, 当合法权利遭受侵犯时, 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因寻求行政救济或司法救济所需的成本, 故而选择放弃诉求的机会。这样势必会造成矛盾的潜化和升级, 从而带来更大的社会隐患, 因此, 诉求权对于失地农民向市民方向的平稳转化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合法权利的战略意义

1. 加快群体角色转变

在当前社会制度大变迁的背景下, 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走进城市, 开始扮演市民的“角色”, 由于对两种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的不了解往往容易出现角色不清与角色中断两种情形, 究其原因在于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全力保护不够, 导致大家对“农民”与“市民”两种社会角色之间的差异不清楚, 对自身转化过程中努力的方向不清楚, 对转变的目标价值不清楚, 从而极大的影响了转变的进程。因此, 通过各种措施加大失地农民的全力保护力度, 让他们清楚转变的距离、方向和价值目标, 可以帮助这个特殊群体加快角色转变的速度, 增强角色转变的适应度。

2. 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从经验数据来看, 一般每征用0.067公顷 (1亩) 耕地, 就产生1.5个失地农民。据推算, 目前我国失地农民人数应在6 000万左右。失地农民虽持有城市的“通行证”, 却缺乏在城市的生活基础, 缺乏在城市的谋生手段, 缺乏城市市民的认可度, 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 被排斥在真正的市民之外, 而农民的身份也一去不复返了。正如陈锡文所言:“农民失去了土地以后, 他当不成农民了, 而领到的那点补偿金, 也当不成市民, 既不是农民, 又不是市民, 只能是社区游民, 社会流民”。如果对这一群体的基本权利保护不力, 则必然引起群体的骚动和混乱, 波及城乡的稳定, 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

3. 促进经济统筹发展

失地农民在市民化的进程中, 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欠缺而大多从事了第二产业中的采掘、建筑各业或第三产业中的流通业、个体经营业, 基本处于城市产业链的底层。加大对他们的生存、就业等诸项权利的保护, 可以保障他们的职业稳定性, 繁荣城市的产业链。一来实现了人口结构的调整, 使农村农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 并依靠城市非农产业增加收入实现富裕;二来可以将农民“失地”而置换来的城郊土地集中起来, 提高城镇化建设的效率与效益;三来也可促使城市经济的繁荣与稳定, 保证经济的协调发展。

4. 推动城市文明建设

市民的文明建设是城市文明建设的灵魂。失地农民原来由于农村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与资源流动的有限性, 整体素质与城市市民有一定的差距, 全面提升在农村本身地域范围内也较难实现。因此, 在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通过对他们各项权利的保护, 通过各种有效措施的实施, 大力促进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融合度, 使其在现代化的城市中自然地接受文明的熏陶.则将使他们无论是在价值观念、言谈举止、思维逻辑, 还是在心理素质、竞争观念等各方面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得到很大的提高。从而, 反过来也有效推动了整个城市市民群体的素质提升, 为城市文明的建设增加了一份有力保障。

中央各级会议多次指出, 要继续坚持不懈的抓好“三农”工作,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对于越来越多的“种田无地, 上班无岗, 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来说, 只有理顺他们的权利保护体系, 明析权利保护的重点, 加大权利保护的力度, 才能及时缓解利益主体间的现实矛盾, 安抚民心稳定社会, 才能加快他们向市民转变的进程, 同时也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徐素琴: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社科纵横2010.8.

[2]马晓姝:法律视野下的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硕士学位论文

市民化进程 篇8

当前, 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2月27日与网民在线交流时, 提出“农民工已是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 并说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 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活。

可以说,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关系到快速推进城镇化建设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关键性问题, 也是改善民生、遏制城乡差距扩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毋庸讳言, 这将是一个十分艰难和复杂的过程, 需要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 需要国家相应制度、政策的保障, 更需要不同社会主体的关注与参与, 而大众传媒位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 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在农民工市民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大众传媒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宣传者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流动的必然趋势, 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为此, 近年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03年1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中央“一号文件”, 要求各地切实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生产生活问题, 强调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应一视同仁;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放宽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2008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强调要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逐步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地转变为城镇居民;2010年1月31日, 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落户, 实现市民化等。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的瞭望者, 充分利用自己在信息传播、思想交流和舆论引导方面的优势, 伸展其传播触角, 运用其权威的社会公信力, 在第一时间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给广大群众, 并进行解读, 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为大家熟知并及时得以贯彻。

大众传媒积极宣传农民工的先进事迹。近年来在城市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农民工, 如先后参与完成国家大剧院、“鸟巢”等160多项工程, 合格率达100%, 被北京奥组委命名为“鸟巢筑巢人”的农民工周国允、在北京多次救人而不留姓名的农民工孙天丛、在青岛冒着生命危险三次下海救人的农民工魏青刚等, 这些人具有中国传统农民勤劳、朴实的美德, 他们从事着城市最为繁重和艰苦的劳动, 为城市居民带来了方便和舒适, 是城市新一代工人和市民的重要来源等。

大众传媒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引导者

农民工, 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并且成为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不少影视作品及文艺小品在主题的确立、情感倾向的流露和叙事方式的选择上, 自觉不自觉地把农民工群体置于主流人群的对立面。为此, 不少新闻传媒策划了许多专题新闻, 来引导市民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工。比如2010年初, 江苏省盐城市的《盐城晚报》推出四个版的大型专题新闻报道《聚焦农民工的成长故事》, 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所作出的贡献进行正面报道, 同时透过这一阶层的变化和成长, 真实地折射出时代的进步。

《天津日报》从2010年初起开辟专栏介绍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的先进事迹, 同时借助自身所搭建的社会信息平台, 增进市民与农民工相互间的理解、信任与合作等。2010年12月21日,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详细介绍了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通过一些制度建设和开展一系列文化体育活动,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的做法等。

媒体对农民工现实状态的报道, 直接影响到公众对于农民工形象的建构, 改变了市民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性看法, 让市民感受到农民工身上那些美好的东西, 让市民从思想、情感上真正接纳他们, 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尊重农民工的氛围, 同时弱化农民工与城市的疏离感, 增强农民工的城市归宿感, 从而增强农民工向市民的深度转化。

大众传媒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推动者

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 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 (1) 新闻传播或许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 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 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以及谈论的先后顺序。具体而言, 媒介对某类议题的突出强调, 会引起公众对这类议题的格外重视;传媒对系列议题按照一定顺序给予不同程度的报道, 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所做的判断。

当然, 议程设置功能并非单向性的, 美国传播研究的集大成者韦尔伯·施拉姆1954年在《传播如何得以有效运行》一书中提出, 传播过程是双向的、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 传播者和传播对象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一直在互相影响。 (2) 也就是说, 当媒介议程在读者中具有一定影响并渐变成为大众议程后, 同样也会对媒介的议程设置产生作用。仍以《聚焦农民工的成长故事》为例, 这组专题报道见报后, 不少农民工、政府官员、专家和学者纷纷给报社来信来电或发来电子邮件, 抒发内心感受。辑录了反馈文章的“编读往来”随后见报, 形成媒体与受众的良性互动, 更令人鼓舞的是, 这组专题报道推动当地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制度和措施。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 许多传媒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积极的介绍与讨论。如中国经济网2010年2月3日邀请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巡视员叶兴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员陈剑波做客中国经济网解读“一号文件”, 就中央出台此政策的背景、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特征、为什么必须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变成市民等问题进行解读。《河南日报》、《大河报》开设新闻观察栏目, 介绍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市民化的意义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

通过媒体与公众的互动, 形成城市发展离不开农民工、农业发展离不开工业反哺的舆论导向, 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大众传媒是农民工市民化权益的保护者

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直接关系到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乃至现代化的进程。而新闻媒体是我国党和政府的喉舌, 在关注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 帮助他们解决诸多问题方面, 发挥着保护者的作用。一是新闻工作者通过媒体经常开展对农民工劳动就业、劳动保险、工资支付、劳动争议仲裁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 帮助农民工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增强其依法维权的意识;二是记者为农民工无偿提供负责追薪及追讨农民工伤亡赔偿费等, 使一些涉及农民工的矛盾纠纷, 特别是涉及农民工受害者的遗留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处理和解决;三是对发现的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且性质恶劣的用人单位和法人代表, 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 并实行跟踪报道等。

媒体的及时关注与监督, 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 切实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对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是大有裨益的。

大众传媒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教育者

农民工市民化的真正内涵是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参与等方面与城市融为一体, 成为具有现代素质的城市公民, 但是就目前的农民工而言, 自身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从知识技能方面来看, 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 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从心理上来说,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影响, 使得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根”, 这种游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钟摆身份, 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农民工消极的社会心理;从思想道德素质看, 农民工在繁重的工作之余, 缺乏相应的精神生活, 生存空间受限和教育缺失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

为此, 加强社会公德教育、法制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城市文明教育, 提升其技能与素质十分必要与迫切。而大众传媒具有最便利的社会教育功能。大众传媒, 利用自己信息平台的优势, 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工作生活技能, 传播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为农民工提供城市社会需要的知识、技能;通过舆论宣传、知识传播、生活娱乐等方式, 对农民工进行如道德法制教育、文明行为、价值观的教育, 提高其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 这对提高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力来说是一种建构性因素和力量。正如英国文化社会学家莫达克所说, 传媒能提供新的社会接触点、新的社会习惯行为和仪式……提供了结构与行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枢纽。 (3)

总之, 大众传媒通过自己的方式积极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 营造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舆论氛围, 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引导, 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素质, 使农民工逐步成为具有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和自觉守法意识、具有一技之长, 能够真正在城市中有立足之地的新市民, 最终促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基金项目:

摘要：近年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 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城市奋斗, 努力向城里人靠近, 他们的市民化已是大势所趋。当然, 这将是一个复杂和艰难的过程, 需要不同的社会主体关注与参与, 而大众传媒位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 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的社会主体, 在农民工市民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着宣传、引导、教育和保护的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大众传媒,作用

参考文献

[1]沃纳·赛佛林[美]著, 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年版。

[2]韦尔伯·施拉姆[美]著, 金燕宁等译:《传播如何得以有效运行》,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0年版。

市民化进程 篇9

一、河南省农民市民化的发展现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引导, 河南省近几年农业劳动力转移呈上升趋势, 农民市民化不断加速, 农民的非农转移和非农就业发展迅猛, 使这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省发生了深刻变化。

河南省是一个传统的中西部农业人口大省, 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比较薄弱。根据河南省社科院发布的《河南城市发展报告 (2012) 》, 2011年河南省城市化率达到40.6%, 城市化水平刚超越初级阶段, 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缓慢与滞后是河南省广大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 严重阻碍了现代化发展进程, 制约了河南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多年来, 河南省人多地少的矛盾异常突出, 具体表现在:目前全省常住人口为9403万人,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94人;全省耕地面积1.19亿亩, 人均耕地面积仅1.12亩。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上升, 生产资料功能退化, 土地所承载的人口压力过大。河南农村目前这一现实状况, 导致农民难以获取土地的规模效益。对一些贫困农民来说, 种地的出发点是维持基本生活, 而不是获利。同时, 由于没有很好地坚持公平与效率原则, 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很不合理, 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 农业生产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农民很难从劳作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加之, 一直以来, 我国重工轻农的倾斜发展政策, 使得农民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社会负担很重, 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很难得到提升, 而农村的劳动力转移迟缓, 严重制约了河南省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

二、河南省农民市民化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民市民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一方面, 城市工业化促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是农民市民化的推力;另一方面, 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是农民市民化的拉力。但是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的是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 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存在天壤之别, 加之对待城市与农村居民的不同政策与制度, 历史与现实的碰撞, 导致农民市民化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一) 农民进城带来的社会问题

农民进城给城市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他们大多从事城市的脏活、累活及险活等城市居民不愿做的工作。这是利好的一面, 但同时, 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带来交通拥挤、城市住房紧张, 城市的过度膨胀, 再加上农民文化素质偏低也会造成社会治安恶化、城市居民安全感下降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城市居民防范、敌视农民市民化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造成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 甚至还存在部分市民丑化农村人的情况。此外, 我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 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就要高度重视资本和技术的重要作用, 把技术和管理当作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加快实现经济转轨。这一过程是“阵痛”的过程, 日益白热化的市场竞争加速企业资产重组, 适者生存, 不可避免会导致部分企业破产, 造成职工下岗。与此同时,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挤占了城市一些就业机会, 进一步激化了本已存在的城市劳动力供求矛盾, 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加剧了现有市民的就业压力, 使得城市居民的就业渠道变窄, 这一矛盾无疑让市民更加防范农民、排斥农民。另一方面, 从人均福利水平来看, 城市居民比较高, 大量农民进城必将降低现有城市居民的实际公共福利水平, 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无形之中给政府增加了压力。

(二) 农民进城带来的财政问题

长期以来, 我国注重城市的发展, 基本建立起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关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善, 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总体看来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没有具体的解决农民市民化的养老保险, 没有农民异地养老医疗转移续接办法, 没有配套建立、转移和支付农民保险关系的相关政策等。近几年来, 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 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加速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进入的农民迫切需要同等的社会保障, 但是, 城市居民和农民在养老、医疗及失业等方面享受不同的社会待遇。大量农民进城, 如何妥善安置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问题已迫在眉睫。调查显示, 处于适龄期的流动人口子女, 全国约有240万～260万。其中, 北京市有20万～30万, 武汉市有10万, 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接受公平教育的机会。在社会保障城乡资源的分配上, 城乡户籍的区别对待依然明显。我国的行政体制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承担不同的责任, 统一决策、分级管理。在农民市民化问题上, 地方政府大多从城市居民利益出发, 对进城农民实施抑制和排斥的政策。如在就业扶持政策上,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并不平等。

(三) 进程农民自身的问题

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在特定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塑造了农民和市民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人口素质差异明显。农民市民化过程中, 要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 提高综合素质, 学习市民的思维观念, 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 不断提高文化知识、工作技能等整体素质, 主动融入城市文化当中, 才能获取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整体看来, 农民自身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当权益被非法侵犯时, 不知道或不敢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难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二是一小部分农民进城后, 没有及时转变自身的价值观念, 渴望成功, 急功近利, 没有法律观念, 做出了一些有害社会的不法行为。三是部分农民由于没地位、没技术, 进城后易受到不平等对待, 如身份歧视、工资歧视、就业歧视等, 这会使他们作出偏激行为, 影响社会稳定。

三、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

农民市民化要求公共资源配置均衡, 公平是第一要义, 具体说来, 就是要实现进城农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平等政治权利、公平享受劳动待遇、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政府是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所在, 需要扮演积极的角色, 通过建立合理的社会激励机制, 促进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 从而实现社会各阶层的互惠共赢。

影响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制度安排。一是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衍生的用人制度严重制约农民市民化进程。这一点在大城市尤为明显, 户籍制度人为将城市居民和农民划分为两个不平等的群体, 虽然户籍管理近来有些松动, 但仍是进城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 严重打击了进城农民的生产生活积极性;二是目前的土地政策。现行的农村土地政策禁止转移和买卖土地, 这虽然能解决农民的基本生活, 但也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三是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的是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 进城农民被排斥在外。农民在城市中从事与市民相同的甚至时间与强度远超城市居民的工作, 但无法享受相应的保障。

四、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加快实现河南省农民市民化进程

农民市民化进程是一个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过程, 推进农民市民化涉及的部门多、范围广, 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 为农民进城提供好服务, 吸引农民主动进城, 变限制农民进城为吸引农民进城, 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一) 改变供给模式, 多渠道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各级政府要确保财政充足, 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起到主导作用, 改变过去传统的单纯供给模式, 综合运用各种方式, 促进社会志愿服务、购买服务、发展慈善事业等, 不断发展壮大参与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社会力量, 拓宽基本公共服务的领域及渠道。在此基础上, 重点要鼓励和扶持一些重要力量, 特别是用工企业、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志愿服务者、民办社会事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来, 最大程度弥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缺口, 不断提高供给效率, 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供给格局, 以适应农民市民化要求。

(二) 加大整合力度, 进一步完善资源配置方式

各级政府要因地制宜, 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方式, 统筹规划本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要综合考虑进城人口的流动动态、服务半径和服务人群数量等因素。要加大整合力度, 重组资源综合性服务机构, 明确建设标准和布局标准, 加强功能完备的综合性服务设施的建设, 变按行政区划配置基本公共服务为面向全区域覆盖, 合并覆盖人群和功能相近的服务机构, 充分满足农民市民化需要。

(三) 不断改革创新, 加快推进社会融合组织建设

我国的户籍制度决定了现行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体制无法满足大量农民进城的需求, 只有不断改革创新社会服务和管理体制机制, 扩大服务人群, 提高其社会化程度。各级政府要拓宽进城农民维权途径和民意表达渠道, 积极引导进城农民参与民主管理, 完善新老居民民主议事程序;把进城农民逐步纳入管理和服务范围, 加强群众自治组织建设, 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融合组织, 完善社区服务, 形成合理的管理网络;要为进城农民营造富有归属感、包容多元文化和亲和力的生活环境, 积极引导进城农民参加社区志愿服务, 鼓励进城农民参与公益活动, 多措并举, 加快进城农民的角色转换和身份重构。

(四) 改进测算方法,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中央要从战略出发, 从农民市民化的实际情况出发, 充分考虑人口流动因素, 测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 充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改善本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既要加大进城农民较多地区的财政补助力度, 又要综合考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情况, 出台农民异地养老医疗转移续接办法的相关政策, 配套建立、转移和支付农民保险关系等。

(五) 改革就业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

各级政府要充分考虑本区域的现状, 改革城市不合理的用工制度, 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用工制度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要公平合理, 科学规范, 充分引导, 对于不合理的规定和歧视性的就业政策要及时废除, 建立健全供需双方自由选择的用人机制, 规范建立进城农民本区域就业和跨区域流动就业相结合的政策并做好相关配套措施, 最大程度实现进城劳动力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具体说来, 有以下几点:一是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和农村发展特点出发, 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 调整本地的农村和农业经济结构, 大力发展农村城镇化, 发展非农产业, 把促进乡镇企业发展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 积极引导农民转向非农产业, 本地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二是充分利用大中城市的优势, 积极引导农民跨区域流动就业。大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具有城市功能齐全、资源密集、基础设施完备、扩张能力强、行业、产业与企业专业化和内部分工深化趋势日益突出等特点, 能够为提高农民素质能力以及为农民转移就业提供支持。

(六) 建立健全进城农民子女的就学制度

进城农民子女的就学问题直接关系到进城农民的切身利益, 要充分认识其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差别以及建立公平、正义与和谐的社会的重要推进作用。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 妥善解决, 就近建立进城农民子女学校, 确保进城农民在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收费、师资待遇、教学内容和管理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 妥善安置流入本区域的进城农民子女上学。

五、结语

农民市民化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过程中, 各级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因地制宜, 统筹兼顾, 逐步打破束缚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垒, 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激励机制, 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合理流动和互惠共赢, 加快推进河南省农民市民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N].人民日报, 2008-02-27.

[2]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05-06-27.

[3]何增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述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双月刊) , 2005 (5) .

[4]王建华.改善民生必须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07 (6) .

[5]邹文辉.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方案求解[J].中国改革, 2008 (1) .

市民化进程 篇10

关键词 失地农民 融合 被标签化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是人类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我国三十多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城镇化历程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特殊群体即失地农民。据国家统计局估算，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3.73%。按照实际情况计算，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就需占用耕地约12.7万公顷，征收每公顷耕地，就会有22.5个农民失去土地。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将超过1亿人。这个庞大的群体未来必将面临向城镇市民的转变，其市民化问题也必将成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过去，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政府、专家、学者、甚至农民自己都认为失去土地，变成城镇市民这是一条顺利的通向幸福之路。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预言，这一被迫进入城镇的失地农民群体的市民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由于征地补偿金的替代效用，使得这一问题并不明显，但随着物价的上涨，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他们发现征地补偿金并不具备土地一样的保障功能。这一场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在现代性条件下带来了大量未预期后果，它虽然改善了农民原有的居住环境，但却无法还原他们既有的生活结构。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由于征地安置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邻里交往的阻隔、社会网络的中断、社区认同的丧失等一系列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使得失地农民市民化正走向“问题化”。他们在城镇生活中面临新的贫困和生计风险，甚至出现就业困难、生活质量低、福利及社会保障待遇非市民化、居住环境不佳、自我认同感缺失等现象，使得他们不能很好的适应和融入城镇生活。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也是社会重构的契机，需要整个社会协调解决和管理。如果对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重视不足或解决不力，则会给社会分裂或社会断裂带来新的社会动力性因素，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作为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庞大群体，失地农民的职业转换及转型是否成功，生产生活方式是否适应，不仅仅是事关他们自己命运的问题，更是攸关和谐社会建设事业是否成功这一战略全局的社会性问题。有学者提出失地农民市民化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身份转为市民，并且能够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能够获得与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并逐渐形成与城市市民接近的生活方式；再次，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城市市民文化的接触，使他能够形成与城市市民相同的价值观和城市归属感，进而产生自我新身份的认同iii。因而，很多研究比较关注失地农民的身份、社会保障和自我认同感对其市民化的影响，比较倾向于失地后的研究，少有研究关注现有征地制度对这一过程的影响。本文认为现有的征地制度设计和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失地农民的市民化。

二、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城镇适应与融合障碍分析

（一）居住空间：集中住房安置模式阻碍了失地农民的城镇适应与融合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居住空间的改变最为突出。有研究显示，失地前80%以上农民的住房都是自建的平房，少数是自建楼房，散居在村子的各个角落。征地过后，失地农民一般住进集中住房安置小区。这种模式从表面上看好像改变了失地农民的居住环境，但现实操作过程中却是阻碍失地农民城镇适应与融合的重要因素。因为考虑到城镇用地的成本问题，一般失地农民的安置房都建在较远的郊区，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曾经发现需要打“摩的”才能到达失地农民的安置小区。横亘在城镇居民居住区与安置小区之间的是大片大片被征用而荒废的土地，隔离了失地农民和城镇居民的联系，导致他们缺乏市民化的动力。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无规则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社会公共道德意识和个人修养意识淡漠，有些人把小区内的道路和花坛、绿地等公共场所当作自家的晾晒场和后院，在上面晾晒衣物，堆放杂物，处理垃圾，甚至拔掉绿树和绿草搭建自家菜园种植蔬菜，在公共场所搭设洗衣台等等，这些不科学、不文明、不卫生的农村陈规陋习随处可见。长此以往，集中安置区有可能逐渐凋敝和破败，现实意义上的“新贫民区”正在形成。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就发现十多年前建的失地农民安置区和如今的商品房已形成格格不入的景象，甚至有的安置房面临再次被拆迁的可能。因而，本意上想改变失地农民居住环境的集中住房安置模式却成为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障碍，加速其与主流城镇的分离。

（二）文化心理：“被标签化”制约失地农民城镇适应与融合

失地农民告别传统农耕社会融入现代城镇社会的适应性实质上是一种文化适应性。显然，物质条件现代化的失地农民并没有跟上现代文明的步伐，失地农民的文化心理状况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和谐的音符。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否成为真正的市民，取决于这些失地农民的文化心理。然而，“失地农民”一词就预示着他们的“被标签化”，同时，集中住房安置模式更是强化了这一“标签”。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失地农民集中居住的安置小区，无非又是乡村社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虽然其小区居住环境也很优雅，但是那个地方集中居住着过去的“乡下人”；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言行举止好像都与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居住在安置区当中本应向“城镇居民”角色转化的失地农民，却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在空间标签的影响下，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区的成员，不得不维持原有的失地农民的标签，以求在原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空间中得到庇护，转而中断向“城镇居民”的角色转换，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

（三）失地时间：不同失地时间会影响失地农民城镇适应与融合

现有研究认为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群体差异较大，而对失地农民失地时间对其市民化的影响很少给予关注。事实上，失地时间对失地农民的城镇适应与融合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比如失地时间长短问题，一般而言失地时间越长，其市民化程度应该越高。但是，失地时间越长，其市民化如果出现问题，那么就会出现就像失业保险的状况一样，失业时间越长越难就业，失地时间越长就越难市民化。同时，由于我们的城镇化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同阶段的征地补偿政策又不尽相同，较早被征地的农民会面临征地补偿被物价上涨替代，从而影响其城镇适应与融合。进一步分析，失地较早的失地农民由于心理接受程度和可供借鉴的经验、模式比较欠缺，面对物质丰富、五光十色的城镇生活，感到十分的迷惘、空虚和孤独，加之受到城镇原有居民的排挤和歧视、收入损失、失去工作动机和自信心等，他们不能很好地融入现代城镇文明和生活中，普遍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并逐步地对生活失去信心、对工作失去积极性、对社会产生抵触和不满情绪，因此，失地农民对城镇的生活存在适应性危机。这些不适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促成了失地农民不合理地使用补偿费用，如大多数人把征地后的补偿费用于建房，有些还债，少数人甚至还染上赌博恶习，增大其市民化难度，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城镇适应与融合的对策分析

（一）反思征地制度，探寻合理的失地农民居住空间

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被迫“卷入”成为失地农民，一切由政府主导。其居住空间本应和失地农民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但由于其主体地位的丧失和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失地农民在这一制度建设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制度设计基本依赖当地政府。但我们发现政府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不清楚，在制度设计时往往更多考虑自身利益，因而导致失地农民的居住空间阻碍了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因此，政府作为制度设计主体，在设计过程中应反思现有的征地制度，应充分考虑制度遵循者即失地农民的实际需求即未来需求，同时确保满足这些需求而必备的制度安排的资源支持，探寻合理的失地农民居住空间。如有的学者就提出了一种“大混居、小聚居”的居住模式：即在城市的某一居住用地内，不同阶层的人群混合居住，但是在其内部有不同阶层的人群的聚居区。简言之就是：“邻里同质、社区混合”。我们在将来的征地制度中应充分重视此类学术成果的应用，考虑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文化建设，培育合适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社会文化心理

文化已经作为一种“软实力”被提上政治舞台，文化心理直接影响人类行为。为了使失地农民能在短时间内更快适应和融入城镇生活，真正具备城镇性，我们要充分重视文化建设的作用，培育合適其市民化的社会文化心理。首先，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应该更加注意对一些具有标签化词语的使用，应逐渐让“失地农民”一类的词语淡出历史舞台，农民失去土地之后，直接使用城镇居民，从语言环境角度提供利于其市民化的文化；其次，可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如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各式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讲座等，帮助失地农民在生活中逐步培养城镇生活的习惯和观念，增强对新身份的认同感，缓解城镇居民对失地农民的偏见与歧视，促使他们和谐共处，加快失地农民适应和融入城镇生活，实现角色转换。再次，可树立一些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失地农民作为榜样，引导其他失地农民更快市民化。总之，需要整个社会提供更为合适的社会文化心理来促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加快其城镇适应与融合的步伐。

（三）关注失地时间，重视其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影响作用

失地农民市民化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虽说我国的城镇化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但和西方社会市民化一两百年的进程相比还是非常短暂的，对我国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一方面要看到它还需要较长时间来调整，是循序渐进的；另一面我们也要转变观念，对失地时间应充分重视，不能认为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只是一个时间长短过程。同时也要加大宏观政策的调整，改革其不利于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措施，加速其市民化的进程，尤其要加强对失地之后出现问题的失地农民进行引导、教育、培训，使他们顺利踏上市民化之路。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适应与融合：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11YJC840073”

参考文献：

[1]陈占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

[2]文军.“被市民化”及其问题-对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再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市民化进程 篇11

一、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现状

1. 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意识薄弱

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66亿, 而作为外出农民工主力的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到这一总体的60%以上。如此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却明显对养老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参与意识淡薄。加之政府对养老保险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重的宣传力度不够, 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知之甚少, 作为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短视行为也使他们不会积极主动的关注养老保险。然而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 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必然趋势, 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的需求超过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 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更加现代化, 但生活条件的改善使他们缺乏吃苦耐劳精神, 工作耐受力低。这些特点也使他们很少会选择回乡依靠土地养老, 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更需要提高对参与养老保险的意识, 主动参加养老保险来保障其老年生活。

2. 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率低、退保率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农民工对劳动合同以及养老保险的认识有所提高, 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加, 但参保的农民工只占到广大农民工的小部分。《2013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13年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重比2012年提高1.4个百分点, 但也只达到了15.7%。2010年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显示, 作为比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维权意识的新生代农民工, 其养老保险参与率达到了21.3%。

在参保率比较低的情况下, 退保率却在逐年提高。究其原因, 在于养老保险政策体制的不完善。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才首次明确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中, 确定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可以转移接续的新规定, 并规定未达到待遇领取年龄前, 不得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办理退保手续。但由于办理手续的繁琐、新生代农民工的轻视以及政府的不重视, 很少会有人去办理, 从而产生了隐形退保。

3.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

完善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体制有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 增加参保率。虽然中央及地方在相关政策、法规中规定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与接续的办法, 但实际操作中却存在诸多困难。第一, 作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其所特有的时代特性而具有明显的“三高一低”特征, 即职业期望高、受教育程度高、精神物质要求高、吃苦耐受力低。实际能力与期望的差距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省内以及跨省的高流动性, 从而直接或间接的增加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成本。第二, 我国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较低, 目前并未实现全国统筹, 只有部分省份实现了省内统筹, 更多的地方只是市级乃至县级统筹。这种统筹范围小、层次低、调剂力度小, 抗风险能力弱, 而且形成了各个地区独自为政的现象, 对转移接续形成了阻碍。

二、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现状原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者包括农民工本人、企业以及政府。

1. 从新生代农民角度

年轻人的非理性行为使他们往往只看眼前利益, 注重事物所带来的实际效果, 忽视长远的目标。养老保险需要缴纳年限满15年, 达到一定年龄才能领取, 时间跨度太长。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众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意愿参加养老保险。新生代农民工多从事第二、第三产业, 工资收入虽较第一代农民工有了一定程度提高, 但相对于其消费意愿以和物价的上涨, 可支配收入依然较低, 较低的可支配收入使他们更愿意留为己用, 而不是做养老保险这种长期投资。

2. 从企业的角度

部分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对养老保险缺乏正确的认识, 错误地认为员工参保是增加企业成本, 加重企业负担。而劳动合同制度的不完善也为企业的不参保行为提供了机会, 一些企业通过增加员工试用期或对已签订的劳动合同不严格执行来减少企业的用工成本。因此以最大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从自身的角度缺乏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主动性。从而往往违反政府规定不参保, 部分企业更以外来农民工不愿意参保为由拒绝参保。

3. 从政府角度

1) 政府存在认识偏误

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指标使政府在履行政府职责的过程中更为关注经济增长, 忽视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为员工参保会首先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 影响企业的投资和盈利水平。因此, 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府会更加关注企业的投资, 更有地方政府因为担心要求企业为员工参保而影响招商引资, 从而默许企业不为员工参保。对养老保险这一关乎民生且只有政府才能推进的公共事业, 却因影响政府绩效而没有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2) 立法体制的不完善

迄今为止, 依然未出台一部关于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方面的法律。2009年颁布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也只是将农民工划分到城镇企业职工的范畴。法律法规方面的不完善也是导致目前养老保险参与率低、转移接续困难的重要原因。

3) 信息平台建设的不完善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省内以及跨省转移提供了网络信息化平台支持, 如今只有深圳、上海等大城市在养老保险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做得比较好。中部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网络信息平台的建设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统筹层次依然处于省级、市级甚至是县级内统筹。因此需要政府来建立全国性的互联网信息平台, 从而解决养老保险的跨省信息共享以及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问题。

三、对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养老保险的建议

经济的发展使新生代农民工有了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和方式, 面对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中存在的问题, 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完善。

1.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和企业对养老保险的正确认识

新生代农民工应转变观念, 加强对养老保险的认识, 不能因为自己年轻, 老年生活还未到来而缺少忧患意识。政府方面也应积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养老保险知识的教育, 包括:提高养老保险的重要性认识, 参加养老保险是企业应尽的义务, 是农民工应享受的权利, 如何办理流动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等。企业自身也应转变思维, 将为农民工参保看成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而非短期的成本支出。为员工参保可以防止技术人员外流, 节约新员工培训成本, 使员工对企业产生归属感, 从而为企业更好的贡献力量。

2. 加强法制建设, 完善行政管理体制

众多发达国家养老保险体制建设的经验表明, 完善的养老保险体制, 离不开相应法律体制的支持。现今, 我国虽出台了部分关于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 但仍没有具体针对具有高度流动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征缴以及基金的违规挪用也与法制不健全有关, 因此应完善养老保险法律体系, 规范养老金的征、支、投。在完善行政管理体制, 避免行政工作的浪费上, 可以借鉴美国的、新加坡的行政管理体制, 将养老金的征收标准制定、养老金的征收以及投资由不同的部门负责, 通过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建立养老保险管理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促进养老保险基金的全方位的监督管理, 从而有效的完善我国养老保险的行政管理体制。

3. 建立全国性网络信息平台, 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通过建立全国性的网络信息平台, 可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强、工作调换频繁以及转移接续难的问题。可以在新生代农民工入职时发行类似于身份证的“养老保险卡”, 并建立个人的养老保险专户, 从而将个人的养老保险信息通过互联网这个网络平台共享到全国, 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养老保险转移时可以通过该信息平台直接将个人信息、个人养老基金转入所在地, 从而有效解决目前的转移接续的困难以及缴费年数的计算难问题。个人也可以通过该平台随时查询自己的缴费情况、缴费累计时间等, 第一时间了解自身权益的保障程度。网络信息平台的建设对促进城乡和区域发展, 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就业,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具有重要意义。

4. 打破城乡二元户籍限制, 创建权利平等的社会环境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我国计划经济和特殊的历史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曾经被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得到运用, 并最终演变为以户籍为核心包括众多福利的居民身份和权利的制度。将正式施行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虽将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但将缴费标准设置为12个档, 施行多缴多得, 这就造成了制度的不平等。因户籍制度导致的福利的差别使新生代农民工需要保留更多的收入来应对工伤、失业等风险, 从而只能选择较低的缴费档次。为推进养老保险的公平化, 同时也为加速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必须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户籍限制, 创建更加平等的社会环境。

摘要：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养老保险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老年生活、应对未知的风险具有重要作用。完善的养老保险体制对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促进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养老保险

参考文献

[1]唐踔.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初探[J].劳动保障世界, 2010 (10) :3-6

[2]陈舒超.市民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问题探究[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12 (5) :4

[3]高君.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8 (6) :848-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