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作家（共8篇）
现实主义作家 篇1
一
“对压迫者的圣母情结”[1]是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它揭示了作家创作背后的深层次心理动机, 反映了潜意识状态中的创作倾向。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 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普遍流露出对底层苦难人民的极大同情与关注, 这与19世纪以前的众多作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与进步。第二, 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圣母”式的人物, 表现了母性的宽容、仁爱与救赎。
“圣母”这一概念可追溯到早期基督教中的“圣母玛利亚”。据《圣经·新约全书》记载, 玛利亚是达味的后裔, 出生在拿撒勒, 与木匠若瑟许下婚约, 没有出嫁的玛利亚由“圣神感孕”而生耶稣, 后被尊称为“圣母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是“圣神感孕”, 成为没有“原罪”的第一“受造物”。投射在人类社会中, 母亲是伟大与崇高的化身, 是宽恕和仁爱的代名词。“在人的灵魂走向至善至美的过程中, 重要的是信仰 (爱) 的引导。”[2]《神曲·炼狱》中也写到“玛利亚转动钥匙开启了崇高的爱”[3], (“玛利亚领受了天使向她传达的要她怀孕生救世主的使命, 天国就对人类敞开了, 将爱降临到了人间。因此说是玛利亚转动了钥匙, 开启了上帝的爱。”[3]) 这种角色所赋予的形象与概念长久地在人们意识中沉积并根深蒂固, 形成了对母性认知的哲学观, 这种观念发展到19世纪, 在西方现实主义作品中鲜明的确定与体现出来。
“圣母情结”可理解为“圣母情综”“圣母原型”。根据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 “情结[4]”又称“情综”, 指人的潜意识层次中的原始意象 (原型) 。“圣母玛利亚”形象是爱、仁慈和救赎的象征, 表现了对一切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灵魂指引。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 “圣母情结”集中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仁爱、善良、宽恕、救助等美好圣洁的意象和情感的渴求。结合19世纪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现实主义的演变, “圣母情结”这个概念又渗透了宗教、人道主义等思想。
因此“圣母情结”可理解为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家在宗教神学、人道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背景影响下, 在创作中形成的以仁爱, 宽恕为基础, 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和生存状态, 尤其是深刻同情和救助下层苦难人民的共通情感和普遍愿望。
二
“圣母情结”在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品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 对底层人物的关注
第一, 对苦难儿童的同情和怜悯。儿童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底层小人物和弱势群体的代表, 在表现对儿童生存状态关注方面, 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有着一贯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也使其“小说性质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 (马克思语) 。“狄更斯笔下的儿童主人公往往是天使的化身, 在污浊而冷酷的世界中保持着善良的天性”[5], 其关注苦难儿童命运的作品有《雾都孤儿》《奥列佛·退斯特》《小杜丽》等。他的代表作品《大卫·科波菲尔》, 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 小说中描写了大卫·科波菲尔曲折的一生, 通过大卫的辛酸苦难的经历, 狄更斯再次展示了英国社会中孤儿的悲惨命运:寄宿学校虐待儿童的制度, 童工悲惨的生存境遇等。大卫这个形象集中体现了狄更斯深层次创作心理中的“圣母情结”, 狄更斯结合自身特殊的经历展示英国孤儿的现实生活。在他的小说里, 总是贯穿着对苦难儿童深深同情与怜悯, “圣母情结”的创作意识全面而深入地渗透到他的这部作品中。
第二, “圣母情结”还表现在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妇女的关注。代表作家与作品有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等。这一类底层妇女形象都具有忠厚、善良、淳朴的典型性格, 她们的苦难和不幸, 除了自身过失外, 更多是社会的压迫与黑暗所造成的。对这一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妇女的真实描写, 表现了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世界观、阶级观的巨大进步, 反映了对被压迫人民深刻的同情和救赎。
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妇女形象玛丝洛娃。从她人生的三个阶段看来, 玛丝洛娃由天真纯朴, 美丽可爱的少女沦为底层的妓女, 再由妓女变成“苦役犯”。玛丝洛娃堕落、沉沦、流放的一步步悲惨命运是由罪恶的社会所造成的, 是社会的悲剧, 是被迫害被侮辱的下层妇女的悲剧。
《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形象是托尔斯泰第一次把普通人民身份的主人公写入其长篇小说中。从对玛丝洛娃苦难命运的描写到最后使她精神上复活, 反映了“小说对宗教式虚幻世界的追求与对现实中各种社会现象之实质的深刻洞察, 揭露与批判是共存的”[5], 同时也表现了托尔斯泰对这一类人物的深入观察和潜意识中的无限怜悯与救助之情。这是作者内心深处的宗教意识与“圣母情结”相互作用在文学中的反映, 也是作者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
哈代的《苔丝》中同样描写了底层妇女苔丝一生的悲惨命运, 纯洁的少女苔丝一次次被推进了痛苦的深渊, 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人生的短暂的欢愉。哈代通过描绘苔丝这个典型形象, 批判当时社会虚伪的道德风尚, 流露着对被侮辱损害的底层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在对人物命运的刻画中, 作家内心的怜悯与仁爱处处体现着, 小说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即表达了作者对人物肯定与同情。
(二) 塑造“圣母”式人物, 表现了母性的宽容、仁爱与救赎。
在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中, 塑造了一位像圣母玛利亚一样令人尊敬的女性简·爱。她的善良、包容和正值的品格, 感化了罗切斯特的固执, 冷漠与傲慢, 也深深感染了每一个读者。在小说中, 罗切斯特命运的犯戒、受罚、忏悔, 正是与简的宽容、仁爱相呼应, 深刻表现了简身上所具有的“圣母”救赎精神。而作者夏洛特·勃朗特, 在1845年11月18日给黑格的书信中曾说:“愿上帝特别留心保护你, 并赐给你特殊的祝福。”作为一个牧师的女儿, 浓郁的宗教情结意识已深深融入夏洛特·勃朗特创作的潜意识中。“圣母”式人物的塑造一方面是作家内心思想的流露, 另一方面又是对广大受众的感召和影响。
司汤达的《红与黑》中同样塑造了一位“圣母”式人物, 即德·雷纳夫人。与简·爱不同的是, 德·雷纳夫人是一个贵族妇女, 出身名门, 富有教养。但她没有贵族后裔的傲慢与势利, 反而充满了平等友善的民主的思想。她身上具有典型的“圣母”般的气质与性格:仁慈、善良、温柔, 富有同情心和广阔的胸襟。这同小说中于连的野心勃勃, 追求功名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德·雷纳夫人对于连的爱和关怀, 最终融化了野心控制下的冷酷的于连, 使他意识到只有真诚的爱才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珍贵的。作者司汤达塑造的德·雷纳夫人, 富有一种自我牺牲的广阔的胸襟, 她对于连的爱包含着母亲般的关怀。这种真诚无私的爱, 最终使于连在精神上获得救赎。作者司汤达在七岁时, 母亲去世, 由于长久对母亲的眷恋, 投射于他笔下的德·雷纳夫人形象, 便成了典型的“圣母”式人物。这个人物的塑造, 表现了母性的宽容、仁爱与救赎, 是作品最后主人公得到精神升华的重要原因, 也深刻表现了现实的主题。
三
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作品中充满了对下层苦难人民的怜悯与救赎, 这种“圣母情结”的表现有着深刻的创造心理与精神意识渊源, 同时也与宗教、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紧密相关。寻究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量创作中所流露出的“圣母情结”, 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 从心理层面来看, “情结”这个概念的来源, 最早是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提出。他认为, “情结就是一组一组被压抑的心理内容聚集在一起的情绪性观念群, 它决定着我们的人格取向和发展动力, 并可以成为灵感和创造力的源泉。”[6]“圣母情结”正是作家在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和人道主义发展的影响下, 以其对黑暗动荡的生存环境的深刻体验, 通过历时与共时的框架所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作心理。这种创作倾向受到时代的驱动, 正如荣格谈艺术创作时说“他觉得自己在游泳, 但实际上却是一股伏流在推动着他”[7], 因而此处的“情结”是历史与当下语境共同创造出来的, 是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不应该把原型看做是心灵中完全洗好的照片, 而应该视它为一张有待于被经验 (也可以说是个体无意识) 冲洗的底片。”[4]“圣母情结”即是一张有待被经验冲洗的底片, 它潜藏于人的内心深处, 19世纪西方作家在现实黑暗中无意识的召唤起了这份“情结”。
第二, 从宗教渊源看, “宗教本身便是艺术, 因为宗教重在情感和想象, 一如艺术。宗教的热诚等于艺术的灵感;宗教的表现也就是艺术的表现”[8]。而基督信仰对西方人长久的艺术创作和精神结构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基督教中的仁爱与救赎的精神是一个“累积的传统”, “由于累积的传统所具有的那些材料构成了每一代人的超验信仰的基础”[9]。从宗教历史上看, 基督教中“圣母玛利亚”的光辉形象在塑造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价值方面起着长久的作用。“圣母”所代表的仁爱、宽恕、救赎等观念已经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 构成了西方社会道德观念的基础, 因而也深刻影响着作家艺术创作的思维意识。
第三, 从文学和文化史传统上看, 在古代的东西方神话中, 都有“母神”这一形象, 如中国远古的大地之母女娲和古希腊神话中的地母该亚。后圣经文学中圣母玛利亚的形象逐步确立。在此基础上, 关于“圣母”形象式的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不断涌现。但丁《神曲》中的贝雅特丽齐, 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恒的女性”[10]都表现了“圣母玛利亚”式的人物。她是爱的化身, 引导人类走向美好与永恒。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 这种内在沉淀的情感倾向和资本主义社会背景相碰击, 使得众多作家不满于现实, 将内心深处圣母般悲悯与救世的情怀投注于作品中, 从而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广泛而集中的体现出“圣母情结”的创作倾向。
第四, 从人道主义的发展看, 发源于14世纪后期的人道主义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法国大革命后, 资产阶级宣扬“平等、自由、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具体来说, “人道主义可以认为是一种道德观或伦理观, 即把人的全部价值置于现世的经验和关系的基础上, 并且把全部人类 (不分民族、种族或宗教) 在现世的幸福和自由, 以及经济、道德、文化等方面的进步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 主张在各个领域内实现言论自由和各项公民自由权”[11]。因此人道主义成为近代西方文化文明的重要元素。发展到19世纪, 这种精神意识逐步完善, 集中体现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和人类自我幸福的追求。在文学领域, 19世纪的西方现实主义作家本着艺术以人为本的信念, 以人道之心来洞悉现实。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激起了作家强烈的社会关切与救助之情。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 其作品中的愤慨与悲悯, 同情与关怀意识体现得尤为突出。
最后, 从社会背景方面来看, 随着19世纪机器化大生产的日益推广, 逐渐巩固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使那些狂热反击资本主义的作家不得不开始冷静地关注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在追寻的过程中, 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看到了自身的真正处境, 同时更发现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下层民众。他们理想的自由与平等在现实中遭到彻底的破坏, 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在现实中遭到颠覆。依据罗洛·梅的焦虑本体论, “焦虑是对人的存在的基本价值受到威胁的反应”[12]。在19世纪, 浪漫与理想的现实认知与信仰价值受到了重大挑战, 深信的社会基本价值受到威胁, 因此这些作家们产生了极度的焦虑感, 而在这种焦虑感的驱使下, 他们开始更关注于命运的维护, 以现实的目光寻求拯救苦难人民的良方。
四
以“仁爱, 怜悯, 救赎”为内涵的“圣母情结”反映了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开始更客观, 全面的观察社会, 对下层人民的苦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下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成长, 表达了同情, 怜悯与救世的思想情感。真正体现了“文学是人的文学”这一观点, 关注大众的生存与命运使其作品产生了崇高的精神内涵, 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意义。
但另一方面, 他们在批判现实时往往未找出其罪恶产生的根源, 不去触动资产阶级私有制, “圣母情结”虽然看到了现实中被压迫者的悲惨生存境况, 却没认清悲惨状况的根源, 不赞成被压迫者起来推翻压迫者的制度, 企图用阶级调和与合作来代替工人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并希望爱能战胜一切。这样的结果往往使得作家创作中产生立场的矛盾, 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是许多作家都陷入无法自拔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 同时对苦难人民也有一定的欺骗作用, 不利于社会的革新。
参考文献
[1]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北京:北大出版社,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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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承勇:《世界文学史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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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德]歌德:《浮士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
[11][美]科利斯·拉蒙特 (著) , 贾高建等 (译) :《人道主义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0年。
[12]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现实主义作家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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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一：
第一，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科学的方法，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对共产主义社会作出了科学的展望。
第二，在剖析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过程中阐述未来新世界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是在科学地批判和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作出的。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不是只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而是进一步揭示出弊端的根源，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中自我否定的力量，发现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中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并以此作出对未来社会特点的预见。
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不断深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预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既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找灵感，更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中寻找启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虽然它距离未来社会的高级阶段即典型的共产主义社会尚远，但从社会性质上来说是一致的。因此，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上，从社会主义社会中得到的启示应该比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的启示更多、更直接、更有意义。
第四，立足于揭示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而不可能对各种细节作具体描绘。马克思、恩格斯在展望未来社会时，总是只限于指出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原则和基本特征，而把具体情形留给后来的实践去回答。针对有人提出的在革命成功后应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马克思尖锐地指出，问题“提得不正确”，“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因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共产主义有多重含义，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共产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第二，共产主义是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崭新的社会状态。
第三，共产主义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以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为最终目的的实际行动，即共产主义实践。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共产主义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
参考答案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做出了科学的预见。把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社会物质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
第一、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他们认为，未来社会的生产力之所以能得到高度的发展，是因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方面的桎梏已被打破。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为丰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个人消费品分配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按需分配”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以及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基础上的。那种把“按需分配”理解为是为所欲为地索取等观点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歪曲。事实上，由于共产主义新人全面发展，人们的物质需要及其发展更趋于合理，摆脱了私有制社会中那种人为膨胀的贪欲和被扭曲的需要，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不会去占用超出自己需要的物品。而且物质需要的满足使人们更多地追求满足精神消费的需要，比如自我修养，创造性劳动和奉献的需要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克服了“按劳分配”的历史局限，第一次实现了人类社会在满足需要和分配上的真正平等。二、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是共产主义新人的重要体现。到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分配上真正平等的实现，由于社会成员之间不再有物质利益上的冲突，由于社会教育发展等，人们的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得到极大提高。
人们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在消费品分配领域中的体现，也是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实现“按需分配”的重要条件。人们在“各尽所能”地为社会创造了极为丰富的产品之后，当然也就有理由“按需分配”地充分满足自己的需要。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精神境界表现在许多方面，集中体现在个人对于他人、个人对于集体和社会的态度上，而高尚的精神境界则表现为自觉地为他人为社会服务和奉献。那时，人们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也极其乐意为社会公共事业做贡献。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阶级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三大差别的消除，社会关系实现了高度的和谐。这种和谐不仅是宏观层面的，也是微观层面的。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矛盾，因为在几乎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千万次的人际互动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这些问题能够随时产生和随时解决，主要靠的是道德的调节，特别是靠人们的精神境界。当这样的精神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时候，生活就会真正成为高度和谐愉快的生活，人们之间真正形成和谐友爱的关系。
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它指的是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不只是少数人或一部分人的发展。那时，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实现了真正的统一，社会发展不再以牺牲某些个人的发展为代价。人们的发展相互促进，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条件。其次，人的发展是自由的发展。人的发展是建立在个体高度自由自觉基础上的发展。再次，人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不仅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发展，而且人的各方面才能都得到发展，人的精神境界得到极大提高。最后，人的发展是充分的发展。各个方面能力的发展相互推动，共同提高，以实现更加充分的发展。第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同一个过程，可以说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每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根据经济社会形态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把人的发展过程抽象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这个阶段是同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第二个阶段是以人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商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同产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在这里，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已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共同的控制之下。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这个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不会损害社会的发展，而且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巨大动力。第三、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彻底解放，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人类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不仅实现了社会内部的和谐，而且社会与自然之间也形成了和谐。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不是放弃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而是以合乎自然发展规律，合乎人类幸福生活和对美的追求的方式，来改造和利用自然。那时人们将自觉调节人口生产，并自觉保护自然。在人们的努力下，大自然将展示出更加美丽的景致。四、马克思预测未来社会给予我们当代的启示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理论来看，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所构建的和谐社会在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伟大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测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致的，是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当今我国，从经济上，通过增加就业，增加人民的财产性收入，免征农业税，大力建设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及普通商品房等具体方法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治上，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同时对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一些权利给予尊重和保障；文化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生态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思想不仅体现了我国社会发展理念的进步，它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的继承更为我国创建和谐社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指引了方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答案三：
马克思、恩格斯在回答资本主义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和剖析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对未来社会的组织状况、发展方向和基本特征等问题，作了科学的历史的预测和天才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包括价值目标、科学体系、制度设计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科学理论。其内容主要包括：关于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后，就进入未来社会。未来社会自身的发展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是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最根本的是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被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当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之后，就消灭了商品生产，消除了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劳动产品的分配原则将是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以维持和扩大再生产，而生活资料归个人直接占有；旧的社会分工将被消灭，生产劳动将给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才能的机会，劳动成为需要和快乐，而不是一种负担；
城乡对立消除;未来社会的政治特征：消灭阶级差别，国家自行消亡;未来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通过教育和训练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因为交往使“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化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因此“，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以严格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不是空想和教条式地预测未来。
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因此空想社会主义也有科学的成分，科学社会主义也有空想的成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空想的成分，而在于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和设想与空想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只能求助于理性和正义。前者则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从绝对真理、理性、正义这些抽象的观念出发进行描绘的。
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者醉心于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并宣称：“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这是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只有通过一定特征的制度才能实现。以欧美经济发达国家为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就“先进国家”的社会变革设想了一些措施，如剥夺地产、征收高额累进税、普遍劳动义务制、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教育和物质生产相结合、国家垄断资本和银行等。但恩格斯也指出，“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1886
年，恩格斯应邀谈社会主义的特征时指出：“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而且在实践的情况下设计的蓝图“越是创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于纯粹的幻想”。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指出：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1893
年5
月11
日，恩格斯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出的“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时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
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1894
年1
月，有人请恩格斯写一段题词来表达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想法，恩格斯回答说：“要用不多几个字来表达未来新时代的思想，同时既不堕入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流于空泛辞藻，这个任务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他抄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作为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现。
在有个别人时常攻击我们，说中国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其根本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一是我们搞的这一套东西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抛弃了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生产资料公有制等；
二是有些社会政策中有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如存在剥削、非公有经济占很大比重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应该持什么态度呢？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不是法律，违反任何一条就是犯法，就要受到惩罚；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不是宗教，我们要顶礼膜拜，否则就是大逆不道。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科学就要研究、试验、证伪，不意味着一切都是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只是粗线条的大致轮廓和发展方向，没有为未来社会设计详尽的具体方案。这就告诉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而应当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最高纲领与每个阶段的现实纲领结合起来。
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出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我们既要坚定信念，树立远大理想，更要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理想主义是有魅力的，现实主义是必须的，我们应该做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是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得出的结论，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和探讨与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既要反对像“文革”中生搬硬套的错误做法，也要反对简单对照现实状况从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出否定性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决定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认识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必然随着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必须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得出新认识。
任何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低估了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能力和发展的巨大潜能，乐观估计了社会主义胜利的速度和时间，当然，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当代面目也许会更加狰狞、虚伪。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经历过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他们的结论主要借助于严密的逻辑论证，而主要不是从具体实践经验中概括的，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总结并不完全具有普遍性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研究的重点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设想搞社会主义的前提必须有发达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用列宁的话就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
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前提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一些设想即使是正确的，也不是目前所要采取的措施，即使有的结论正确，也不能生搬硬套，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也要和具体的时代实践相结合，决不能用本本束缚我们的手脚，一切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列宁也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没有必要也不能苛求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今天的社会设计详尽的具体方案。如果把他们的理论当成现成的公式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甚至当作各种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再做进一步研究，那么这样的结果不符合历史事实和进程，他们的理论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许多学者认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它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某些具体设想错当成永恒的、终极的绝对真理，把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实行计划经济等，套到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一切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国情，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才是真正意义上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
参考答案四：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和一般特征作出了科学预测和设想，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基本准则和要求。
第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罪恶和社会不平等等一切问题的根源，因此未来的新社会应该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把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大力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无产阶级建立的未来新社会，将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将给所有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具有的主要形式，应当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任意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构成方式。
第二，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社会生产有计划和按比例的内在统一性。“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是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比较上讲的，是针对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弊端讲的，不能与后来一些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画等号。马克思还认为，在共产主义的不同阶段，应当实行具有不同特征的分配制度。在第一阶段，还存在旧的社会分工，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应当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即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原则，这与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相比，无疑是一个历史性进步。这种分配方式尽管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无法避免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第三，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以合乎自然规律的方式来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观点。他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更自觉地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以合乎自然发展规律、合乎人类幸福生活和对追求美丽环境的方式来改造和利用自然，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动态的平衡。
第四，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有三种形式，即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其中，经济斗争是指无产阶级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最熟悉、最普遍采取的斗争形式；政治斗争是指无产阶级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斗争，它是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思想斗争是指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反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斗争，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灵魂。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具备一定主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就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根本前提和首要标志。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第五，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一般由本阶级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分子组成。政党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要从自发走向自觉并取得最终胜利，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革命政党。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建立人民政权以后，要改造旧社会，实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领导。这是无产阶级实现其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的关键所在。原因就在于：其一，无产阶级政党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无产阶级的利益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中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工人组织，它是各国工人运动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其二，无产阶级政党是以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强调，“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自觉斗争的启迪者和组织者，“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其三，无产阶级政党具有统一的纲领和严格的组织纪律。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党的纲领建设，《共产党宣言》是他们亲自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第一个科学纲领。他们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保持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是保证党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的重要条件。一个没有严格纪律的组织涣散的政党，本身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马克思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素食主义与作家 篇3
本文主人公是辛格，为了增益对其的表达，我们不妨参照一点卡夫卡。辛格认为卡夫卡是天纵英才，可假若他知道其采行素食，无疑会更感亲切吧。“现在我可以平静地看你们了，我再也不吃你们了。”当卡夫卡面对水族馆的鱼说出此言的一刻，马克斯·布罗德说，那正是其成为严格的素食者之时。《卡夫卡传》是如此洞察有力。其间不仅有卡夫卡对《圣经》是主张素食的宣告，他还说，摩西带领犹太人穿越沙漠，使他们四十年后成为素食者。而支撑这言行的脊柱该何等坚硬啊。他之“不可摧毁的东西”在本书间一再闪光——稍晚它同样被哈罗德·布鲁姆所强调——正是在献身于此的意义上，卡夫卡是现代作家里最近似托尔斯泰的人，布罗德如是评论。
然而，托尔斯泰早年不仅生活放荡且猎杀动物。他之茹素是受到威廉·弗雷（William Frey）的影响。若用汤姆·雷根的比喻，说他是一位“大马士革人”，意谓他是经由保罗般的顿悟而茹素，那我们便可将卡夫卡与辛格称为“达·芬奇党”人。对于他们，没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看到动物流血，自然会感同身受。他们无需逻辑推理或接受教育便具备动物意识，大概用叔本华的话很贴切，天才与美德一样几乎是教不来的。而辛格更是典型的“达·芬奇党人”，如达·芬奇一样，最不忍看笼中之鸟。
当辛格幼年时，就对体现生存坚不可摧的意志与维系世界之缤纷的各种生命感知甚深，甚至自家阳台上的各色昆虫，他都不会去惊扰。这温情的场景人们后来在《冤家，一个爱情故事》的赫尔曼身上得以重温。如此轻捷的他就置身于一个隐秘的维度，知道肉食意味着什么。如《庄园》与《产业》里的爱兹列尔，看见安息日饭菜，首先想到的便是动物是否会有痛苦。需知对于辛格，动物与人的苦难一样值得悲悯，市场上被宰杀的千百家禽与俄国、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同样恐怖惊心。如果他谈到受苦，那几乎总包含了人与动物。而在任何人们感到难挨的时刻，他也会想到动物。即便是仲冬寒夜，“这么冷，动物在做什么呢”，亦常现其作品。“我身处一个残酷的世界……我不仅怨恨人类，也怨恨上帝。是上帝让动物彼此相食。是他让人如此嗜血，动物般总准备施暴。我儿时的观点与现在一样：世界是个大屠宰场，一个无边的地狱。”在《追寻上帝的小男孩》里他如是追忆。可见，其对上帝的怀疑久已发生，若非身为犹太教拉比的父亲斥责他无视耶和华之训导，幼时他便想素食了。
于是，如约伯与上帝之辩，辛格关于动物的话题便常现于和上帝的争辩里。它们一直绵延至最后的《童爱》，当贝蒂讥嘲艾伦·格雷丁格为摆脱嘲弄人道的世界而立誓素食，说人应按上帝所造世界的现存方式行事时，他答，“吃素的人只是在表示某种抗议”，即便一滴水难以向大海抗议。如《那里是有点什么》里的拉比，不仅说上帝是天国的刽子手，还认为动物与人有着同一种精神，而这也是《传道书》承认的。《渎神者》里的查兹凯尔则更极端，当家里的马死后，他竟在经柜里放了死耗子与马粪：“这么折磨无辜老马的上帝就是凶手。”查兹凯尔对上帝恨意无边，至死无悔。对此，辛格不同，但其就《圣经》的矛盾而让拉比们苦恼异常的质疑却也困扰着他。此间，或正引出了一个动物何以会受难的源流。
无可否认，至少在西方，政治与教会长久的亲密无间曾使犹太基督教传统深刻影响了人对动物的态度——鉴于辛格的背景及这一传统之源在《旧约》，故此间的《圣经》即《希伯来圣经》——如尤瑟纳尔所言，造成人类残忍对待动物的重大原因之一乃亚当堕落前耶和华对其所说。由此人便成为动物的主人。一直以来，犹太基督教徒也的确在此获取屠杀动物的权利。人类盛大的节日对动物却是忌日。为纪念逾越节，上帝竟欢喜人用动物之血献祭？对此辛格实难接受。于是，很早他便为《摩西十诫》增加了一诫：“莫要杀害剥削动物，莫要食其肉，也莫损其藏身之所……”他的一些作品诸如《山羊兹拉特》、《思亲小母牛》每每寓指着善待动物所带来的好运，一种《以赛亚书》里的祥和充盈其间。而可观之极的则是对人们深以为然的《圣经》之言，竟传达出屠杀动物之意，这无疑是通向堕落之本因。
譬如《血》里的瑞莎，她之成为屠夫，像《姊妹记》里幼年就杀死过鸭子的依塔，原因竟是屠宰动物的场面能激起她的情欲。直至为了魔鬼的快感残害犹太同胞，最终她成了一个狼人。类似情形还出现在《救济院里的一夜》等诸多篇章，其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以一场屠杀动物的狂欢为结局的《撒旦在戈雷》（Satan in Goray）了。这部述说一六四八年赫梅利尼茨基对犹太人屠杀后，人们如何让社区沦为地狱的书，其间人们堕落的主要重力便是屠杀动物。在文学史上，大概还从无如此梦魇般且一再出现的屠宰场面。其中承载恶果的同样是一位女性，这便是梦幻般自幼丧母的雷奇尔。这位不得不在做祭祀屠宰师的叔父家里寄养的姑娘，从开始其命运就已注定。唯因每天揪心面对的血腥场面，让生活在她本已脆弱的心灵折射下幻化为噩梦。而在精神遭受重创后，与哥达利亚的相遇更让她魔鬼附身。这位屠夫是戈雷化作地狱的核心人物，小说对其屠宰动物的描写尤让人惊心。当其将刀砍入牛头的刹那，被浓浓血色染红了的戈雷，恍然间，仿佛幻化为世界的背景，成为人类相残的舞台。
屠杀总是双重的，对于辛格，从杀生到杀人或从奴隶到暴君总是紧密为邻，而非仅如《莫斯卡特一家》（The Family Moskat）里的人们，屠杀动物只带来生活的厄运。《撒旦在戈雷》写在辛格逃离波兰前，在此他徘徊于两次屠杀之间，怅惘地追忆了犹太人另一难挨的时刻。有关素食及与上帝之辩随之在另一个黑暗的核心臻至峰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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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也不把昆虫老鼠看作生命，可自从别人把我当成甲虫那样折磨，我也就接受了常人不愿接受的想法。”大屠杀后，《童爱》里的海穆尔如是慨叹。人们应觉他之所言太温和了，因纳粹杀人比屠宰动物更野蛮。但作为辛格的投影，那从旧时绵延至今的家禽长喊：“我做错了什么要遭此罪？”却让格雷丁格对比一六四八年更野蛮的屠杀洞若观火。于是《冤家》流溢出对上帝更复杂的情感便在所难免了。与格雷丁格一样，耽于行乐的赫尔曼从无忘却沉思道德，而在浩劫里几乎失却全部亲人的他对动物也更敏感。哪怕想象里听到家禽鸣叫也会惊觉：“在这可爱的夏天早晨，家禽在被宰杀，处处是特雷布林卡。”望见雪地上的死鸽子，也会为其祈祷并诅咒：“上帝啊，你这虐待狂，你要沉默多久。”而动物园则尤为触痛他的神经。他觉得，在对待动物方面人人都是纳粹，人对动物的歧视正可被视为种族主义的例证。因为动物对家园的热望，每每让其念及集中营里的同胞。堪比埃利·威塞尔在屠犹剧作《审判》里对上帝的激愤，小说对上帝抗议的强音在玛莎对赫尔曼素食理想的不屑里迸发：“上帝自己也吃肉，人肉。”在其看来，纳粹的行为正为上帝所赞赏。如《童爱》里的贝蒂，她深信达尔文原则即为上帝给自然制定。强权即公理？！赫尔曼对此充满不安。
辛格说过，赫尔曼正可视作他本人。的确，如赫尔曼的惶惶不可终日，认为纳粹即刻会来到纽约，辛格晚年的心弦也绷得很紧。不仅如此，与萧伯纳的写作从未言及素食不同，他那缀满动物与人之惨境的作品总流溢出两者的彼此依傍、互为因果。大家总以为，人们之间尚未全尽人道，遑论眷顾动物。然而，这不是我们先给人多少方能再给动物多少的问题，这或是同一棵树上的枝杈，必以同一天空为指归。若不能同时给予两者以人道，那根本就不曾有人道。这正是托尔斯泰将素食称为“向上的第一步”的原因。在辛格笔下，有如许倾向素食的人，就像范菲尔德·卡瓦，本是谈依地语文学，最终却畅谈起马来，仿佛借此远观，方可见丰饶开放的世界。当然，这也是其在整理人世行装时写下“爱上帝与创造物”的原因。
可一个抵触上帝又穿越毁灭的人于上帝之仁慈如何信且爱呢？仿佛生命是一场重返伊甸园之旅，在此辛格展示了一生的心迹。如爱兹列尔，在经验了犹太启蒙运动、历史的暴力、世俗知识的追索，又重归上帝之怀。“人这么简单的头脑怎能理解上帝呢？”辛格有时怅然。而且，人们理解的《圣经》是否确然亦未可知。尤其《死海古卷》发现以来，很多证据都莫不支持信仰犹太教的耶稣其实是素食者。虑及上帝允诺吃肉是人犯下罪恶、在大洪水后植物无多之时方有之事，也就有理由坚信辛格茹素有其教义上的合理性。“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如同从前的蔬菜一样。”这是洪水后耶和华给诺亚之言。可见在伊甸园，人们是素食——今天已然有更多的犹太青年认同于此而茹素——甚至，雪莱要说亚当·夏娃所偷禁果就是动物的身体。但《圣经》充斥着如许矛盾，以致在这看来甚为明晰处亦歧见纷呈。尤其《创世记》里的这句“要你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这里，有着统治意味的“管理”（dominion）与屠杀、食用，能等量齐观吗？然而对此人们还是获得了利于自身的解读。尤其在洛克那，这一解读进一步被曲解为可视动物为财产。可“dominion”不仅与游刃于古今的利剑不能等价，反而可能表明人的责任重大，既然在伊甸园，上帝只叮嘱耕种并看守园子，殆无一语可对动物施暴。即便在洪水后，上帝也未允诺可对动物如此恣意滥杀，相反，重返乐园却在《圣经》里多所念及。而这也成为知识与宗教界众多人们的期许，汤姆·雷根即为一例。仿佛在对十五世纪的拉比与《圣经》评注家艾萨克（Isaac Abravanel）之“弥赛亚来临时我们都应是素食者”的应和，在他看来，人类堕落前是全素者，茹素正是返回伊甸园的救赎。这也就是尤瑟纳尔何以会说“上帝让人做的是管家而非暴君”之故吧，盖因未堕落前的亚当本可以秉承上帝之愿来平衡世界的缤纷与美。
《圣经》的意义不在于用一己之私而在于如何满怀着爱去应和它的启示，需知它并非天然向所有心灵开放。就像辛格在诺贝尔讲坛的告白，虽然他于一切宗教都有过怀疑，却坚信宇宙绝非盲目进化的偶然结果。其实他从来相信超乎人类认知的存在，一个上帝，但却非历代拉比清规戒律里的上帝。他深信一位比爱因斯坦所信更真切亦仁慈的上帝，而这源自他坚信生命的必然正义不可任意摧毁性。当然，他的上帝是其支撑。于此，一种卡夫卡的坚不可摧性凸显出来。“心间若无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恒久信念，人就不能存在。”卡夫卡说，“纵然人无法察觉这不可摧毁的因素与对之的信念，然而表达这种无法察觉性的方法之一就是相信一个个人的上帝。”在此人的有限与更高的精神赫然呈现。就像克尔特·哥德尔晚年的洞察：有很多联系，今天的科学与智慧对其一无所知。辛格那句“人的逻辑不能规范一切”正与此言应和。由是，作为隐秘，攸关人类存在的人与动物的神秘关联，便在这敬畏里凸显出来。
于是，我们仿佛又身临人类初见世界的惊异里。这世界的多样性是如此精致的女红，或许并非仅如奥威尔在《射象》里所说，杀死大一些的动物更不应当。正如斯宾诺莎所言，对于永恒，比之一粒沙，整个银河并非更要紧。至少，不应为所欲为，而应为所当为。不是说放弃肉食旦夕可竟，甚而如食果主义者连植物也不杀死，而是至少明于素食者蔡元培先生的感情之所及。故而，与亦曾深受托尔斯泰润泽却让人匪夷所思的海明威相反，上世纪六十年代，辛格坚拒不加反省的生存伦理，成为严格的素食者。其实此前，他也绝少食肉，不因那二十多年的赤贫生涯，唯因吃肉从来有负罪感。虑及稍具动物权利观念的叔本华、敬畏生命的施韦泽、斩绝说出美德不会来自凄惨的动物尸体的奈保尔等的未能茹素，以及梭罗的徘徊，人们不妨把辛格的茹素视为文学史上动人的事件。他之可贵或正在于他之所言与他之所是达成一体的时候。而这不啻为心灵的力量，仿佛面对来路的累累白骨，在噩梦间醒来：不，不要这样，也不应这样。
因为“真理不在这片弱肉强食的丛林里”，当赫尔曼说出此言，辛格也就表明了他的历史观。动物何以被吃掉？或只因它们弱小，可动物不想被吃掉，它们有疼痛，会挣扎。茹素是他对暴力频仍的历史的抗议。正如其作品所折射的，动物问题总是指涉更博大的维度，拨动了悖论的琴弦。鲜血能换来友爱么？人们难忘最能象征辛格一生精神变迁的爱兹列尔初见武器时的厌恶。刀子是用来切面包而非用来杀生的，枪炮更是魔鬼的礼物。为着该隐不再杀害亚伯，如若他不曾“为了灵魂的纯洁而含辛茹苦”，如吉姆佩尔之心灵，他怎会说出明澈的“经历苦难并非一定会获致美德”呢？！不是吗？同是受过牢狱之苦，希特勒、斯大林更趋残暴，而米洛凡·吉拉斯却成为人道主义者。而此信念辛格在亲人与母语遭浩劫亦未更移。众所周知，这种在东欧有一千多万犹太人使用的语言，“二战”后已然濒危了，如同那些消逝的物种。因为依地语如弱小的动物一样没有国土与刀剑。然而就像孤悬苦难的依地语本身体现的品质，即纵然饱含着泪水与恐惧，却非但没有武器弹药之类的词语，还依旧坚守着祈祷与对来日的开放性。辛格亦然，他将生之情感皆囚禁于这殉道者的语言里了。也正因如此，他对以色列未使用依地语感到怅然。而对以色列前总理梅纳赫姆·贝京认为使用依地语，犹太人非但不能有军队，还会沦为任人宰割的动物之类的说辞，也不无不满。要知道，这位同样在波兰长大并在大屠杀里失去亲人的总理后来不仅发动了第五次中东战争，还以“先发制人方是最好的防御”为人指摘。辛格曾斥责其崇尚暴力，不符合《圣经》教义。此足见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了：寄予同情却不赞同。在他看来，只有不打人、不杀人，做一个犹太人方当之无愧。
由是，与爱兹列尔一样，辛格亦未曾归根故土。不是他不思念那片有着无花果、葡萄与石榴的故园，而是他拒绝把憧憬寄于革命暴力。故而他方会写下：“依靠上帝……”为此他只有“祈祷”。正如卡夫卡所言：“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于是，他那不乏温情与感伤的全部作品便不失为对犹太人信仰的感怀了。
素食主义与和平、人的未来，可以设想这里有着不可摧毁的纽带吗？“大家总拿人类自古就吃肉来做继续吃荤的借口，若照这个逻辑来推论，那应该也不能阻止人类互相残杀，因为自古人类便一直这样做。”应当说辛格此言有着坚硬的逻辑，如托尔斯泰所说，只要还存在动物屠宰场，人便不能消除战场。这也让人忆及普鲁塔克之困惑，他无法想象最初食肉的人有何必然之理由食用被残忍杀害的动物。深受普鲁塔克启迪的卢梭在《爱弥尔》里祈盼父母能引导孩子茹素，可食肉的大人能胜任吗？需知，即便殆无动物权利观念的洛克、康德，亦曾承认虐待杀害动物可能导致对人的残忍，从而倡导孩子善待动物。可如今，城里的孩子或许从未见过某些动物，却爱吃它们的肉，仿佛这食物是上帝创造的。血腥的屠宰场隐匿了，至于美妙的自然、动物的亲情与简朴的生活，也不复存在了。世界渐行渐远，以致只听到它本身在歌唱。人们不惧怕无依傍的孤寂，一切那么理所当然。然而没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当看见一棵枝叶纷披的树或一张动物的面孔而不觉欣喜，我们的幸福也就褪色了。
而忖度漫长的来路，又有多少自古而来人们本不该这样做的事情？
京派作家熔铸的理性主义三维空间 篇4
关键词：京派,理性主义,真善美
“京派”是指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后, 继续活动于北平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这个群体没有正式组成社团, 也没有明确发表文学宣言, 但创作上却有共同的审美理想。代表作家有周作人、废名、朱自清、李健吾、朱光潜等。他们之间在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知识趣味、审美倾向、文学个性等方面虽有不同, 但却都秉持着求真、向善、尚美的光辉理性。
一、求真的理性主义文学表现观
京派作家作品中始终呈现着两种鲜明对立的世界:一是乡村世界, 二是都市文明。京派作家对自然风物的审美表现体现了一中田园牧歌式的情怀。然而, 京派对都市文明的表现有一种批判的眼光, 这其中寄托了作者对乡野闲适生活的向往。沈从文曾经这样说过:“从《柏子》到《八骏图》看看, 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 城市与乡村的好恶, 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 一个乡下人之所以是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1这两种世界的不同, 流露出京派作家共同持有的理性主义文学表现观。这种表现观一方面体现在表现人性之真, 另一方面体现在表现心灵之真。
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 写出了人性的真实, 并且达到了应有的深度, 哪怕历经千年时间的淘洗, 读者再次品读它的时候, 也会以其人生的经历乃至生命的体验读出其中蕴含的意义。严家炎试着着力赞颂“淳朴、原始的人性真”, 这是京派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2李健吾在《<以身作则>后记》中说:“作品应该建立在深广的人性上面, 传达人类普遍的情绪”3我们可以看出, 京派作家的创作不仅在小说中追求人性观的表现, 在诗歌、散文、文学批评中也注意人性的表现。刘淑玲在论述京派中指出:“京派诗歌远离社会却关注人性, 在艺术世界里审视人性变迁。”4
二、至善的理性主义文学功用观
京派文学一方面高蹈于政治化商业化呈现出“超越意识”, 另一方面要求文学以道德和审美的方式参与社会改造而呈现出“介入意识”, 所以它的理性主义文学功用观呈现出“超越”与“介入”的杂糅色调, 但终极目标是对善的追求。
在“超越意识”中, 它有对政治话语的消解与反抗, 又有对商业话语的抵制与规避。沈从文在写扭曲人性的人生题材, 芦焚对故乡人生的残忍世相回忆等, 都涂抹上笑的颜色, 处理成一中至善至美的文学形态。其实, 京派在文学功用上, 很明显的表现出反对文学滑向商业泥沼而成为媚俗文学, 主张文学的理性主义关照, 对民族重塑进行文化探寻, 例如萧乾的代表作品《梦之谷》、《小蒋》、《矮檐》等。这都是实现了文学在人性和民族性的至善, 这其中既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及文化探索意向, 又掩饰不住对未来人生形式美好理想的至善追求。
京派作家的“介入意识”来自于京派作家自身的理性主义品质。理性主义的品质不仅使京派成为一面映照灵魂的镜子, 甚至使其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在这个世俗化的时代, 守望文学的理想, 抵御物质的诱惑是寂寞的。而京派作家, 他们看重精神的生活, 通过文学的道德审美介入,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进行灵魂冒险, 创作一种乌托邦理想, 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神圣”而“庄严”。京派作家试图通过介入意识实现民族德行的重造, 充分呈现善的功用价值。纵观近代文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五四时期鲁迅所开创的挖掘“国民性”的文学宗旨到30年代, 由左翼作家转变为对阶级新人的描写。与此同时京派则几乎长久地将“改造国民性”问题保持在一个民族性与人性的范畴里, 正是这种道德介入的方式使京派创作主题更深刻。
三、尚美的理性主义文学价值观
京派作家建构的世界是充满艺术魅力的, 有着尚美的审美审美价值追求, 通过独特的话语方式把自己的审美理想传达给世界。这种尚美的文学价值观主要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创作手法的尚美追求。尚美追求在京派创作中表现出“和谐”的审美理想。这种“和谐”的美学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承受了东西方古典美学精神, 尤其为多的是烙印着东方审美意识的古典色彩。这种尚美的理性价值追求, 表现在文学的创作方法和文体建构上:这便是将艺术与生命并重, 生命形态不受束缚, 摆开重情节、重故事的成规, 趋向散文化、生活化, 描绘出完整的社会生活自然状。例如京派小说创作林徽因《九十九度中》只是将北平城里两个阶层的人生片段互相穿插, 几乎不见故事线索;废名的《四火》、沈从文的《月下小景》等仅仅是描绘一幅或几幅生活场景。这种创作手法极大的丰富了五四以来的文学体式, 也反映出京派作家文学创作过程中对美的理性主义追求。
另一方面是创作内容的尚美追求。最具典型代表的京派女作家凌叔华, 通过一系列女性形象传达自己对“五四”个性解放的反思, 她是对沈从文创作风格的补充。凌叔华不同于一般女性的描写手法, 她没有描写“五四”思潮中妇女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叛逆行为, 而是用柔婉的饱含“美”的手撩开闭锁在深闺中的旧式女性和“解放”了的新女性闺阁帷幕的一角, 勾出她们的深层传统意识和人性畸变。这似乎是别出心裁对女性个性解放“美”的叙写与追求。凌叔华只是京派文学作家群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其文学创作内容在某种程度代表了京派整个文学群体的创作倾向。
在现代文学史上, 京派作家以其独特的理性主义文化品格, 表现出对真、善、美的坚守:真的生命表现, 善的文学信仰, 美的艺术追求。正因此, 京派文学“既从‘五四’流开思想的影响下脱出, 又由三十年代的普遍空气中脱出”, [5]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代序[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6.
[2]、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增订本[M].武汉:长江出版社, 2009.
[3]、李健吾.李健吾批评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 1998.
作家应重回现实关怀的基本立场 篇5
关于正义与良知。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正义之一。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到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义即公平。同时，对弱者深层的道德关切，令其对最少受惠者秉持善的原则。在这篇小说中，合议庭和法官充分考虑了庄小伟的作案动机及实施过程，建议死缓，却因为领导一句话杀鸡儆猴而改判立即执行。这是典型的对司法干涉。而大商人王自然胁迫汤建试图干扰对副省长的判决，是另外一种形式对法律的僭越。说到底，二者反映的是权钱大于法的现实。所以当汤建说“司法是不能听任何人指示”时，董庭会感叹：“真这样，咱不就成了法制国家了？”小说中还有一处对话，汤建提到：通过金钱补偿取得受害人谅解可免于死罪，为有钱人留下了法律的网眼；而庄小伟这样一贫如洗的社会底层就不可能借此逃过一死；副省长被抓则各种力量暗潮涌动，如同劫狱，不仅无死刑之忧，且法官面临来自各方要求轻判的压力。由此，汤建和何彬法官彼此追问：贪腐无死刑，到底是否符合司法公正？一方面苛法不得人心；另一方面经济犯罪无死刑，又让官员们得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这些对司法建设自身的思考，可谓意义深远。
关于制度与人性。首先，小说中的底层关怀立场明确。证据确凿的副省长翻供，完全不认罪；受贿三千万、包养二十多个情人、贪财好色的大学校长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王自然请客在香格里拉，法式大餐三十年拉菲，讨论的话题是雾霾和断头的革命；此外，法官家属纷纷进入律师界，形成利益共同体，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权力寻租。这些现实，对照着庄小伟买不起一张回家的车票，丢不下一床破被子，如此巨大的反差，真是让人心酸。小说还写到了凤凰男在家庭中的处境，感情上的折磨，事业上的困扰；写到没有给老师送礼孩子遭遇的歧视等等。其次，尤凤伟对人性的洞察同样冷峻。卜家兄妹隐瞒母亲疾病；外婆隐瞒王天一溺水被救；何彬出轨不愿意负责；卜万成贪婪冷漠，卜家兄妹终将对簿公堂。各种人性的暗区，真是令人心惊。这里面更深层的是，尤凤伟对社会结构，对制度与人性的理性思考。尤凤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作家，他的小说向来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倾向和强大的思想能力著称。长篇《中国一九五七》《泥鳅》《色》《衣钵》，再到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中山装》《鸭舌帽》《空白》《岁月有痕》等，都引起了普遍关注。历史反思、正义追求和现实批判，是他的小说最重要的思想支点。
现实主义从本质上是批判现实主义，其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当代中国小说，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社会转型与裂变的精神档案。中国故事越来越难以讲述，首先是作家面对现实问题的种种逃避和失语；其次是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写作走到了穷途末路，技巧炫耀，情爱黑幕，渐渐失去令人窥视的激情；而穿越、玄幻和修仙等网络小说，使文学前所未有地脱离了真实的生活。汤建心中感慨：“以前说‘愤怒出诗人’，如今是‘喜庆出诗人’啊。”这句话嘲讽的可能不仅仅是颂盛诗人，多数作家不免躺枪。面对自己当事人的生死，汤建希望陈律师“能从放歌中国那类唬人的空话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尤凤伟言下之意，应该是希望作家们也都能如此，直面实实在在的生活，回到现实关怀的基本立场上来。
责任编辑 师力斌
现实主义作家 篇6
一、经典作家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对于东方落后国家经济毫设实践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东方社会首先确立起来。正是这一特殊的跨越发展方式,给俄、中等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中,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并以此作为巩固政权,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出发点。在发展生产力思想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在新的时期,掌握经典作家关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对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具有重大启迪意义。
(一)通过掌握经典作家的理论明确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手中以后,就要尽可能的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2可见,经典作家充分认识到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新生政权,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无论是国内工农联盟的加强,还是外来资本主义威胁的化解,都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彻底的巩固。东方国家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彻底摆脱贫困愚昧的生活,才能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经济落后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共产主义更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经典作家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发展生产力对于当代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的重要意义。当今世界,国际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实力的较量,如果一个国家不发展,国力衰弱,在国际舞台上就会受制于人。特别是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先发之利,总是要把社会主义国家压垮和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面对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一体化的加剧,建立在经济文化基础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受落后生产力的限制,很多方面不成熟,不完善。因此,在摆脱贫困之后,要真正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强大的物质基础,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提升国际地位,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通过掌握经典作家的理论吸取发展生产力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中遵循这一基本原理,俄、中等国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俄国还一跃成为能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强国。但是由于国家领导人的失误,忽视发展生产力,导致了两国都曾出现社会发展混乱和停滞的状况。面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体制关系没有理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劳动者积极性严重受挫,一系列的消极影响,成为了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人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原理认识不够深入,导致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认为只要生产关系“不断革命”就能实现共产主义。以至于发展成“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将这种“左”的错误发展到极致,酿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总结了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崭新局面,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住了考验。
经典作家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更加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注重发展生产力,坚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并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才能实现。
(三)通过掌握经典作家的理论了解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措施
经典作家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告诉我们,如何发展生产力。他们探索出的一系列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措施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时至今日,他们有关发展生产力措施的思想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大的指导和启迪意义。
经典作家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要求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尤其是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成果,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在今天全球化趋势加剧,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情形下,共享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为各国的发展建设所用,对于推动和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进步和发展有着更加显著的意义。经典作家还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它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更加突显,可以说,现代科学技术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中,使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它越来越发挥着推动当代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所以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科学技术,最大限度的解放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伟大作用,以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改革开放也是经典作家探索出的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措施之一。当今世界是个高度开放的环境,信息共融,经济交往、文化交流频繁,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增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每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推行的政策措施。只有不断改进完善内部制度,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和资源,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由此可见,经典作家发展生产力思想更加明确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生产力,采取何种措施和方法能够正确地,有效地,快速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大意义。
二、经典作家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意义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当今世界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加速科技产业化,才能迎接新时代的挑战,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因此,经典作家关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建设事业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掌握理论,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这是我国新一代领导人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特点,所提出的新的战略任务。要实现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构想,必须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同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首先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前提。同时构建和谐社会又是当前我国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可以创造新的生产力,而构建和谐社会又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互为因果,辩证统一的。必须在发展中求和谐,用发展来解决出现的不和谐问题。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形成完善合理的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体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变换。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必须不断调整、改革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各种因素,建立和完善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机制。同时,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由经典作家关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可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30年来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仅仅依靠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等动力和手段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从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上,即从体制改革、效率优先、改造自然、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等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还要从社会运行的平衡机制上,即从统筹兼顾、讲究公平、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从此种意义上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正是为适应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提出来的。
可见,掌握经典作家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是增强社会主义吸引力,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途径和保证。
(二)掌握理论,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依据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国际上共建和谐世界的思想。而共建和谐世界的根本途径仍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有效抵御各种风险,应对各种挑战,确保世界持久和平,推动世界深入发展,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共融。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仍具有生命力。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仅要经久维持自身基本安全,实现和确保人民基本富裕,还应当为世界的发展进步和人类的和平稳定担负更大的责任。冷战结束以来,和平相处、和睦相待、和谐共存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时代发展的潮流。但是,世界远未和谐。全球化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成分;全球性、跨国性问题层出不穷,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突出;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文化和文明冲突不断,引发新的动荡。构建和谐世界是对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期望的回应。纵观人类发展历史,生产力发展是人类摆脱自然限制,提高生活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当今世界,发展生产力是消除不平等,不和谐因素,抵御各种风险,应对各种挑战的根本途径。无论是和平的享有,还是发展的维持和推进,都必须以生产力发展进步为基础。同时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作用愈益明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他们的这一思想对于指导今天的建设实践仍然意义重大。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人类把握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和机遇,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为人类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诸多挑战提供了重要方法和思路,更为科学合理地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
可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速科技进步,增强综合国力,必将会推动世界走向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之路。
摘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中,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并以此作为巩固政权,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出发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现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现实主义作家 篇7
多丽丝·莱辛曾于二零零七年获诺贝尔奖。从一九五零年发表第一部作品开始, 已出版近五十部小说作品。其作品中的文学主题及涉及内容纷繁复杂,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其对女性的描写和对她们生存的关注。多丽丝·莱辛获诺贝尔奖时, 评委这样评价她的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史诗。《金色笔记》是多丽丝·莱辛的代表作, 与波伏娃的《第二性》并称为”女权主义的《圣经》”, 深刻影响着女权运动, 其中对“自由女性”的描写被称作“妇女运动的里程碑”。但是, 莱辛对“女权主义”一说并不认同, 尤其反感将《金色笔记》称作是纯女权主义小说, 关于这一点莱辛在《金色笔记》再版时曾有说明。莱辛虽然反对将《金色笔记》称作女权主义小说, 然而不代表她对女权主义持反对态度, 她反对的是对文学作品进行刻板的解读, 亦或是单纯的用于社会运动的宣传。从《野草在歌唱》到《金色笔记》, 莱辛不只是对女性题材及“性别之战”的描写, 她使女性人物融入社会背景下, 不仅关注女性的生存与自由, 还不仅限于对性别这一问题的探讨。期女性主义思想以超越性别, 深入进心里、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 其特点是集普遍性、包容性于一身, 又极为深刻。
二、后殖民女性主义
身体不仅作为实体存在, 也是一种文化概念, 对身体的占有支配, 是建立权力、欲望等的一项手段。女性主义离不开性与身体这两个载体, 进入了后殖民女性主义阶段, 其内涵有了重大改变。后殖民女性主义认为, 传统西方女性主义没有考虑到性的政治宰割与经济剥削这两点, 性与身体这一问题始终与政治、经济有着关联。
(一) 性和殖民经济的关联
可以这样说, 在第三世界, 女性的身体尚未拥有独立谈论的权力, 性别与性这一问题从来都与第三世界经济格局关系相联系。部分论者的观点是, 高明的政治措施是从经济、整治中把性别歧视分离出来, 这样白人女性就不需在殖民经济与政治中充当共犯的角色, 避免了她们从剥削其他有色女性中受益。对于身体政治的内涵, 白人女性不同于后殖民女性。性与殖民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把第三世界女性问题置于世界经济中来分析, 才能看清这一问题。性不应该是脱离了社会问题而单独存在的。
(二) 性和殖民统治的关联
对后殖民女性来说, 身体和性除了和殖民经济有关, 还同殖民政治脱离不了关系, 性别与种族歧视, 二者总是共同存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 是殖民主义最盛时期, 就现代生物学角度而言, 种族与性别问题共同交织, 性别特征一定程度上被认作种族优越性。
首先, 在很多殖民领域, 领土的侵犯大都包含着性的侵犯, 研究者发现, 殖民统治的地区常出现针对殖民女性的强暴现象, 仿佛这样才是完整的殖民统治, 这些遭受异族异性强暴的女性, 其性和身体就没有脱离殖民主义而存在。在殖民战争中, 女性的身体也成了殖民掠夺的内容, 对民族主权的侵犯和强暴殖民女性, 对土地的殖民与对女性的占有之间似乎是不能分割的。
其次, 通过对性的控制, 进行更久的殖民统治。Angela Davis曾研究过殖民统治中性与政治的关系。比如堕胎问题, 白种女性能从自身出发, 只受自身支配, 来决定堕胎问题, 而在帝国殖民时期, 帝国殖民者利用性和生育来控制被殖民地区的人口数量, 白人政府主张黑人女性堕胎, 其中不乏政治因素的考虑, 由于种种原因白人人口数量降低, 无法命令白人女性多生育, 就号召黑人女性堕胎, 以降低有色人种增长, 维持人口比例。
但是, 某些白人女性组织在对殖民女性生存调查时, 认为她们生活困苦的根源是其生育太多的原因, 正因如此, 才导致家庭负担过重, 因此提倡她们堕胎, 可见这并非是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有部分白人组织提倡殖民区女性堕胎, 其理由主要是认为殖民女性对性的涵义缺乏真正的理解, 而针对这一点, 白人女性就是她们的领路人, 白人女性认为妇女应控制生育, 这样既能保持性的独立, 又能摆脱生育之苦。但这些观点都不符合殖民区女性面临的真实问题。
当然, 在殖民区的有色人种妇女中, 也存在一些支持堕胎的呼声, 但是其出发点与白人女性观点相差甚远, 她们的出发点不在于享受性, 而在于凄惨的生育环境, 和凄惨的子女生存环境。基于这些原因, 殖民区女性不能合法堕胎时, 会将生下来的子女杀死, 特别是在奴隶制时期, 根源是在这样残酷的制度和环境下, 生存本身就是痛苦的事。奴隶的生活真是生不如死。对很多殖民区的溺婴事件, 白人组织常常从母性视角分析, 往往忽略掉问题产生的根源, 是复杂的殖民统治导致的。由此可见, 殖民女性的性同身体一样, 担负着繁衍后代的任务, 在民族斗争中, 她们无法真正获得性的独立。殖民政治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通过这一点实现的。
三、多丽丝.莱辛的《玛莎·奎斯特》与后殖民女性主义
欧洲女性文学, 从文艺复兴开始, 历经十七、十八、十九世纪, 至二十世纪其成就已相当令人瞩目。女权主义运动也在这一时期获得成效。这使得女性对自身的认识有了改变, 变得更为深刻, 这一时期的女作家们对平等、自由的要求也鲜明的体现在她们的作品中。尽管她们创作手法不同, 但对于女性在当时社会的命运同样关心。从争取男女平等到六十年代妇女解放, 在这一追求中, 经历的幻灭、痛苦等进行烘托, 反映女性对自由及自我实现的强烈渴望。
莱辛从事文学创作60年, 对作家及作品进行积极探索, 使女性文学大放异彩, 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特点, 风格和视角更是着眼于世界, 使女性作家的创作空间得到很大拓展。其中著名的作品玛莎.奎斯特就是其中的代表。玛莎.奎斯特是英殖民地下农场主的女儿。她聪明又大胆, 热爱读书和文学, 对美好生活充满幻想, 追求自由和正义。玛莎.奎斯特患眼疾, 中学未读完就辍学家中, 但她性格孤僻, 对周围的一切难以接受。她的父母自命不凡, 思想又极为保守, 仇恨黑人, 歧视有色人种, 坚持殖民制度是合理的。但依然掩盖不了这一殖民家庭的败落, 这个殖民农场由于经营问题导致破产, 以剥削黑人度日。
作者笔下的玛莎.奎斯特勇于打破传统思想束缚, 追求自我, 把握自己的命运。努力寻找机遇, 得到一直追求的幸福和自由。玛莎.奎斯特, 这个小说中的女性, 从不向命运低头, 她的叛逆和固执在本人分析看来, 正是这本小说的精华, 正因她具有的独特性格, 使她的故事不断延续, 文章也就有了非凡的生命力。
进了城后, 玛莎积极工作, 目标是做一个优秀的打字员。在这里她结识了多诺万.安德森, 并与他交往密切。通过交往, 使玛莎有了一些改变, 他学习城里人哪样打扮, 交际能力也大大提高。多诺万介绍她进入殖民地的中产阶级社交圈。她很快就融入了这种新鲜、自由的生活中, 和圈子的人交往密切。可是不久她就厌倦了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 特别是这个俱乐部内男人也将女性视为工具, 这让玛莎无法忍受。为了谋生玛莎想去做服装模特, 但发现老板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揩油;她又想去报馆工作, 可惜报纸作为言论机构却不敢讲真话, 只是让她刊发些无聊文章。她曾关注左派人物, 对她们颇感兴趣, 然而不久以失望告终。一九三九年, 二战前夕, 玛莎阅读报纸对当时的欧洲时局深感不安。
莱辛利用多种手法来表现任务的感情、思想以及心理的变化, 其中运用到了象征、自我剖析、内心独白、幻境乃至癫狂。作者认为她最为关注的是多变时代下“人类思想的变化, 人类对现实认知的变化”, 读者也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而了解人物, 体会到书中女性角色的成长过程, 以及她们所经历的心路历程。
《玛莎·奎斯特》主要描述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 可称其为“成长小说”。作品透露出自传成分, 故事主角玛莎在很多方面都同莱辛相似, 其中包括性格、经历、思想等很多方面, 甚至包括她们第一任丈夫的姓氏问题, 一个是“诺威尔”一个是“威斯敦姆”, 都有聪明智慧之意。但莱辛本人认为不应过于关注自传成分, 而忽略小说的现实意义。她认为这本小说是“对人类良心的研究, 也是对集体关系的研究”, 透露出其在描述主人公成长历程之外, 尤其重视对主人公心里成长及生活中的社会因素的表现。这部小说篇幅巨大, 以这两个主题为中心, 依次将极具时代感的画面在我们眼前展现, 展现了莱辛多年来创作中不断探讨的问题。
主人公玛莎.奎斯特的姓蕴含深意, 意为“探索寻求”, 暗示其在人生中的不断探索, 以及对自我独立的不解追求, 紧扣小说的主题。主人公追求的独立体现在第一, 身为女性怎样摆脱与男性的从属关系, 与生育工具的命运;第二, 身为女性, 怎样主宰自我, 而不是被社会主宰。文章续篇当中, 对独立的追求表现除了作者的艺术信仰以及政治观。男女不平等也是一种长久以来的社会现象, 从这一点看, 这两方面是互相交织的。
小说中主人公玛莎的追求历程曲折漫长, 这也是她未预料到的。她是一位农场长大的单纯少女, 对现实社会的认知, 以及对生活的感悟来自于优质的想象和她从书本中获得信息, 她的追求其实并没有明确地动机, 而是始于她的性格, 以及时代背景, 这些问题注定她要脱离那让她感觉苦闷和无法适应的生活环境。
《玛莎·奎斯特》这部小说中, 常用梦境作为表现手法。梦境是人脑中潜意识存在的。用梦境来“说明人生, 预示未来”在玛莎的人生各阶段中, 始终有梦境贯穿着, 通过不同的梦境深刻反映着主人公的心理变化, 展现女主人公在那样一个社会中, 她的坎坷人生经历, 以及情感体验。莱辛的描写深入到主人公的潜意识, 描述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同时也揭示了其潜意识思维, 让读者更能深刻感受到人物的内心世界, 产生心灵共鸣。
莱辛认为她人生中最幸运的事, 是她有过一段非洲生活的经历, 这段经历让她有了与以往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向她很多作品那样, 《玛莎·奎斯特》的创作背景也是非洲社会, 素材是莱辛的亲身经历。在这部小说中, 莱辛通过对玛莎极具现实意义和代表意义的命运, 反映出深刻的社会问题, 起到了思想启迪和教育作用。从结构上说小说缺少严谨, 文笔流畅但有所拖沓。英国文学界女作家很多, 但能及莱辛这样致力于关注女性命运, 强调女性意识者实在占少数。她使女性文学脱离了长期亚文化的处境, 她不仅为英国文学, 也为世界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
摘要：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曾获诺贝尔奖, 其作品最引人关注的是她对女性的描写和对她们生存的关注, 尤其是她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在《玛莎.奎斯特》这部小说有充分体现, 以下文章将对多丽丝.莱辛、后殖民女性主义以及多丽丝.莱辛的《玛莎.奎斯特》这部小说做一次较为深入的解读。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玛莎·奎斯特,后殖民女性主义
参考文献
[1]王群.论多丽丝·莱辛“妇女政治主题”小说[J].湖北社会科学, 2011 (9) .141～143.
[2]张和龙.多丽丝·莱辛的女性主义思想[N].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1, 39 (1) .87～90.
[3]向丽华.试论多丽丝·莱辛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基本特征[J].湖北社会科学, 2006 (11) .135～137.
[4]肖丽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研究[J].文学教育 (下) , 2012 (12) .14～17.
现实主义作家 篇8
【关键词】女性主义;美国华裔;男性社会
引言
作为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少数族裔，美国华裔的文学作品曾经长期处于被忽略、被边缘化的地位。经过几代美国华裔的努力，近几十年来，华裔文学才开始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在美国华裔文学从被忽略到被关注的发展过程中，华裔女作家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等一大批华裔女作家及其作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仔细阅读她们的作品，不难发现这些女作家们在作品中大都以独特的女性视角，通过对她们自身和父母一代生活经历的叙述，对族裔历史及文化的展现和探索，表达了对自身文化与性别身份建构的探寻与思考，以及对性别和种族歧视的抗争。因此，女性主义是她们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谭恩美和汤亭亭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
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小说通常以家庭为背景，展现美国华裔家庭的生活和移民自中国的父母与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子女两代人之间的思想及文化冲突。同时，身处美国主流社会种族偏见中，加之深受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谭恩美在其作品中表达了对华人女性生活的高度关注。小说《喜福会》运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主要围绕四个中国移民家庭中的四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展开叙述。通过讲述中国母亲对美国出生的女儿爱和期望以及代表美国价值观的女儿们对母亲的误解与反抗，谭恩美也展现了母亲们在美国主流社会的边缘化处境。作家汤亭亭深受美国60年代思潮的影响，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她强调自己的美国身份，并对女权运动给予极大关注。她的作品其实是对“模范少数族裔”身份的否定，塑造了华裔妇女全新的女勇士形象。汤亭亭笔下的女子不再回避种族歧视和性别问题带来的创伤，她们的“美国梦”包含着女性真正勇敢地向美国文化和男性霸权、强權政治发出质疑，吹响了女性彻底解放，追求自我的号角。
一、《喜福会》叙事和语言风格中的女性色彩
在男性作品中，男性通常充当主要角色，而女性则属于点缀，处于从属地位。小说《喜福会》主要是围绕8个女人的故事展开的，小说中的男性则处于次要地位。小说采用了讲故事的方式展开情节，8个女人顺次讲述了16个故事，她们叙述故事的语调和节奏都带有典型的女性色彩：啰嗦、缺乏逻辑性和理性。在龚家的故事中，有关围棋方面有天赋的女儿薇弗莱的内容占据了大部分篇幅，而对她的几个兄弟的描写则是寥寥数笔。同时，喜福会虽是四个家庭的聚会，但男性们几乎处于失声的状态。而在小说中，8个女主人公（除了由其女儿晶妹代为讲述故事的吴夙愿之外）依次娓娓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作家谭恩美作为一名女性，在这些故事中，着重从一个女性的视角探索女性之间的关系、女性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她们在意识上的觉醒。通过对生活琐事的和人物心理活动的描述，谭恩美生动展现了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
二、《女勇士》中的女性形象
《女勇士》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花木兰”的改编。“花木兰”武艺超群，与丈夫一起带领军队推翻了皇帝的统治，保护了村民的权益，故事的最后花木兰选择了回归家庭，照顾家人的生活。花木兰的身上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温柔，同时她又挑战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以女性的身份寻求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地位，表现出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中都有所作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作品中的第三个故事主人公勇兰年轻时进学堂学医，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毅力，最终优秀毕业并且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乡村医生，不仅如此，她还远涉重洋，到美国寻夫，在美国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去战胜困难，在逆境坚强而乐观地活着。勇兰在她所生活的社会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空，她敢于伸张自我、发挥自我冲破社会给女性扣紧的不公平的枷锁，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勇兰是自信、自知、自强的女性典型，是“女勇士”神话隐喻下的坚强女性人生的写照。
三、女性色彩蕴涵的女性主义思想
虽然女性主义者分为几个不同的派别且有各自的理论，但又有着共同的目标：反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对待，强调女性在社会权利和地位上与男性平等，鼓励女性为自由而斗争并思考女性的价值。女性主义者Anais Nin认为女性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女性应该自己解放自己。 《喜福会》中对男权的反抗几乎在8个女性身上都有体现，尤其是琳达和露丝。在男尊女卑的旧中国，广大妇女承受着封建礼制的重重束缚和压迫，琳达就曾经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在婚礼当天，琳达开始思索为什么她的命运由别人掌握，为什么别人可以活得快乐而她却不快乐，什么是真正的人。对这些问题的思索是她突然醒悟并向自己承诺：永远不要忘了自己。自此，琳达开始反抗封建男权社会，为获得自由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斗争。当她意识到象征着封建锁链的红烛将会把她和天余及其家庭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时，她果断地吹灭了它。后来又巧妙地运用黄家人的迷信心理，使他们主动提出婚约无效，从而解放了自己。《女勇士》中的女性主人公都具有女性主义思想，要么抗争封建思想文化，要么反对男性社会针对女性制定的不合理的制度，要么争取自己在社会中的正当权利，通过这些女性的视角传达出强烈的女性意识。
结语
作为华裔女作家，特殊的身份背景赋予谭恩美和汤亭亭独特的情感和视角。和她们具有相同身份的女性都是男权社会和美国主流社会的他者，在她们的小说中，对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呈现着浓郁的女性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 Simon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M].New York：Vintage，1989.
[2] 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M].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