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女性身份（精选7篇）
华裔女性身份 篇1
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当代文坛越来越受到关注。“它在美国当代文坛的影响大大超过了本地的印地安文学, 目前虽不能和黑人文学或犹太文学并驾齐驱, 但在个别领域 (如小说) 和它们相比则毫无愧色。” (张子清1) 继汤婷婷之后, 谭恩美已经成为美国华裔女作家的代表人物, 其处女作《喜福会》已经出版便广受欢迎, 好评如潮。小说获得“全美图书奖”、“全关图书评论界奖”, 连续9个月荣升《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 陆续被翻译成25国文字, 并被搬上了电影荧幕。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 不仅仅是因其展示了东方中国的神秘, 也不仅是因为其讲述的扣人心弦的故事, 更在于小说对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探讨。美籍华人身居异国他乡, 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 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迷茫。作为“第二性”, 华裔女性对此则更为困惑。
《喜福会》向我们展示了四对母女, 揭示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西蒙·波伏娃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小说中的母女们也难以摆脱同样的命运。她们深受“三座大山”的影响和压迫:首先, 她们是欧美世界的中国人;其次, 她们是东方男性世界中的女性;再次, 她们还是西方世界中的中国女性。在美国主流文化的“窥视”下, 她们的女性身份已经丧失殆尽。《喜福会》中, 女性身份的丧失主要体现在女主人公的沉默上。面对无法抗拒的文统治, 她们已完全处于失语状态。
首先, 在主流文化面前她们处于沉默失语的状态。自从他们移民到美国, 美国华裔妇女与她们的男同胞同样面临着种族歧视。整个中国移民美国的历史中, 华裔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收到的压迫从未停止过。不仅如此, 华裔还被冠以“黄祸” (张龙海29) 的刻板印象。这是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 为了突出自我, 西方东方学家发明了作为其“他者”的东方。华裔被定义为残忍, 狡猾, 邪恶, 狡猾, 不诚实, 而高加索人则被定义为直率, 善良, 诚实, 道德的化身。其次, 中国传统文化也使得妇女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传统的儒家伦理规定了妇女在中国社会的定位应该是一个顺从孝顺的女儿, 贤惠的妻子, 善良的母亲, 她应该做一个没有才华和抱负的女人。再次, 作为两性中的“第二性”,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是失语的。根据西蒙·德·波伏瓦, 人类的经验已经成为男性经验的代名词, 重男轻女的传统, 往往决定妇女沉默在被封闭的边缘。华裔女性更是如此, 长期以来, 她们被定义为“家中天使”或“阁楼上的疯女人”两种完全相反的极端形象。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 对女人来说, 除了谋求自身解放, 别无它途”。 (波伏娃570) 《喜福会》中, 长期处于沉默的华裔女性们并没有选择默默接受现状, 听任命运的摆布, 而是积极通过各自特有的途径重建自我。
母亲-—从过去的回忆中找回自我
面对自己的尴尬境地和女儿的误解, 母亲觉得有必要在女儿面前呈现出真实的自我。她们一个个开始向自己的女儿讲述过往的经历。林冬·钟尝试教她的女儿韦弗利学会自信和忍受。还是一个年轻姑娘的时候, 林冬·钟就成了一个童养媳, 她耐心地等待着时机并巧妙利用自己的机智永远地摆脱了婆婆“黄太太”的控制。在创造性地摆脱不幸的包办婚姻的同时, 她信守了自己对母亲的承诺:做一个孝顺的女儿。在和比自己小的丈夫天余成亲之初, 她感到恐惧和无奈。她甚至绝望到了想要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但是, 林冬发现自己能运用周围世界的无形风的力量来改变的命运。她发现潜藏在自己身上的一个强大的, 无形的, 隐藏的力量。对她来说, 在黄家做一个听话的妻子和奴隶的经历, 让她更能适应社会, 经济和文化的压力。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 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 她学会忍耐和随机应变。在《游戏规则》中, 林冬·钟旨在传递给她的女儿韦弗利在美国如何左右逢源。她教女儿风的战术:无形, 强大和流动。她说:“最强烈的风是看不见的” (89) (1) 。
当露丝的婚姻遇到麻烦时, 最终站出来的还是自己的母亲。安梅主动打破了母女之间的沉默。安美的故事集中在她与她自己的母亲在中国的痛苦经历。在《疤痕》中, 安梅描述了婆婆临终前, 她母亲与婆婆团聚的场面。这样的一幕重新点燃了她对母亲的爱, 加深了母亲和女儿之间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在《喜鹊》中, 安梅讲述了她母亲作为四姨太的悲剧人生。当她意识到痛苦难以承受时, 她选择自杀来进行报复。通过牺牲自己, 安梅的母亲已成功地给女儿上了人生的一课。从那天起, 安梅学会了喊出自己的愤怒。这样, 安梅重新找回了失去已久的自我, 重获了归属感:她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她曾经勇于喊出她的愤怒和不满, 她曾经是一个自信的女孩。
在《嫦娥奔月》中, 映映意识到女儿和她自己都失去了自我, 她们的声音得不到倾听。这反而激励映映重拾自己几近忘却的记忆。为了帮助她的女儿丽娜, 映映撕开她心中的伤痕。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 映映纯真, 顽皮, 像个男孩般活泼。但在经历一段痛苦的婚姻后, 她逐渐失去她的“老虎精神”。当她得知她前夫的死讯, 映映接受了圣·克莱尔的求婚, 并同他来到美国。她的美国丈夫剥夺了她的“气”。 (286) 从根本上说, 这正是她的自我和本质, 她的个性和特有的属性。
女儿——认同母亲与母亲和中华文化
《喜福会》中, 虽然母女之间存在分歧和误解, 通过母亲的故事, 女儿们逐渐了解了母亲经历的痛苦和不幸。因此母女之间并不总是冲突与摩擦, 女儿们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母亲。
韦弗利·钟试图拉近自己和母亲的距离。大多数情况下, 她认为在她和她母亲之间存在着一堵厚和高的、坚不可摧的墙。实际上, 她们之间的墙是脆弱的, 可穿透的。韦弗利开始意识到她把自己的恐惧和担心投射到了母亲身上, 未能透过这些的恐惧来试图理解自己的母亲。一旦意识到这一点, 母亲和女儿之间的隔膜瞬间被冲破。
由于女儿已经开始认同她们的母亲, 他们最终能够的耐心倾听母亲的故事, 以了解母亲的过去经历和内心世界, 并在沮丧和失望时, 从中寻求力量。在婚姻中, 露丝扮演从属的角色, 她总是听从丈夫特德的决定。然而, 尽管露丝对丈夫百依百顺, 她与泰德的婚姻也未能得到持续。当特德最后提出离婚, 她不能做什么, 只是陷入悲伤和惆怅。安梅看到女儿的处境, 建议她说出自己的心声, 承担起对于自己的责任。听完母亲的故事, 露丝心中原有的母亲形象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她终于鼓起极大的勇气向薄情的丈夫发出酣畅淋漓的怒吼声。“我看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他的眼睛, 迷茫, 然后害怕。他糊里糊涂。我的话居然是那样有力”。 (196) 。
同样, 丽娜也从她母亲的故事中得到了力量和勇气, 她逐渐意识到了她和丈夫之间的不平等。所谓“无义务的爱”无非是一个男性的谎言。在她母亲的鼓励下, 丽娜终于学会喊出被压抑许久的愤怒。
在意识到母亲在中国的痛苦过去和母亲对自己深深的爱, 沉浸在失去母亲痛苦中的精妹下定决心要实现她母亲的夙愿。其实, 精妹是怀着母亲的梦想回到中国的, 此行也最好地诠释了母亲的名字——夙愿。精妹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中国元素在于与母亲和家庭的血肉联系之上, 一个人不能因家庭和母亲而羞耻, 相反, 这两者正是构成个体身份不可分割的重要元素。这次东西方之旅改变了精妹的文化的身份, 正如精妹所说:“我能感到我额头的皮肤刺痛, 血液沿着新的血管直涌, 骨头因为熟悉的旧伤而疼痛。我想, 我妈妈是正确的。我正在成为中国人。” (304) 。在这里, 精妹意识到她的双重身份:她是华裔美国人。二十几年前, 她曾否认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但在深圳, 中国的门, 她意识自己从未理解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当父亲告诉她母亲是被迫遗弃了双胞胎姐妹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灵的巨大创伤, 精妹开始了解她的母亲, 理解母亲寄托在自己身上的期望。在机场, 当她和她的孪生姐妹拥抱在一起低声喊着“妈妈, 妈妈”, 精妹不仅找到了她的姐妹, 同时也发现了自身的文化认同。“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 这就是我的家, 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 中国的基因, 经过这么多年, 终于开始沸腾。 (331) 。这也是小说的高潮, 精妹的中国之行调和了夙愿的两个生命, 两种文化, 两个国家。
《喜福会》中, 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 她们都丧失文化上的自我。对于母亲, 他们成长在对妇女偏见盛行的封建中国。到美国时, 又生活在对东方有着深刻偏见的社会。她们的生活被完全地边缘化。尽管女儿们积极努力地融入美国社会, 她们的不懈努力最终还是徒劳。作为一个女儿,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他们与母亲的沟通受阻。作为妻子, 她们与丈夫的关系是不对等的。然而, 美国华裔妇女并没有听天由命。经过多年的沉默, 母亲认识到, 她们必须重拾过去的记忆, 通过自己的经历赋予女儿力量。通过回忆, 讲故事, 母亲终于重新定位自己。女儿们在经历磨难和痛苦后, 逐渐认同自己的母亲, 接受他们自己的中华文化。正如精妹在小说结尾所说, 她们是“华裔美国人”。
摘要：谭恩美的处女作《喜福会》涉及华裔女性的文化身份问题, 本文试图结合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文论探讨华裔女性身份的重构, 指出小说中母亲和女儿运用不同的方式重构业已丧失的自我, 成为“华裔美国人”。
关键词：《喜福会》,华裔女性,文化身份,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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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女性身份 篇2
《喜福会》是华裔美国女性作家谭恩美1989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它的出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该小说曾连续八个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曾获“国家图书奖”、“港湾地区书评奖”和“英联邦俱乐部金奖”等全美多部小说大奖。1994年《喜福会》成功改编成电影，后又译成多国语言，赢得了东西方读者的广泛喜爱和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国内外对《喜福会》的研究较多，褒贬不一，但身份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中西主流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和热点。在小说中，谭恩美以细腻的笔触、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写作技巧，描述了四位移居美国的中国母亲和她们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了在中美文化的碰撞下华裔美国女性的自我认知和追寻的历程。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通过对文本的分析重点关注华裔美国女性在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冲击之下的自我身份的危机和构建。
二、华裔美国女性的身份危机
在美国多元文化特别是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之下，华裔美国女性的身份面临着边缘化的危机。在《喜福会》中，四位母亲在旧中国历经磨难，逃亡美国寻求新的生活，然而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冲击下，固守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四位母亲依旧沿袭中国的语言、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拒绝接受美国白人的主流文化。她们严格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孝”、“顺”的标准来管教自己的女儿，并因女儿的成功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小说中母亲吴素媛为了把女儿培养成出色的钢琴家不惜做钢琴老师家的清洁工;母亲龚琳达借女儿获得象棋冠军而登上《生活》杂志来大力宣扬女儿光宗耀祖，而她本人却对棋艺一无所知。母亲的这种行为遭到了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接受美国白人文化的女儿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离开故土远赴美国寻找幸福港湾的母亲发现：华人在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下的卑微地位和失语现象使得她们变成了边缘化的他者形象;她们原有的身份受到否定和冲击，而在美国新的环境里又找不到应有的位置，因而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三、华裔美国女性的身份觉醒
在美国多元文化冲击下，华裔美国女性经历了迷惑中寻求自我的心理历程。面对语言、文化、种族及性别的多重差异，她们逐渐增强自我意识，建构自我主体。在《喜福会》中，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们费尽心思极力迎合美国主流文化。她们吃西餐、穿西式服装，拒绝讲中文，她们使用英文名字，长大都嫁给白人男子，以此来证明她们是“地道的美国人”。然而，在她们与丈夫的婚姻生活中，矛盾和冲突屡屡发生。露丝对丈夫的安排言听计从，丽娜的整个生活在“AA制”的游戏规则中走向崩溃。
实际上，她们无从适应自己的美国丈夫和美国式的家庭生活方式。尽管女儿们生长在美国，但是在母亲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她们耳濡目染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她们的潜意识里有着中国女人的谦虚、温顺和贤妻良母的形象。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在双重文化身份的影响下，她们发现无法完全融入到美国白人的主流文化中。于是，她们开始觉醒，开始寻求自我来获得多元文化下的美国社会的认同。
四、华裔美国女性的身份建构
随着20世纪70年代民权运动的发展和“族裔”热潮的出现，通过文化寻根的方式来寻求身份的建构和认同成为一种趋势。《喜福会》中，无论是移居美国的母亲还是生长在美国的女儿，都深深感受到了双重文化间的冲突给她们带来的痛苦经历和尴尬境地。母亲们在白人强势文化的冲击下，重拾记忆，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来重塑自我;女儿们在经历了事业和婚姻中的各种挫折后也渐渐成熟，开始倾听母亲的故事，体察母亲的苦心，理解了母亲对自己的爱，同时也看到了美国文化中存在的缺陷。这也是女儿们回归母亲、回归自我的一种体现。
土生土长在美国的女儿们直到中年才发现自己身上的族裔特征，她们终于意识到在白人文化主流中建构自我身份的重要性。吴精美在母亲去世后返回中国，与中国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见面。当她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又看见妈妈了，两个“妈妈”向她挥手，此刻她的内心涌现出了强烈的亲切感。紧紧拥抱之后，吴精美发现，自己和两个姐姐都像极了妈妈，一样的嘴唇，一样的眉目。女儿对妈妈的认同超越了时空、地域和文化的差异，这也体现了女儿们部分地认同了中国的文化，最终回归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
五、结语
华裔美国女性的主体建构离不开族裔、文化与性别的身份认同。谭恩美以明朗洒脱的笔触为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具有现代个性的华裔女性新形象。《喜福会》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最终摆脱了社会和文化的羁绊，而且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时代女性。
《喜福会》中华裔女性去异国他乡生活的艰难经历和华裔美国女儿们的人生境遇，说明在白人主流文化下，华裔美国女性要想生存和发展，要想真正成为一个能够被接受的文化意义上的华裔美国人，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民族文化，必须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必须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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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女性身份 篇3
1 华裔女性移民的传统的身份认定
中国女性经历近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 一直附属于封建男权之下并受到歧视和压迫。这种历史文化渊源上的性别不平等使得大多数中国女性都表现出极具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特点并且变体不多。她们温顺, 乖巧, 善解人意, 勤劳善良;专一, 保守, 夫为妻纲, 父为女纲;隐忍, 操持, 劳累一生, 奉献一生...不仅如此, 封建卫士们也把众多的条条框框压在中国女性身上, 强化了女性作为附属第二性的自我身份认定上。针对这一现象, 柏杨先生曾经在其文章《中国妇女三千年路》中指出:“妇女界中有名的班昭, 她写了一篇文章《女诫》...她站在妇女的立场, 不是呼吁妇女觉醒, 而是呼吁妇女肯定自己是男人的奴隶...其次她说, 妇女是天生的弱者, 没有力量和男人抗衡...她告诉女人怎样侍奉男人, 怎样取悦丈夫。最后她提出‘妇德’, ‘妇容’, ‘妇言’, ‘妇工’的最高品德 (注:妇德主要是如何捆绑自己, 妇言是不可说冒犯男人的话, 妇容是如何取悦丈夫, 妇工是要牛马般的干活, 做针线或者下田) ...使女人肩膀上的枷锁更为沉重。” (1)
《喜福会》中的龚琳达 (Lindo) 赴美之前, 对于自己的身份的认定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认定:她家境贫寒, 小小年纪便由家人和媒婆的决定做了洪家的媳妇。面对未知命运和婚姻时, 无法选择, 只能归结为“不可抵抗”和“认命”。在嫁去洪家之前, 她得不到家人一丁点的亲情和关怀, 反而被当做“别姓人”看待, 甚至自己的母亲。而面对亲人的这些态度时, 龚琳达也默默接受, 认为理所应当, 直到真正和天余成亲那天, 她才有了生平第一次对于自我的疑问, “我独自守在窗前, 沉思遐想, 不禁扪心自问, 什么叫命?比如汾河的水...可我, 能像汾河那样变幻不定, 却还能保持同一个‘我’吗?” (p46) 这种疑惑转瞬即逝并且马上又回归到女性传统自我认定上, 她回忆起临出嫁前母亲的谆谆教导, 清楚意识到“即使蒙在红绸巾下, 依旧十分明白, 我究竟是谁。...我永远不会忘记‘自我’” (p46) 。尽管后来龚琳达离开洪家前往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 多年以后, 当龚琳达回顾当年的、回顾那根代表封建传统婚姻的红蜡烛时, 仍由衷的感慨:“这象征婚姻的蜡烛, 较之天主教里不得离婚的允诺更富有权威...这根红蜡烛似就此永远用它的烛油, 将我粘在丈夫身上, 粘在洪家, 永无解脱之日。” (p47)
许安梅也经历相似的路。她回忆过往时光时, 对于作为一个中国女人的“本分”, 记忆犹新:“我可太知道了, 因为我是以中国生活方式长大的;我被培养成清心寡欲, 吞下别人栽下的和自己种下的苦果, 正所谓, 打落了牙齿, 连血带牙往肚里咽” (p195) 。甚至出生富贵家庭从小颇为自负的映映·圣克莱尔, 在回忆自己赴美之前的中国生活时, 仍旧体现了中国女性传统的自我认定:她出身富贵、自负任性, 却在婚后遭遇丈夫的冷落后努力讨好, 甚至“为了他 (丈夫) 打扮自己, 不断变换自己的发式, 在床第间舒展自己的魅力” (p220) ;她在丈夫羞辱和遗弃时, 一度想过投水自尽, 别无他法, 在做完流产手术流掉了这个男人的孩子后, 她“塞给她们 (护士) 一张旧报纸, 让她们像鱼贩子一样, 把那血块往报纸里一裹, 然后往太湖里一扔” (p221) , 仅此作为对丈夫的始乱终弃无声的控诉;在从自己单身独居到答应嫁给第二任丈夫圣克莱尔的十四年中国生活中, 她一直用实际行为捍卫了自己对于中国女性忠贞不渝, 不事二夫的自我认定。她的独身状态由前夫的死讯宣告终结, “一封天津来信告知我, 我丈夫死了。...他被一个年轻的女佣人杀死了。...我想我早忘记他了, 但一旦得到了他的死讯, 我还是觉得钻心的痛苦...痛苦过后, 我又感到一片无垠的空虚。立时我决定了, 我决定让圣克莱尔娶我” (p224) 。丈夫的死亡标志着映映原始身份的消亡, 正因为如此, 没有任何寄托牵绊的映映才能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对此, “台湾原子科学之父”之称的孙观汉先生就评论道:“在男性为尊为主的旧社会中, 女子所受的教育, 是一种无人性的奴化教育, 什么‘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等等, 把女子不当人, 牢牢锁住” (2) , 鲜明刻画出大多数中国女性画地为牢, 自我设定了身份的情形。
2 华裔女性移民的身份危机
多元文化下的美国一直有着“大熔炉”的美誉, 但实际危机重重。陈致远在其著作《多元文化的现代美国》中就明确指出:“美国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民族‘大熔炉’和‘百花园’的因素或者成分, 但是美国离理想的各个种族和名族的‘大熔炉’和‘百花园’还差得很远。从积极的角度看美国, 是一个世界各国民族和文化的百花园、大森林, 百鸟争鸣, 万木争春。但是, 从消极角度上看, 美国又是一个大杂烩、大闹市、俱乐部。...美国离民族和种族和谐的理想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 抑或在力度上都还差的太远。” (3) 美国学者Anne Anlin Cheng更是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内, 在美国谈及种族问题, 华裔是不包括在内的。...亚裔美国史充满了耻辱与压迫” (4) 置身这样一个大环境, 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以及如何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定位自我已经成为广大华裔移民的共同困惑。
印裔英国作家拉什迪说过:“一个移民, 传统上经受三通断裂:他失去了他的定位, 他进入了一个异域语言, 他发现自己周围的人的社会习俗和准则都不同于自己, 有时甚至还冒犯自己。” (5) 纵观《喜福会》, 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 无不经历与拉什迪所描述的相似的断裂经历。吴素云在中国的痛苦经历使其移民美国后仍难以忘怀, 她不能摆脱过去, 又深知再也无法, 并在现实生活中充满自我矛盾性:她一方面沉默礼让, 在和喜福会成员龚琳达一家人一起吃饭时会让出最后一个螃蟹;一方面又苛刻八卦, 在唐人街散步时, 时不时讥讽身边的某某经过的行人像“广东人, 乡巴佬”并以此为乐;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不忘中国, 不忘自己失散的双胞胎女儿, 甚至当女儿吴精美告诉她, 自己被其他同学称为“中国人”时一口咬定, “唯有你出生在中国, 否则, 你无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国人” (p239) ;一方面又总是说:“在美国, 任何梦想都能成为现实...你可能发财, 也有可能出人头地, 反正, 到处都有机会” (p114) , 将美国又视为了自己的梦想家园。
女儿们同样矛盾重重:丽娜·圣克莱尔认为母亲在中国的生活水深火热, 是自己的美国父亲解救了她并且给了她一个新的身份, 但却许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同美国丈夫的婚姻生活越来越糟糕;她认为丈夫同自己的“锱铢必究”可以理解, 但当母亲指责自己丈夫哈罗德处处平分日常开销时, 又觉得自己的母亲太过挑剔;独立成功的薇弗莱, 年幼时对于母亲拉着自己到处炫耀感到羞辱和愤愤不平, 但成年以后, 反而对于母亲几乎绝迹的赞美异常在意。这些两代间自相矛盾但是又充满温情的场景故事在谭恩美笔下具有温情和文化冲击力, 也不遗余力的传递出华裔女性移民共同的困惑和迷茫。
值得一提的是, 作者谭恩美本身就属于二代华裔移民, 尽管她抒写故事出自西方视角, 但《喜福会》仍可被视为一部较为客观中立, 出自作者冷静旁观广大华裔女性面临身份变更的迷茫后而得出的生动形象的素描札记。对于身份的思考, 无论是华裔后裔还是女性族群, 都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人生体验。正如华裔作家黄哲伦所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所有我的作品都面临着身份变迁的问题。” (6) 这代表了作为二代华裔女性谭恩美想传递的心声, 也代表了广大华裔女性移民关于自我身份变更, 身份认定和情感归属的共同心声。
3 华裔女性移民的故国情结
移民族群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必然会产生多样性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著名跨文化交流学者YOUNG YUN KIM曾评论:“跨文化身份的含义包括一个重要的自我情感认同” (7) , 而自我情感认同的来源就是本族文化。加拿大社会心理学家John.W.Berry对于多元文化下的四大身份认定分类中, 是否保留本族文化也成为了重要的判定标准。
对于一代华裔女性移民而言, 故国情结的直接意象就是久远的中国生活, 那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哭哭笑笑、喜喜悲悲。无论是谁, 在中国的悲欢离合都没有阻止她们到达美国之后对于中国无尽的思念, 而对于二代华裔女性移民而言, 关于中国的大多数印象都来源于母亲的回忆, 成人之后, 对于母亲的情感眷恋自然升华成了对故国家园的情感归属并体现出来。正如谭恩美在《喜福会》卷首语饱含深情所写的那样:“给我的母亲/且谨以此纪念她的母亲”。母亲通过回忆将中国与美国、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 而女儿们则通过母亲以及母亲的意象、回忆去寻根, 去寻找自我、确定自我, 并成为母亲们的延续。母亲的形象升华为文化意象中的“家园”和“归属地”, 与身份认同缺失的华裔女性移民遥遥相对, 成为她们共同的情感归属。
《喜福会》开篇点题引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麻将聚会, 在本书最后, 又匠心独具把吴精美回到中国与亲人团聚并与失散多年双胞胎姐妹重逢定为终篇, 为整部小说的身份认定和情感归属定下了故国难离的基调并传递出故国情结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共同”和“母亲”更是画龙点睛的抒发出了广大华裔女性移民在身份认定和情感归属上的心声。本书终节中, 吴精美一眼见到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妹们时, 感到自己“又看见了妈妈, 两个妈妈, 向我挥着手, 手里高举着我的照片...” (p255) , “终于看到了属于我 (吴精美) 的那部分中国血液了。这就是我的家, 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 中国的基因, 经过这么多年, 终于开始沸腾昂” (p255) , “我们都很像妈妈:一样的眉目, 一样的嘴唇, 我看见妈妈了, 正惊喜地注视着她的梦开始成为现实” (p256) 。行文至此, 戛然收尾, 意蕴悠远内涵无穷。此时, 母亲的形象与故国亲情、骨肉亲情重叠, 突出表现出广大华裔女性移民对于祖国母亲的情感眷恋和祖国在她们内心真正的含义。正如余光中所说的:“你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意义, 直到有一天你已经不在中国” (8) 。对于广大的华裔女性移民而言, 当她们在大洋彼岸回望祖国时, 才真正明白中国在她们心中的意义, 才真正感受到对于中国的怀念以及对于母亲的眷恋已升华成永难割离的家园眷恋、故国情结, 让她们远离千山万水, 仍不停思念;让她们内心有了归属, 终不再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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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女性身份 篇4
对第一批美国移民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他们价值观念的根基,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血肉中,但美国社会严酷的生存竞争迫使他们放弃母国文化而试途融入主流社会。华裔女作家谭恩美曾说过:“如果一个人想成为美国人,他不得不放弃中国文化。而一旦这样做,他便失去了平衡。”寻求文化认同的艰辛和失败,使这一代移民深切体会到“里外不是人”的尴尬。然而,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子女,在身份困境的问题上更为困惑。他们生活在与父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里,接受的是美国文化,在思想上更倾向于接受美国文化与价值观。但是,无论华裔青年已经被美国化到何种程度,以白人为代表的主流社会依然把他们看作是少数民族,是中国人,关键时刻总会对他们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这使得新一代华裔极易产生一种迷茫和身份危机:“我究竟是谁?”
在赵健秀的《鸡舍中国佬》中,当香港梦女问主人公泰姆“你在那里出生”时,他说“我来自鸡舍”。他成长的中国城,在他眼里就是“鸡舍”。“贫瘠、肮脏、堕落之处,那里父亲们母亲们因为痨病奄奄待毙,孩子们因为厌倦无聊而倍感伤痛、乏味和压抑。中国人被描写为爬虫、蜘蛛、青蛙……干燥土地上喘息着的滑溜溜的鱼。社区本身就像殡仪馆,一个破敝的展览馆,或是一场惨兮兮的白人扮演黑人的滑稽歌唱表演。”在这个“鸡舍”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杂烩”。这些“杂烩”是混乱多元的各民族文化,它们影响着、困惑着泰姆这些华裔青年。他们的出生是被迫的,他们被抛入这个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愿意降生的少数族裔社区。在中国式家长教育和美式学校教育的双重影响下,他们越发困惑,表现出强烈的身份危机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企图摆脱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危机。然而,这些在美国出生的新一代华人子女,因为生活在与父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里,耳濡目染,受着美国文化的熏陶,平时读的是英文书籍,而非儒家的经典,所以言行举止、思想理念等都不可避免地更加“美国化”。然而,这种“美国化”其中还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含义。
在剧中,泰姆说话的腔调一会模仿白人,一会模仿黑人,唯独没有模仿华人口音,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是“文化上的孤儿”,他很困惑迷茫,他没有自己的语言,他认为华人口音、华人文化低于白人黑人的口音和文化,语言的丧失意味着身份的丧失,语言的自轻意味着文化的自轻。美国华裔试图通过模仿真正的美国人来掩盖自己的华裔身份,这种“美国化”实则是忘根的体现。
然而,为什么泰姆会对中国本民族文化产生如此排斥的心理呢?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泰姆被教育到,中国人温顺而消极,没有男子汉气概,而这一点在他的父亲身上尤为体现。他的父亲是一家养老院的洗碗工,因为怕白人老太太偷窥,他每次洗澡都要穿着内裤。在泰姆看来,这是一个无法承担教育儿子、引导儿子的有名无实的父亲,一个对于敏感而有叛逆精神的年轻一代而言已经缺失或者死亡了的形象。他在本民族的父辈身上没能找到他所向往的阳刚之气,所以只好到他的偶像——独行侠那去寻找他所向往的阳刚之气。但是当他发现它所崇拜的偶像是一个充满歧视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而并不是美国华裔时,他保留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丝信念完全崩塌。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形象的固有偏见、华裔对自身文化的自轻以及对老一代移民价值观念的不认可和怀疑,导致了年轻的华裔们不停地想摆脱中国文化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以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泰姆完全放弃了保留自身的中国人特性,想从他的新偶像——杰克的父亲身上寻找力量和希望。杰克是黑人拳击冠军,这位斗士亲口讲述了他的英雄父亲的故事,那是一位脊背上留有鞭痕以及恶狗咬过的伤疤、坚强而从不屈服的父亲。这是理想父亲的形象,是年轻而尚嫌幼稚、尚会动摇的叛逆者们获得鼓舞和慰藉的精神动力之源。他拥有泰姆所幻想的一切特质——强壮、刚健、充满男子气概。泰姆坚信,他应该成为这样的人。然而,当他跑到匹兹堡专程找到杰克的父亲——查理后,却发现理想父亲的神话纯系编造,是彻底的谎言。查理并不是杰克的父亲,只是他从前的教练。关于杰克的比赛战绩和传奇故事,一大部分都是杰克自己虚构的,而且在比赛中杰克经常是通过阴谋诡计取得胜利。这一切对泰姆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从杰克的父亲,从黑人文化,从不同文化中找寻力量的希望也破灭了。赵健秀将黑人拳王父亲的神话彻底解构,暴露出其某种“反英雄”意识,但也表现出更深层的渴望英雄的焦灼。移民及其后代的父子矛盾,是以父辈的无能与子一代的迷惘而暂告结束的。而这象征性的希望破灭的场景,预示出作家对于前途的深沉困惑:叛逆者自身承受着身份危机的折磨,却又找不到可以钦佩或敬仰的领袖人物,这一切使得叛逆者的叛逆行为只是一个以背相向的姿态,前途或者出路令人担忧。
与此同时,泰姆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在他眼中无能、没有阳刚气的父亲在查理心中却喜爱拳击,而且很有尊严,查理甚至还很敬重他。这一切,都与泰姆之前对父亲的印象与理解完全相反。泰姆对自己之前对父亲的偏见产生动摇,在某种程度上,他被杰克的谎言和查理的一番话唤醒,开始意识到老一辈华裔坚毅男性化的一面。他开始承认中国人特性中积极的一面,并一定程度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在文化寻求的漫漫长路中,年轻的美国华裔们终于看到了本民族文化中闪光的部分。
在最后一幕,泰姆在好友家遇到了前来寻找李的汤姆。汤姆是李的前夫,是一个美国华裔作家。他曾写过一本料理手册,但在剧中却被当作一本来自主宰文化档案库的食谱。汤姆和泰姆不同,他太想融入美国社会,太痴迷于被美国社会接受,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他完全洗去了自己的中国特性,接受了主流价值观,被美国同化。这实际上已成为背叛种族的典型代表。泰姆对他忘根忘本的行为很是鄙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也犯了相同的错误。他也在不断地逃避自己的本族文化,想在其他民族文化中寻找依托,想让自己的身份摆托中国文化的特性。他将自己寻求身份的希望分别寄托在独行侠和查理身上,可这一切都让他大失所望。他终于意识到作为美籍华裔,他不能忘记历史,忘记过去,忘记自己的根。如果抹杀过去,他们将会变成一群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身份、没有根的“浮萍人”,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多元文化社会中是不可能真正解释和确定自我的,就会失去自我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该剧体现了作者对美国华裔的文化、属性和男人气概的思索,他反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给华裔规定的属性,并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第一,华裔不能模仿白人或黑人文化;第二,华裔不能被迫接受单纯的“美国人”或者“中国人”模式;第三,华裔不能被当作“模范少数族裔”来对待。赵健秀认为,捍卫和坚持纯洁的亚裔和华裔美国属性是关键,他反对同胞在美国多元的熔炉中失去了亚裔和华裔的属性。
透视华裔美国女性文学 篇5
关键词：创作动因,时代,种族,环境
美国主流文学从殖民地时期已经走过近四个世纪, 华裔美国文学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 然而其中的华裔美国女性文学虽然起步较晚, 却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多变的写作手法, 在美国主流文学的舞台上粉墨登场。
回溯华裔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亚裔作家伊迪丝. 伊顿独角书写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多层面,多声道的撰写;首先,唐人街女作家黄玉雪作品在二战末期闪亮登场,随后七十年代唐亭亭作品,八十年代的谭恩美,九十年代的任璧莲、伍惠明。 使人情不自禁要回望历史,从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淘金时代华人移民大潮到二十世纪初期华裔美国女性文学之滥觞,这期间为何难寻华裔美国女性文学之踪影?华裔美国女性文学有着独特的女性特点,那么,什么因素是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推动力?
一、华裔美国女性文学的创作动因
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H.A.Taine)在他《艺术哲学》 中提出关于文学艺术发展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学说,[1]即文学创作决定于时代、种族和环境。丹纳的所谓环境,既指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也指社会文化观念、思潮制度, 包括国家政策、政治斗争、宗教信仰等等社会环境,。因此, 接下来考证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种族和环境要素。
1、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社会时代背景-反华势力禁止女性入境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最早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 多是开发美国西部的男性劳工。因美国社会排华势力-美国资本家、政客、种族主义者和白人劳工,不仅排斥华人劳工, 也禁止中国妇女入境。按照学者乔治.佩弗尔在他的《假如他们不把妇女带来——排华之前的华人妇女移民史》书中所述,“假如他们不把他们的女人带来”,不繁衍后代,美国就永远有可利用的“廉价劳动力”来源。[2]从1875《佩奇法》 到1882的《排华法案》及1888年的《司各特法案》 可以看出当时美国排华势力的丑恶嘴脸,禁止所谓“妓女” 的华人女性进入美国。其实是以此为借口,阻碍中国妇女和劳工的妻女的移民。
中国妇女不仅在移民政策上受到的极大歧视和排斥,而且在入境前的“天使岛”滞留审问期间,更受到非人的待遇, 她们与一起来的丈夫或父亲隔离或被遣返。
2、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种族要素-种族主义、性别歧视
丹纳的种族指的是种族特性,它来源于天生的遗传性, 是一个种族区别于其他种族的独有特性,这是一种不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发展变化而改变的原始印记。[3]美国自称 “大熔炉”, 指的是单向的“异族同化”。而自称 “Chinaman” 的华裔具有中华民族异乎寻常的勤奋、勇敢、吃苦耐劳和温和、善良、恭敬、忍让的优秀品质。正是内在的这些优秀品质, 使得中国劳工在美挖矿井和修铁路中任劳任怨,却被白人工人认为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而遭受仇恨和排斥。
排华媒体或甚是美国作家,对华人的形象已经完全的程式化。如反华的旧金山报界,把男子定性为“苦力”,把华裔妇女诬蔑为“妓女”。[4]
3、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环境—边缘化、夹缝生存
对于在美的中国移民女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期,她们多是劳工、农夫、厨师的妻子和经营洗衣店、中餐馆的妻子。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管理家务。[6]由于当地白人排华和种族歧视,她们的活动范围被局限于唐人街或华人居住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主流社会反华势力情绪高涨,种族歧视大行其道。在美华裔妇女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不仅如此,而且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或居住区,仍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氛围”—以男权为中心的男耕女织的家庭观念,女性生存的意义限制为妻子、母亲的角色。并且在美帝国主义霸权势力下,美国当局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压迫弱势的华裔族群,在文化上,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偏见的“东方主义”、种族霸权主义。
因此此时,在美国主流文化里,华裔美国女性文学还不存在发展的任何要素, 无论时代、环境还是种族,此时的失声状态,也正是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1984)的“话语”与“权力”理论的佐证。
虽然被后来研究者称为北美亚裔女性作家第一人的埃迪斯. 伊顿(Edith Maude Eaton), 在1989到1913年,以“水仙花”(Sui Sin Fa)的中国人身份发表大量短篇小说,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拾零》 (1909) 和《春香夫人》(1912) 。但是,作品没有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也不可能在霸权主义,种族主义横行和排华的思潮的主流美国文化下引起注目。 在1914年伊顿英年早逝后, 作品便无人问津,61年后,直到1975年才在《哎呀!美国亚裔作家作品集》确定了伊顿在华裔文学史上的先驱地位。
二、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华裔美国女性文学
在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因素中,种族因素是内部根源, 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的推动力量。[7]因此,种族、 环境、时代三者是一个整体,制约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影响着文学创作的走向。所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二战末期, 美国对华移民政策改善,美国大众对华裔的态度开始好转, 美国学者“大熔炉”论,提倡美国文化应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因子,着意打造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于是,华裔美国女性走出了家庭,冲破中国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和种族偏见,女性主体意识不断提高,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学习,她们得到了更高的教育机会,也获得了更多的参与社会的权利, 其中不乏优秀的文学作家, 通过文学创作表达源自民族内在根源的内心独白。
作为第二代华裔女性及作家的代表黄玉雪, 创作了自己的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体现了中国的女性的勤劳正直、 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民族精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华裔女性在美国种族歧视下,摆脱了来自于父辈中国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束缚,取得社会成就的故事。正是种族要素的内部根源,社会环境的外部影响力和时代思潮的推动,使得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在主流文化中华丽转身,获得社会的认可。
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华裔美国女性文学
种族,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这种种族特性是一个民族的原始模型的巨大标志,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生命力量或原始冲动,是第一性的不变的印痕,它隐藏在这个种族的变化着的语言、宗教、文学和哲学之中,隐藏在种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8]在这种历史进程的大潮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爆发了反越战争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泛亚运动、女权主义运动,争取各种平等权利的社会活动非常活跃,在伴随而兴起各种文化思潮下,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创作,也如决堤之大坝,呼之欲出。一批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如,唐亭亭,谭恩美、任碧莲,伍慧明等,他们对华裔先辈在美受压迫受歧视的历史刻骨铭心, 对现实生活中的种族歧视了若指掌。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有着和丹纳类似的关于文学创作要素的描述,厨川白村认为,正是“主的欲望”与 “社会压迫”这两种力的冲突,才产生了苦闷压抑的情绪,[9]正是华裔美国女性作家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抑下的内心苦闷的呐喊,与 “社会压迫”成了文学艺术创造的“原动力”。
在新的时代文化思潮影响下,特别是,作家汤亭亭和谭恩美以及伍惠明在表现华裔女性美国文学创作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不同于初期的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多是自传体的写实作品,有更多虚实结合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反传统、反中心,反霸权、倡导多元文化的特点;如作家任碧莲的反本质主义和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并且,在写作手法上, 运用不同的“原型”,如“英雄”、“母亲”、“魔鬼”、“智者”、 “死而复生”、 “骨” 、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使得作品显得阴冷、多面、怪异、超凡,是古老幽灵在作家身上的还魂, 是中国 “魂”追寻中国“根”的“ 原型意象”, 是女性主义意识的“集体无意思”[10]表现。
四、总结:
华裔女性身份 篇6
这部长篇小说用江伟丽 (温妮) 第一人称的口吻徐徐道来, 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温妮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来到美国的华人移民, 她对女儿隐瞒前半生的悲惨遭遇和一个可怕的事实。她的知心好友海伦将不久于人世, 决定在死前讲出所有心里要说的话, 包括温妮刻意对女儿隐瞒的秘密。温妮对海伦的背叛非常生气, 决心把秘密告诉女儿。故事框架围绕三代女性的故事展开, 背景为抗日战争之前的上海, 温妮 (江伟丽) 的妈妈是一个资本家的姨太太, 因不堪丈夫的凌辱, 离家出走, 留下温妮被舅舅收养。温妮长大后听从舅命嫁给了纨绔子弟文富, 受到丈夫的欺凌, 在第二个丈夫的帮助下来到了美国。温妮的女儿珍珠是美国的第二代移民, 嫁给一位白人男性, 看似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一、母女身份
《灶神娘娘》与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一样都是反映母女关系, 是母亲主题和女儿主题。作者在创作中流露出自己的情感, “每部作品都是作者自我的一次暴露, 是作者的心声和情态的表露”[3]。无论是谭恩美的生活, 还是她笔下的主体和任务, 读者都可以感悟到母亲对她的影响。母亲的形象代表着古老的东方思想与文化, 特别是东方人的家庭观念。东方人历来重视家庭的凝聚力和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关系, 望子成龙是这种文化的一种重要思想, 而在西方人看来, 往往会成为干涉子女成长和生活的依据。从小接受西方教育, 生在美国, 长在美国, 处在西方文化氛围中的谭恩美, 自然和母亲存在价值观的差异。
读者从谭恩美的小说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谭母对谭的巨大影响。《灶神娘娘》这本书是谭恩美献给母亲的。谭恩美说:“发生在小说里那个人物身上的最可怕的事情, 我母亲都经历过。我漏掉了许多比我写的更可怕的事情, 我还更改并增加了很多很多细节。我母亲给我讲的一些东西太令人痛苦了, 我没办法写出来。也许最让我母亲难受的是她经历了这么可怖的生活, 却没有人同情她, 理解她。”[1]4
在谭恩美的小说里, 作为生存于“世界之间”的边缘人, 母女两代人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的母亲既向往美国的和平、富有, 又摆脱不了旧信仰、旧观念;女儿极力融入主流社会, 却由于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和偏见, 感受到自己与白人社会之间无法消除的距离。这一两难境地给她们心理上带来痛苦, 造成她们不同程度的精神或主体分裂。然而, 在找寻自我的过程中, 她们破碎的人格得以重新整合, 文化身份得以重构。
尽管是讲述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母女矛盾, 谭恩美的作品却总是以母女和解结尾, 给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谭恩美巧借母女针锋相对的冲突, 暗喻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但大团圆的结局表明作者最终选择了和解之路。谭在作品中试图将母女为代表的两种不等势力融合成两种势力相当的力量, 让它们共存于一个和谐的宇宙内, 然而在实际操作上, 一个统一的双重文化身份或许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 谭恩美在其他作品也对此提出了疑问。
二、女性身份
作为第二代华人女性作家, 在谭恩美的作品里, 女性是主角, 而男性总是处于配角陪衬的地位。“在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浸润之下, 第二代华人女性移民在思维习惯、行为举止和处事为人等方面更倾向于认同美国主流文化, 而不是传统文化。具体而言, 她们在思想观念上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自主权”[4]203。长期以来, 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属于失语、沉默的族群, 没有发言的权利和能力。客观上, 华裔女性具有双重“他者”身份———对男权社会而言, 她们是“他者”;对西方主流社会而言, 她们的“他者”地位更突出。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作家, 谭恩美从西方女权主义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旧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妇女产生的影响, 说明旧中国妇女地位低下是男权社会的文化所造成的, 女性在这样的社会中被迫保持沉默。
在《灶神娘娘》中, 温妮的妈妈是受过教育的书香门第女性, 在母亲的逼迫下, 被迫离开恋人嫁为别人的二姨太, 她最终丢弃女儿, 选择了逃离。温妮在家人的安排下出嫁, 她是抱着幻想有个幸福的家庭和丈夫结婚的, 结果第一次婚姻是伤痛, 所嫁非人。温妮及其他女性在封建的旧中国只不过是男权社会的玩物, 她们是男性的财产, 没有自主权, 遭受家庭暴力, 却求助无门。女性之间的友谊在书中具体得到了展现, 海伦与温妮患难与共, 逃离战乱中的中国。然而, 她们的逃离最终需要借助男性的力量, 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毫无权力可言。珍妮原名江伟丽, 温妮这个名字是他的第二任丈夫给她的, 象征着温妮即使逃脱了第一个丈夫的欺压, 仍然最终逃脱不掉男性的束缚。温妮的女儿珍珠是第二代移民, 受到的是美国高等教育, 说着流利的英语, 她的婚姻看似是平等的、自由结合的, 但实质上她们三位 (珍珠, 温妮, 温妮的妈妈) 的处境大同小异:她们都在承受各自丈夫的“欺辱”, 并且这种“欺辱”中除了性别因素以外还带有隐秘的种族因素。以珍珠丈夫菲尔为例, 他常流露出西方白人男性的优越感, 瞧不起岳母温妮, 认为她迷信, 感情用事。这种想法可以说是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论述在他身上的典型体现。这种“东方化”的话语将东方排斥在西方文明之外, 将它看成是个卑贱的“他者”。
三、华裔文化认同的矛盾性
从一个半世纪前美国西部淘金热吸引第一批数百名华人移民直到20世纪中叶, 中国移民一直处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 而“中国形象”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则被异化为女性和弱者。美国出生的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往往代表了落后、陈腐、专制的过去, 而西方则代表现代、先进和自由, 这种想象无疑是符合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的。然而, “尽管第二代华人女性移民在价值观念上越来越认同于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 但美国主流社会却用其顽固不化的种族歧视观念来对待她们”[4]204。这就形成了谭恩美的作品一方面追述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寻求民族认同, 另一方面隐隐含着西方对东方的优越感的矛盾的创作心理。海外华人研究专家陈志明在《迁徙、家乡与认同》一书中谈道:“在北美有许多资料显示, 第一代在本土出生的美籍华裔学生中, 有些人试图拒绝他们的华人或少数族群身份, 以便被接受为与人口占多数的白人达成平等。但当他们长大之后, 他们学会接受他们的美国化的华人身份。”[5]
在谭恩美的小说《灶神娘娘》里, 中国女性要靠受过西方教育的男性的帮助, 才能逃出不幸的婚姻。女主人公生活在中国时, 身心都处于奴役, 到美国后, 实现了本身的价值, 得到了拯救, 获得了自由。拯救温妮的男主人公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有教养的华裔美国人, 而且回到美国后成为基督教牧师。从这里读者得到的印象是西方拯救东方, 女性最终要靠男性才能获得新生, 宗教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四、结语
谭恩美作为一个多重身份的华裔作家, 以一种追求身份认同的心态创作, 描写中国, 改变了美国过去对中国人刻板的、偏见的看法, 体现了海外华人对华裔文化的认同。这一过程谭恩美对西方的霸权主义话语作了有力的反驳, 显示了觉醒的女性自我意识和华裔意识。但是谭恩美作为第二代华裔, 对于中国本身的认识基本是二手资料, 不可避免会出现对中国文化背景的误读。她所受的西方教育和生长的西方社会环境写作时会无意识用西方的优越性视角俯视中国, 在她的作品中, 女主人公只有在逃离中国后, 才获得重生, 重塑自我。
谭恩美说自己作品结构的核心是寻找平衡:“书的基本问题是平衡问题。我们生活中寻找的都分平衡在哪儿?什么使我们失去平衡?我们怎样才能恢复平衡?”[6]谭恩美以华人的中庸哲学寻求平衡, 以独特的文化经历和种族身份建构了自己的写作传统, 创造出了鲜明的华裔文学个性。海外华人从早期的文化身份的焦虑状态中解脱出来, 回归华裔文化, 在创作中寻求多重身份的平衡, 获得民族的、性别的、价值观的华裔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Tan, Amy.The Kitchen God’s Wife[M].London:Flamingo, 199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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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志明.迁徙、家乡与认同[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65.
华裔女性身份 篇7
一、女性叙述视角与女性形象塑造
叙述视角指的是作品中叙述人在作品中观察故事的角度。在华裔女性作品中大多采用多视角、多角度叙事, 从而替代了单一的叙述模式, 并且在作品中还经常出现不同视角相互转换的情况。作者希望以这种独特的视角出发, 打破男性在社会中的权威, 同时, 又希望自己在被边缘了的华裔身份当中, 诉求美国主流社会的接纳, 从而确立自己的身份, 这一愿望在其作品中通过女性形象的不断成长, 最终打破沉默, 突破自我而实现。
在作品《喜福会》中, 谭恩美主要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主体, 但书中又穿插了不同的叙述视角, 以不同的叙述声音来塑造作品中的人物, 从而使女性形象的塑造更加入木三分。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展开故事, 这种视角又叫内视角, 作用在于使读者能够更加贴近主人公, 从而引人入胜, 身临其境。当然单一的叙述视角有一定的局限性, 很难反映出不同人物的观点, 为了使作品更加鲜活, 也使作品更加可信, 作者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 来实现不同人物的心理描写, 使一个个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在作品《百种隐秘感官》中, 作者更大胆地采用了双重叙述主体不断转换的方式, 从而实现主人公的自我身份的构建。作品中的姐妹两邝和奥利维亚不断转换着叙述主题, 不断讲述各自的故事。姐妹俩的故事交相辉映, 互为补充, 不断把小说的情节推向高潮。相比之下, 汤亭亭喜欢用不同人物的声音和视角讲述同一故事, 从而使故事更加生动并能有效地激发作者的想象力。在其作品《孙行者》中, 汤亭亭不仅通过女性叙述的方式, 而且还加入了叙述者观音, 神秘的中国形象, 以及男性人物惠特曼也加入了叙述的行列, 通过两性间叙述主体的转换, 作者试图打破男性权威, 构建自己的女性族裔身份。
二、独特的叙述方式与女性形象塑造
纵观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 借助女性华裔之口而采用“讲故事”的叙述方式是很有代表意义的一个特点。美国华裔文学家们的地位由于地缘因素、性别差异、社会阶层、宗教信仰、中国传统文化、迥异的意识形态, 始终都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女性“讲故事”与女性形象。综合生理学研究显示, 女性平均一天要说2万个单词, 比男性多1.3万个单词;女孩通常比男孩先学会说话;同年龄女童的语言能力强于男童。善于言表和交流需求都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特点。身处异国他乡的美裔华人女性作家对于这方面的心理诉求更加明显, 美国作为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清教徒为主流社会的西方国家, 虽然素有文化“大熔炉”之称, 但是对于少数族裔的弱势性别群体而言, 华裔女性作家还是无法在公共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坦述个人的心路历程。随着时间的积淀, 华裔女性作家心中就把自己难以言说的个人经历融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中。根据心理学的理论, 内心中越是压抑的因素需要抒发才能使人释怀, 那么女性作家就将说话与交流转换成了“讲故事”的叙述方式。虽然华裔女性作家各自不同的困境, 但是多数女性作家都选择了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酣畅淋漓地塑造了一个个内化了作者个人经历的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灶神之妻》中的华裔女性蒋薇薇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她虽然有惨淡的坎坷命运, 可是在美国男权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 她渐渐沉默了, 就连对自己的女儿珠, 她也是有意回避自己苦难的过往。当她在前夫弥留之际, 才有勇气将压在心底的“故事”讲给女儿听, 她通过说出自己的经历, 一个具有反叛意识的正在觉醒的女性形象宛若新生地呈现出来。“讲故事”虽然讲的是过去已然发生的事情, 却能使人从当时的困难中彻底从心理层面上得以解脱, 进而释怀而且成才。《喜福会》中, 安也是一个矜持平和的女性人物, 但是当她听了妈妈讲给她关于妈妈自己以及姥姥的故事后, 果断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令与之朝夕相处高冷的丈夫愕然, 同时也发觉自己原来也可以如此勇敢。
“讲故事”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给予华裔女性作家在双重边缘身份下可以发出与主流男性作家不一样的声音;通过“讲故事”这种叙述方式来塑造女性形象更加准确生动, 因为女性作家笔下的人物多是母亲、女儿、母女关系、家庭生活等女性化题材。
三、叙述结构的混杂性与女性形象塑造
在华裔女性作家的小说中, 叙述结构的混杂性不仅表现在叙述时间上也表现在叙述的空间上。不同于传统的西方文学, 作者更多地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 章回体的小说模式, 如《西游记》《水浒传》等。这一点在谭恩美和汤亭亭的代表作中, 表现得很明显。《喜福会》全书分为四部分, 分别由一起打麻将的四位母亲轮流讲述, 分为16个故事, 16个章节, 每一个章节又构成了打麻将的一圈。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分为5个章节, 每一个章节看似一个独立的故事, 但纵观全文每个故事的脉络又息息相关, 相辅相成。正是有了这种混杂的时间、空间以及章节的套用, 才使得这些作家笔下的华裔女性更好地表现出自己所处的境界, 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 感受到这些作品中华裔女性所处的双重社会夹缝中, 在男权社会以及主流社会的双重压迫下寻找出路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身份。
在这些华裔作品的时间顺序的混杂性来看, 伍慧明的《骨》能够明显地体现这一特质。文章中第一章看似用时间表述主人公一天的故事, 但在下一章又通过回忆一下跨越到几年前。作品中大量的倒叙不断穿插, 介绍着故事发生的背景, 为主线做着铺垫。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莱拉也通过这种混杂的不断穿插的时间故事, 展开心理的不断发展, 最终演变为女性形象的不断成长。这种叙述方式在谭恩美的《百种隐秘感官》中也有体现, 两位女主人公轮流讲述各自故事, 每个故事在时间上又跨度很大。不仅在时间上, 空间上也杂乱无章, 一会发生在美国, 一会又发生在旧社会中国。这种叙述模式使得叙述结构更加杂乱无章, 情节更加扑朔迷离, 以使得一个个女性人物栩栩如生, 刻画得入木三分。
四、异化了的中国故事与女性形象塑造
华裔女性作家笔下频繁巧妙地运用了中国文化元素, 这其中包括诗歌、神话、民间故事、家庭故事、故事、文学经典等。其中神话的理解可以宽泛民间故事、传说、文学故事、寓言等。华裔女性作家对中国神话故事进行了改动和加工, 这一过程有时是随意而为。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载体的中国文化由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应用于文学作品中, 伴随着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一定的差异是合理和必然的。
在《女勇士》中, “无名妈妈”最终投入自家水井自杀, 希翼化作淹死鬼, 一个报复者, 从而可以找以前伤害过她的人报仇。中国很多传统故事中都有主人公按照迷信的说法化作女鬼突然把仇敌淹死, 实施报仇。无名妈妈的“沉默”被汤婷婷打破, 赋予她表达的机会;把她塑造成女性的道德典范, 可以和男性媲美的勇敢之躯。通过异化了的中国故事中的女性形象, 汤婷婷竭力在美国白人男权社会帮助处于劣势的华人女性翻身, 改变主流社会对华人女性的固有印象。汤婷婷还在本书中提到过“我其实是一条龙, 像母亲一样, 我们俩都出生在龙年”, 显而易见的是对“龙”这一中国故事中与男性相关联这一概念的挑战和反抗, 从而塑造出新女性的形象。华裔女性作家通过中国故事与现实对照, 创作出了一个神奇而缥缈的世界, 通过这种叙述载体承载出许多独特的女性形象。
综上所述, 不难看出, 华裔女性作家所采用的独特的写作策略, 才构建出一个又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写作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视角, 挪用和改写中国故事, 演绎美国时空的华裔生存状态, 构建新的华裔文化形象。她笔下的中国故事常常受到族裔意识与女权主义意识的重新观照, 显示其“拿来主义”的现实取向。她运用中国故事重塑华裔英雄形象, 寓言式地描述了华人移民经验的种种状况, 并以“西方梨园”的杂化意象表述她对华裔文化身份的构想。美国华裔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形成跨文化对话的空间, 展示了中国文化在西方语境的书写态势及调适策略。中国文化是美国华裔作家标榜族裔特性的一块特有的文化想象空间。美国华裔英语写作在客观上起到异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实验作用, 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境遇中的丰富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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