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外国文学研究

华裔外国文学研究（共10篇）

华裔外国文学研究 篇1

一、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译名

Chine s e Am e rican Lite rature被翻译成华裔美国文学, 这一用法主要根据英语中的语法来结实翻译的, Chinese American作为英语中的定语来修饰Literature, 一般人看到英语单词会直接翻译过来, 变出现美国华裔文学, 类似于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黑人文学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犹太人文学等。随着华裔文学作品的深入和研究, 很多在国内兴起的华裔美国研究人开始用“华裔美国文学”。Chine s e Am e rican Lite rature被翻译为华裔美国人创造的文学, 但是由于译名太长, 久而久之被人们翻译成华裔美国文学, 其实华裔美国文学和美国华裔文学都有人在争论, 但是两者又都被大多数人赞同。随着我国文化的发展延伸, 我国大多数的翻译作家都有自己的译名, 像鲁迅、余光中等我国知名作家, 在当时的年代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译名被广泛使用, 不论是美国华裔文学还是美国华人文学, 都被赞同使用, 但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美国华人文学被赞同的还是比较多的。

二、理解华裔美国作家的名字

教学我们在阅读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时, 经常记不住作者的名字, 但是简单的方法便是记住作家前面的单词, 文学研究表示, 很多华裔作家的的中文名字是用音译过来的, 音译的方式好记又方便。许多美国华裔作家也希望能用中文名字, 因为他们的祖先是中国人, 他们被第一批送往美国, 不能将自己的中文名字带到美国, 以后的子子孙孙都要使用中文名字, 其实这些人也很痛苦, 他们很希望自己能够用中文名字, 著名作家汤婷婷在《孙行者》中大量引进中国的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内容, 但是在她写里面的人名时不得不考虑中国姓氏的文化, 她在美国售书签字的时候, 在自己的书中签的是自己的中文名字。

由此可见, 美国华裔作家从心底是很希望能够用到自己的中文名字的, 也许这仅仅是她会写的几个中文汉字, 很多华人虽然去美国定居, 但是他们的美国名字仍然包涵中文的色彩, 例如Chew, 在中文汉字中是“赵”的姓氏。同样, 华裔美国历史作家Judy Yung, 他的父亲本来姓谭的, 但是他却以杨姓进入美国, 并用杨姓生活很久, 但是父亲去世之后, 就将自己的姓氏改为谭姓, 后人称他的也不一样。至于华裔美国人怎样将自己的姓氏变成中文名字的, 我们有用音译的, 也有一直流传下来的姓氏直接翻译成英文的, 有些作家对自己的英文名字并不是很讲究, 但是翻译成中文名字却考虑很久, 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之处。

三、华裔美国文学翻译中注意的问题

首先, 要多了解华裔美国历史, 尽可能多的查阅美国资料文献和参考书, 尽可能少的避免在阅读华裔美国文学中出现不必要的错误。有很多参考文献中, 很多的单词解释有上百种, 但是翻译本人要对整本书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 并且按照作者的意思进行翻译, 一个地方出现错误可能导致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都会跟着出错。例如, Burlingame Tre aty不是《柏林盖姆条约》而是《蒲安臣条约》, 仅仅一个书的名字就会被翻译出错, 一个书名的错误会是很大的失物, 美国英文单词有很多类似能够有出现错误的单词, 一不小心翻译失误, 就是闹出很大的笑话, 意思就会差出很多, 英语很多单词也有这样的翻译失误, 例如, que ue tax不是排队税而是“辫子法案”。很多语言习惯会造成在翻译中的失误, 尽可能阅读多的美国参考文献, 多了解美国的文化历史, 避免造成严重失误。

例如在《喜福会》中, 作者直接把名字用英文拼写出来, 在对整个文章翻译的时候要联系上下文的意思进行解释。“Jing like excellent jing.Not jus t good.it’s s om e thing pure.e s s e ntial, the be s t quality......”“suyuan, she says.......”。

其次, 要充分了解作者的家乡文化和语言方言。有些作家是美国纽约城市的, 英文翻译可以按照单词内容翻译, 而有些是美国某一城市乡村作家, 我们就应该阅读相关属于这个作家的家乡的作品, 作者的家乡不同, 所用一样的单词所表达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英文单词应该按照作者的家乡方言来翻译, 更能表明作者的真实想法。认真阅读原文也会对翻译有所帮助, 从原文的上下文解释中, 我们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翻译成比较完整的句子, 并能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 从翻译作者的文章中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并能更好地理解全文的意思, 只有完全掌握全文的思想情感内容, 才能更好地翻译出原来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思想。

最后, 其实华裔文学作品的翻译很广泛, 涉及到的外国文学教材也很多, 所以翻译本人不仅要对这些方面有很大的了解, 而且还要多多向更资深的老学者请教, 有很多对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颇有研究的老学者阅历十分丰富, 很多单词和意思迎刃而解, 还有就是多向一些媒体学习, 例如电视台广播互联网站等, 有时候经常出现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出现, 还有对一些华裔作品的解释, 很多美国作家的译名和现实中书中的译名还不是完全一样,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在书中获取知识, 还要懂得运用身边的多媒体科学技术, 学会多方面掌握更多的有效资源, 很多在现实中没有解释出来的, 在媒体网络上有一部分都会公布出来, 所以, 华裔美国文学的翻译是十分颇深的, 要求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在翻译每一篇的文学作品中能够不断收获更多的文学内容, 为以后的翻译做基础准备。

四、小结

综上所述, 华裔美国文学翻译中出现过很多的问题, 虽然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时间较短, 但是仍然很繁荣, 很多美国文学作品被翻译之后, 意思表达的不是很明确, 作者的译名翻译的千奇百怪, 但是根据国家的文化习惯等, 又有很多参考的地方, 很多外国文学的原著我们无法看到, 只能从翻译的文章中慢慢品味, 这就要求翻译人的个人文化知识水平。随着中国文化的强大, 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华裔美国文学也会不断有着新的变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文化也相应的发展起来, 文化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并走向世界。我国对美国文学的翻译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对于美国的一些宗教文化、爱情文化等有了进一步了解, 随着华裔美国文学的增多, 华裔作品也逐渐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也相应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本文通过对华裔美国文学翻译的研究, 进一步深入国家文化、美籍华人下的文学作品的研究。

关键词：华裔,美国文学,作家

参考文献

[1]金丽华.花木兰传奇的另类改写[J].时代文学, 2010.

[2]侯梅.回译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的应用[D].山东师范大学, 2013.

[3]吴冰.华裔美国文学中的翻译问题[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0.

[4]吴冰.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一些思考[J].作家, 2011.

华裔外国文学研究 篇2

关键词：华裔文学;美国华裔文化;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9-0029-01

学者徐颖果指出：“华裔所认知的中国文化是在美国语境中的中国文化，是既非纯粹意义上的美国文化，也非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是第三种文化——美国华裔文化。”

美国华裔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在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美国文化的种种冲击，而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相互交际影响的过程中，经交流渗透之后，融合交汇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美国华裔文化。因此，美国华裔文化既传承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又与中国文化不尽相同;既深受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又有别于典型的美国西式文化。

所以，为了铸造“华裔的美国身份”的需求，近年来中美两国越来越多关于华裔文化身份的探讨和研究;无论是在华裔文学创作，还是相关的批评领域，华裔文化身份的研究都受到了文学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而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支，华裔美国文学近年来已成为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一支独秀。[1]

华裔文学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华裔作家水仙花。对华裔文学及华裔文化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着以下三种研究方式：第一，生民视角研究，生民视角是美国华裔作家通过界定、书写和明确美国华裔的身份，以便对抗东方主义主流话语强行赋予华裔美国人的文化形象，如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华裔作家之一，赵健秀就是这种研究观点的支持者，另一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马克辛·金斯敦）创作的主要作品《中国佬》也表达了这种思想;第二，民族视角研究，后现代理论主义的发展推动一部分作家把美国华裔界定为“民族主义美国”范畴之内的少数族裔之一;第三，全球视角研究，学者们呼吁将华裔的认同问题放在国际或者全球化的语境中加以思考，如黄秀铃的《非民族主义化再反思：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亚裔文化批评》等。近年来，研究者们更呼吁将华裔的认同问题放在国际或者全球化的语境中加以思考。

如作为美国华裔作家代表之一的谭恩美，其成名作《喜福会》更“是近些年来美国华裔作家对中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的一个范本”[2]。

《喜福会》中的主人公是四对美籍华裔母女。四位母亲因种种原因，移民到了美国。出于对故乡的怀念，她们组织了名为“喜福会”的聚会，每隔一段时间轮流做东聚会。

然而，离开了中国土壤的这四位母亲，却没能在内心深处接受美国文化，反在中美双重文化的不断撞击下，发现自己变成了处于夹缝状态的边缘人。所以，要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母亲们就不得不做出“‘最优策略均衡’：一方面坚持固守并强化自己的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美国文化的刻痕在这些母亲们身上越来越深”[3]。

在发现夹缝身份之后，母亲们把希望寄托在了女儿身上：希望女儿在承袭中国传统美德和精神的同时，能把“美国的环境”和“中国人的性格”“完美地结合起来”[4]（p275）。

然而，持美国价值观的女儿们，却不断地和母亲们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其中既有女儿对母亲教育方式的反抗，也有母亲女儿婚事的介入。如果说母亲们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女儿们代表的即是在中美两种文化碰撞下产生而出的美国华裔文化。女儿们亦是艰辛的，为了适应两种文化在她们身上产生的影响，她们不得不保有“两张面孔”[4]（p274）——一张中国面孔，一张美国面孔。同时拥有“两张面孔”就意味着在两种文化的夹击下，她们经常是“看上去这样，而实际上又是那样”[4]（p289），成了表里不一的人。

因为，这些女儿们作为第二代华裔的代表，因在美国出生成长，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同化，所以他们身上带有明显的美国文化特征和西方价值观念，甚至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主导着第二代华裔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导致他们理解与认知的实际上是从美国文化视角所接受的中国文化。

如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创作的作品《女勇士》中，就出现了将花木兰和岳飞的故事相混淆的场景，这即是体现了第二代华裔对于中国文化记忆的混乱与误读。

华裔自从离开中国，就已从自己本身的中国原文化中被连根拔起，但如果被拔起之后却不能在美国的异文化土壤中接受移植，华裔和华裔文化就会因无法寻到自己的“根”而导致枯萎。因此，美国华裔文化既要适应美国异文化的土壤，不能水土不服;同时又要延续自己本源文化的优势，如此方能达成两种文化在自身的融合，而不至于在文化归属性上缺乏明确指向，同时被中美两种文化都排除在外;不至于在探求自身主体性时感到迷惘，觉得无论中美哪种文化都是自己的桎梏，从而被压抑在中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无法成长。

因此，为了生存与发展，两种文化在冲突之后，开始达成了彼此之间的一些理解：如母亲孙林冬从完全不同意女儿与美国人结婚、到后来也接受了女儿的第二次婚姻仍然找了个美国人作丈夫;同时，女儿钟韦弗利亦愿意开始了解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愿和母亲“把所有分歧都抛在身后，一起登上飞机……从西方飞向东方”[4]（p196）。

“从西方飞向东方”，暗示了中美两种文化在冲突和交际之后，开始了它们的融合。

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文化传播越来越快捷，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普遍。在美国，美国文化受美国华裔文化的影响出现了文化的双向转移，即不仅是从美国到中国，同时还有中国到美国的影响。因此，华裔文化在美国的发展，亦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程爱民，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J].国外文学.2001年03期.p.86-92

[2]程爱民.论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阶段和主题内容[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年06期.p.50

[3]易红.《喜福会》中文化身份寻求的博弈论解释[J].电影文学.2009年18期.p.107-108

华裔外国文学研究 篇3

华裔美国文学领域是一个由于越界引起的文化交叉重合地带。越界是指跨越族裔、国籍、疆域、文化的界限, 是华裔美国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作家的生存现实和族裔经验决定了文学视野中的诸种越界。因为错位, 所以越界, 然而一次越界并非一蹴而就, 越界可以导致另一次错位, 所以跨越无形疆界的华裔作家们, 游荡在“错位与超越”之间, 他们在越界中想象着、建构着、创新着;在越界中对话、游移疏离、放逐;又在越界中回归:他们越界着, 但从不曾远离文学之心。越界对于他们来说, 是需要亦是趋势。可以说, 华裔美国文学一直在越界中成长着。

鉴于对中美文化的亲缘性和不可剥离性, 华裔美国文学既隶属于美国文学一支, 可以说又属于世界华人文学的一支。华裔作家具有自身多元文化中成长这种独特的人生体验, 他们的作品切入成长生活历程的角度与本土作家不同, 注重“民族”“历史”“文化”等互有联系的成长记忆与命运的书写, 形成了与中国本土文学与其他地域的华人文学相异的生存空间与独特内涵。因此, 因华裔美国文学的独特性, 必然不能将其纯粹当做中国文学或者美国文学来解读与教授。本文从华裔美国的“越界”特点出发, 对华裔美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作出探讨, 并提出有意义的几点建议。

一、重视华裔美国历史与文学史的互动与改写

华裔美国文学是特殊地域、历史、文化的产物。它源于美国的华人移民, 其生存状态与美国移民需求, 美国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关系等对华人政策的变化、中国当局形势, 以及华裔移民本身等有重大联系。华裔族群的刻板印象如黄祸, 陈查理, 模范少数族裔等正是主流不断类型化, 本质化, 妖魔化而建立起来的。其作品中反映的“单身汉社会”“契子儿子”“洗衣店”恰恰是华裔移民悲壮的移民史。在刻板印象 (stereotype) 的形塑和规范下, 亦即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凝视 (gaze) 下, 华裔的“他者” (other) 形象被持续建构中, 华裔族群历史遭到灭迹, 属于华裔的文化生存空间不断被加以限定。华裔作家们不断笔耕讨伐, 冲破主流的书写疆域, 反抗主流, 为建立华裔族裔性而不断尝试。

利用书写的越界, 华裔作家们质疑了既有的规范, 改变了既定的主流秩序, 否定了不公平的现状, 同时更挑战了权威, 打破了原有的观念;这种反抗带有建构性:“逾越是跨国由戒律或法律或传统设下的疆界或界限, 是违规或侵犯。不过逾越不仅如此而已, 逾越是宣告甚至赞扬戒律、法规或传统。逾越既是否定也是肯定的深刻反省的行为。”所以, 越界既是“否定的政治” (politics of negation) , 也是一种“肯定的政治”。在破与立之间重建文学传统 (canon) , 回归自我, 回归到真实的不被扭曲的文化经验中。所以, 可以说华裔作家们给美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欣赏视角, 新的写作范式。所以, 在华裔美国文学的教学中, 应注重对移民历史的理解, 关注作家们如何逾越传统, 对主流刻板印象进行批判。

二、应注重华裔美国文学的多重“越界”研究

纵观华裔美国文学, 不乏形形色色, 鲜明的人物形象, 从具有深厚血脉、共同拥抱美国的刘裔昌父子, 到自我奋斗, 从唐人街走出来的《华女阿五》, 从声声呐喊“哎咿”, 追逐“亚裔感性”和“关公传统”的《唐老亚》到群鬼中经历勇士般成长历练的《女勇士》;从孤独地在黑人社区饱尝暴力洗礼, 用自己的意志和智慧确立身份的《中国崽》, 到自归犹太教, 在多种族社区悠然生活的梦娜;从为美国梦历尽艰辛的《典型的美国人》, 到回归唐人街, 以影像摄取成长创伤性经验的混血儿的《脸》……展现了百年华裔族群的生活面貌和成长姿态, 为我们近观个体生存境遇, 远观族群整体精神和现实生活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史诗诗歌的诗歌集。歌者何以吟唱, 以何吟唱, 令我们关切和深思。为其命名, 讨论其价值和意义是研究者们的兴趣, 为其注入学理性的滋养液更是学者们乐意而为之的。

在研究视角上, 在文学研究维度的越界涵盖了研究方法的越界, 研究视角的越界, 研究目的的越界。学者们尝试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不同的学科研究之内, 扩宽了研究的视野。与海外华文文学一样, 华裔美国文学用饶芃子教授的话说, “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 本身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它的方法论系统也应该是开放的、立体的、多层次的”[1]。在研究方法上, 除了文学研究方法之外, 文化研究、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非文学研究方法也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探讨与教学中得到了应用。所以, 在教学中, 教授者也应具备扎实的批评功底和良好的批评视野, 积极利用多种研究方法写入分析, 如女性主义, 后殖民主义, 生态美学、文学伦理学等研究角度与方法, 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这类文学作品, 合理利用批评资源。

研究者与教学者应以越界的姿态, 开放的视野审视、赏析与批评华裔美国文学。文学研究的越界不单指跨越民族国家区域和文化身份的界限, 也指跨越学科、文化、方法、视野的边界。同时更是超越文本, 进入社会及历史现场, 回到文化或文学产生的场域。当疆界消失在无国界的文学殿堂和学术世界中, 学者可以随意选取适合的理论, 挖掘文学的精粹之时, 便是真正自由的学术巅峰。同样, 文学创作中, 我们期待华裔美国作家们, 能像犹太裔美国作家一样, 在美国主流文学中, 自由徜徉。

三、注重解读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美学“越界”

越界从华裔美国文学一开始就存在。华裔作家梁志英 (Russell C.Leong) 的创作理念和作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众多华裔美国作家。他在谈到自己创作的时候曾说过:“我本人试图创作的任务和形象也跨越东西方、跨越国界、跨越文化, 有时候甚至跨越性别。我们都是文化边界的闯入者。”[2]以作家本身多元文化成长成熟这种独特的人生体验, 他们的作品切入成长生活历程的角度自然与本土作家不同, “民族”“历史”“文化”等互有联系的成长记忆与命运的书写, 形成了与中国本土文学与其他地域的华人文学相异的成长空间与独特的美学内涵。因此, 应注重解读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美学“越界”。

“越界”一般指跨越地理上的疆界, 所以旅行是越界的具体表现, 因为跨越地理上的疆界, 带给旅行者许多不同的见闻, 因此也使旅行者跨越了心理思维这个抽象的界域, 而使过去固守的思想有了游移改变的可能[3]。华裔美国文学中的越界并非只是地理上的指涉, 空间上的移动在文学作品中, 更有指涉心理空间的意味。在一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 文化、知识讯息急剧流转, 空间的位移, 记忆的重组, 族群的迁徙, 以及网络世界的游荡,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经验的重要面向。丰富的文化经验与复杂的思想, 多样的人生体悟和生存际遇, 使得心灵的越界成为可能。所以, 跨越的边界包括了作者及文学作品主人公的身份和族裔的越界, 文学作品的语言与文化的越界, 文学体裁 (文体) 的越界, 文学叙事视野的跨界 (中国叙事, 埃及等) , 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越界;文本中如此岸与彼岸的越界;时间与空间的越界, 文本空间与记忆空间的越界等文学视野中的越界。

这种美学越界也包括文学语言的越界。华裔美国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背景, 使得这些作品中夹杂了复杂的中文音译、方言、俚语, 拼凑成多种文化风味的洋泾浜式文体与语言, 成为美国少数族裔和中国文学范畴中特别的一类文学范式。与第二代移民不同, 第一代华裔移民并非习得英语, 而是在母语影响下不断地学习和使用英语, 所以其英语中难免夹杂了中式思维与表达。但这也产生了翻译的诸多出入, 例如, 对人名与书名的翻译, 如“Frank Chew Chin” (赵建秀) 和“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父亲和裔昌) 等;方言如对于汤亭亭《女勇士》中“Ho Chi Kuei” (好似鬼) “Gum Sahnhock” (金山客) 的理解与翻译[4]。所以, 对多语种与方言的识知与把握对于研习和教授华裔美国文学来说是颇有裨益的。

相对于中国内地的作家而言, 包括华裔美国作家在内的海外华人作家更多地出入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空间, 做多种可能的越界正是他们拥有多种资源的文化生存状态的产物[5]。这决定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可读性是非常强的, 其美学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状态, 其想象空间不断拓展, 这也意味着这种文学具有宽阔的想象空间。从而, 对于其教学与研究, 更应专注于对其开放性的把握和处理, 以更高的眼界驾驭、驰骋于华裔美国文学的疆域之中。

四、文化的误读——文化的交叉, 变异与融合

华裔美国文学与中美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紧密相连。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接受者在理解异质文化时, 因“文化过滤”而导致的“文化误读”成为了跨文化、文学交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论》中对文化误读进行过相关论顺, 概括而言就是:文化交流活动中由于文化过滤的作用, 而导致发送信息的减损和接受者文化的渗入, 从而造成影响误差, 即文化误读。文化误读从后果来看, 可分为积极误读和消极误读。如汤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曾针对美国主流媒体对其作品的种种消极误读, 在其文章《论美国书评家的文化误读》 (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 中进行了批判。这种误读包括对华裔美国作品刻板印象式的误读和对华裔美国作家 (美国人) 身份的误读:在美国白人眼中, 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往往充满了东方情调, 反映了神秘的异域风情, 是满足某种文化猎奇心理的读物, 对其解读也充满了殖民主义的陈词滥调。一些美国评论家将华裔仍当成“外来者”的态度, 宣称汤亭亭是个中国妇女, 也让汤亭亭颇感焦虑。她声称自己是一个华裔美国女性, 一个美国作家, 并在《女勇士》 (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1976) , 《中国佬》 (China Men, 1980) , 《孙行者》 (Tripmaster Monkey:His Fake Book, 1989) 等自己的作品中, 反抗文化误读和误解, 声呐和争取华裔与其他少数族裔一样的合法公民身份。

文化误读又可分为有意识误读和无意识误读。因居住美国, 对中国文化了解有限的华裔美国作家与本土作家不甚相同, 他们的文章对中国历史、文化往往有着偏差与误解, 造成了无意识的文化误读, 有意无意中可能会迎合西方的猎奇口味。然而, 我们在研究与教学的过程中, 更应该重视另一种有意识的, 积极的文化误读。这种改写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改写, 也有对外国文化的改写, 如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对花木兰从军的改写, 在《女勇士》中对鲁滨孙漂流记的改写。这种积极的文化误读是华裔作家们对文化有目的的挪用和改写, 用以挑战权威和消解中心, 对建立华裔话语权有着积极的作用。

纵观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史,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流变之后, 这个有着多重越界色彩的族裔文学在90年代走向了繁荣和成熟:它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文学的艺术经验, 另一方面有不断谋求着主题意蕴的深入和扩展, 以及叙事表达的创新, 最终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 族裔特色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格调, 与其他民族文学的相互辉映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华裔美国文学体现的主要是华裔移民的人文状态, 其对人生、世界、信仰等深刻的反思皆是源自对人性的理解与关怀。所以, 在解读与研究时要始终带着一种学理的冷静与对文学与人生的宽容心态, 内心应存有一份理解, 一份真诚。

关键词:城市小学生;春节;压岁钱;理财

过春节发压岁钱是一种民俗, 伴随春节的产生而产生, 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最初是基于“压祟除邪保平安”的目的, 又因“祟”与“岁”谐音, 而称为“压岁钱”了。

压岁钱由压祟除邪的作用演变成对儿童的新年馈赠, 后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 压岁钱由铜钱而纸币, 由小额纸币而大额纸币, “钱”的分量越来越重。

一、分析

1.压岁钱的流向

经调查结果显示, 压岁钱总数多的达1000元以上, 少的只有100元, 数目差距很大。那么小学生的这些压岁钱是怎样花的呢?其中用压岁钱买一些书籍和学习用品, 其余的交给父母的人数较多, 占了总数的38%;把压岁钱存入银行的只有8%;买一些时尚衣服的同学占了9.8%;泡吧上网占了总数的19%;买零食的占了7.6%;去麦当劳和肯德基消费的有5.2%;用于交学费的占8.6%, 其他占3.8%。

在压岁钱该如何使用最有意义这一

参考文献

饶芃子, 李亚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反思与拓展——与饶芃子教授对谈[J].学术研究, 2003 (8) .

张子清.与梁志英对话:我们是文化边界的闯入者[N].文艺报, 2002-6-25:4.

王德威, 季进.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

吴冰, 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华裔外国文学研究 篇4

[关键词]华裔文學；审美特征；个人自我；群体自我；女性言说；文革叙事

[作者简介]郑海霞，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当代出版与美国华裔文学畅销书的审美特征研究》，编号2014-ZC-007。

文学作品是人类精神的瑰宝，它以多样的形式、艺术化的语言、多彩的风格表达作者独特的社会体认和独属的思想情感，唤起他人美感，给他人艺术享受，吸引着无数的爱好者。千百年来，对文学的讨论和研究可谓卷帙浩繁、数不胜数，总的可以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主要置于作家的生活环境和创作环境研究范式，内部研究置于文本本身的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范式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学传播媒介的不断更新、文学形态的不断变化，已经不能满足受众对文学的全面理解和定位。于是，近年来学界对文学的探讨转向以往作为文学传播功能的媒介——期刊、出版机构和电子媒介等视角，全面梳理它们对文学审美、立场、表现形式和意义的主体性建构作用，深入探讨现当代社会的技术革新、全球文化资本和出版机构的商业诉求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相互交错的动态博弈关系，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视界和场域。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上，讨论中国文学居多，当然也不乏一些讨论西方文学的著述。微观层面上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所以，从出版视角探讨美国华裔文学的审美特征和意义价值的建构，将进一步丰富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成果，给人一种别样的阐释和解读。

一、出版机构对美国华裔文学的制约

在市场经济主导机制下，出版机构首要关注的是生产图书背后的利润，它们结合现代报刊、书评和电子媒介的宣传竭力打造畅销书以迎合当代受众的阅读口味和阅读形式。美国的《出版商周刊》每年都会对全球畅销书，特别是美国畅销书及全球50强出版机构进行排名，这成为全球公认的权威图书评价机构，极大地影响着受众的阅读选择和出版机构的选题策划。因此，文学审美性与出版消费性、作品个性与出版文化工业性、文学风格多样性与出版趣味偏至性之间的张力关系构成了当代文学与出版之间的关系实质 。

汤亭亭、谭恩美的作品进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之列开启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繁荣景观，但读者发现贯穿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一条显性的主线是讲述中国故事，特别是讲述传统的、色彩浓郁的中国故事。这些作品对再现传统中国的偏爱并不仅仅源于海外华裔对其故国一种浓烈的、情感上的依恋之情，而是源于其背后隐匿的强大阅读期待及其出版机构瞄准的强大图书市场和可观利润。因此，美国华裔文学的传统中国主题不仅仅是作者表述自我情感、关怀族类生存状态的自由选择，而是在市场压力下作者—出版机构—读者之间的互动结果。

荣登美国畅销书之列的佳作《女勇士》，最初是以《鸭仔》为名摘要式地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故事背景原初设置在美国，在读者中反映平平。后来汤亭亭对手稿进行了修改，把故事背景转移到中国，根植在中国奇幻传说和神话中，附带性地描写了唐人街的华人生活。该书一出版在美国读者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得到了文学评论者的关注，斩获了美国图书多项大奖，进入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经典之列。不可否认，《女勇士》的大获成功有其独特的艺术性，但众多批评者之一李磊伟认为：“在我看来，《女勇士》把故事背景从正常的美国社会转移到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这是汤亭亭为了出版对手稿进行有意识的艺术修改。”[1]另一位以细腻描摹母女关系而广为人知的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几部作品也荣登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特别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的最新力作《沉没之鱼》，以对东方异域异灵冒险的精妙描写而甫一问世便受到读者青睐。因此，美国出版社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下着力打造畅销书系列，它们顺势限定了美国华裔文学讲述某种特定类型的故事，形成了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两大叙事传统——民族志叙事模式和“忆苦思甜”叙事模式，这样能够满足美国读者对中国文化“奇观”的消费心理，创造华裔图书销售的佳绩。

对华裔这种讲述故事的限制可以追溯到1887年李恩富出版的自传，也是洛斯出版社的定制稿《我的中国童年》，还有《华女阿五》的原稿被编辑删除了三分之二的“个人化”内容。近年来，随着华裔文学多元景观的呈现，一些华裔作家力图突破既定的叙事模式，着力表现当代中国的风貌、社会的转型和变化。如郭亚力《中国戏剧》描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但美国出版商认为没有市场而拒绝出版，最初只能在香港出版。而描述“文革”类题材的小说却成了出版商的新宠，如哈金的作品和严歌苓的作品。满足读者特别是美国主流读者对中国文化景观的审美需求成了各大出版商的选择和归宿。在谭恩美的访谈中也提到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都认为没有人愿意阅读（美国华裔）故事，文学杂志也有如此看法。我收到文学杂志的来信，都是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更愿意看到你写更有异国情调的作品’。这话是《巴黎评论》编辑部说的，我现在还保留着这封信。”[2]

二、美国华裔文学的审美特征

在商业利润诉求的时代，出版商的主旨不再是创立一个有个性的、独特的、有价值的书写传统，而是依赖一些营销策略使之出版的图书挤进排行榜，增大在全球的销量，从中赢取可观的利润。图书生产也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一种可以预先策划的、可控的商业行为：先有出版社谨慎选题，以一种主题先行的方式确定其基本格调和整体框架，然后才付诸操作。受制于美国畅销书机制的制约，华裔作家在这样的文学场也迫不得已选择先成名再寻求创作艺术上的突破，其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模式化的审美取向。

1. 以个人自我来表现群体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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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作家以自传安身立命，但这些传记的传主都是华裔普通人，而不是传统名人。不难理解的是，我们通过阅读名人传记可以丰富知识、激发志气、完善人格、增强勇气、树立理想，而美国读者则喜闻乐道无名气的普通华裔自传，显然他们的兴趣不是去了解那个普通的传主，而是其自传中所展现的“群体自我”——与自己的阅读期待相吻合的中国文化。对于名人传记和华裔传记，布莱恩·尼亚（Brian Niiya）给出了独到见解，提出了“群体自我”的概念，认为“名人传记所表现的是‘个人自我’，而普通人自传表现的则是‘群体自我’。这类自传之所以得到出版并有人阅读，可以推定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自传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自传的作者，而且能够从中了解作者所属的群体。”[3]

美国大量的书评几乎都在宣扬和肯定华裔作品能为美国读者提供别样的异国文化，打开了解异域的窗口，满足了他们对他国文化的幻想，确定了他们对自我文化优越感的臆想。从华裔早期作品《华女阿五》到庄华的《跨越》、汤亭亭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再到最近涌现的谭恩美新作《接骨师之女》等自传体小说，都浓墨重彩地描写母亲们竭力逃离灾难频繁的中国和她们如梦魇般不堪回首的过去，以及这些母亲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化而成为保护它的卫士和新一代华裔所承载的多方不公及压力。同时，伴随着故事主线的推进，这些作品也对中国独属的文化现象，如五行说、鬼神说、占卜论、宿命论、家族理念、儒家思想、饮食习惯等进行细致描摹。这些元素弥漫在人物故事中与故事主线交织成神秘而独特的中国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诱使他们去探寻打开这些谜团。同时，这些自传的同质化描写也体现了整个美国华裔的生存状态，使华裔作品“忆苦思甜”式的叙事模式成为美国华裔自传文类书写传统或者是叩开美国文学殿堂之门的必由之路。

尽管普通华裔的传记类作品在美国读者中反响热烈，却很少有读者和评论者对该类作品的艺术特性进行点评和探讨，也很少有读者花心思去了解传主们不同的人生遭遇和人生诉求，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超越其传主个人之上的他国文化的神秘和诡异。

2. 女性言說

华裔女性文学创作是美国华裔文学的重头戏，掀起了华裔作品的阅读与研究热潮，为族裔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及美国文学多元景观的呈现作出了贡献。其中享有名望的华裔女作家有汤亭亭、黄玉雪、谭恩美、庄华、任碧莲、伍慧明和邝丽莎等，阅读她们的代表性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个醒目的特征——从女性视角以女性故事为主线，通过改写男性叙事模式，取中西故事之精华，融中西叙事之策略，打破女性之沉默，从自己的立场去讲述自己的经历，发出不同于男性的声音，表达出女性的需求。这种讲故事的特征我们称之为“女性言说”。

美国华裔女性作品顾名思义是主要展现美国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理想诉求，但我们却发现这些作品着力渲染的女性经历不是根植在当代中国或美国社会，而是母辈们移民前的近代战火频繁的中国或古代中国。这些作品通过女性言说着力鞭挞的不是来自主流社会的不公和歧视，而是来自华裔内部的性别歧视和中国顽固的传统与习俗对女性的身心摧残。位于华裔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和《造神之妻》都是以从未真正体验过当代中国华裔女儿的视角来叙述她们母亲移民前在内外交困的中国所遭遇的不幸和压迫，而《通灵女孩》更是把浓厚的悲剧色彩定格在太平天国时代，另一佳作《接骨师之女》再次以她罕见的才华讲述了大半个世纪前中国文化的神秘莫测——中国医生利用人骨特别是在北京洞发现的人骨做成膏药来治愈骨裂和骨折，并详细刻画了祖母人生之悲悯，这本书再次荣摘畅销书之名。开启华裔女性作家成名之路的第一人汤亭亭，她的《女勇士》被贴上自传体文类，讲述的是华裔小女儿在唐人街的成长故事，但本作品由五章构成，作者却花了四个多章节的篇幅讲述中国的神异鬼怪、民间传奇、仙风道骨等。就连仅拥有八分之一华人血统，新进华裔畅销书之列的作家邝丽莎的作品《雪花与密扇》《上海女孩》《恋爱中的的牡丹》都是着眼于旧中国女性命运之多舛的刻画，加之对旧事奇物的描摹，其作品在外国读者眼中具有不可小觑的魅力。

这些控诉中国之陋习的作品深受美国读者或西方读者的喜爱，除了其作者独特的艺术建构能力，也与符合美国读者对中国模式化的期待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汤亭亭的《中国佬》与《孙行者》在讲述故事的艺术上要超越她的成名作《女勇士》，但探讨的主题转换到种族问题，它们的销量始终无法企及前者。根据《出版商周刊》，谭恩美作品的销量排在华裔作家之首。究其原因，消费时代图书出版遵循的生产逻辑——读者期待—图书策划—作品本身等各种文学场权力因素的斗争与协调铸就了华裔女性文学的审美取向。

3.“文革”叙事

比较有影响力的华裔其他作家赵健秀、李健孙、徐中雄通过塑造具有阳刚之气的男子汉形象来对抗阉割华裔男子的西方话语，改写他们在“他者”心中的模式化形象，重新建构华裔男性的主体性。尽管他们的这种努力得到众多华裔男性的支持，但他们作品的销量远远不及汤亭亭、谭恩美二人，无法问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而能进入《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另一类华裔作品都是以“文革”为题材。其中，哈金当属美国文学界最受欢迎的华裔作家，几次问鼎标志着全美小说成就最高的专项奖——福克纳奖，几乎可以堪比俄裔作家纳博科夫，其小说销量在全美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几乎得到全美评论家一致赞扬，最近也获得国内学界的一定认同。除了哈金简练的文风，对细节几乎记录式的白描，用想象连接细节之间的轻盈和按照故事逻辑发展选择细节的创作能力，他创作的源泉和书写主题——心灵深处的“文革”记忆和创伤体验吻合美国读者对中国独属的文化现象。丹·施纳德在对哈金《等待》的书评中尖刻地说：“是所谓的PC（Political Correctness，即政治正确）导致了哈金这样的Hack Writer得宠”。兰登书屋的封皮设计也颇能说明问题：红色做底暗示了共产主义和朱红宫阙，垂下的大辫子让人无端地想起中国妇女的贤良淑德。这种异国情调是全书的最大卖点（至少对于一般读者）。正如丹·施纳德讽刺说：“如果该书的背景置换到芝加哥，这个故事就会毫无看头。”

以“文革”为题材在美国文学界颇受好评的还有闵安琪、严歌苓两位作家，她们从女性的视角融中西叙事之技巧批评和反思故土文化。黄哲伦不惜扭曲《花鼓歌》的时代背景追赶风头正劲的“文革”题材潮流以期在美国文学市场引起更多关注，结果好评如潮让他名利双收。所以，文学场中各种权力因素的交叉作用使“文革”叙事成为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又一大特征。

[1] Li，David Leiwei. Re-presenting The Woman Warrior[A]. Critical Essays on Maxine Hong Kingston[C]. ed. Laura E. Skandera - Trombley. New York：G. K. Hall & Co.，1998：200.

[2] Jen，Gish. Interview by Rachel Lee[A]. Words Matter：Conversations with American Writers[C].ed. King-Kock Chueung. Honolulu：Univeristy of Hawaii Press，2000：227-228.

[3] Niiya，Brian. Asian American Autobiographical Tradition[A]. 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A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Arts[C]. ed. George J. Leonard.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99：429.

透视华裔美国女性文学 篇5

关键词：创作动因,时代,种族,环境

美国主流文学从殖民地时期已经走过近四个世纪, 华裔美国文学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 然而其中的华裔美国女性文学虽然起步较晚, 却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多变的写作手法, 在美国主流文学的舞台上粉墨登场。

回溯华裔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亚裔作家伊迪丝. 伊顿独角书写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多层面,多声道的撰写;首先,唐人街女作家黄玉雪作品在二战末期闪亮登场,随后七十年代唐亭亭作品,八十年代的谭恩美,九十年代的任璧莲、伍惠明。 使人情不自禁要回望历史,从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淘金时代华人移民大潮到二十世纪初期华裔美国女性文学之滥觞,这期间为何难寻华裔美国女性文学之踪影?华裔美国女性文学有着独特的女性特点,那么,什么因素是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推动力?

一、华裔美国女性文学的创作动因

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H.A.Taine)在他《艺术哲学》 中提出关于文学艺术发展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学说,[1]即文学创作决定于时代、种族和环境。丹纳的所谓环境,既指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也指社会文化观念、思潮制度, 包括国家政策、政治斗争、宗教信仰等等社会环境,。因此, 接下来考证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种族和环境要素。

1、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社会时代背景-反华势力禁止女性入境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最早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 多是开发美国西部的男性劳工。因美国社会排华势力-美国资本家、政客、种族主义者和白人劳工,不仅排斥华人劳工, 也禁止中国妇女入境。按照学者乔治.佩弗尔在他的《假如他们不把妇女带来——排华之前的华人妇女移民史》书中所述,“假如他们不把他们的女人带来”,不繁衍后代,美国就永远有可利用的“廉价劳动力”来源。[2]从1875《佩奇法》 到1882的《排华法案》及1888年的《司各特法案》 可以看出当时美国排华势力的丑恶嘴脸,禁止所谓“妓女” 的华人女性进入美国。其实是以此为借口,阻碍中国妇女和劳工的妻女的移民。

中国妇女不仅在移民政策上受到的极大歧视和排斥,而且在入境前的“天使岛”滞留审问期间,更受到非人的待遇, 她们与一起来的丈夫或父亲隔离或被遣返。

2、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种族要素-种族主义、性别歧视

丹纳的种族指的是种族特性,它来源于天生的遗传性, 是一个种族区别于其他种族的独有特性,这是一种不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发展变化而改变的原始印记。[3]美国自称 “大熔炉”, 指的是单向的“异族同化”。而自称 “Chinaman” 的华裔具有中华民族异乎寻常的勤奋、勇敢、吃苦耐劳和温和、善良、恭敬、忍让的优秀品质。正是内在的这些优秀品质, 使得中国劳工在美挖矿井和修铁路中任劳任怨,却被白人工人认为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而遭受仇恨和排斥。

排华媒体或甚是美国作家,对华人的形象已经完全的程式化。如反华的旧金山报界,把男子定性为“苦力”,把华裔妇女诬蔑为“妓女”。[4]

3、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环境—边缘化、夹缝生存

对于在美的中国移民女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期,她们多是劳工、农夫、厨师的妻子和经营洗衣店、中餐馆的妻子。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管理家务。[6]由于当地白人排华和种族歧视,她们的活动范围被局限于唐人街或华人居住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主流社会反华势力情绪高涨,种族歧视大行其道。在美华裔妇女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不仅如此,而且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或居住区,仍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氛围”—以男权为中心的男耕女织的家庭观念,女性生存的意义限制为妻子、母亲的角色。并且在美帝国主义霸权势力下,美国当局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压迫弱势的华裔族群,在文化上,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偏见的“东方主义”、种族霸权主义。

因此此时,在美国主流文化里,华裔美国女性文学还不存在发展的任何要素, 无论时代、环境还是种族,此时的失声状态,也正是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1984)的“话语”与“权力”理论的佐证。

虽然被后来研究者称为北美亚裔女性作家第一人的埃迪斯. 伊顿(Edith Maude Eaton), 在1989到1913年,以“水仙花”(Sui Sin Fa)的中国人身份发表大量短篇小说,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拾零》 (1909) 和《春香夫人》(1912) 。但是,作品没有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也不可能在霸权主义,种族主义横行和排华的思潮的主流美国文化下引起注目。 在1914年伊顿英年早逝后, 作品便无人问津,61年后,直到1975年才在《哎呀!美国亚裔作家作品集》确定了伊顿在华裔文学史上的先驱地位。

二、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华裔美国女性文学

在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因素中,种族因素是内部根源, 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的推动力量。[7]因此,种族、 环境、时代三者是一个整体,制约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影响着文学创作的走向。所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二战末期, 美国对华移民政策改善,美国大众对华裔的态度开始好转, 美国学者“大熔炉”论,提倡美国文化应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因子,着意打造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于是,华裔美国女性走出了家庭,冲破中国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和种族偏见,女性主体意识不断提高,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学习,她们得到了更高的教育机会,也获得了更多的参与社会的权利, 其中不乏优秀的文学作家, 通过文学创作表达源自民族内在根源的内心独白。

作为第二代华裔女性及作家的代表黄玉雪, 创作了自己的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体现了中国的女性的勤劳正直、 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民族精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华裔女性在美国种族歧视下,摆脱了来自于父辈中国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束缚,取得社会成就的故事。正是种族要素的内部根源,社会环境的外部影响力和时代思潮的推动,使得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在主流文化中华丽转身,获得社会的认可。

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华裔美国女性文学

种族,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这种种族特性是一个民族的原始模型的巨大标志,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生命力量或原始冲动,是第一性的不变的印痕,它隐藏在这个种族的变化着的语言、宗教、文学和哲学之中,隐藏在种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8]在这种历史进程的大潮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爆发了反越战争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泛亚运动、女权主义运动,争取各种平等权利的社会活动非常活跃,在伴随而兴起各种文化思潮下,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创作,也如决堤之大坝,呼之欲出。一批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如,唐亭亭,谭恩美、任碧莲,伍慧明等,他们对华裔先辈在美受压迫受歧视的历史刻骨铭心, 对现实生活中的种族歧视了若指掌。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有着和丹纳类似的关于文学创作要素的描述,厨川白村认为,正是“主的欲望”与 “社会压迫”这两种力的冲突,才产生了苦闷压抑的情绪,[9]正是华裔美国女性作家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抑下的内心苦闷的呐喊,与 “社会压迫”成了文学艺术创造的“原动力”。

在新的时代文化思潮影响下,特别是,作家汤亭亭和谭恩美以及伍惠明在表现华裔女性美国文学创作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不同于初期的华裔美国女性文学,多是自传体的写实作品,有更多虚实结合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反传统、反中心,反霸权、倡导多元文化的特点;如作家任碧莲的反本质主义和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并且,在写作手法上, 运用不同的“原型”,如“英雄”、“母亲”、“魔鬼”、“智者”、 “死而复生”、 “骨” 、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使得作品显得阴冷、多面、怪异、超凡,是古老幽灵在作家身上的还魂, 是中国 “魂”追寻中国“根”的“ 原型意象”, 是女性主义意识的“集体无意思”[10]表现。

四、总结:

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解析 篇6

一.华裔美国作家和作品

华裔美国作家是美国社会的一分子, 他们的语境在美国, 他们生活在美国, 他们的读者群主要在美国, 因此他们作品的呈现方式美国化是必然的。无论用英文或中文写作, 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也没有弘扬中国文化, 正如成就斐然的华裔美国作家Maxine Hong Kingston (中文名汤亭亭) 所言:“实际上, 我作品中的美国味儿要比中国味儿多得多。我觉得不论是写我自己还是写其他华人, 我都是在写美国人。……虽然我写的人物有着让人感到陌生的中国记忆, 但他们是美国人。再说我的创作是美国文学的一部分, 对这点我很清楚。我是在为美国文学添砖加瓦。评论家们还不了解我的文学创作其实是美国文学的另一个传统。”[Paula Rabinowitz, “Eccentric Memories:A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eds.Skenazy, Paul&Tera Martin (Jackson“UP of Mississippi, 1998) 71-72]。

虽然作为美国人, 他们不可能以中华文化为依归, 但另一方面, 华裔美国作家与生俱来的中国血统和长辈潜移默化中传授给他们的中国文化, 又使他们看待中国的视野、观点和传统的西方人有所区别, 他们习惯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 在作品中大量借用或演绎中国的神话、传说, 展现汉语拼音、文物、叙述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 乃至思维方式等。他们之所以喜欢选择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题材, 一方面华人血统使他们对中华文化有着一定的兴趣,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他们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同时, 生活在多元的美国社会, 他们希望以自己特有的身份, 特有的书写内容和方式赢得话语权, 另外, 多元化的美国读者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感到很新鲜, 这样, 他们的作品能吸引大批读者, 促进自己的创作。

二.华裔作品特点分析

华裔作品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借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历史故事、传说等, 而事实上, 他们作品里的这些中国文化许多都是演绎品或象形杜撰的, 如汤亭亭在《孙行者》中大量引入《三国》、《水浒》中的人物, 她把关云长写成了关长云 (Gwan Cheong Wun) ,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成了“Ku San the Intelligent”, 让唐三藏对孙悟空说“我敢打赌你翻不出我的掌心”等;赵健秀把《水浒传》看作是《三国演义》的续编, 并认为两部作品反映的是报仇和反腐败的道德观念, 而且认为这两种观念正是孔子的基本思想。他还认为《西游记》的“齐天大圣”表达并发展了《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的精神。赵健秀认为:孔子和孙子有着共同的观点。不难看出, 他作品中的中国文化是通过改造了的华裔美国文化, 他眼中的孔子是华裔美国人的孔子。足可见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但一知半解的了解。

演绎中国古典神话故事是汤亭亭重要的写作手法, 有些学者曾批评她歪曲了中国神话, 可她的回应是这样的:“……他们不明白神话必须变化, 如果神话没有用处就会被遗忘。把神话带到大洋彼岸的人们成了美国人, 同样, 神话也成了美国神话。我写的神话是新的、美国的神话。”[Maxine Hong Kingston, “Personal Statement,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ed.Shirley Geok-Lin Lim (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1) 24],

笔者认为, 既然作品是虚构的, 那么真实与否自然不那么重要, 美国华裔作家使用了许多的中国母题, 但它们是在脱离了母语语境之后在一种新的语境中被表现出来的, 因此, 中国读者和学者应该在美国的语境中理解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 不应该用衡量中国文学的标准来要求他们。

三.美国语境中中国文化的另类合理表现

华裔美国文学是一种跨文化现象, 处在一种文化传统守成与变异、现实与心灵之间, 从中国文化传统体认的角度看, 文明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建构起来的, 文化需要调整、补充、运用与发展才能生生不息, 原僵的传统与现实往往不协调, 现实生活中, 传统是要发展的, 以动态的状态存在着, 那些通过典籍与考古式的发现而存在的东西是静态的余留传统, 而从这些传统中衍生出来得以应用的为发展传统, 允许有不同的形式, 因此, 时代不同, 环境不同, 人群不同, 传统文化也就以不同的形式被加以认同, 因此传统文化在实现着自我的建构, 中国神话传说为作家提供了灵感, 而灵感形式的表达是各异的。因此, 大多数华裔作家对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利用不能被看作是歪曲, 至多只能算解构。他们是以美国华裔的身份在美国语境中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说明华裔文学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上的。

华裔美国文学, 既有不同于中国文学的本身独特性, 又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方面, 华裔美国作家身上积淀着中华文化, 而他们头脑中的中国文化, 多半是道听途说或由家中长辈的口耳相传获取的, 另一方面, 他们自幼生长、受教育在美国, 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因此, 他们的身份是特殊的, 正如谭恩美所言:她既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特殊的生活环境、阅历和体验, 使他们在作品中展现的文化是中美文化的杂糅, 是美国多元文化中的一元。

四.正确理解华裔美国文学的意义: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 华裔美国文学除自身的文学价值以外, 他们还有助于读者了解美国, 更进一步地了解自己, 人们可以把华裔美国文学当作一面镜子, 正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 体会美国开放思维的方式和总体价值观。

参考文献

[1]Kingston, Maxine Hong.Woman Warrior.Trans.Li Jianbo.Guilin: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1998.-汤亭亭:《女勇士》李剑波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

[2]吴冰:《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3]胡勇:《文化的乡愁:论美国华裔文学对文化中国的认同》“中文摘要”博士论文2001年南京大学

[4]曾理:《两个世界, 还是一个世界——论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华侨华人历史》2002年第1期

华裔外国文学研究 篇7

1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产生与繁荣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曾经掀起以美国黑人为主的“民权运动”, 受民权运动的影响, 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产生使得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受到了影响, 并掀起了轩然大波, 更使得美国华裔文学得到了发展的新契机。20世纪的70年代, 更多的华裔作家投入了作品的创作。这些作家将双重身份、不同的文化背景作为创作的源泉, 这些在夹缝中成长的艰苦经历为他们提供了无数思维的火花。他们的作品逐渐吸引了美国读者的眼球, 还有的作品被美国主流文学所接受。在当代的美国华裔作家中, 女性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的华裔男性作家。

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产生有着其特定的多元文化语境背景。身在美国的华裔女性作家当自身的族裔文化——东方文化, 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 巧妙地从自身的切身经验出发创作出了极富女性经验、女性意识、女性写作的文学体系, 这种东方文化与西方经典文化的结合, 使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自足的新兴学科, 在美国文学史上开辟出了新的领域。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与其他族裔的女性文学一样, 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对美国这一经济超级大国中很多社会问题的思索, 从文学作品中折射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环境下, 华裔女性为当代美国文学注入的多元文化的新元素。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传统历史和悠远的文化, 华文文化经过中国走向世界并在海外形成华裔文学, 是历代华人在海外不断地迁徙、拓展、研究的结果,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更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海外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著名的华裔女性作家艾迪丝·茂德·伊顿的短篇小说《春香夫人》曾经被称作是美国华裔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开篇之作。例如:华裔文学中的优秀女性作家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是20世纪70年代影响力最大的华裔女性作家。汤婷婷的作品《女勇士》就是根据向殖民主义的经典名作《鲁滨逊漂流记》来改写完成的。它的问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颠覆西方殖民主义的优秀作品。同时, 这部作品的问世出版更是意味着美国华裔文学走向了繁荣时期。谭恩美书写的关于中美母女两代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两代人在两种世界观上的严重分歧与某些共识的作品《喜福会》一上市就连续九个月在美国的《纽约时报》蝉联热销冠军。

2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进一步绽放

当代男性华裔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汲取了我国经典文学作品《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作品中男性英雄形象, 塑造出了很多英勇无畏的勇者形象, 改变了传统的美国主流文化作品中对黄皮肤男性低贱无能的形象描述。随着华裔男性作家在塑造华裔男性英雄形象的同时, 华裔女性作家们则以温柔、委婉的声音将中国悠悠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与美国西方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做了全新的展示。她们要么以作品中单身女性的身份出现, 对华人在美国种甘蔗、修建铁路的种种辛酸历程娓娓道来, 要么就是以母女两代人的生命传承来坚定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从中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契合。任碧莲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又一个吸引美国读者眼球的华裔女性作家, 她的作品《典型的美国佬》描述了一批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奉献精神的第一代中国移民, 为了在美国更好的生存, 当年他们克服种族差异、不畏艰难的融入到美国文化中, 最后这一代移民终于成为一批“典型的美国佬”。这部作品中中国人成为“典型的美国佬”的艰苦经历折射出东西方文化、中美文化、中美文学的不同与剧烈撞击。

著名的华裔女作家伍慧明在1993年其成名作《骨》 (《Bone》) 中将对族裔身份的认识发展得更加多元化。《骨》中描述的是一个居住在唐人街的华裔家庭的故事, 这个家庭是一个痛苦的、不幸的家庭:作品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叫杜尔西的母亲, 她移民美国后被自己的前夫抛弃, 为了生存她带着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利昂, 并为他生下了二女儿安娜、三女儿尼娜。他的第二个丈夫利昂是一名远洋轮船上的工作人员, 长期的远航使他们夫妻聚少离多。杜尔西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住在唐人街, 并作车衣工, 以此来赚取微薄的收入维持她与三个女儿的日常生计。在这样拮据的环境下, 引发的各种生活琐事和窘困使三个女儿感到了无比的痛苦和压抑。面对如此的生活压力, 三个女儿选择了不同的方式逃离现实生活:大女儿选择了吸食大麻来麻痹自己的思想和神经, 逃离窘困的生活现实, 从此也走向了堕落;她的二女儿因无法忍受生活的拮据与窘困而选择了自杀;她的三女儿由于自身的条件选择了当空姐。杜尔西的这三个女儿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来逃离她们在唐人街的生活环境, 虽然他们在空间上已经离开了唐人街, 但是她们的母亲杜尔西说:她们的心从未离开过 (heart never travels) 。是啊, 她们虽然已经从身体上、空间上摆脱了唐人街家庭中不堪的生活环境, 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永远无法摆脱。伍慧明作品中对逃离方式的描写是一种突破, 是对汤婷婷、谭恩美族裔塑造风格的一种延续与变革, 是华裔女性文学的又一次绽放。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逐渐加大了对“美国化”、“全球化”的描述力度, 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不再是中文名, 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地道的英文名、讲地道的英语的主人公形象, 这些作品中的美国文化气息更加浓厚, 中国文化背景被逐渐淡化。例如:任碧莲的作品《梦娜在向往之乡》中的主人公说着一口流利的、地道的英语, 汉字只是会讲几个简单的, 同时主人公具有同美国人一样的“想成为什么就成为什么”的美国梦。再例如任碧莲的作品《典型的美国佬》 (《Typical American》) 中对主人公的族裔烙印也逐渐淡化。

3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视角下的中西方文化碰撞

当华裔移民一踏上美国的国土, 中国传统文化就与美国的主流文化产生了碰撞。第一代移民中对美国文化产生了隔膜问题, 对美国文化有着苛刻、偏颇、独断专横的态度。中国的母亲不会让自己的女儿与美国人结婚, 自己不愿意讲英语, 把自己封闭在华人的圈子里, 她们简单的认为只要是说母语就是在抵制西方文化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表现。这种文化的碰撞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华裔人逐渐融入到美国社会而发生了变化。在踏上美国国土之初, 强势的美国主流文化就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欺凌与排挤, 特别是那些刚刚离开故土, 在异乡飘零的华裔, 在这样的文化差异中这种排挤被无限放大, 正是这样的文化差异才迫使华裔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质疑, “我是谁”深深影响着第一代、第二代华裔移民心中扎根已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华裔女性是一个边缘化的群体, 她们所经历的是更加艰辛、更加困苦的生活。但是, 这也成为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源泉。她们不畏艰辛、不甘沉寂、勇敢的向美国社会发出了呐喊——争取平等与自我。她们的作品中, 出现的人物形象有的是自己的真是写照、有的是前辈的生活经历, 她们通过对族裔矛盾的描写彰显出本族裔的女性形象, 通过这些试图改变在美国白人心中的华裔女性。与华裔男性的创作角度不同, 华裔女性在中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 基本都是以其细腻的、独特的语言, 丰富的想象力来进行抒情表达,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这些作品中有辛勤劳作养育子女的母亲、有在异乡渴求平等的女儿, 这些形象很好的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作品中没有出现社会场景的恢弘描述、没有豪言壮语, 只有那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与艰苦奋斗。在汤婷婷与谭恩美的作品中有很多带有中国文化印记的元素, 例如:汤婷婷就在其作品《女勇士》中将蔡琰、花木兰的故事成功的引入其中, 以一种梦境的方式向美国人诉说着一个个坚强的“她”的故事, 但是这些具有中国文化印记元素为了适应美国人的口味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这不仅仅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肯定, 更是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吸纳。

4 结束语

总之,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从多维度的视野为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 她们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矛盾进行了融合。她们以多元文化语境为切入点, 运用含蓄的叙事手法纠正了西方人眼中被歪曲的、程式化的东方女性形象。经过几代美国华裔女作家的努力, 使东西方文化在碰撞中实现了文化的融合, 在保留中国文化精华的同时接受了美国主流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恩铭.也谈美国多元文化主义[J].国际观察, 2005 (4) .

[2]王建会.性别/种族之解构与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作品研究[J].世界文学评论, 2008 (2) .

[3]赵令霞.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自我”书写——以黄玉雪、汤婷婷、谭恩美为例[J].文教资料, 2009 (25) .

华裔外国文学研究 篇8

华裔美国文学指的是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 被认为是跨文化文学的众多分支之一。在淘金热盛行的时代,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移民一直挣扎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 其中一个在美国文学中被刻画得最多的典型的华裔美国人的形象就是一个柔弱的女性, 这样的局面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南北战争开始才有所改变。也即从那时起, 华裔美国文学作为亚洲—美国文学的一个分支开始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成为一个不断成长的新的领域, 很多华裔美国作家也开始被美国读者所接受, 他们独特的见解连同他们的写作技巧使得他们深受美国读者的青睐。早期的华裔美国代表作家有汤亭亭和谭恩美, 她们作品中反映出的深刻的中国历史和文明深深地影响着美国读者, 使他们对华裔美国人有了全新的认识。《女勇士》和《喜福会》分别是她们的代表作, 在文学界为她们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近年来, 国外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多, 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相对匮乏, 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现状做出的研究。文章通过对汤亭亭和谭恩美的代表作《女勇士》和《喜福会》中反映出的自我认识和代沟问题的分析旨在探讨华裔美国人生活中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进而希望能够丰富国内对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成果。

2. 两部作品的主要内容

汤亭亭于1976年完成了她的处女作《女勇士》。一经出版, 这部作品就得到了众多美国著名报纸和杂志的广泛认可。书中共有五个部分, 其中前三部分讲述了老一辈华裔美国人的故事, 后两部分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出生在美国并接受美国教育长大的主人公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充满了幽灵, 因为她无法摆脱由于自己的相貌而被贴上的“外来者”的标签。通过讲述发生在姑姑和母亲身上的奇异的故事以及自己童年时代的不愉快的经历,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那个年代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生活的窘境、代沟、文化冲突以及女性为寻求自我身份所作出的抗争。

《喜福会》自1989年出版就迅速畅销, 是美国当代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作品。该小说获得巨大成功主要是因为作者以其女性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和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当时在旧金山背景下中国移民中的母女关系。它讲述的是发生在四组华裔美国母女之间的一系列的生活和情感故事, 几位母亲分别是苏圆、Lindo、莺莺和安梅, 她们都出生在解放前的中国并经历了当年的困苦。苏圆死后, 她的女儿June加入了“喜福会”来代替母亲的位置, 而这个俱乐部的另外三个成员就是她母亲生前的三个好朋友。June、Waverly、Lena和Rose是年轻的一代, 在美国长大的她们不理解她们母亲的过去, 甚至无法认同她们母亲的某些观念。面对June对母亲的思念和母女关系的不和谐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老一代开始向June讲述起她们与自己的母亲曾经在中国生活的故事以及她们与自己美国化了的女儿们之间紧张的母女关系。这其中每一个故事都透露出代沟问题、跨文化交际的迷惘以及由误解和缺乏沟通而给她们带来的痛苦。

3. 对两部作品的分析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这两部作品反映出了相似的主题—华裔美国女性对自我身份的找寻和存在于两代华裔美国人之间的代沟问题。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自我身份”的定义就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任何人的自我形象。在汤亭亭和谭恩美的作品中, 所有的华裔美国女性, 无论老少, 都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身份。例如, 《喜福会》中的Rose怎么也不能摆脱对丈夫的依赖, 尽管她一直被教育要独立。而关于代沟问题, 除了《喜福会》中常常发生在四组母女之间的误解, 《女勇士》中的女主角Maxine也深受中国文化, 尤其是她母亲所讲的鬼故事的困扰。

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在几乎每一个华裔美国人家庭都会存在呢?这也是一直备受文学界关注的话题。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 华裔美国人有着他们自己的缺陷和困惑, 尤其是年轻一代华裔美国人。对于美国文化而言, 他们其实就是遵从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而面对中国文化, 他们又是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美国人。父母一方面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很好地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 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孩子具备一些典型的中国的传统美德, 如尊老爱幼和谦虚谨慎。如此一来, 孩子们就必须不断地把他们生活的各个部分澄清分类。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就渐渐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对于那些只是从父母那里了解到一些中国文化却从来没有机会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孩子们来说, 那些所谓的中国文明在他们的脑子里只是一些邪恶的观念, 因为他们的父母教给他们或是常常赞扬的诸如儒家的道德规范等与美国的生活习俗往往是背道而驰的。于是, 年轻一代华裔美国人就与他们的父母产生了代沟。

此外, 这两部作品最终都以两代人之间的互相理解而结束, 使文章主题得到升华。大家广泛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母亲与女儿之间那份难以割舍的亲情最终会征服由文化不同而造成的代沟。然而, 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就是:是敞开心扉的交流和长时间的互相理解才最终打破了母女关系的尴尬局面, 因此, 两代华裔美国人要想最终达到和谐相处, 还有很长很艰辛的一段路早走。

4.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华裔美国文学是国内外正在成长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汤亭亭和谭恩美的代表作《女勇士》和《喜福会》中揭示的共同的问题的原因在于华裔美国人独特的生活背景, 而最好的解决两代华裔美国人之间的代沟问题的方法就是更多的耐心的交流和理解。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作为我们中国人更好地理解由西方人反衬出的中国人的形象的一面镜子, 而且教育年轻一代华裔美国人要更好的理解她们父辈的文化和他们的过去, 因此我们还需要在这方面给予更大的关注和作出更大的努力以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Li Xiao.Chinese-American Lit er-at ure:Progress and Dilemma[J/OL].Chi-na.org.cn January11, 2003.

[2]Tian Qing (t rans.) The Joy Luck Club[M].谭恩美著.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3]卫景宜.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人英语作品中的话语功能—解读《女勇士》—花木兰[J].外国文学研究, 2005, (11) .

华裔外国文学研究 篇9

关键词：美国华裔诗歌 语言 意象

本文对美国华裔诗歌的语言表征特点和意象呈现方式进行了梳理，发现英语诗歌中嵌入汉语符码是一种既增强了诗篇的表意功能和美学价值又夹杂了华裔诗人的文化记忆与生存经验的崭新的离散身份表征方式。音步、停顿、叠句等操控不仅产生了具有音乐美的节奏，更实现了与诗篇隐含的族裔情感的和谐与共鸣。书写变异既具有常规书写无法媲美的空间美感与视觉表现力，同时也反映了华裔诗人通过书写变异来书写变异人生的族裔诉求。汉语符码嵌入、节奏操控和书写变异并非“为形式而形式”的语言表征，而是与诗歌内容及诗人的离散身份紧密联系、丝丝契合，是文学表征与族裔言说的统一。

华裔美国英语诗歌中的意象亦如此。空间意象不仅勾勒了一幅恢弘的美学地图，更是反映出华裔族群的生存经历的离散空间诗学。身体意象既是生动、形象的文学身体，又是两种文化与身份属性夹缝中的离散个体的身体政治。文化意象不仅饱满、鲜活、意蕴深远，同时还是华裔诗人的文化记忆与本土经验交叠形成的文化符码。华裔美国英语诗歌中的意象同样与诗篇的族裔主题及诗人的离散身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是文学呈现与族裔言说的统一。

从文学表征与族裔言说统一的语言与文学呈现与族裔言说统一的意象两个方面不难发现，华裔美国英语诗歌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文学性与族裔性的结合。作为一种少数族裔文学，华裔美国文学本就与美国少数族裔的民权运动共生共荣，族裔性早已成为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少数族裔作家希望通过充满激情与力量的族裔言说，借文学作品向美国社会争取自身应得的平等地位，赵健秀、徐忠雄等皆为此类作家的代表。但随着华裔美国文学一系列作品被主流批评界接受、认可并最终典律化，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刻板化族裔性批评也不幸产生。任何超越“异域色彩”等主流批评界之评判标准的作品无法获得肯定，华裔美国文学的主题、内容等方面被无形地限定在狭隘的族裔范围内，严重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一些作家深感主流批评界的刻板化族裔性批评话语对华裔美国文学发展的不利，他们高扬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旗帜，刻意避免族裔性书写。这对本已挣扎在主流文学的边缘、争取自身的文学合法性的华裔美国文学而言，用忽视自身身份属性的去族裔性书写对抗刻板化族裔性批判的做法很可能导致华裔的族裔声音在华裔美国文学和主流文学中的双重缺失，使原本就处于夹缝中的华裔美国文学丧失仅有的族裔言说空间。

在刻板化族裔性批评和去族裔性书写的大背景下反观华裔英语诗歌，我们惊喜地发现，华裔美国英语诗歌文学性与族裔性的巧妙统一不仅使其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也使诗人的族裔情感和离散身份表现得更直接、更强烈。这充分证明，在进行包括华裔美国文学在内的少数族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时，我们一方面不仅要意识到族裔性是此类文学与其它作品区分的基准和价值所在，更要始终谨记不能将族裔性唯一化、绝对化，避免其成为凌驾于文学价值之上的唯一的写作与评判的标准。另一方面，文学性诚然是所有文学形式、文学作品的终极追求，但剔除了族裔性的少数族裔作品不免会失去其离散背景和双重身份属性带来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深度、广度以及独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价值。只有将族裔性的激情和文学性的张力相结合，少数族裔文学才能突破层层壁垒屏障，在角落强有力地发出自身差异的声音。

参考文献

[1]Lee，Li-Young. Rose. Rochester， New York：BOA Editions，1986.

[2]Song，Cathy.Picture Brid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本論文是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美国华裔诗歌研究”（W2013271）的阶段性成果。

华裔外国文学研究 篇10

二战期间, 美国与中国结为盟国。盟友关系使美国政府和公众不得不重新思考对中国的外交策略。新闻媒体开始盛赞华人为“忠诚的少数民族”, 美国国会也于1943年废除了《排华法案》。此时, 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裔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成长经历和所接受的美国学校教育使他们把英语视为母语, 把美国视为自己的祖国, 对汉语则是生疏的, 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度。与移民父母相比, 美国主流社会的偏见和歧视让他们更为痛苦。他们也更为渴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不惜以舍弃自己的族裔文化为代价。这一时期的华裔作家大多以自传的形式向美国主流社会展示华人的优良品德, 从而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刘裔昌 (Pardee Lowe) 的《父亲和光荣的后代》 (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ent, 1943) 和黄玉雪 (Jade Snow Wong) 的《华女阿五》 (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45) 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一、对美国文化的臣属———《父亲和光荣的后代》中的父子形象

《父亲和光荣的后代》讲述了作者父子两人在美国的生活经历, 塑造了一个热爱美国文化但依然守护中国文化的父亲形象和一个完全美国化的儿子形象。因此, 一位白人评论家在谈到这部作品时指出:“作者热爱美国, 也珍惜自己的东方背景……作品展示出中美两种文化的完美结合, 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忠实的少数族裔之一的华人群体。”[1]133

(一) 刘裔昌的父亲———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刘裔昌的父亲12岁从广东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和同时期所有的华人移民一样, 初到美国的父亲身无分文, 经过十余年的辛勤劳作, 父亲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 拥有多家店铺, 还在中华总会馆担任要职。然而父亲不同于普通华人移民, 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高大、强壮、有秩序, 父亲很像一个美国人, 尽管他不是”[2]31。父亲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 他剪掉了辫子, 穿西装, 结交白人朋友, 还用美国政治家的名字为子女们命名, 这一切充分表明了父亲对美国文化的皈依。为了帮孩子们走出唐人街, 父亲举家从加利福尼亚的唐人街迁到伊利诺斯州号称“德国城”的贝尔维尔, 让孩子们在几乎没有华人移民的学校上学, 鼓励他们多与美国学生交往。

在行为举止方面, 父亲也不同于唐人街的其他华人。他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在轮渡上, 当其他同行的华人“头戴圆帽, 身穿中式马甲、西裤, 脚蹬一双广东寄来的布鞋, 一路上喧喧嚷嚷”[2]32, 父亲却像一个美国乘客一样坐下来看报纸。父亲绅士的、美国化的举止也受到美国社会的尊重, 售票员和水手主动向父亲问好, 并予以特殊关照。刘裔昌为自己的父亲感到自豪, 因为与同时代的华人移民相比, “父亲无论是在身高、衣着、言谈举止, 还是在英语水平和学识能力上都‘与众不同’”[2]74。

在努力适应美国生活的同时, 父亲还固守着中国文化的根, 有着浓厚的宗族观念, 要求孩子们遵守祖法, 学习中文。当得知儿子不经他的同意与一个白人女子成婚时, 父亲极为不满, 认为儿子非常不孝。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 婚姻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在庆祝66岁生日时, 父亲穿西装, 坐太师椅, 接受子女的跪拜。对此, 刘裔昌抱怨道:“父亲没有完全美国化, 他中国式的习惯和思想是那么怪异和不可理喻, 让人无地自容。”[2]175父亲虽然未能将自己完全同化于美国人, 但父亲文明的举止修正了华人是“异教徒”和没有文化的苦力等带有歧视性的刻板形象。

(二) 刘裔昌———中国文化的反叛者

不同于大多数在唐人街出生和长大的第二代华裔, 刘裔昌在有“德国城”之称的贝尔维尔市长大。由于与中国地域上的疏远以及美国东方主义话语与对中国的歪曲和丑化, 刘裔昌把美国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认为自己只要足够美国化, 就能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因此, 他时时处处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反叛。对此, 华裔美国评论家尹晓煌一针见血地指出:“刘裔昌不惜否定自我、否定自己的华人身份, 乃至于贬损华人的文化传统……作者事实上清楚地说明:华裔要想在美国社会里赢得尊重, 唯一的出路就是与自己的民族传统决裂。”[1]133

刘裔昌不喜欢别人叫他的中文名字, 觉得“怪异、不舒服, 像是在叫别人”[2]19。他不愿学习中文, 因为“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中国是个遥远、落后、没有前途的国家, 我根本就不愿意到那里生活”[2]93。对于刘裔昌来说, 他更为熟悉的是美国, 而不是遥远的故乡中国, “我是一部活生生的美国历史百科全书”[2]31。刘裔昌对美国文化的臣服使他带着东方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唐人街和唐人街的一切, “我觉得华人帮派充满了邪恶, 他们的阴谋诡计、卧底的帮派成员、戒备森严的巢穴, 还有杀手们怪异的绰号‘长辫子’、‘侏儒皮特’、‘帅哥’、‘抢手货’,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怪异”[2]93。陪同父亲到唐人街参加春节晚宴的时候, 刘裔昌觉得自己像个外来者。他对中国乐师的演奏厌烦透顶, 遂对父亲说:“我还是更喜欢‘胜利之歌’。”[2]45

刘裔昌对中国文化的决裂并不意味着为美国文化接纳。在中学时代, 他和白人同学一起外出寻找暑期工作, 唯有他屡遭闭门羹。刘裔昌的婚姻也可以说是他融入主流社会的尝试, 他娶了白人女子“一个土生土长的新英格兰人”[2]237为妻。美国的斯坦福与哈佛的精英教育也未能改变刘裔昌的华人身份, 他在求职时仍然屡屡受挫, 只能从事一些与中国和亚洲有关的工作。

通过塑造父亲和儿子这两个人物形象, 作者期望表明华人不是邪恶“异教徒”和没文化的苦力, 有像父亲这样对中美两种文化兼收并蓄的华人, 还有像儿子这样已经美国化、对美国忠诚热爱的二代华裔。

二、乖巧的中国女孩和完美的中国父亲———《华女阿五》中的父女形象

《华女阿五》的作者黄玉雪把美国主流文化中带有歧视性的华人“他者”形象归因于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文化和华人的不了解而产生的偏见。她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人了解华人和中国文化, “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华人所作的贡献, 这样, 在西方世界里, 华人会得到认可”[3]216。《华女阿五》中的父女二人兼具中美两种文化的优秀品质。

(一) 玉雪———乖巧的华裔女孩

玉雪是一个传统的华人家庭中的五女儿。她从小就知道要尊敬长辈和服从权威。在美国上小学后, 她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冲击, 开始质疑本族文化。她注意到“美国‘外国人’的行为方式不仅和中国有广义上的差别, 而且有实质上的差别”[3]。在美国教育的影响下, 玉雪逐渐认识到自己身为个体人的权利并渴望被当做一个个体看待, 她向上帝祈祷:“为了弥补这种怠慢和偏见, 请保佑我长大后能够受到家人的尊敬和爱戴。”[3]84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玉雪想上大学, 却因为学费问题受挫, 因为在父亲看来, “当父母财力有限时, 儿子优先于女儿接受教育”[3]98。玉雪虽然对父母重男轻女的中国传统观念非常不满, 却只在心中默默抗议:“生为女孩非我所愿……我既是女性, 也是一个人!”[3]99

玉雪很勤快, 为了挣学费, 她到几户白人家做家务, 才有机会了解到普通美国人的家庭生活。玉雪很羡慕美国家庭父母和孩子的亲密关系, “每个成员, 甚至连条狗, 都有在自然宽松的氛围中表达个性的不可剥夺的权利”[3]102。在大学的社会学课程中, 任课老师有关父母和子女关系的论述彻底改变了玉雪的思想。面对父母的干涉, 玉雪终于鼓足勇气对爸爸说:“你和妈妈不能要求我无条件地顺从……现在我除了是你的第五个女儿外, 还是个独立的个体。”[3]116

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玉雪以优秀的成绩从大学毕业, 还在一家美国公司找到了一份办公室工作。玉雪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也找到了平衡:在家, 她是个孝顺的中国女儿;在外, 她是个独立的美国个体。勤奋上进的玉雪让美国读者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华人女性, 然而温顺乖巧的玉雪再次印证了华人是“模范少数族裔”。

(二) 玉雪父亲———完美的中国父亲

玉雪父亲在20世纪初和太太一起来到美国。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 他既遵守中国的儒家礼节, 也遵守西方的基督教戒律。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基督教文化则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因此, 兼具两种文化美德的父亲无疑是一个模范公民。玉雪父亲本人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所以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细心地给孩子们准备学习用品, 耐心地教孩子们用毛笔写字。他很开明, 乐于接受新思想, 鼓励女儿们学习西方音乐。在困难时期, 父亲的服装加工厂面临停工, 他没有申请社会救济, 他认为孩子们必须“学会适应这个世界, 懂得先有耕耘、后有收获的道理”[3]47。为此, 全家人住进了地下室。父亲没有把自己的生活拘囿于自家的服装厂, 他还积极参与唐人街的社区组织。他是唐人街基督教会的牧师, 主日学校的教师, 唐人街医院的董事长和中文学校的董事。父亲对公益活动也很热心, 为支援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 他鼓励女儿们晚上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去缠绷带。父亲的美德, 融合了儒教礼节和基督教戒律, 为自己赢得了唐人街内外人们的一致尊重和认可。

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倾向于同情和了解中国, 因此《父亲和光荣的后代》与《华女阿五》可谓应时之作。无论是与中国文化决裂的刘裔昌、融合中美两种文化之长的黄玉雪, 还是努力适应两个世界间生活的两位父亲都具备模范少数族裔的三个基本特点:勤奋、成功和同化。不仅如此, 他们还是顺服的, 从不反抗美国主流社会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歧视。当然, 比起懒惰好斗的黑人和视财如命的犹太人, 沉默、勤劳、顺从的华人自然而然更受美国社会的欢迎。因此, 华人被贴上“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 这两本书也被白人读者广泛阅读并受到白人评论家的高度赞扬。

显而易见, “模范少数族裔”是美国主流社会为稳固其统治而采用的一个策略, 著名美国华裔作家和评论家赵健秀将之归为“种族主义之爱” (Racistlove) , 即用所谓的“爱”达到种族统治的目的。正如美国亚裔研究学者周敏在接受《联合日报》的采访时所说:“‘模范’其实是另外一种排外的机制, 把你放到另外一个边缘, 不过不是底层的。但是美国主流社会还没有把我们当做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设成模范是给其他少数族群看。”“模范少数族裔”虽然危害了华人的整体利益, 但我们不能否认它打破了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的沉默局面, 展现了华人的美德,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形象, 反驳了美国主流社会中带有种族歧视的华人刻板形象。

参考文献

[1]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M].徐颖果, 主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1]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M].徐颖果, 主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2]Pardee Lowe.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M].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3.[2]Pardee Lowe.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M].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