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数字电视研究论文

外国数字电视研究论文（共4篇）

外国数字电视研究论文 篇1

一、《外国投资法(草案)》概述及重要意义

根据我国的立法进程规划,商务部积极进行了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资三法”)以及相关实施细则的修法工作,在2015年1月19日颁布了《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外资法草案》)。这一举动预示着我国即将结束无统一外资立法的现状,对进一步引进和规范外资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一直以来都缺少对外资企业的专门性立法,外资立法主要表现为以企业组织法为中心的外资三法及相关实施细则,即外商投资企业法。但外商投资企业法并不同于外资法。外资法主要调整外资的界定、外资准入、争议解决等有关外资进入与监管的行为,外商投资企业法虽然也涉及投资问题,但重在调整外资企业的组织与管理。我国之所以形成以外商投资企业为重心的外资法,是由于发展初期落后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长足的社会经济发展,当前对外资企业的“双轨制”立法模式显得与社会现状格格不入。基于中美与中欧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中日与中韩自由贸易区建设、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等实践探索,我国颁布了《外国投资法(草案)》,这对我国完善对外资企业的管理具有积极影响。

二、“控制”的定义及对其界定的作用

“控制”这一术语在《外国投资法(草案)》中频繁出现,总计达32次之多,可见其在草案中的重要性。准确认定控制,对外国投资者的认定、安全审查制度以及信息披露制度等措施的适用都有重要意义。

(一)“控制”的认定

“控制”是企业中投资者或股东对企业做出决定所具有的影响力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国对其的规定体现在关于企业组织及企业竞争的法律法规中,当前主要有《公司法》和《反垄断法》。《公司法》对“控制”的界定主要表现为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定义,第216条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或所持股份占公司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或者虽然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不足50%,但依其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反垄断法》通过“控制权”和“决定性影响”两个概念来表现“控制”,但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明确界定了外国投资者具有实际控制权的情形:(1)外国投资者及其控股母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并购后持有的股份总额在50%以上;(2)数个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持有的股份总额合计在50%以上;(3)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所持有的股份总额不足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4)其他导致境内企业的经营决策、财务、人事、技术等实际控制权转移给外国投资者的情形。商务部新颁布的《外国投资法(草案)》第18条详细规定了对企业享有控制权的情形:1.直接或者间接持有该企业50%以上的股权或者类似权益。2.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以上权益虽然不足50%,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1)有权直接或者间接任命该企业董事会或类似决策机构半数以上成员;(2)有能力确保其提名人员取得该企业董事会或类似决策机构半数以上席位;(3)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3.通过合同、信托等方式能够对该企业的经营、财务、人事或技术等施加决定性影响。

(二)“控制”认定的重要意义

准确认定“控制”对《外国投资法(草案)》中的诸项制度适用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特殊模式下外资企业的认定。根据《外国投资法(草案)》第18条第三款规定,通过合同、信托等方式能够对该企业的经营、财务、人事或技术等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也属于“控制”的一种情形。该种情形不同于传统的控制模式,显然不能用投资者的投资份额来对其控制地位进行界定,这样一来对其“控制”的认定具有重大意义。

2.对外国投资者的认定。《外国投资法(草案)》第11条及第12条是对外国投资者认定的具体方法,具体分析条文不难看出我国在界定外国投资者时采取了投资者国籍和实际控制两种方式。结合草案第18条对控制的界定,草案难以说明当一个企业既符合被中国投资者控制的条件又具备被外国投资者控制的情形时,应认定为受中国投资者控制还是受外国投资者控制。出现这种特殊的情况时,准确认定“控制”也显得尤为重要。

3.准入许可审查、国家安全审查以及信息报告制度的适用。《外国投资法(草案)》明确规定了未来我国将对外资企业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凡是未被列入清单的行业均允许外资企业进入。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控制”准确界定外资将直接影响其是否受负面清单管理的限制,进而决定是否需要接受准入许可审查。除此之外,国家安全审查及信息披露制度也是对外资企业专设的制度规则,准确认定企业是否被外国投资者控制也直接决定是否受这两项特殊制度的规制。

三、《外国投资法(草案)》对“控制”认定的不足

(一)“控制”定义的局限性

如前文所述,《外国投资法(草案)》第18条对“控制”的界定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不得否认,相比于《公司法》、《反垄断法》以及其他一些涉及对控制规定的法律法规,草案对控制的界定较为全面和详细,采取了投资者投资份额以及实际控制的双重标准,然而还是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最为常见的情况就是,不能根据第18条准确认定在中方和外方各对企业享有50%投资份额情形下的控制权享有方;此外,草案第18条所规定的情形并不能包括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中持有30%股份,有时甚至不足30%即可达到对公司实际控制的情形;再者,第18条也不能囊括合伙企业以及其他企业模式情形下的控制情况;最后,《外国投资法(草案)》第15条第三款和第四款所规定的特殊情形不能包括根据第18条上所列方法进行“控制”权界定。

(二)缺乏对“控制”的认定机构和程序

“控制”的准确认定对于区分中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具有意义,进而影响准入许可制度、国家安全审查以及信息报告制度等一系列后续程序的适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现实情况是,我国目前对“控制”的准确认定还有待进一步明细,此外对控制的认定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审查工作,然而我国缺乏对“控制”认定的具体权力机关和程序,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四、对《外国投资法(草案)》“控制”认定的完善建议

(一)“控制”界定的灵活化

通过上文对《外国投资法(草案)》中“控制”认定的种种局限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对“控制”的界定,做到认定的灵活化,以最大程度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秩序:首先,对外国投资者认定采用国籍方法的基础上添加一定的限制性措施,例如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居住时限等,以防止外国投资者通过移民等方式获得中国国籍,进而使其投资设立的企业被认定为内资企业;其次,应贯彻“实际控制权”的界定理念,不单纯通过对投资者投资份额认定投资者的地位,以灵活处理在股份或者投资额相同情况下控制权的问题;再次,草案第18条不能完全包括第15条所列情形,应当以具体情况扩充“控制”的外延;最后,基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以及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为了保证法律的稳定性,草案不应通过第18条封闭对“控制”范围界定的外延,应设置兜底条款以应对立法者未考虑到的情形。

(二)规定“控制”的认定机构和认定程序

鉴于准确认定“控制”的重要性以及对其认定过程的复杂性,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在具体的法律法规中明确对“控制”的认定机构,同时设置一套完整具体的认定程序,该程序应当包括权力机关的认定过程以及认定错误时当事人的救济程序。考虑到我国具体的国家机构设置情况以及权责一致性,笔者认为应当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各级机关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承担对外资企业“控制”的具体认定。

参考文献

[1]尚清.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控制权标准探讨-以美国为视角[J].海外之窗,2013(3).

[2]刘和平.美国反托拉斯法上的外资并购控制及启示[D].华东政法学院硕士论文,2006(5):8-10.

[3]白萌.WTO协定对我国国际投资法的影响[J].理论前沿,2004(13).

[4]蔡从燕.<外国投资法(草案)>中的国际法因素[J].中国法律评论,2015,03(5).

[5]陈小洪.外资企业-外国资本有控制权的中国企业[J].中国经济报告,2010(6).

[6]任清.<外国投资法(草案)>中的三个关键词[J].中国法律评论,2015(1).

高中语文教材外国作品选文研究 篇2

一.选文的总量“多—少—多”, 波状起伏, 曲线变化。

经过对1950、1952、1958、1959、1960、1963、1964、1978、1985、1996、1997、2000、2002年的“统编”教材和2004、2005年“新课标”“分编”教材 (1) 的选文量进行统计, 不难发现:60年来, 教材中外国作品的选文总量大约可以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1952年“多”, 第二阶段是1958-1964年“少”, 第三阶段是1978-1996年稍“多”, 第四阶段是1997-2002年较“多”, 第五个阶段是2004-2005年“多”的特点。这5个阶段显示出外国作品的选文总量是由“多到少再到多”的变化状态, 即波状起伏式曲线发展轨迹。

如:国家“统编”教材“阅读鉴赏” (必修) 部分, 1950-1952年选文127-124篇 (2) , 外国作品有17-13篇, 占选文总数的13%-11%。1958-1964年选文83-126篇, 外国作品只有4-8篇, 占5%-6%。1978-1996年选文117-156篇, 外国作品选文12-10篇, 约占10%-6%。1997-2002年选文166-145篇, 外国作品选文20-24篇, 约占12%-15%。

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2004年-2005年通过的普通高中语文教材 (新课标教材) 选文626篇, 外国作品118篇, 外国作品占选文的19%。其中, 江苏版最多, 约26%;其次是山东版, 约24%;广东版最少, 约占12%。人教版约18%;语文版约16%;师大版约19%。

由此可见, 从选文总量和比率的角度审视: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文确实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再到“多”的波状起伏, 曲线变化过程。

二.选文的视野逐渐拓宽, 由“单向单极到多向多极”, 辐射式选择。

60年来, 高中语文教材选了俄苏、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捷克、奥地利、匈牙利、日本、西班牙、哥伦比亚、希腊、智利、挪威、爱尔兰、瑞士、波兰、澳大利亚、印度、圣卢西亚、意大利等21个国家的作品。

如:1950年-2002年国家统编教材几乎都选了苏俄的作品, 最多的是1950和1952年的版本, 外国作品选文分别是17篇和12篇, 苏俄作品就有15篇和11篇。而1959-1964年外国作品选文是8-7篇, 苏俄作品也有7-5篇, 1978-1996年外国作品选文是13-10篇, 苏俄有7-4篇。1997-2002年选文有20-22篇, 苏俄作品只有3-1篇。2004年-2005年新课标教材外国作品选文总量是119篇, 苏俄作品是10篇。除了江苏版和师大版各选了3篇外, 其他版本都各选了1篇。

外国作品的选用量大幅度增加, 而苏俄作品的选用量却在急剧减少。与此同时, 美国、英国、法国的作品却大幅度增加。如1950-2002年各版本只有美国作品2-5篇, 新课标教材的各版本却是4-10篇。最多的是人教版10篇, 其次是江苏版8篇。英国作品从1978年选用2篇后, 2000年选入最多, 达到7篇, 其他版本也有3-4篇;新课标教材的江苏版和语文版分别达到8篇和6篇。法国作品也是1978年开始选入2篇, 2000和2002年多达6篇;新课标教材山东版最多是7篇, 师大版没选, 其他版本是2-3篇。

当然, 德国作品的选文数量变化不大。从1960年选入2篇, 1997年增加到3篇外, 一直都是1-2篇;新课标最多是江苏版, 选入4篇, 其次是山东版3篇, 其他各版本也是1-2篇。

从国别 (地域) 的角度来审视: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的国别约可以分为4个阶段:1950—1964年的“苏俄主流”, 1978—1996年的俄、英、法、德“四国争锋”, 1997—2002年“多国繁荣”, 2004—2005年“美英主流+多国繁荣”。一些国家的文本交替领军, 苏俄作品由“雄霸”到凋零, 美国作品由“萧落”到繁盛, 英、法、德国的作品从“无”到“有”到“多”篇, 其他一些国家的作品也有一到两篇进入教材。领衔选文主流的国家交替变化、动态发展, 选文的视野逐渐开阔, 呈现出个别国家独领到多国并存, 单向集中到“多向多元”的价值取向, 即辐射多元式发展。

三.选文的体裁从“政治讲话”转向文学和实用文本, 多元文化共生并存, 文学趣味逐渐增强。

60年来, 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文品味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除小说作品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外, 政论文逐渐淡出教材的视野, 诗歌、散文、科普类作品尽现风姿, 与小说一起成为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的主体。演讲词替代了讲话稿, 传记、新闻等实用文体也有了一席领地。

从1950—2005年所有版本都选择了小说, 1950年是5篇, 1059、1978年各选入6篇;1985-2002年几乎是7篇。新课标教材师大版、江苏版分别是7篇和5篇, 其他各版是2-3篇不等。散文1950-1952年是4-3篇, 1958年-1978年间没有选文;1978年选了1篇, 到1997年才增加到5-6篇;新课标教材江苏版最多是8篇, 其他各版也有3-5篇。诗歌1996年才开始选入2篇, 2002年达到5篇;新课标教材语文版9篇, 其他各版2-5篇不等。

从1950版开始, 戏剧选入1-2篇, 没有大得变化, 但从2002年开始, 各版本都加大了科普、传记和新闻类作品, 几乎各有2-3篇。

值得一提的是讲话和议论性文章。从1950年到2005年, 这种体裁一直都在选用。1950-1952年, 讲话各1篇, 政论文5-3篇;1960-1964年讲话是3篇, 政论也有3篇左右;1997-2002年讲话是4-3篇, 政论文没有了增加了科普作品3-4篇。新课标教材江苏版讲话4篇, 议论3篇, 人教、语文、山东版各有2-3篇讲话, 广东、师大版没有选用讲话和议论文。

从体裁的角度审视:60年来高中语文教材外国作品的选文有两个不同的阶段:1950—1978年“政治言论”主流和1985—2005年的多元文化共生。1950—1964年的选文, 大多都是政论文体和讲话稿 (3) 。自1985年开始, 特别是1996年以后, 选文风格骤然大变, 一改以往“政治挂帅”的前辙, 将选文的目光投向了更广、更宽的领域。政治说教的文论、讲稿从教材中淡出, 富有异国情调和民族风情的文学、文化作品步入教材殿堂, 诗歌、散文、科普作品的数量也在增加, 语文教材的选文呈现出由单一文体向多元文体的急速转变, 体裁多样、风格各异、文学情趣和文化特色成为新课标教材选文的最大亮点。

结束语:60年来, 高中语文教材外国作品的选文, 无论从选文的总量、国别还是体裁的变化, 都可以窥见教材所经历的诸如领袖语录集萃、作家作品选集、文体单元组合和主题+文体等模式的变迁的历程, 也可以从中透视出教育改革理念、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变化过程。纵观高中语文教材选文60年的变化, 我们欣喜地看到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的目光已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社会进步身形投向了更宽广的全球视域。世界窗口已经打开, 异国的奇葩已摇曳生长, 人们将会以更高的需求和更新期待注目教材中外国作品的选文。悄声酝酿的更新一轮高中语文教材改革, 将会使其选文更科学、典范、丰富多样、具有时代特色和文化内涵, 既能够开阔学生视野, 提高语文能力, 更能够涵养学生的文学、文化素养。

参考文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必修) 语文》1-5册, 人教、语文、山东、江苏、广东、北师大版, 2004-2005年。

《高级中学语文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5、1956、1964、1978、1 986、1 996、1 997、2000、2002年版。

《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 张红苓, 语文出版社, 2001年2月1版,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 顾黄初,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12月1版。

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历史研究 篇3

一、外国现代档案鉴定理论的历史发展

1. 年龄鉴定论。

1901年, 德国档案学者迈斯奈尔依据多年的档案实践经验, 提出了一套新的档案鉴定标准。这种档案鉴定标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改变了各国过去保留近期文件、销毁古老文件的做法, 使各国相继提出了档案的禁毁年限, 使许多珍贵的历史档案得以保存。他首次提出了系统的档案鉴定标准和原则, 把档案的鉴定工作, 上升到了一个理论的高度。在迈斯奈尔提的观点中首次肯定了来源原则在档案鉴定领域中的适用性。

2. 行政官员决定论。

1922年英国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在其著作《档案管理手册》中提出了行政官员决定论。他的理论主要思想就是:档案的鉴定工作应由行政官员自己来决定, 档案管理人员不应参与到档案的鉴定和销毁工作中来。希拉里·詹金逊的理论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是他完全把档案人员排斥在档案的鉴定工作之外, 则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首先, 行政官员缺乏历史文化的客观意识, 若任其自行处理档案, 则难免会出现行政官员因为个人利益而刻意去销毁对自己不利的文件和档案。其次, 对档案人员的排斥也不利于鉴定工作总体质量的保证, 时常会出现由于行政官员对鉴定度把握不够, 从而使档案销毁得过多或过少。最后, 由于行政官员的立场总是站在其所属机关当中, 所以很难让他们从社会和历史的总体角度来对档案进行全面的鉴定, 从而不利于档案充分发挥出其自身的历史和社会价值。因此, 今天我们看来, 行政官员决定论是种古典的档案鉴定观, 并不适合我们现在的档案鉴定工作。

3. 职能鉴定论。

上世纪的30年代, 卡林斯基这名波兰的档案学家提出了他的档案职能鉴定论。其核心的思想就是要按照档案形成机关在其政府机关的体系中地位与职能的重要性来鉴定这个档案文件的价值和保管期限。卡林斯基认为:档案文件的价值大小, 是由档案文件产生机关是否有重要的职能而决定的。在我们对档案文件进行鉴定时, 其价值的大小与保管的期限长短都同档案文件产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成正比。所以, 他就提出了最高级别行政机关所产生的文件应当予以永久保存, 而低等级机关所生成的文件则可以在保存一定的时期之后进行销毁。

4. 双重价值论。

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在1956年《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 系统地阐述了其所提出的双重价值论的主要内容。即公共文件所具有的两种不同价值。谢伦伯格认为档案文件的第一价值是体现在政府管理、法律、财务以及科技方面的价值;而第二种价值则包括了证据和情报方面的价值。而档案的鉴定工作中, 第一价值是要由档案文件的形成机关的行政官员来对其进行鉴定和负责的;而对档案文件的第二价值鉴定工作则主要由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完成。

同行政官员决定论和职能鉴定论相对比, 双重价值论有明显的进步性。首先, 谢伦伯格主张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档案的鉴定工作中。这一观点避免了政府官员在鉴定档案工作时的片面性。其次, 谢伦伯格的理论是主张在文件属性和利用者的需求这两种角度对档案的价值进行鉴定。后来欧美的档案学者也正是依据了这种文件双重价值理论, 从而提出了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而谢伦伯格也因此被誉为“美国档案鉴定理论之父”。

5. 利用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由布里奇弗德和菲斯本等提出的。其核心的观点就是将档案学者的利用需求作为档案鉴定的标准, 极力地鼓吹档案第二价值是决定档案价值的根本属性。这是一种具有较大极端性的档案鉴定理论。这种理论标准使文件脱离了文件形成者本身, 极大地削弱了档案文件来源在档案鉴定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从而使文件的社会记忆价值遭到了损害。因此, 美国档案界对此理论进行了批评和否定。

6. 宏观职能鉴定论。

宏观职能鉴定论是一个统称, 主要包含宏观鉴定战略、文献战略、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这三种档案鉴定理论。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由德国的档案研究学家布姆斯提出, 其核心思想就是用文件产生者的职能来对档案文件的社会价值进行体现。文献战略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由美国的档案学家塞穆尔斯提出的, 其核心思想是档案鉴定的着眼点要从档案形成的机关组织转向机关的职能。宏观鉴定战略论是加拿大的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在20世纪80年代末所提出的, 特里·库克主张在档案鉴定之前, 要对档案形成时期的社会运行方式与档案产生过程进行了解。从而通过对档案的鉴定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文件产生者的职能等有机的联系。

二、从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中所得到的几点启示

1. 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论是我们鉴定档案价值的主要理论和方法。

档案价值的可知性是我们进行档案鉴定工作的基础。我们在进行档案鉴定工作时通常所讲的发展观点中, 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档案进行分析、预测、判断以及把握。同时从中找出所鉴定档案在未来可能会存有的价值。在实际的档案鉴定工作中, 我们所要把握的鉴定工作原则主要有两条:其一是所要鉴定档案本身的特点, 其二则是所鉴定档案社会利用的需要。可档案的价值是随着社会和科学的进步一步一步地显现出来的, 这就使得档案价值像幽灵一样随时随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因此, 我们进行档案鉴定工作的重点, 要从文件或档案本身逐步地向文件和档案产生者及产生过程方面转化。对档案形成时期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 从根本上抛弃了传统档案鉴定理论中根据档案目前或未来的社会需求来预测档案价值的方式, 它从档案产生机构的活动职能和档案产生的过程来对档案进行价值鉴定。而这种理论方法也客观上和实际上为档案工作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档案鉴定模式。

2. 文件的第一价值决定第二价值。

谢伦伯格与他的美国同行不但对档案的利用者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同时他们的观点还为档案鉴定思想带来许多重要的变化。它将一个行政机构所产生与收到的所有材料都是档案这个观点予以抛弃。谢伦伯格认为档案是档案管理人员在对海量原始文件资料进行整理之后, 所选出的适合保存的极小部分文件。文件是这个文件的管理人员或文件形成机关所要关心的物品, 而档案则是档案管理人员与档案管理机构所要关心的物品。虽然这两个专业部门同档案的生命周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但是谢伦伯格还是对文件和档案进行划分, 并试图对文件和档案的差异性进行区分。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就曾指出:“在目前电子文件需要进行‘预先’档案干预的计算机信息时代, 谢伦伯格的这种观点给档案鉴定人员带来了极大的战略问题。”综上所述, 由于文件的第一价值鉴定同第二价值的鉴定是统一的。因此, 在前面的第一价值鉴定, 就成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鉴定。

档案的鉴定工作是档案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 它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因为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 所以导致了各国在档案价值鉴定上的认识以及档案的实践工作上有明显的差异, 从而形成了档案鉴定理论与标准在层次和角度上的差异性。因此, 对这些档案鉴定理论进行研究, 可以加深我们对档案鉴定理论的了解,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最终达到指导我国档案鉴定理论发展的目标。

摘要：本文概述了外国各个时期各种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历史, 并从中总结出了一些心得, 希望对我国今后的档案鉴定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外国,档案鉴定理论,历史

参考文献

[1]Reto Tschan.詹金逊与谢伦伯格之后的新鉴定观争论[J].山西档案, 2005 (4) .

[2]徐菲.档案鉴定工作在欧美的新发展[J].天津档案, 2005 (5) .

外国地震中应急响应技术研究 篇4

地震是由于地球内部产生的急剧破裂而生成的震波, 在一定范围内使地面振动的现象。地震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近几年来, 中国地震呈现出发生频率高、地震强度大的趋势, 如何应对地震威胁是亟需解决的难题。2013年4月20日, 四川省芦山Ms7.0地震发生后, 国际商业时报刊登了一个地震预防和救援领域专家对中国在4月20日芦山Ms7.0地震后和日本在2011年3月11日Tohoku Mw9.0地震后的情况对比, 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在地震救援和应急响应方面都不如日本[1]。

日本是地震高发的国家, 在地震灾害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陈章立等[2]也回顾了在我国地震应急中, 由单类事件到多类事件, 由被动到有准备的应急转变, 并提出科技进步对减小地震灾害作用不可忽视。在欧洲近几年发生的地震中, 大量先进应急响应技术的运用,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地震灾害。文章着重研究了快速绘图技术和快速响应网络在国外地震中起的作用以及存在的缺陷, 为我国地震应急响应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思考。

1 快速绘图技术

众所周知, 在地震后数小时内提供地球观测数据, 就能为地震后最重要几天的应急响应做出巨大贡献。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组织, 欧洲GMES应急响应服务等机构都提供快速高效的地球观测数据和受灾绘图服务。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组织成立至今已经被授权使用了300多次。地震的使用概率则为12%, 位于第三。在2010年海地地震和2011年土耳其地震中都使用了快速绘图技术。下面主要介绍快速绘图背景下的破坏评估和死亡预测方法[3]。

1.1 破坏评估

地震破坏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定性的视觉判读和自动、半自动技术, 光学和雷达传感器以及两者的结合, 单一和复合的时间方法, 以及3D改变测定等方法。各种地震破坏评估方法的对比见表1。

从表1的对比可以看出, 自动破坏评估方法的运用由于需要快速准备相关信息而使用较少, 因此视觉判定方法的运用最为广泛。

2011年10月23日土耳其地震发生后, 德国宇航中心快速绘图服务机构ZKI (基于卫星的风险信息中心) 制作了相关破坏评估地图, 如图1所示。

在Ercis城市中, 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主席AFAD一共发现了61个受损地, 德国宇航中心快速绘图服务机构ZKI在破坏评估地图中, 仅仅弄错了这61个地点中的7个。此外, ZKI还找到了没有被AFAD标出的其它12个额外损失的建筑物。中国早在2007年就加入了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组织, 并于当年为该组织提供了两颗卫星作为中方提供的空间设施。因而快速绘图技术在中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中国在灾害发生后应加强与宪章组织的协调, 使用宪章组织提供的空间数据能有效提升快速绘图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1.2 伤亡预测

在地震中, 准确的伤亡预测对救援机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以显著提高医疗力量的配置和部署的效率。相对来说, 任何损失预测都取决于卫星观测前后的图像对比以及人口数据的有效性。

DLR/ZKI公布的2010年海地地震后的第一张地图, 是一张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人口分布地图, 这张图虽然有人口分布的相关情况, 但并没有预测潜在的伤亡信息。如果使用USGS PAGER方法改进人口分布地图, 便能够更新地图相关有用信息。ZKI之后采用USGS PAGER方法制作了伤亡预测地图见图2。

在海地地震中, 由于没有及时制作如图2所示的地震人口潜在影响地图, 同时伤员分类政策在整个救援过程中也没有得到彻底执行, 造成了大量医疗救护资源的浪费, 许多伤者在地震几小时后就死去了, 而幸存者也经历了一段没有任何医疗救护的漫长时间[4]。

同时, 在土耳其的Van地震中, 使用PAGER方法, 预测出了570个人死亡, 这些死亡人数主要位于自治区东部以及Lake Van的北部。而在联合国土耳其居民协调机构震后的统计中, 将死亡人数精确到604人。可以看出, 地震伤亡预测方法与实际情况相当接近, 伤亡人数及其地点的准确判定为紧急救援提供宝贵的资料, 能够极大提升救援的有效性。

对于我国来说, 快速绘图技术在近几年的地震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为了进一步降低地震带来的损失, 就需要确保地震前将资料数据准备充分。同时在安全期间, 应加强地图提供者和使用者在的沟通交流, 这样才能使地图制造者设计的地图满足使用者要求并符合实际情况。目前来说快速绘图技术在精确度上还不是特别高, 只能给出大概状况, 我国的地图制作者需要在视觉判定的基础上将地图进一步细化, 以提高快速绘图的精确度。

2 快速响应地震网络[5]

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不同的快速响应地震网络的相互协作下, 在2009年意大利L'Aquila地震中获得了有史以来正断层地震序列中的最大数据组。一个由60多个台站组成的地震网络记录了高达70000次的地震。

2009年4月6日, 当地时间03:32, 一场瞬时里氏强度超过6级的地震袭击了意大利中心。L'Aquila镇和当地70000居民都被地震严重影响。镇中心的大部分建筑都遭到严重破坏、摧毁;有300多人死于此次地震。根据意大利地震和测量监视系统采集的数据, 他们立刻计算出了这场地震的主要参数。

该地区的固定地震站之间原相距30公里。为了提高这些地震和测量网络的监控分辨率, 几个意大利团队在主震发生几小时后就建立了临时监测网络。Rete Mobile INGV-CNT和Rete Mobile Telelemetrata在2009年4月6日当天, 共建立8个独立的和3个实时的站点, 使得台站之间平均距离减小到20公里。在考虑噪声和地形影响的前提下, 确定了新的网络几何, 优化了地震网络的覆盖率。在主震发生的30个小时内, 法国地震危机协会就将20个地震站提供给INGV使用。此时, 各站相距不到10公里。从2009年4月12日到6月26日之间建立的网络, 在随后的地震定位工作中作用突出。L'Aquila地震后台站配置情况见图3。

新台站的配置, 使地震网络几何得到优化, 优化后的网络主要有两方面优点:一是降低可监测强度阈值, Re.Mo.Re.Mo.Tel.和LGIT网络的配置, 将可监测地震强度降低到了0.7级;二是可以实现更加准确的震中定位。国家网络和联合应急网络的震中定位对比图见图4。

在图4中, 黑三角是国家地震台站, 灰三角是新建立的应急台站, 可以看出, 应急网络与国家网络的配合, 明显提升了震中定位的精确度, 毫无疑问, 这对震后的应急响应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快速响应地震网络的建立中, 需要各成员之间就网络运行的策略、使用的沟通平台以及数据存储的格式达成一致, 否则不仅会迟滞应急网络的建立, 也会浪费很多有用的资源。

从近几年中国及周边国家发生的地震来看, 地震应急已不是中国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 例如2015年尼泊尔地震就严重波及了中国西藏地区。加强地震频发区域的周边合作是共同应对地震灾害的趋势, 对降低余震破坏和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此外, 应加大研究地震应急网络的几何优化, 使配置的应急网络尽可能监测到更多的强度低的余震。

3 结论

文章简要介绍了快速绘图技术与快速响应地震网络在国外几次地震中的运用情况。对于我国来说, 为了降低地震破坏程度, 在快速绘图技术与快速响应地震网络的应急响应技术发展方面应注意以下问题:

(1) 作为成员国, 我国快速绘图技术应在无震期间备齐所需资料, 并多参考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组织提供的空间数据, 以提高绘图精确度。同时加强绘图机构与地震救援和志愿者服务等机构的沟通合作, 确保制作地图高效精确并满足应急处置的要求。

(2) 加强地震频发区域的周边合作, 灾后相互提供台站能为地震监测提供资源、节省时间。此外, 应加大快速响应地震网络的几何优化研究, 提高临时建立台站的使用效率。

摘要：应急响应技术常用于地震应急救援和降低地震破坏程度。文章以近年来国外发生的几起重大地震为例, 分析了应急响应技术在地震发生后的运用情况, 综合研究了各应急响应技术在国外地震中发挥的作用与存在的不足, 为我国应急响应技术的研究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地震,应急响应,快速绘图,快速响应网络

参考文献

[1]China Is Nowhere As Good As Japan In Dealing With Earthquake Rescue And Emergency Response[N].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013-5-1.

[2]陈章立, 李志雄.我国地震应急的回眸与启示[J].中国应急救援, 2015, (2) :17-24.

[3]Stephanie Wegscheider, Tobias Schneiderhan, Alexander Mager, Hendrik Zwenzner, et al.Rapid mapping in support of emergency response after earthquake events[J].Nat Hazards, 2013, 1 (68) :181-195.

[4]Milton Steinman, Claudio Lottenberg, Oscar Fernando Pavao, et al.Emergency response to the Haitian earthquake—As bad as it gets[J].Injury, 2012, 3 (43) :386-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