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声音（精选7篇）
作家声音 篇1
●莫言认为网络文学是个好现象
著名作家莫言日前在《人民日报》发文称:如今, 网络写手辈出, 网络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好现象。网络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是普遍的, 影响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文学也不能例外。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格局, 文学的门槛降低了, 走向文学的道路变得更加宽阔和多样。当年我们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 唯一的途径就是向刊物投稿。如今, 网络提供了一个无限宽阔、自由出入的文坛, 使得每个写作的人都得到锻炼机会。我看了一些网上的写作, 包括博客, 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作家, 一个潜在的作家。我们过去认为“全民写作”是神话, 可是现在, “全民写作”逐渐变成现实。有这么大的一个写作群体, 上世纪80年代那种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少数几个作家身上的情况必然会发生改变, 文学的神圣性也因为网络消解了。有人问, 在网络文学铺天盖地的情况下, 传统作家会转变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考虑, 至于我本人, 没有考虑做网络文学, 而会坚持传统写作。因为我个人觉得, 到目前为止, 采取传统方式阅读的读者还有一个大数量, 而在网络上阅读的人也不是我潜在的读者。现在作家群体也是多元化、多层次, 一个梯次一个梯次的。作家的多层次是由他们的生活决定的, 读者也分成了无数个圈子, 每一个梯次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任何一个作家也不要幻想自己能够“通吃”。 (舒坦摘编)
●贾平凹感谢关于他的争议
著名作家贾平凹日前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自己很感谢几十年来有关自己的争议, 他说:“我一生遭遇了四次大的争议:早期批我“政治性不强, 艺术大于思想”;后来在“反自由化”中点名批我;再后来在“清除精神污染”中点名批我;再就是批《废都》。我几十年里每有作品出来都争议不断, 几乎是在毁誉中成长的。回顾几十年, 我倒很感谢这种争议呢, 如果都在说你爱听的话, 那温水煮了青蛙, 我就写不下去了, 死了。各种声音刺激我, 逼着我去写新的证明自己, 整个过程下来, 作品就多了。” (舒坦摘编)
●余秋雨不赞同把传统文化说成国学
著名学者余秋雨12月6日走进艺术人文频道的《文化主题之夜》, 他在讲述中国文化时说, 他不赞同把传统文化说成是国学。余秋雨在讲到当今的国学热时说:“前不久, 北京有一个60多位市长组成的市长培训班, 叫我去讲课。市长们提出, 怎么面对国学两个字?我给他们有个建议, 我说我不否定这两个字, 但是既然你们那么诚恳地问我, 我要说我不用国学这两个字。理由何在?因为这两个字有个最大的毛病, 第一就是它带有排他性;第二就是由于它带有比较大的政治性。国是个政治概念, 所以你很难对它进行指责。譬如他们所说的国学, 一般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有好的部分, 也有不好的部分。我如果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严厉批评, 你是同意的。如果我说对国学进行严厉批评, 你就有一点嫌疑。你怎么回事?是不是爱国?就产生这样的问题了。” (舒坦摘编)
●陈忠实无意弥补《白鹿原》的缺憾
陈忠实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1995年秋末冬初,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出结果, 《白鹿原》全票通过初评。可能大家对作品还有些不同看法, 所以就压着没有搞终评, 压了两年。到1997年的秋末冬初正式开评, 又受到评委们的基本肯定。他们希望对其中人物朱先生的两段话修改一下, 但可以修改也可以不修改。其实改动的地方很小, 而且无伤大雅, 所以后来出了修订版, 过程不像大家想象得那样神秘。其实现在书店里原版和修订版都有卖。“我写这本书是在自己八十年代中期的思想和生活感受的基础上, 当然有一定局限性。书出版后, 听到各方面的评论和反应, 也感觉到存在一些缺憾, 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人物描写, 似乎功力上不如对老一代的形象描写, 比如对鹿兆鹏、白孝文等人物的个性描写和心理把握, 就不及白嘉轩、朱先生。但这个遗憾既然已经留下了, 越到后来我越觉得难以再去重新写过。因为, 当时写作的感受和体验、精神和心理有一个最集中的爆发, 一旦爆发过去以后, 再回过头来再去弥补很困难, 起码我觉得很困难。” (舒坦摘编)
作家声音 篇2
著名作家毕飞宇笔下的一个个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非常成功, 但他本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在与朋友闲聊时流露了出来———他害怕自己笔下的人物。他说:“好的人物形象与作家可以算作半个亲人。为什么算半个?因为我怕他。在现实生活中, 我很少怕什么人, 但我怕我作品中的人物。比如《青衣》里的筱燕秋, 《玉米》里的玉米, 《平原》里的端方、三丫, 这些人我都怕。他们都是凛然的, 尤其是《青衣》里的筱燕秋, 在写作时我都不敢正视, 直到写完都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一个熟悉毕飞宇的批评家曾问过毕飞宇:“你的小说中为什么没有肖像描写?”毕飞宇回答得也很实在:“我不愿意做肖像描写, 我愿意与我小说中的人物心贴心, 却不愿意与他们面对面。” (舒坦摘编)
●鲍鹏山认为“《水浒传》是部恐怖小说”
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鲍鹏山《新说水浒》书稿签约仪式日前在京举行。签约仪式上, 鲍鹏山称, 在他看来名著《水浒传》说到底其实也是一部恐怖小说, 他在解读时加入了现代观念和意识, 指出《水浒传》人物中残忍、暴力的一面。在许多读者眼中, 《水浒传》中的林冲可谓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但在鲍鹏山的讲解中, 林冲却成了个胆小怕事的人。对此, 鲍鹏山解释说, 很多人大概是在中小学阶段读《水浒传》的, “彼时阅读很容易盲目崇拜这些英雄。在我看来林冲是被逼成英雄的, 我对他性格和形象弱点的分析是有理有据的, 都是从文本出发的。比如林冲听说娘子被高衙内骗到陆家调戏那个情节, 说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去, 到了门口, 听到两人的说话, 他敲门而入。对这个动作仔细分析, 我觉得他是不想和高衙内发生正面冲突, 因为他不敢。”鲍鹏山说, “据我统计, ‘不敢’、‘怎敢’在林冲口中出现过很多次。他身上有我们所有人的影子。”鲍鹏山建议, 读者在看《水浒传》时要理性分析, 不能太多感性。“《水浒传》中的很多场景很恐怖, 比如梁山好汉把陷害宋江的人抓住后, 活割其肉下酒;李逵杀了李鬼后, 就从李鬼的大腿上割肉吃;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残忍细节, 简直就是一部恐怖小说。当初作者在写作时写得非常细, 是为了把这个暴力延长。今天我们去读时要从理性的观点来看, 不能有任何暴力学倾向。” (舒坦摘编)
●冯骥才称大门上不宜倒贴福字
春节期间, 很多人喜欢在家中倒贴福字。对此, 著名作家冯骥才则表示, 大门上的福字不宜倒贴。冯骥才说, 倒贴福字, 取其“倒”和“到”的谐音, 意为“福到”了。但不是说所有福字都要这么贴, 尤其是大门板上。他说, 倒贴福字主要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在水缸和垃圾箱上, 由于这两处的东西要从里边倒出来, 为了避讳把家里的福气倒掉, 便巧用谐音字, 用“福至”来抵消“福去”。另一个地方是在屋内的柜子上。柜子是存放物品的地方, 倒贴福字, 表示福气一直来到家里。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之意, 而且大门是家庭的出入口, 一种庄重和恭敬的地方, 所贴的福字须端庄大方。 (舒坦摘编)
●葛剑雄主张对山寨文化不能过于宽容
作家声音 篇3
郭文斌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学和文字在一定意义上来讲, 是帮助人们去清洗心灵灰尘, 这是文学在“本来面目”上的一个意义。如果文字没有帮读者清洗他的心灵, 找到本原意义上的光明, 这样的文字是需要警惕的。如果我们不加分别地让所有的文字都进入我们的视线, 这是我们对自己不负责任。你没有做好你的这个门卫, 你让小偷进来了, 你认贼作父, 那是你对生命的失职, 是渎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文化环境非常混乱, 有许多伪作家出现, 伪文化现象出现。他们可能提供的不是读者内心缺失的那一块。读者不自觉, 以为这样会增加他学养的厚度, 其实他没有想到这恰恰增加了他心灵的尘垢。所以我们要警惕伪文化, 伪文学。 (舒坦摘编)
●白烨认为文学必须守住“下限”
《人民日报》日前刊发白烨的文章称:文学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与严峻挑战。这首先表现在对市场化文学与新媒体文学, 缺少应有的研究与批评。在市场化的冲击下, 一些属于规律性与基本性的观点与观念, 现在反倒不那么明朗, 甚至让人们不无疑惑了。比如, 在文学创作上, 作者要不要保有责任感;在文学的功用上, 要不要坚持寓教于乐;在文学的商业运作中, 要不要强调社会效益;在文学阅读上, 要不要提倡怡情益智, 等等。感觉上, 文学领域的价值标准有些混乱, “下限”不断跌破, “上限”不断下移。批评家需要增强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洞悉走势, 仗义执言, 激浊扬清, 逐步改变文学批评宣传多于研究、表扬多于批评的现状。 (舒坦摘编)
●郑渊洁认为近年来作协的名声像足协
童话大王郑渊洁日前在博客里高调宣布退出北京作协。他在博客中罗列了一个让他最为不满的事实:2003年9月, 北京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他当选为代表, 但北京作协却选择在网上发出开会通知的做法, 导致他无法参会。“2003年, 网络还不是很发达, 我当时也不会上网。直到作协大会结束几个月后, 有人向我提起这事, 我才知道。”据了解, 北京作协目前登记在册的会员有1300多名, 郑渊洁是北京作协成立至今“退会第一人”。对于自己的退出与金庸的加入中国作协, 郑渊洁表示, 自己只是退出北京作协, 仍保留中国作协会员身份, 因为“中国作协还想着我, 给我寄作家通讯, 还经常打电话联系”, “现在金庸又加入中国作协了, 我觉得挺好的, 应该直接出任主席。中国作协如今缺乏泰斗级的人物。”对于作协的声誉, 郑渊洁则认为, “近年来作协的名声有点像‘足协’, 金庸加入作协后也许会带动他的欣赏者加入作协, 对作协也很好。” (舒坦摘编)
●曹文轩反对作家做孩子的代言人
作家声音 篇4
毕飞宇日前在《南方周末》刊文称决定不再做先锋小说家。他说:1994年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创作突然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写作越来越累, 那种伴随着写作强烈的生理快感找不到了, 写小说没有乐趣了, 也发现不了我内心情感的涌动。我意识到在创作上可能出了问题, 但究竟是创作道路还是自身创作能力的问题, 不清楚。那时有两件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某一个深夜, 我重读博尔赫斯的小说, 他以前在我心中是文学的惟一式样, 是高不可攀的范本, 但是那天夜里, 我作为一个人去读的, 我发现, 我一点都不爱他, 伴随着巨大的沮丧的同时, 我也发现我可以离开这样的文学道路了。第二个就是感谢汪政, 有天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小说里的人物到哪里去了, 以前的作家是伴随作品中的人物在一起的, 到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作家, 至于这个作家写的哪些人, 确实想不起来, 我觉得这两点对我的刺激比较大。我决定从先锋文学的道路上往回撤, 我重新开始去找一种语言, 一种叙述方式, 甚至逗号句号都要重新分配, 那时候作品写得很糟糕, 难以辨认的面貌。一直到了《青衣》我才找到写作的感觉, 语言要平实, 人物要鲜活, 对话要生动, 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塑造人物这方面的弱点, 就把精力往这块投放。在创作上我回到了脚下的这块土地上, 回到说人话、心贴心的写作上。 (闻雪摘编)
●莫言强调作家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日前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上, 莫言在演讲中表示, 作家之间的对话是必不可少的, 互相阅读彼此的作品, 是更重要的交流。而交流对话是消除误解最有效方法, 也是中国作家来的目的。同时他认为, “作家在对话交流时, 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还强调:“文字必须抓住社会热点, 否则文字就是一纸空文。”莫言谈到在法兰克福书展历史上, 还没有哪个主宾国像中国这样对书展的重视和向往:“我知道这次来的不少同行都将参观歌德故居, 1763年, 曹雪芹逝世, 那时候歌德14岁。10年后, 歌德写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 他不会想到这部作品在很多年后能在中国那么多读者里引起那么大情感共鸣, 这是因为文学揭示了人类的普适价值。歌德晚年提到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世界文学也是文化交流, 了解各种文化观念。今日我们发现, 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已经突破了文学的范畴, 多样性的思想是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 这也是对歌德文学理想的实践。” (闻雪摘编)
●马原认为研究越深入离小说家就越远
著名作家马原日前在接受《读书报》的记者采访时说:“好赌不好色, 好色不好赌”。研究分析名著, 越来越耽于理性, 感性完全被破坏了。我做小说家时, 是感性的, 当教授时, 又是职业理性, 对写小说没有任何帮助, 不是说研究一百个作家就成为好作家。相反, 研究越深入, 离小说家就越远。当记者说也有评论和写作结合得很好的作家, 比如萨特时, 马原则表示萨特是一流评论家, 但只能算三流小说家, 加缪的评论和小说都是一流的, 但这样的人整个地球也就那么一两个。 (闻雪摘编)
●周大新称“似曾相识”是创作大忌
作家声音 篇5
莫言在受聘担任母校北师大教授和中心主席后, 接受采访时说:“真的不要对诺奖的影响有太高的估计, 我总觉得我们有点小题大做。”他说, 在就读北师大时他作弊、挂科、逃课都有过, 很多课勉强及格, “是老师硬给我提上去的。”他说:“我这个硕士真是徒有虚名。”也因此, 莫言对担任教授后会讲什么采取了谦逊的态度。他说, 一个教授总是要开口说话, 而且要比学生高明, 而他自认为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 起码几年之内不敢讲课, 要跟学院的老师继续学习。他把这张教授聘书当成一份北师大本科通知书。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张清华说, 莫言这个教授, 不是客座教授, 也不是访问学者, 而是拥有北师大正式编制的教授。也就是说, 莫言真正成了“北师大的人”。但是张清华又表示, 莫言未来应该不会常态化授课, 而会面对全校学生作一些讲座。获奖后, 北师大把莫言捧得极高, 这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他们希望莫言不要做“挂名教授”, 而是实实在在地将自己对文学的思考告诉一些给学生。
●张炜称真正的作家不光能够虚构故事
作家张炜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要不光能够虚构故事、写写议论的文字, 他还必须要能够面对生命的全部复杂问题, 发出个人最真挚深刻的声音, 以证明自己确实具有跟这个时代对话的能力。他不仅要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一个浪漫的想象者, 还必须对于未来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 并具备对过去完整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总结的力量。”张炜说他自己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所以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仿佛自言自语的散文上。张炜说自己写的散文也不一定都是想明白的事, 但是他确实在思索, 这同样需要饱满的激情、生命的投入, 以及敢于发言的勇气。为此, 他甚至不像一些其他作家一样, 表示要时刻心系读者, 反而认为“把读者当成上帝的人, 一定是急于推销自己的商品, 而心灵不是商品”。张炜认为真正尊重读者的作家, 就要充分地写出个人的精神世界, 让读者体验共鸣。
●盛可以自称微博是她的娱乐场所
作家声音 篇6
王蒙日前在北京国际图书节名家大讲堂上, 发表了题为《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的演讲。针对“文学已死”这一观点, 王蒙说:“只要说人话, 文学就死不了。”王蒙先用白岩松讲过的“一条狗”的故事 (一条狗在央视上镜一年也会走红) , 来说明现在传播的力量超过了文学的力量。他说现在进入新媒体时代, 最大的好处是传播的民主性与大众参与性, 坏处是浅薄性与浮躁性, 千篇一律, 缺乏深度与经典。在多媒体时代, 由于缺乏直观性与感官刺激, 是人们宣告“文学已死”的主要原因。但是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 而是文化与经验的积累, 是人类情感世界、精神生活及人类命运的思考, 是人类智慧的高峰。他说, 对文学的尊重, 就是对民族的语言、文字、记忆的尊重, 对本国人民感情方式的尊重。文学, 可以有高有低, 但衡量文学的成就, 是看高不看低, 不能满足于网上的段子式创作。网上的海量浏览, 代替不了深度阅读。王蒙称, 现在出书很多, 但最缺乏的是专业深刻, 有学术公信力的评价系统, 真正好的东西, 需要寻找和分辨。他最后总结说, 人类对文学的热爱、尊敬是恒久的, 任凭宣传一千遍文学已经死亡, 只要说人话, 文学就死不了。
●白先勇指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十分密切
白先勇日前应邀在南加州主讲“文学与历史”。白先勇指出,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十分密切, 如果抽掉历史, 中国文学就失去了份量。据报道, 白先勇被喻为当代华人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这也是相隔7年之后, 白先勇再度到南加州演讲, 吸引了数百名听众与会。白先勇指出,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十分密切, 例如西方的史诗, 也都是有历史的因素, 中国文学中的历史感, 忧患意识很深, 例如诗圣杜甫, 以诗论史, 因为有历史感, 所以读起来很沉重。白先勇举例说, 在杜甫的诗中, 他最喜欢“秋兴八首”, 其中描述的就是唐朝天宝年间的兴衰, 一旦扣掉历史, 中国文学就失去了份量。另外, 白先勇也说, 他曾在抗战之后回到南京, 虽然当时年纪还小, 但能感受到人民对打败外族, 赢得胜利的激动;然而短短4年不到, 又从南京迁到台北, 让他感触更深。
●苏童趣谈青年文学偶像
著名作家苏童日前在广东顺德的一次文学讲座上, 被听众问及他对青年文学偶像郭敬明的看法时, 苏童说:“我从来不在一个公开场合谈论一个作家, 这是一个职业习惯。郭敬明有几百万的粉丝, 对于我来说, 他是另外一个存在, 另外一个作家。对我来说, 我一直觉得现在生活方式太多了, 世界太庞杂, 所以我一直在做减法, 就是一些必需要的精神世界, 我要维持。至于孩子们看什么?我不需要看, 我也不关心。比如现在很多热门的事情, 我都不大清楚, 或者只知道一点点。可能我会被嘲笑落后、或者out, 但是没关系, 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我很重要。我了解多少信息, 我看多少书, 我一天写作多少文字, 这是生活的主题, 我会做一些筛选。所以很多孩子口中如雷贯耳的名字, 我可能真的不是很清楚, 只是偶尔看电视, 知道他长什么样?然后知道某一个篇名。如果要谈了解, 那几乎是一无所知, 这是我的一个情况。”
●黄永玉笑言已看淡生死
作家声音 篇7
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国际论坛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论坛上, 作家苏童把先锋文学比作一次语言、文字的“裸奔”。作家格非则认为, 需要给先锋文学穿上更多现实生活的衣服。苏童说:“我始终觉得我们当年的那个亮相, 我们的那个姿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裸奔’, 文字的裸奔、句子的裸奔。”这种“裸奔”可以说是一种血气方刚的先锋姿态, “是破坏欲、颠覆欲, 或者仅仅是向他喜欢的一位作家的致敬态度。这种态度必定是年轻的。”当然, 也可以解释成抛却一切束缚, 回归文学本身的纯粹信念。随着时间流逝,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先锋文学穿不穿衣服?如要穿, 怎么穿、穿多少……”格非、李洱等作家都认为, 上世纪80年代有特殊的进行探索的时代背景。但是文学不可能一直处于实验阶段, 彻底的形式探索最终只能流于华而不实的“叙事游戏”。因此, 许多当初的先锋派作家都在逐渐转型, 慢慢地在保持对文体、语言的关注之余, 添加对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思索, 就好像穿上不同的“衣服”。比如苏童成为新历史小说作家的代表;余华转向民间世俗叙事;而格非则是借鉴中国古典文学, 回归现实的书写。在当下的年轻读者群中, 这些转型后的作品远比先锋小说更受欢迎。许多作家和学者表示, 文字、形式上的“裸奔”是文学变革必不可少的阶段, 但是只有“穿衣”之后, 作品才会有时代的温度。
余华认为作家的第一个读者是自己
日前, 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与中国著名作家余华, 在北京师范大学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话。对话中, 余华说:23岁那年, 我在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当时杂志刊物比较火。我是“文革”第一年上的小学, “文革”最后一年中学毕业, 写作文常常就是参考甚至抄袭《人民日报》。但是, 那时我就在构思小说。“文革”时大量文学作品被销毁, 只有少量的书在学生中流传, 而且都是些残缺的书, 没有作者, 没有书名, 或者没有开头结尾。没有开头可以忍受, 没有结尾实在很难受, 所以我只好自己编结尾。改革开放以后, 文学作品、文学杂志大量涌现, 很多人阅读报纸杂志。我当时给杂志投稿, 首先要研究这本杂志作品的风格, 还得研究为什么会被退稿。好在那时给杂志投稿不要邮票, 被一个杂志退稿了, 我就换家杂志再投稿。因此, 一件作品寄给过很多杂志, 可以说我的稿子去过的地方比我去过的地方都多。后来, 人们渐渐认识到要阅读经典文学作品, 就开始去书店读书。对一个作家来说, “为读者写作”说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很难, 因为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选择是多元化的。但是, 每一位作家的第一个读者, 就是他自己。我感觉自己写得好不好, 其实就是作为读者的身份在发问。作家有双重身份, 作为作者要使小说推进, 而作为读者则要把握分寸, 所以自己这个读者十分重要。
严歌苓认为影视无法还原小说魅力
严歌苓的文字都十分有特色, 情节较为曲折, 常被一些读者粉丝以“虐心”来形容。严歌苓笑着表示, 这个词寓意好坏不知道, 但自己觉得文学是苦闷的产物, “假如文学不是批判社会、不是作为社会的一个观察家来代表民间表述一些苦闷、痛苦, 那么文学就是不存在的。”在高产创作中, 严歌苓还接了一些影视作品的创作和自己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工作, 严歌苓说, 自己做编剧其实很不合适, 因为改剧本要改小说的思想, 但是每种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所以最后还要落实到自己头上, “写命题作文, 比如影视, 就会有压力, 就会累, 因为不愿意去驳人家面子, 我还是更乐意去写小说的, 因为小说可在每天控制, 想写多少就写多少。”严歌苓始终认为, 影视作品无法完全还原小说的魅力, 文字所描绘的场景镜头不能完全展现, “不过我合作的导演都是大导演, 比如陈凯歌或张艺谋, 他们是非常有想法的人, 一早就知道要从我的作品中拿出什么东西”。严歌苓说自己并没有就改编的问题和大导演们起过争执, “他们提出来想法, 我只负责完成或者想出好的点子。”不过严歌苓说, 比起小说的创作来, 编剧的收入确实丰厚, “如今国内市场好, 稿酬高,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
贾平凹回应“贾平凹研究中心”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