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市民化关系论文

城市化与市民化关系论文（精选11篇）

城市化与市民化关系论文 篇1

摘要：促进城市市民与进城农民工和谐相处, 既为顺应现代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转型趋势所需, 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途。文章通过对厦门市集美区进城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融入城市社会愿望以及本地市民对进城农民工态度等现状的调查, 从中浅析有碍于两大群体和谐的主要因素, 粗略梳理有利于两大群体和而谐之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进城农民工,城市市民,和谐,主要障碍,对策思路

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后实现由务农向务工的职业转换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居住空间转移进而逐步完成心理、行为方式、社会文化属性等角色内涵的根本转型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其中, 职业的转换和居住空间的转移仅仅是进城农民工 (以下简称农民工) 市民化的“初级阶段”与外在表现, 角色内涵的根本转型则标志着农民工已由表及里真正融入了城市社会。而角色内涵能否尽快、顺利、彻底转型, 除了必要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劳动态度外, 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能否成功地跨情境互动、跨越城乡之间的鸿沟而和谐相处。为此, 笔者有针对性地在厦门市集美区不同行业中各选择了一定数量的农民工和本地市民为样本, 通过问卷、深度访谈等形式进行调研, 同时综合了其他相关文本资料略作粗剖浅析, 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有关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和谐相处的思路与途径。

一、农民工实现角色转型所不可或缺的“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等方面均有所改善

(一) 权益保障状况

1、合同签订方面。

一方面, 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在与日俱增;另一方面, 按规定, 厦门市的各用工单位尤其是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建筑、矿山、制鞋、餐饮、加工等行业均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定书面合同, 并到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用工登记和合同备案手续。因而, 厦门市农民工就业合同签订的“行情”相对看好, 合同签订率相对较高。2009年3月前, 由民盟厦门市委牵头、由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实施的 (以下简称民盟厦门市委课题组) 对厦门市思明区和湖里区1000位外来务工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者占了66.3%, 其中, 除了少数的7.8%认为合同不平等, 表示勉强接受外, 有21.2%认为所签订的合同不失平等、公正, 表示很满意, 认为虽有不平等但还可以接受的和认为基本平等而比较满意的也分别占了20.3%和38.9%。

2、工资待遇方面。

早在2006年, 厦门市就专门下发《关于贯彻解决农民工问题若干意见的通知》, 强调农民工的用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厦门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不仅如此, 还通过建立企业工资保证金制度 (即建设项目开工前按规定从工程总造价的人工费用中预提一个月工资作为保证金, 存入“建筑业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户”, 否则,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暂缓为其办理相关的审批手续) 、工资信用档案 (即劳动保障部门将用工单位工资支付的履行情况记入本单位工资信用档案, 并根据该用工单位一定时期内工资支付信用情况作出等级分类, 然后出具书面信用证明, 以作为该用工单位市场准入的重要条件) 等诸如此类的有力监控机制打击恶意拖欠劳动工资的用工者。为了尽量使农民工的生活水平不因物价普涨而受到太大的影响, 2007年8月起, 厦门市又进行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计时工资最低标准的调整, 两者标准在思明、湖里、海沧区分别上调为750元/月和7.9元/小时, 在集美、同安、翔安区分别为700元/月和7.2元/小时。从笔者的调查结果看, 农民工平均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仅占其中的5.13%, 1000-1500元、1500-2000元、2000元以上的分别占69.23%、15.38%和7.69%, 均达到、超过厦门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扣除房租等费用, 最低生活保障基本不成问题。

3、子女受教育方面。

2007年始, 厦门市简化了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定程序, 为符合规定的农民工子女发放“义务教育收费减免卡”, 持有此卡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可进入教育部门统筹安排的公办学校就读 (未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的, 任何公办学校不得擅自招收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子女入学) , 不仅无须另缴借读费, 而且还能与本市户籍学生一样享有诸如学杂费减免、困难补助等权利。与此同时, 还通过不断增加财政投入对公办学校进行挖潜扩容, 逐年提高公办中小学统筹招收农民工适龄学童的入学率。近3年来, 厦门市公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总量已翻了一番。

4、社会保障方面。

厦门市较早开展农民工社会保障, 率先“低标准准入”地将各类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扩及农民工。从民盟厦门市委课题组的抽样统计结果看, 农民工在医疗、养老、工伤、失业和生育各险种的参保率已分别占57.6%、42.2%、47.4%、30.7%和26.7%, 参保面和参保率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值得一提的是, 2005年底出台、2006年初实施的《关于建筑、矿山及石材加工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办法 (试行) 》, 其中明确规定了建筑业必须按工程建设项目总造价的0.15%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在全国农民工工伤参保工作交流会上, 国家劳动保障部门充分肯定了这一被称为“厦门模式”的有益尝试, 并大力倡议推广。不仅如此, 在各市辖区, “利好”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积极举措也相继推出, 如集美区于2009年7月规定, 凡在厦门集美区居住、年龄18周岁以下的非本地户籍未成年人, 只要其父或母在集美区用人单位就业并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办理暂住证1年以上的, 即可享受当地的医保, 等等。

此外, 在厦门的农民工又有机会参与全市各级党团、工会、妇联组织的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三八红旗手、巾帼文明岗等荣誉称号的评选和专为农民工而设的优秀农民工、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关爱农民工企业等各类评选活动 (2008年共评选出优秀农民工12人、优秀关爱农民工企业4个) , 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不少农民工体会、感受到来厦后社会地位的明显变化, 这也在民盟厦门市委课题组的统计数据中得到体现:占56%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来厦后社会地位高于来厦前 (只有少数的6%认为相反) 。

(二) 融入城市社会的愿望

笔者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 除了占2.56%的农民工觉得“不太适应”厦门城市生活外, 大多数都能适应或基本适应, 觉得“很适应”和“比较适应”的分别占23.08%和71.79%。基于此, 多达79.49%的农民工表示乐意与当地市民交往 (只有10.26%不乐意) , 71.79%的农民工希望与当地居民同权利、共义务 (只有20.51%不愿意) 。其他来源的统计数据还显示, 占58.7%的农民工关注厦门市的经济发展。另据厦门大学课题组2006年对厦门市某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得知, 大多数农民工希望参与社区管理, 其中高达85.6%的被调查者认为“外来人应该参与社区管理”, 对于“是否希望自己作为一名外来人参与社区管理”, 表示“很乐意”的占32%, 表示“愿意, 但没加入途径”、“愿意, 但没时间”、“不愿意, 没兴趣”的分别占28.4%、20.2%、16.6%。

二、城市市民疏离、排斥农民工的无形之壁垒不再森严如初

农民工进城趋势的不可逆转性、作用的不可替代性, 加上日常工作、生活中不经意的耳闻目睹和避免不了的被动式接触后形成的印象积累, 渐渐使得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态度有了些小微妙的变化, 看待、评价农民工时, 也稍带了些客观、理性成分。例如, 笔者在对当地市民的问卷调查中, 当问及“农民工身上有哪些优点”时, 选“吃苦耐劳”的就多达72.72%、选“老实本分”的占36.36%, 选“善良”、“正直”的人也各占18.18%;当问及如何看待“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吵架”时, 占72.72%的人认为应“就事论事, 以事实说话”;对于“是否应该让农民工的子女和城市居民的子女一起上学”这一问题的回答, 高达90.9%的人明确予以肯定, 理由是“孩子应受到同样好的教育”, 只有9.09%的人认为“会挤占城市的教育资源”而持否定态度;而对于“政府是否应制定相关政策限制农民工进城”问题的回答, 72.72%的人认为“完全没必要”, 9.09%认为“无所谓”, 认为“有必要”的只占18.18%;另有90.9%的人认为“政府应给农民工医疗补贴, 认为“不应该”的仅占9.09%。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 表示乐意与农民工交往的占9.09%, 另外的90.9%选择“还可以” (与农民工交往) , 其中, 既无一表示“不乐意”、也无一表示“厌恶”的。

三、农民工与城市市民漫漫和谐路上的主要“路障”

(一) 子女平等受教育问题依旧突出

现行教育体制中, 农民工流出地与流入地政府之间并未确定适当的教育经费比例, 也未建立个人支付为主、政府资助为辅的教育费用分担机制, 城市普及义务教育的经费均按户籍学生数下拨。这便意味着城市有限的教育经费不可能任由所有非本市户籍的外来受教育者平分, 如上所述的厦门市“义务教育收费减免卡”的领取对象也仅限于父 (母) 在厦门合法务工一年以上、并且办理学籍迁入时其父 (母) 必须在岗、自己又与父 (母) 一起在厦门合法暂住的农民工子女, 大多数不符合这些规定的非本市户籍农民工子女只得就读于条件简陋的私立学校。笔者的问卷调查结果也突出反映了这一问题, 当问及“农民工与本地市民未能平起平坐的主要方面有哪些”时, 选“劳保福利享受”的占58.97% (排序1) , 选“子女受教育”的占35.9% (排序2) 。尽管厦门市也在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积极对公办学校进行挖潜扩容, 但毕竟“僧多粥少”。

(二) 政治利益诉求基本处于“集体失语”状态

但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 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尤其是选举权近似“地方粮票”, 非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在城市无选举权可行使, 一般也不太愿意舟车劳顿返回原籍行使选举权, 因此, 大多数农民工基本失去合法正规的意见表达渠道;另外, 在厦门市, 国企、民企中具备组织、领导能力、勤学苦干、善于开拓创新的农民工虽有机会提拔重用 (据调查, 民营、台资企业中约40%左右的班组长出自农民工) , 但很少有机会参加公务员考试、职称评定、入党 (团) , 能成为代表或列席代表参加市各级人大、政协、党代会的农民工更是凤毛麟角。

(三) 面向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供给的不恰当分布致其效率大打折扣

2007年2月, 厦门市曾被誉为“最受农民工欢迎十大城市”之一。此前此后, 地方政府在增加对外来人员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均不乏积极举措, 但从实践结果看, 分布过于集中和高位不下移的公共服务供给并未真正高效发挥其专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服务的积极作用。例如, 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性就业服务机构集中分布于市、区两级, 而街道和社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站却不以农民工为服务工作对象, 因此, 不少农民工尤其是居住点远离行政中心的农民工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公共服务可享受, 当然, 也不知道如何享受。此外, 近年来, 虽然各级工会组织向农民工敞开了大门, 签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可申请加入并享受工会会员的同等权利, 但农民工对工会尤其是基层企业工会的认可程度普遍不高。民盟厦门市委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 只有13.6%的农民工加入工会, 未加入者高达61.7%, 还有25%竟然“没听说过”。于是, 遇到困难或权益受侵害时, 求助于工会或投诉于相关维权部门的往往远不如求助亲友的多, 就笔者的调研结果看, 有困难或权益受侵害的农民工所选择的求助对象依次为亲友 (占46.15%, 排序1) 、行政执法部门 (占23.08%, 排序2) 、工会 (占10.26%, 排序4) 。

(四) 农民工文化同质性、交往内倾性和生活趋同性等倾向未有根本扭转

笔者从对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中得出这样一些数据:他们当中占33.33%的人“独自闯荡”进城务工 (排序1) , 25.64%是“老乡带出来” (排序2) , 20.51%是通过“投亲靠友”的 (排序3) 。进城后, 尽管也乐意结交城市市民, 但碍于“观念不同” (占25.64%, 排序1) 、“自卑” (23.08%, 排序2) 、“城里人偏见” (占20.51%, 排序3) , 外加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城市市民的“不冷不热” (占43.59%, 排序1) 、“冷淡” (12.82%, 排序3) 、“看不起” (占10.26%, 排序4) 和“心存戒备” (占7.69%, 排序5) , 所在社区又缺少有助于农民工与本地市民互动的群众性社会活动 (占74.36%的被调研者这么认为) 。于是, 为了“减少代价和风险”, 他们大多将“……诚实、忠诚交给他们熟悉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老乡和亲戚”。即选择以原有的人际网络为基础, 以一起外出务工的亲戚、朋友、乡邻为交往圈, 至多也只是将交往半径扩及外来人员群体, 圈内成员或比邻聚居, 或“频繁” (占46.15%, 排序1) 、“比较频繁” (占43.59%, 排序2) 地相互往来, 同时, 有意无意地与城市市民保持一定距离。民盟厦门市委课题组的问卷统计显示, 农民工与厦门人“经常来往”、“较经常来往”只占24%, 而在外来务工人员平均拥有的18个朋友中, 非厦门户籍的外地人就有13人。

(五) 身份认同模糊不清者大有人在

“接触是消除误解、隔膜、距离和不信任的良药”。城市市民看待农民工不再“苛刻”如初的确有利于两大群体之间增加接触进而“消除误解、隔膜、距离和不信任”。但事实上这仅仅是个良好开端、“万里长征第一步”而已, 从笔者对市民的问卷结果看, 大多数人对农民工问题仍旧“不是很感兴趣、不怎么热心” (占63.63%, 排序1) , 真正感兴趣的只占18.18%, 而且基本都是在无意之中通过电视新闻 (占90.9%, 排序1) 和报纸 (占36.36%, 排序2) 偶尔、被动、零星地“摄取”一些有关农民工信息的, 加上农民工交往的内倾性, 彼此间原有的“误解、隔膜、距离和不信任”不仅不易及时、有效予以消、减, 甚至还有可能加深。据民盟厦门市委课题组的调查统计, 将近80%的农民工认为与本地市民交往存在困难, 为数不少的厦门人则认为外地人的习惯、想法很难理解, 不好相处———在类似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下, 仅占1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已经完全适应厦门生活, 属真正的“厦门人”, 占33%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工人, 还有2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仍是农民, 而另外的45%认为自己既非农民也非工人。

四、疏通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和谐之路的主要着力点

(一) 充分发挥社区在管理和服务农民工方面的独特优势

1、置常设机构于社区。

社区是农民工的栖身之所, 在提供直接、快捷、低成本公共服务方面大有“近水楼台”之便。因此应进一步创新农民工管理体制, 赋予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相应的属地管理权, 并在街道、社区专为农民工成立一种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常设机构, “零距离”地为农民工提供“一站式”服务, 通过这种“零距离”的服务与接受服务的持续互动, 不断助长农民工社区成员意识、社区认同感的增量, 逐渐拉近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当然, 如果街道、社区一级常设机构中的党组成员、管理干部和工作人员各配之以一定比例的农民工代表, 则一方面更能体现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和民主管理权的尊重和保障, 另一方面将更有利于农民工意愿表达渠道的畅通无阻, 服务机构也将因此而更及时、更有针对性地为农民工提供最急需的公共服务。

2、以社区为单位组建基层工会。

我国基层工会组织的范围一般限于一个企事业单位, 在“粗放式”吸纳会员普而遍之的体制背景下, 只要单位组建工会, 全体职工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工会会员 (因而这种吸纳会员的方式容易“诱发”基层企业工会的惰性) 。这就意味着, 无用工单位可挂靠的自由职业者不得其门而入, 随职工时不时跳槽而来的会员不稳定现象未免使农民工所在的基层企业 (尤其是民企、外企) 工会组织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备受影响, 或多或少受左右于本单位管理层的基层工会组织往往也不易在活动中完全放开手脚。而以社区为单位组建的基层工会, 其“手足”将基本不为这些因素所束缚, 不仅如此, 还独具便于在各不相同就业单位劳动者之间进行横向联系、联合的客观有利条件, 维起权来, 力度更大、更得心应手。

(二) 不断淡化传统户籍制度的影响

我国城乡二元和地域分割的户籍制度, 虽不再将农民“画地为牢”于农村, 但仍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 只要它存在, 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保、子女公平受教育权被忽略等现象就避免不了。以社保为例, 虽然厦门市农民工的参保面、参保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但各用工单位按规定的不同标准为每位本市员工缴纳的保险费往往要比外藉员工多出好几倍, 从“厦门市2009年度 (2009年7月-2010年6月) 社会保障缴费标准”看, 用工单位每月为本市员工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分别比外藉员工多出约4-7倍、1-4倍、1-6倍。也许正因为如此, 笔者调研过程中有多达58.97% (排序1) 的农民工一致认为他们与本地市民未能平起平坐的主要方面是“劳保福利享受”。工资待遇方面, 民盟厦门市委课题组的调查也得出了占4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收入与厦门人存在较大差距这样一个结果。由于我国城乡、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至今依然突出, 大、中城市可将很大的公共资源转变为居民福利 (低保、廉租房等) 等一些体制性缺陷目前也还存在, 根除传统户籍制度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 但要等到条件完全成熟时再“一次性”加以解决显然又不切合实际, 循序渐进适度降低传统户籍制度门槛、不断淡化其影响方不失为“立足现在、着眼未来”。例如, 由基层派出所统一为农民工办理人口信息登记, 再为他们发放给类似居住证这样一种可以证明持证者在某一社区暂住的证件 (基层派出所办证时只收工本费, 不得“搭便车”) , 以作为享受各项城市公共服务包括街道、社区的技能培训、职业介绍、政策咨询、房屋租赁信息提供等就业、生活服务以及子女课业辅导、儿童免费托管、心理咨询、成人教育等各种公益性服务的唯一凭证, 规定不办证者享受不了社区的公共服务;同时规定持证者在本市的务工年限越长、越遵纪守法, 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级别”越高, 越接近市民待遇。这样一来, 农民工就会渐渐找到社区的归属感, 不至于总惦记着自己是个外乡人, 对城市生活有更明确、稳定预期的农民工们也会更循规蹈矩、积极向上, 社区因此也将更和谐。

(三) 多渠道促进农民工综合素质的提升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人力资本存量越多, 越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农民工而言, 受教育年限越长、综合素质越高, 就能越多地积累社会资本, 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就越小、越容易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但从笔者的调研结果看, 受教育年限在九年以下、九年、十二年和十二年以上的分别占18%、30.77%、35.9%和10.26%, 尽管有74.49%的人盼望参加职业培训, 但未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仍高达74.36%———似此不尽如人意的人力资本, 不能不限制农民工建构社会网络和通过网络攫取资源的能力乃至社会资本的积累。

为此, 一方面, 应以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为目标加快城乡教育体制的改革, 特别要不断加大资金、优质师资等教育资源配置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政策倾斜度;另一方面, 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素质和技能提升长期普遍被忽视等现状, 真正把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作为一项社会福利长抓不懈, 其支出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专款专用, 并借鉴新加坡的做法, 由企业和政府一起共同承担农民工的培训费用 (在新加坡, 企业实际用工成本低于政府标准的, 须按一定的标准比例向政府有关部门交纳外来劳动力培训基金) 。除了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外, 城市职教、成教机构也应面向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同时, 政府还有必要积极倡导、鼓励、支持、规范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工职业培训, 敦促各用工单位为农民工提供平等培训、进修机会, 并给予农民工培训工作成效显著的用工单位以一定的政策支持或荣誉嘉奖。再者, 政府部门在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的同时, 须兼顾农民工心理素养、心理承受能力的提升, 尽可能地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竞争参与意识, 促使他们尽快实现角色内涵的转型。

(四) 尽量多为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互动搭建平台

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两大群体之间精神、文化上的融纳是互相的、双向的, 只有增进彼此之间的交往、了解, 才能逐步消除农民工的自卑心理, 也才能逐步改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看法, 直至和谐相处。对此, 一方面要更多地让农民工参与各种具体社会事务 (如居住小区管理、参加各类听证会等) , 借以促进企业、社区、市民的竞争、守时、卫生、进取等观念、习惯与农民工勤劳、俭朴、坚韧等优良特质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另一方面,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引导下, 彻底改变目前有利于融洽农民工与本地市民关系的群众性社会活动偏少这一现状, 充分利用社区已有的文化娱乐服务设施, 有效整合各种资源, 定期不定期地、形式多样化地举办便于农民工和本地市民共同参加的各种联谊活动, 如纳凉晚会、社区晚会、广场汇演等群众性文娱活动, 再辅之以市民文化宣传和客观公正的农民工先进事例宣传, 促进两大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融纳, 等等。

(五) 引导、扶持农民工建立志愿性中间组织

在我国, 除了工会外, 几乎没有其他可吸纳农民工参加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 农民工缺乏走出家庭与所在社区、企业、政府进行沟通、协调进而融入市民社会的组织化资本, 建立诸如农民工协会、农民工互助会等农民工志愿性中间组织, 可以起到一定的补缺补漏作用, 有利于农民工突破狭隘、封闭, 逐步提高社会参与意识。当然, 作为组织, 不能没有明确的宗旨, 既属农民工志愿性的组织, 亦应由农民工自己组建、自我管理, 政府有义务加以引导、帮助, 但不得操纵, 更不应将它变成政府职能的延伸。

参考文献

[1]、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 2005 (4) .

[2]、集美外来工子女同享居民医保待遇[N].福建日报, 2009-07-07.

[3]、外来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基于厦门市某区调研的分析[J].东南学术, 2007 (6) .

[4]、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机会读公办小学[N].厦门日报, 2008-03-14.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 1972.

[6]、卢国显.信任:农民工与市民主观距离的实证分析[J].石家庄学院学报, 2007 (2) .

[7]、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 2002 (6) .

城市化与市民化关系论文 篇2

市民道德建设与城市现代化

市民道德建设作为塑造城市文明形象、提高市民道德素质的`基础工程,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极大的作用.为此,本文从市民道德建设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作用、内容构成和实施途径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论述.

作 者：郭广银 吴翠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刊 名：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1) 分类号：B82-052 C912.81 关键词：市民   道德建设   城市现代化  

城市化与市民化关系论文 篇3

关键字：国际私法 市民社会 关系

总体上来说，国际私法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远远超出了在立法上的成果，即理论研究总是先行于立法。所以我国的立法史相对理论研究就比较短暂。在20 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中国加快了国际私法的立法步伐，在许多法律中设立了冲突规范。然而，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仍极为薄弱。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我国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借鉴是针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走向的政治实践需要以及随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而来的国际紧张形势。市民社会这一理论的根本目标在于：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致力于营建健康的中国市民社会。透过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建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惟其如此，才能避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大成中国的现代化。①可见，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已经建立起来，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我国的市民社会也已经初露端倪，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空间。在中国，国际私法与市民社会也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发展。市民社会的建构和发展能够培育私人的契约意识、自治意识，为国际私法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它对完善的法律体系的要求，又能够推动国际私法的法典化进程；它的全球扩张性及全球市民社会的形成，还可以推进我国国际私法与国际社会实践的衔接，使国际私法不仅仅停留在各国国内法的阶段而与国际接轨。而国际私法的发展水平也影响着市民社会，可以认为国际私法是各个市民社会之间往来的规则，规则不完善，就会影响往来的顺畅。国际私法保障了市民社会的建构，为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国际私法还能协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保证二者的良性互动。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与国际私法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发的过程，因为我们的历史传统与西方不同，所以在这一过程中要强调发挥人的自觉活动。鉴于上面的分析，在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与发展国际私法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巩固市场经济基础。如上所述，在西欧，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形成与国际私法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在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也是促使二者发展的驱动力。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一统到底，市民社会无从形成，国际私法也被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我国的市民社会尚处于发育的初期，非常不成熟、不完善，而这种不成熟性恰恰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反映。完善的市场体系应包括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文化市场等等。只有这些市场都建立健全起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才算纳入正轨。如果有的领域市场化，有的领域仍非市场化，生产诸要素的组合就会发生困难，市场经济的平等交换原则也难以实施。与此同时，必须坚持推进市场交易的规范化和市场管理的法制化，建立起公认而有权威的市场秩序。没有被认同、被遵守的市场秩序，决不会有高水平的市场经济。＼

显而易见，完善市场体系和规范市场秩序不仅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也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基础。这是因为，首先，市场体系的完善意味着社会的经济活动更多地纳入市场化的轨道，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从行政控制中摆脱出来，从而为新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群体进行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提供可能。随着新市场的不断开辟，必然会相应地产生出一些新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和非营利性社团，这无疑标志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其次，市场秩序的建立意味着市场主体交易活动的有序化、法制化，而只有规范、有序的交易活动，才能培养出人们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才能把国家让渡出的社会自主领域变成学习和运用民主的学校。市场秩序越规范，市民社会的发展就越健康。

第二，坚持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在目标上必须非常明确，那就是超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坚持两者的良性互动。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我国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实现民族振兴和现代化这一根本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尽管我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对分离表明两者之间仍有一些矛盾，但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非政治性的，完全区别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产生时的情形。它被限定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自我调整，而绝非从属于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变革。我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这种根本点上的一致，决定了两者关系的基本性质和基本格局。其次，正在生成中的我国市民社会是国家政策扶植、主动让渡社会资源的结果。新生的经济组织和社团既有自主性、独立性、民间性一面，又在许多方面要依靠、借助于国家，同国家保持着紧密的合作，这就为两者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再次，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文明发展到今天，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本身已更多地从分离、对抗走向协调与合作，那种原始的二元对立的色彩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明显减弱。这是因为社会生活愈来愈丰富、复杂，管理职能相应增多，领域更加广阔，国家确实感到有些力所不及，很乐意让社会承担起更多的自我管理的任务。而随着社会自主领域的扩大，需要处理的事务和调解的关系也是千头万绪，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国家的特殊地位反而显得不可缺失，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第三，注意发挥国家的作用。在摆正當代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以后，自然就会懂得，从操作层次上，即如何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问题上，必须有意识地发挥国家的作用。如前所述，生成中的市民社会具有人为性、官方性、依赖性与合作性。它的产生、存在、活动方式、作用范围与影响程度都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无论从市民社会还是从国家角度上讲，都应重视国家的作用。市民社会注意发挥国家的作用，可以更好地克服自身发展中遇到的阻力、困难，因为毕竟国家的行政权力仍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组织化程度最强、权威最大的一种权力，做好与国家的沟通，市民社会中的物质生产、经济文化交往活动就会更为顺畅。国家注意发挥自身在建构市民社会中的作用，则意味着通过政策的制定、体制改革、舆论宣传，更加自觉地让渡被国家控制的社会资源，下放一些管理职能，给社会更多的自主权、独立权，并通过国家控制的大众传媒，介绍和宣传国家还政于民。

注释：

①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城市化与市民化关系论文 篇4

一、调查过程与结果

1. 调查对象、方法与经过

本研究选择在某地级市原郊区由村改造过来的社区进行落户农民家庭情况调查。一方面, 放开大中城市户籍是国家现行户籍改革政策;另一方面, 也符合农民工流入城市分布的实际。在调查方法上, 则采取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以在量的获取与质的把握上相结合, 更好地反映被调查对象的真实情况。

具体过程:设计好问卷后由一个被调查社区落户的原农民亲戚在社区一户户上门当场填写表格并收回, 15天时间共发放与收回有效问卷26份。同时, 以该亲戚为对象, 分2次分别了解了该社区落户城镇农民家庭的整体情况及农民入户后的社区大事。

2. 调查结果

(1) 落户时间。上世纪80年代10户, 占38.46%;90年代3户, 占11.54%;本世纪13户, 占50%。

(2) 落户原因。购房迁入的13户, 占50%;来此种地迁入的12户, 占46.15%;拆迁1户, 占3.85%。

(3) 家庭户口。一家户口全迁入的4户, 占15.38%;部分迁入的22户, 占84.62%。

(4) 福利分配。社区可分配福利包括菜地、出租收入及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调查对象中有12户分到了地, 占46.15%;其它都享受部分分红与公共服务, 即在出租收入分配与养老等公共服务上比户口全部在社区的福利要差。

(5) 社区自治。偶尔参加开会的有18户, 占69.23%;从不参加的有7户, 占26.92%;未作回答的1户, 占3.85%。原因:回答曾受老住户阻扰的16户, 占61.54%;没兴趣的8户, 占30.77%, 未回答的2户, 占7.69%。

(6) 家庭就业。找合适工作难的11户, 占42.31%;工作不稳定的8户, 占30.77%;办厂难的2户, 占7.69%;工作待遇低的3户, 占11.54%;未回答的2户, 占7.69%。

(7) 家庭收入来源。种地的12户, 占46.15%;打工的5户, 占19.23%;办厂的2户, 占7.69%;未回答的7户, 占34.62%。

(8) 家庭生活水平。收入渠道增加, 生活水平上升的16户, 占61.54%;开支大, 生活水平下降的3户, 占11.54%;比老住户差的2户, 占7.69%;生活没什么变化的1户, 占3.85%;未回答的4户, 占15.38%。

(9) 社区交往。选择与新住户互动多的19户, 占73.08%;新老住户互动一样多的1户, 占3.85%;与老住户互动较多的6户, 占23.08%。认为与老住户互动没障碍的7户, 占26.92%;选择老住户瞧不起新住户的8户, 占30.77%;认为社区有地位的多为老住户, 有11户, 占42.31%。

(10) 少数人的体验。选择社区活动中有少数人经历的19户, 占73.08%;无此经历的7户, 占26.92%。具体少数人经历的情形, 选择与老住户有矛盾的9户, 占34.62%;与新住户有矛盾的2户, 占7.69%;选择刚迁入本社区的有10户, 占38.46%;未回答有的5户, 占19.23%。作少数人时权利受损的有17户, 占65.38%;不知道有没有损失的有9户, 占34.62%。26户全部反映本社区没有对少数人权利受损情况进行补偿救济措施。

(11) 社区发展。选择完善就业与公共服务的有23户, 占88.46%;要求提高福利的有21户, 占80.77%;要求改进选举的有19户, 占73.08%;选择和谐人际关系的有15户, 占57.69%。

二、调查结果分析

1. 落户农民家庭半移民状态

调查显示:农民以家庭形式进城的市民化实质上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状态。虽然他们的家庭都有成员在城市社区落户, 但样本中84.62%的家庭并没有将全部家庭成员的户口迁进来。其原因:一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 即这些移民家庭, 原来本来是农民, 在农村有土地、房屋、祖先的坟墓, 完全放弃农村, 在利益与感情上割舍不下;二是城市社区对农民落户的排斥, 购房者要上一个户口需向社区交5000元, 多迁户口要多交钱。由此使农民落户城镇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现象, 即一般将子女户口迁进来, 自己的户口则留在老家。这样, 一家子既可以享受城市福利 (子女以就学就业等形式) , 也可以享受乡村政策优惠 (父母在老家领取各种“三农”补贴等) 。

这种农民家庭市民化未完成状态还表现在职业上, 即样本中那些未将户口全部迁入城市社区的家庭都在老家有责任田需要打理, 因而家庭内部就形成了有人打工有人种田的现象。在现实中, 这种责任田大都租给别人耕种, 而自己则在城市社区从事非农产业。也有少数人亲自耕种, 主要是节约劳动力投入把原来的双季稻变成一季稻。这种家庭亦工亦农的现象, 在调查社区的典型表现是, 作为由原城郊供应蔬菜的村落转变而来拥有大量菜地的社区, 调查样本中有46.15%的家庭落户时分到了菜地, 种菜成为这些家庭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此外, 公共服务上也有反映。由于这些落户家庭在户口职业等方面的特殊性, 公共部门即城乡政府与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 他们也都分享了部分。如养老上, 有户口的在调查社区办的是城镇养老保险, 无户口的则是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上, 有城镇户口办的是城镇医疗保险, 没有的则是新农合保险;福利分配上, 户口在城镇的可以每年享受社区经济分红, 没在城镇的则在农村领“三农”补助。由于国家推进农民市民化的政策, 没有城镇户口的, 也可以享受部分城镇公共服务, 如子女就学、就业、社区治安等, 在调查的社区有户口的与无户口的都是一样。调查数据亦显示, 53.85%的家庭认为自己只享受了所在城镇社区的部分公共服务。

农民家庭市民化未完成形态表明, 农民进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不是流行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与城市融入那种直线的三阶段模式。[1]本研究所调查的农民进入城市落户大多都不是一次性全家落户城镇, 而是子女迁入、父母留在农村。这种形态也不是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共鸣的半城镇化现象。[2]因为半城镇化指的是在城镇没有户口的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福利情况。

对于农民家庭市民化这种新现象, 本研究拟以家庭半移民来称呼它。即这种家庭中成员户口迁到城镇在城镇务工享受城镇福利的基本完成了移民过程, 户口未迁入的则其市民化并没有完成, 因此, 整个家庭的移民也未完成。

家庭半移民现象也启发人们, 以为政府放开城市户籍就可以解决农民工问题如半城镇化问题, 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2. 落户农民家庭半移民引发的问题有3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①

(1) 农民市民化的代际化问题。所谓农民市民化的代际化, 就是指那些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村有较多留恋的人, 其市民化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完成, 因而农民的市民化实现在现实中只能寄希望于其子女如下一代。这样讲的依据在于本研究的调查揭示, 尽管政府放开了中小城镇的农民落户限制, 有一定比例的农民也符合落户城镇条件, 但他们就是选择将户口留在农村, 形成了一个自愿保留农民身份的城市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来解释, 即在现有城乡条件下, 农村户口仍然能给农民提供一定的土地等保障, 能获得一定的收益如“三农”补助等。所以, 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后, 也有那种将户口迁入城市的又将户口再迁回农村的现象。但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 即农民从城市回流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理解。这涉及到本研究主张农民市民化的代际化的另一个依据。笔者因为出生在农村, 经常有机会跟从老家外出打工的人群接触, 他们不管在城市发达不发达, 纷纷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 就是年老不能工作后, 想回老家养老, 并且还采取实际行动, 在老家盖起了一栋栋设计精致的楼房。当然, 还有一个在学术界得到相当认可与较多研究的依据, 那就是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些现象表明, 农民进城如务工经商可能其市民化程度提高了, 但不一定会一辈子沿着这种方向发展, 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段回到农村或者以某种方式保留农村的属性。这样, 其市民化就难以彻底实现。代际市民化现象的背后是农民在农村的根的影响及其如何处理的问题, 以及对那些难以在一代之内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如何在政策上服务的问题, 同时, 对于留城意愿更高的新生代农民如何促进其市民化问题。

(2) 移民家庭的政策支持问题。由于调查中这些落户城镇的农民家庭有部分人员未将户口迁入, 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家庭, 即由农民与市民混合成的家庭。对于这种家庭如何在政策上进行支持, 显然是一个新问题。因为政府的政策长期以来要么是针对城镇家庭的, 要么是针对农村家庭的。如这些居住在城镇的人, 在养老、医疗等方面拿着农村待遇却要享受城市生活水平, 应该由谁以及如何填平这种城乡发展水平不同形成的福利差距呢?另外, 城市政府与社区能否出台特殊政策来减轻这些有农村户口的城镇家庭负担呢?以及城乡如何配合 (如以分工负责) 来解决这种特殊家庭问题呢?等等, 这些都有待探索与在实践中得到解决。

(3) 城镇农民移民社区的治理创新问题。现有政策框架下, 城镇社区治理基本上是以户籍人口为对象的, 由于农民迁移出现了既有城市户籍又有农村户籍的混合家庭, 社区管理难度无疑增加了。一是基于家庭的作用, 可能家庭内户籍人口会要求社区将服务向家庭内非户籍人口延伸;二是在社区自治决策如选举与开会上, 户籍人口肯定会受到家庭内非户籍人口的影响;三是在社区交往与社区和谐上, 原来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模式即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拒绝会受到挑战, 社区户籍人口必然要与社区家庭内的非户籍人口逐步发生经常性互动, 社区那种封闭观念也将受到挑战, 社区和谐将受到新考验。此外, 由于农民移民进入, 城镇社区还面临老人与新人关系问题, 如调查显示, 新迁移进来的住户习惯跟新住户交往, 甚至认为老住户对其有歧视, 跟老住户存在一定的社会地位差距。这样下去会不会像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形态一样形成一个封闭的新住户交往圈子, 从而造成相关社区的分割呢?且这种新老住户的矛盾还会在社区治理如选举上表现出来, 即原来社区是以老住户组成的, 社区权力也从其中产生, 利益分配也以老住户为对象。现在新住户进来后, 基于利益的考虑, 会在政治上要求改变现状, 如通过选举让新住户当选, 进而改变现行福利分配机制, 让新住户获益。而老住户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 必然会阻扰新住户参与社区治理, 如调查中有61.54%的新住户反映在参加社区会议上受老住户阻扰。在社区大事调查中也了解到, 由于移民逐年增加, 新住户最终超过了老住户, 因而在2006年时, 通过选举新住户中有人当上社区主任, 并在年终分配时, 将土地出租收入向新住户分配。结果引发老住户不满, 一些冲动的老住户跑到主任家要打人, 上级政府介入调解后才缓和了矛盾。由于社区新住户已占据了多数, 又有政府支持与社会道义优势, 因而新住户年终分红就保留了下来。而这种新老住户之间在选举与分配上的矛盾不光调查的社区有, 在全国其它的移民社区也存在, [3]可以说, 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需要重视解决。在社区治理上, 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新住户与老住户有矛盾外, 还有一个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问题。调查数据也显示, 73.08%的家庭有成为社区少数人经历, 或者在其刚迁移来社区时, 或者与老住户有矛盾时, 这种少数人经历中有65.38%的住户反映权利有损害, 且所在社区没有任何救济措施。这个问题无疑影响到社区公平与和谐, 也需要重视应对。

3. 落户农民家庭相关问题的政策建议

对于农民代际市民化问题, 需要完善形成对市民化进程中群体有所区分的具体政策。如新生代农民包括农民工因为市民化意愿强, 主要是放松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一种促进市民化的政策。具体如放松户籍限制, 加强职业培训, 将城市公共服务向其覆盖等。至于老一代农民, 既包括第一代农民工也包括本研究调查中发现的移民城市农民家庭的许多父母长辈, 可以通过调查针对性采取帮助措施:对其中愿意进一步市民化或在市民化上态度未确定的, 从国家有序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角度, 进行积极的政策引导。一方面, 将城市公共服务向其全覆盖;另一方面, 对其农村的根, 包括住房、土地等进行适当处理, 如完善农地流转与宅基地权益保护等, 保障其权利不致因市民化而受损, 并逐步促其完成从农村退出。至于老一代农民中不愿意进一步市民化的, 则尊重其选择, 重点是保护其在农村权益不受损, 并应通过促进城乡一体化来保障其退休后可能要在农村的生活。另外, 对于市民化进程中那些想返乡创业的农民, 则在促进城乡一体化之外, 还应针对性进行创业扶持。

对于移民家庭问题, 应在城乡一体化精神下处理:对选择居住在城镇的农村户籍家庭成员, 城镇应逐步提供不论户籍都一样的养老、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对于无城市户籍年老后想返乡的, 则应发展农村公共服务, 将其纳入统一的养老机构之中, 以解决农村留守老人无人照顾问题, 并在治安、医保、基础设施等方面向城镇看齐。在公共服务供给上, 应考虑这些家庭结构中的城市人口, 建立城乡协调合作机制, 如城乡相关机构共同研究、投入资源并相互配合等。从实践来看, 目前在城镇居住老年后选择回乡养老的, 包括第一代大多数普通农民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此, 笔者建议, 国家在战略上应制定相关规划, 筹集资源, 落实有关措施。

对于城镇社区治理问题, 应创新社区管理政策。对于社区内非户籍人口在社区决策与利益分配上的影响问题, 由于现实的家庭结构, 决策上非户籍人口的影响是无法排除的。因此, 应在城乡一体化思想下, 根据社区财力与社区居民家庭中非户籍人口情况, 适当在利益分配上满足这部分人的要求, 并在社区开展各种活动促进非户籍人口参与, 以构建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良好关系。对于新老住户关系问题, 社区应主动安排, 根据社区移民情况, 对本社区内新住户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 保障新老住户户籍人口权利平等, 包括维护新住户的选举权与分配权等。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新老住户矛盾与冲突要有预见性, 未雨绸缪, 控制矛盾升级。对于农民移民社区自治上的少数人问题, 一开始肯定新住户最有可能成为少数人, 而随着新住户的不断加入, 老住户有可能变成少数。所以, 应完善社区治理制度, 建立保护少数人权益机制, 如保障其平等参与决策与分配, 保护其不受歧视等, 在实践中需要形成符合社区特点的少数人权利受损后的事后救济机制。考虑到农民市民化是大势所趋以及半移民家庭的普通性, 在社区治理上, 国家应突破原来针对户籍人口的政策, 适时出台相应行政法规, 以指导应对社区自治中的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新住户与老住户、少数人权利等问题。在国家政策出台前, 社区与地方政府也应探索这些新问题的妥善处置办法。

三、结论

笔者发现, 农民落户城镇的家庭许多具有半移民特点, 即其成员身份上有市民有农民, 职业上有务工有种地, 公共服务上有城市也有乡村。由此产生农民市民化的代际过渡问题、城镇半移民家庭公共服务问题及农民移民城镇后社区治理新问题等。需要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创新。而农民家庭半移民现象, 不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或半城镇化概念所能涵括的, 相关问题在实践上都具有普遍性, 需要学术界进一步重视与研究。

摘要：户籍改革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但极少有人研究农民家庭落户城镇的具体情形。本文通过分析调查资料, 发现这种家庭具有半移民特点, 即其成员的身份有市民也有农民、职业有务工也有务农、公共服务供给有城市也有乡村, 其市民化可能要通过代际过渡来完成;因此, 需要农民市民化、家庭公共服务、城市社区治理等方面的政策创新。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落户城镇,家庭半移民,政策创新

参考文献

[1]刘传江, 徐建玲.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 (01) .

[2]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06, (05) .

城市化与市民化关系论文 篇5

提纲：

1、解释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市民参政议政）的定义；

2、介绍市民参政议政的价值和意义；

3、介绍市民参政议政的方式，互联网、媒体演变成最简便、最快捷和行之有效的一种重要方式

4、举例分析：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自1992年成立至2009年09月1日长达17年的时间没有一所义务教育的学校，市民或写信投诉或自办学校，甚至起诉开发区管委会，都没有解决，根本原因在于管委会没有教育管理职能。

2009年02月这个问题被市民反映到被市政协教文卫体委主任牛继升那里。2009年的政协全会上，牛继升提案建议尽快在亦庄建成一所公立义务教育学校，在两会期间牛委员把提案挂到了网上，受到市民的极大关注和踊跃跟帖支持，支持率在市政协的18个重点提案中排名第二，被划为市政协专委会重点督办的范围。2009年9月1日，亦庄实验学校亦庄开发区管委会宣布，实验学校作为一所民办校，将承接开发区义务教育的任务，并享受开发区管委会的教育经费拨款，结束了亦庄无义务教育的历史。

5、短短的七个月，就解决了长达十几年悬而未决的义

务教育难题。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是期盼义务教育已久的亦庄居民所没有想到的。也正是广大的市民抓住了两会听民情，传民意，解民困的良好机遇。踊跃参政议政，通过互联网积极的表达渴望义务教育的要求。通过两会这个渠道，优质高效的解决了义务教育的难题。从而体现了市民参政议政有利于城市管理决策的科学化和促进政府办事效率的积极意义。

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价值与方式

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可以理解为市民参政议政，是指市民个人或群体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形式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提出各种要求和建议（亦称市民的利益表达），向有关部门进行检举揭发，行使选举、罢免、监督等权利，阻止或促成某项政策的行为，参与城市管理与决策的各项活动。

市民参政是市民当家作主的集中体现，也利于城市管理民主行政的开展，便于公众参与、公众监督，有利于城市管理决策的科学化，促进政府的办事效率。

市民参政的方式可以采用直接或间接的口头表述、署名的文字表述（电话、信函、新闻、意见或建议书）等方式，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互联网也逐渐演变成市民参政议政最简便、最快捷和行之有效的一种重要方式。

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是北京市唯一同时享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重优惠政策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却是义务教育的一块荒漠———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2年开始建设，自2009年9月1日之前，拥有七万住户的开发区内没有优质的公立学校，亦庄的居民从2003年入住开始就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教育自救，有的向有关部门写信反映，有的打公益官司，为孩子来讨要教育权，有的甚至自己来办一所学校，然而这些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亦庄孩子上学难的问题。，更有人无奈地将孩子送进市区的学校，过上钟摆式的生活。

亦庄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终于被市民反映到市政协教文卫体委主任牛继升那里。2009年的政协全会上，牛继升提案建议尽快在亦庄建成一所高质量公立学校。在提案办理中，牛委员将提案挂到了两会期间的市民参政议政的网站上，受到市民的极大关注和踊跃跟帖支持，支持率直线上升，在市政协的18个重点提案中排名第二。这样，提案引起了市政协专委会的极大关注，被划入重点督办范围。市民在与牛委员的网上交流中逐渐形成达成共识并推选出市民代表，由市民代表、亦庄开发区管委会、市教委等多次与牛继升委员座谈，剖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开发区管委会虽然是

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的主管部门，却没与教育管理职能。去年5月，亦庄开发区管委会向市教委申请教育管理职能，考察开发区内现有的教育资源，牛继升也进一步建议在开发区现有的实验学校内开展义务教育…………亦庄开发区的义务教育难题开始逐步被打破

去年9月1日，亦庄开发区管委会宣布，实验学校作为一所民办校，将承接开发区义务教育的任务，并享受开发区管委会的教育经费拨款。即便是外地的孩子，只要在开发区购房，他的学费也会被拨到实验学校，从而享受义务教育，结束了亦庄无义务教育的历史。

困扰了亦庄居民十几年之久的难题，在人大代表、开发区管委会和亦庄居民的共同努力下，短短的几个月得到了解决。居民们在拍手称快的同时，也为两会代表委员的认真执着所感动，他们为民为社会鼓与呼的使命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公民意识的回归。与此同时，居民们也为自己积极参政议政的成就感所鼓舞。也正是由于自己积极地参与两会提案的网上投票，才能引起市政协专委会的关注；也正是由于自己自始至终的与委员交流到达成共识，采有了一个如此满意的结果。

市民参政是市民当家作主的集中体现，也利于城市管理民主行政的开展，便于公众参与、公众监督，有利于城市管理决策的科学化，促进政府的办事效率。

那么如何才能激发市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呢？

首先 要构建上层建筑与民间基础畅通沟通的渠道：每个市民都有表达观点的自由，但是如果没有通畅的言路，上层建筑与民间基础将无法形成良好的沟通渠道。现在的言路通道，为这种信息通达提供了可能。报纸、广播、电视，传统媒体一直行走在倾听民意的前沿，而网络的引入，为察纳民声增加了更便捷、更广泛的通路。正如上文所述，把市民所关心的议案挂到网上，吸纳群众的声音和见解；

其次 关注民生，搭建公众参与的决策平台，激发公民意识：普通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显示了可贵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保持一个社会良性演进的人文标准。而缺乏公民意识的城市，即使物质再丰饶，也是一座缺乏精神底蕴和文化活力的枯城。同理，如果城市管理决策平台与民意割裂存在，这样的决策平台只会成为秀场，而民意只能流转于坊间街巷而不能上传下达，这无疑是城市管理的悲剧

城市化与市民化关系论文 篇6

关键词 城市化；城郊农民；市民化；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90X（2016）12--02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现代化依靠农村的城市化，城市近郊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是大中城市实现农村城市化的重要途径。一般意义上，农民市民化是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传统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身份和权利；同时，其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各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融入现代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1]。城郊农民市民变市民并非一帆风顺，面临一系列文化、经济及体制的困境，需要多方面统筹推进，保证农民变市民后的根本利益。

1 城郊农民市民化面临的困境

1.1 农民变市民面临的职业转变的问题

1.1.1 城郊农民变身为城市农民工

对于处在西部城市的城郊农村村民来说，乡镇企业的不发达导致本地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实在有限，自身职业技能的缺乏则在寻找新职业时处于弱势，无从选择，因此许多农民被迫加入到农民工大军进城务工。

1.1.2 城郊农民成个体工商户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城市近郊农民由于土地被征用，率先面临身份转换，由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转变为市民。在这些失地农民中有一部分人利用政府的土地补偿金自主创业，成为个体工商户。

1.1.3 从传统农民变身新兴农民

土地被大量征用后，有些农民由于自身的特点暂不能适应脱农的生活，他们还想继续从事与农业相关的行业。同时，城市不断地发展，对于蔬菜花卉的需求日益增强。利用先天优势的地理位置，发展蔬菜花卉种植、家禽养殖、农家观光旅游业等新型农业已成为这部分城郊农民致富的另外一条途径。从传统农民变身为新兴农民并不顺利，还面临着很多问题。由于传统农业都是依靠经验来种植的，蔬菜花卉的种植要求技术很高，田地里种的都是单一的、较容易成活的作物，稍微有些技术含量的作物都见不到。他们对于市场信息的反馈较为缓慢，一般不能够及时了解市场需求，及时提供当季的蔬菜花卉，导致出现滞销的现象。

1.1.4 农民变身为租主

城郊村被拆迁后往往建立起新的工业园区、开发区以及大学城等，大量的设施和人员聚集，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不少农户利用补偿款建立房屋进行出租，租金成为他们的重要生活来源。

1.2 城郊农民市民化后面临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转变的问题

1.2.1 生活环境的变化

城郊处于城乡结合部，村居混杂，地域交错已日渐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所在。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转型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部分农村建设规划相对滞后或品位低下，出现了布局散、规模小、建设乱的现象，有原住居民，也有外来务工者，人际关系表现出冷漠的一面。二是没有完全纳入到城市管理的系统中去，所以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没有跟上，道路错乱不一，绿化规划不合理，电力设施杂乱无章，交通状况更是堪忧。

这样的环境下很容易滋生犯罪，给社会治安管理带来很大的压力。生活环境的前后差异导致很多农民转为市民之后不能够适应，心理上出现抗拒市民化的情绪。

1.2.2 生活水平的变化

总体来说，村民变市民后生活水平较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部分人由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日常生活成本较以往大大提高了；同时，没有稳定的收入，因此这些新市民的生活水平其实较以往是有所下降的。很多农民成为市民之后没有固定的工作，收入也不稳定，虽然住上了楼房，但过着的生活却并不比以前舒适，生活质量有所下降。因此，很多农民转为市民之后对未来感到很惆怅甚至怀恋以前的生活。

1.3 城郊农民市民化面临的社会保障的问题

现行的安置办法往往未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养老、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因此，一旦土地被征用，农民就失去了基本生存的生活底线，务农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生活在城市边缘，很容易成为新的城市弱势群体[2]。

农民变市民面临医疗保险缺失、社会救助缺乏、养老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

中国医疗市场化的结果，导致“看病难、看病贵”，不论是对城市居民还是对城郊农民来说，看病难问题都很紧迫。在社会救助方面，城镇居民如果生活困难的话，每个月都能去民政局领到最低生活保障金，但对于这些贫困的城郊新市民来说，可能就没有这种权利了。目前，对于农民的养老保障，政府大都采取的是一次性补偿一部分现金，让他们自行处理补偿金，没有一套完整养老保障体系。而传统的养老观念促使这些老人将补偿金给予自己的子女，让子女帮忙照顾。孝顺子女是会帮忙照顾，不孝顺的子女则会继续不孝顺。目前，养老保障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郊农民变市民的养老问题。在教育问题上，城郊农民变市民后希望子女能够享受更好的教育，选择将孩子送到城市里面好的学校，与城市居民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但现实是城市的教育资源还不足以容纳更多的孩子入学。不少城郊农民变成市民化，孩子的择校问题、教育歧视等问题成为困扰家长的难题。

2 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2.1 统筹协调推进城郊农民市民化

城市化与市民化关系论文 篇7

“学术”理应包括两个内容:研究与传播。学者致力于探索研究学术性的知识, 为的是能够使得这些研究在日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能量, 学术是为全人类所享有、所使用的。而在以往的学术研究过程中, “传播”环节常常疏离于社会, 使得学术“高高在上”, 难以实现其应有的普遍社会价值。于是, 责任心和价值感告诉传媒:致力于将学术向大众传播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之路。

传媒如何传播学术

提供平台, 实现三个对接。这里所说的“三个对接”是指: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学术与传媒之间的对接。同时, 平台很必要, 《百家讲坛》就是媒体所提供的以供实现对接的一个平台, 在平台上, 各就各位, 各得其所, 没有必要强求一律。

如今, 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接收信息最重要的方式, 由于大众传媒的介入, 传统的经典文学改变了原来的传播方式, 变成了大众文化的一种。大众传媒促进了经典文学的传播, 为其更为广泛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学术要传播就要借助于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学术的传播提供帮助和进行创新。学术知识相对来说是缺乏生动的活力的, 那该如何将这些枯燥的知识传播于众呢?这就要靠大众传媒来帮忙了, 利用其自身的传播特性来推动缺乏活力的学术知识向大众传播、向外行传播的进程。

易中天教授曾指出自己的成功之道在于主动和老百姓对三国的知识体系进行“对接”。他认为, 三国这段历史时期的人物有三种形象, 一种是史书中的历史形象, 一种是文学形象, 还有一种是老百姓熟悉的民间形象。“我展示的是其历史形象, 但是拿其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作对比。这样观众听起来既亲切, 又过瘾。”张颐武教授将易中天的成功称之为“浅思维的成功”, “这种浅思维是对知识巧妙的‘软’性处理, 将知识变为有趣的叙述和充满具体可感的素材。”“浅思维的好处在于贴近生活, 有感而发”, 从而启悟人生。这个观点颇为中肯。

精选内容, 强调影响力。生动精彩的内容再加上颇有建树的学者, 向大众传播正确的、有用的、有趣的文化知识, 喜闻乐见又受益匪浅, 学术与传媒则会双赢。

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传媒文化身份, 文化群落 (知识层次较高的人群) 希望传媒属于纯文化, 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 是千里眼、顺风耳, 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 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 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媒介既是信息发布人, 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 多重身份的角色使得它必须好好审视一下自己, 为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而进行改变。

学术需要有效地广为传播, 传媒所传播的知识要通俗化, 要面向不同知识水平层次的受众, 俗称“大众餐”。在《百家讲坛》的定位中实际上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百姓”, 栏目要为平民百姓和普通大众服务, 这就要求知名学者们作为演讲者, 要放下“身架”, 采用平民化的视角, 用通俗的语言, 形象的比拟, 从纷繁杂乱的历史资料和教科书里提炼精华, 抓取要点, 深入浅出, 把学问当评书讲, 把历史当故事说, 以增强“讲座”的趣味性、戏剧性, 提高观众的收视兴趣。《品三国》系列讲座中易中天教授将“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比作是现代社会中公司总裁猎取有能力的总经理, 贴近当代人生活, 既诙谐、幽默, 又易于理解和接受。

《百家讲坛》将学术大大淡化, 选择符合老百姓的思维习惯与喜好的内容来演讲, 这样就为栏目赢得了更多层次的受众, 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避免“泛大众化”。在“易中天现象”引发的争论中, 有人对易教授这种“俏皮”评说历史的方式提出了质疑, 指出这种表达方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将“品三国”变成了电视剧。批评者认为学术研究沦为常识的普及乃至通俗的演绎是不合时宜的, 是变相地将历史庸俗化。需要说明的是, 学术在大众传媒上显示出的“大众化”、“平民化”的形式特质, 与电视节目的“娱乐化”是不等同的。有些学者对于学术一旦与传媒接触就一定会娱乐化的担心有一定道理, 但不必过分敏感与担心。

通常人们认为, 学术性的高文化含量的东西只适合于严肃的公共场所来进行演讲和传播, 但是《百家讲坛》却颠覆了这种传统观念, 它以事实证明了, 学术性的高文化含量的东西也适合于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来表现, 当知识性、学理性的“讲座”式节目, 从高等院校的阶梯教室搬到电视荧屏上时, 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百家讲坛》制片人将栏目的成功做法概括为:要把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变成“剧本”, 以一个戏剧化的结构来做讲座。它呈现给观众的讲座既不同于大学课堂或学术研究论坛上的严肃型文本, 也不同于茶馆闲聊式的说书讲故事, 而是杂糅了二者的优势, 把学理性的分析与讲故事的生动性、悬念性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对于习惯了严肃的学术研究的专家们来说, 在《百家讲坛》的讲座则是经历了一个多少有些痛苦的表述体系的“变身”过程。当严肃的学术走向大众, 枯燥的理论有了血肉的时候, 就用“娱乐化”、“庸俗化”之类的词语加诸其身, 并不是学术讨论和学术解放的理性态度。

在我国现有的媒介体制下, 以广告为主要盈利支撑的情况下, 媒介的专业化程度和专业化进程需要科学审慎把握, 既不可走极端和操之过急, 也不必过分苛责挑剔, 公众应该给媒介时间和空间允许它们在尝试改变中寻求更为恰当合理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毕竟, 以服务者的姿态出现在受众面前, 栏目的亲和力大大加强, 摒弃高深、晦涩, 以平民化的解读方式来传递学术和文化, 是久违了的媒介带给我们的感觉。

“共赢”后的再思考

学术与传媒联姻为二者都开拓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大众媒体不仅肩负着传播信息的重任, 而且承担着传递文化的功能, 理应成为学术的传播与创造的肥沃土壤。将中国历史文化经典的作品搬上荧屏, 既丰富了媒介内容, 又播撒了学术的种子。传媒在这条道路上是任重道远的, 它不仅要求传媒机构推陈出新, 创造出新颖的模式来吸引受众, 更需要专家们在肩负学术研究的责任前提下强调学术普及, 严谨的立证与生动的形式并重, 注重学术知识的绝对真实性, 才能真正实践专家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

冷静看“名利”。《百家讲坛》的热播, 使诸如易中天的原本埋首“象牙塔”的专家学者们, 由过去的默默无闻而迅速成为妇孺皆知的“学术明星”。尽管对此褒贬不一, 他们却在公众的视线中一路蹿红, 出版著作的发行数目也屡屡创下图书销售的最高纪录。在享受前所未有关注度, 成为众人追捧对象的同时, 有人开始质疑:学术明星在转瞬间获得巨大关注度的同时还能否冷静对待名利, 能否不迷失自我、不借机炒作, 牢牢坚守学术品位。这种担心和顾虑不无道理, 西方学者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就曾明确指出:“上电视的代价, 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 一种自主性的丧失, 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 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 特别是时间也是限制的, 这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而深度介入电视的中国学者王鲁湘也坦率承认:“主体立场的丧失是知识分子进入电视的一个必然代价。你要转换到这个角色, 就必须接受这个条件。以中国目前情形, 任何一个媒体的话语空间都是有限的, 电视的话语空间更狭窄一些。” (1)

对此, 我们必须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学术研究和立场上来看, 如果一味将社会浮躁的功利标准引入其中, 以牺牲思想深度和高度为代价, 以迎合大众为幌子, 消解经典, 哗众取宠, 最终只能导致批评连连, 自身形象也严重受损。易中天在南京签售他的新书《品三国》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电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现代传媒, 也是一个传播学术的很好平台。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 成人也毁人。如果你想成名, 可以利用它, 但是成名不等于成功。传媒与学术的结合, 做好了是双赢, 学者赢得了观众, 媒体赢得了品位;如若做得不好, 那么就会使学者名声毁誉参半, 媒体也会被观众辱骂得臭气熏天。”因此, 专家学者们应坚守学术品格, 审慎对待自己的言论, 言之有据、论之有益, 冷静思考如何借助媒介力量实现学术的普及与传播, 让广大受众真正遨游知识海洋, 享受智慧之光。

坚守社会责任。事实上, 大众媒体自诞生之日起, 就已经开始了与学术文化的联姻, 并且以特别的方式迎合大众的口味。因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核心本质是它的大众性, 那么大众传媒和学术文化之间的共谋互利就在所难免。在媒体发达的时代, 媒体更需要文化内涵。近些年来, 电视等媒体又将教授、学者们引入新型传播方式, 谈历史、文学、诸子百家等, 在带动出经济效益与万众瞩目的同时, 收到了普及文化、推广知识、提高学术社会地位和深化媒体文化内涵的效果。

在传播学中, “议程设置”理论应该引起媒体人的高度重视。即媒体具有为公众安排议论的话题的功能, 媒体的传播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们谈什么和想什么。因此, 媒介报道什么, 公众便注意什么;媒介越重视什么, 公众也就越关心什么。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在其《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说, 媒介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很难奏效, 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却十分有效。换言之, 媒介难以左右人们的思想方式, 但却易于操纵人们的思想内容。

因此, 传媒应坚守社会责任, 要强化为受众着想的服务意识, 充分发挥“平台”和“渠道”优势, 一方面应当以适宜的方式去深入浅出地传播、普及中国的优秀文化, 带动和引导普通民众了解优秀文化的兴趣, 并最终引领普通百姓提高对优秀文化的理解, 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另一方面, 保证节目内容的质量, 不能一味迎合公众口味, 将学术研究通俗化是创新, 将通俗文化低俗化却是不负责任。

回顾过去的20个世纪, 传播媒介从初民们的口耳相传、筮骨铸器一直发展到了如今把整个世界连接为一个地球村的互联网, 它所带给世界的变化是人类有目共睹的。与过去相比, 现代传播媒介发生了改变, 电视等新媒体的产生使学者可以面对更广阔的受众, 学术思想可以更迅速地传播, 传播方式也可以更灵活。

学术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 学术既要走向大众, 又免不了受到各方质疑;媒体不仅要广泛传播学术, 又不能丧失立场原则, 这充分说明了学术与传媒绝不能是单纯的商业合作, 而应是以公众和社会利益为最终目的, 密切的伙伴关系。

参考文献

[1].喻国明:《喻国明自选集——别无选择:一个传媒学人的理论告白》,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张汩汩:《把学术搬上荧屏——讲座型栏目的选择与追求》, 《电视研究》, 2005 (4) 。

城市化与市民化关系论文 篇8

概言之，运河既与商品集散、贸易往来发生联系，同时也与传播传统文化、学术思想、时代风尚、风土人情等息息相关。但是大部分人对此知之甚少，而且长期以来运河研究一直受到冷落，甚至被人遗忘。随着近些年来，大运河申遗工作的启动，运河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才日益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关于运河及运河城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而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研究文学与运河的关系日益成为一种需要。此前，关于两者关系已有一些探讨，如张强先生《运河城市是话本走向成熟的摇篮》、葛永海《明清小说与苏州风情》、甘露《吴越文化与明清小说》和赵维平《运河文化与明清小说》等。令人欣喜的是现在另一部这方面的著作出版了——《运河城市与市民文学》。就目前来说，尚没有一部专门研究运河城市与市民文学的专著，甚至也很少有深入研究两者的内在联系的论文。因此该书的出版面世具有建设性的贡献，填补了两者关系研究的空白，是运河研究、市民文学研究的一大成果，并将研究广度和深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该书是江苏淮阴师范学院周薇教授的研究心得，2010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周薇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晚清诗学和运河文化研究，在这方面颇有成就，发表专著数部，学术论文40余篇。

该书以市民文学和运河城市为核心概念展开论述。市民文学真正兴起是在北宋，具有市民阶层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他们一般文化水平不高，社会地位低下，充满物欲，追求自由放纵的享乐生活，有着反传统束缚的精神气质。市民文学就是为这个阶层服务、反映其生活、表达其思想的。宋以后，运河繁荣经济的能力愈加突出，运河沿岸城市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商业中心，随之市民阶层逐渐壮大，对市民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就必然产生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且运河作为经济大动脉不但创造了沿岸城市的繁荣，还通过文化传播满足着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运河城市滋养的市民文学，必定带有运河文学的独特性，即不同时代运河城市的时代气息、地域传统、经济生活与文化交融状况等，会给不同时代的市民文学带来不同特色，从而导致其个性化的生成。并且其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艺术手法更加成熟。

作者从形式多样的市民文学中选取了四种代表性的文学样式进行探讨，有宋元话本、宋词、元杂剧和明清通俗小说，通过它们分别对运河城市和市民文学的关系进行历史描述与研究。然后各部分又从两个大方面去考察两者的密切关系，即运河对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对运河的反映。从影响来看，一、运河城市是作家聚集与作品创作的摇篮，是市民文学发展的兴盛地。运河城市在造就市民文化的同时，还造就了一批与市民有着血缘关系的文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面向市民，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市民阶层的文化诉求。如江南运河城市，曾是文人云集、明清小说创作的基地。二、运河城市的历史背景、时代政治、经济状况、文化氛围等对市民文学发展的影响。如运河市民文化对词的俗化的影响。从反映来看，一、物质上，市民文学对运河城市生活的折射。运河城市是作家作品的重点吟诵对象，包括的内容可说是丰富多彩。市民生活状况、城市商品流通、城市交通、经济情况等都是市民文学的关注对象。二、精神上，市民文学对运河城市市民意识的传达。随着运河城市的繁荣，运河市民独立自由的思想、反封建反传统的意识越加明确开放。这些在市民文学中都有集中体现，典型的是经商态度的转变和女性婚恋观的进步在市民文学中的频繁出现和颂扬。此外，精神层面上的传达，有一点特别值得玩味，三章第四节“元杂剧衰亡与市民意识的缺失”和四章第二节“市民文学的新发展：明清通俗小说走向了历史的辉煌”，第六节“明清小说中的运河市民意识新形态”，其中一是意识缺失，文学衰亡；一是体现意识并不断更新，文学发展并辉煌。通过两者的鲜明比较，我们可更确实一点：一种文学样式，如果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趋向没落，那么其必将衰亡。反之同理，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精神追求的传达，其内核要素是存在的根基。这是作者书中并未传达，但不同读者可能会在阅读中收获的不同意外。读书之乐也在此。

体例上，该书简洁鲜明，去除旁枝末节，选取了四种典型的文学样式，分四章而解析之。其实中国的市民文学种类很多，宋代还有一些瓦肆伎艺底本，元代则有散曲，明清有文言小说等。通读全书可知，作者书中主要关注了市民文学与运河城市两者关系中所兼有的世俗性，以世俗内容、世俗情感、世俗形式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可能也考虑了文学史上每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这样，取舍因由，昭然若揭，其研究思路及方法可谓新颖独特。内容上，广采博收，具有坚实的材料基础，征引了众多的运河史与运河文化的原始资料、研究资料，关于中国市民文学史的整体资料和研究成果，还有更多的话本、词、杂剧、明清通俗小说的专门资料。这些都是该书的坚实后盾。视角上，该书转换了一般的研究视角，向纵深层面发展，用新角度、新思维来展示市民文学与运河城市的联系及其创作、思想和特色，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观点。而这正是本书最大的独特性所在。

可以说，市民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运河城市的壮大而成长壮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运河与运河城市串联起市民文学的历史，造就了宋元话本、宋俗词、元杂剧、明清通俗小说的辉煌。因此对运河城市与市民文学的关系进行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而通过对该书的阅读，作为读者的我们，浅层次上，可以基本了解各个阶段的市民文学与运河城市的关系情况及其发展个性，进而串联起市民文学的历史；可以把握运河发展及城市兴衰与市民文学的发展兴盛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可以了解两者之间的互动，即运河城市对市民文学成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意义；市民文学对运河城市生活的真实展示与反映，市民文学对运河城市市民意识的进步与更新的折射。更深层次上的意义是，会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运河之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丰富传统文化研究的空间；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学的历史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契机；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学内部的社会与文化的构成因素；也能增强我们对中国文学形式与内容的特点的深层次的认识与把握。

《运河城市与市民文学》一书，作者以其特有的女性身份、女性视角，在着眼点及研究思路方法方面可谓新颖独特。同时，它在发掘新的资料和研究方向，填补空白、启发后学方面的贡献也不可忽视。我们相信，经由《运河城市与市民文学》提供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运河研究和市民文学研究必将越来越为世所重，吸引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深入挖掘探讨。

摘要：市民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运河城市的壮大而成长壮大,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运河与运河城市串联起市民文学的历史, 造就了宋元话本、宋俗词、元杂剧、明清通俗小说的辉煌。可以说, 市民文学的产生、发展与繁荣都与运河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运河,运河城市,市民文学

参考文献

[1]周薇, 《运河城市与市民文学》,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版。

[2]安作璋, 《中国运河文化史》,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城市化与市民化关系论文 篇9

一、城市文明建设与市民文明素养的关系

(一)市民文明素养的内涵

市民文明素养,是指“市民的综合文明素质,它是一个城市的居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思想、情操、道德、体魄、智力、心理、科学等等的基本品质和达到的总体水平。”关于这个问题,鲍宗豪教授从文化比较的视野进行了阐释,虽然东西方在素质问题上的界定存在差异,但在本质上有着共同的认知,都把素质看作是行为主体应该具备且会引导、促进行为主体不断丰富提升自己直至走向成功的一个内在驱动力。

(二)城市文明建设与市民文明素养的关系

一方面,市民文明素养的提高是提升城市文明的决定因素。市民文明素养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体制、法制等方面的完善和发展,其公共道德水准的高低直接代表着城市的精神气质和外在形象,如果不加以改变,则会陷入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浪费各种公共资源,提高行政执法成本。

另一方面,城市文明的提升对于进一步提高市民文明素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打造城市品牌,增强城市自信,增加广大市民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从另一个层面督促和提醒市民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提升思想道德观念,在良好的城市环境中接受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育,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二、市民文明素养的现状与城市文明建设需求存在差距的原因

(一)市民文明素养的现状

当前,大多数市民具备基本的文明素养,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对社会公德规范有较好的认知,同时对更高的精神文明风尚保持不断的追求。但也要看到城市当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文明陋习,一是尊重他人的意识不足,如“不使用礼貌用语,甚至用语粗俗”,“公共场所吸烟、大声喧哗甚至嬉戏打闹”,“公交车上不文明礼让”等;二是维护环境的意识较差,如“随地吐痰”,“对宠物的排泄物不加处理”,“随意践踏草坪”、“乱涂乱画,特别是对名胜古迹的破坏”,“随意乱扔垃圾”等;三是遵循法制的意识淡薄,如“车辆乱停乱放甚至占用盲道”,“商贩随意摆摊设点甚至污染环境”,“行人乱闯红灯,非机动车不按交通规则行驶”等。这些不文明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城市文明建设的进程,成为审视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二)存在差距的原因

首先,政府的主导性地位并未得以凸显。中国长期以来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国民人文素养的培育,政府在诸多方面没有把提升市民素养这一短期内难见实效的问题提到应有的政治高度,降低了其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位置。

其次,市民结构的多样化增加了全面提升市民素养的难度。一是土生土长的城市市民,这部分人群,由于历史原因无形中有着某种天然的优越感,也确实具有现代城市所宣扬的某种道德和行为规范,但长期传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并未认清城市的本质和所承载的功能,在深层行为和心理上,带有浓厚的小市民精神特质;二是刚刚由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这部分人群,漫长农业社会所带来的封闭式环境,使得这部分人群呈现出固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既能在某些层面顺应城市化进程,又不能完全脱离长久以来的陋习,成为素质亟待提高的一类人群。三是农民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务工人员,可以说这类特殊的人群对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有着很大的贡献,但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往往容易被社会边缘化。

再次,市民缺乏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因而缺乏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决心和意识。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市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相对较低,人们关心的更多的是自己的生活,对于公共领域的问题采取不作为的态度,缺乏对城市的责任意识和家园观念,参与城市管理的意识相当单薄,从众心理严重,不从自身找原因,对城市发展的认知悲观消极。

最后,奖惩机制不健全,对塑造市民典范,培育积极良好的市民精神不利。对于优秀市民的文明行为缺乏应有的鼓励和宣传,对于不良市民的文明行为更缺乏应有的批评和惩治,处在全民素质尚待提高的今天,市民文明素养的局部提高需要适时地加以褒奖和传播,如果没有政策上的支持,会逐渐模糊淡化文明市民的文明意识,不利于产生优秀的市民典型,形成良好的市民风尚。

三、以张家口市为例,对提升市民文明素养的策略分析

(一)开展政府主导下的文明行动,发挥社区街道贴近百姓的优势,切实提升市民文明素养

根据市民需求开展多种多样的科普活动,通过多种媒介宣传方式,传播科普知识,建立长效机制,每年变换不同主题,定期举办“市民文化节”或“市民教育月”活动,具体包括社区文化、楼群文化、广场文化、老年文化等版块儿,深入持久地开展这类群众性文体活动,发挥政府的组织领导优势,形成品牌,在广大市民心中确立政府打造文明城市的决心。同时,政府还组织全国性的国家科技月和教育月活动,对提高全民素质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前,张家口联合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应切实有效地采取一系列举措,发挥社区优势,从社区辐射周边,对不文明的行为及时加以干预,对社区涌现的优秀典型随时上报扩大宣传。以全新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迎接这一盛事。让市民感受到冬奥会城市形象建设与自身生活的息息相关,认识到城市形象建设不仅仅是政府的事,需要每个人积极参与到城市形象建设中来。

(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强调公民道德教育,用道德化的制度培养市民的良好情操

张家口的市民构成呈现多元化特点,市民素养问题亟待提高,对于上述第一类人群,可以采用鼓励、褒奖、树立典型的方式,强化他们对这个城市所起的市民引领作用,指出其身上所肩负的提升城市文明的重任,逐步将这类人群固定为城市文明建设中的主要生力军;针对第二类人群,由于他们的身份刚刚发生转变,旧有的习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必然会显得格格不入,但也恰恰是这些“新市民”,他们希望改变的主观意图最强,同时也最希望被这个城市真正接纳,所以,采用适度教育的方式加以引导,如鼓励参加针对城市不文明现象举办的摄影作品展、文明市民典型事迹报告会、各类型比赛讲座等活动,长期坚持定会取得较大成效;针对第三类人群,以街道和社区为单位,利用节假日采取“问卷调查”,“市民短期课程”,“监督反馈”等方式,强化市民的道德意识,纠正不文明的社会行为,循序渐进,逐步向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靠拢,在具体做法上要保持谦逊的态度,切不可流露出过浓的说教意味。

(三)提高市民对城市文化形象的认同,培养市民的家园意识和责任意识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其社会成员是否拥有和谐一致的文化价值观,是否对城市的发展持有相对稳定的目标共识,都直接决定了城市是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对于张家口市,虽然经济欠发达,综合竞争力不高,但在生态环境日趋严峻的今天,空气质量问题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张家口的空气质量在长江以北特别是京津冀重点区域持续维持在最好水平,日前,一份由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16座“洗肺城市”,张家口成为河北省唯一入选城市。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都能成为我们骄傲和自豪的理由,要善于发现和挖掘自身优势,错位发展,逐步树立城市自信,使市民对张家口的城市文化形象产生认同,与此相伴的责任感、归属感、家园意识,共同形成合力对城市文明的建设作出贡献。

(四)建立并完善科学的奖惩制度,将其提高到应有的法制高度

对于先进人物及其典型事迹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多种渠道进行宣传,并对其进行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的奖励,培育典型人物有助于良好市民精神的塑造,一方面通过肯定优秀市民的行为,鼓励他们继续发扬,另一方面,通过树立标杆,在全市范围内掀起学习热潮,引导广大市民自觉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纠正生活中的陋习。对于破坏城市形象、有违公共道德且屡教不改的顽疾要严厉处罚,通过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加以遏制,在适当情况下实施必要的经济处罚,提高不良行为的违法成本。同时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多种媒介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坚决抵制,鼓励市民对身边的不文明现象进行监察,努力营造良好且充满正能量的社会氛围。

总之,提高市民素质,提升城市文明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广大市民不断努力,以创建文明城市为目标,切实加强张家口市市民素质建设,不断提升张家口市的文明程度,为创建一个更加良性、积极的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摘要：城市文明建设与市民文明素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更好地反映出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当前在城市文明创建的过程中,少数市民文明素养的缺失直接影响文明城市的形象,因此弘扬优良传统,加强教育引导,发挥政府主导地位,建立长效机制,才能有效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创建文明城市。

城市化与市民化关系论文 篇10

1 绿道理论与城市形态

1.1 绿道理论

绿道英译为“greenway”, “green”泛指具有自然或半自然植被的区域, way泛指通道, 是人类、动物、风、水等移动的路径。查理斯.莱托 (Charles Little) 的《Greenway for American》是绿道理论的开篇之作。绿道即是沿着诸绿道是以线性元素为主的绿色景观网络, 兼具生态、文化、游憩、审美等多重功能。城市中的绿带 (greenbelt) 、林荫大道 (mall) 、公园道 (park-way) 及其步行系统是绿道的主要形态。绿道系统分为绿廊系统、慢行系统、标识系统、交通衔接系统、驿站服务系统五个部分。城市绿道与城市结构具有自适应性, 表现出共生关系。一方面, 城市的山水基质、既有道路、公园、水系、植被等是绿道规划设计的基础;另一方面, 城市绿道的线性结构对城市空间演化产生约束、联通、渗透、更新的作用。西方发到国家的绿道实践经验, 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1.2 翡翠项链

美国乡村绿道规划源于奥姆斯特的的“波士顿公园体系”, 并与美国西部中小城镇体系的结构演变息息相关。“波士顿公园体系”的初衷是增强城市、郊区、国家公园的联系, 形成国土资源宏观层面的绿道网络。其基本思路是:将美国城市现有的公园、水系、林荫道, 以郊区的乡村道路、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联系起来, 构成一条由城市向乡村延伸的的绿色链条, 奥姆斯特的称之为“翡翠项链”, 该绿道体系联系了美国15个州和23个重要城市, 以130多个小市镇, 形成城市、市镇、森林公园、大学校园、历史文化遗产、文化公园的共生。

1.3 田园城市

19世纪末, E·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的构想, 即通过环形道路将城市分成若干同心圆的环形道路, 以市区为核心通过辐射状直线道路与各环道相联, 构成环网状的线性绿道结构。环网绿道结构能够限制城市的无序扩张, 增强市内各区域的连通性。1929年, 英国提出“大伦敦空间规划”, 则是田园城市构想的具体实施。政府在市郊购买大量农田, 营造自然风景园, 从市区向市郊延伸出若干林荫道, 使市区能够直通市郊, 林荫道穿越的街区, 均设置开放空间。

从发达国家城市绿道建设经验看, 城市绿道应当基于城市绿地系统现状, 契合城市空间结构形态, 与城市共同发展演变, 才能发挥其生态、游憩、景观功能。

2 厦门市海沧环湖绿道项目

海沧环湖绿道位于厦门市东南部的滨湖区域, 以“让生活慢下来”为设计理念, 通过沿湖步行系统, 衔接现状公园、公建广场、公交服务设施等, 着力营造绿色走廊、健身走廊、生活走廊为市民提供生态休闲、文化娱乐、健康运动的场所。

环湖绿道全长约5.8公里, 分两期实施。一期全长4.1公里, 绿道宽度约3.05米, 起于海岸一号与海沧大道交叉口, 止于为南桥。经过鼓浪湾酒店、北桥加州海岸、行政中心、阿罗海城市广场等节点。其中约2千米为新建红色彩色沥青路面, 2.1 千米通过现状道路修整而成。二期全长2公里, 起于南桥经海沧体育中心, 止于海沧大道。

从交通路网看, 以东屿村为核心, 形成环湖绿道、滨湖北路、海林路三条环状道路, 沧林东三路、滨湖路、海裕路、钟林路、兴港路、南海三路等径向道路, 海沧环湖绿道绿道位于“海—陆”交界面。这个路网结构, 使海沧环湖绿道远离城市中心区域, 靠近滨海风景区域, 并以南湖和北湖为核心, 构成滨湖景观。

从城市用地看, 海沧环湖绿道衔接了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城市绿地、行政办公用地等不同用地性质的区域, 使环状线性路径具有不同的空间体验。在海沧环湖绿道中, 海沧区行政服务中心和海沧体育中心是两个重要的节点, 分别控制着一期和二期工程, 同时这两个节点和东屿村形成“三角视线”联系, 增强海沧环湖绿道构图的稳定性。

从风景资源看, 海沧环湖绿道具有丰富的城市景观和海洋景观视觉资源, 形成“海洋———城市”的景观视觉联系。面对海洋为“平远”, 视线与海面基本持平, 形成广阔之感, 东屿村位于南、北湖和外海之间, 具有添景作用;面对城市为“高远”, 穿行与沧海环湖绿道中, 可以看见高大的城市建筑层层叠叠的掩映在绿道两侧的风景林中, 给人丰富的时代气息。

沧海环湖绿道规划立足城市海景资源, 充分发挥绿道衔接功能, 基于城市路网、用地规划、景观资源, 构造多层次的线性体验空间, 实现与城市形态的共生。

3 海沧绿道与城市的共生模式

城市绿道规划应与城市形态相适应, 形成空间、资源、演变路径上的协同与共生。主要模式有:阻隔与渗透、通道与衔接、吸引与辐射。

3.1 阻隔与渗透

厦门位于东南沿海, 海风是地域性生态资源。但是, 持续的海风或剧烈的台风, 也会对城市造成破坏, 因此, 沿海防风始终是滨海城市规划的重点。海沧环路绿道结合现状滨海公园, 在5公里的海岸线上, 形成完整的沿海防护林体系, 能够有效阻隔持续性海风或缓解季节性台风对城市的影响, 实现城市绿道的阻隔效应。同时, 以海沧环湖绿道两侧乔木所构成的防风体系, 具有一定的渗透性, 海风景环湖绿道过滤, 风量和风速均有降低, 能够增强城市街区的自然通风, 实现城市绿道的渗透效应。

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紧张, 越来越多的滨海城市通过围海造田的方式, 向海洋索取资源。为了限制城市的无序扩张, 保护滨海生态资源系统, 建设沿海环湖绿道很有必要。海沧环湖绿道沿海岸线展开, 具有一定的宽度, 植被等自然资源丰富, 形成“海—陆”交界面的天然阻隔,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城市用地的扩张。同时, 海沧环路绿道设有两条通向东屿村的道路, 增强了城市与海岛空间的衔接。

海沧环湖绿道兼具阻隔和渗透的功能, 在某种意义上说, 阻隔和渗透是相互, 其关键是环湖绿道的“半透膜性”, 即对物质和能量的局部透过后选择性透过。绿道的这项功能, 使之成为城市与景观的渗透介质, 具有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作用。

3.2 通道与衔接

绿道以通道和衔接的形式与城市共生。

所谓通道, 是指绿道具有一定的宽度, 能够承担一定容量的通勤交通功能。海沧环湖绿道作为海沧地区滨海路网结构的一部分, 能够缓解环湖绿道、滨湖北路、海林路三条环状道路的交通压力, 增强与沧林东三路、滨湖路、海裕路、钟林路、兴港路、南海三路等径向道路的交通衔接。海沧环湖绿道景观性、生态性、通勤性均较好, 规划中设置了以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为主的慢行系统, 既是对城市交通的补充, 也能为沿湖住宅、商业区的人流提供游憩场所。

所谓衔接, 就是通过绿道的线性形态将不同类型、功能的城市节点联系起来。厦门市海沧滨海区域, 原有部分零散的公园, 分段的沿海步行道, 部分亲水平台等景观设施;新建有海沧行政服务中心、海沧体育中心等公共设施;地形地貌为沿海滩涂, 具有丰富的沿海植被和地质资源, 这些生态资源散布在海沧沿岸, 尚未形成统一的体系, 而城市的有机发展应以空间秩序为前提。海沧环湖绿道的规划, 使原本凌乱的滨海景观资源得到整合, 设计中修复了原有破损的滨海道路, 增设了各种辅助设施, 丰富了公园绿地景观。最重要的是:通过环湖绿道的线性路径, 形成以海沧行政服务中心和海沧体育中心为控制节点的城市空间。

3.3 吸引与辐射

交通衔接系统是海沧环湖绿道的重要内容。绿道便捷的交通能够实现绿道内外人流的组织, 形成吸引人流、辐射周边的效果。海沧环湖绿道的交通衔接系统由三个层面组成, 一是入口系统, 在海沧环湖绿道周边设置的公交车站、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的停车库, 是远距离客流主要出入口, 近距离客流主要通过环湖绿道的小出口或节点广场出入绿道系统;二是驿站系统, 绿道具有一定封闭的体系, 在绿道内需要设置若干服务驿站, 提供休息、餐饮和车辆 (自行车) 服务;三是节点系统, 在海沧绿道中设置了大量景观节点, 这些节点分级设置, 以亲水平台或广场为主。此外, 由于海沧环湖绿道的资源环境质量较高, 这里也成为野生动物或水生植物的重要栖息场所。环湖绿道对城市人流和景观资源具有吸引和辐射的作用, 以此增强绿道系统内外物质和功能的交换能力。

4 结语

城市绿道系统是城市景观资源和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绿道的规划设计需要与城市功能和结构相协调。一方面, 要立足城市资源, 将现有城市资源整合起来, 形成综合效应;另一方面, 要发挥绿道的生态功能、景观功能、结构功能, 通过约束、限制、引导等方式, 与城市空间形态的演进形成互动。

参考文献

[1]胡剑双, 戴菲.我国城市绿道网规划方法研究[J].中国园林, 2013, (4) .

农民工市民化之城市创业研究 篇11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创业

1 农民工市民化概述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大，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民工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型，真正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不仅关系到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是事关加快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是指随着一国工业化及城市化发展，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并迅速转变为城市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同时伴随着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3]。农民工要实现市民化首先需要完成地域空间上的转换，即从农村空间进入到城市空间。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必须要获得一份工作或寻找到一种经济谋生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意识、文化与生活方面的转换。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将从农民改变过去的农业生产方式转而在城市中就业开始。

然而，当前城市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特别指出“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就业观念教育，使更多就业者成为创业者”。因此，城市创业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重要选择。

2 农民工城市创业

创业是一种创新性活动，它的本质是独立地开创并经营一种事业，使该事业得以稳健发展、快速成长的思维和行为的活动。就农民工城市创业来说，主要指创建并经营新的营利型企业的过程，通过个人或一个群体投资组建公司，提供新产品或服务，以及有意识地创造价值的过程[2]。

那些在城市务工期间积累了一定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农民工充分利用其获得的信息资源，借助国家鼓励农民工创业的机会，来到城市创办工商企业。农民工创业项目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一些规模小、创收少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以解决自我就业和谋生为主，对资金、技术和管理的要求不高。由于对地方经济拉动力不足，地方政府对这部分创业的政策支持和服务扶持力度相对较弱，他们在创业中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从而大大降低了农民工的创业动机。此外，有些地区政府出台的创业政策多倾向于保护本区域居民的利益，对于多数没有城市户籍或本地农村户口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享受不到该地区针对创业的优惠政策。以上种种，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创业缺乏发展潜力和后劲，影响了创业的可持续发展。

3 促进农民工创业的措施研究

创业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程，要想成功需要很多主客观的条件，如创业者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机遇、经济条件、外部市场环境等。对于农民工创业来说，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以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和资金帮助。

3.1 培训

由于创业者的创业知识和能力对于以后能否创业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创业培训，有助于创业者了解创业环境，熟悉创业政策法规，掌握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增强创业者的创业素质。因此，农民工的创业培训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1 创业分析

通过对有创业意向的农民工进行创业能力分析、创业风险分析，使他们初步形成科学的自我评价，在充分了解创业风险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创业观念。只有具备创业热情和精神，农民工在创业道路上遇到挫折和失败时才能始终坚定、克服困难。在此基础上，针对个体的不同，分析创业者的个人能力及其经验，帮助创业者找出适合自己创业的具体行业[6]。

3.1.2 创业政策

农民工创业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因此，农民工创业培训必须加大政府支持创业的政策的宣传力度，使得农民工创业者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政策信息。在掌握政策信息的基础上，加大对政策的解读力度并对农民工合理利用这些优惠政策给出切合实际、符合个体情况的具体指导建议[6]。

3.1.3 创业项目选择

在农民工创业中，如何选择创业项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创业培训中应帮助农民工拓宽选择项目的渠道，增加创业项目的信息来源，例如，从互联网、朋友、政府有关部门、展览会等渠道获得项目信息或创业思路。其次，帮助农民工树立正确和先进的项目理念，选择项目尽量与自己的特长和爱好相一致。最后，帮助农民工掌握创业项目的筛选机制，包括项目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流程。一般主要根据项目是否符合个人兴趣、投资额、投资回报水平、行业前景与市场潜力大小、经营场所要求、市场准入、需要的员工技能、需要的人际关系资源、上下游业务渠道控制能力等来选择。

3.1.4 企业管理

农民工由于知识、技能和管理经验有限，可能存在对创业机会的发现和把握能力相对不足、缺乏企业发展的战略眼光以及对市场变动做出正确反应的能力。通过创业培训帮助农民工掌握一定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学会市场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制定相应的生产计划，实现以现代企业经营的理念进行新产品的研发、技术的创新[8]。创业培训不仅要解决企业诞生的问题，还要解决企业成长的需求。比如，在创业前，进行开业培训;在开业后，提供企业经营管理、职业技能和法律知识的培训等。

3.2 资金

农民工创业是一条实现城市市民化的主要途径，农民工在城市创业中面临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就是资金短缺。农民工远离家乡来到城市创业，当地金融机构和农民工之间存在金融信息的不对称，适合农民工创业者借贷的项目少而且资金量小, 再加之我国金融机构为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提供远程金融服务方面还是空白，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缺乏有效的抵押物, 难以找到符合条件的担保人。基于此，大多金融机构对农民工创业贷款多持保守态度，导致企业在发展过程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困难[5]。

因此，要积极拓宽农民工初创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强创业信贷力度。首先，降低农民工创业贷款的门槛，通过放宽小额贷款额度、贷款利息及还款时间上的限制，采取政府贴息等方式为农民工创业贷款提供优惠[3]。其次，完善农民工信贷担保体系。政府可出资建立农民工创业融资担保基金，金融部门互相协调，相互支持，加强农民工异地创业贷款协作。由户籍所在地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便于农民工提供有效的抵押物或担保人，这样既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放贷风险，又可以满足农民工对创业资金的需求[5]。再次，建立农民工城市创业基金。政府可联合社会资本、慈善机构成立农民工创业基金会，专门给予农民工创业的企业以资金扶助。最后，放宽农村地区抵押物的范围，允许小城镇的企业以农村宅基地、自留地的使用权或产权作抵押等[8]。

政府和社会在帮助农民工解决创业资金不足的同时还要提高他们资金使用的能力。政府可以联合金融部门，针对农民工创业的不同情况，对他们进行金融知识辅导，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创业资金和发展资金，最大限度地避免金融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1]。

3.3 创业扶持体系

创业是人员、资金与项目的有机结合。合适的人员、适量的资金与适宜项目的有机结合需要知识、技能、资金、信息和实施过程的支持。因此农民工创业成功需要完善的创业扶持体系。

第一，对于农民工创业，政府部门推行联合审批、一站式服务、限时办结和承诺服务等制度，简化审批程序，为农民工创业开通“绿色通道”。对农民工创业企业在行政性收费、工商登记、纳税服务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节减其创业的成本[3]。

第二，政府建立公益性的创业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向农民工发布政府资讯、创业项目、创业服务、创业专家咨询互动等信息，并由政府支持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创业对口帮扶机制，以促进农民工积极、有效的成功创业[3]。

第三，改善外部创业环境。政府应建立与当地情况相适应的市场竞争机制、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广泛宣传农民工创业，以消除消费者对农民工及其企业产品的歧视，实现创业多行业发展，为农民工企业提供适合发展的市场环境[8]。

最后，允许农民工创业企业进入城市的创业孵化器。创业园内专业的中介机构和咨询公司可以帮助农民工完善创业点子、筹措创业资金、确定创业方案。例如，在园区内设立创业指导中心，为农民工创业企业提供项目评估、融资服务、技能培训、技术支持、法律援助等全过程、全方位服务。同时，引入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财务管理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等中介服务机构，为创业企业提供代理记账、财税登记、知识产权、人力资源供给等服务，帮助实现农民工的成功创业。

参考文献

[1]才凤伟, 王拓涵.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创业与国家政策[J].经济与管理, 2012 (07) .

[2]杨静.高职生创业能力“3+N”培养模式研究[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 (01) .

[3]刘珍玉.社会结构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问题与对策——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J].农村经济, 2012 (06) .

[4]梁波, 王海英.城市融入: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对已有研究的综述[J].人口与发展, 2010 (04) .

[5]隋艳颖, 马晓河, 夏晓平.金融排斥对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10 (03) .

[6]陶海东.返乡农民工创业培训机制创新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 2010 (10) .

[7]许南, 尹琼环, 陆泳舟, 王慧.返乡农民工创业信贷额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为例[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2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