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作家

2024-05-17

华裔作家(通用7篇)

华裔作家 篇1

摘要:汤亭亭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丰富的中国形象,从“他者”角度展现出美国华裔在中西文化的边缘性地位。这些文学形象的描述是她陷入文化身份困境中,寻求“自我”和出口的尝试。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分析汤亭亭的文学作品,既可发现华人和中国文化在美国的边缘化特质,又可领略到作者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及其对文化全球化的渴求。

关键词:比较文学形象学,多元文化主义,文化全球化,汤亭亭

引言:

毋须置疑,全球化已成为各领域发展的共同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这一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文化身份等问题已成为人文科学的热门话题。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爆发后,黑人、少数族裔、女性和同性恋等问题开始频繁出现在美国政治领域,推动了美国文化的多元化进程。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体现出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美国的少数族裔作家,不仅开始有机会出版文学创作,也遇上了能在美国文学界出人头地的重大机遇。汤亭亭、谭恩美等一批杰出的美国华裔作家也顺应时代而生。20世纪70年代开始涌现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使美国承认并接纳多元性文化 , 汤亭亭的作品适逢多元文化被接纳的社会背景 , 以主流社会的语言 ( 英文 ) 来据用、转化、改编、重组甚或扭曲主要是听自母亲的、具有异域色彩的故事□□换言之 , 相对于美国白人男性霸权的主流社会及文学典律 , 汤亭亭的作品提供了异域、异族、异性、 异文化的色彩。[1]汤亭亭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书写风格,她的《女勇士》、《中国佬》、《孙行者》等被美国文学界视为典范,也成为美国多所大学的教材。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较多从种族、性别和少数族裔等领域对汤亭亭的作品加以研究,评论不一。但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对作者多元文化价值观的研究却尚嫌不足。

一、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身份危机

近年来,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探讨的深入,美国的各少数族裔都开始意识到他们种族的历史对构建自身文化身份的重要性。而文化身份这一问题已在众多学科领域展开研究,并有跨学科讨论的趋势。文化身份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仍需重视。正如英国教授Paul Gilroy所说,“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identity matters. It matters both as a concept,theoretically, and as a contested fact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life.The word itself has acquired a huge contemporary resonance,inside and outside the academic world.”[2]文化身份在国内外的学术界、政治界等诸多领域仍是争论热点,易引发争议或危机,故不可忽视。英国作家、评论家Kobena Mercer认为,“identity only becomes an issue when it is in crisis, when something assumed to be fixed, coherent and stable is displaced by the experience of doubt and uncertainty.”[3]只有当人们的文化身份陷入危机,产生质疑和不确定性时,文化身份问题才会凸显出来。人们逐步意识到“美国身份”的肤浅特性, 因为它掩盖了美国文化的多样化特征。美国历来推崇文化熔炉或文化同化,其用意是希望通过消除弱势支流文化来巩固美国白人主流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多元化主义思潮开始在美国高涨,例如美国华裔作家任碧莲主张的 “the American salad bowl”,代表了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多元文化共存的理想。许多美国华裔作家认同这一观点,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并希望消除族裔间主导性和边缘化差异,促使不同种族和文化能在美国和平共处、互相尊重。但现实是,少数族裔在美国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是所有移民到美国后都将面临的问题。而美国各族裔间一定存在文化交流和融合。因此,典型美国人的一大特征就是 :无论在美国定居多久,移民及其后代都会陷入文化身份的危机之中。美国华裔作家承受着中西文化的多重挑战和压迫。

二、汤亭亭的多元文化价值观

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4]所以,从这一视角研究汤亭亭文学作品的重点是她对异国“他者”的想象和幻想,以及这些“他者”形象是如何产生的。 可见,为更深入研究汤亭亭的文学作品,必须把作者纳入研究范围,尤其要考虑作者的文化价值观念。身处华裔被边缘化的美国,汤亭亭意识到自己进退维谷,但又希望各族裔及其文化能够在美国和平共处,没有主次之分。一方面,作为美国华裔,她应当争取达到中西文化间的平衡,使两者达到融合。另一方面,作为中西文化夹缝中挣扎的一代,她又时常对自我感到疑惑,即她到底算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她已陷入文化身份危机。深陷文化边缘人的困惑和思索后,汤亭亭从美国华裔的视角,利用中国故事,创作出既有文学性, 又有幻象性的中国形象。这是她“自我”与“他者”(即中西文化)间互动关系的探索。她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既体现出她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也反映了她对“自我”的探究和定位。 例如,在《女勇士》中汤亭亭幻想自己就是中国女英雄花木兰,透露出她希望把自己变成独立的女超人。从比较文学形象学来看,《女勇士》是汤亭亭改编和想象的、但又真实的自传。她试图在双重文化背景下重塑自我。通过小女孩多重自我的叙述,作者把中国传说、母亲的鬼故事及美国华裔的真实生活都呈现给读者。她刻画中国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自我形象。

文学创作是汤亭亭为推进中西文化融合的尝试和努力。 她通过文学作品与中西文化三方直接对话。她反对强迫文化被同化。中国集体文化意识与美国个人主义的精神如何融合成为其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她的文字书写表现了她对中西文化都坚守和忠诚的决心。她一方面巧妙地把中国故事改编后赋予其美国背景,另一方面又利用美国华裔更广阔的视野展现美国种族和文化问题。在《女勇士》中,汤亭亭使文化边缘人美国华裔成为了中西文化积极对话与沟通的桥梁。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先驱者之一,汤亭亭希望中国文化能在西方得以延伸和渗透。她用文学作品呼吁美国社会改变多种文化共处的问题,也警示美国华裔要依托中国文化才能实现自我和构建美国华裔文化。

三、汤亭亭对文化全球化的渴求

结合美国华裔作家身份及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汤亭亭的文学创作透露出她的个人文化理想。她渴望多元文化主义能得以发展,同时,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主义能和而不同, 共促世界文化发展。身处中美两个世界之中,汤亭亭时常被中西文化边缘化。一方面,她对拥有厚实文化底蕴的中国非常好奇。另一方面,她又渴望被美国主流文化认可。只有在中西文化找到平衡点,她才能找到自我。当追溯完祖先的中国文化遗产时,她也确认了自己美国华裔的文化身份。美国的尴尬地位和真实的生活让她对异国他乡的中国及其文化更有感触。以《女勇士》为例,汤亭亭基于“他者”视角对中西文化加以反思和批判,通过中国女性形象的文字描述, 确定“自我”。该书中,小女孩对妈妈说 :“现在我们属于整个地球了 , 妈妈。如果我们和某一块土地切断了联系 , 我们就只属于整个地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 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方 , 这块地方也就属于我们 , 和属于其他任何人一样。”[5]汤亭亭道出了心声,终于意识到美国华裔可以像其他族群一样在美国找到自我,因为有根的文化走到世界任何角落都能立足。显然,汤亭亭拥护文化全球化的到来,肯定了文化全球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她坚信随着各国文化冲突和整合,文化全球化的到来必成事实。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表现为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发展。 因此,美国华裔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从不同维度体现全球化时代下文化的发展趋势。这两种文化发展趋势会让更多美国华裔像汤亭亭那样抓住好机遇。

结语:

随着中国逐日强大,美国华裔越加重视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化的改编利用促成汤亭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视角和风格。从比较文学形象学来看,汤亭亭的文学作品表达了她的文化身份及文化理想。可以说,文本中的“自我” 与“他者”形象是作者面临文化边缘化困境,寻找“自我”, 并期盼文化多元化和文化全球化早日到来的文学创作。

美国华裔女作家文化身份的构建 篇2

【关键词】美国华裔女作家 文化身份 黄玉雪 汤亭亭 谭恩美

本文是2014年省教育厅人文社科指导性项目<<二十世纪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对比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文件批号 鄂教思政函[2014]1号 项目编号14G482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文坛崛起了一批华裔女性作家群。她们身处中华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交锋的边缘,面临纠结的抉择。。对于美国主流社会来说,她们属于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异族;另一方面,美国教育又使她们浑身洋溢着美国气息。华裔和美国人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双重文化意识”,以及其难以真正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现实困境,使得她们的作品常常在东西文化之间来回穿梭,呈现出不同心态的中国形象,反映了华裔美国人身份认同的思辨与抉择。以黄玉雪,汤亭亭和谭恩美为代表的华裔女性作家,通过自身的经历,观察和思考,创造出大量令人瞩目的作品,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华裔男性作家。

一.国内外对于三位女作家及其代表作的评述

1.黄玉雪与《华女阿五》

1945年,黄玉雪写出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的小说The Fifth Chinese Daughter,中文书名为《华女阿五》。作品描写了黄玉雪青年时代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功成名就的故事。美国白人批评家杰夫·特威切尔评价这部小说是“华裔美国文学的开山作品之一,也是最早拥有大量美国读者的小说之一。”小说中描写的阿五与父亲的矛盾和自我奋斗史,从深层次看,正是美国文化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对抗。在矛盾冲突中,阿五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的控制,找到一条自我独立、自我实现并走向成功的道路,可以说黄玉雪是世世代代美国移民及其后裔所追求的“美国梦”,是奋斗者的代表人物。

2.汤亭亭与《女勇士》

汤亭亭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卓越的华裔美国作家之一。她于1976年出版的处女作《女勇士》,被誉为华裔美国文学创建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作品以中国为背景,通过极富想像力的虚构与简洁的白描,以自传体的形式描写了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的成长经历。作品由无名姑妈、花木兰、母亲英兰、姨妈月兰和蔡文姬五个部分组成。作品将美国华人街受歧视、受压抑的华人生活现实,与中国大陆的神异鬼怪、自由战斗的女英雄故事等熔为一炉。《女勇士》自出版以来,一直是文学界研究的焦点。很多学者分别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边缘文化、青少年的困惑与叛逆等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了阐释。

3.谭恩美与《喜福会》

近年来,谭恩美研究在国内呈上升趋势。因为电影《喜福会》的放映,以及作品的部分内容被选入了大学英语教材,很多人对于谭恩美的了解和关注远远多于另外两位作家,研究谭恩美作品的人也更多一些。

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女性是写作的中心,她用独特的女性经验书写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妇女成为了文学舞台的中心,而不再是“边缘化”的角色。谭恩美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建构了女性主义写作主体,这一点体现在小说里母亲们独特的“讲故事”叙事策略中。《喜福会》中的四对母女分别用第一人称“我”来述说自己的过去,现在的生活,母女间的隔阂,对世界的价值观以及内心的精神世界。谭恩美固执地从女性视角“我”来诠释女性经验,而不是从男性视角“她”。对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而言,首先是打破沉默,讲述痛苦的过去,而之后述说自我价值,建立女性主体则使整个小说得到了升华。

二.对三位作家代表作的比较研究

目前国内对于这几位作家的研究主要是对各自作品的分析,而将三人联系起来的研究很不多。例如南昌大学徐林丹的硕士论文《双重边缘文化语境下的美国华裔女性书写-从黄玉雪,汤亭亭到谭恩美》,四川大学刘熠的《文化身份的探寻与构建-从水仙花,黄玉雪,汤亭亭到谭恩美》,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对她们作品中存在的中美文化冲撞和融合进行研究,而对其三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写作手法都没有比较。笔者将作以下补充:

1.《女勇士》与《华女阿五》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华裔文学觉醒并逐步转型,《女勇士》中的人物形象比起前一阶段的玉雪式的女性有了更多的族裔自觉和性别自觉。与《华女阿五》中的玉雪相比,《女勇士》中的女性们对“中国”、“中国人”的理解已经非常模糊。

2.《女勇士》与《喜福会》

这两位作家,汤亭亭、谭恩美不再过多地描写华人们自己地努力奋斗,而是将目光投向华人作为弱势群体,在美国这个白人为主流的社会中艰难生存的感受以及他们在遭遇中美两种文化撞击时的尴尬境遇和抗争。

这两部小说都塑造了母女两代人,把家庭矛盾、母女之情提升到文化的层面,集中展现两代人在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相融的愿望。受到美国式教育深刻影响的女儿们,不愿意和母亲所代表的华人联系在一起,甚至在言语上都透露出对自己华人相貌的鄙视。这一切,令母亲们非常痛心。

但是与《女勇士》相比,《喜福会》在结尾处有了新的成长:吴晶妹和父亲到中国寻亲,和两位同母异父的姐姐在机场团聚。在此,吴晶妹不仅理解了她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也了解了母亲对自己深深的爱。至此,两代人由于文化的冲撞而产生的矛盾趋向和解。

结束语

二十世纪美国华裔女作家有很多,黄玉雪,汤亭亭和谭恩美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她们都是以个人经历为写作基础,笔下每个女性都有自己不同的美国梦。作为第二代移民在美国生根已成为事实,三位女作家就必须去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接受美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于是反映在作品中的华人女性都在适应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1]张子清.“华裔美国文学之母”黄玉雪[N].文艺报,2003-3-25.

[2]黄玉雪.华女阿五[M].张龙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吴冰.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一些思考[N].文艺报,2008-1-3.

[4]赵令霞:《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 “自我 ”书写-以黄玉雪、汤婷婷、谭恩美为例》,《文教资料》,2009年第 25期,第24-26页。

华裔作家 篇3

中国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 是由中华文明演化而成的各个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 主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之内的中国人创造出来而且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的优良文化。中国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 是东方文明的代表, 极具神秘色彩。与之相反的是美国文化尽管历史短暂, 但是目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在短短的两百年的时间里, 美国的文化魅力和发展潜力显而易见。而华裔美国文学正好兼容这两种文化, 因此它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未来前景不容忽视。华裔美国作家与美国主流作家不一样, 他们有的出生在中国, 后来移民到美国去, 所以他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还有一些出生在美国, 在美国文化中长大, 但是他们的父辈在中国, 因此他们也长期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无论是哪种作家他们都长期接受两种文化, 他们的文化视角和文化传承能力都非同一般。不容置疑他们会从中美两个角度描述出真实的中国形象:在缅怀家乡的同时, 刻苦努力希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这才是真实的中国人形象。美国华裔作家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 他们传承给西方读者的中国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实, 他们所传承的中国文化是能被西方读者接受的, 凸显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华裔美国作家通常使用西方价值观来传达中国文化, 因此他们的作品中融入中美两种文化。汤婷婷和谭恩美两位具有成就的华裔美国作家, 他们生动地塑造了各种中国传统人物, 这些小说中的人物角色深受西方读者喜欢, 这是因为作品中除了语言生动形象, 文章结构完美, 主要是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古代中国式的腐化, 愚昧正好凸显出西方文明, 旧式中国的野蛮落后正好衬托出美国的发达和文明。华裔美国作家具有双重文化, 双重视角, 他们从美国文化角度塑造中国形象, 不难看出, 华裔美国作家是在两种文化的融合中塑造中国形象。

2 美国文化中的中国人形象

华裔美国文学无疑会关系到美国历史中的华人。华裔美国人的形象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美国是个多民族融合的移民国家, 从19世纪开始, 中国人就源源不断的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 帮助美国人寻找金矿, 帮助美国人修建铁路, 尽管中国劳动者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 但是他们依然顽强的生活, 所以在早期的美国人心目中, 中国人就是勤勤恳恳的劳动者, 默默无闻, 脚踏实地。正像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他1871年所写的《生活简单》一书中对中国人的描述:“他们安静而不张扬, 他们喜欢息事宁人, 他们温顺平和, 他们很少醉酒, 他们一贯勤勤恳恳”。中国人的形象与中国社会密不可分, 由于中国清朝的政府腐败, 中国人民生活困苦, 与发达的美国社会状况无法比拟, 因此以白人为主导的美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种族歧视, 在美国文学中可以随处可见被贬低的中国人形象, 他们懒散, 消极, 刻板, 反之这些被夸张的描述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人对华人的不良印象。同时也助长了那么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读者的反华情绪, 增长了美国白人的种族优越感。从而使得早期的美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很差。华裔美国作家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 他们的作品中对中国人的描述也大致如此。但是7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强大, 国民素质不断提高, 中国人为美国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人的形象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美国社会看待中国人的形象受两方面的影响, 这两个方面包括历史和现实。美国的历史比较短暂, 因此他们主要借鉴欧洲文化中对中国人的描写, 不过这些早期欧洲人来中国旅游的经历也只是看到了中国的片面, 因为那个时候的旅游业并不发达。这次这部分来自历史的印象是不全面的。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教育不断加强, 中国留学美国的人数剧增, 每年去美国旅游的人数也是数不胜数, 所以现代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主要来自现实。日常生活中他们能够接触到很多中国人, 发现他们的勇于进取的素质, 勤劳勇敢的精神, 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不断增加, 中国人在现代社会的竞争力不断加强, 中国人形象就变成了真实的, 不在是文学作品中的想象, 不在是媒体宣传的形象, 所以这部分来自现实的形象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形象, 随着中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两国人民的交流也会日渐增加, 那么两国人民会更加了解, 两国人民的友情将更加亲密。

3 华裔美国作家眼中的中国人形象

20世纪初的美国文学对中国的描述主要是通过美国航海船只来到异域之国的一种肤浅的认识, 那个时候他们只是根据本国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幻想一个远东的国度, 早期对中国人的描写只限于游记中表面上的认识, 主要以愚昧和落后为主。他们看到的是中国阴暗的方面, 他们站在高处俯视中国的种种陋习, 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展示了中国人的形象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国力不断加强, 中国人形象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因此华裔美国文学和美国本土作家必然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虑中国人的形象。尤其是在当今社会, 各国作家审视文学作品的视角是全方位的, 它包括政治, 经济, 人文, 社会以及人们的心理。这么看来, 中国人形象也绝不能单纯从某一个角度考虑, 它的内在含义也是丰富多彩的。看待华裔美国作家和美国本土作家对中国形象的评论, 不能一味的研究中国文化, 更应该注意美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变, 了解美国多元文化变化的社会因素, 才能更好的了解美国文化的精粹, 更客观的看待他们对中国形象的评价。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 首先是地理方面的差异, 这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差异。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是封建落后的君主制国家, 美国人大多相信的是基督教, 相信资本主义的民主和和平, 而大多数中国人宠信的是孔孟学说。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美国人或者是华裔美国作家他们对中国人的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美国本土作家或者说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只能从他们自身的文化修养出发, 即使是华裔美国作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存在着误差, 无论是从赞许还是贬低的角度出发, 都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 但是他们的作品中掺杂着中美两国文化, 创作角度和写作手法都是引人入胜的。所以说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人形象是多姿多彩的, 华裔美国作家为美国文化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4 结束语

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和中美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 中国文化也会进一步为世界熟悉, 华裔美国文学也将继续成长。华裔美国作家和美国人民会更深刻的了解中国文化, 更客观的了解中国人形象, 更积极的传承两种文化, 让世界更真实的认识中国, 认识中国人。

参考文献

[1]刘芳.美国华裔文学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2]赵炎秋.文学形象新论[M].长沙:湖南师范人学出版社, 2000.

[3]黄玉雪.华女阿五[M].张龙海,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4]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 陆承毅, 译.广西:漓江出版社, 1998.

[5]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 等,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华裔作家 篇4

关键词:邝丽莎上海女孩移民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华裔移民为个体和家族的生存而努力打拼,为美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地位。自1978年以来,中美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移民在增进族裔间、国家间相互了解的过程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一代华裔开始重新了解本族裔文化,对其文化身份有了新的认知,并以各自方式自觉地发挥着中美文化桥梁的作用。

邝丽莎(Lisa See)作为华裔移民的后代,用文学创作,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邝丽莎虽然只有1/8的中国血统,长相也与大陆的中国人有明显的不同,但她始终认为自己是华人。她是一位1955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成长于美国加州的受人瞩目的华裔女作家。自1995年以来,她已经出版多本作品,《雪花秘扇》与《上海女孩》成为畅销书,颇受欢迎。她的小说多以移民或者女性为主角。她在已发表的多部长篇小说中,均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从不同的角度或描写中国人的生活习俗,或展示中国人的奋斗史,或讲述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或表现姐妹间的深情厚谊。

《上海女孩》(Shanghai Girls)是邝丽莎的畅销小说之一,2009年由兰登书屋出版后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美国各大报纸也都给予了好评。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上海女孩》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姐妹之间的各种微妙的关系,使读者能深深地感受到姐妹亲情的复杂与可贵。邝丽莎曾讲,她会永远记住这些人、这些地方,不管她写作的故事背景是一个中国的小村庄,或是就在洛杉矶的唐人街。本文将通过细读《上海女孩》,感受作者复杂又浓厚的中国情结。

尽管邝丽莎不懂中文,但她却一直坚持自己的华裔身份,写华人故事。自1995年-2012年她已发表九部作品。《在金山上:我的华裔家族的百年历程》、《雪花秘扇》、《恋爱中的牡丹》、《上海女孩》等,都是以中国为题材。在记者询问邝丽莎钟爱中国题材的缘由时,邝丽莎回答说她有中国血统,她愿意以多种方式横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她讲,她的美国的一面使她为非华语社会的人打开一扇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窗口;而她中国的一面使她明确她正在肩负责任,呈现的是真实的中国文化。

邝丽莎有着童年时期与华裔亲戚们共同生活的记忆。但邝氏家族所保留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也逐渐被美国主流文化所侵蚀。从她创作的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旧中国颇感兴趣,并不遗余力地展现那些古老的中国元素,一方面,这迎合了西方人对传统中国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对于华人在美国奋斗经历的描绘也满足了中国人的好奇心。 她的写作使她的读者,无论是中国读者,还是美国读者,都从其作品产生兴趣。邝丽莎从一种特殊的双重观察视角,站在两种文化的边际地带,在对东西方文化双向冷静审视的基础上,她跨越了国家、民族、种族、历史、文化、性别等多重边界,思考中美过去和现在的体制、文化冲突方面等诸多问题,讲述与中国背景相关的人与事、爱与恨。

邝丽莎带着深厚的感情,在小说中详尽描写了上海与洛杉矶两个城市。据媒体报道,为了更充分地了解旧上海,邝丽莎专程到中国上海等地做了一次“研究之旅”。包括研究上海建筑装饰风格的变迁,走访17世纪的乡村民居以观察清明扫墓的细节。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邝丽莎眼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旧上海的面貌:热闹的黄埔外滩,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各种风味小吃,以及社会底层百姓不同的吆喝叫卖声。这些细节对广大的西方读者而言,充满了异国情调,符合了他们对旧上海的想象。而对于洛杉矶等城市的描绘,作者则打开了童年的记忆之门:古董店、黄包车、拍电影的中国道具、穿旗袍的女人,这些细节描写除了让美国读者对生活在他们自己国内的一个特殊群体有一定的了解外,对中国读者而言,也形象地知道了华裔在过去两个世纪在美国充满血泪与艰辛的奋斗史。她知道选取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来满足美国读者的好奇心,也知道华裔在异国的奋斗是中国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参考文献:

[1]Lisa See,Shanghai Girls[M].Random House, Inc., 2009.

华裔作家 篇5

文化身份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美国华裔女作家们受到中西两种文化的浸染,在家庭的小环境中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而在社会大环境中则受到无所不在的西方文化的包围, 是一个生活在异质文化中的新族群。因此,华裔女作家们对自己的文化的认同,就更有难度和新意。本文透过对华裔女性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过程,揭示了美国华裔妇女文学的发展进程 。

一、扬弃民族文化

汤亭亭、谭恩美等华人女作家在反映中美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是透过母女两代人对“人”及对“女儿”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来完成的。母亲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接受了美国文学的女儿起初对母亲的想法和观念怀有敌对的态度。

在谭恩美《福乐会》中刻画的四位受难母亲中,除吴宿愿的不幸是战争所带来的以外,其余三位母亲的不幸皆来自于压迫。许安梅的心灵创伤源自亲眼目睹其母亲的不幸遭遇。许安梅的母亲守寡后遭人诱奸,这本不该是她的错,却遭受世人的百般凌辱,最后竟被逐出家门,嫁给富商做姨太太。最不可思议地是许安梅的外婆,不但不同情女儿的遭遇, 反而是最严厉的谴责者。荣琳达的身世也颇为可怜,两岁的她就当了童养媳,在夫家,婆婆恶毒,丈夫孱弱,她根本没有任何地位,所幸最终凭借智慧逃离了洪家。

旧中国的女性只是她丈夫的附属品 。女人的责任就是孕育下一代,相夫教子。她们到达美国后依旧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女儿是母亲生命的延续,她们有权力去命令女儿, 而女儿亦有孝顺的义务。可是女儿们接受的是美国文化和美式教育。在她们看来,母亲仅仅给予其生命。在强调个性独立,意志至上的美国,任何人都不可以干涉别人的意志。这样母女之间自然就会产生种种隔阂和矛盾。若干年后,美国女儿长大了,在经历了人生种种变故之后,她们渐渐认识并理解母亲以及母亲身后的中国文化,当她们从中得到振作的力量时,她们与母亲之间的隔阂自然消融。

我们还应看到,《福乐会》中女儿对理解的母亲是仅限于对母亲的受难经历的理解,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却依旧是非常暧昧的。例如对于割股疗亲,谭恩美一方面认为是不可取的,是愚昧、落后的象征 ;但同时她也认为这是体现女儿孝顺、意识到“发肤受之父母”的全部含义的一种方式。

作为华裔移民第二代的汤亭亭、谭恩美虽然在家庭的小环境中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但她们却在身处的社会大环境中接受美国文化的熏陶,在确认文化属性前提的基础上她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保留的认同。

二、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的融合

在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的融合这一问题上,华人女作家的态度不尽相同。谭恩美的着眼点是使中国文化融入西方文化,於梨华则是怎样使西方文化更好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然而在查建英的笔下,文化的融合不再是关注的焦点。因为在她看来,文化是融于每个人的血肉之中的东西,不是你想放弃就能够放弃的。

於梨华、聂华苓在中美文化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和角度恰巧与用英文创作的华裔移民的后代相反,她们更关注的是中国文化融合及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於梨华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是在中国接受大学教育后赴美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对待美国文化时 ,他们不会完全改变自己而是努力吸收异域文化中的优势来完善自我。《又见棕搁、又见棕搁》中牟天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出人头地、报效祖国是他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 为了实现理想,他忍受种种苦难,克服重重困难。

无论於梨华、聂华苓,还是查建英、严歌苓 ;她们最初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或许是否定的。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及对两种文化的深入了解使得她们重新审视和反思自己的文化。这时她们意识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才是她们的精神家园所在。

美国华裔女作家虽然远离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受家庭、家族环境的影响,在思想感情和行为举止方面都受到民族文化的制约,民族文化是她们挥之不去的情结,在她们的作品中带有鲜明的民族意识。无论,她们对民族文化的态度是褒还是贬,评价民族文化的本身就说明,她们无法摆脱民族文化的影响。

摘要:美国华裔女作家的作品中大量对中国文化的描写表明了华裔对中国文化从排斥到融合的过程。其中对中国文化的描写有诸多的歪曲和误解,但华裔女作家所表述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纯正的中国文化,而是华裔眼里的中国文化,是华裔美国人的文化。

华裔作家 篇6

1. 作者的生平

布赖恩·卡斯特罗, 当代著名小说家, 中文名高博文, 1950年出生于香港。父亲为葡萄牙人, 早年在上海创业, 母亲为中英混血儿。受父母的影响, 卡斯特罗能够流利地说英语、广东话、法语和葡萄牙语。1972~1979年, 他在澳大利亚和法国教授法语, 后曾担任多所高校的“住校作家”。

2. 作品和殊荣

二十多年来, 布赖恩写了大量作品, 其中包括八部长篇小说:《候鸟》、《追踪中国》、《双狼》、《随波逐流》、《波默罗伊》、《斯苔珀》、《上海舞》和《花园书》, 1部论文集《寻找艾斯特莉塔》。8部小说中, 有5部曾获澳大利亚的各种奖项。第七部小说《上海舞》分别获得2003年万斯·帕尔默小说奖和2004年克丽丝汀·斯泰德小说奖, 并被评为新南威尔士州2004年度最佳小说。

3. 作品的特点

布赖恩·卡斯特罗是澳洲华裔文坛独具创造力的作家之一, 他的大多数小说都是关于华裔移民主题, 且与多元的文化和历史有关。卡斯特罗在创作上采用后现代主义手法写作, 小说呈现出时空交错、情节跳跃等多样性特点。

卡斯特罗以独具创新的表现手法闪耀于澳洲文坛, 创作题材新颖, 丰富地表现澳洲华裔移民的文化多元性, 深受评论界的广泛赞誉。

二、小说《上海舞》的介绍

1. 故事梗概

小说《上海舞》写于2003年, 是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 (Brian Castro) 的第7部小说, 同时也是作者的一部虚构自传小说。

小说以上海为背景, 以卡斯特罗自己的家族历史为基础。叙述者安东尼奥·卡斯特罗与他的缔造者布赖恩·卡斯特罗一样拥有着中国、葡萄牙和英国的三国混血血统。主人公在澳大利亚生活了近半个世纪, 后来他决定离开澳洲大陆重新回到中国。于是他从香港乘船, 返回上海, 去追寻记忆中的历史和回忆。

在时间和空间轮转中, 卡斯特罗娓娓叙述着关于自己的家庭故事。故事背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 澳门和香港。通过想象, 卡斯特罗将故事定位于漂泊的地点, 从17世纪的美洲, 到葡萄牙再到法国, 其间也包括1997年香港回归和在澳大利亚的复杂生活等。

在这错综复杂的多元环境中, 我们像解谜般地看到他们的家族轶事, 还有那些属于那个特定年代的人群和轶事。

2. 外界评论 (1)

《上海舞》于2003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447页。小说一问世, 便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泽维尔·庞斯评论说:“所有这一切使小说产生一种几乎是梦幻般的力度, 一种元现实主义的紧凑性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更大谜团的一部分, 只有将所有这些拼凑起来, 这个设计才会浮现……历史并没有完全重复自己, 而只是在重新上演相同的基本模式。”

亚马逊书网这样写道:“该小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既是历史又是小说, 还是跨越了各种文学形式, 讲述了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

3. 本文主题 (2)

本文通过对小说《上海舞》的文本深入阅读和研究, 适当结合运用后现代文学理论, 归纳出本部小说《上海舞》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框架下所呈现的多元性特点, 即: (1) 时空跨度的多元性; (2) 人物身份的多元性; (3) 文化表现的多元性。通过这三个层次解读《上海舞》这部自传式小说中体现的多元性主题。

三、小说多元性主题的解读

后现代主义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和原则及普适的规律说明和统治世界, 主张变革和创新, 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 承认并容忍差异, 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王祖友, 83)

1. 小说时空跨度的多元性

《上海舞》讲述的时代背景, 跨越了几个世纪, 人物踪迹遍及美洲、欧洲和亚洲等地。在小说的“在容家”这个故事中, 作者布赖恩·卡斯特罗这样写道:“哦, 点点滴滴的生活跨越了两个世纪和两种文化。记得最多的是那些阴云密布的日子, 它们保护了他免受群体事件的恐吓……” (P.130)

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 包括主人公安东尼奥、父亲阿纳尔多, 都存在于多元的时空界限, 他们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寻求身份, 在模糊的时间界限里获得生存。

(1) 安东尼奥的多元时空跨越

小说的主人公安东尼奥·卡斯特罗通过回忆, 穿越了时空的跨度, 去追寻自己家族的历史。

安东尼奥的旅途追寻贯穿了多元的时空界限。他从澳门回到上海, 在“开往中国的慢船”这个故事中, 卡斯特罗说:“我过了四十年后才回到我出生的地方。这片脏兮兮的水域, 他们将我转到香港的港口, 转航驶向上海。” (卡斯特罗, 3)

安东尼奥·卡斯特罗过了半个世纪才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他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心灵的那个港湾。航程途中的疲惫, 使他天天晚上做噩梦。就这样从珠三角来到了黄浦江, 他穿越着层层的时间和空间界限, 去追寻一个类似生存的“转机候车室”的地方, 去继续翩翩跳起上海之舞, 那种属于他天生骨子里的东西。

在追忆的时空跨越的过程中, 安东尼奥娓娓叙述了从14世纪开始的祖先为捍卫家族信仰被宗廷烧死直到90年代的澳门回归等一个个历史时间片段, 空间穿梭于各个大陆等地域, 实现了自我的多元时空跨越。

(2) 阿纳尔多的多元时空跨越

处于多元时空跨度的人物还有父亲阿纳尔多, 他是一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 在小说“新闻大战”的这个故事中, 文章一开头的副标题就这样写着“上海属于眼下”, 从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隐隐感受到卡斯特罗的生活观:人生就是要抓住时机, 活在当下、享受当下, 抛却烦恼和忧虑。

所以在文章下面的描写中, 他这样说道:“如果没有过去和未来, 也就没有害怕……”于是他悠闲地一手拿着报纸, 一边以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教育并灌输着堂弟:“干吗要担心呢, 如果你担心你死, 如果不担心你还是死。” (卡斯特罗, 212)

阿纳尔多以及时享乐主义者的生活态度抓住“当下”, 用以证明自己多元的时空存在。阿纳尔多想要忘记曾经, 忽视当今, 以一种无畏和享乐的生活态度活在多元的时空中。

2. 小说人物身份的多元性

人物身份的多元性可以从后现代主义作品情节中直接流溢出来, 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消解主体的同时, 必然导致对文学作品中人物身份单一性的根本否定 (李艳丽, 78) 。这一特点也同样可以在《上海舞》的作品和人物中得到印证。

正如卡斯特罗这位中、英、葡混血作家所言:“在香港, 没人将我看作中国人”, 而“澳大利亚人认定我是中国人” (王光林, 《摆脱“身份”关注社会》209) , 混血的安东尼奥·卡斯特罗也面临着身份的多元化。

卡斯特罗出生在香港和澳门之间的船上, 无根无基、到处漂泊, 缺乏传统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感。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地存在着, 生活穷困潦倒。和本文作者布赖恩·卡斯特罗一样, 虽然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却生活在澳大利亚主流之外, 被所处的社会所抛弃和隔离。在父亲离世后, 他毅然踏上了漂泊之路, 去探寻祖先的历史, 去寻找治愈伤疤的药膏, 追忆的寻根之路遍及世界各个地方。同时安东尼奥·卡斯特罗还通过零碎的照片、日记等, 再现家庭历史, 消解故事的线性结构, 实现自我多元身份的探究。

3. 小说中多元文化的融合

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没有中心的多元文化, 宽容各种不同的标准, 主张“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 体现了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主题 (王祖友, 82) 。

小说《上海舞》的场景选在上海, 因为上海是多元的、开放的世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更是一个熔炉之地, 是外来投机者的天堂。香港和澳门分别是英、法的殖民地。这些地方就是一个文化融合的多元世界。外来文化和当地文明交互存在, 此时冲突, 彼此融合。

在小说《上海舞》的“葡式免治”这个故事中, 安东尼奥·卡斯特罗吃着美味可口的澳门免治, 葱香浓辣的杂烩裹着各种配料, 卡斯特罗一边享受般地品味着这种独特的混合味道, 内心却深深地体会到了自己独特的感想:这份混杂的味道仿佛那难以忘怀的混乱和安全, 仿佛所处环境的混杂, 社会的混合和那多元文化带来的浓浓熏陶。

四、结语

在一次采访中, 卡斯特罗说:“写作必须从标签或固定的观念和业已接受的观点的囚禁中解放出来。这是自由思考现代世界的惟一之路。” (王光林, 《文化翻译与多元视角》, 163) 这也正是作者卡斯特罗在《上海舞》这部后现代小说中所体现的:通过打破传统小说的单一性和完整性, 从而呈现出开放多元的主题, 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参考文献

[1]陈宝柱.布赖恩.卡斯特《上海之舞》的多样性解读[J].长城, 2011, 72-73.

[2]王光林:摆脱“身份”, 关注社会——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访谈录[J].译林, 2004 (4) .

[3]王光林.文化翻译与多元视角:澳大利亚华裔作家BrianCastro (高博文) 访谈[J].当代外国文学, 2008 (1) .

[4]丛娟.后现代主义文学基本特征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 2005 (6) .

[5]于海李汝成.记忆与虚构——布赖恩.卡斯特罗的《上海之舞》[J].外国文学动态, 2007 (2) .

[6]布赖恩.卡斯特罗, 著.王光林, 邹囡囡, 译.上海舞[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7]王祖友.后现代主义文学小结[J].社科纵横, 2010 (1) .

[8]李艳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零散化”审美特征探析[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 (1) .

华裔作家 篇7

关键词:《灶神之妻》; 华裔第二代作家; 中国形象; 文化想象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2)02-149-001

一、引言

从20世纪后半叶起,华裔作家队伍迅速壮大,出版的作品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还是从受关注的程度上,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华裔美国文学史上将这代作家称为华裔第二代作家。谭恩美是华裔美国文学自汤婷婷之后的又一个高潮,作为华裔作家,她身上有割舍不掉的中国情怀,作为游弋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人,他们的作品中总是存在着关于自己身份、关于两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探讨。在这些探讨的过程中,我们随处可见他们笔下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本文将以谭恩美《灶神之妻》为入口,进入到华裔第二代作家的笔下所塑的中国。

二、谭恩美与《灶神之妻》

谭恩美在美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早已超越了族裔作家,而是成为主流社会中的一流作家之一。《喜福会》的成功不言而喻,《灶神之妻》作为她出版的第二部小说也成就非凡。凭借东方女性独有的细腻情感和审美趋向,谭恩美的故事总是在看似平淡的叙事中上演着两种文化之间惊涛骇浪的征服大战——因为代际和文化差异的关系,年轻一代与父辈间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她的小说极具人情味儿,尤其是关于第一代华裔母亲的形象深入人心,因为正是这些母亲带着和她一样无数的华裔第二代孩子梦回中国,而她们从小也就是在母亲碎碎念的故事里便开始勾勒着神秘遥远、既想亲近又想逃离的中国。

《灶神之妻》讲述的是母亲雯丽的故事。她出身上海富商之家,由于母亲与情人的私奔,雯丽6岁便被父亲送到乡下的叔叔家寄养,从此不闻不问。12年的寄人篱下生活终于被一场闪婚终结。父之命,媒妁之言,雯丽有了自己的“家”和丈夫。可是婚姻没有给雯丽带来她渴望的幸福,相反,丈夫文福给处于弱势的雯丽带来无尽的伤痛——家暴的凌辱、性残害和奴役让雯丽更加痛不欲生。雯丽幻想依靠父亲的帮助来摆脱文福,但是做了汉奸又破产的老父亲不能给她任何帮助。在传统的中国女人雯丽无怨无悔认命之时,美籍华人吉米闯入了她的生活。吉米的出现让雯丽重燃了幸福生活的希望,她逐渐成长起来,敢于冒着战争危险带着儿子逃离。五年后与吉米的重逢坚定了她把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在父亲、堂妹和小俞母亲的鼓励下,雯丽决心与文福离婚。经历一场牢狱之灾,雯丽终于与吉米团聚美国,找到幸福归宿。

三、《灶神之妻》中的中国形象剖析及其他

在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生活在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和华人社区父权制双重阴影下的华裔女性很自然地将女性主义思潮灌注到作品当中去。而在这些作品中,中国,就是众矢之的。众多华裔叙事文本都是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落后、腐败、衰落的中国大地为背景,以父辈在中国发生过的陈年往事为线索,将动乱频繁、强盗肆虐、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中国屡屡付诸笔端,将落后的中国进一步塑造加工成了几千年封建帝制和父权制传统集一身的残害女性的深渊,主人公们无不在中国有一段凄惨的遭遇、遭受着或父亲,或礼教,甚至是同为女性的迫害和盘剥。

《灶神之妻》主人公雯丽便是被母亲舍弃,被父亲冷漠寄养,在叔叔家寄人篱下,后又被丈夫身心折磨。其中尤其是丈夫文福这一角色,就是中国神话中灶神的再现。作为父权统治的实施者,却得到了善报,寿终正寝于圣诞夜(神话中灶神把贤惠的妻子赶出家门,死后却被玉皇大帝封为神仙)。而雯丽作为父权文化中的受害者,受尽歧视和压迫,却无力反抗。而与此同时,偏又将“专制吃人的中国”与“自由民主的美国”并置,作品中吉米、雯丽和文福之间其实反映出中国形象与美国形象的对比。西方的代表吉米年轻有为、富有又风度翩翩有学识,代表着进步和希望;而东方的代表一边是懦弱等待救援的雯丽,一边就是残暴、自私、兽欲膨胀的文福。历来在美国的中国套话中,中国都被描述为女性色彩的角色——顺从的妻妾与专横无知的统治者,而西方则是立于不败之地俯视的男性角色。

谭恩美在美国广受读者欢迎绝非偶然。她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幽默机智地文笔无论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还是文学角度分析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她以西方代表的目光对中国形象的刻画太过于片面性,甚至是为了她的文学创作目的服务,夸张她需要的元素。

华裔第二代作家有着很深的身份上的困惑。一方面极力摆脱“华人”的标签,想要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可美国身份;另一方面又要依靠着中国这一“异乡”的元素吸引读者的注意。所以难免有些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便以自己西方化的眼光衡量,越是能刺激到读者神经的,满足西方读者对于中国窥视欲的,迎合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既定想象的元素便一再被夸张使用,恶性循环,中国形象一次次被“证实”和加深。

华裔作家最基本的任务应当是在西方世界发声,让美国主流社会重视到华裔的存在,争取和保护华裔应得的权益地位。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是家乡或异乡已经没有争论的意义。他们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已经决定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疏离感,而他们的宗族与血脉又决定了他们心里抹不去的中国情怀。真实的中国,他们很多人没有接触过;他们仍然还是在一遍一遍拿着记忆碎片拼凑着父母祖父母口中悠悠的中国,完成着他们有关中国的文化想象。

参考文献:

[1]Amy Tan , The Kitch God's Wife [M]. New York: Ivy Books,1991

[2]王咏梅,“文化”的‘返乡’: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3]谭岸青,“论谭恩美两部长篇小说的叙事风格”,《当代文坛》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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