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翻译（共12篇）
外国文学翻译 篇1
赵元任先生 (1892—1982) 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赵先生出身书香世家, 自幼天赋过人, 成绩优异, 后考取公费留学。在美国的学习使他在丰富了学识的同时开扩了视野。他不仅精通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 同时在音乐、哲学、语言学等艺术和人文科学方面也有着高深的造诣。他对于汉语的音韵、语法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 并因为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作为精通中、英、法、德等多种语言的大师, 赵先生在翻译方面———尤其是英汉和汉英翻译方面也卓有建树。他的译著涉猎广泛, 既有文学作品翻译, 也有科学作品翻译;同时, 他对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有着独到的见解, 并著文《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翻译观。本文将通过对赵先生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进行分析, 探讨赵元任先生对于中国翻译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一、赵元任先生的翻译成就
赵元任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贡献突出体现在1922年出版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书的翻译上。1920年赵元任先生受清华大学之邀回国任教, 当时正是胡适先生倡导的推广白话文运动在中国蓬勃开展的时期。赵先生在中、美两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使它对于中国传统的文言文有了清醒客观的认识, 这种艰涩难懂、与日常口头语言脱节的文字在面对当时大量涌入的新知识和新文化时已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他热情地投入到白话文的实验和推广中去。正如他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译本的序言里所说的, 翻译这本书不单纯是兴趣所致,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于文字改革的文学实验。
出版于1867年的世界著名童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被视为奇幻文学的里程碑, 代表着荒谬文学的最高水平。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小女孩爱丽丝的故事:她做了一个荒唐的梦, 掉进了一个兔子洞, 然后经历了一系列奇异而又有趣的冒险。虽然是儿童读物, 但作者的生花妙笔加上故事里面蕴含的深刻哲理、尖锐讽刺和丰富逻辑使这本小说征服了诸多的成人读者, 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品。对于译者来说, 这本书的难度在于, 书中有大量的文字游戏 (双关语) 和打油诗, 还有许多儿童语言和儿童心理描写。要翻译这样的一部作品, 不仅要懂英美文化, 还要具备一定的逻辑和数理知识;同时, 要把这部儿童文学经典翻译成符合儿童认知特点、易于为儿童所阅读和理解的启蒙读本必须进行语言实验, 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行翻译实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五四运动时期, 中国的儿童文学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在郑振铎等作家的倡导下, 人们已经不再把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当作“外来产品”加以排斥, 但儿童文学的翻译与成人文学的翻译一样, 使用的是文言文这种传统语言。因此, 当时很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后也显得老气横秋、缺乏活力, 难以为儿童读者接受。但将白话文用于翻译在当时尚无先例, 而该小说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和文体特征又对翻译工作提出诸多挑战, 因此翻译此书之难度可想而之。正如赵先生在译序中所说:“这书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其实并不新, 出来了已经五十多年, 亦并不是一本无名的僻书;大概是因为里头玩字 (即双关语) 的笑话太多, 本来已经是似通的不通, 再翻译了变成不通的不通了, 所以没有人敢动它。我这回冒这个不通的险, 不过是一种试验。……现在当中国的言语这样经过试验的时代, 不妨趁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几方面的试验:一, 这书要是不用语体文, 很准翻译到‘得神’, 所以这个译本亦可以做一个评判语体文成败的材料。” (赵元任,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译者序》)
抱着这种推动白话文翻译的想法, 再加上他本人的语言天赋和渊博学问, 他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译本作出了几项创举。除了以现代口语叙述外, 人物的对话还揉进了北京地方方言, 这些方言俚语使人物的形象活灵活现、如跃纸上, 读者读起来倍感亲切。这部译著甫一出版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至今它仍是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经典文本。事实上, 赵先生的这本译著的影响范围已远远超越了儿童文学翻译的范畴, 它对其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写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部1922年出版的译著, 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也丝毫不会感到吃力, 正是因为现代汉语的许多词汇、语法都是从这本书开始确立的。赵元任确立了一种以白话文为基础, 包括北京方言词汇的新的文学语言规范, 即“一个评判语体文成败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部书的翻译完全实现了他当初的构想。它不仅影响了中国现代作家对语言的感知和认识, 而且参与构建了白话文新的审美取向和语言规范, 从而更深刻更广泛地改变着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甚至中国文学的面貌。赵元任《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译本对中国文学的变革性作用堪与马克·吐温的《哈克伯利·费恩》对美国文学的影响相提并论。
二、赵元任先生的翻译思想
1. 赵元任先生翻译思想的形成。
综观赵元任先生的各种译著可以发现, 赵先生的翻译工作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洋为中用, 救国图强。晚清到民国时期, 中国社会正经历几千年里从未遭遇之巨变, 这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启蒙的时代。作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中的一个, 赵先生在美国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 和当时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 赵先生也在思考并探索国家民主、富强的道路, 而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思想正是一种可行的途径。从1915年开始, 赵先生已经开始翻译工作, 当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教书的赵先生翻译发表了大量科技类文章, 如《海王星之发现》、《煤烟四害》等, 如《七天中三个礼拜日》就借航海旅行故事介绍了东西半球的“时差”等许多天文、地理知识。这些文章使当时的中国人对近代西方科学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开阔了视野, 增强了科学意识, 也为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人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和信息。对于科技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科学思想的启蒙,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回国后翻译的儿童文学《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也是抱着推动白话文的普及, 变革中国语言范式的目的。
2. 赵元任先生翻译思想的原则。
考察一下赵先生的翻译作品, 结合他谈翻译标准的论文“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 可以发现他接受的是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当然, 他在这个标准上, 对每一点他都有自己的想法。赵先生认为“信”是翻译的基本条件, 对“信”这个标准的理解, 他有许多富有哲理和逻辑的思考。他认为, “信”除了表示忠实原文意思之外, 还有一层“等效”的含义, 即译文和原文在体裁、形式、风格上也要大体一致, 在此基础上, 读者对译文的反映也是赵先生考量翻译“信”的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译者要考虑本时代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取向, “用译文的, 每人的背景不同, 每人听或是读译文的情形不同, 所以得到的印象还是会不同。那么要是求与原文所呈的印象一样, 译文因情形不同反而要有不同的译法了”。对此, 赵先生以《圣经》的新旧译本为例进行了说明, “上一辈的人念惯了传统译本, 而现代的人读了 (新译本) 所得的印象也许更接近最早原文的意味”。对“信”的这种辩证思考无疑反映在了赵元任先生的翻译实践中。他的白话文译本《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推动了汉语的语法、词汇和写作风格的现代化, 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根据自己对“信”的理解, 赵先生谈到了要实现信应考虑的各种因素, 如语境、文化差异、音韵、言语与非言语交际等。他强调对原文的理解应通察整个语言情境“凡是翻译一段文, 它总有它的上下文, 凡是翻译一句话, 那句话总是在一个什么情况说出来” (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 。正确理解原文后, 在翻译时要考虑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和语言习惯, 不可“因求信而失信”, 也就是说不能追求和原文的绝对一致而违背译入语语法规则或文化习俗。比如, 汉语中本没有“打”这个数量概念, 那么英语中的a few dozen翻译成“好几十”比翻译成“好几个十二”效果要好得多。同时, 赵先生认为单调是信的一个非常重要却又常被忽略的幅度。“翻译诗歌的时候, 节律跟押韵尤其要紧”, 但由于各种语言之间词义范围不能一一相配, 译者必须自己斟酌取舍, 并要考虑到音节这个信的要素。
作为一位蜚声国际的语言学大师, 赵元任先生的翻译成就和翻译思想值得深入探析。他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 秉着科学严谨的态度进行翻译;同时, 他从翻译实践总结出的翻译理论既富含哲理又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其中隐含的文化交际和功能对等等翻译思想在今天仍是翻译研究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Carroll 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英汉对照) [M].赵元任译.商务印书馆, 1988.
[2]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五四前后文学翻译规范深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3]郑意长.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4]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研究论文集 (1949—1983)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5]吴宗济, 赵新那.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6]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外国文学翻译 篇2
一、陶渊明与《桃花源记》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社会十分黑暗。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陶渊明创作了《桃花源记》，以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寄托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生活在战乱中的人民的同情。《桃花源记》中的语言质朴自然，精炼，文笔简洁优美。
二、审美主体翻译家方重与林语堂
方重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译有《乔叟文集》、《理查三世》及《陶渊明诗文选译》等。林语堂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到海外，有意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式的生活理念介绍到国外，为西方人士认识中国搭建起一道桥梁。
三、《桃花源记》英译评析及其美学意义再现
就审美客体而言，刘宓庆将其分为形式系统即审美符号集和非形式系统即审美模糊集两大部分。其中审美符号集包括语音、文字、词语层和句段中的审美信息，而审美模糊集则包括“情”与“志”和&ldqu;意”与“象”的两部分审美信息。就《桃花源记》的翻译而言，文章将选取审美符号集的词语层和审美模糊集中的“意”与“象”部分进行两个译本的研究，评析其审美的再现途径。
1.词语层。“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准”是指用词表达了原意和适应了语境，“美”指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精”指翻译时用词应该精练，无拖沓”。《桃花源记》中有一段对桃花林的描述，原文如下：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方重和林语堂的译文如下：
方译：All of a sudden he came upon a peach grove.For hundreds of paces along both banks of the stream，the peach-trees were in full bloom.No other trees were to be seen in the whole grove.The soft grass looked fresh and beautiful.Here and there falling blossoms were dancing gracefully in a thousand hues.
林译：he suddenly came upon a peach grove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bank for about a hundred yards.He noticed with surprise that the grove had a magic effect，so singularly free from the usual mingling of brushwood，while 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
此段中原文的“忽”字凸显了桃花林的出现不仅出乎渔人的意料，也出乎读者意料。方译中短语“All of a sudden”被置于句首，进行了强调，林译中副词“suddenly”被置于主语后，也是强调，据此，两译者均体现了用词的“准”，适应语境的需要，即后文的“渔人甚异之”。两位译者对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翻译处理侧重不同。在方译中，译者详细刻画，通过“fresh and beautiful”形容芳草，“dancing gracefully”，和“in a thousand hues”来描述桃花，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动态美景，突出了“美”，即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林译则突出“精”，即精练，无拖沓，一句“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简洁明了地道出桃林的全景。
在字词微观方面，两位译者均向目标读者展示了《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美学因素，一个强调动态美，一个展示简洁美。
2.“意”与“象”。“意象、意境运用是中国艺术的独特的创作手法，因此翻译审美绝对不可以忽略”。“意象”指作家主观情志和外在物象(物，景，境)的结合，或“情”之于“文”的“赋形”。“意象”蕴涵着“情”与“景”及作者的“意”与“志”，是审美的高级阶段，而“象”也指象征手法，审美者需根据“象”来理解作者的“意”，即其要表达的概念。作为译者，领悟原文中的“象”至关重要，因为“意象”反映的是作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审美情感，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了解意象的文化所指。《桃花源记》文末提到：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方译：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on learning of it，was anxious to rediscover the place. Nor did he succeed，and died soon of illness.
林译：Liu Tsechi of Nanyang was a great idealist. He heard of this story，and planned to go and find it，but was taken ill and died before he could fulfill his wish.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的文末提到刘子骥，实际上是在寄托自我情怀，要借其隐逸之心，抒发自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同时也突出了“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之意。方译中“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译为“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人名被略译，从审美角度来看是译者领略到了原文的“象”，即虚无的桃源，而突出“未果，寻病终”的结局，所以此处弱化了人名的翻译。林译中直接用“idealist”一词来翻译，即“理想主义者或空想家”，也同样表达出了桃源的虚无之意，可以说两位译者是异曲同工，都表达出了原文中的“意”与“象”。
两位翻译大家为读者呈现出不同的桃源之美，都传达出了桃花源的象征意义，给读者带来美感的同时，也让目标语读者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 方梦之.译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 江华，戴炜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的美学思考[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1).
《简爱》剧本翻译和文学翻译 篇3
【关键词】简爱 异化 归化
一、剧本翻译和文学翻译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自从引介到中国以来,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并出现了很多不同译家的译本。下面就《简爱》剧本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对比分析来比较不同译者对文本中未定点的不同处理方式。
I was glad of it:I never liked long walks,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the nurse,and 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Eliza,John,and Georgiana Reed.
我倒是高兴。我素来不爱远距离的散步,特别是在寒冷的下午。对我来说,在阴冷的黄昏回家实在可怕,手指和脚趾都冻僵了,还得听保姆白茜的责骂,弄得心里很不痛快,而且自己觉得体质不如伊丽莎,约翰和乔奇安娜•里德,又感到低人一等。(电影剧本)
我倒是求之不得。我向来不喜欢远距离散步,尤其在冷飕飕的下午。试想,阴冷的薄暮时分回得家来,手脚都冻僵了,还要受到保姆贝茵的数落,又自觉体格不如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心里既难过又惭愧,那情形委实可怕。(黄源深)
在阅读原文的这个简单句“I was glad of it”时,读者并不会读出其弦外之音。电影剧本加上“倒是”让读者感觉更加口语化,而黄源深的“倒是求之不得”让读者深刻体会到简爱当时的内心感觉——她并不想回家。“humble”一词指地位低下,卑贱的意思,两位译者都传达出原作者的意义。但是黄源深的版本似乎更能让读者理解简爱自卑的原因——尽管她也很年轻,但是她却没有更能吸引人的美貌,同时还把dreadful一词独立出来放在句末,使简爱的形象更为鲜明。
由此,可以看出,作品不只是文本,因为文本只有在被理解之后才具有生命,而且文本的被理解不可能独立于读者的个性及其经历,文本与读者互相融合便产生了新的文学文本,即文学作品。因此,所谓文本,是指未被读者理解状态下的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换言之,文本只是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它需经读者参与才能成为文学作品。文本本身其实并无意义,其意义只有在读者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文本不是等待读者去发掘的神秘之物,而是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译者在完成了作为读者的使命以后,让文学作品得到了来生(afterlife)。
综上所述,文本都含有一定数量的未定点和空白,具有一定程度的未定性,因此翻译时译者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对它们进行个性化的确定和填充,以得到一个暂时稳定的文学作品。汉斯•罗伯特•姚斯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
二、异化与归化
关于异化与归化的论争,中外翻译界就有了所谓的“异化派”与“归化派”。异化派主张采取异化策略( foreignization);归化派应当采取归化策略(domestication)。异化派攻击归化策略歪曲了原文的形象,不利于全球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归化派则对异化策不屑一顾,因此诘屈聱牙。
简单地讲,异化的翻译,就是移植,是尽量保留源语言的文化特点和语言特点,要通过这种移植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要通过异化的译文让读者了解异国风情、异国的先进文化和异国语言特点。归化的翻译,就是要让译文通顺,让译文读起来像读者母语的创作,要把文化因素的差异尽量缩小,追求的是译文的通顺自然。概括而言,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作者所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一)异化翻译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合理的异化具有多重积极意义。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讲,它首先是尊重外国文化, 在平等的基础上如实地反映了国外文化。其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异化翻译,认识、理解和吸收外国文化,也将大大丰富本国的文化。从翻译策略角度来看,异化翻译为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了异样的视角。异化法的翻译作品, 译文读起来像原文创作的作品,使读者更接近原著、原语言的某些“异质成分”。
异化的翻译方法能把某种文化及语言中的信息以近乎其本来面目的形式贡献给译语文化和语言。它不仅为译语文化及语言注入全新的成分,而且随着这种成分的大量植入,它会与其发生各种反应。因此,异化译法有利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之间相互交流和渗透,促使它们之间的融合。
尽管异化翻译对于文化交流和翻译策略有积极意义,但它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这主要是由文化缺省问题造成的。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有各自独特的经历,因此,对世界往往有着不同的观察角度和描述方式, 所有这些都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地积淀至语言文化的深层,从而成为语言中的“隐含知识”,它们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就构成了“文化缺省”。如果在翻译中仅对这一现象进行语言表层的异化转换, 就会使翻译丧失了它的意义,陷入了“虽译似不译”的困境,无助于有效的沟通。
(二)归化翻译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归化翻译提倡使用译语文化本身所有的表达方式,反对引入原语文化的表达方式。因此,归化法的译文通达,无不顺感,所以历来不乏提倡者。
与异化翻译相比,归化翻译有其自身的优点。它使读者领略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妙,使译文更加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和表达习惯,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如英语里的成语“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类似中文的“愈加之罪,何患无穷”;“蠢得像猪”as stupid as a goose等等。即使这两种语言文化有不同的文学形式或者表达意象,即我们常说的表达习惯不完全一致,如汉语中的“蠢得像猪”在英语中用鹅(goose)来表达,但目的语和原语在两种文化中其功能是等值的,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使译文读起来亲切自然,而且典型地反映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和语言之间的相通性,促进各民族之间能够很好地交流。
读一篇外国作品,同旅行外国很相似:该国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习俗时尚,宗教、地理和使用语言的习惯……,随处都会看到。但是归化的译文却是改造了上述的客观事实,减弱了其民族特点,同化于语文化和语言,因此使读者无法领略 “原作的风姿”———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异域语言形式、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这样看来,归化法翻译策略也是有局限的。
三、异化归化的发展趋势
异化策略与归化策略的矛盾和对立,并非不可调和,它们在翻译过程中具有兼容性。客观地讲,异化归化之争不仅体现翻译策略或方法的选择,也表明译者所持有的文化态度和所代表的特定时期的特有的文化观念。此外, 异化归化法作为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在不同的语境下都能在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因而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们无法相互代替,却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待异化和归化,应不分主次,合理地结合和使用,这样才更有利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梁艳. 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之争及其融合[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01) .
[2]李红. 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J]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04) .
[3]李书琴,钱宏. 试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典籍翻译策略之选择[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3) .
[4]朱明胜. 略论归化翻译与文化意象的缺失[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2002,(04) .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对比研究 篇4
1.1 内容层面。
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虽然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但文学文本采取了“对世界艺术的掌握方式”, 它依据生活, 而又高于生活, 可以虚构, 不拘泥于真人真事, 可以根据需要对人、物、环境加以组合、创造。而非文学文本则采取了“对世界科学的掌握方式”, 材料翔实、准确无误, 重在真实, 一切都具有客观实在性。
1.2 语言形式层面。
文学文本的语言讲究文采, 生动形象, 带有感情色彩, 含蓄模糊, 追求韵律, 注重语言的音乐效果。相比之下, 非文学文本的语言贵在朴实明白, 准确规范, 简洁易懂, 信息准确性第一, 语言艺术性第二。
1.3 作者层面。
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都是思维的成果, 但文学文本主要用的是形象思维, 以生动感人的形象描绘说话, 而非文学文本主要用的是逻辑思维, 以客观事实、统计数字、逻辑判断和推理说话。
2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特点比较
明晰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各自特征, 便可探讨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特点了。总体来说,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原则应是使译文体现出原文所具有的文本特点。
2.1 文学翻译的特点
我国的文坛泰斗, 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道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先生“化境说”的核心是文学翻译应保存原作的风味。刘士聪先生在谈道文学翻译时说“文学作品的翻译是语言艺术, 其至高境界是再现原文的韵味”, “文章的韵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声响与节奏;二、意境与氛围;三、个性化的话语方式”。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文学翻译应该保存原作的风味与韵味, 译出原作的意境与氛围, 体现原作的艺术感染力, 再现其审美功能。当然, 这韵味、意境与审美功能可以体现在译文的内容上, 也可以体现在译文的语言形式上。例如, 诗歌中韵的翻译就是诗歌翻译中审美价值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 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再创作, 可以允许有某种程度的不忠实, 可以创造性叛逆, 以达到再现原文韵味与审美价值的目的。
2.2 非文学翻译的特点
应用翻译 (非文学翻译) 是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型翻译, 它的最大特点是实用性强, 应用面广, 大大不同于强调艺术审美与文学欣赏的文学翻译 (贾文波, 2004:1) 。那么非文学翻译就应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 确定翻译的目的和译文所要达到的功能, 准确无误地再现原文所欲反映的客观事实, 在此基础上, 可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 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语言要简洁规范, 朴实明了, 注重文本功能的传递和读者的理解。
3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策略比较
德国的翻译理论家赖斯 (Reiss) 曾根据文本功能的不同, 把文本主要分成三种类型, 并探讨了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第一种是信息性文本 (informative text) , 这类文本主要是交流信息, 反应客观现实, 以传递原文的指称 (referential) 内容和概念 (conceptual) 内容为主, 语言质朴 (plain prose) , 必要时可进行显化翻译 (explication) 。第二类是表达性文本 (expressive text) , 这类文本主要是表达原作者的情感态度, 注重美学和艺术形式, 翻译时应采取认同法 (identifying) , 以原作者的视角进行翻译。这类文本的典型代表是文学作品。第三类是呼唤性文本 (operative text) , 这类文本主要是呼吁、说服、劝阻读者采取某种行为, 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反应, 翻译时可采取归化的策略。其典型代表是广告 (Nord, 2001) 。
3.1 文学翻译的策略
虽然一个文本可能具有不止一个功能, 但其肯定具有一个主要功能。因此, 根据赖斯对文本类型的分类, 文学作品属于表达性文本, 翻译时应以原文作者的视角进行翻译, 营造与原文相同的意境、氛围, 再现原文的审美价值。下面以刘士聪翻译鲁迅先生《野草》中《风筝》一文的两个具体实例加以说明:
3.1.1 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 早的山桃也多吐蕾, 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 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
相应的译文是:
Around this time of the year, poplars and willows began to sprout, and new buds appeared on the early mountain peaches, forming a picture complete with the sky decorated by the kids with their kites, a picture that gave you the feel of the warmth of spring.
《野草》是散文诗, 兼具散文和诗的特点, 虽无诗的格律, 但有诗的韵味, 诗的意境。这段文字就描绘了极具诗意的画面, “杨柳”、“山桃”、“风筝”形象生动, 营造了春日暖意融融的氛围。对于这类文学文本的翻译, 就应保存原作者营造的这种氛围, 再现原文的审美效果。译文中第三个小分句加入“picture”一词, 使“杨柳”、“山桃”、“风筝”三个形象浑然一体, 构成一副完整的图画, 而第四个分句又重复了“picture”一词, 再次强调了这样一种春日暖意融融的氛围, 意思表达完整而充分。
3.1.2 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 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 他高兴得跳跃。
相应的译文是:
When, all of a sudden, the crab-kite in the distance plummeted, he would gasp with surprise;when the two tile-kites got twisted and then taken apart, he would jump with joy.
从形式上看, 原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排比的句式结构, 而译文则很好地对这种结构做了相应的处理, 可见, 译者在努力保存原作的艺术风格, 而且这种保存应该是很成功的。
3.2 非文学翻译的策略
非文学文本大多属于信息性文本和呼唤性文本, 翻译时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 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 传递信息, 感化受众, 达到译文与原文功能上的对等, 实现交际目的。以下举例说明:
3.2.1 以一则城市介绍为例:
惠州市是广东省辖城市, 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 珠江三角洲的东端, 属于今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战国时期属楚国, 隋朝称“循州”并设府。公元1021年改称惠州。据《方兴纪要》载, 惠州“东接长汀, 北连赣岭, 控潮梅之襟要, 半广南之辅翼, 大海横陈, 群山拥后, 城岭南之名郡也。” (汤富华)
相应的译文是:
Huizhou city is located at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east part of Pearl River Delta, which is under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It is an open zo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It has been an administration prefecture named Xunzhou ever since the Sui Dynasty (581-618 A.D.) .After 1021 it was named Huizhou until now.The city is a very important spot for her strategic and geographic position. (汤富华)
该段文字介绍了惠州市的地理位置, 城市名的由来, 以及其位置的战略重要性。城市介绍属信息性文本, 其功能主要是传递信息, 应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对“据《方兴纪要》载……城岭南之名郡也”翻译得非常灵活, 没有拘泥于原文, 而是抓住了要点, 进行了显化翻译, 译出了其内在含义, 删除了诸如“方兴纪要”、“长汀”、“赣岭”、“岭南”等文化内容, 增强了信息传递的效果。
3.2.2 以一则广告为例, 广州美食闻名天下, 有“食在广州”的美誉。对“食在广州”的翻译有两个译本, 分别是:
a.If you like the great cuisine, come to Guangzhou.
b.East or west, the Guangzhou cuisine is best. (刘季春47)
广告属于呼唤性文本, 目的是激发人做出某种反应, 采取某种行为。广告文本的信息与内容是为此目的服务的。所以, 只要翻译达到了此目的, 这种翻译就应认为是成功的, 而文本本身的内容与信息的传达也就不重要了。翻译时可采取归化策略, 以译文读者为中心。比较两个译文, a译文文法、意思都正确, 但作为广告平淡无奇, 不具吸引力。相比之下, b译文则更能吸引游客, 译文并没有拘泥于“食在广州”的字面意思, 而是进行了发挥创造, 套用了英语谚语“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的格式, 可读性大大增强, 对游客具有亲和力, 达到了吸引游客到广州品尝美食的目的。
摘要：翻译就其内容来说涉及两个部分: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为了讨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 在此有必要先弄清什么是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文学文本是以语言为工具, 以各种文学形式, 形象地反映生活, 表达作者对人生、社会的认识和情感, 以唤起人的美感, 给人以艺术享受的著作 (李长栓, 2004) 。那么, 除去文学文本, 剩余的都可以被认作是非文学文本。文学文本主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 而非文学文本主要包括商业、法律、医学、科学、新闻、广告、公文等各类实用性文本。为了更好地探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翻译标准和策略, 应该先归纳出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各自特点。
关键词：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2]李长栓.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2]李长栓.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3]刘季春.广告标题、口号的套译[J].中国科技翻译, 1997 (4) .[3]刘季春.广告标题、口号的套译[J].中国科技翻译, 1997 (4) .
[4]刘士聪.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4]刘士聪.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5]汤富华.企业对外推介英译得文体与文化思考[J].中国翻译, 2000 (6) .[5]汤富华.企业对外推介英译得文体与文化思考[J].中国翻译, 2000 (6) .
传记文学的翻译策略 篇5
关键词：传记文学 翻译策略 文化差异
一、词汇的直译与意译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最基本的两种方法。在翻译过程中，直译强调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一致性。对于约定俗成的译名，应遵循规范性和历史性要求，找出其替代词语;如果是纯外来词，没有明确的性质类别，可适当采用音译。广义上讲，音译也是一种直译。
意译强调“神似”，要求灵活地表达原文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形式将源语言形式进行阐释性说明。当原文在词汇意义、句法结构、文体风格上与译文有较大差异时，就不能拘泥于原文，应当采用意译的方法，正确地表达出原文的思想、主旨。如：
译文：他对对外传教事业的不懈努力为他赢得了荣誉，为了纪念他，人们在这栋建筑1915年落成时，以他的名字将其命名为思裴堂。
分析：此句中，顺序上与汉语表达习惯有较大出入，如果直译效果会相差甚远，翻译时必须打破其原有的顺序，灵活地处理每一个字词，按照汉语表达习惯进行优化处理，才能达到形神兼备。比如将“be honored”翻译为 “为了纪念他”，翻译时适当采用增词法，把原文中隐含的词在译文中补上去，以便更清楚完整地表达原文的意思。
分析：“pursue this”在此句中采用转性翻译法，根据译文的语言习惯将动词结构转换为名词性结构，意译为 “进行深入的了解”，便一目了然，言简意赅地表达出原文意思。
译文：在每个港口她都会受到以前主日学校学生们和传教士朋友的迎接，被称赞为“船上美女”。
分析：在英文中，“belle”是美女的代称，翻译时不能从字面意义上翻译为“船上的贝尔”，而应根据上下文的风格，译为“船上的美女”。这样既能表达出长相的漂亮，又从客观意义上赞扬其传教事业的崇高之美;同时带有其航行所到之处给当地带来了美好之意。
直译有助于保持原文格调，带有“洋味儿”，而意译则要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范和表达习惯，调和原文与译文在形式上的矛盾，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直译不是死译或硬译，不是生搬硬套、逐字照译。直译强调‘留其形’而‘达其意’，意译不是任意增删，不是胡译乱译。意译强调‘传其神’，不需要‘留其形’。两者要求不同，又相互依赖，不可分割”（黄成洲，刘丽芸，2008：29）。在传记文学中，本文语言形式较为随意，再加上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差异较大，译者不能自始至终坚持直译，应根据需要灵活采用意译法，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
二、句子结构对译文的影响
英语作为一种形合语言，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倾向于外显;而汉语作为意合语言，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则在更多情况下是隐含的（杨林，2007：序言）。分句法与合句法、正译法与反译法、从句译法与长句译法等翻译手段对句子与句子之间关系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句子结构对译文的影响意义在于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译文：她做针线活儿时总是在祈求着什么;她努力地工作，恳求能实现自己祷告中的愿望。
翻译的前提是要准确、深入地了解原文的中心思想，灵活地处理上下文的关系，适当地改变句子结构，尊重原作的语言特点和汉语的表达习惯，才能活灵活现地展现原文的美感。
三、文体风格的塑造
翻译的基本任务就是忠实地再现原文，所以译者对原作风格的追求是必需的且必要的。做到风格表现上的对应，译者需要对原作中的风格标记进行分析和鉴别。原文文本含有民族语言特色及历史典故和宗教信仰，因此带有文化的差异性，翻译时要相应地体现原文的风格，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处理，以实现风格的再创造，从而适应目的语的交流。
译文：他理解话语具有的力量和真实感：“如果点亮每盏灯，让它们排列着稳稳地燃烧发光，哦，那将会是多么闪耀的一条腰带，整个世界都将被照亮。”
分析：从原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引用的句子带有古雅的韵味，通过圣经式的语言来表达祈祷的内容。中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得我们很难通过文字形象地表达出原宗教信仰的内涵，但可以遵循原文的风格特色，进行对应式转换，从结构上保证译文与原文的适应性。
译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将于2009年4月出发去中国上海，将亲临思裴堂，缅怀先知，将这上帝之光传递至世界四方。
分析：原文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内容，朴实中带有虔诚的信仰，句句流露出对传教事业的热情与激情。翻译时既要表现出传教精神，又要优化语句风格，适当进行异化处理，把读者带到原文的文化背景中，让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份虔诚，从而明白作者的创作意图。
文体风格的塑造，关键在于与原语风格的适应性。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深刻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巧妙地对原文风格进行适应性转换，才能将原文的风格意义再现于目的语中，更好地体现其神韵与意境。
韩国文学翻译院 篇6
尽管韩国的影视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韩国政府却并不满足于单单推广以电视剧和电影为主的快餐性大众文化，他们认为如果要让世界真正了解韩国和韩国文化，必须大力推广以图书为代表的纯文字严肃作品。韩国文学翻译院正是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是专门为向海外传播韩国文学与文化而设的政府机构。
一、韩国文学翻译院的发展历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随着经济的腾飞，韩国国内文坛开始重视起韩国文学国际化的问题，提出政府应该关注韩国文学的国际推广。于是从八十年代韩国开始对本土文学提供外文翻译出版的支持，翻译项目由文化部直接管理。最初，翻译语种仅限于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其中以英文为重。到了九十年代，这项事业由文艺振兴院接管。1996年5月，“韩国文学翻译金库”成立，韩国文学的出版翻译从政府的直接事业转为间接事业，韩国文学的世界化初现端倪。
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韩国因为急着把韩国文学推介到国际，所以工作的重点完全集中在翻译上，其运营模式是将选定的文学作品译成外语，在韩国国内印刷出版后向国际发行。由于初期翻译作品的水准参差不齐，再加上缺乏海外发行和推广经验，几年实践下来，他们发现通过这样的方式很难形成有效的海外读者群，若要想成功将韩国文学推广到国外，必须转变工作思路。于是，韩国文学翻译院（KOREA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简称KLTI）应运而生。2001年3月，文艺振兴院把出版翻译事业和“韩国文学翻译金库”一体化，成立了韩国文学翻译院。2005年依据《文化艺术振兴法》第23项第19条的规定，正式明确了韩国文学翻译院为国家法定机关，隶属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是其下属的特殊财团组织。翻译院成立后，韩国向国外推介的出版题材也由最初的文学领域扩展到人文、历史、儿童读物上。翻译院的发展战略目标是致力于推广韩国文学，克服世界出版领域中韩国文学的“少数语言文学”的身份局限，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为国际化的世界级文学交流机构。
二、韩国文学翻译院的主营业务
韩国文学翻译院是韩国政府和韩国民间力量结合的产物，是推动韩国文学及韩国出版走向世界的平台之一。翻译院主要负责开展韩国文学国际化出版和宣传所需的各项工作：图书翻译、与韩国文学有关的国际交流事业、发掘并培养专业翻译人员、对外宣传、研究韩国文学世界化与翻译的相关政策、组织各种把韩国文学介绍给海外读者的活动等等。除此之外，翻译院建设和运营韩国文学翻译图书馆，在网络上提供韩国文学翻译作品及相关资料。
1.培养图书翻译人才
由于韩国的人口不足5000万，各语种习得者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完成韩国文学作品高质量的翻译工作，这大大限制了韩国文学作品国际化推广的进程，于是，培养出一批优秀图书翻译人才是韩国文学翻译院成立的初衷。众所周知，要用外语原汁原味地展现一本蕴含民族精神和本国文化精髓的文学作品实属不易，不仅要横跨两种语言文化的鸿沟，译成品还要能被对象语言的读者接受和理解。因此，最佳的方式便是由本国译者和外国译者通力合作。翻译院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有特色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它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发展本土翻译人才上，而是把精力更多的花在培养国外的专业翻译人员，资助具有潜力的外国籍翻译人才。韩国文学翻译院在选择外国籍翻译人才进行资助的过程中，发现具备一定翻译能力的跨国婚姻夫妇成为最佳人选，而韩国很多走出去的文学作品，也是这些跨国婚姻的“副产品”。
每年韩国文学翻译院计划培养十名左右的翻译人才。海外申请者可以事先通过翻译院的官方网站提交1/3的翻译作品，经过相关领域专家的严格审核后，通过者可以得到1500万韩币（合9万-10万人民币）的资助经费。与此同时，翻译院与韩国一些知名大学合作，開设韩国文学翻译课程和特别讲座，鼓励国内外具备一定资质的外国人到韩国来学习韩国语言和文化。例如他们在中国挑选韩国语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提供在韩两年期间的全部学费、每月100万韩币（合6千-7千人民币）的生活费、往返机票等。
为提高韩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鼓励其在海外的出版，从1993年起设立了韩国文学翻译奖。韩国文学翻译奖的评审对象是在海外出版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过韩语翻译作品两部以上的翻译家的作品。每年根据对原作的理解程度、译作的“信”“达”“雅”及可读性以及在当地引起的反响等标准选择候选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最终评定出一部翻译大奖和两部翻译奖。除此之外，为挖掘向世界介绍韩国文学的翻译新人，翻译院每年还评选“韩国文学翻译新人奖”，鼓励后起之秀。
2. 联络海外出版，进行海外宣传和营销
翻译院的主营业务还包含联络引进韩国图书版权的海外出版社和代理公司，通过开展“海外翻译出版资助项目”和“海外出版营销资助项目”等各种资助项目，大力支持韩国图书版权的输出。韩国认为像韩语这样的亚洲语言属于弱小语言圈，韩语出版物处在世界出版界的边缘，如果一味照搬由欧美大型出版集团左右的出版市场逻辑，韩国出版就会被完全孤立起来，因此，韩国出版的国际化需要政府的积极扶持。翻译院下设的翻译出版部是这些项目的具体执行部门，每年翻译出版部选出一些他们认为有助于韩国文化世界化宣传的图书，资助其外文翻译和海外出版销售。例如，2011年韩国文学翻译院联合美国Dalkey Archive出版社策划出版韩国丛书系列，计划于2013年到2014年在美国首批出版25本韩语书的英译本。作为该项目的主要资助者，韩国文学翻译院将承担总费用75万美元中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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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学翻译院下属的宣传交流部的主营业务是通过召开韩国国内外的国际性文学活动和作家文人间的交流，帮助外国读者深入了解韩国文化，拓宽海外读者层。2005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韩国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提出了“韩国之书100”的代表展品，韩国出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这次书展的主要负责机构就是韩国文学翻译院。2011年在翻译院的主导下，韩国出版界第一次参加代表阿拉伯语圈的阿布扎比国际图书展。书展中，翻译院举办了“中东和远东的相逢（Middle East Meets Far East）”主题活动，展示了翻译成阿拉伯语的韩国出版作品，并向阿布扎比国立图书馆和迪拜扎耶德大学捐赠了韩国图书的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译本。除积极利用国际书展的平台进行宣传外，翻译院还支持一些作家直接到国外参加书展、研讨会、出版纪念会等活动，让其接触和熟悉国际氛围，以便其写作能与世界接轨。2009年，韩国文学翻译院分别在瑞典、巴西、俄罗斯和美国举办文学活动，向这些国家介绍韩国文学作品，并邀请一些知名的韩国作家在活动中朗读自己的作品并与当地读者直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此同时，翻译院也邀请很多外国作家来韩，提供他们与韩国作家直接交流的机会，借此搭建韩国作家与国外作家之间直接的人际关系网络，有助于更好地将韩国文学介绍到国际文学界。
三、韩国文学翻译院取得的成就
韩国文学翻译院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出版格局中翻译作品多是受出版社委托后成文的订单式存在模式。最初在翻译的图书的选定方面，一直采取的是译者直接申请后由专家审查并决定是否给予经费支援的形式。不过因为是自选，所以图书的甄选范围狭窄，必然会漏掉一些代表性图书。为了弥补之前工作的不足，后来成立了“翻译图书选定委员会”，通过每年两次的评审，圈定韩国国内数百种包含文学、人文、儿童读物在内的代表性图书供译者们挑选。据韩国文学翻译院官方网站上所公布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如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部管理时开始算起，韩国政府总共支持了约850种文学作品的翻译，其中翻译院援助了30个语种近800册图书的翻译。
从整体上看，在系统地进行韩国文学的外语翻译和支持培养国外翻译人才等方面，韩国文学翻译院都起着决定性作用。除了啟动对优秀译者进行集中支持的“韩国文学翻译院翻译家”项目外，还开办了“翻译学院”，导入培养准翻译家的教育制。翻译院先后为韩国国内外培训了翻译后备人才300多名，这些后备人才成为韩国文学国际化推广良性发展的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系云南民族大学）
外国文学翻译 篇7
一、传统文学翻译
传统文学翻译是以纸张为媒介, 译者把自己的译文逐字逐句誊写在纸上, 由出版社编辑出版, 最后印刷上市的 (张英洁, 2013:7) 。传统文学翻译的译者完全脱离网络, 不借用电子词典或翻译机器, 不使用计算机录入文本, 这也是最早的一种翻译方法。
二、网络文学翻译
网络文化是当代影响范围最广、传播速度最快的一种文化现象, 它以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契机, 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与此同时, 网络也给文学的发展创造了平台, 网络文学随之产生。外国文化的流行让翻译外国畅销文学作品成为翻译爱好者一种文学时尚。网络文学翻译就是指翻译行为的网络化, 包括把传统文学翻译作品上传到网络上或者直接在网络上利用翻译工具进行文学翻译。这种网络化的文学翻译给文学翻译提供了更大众的平台, 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学翻译的翻译策略, 以及译者、读者的角色等。 (郭振星, 2013)
三、网络文学翻译的新特征
(一) 即时性
与传统文学翻译相比, 网络文学翻译具有即时性。外国文学畅销作品很快能呈现在网上, 与之相应的中文版也会在网上随之推出, 翻译者可能是翻译专家, 也可能是民间翻译团队或个人。网络文学翻译的即时性特点, 使读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文学作品的故事内容, 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当然, 和传统文学翻译的严格措辞、编辑、校对相比, 网络翻译的质量参差不齐。
(二) 互动性
在传统文学翻译中, 译者通过自己的理解, 把原版作品翻译给读者, 与读者没有互动, 不同读者对翻译作品的理解也大相径庭。互联网给译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创造了交流的平台。在网络翻译中, 没有绝对的权威, 翻译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活动, 翻译可以是个体行为, 也可以是集体行为, 如众多译者在网络上翻译接力。读者可以评价译者的翻译, 提出建议或批评, 这有利于译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翻译, 提高翻译质量。读者与读者之间也可以交流阅读心得,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 剖析人物性格。互动给译者与读者营造了一个轻松交流的氛围, 使文学作品变得更生动。
(三) 便捷性
阅读传统翻译作品需要通过纸质书籍, 而阅读网络翻译作品显得更加便捷和快捷。网络化的生活让很多人都养成了网上阅读的习惯, 上网阅读的人数越来越多, 读纸质书籍的人越来越少, 网络文学逐渐兴起, 网络文学翻译成为了文学翻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网络文学翻译的便捷性还体现在修改方便。译者通过鼠标操作就可以增删译稿, 对译文进行反复修改, 通过互联网交流, 逐渐完善译文。传统文学翻译的修改就显得不那么便捷, 但传统纸质翻译更便于收藏、保存更久。
( 四) 快餐化
网络文学作品通常篇幅比传统文学作品精短, 选材更自由, 翻译更多为意译。翻译者大多是网络文学的爱好者, 在翻译过程中报着娱乐心态, 而非盈利目的, 更多的使用网络用语等轻松诙谐的语言, 有时缺乏传统翻译的严谨态度, 有时会出现错译、漏译现象。这更像一种快餐文化。
(五) 读者角色多样化
(1) 读者兼文学翻译的批评者
读者阅读传统文学翻译作品只能自我吸收, 而阅读网络翻译作品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评论, 他们兼翻译作品的批评者。有的评论一针见血、成熟客观, 有的评论显得主观偏激, 不管批评是否到位, 文学批评在网络平台下更加大众化。
(2) 读者兼文学翻译的译者
读者们在批评网络译文的同时也争相传播自己的译文, 做起了翻译作品的译者。网络民间译者声势浩大, 力量不可低估。集体竞译推动了网络文学的繁荣, 推动了翻译市场的发展。专业的翻译有时甚至会参考民间翻译, 例如哈利波特系列作品之“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就是民间译者率先译出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采用的。 (张艳琴, 2007:17-18)
四、网络文学翻译的质量探讨
网络翻译的质量受到一些传统译者的质疑, 如:利用机器翻译会降低翻译质量, 多人合译使翻译风格无法统一, 网络翻译缺乏科学的态度等等。笔者认为, 译文质量与选择的翻译工具、翻译方式没有必然联系, 而与译者有关。传统文学翻译的译者大多是翻译大家, 五四时期, 文学翻译家同时也是著名作家, 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人, 他们首先是文学家, 其次才是文学翻译家。而网络文学翻译由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脱离, 译者水平的参差不齐, 才造成了网络文学翻译的质量鱼龙混杂。但值得一提的是, 传统文学翻译作品不一定都是优秀作品, 网络文学翻译作品也不一定质量不高。传统文学翻译经过了出版社的严格校对、编辑、包装来保障质量, 同样网络文学翻译也可以通过读者对其进行优胜劣汰来保证质量。
对于网络翻译质量的探讨又引出一个新课题即文学翻译是否需要专业化。文学翻译不同于科技翻译, 文学本来就是语言创造的艺术, “文学翻译是要用另一种语言工具, 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 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品读原著一样从中受到启发、获得感动和美的感受” (刘建林, 2009) 。文学翻译并不要求译者的精确翻译, 而是需要译者的再创作。过于精准的翻译, 不一定能达到文学作品的感染力, 也不一定满足读者的需要。
五、结语
网络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 这不同于传统翻译理论所要求的译语表达与源语表达最大程度实现对等, 也不再拘束于源语文化需植入译作之中的专业化要求。当代网络文学作品题材丰富、现实感强、风格多样、消费节奏快, 这些特征相对传统文学作品来说, 对译者的领悟能力、翻译能力和文化素养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对于原作的取与舍, 对于源语文化的传递与回避, 对于目的语文化的植入与放弃, 都是需要译者的再创作。网络文学翻译这种翻译形式不会降低文学翻译的质量, 它可以作为传统文学翻译的补充, 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作品, 同时给传统文学翻译提供借鉴。网络文学翻译的即时、快速传播的特点满足了读者一睹为快的愿望, 读者可以给译者提出更多建设性意见帮助提高作品的翻译质量。网络文学翻译和传统文学翻译需要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这样文学翻译质量才会提高, 文学翻译才能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英洁.论互联网文学翻译对译介学的影响[D].华中师范大学, 2013.
[2]郭振星.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网络文学翻译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 2013.
[3]张艳琴.网络时代文学翻译读者角色的多重化[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7 (06) .
董秋斯的外国文学翻译成就 篇8
一、董秋斯的生平及翻译背景
在南开中学学习时, 董秋斯先生不仅品学兼优, 还积极参加当时的五四运动。1921年, 董秋斯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 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 董秋斯先生担任燕大学生会主席之职, 与同学一起成立燕大文学会并合编《燕大周刊》, 积极向国内宣传文学革命。1926年, 在经历了“二一八”爱国运动之后, 董秋斯先生更为殷切地向往着光明社会。
在同一年内董秋斯先生完成了大学学业, 来到了广州并在此任教, 并接触到了一些马列主义刊物, 这里当时是全国革命的策源地。在同年12月初, 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 国民政府因此由广州北迁至武汉, 遂即武汉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因此, 与同学一起, 董秋斯先生也随即奔赴武汉, 加入当时的国民革命军, 并在其第十一军的政治部中从事宣传工作。在1927年2月, 董秋斯先生主编《血路》这一理论周刊, 继续向中国民众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思想。然而这一情景没过多久, 蒋介石、汪精卫就相继背叛了国民革命, 董秋斯先生亲眼目睹这一全过程, 深刻地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理。
在1928年, 即便卧病在床, 董秋斯先生但凡精神体力稍微好转, 就开始一头扎进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中, 并以高度热情阅读所能找到的苏联文学作品, 尽力从中汲取营养, 从中汲取力量。在读鲜明地刻画苏联结束内战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中一连串重要问题的《士敏土》一书过程中, 董秋斯先生为其人物情节所深深感动。该书描绘了那些问题逐一得到解决的艰苦历程。于是, 董秋斯先生决心将该书翻译介绍给中国民众。当然, 鲁迅先生在精神和物质上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帮助, 为本书作了《代序》和《图序》。从此, 他便和翻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这本书也是他所翻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123。
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党中央宣传部的挚友张采真的大力举荐下, 病中的董秋斯先生接办了《世界月刊》, 这是我党的一个外围刊物。在该刊刊载了“田中奏折”一文之后, 董秋斯先生便与史沫特莱及其国际反法西斯战友建立了革命情谊。在1931年, 经史沫特莱的推荐以及中共地下党的批准, 董秋斯先生与国际共运中隐秘战线的杰出人物、第二国际东方局领导佐尔格直接建立起联系, 并积极参加该局的工作。
二、董秋斯毕生取得的翻译成就
尽管中国翻译实践历史源远流长, 但中国翻译理论的体系性却显得相对薄弱, 往往只是个别翻译者对自我实践的总结, 常常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早在1950年, 董秋斯先生就在其《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中强调, 反观中国, 翻译史虽有几千年, 翻译者也以千计, 但专门研究翻译的人却奇缺, 翻译多为片断的经验之谈与供临时参考的条例。尽管这些宝贵的经验有很大功效, 但是终究不能自成体系, 不是广泛调查研究之大成。由此可见中国翻译理论问题之所在。
在1934年, 董秋斯先生由于长期过度劳累, 其病情不断加重, 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右肺完全被压缩, 被迫截去八根肋骨。自此之后, 在上海生活的11年中, 除下治病与开展地下工作之外, 董秋斯先生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翻译引介外国文学作品的事业上来了, 开始不分昼夜地为中国民众奉献自己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这一过程中, 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翻译是费时最多的, 要保持原著的语言风貌, 130多万字的巨大翻译工程是从1938年就开始翻译的, 1949年该书的上半部得以出版, 再到1958年最终完成。这是一项多么需要坚韧的毅力与扎实翻译功底的工程。后来, 茅盾先生也指出, 与旧译本相比, 董秋斯的英文转译本更好。董秋斯先生还翻译了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索溪》, 向中国人民译介了该书中描绘的上世纪30年代在索溪原始森林的苏联人民如何与大自然作斗争并最终建起一座大型造纸厂的动人故事。
董秋斯先生一生待人真诚、勤劳朴实并且做事总是强调要全心全意, 其对翻译的态度也正好像他的为人处世。此外, 董秋斯先生还翻译过其他各国的诸多优秀作品, 如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奥茨本的《精神分析学与辩论唯物论》 (再版时恢复原名《弗洛伊德与马克思》) 、美国著名作家爱尔文·斯通的《杰克·伦敦传》、加德维尔的《跪在上升的太阳下》与《美国黑人生活纪实》、多丽兹·莱辛的《高原牛的家》、保加利亚著名作家艾林·彼林的《安德列希科》、斯坦培克的《红马驹》与《相持》、以色列著名作家罗兹·吴尔的《安静的森林》等。
在1945年底, 董秋斯先生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与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此后, 董秋斯先生在《民主》周刊发表了不少反对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 还翻译了西方一些进步作者撰写的向世界传播关于我解放区状况的优秀文章, 如《外国军火与中国内战》等。在1949年, 董秋斯先生主编《翻译》月刊, 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成就, 广泛传达党在文化方面的方针政策。之后不久, 董秋斯先生出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 负责发现和培养新中国的翻译人才, 团结国内外各种翻译人才, 大力提升中国翻译界的翻译水平。在1950年, 董秋斯先生被调至北京, 主编《翻译通报》, 负责联系全国翻译工作者、调查研究、交流翻译经验等。在1953年初, 董秋斯先生亲自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创办的月刊《译文》 (1959年更名为《世界文学》) 的副主编[2]78。
总而言之, 董秋斯先生十分重视翻译的理论建设与组织工作,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提出要着力建立中国自己的翻译学的宏伟构想, 其翻译思想对其翻译实践具有重要影响。董秋斯先生毕生十分重视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并一直亲力亲为地从事着这项伟大翻译工作。董秋斯先生认为, 翻译工作并非不学就会的, 翻译的价值不在创作的价值之下, 也是需要一定的能力和修养的, 文学翻译是一门不可缺少的再创作艺术。董秋斯先生指出, 文学翻译可以凭借科学阐述与研究找出规律性东西, 因而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应该依靠集体之力搜集、整理、提炼翻译移植之成果, 并从中总结出体系化的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1]周仪.翻译与批评[M].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8.
抗战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述略 篇9
一、非占领区的外国文学翻译
抗战时期的非占领区又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统区。在解放区,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共势力的封锁, 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1942年5月, 由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发表, 解放区的文艺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因为没有正规的外语教师, 而且资料也极为缺乏, 解放区的文学翻译依然面临相当的困难。在解放区, 印刷质量和印刷的纸质都很差, 发行量也非常少。即使如此, 凭借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从重庆运回的资料, 以及来到延安的海归人士带来的资料, 就开展起来了文学翻译工作。
在解放区的《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上, 以苏联为主的外国文艺理论都得以发表, 并翻译和介绍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 但以短篇为主。这些作品的翻译者主要包括了柯柏年、成仿吾、肖三、王子野、曹汀、周扬、付克、何锡麟、赵洵等。《列宁论文化与艺术》和《苏联文艺问题》是肖三编译的,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是由周扬编译的, 这些作品的发表是为了宣扬苏联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精神, 并以此激励中国反法西斯斗争。这些译者也关注着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著作。在1942年, 延安出版了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 (即《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 。在解放区影响最大的作品是《解放日报》连载的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 并且发表了相关的社论, 广播电台每天向各个解放区播发数千字, 然后各地分别印刷。解放区出版过《前线》的单行本, 并在个别地区上演过《前线》。另一部在解放区引起反响较大的作品苏联作家别克的小说《恐惧与无畏》是由肖三翻译的。《恐惧与无畏》体现了为祖国的自由而献身的苏联英雄气概。解放区广大指战员学习的教材中包括了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和里多夫的《丹娘》、《苏联红军英雄故事》。在1942年, 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短篇小说《糖球斗争》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在1945年, 他的作品《贴在墙上的照片》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人创作的报告文学在解放区也极为受欢迎[1]67。
文学在解放区是作为有力的为现实政治发挥作用的工具, 考虑到文盲比重相当大, 译者翻译时加入了很明确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意识, 并采用了使译文通俗化的翻译策略, 比如出于使读者易于接受的目的, 在译本前加按语, 简要叙述故事梗概。
在国民党统治区, 外国文学翻译的状况比解放区要好。1938年3月27日, 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它的成立表明了中国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决心将中国的抗战文化事业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结合起来, 并表明了迫切希望携手世界反法西斯的文艺家, 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文协”还呼吁中国翻译界能加强团结、奋力抗日, 把外国文学作品介绍进来或者把国内的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出去。盛成、戈宝权等将“文协”成立时发布的《告世界文艺家》、《致日本被压迫作家的公开信》等函件与决议翻译为英、法、德、俄、世界语等各种文字, 并刊登在世界各大报上。在《抗战文艺》中有一个“每周论坛”专栏, 其中在第二卷第三期上, 就刊登了《翻译抗战文学到外国去》和《加紧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
译介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成了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的一个热点。曹靖华、戈宝权、王语今、葛一虹等人翻译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马耳、铁弦等人翻译英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马宗融、金满成等人翻译法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夏衍、胡风、适夷等人翻译日本反战文学作品;胡愈之、孙用等人从世界语翻译反法西斯文学;翻译过部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和优秀名著还有陈瘦竹、方敬、秦似、彭慧、穆木天。抗战期间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超过700种, 数量最多的无疑是苏俄文学作品, 这是由于当时最强大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战斗堡垒就是苏联。反映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与生活的短篇小说、戏剧和诗歌大量地刊登在中国抗战文艺报刊上, 而且还出版了很多的长篇小说和多幕剧作的译本, 其中包括西蒙诺夫的剧本《俄罗斯人》、李昂诺夫的剧本《侵略》、瓦希列夫斯卡的小说《虹》、巴甫林科的小说《复仇的火焰》、葛路斯曼的小说《不朽的人民》。陈瘦竹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一节, 刊登在《时与潮文艺》第三卷上, 激励中国人民学习苏联的卫国英雄, 给日本侵略者以狠狠打击。而且在抗战期间, 也翻译了大量俄国古典文学作品, 包括了托尔斯泰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托尔斯泰科学杂文集》等;普希金的作品《上尉的女儿》、《欧根·奥涅金》、《普希金诗选》、《青铜骑士》等;契诃夫的《樱桃园》等;同时还翻译了涅克拉索夫、赫尔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一些作品[2]。
由于当时的中国与法国处境相似, 都是法西斯侵略者的受害者, 所以中国的译者们非常重视对法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的译介。许多反映法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的中国报刊上发表, 例如中篇小说《海的沉默》、短篇小说《土伦》、剧本《巴黎的搜查》等。
中国的译者们也很重视日本作家所写的揭露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文学作品。在1940年, 桂林新知书店出版了中村义夫等人所写的《敌军士兵日记》。在1938年, 《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及其作品》在汉口出版;在1940年, 出版了鹿地亘的报告文学《追念日本三志士》;在1943年, 又出版了他的小说《前进, 又前进!》;在1945年, 又出版了他另一报告文学《叛逆者之歌》。
在抗战期间翻译了大约30种美国文学作品, 其中包括了海明威的作品《战地春梦》、《战地钟声》、《第五纵队》、《蝴蝶与坦克》等, 斯坦贝克的作品《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月亮下去了》, 德莱塞的作品《美国的悲剧》、《嘉丽妹妹》等。
二、占领区的外国文学翻译
在日本占领区, 为了凸显和宣扬大和民族的优越性, 也为了鼓吹日本文化纯粹论, 日本侵略者大力扶植日本占领区的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 导致占领区的日本文学翻译出现了非正常的繁荣景象。
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 日本文学的积极传播离不开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策略的引导。当时支持日本侵略战争的作家中, 非常嚣张也非常活跃的有片冈铁兵、狮子文六、岛崎藤村、佐藤春夫、林芙美子、德富苏峰、久米正雄、吉尾信子、菊池宽、火野苇平、林房雄、横光利一等。在1944年, 德富苏峰的鼓吹日本侵略的《必胜国民读本》以东方文化编译馆之名出版。由于积极支持日本军国主义政策, 菊池宽的作品翻译了很多, 例如青岛出版的《无名作家的日记》和《新日本外史》。还出版了鼓吹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的狮子文六的小说《海军》, 在1939年, 在北京出版了火野苇平的作品《士与兵》。同年, 在伪满“新京”出版《麦田里的军队》并在上海出版《麦与军队》[3]253。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抗战期间, 日本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学翻译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打压。虽然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出版了一些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 包括1932年出版的《夏目漱石集》、1934年出版的《梦十夜》和《新生》、1935年出版的《三四郎》、1936年出版的《千曲川素描》、1937年出版的《舞姬》。在1938年, 夏目漱石的《心》在伪满出版;在1939年, 志贺直哉的《转生》在北京出版;在1944年, 中岛敦的《李陵》在北京出版。日本军国主义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行了残酷打击, 特高警察的酷刑迫害死了小林多喜二, 抓捕入狱者包括藏原惟人在内的大批革命者。在占领区, 几乎见不到深受中国译者喜爱的左翼作家叶山嘉树、中野重治、藤森成吉、前田河广一郎等人的作品。
参考文献
[1]牛兴华等.毛泽东和延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2]戈宝权.二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J].文艺阵地, 1943 (4) .
外国文学翻译 篇10
关键词：经典度,翻译文学经典,复数性
20世纪70年代, 英美高校围绕文学课程教学大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经典这一古老问题开始引发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不仅文学研究者十分关注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翻译研究者也以跨学科的敏锐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尽管经典化研究硕果累累, 但研究者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 其中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对立尤为突出。在经典化研究的两派针锋相对、莫衷一是之际, 笔者欣然读到了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王恩科博士撰写的《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研究:以<德伯家的苔丝>汉译为例》 (以下简称《研究》) 一书。该书虽然以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 但不乏对经典化现象的深度思考, 尤其是经典度概念的提出, 为化解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矛盾, 帮助经典化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路径。同时, 《研究》提出了翻译文学经典具有复数性的新颖论断, 加深了我们对翻译文学经典及其建构的认识, 也为深化翻译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观点。
1 理论创新之一:经典度——经典性与经典化之间的纽带
经典化或经典建构既涉及作品自身的内在品质, 也深受社会文化环境的种种影响, 如此众多的制约因素使得经典建构过程曲折复杂。由于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 经典化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两大流派。前者看重作品的内在品质在经典化中的奠基作用, 认为作品的经典化是作品的经典性使然, 例如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戏剧是“世界各种环境中以各种语言被阅读和表演”的经典, (2005:27) 其经典地位似乎不受跨语言、跨文化交流在内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与此相反, 建构主义关注的是作品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 例如, “佐哈尔在《多元系统论》的注释中明确地解释说, ‘经典化 (canonized) 清楚地强调, 经典地位是某种行动或者活动作用于某种材料的结果, 而不是该种材料‘本身’与生俱来的性质’ (Zohar 1990:26) , 即文本的文学地位更多地取决于社会文化的因素, 而非文本本身。” (王静、兰莉, 2010:105)
虽然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成分, 但过分夸大作品的内在因素或外在因素在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 不仅在理论上很难自圆其说, 而且也与中外经典化的大量史实不相符合。如何汲取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各自的理论优势, 化解它们之间的理论分歧和对立, 就成了摆在学界面前一道难题。针对上述困惑, 《研究》提出了经典度的概念。
“所谓经典度, 就是人们对作品经典性的认识, 或者说是人们以各自特定的尺度对作品经典性进行度量所得出的结果。” (王恩科, 2014:24) “经典度既然是人们对经典性的认识, 因此在特定历史语境下, 经典度对经典性过高或过低的偏离就不足为怪了。” (王恩科, 2014:25) 与作为“作品内在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综合特征”的经典性相比, (王恩科, 2014:16) “经典度不仅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也抹不掉个人的印记, 从而呈现出较强的主观色彩和动态特征。” (王恩科, 2014:24) 由此可见, 经典度不同于经典性, 它是经典性的折射;同样, 经典度也不同于经典化, 它是经典化的“风向标”。 (王恩科, 2014:25)
与动态性极强的经典度相比, 经典化有其公认的标记, 例如“不断刊印、被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充分研讨、收编在选读本中、作为文学名著列入学校的课程和教材”等。 (王恩科, 2014:12) 经典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品能否顺利完成经典化, 但经典度高并不一定保证作品就能完成经典化。如《金瓶梅》在我国学界长期备受关注, 也以其卓越的艺术性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 并于上世纪初就被翻译成英语, 但在我国却至今未进入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 远远没有实现经典化。
可见, 经典度一头连着经典性, 一头连着经典化, 成为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桥梁。正是在这一理论纽带的连接下, 以往经典化研究中彼此孤立的经典性与经典化才有了相互作用的渠道。这一渠道的疏通, 使我们能够合理解释为什么有些作品, 早期默默无闻, 许多年之后却荣登经典的宝座, 或曾经红极一时, 却在历史的风雨中黯然失色, 丧失其曾经拥有的光环。因此, 经典度概念的提出, 不仅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而且也为深化经典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在提出经典度概念之后, 《研究》对影响经典度的几个重要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 使我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理论功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 理论创新之二:复数性——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
翻译文学是文学大家族中的一员, 但跨文化、跨语言的特殊经历使得翻译文学经典与原创文学经典相比有其独特的品格。虽然以往的研究中, 不少学者也注意到翻译文学经典跨文化、跨语言的特殊性, 但对其不同于原创文学经典的特点重视不够, 因此缺乏明确的认识和清晰的表述。王恩科博士专注于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多年, 其早期的成果 (如“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一文)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翻译文学经典的复数性, 但其论断已经颇具雏形。随着研究的深入, 他对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有了明确的认识, 最终在这本《研究》中提出了翻译文学经典具有复数性的论断。
这一论断是与原创文学经典的唯一性 (即对于某部具体的经典作品而言, 不可能有体裁相同、内容和风格高度相似的另一部作品也成为经典) 相对而言的。对此, 《研究》以《三国演义》与《水煮三国》为例予以说明。“《三国演义》自罗贯中写成之后, 就像雕刻家刀下完工的艺术品一样, 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刻。……如果《水煮三国》有朝一日成为文学经典, 那么它或者与《三国演义》共享经典的殊荣, 或者将其取而代之, 但无论如何它始终不会是《三国演义》本身。” (王恩科, 2014:71) “翻译文学经典的这种复数性特点是由翻译性质决定的”。 (王恩科, 2014:229)
《研究》从“内容相同”、“译文语言相似”、“译者之间的竞争”、“译本的接受”和“重译的启示”几个方面阐释了翻译文学经典的复数性。在“译文语言相似”部分, 《研究》以逐句对照的方式, 比对了张谷若《德伯家的苔丝》三个译本的第一至第三章, 发现在11000-13000字 (不计标点) 、1400-1500句的语料中, 完全相同的句子达到32.32%, 包括相同句子在内的高度相似的句子达到62.24%。《研究》还以同样的方式统计了傅雷《高老头》三个译本, 在语料样本为张谷若译本语料样本一半的情况下 (傅译《高老头》译本字数不足张译《德伯家的苔丝》译本字数的一半) , 发现完全相同的句子达到37.06%, 包括相同句子在内的高度相似的句子达到57.58%。张谷若和傅雷都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 他们都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分别三译《德伯家的苔丝》和《高老头》, 不仅为我国读者奉献出经典译本, 而且三个译本的高度相似也为翻译文学经典的复数性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佐证。
对于翻译文学经典的复数性特点, 《研究》既立足译本的实际, 也没有忽视逻辑上的推理。“假如把翻译文学经典建构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语境中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其中的经典杰作至今还没有经典译作出现, 这并不能排除今后出现经典译作的可能性;如果它已经有了经典译作, 同样也不能排除未来会出现新的经典译作。” (王恩科, 2014:229) 翻译文学经典具有复数性特点的论断, 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翻译文学经典的认识, 也丰富了经典化研究的理论成果。
3 批判意识与踏实学风的高度结合
批判意识是理论创新的动力, 踏实学风是理论创新的基础, 而两者高度结合在《研究》之中得以充分展现。
尽管张谷若的译本《德伯家的苔丝》进入了2000年教育部为中文专业推荐的100本阅读书目 (其中22本为翻译文学作品) , 但译本中方言的使用却受到一些著名学者的批评。虽然批评者所列举的个别例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撑其论点, 但其理论上的不严谨甚至矛盾却鲜有学者指出。例如, 傅雷曾说:“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分是方言的生命与灵魂, 用在译文中, 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 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岂不笑话!”不少反对方言互译的研究者经常引用这句名言。但是, 《研究》认为, 傅雷的论述不仅不合逻辑, 而且还使用了双重标准, 因而缺乏说服力。
汉语中的某种方言只是中国某个区域通行的语言, 使用该方言的人只是中国某地的人。既然译文中使用这种方言就会“变外国人为中国人”, 那么译文如果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外国人就会变成什么呢?难道就成了全球华人或者超中国人吗?其次在标准语与方言的使用效果上使用双重标准。如果抛开言说内容, 仅就言说方式而言, 翻译无论如何都是“变外国人为中国人”。譬如, 巴尔扎克了解中国吗?他会说汉语吗?广受学界和读者好评的《高老头》中译本难道是巴尔扎克直接用中文写作的吗?如果不把巴尔扎克变成会说汉语的中国人, 普通民众能了解这位法国文学大师吗?正如谢天振指出的那样, “每当我们捧着 (举例说) 傅雷翻译的《高老头》开卷启读时, 我们往往只想到自己是在读巴尔扎克的作品, 却忽视了一个十分简单却又非常根本性的事实:巴尔扎克怎么可能用中文写作?……这时站在我们面前的巴尔扎克也已不是法国的那个巴尔扎克了, 而是穿上了中国翻译家傅雷为他‘缝制’的中国外衣的、已经中国化了的巴尔扎克”。 (王恩科, 2014:179)
一些研究者引用哈蒂姆和梅森《语篇与译者》的一个例子反对方言互译。《研究》则质疑道:
不少人在引用这个例子反对方言互译时, 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其中这样的细微差异, 那就是俄国农民的方言属于哈蒂姆和梅森划分的五种方言之一——社会阶层方言 (social dialect) , 但苏格兰方言显然属于另一种, 即地域方言 (geographical dialect)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用地域方言翻译社会阶层方言能达到预期效果吗?如果当时的译者使用了英国农民的方言, 即与俄国农民的方言属于同一类型的方言, 不知结果会如何呢? (王恩科, 2014:184-185)
张谷若译本中大量出现的四字格也是一些研究者批评的对象。《研究》通过抽样对比, 分析了张谷若三个译本与《红楼梦》中四字格的使用情况, 发现每百字中四字格的使用, 《红楼梦》是张谷若1936年译本的1.67倍, 1957年译本的2.97倍, 1984年译本的1.81倍;四字格的连用, 《红楼梦》在个别情况下是张谷若译本的5倍。
批判意识与踏实学风的高度结合是《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上述例证仅仅是较为明显个别事例。
4 结束语
《研究》是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研究的一部新作, 也是一部力作。《研究》并未将视野局限于翻译文学, 而是针对经典化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尤其是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对立, 提出了经典度这一概念, 不仅有助于化解上述两种流派的分歧, 而且为深化经典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作者以其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踏实的学风, 深入探讨了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独特品格, 提出了翻译文学经典具有复数性的新颖论断, 使我们对翻译文学经典及其建构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也丰富了翻译文学批评理论。当然, 《研究》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 如第四章与第五章在内容略有交叉, 不能不影响论证的力度。
参考文献
[1] (美) 布鲁姆 (Bloom, H) 著, 江宁康译.西方正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2]王恩科.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J].长安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11 (4) :115-120.
[3]王恩科.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研究:以德伯家的苔丝汉译为例[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外国文学翻译 篇11
而文学作品翻译是对各个国家的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除了要传达作品本身的“思维”外，还着重强调了“风格特色”。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具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表现力，以便在深刻理解原作、把握原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把原作的内容和艺术魅力在译作中传达出来。本文将两种不同的翻译文本进行比较研究。
商业广告文本和文学作品文本
商业广告文本
广告的定义：著名的美国市场营销协会给广告下的定义是：广告是由特定的广告主通常以付费的方式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对产品、劳务或观念等信息的非人员介绍及推广。
广告具有以下五个显著特征：①针对特定的一群人；②除了少数公益广告，广告通常是由某些广告主付费给特定的媒体以获取时间及空间来传达信息的；③大多数广告旨在说服顾客购买商品或服务，亦或让公众了解某组织的价值理念；④广告起着通知、说服、提醒、影响、改变观念甚至改变情感态度的作用；⑤广告通过各种媒介进行传播。
广告的分类：广告有以下两种主要的分类：1）按媒介可分为报纸广告、杂志广告、电视广告、广播广告、邮件广告、户外广告以及传真广告等。2）按目的可分为以盈利性广告和非盈利性广告。前者又叫商业广告，包括产品广告、服务广告及理念广告等。
广告的功能和目的：徐百益在《简明汉语广告词典》中把广告功能归纳为：①报道功能。②需要唤起功能。③说服功能。④促使行动功能。⑤扶植信用功能。
广告文本的目的在于吸引顾客注意力并成功推销产品及服务。一个成功的商业广告必须能够吸引注意力，引人入胜，能够激发目标群体的购买欲，给其留下深刻印象并促使其前去购买。
广告文本的主要特征
1.广告文本的词汇学特征
为招揽更多顾客，提升销量及削减开销，广告通常以最少的版面，最精炼的语言，传递出最多的信息。因此，广告文本多采用单音节词或简短的词语，如go，make，take，buy，taste等。广告文本也常使用新造词语，以显得更别致。例如，What could be delisher than Fisher？（还有什么比钓鱼更有味？）撰稿人巧妙地将delicious改造为delisher，与最后的fisher押韵，吸引观众眼球。这样使得广告给人深刻印象，更具说服力。
2.广告文本的语法特征
1）多使用简单句来代替复合句。例如，Coco- Cola is it.（这就是可口可乐。）用简短有力的语言，加深人们的记忆，以突出品牌名称，富有号召力。
2）多使用省略句。例如，Safe，Easy，Quick &with Fun.（安全、简单、快速、有趣。）某家用食品加工器广告，省略了主语和系动词，以突出其功能特点。
3.广告文本的修辞
广告英语的修辞是基于词、句功能上的一种表达技巧，修辞手段的使用往往决定着广告的创意与效果。广告英语的修辞特点主要有如下几种。
1）拟人。把物写成人，使之有生命力，个性和情感。例如，The world smiles with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给世人带来欢乐。）世界因《读者文摘》而欢笑，可见该杂志给人们带来欢快。
2）比喻。能使广告语言生动形象，增强读者的形象思维。例如，The born leader.（天生的领导者。）此句暗示产品生来居领导地位，当然是优秀产品。
3）对偶。能突出所强调的内容，增强语言气势和音韵的优美。例如，A contemporary classic.A timeless timepiece.（当代经典产品，永久计时装置。）结构对称，且巧妙运用了修饰词与被修饰词的意义成分中的矛盾，令人回味无穷。
4）排比。排比句能层层递进，加强语势。例如，
Designed with a computer.Silenced by a laser.Built by a robot（电脑设计，激光消音，机器人制造。）整齐的书面形式，有规则的节奏，看来醒目，听来悦耳。
文学文本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有以下特性：忠实，想象，优美。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作者的个人经历通过文学作品影响读者。文学文本的翻译必须和原著一样充满感情。否则不能收到同样的读者感情反馈。译者想要翻译出一本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优秀的文学素养。
1.文学文本的语言学特征
首先，文学文本的句法复杂多变。一部文学作品可以是诗歌，散文，小说，也可以是话剧。不同的作者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技巧。文学文本的句法特征随着文学文本分类及作者而变化。
其次，文学文本的词汇涵盖各个不同的层次：白话语言，常用语言，正式语言，文学语言。在小说、话剧等文学文本中，不同的人物扮演不同行业的人物，说着不同类型的语言。
最后，文学文本多修辞。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文本生动形象，更具表现力。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要尽量使用原文的修辞手法。要灵活善变，切忌生搬硬套。
2.文学文本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
每一个民族都各有特色，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也很突出。例如，中国人偏向含蓄，不喜直接表达看法。因此中国文学作品多采用寓意的方法。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语言风格也应有所保留。
古时的文学作品与当代文学作品在读音、拼写、词汇及风格上迥异。例如，莎士比亚和海明威写作完全不同，他们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时代。
3.文学作品的目的和功能
文学作品问世的动机多种多样。相较非文学作品的问世，一位文学作家的动机通常并不是描述现实世界，而是通过描述一个假想的世界来引导人们认清现实世界。这也解释了文学作品通常被等同于小说的原因。
季羡林的外国文学翻译思想与成就 篇12
一、季羡林的成就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10岁时开始正式学习英文, 高中开始学习德文, 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时在省立济南高中求学, 其国学老师, 翻译家与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决定了季羡林一生的写作活动。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专业方向是德文。向吴宓、叶公超学习东西诗比较、英文, 同时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等, 在此期间对梵文产生了深厚的兴趣。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 赴德国至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长期的学习研究中, 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巨大, 1936年决定选择梵文, 对中印文化关系进行彻底的研究。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期间主修印度学, 学习梵文及巴利文。同时选修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 加学南斯拉夫文。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同时也是他唯一的听课者。1941年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斯拉夫语言、印度学、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 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成为语言学家艾密尔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罗语。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并继续研究佛教及梵语, 在德国期间季羡林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 获得了高度评价, 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因战争归国无路的季羡林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经瑞士辗转取道东归, 经恩师陈寅恪推荐于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至1983年, 创建东方语言文学并一直担任系主任, 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北大是我国最早成立东方语文系的大学, 培养出了大量东方学的专业人才。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革期间历经磨难受尽屈辱。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复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 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因病辞世[1]50。
二、季羡林与外国文学的翻译
季羡林在佛典语言、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作颇多, 著作等身, 他还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 能阅俄、法文, 同时还是世界学者之一。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评价自己是杂家, 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 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一生著述颇丰, 著作书目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糖史》等, 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羡林文集》中。其中翻译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译自德文的马克思所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译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乐》等;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印度著名剧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诗剧《沙恭达罗》和五幕诗剧《优哩婆湿》、反映印度民间故事的《五卷书》等等, 涵盖了印度古代语言、佛经、梵语、吐火罗语、印度的历史和文化等内容。《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 被奉为印度叙事诗的典范, 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 对整个南亚地区和宗教都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在文革中饱受折磨, 被下放看门的季羡林在创作与研究都不能进行的困境中, 继续坚持翻译方面的工作, 并选中了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巨篇《罗摩衍那》, 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 季羡林只能偷偷地进行翻译, 由于《罗摩衍那》是以诗体的形式写就, 季羡林坚持译文也应是诗体, 要将每首三十二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是非常不容易的, 更何况还要考虑到八万行诗的押韵, 常常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而失魂落魄, 在四年时间里, 七篇的《罗摩衍那》译了还不到三篇。文革结束后, 季羡林的翻译工作才光明正大地进行, 终于在1983年2月将《罗摩衍那》翻译完毕, 这是除英译本之外世界上仅有的外文全译本。十年风雨、十载心血, 方铸就了这部长达两万颂, 译文达九万行, 五千余页的巨著。《罗摩衍那》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 为中印的文化交流铸起了一座丰碑, 季羡林因此被印度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会分会主席, 被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 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将印度公民荣誉奖授予当时已97岁高龄的季羡林[2]101。季羡林在梵文翻译上的成就众所周知, 而在吐火罗文的译述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本已经失传的语言, 仅凭着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一些残卷而重新面世。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曾经师从艾密尔西克对吐火罗文进行过学习与研究。1974年时, 在新疆又出土了44页88面残卷, 当时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个人懂这种语言, 而整个中国只有季羡林懂这些文字, 时年63岁的季羡林经过17年的研究, 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 并译著出《弥勒会见记》, 那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弥勒会见记》的译释, 对佛教传入中国的经历, 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据。季羡林多年从事各种文字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 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将首次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给予了季羡林, 是对他为中国翻译事业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
三、季羡林的翻译思想
季羡林一生所获荣誉与头衔非常多, 但他自己乐于接受并承认的只有两个, 一是教授, 一是翻译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季羡林谢绝所有聘任, 唯独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 其目的竟是为了便于为翻译工作提意见。季羡林认为, 中国文化从未枯竭的原因是因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 而最大的两次思想注入, 一次是来自印度, 一次是来自西方。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因此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与他在清华的恩师之一吴宓一样, 赞同严复在翻译上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他认为信是忠于原著, 达是忠于读者, 雅则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译者需要同时忠于作品、作者和语言。同时做到这三个字, 就是上等, 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达雅不足, 则是中等, 而不信不达不雅则为下等。他认为信是翻译的基础, 如果不能做到忠实于原文, 就不叫翻译。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这点在他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将原文的诗体译成中国的诗体, 他决定采用顺口溜似的民歌体。同时将原文分两行写的32个章节的颂译成四行, 每行的字数基本整齐, 并且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 季羡林可谓用心良苦。译至第六篇《战斗篇》下半部时, 季羡林更为严格地将每行定为七言绝句, 间或也有五言, 从而更接近于民歌体。除了译文更加简洁精练, 保留了原文的节奏, 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季羡林在翻译中不但忠实保留了原诗的信息, 还尽量押大致上口的韵, 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体之雅[3]133。在音韵上以偶数行押韵, 韵脚灵活, 音韵协调上口, 译文达到了信与美的效果。季羡林的翻译思想还体现在《罗摩衍那》的音译上。为了保持忠实于原文, 能准确地选择译音, 他通过研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实践与翻译文化, 基本上使用过去中国和外国和尚翻译经文时使用的对音方法, 尽量符合印度的原音。季羡林所主张的直译, 在信的基础上, 还在汉语习惯以及文法允许的范围之内, 适当引进一些外国语法中比较周密的表达方式, 使汉语表达方式更加丰富, 从而更适应需要。这与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直译观颇有相似之处。但与鲁迅不同的是, 季羡林反对重译, 即不通过原文而对某国译文进行的二次翻译。他认为科学与哲学类必要时可以进行重译, 文学作品则不行, 并用淮南之桔淮北之枳来形容重译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季羡林认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关重要的, 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无法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正因为翻译的重要性, 季羡林十分重视翻译职业的道德, 主张翻译行业的工作者, 应该多学几门外语, 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同时改革大学外语学法, 大力培养职业翻译家, 建立保证翻译质量机制, 并再三公开请设国家翻译奖, 足见他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关切与注重。
参考文献
[1]季羡林.季羡林在德国的“笨”学问[J].新闻世界, 2008 (1) .
[2]肖志清.季羡林的翻译观探究[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科, 201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