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家与城市

女性作家与城市（共5篇）

女性作家与城市 篇1

广西壮族女性作家群体深植于广西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之中,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审视自身成长的社会空间,创作带有民族记忆特征的文学作品,为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播添砖加瓦。陶丽群、李明媚、刘永娟、梁志玲等70后女作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例如陶丽群的小说《起舞的蝴蝶》中对家庭生活的描述就隐含着广西民族文化的因素。而小说《母亲的岛》则真切体现了作者以“女性以及土地”[1]作为写作主题的特点,是民族记忆书写的最好体现。因为“土地”本身就与文学地理紧密相连。然而《母亲的岛》这部小说没有像《起舞的蝴蝶》那么幸运被拍成电影,使得民族记忆的传播暂时局限于纸媒,媒介呈现相对单一、乏味。因此我们不仅思考,当代广西女性作家“民族记忆书写”如何突破与创新?“媒介记忆对民族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影响”,[2]探讨媒介呈现对文学作品书写民族记忆的突破与创新,不仅是因为媒介记忆对民族记忆的延续,还因为“文学首先是一种基于媒介的艺术,媒介的形态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整体面貌。”[3]

一、把握民族记忆书写的媒介环境

文学作品的传播基于一定的媒介环境,媒介环境的特点影响着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及传播内容,也影响文学作品对读者的传播效果。而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并能推动民族进步的民族记忆,只有通过恰当的传播方式传递正确的传播内容才能唤醒读者对民族记忆的认同。

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式,还是一种环境。媒介因为性质、属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受众群体、符号体系和沟通方式,从而影响所传播的内容是否能够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例如广播媒介与电视媒介比较,广播媒介只能诉诸于人的听觉器官,而电视媒介既能诉诸于人的听觉器官又能诉诸于人的视觉器官。传统的文学作品仅仅借助于纸质媒介进行传播,民族记忆的呈现局限于纸质媒介无法回避的缺陷,既不利于保存又不能广泛作用于读者的感觉器官,读者接受民族记忆洗礼的程度是有限的。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扩展了人的感觉和感官,例如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等。而受制于媒介发展的限制,作为文学作品受众的读者,无法通过延伸自身的感觉或感官接触到更多的“民族记忆”。小说《起舞的蝴蝶》能够从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最后被搬上银幕,小说中关于民族记忆的书写无疑比仅仅是书写在纸张上的更具传播力,更有利于民族文化等的传播。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当下的媒介环境建立在以互联网技术为主的多种媒介并存的基础之上。新媒体、融媒体、全媒体等字眼是当下媒介环境所具有的标签,而个性化、交互性、碎片化、跨界成为当下媒介环境的特征。传媒营造了文学作品传播的社会情景,各式各样的媒介及其传播的信息构成了文学作品传播的物质基础,充满民族记忆的有意义的符号成为当下媒介环境民族记忆信息传播的集中表现。以罗小莹的散文集《生命如河流过森林》为例,该作品被国务院新闻中心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荐在巴西出版并被拍摄为专题片介绍广西当地的风土人情,展示广西浓郁的民俗文化和优美的山川风景。《生命如河流过森林》不仅在纸媒上传播还在电视媒体上传播,扩大了传播的范围,有更多的电视媒介受众能够接触到该作品,电视媒介受众与纸媒的受众相互叠加,受众的数量变大。如果结合当下的媒介环境,将《生命如河流过森林》作品中关于民族记忆的内容书写在广播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环境媒体等以新媒体为主的多媒体上,那么这些媒体的受众也会逐渐演变为该作品的读者,将进一步扩大作品传播的范围。同时根据媒介环境的特征,创作更具个性化、交互性等的文学作品,那么文学作品传播的效果也会更好,对民族记忆的认同也会更加坚定等。

二、民族记忆书写的媒介呈现策略

媒介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工具、渠道等,也是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因此媒介呈现策略一方面是指以信息建构、组织、编码和译码为主要行为的信息文本的处理,另一方面是指社会组织层面的传媒机构对以电视、报纸、网络等为主要对象的传播媒介的选择、组合等。

文学作品民族记忆书写在信息文本方面主要是文学文本信息的处理问题,而信息又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英国哲学家比尔兹利曾指出“从广义上讲,符号学无疑是当代哲学以及其它许多思想领域的最核心的理论之一。”[4]因此对有关民族记忆的文学文本信息进行的处理主要围绕与此有关的符号展开。作家在处理文学符号时要重视文学符号的形式、文学符号所指称的对象以及文学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在文学作品中有关民族记忆的文学符号的形式可以是文字、图像、声响等,对象则是符号形式所对应的民族文化记忆中的生活现实或有关事件,意义则是指作家有意表达的有关民族文化的释义和受众对民族文化记忆符号的解读。例如广西壮族女作家透透的散文《闹鱼》中对“闹鱼”这一选题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因为“闹鱼节”是广西流传至今的苗族群众祈福盼丰收的重要民俗活动,作品中关于闹鱼描写的“好耍”“没得”“来哈”等语言体现了广西当地的语言文化特色。

在社会组织层面的传媒机构对文学作品传播的媒介策略方面主要涉及媒介的选择、组合及组合后的传播时间安排。当代广西女性作家作品的写作主要通过文学作品传播和网络作品传播,有部分作家通过电视传播。书籍、互联网博客、电视节目成为当代广西女性作家常用的媒介。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可供文学创作的媒介越来越多,作家有更多的机会选择不同的媒介进行创作,以便更好地传播民族文化。通过在一种或几种媒介上创作文学作品,不仅对作家本身提出更高的创作要求,还将有利于针对特定的受众传递有价值的作品信息,更加有效的书写与传播“民族记忆”。如果一定作品中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能够与现实世界中的节事活动结合起来,也就是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该民族文化在当地民俗活动中的具体事件结合起来并同时传播,那么就意味着需要作家选择合适的时间安排文学作品的编辑或出版,做到文学作品创作、民族记忆书写、民俗活动举办的“时间同步”。因此,对于民族记忆书写而言,科学的选择媒介、组合媒介并对媒介进行排期是非常重要的,是媒介策略方面当代广西女性作家民族记忆书写的创新方向之一。

三、构建民族记忆书写媒介呈现的要素

文学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一种,也遵循人类传播活动的一般规律,“传播无非是信息的传递或信息系统的运行”,[5]文学传播也离不开文学作品中所承载信息的传播和信息系统的运行。承载“民族记忆”的文学作品又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播有一定差异,因为这类文学作品在现实中的对应主要是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是一定意义上的民俗信息传播。“民俗传播过程中也存在不可或缺的要素:首先要有基本的信源……其次,族群成员依据信源开展编码活动……是各式各样民俗元素的象征符号。再次,民俗有相对稳固的受众……最后,民俗通常都有发展与演进、变化的过程。”[6]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在其著作《传播是怎样运行的》指出“传播至少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因此,构建民族记忆书写媒介呈现的要素要注意文学作品中对信源、讯息、受众的“书写”。

民族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是文学作品中民族记忆书写的来源,在组织文学作品中有关民族文化的信息时不仅要忠实于社会原型还要结合作家的写作志趣创作有价值的作品内容,对信源进行文学加工,使之参与文学作品中民族记忆的表达;讯息是由相互关联的符号组成的有意义的信息,讯息有时又特指具备某种完整意义的信息。“文学的活动区域即是来自符号秩序的总体规定”,[7]构建民族记忆书写的第二个要素就是由“符号秩序”构成的讯息。因为符号本身有解释、传达、思考三种功能,那么解释、传达、思考则是具备民族记忆的符号应形成的“秩序”,并以此形成传播民族文化的讯息;“媒介是文学传播的核心概念之一”,[8]从媒介呈现的角度分析文学传播的受众,不仅包括文学作品的“读者”,还包括文学作品传播媒介的“受众”。作家不仅要根据读者喜好创作有生命力的作品,还要根据媒介受众的喜好创作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例如新媒体传播环境中的文学作品,作家要重视作品的“再传播现象”,“新媒介多样的呈现方式使得文学作品在内容、文体、表达方式、生成过程等方面有所变化,作家也变成趋于普泛化的称谓。”[9]作家不仅仅是作品的传播者也是作品再传播的受众,因为媒体的受众会对作品进行再加工与再创作,文学作品创作队伍在媒介的推动下不断扩大。

四、结语

艾布拉姆斯在其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将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作为构成文学的四个要素。其中的世界是“直接或间接的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10]不仅包括思想、感情、物质、事件等,还包括文学作品创作及传播的环境。进入21世纪,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介层出不穷,媒介融合、跨界传播成为主流,以纸媒为中心的民族记忆书写日渐式微。文学传播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媒介是文学传播的物质载体,因此重新审视当前媒介环境,构建较为科学的媒介呈现要素,运用恰当的媒介呈现策略,以此创新当代广西女性作家的“民族记忆书写”,传播民族文化,完成作家民族文化传播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吕卫清.《“母亲”的出走——品读陶丽群<母亲的岛>》[J].青年文学,2015(11).

[2]陈峻俊.《融媒时代的民族文化传播与媒介记忆生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1).

[3]陈晓洁.《媒介环境学视阈下文学与媒介之关系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4.

[4](美)M·李普曼.当代美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7:7.

[5]郭庆光.《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8(2).

[6]庹继光,刘海贵.《民俗传播要素简论》[J].新闻大学,2012(4).

[7]南帆.《意义生产、符号秩序与文学的突围》[J].文艺理论研究,2010(3).

[8]刘崙.《新媒介环境下文学传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J].新闻爱好者,2009(7).

[9]许苗苗.《新世纪文学与新媒介环境》[J].甘肃高师学报,2010(6).

[10]M.H.艾布拉姆斯著,郦雅牛等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2:5.

女性作家与城市 篇2

世纪传奇女性作家韩素音在当地时间11月2日中午于瑞士洛桑的家中去世，享年96岁。

韩素音的一生是一部传奇。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学归来的铁路工程师的女儿，比利时前国防大臣的外甥女，中国驻英武官的妻子，铁幕时期穿行于东西方世界的国际友好人士，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传记的作者，韩素音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使其写作超越了个人讲述的范畴。她的主要作品主要取材于20世纪中国的生活和历史，自传小说《瑰宝》被好莱坞搬上银幕，风靡一时。

她的名字曾风靡中国

在当今的中国，韩素音这个名字显得有点陌生，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她的名字风靡中国。作为友好人士、采访作家，关于她的报道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照片一起出现在官方报纸上。令她著名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她和周恩来之间的深厚友谊。曾担任过周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之间“特使”的韩素音，著作颇丰，她的写作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中国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在特定的年代中，韩素音以英文写就的作品就像一个个窗口，为全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可能。

韩素音的身世复杂又传奇，她的本名周光瑚，父亲周映彤是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生，母亲玛格丽特出身比利时贵族家庭。在她的自传《伤残的树》中，她讲述了家庭背景对自己的影响，父母的相遇本应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惊艳碰撞，但在20世纪初期，这种交融却充满了苦涩与迷茫。韩素音和她的兄妹一出生就面临着血缘和文化的双重矛盾：在家讲中文，出外学英语;上午带着毛笔和铜墨盒上中国学校，下午拿着《圣经》去法国修道院学校……文学家韩素音的讲述为记忆奉献了许多鲜活的细节和独有的观点，使得历史有了情感，有了温度。

爱情经历比小说还传奇

1938年，她在从马赛取道香港回国的海轮上，遇上生命中的第一位丈夫。这段情感经历，成为她此生中最不愿回首的痛楚。1952年，韩素音嫁给了英国出版商唐柏，改名伊丽莎白·唐柏。后来两人离婚。之后，韩嫁给了当年印度军队的一位上校。她给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陆文星。两人一直相依相爱，晚年定居瑞士，直到1月6日，陆文星因病辞世。

1952年，韩素音以流利英文写就的自传小说《瑰宝》在英国刚一出版即引起轰动，旋即被译为多种文字，几十年间被不断再版。出版商乔纳森·凯普在写给韩素音的信中这样说道：“尊敬的女士，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一本您写的书。”1955年，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把它搬上银幕(译名《生死恋》、《爱情至上》)，次年获得了三项奥斯卡奖，韩素音本人也因此而驰誉国际文坛。

自传见证了中国现代史

晚年，她常到美国、德国、瑞士等20多国讲学和游历，介绍中国历史等问题，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著作。1989年，在她的资助下，中国翻译协会开始举办韩素音青年翻译大赛，以鼓励更多中国国内青年翻译人才的涌现。此项大赛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翻译界影响力最大的竞赛。1994年，韩素音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颁发的“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韩素音在北京的堂弟周光地告诉记者，“前天晚上听说了这个消息。堂姐从以后就没再回来过，而此前，几乎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每次回来都和家人聚。”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退休教授朱炯强和韩素音关系很好，1993年他邀请韩素音到杭州大学做讲座并担任名誉教授，他记得当时那个演讲礼堂挤满了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学生来听报告。”最让朱感动的是，她爱中华之心处处都表现出来。在国际会议上，她为中国的辩护，有理有据，让外国人也不得不称“令人信服”。有关她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作家刘心武曾说，“我曾在南特和巴黎询问十名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不同的法国人，问他们读过哪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其中九人都肯定地回答：韩素音。”她写的关于中国的回忆录，已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必读书之一。对于国内读者有幸的是，她的小说《瑰宝》以及自传三部曲近年来又被上海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引进。

在这些书重新出版的序言里，韩素音写到，“我虽客居烟波千顷的瑞士莱蒙湖畔，又因身体原因，已十余年没有回到中国看看了，但这丝毫不能冲淡我对她的感情，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生命。”韩素音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使其自传完全超越了一般人自我讲述的范畴，冯玉祥、蒋介石、戴笠、刘湘、李颉人、龚澎、周恩来、毛泽东、冯亦代、叶君健、季羡林等各级各类人士都出现在这些记忆中。

当代女性作家审美心理探析 篇3

关键词：女性意识；女性审美心理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女性的地位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家庭中还是审美活动中，其主体性都是缺失的，也就是说女性没有作为主体而存在；她们只是社会、家庭或审美活动中的对象，一个相对于男性而言的审美对象。她们不能成为作家、艺术家，不能走上政治舞台。但是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女性主义开始盛行，女性开始成为这个社会、家庭、审美活动中主体，开始了美的创造，展现出其独特的审美心理和作为审美主体的特征。而本文以当代女性作家的小说作品为背景来分析、展现女性独特的审美心理及特征。

一、女性审美心理的建构

审美心理的发生与建构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过程，体现于日常生活经验在审美主体自由心态中经审美反思而审美化的过程，主要包括了对生活经验的超越和自由心境的出现、审美欲的释放，审美反思中的感受与理解，从不自觉到自觉意识、从混沌状态到澄明有序状态，从生活经验转化为审美意识系统。简单地说，审美心理的产生，是审美主体的内在心理意识与审美对象之间相互交流互动后的结果。那么审美主体在自然审美和生活审美基础上所产生的内在心理意识则是造成审美心理产生的基础条件，所以对于男人和女人而言，内在的心理意识的不同则使得男女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不同，故而其作品——审美文本所表现的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特征也就不相同了。

首先来看，作为女性作家而言，构成其审美心理结构（审美意识系统）最独特的最根本的基础还是女性心理这一要素。从中国传统社会到现代女性多是以那种柔弱、敏感、情感细腻 、追求完美、爱好纯洁、尊娴静崇灵巧的形象展现给世人。这样，毫无疑问就会把女性作为审美主体或社会主体这一形象忘却，如同陈染的《无处告别》中的黛二这一人物形象一样，活在男性的权威下，迷失了自我。或许，这样的人物塑造，这样的文本所展现的作家审美心理代表了广大女性的审美心理常态；但是这只是因为她们的审美活动在进行的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环境、一定文化背景、一定历史条件的影响，所以其形成的生活审美意识直接源于生活，显然就直接具有了传统女性的心理。

其次，在审美心理这个复杂的系统中，审美意识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自觉的、理性的；也就是说当审美主体进入到审美活动或审美创造中，其主体内在意识就表现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存在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中。而对于女性作家而言，也一样。我们中国的大多数女性的女性意识主要包括两方面：特有的女性生理和心理机制，在时代中形成的“翻身”意识（即要求自由、平等、有政治地位、有权益…）。而女性特有的心理与生理机制，就直接促使了我们的女性作家在创作中以其特有的方式、视角、维度去体验感悟生活、世界与对象，从而区别于男性作家，脱离男性意识系统的掌控。比如铁凝的《哦，香雪》中这样描述“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这便是她以女性意识中的独特的体验去感受自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用她内心最真实的色彩反映来体现其情感、生命。而另外一个方面人们常说的女性意识则指的是女性权益的争取，地位的提升，人生的自由平等等要求。这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兴起发展的，她们有了精神上的追求、人生实践中的反抗，开始诉求或追求新的价值，实现自我。而当代女性作家则更是突出这一点，她们把自身的诉求、反抗或追求与审美对象相融相观照，在进行审美创造时产生的艺术审美意识就会具有一定的亲切感、理性力，从而影响其理想审美意识的形成。如同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一样，她的人生充满着反抗与追寻，她是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活的。

所以说，女性心理、女性意识是建构当代女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关键因素。我们在分析其审美文本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女性独特的审美心理意识对其创作的影响，这样才能从深层去探究作家的审美心理。

二、当代女性作家的审美心理特征

我们在前面分析了女性审美心理的建构与女性心理、女性意识有着巨大密切关系；而这些关系反映在作家创造的审美文本中则是突出了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特征。她们从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审美想象、审美价值追求的等方面来展现其审美心理的建构。

第一，色调运用充分。在当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作品中运用到的色彩描写是男性作家无法比拟的。文学作品的创作是审美活动，也是作家艺术思维最活跃的阶段；这期间作家（审美主体）的形象思维来回跳跃，来回与生活、自然等审美对象碰撞、交融，不断去感知、体验，显然就对审美对象的形状、色彩、属性、材质、形态等形成过多关注与感悟。透过女性独特的内在生理与心理机制，就会使得自身对审美对象的审视和创造有了高度的内在情感加入，并以色彩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男性作家则没有明显倾向。比如90年代的翟永明在诗歌创作时，以“黑夜”这一形象来突显。她将人生的感悟：空虚、颓废、脆弱、迷惘、无奈与色彩“黑”熔铸到一块，一团糟一片黑无法拨开。这不仅仅体现出生活、社会的状况，人生的境遇，更体现了其内心深处的状况与感受是忧郁阴闷的，如同黑黢黢的一片压下来，或许还用这“黑”来寻找光亮，来实现她的人生追求。于是“黑夜”、“黑色”等成了文学作品的主旋律，影响了一批人。于是，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女性作家作品中的“黑夜”或其他色彩，绝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或形容词的概念，而是其千百年来被淡忘、遗漏的精神所，是女性生命中灵魂的追求与向往。

第二，清冽的情感表现。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一定的情感，这是正常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女性作家的情感表现则是更为强烈与真挚。在整个审美活动与审美创造中，她们的情感投入是大大多于理性投入的。这样就使得女性作家在文本创作中有着强烈的情感体验性，总以自身为基础去体验他人。故而，与男性作家相比，就缺少了去客观冷静地分析审美对象，更多的是带有自己的情感去与之交流或与之产生共鸣。从而在文本人物或环境等叙述中，就将自己内心的情感、意识、心理活动表现出来。如王安忆的《锦绣谷之恋》中，女主人公是“梦”的主导者，其他人物的出现只是为她服务而已，她所蕴含的情感内涵是作者内心心理的一个情感展现。

第三，女性的自我展示与追求。由于历史条件的束缚与制约，女性作为审美对象出现于男性作家笔下的形象是他人赋予的，缺失了主体性的展现与主体意识。而随着女性主义、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开始在其作品中展现自我，追求人生，寻求精神理想，这是自我认识与审美理想的完满结合。这以王安忆的小说最有代表性，尤其是《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作品中作者把女主人公“她”和男主人公“他”鲜明的对立开来，“她”是能干、强大、有主见、敢追求的主体，而“他”则是矮小、萎靡、依附者的表现。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打破了以往的女性被支配地位这一局面，而是塑造了女性的强大、对欲望的追求，对自我的展示；它更多的是透过故事情节来展现女性意识、女性审美心理和女性对命运的抗争，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当然，这背后蕴藏着的精神实质或许就是作者作为精神主体的追求，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理想再现。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的男女形象塑造是有区别的；女性不再是象征、附属品的代言，而是女性本身，女人自己，是作为人来写的。她们的内心冲动、挣扎、情感意识、精神追寻无不透露了女性作家的审美心理。而作品中所表现的对色彩的充分运用，强烈的情感表现、真实的自我展示与追求等特征，无不是当代女作家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审美想象、审美理想、审美价值追求等方面的表现。

参考文献：

[1]李健夫.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卢晓辉.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发生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张欢.纷扰的背后：当代女作家审美心理特征探究[J].当代文坛，2010，06.

[4]孙惠欣.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东疆学刊，2004，01.

女性作家与城市 篇4

在中国散文发展的过程中,女性作家拥有众多的群落和高质量的作品,同时新人叠出。在她们的作品中,自我经验及纯个人化的独语则成为首要的特征。她们甚至将写作方式与生存行为融合为一体,以她们自由鲜活的情感和语言,细腻、敏感的心理,构造完全属于自己的女性话语,尽情展示她们潇洒而饱有青春魅力的人生姿态,向人们敞开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神奇微妙的女性世界。

一、爱情是女性生命中永恒的主题

纵观中国文学的创作历史,爱情无疑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主题。涉入爱河的女作家们可谓很好的发挥了她们内在的才华。在她们的笔下,爱情是那般美好,充满诱惑力。在生活中,她们同异性的交往,总表现得那般纯真友好,“他远远地离我,坐在车后的暗处,偶尔回眸,只望见两片闪光的镜片,镜片后的眼睛也在望着一个遥远的光明么……” (梅洁《爱的履历》) 施雁冰《桂》中那个桂先生,“他年轻英俊,学问渊博,名字中带个桂字,他是我的老师。在上桂先生的课时,我感到不自然,眼睛不敢直视,又忍不住抬起头来,四目相触时,惊慌失措。”这种与异性之间朦胧的感情,表达得惟妙惟肖。叶梦《月之吻》,廖华歌《三角梅》,刘绪英《爱情三题》,都是对爱情的沉醉与向往。

当一个稚气未脱,洋溢着激情的青年人一旦坠入情网,便容易认为爱情就是自己的全部世界,“可是生活有时候会捉弄人,曾以为自己属于本人属于一种被未来首肯的类似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者的光辉人格,睁开眼,才发现自己原不过在演小小一出两千年的老戏,我的魂儿早被偷换……”(于君《我的三次初恋》) 初恋是难忘的,但失恋的痛苦固执地留在人生道路上,印在心灵深处。在臧小平的《初恋》中,失恋的痛苦折磨了她,但也使她懂得了“没有果实的初恋之花纵然令人惋惜,但仍然是美丽的。因为它是青春绽放出的一朵纯洁的情感之花”。

女性散文作家抒写情爱的酸甜苦辣及其心灵世界的深邃幽微,她们在情感体验方面更细腻、更敏感、更真挚、更缠绵。女人在钟情的时候,那种细密无奈,那种百转千回,那种隐痛伤怀,连她自己都对自己毫无办法。在黄殿琴的《夏天落下的第一颗红豆》中,大胆而热情地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我一生都相信你,正如你相信我的生命。……那我会让你相信痛苦之后是何等的欢乐。”在情有所钟的散文里,她们敢于大爱大恨,大喜大恸,甚至大喊大叫;她们有感则发,有情则许,有泪则流,不袖掩,不躲闪。生活的际遇不同,各人的感受不同。有的则发出了《为了爱情去远方》 (英子)、《去播种自己心中的一亩田》 (陈萍)。作为善良而痴情的女性,她们从心底流露出了爱的苦吟和呼唤。女性散文作家把女性特有的为爱所困、为情所殇的复杂精神世界和曲折心路历程,勇敢、率直而又生动、细腻地袒露给读者,从而挖掘女性深层生命之光。

二、婚姻生活是女人渴望的一种结果

人生与婚姻有着不解之缘。女人经过了爱情之后,要做伟岸丈夫身边小鸟依人式的爱妻,她们对婚姻和家庭投入过多的感情和精力,希望夫妻之间平等互助,期待生命的平衡与快乐。

叶梦的《月之吻》《孤城不再拒绝》《今夜,我是你的新娘》《失血的灵肉苍白如纸》《不要碰我》等等,细腻真实大胆地描写了一个女人的初潮、初吻、新婚、怀孕、流产的全部体验,这是纯属于女人的一切生理的和心理的体验。叶梦的这些作品展示了一个当代女性在一定生命历程中的灵魂、心态,尤其写自身,充满了“女性意识”,不好把握。以这样“主于女性社会角色”题材取向构成的散文,在当今的中国女性散文中还不多见。

在作品中,女作家们毫不隐晦地流露出对丈夫的诚服、信赖和倾心,表达女性渴望得到男性的支持与理解,夫妻两人共筑爱巢。如唐敏的《“走西口”的长途电话》,它写夫妻情感的丰富、深厚和专一。文章抑扬起伏、曲直升降地将东方传统女性的情感心态,作了生动而有意义的展现,丈夫不愿意“我”离开他,一说出差,“脸上就多云转阴”。夫妻间因出差的短暂离别,竟如此挂念,足以表现其情感的深厚、绵密和忠贞。作品写“我”远在北京,“想到厦门,真是天好地好什么都好,唯有丈夫可气,居然断情绝义地声称不给我打电话!”远离家,对丈夫的思念加深了。

在杨妮《丈夫戒烟》中,她喜欢看丈夫盘腿坐在地毯上翻弄皮箱里那些香烟时的孩子般得意洋洋的神情。男人吸烟的嗜好,在她们眼里是潇洒的举止。但是当看到丈夫“整整一个晚上,一言不发,神情茫然地瞅着电视发愣。腿一会翘在茶几上,一会翘沙发扶手上;手一会摸摸鼻子,一会挠挠头,或者站起来无所事事地在屋里走一圈,东看看,西瞅瞅,话也懒得说,茶也懒得喝,万般无奈的难受”样子时,“我”的心里也很难受,也很心疼丈夫。即使丈夫戒烟后,也细心地保存着几条好烟,以预防丈夫哪天开戒时奉献在他的面前。

每一个追寻爱情的女性都会同时渴望一个结果,那就是婚姻。在女性散文中,这类描写婚姻家庭的作品可谓洋洋大观。

三、生儿育女是一个完整女人的标志

生儿育女作为爱情与婚姻的结晶,几乎每位进入家庭伊甸园的作家都有此方面带有感情的一笔。做母亲很苦很累,孩子的出现使女性特有的母性情感骤然回升,苦中更多的是甜,累中蕴含着乐。“有了孩子,自己失去了做姑娘时的苗条秀美,脸上的蝴蝶斑使自己的青春光泽跑得无影无踪;整日在尿布奶瓶之间忙碌穿梭,整日围着‘小太阳’转个不停”(珍尔的《不 要拒绝做 母亲》)。于是,自己就发现:一个女人做了母亲,心甘情愿地去自讨苦吃,自找受罪,似乎是经历了一次灵与肉的脱胎换骨的重新塑造,这是孩子的功劳,是孩子塑造了母亲。

王英琦在写自己的婚姻、家 庭时,特别写到儿子和对“女人”的认识上。“儿子犹如一部书,一部爱不释手、永读不倦的书;从刚诞生时的语不能谙,到五个月时的第一次喊‘妈妈’;从一岁半时会说‘尿地下妈妈打,尿痰盂妈妈不打’到二周岁时会背‘生 当作人杰 ’、‘千山 鸟飞绝’” (《生活的散文》)。在王英琦散文变化的母性时期,她细腻、沉静、骄傲、激动的体验着那份幸福。她真正体会到了母性角色的实际意义,多年沉积在心底的热情并未泯灭,这是生活给了她太多太多。

叶梦的《陌生的儿子》是写婚后“跳跃”为母亲的思绪情态。生了孩子,先是觉得那小生命于“我”很陌生,但由于我“忍不住伸出指尖轻轻地抚摸他芳香柔嫩的肉体,随着指尖温润的一触,便似有电流通过,儿子笔直地走到我心里了”。她没有一味疯狂地赞美所谓“伟大”的母爱,她强调的是一种沉浸于母性创造的生命体验。

细读这些散发女性气息的散文,会使人深切感受到生命创造的喜悦、温馨、庄严,完全发自一个女性自然本能的母爱,让我们看到的是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与生命意识。

四、独立自尊是女人生存价值的体现

女性散文注重女性深层生命的自我开掘,她们以独立自尊的姿态与洁美高雅的追求投入到社会、人生、文化的探求与反思中去,以承担生命分量与女性责任的散文写作,为女性寻找着通往实现自身价值之路,使女性散文更具时代意义。

筱敏在作品中尖锐地提出女人作为人的价值尊严标准:女人的独立与尊严,是作为知识女性精神上的自立自主,经济独立与否不是唯一或特别重要的标准。她在《下雨的时候》中有这样的描写:“在织就这个世界的时候,男人是经线,女人是纬线,我不能把自己变成一条软体长藤,攀缘着他们裸露的干子,陪同他们直刺天空。即使我这样做了,除了某种附生的累赘,我并没有以我的生命给予这个世界创 造的意义 。”于是 , 她在《血脉的回想》中直抒胸臆,为自己预设了一个真正超拔的起点:“在我窗外的废园中有一株野树,就是在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挤压之下生长的……这使我知道一个微妙的个体生命的力量,相信生活的空间可以由自己去开启。我要求自己抵抗世世代代对妇女的剥夺,依凭个人的选择,独立成株。”

张小娴借《透视爱情》发出了现代女性人格独立宣言与现代女性尊严倡议书。女性人生权力、价值尊严只有靠自己去奋力争取,于是她们以绝决勇敢的现代批判精神,自我否定,自我重塑:新好女人最大的特色不是贤良淑德,而是独立自主,自给自足;新好女人懂得赚钱也懂得花钱;新好女人不会给变心的男人三次机会;新好女人自己有应酬,有自己的社交圈子;新好女人知道女人最大的成就不是找到归宿,而是不用求男人。

孙蕙芬在《生活中总有冰山》,马莉的《伤害》,申力雯的散文作品如《女人你输不起》《女人四十岁》《京城闲妇》《博士帽敌不过女人味儿》 《女性包装》等,始终在思谋女性的生存价值与尊严,显示了觉悟而敏慧的女性尊严观,通过丈夫事业成功、孩子学业有成,来衬托自身的价值。这是现在社会发展中女性跳出既有的社会形象、生活角色,完成的一次实质性的、现代意义的自我角色转型,独立而知性。现代女性除了为爱情而活着,还要有一份事业心,独立、知性、自信、宽怀、敏慧、热情、浪漫,要活出现代女性的万般风情,活出现代女性的价值尊严。

女性作家与城市 篇5

关键词：萧红,女性作家,写作视野

一、引言

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中,曾有过一段对作家萧红的叙述:“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作为左联旗帜人物的鲁迅,对萧红的作品做出如此的高的评价,并突出了萧红女性作家的身份,可见其具有与其他左翼作家不同的女性的独特视野。

二、从代表作品中管中窥豹

萧红的作品极具特色,结构宏观,语言大气,极具大师风范,丝毫不娇柔做作。虽然是写革命,但对革命者的正面描写却少之又少,多数是对平民百姓的细致描写。平实质朴,却又入木三分。

分析萧红的代表作品《生死场》可以发现,全文前十章描写的是一个普通山村的日常生活,其中少有的几处着重描写是二里半、王婆、金枝三户人家的生活以及月英等村里其他几位女人的悲惨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全文虽然没有一个着墨最多的主角,可萧红却是通过几个女人的生、老、病、死将故事的发展串联了起来。从王婆丧子到金枝怀孕,从月英惨死到王婆服毒再到小金枝的死,萧红在笔下一个个人物的生老病死里诉说着女性的悲惨命运与绝望前景。萧红的作品有着强烈的女性立场,虽然没有刻意强调哪一个形象,但读完之后,女性人物的命运却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左翼作家的笔下从不乏命运悲惨的女性,如《子夜》中笑中带泪的交际花;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冯坚小说中“贩卖婴儿的妇人”……在这些故事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多是由社会,由封建制度造成的,而在萧红的笔下,落后、贫穷和愚昧才是女性不幸命运的始作俑者!

在小说《呼兰河传》中,萧红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小团圆媳妇之死,一个年仅十二岁,活泼天真的小姑娘,只是因为“太大方了,不像个团圆媳妇”而被婆婆认为是生了病,用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来“治病”,与其说是治病,不如说是“折磨”更直接一点。最终小团圆媳妇死了,死于与她同样身为女性的婆婆善良的愚昧中,而凶手却丝毫不背负道德与良心的谴责。V萧红笔下的童养媳死于愚昧,作为对比,男性作家沈从文笔下的童养媳萧萧却因为生下男孩而逃过一劫,后来居然又为自己的儿子找了个童养媳。这似乎变成了一个轮回。可以看出沈从文着重批判的是一个千百年来的封建制度,使萧萧走上一条被无数次走过的路,而萧红看到的却是落后与愚昧造就的一个个以善良本意杀人的凶手。我想这就是女性作家视野的独到之处吧。萧红的小说似乎印证了尼采“所有爱与怜悯都是恶”的说法,以爱之名的恶是最能刺透人心的利剑。

三、从生平经历中略见一斑

生平经历对于萧红独到视野的影响也是无可厚非的。萧红是一名革命的女性,她应该可以比受欺压的传统女性更早的看到社会变革的曙光,然而家人的逼迫、爱人的抛弃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她更真切地看到了那个年代女性的命运———无论作为一名女作家或是普通女性都是不幸的。她无法像冰心一样在充满温暖的环境里写一支支爱与希望的赞歌,而只能为女性写下满怀同情与不忍的挽歌。

萧红出生于地主家庭,为了逃婚而出走。在那样一个婚姻包办的年代,萧红此举不可谓不叛逆。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萧红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女性。后来状告未婚夫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私自解除婚约,身怀六甲之际却遭丈夫抛弃,生活困窘投稿报社,偶然结识萧军,辗转离合最终在怀孕之际分手,后与端木蕻良结婚,却又遭遇孩子夭折,最终因庸医误诊,病情加重,病逝于香港。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中,萧红始终以柔弱之躯阐释着何谓坚强意志。虽然始终蹒跚于时代和命运的玩笑之中,却始终不曾屈从低头。然而她毕竟是一个女性,也许在某个安静的时刻回想浮生,也不免会有一些多愁善感和无可奈何,也许这也是她的作品中女性大多命运悲惨的原因之一吧。也曾热血期待,也曾激烈反抗,可是时代的大潮流轰然而过,不留给人一点生机和希望。这种痛苦才让人痛定思痛。落后,贫穷,愚昧,三道枷锁,再加上战火纷飞,封建体制,传统思想,都让女性在那个年代里成为无数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悲剧的主角。

四、萧红所带给我们的思考

萧红逝世时年仅31岁,她的一生可谓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然而她却始终未曾屈服,未曾顺从。这和几千年来的封建体制倡导的女性定位是截然相反的。反抗精神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可能一个人和一群人的反抗底线就大不相同。联想到社会新闻中每每报道都是围观者众却反抗者寡。封建文化的污渍残留如何根除,民族性格中软弱怕事的一面如何修正,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女人的天空是低的,负担是重的,而自己又被过多的自我牺牲所累,这种自我牺牲是被迫造成那样的。我虽然想高高飞翔,但我总觉得要掉下来一样。最后,我想用她的遗言作为结尾,这也是她生命最后的挽歌:我将与蓝天碧海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红世人看。生平受尽白眼冷遇,身死,不甘!不甘!

参考文献

[1]李梅艳.《行进中的自我寻找—论萧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145.

[2]李向辉.《批评的批评:萧红研究回顾》.兰州大学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