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转型与城市再生

城市转型与城市再生（精选12篇）

城市转型与城市再生 篇1

背景:20世纪60末年代以来的世界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 引发人们日益高涨的对人类历史遗产保护事业的热情和关注, 同时, 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理念导致了对城市环境问题的反思。

城市:城市本质上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动态有机体。城市中的时间梯度是不可避免的, 但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 如何把握城市文化传承、历史延续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者正是“城市再生”工作的重点所在。

城市设计:城市设计因其特有的处理城市公共空间环境品质的技术属性及在城市环境改善和塑造方面的创新属性, 可以为关注“新旧关系”、环境改善和功能提升的“城市再生”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城市再生:任何“城市再生”或城市改建都带有前瞻性的考虑, 以使城市经由改建再生而具有经济持续再生的活力, 而这正是城市设计专业实践最擅长的技术工作内容和研究领域, 城市设计虽然高度关注作为城市历史地段和历史遗产的保护, 但其同时也要考虑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 并在地段乃至城市尺度上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建设”、“保护与利用”、“保护与恢复”等方面的关系。

《城市建筑》2009年2月将主题落在“城市设计”范畴中, 同时将着眼点放在“城市再生”的层面上, 邀请到国内外7位专家参与讨论。我期待他们能致力于不同的立场、秉持不同的观点, 在交流中激荡火化, 在争鸣中阐发新意, 更期待能进一步廓清概念、推进相关经验、引发深入思考。

中国元素、中国表达、中国基因伴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而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但除了彰显国力的盛大活动, 除了莫测高深的时装流变之外, 在城市规划领域, 特别是城市更新中, 我们如何找寻属于中国, 也将是属于世界的中国表达?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特别是国力的增强, 必然会带来文化的自觉, 带来文化的扩张。改革开放的30年使中国的国力今非昔比, 在世界舞台上也逐渐展露头角, 发出自己的声音。但遗憾的是在城市建设实践中, 我们对文化的自觉体现尚不明显。

20世纪的60~70年代是日本经济起飞和高速发展时期。与1963年新干线开通和1964年举办奥运会几乎是同时, 日本出现了自己的建筑大师 (也被认为是世界大师的) 大谷幸夫、前川国男、丹下健三等, 他们所设计的建筑 (自己独立设计而非与国外合作) , 无论是京都国际会馆还是东京代代木体育场, 都被认为在建筑上融合与体现了日本的文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 这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跨度大致相同, 但不同的是我们的奥运会和首都北京今天能够称得上地标的建筑, 其首席设计师有几位是中国同胞?

新建筑如此, 城市更新的状况又如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某些城市的传统文化商业街建设, 是城市更新的一种语汇表达, 但无论是在建筑文化的传承, 还是地域特色的挖掘, 包括商业业态、功能整合及人的行为轨迹的研究都算不上深入和严谨, 这些更多可以算作是对国外当时设计理念的套用与借鉴, 并没有真正理解和化作我们自己得心应手的表达。

“建设性破坏”的大拆大建, 20年来一直被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奉为至宝, 不破不立, “一年一小变, 三年大变样”, 包括十多年前天津南市地区的改造, 尽管有建筑专家、著名作家等要求保护文化遗产的不同声音, 但是依然是“推土机先行”。这种无视城市历史与文化的“再开发”模式已开始为人们所诟病, 但积重难返, 积习难改。由去年开始, 中国的传统节日被定为中国民众的公共假日, 这成为推出中国文化属性的一种标志, 而持续降温的中国楼市, 也让政府和开发商对城市更新的方法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

那么今天城市更新的中国表达会是什么呢?其一, 城市更新的方法开始响应中国的文化属性—中庸和谐。渐进式的城市更新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与以往作法大相径庭的是, 这不再是激进的、暴发式的。其二, 城市更新的效果开始体现中国的文化内涵—内敛平和。首先, 尺度上不再以高层、超高层建筑的出现为唯一特征, 开始与周边街区尺度上有所呼应。其次, 色彩上开始注重挖掘和体现地域特色, 或者与城市整体色调相协调。其三, 城市更新的理念开始追求中国的文化诉求—中国基因、中国元素。不单纯是商业上的炒作或是市场的发展也暗合了人们的文化心理需求, 在低层建筑开始回归传统的文化之后, 甚至包括高层建筑的外檐及形式、包括城市的公共空间, 究竟该如何表现中国基因、采用中国元素, 这都将成为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规划师的追求, 且付诸行动。这些基因和元素将来自于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深度挖掘, 也包括来自更为活跃的其他艺术领域的启发, 这种努力将使中国的城市, 特别是城市更新区域变得生动、变得有特色, 似乎也变得更有文化内涵。

城市更新的中国表达当然还包括其他路径和其他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 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们需要从只关注产值, 只关心收入的状态中走出来, 开始关注社会责任和城市文化。开始有比肩于境外设计师的豪气, 还需要有“向权利诉说真理的精神”, 或因如此, 我们的城市更新之路将会越走越宽, 城市更新的中国表达也将越来越鲜明。

城市再生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方面, 文化再生是城市再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沙朗佐京在她的《城市文化》一书中提到“无论怎样, 文化战略已经成为城市存活的关键……”。特别是如今我国城市发展已经到了“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1) 的发展阶段, 对文化的继承及发扬就显得特别重要。

1.历史文化风貌再生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技术的发展, 城市间的差别在缩小, 城市特色逐步趋同, 特别是一部分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众多, 但难以形成历史文化环境氛围, 导致历史记忆消失、面貌趋同、毫无特色等问题。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历史文化风貌”这个可以感受、认知和展示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空间载体, 因此本文结合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2) 工作中的体会, 探讨如何在城市更新进程中实现城市历史文化风貌的再生, 创造出属于自己城市的文化特色。

2.历史文化风貌再生的内涵

历史文化风貌再生是指在严格保护好传统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前提下, 通过“整体创造”历史文化资源 (包含物质、非物质、传统文化等) 周遍地区 (3) , 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 建立历史风貌和历史环境的新秩序, 创造属于自己城市的文化风貌 (空间载体) , 形成新的文化活力。变“为保护而保护”策略为面向发展的再生保护策略, 变单纯的文物保护途径为城市整体风貌保护与创造。最终实现既要保护—在发展中传承历史文化, 又要再生—在传承历史文脉中发展, 既保护好历史文化, 同时又满足现代城市发展的需要。

3.历史文化风貌再生的思路

历史文化风貌再生首先要严格保护好各类历史文化资源, 不但保护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等实体资源, 还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 要挖掘历史文化线索、历史文脉、历史典故、历史事件及传统文化等资源, 作为空间组织与规划设计的线索;第三, 整合以上各类资源、城市功能及用地, 尤其是城市公园绿地、文化休闲、商业服务及旅游设施等, 建构历史文化风貌网络体系;第四, 赋予网络体系多元化的经济活力和不同的功能定位, 积极引导文化、服务、休闲和特色商业等公共服务功能聚集发展, 如上海新天地、南京1912、泉州土门街、哈尔滨果戈里大街等, 在形成历史文化风貌的同时, 也实现了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最后, 通过城市设计确定风貌定位、空间结构、建筑高度、界面要求, 加强公共活动空间和开敞空间的组织, 并对建筑的保护、保留、更新、改造、新建等行为提出控制和引导的要求。

4.历史文化风貌网络体系建构方法

历史文化风貌网络体系是历史文化风貌再生的重要空间载体, 主要采用串联、织补、延续、发展、复建等方法对零散的各类文化资源进行整合, 使之相互联系、形成整体。

串联—通过历史轴线、传统街巷、传统特色商业街、绿带、水网等组织串联线路, 联系各类文化资源、开敞空间和公共活动设施;织补—在消失和中断的历史脉络上, 通过添加文化、商业等公共空间和绿地等开场空间, 织补历史肌理和历史格局;延续—通过景观道路、视线廊道、景观绿带的组织, 延伸历史轴线和历史文脉;发展—通过塑造新的能够体现传统文化风貌的复兴区、节点、景观地标, 发展完善网络体系;复建—对已经消失的历史景观地标、重要文化设施, 适时进行复建。

5.历史文化风貌网络体系构成

历史文化网络体系构成是参考了文化生态学理论而提出的, 文化生态学是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研究的交叉学科, 是研究文化存在和发展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 对历史文化风貌的再生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2) 是通过历史文化斑块、历史文化廊道、历史文化节点、历史文化路径这四个核心构成要素, 建构了历史文化网络体系。

历史文化斑块是指历史文化资源较为集中, 历史文化内涵深厚, 历史上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或目前仍具有一定历史文化风貌的地区, 包括能够反映历史文化内涵以绿色空间为主体的环境风貌斑块以及以历史文化为主体的文化风貌斑块。历史文化斑块内应重点整合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周边用地, 通过城市设计手段延续传统文化风貌, 使之形成具有活力、历史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区。

历史文化廊道是在历史轴线、道路、街巷、古驿道、古河道等两侧一定进深用地内, 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休闲功能沿线分布较为密集, 能够展示历史文化氛围和风貌的带状空间, 突出沿线公共活动功能、历史风貌及界面组织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历史文化节点是指彰显特定历史风貌的空间节点, 一般由历史景观对景、历史地标、古城门等构成。节点应该通过城市设计, 特别突出节点的地标作用和观景作用。

历史文化路径指系统组织串联分散的历史文化资源的道路。文化路径沿线应设置展示牌, 起到宣传、提示历史信息的作用。

城市是人类最辉煌的作品, 也是文明与文化最灿烂的结晶。城市的发生、发展与演化所演绎的是从蛮荒到文明、从本能到理性的, 人类社会生存、创造的历史。在伴随城市生长的过程中, 人类不断地发展自己, 也在努力发展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城市。人类智慧物化于城市, 城市氛围培育了人类。人类的文化赋予城市鲜明的个性, 城市的个性使得居于其中的人更有灵性。

与人类自身一样, 城市的生命轮回同样会经历年轻与衰老、兴盛与死亡。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 城市的更新与再生就成为伴随其生命轨迹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有城市存在, 就会有城市的更新与再生。因为有了城市的更新与再生, 城市才会不断地前进。巴黎的浪漫、巴尔的摩的人气、悉尼港湾的活力, 这些城市规划与建筑史上经典的城市更新与城市再生的故事, 无不清晰地诠释了一个真理:成功的城市更新与城市再生是城市青春永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发展背景赋予城市更新 (urban renewal) 不同的内容。20世纪60年代之前, 城市更新被认为是通过推翻和重新建造城市建筑与道路, 改变一个城市地区的总体布局, 以复兴二战后受到毁坏的欧洲城市的重要手段。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城市更新成为复兴和改良发达国家城市、帮助发展中国家城市以自主发展为目标的主要途径。20世纪80年代后,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 内城的“空心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空间问题, 而城市更新则被视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捷径, 即保存内城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和景观, 改变内城土地用途, 从而吸引新兴阶层来内城居住, 完成内城的绅士化过程。

城市更新 (Urban Revitalization) 的过程, 一方面是绅士化的过程;另一方面, 则是区域环境和空间品质得到不断提升的过程。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发展, 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加剧了城市阶层分化与社会空间的分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中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 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产阶层在居住地选择上要求既接近工作地点—金融与行政中心, 又可以享受城市文化生活乐趣的对具有悠久的历史“内城”的偏爱, 这引发了战后最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因此, 城市更新所带来的城市复兴, 其意义不仅仅是城市空间的复兴, 同时也是城市功能和城市文化的复兴。

城市再生 (Urban Regeneration) 是城市复兴的另一个发展战略。90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加速转型, 传统工业的衰退导致城市人口的严重流失、大量工业废地和建筑的闲置, 原本繁荣的传统工业区因逐渐的萧条而演变为城市中社会、经济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城市再生问题已成为社会新的关注点。城市政府针对衰败的传统工业区, 在物质空间、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提出综合的整治措施, 即在政府主导下, 通过物质环境建设和土地开发, 迅速改变区域面貌, 吸引更多的私人企业投资建设, 最终形成区域内可良性循环的新的城市功能与景观系统。因此, 城市再生, 从目的来看, 它寻求某一亟需改变的城市空间中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条件的持续改善;从过程来看, 它可以被视为一项旨在解决城市问题的综合、整体的城市开发计划与行动。

比较于城市更新, 城市再生有其自身的特点。尽管在诸多方面与城市更新存在相同之处, 例如都是为了提升本区域的空间环境品质, 也都造成了本区域原有居民的迁出和新兴阶层的迁入, 而且在理论的实践过程中也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如规划的权威性受到市场力量的挑战、对原有社区和文化保护力度不足、往往弱势群体的利益会受到损害等。然而两者的不同点也比较明显, 表现为:

第一, 动力来源的不同, 城市更新是以城市新兴中产阶层作为改善城市环境的主要动力, 而城市再生则是在政府主导下, 通过与民间资本的合作完成;第二, 涉及的范围不同, 城市再生涉及到城市物质空间、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而城市更新则是以空间环境的改善和社会阶层的改变而引发的物质环境与生活品质的提升;第三, 发生的地点不同, 城市更新的场所一般在城市的“内城”, 而城市再生大多针对的是城市中传统制造业衰败的地区;第四, 目标与要求的不同, 城市更新的目标是形成适于新兴中产阶层居住的物质、文化环境, 而且尤其以保护与延续城市的文脉为主要宗旨, 而城市再生的目标是完善区域乃至整个城市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

对于正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而言, 研究与实践城市再生成为建设和谐城市, 实现城市集约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伴随着城市新区的迅速扩展以及城市产业的转型, 中国的城市旧街区与衰退的工业区日益增多, 因此推进我国的城市再生运动其意义在于:首先, 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推动旧城区和废弃产业区改造, 是遏止城市过度蔓延、节约土地资源的重要途径, 也是优化城市结构、完善城市形态的重要方面。其次, 着眼于城市的精明增长 (Smart Growth) 。应对由“小康型”向“富裕型”过渡的城市居民对城市住宅、城市基础设施、文化娱乐设施和城市整体物质环境和精神生活提出的更高要求。再次, 应对全球化的挑战。通过城市物质空间不断持续的再生发展, 来满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转型与城市竞争的要求。最后, 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城市再生, 为城市提供更多便捷的工作就业机会, 有利于城市和谐社会的建设。

城市更新与城市再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 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无论是城市更新还是城市再生的研究与实践, 其首要前提就是如何更加以人为本, 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包括人的物资环境的改善与精神品质的跃迁, 从而在城市环境、交通、文化、隔离等城市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 人类不会因城市的异化而迷失自己, 也不会因异化的城市而束缚自己, 更不会因城市发展中的种种不和谐而影响人类和谐发展的历史轨迹。

为此, 城市规划与建筑界的同仁, 我们—任重而道远!

自20世纪70年代末, 城市复兴就致力于英国城市政策决策的最前沿。但真正对城市物质环境的复生产生实际影响的, 仅是在1999年政府决策方针发生重大改变之后, 至21世纪初才开始变为现实。英国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历了公众领域与城市结构的重大转变期。城市复兴为城市发展重新提供了机会, 以适应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工作岗位和变革中的休闲方式。通过建立切实可行的、有吸引力的、安全的以及高效率的城市地区, 城市复兴为人们提供了充满活力和理想生活质量的环境。

事实上, 许多城市和乡镇已经历了一个能解决实际问题、创造新环境的进程, 这些进程均能被转化为适应新的和未来需要的环境经验。1998年, 英国政府成立了“城市专责小组”针对城市地区的问题进行研究,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同于前20年以财产为首的策略, “城市专责小组”的报告—“建立城市复兴”主张一种在城市复兴中以主要设计为主导的方法。这个小组标志着城市政策在思想和实践中的重大转变。该报告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再生的城市与乡镇设想。通过使城市与乡镇的紧密结合, 多中心的生活与工作相结合以及混合不同社会阶层的精心设计和连接, 最终达到环境上的可持续性。它将改善现有城市结构, 及将利用城市废弃和旧工业基地事宜提上日程, 以阻止城市向农村的侵蚀。

政府政策

英国政府依据城市专责小组的报告在《城市白皮书》中对其所有的建议做出明确答复。其中许多建议后来被采纳成一系列新政策, 成为指导和实施指南的一部分。然而, 这个重要性更加被更新的《规划政策声明1》大大加强。政府和建筑以城市环境委员会出版了设计守则, 其中进一步阐述了一个全年和整体的城市设计与重建方法。与其他诸多国家政策和指导一起构成《2004规划和强制购买法》。该法规对地方规划局提出了一个在其职权范围内设立“地方发展框架”的要求。这些发展框架以设计为中心促进一个全面的地方规划进程。这在城市白皮书中, 副首相姆雷斯科特阐述道:“……城市政策不是仅仅关于砖头和灰泥, 而是繁荣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多数人拥有正面的城市生活经验, 而不是少数人”。城市专责小组在强调需要CABE和Glish Partnerships这些组织和措施的同时, 还提意可持续机制和设计指导纲领对当地政府时是很重要的。

1999年建筑与城市环境委员会 (CABE) 的成立也表明城市设计作为城市规划与复兴的方法所关注的焦点。CABE作为政府在建筑、城市设计和公共空间领域的顾问, 还与客户、承包商、建筑师及规划师一起工作。自成立以来, CABE还负责许多设计和最佳实践指南的出版, 在建筑环境领域内宣传如何实现高品质设计的过程。另一个对涉及指导的重大贡献是《城市设计概略》的出版。概略明确阐述了对新城市发展的建议和促进工作领域战略的预期品质。因此, 我们必须确保所创建的场所是环境、社会和经济上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这需要在设计阶段就采取综合性的设计方法, 使这些场所在长期范围内成为成功和可持续的环境。城市设计可以在更宽泛的范围内综合地考虑和解决问题, 如环境的性能、资源的利用、社区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可行性等。

促进实施与实践的手段和方法

受国家政策和指导启发, 许多英国城市认识到, 城市必须有独具吸引力和活力的城市中心, 以吸引新的投资者并服务于现有社区。因此, 地方当局为城市中心的增长采纳新的发展框架。他们非常重视公众领域的质量, 并重建历史街道格局, 进一步界定交通的主导地位。今天, 人们的理解只有通过积极采纳紧凑型城市的概念才能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其他关键因素还包括:通过改善通透性和可达性, 创造有吸引力的、友好的街道和场所;通过确定发展机遇扩展商业中心, 并同时保护历史遗产;加强公共交通和行人优先, 减少汽车交通优势;促进城市中心的住宅混合利用发展。

城市设计将许多创建场所的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 如环境问题、社会公平和经济活力等, 并使之长期持续下去。城市已经开始认识到高品质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对生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性。行人的安全及有吸引力的步行游览路线再次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这些可通过延伸的步行专用系统网络及行人友好街道来实现。这些环境使得当地人和游客感受到更加安全、生动和更容易理解的城市经验。

英国城市越来越多地对城市中心和主要复兴地段采用全面和战略性的总体设计。这些计划为重大发展项目提供了一种紧密结合的文脉, 并演示了如何将这些项目通过一个协调的公共领域联系起来。这样的“加入行动”城市设计方案还包括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如突出公共交通基础设计及对高速公路网络的重新设计, 以便在城市中心形成更加安全、方便行人的公共领域。此外, 地方当局也能提供更加详细的适宜性发展指导意见, 以便协助客户、开发商和设计人员作出更明智的决策。在英国许多城市的敏感和战略发展地区, 详细的发展简报和三维的设计指导的运用是现在最常见的方法。许多城市还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以提高对高质量城市环境重要性的认识, 并争取更好的设计方案。这些举措包括进行主要发展项目和敏感地段的建筑和城市设计竞赛。这些竞赛往往会吸引广泛的宣传, 并鼓励高水平的建筑设计公司加入。同时给予客户一个考虑不同解决办法的机会。此外, 大多数城市都引入设计论坛或设计审查小组的形式, 以便于在地方当局批准前为开发商和客户提供专家性的、建设性的, 独立且一致的意见。其他各种自发性活动在许多城市也很普遍, 如设计大奖、建筑或设计节、为规划政府议员和在地方当局任命的设计官员设立的培训项目等。

结论

在过去的十年中, 英国城市和乡镇的空间质量均发生了相当的提高, 上述的一系列以设计为主导的倡议的使用, 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现在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被普遍接受的最佳方案是需要全面协调的方案。这在许多城市建立无障碍和渗透性强的城市中心一体化公共领域和交通运输网络上显而易见。城市专责小组以及各种组织, 例如CABE和English Partnerships, 在对地方当局强调措施的重要性方面, 提供了适当的建议和有益的指导, 担任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 在全国这些城市和乡村环境环境质量的改善也协助其经济的复兴。不仅是居民, 也包括很多企业均被重新吸引到了充满活力的城市中心。

这里应该指出, 英国的城市仍然面临着一些重要挑战。事实上, 城市中心区的居住区问题 (主要是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重建的地区) , 仍旧是很多城市必须予以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未来几十年中, 它们也将是对城市政策最前沿的挑战, 特别是当这些城市试图将核心区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不太富裕的边缘地带时。

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 引来诸多城市规划设计问题, 对此最为常见的托词就是:1、时间太快;2、长官意志。其实, 短时间内的快速发展与长官意志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城市规划思想与准则的混乱。大家都说“城市规划是对权力讲真理”, 但“真理”何来却是我国学术界需要认真思考的。

当现代主义运动的畸形发展致使城市问题日渐突出时, 以凯文·林奇和考林罗等为代表的群体, 迅速做出了应对, 孕育和产生出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当城市郊区化蛀空美国都市, 以“新城市主义”为代表的新价值观与设计理念应运而生;当全球变暖、环境恶化的压力日渐增强, “精明增长”成为学术界充满理性的呼声。美国规划界本着对社会发展强烈的责任感与长期形成的独立学术体系, 这种不断针对问题进行创新研究的历程值得我们借鉴。

确实, 我们今天面对城市发展问题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照的。我们有旧城需要复兴、有新城需要建设、有郊区化需要警惕、有公交优先需要痛下决心……

旧城再生, 循序渐进:回首我国的旧城, 改造与再生是沉重的课题。与西方, 特别是北美不同, 中国的旧城从来没有死去, 尽管有危房、有空置、有税源单一造成的发展动力不足等诸多问题, 但城市生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依然存在, 条件合适, 城市活力就会喷薄而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 威胁旧城区的就是官员心中急欲施展的形象改变、开发商觊觎的大规模改造。然而近年来的旧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却与以往不同, 伴随大规模拆迁, 高层林立中间, 往往会有只鳞片爪的残破片段予以保留, 以便形成所谓“旧城改造的亮点”, 使毁灭性的改造有了合法化, 甚至披上了学术外衣。过去十年间上海传统里弄街区不仅快速消亡, 上海市中心的居民也大批外迁, 被调侃为:“市中心讲英文, 新城区普通话, 远郊县上海话。”当大批游客在“新天地”酒吧欣赏、品味时, 没有人想起, 整体历史街区已变成残缺不齐的僵硬残骸。而更危险的是, 经由学术界“肯定”, 行政官员学习取经, “新天地”模式已在各地衍生开来, 许多城市的近代历史街区临着相同的命运。佛山东华里近代历史街区就将成为这一历程的鲜活实例。相形之下, 广州在过去十年中, 基本坚持了对旧城的抑制性政策, 随着人口向新建城区的疏散, 使相对完整的旧城区得以保全。

“靓丽”新城, 亟待改造:反思过去十年的新城建设, 效果并不理想。就规划理念而言, 尽管充斥了华丽的词汇, 却基本按照了“现代建筑运动”的城市规划理论, 仅土地功能方面, 由于墨守功能分区的僵硬理论, 导致新区建设重复了国外的教训。上海浦东新区以打造CBD为理念, 高层林立, 大道如虹, 却出现了白天华丽, 入夜无声无息的办公街区, 复制了北美大都市的畸形模式。广州琶洲地区, 由于拥有亚洲最大的会展区而引人瞩目, 高档办公楼也拔地而起。迅速实现了现代都市的美丽天际线。然而, 由于区域内居民稀少, 规划以汽车交通为尺度, 不仅无法形成有活力的街区, 街头安全都成为难题, 白领下班后为了保证安全, 甚至需要专车送往地铁站。著名的郑东新区, 建成之日, 规划师颇为得意的环形交通路网却成为行车者的噩梦。相比旧城, 新城区的问题, 却在沉重中平添许多悲凉。

审问求真, 弥补缺失: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有诸多方面, 但重要一点就是对城市设计基本问题的探究存在严重缺失。比如, 关于城市混合功能的开发问题, 强调街区的混合功能, 既是传统城市的本原也是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对功能分区理念的修正, 在我国城市规划的实践, 特别是管理过程中却仍然无法得以贯彻。考虑广州琶洲地区、上海浦东所存在的弊端, 功能单一是重要的原因。再如城市街区尺度问题, 城市街区作为构成我们城市的基本单元, 其大小反映了截然相反的城市理念, 大街区源于汽车交通, 小街区则不仅标注了城市的基本尺度, 也凝聚了人类生活的多样选择和步行环境的亲切节奏。小街区与混合功能是传统城市建构的重要遗产, 无论旧城的复兴与新区的建设, 都要紧紧把握。

城市再生所展现的命题丰富多彩, 城市赖以生存的基本本质却并非那样复杂, 但当基本原则被违背时, 城市的问题就五花八门了。正如在海边追逐浪花, 固然多姿多彩, 但如果忘记波浪翻滚的基本规律, 就要领略海浪的严厉了。

2008年5月7日~2008年5月9日,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与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应美国韦恩州立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邀请, 参加了由美国环境保护机构 (EPA) 和世界地方政府管理联盟 (ICMA) 共同主办的第12届美国国家棕地会议 (The 12th National Brownfield Conference, USA) , 此次会议选址于美国汽车制造业之都底特律举办, 让海内外与会人员深切体会到了底特律这样一个制造业城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后工业化背景下, 城市转型与城市再生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与挑战。

底特律目前的中心城区, 存在大量汽车制造 (通用与福特等汽车制造厂大部分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国家) 废旧工厂、旧厂房被拆除后留下的棕地 (Brownfield:棕地是指曾经有过开发行为, 而现在处于闲置、废弃或具有潜在性污染的用地) 。由于美国城市化的增长几乎停止, 新经济的发展倾向于环境更好的郊区, 底特律中心的大量棕地和废弃楼房几乎无人问津, 导致城市中心区严重衰退和城市缺乏活力。

由此对比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状态, 中国的制造业城市面临城市转型与再生的良好机遇。高速城市化背景下, 每年上千万农村人口转移至城市, 对城市土地尤其是城市中心区土地的大量需求, 为中心城区土地的再开发和“退二进三”创造了条件。同时, 新经济的发展促进城市产业转型与升级, 也为将城市中心区的旧工厂和老企业搬迁至城市外围工业园区提供了动力。以武汉市为例, 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2007~2020年) 中, 城市产业发展无论是光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制造业、化工产业、钢铁产业还是生物医药产业几乎都是在中心城区外围各种类型的产业园区中重新布点, 原有城市中心区的工业和仓储用地被迅速置换成居住、商业和服务业用地。如近五年来, 武汉市中心城区内大中型国有企业 (武重、武锅、武棉等) 都已经陆续搬迁至城市外围的产业基地中重新发展, 城市中心区留下的工业及仓储用地由于其良好的区位以及较低的拆迁成本, 成为所有房地产开发商所追求的目标, 城市中心区的棕地往往成为城市土地拍卖中的“标王”。

由于城市化与产业升级的推动, 中国的制造业城市正面临城市转型与再生的最好时机。但城市规划领域对“城市再生”的思考以及对诸如城市棕地再开发这样课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许多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问题。仍以城市棕地再开发为例, 中国城市中心区的旧工业用地或仓储用地, 从招标拍卖拿到土地, 到新建成城市住宅区和商业区, 往往只需要1~2年时间。其中, 对于原有工业用地中是否存在各种土壤污染、放射性污染以及环境与生态问题, 尚没有系统的法律、政策和程序规定, 或对其进行检测与评估;对于环境修复以及环境对人的伤害仍缺乏先进的技术支持与相应的法律援助。而这些政策和制度恰恰是城市土地再开发和“城市健康地再生”的必要前提, 也是我们迫切需要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尤其是对大型国有企业留下来的旧工业用地的再开发, 过去我们在规划中往往只关注对企业职工的拆迁补偿和居住安置, 而对于国企体制下大量单位社区的消亡以及新的城市社区的重构缺乏深入思考和适当安排。在城市更新与设计中, 如何通过城市再开发重新整合城市空间与土地资源, 重新定位城市再生的目标;从人的需要的角度真正强化城市的服务功能, 形成有活力的城市生活空间和生活场所;如何在城市再开发中保护城市工业遗产, 延续城市历史文化与城市文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城市转型与再生机遇来临之时, 在城市设计中迫切需要思考与探索的。因此, 本期《城市建筑》推出“城市再生”这一主题的确非常及时而富有意义。

近年, 在欧美及日本等许多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城市, 面对城市人口减少、经济结构调整造成的城市经济不景气, 为重振城市活力, 恢复城市在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牵引作用, 提出了“城市再生” (Urban Regeneration) 的策略, 并特别强调“城市可持续再生” (Sustainable Urban Rgeneration) 的理念。

“再生”一词按词义, 通常被理解为对濒临消失或已消失的历史遗存实施保存或复原。但在这里, “城市再生”的涵义不仅是对现状或过去的保存或复原, 它强调的是:在把握未来变化的基础上, 更新城市功能,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恢复或维持许多城市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时代牵引力”功能。城市不单单是由建筑物构成的物质空间, 同时也是人们生活、活动的社会和精神空间。换句话说。城市空间是城市人精神和文化载体及空间表现。因此对城市的现代化, 不能简单地仅从物质形态方面理解为是建筑物的高层化与巨大化, 城市空间应以人为本, 应满足城市人多元的、多层次的社会、文化活动与交往的需求, 城市空间的构成应是多维度、符合人的行为尺度, 便于交流、宜于凝聚人气、富有活力。20世纪50年代开始, 由美国首先推行的对城市建成区, 尤其是对老城区的“城市更新” (Urban Renewal) 制度的关注是城市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 而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大力推行的城市再开发 (Urban Redevelopment) 制度的内涵是城市重建, 尤其是对大城市中心区进行大规模高层化的改造, 忽视了对城市空间历史文脉的传承。近年提出的“城市可持续再生” (Urban Sustainable Regeneration) 理念与“城市更新”和“城市再开发”不同, 强调城市不仅在物质的层面, 还要从社会或精神与文化的层面, 成为引领时代牵引车的载体;采用的手法是在注重传承城市空间历史文脉的理念指导下, 通过小规模、循序渐进的再生过程, 提升城市的活力与魅力, 即提升城市综合竞争能力, 进而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谈到“城市再生”, 常常有人首先想到的是空间再生, 并被误认为空间再生就是通过对旧城区的投资改造, 实现空间形态、样式的更新。其实, 城市空间即使换了所谓“新装”, 也不能说城市就得到了再生。“城市再生”, 尤其是“城市可持续再生”应包括空间、社会、经济、环境及文化五个维度的内涵。具体地说, 实现“城市可持续再生”应注重以下几方面:第一, 地域社会或生活维度的再生, 这是指城市居住者或市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与内容的丰富, 应当注意的是生活维度的再生并不是必须伴随空间的更新。第二, 经济维度的再生, 是指城市、区域经济的再生, 尤其是在那些资源型城市或传统产业衰落的城市, 如何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再生, 以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地方经济, 是城市再生的重要课题。第三, 政治维度的再生, 包含“城市管治” (Urban Governace) 体系的再生或完善的意思。“城市可持续再生”是注重市民、企业等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机制, 提出市民组织不仅要参与制定政策, 重要的是要参与政策的实施过程。第四, 环境或生态维度的再生, 是指城市再生要与自然或地球环境相协调。城市大规模的开发会对周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 甚至破坏生态。近年来,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构建“低炭城市”城市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再生的重要目标, 我国政府还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 构建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城市的目标。第五, 文化维度的再生, 是指对城市空间历史文脉的保护与传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不仅要对被国家或地方政府认定的“传统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严格保护, 对那些一般历史空间中有价值的文化元素和历史风貌也应注意挖掘、保护和传承。

为了推进城市可持续再生, 通常认为有三个重要的途径:

首先, 基于社区营造的再生途径, 这里强调的是通过小规模、循序渐进的再生过程和多样化再生手法, 注重维持和营造社区关系和氛围, 实现提升城市活力与魅力的目标。

其次,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主体协作式途径, 强调多主体参与的再生模式, 包括多样的投融资方式, 其中尤其要注重社区组织的参与。

最后, 城市区尺度的再生途径, 即以城市区或都市圈为单元的区域再生途径。因为解决自然环境保护、城市通勤混杂、城市热岛效应等问题, 仅在中心城区的空间内是难以解决的, 常常需要从城市区或都市圈的尺度采取对策。近年, 国外, 尤其是欧盟十分重视区域的可持续再生, 特别是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背景下, 在我国许多地区和城市推进城市可持续再生应成为恢复和提升城市活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开拓自主创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抓手。

城市转型与城市再生 篇2

增长；②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随处可见；③国家不再是唯一影响人们政治生 活和思想的实体；④所有经济活动、文化、信息的跨界连接；⑤通讯媒介产生 交流

全球化世界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空间载体，因而也是受到全球化影响最激烈、最显著的地域。许多学者认为 全球化世界中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其主体是城市尤其是核心城市之间的 竞争。

从全球城市化的总体格局看，大城市在现代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人口

向大城市迅速集中，标志之一是１０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占世界城市人口的比

重不断提高： １９５０年为５６．３４％，１９６０年为５９．１０％，１９７。许多集聚体已经首尾相连，形成了若干个人口高达几千万的城市

群，例如包括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在内，世界上已经公认形成了六大城市群。标志之四是大城市在现代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在于其巨大的人口数量，更在于所集，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评价社会发展的指标应该包括五

个方面，即社会平等、根除贫困、确保真正的人类自由、维护生态平衡、实现民 众参与决策

Ｅ．拉兹洛曾提出发展中国家适合的发

展战略中最基本的方面应该是：合适的经济发展、提高教育、控制人口。

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快速增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全球资本与生产分工转移导致外资企业对城市用地、空间需求的急 剧扩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管理者对经济总量增长的短期追求和外资唯

上海城市功能转型的进展与前景 篇3

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和全国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上海经济仍然保持运行平稳态势，好于预期，总体表现为四个良好。

1、经济增长情况良好

一是经济增速加快，高于全国水平。上半年，全市GDP同比增长7.7%，不仅高于去年上半年（7.2%），而且高于去年全年（7.5%）。与全国相比，高0.1个百分点。

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形成。工业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2.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8%，工业增加值的速度领先于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率持续提高，表明工业运行质量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服务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6%，是工业增加值的整2倍。服务业占GDP比重进一步提高，达61.7%，高于去年全年1.7个百分点。

三是投资加快，利用外资继续看好。上半年，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比去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到位资金同比增长12.5%，领先于周边大多数省市。

四是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相对全国较为稳定。上半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增长8.7%，增速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而全国财政收入增长7.5%，增速同比下滑4.7个百分点。

这些良好态势表明，2013年上半年上海经济在平稳增长同时，创新转型得到进一步深化，取得了新的成果。

2、国有经济发展良好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国资系统实现营业收入9031.3亿元，同比增长15.6%；利润总额447.77亿元，同口径基本持平；归属母公司净利润242.77亿元，同比增长9.1%。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如绿地集团上半年实现业务经营收入1425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房地产业务预销售金额和预销售面积均位居行业第二名。同时，绿地集团不断向国内、海外拓展市场。国内已在东、中、西部全面铺开；海外先后进驻韩国济州、澳大利亚悉尼、德国法兰克福、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美国洛杉矶、泰国曼谷和芭提雅，绿地集团在海外已形成了四大洲六国八城的布局。

3、民营经济发展良好

今年上半年，在全市经济总体平稳增长背景下，上海民营经济运行总体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上半年上海新设企业中有95.1%为民营企业，较去年同期增长4%；新设民营企业注册资本合计1099.89亿元，占全市新设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60.4%；实现进出口总额同比增8%，增速快于国有和外资企业，在全市进出口贸易中占比重达17.1%，较去年同期提高1.8%。

同时，民营企业也正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如经过三年多的创新转型探索之后，今年上半年苏宁启用“苏宁云商”的新名称，从传统零售行业全面向“云商”发展模式转型，其零售事业发展进入了转型提速的深化阶段。苏宁云商于6月份实施“线上线下同价”举措，开启了苏宁O2O（Online To Offline）融合发展新道路。上半年，“苏宁云商”实现营业总收入555.33亿元，同比增长17.68%。

4、开发区形势良好

开发区是上海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2013年上半年，全市开发区上缴税金占全市上缴税金总量的35.8%。上海综合保税区上半年上缴税金最高，达713.2亿元。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上半年上缴税金为300.3亿元，同比增长8.6%，在全市开发区中排名第二。

同时，全市开发区也正加快转型步伐。张江高科技园区去年发布了“张江创新十条”，围绕股权激励、人才特区、财税支持、科技金融、管理创新五个方面推出了十方面的先行先试措施，为园区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上半年，张江高科技园区上缴税金88.8亿元，同比增长3.5%。漕河泾开发区也加快“转型发展”、激活“大招商”、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上半年，漕河泾上缴税金56.9亿元，同比增长达28.7%。

二、当前上海城市功能转型面临的问题：困难比预期要难

在上海经济增长平稳，总体形式良好的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积累性矛盾，也不断出现一些新问题。

1、经济增长缺少新动力

一是缺少新的投资项目。工业投资下降，上半年，工业投资同比下降2.1%，比去年同期回落6.6个百分点。而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21%，这说明上半年上海经济增长对房市的依赖较大。

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慢。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总产值出现负增长（-3.8%）。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有四个产业出现负增长：新能源（-22.7%）、高端装备（-8.8%）、新一代信息技术（-4.1%）、新材料（-1.3%）。

三是消费回落并加快分流。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1%，比去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由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短期也难以支撑消费快速回升。加上电子商务发展迅猛，网络销售对传统销售的分流作用进一步加大。

四是出口不振。自今年3月份起，全市出口总额一直处于负增长。上半年，上海出口总额负增长4.3%，比去年同期回落7个百分点。其中既有国际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也有上海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向内地转移的因素。

2、发展环境竞争更激烈

从区域发展情况看，上海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不是“不进则退”，而是“慢则退”。从上海周边看，今年上半年，浙江GDP增长8.3%，江苏GDP增长9.6%，分别比上海高0.6和1.9个百分点。从直辖市比较看，北京GDP增长与上海持平，天津上半年GDP增长12.5%，重庆上半年GDP增长12.4%，分别比上海高4.8和4.7个百分点。另外，中西部很多省份仍保持着10%以上的高增长。总体来说，东部区域一开始“转型促发展”、中西部区域则“大干快上”。未来，区域竞争将愈发激烈，上海的“危机感”也将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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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管理面临新挑战

截至2012年底，上海常住人口达2347.46万，其中，外来人口超过900万。过去10年，上海人口平均增速达10%以上。有专家研究认为，按此增长速度，到2020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将可能突破3000万。上海巨大的存量人口和可能出现的迅猛增长，将会给上海城市带来巨大管理压力，公共服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实施，将可能吸引更多的外地人口来沪，以获取更好的就业、医疗、教育等机会，形成“福利驱动型”的人口流入。据市教委统计，2010年本市有47万来沪学龄儿童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占中小学在校生比例已高达37%左右。上海西部近郊某镇28万人口，其中，本地人口6万人，中心城区导入人口6万人，外来人口16万人。根据测算，中心城区每导入1人，镇政府每年需要支出5000元，外来人口每人每年需要支付2000元。大量的外流人口给镇政府的城市管理带来很大的压力。

另外，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老龄化问题也将是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2011年，上海60岁以上的老年户籍人口接近350万，占户籍人口比重达24%，而全国平均老年化率仅13%，上海老龄化程度远超全国。未来，上海户籍人口老龄化将继续增加，到2020年可能超过500万，占户籍人口比重将达36%。这对于上海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和经济发展都是巨大挑战。从养老情况看，自“十一五”以来，上海大力推进“9073”养老服务格局建设，目前基本实现了3%的机构养老和7%左右的社区居家养老目标，但尚有90%左右的老人仍依赖传统的家庭养老。如何保障老人的服务需求是一个重大课题。8月份，国务院会议确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覆盖城乡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把服务亿万老年人的“夕阳红”事业打造成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使之成为调结构、惠民生、促升级的重要力量。

4、城市资源环境约束大

2009年，上海建设用地已达2830平方公里，占城市陆域面积的比重为42.1%。计划至2020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为3226平方公里，占城市陆域面积的比重将达到48%。与此相比，国外大都市建设用地占城市陆域面积的比重一般都保持在20%—30%的水平上，比如2005年大伦敦、东京、大巴黎和香港分别为23.7%、29.4%、22.7%和23.4%，即使同为发展中国家大都市的孟买在2011年也只有31%。从人均建设用地水平看，上海目前为122平方米，远高于发达国家城市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也高于国际大都市的水平，如香港为37平方米/人、东京为84平方米/人、纽约为105平方米/人，反映出粗放利用的明显特征。

另外，上海建设用地总体产出效率偏低。2010年上海建设用地的产出效率为0.89亿美元/km2，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有明显差距，大约是纽约和香港的1/9，东京的1/16，大伦敦的1/2。到目前，上海建设用地总量已趋于极限规模。今后的年均土地供应量将大幅收窄，指标“硬约束”非常明显，上海的“向规模谋产值”亟需向“向效率谋发展”全面转变。

三、上海城市功能发展前景：2020年前瞻

1、国际贸易中心加快步伐

2012年12月21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上海市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首次提出要在上海“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自由贸易园区”。今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将重点积极探索政府经贸和投资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开放红利”激发“改革红利”，将带动金融、税收、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政策的变革，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为全国性的改革破局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

与国内现有的保税区体制相比，自由贸易试验区拥有更多的贸易便利化条件，被视为保税区的“升级版”，将实现离岸贸易与在岸贸易、物流功能与结算功能、内贸与外贸的统筹协调发展，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最大结合体，为上海参与更大范围的国际竞争打开一扇大门。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顺利推进、对外辐射，浦东新区也有可能变为“新香港”，自由贸易区的溢出效应将不断扩大。

2、国际金融中心加快完善

到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基本建成。从目前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顺利推进。从我国层面看，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也在逐步推进，这些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动力；从国际层面看，环境也较为有利，特别是全球金融的重心正呈现出向亚太转移的趋势。上海要抓住新机遇，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高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缩小与纽约、伦敦金融中心的差距。从目前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任务看，必须要以拓展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为重点，加快提升金融创新能力，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规模，努力提高金融国际化程度，不断优化金融发展环境。

3、国际航运中心加快推进

目前，上海航运中心总体格局已经形成，上海港年货物吞吐量已多年世界第一，公路、港口、内河航道、铁路、航空等硬件设施基本建成，航运服务集聚区布局也在不断优化。但也存在薄弱点，主要是航运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体制、机制问题日益突出。与国外相比，航运相关法律、鉴证、评估、代理、咨询、经纪、船舶管理等服务，差距较大。如伦敦、新加坡、香港等港口城市在海事服务、船舶登记服务、综合物流服务、船员税收政策等方面，比国内拥有更为优惠的产业政策，并依靠传统优势，推动了其航运服务业在全球扩张，这将对上海形成较大的竞争压力。因此，下一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必须加快完善航运服务体系，提高航运软实力，提高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同时，也要注重与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协调结合，大力发展航运金融服务业，借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利好，突破体制机制约束，政策上争取“先行先试”，加快推进航运中心的建设。

4、城市空间布局展现新亮点

一是要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区，破除“单核强中心”的城市特征。中心城区要加快完善沿“延安路——世纪大道”形成东西发展主轴，特别是要加快推进虹桥商务区、国家旅游度假区（迪斯尼项目）建设，成为东西轴的亮点区域；同时也要加快打造沿“黄浦江”形成南北发展主轴，向北发展以知识、科技引领的创意产业；向南发展文化博览、设计创意、会展、国际企业总部、行政、旅游和生态等。特别是世博会及周边地区是南北发展轴的核心区域，其城市功能重塑和提升将逐渐成为引领上海中心城区功能提升和空间扩张的新战略空间。

二是要加快建设郊区新城，使之成为上海真正的功能节点，即具有独立城市形态并具有相当集聚和辐射能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这类新城对中心城区有较强的反磁力作用，是承接中心城区的人口导入与功能分担的重要载体，同时更是未来上海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要挖掘新市镇发展潜力。目前，上海共有108个建制镇，建成区面积达97803公顷。从未来看，市镇将成为上海功能布局优化的重要节点，新市镇可能继新城发展之后，上海未来发展的一块重要阵地。从具体发展思路看，由于市镇数量多、多样化，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因此，不能搞“一刀切”，要按照市镇的发展规律，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

四是要加快老区域的转型发展，成为新亮点。上海中心城区、近郊区还有许多老工业区，其中很多发展已陷入困境，如桃浦工业区、吴泾化工区等，都亟需转型，焕发新的生机。韩正书记也要求桃浦加快转型，要成为上海市转型发展的示范区、西北中心城区的新地标、产城融合发展的新亮点。如果这些老区域转型得当，也将是上海城市的新亮点。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副处长，本文为今年9月2日宝山区工商联企业家“三信”教育实践活动培训班上的报告内容）

“城市再生”与城市设计 篇4

我个人理解的城市再生主要指:城市在适应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和历史文化延续等方面的新变化时所开展的城市改建、用地功能和资源重组及相应城市环境的整治和改造。通常, 城市再生的对象主要指的是城市旧城区, 调整、改善城市旧城区的功能, 提升甚至再造城市历史城区的活力和环境品质是“城市再生”工作的重点。

国际间城市再生课题的提出具有其规律性的原因, 如20世纪60末年代以来的世界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 日益高涨的对人类历史遗产保护事业的热情和关注, 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理念导致了人们对城市环境问题的反思等。当然也有个别国家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 如美国在二战后发生的城市郊区化导致的城市空心化和旧区活力衰退, 这时开始了针对复兴城市历史中心区活力的“城市更新”工作, 但人们对“城市更新”缺乏社会公正的结果毁誉参半。

2007年底, 当今中国城市化水平已超过44%, 正处在发展中的波峰段。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中国目前已经逐渐进入到一个发展的成熟期, 即城市建设和发展正在进入一个从“规模外延扩张”到“品质内涵提升”的阶段。不难预期, 今后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将会在日益紧缩的国土资源控制政策、城市经济发展转型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下得到有效遏制。在这种宏观社会背景下, 虽然中国城市发展存在很大的地区不平衡性, 但总体来看, 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在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地区的城市, 正在减缓乃至逐渐停止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张, 不同程度地进入到一个城市主导经济转型、城市功能提升、产业结构调整、环境品质再造等的发展阶段, 而这些问题均与既有城市的挖潜改造和改造再生密切相关。

事实上, 城市永远面临着保留与淘汰、新生与衰亡的挑战。城市本质上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动态有机体。城市中的时间梯度是不可避免的, 但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 如何把握城市文化传承、历史延续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者正是“城市再生”工作的重点所在。

从国内外目前的相关发展实践看, 城市设计因其特有的处理城市公共空间环境品质的技术属性及在城市环境改善和塑造方面的创新属性, 可以为关注“新旧关系”、环境改善和功能提升的“城市再生”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任何“城市再生”或城市改建都带有前瞻性的考虑, 以使城市经由改建再生而具有经济持续再生的活力, 而这正是城市设计专业实践最擅长的技术工作内容和研究领域, 城市设计虽然高度关注作为城市历史地段和历史遗产的保护, 但其同时也要考虑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 并在地段乃至城市尺度上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建设”“保护与利用”“保护与恢复”等方面的关系。

城市转型与城市再生 篇5

二、国内外城市发展转型趋势

（一）以产业高度化、就业充分化引导，促进城市经济转型

全球化导致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空间转移趋势日益加剧，服务业全球化是制造业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转移，发达国家仍控制相关行业的核心技术和附加值较高的环节，通过不断转让其技术专利取得市场利益。发展中国家为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也积极引导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和发展现代服务业。

实现充分就业是城市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目标，因此，城市政府更加注重通过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吸纳就业；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措施来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通过就业保障政策保证就业水平，以实现人的均衡发展，促进城市经济转型。

（二）以信息化、制度创新引导，促进城市社会转型

社会现代化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更多受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及人口等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制约。信息化降低了信息收集、储存、处理、传播成本，改变了个人和组织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影响个人和企业的选择，导致社会就业与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以及社会交易与交往方式发生转变，有效地促进社会进步。

通过收入分配、就业、税收等相关制度、政策的革新，更加民主、科学、公平地进行社会利益结构调整，把因利益调整所引发的各类矛盾和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最小范围，逐步消除城市二元社会结构；相关制度的创新以满足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为目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以新产业空间规划引导，促进城市空间转型

城市市场化水平提高与创新能力增强，推动着城市空间形态不断变化。产业结构转移与重构通过城市空间结构中城市经济用地功能的变化而具体呈现出来。尤其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生产驱动的标准化大批量产品的刚性生产方式逐步转向为市场驱动的小批量定制产品的柔性生产方式，新产业空间就是以柔性生产方式为主的发达城市经济区域的典型象征。

顺应生产方式的变更与技术革新，以本地网络与根植性为主要识别标志的新产业空间大量涌现。美国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英国的剑桥-瑞汀-布里斯托等高技术的集聚地区等新产业空间形成并得到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城市以各类开发区的形式为城市拓展空间；此外，尚有大量以商务、办公、购物等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发展空间，如巴黎的拉德芳斯。新产业空间的规划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城市空间转型。

（四）以科技创新引领，创建智慧城市

以“智能＋互联＋协同”为特征的智慧城市，推进先进信息技术应用与全新城市运营理念的融合，以更快、更好的实现城市政府从管理到服务，从治理到运营，从零碎分割的局部应用到协同一体的平台服务的综合应用。建设“智慧城市”已成为全球众多城市的目标，通过智能化、交换共享与关联应用，实现城市运作更安全、更高效、更便捷、更绿色的和谐目标。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使信息成为城市的新资源，为城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城市管理、城市服务、城市运营中各参与主体实现多赢。

（五）以低碳经济引导，创建低碳城市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低碳经济”迅速成为全球热点。通过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建设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公务管理层以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的“低碳城市”已成为共识。众多国际大都市关注和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代价最小化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性的舒缓包容。着力构建低碳城市发展所需的产业结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消费支撑体系和政策制度体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发展低碳经济，构建低碳城市。

（六）以人文环境和自然景观环境营造，创建宜居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最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中提出。随后，生态城市的理念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城市发展的新概念。它不仅反映了人类谋求自身发展的意愿，也反映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提高。创建宜居生态城市成为众多城市追逐的目标。以丰富多彩的人文环境塑造城市形象，促使城市的无形资产增值，增强城市居民增加归宿感、自豪感，提高居民素质，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同时，强化城市的吸引力，提高城市的知名度，获取旅游、投资等方面的回报。以自然景观的保护与修复改善城市环境，建构城市生态安全体系，坚持保证城市生态基本生态控制线，增强城市居住适宜度。

三、城市发展转型典型案例分析

（一）芝加哥：多样化发展的典范

芝加哥在1960年代的世界经济结构大变动中，经历了制造业衰退、就业岗位减少、人口流失、中心区衰退、经济困难等各种问题。面对复杂的城市经济、社会问题，芝加哥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

在1980年代确定“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多元化经济体系”的发展目标，并对制造业进行升级改造，形成独特的多样性经济发展模式。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全部舍弃传统制造业，而是通过给予税收优惠、帮助解决土地问题等措施扶助有优势的、已经建立了产业链的传统产业。同时，着力引进新兴高科技产业中的研发和管理部门，占领产业链高端领域。从经济多元化的目标出发调整城市用地，优化空间结构。通过城市中心地段进行大量改建项目，优化发展环境，提升城市活力。

到1990年代中后期，完成了经济结构多元化的调整，不仅帮助其顺利度过经济波谷期，而且形成集聚效应，促进了新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重新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恢复了其国际城市的地位。

（二）汉诺威：突出专业化功能的样板

汉诺威历史上是制造业主导发展的城市，1947年工业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开启了其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

专业化功能的培育与政府的强力支持密不可分。汉诺威政府将展览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扶持，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时，积极考虑会展业的发展需要；联邦政府在中央财政列出专门预算支持会展业发展。同时，功能完备、配套齐全的会展产业体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上至政府、行业协会的管理，下到展览公司、参展商之间的多方协调配合及专业会展人才教育、媒体合作、国际交流等的外部支持。专业性展览会依托自身和周边的德国其他城市产业而发展起来，两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相促进的密切关系。

经过多年的发展，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已经成为全球顶级的专业性贸易展览会。其工业展被公认是联系全球工业设计、加工制造、技术应用和国际贸易的最重要的平台之一，汉诺威也被誉为“会展之都”。

（三）洛杉矶：技术创新驱动城市再生的范例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洛杉矶的制造业造成了巨大冲击，进入转型发展期。为应对危机产生的不利影响，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产业，着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使洛杉矶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之一；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城市吸引力，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其成为移民和成功人士的首选城市之一；通过“中心区的复兴”和“外围城市的兴起”使城市产业空间得以重构；鼓励废弃空间利用、集约用地、允许利用老区空地发展，地区之间转移发展权、鼓励土地混合使用以及在交通节点附近加大建筑密度等手段实现城市“精明增长”。

在高科技产业和生产服务业的推动下，洛杉矶城市经济迅速转型，日益呈现出国际化特征，并在1980年代后成功步入全球性城市之列。进入21世纪，洛杉矶成为美国西部的高科技产业和研发中心，成为“科技之都”。

（四）底特律：被动转型错失良机

“汽车城”底特律曾一度占据美国首要制造业城市地位，但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缺乏创新和被动转型而陷入一蹶不振的衰退之中；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更是给以致命打击。

底特律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过于依赖汽车产业，致使抵抗市场风险能力的下降，一旦遭遇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外来的市场竞争的威胁，往往造成致命的影响。因此，城市经济发展既需要通过培植产业集群发挥其竞争优势，同时也需要防范其风险。一方面，产业集群存在着结构性风险，当产业集群老化或衰落时，由于其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个产业或单一产品，将可能拖垮整个区域经济，变成难以复苏的“老工业区”。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借以产生优势的自身特征，同时可能是最终导致产业集群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五）深圳：以创新推动质量提升的先驱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在资源紧缩的条件下，提出经济发展由“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进行城市发展的全面转型，从单纯的追求增长速度转向有效益的增长。

明确提出创新驱动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2006年1月，深圳市发布了《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2008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深圳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将深圳列为全国第一个创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明确提出在今后发展中不再攀比经济规模和总量，体现出深圳在摆脱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上的积极变化。此外，制定“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通过制定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发展指南、开展“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编制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指引等措施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实行城市更新，来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人居环境，推进土地、能源、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四、借鉴与启示

（一）以主动转型的姿态突破发展瓶颈

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城市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对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种要素的争夺日趋白热化。同时，受城市自身发展条件的约束，当城市发展条件（劳动力、土地成本）变化的时候，为实现新的发展优势，需要打破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

底特律由于没有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合理的转型，致使城市竞争力难以为继，也丧失了健康、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在城市面临发展瓶颈或者其他约束的时候，必须以主动的姿态进行适应性调整。主动的转型要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推动城市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加强战略目标、方向、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有针对性的弥补城市发展的不足，为实现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二）以高端产业链引领城市经济发展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提升优化产业层次，培育与发展多元支柱产业。围绕构建现代化的产业结构，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融合发展，加速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高端、价值链高端攀升。加快淘汰落后产业，加速振兴装备制造业，在更新置换中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积极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

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以金融保险、商贸物流、信息咨询、会展中介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功能的升级；以文化娱乐、旅游、创意和体验为主的现代生活性服务业，吸纳城市劳动力，提高居民收入。

（三）以功能提升强化城市发展的活力

逐步由生产功能转向服务功能、管理功能和创新功能。提升城市产业能级，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重点发展高科技创新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强化城市的产业实力和创新功能，带动城市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在中心城市大力发展服务经济，通过服务业的发展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提高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加强城市群内部资源整合，推进优势资源共享和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对接，促进要素在城市间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提高城市公共服务功能，推进城市现代化与发展活力。

（四）以空间紧凑与混合实现精明增长

优化空间结构，提升城市发展质量。重视用地规模扩张向重视资源集约利用转变，从用地增量的递增向存量优化转变，对空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升土地的产出效率；为规范工业企业用地申请和引导工业企业集约利用土地，推动产业升级，制定工业建设用地建设标准，搭建完整的工业用地管理体系。

引导城市节约、集约型高效发展。通过提倡适度的功能混合来节约土地，以公共交通引导城市节点地区开发来促使城市空间的高强度开发，提高城市发展的集约性。公交引导指以轨道交通引导建设空间集聚、以公交交通引导功能布局优化、以交通枢纽引导城市用地开发和服务业发展。功能混合利用包括水平混合与垂直混合，其中水平混合指在较小的地块内平衡居住、商业、办公以及其他功能，或在较小地块内以同一性质的不同形式的空间组合来实现混合利用；垂直混合指在建筑内部通过垂直空间划分实现建筑空间的混合利用。

（五）以机制创新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进管理方式。依法实施行政许可，简化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率，逐步将政府职能从直接管理企业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处理公共事务、满足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上来。城市公共财政作为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应在城市经济活动中，尤其在市政和教科文卫等公用事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提高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降低商务成本。

城市转型与城市再生 篇6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资源

资源型城市因为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曾经辉煌一时并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随着技术变革的推行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资源型城市曾經的资源优势光环逐渐退去，某些城市陷入发展的瓶颈，因此，资源型城市发展必须围绕转型进行。

一、发展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作为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是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与根本方法，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资源型城市要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城市的资源状况，牢牢把握转型发展不放松。

二、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机遇

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着机遇是不言而喻的，主要是城镇化的机遇。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可耗竭性决定了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新型城镇化势必将迎来新一轮人口“入市潮”，也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1.新型城镇化之“新”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重大机遇

所谓“新型”，是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互促共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个性鲜明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人”的城镇化，需要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城镇准入门槛。资源型城市需要聚人气。而资源型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单一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靠挖掘或者初加工资源来刺激经济发展，只能造成低效率、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复建设，更不能再抱有资源枯竭时国家会“买单”的希冀，“等靠要”只能导致城市的整个经济结构遭受重创。

鼓励民营和私营经济在资源型城市活跃起来，让民营和私营经济的从业者落户城市。从投资需求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后，需要大量增加城市工商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即使按年人均3 万元来计算，这对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也将是不小的贡献。也只有农民市民化后，他们才能将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与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转型的基石也才能更加牢固。

2.政策机遇

资源型城市在历史上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进，国家对资源型城市的支持力度逐步加大，2013年12月0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首次界定了262个“资源型城市”，他们将作为维护能源资源安全的保障地、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战场。国务院通过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建设意见，在国家层面上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做出详细指导和政策支持，全面引导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国家的支持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最大动力和重要机遇。

三、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挑战

1.新型城镇化的“新”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的挑战

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摆脱自然资源约束的长期过程，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政治转型等多领域系统变革与创新的复杂系统工程，转型的目的是要实现支柱产业多元化，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受历史和体制因素影响，资源型城市财政收入状况最终呈现出递减趋势，面对脆弱的基础设施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型城市本身缺乏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财力和能力，对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往往不惜从财政收入中斥巨资来对城市内部原有产业改造升级和为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提供援助。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进行管理和规划，大胆进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发展新兴产业和替代产业。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众多，政府不能通过使用大规模经济援助的方式，帮助资源型城市实现转型。只能发挥政策和法律的作用，积极引导资源型城市转型，培养资源型城市的内生动力，使得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提高，使其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2.新型城镇化需要让农民“进得来，住得好，用到位，留下来”，改善城市常住人口的生活质量成为关键性环节

这需要用法律措施保障资源型城市顺利转型，不仅要加快对涉及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基本法修订，加快制定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性企业退出法律法规，构建更加合理的税费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变全体城市居民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要在城市转型运转的相关规制下，在中央设立一个专门负责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工作综合指导部门，从全局角度差别化地加强对各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指导。另外，通过明确责任，强化执法监督机制，让法律真正得以贯彻。

综上所述，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资源型城市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是城市转型中的主导力量；政府转型是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必然要求；同时，资源型城市本身要抓住机遇，分析实际情况，克服挑战，实现转型。

参考文献：

[1]孟士翔.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途径研究[J].北方经济，2011年10期

城市转型与城市再生 篇7

一、城市污水的分类处理

城市污水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医院污水和工业污水。城市污水处理技术, 按处理程度划分, 可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处理工艺。污水一级处理应用物理方法, 去除污水中不溶解的悬浮固体和漂浮物质。污水二级处理应用生物处理方法, 即通过微生物的代谢作用进行物质转化的过程, 将污水中的各种复杂的有机物氧化降解为简单的物质。污水三级处理是在一、二级的基础上, 应用混凝、过滤、离子交换、反渗透等物理、化学方法去除污水中难溶解的有机物、磷、氮等营养性物质。污水中的污染物组成非常复杂, 常常需要以上几种方法组合, 才能达到处理要求。具体来说, 处理方法如下。

1、生活污水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经过一级处理与简单的二级处理即可达到城市中水使用的水质要求, 可以满足工业循环水冷却和家居如厕等用水的要求, 达到中水回用的目的。以膜生物反应器污水处理技术最为突出。金培涛 (2005) 采用复合式膜生物反应器 (HMBR) 工艺对污水处理中的脱氮除磷性能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经过膜生物反应器处理过的污水水质完全符合建设部颁布的《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 (CJ25·1-1989) 要求。

2、医院污水

医院污水是医疗机构在诊治、预防疾病过程中产生的一类废水, 具有潜在传染性和急性传染性。其中含有多种微生物和传染病原, 如不经处理直接直接外排, 病菌将通过水、土壤和大气传播, 对人体造成威胁。此类污水经污水处理厂二级处理后, 水质已经改善, 细菌含量也大幅度减少, 但细菌的绝对数量仍很可观。医院污水以病毒细菌危害为主, 应将消毒作为主要处理手段。目前, 医院污水的消毒处理方法主要有氯化物消毒剂消毒法、过氧化物消毒剂消毒法、紫外线辐照消毒法等。

3、工业污水

工业污水的水中由于含有大量的金属离子, 污染性很强。如果工业污水直接进入水生生态系统中, 微生物不但不能降低重金属的浓度, 相反还能富集、放大其效应。重金属进入生物体后, 能积累在某器官中造成累积性中毒, 最终危害生命。工业污水无机物构成千差万别, 对工业污水的有效治理, 需要因地制宜, 以适宜的水处理技术与具体的工行业减污处理设备相结合。最为有效的方法为工厂内生污水直接净化, 即直接在工业厂房或其附近采用有针对性的用污水处理方法。

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就开始大力开发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技术, 从发展上给予了肯定和充分重视。目前的主要再生利用途径包括灌溉用水、工业用水、娱乐和景观用水、生活杂用水及其他用水等。已经有一大批城市正在实施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或列入实施计划, 一些城市拟建、在建污水处理厂已同时对污水的再生利用工程进行了考虑。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工程于2001年3月实现全线贯通, 成为我国最大的处理水资源化再利用项目, 城市污水经深度处理后, 作为工业用水、园林绿化和市政杂用水。

1、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现状与趋势

目前,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模较小, 二级处理出水的深度处理基本套用常规给水处理工艺, 一般仅限于局部利用或处理厂内部利用, 与当前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多元化需求极不相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技术、经济和产业政策的滞后, 相关水质标准与工程技术规范体系的不完善, 也限制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发展。今后的总体发展将趋向于成熟工艺技术的集成应用、工程建设与工程实施技术的开发、用水对象及其水质要求的研究、用水水质的保障、用水用户的开发、大规模工程设施的建设与运行, 以及政策、法规、标准和技术指南的研究编制。

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与特点

我国尚未建立系统的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指标体系。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 应加强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 尤其是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 要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城市水资源合理分配与开发利用计划, 在综合平衡、科学论证基础上, 针对城市实际情况进行总体规划, 确定其应有的位置和作用。城市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必须体现自己的特点, 工程实施要考虑国情和实际条件。在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再生水质、使用用途、处理程度、处理流程、输水方式的选择上, 要综合平衡、远近结合, 既要满足功能要求和用水水质需求, 又要因地制宜、经济合理。过高的目标与要求, 将可能适得其反, 难于实现或者影响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推动。

3、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标准

编制出台不同用水目标的再生水水质标准是进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重要前提。针对生活杂用、市政杂用、工业冷却、地下水补给等再生水不同用途, 应结合实际, 制订城市污水再生水水质标准。结合试点工程与示范工程研究, 进行相关工艺技术路线及技术经济指标的系统评价, 提出我国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技术设计与管理准则, 制订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建设标准, 指导和规范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要制订鼓励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建设与运营的管理政策和经济政策, 采取行之有效的鼓励政策和行政管理手段, 促进工、农业生产部门和市政用水部门积极使用再生水。

总之, 进行污水处理工作, 要全面规划, 合理布局, 不同类型的城市, 采用不同的方法。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缺水状况越来越严重。污水再生利用是解决部分城市供水紧张和水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城市污水的分类与处理技术政策, 提出污水再生利用的策略等。

关键词：城市污水,污水资源化,再生利用

参考文献

[1]何玉明:《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模式与应用》,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年第2期。

[2]余政:《试论我国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发展与应用模式》, 《科技资讯》, 2006年第35期。

城市转型与城市再生 篇8

1.1 低碳城市概念的提出

低碳概念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倡减少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GHG)排放的背景下提出的。

英国在其2003年《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正式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

日本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紧随其后开始致力于低碳社会的建设,力图通过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同时不牺牲当地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推广低碳技术和制度来保证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

截止到2008年,全世界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75%;同比,中国有4 670万人口居住在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90%。城市作为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中心,对资源的需求和碳覆盖的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承载的界限,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我国经历过的高排放、高污染、高消耗的城市发展模式,即“高碳模式”,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如何采取“低碳发展模式”实现城市的减排,建设低碳城市(Low Carbon City),是国际社会,也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1.2 低碳交通

从最终使用的角度来看,碳排放的来源可以分为工业、居住和交通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美国资料显示,来自建筑物排放的二氧化碳约占39%,交通工具排放量约占33%,工业生产排放量约占28%。然而,从当代人类科技和规划管理水平实事求是出发,短时间内实现各个领域的“零排放”还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居住和工业等方面。相对的,交通作为城市另一极其重要的污染源,如灵活改善将会效果显著。

因此,在低碳城市的背景下,低碳交通的倡导将进一步强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关乎人类社会前途和命运的全球性命题,结合城市的个别现状和使命,其方法重在强调采取多样化措施减少交通运输为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

2 历史城市的交通问题

2.1 我国历史城市布局背景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得益于中华民族历史的传承性与延续性,众多历史上重要的城市发展至今。这些历史城市的布局大都受到我国传统周礼思想的影响。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周礼·考工记》记述了关于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尤其是明清时期,我国城市大都较严格遵照《周礼》的描述进行空间布局。因此城市的政治及经济等中心多为该城市方位的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更新。梁思成等有识之士呼吁对于历史城市要保护旧的中心,开辟新区,以保持完整的历史风貌,避免历史文脉受到新建设的破坏。然而基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些提议并没有被采纳。许多城市便在原中心的基础上改造和扩建。即使在新城区发展很快的城市中,古城的中心也依然是商业最繁华、人口最集中的区域。

2.2 交通对于历史城市的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机动车保有辆逐年增加,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有关研究显示,中国汽车市场需求完全可能保持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保守估计,到2020年,中国家用轿车保有量将达到7 200万辆。

为了满足快速和大规模城市化的要求,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城区范围不断向外扩展,大力建设新区并试图将城市功能分散和均匀分布,建立多中心城市布局模式。但是,目前看来许多城市新城区的规划和土地开发利用尚不成熟,绝大多数城市的功能中心依旧在老城的中心。

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城市单中心布局形式使本来路网条件和交通设施就不够完善的历史城市老城区交通压力急剧增加,交通堵塞严重,甚至整个城市的交通环境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城市病急乱投医,为了增大道路的通行能力,不断拓宽老城原有道路。更有甚者,大面积拆除老城的历史建筑,彻底改变老城的历史格局。

2.3 交通导致的历史城市环境问题

针对历史城市,现代交通也带来了尖锐的环境污染问题。调查表明,中国许多城市的汽车尾气污染已成为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源。尾气污染造成的酸雨现象严重侵蚀建筑物和文物古迹。我国古代的建筑多以木材为主要材料,辅以铸铁等其他材料。酸雨则会加速木材的腐蚀,导致铸铁件的锈蚀。

其他材质的历史古迹,如汉白玉台基等,其中的石灰岩和大理石跟酸雨接触会转变成一种粉碎性物质,即石膏。如重庆的大理石,俗称汉白玉,经酸雨淋湿,完全失色,失去光泽;杭州灵隐寺的“摩崖石刻”近年来饱受酸雨侵蚀,佛像的眼、鼻、耳等残缺不全;其他各地石碑表面也因大气污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蚀剥落等现象,具有珍贵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石碑已变得面目皆非。这些都对历史文物的保护造成很大的威胁。

另一方面,现代交通带来的噪声污染也是不可忽视的。历史街区本以其深沉浓厚的历史环境和静谧氛围受到人们的崇敬。随着交通量的增加,传统街区原有的沉淀感被打破,其历史价值也受到挑战。正如北京的老胡同,本是悉心品味老北京传统生活的场所,漫步其中不仅要躲闪来往的机动车,还要忍受嘈杂的噪声,大煞风景。

基于以上问题,在城市中推行低碳交通已是势在必行,特别在历史城市发展低碳交通更是刻不容缓。改善历史城市,尤其是历史街区的交通条件,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特别是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有利而无弊的。

3 实现低碳交通的方法

如何在历史城市老城区实现低碳交通,主要从量的缓解和交通形式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3.1 疏解老城压力

如何疏解老城区交通压力,其最基本的思路是疏散老城人口,该区域内不再新建任何承担城市功能的载体。因为市政基础设施条件较陈旧且需要保护等,老城区对现代居住生活环境的适应并不理想。因此疏散部分居民,调整居住结构,优化生活条件是必要的。同时这样可以弱化古城区在市域范围内的中心地位,分解其承担的城市功能。

以历史古城苏州为例,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关于功能布局部分采取将中心东移,城市北延,将承担城市功能的载体从古城区分散出去,分别建立并强化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主的市域CBD功能,建立并完善以高新区、金阊区为主的市域行政功能,建立并优化吴中区山脉及沿湖、高新区西部山脉及沿湖、吴江沿太湖等地区的生态、休闲、文体功能,构筑并健城区的交通枢纽、物流集散功能。

整个规划在整体考虑苏州的可持续发展,在优化城市布局的基础上弱化了古城区的中心地位,有利于古城遗产保护。

3.2 改善道路系统

历史城市老城区的道路系统在最初形成时不可能预见到工业革命后的交通膨胀和现代城市规划的不力,以致今日道路曲折狭窄,功能不清,系统混乱。在改善老城区道路系统时,应本着优先考虑历史街区保护的原则,规划必须明确以历史街区现状为主,严格避免大拆大建、无限制拓宽路面等有损历史街区风貌的行为,严格规定街道宽度与建筑高度之间的协调比例,实现对历史街区的整体保护。

具体措施有:

1)对原有道路做必要的分工,重新分配人、车流,尽可能减少各种车流之间以及车流和人流之间的干扰;

2)利用平行的,路面宽度不足的街道,组织单向行车,改善行车的安全性和道路的通行能力;

3)为疏散老城区和车流量大的街道,或适应新城区建设发展的需要,修建环形干道和开辟绕行干道;

4)限制次要交叉口,扩大某些主要交叉口之间的距离。

3.3 完善公共交通系统

根据老城区的特点以及借鉴国外一些类似城市老城区的发展经验,充分利用公交、自行车、步行等交通方式,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系统,是城市低碳交通发展的有效途径。与使用社会机动车辆相比,发展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交通系统有利于节约道路资源,减少环境污染。因此,公交优先成为现代都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自然选择。

通过交通需求管理限制私人汽车和老城区道路资源的使用,促使出行人选择公共交通系统,从而达到节能减排、高效环保的目的。

3.4 采用绿色交通工具

城市绿色交通工具主要指现代化的,具有零排放或减少排放量特点的各种机动车辆。现阶段,真正成熟的城市绿色交通系统和工具包括地铁、轻轨、新能源汽车和自行车等等。英国早在1996年,就尝试使用“绿色”燃气汽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目前我国很多城市也已经开始采用燃气公交系统,并已取得一定成效。总体来说,机动车采用清洁能源尚未大范围得到推广,但不失为一个很有效的减排途径。

4 结语

低碳社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措施。作为低碳社会中的一大组成部分,低碳交通对于城市经济有序发展,环境治理等多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历史城市的现代发展亦然。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低碳交通对于历史城市无论是历史内涵的延续甚至新的生命活力的展现至关重要。同时,在低碳交通全面开展之后,加大力度维护现存的历史古迹,维护传统街区的历史氛围,让古老的历史城市在今天展现其独有的魅力,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要：通过对低碳交通进行论述,结合我国城市特有的历史背景,提出了改善道路系统等方法并进行实例分析,以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量过高的问题,达到历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效果。

关键词：低碳城市,低碳交通,历史城市,老城区

参考文献

[1]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291-292.

[2]杨广威,胡光明,游锦龙.历史文化名城的绿色交通研究——以大同市古城区为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城市科学版),2007(33):94-97.

[3]陆化普.城市绿色交通的实现途径[J].城市交通,2009,7(6):23-26.

[4]周昌云,陈爱玉,张鹏,等.酸雨的成因、危害与防治[J].农技服务,2009,26(10):104-105.

[5]刘志林,戴亦欣,董长贵,等.低碳城市理念与国际经验[J].城市发展研究,2009,16(6):1-7.

[6]陈飞,诸大建.低碳城市研究的内涵、模型与目标策略确定[J].城市规划学刊,2009(4):7-13.

城市转型与城市再生 篇9

20世纪后期,许多大城市开始新的用地规划和土地功能重组,污染严重的工业陆续迁移或改建,留下的土地就形成了城市工业废弃地。可以说城市工业废弃地是受工业破坏的环境反作用于人类的结果,是科技发展、经济转型、产业更替的结果。

城市工业废弃地是指城市区域内曾经作为工业生产用地及其相关用途,后来废置不用的地段,按照工业生产的类别包括工业原料采掘及制造场地、工业装配制造场地、交通运输场地、仓储用地及工业废物的处理场地,如废弃矿山、采石场、工厂、铁路站场、工业码头、垃圾填埋场等[1]。

目前,城市工业废弃地的更新大多改造为兼有休憩、娱乐功能的园林景观,如城市公园,较有影响的有: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德国埃姆舍公园、中国中山歧江公园、韩国金鱼渡生态恢复公园。

也有学者提出城市工业废弃地作为自然保留地的观点,如果场地对环境负面影响很小,或已开始了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废弃地将成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道独特风景。上海江湾机场旧址的利用分析就是城市工业废弃地自然保留的新设想[2]。

2 工业废弃地景观更新的原则

2.1 尊重的设计原则

尊重的设计原则即充分尊重场地的景观特征,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设计师应尊重理解场地,采取最小的干预,发挥创造性思维,改造再利用旧有景观,创造新景观,其目的是保护和发掘地段历史信息,寻找城市文脉,表现场所精神,从而使景观设计延续城市的集体记忆。

2.2 经济的设计原则

从短期目标看,工业废弃地上的旧景观,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利用原有景观元素进行改造,可减少资金消耗。

从长远目标看,对工业废弃地景观的更新,可改造旧产业,建立新产业,复兴地区经济。许多成功实践表明在政府部门一定的政策鼓励和引导下,那些既保留了地区历史特色,又适应市场需求的项目往往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2.3 生态的设计原则

生态的设计原则要在深入理解生态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场地进行最小的干预,最大限度提高能源和材料的利用率,减少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改善地段生态环境。同时还要维护及改善周边地区的生态平衡,保障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

2.4 综合效益的设计原则

城市工业废弃地的景观更新,不应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要从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城市规划、文物保护、环境景观、建筑设计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通过对原有资源的更新、恢复与再利用,使景观和生态获得重生,带动经济的发展,使景观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得到整体提升。

3 自然景观的更新改造

3.1 土壤基质的恢复

常规的手法是将污染的土壤换走,或在其上覆盖一定厚度的土层。一般情况下,只有表层受到污染的土壤或受污染严重的部分地段才会全部换以无污染土质,而深层的或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则通过其他方法加以处理。

德国杜伊斯堡公园的旧址为钢铁厂,土壤受到多环芳烃严重污染,设计师彼得·拉兹提出在受污染的土层上覆盖一层沥青层以密封污染物,其上覆盖新土,同时设置排水系统,防止地表水的渗透。经过这样处理的土壤层,能够保证植物的正常生长,并形成新的植物体系。

随着生态思想的深入,更多的设计师意识到只有将污染物彻底分解才是根本,他们开始借助肥料、有机质等来改善受污染较轻的或是贫瘠的土质,同时植以抗性强的植物,从而大大降低了工程造价。

3.2 植被的重建

植被重建要首先考虑原有的野生植被。大多数场地都荒废了较长时间,一些适应性极强的植被在废弃地自然的生长出来。在设计师的眼中,这些植物不再象征荒芜破败,而是体现出自然的美丽,也记录着场地的历史。虽不甚完美,但通过设计师的处理,组织到新的景观中去,会展现出崭新的美学效果,创造出不寻常的景观效果。

其次,通过观察野生植被,可以快速地找出能适应场地环境,具有很强的忍耐性和可塑性的植物种类,与野生植物合理搭配,重建新的植物景观。

因此,在许多工业废弃场地的景观更新中,设计师会选择在一些游人活动较少的区域,尽量保留原有野生植被,对污染性较轻的工业废弃物做适当处理,通过设计使得两者相结合,呈现出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景观效果。

杜伊斯堡公园在规划设计之初就提出了保留原始野生植被的思想,在有效控制污染的基础上,利用污染物表面丰富的野生植被,结合工业遗迹进行景观设计,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工厂的历史信息。

杜伊斯堡景观公园的设计师彼得·拉兹在他的另一作品港口岛公园中对于原始的野生植被也采用了同样的设计手法。在由废弃碎石构成的方格网中,以野生植被形成了一个个风格各异的小花园[3](见图1) 。

3.3 污水的处理再利用

美国华盛顿州Renton水园,在借助科技手段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场地积聚的雨水没有采用昂贵的排污管道处理,而是集中到多个池塘后,经过初步沉淀后汇入下面的湿地,通过呈带状种植的湿地植物如莎草、灯芯草等得以完全的过滤。这一过程体现了自然系统的自组织和能动性。

20世纪70年代初,大地艺术家史密斯提出以大地艺术的方式进行土地和水的再循环利用,位于美国大盐湖东北角的“螺旋形防波堤”是他的代表作(见图2)。

3.4 地形的处理

始建于1983年的德国慕尼黑公园,原地段为一处平坦的采石场荒地,设计师彼得·克鲁斯卡结合所处地理位置,将地段呈现出长3.5 km、高差25 m的谷地式风景,开阔的草坪及水面,成为游人活动与观赏的理想之地。

美国的拜斯比公园原址为18 m高的垃圾填埋场,垃圾表面覆盖了30 cm厚的新土后,设计师哈格里夫斯对地形进行了重新塑造,使之呈现出一定的起伏变化,并在山谷处以泥土堆积成多个土丘群,以隐喻当年印第安人打鱼后留下的贝壳堆,此外也可休息或登高远望。

对地形的处理,大多数景观设计师只是单纯地将地势做简单的起伏变化,但也有大地艺术家,以大地为画布,以泥土为材质,在工业废弃场地上雕塑出极富生命力的作品。

艺术家迈克尔·海则历时5年,在一座严重污染的废弃矿场,采用矿渣,雕塑了5个动物的抽象形象,分别为水蜘蛛、鲶鱼、青蛙、海龟、蛇,并将其命名为“雕像坟墓”。

4 结语

西方国家开展城市工业废弃地景观的改造较早,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推倒重建,到改造性再利用,在不断的总结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成熟完善。越来越多的实践经验证明,城市工业废弃地的景观更新改造,不仅仅是改变一块土地的贫瘠与荒凉,也不仅仅是保留部分景观的遗迹,更不仅仅是生态、艺术等处理手法的运用,它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这些改造,为工业衰退所带来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带来出路。

随着国际间的交流逐渐深入,我们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教训,增进国际交流,不断吸取新的思想与实践经验,取其精华,结合我国景观设计的独特传统,充分尊重原有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使景观设计延续城市的集体记忆,在城市工业废弃地上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景观。

参考文献

[1]王向荣,任京燕.从工业废弃地到绿色公园——景观设计与工业废弃地的更新[J].中国园林,2003(3):11-18.

[2]李洪远,鞠美庭.生态恢复的原理与实践[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3]王向荣,林箐.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4]俞孔坚.足下的文化与野草之美——中山歧江公园设计[J].新建筑,2001(3):17-21.

城市台转型的背景与前景 篇10

一、大众媒体到分众媒体的转向

尽管互联网用户规模的增长如此迅猛, 但电视无论是覆盖范围, 还是占有受众时间, 仍是当之无愧的大众媒体。但为了应对新媒体竞争以及电视内部不断加剧的市场分割, 电视这种大众媒体的分众化特征越来越走向清晰。比电视更早表现为由大众媒体转向分众媒体的是广播, 正是由于广播不断分众化发展的趋势, 广播的受众市场规模已然落后于互联网, 渐渐失去了大众传播的既有优势。

有五个方面可以佐证电视分众化趋势的存在。其一是电视编排的时段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在全天候竞争的驱使下, 每一个时段都重要, 但是不同时段被赋予不同的竞争地位, 时段的组合竞争价值超过时段价值本身;其二, 电视节目的对象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受众市场的分化, 驱动电视节目向目标受众聚焦, 节目做给谁看远比做什么节目重要;其三, 电视频道的专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编排时段化和节目对象化让频道的市场细分价值凸显, 同质化大格局下专业化成为品牌响应的必然趋势;其四, 电视广告的类型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在多元化媒体发展格局下, 电视广告同时受电视自身精细化运营的影响, 更加向类型化广告产品聚集;其五, 电视影响力的单向度特征越来越明显, 正是因为以上四个方面的趋势, 电视影响力不再泛化式存在, 而是更加体现定向深化的特征, 并与竞争媒体的影响力特征区分开来。

以上五个方面相互关联, 由小到大, 由表及里, 看似现象, 却已规律渐显。从收视率数据变化的角度也可以观察到, 一方面市场平均的观众到达率下降, 非电视观众增加;另一方面观众忠实度呈现内在分化, 在聚合高忠实度观众的同时也出现了若干不同特征的低忠实度观众群落。收视率在越来越多参与竞争的频道中间局部聚集与整体摊薄并存, 制约电视增长的玻璃天花板渐隐渐显。

回顾电视转入产业化发展轨道以来所经历的增长模式, 其中既有外延扩张式的增长, 也有内涵驱动式的增长;但受各种因素制约, 电视的增长更多着眼于内在体系发育, 以内在要素竞争为核心驱动力, 这包括渠道竞争、内容竞争、收视竞争、广告竞争等, 在此基础之上做大蛋糕也摊薄市场。其间, 伴随着电视由大众媒体到分众媒体的转向, 依托于广告扩张的电视增长模式似乎到了尽头, 电视广告的扩张更多不再与电视本身有关, 而是与多元化的媒介环境有关, 与经济增长的势头有关, 这些外在因素越来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二、回归内容为王, 电视向上游进发

现今的电视媒体竞争已经延伸到渠道、内容、收视、广告和品牌等诸方面, 单一的竞争优势已很难保证竞争媒体的绝对强势。在传统电视竞争领域, 收视竞争和广告竞争明显触及瓶颈, 观众收看电视的时间不见增加, 广告收入也越来越受GDP增长的制约。在极度倚重广告收入的传统电视营运模式下, 品牌驱动的广告溢价成为强势媒体自我突破的重要路径。但是考虑到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时代转轨的压力, 面向新媒体的渠道和内容扩张极有可能成为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做大做强的必要选项。

电视面向新媒体时代的渠道扩张包含有三层意思。第一, 完成传统电视传输渠道的新技术改造 (数字化及双向网络改造) ;第二, 使以互联网 (包括移动互联网) 为代表的新媒体传输渠道为己所用;第三, 尽可能增强对多元渠道的实效控制, 这包括资源层面的和资本层面的。

内容扩张也包含有三层意思。第一, 整合新媒体内容为己所用;第二, 努力成为除传统电视之外更多媒体平台的内容供应商;第三, 增强以内容优势掌控新媒体平台的能力, 这同样包括资源层面的和资本层面的。

按照媒体传播的价值链条, 内容生产在上游, 集成播控为中游, 渠道和终端则为下游。从政策优势讲, 广电拥有内容生产和集成播控的牌照资源;从市场竞争讲, 渠道多元化和消费终端化日益对广电扩张构成挑战。向上游进发, 是传统电视面向新媒体时代完成战略转型的必然选择。

电视剧是传统电视内容领域极为重要的板块, 无论对收视还是对广告的贡献都举足轻重;这也使得传统电视内部对于电视剧资源的竞争十分激烈。为攫取电视剧竞争的比较优势, 上星频道之间、地面频道之间彼此合纵连横, 或友或敌, 拉抬电视剧价格一路高涨。以视频网站为代表的互联网媒体也正是因为看重电视剧内容对于终端市场的战略要义而奋勇跻身竞争行列, 更使电视剧价格飙升。电视剧之外, 新闻节目和娱乐节目也日渐被互联网媒体所看重。内容及其版权的竞争不再局限于传统电视领域, 同样迁延至新旧媒体之间。向上游进发, 成为内容生产和集控的大鳄, 继而以内容优势影响甚至控制平台及渠道, 将是面向新媒体时代“胜者为王”的逻辑。

处在夹缝中面临转型的城市台虽然如履薄冰, 但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差异, 依然可以拼合出满足不同需要的媒体策略。

数字化发展使电视频道越来越多, 新技术推动新媒体形态不断涌现。面向如此众多的播出空间, 内容供不应求的矛盾愈发凸显, 这不但是量的矛盾, 更是质的矛盾。竞争主体越多, 市场竞争越激烈, 对内容的质的要求越是超过对量的要求。据国家广电总局统计, 我国年产电视剧超过400部12000集, 但从播出市场获得的回报效果分析, 算得上热播热视的所谓好剧不超过百部;这近百部剧从卫视到地面, 从光碟到网络, 极短时间即散布和充盈其间, 反而大大减少了利润窗口, 缩短了生命周期。

新媒体时代, 技术和渠道越来越向消费者终端靠拢, 增加消费者获取内容的便利;用一句时髦的技术话语描述即“内容在网络的云端化水, 消费者可随时随地任取一瓢饮”。由此, 站在媒介供应商的角度, “内容为王”的意义反而更加凸显。内容是上游, 决定着水质与水量;下游愈饥渴, 上游就愈重要。

三、溢价驱动电视广告增长

从招商到招标, 从归堆卖到一件件拍, 部分省级卫视广告终于跟上央视步伐, 大大方方走进溢价时代。

如果说2009年电视台广告价格较大幅度提涨, 广电总局61号令是一大动因, 电视台藉此踏上广告由量到质的换轨;那么2010年电视广告价格的上涨则一定程度上与电视业界蓄意制造的稀缺现象有关。广告时间稀缺由61号令为发端, 电视优质节目资源的稀缺则以电视剧价格猛涨为代表。新媒体从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强势卫视间的差异化营销则使稀缺现象放大, 让广告主卷入对营销危机的忧患。

溢价频道的收视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上涨, 直接的可量化的广告传播效果不是溢价原因, 资源稀缺和品牌影响才是。其中, 资源溢价仍是推动省级卫视广告价格上涨的主要成分, 品牌溢价能力还处于孕育之中, 今后几年间会伺机勃发。

省级卫视之间从收视竞争的两极分化到广告收入的两极分化, 其间约有三到五年的时滞, 显示出市场传导效应受多重因素影响并不畅通。基于这样的经验, 品牌溢价能否及时成为电视广告增长的第二动力, 广告界还需早有思考, 早做准备。

回看央视广告招标历程, 溢价效应也是由资源稀缺逐步转向品牌影响的释放。当新闻节目优势遭受互联网冲击, 娱乐节目和电视剧遭受省级卫视挑战, 央视资源的稀缺效应就不再足够独当一面。从“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开始, 向市场发出“相信品牌的力量”的诉求, 央视由此不断强化品牌驱动的广告增长。

收视率最直接反映了电视传播效果, 电视广告普遍以收视率为定价基准, 也由此形成了电视广告市场的均衡价格机制。根据以上的讨论, 资源稀缺实现了均衡价格基础之上的第一次溢价, 而品牌则实现了均衡价格基础之上的第二次溢价。电视广告能否实现溢价及其溢价程度, 归根结底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弹性有关。换言之, 广告主之所以愿意付出更多投放于溢价媒体, 是期望对自身的产出增长有与之相适应的积极贡献;账不论怎么算, 最后还是归结为投入产出效益。

通货膨胀正日渐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问题, 价格上涨恰是通胀的外在表现。电视广告价格上扬, 某种程度上也与通胀有关。通胀影响了市场对最终产品价格的预期, 也激活了广告主对广告之于经济增长弹性的放大。电视广告溢价效应顺势而成。但当经济过热消除, 通胀得到抑制, 源自资源稀缺或者品牌张力的溢价效应才更彰显媒体的核心竞争能力。

四、结语:长尾效应与价值分化

上星频道之间因为具有替代效应, 从而激起更为激烈的天空竞争。城市频道则不然, 因为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差异, 反而可以组接拼合成满足不同需要的媒体策略。数据显示, 尽管城市电视台在收视市场中平均所占份额不足15%, 但其所承载的广告市场份额却超过20%, 恰能揭示出城市电视所具有的长尾市场效应。

新媒体格局下, 媒体市场价值进一步细化。不同级别的电视频道在渠道、内容、收视、广告、品牌等诸方面形成彰显不同优势的价值策略。城市电视台立足于有线网络传输前端和数字电视实践前沿, 内容方面突出民生性、贴近性与本地服务特色, 形成具有差异化收视优势的内容与时段, 在广告营销方面占尽地缘先机, 从而成为媒体品牌阵营中不可或缺的一极。

新的媒介环境正在不断改变受众使用媒介的行为特征, 电视市场细分与频道策略相衔接, 更加凸显电视传播的分众特征, 内容资源乃至内容产业的竞争推动角色分化, 渠道与内容交织, 品牌效应彰显, 使电视媒体不同程度体现出溢价增长空间。这些方方面面的变化显然既构成城市电视转型的动力, 也规划了城市电视转型的未来方向。

城市电视台立足于有线网络传输前端和数字电视实践前沿, 内容方面突出民生性、贴近性与本地服务特色, 形成具有差异化收视优势的内容与时段, 在广告营销方面占尽地缘先机, 从而成为媒体品牌阵营中不可或缺的一极。

关注城市第二水源——再生水 篇11

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总工刘洪禄，他介绍，再生水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奥运会期间，来自清河再生水厂的再生水开始源源不断地注入奥运公园龙形水系，标志着奥运公园再生水利用正式开始。目前，再生水已经成为北京市的新水源。其中，主要用于道路冲洒、绿化浇灌、洗车、冲厕等。刘洪禄详细介绍了北京市再生水利用的现状，并展望了再生水利用的美好前景。

连续干旱12年首都遭遇水危机

北京，这座千百年前建立在永定河冲积平原上的都城，在飞速发展中蓦然发现，自己的“母亲河”——永定河已经断流30余年了。刘洪禄激动地说：“永定河断流的主要原因是干旱。”从1999年以来，北京市连续干旱12个年头，水资源入不敷出，水资源紧缺问题更加突出。常年干旱使北京市全年可用水资源总量小于实际用水总量，只得靠超采地下水补充。

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国际化大都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m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0，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瓶颈。

1999年以来的连续干旱，全市降水仅为多年平均的68％，靠开采地下水满足各业用水需求，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已从1999年的11.7m下降到2007年的22.79m；加之上游来水明显减少，官厅、密云两大水库蓄水量由1999年的5.39亿m³、28.4亿m³，下降到2007年的1.31亿m³和9.77亿m³，更加剧了北京市水资源短缺形势。

再生水的循环利用

再生水为“污水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指标，满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进行有益使用的水”，一般指污水处理厂二级处理出水。

为了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有关方面正在积极寻求开辟新水源的途径，而作为城市新水源的再生水有哪些优点呢?刘洪禄介绍说，城市再生水具有很多优点，它主要不受气候影响、不与临近地区争水、就地可取、稳定可靠、保证率高等优点，在一定的使用范围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可靠的新水源。随着北京市水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和市政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污水处理率越来越高，再生水(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水，一般为Ⅱ级处理)量也越来越大。

据2002年的统计数据，农业作为第一用水大户，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40％左右，农业用水中优质地下水水源占86％，显示出北京的用水结构不合理。如果将再生水用于农田灌溉，一方面再生水中含有植物生长所需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可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另一方面可替代抽取的地下水，减少地下水开采，延缓地下漏斗区的发展，并可将原来用于灌溉的地下水源用于饮用水源，体现水的优质优用，实现水资源质与量两方面的优化配置。

再生水在北京的应用

北京市再生水资源丰富，污水处理能力达到300万m³／d，污水处理率达到92％，北京市已将再生水回用作为替代清洁水源、缓解水危机的重要举措。目前再生水已广泛应用于城市绿地和农业灌溉、市政杂用以及回补河道等，通过再生水的有效回用降低了农业、绿地等高用水领域的清水消耗，减少了对地下水的超采，促进了郊区河道恢复，改善了首都生态环境。北京市自2002年开始大规模实施再生水灌溉，目前已经在北京市大兴、通州区发展再生水灌区60万亩，2009年农业再生水利用量达到3亿m³，占农业总用水的25％，通过再生水灌溉促进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及合理配置，实现年直接经济效益达10亿元以上。

打造再生水安全灌溉支撑体系

刘洪禄介绍，该项目通过室内及小区试验、野外监测等手段，综合应用3S技术、数值模拟、以及化学分析和生物测试等方法，主要开展了再生水质量分析与评价、再生水灌溉对农作物、土壤与地下水影响的研究，得出了再生水中主要污染物在“土壤作物系统”和“土壤地下水系统”的迁移、分配与转化规律，建立了再生水安全灌溉技术模式。重点解决了北京市再生水灌区规划、设计、建设、运行中存在的关键技术难题，以实现再生水安全、高效、可持续灌溉利用。该项目在国内首次深入系统研究再生水灌溉技术，取得了以下主要关键技术成果：

一是得出了北京市再生水水量、水质时空分布规律，建立了北京市再生水资源地理信息系统，提出了再生水灌区水源优化配置模式。

二是得出了再生水灌溉对粮食作物、蔬菜、牧草、草坪、棉花等农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影响规律，创造性地提出适宜再生水灌溉的植物分类标准。

三是得出了再生水灌溉对土壤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影响规律，提出了以生物毒性测试为指导、并结合化学分析鉴定结果的再生水灌溉土壤生物毒性诊断方法，指导灌区土壤质量监测评价。

四是得出了再生水灌溉条件下主要污染物在土壤

地下水系统的迁移转化规律。

五是完成了北京市再生水灌区作物、土壤、地下水质量背景值调查与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建立了再生水灌区监测评价技术与评价网络，编制了北京市再生水灌溉监测公报。

六是提出了再生水灌区灌溉系统规划、设计、运行管理关键技术参数，编制了再生水灌溉技术规范，综合建立了再生水安全灌溉技术模式。

该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建立了多学科领域科研人员参加的全国性再生水灌溉研究平台，提出了再生水灌溉技术研究思路与技术发展路线，构建了基于农产品安全、土壤安全与地下水安全的再生水安全灌溉技术模式，建立了服务于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再生水安全灌溉科技支撑体系。

再生水利用的美好未来

刘洪禄介绍，自2003年全市大规模推广利用再生水以来，8年内，全市利用再生水量累计达33.6亿m³，相当于1680个昆明湖的水量。

2011年年初，北京市水务局发布了再生水利用十二五规划。2015年，全市年再生水利用量将不低于10亿m³，再生水利用率达到70％以上。不断加强再生水的开发利用水平将是解决未来北京水资源供需平衡矛盾，构建“绿色北京”，实现建设世界城市的一项重要举措。

资源型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 篇12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转型,绿色发展,生态环境

资源型城市一般经济转型多是强调对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和治理,多数措施治标不治本,仅依靠增加专门性治污成本投入的方式进行环境的改善。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则坚持标本兼治,既对已往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治理,又在转型的同时从全方位构建起生态环境的绿色保护机制,使生产系统本身具备环境保护能力,形成一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的新型生产发展模式。

影响资源型城市向低碳城市转型的首要因素当属环境。首先,重视保护自身生态环境,将其建设成为适宜投资和居住的地区。资源型城市一般生活设施配套水平相对落后,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在向低碳城市转型过程中要优先选择环境友好型的接续产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其次,鼓励低碳发展、技术创新等相关政策是实现城市转型的前提保障。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过程中,政府需发挥主导力量,根据实际情况和预期目标,制定相关的政策,宣传和引导公民广泛参与。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良好的环境对于人类的进步和城市的发展都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保护现有生态环境和恢复已经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要坚持环境保护优先的原则。正确处理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可持续的发展。在坚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要重视环境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和延续打好基础。生态环境是全球性问题,发达国家存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生态环境问题。城市是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最集中、最突出的地区;资源型城市又是城市中生态环境问题最集中、最突出的地区,是发生生态环境问题种类最多、范围最广、影响最复杂、生态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这也是提出绿色发展的意义所在。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资源型城市的生态问题都是生态环境问题的焦点、重点和难点。

资源型城市由于资源的不同有很多种类型,各种类型的资源型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区位条件、劳动力状况、环境保护压力、产业情况等都有所差异,所以适合一个地方的转型经验也许会在另外的资源型城市中水土不服。要探寻适合本地的经济转型路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与建设,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绿色发展的一项根本性、长期性战略任务。它是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检验转型的方向是否正确,转型成功与否的一项重要标准。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自然各个领域,涉及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社会投入及产出等各个方面,而且又是在城市经济转型的复杂背景下展开实施的。因此,在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生态环境建设内部及其与经济转型的各种矛盾和关系,促进生态建设的有序、健康发展。具体说,资源型城市在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中包括以下五个关系:

(一)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转型的关系。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百业待兴,百废待举,诸如主导产业转换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资金问题、技术问题、体制问题、人才问题等等,无数迫切的转型发展问题亟须解决。面对艰难复杂的转型发展任务,资源型城市绝不能再走“先发展、后治理”、“先开采、后治理”、“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经济增长之路,再不能忽视和淡化生态环境问题,重犯历史性的战略错误。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与建设是经济转型中应有之义。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转型中必须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转型的关系,实施物质资源、经济资源、生态资源三个资源同时开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大效益并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个文明并举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只有把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摆在关系经济转型整体和全局、关系经济转型前途和命运的战略高度,才能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才有可能选择和走上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转型道路。

(二)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

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与生态环境建设同为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任务,其中任何一项任务都不容忽视,不能偏废。既不能重修复、治理,轻建设;也不能重建设,轻修复、治理。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与建设的关系是治标和治本的关系、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也是短期和长期的关系。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严重,对城市生产和生活危害巨大。因此,转型的起步之年、转型初期,就必须一刻也不耽搁地立即着手进行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治理,并把这项工作贯穿于经济转型的全过程。但是,同时必须认识到,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事后的修复、治理,只是治标,不是治本。它虽然有助于解决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但还不是这一矛盾的彻底解决的办法。彻底解决这一矛盾,不致发生旧的生态环境问题刚刚解决,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又接踵产生的尴尬,就必须治本,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这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措施和根本办法。

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目标和主要途径,是要建设生态经济。什么是生态经济呢?生态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用形象化语言说,生态经济即绿色经济,它是区别于工业文明的“黑色”经济的一种新型经济。生态经济是人口—经济—社会—生态良性循环,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平衡协调的经济。发展生态经济,就要大力发展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推广和实行绿色技术、绿色投资,发展绿色产品、绿色产业;发展绿色工业、绿色服务业;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逐步实现经济与生态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使经济的增长不再以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经济或绿色经济是一种更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也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理想,一个更加令人向往的人类与自然“大同”的世界。只有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建设,才能不致发生修复、治理了旧的生态环境破坏,新的生态环境破坏又再度产生的悲剧,打破“生态破坏—治理—再破坏—再治理”的恶性循环。

(三)重点生态环境项目与一般生态环境项目的关系。

经济转型的每一个投资项目都与生态环境有关,很难说哪一个投资项目与生态环境无关,只不过相关的程度有强弱,相关的性质有正负之别而已。投资项目中有一批对生态环境影响特别显著,其建设和实施对城市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和建设意义极其重大的项目,它们成为重点生态环境项目。而另外一些项目,从生态意义上说只是一般性项目。资源型城市在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中要区分重点生态环境项目和一般生态环境项目,集中力量,突出重点,首先在重点项目上实现突破,借以带动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的全局。当然,在突出重点的前提下,也要搞好大量的一般性生态环境项目,提高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的全面性、综合性和整体效果。无论是重点项目还是一般项目,在实施建设过程中都要从生态环境项目的特点出发,坚持如下两条原则:一是生态环境治理与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相结合,对于资源开发过程及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固体、气体、液体排放物进行科学化、生态化处理,实行资源的综合利用,变害为利,变废为宝;二是坚持生态环境治理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和城市设施建设滞后交织在一起的。生态环境破坏影响了城市的住宅、道路、通讯、水、电、气的生产和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反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也加重了生态环境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在生态环境治理建设过程中,应坚持生态治理和城市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从而有助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与城市设施建设互相推动、共同发展。

(四)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关系。

从全局、长远、根本上说,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是统一的。但是,在一定时期、一些具体问题上,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矛盾。生态效益也会影响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例如,一个投资项目或一个企业,投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钱多了,会加大建设和生产成本,相应减少投资收益和生产效益。一个城市投在生态环境方面的钱多了,就会相应减少投在经济项目和社会事业项目的资金。当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兼顾各个方面,尽可能实现三者的统一,既不能不顾生态效益只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不能只顾经济、社会效益,忽视生态效益。而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发生严重冲突,经济、社会效益的取得需要生态环境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时,则要把生态效益放在第一位,宁可损失甚至牺牲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要确保生态环境的安全。因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长期根本利益所在。用损害生态利益的方法谋取经济、社会效益,无异于竭泽而渔,饮鸩止渴,到头来,也会最终损害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甚至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五)生态环境建设中实施政府调控与运用市场机制的关系。

生态环境是社会公共品,并且具有明显的外部性。这一情况导致某些人认为生态环境不具有价值,从经济利益上减弱了对生态环境的关心。按照一般经济规律,社会公共产品及某些外部性极强的领域,只能由国家承担起管理责任,或者国家管理比任由市场自发力量支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其外部性又是如此之强,所以由国家实行有效的管理,以法律的手段、行政强制手段保护生态环境,杜绝或减少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无疑比单纯市场调节更为有效。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统一管理虽然重要而且有效,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国家管理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生态环境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即使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和企业、单位、个人获得利益,使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企业、个人为此付出成本,受到应有的经济惩罚。只有政府管理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并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和实施政府调控的水平,才能使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建设逐步走上市场化、法制化的轨道。

环境因素对资源型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存在重要影响,同时绿色发展以环境修复和生态保护为重要目标,能促进环境因素的改善和治理。资源型城市实现绿色发展要求区别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树立标本兼治、同步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发展原则,既对以往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治理,又在转型的同时对生态环境可支撑人口、经济规模和容纳污染物承载力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从全方位构建起生态环境绿色保护机制,形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运行和互动的新型科学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朱远.城市发展的绿色转型:关键要素识别与推进策略选择[J].东南学术,2011.5.

[2]景普秋,孙毅,张丽华.资源型经济的区域效应与转型政策研究[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