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胜利论文

现实主义的胜利论文（共12篇）

现实主义的胜利论文 篇1

美国奇才导演伍迪·艾伦创作于1985年的影片《开罗紫玫瑰》无疑是一部借助电影来谈论电影的作品,在本片中,伍迪·艾伦创设性地在银幕空间内复又设置了另一重“戏中戏”的嵌套式结构,使这二者交叉、碰撞,随后各自以不同的形式消弭,借X形的情节走势探讨了电影这一大众媒介产物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电影媒介的自反——一个逆子对好莱坞造梦的反叛

《开罗紫玫瑰》影片本身虽取材于好莱坞经典电影的“黄金时期”,但其创作者伍迪·艾伦却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典型新好莱坞作者,始终在寻求脱离好莱坞模式的自由创作空间。

《开罗紫玫瑰》的反叛体现在,它以一种倾向主流叙事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颠覆传统主流模式的故事。西西莉亚所面对的生活呈现为两个层面,一层为丈夫蒙克所主导的现实空间,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人们会衰老,会生病,永远找不到真爱”;而另一层面, 则是由汤姆主导的电影空间,在这个世界里,雍容的贵族们的生活由“很干的马梯尼酒” 和香槟环绕,“人们和谐相处,永远可靠”。伍迪·艾伦在此点明了好莱坞电影在三十年代对于美国民众精神上的作用,它通过对梦幻的刻画和对现实的抽离式仿真使人形成幻觉,以高度精准的角度复刻现实生活的状态,但却抽离了其中不堪和痛苦的层面,只留下理想幻梦的达成与对于现实的幻觉麻醉。在观看影片时,观众被影像所欺骗,很轻易地认同故事的真实性,从而更深层次地认同影片所传达的价值观念和主导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中伍迪·艾伦刻意突出了“凝视”的概念,西西莉亚几次进入影院观影的段落中,镜头都始终给其特写以突出米娅·法罗表演中眼神的专注状态,这与弗洛伊德、拉康等人在电影精神分析学说上的观点形成一定程度的吻合。通过凝视发光的银幕,西西莉亚在好莱坞经典叙事的无缝剪辑中对影片中的人物产生了本体上的认同和迷醉,进而将自己的主观情绪代入,消解了外部客观事实加诸于她身上的种种压力。因此在影片结束之后西西莉亚依旧一边擦着盘子一边反复叨念着“阁楼、沙漠和在舞池接吻”, 如一剂鸦片,好莱坞经典电影使受众认为现实理应与电影中一样,这恐怕也是《一夜风流》等影片在当时能够给广大民众以无限能量的原因吧。

但奇才如伍迪·艾伦,显然并不能满足仅仅单独表现影像的仿真魅力,作为好莱坞的逆子,他依旧通过凝视的手法,将自己对于影像造梦的批判性表现了出来——在1985年, 他就已经超现实地让汤姆·巴斯特走下银幕,在不可能中创造出了一种影像与现实对接的可能。在与汤姆的爱情里,西西莉亚始终处于亦幻亦真的梦境感中难以自拔,这感受依旧如同看电影,明知银幕最终会黯淡,但仍然心甘情愿地沉醉其中。这里,影片对真实的定义是real一词。而直到饰演汤姆的好莱坞三线明星吉尔出现并假意向西西莉亚示爱之后, 电影看似出现了三度空间,即汤姆的影像空间、蒙克的真实空间和吉尔的影像化完美真实空间,而事实上,笔者认为,吉尔较于汤姆虽然是real的,但对于西西莉亚来说,他们俩都是无法依靠的,即true。汤姆的不真实来自虚构,而吉尔的不真实也是某种虚构,可怕的是这虚构来自于现实本身,其根本不过是包裹了演员表演伎俩的欺骗。因此,到最后,唯一的true竟来源于蒙克,来源于西西莉亚愁云惨淡的生活,而这生活与电影,与好莱坞造梦毫无关联。伍迪·艾伦自己在谈及 《开罗紫玫瑰》时也曾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悲剧故事。 尽管彼此交叉,但电影与真实之间永远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距离,妄图混同二者的任何尝试都将是悲剧性和无望的。

二、虚构对现实的胜利——上帝已死,电影成为全新的神

作为一个典型的无神论存在主义作者,伍迪·艾伦将这种思想同样渗透进了《开罗紫玫瑰》之中,但不同的是,本片在否定上帝的基础上为世界寻找到了新的神——电影艺术。在汤姆与西西莉亚步入教堂一段,汤姆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问西西莉亚这是什么,西西莉亚向他解释上帝和人类的关系,汤姆懵懂地回答:“我明白了,就像《开罗紫玫瑰》的两位编剧,欧文·萨克斯和R·H·拉文!”在此,伍迪·艾伦借戏中戏人物之口表达了对上帝概念的怀疑甚至是嘲讽,认为上帝的作用不过等同于电影编剧对于剧情的安排处理,二者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讽刺的是,剧中剧《开罗紫玫瑰》中的世界是那样的祥和平静,而上帝手中的世界,却是满目萧瑟几无希望,伍迪·艾伦像是在质问:既然如此, 上帝同一直在膨胀的宇宙一样,还有什么意义呢?他甚至不能战胜电影。

从这个维度我们能够看到伍迪·艾伦作为一个高产的电影作者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执着和热爱,他安排西西莉亚凝视着银幕上的汤姆,却也安排电影之眼凝视着整个世界。在影片中剧场的观众们对情节发出质疑的同时,伯爵夫人、男爵等电影角色也发出了质疑诸如 “不知道外面是怎么样的,看看他们,他们看来好像总是不开心”“让我们重组我们的定义,我们是真实的, 而他们才是梦境”。影像的力量通过与真实的交接形成了一种对现实的反叛和胜利,而相形之下显然电影的世界比现实来得更加纯净和具有形而上的美感。

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汤姆和妓女相处一段,汤姆的真诚善良感染了妓女们,他大肆颂扬女性孕育之美和对西西莉亚的忠贞不渝使风尘女子们亦不禁动容感慨道:“外面还有你这么好的男人吗?”在此影像世界再一次胜过了现实世界,汤姆因其纯粹和专一给西西莉亚之外的现实世界女性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电影赋予他的魅力和力量。吉尔的设置则更加具有深意,伍迪·艾伦将其放置在了一种造物主和造物的关系模型中,吉尔在接受女记者采访时骄傲地称自己用某种“理想化的”“诗意的”情绪来扮演汤姆,将其塑造得极为丰满,此处吉尔是造物主,汤姆是造物。但有趣的是, 造物所呈现出的影像化品质——勇敢、忠贞、善良、热情等,都远远高于了造物主,吉尔身上所呈现的,唯有好莱坞工业文化下所沾染的功利、狡诈和伪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亦影射了上帝与电影间的关系,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又创造了电影,那么电影显然是更好的存在和主宰,起码它的状态更加理想化,更加接近现实生活中饱受苦难的人们最热切的梦想。

片尾,既被吉尔欺骗又失去了汤姆的西西莉亚无助地回到了电影院,安静地坐下看着新上映的电影—— 那个世界依然华服盛装,爱情不朽,生活充满热情,与西西莉亚所属的世界格格不入。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伍迪·艾伦让西西莉亚在最后露出了蒙娜丽莎般神秘而复杂的微笑,那微笑里含着泪水,含着悔恨,含着梦想却也含着释然。的确,真实世界与电影世界注定是无法相融的两个矛盾体,但对于真实世界的残酷,电影虽无法改写,但至少能够横跨过去,能够超越。

这便是电影艺术最迷人的意义了。

现实主义的胜利论文 篇2

本文同意进行必要的删改，请批评指正

杨庆莉，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应用电子技术，11级电子班 邮编650500

摘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改变世界面貌的伟大历史事件，其带来的宝贵经验，大致有如下几点：（1）统一战线，壮大力量；（2）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的斗争方式；（3）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4）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5）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6）必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赢得民心。

关键字：新民主主义 革命 胜利 经验

1919年--1949年被划分为新民主主义时代，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人民站起来了。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统一战线，壮大阵营

统一战线是当时社会的趋势，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增强的广大同志的自信心与实际动力，是最终成功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共在漫长的实践之中逐渐形成了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带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矛盾交织、革命流血的社会，再加上没有人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就是散沙一盘，从太平天国，维新变法再到义和团运动.......都像“原上草”一样杂乱繁琐，但又“烧不尽”，若当时统一战线的意识能够付诸实践，联合工人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其他劳动者的联盟，还有，联合工人阶级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特别是联盟工农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将会事半功倍。在三国时期也有

孙刘联盟打败曹军的故事，综上可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不愿被帝国主义驱使、被封建主义奴役的个人、团体团结起来，同国内外和党内外的敌人作战，建立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意义甚大。

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的斗争方式

把武装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方式，就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即人民的军队。鲁迅的笔挽救的是国民的精神，有些时候就不如武装斗争来得直接有效，在帝国主义时代，光靠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一定要建立一支武装力量，直接推翻封建统治才是真理。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军队，是保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坚强支柱。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广大人民不满其统治还有议会可言，但在中国，最下层农民总是经常被压迫的对象，而且农民还是大部分，他们势单力薄，力量散乱，没有半点权利，无法反抗，跟别说翻其统治了。革命人民只有武装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一支军队，凝聚力量，一致对敌，一致对外，才能保障无产阶级的权利。

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同志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俄国十月革命的确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重见黎明前的黑暗将是最重要的极具复杂挑战与考验思维活跃子明性的时刻，根据中国的国情，当然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国家胜利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是具有强大生命的，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它融入中国社会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其必然有其优越和可借鉴之处，只要把它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可以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贯坚持的方针，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可以说孙中山的一生都在寻求外人的帮助，但实际上，他只得到过苏联的帮助，也是唯一的一次帮助，这就说明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寻求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并不太现实，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拼搏才能够完成革命的艰巨任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烂摊子，这也给党在收拾的过程中增加了许多障碍，多少次的失败教训告诉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国家是行不通的，因为孙文的救国道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只会让革命的道路增加曲折性和长期性。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正确的思想，它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同样，只要把它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依靠自身的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史证明：一系列革命根据地开辟，若没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是不能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

五、加强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历史证明，党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坚持把以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党不仅要保持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还要保持同其他党派、团体的联系，但并不代表党允许搞官僚主义。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就说明党的思想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必须把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放在首位，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还要加强作风建设，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到全体人民的作风问题，对于作风建设，首要就是腐败问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反腐败具有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才能有信心有动力地开展反腐败工作并实施和贯彻。加强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应该时时刻刻反省的问题。

六、必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赢得民心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首要任务是赢得人民，赢得民心，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我国的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就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阶级，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必须以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才能深入民心，得到人民的拥护，实现对人民的领导。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是执政党永葆生机活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李东朗说：赢得人民，就赢得了发展的条件，就赢得了力量源泉，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能创造辉煌，结果就能赢得胜利。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的第一代的领导集团的带领下，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原则和最高出发点，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真诚的对待人民，最终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实现了对人民的领导，巩固了政权。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

[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

[3]、《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和意义的研究综述》

[4]、《论人民民主专政》

[5]、《论十大关系--毛泽东》

[6]、《中国共产党章程》

[7]、《马克思主义基本概论》

[8]、李连成《略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人本主义”的胜利 篇3

“红莲劫舞”的故事

红莲（Red-Lotus）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个历史不久的小公司，公司业务专注于供应链管理和数据的无缝传输。公司位于中关村某创业园一个不起眼的小楼里，一个200平米的大办公室，员工不分职位高低地坐在一起。公司最初只有4个人，发展至今已有40多人。

在IT行业不景气的今天，公司注册资本只有200万，但到2002年上半年，却创造了半年5000万的销售收入，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一般来讲，创业公司从初创到公司走向正轨，涉及到利益分配和制度化的问题，已不再是简单地依靠创业团队几个人“拼命”，这个过程中，公司往往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红莲公司是如何度过公司发展中的这道“坎”呢？

红莲之劫

红莲公司在创业后不久就遭遇到一系列问题。公司于2000年4月成立，是几个年轻的软件人在投资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公司发展了一段时间后，NASDAQ崩盘，导致了资本市场和IT业界的双重危机，影响了后期风险投资的跟进和软件公司的市场。公司融资无望、业务停滞，公司发展趋于停顿，与此同时，技术上的业务骨干人心思动，市场开拓方面的热情也大幅降低。怎么办？

“红莲劫舞”

公司决策层在经过痛苦的思考，作了一个大胆的决策，即被公司命名为“红莲劫舞”的人力资源管理革命，其含义是希望红莲公司能浴劫火而重生。

公司召集所有的员工开会，非常坦诚地说明了公司的现状，希望全员携手共同度过危机，一方面降低工资，另一方面在对公司资产进行清算后，在保证投资增值的基础上，把其他的股份对全体员工进行分配。

每周根据员工的岗位评价和业绩考核结果计算出员工的个人贡献度，每个月根据经营情况计算公司的资产，对公司资产的增值部分按员工的贡献度分配。

作为软件开发公司，公司专门开发了一个系统，所有员工可以随时查询公司总资产、自己所拥有的股份数，二者结合可以算出员工在公司拥有的资产。这个值从理论上而言是随着公司资产的增加和个人劳动带来的价值实时变动的。由于计算周期的问题，实际上可能是以周为单位变化的。实行这一举措以来，公司的总资产始终在增加，虽然相对份额发生变化，但是保证了员工和投资人等每一个股份持有者的资产绝对值始终是在增加。

“劫”后新生

期权激励或者股权激励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物，特别是在公司的非常时期用以激励管理层、吸引骨干员工。但是红莲公司的举措却有着完全不同于一般“股权激励”的特点。红莲公司新管理举措的特点是：

1、全员拥有公司股份。在公司，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同样的，在一套公开的考核体系下，人力资本可以转化为和货币资本一样的资本。

2、合理的现实的退出机制。利用退出机制保障员工的利益不受损失。公司和每一个员工设立了不同的退出期，期满时，员工可以以现金方式退出，也可以继续作为股本留在公司增值。若在退出期满前退出，按60%折价现金收购。

3、对每个人的工作进行每周考评，资产、个人拥有份额和考核评价情况对公司所有员工公开，随时可以查询。

4、保证所有人的绝对利益不受损害，相对份额下降，但是绝对值不会下降，从制度上，所有人股份的增加速度不大于公司总价值的增加，就不会损害到其他人的利益。

在度过2000年冬天的危机后，公司员工的工资恢复到了一个较有竞争力的水平。而这套体制却在公司延续了下来，成为竞争的有力武器，因为公司确实从这制度里看到了好处。

从那以后，公司真正成为了全员营销、全员管理，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业绩评价的方法，始终做到尽量的公平、公开。员工也真正做到了以公司为家，处处为公司着想。

北大纵横观点

“以人为本”到“人本主义”的胜利

从本质上看，“红莲劫舞”的管理变革有两个创新。

一是体制上的创新，企业的股份即所有权上的创新，这是根本性的创新；

二是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大胆创新，按照红莲公司的观点：人是公司的基础，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所以这也是一种本质的创新。同时这里也非常形象地反映了这样一种观念：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是管理效益提高的一个源泉。

纵观企业管理理论的演变历程，“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雇佣或者说剥削劳动力，公司发展的结果是资本得到迅速扩展，而劳动者仅仅获得报酬，虽然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把对人的重视提升到了“以人为本”的高度，但是，公司仍然是资本家的“事业”，工作只是劳动者的“职业”。

而“人本主义”阶段则是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的发展，公司真正成为了货币资本和全体员工共同的“事业”。到了这个阶段，人力资源不再仅仅是“资源”，而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一方面，公司最重要的资产是员工；而同时，公司的员工也是公司真正的主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向一种公有制的成长过程，不同于所有者缺位的“国有”或“全民所有”，而是以公司这一组织实体为单位，内部实现“全员所有”，这样不仅责、权、利是清楚明晰的，而且通过制度保障使得效率更高。

同时与之相配套的是公司经营层的理念。公司经营层真正认为人是企业最重要的因素，人就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在红莲公司这不只是口号，而且已经成为公司领导人呼吸间的一种本能。只要有可能，就充分体现对人才的尊重和培养。红莲公司用制度保障了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同时制度和企业家对人力资本的重视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力资源观，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

红莲公司的总经理说：“实际上，在我们的眼里，不是公司全体员工拥有了这些股份，而是这些股份本身就是这些人，人就是资本。”“红莲劫舞”制度执行一年多后，有不少员工已经到了退出期，但是，没有一个员工主动行使过自己的退出权，资本在公司里的投资回报率比其他任何投资的回报率都要高。

“红莲劫舞”的管理革命给红莲公司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变化，实际上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的管理思想的革命。闪现着新管理观念的火花，是一种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20世纪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把人力资源看成和土地、原材料等相提并论的一种“资源”。而今天的管理理论更把它上升到“资本”的层次。

我们认为，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管理理念发展到后期，已经向着所谓的“人本主义”方向发展，资本不再是原始积累阶段的赤裸裸对劳动力的剥削。

以美国为例，从整个社会到每个企业，相较过去都更加重视家庭、重视个性、尊重员工。提倡一种“回归家庭”的思潮，与之相应的变化是弹性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以及更富有人性化的管理。

从“资本主义”到“人本主义”，是企业管理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而红莲公司自觉不自觉的在不脱离社会主义现阶段实际的基础上做出了非常大胆的突破性尝试。

现实主义的胜利论文 篇4

解读之一:深厚的文化积淀, 坚定的价值理念

胜利是一方创业的热土, 也是一块精神的高地。胜利文化是胜利油田的根与魂。艰苦的环境条件和国家对石油资源的迫切需要, 锻造了老一辈胜利人“以苦为荣, 野战为乐”、“闻油则喜, 为油而战”的高贵品质, 形成了以“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以国为重的主人意识, 以苦为荣的奉献精神, 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为主要内容的胜利精神。

进入新世纪后, 油田党委从奠定长青基业、打造百年油田的战略高度, 不断创新和丰富胜利文化内涵。新时期胜利精神是“从创业走向创新, 从胜利走向胜利”;共同愿景是“百年创新, 百年胜利”;共享价值观是“共创百年胜利, 共建和谐油田, 共享美好生活”以及“油田与心田共建, 文化与文明共创”。

经过多年的理论创新、实践积累, 胜利文化已经深入人心, 成果丰硕。2005年8月, 胜利油田被中国企业联合会授予“全国企业文化示范基地”称号, 胜利文化案例被编入高校教材, 走进中央党校课堂。中企联领导和专家评价“胜利文化是胜利油田对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独特贡献, 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胜利文化就像一面旗帜, 飘扬在数万名员工的心中。胜利人来自四面八方, 为国找油、为国奉献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不但形成了一个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而且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共同体。胜利人特别能奉献, “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孙”。油田积极倡导人性化的管理、亲情般的关爱、家庭式的温暖, 广大员工“聚情爱家, 聚力建家, 聚心和家, 聚智兴家”, 形成了“以油为业、以队为家”的“家文化”, 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胜利油田响亮地提出“更有力量, 更强根基, 更大作为”的文化宣言, 高扬时代主旋律, 传承胜利, 发展胜利, 创造胜利。

解读之二:用胜利精神铸就铁军队伍, 以先进文化创建百年油田

胜利油田用文化引领战略、服务战略。油田党委确立“百年创新, 百年胜利”的共同愿景, 提出“分三个阶段, 实现三个目标”的具体构想。这一愿景目标, 得到了广大员工的支持。2009年10月18日,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胜利油田, 他寄语员工:要发扬铁人精神, 学习身边典型, 朝着“百年创新, 百年胜利”的目标前进。

胜利油田大力培育“人人遵章守纪, 事事讲求精细, 时时注重创新, 处处体现和谐”的共同行为规范, 深入推进执行力文化建设, 努力做到“执行决策不动摇, 执行纪律不走样, 执行制度不变通”, 令行禁止, 雷厉风行, 以铁的意志、铁的纪律、铁的作风塑造作风过硬、技术精湛、敢打必胜、勇往直前的胜利铁军队伍。

以基层建设十面红旗为代表的英雄群体, 是铁军队伍的领军方阵。无论是坚守胜利本土, 还是走向外部市场, 他们依靠独有的技术优势、工作能力、质量信誉, 攻坚克难, 战无不胜, 打出了胜利人的威风, 赢得了“胜利铁军”的美名。铁军敢打攻坚仗, 敢啃硬骨头, 不管是在黄沙漫漫的黄土高坡、千里冰封的雪域高原, 还是在渺无人烟的戈壁沙滩、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 胜利铁军都表现得“胜似闲庭信步”。他们曾用7天时间修好别人70天修不好的油井, 使得竞争对手因此而惊呼“狼来了!”。

文化育人, 英模辈出。胜利文化的肥田沃土, 滋养培育了创业初期数以百计的英雄模范人物, 茁壮成长起新时期十大胜利标兵、24位全国劳动模范、数百名全国技术能手。在这些先进典型身上, 集中体现了胜利人最优秀的精神品质, 他们是胜利核心价值观的人格体现, 是铁军旗帜上的群星。油田通过报告会、座谈会、DV短片等多种形式, 把英雄故事传遍千家万户, 推进员工创先争优。

解读之三:科技领先成就胜利高度, 技术创新点燃胜利引擎

胜利油田素有“地质大观园”之称, 复杂特殊的地质条件, 决定了“科技兴油”战略, 也成就了胜利科技的高度。在从创业走向创新文化的引领下, 胜利油田闯过一道道科技难关。

“九五”以来, 建立完善了隐蔽油气藏勘探、稠油开发等国内领先的十大配套技术, 连续11年获得20项国家科技进步奖。胜利油田每一次大的发展, 都与重大的地质理论和关键技术的突破息息相关。在当前油田增储稳产举步维艰的情况下, 胜利油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牢固树立“地下所有资源都能找到, 找到的储量都可以动用”的理念, 大力倡导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和宽容失败的精神, 推进技术创新, 挑战传统极限, 突破制约瓶颈, 以扩大资源、提高储量动用率和采收率为目标, 掌握一批推动油田科学发展的“杀手锏”。按照“完善推广一批, 攻关突破一批, 研究准备一批”的工作思路, 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推广应用、战略储备四方面入手, 增强油田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实现由传统技术输入型企业向自主研发型企业的重大转变。保证了油田连续27年每年新增探明储量1亿吨, 其中靠新科技探明4000万吨, 每年依靠科技直接增加产油300万吨, 科技成果应用率达90%以上。

解读之四:文化融入经营管理, 特色模式彰显威力

随着油田开发与心田开发的齐头并进, 胜利油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凸显优势, 油田上下迈入文化管理的新阶段。

在长期的经营管理过程中, 胜利油田逐步形成了以“四级管理体制、五大经营机制、六个管理支撑”为要素的“456”管理架构, 探索出组织运行一体化、战略执行一致化、过程控制精细化、科技创新现代化、“三基”管理标准化、企业文化个性化、稳控工作人本化的“七化”特色管理经验。临盘采油厂“长寿井”管理以及河口采油厂价值管理等, 都强调管理中的“软要素”, 彰显文化管理的活力。胜利油田以“勘探上精查细找, 开发上精雕细刻, 经营上精打细算, 操作上精益求精”为主要内容, 大力加强精细文化建设, 持续推进“精细管理年”及“精细管理深化年”活动。创新管理思想和管理体制, 统筹上市与非上市, 实现管理局与分公司一体化管理和协调发展。胜利油田倡导民主管理和自主管理, 使员工既有价值观的导向, 又有制度化的约束, 制度标准与价值准则协调同步, 激励约束与文化导向优势互补。

胜利油田注重把基层员工创造的管理经验上升为制度文本, 形成了具有胜利特色的管理模式。多年来, 在基层单位深入开展“达标、创优、争银、夺金”活动, 创新实施以“全方位覆盖、全过程管理、全员参与”的“三全”管理体系, 收到实效。《大型油田提高基层建设水平的创优管理》荣获第十六届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 被誉为国有企业中国式管理的典型案例。

解读之五:共建共享和谐企业, 安全清洁绿色油田

多年来, 油田推进“五大和谐工程”, 持续开展“和谐文化建设年”活动。党的十七大召开以后, 胜利油田又推出了“共创百年胜利, 共建和谐油田, 共享美好生活”的理念。

各级党政组织切实关注民生、改善民生, 加大投入改造基层硬件设施, 改善一线员工工作生活条件, 让员工上班穿上干净的工装体面地劳动, 下班在干净舒适的环境中休息。各生产作业区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建设社区文化, 打造温馨和谐的“胜利大本营”, 让员工和家属都能共享油田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胜利油田实施子女就业援助等民心工程, 帮助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解决实际问题。大力践行“油田与心田共建, 文化与文明共创”的理念, 推动实施“胜利心田”工程, 进一步营造了“心齐、气顺、劲足、家和”的良好局面。

胜利油田遵循“经济效益最大化, 社会效益最优化”的经营宗旨, 认真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加强油地共建, 实现油地和谐。胜利油田作为推动黄河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 主动、积极、有效地融入到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中, 充分发挥国有特大型企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积极支持和推动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

针对油气生产具有易燃易爆、高温高压、连续作业、点多面广的特点, 胜利油田积极创建“以人为本, 珍爱生命,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的安全文化, 深入开展“我要安全”主题活动, 细化落实安全生产禁令, 努力实现无人身伤害、无环境污染的安全生产目标。

解读之六:运筹“胜算”, 创造“胜机”, 保持“胜势”,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胜利油田从创业走向创新, 从开发油田到开发心田, 从文化建设到文化管理, 这一系列变革都是为了促使油田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油田领导科学决策, 谋求“胜算”。“十二五”期间, 既是油田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也是各类矛盾的凸现期;既是油气生产的稳产期, 也是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调整期;既是油田各项工作的持续稳定期, 也是实施资源、市场、可持续发展、队伍管理的战略跨越期。胜利油田领导层积极践行正确的国企领导观, 大力推进“负责任、能力强、正气足、大作为”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努力倡导“廉洁树胜利形象, 勤政促油田发展”的廉洁文化, 提高各级干部“按规矩办事, 按规律办事”的自觉性, 以确保胜利油田2024年实现“开发60年, 探明60亿”的发展目标。

凝心聚智, 推进执行, 创造“胜机”。油田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和文化建设, 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管理, 传递激情, 分解任务, 落实责任。油田充分利用内部报刊、电视、网站等媒体鼓劲增力, 并举办企业文化培训班, 不断提高员工的思想文化素质, 引导员工以“等不起”的紧迫感, “慢不得”的危机感, “坐不住”的责任感, 优质高效地把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提升品牌形象, 保持企业“胜势”。多年来, 胜利油田通过把文化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胜势, 大力实施“打造胜利品牌, 实现持续发展”的经营战略, 创造形成了一批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竞争力强、创效益好的技术服务品牌。尤其是胜利铁军的足迹已从国内走向了亚洲、非洲和美洲市场, 他们同高手过招, 与强手亮剑, 为胜利油田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

现实主义的胜利论文 篇5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单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女排夺冠是专业主义的胜利 篇6

1981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比赛中，中国女排获得冠军，并在女排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三项重大赛事中，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五连冠”。

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民族自信心从低谷开始强烈反弹，而接连登顶世界的中国女排成为一剂“强心针”。全国号召学习女排精神，以袁伟民和“铁榔头”郎平为代表的中国女排教练和队员成为被神化的民族英雄。

自“五连冠”以来，虽然中国女排历经起伏波动，却是中国在三大球项目中唯一能够长时间保持在世界一流水平并时常在世界大赛中争金夺银的队伍。也因此，每当中国女排以至其他体育项目遇到低谷时，呼唤女排精神就成为一种习惯性表达。

“竹棚精神”是上世纪80年代女排精神的萌芽和核心。当时的女排训练基地，条件十分简陋，排球馆是用竹子搭起来的。由于缺少训练设施和相应的专业保障，艰苦的训练让队员们练出了扎实、全面的技术，也造成大面积的伤病。但为“夺冠”故，大家舍命练，“吃常人所不能吃的苦，忍常人所不能忍的气，做常人所不能做的事”。

2001年，陈忠和接手处于低谷中的中国女排，一上来就重提老女排的“竹棚精神”。凭借超高强度的训练以及冯坤、赵蕊蕊、周苏红等“黄金一代”队员，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他率队夺金，成就中国女排的又一个巅峰时刻。

但竞技体育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竹棚精神”可嘉，“竹棚”式的竞技观念和训练方式却已落伍。训练的强度过高以及不论比赛大小都过于看重比赛成绩的短视，让主力队员经常陷入疲劳作战的状态，这不仅导致了主力队员的伤病高发，也让新队员很难得到足够的锻炼机会，队伍很快陷入主力打不了、新人上不来的青黄不接的局面。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由于饱受伤病困扰，主场作战的“黄金一代”整体水平已经大不如前，没能实现卫冕。之后，中国女排再陷低谷。四年前的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几乎重演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惨败经历，无缘四强。

正在此时，郎平被中国排球管理中心“三顾茅庐”请了回来。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郎平就把几乎是一水年轻队员的中国女排重新带上了奥运冠军的领奖台。

郎平对于女排精神有着最深入的理解，也对中国女排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体制性弊端有着最直观的体察。凭执教国外职业俱乐部和美国国家队的辉煌战绩，郎平突破重重阻力，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突破和变革的方向：对女排选人用人的绝对话语权，搭建复合型教练团队，打造女排大国家队模式，甚至改变国内职业联赛规则等等，突破了现有体制和模式。

郎平大刀阔斧地改组女排队伍，同时根据球队职业化的需求，扩大了教练组规模，并引入包括几名外籍教练在内的国际化专业团队。此外，郎平还一改以往“一个阵容打天下”的做法，根据不同等级的比赛安排不同水平和特点的球员前去练兵，“以赛代练”。连过去很受重视的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她也让助理教练安家杰带领以年轻队员为主的队伍前往参赛，而自己和大部分主力留在国内。虽然中国队因此输掉一些比赛，但这使得主力队员有了足够的时间休息和调整，也让年轻教练和队员得到了充分的实战锻炼机会。

可以说，本次里约夺冠是中国女排在尊重职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竞技体育运行规则基础上所取得的一次重大突破。

让竞技体育回归职业化和专业主义路线，不仅郎平和她的团队应该如此，所有从事竞技体育的中国职业教练和运动员都应该如此。上世纪80年代人们呼唤“女排精神”有其具体时代背景，今天我们更应该呼唤体育的专业精神，回归竞技体育的本来面目，让竞技体育成为运动员的一种追求目标和职业生涯，而不是“金牌GDP”功利主义的工具。

如果这一次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的奥运夺冠，能激发出一次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深度反思，加速沉疴积弊的传统模式的变革，那么其意义之重大或将不亚于30年前“五连冠”带给中国体育界以至全社会的启示和鼓舞。

现实主义的胜利论文 篇7

长征,在中共党史中是辉煌而悲壮的一笔,在人类战争史上堪称一大奇迹。苦难中的中国人,朴实勇敢的中国老百姓在面对重压之后的坚强反抗,给了当时腐败的统治者沉重一击,也预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不平凡。正是这场成功的伟大征程,成就了当时中国最大两个政党未来地位的分野。

众所周知,中央红军与红二及红四方面军在甘肃胜利会师,宣告了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但三大主力大转移中,中央红军的成功转移无疑是意义最重大的。今年恰逢中央红军成功到达陕北的第80周年,为纪念80年前这场远征的不易,笔者不禁再次回眸历史,收获了许多启示。

一、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正确地指挥是作战的核心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86789人[1]分别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了长征。长征初始,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左”倾教条主义势力。“左”倾教条主义势力在转移之初给部队作出许多错误指导,致使中央红军长征的前半段遭受了巨大损失。比如,刚开始转移时,三军团在右翼,八军团跟在其后;一军团在左翼,九军团跟在其后;中间是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最后五军团殿后。[2]216如此一个庞大的“抬轿子”式的队伍编排本来已略显冗长臃肿,不利于行军打仗,“左”倾教条主义势力还让部队像大搬家似的带上印刷机、宣传品、纸张、兵工机器等根据地的各种坛坛罐罐,致使队伍更显庞大累赘,严重影响了行军打仗的速度和灵活性,致使队伍长征前半段遭受了巨大损失,其中最为惨重的要数湘江之战。这一战暴露了“左”倾教条主义指挥不力,也为后面党内更换新领导集体埋下了伏笔。

湘江之战前,即1934年11月初,中央红军已冲破了敌人前三道防线,在突破第三道防线前,蒋介石部队已识破我军并非要占领湘粤桂边境,而是要夺路去湘西的意图。布置第四道防线时,蒋介石布下重兵30余万,还沿湘江、潇水两岸建大小碉堡550余座[1],湘江对岸有一条与江平行的桂黄公路,光是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敌人就设了140多座碉堡[2]223,可见蒋介石欲在湘江“灭共”之决心。本来强渡湘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任务,面对如此一条水面宽而深的湍急江流,中央红军庞大队伍要全部过江已实属不易,更别说还有敌军枪林弹雨的攻击了。然而即使在如此险要关头,事实上也曾出现过两次渡江良机,都因中央红军队伍行军速度太慢耽误了。一次是白崇禧一度命令部队退守到龙虎关和恭城,而湘敌军刘建绪部队还没赶到的间隙,湘江一线一度十分空虚[2]223;二是11月底,红军曾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里地的湘江两岸,这里有四处浅滩可涉渡。[2]225但这两次机会都因中央红军带着坛坛罐罐行军迟缓而耽误了,待到敌军压境时,再渡湘江已变得十分困难。待到中央红军大队人马来到江边准备渡江时,敌我相遇的一场恶战已避免不了。这一战也成了长征途中最为悲壮的一战,此战后,包括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损耗的2.2万余人,最终中央红军从出行前的8.6万余人,一下子锐减为3万余人。[1]

湘江之战损失惨重,如此大的代价终于换来党内和军内大部分指战官兵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当时“左”倾错误思想产生了反感和质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以及新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5年1月,中央红军智取遵义后,于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会上,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还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作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正确的指挥路线在党内、军内占到了领导地位。

错误理念导致错误行为,错误的战略战术容易招致败仗;相反,正确理念指导正确行为,战场上正确的战略战术必将指引部队成功拿下许多的战役。这个道理在中央红军长征路上屡次应验。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下,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劲逼贵阳,又疾进云南,作战越来越主动,战况也渐入佳境!

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取得胜战的重要保障

长征是一场没有根据地的战斗,需要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凝结红军指战员的心。资料显示,中央红军长征之初就进行了队伍整编,中革军委、红军各总部和直属机关共同编成军委纵队(“红星纵队”),沿用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负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红一方面军照旧设政治委员和总政治部,各军团再配备政治委员,成立政治部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总政治部依靠连队党支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连队中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有连队支部、列宁青年组、政治战士、十人团、地方工作组和青年队。[3]除以丰富灵活的组织保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外,长征中中央红军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还有很强的针对性。长征要行军打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提升部队战斗士气,强化战斗精神为主,才使得中央红军一路突破各种艰难险阻。具体而言,一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教育,坚定红军指战员革命必胜信念。二是教育红军官兵走群众路线,长征的胜利不只是红军的胜利,还是增援和支持工农红军战斗的人民的胜利,若不是红军一路获得沿途群众大力无私支持帮助,红军长征是难以获胜的。尤其途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要多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比如,途经贵州前,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特别强调了团结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性,指出“不杀苗民土豪,不杀苗民信仰的甲长、乡长”,对处理苗民与汉民问题大为不同。[9,3]三是民主生活的教育。开展民主生活是党创建以来保持的优良传统,长征途中为创建红军团结和谐的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生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战士享有和干部同等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比如,战士可以向干部提意见;面临战斗任务时,战士和干部可同等对完成任务提出意见;生活上干部和战士同甘共苦,不享特权。体现出民主生活对团结部队,加强军队战斗力,凝聚全军官兵向心力,增强队伍战斗力的作用。

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念,是长征制胜的心理支撑

长征的胜利不只是正确领导核心下战略战术的胜利,还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念的最终胜利。中央红军历时一年里,红军指战员们用双脚踏过了二万五千里的漫长征程,一路上艰难险阻不计其数。最终,能在敌强我弱情境下战胜一切,成功转移至敌人力量薄弱的陕北,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实现,除了有毛泽东等领导核心正确的战略战术运用外,还在于红军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念,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方法论中获取了巨大的支撑。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第一批共产党人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偶然之中孕育了必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革命失败中获得了两大领悟: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性,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发表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文中批判了“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教条主义错误,从理论上保证了土地革命和武装革命的总路线和方针政策,推动了土地革命开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在此前后毛泽东所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也显现了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路。然而,这却遭到了教条主义的排斥与反对。1931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占到统治地位,其错误的指导思想招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直接构成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经营了6年之久的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长征开始后,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继续在党内、军内占到统治地位,致使截至遵义会议前,尤其历经湘江一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损失惨痛,教训深刻。惨痛的经历让军内越来越多的人对“左”倾教条主义势力不满。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确立了领导地位,再次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军队作战的理论武器,才有了其后的一次次胜仗,并最终迎来胜利抵达陕北的成功。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多次撰写《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等豪迈诗句,折射出毛泽东始终以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思考革命、解决问题的路径,方能在历史艰难时刻看得到革命的曙光。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4]110

当然,中央红军长征的启示非常多,不一而足。在此记述的也只是笔者回顾历史的感受而已。不同时刻,不同境遇下,所悟兼有不同,只是长征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每每都深有感触。

参考文献

[1]石仲泉.中央红军悲壮的战略转移和惨烈的湘江血战[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6).

[2]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216,223,223,225.

[3]刘维菱.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J].江西社会科学,1996(7).

现实主义的胜利论文 篇8

《狼之子》的一大主线可说是对母亲的一首颂歌,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写道:“…她自打当了母亲她就得了灵感,她教育你的方法不是来自于教育学,而是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由衷的颤栗与祈祷,由衷的镇定和激情。在你幼小的时候她只是带着你走,走在家里,走在街上,走到市场,走到郊外,她难得给你什么命令,从不有目的地给你一个方向。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所爱的这个世界。等你长大了,她就放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她深信你会爱这个世界,至于其他她不管,至于其他那是你的自由你自己负责。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你能常常回来,你能有时候回来一下。”(节选自《好运设计》)。头一次看到这段话,我就想起了《狼之子》的女主,然而史铁生这篇散文旨在设计一个理想化的生活,反过来说,现实中的母亲不会完全达到女主那种理想的程度,在现在这个年代歌颂伟光正的东西往往会受到嘲讽,善良慷慨无私的设定往往会被盖上“圣母”的帽子,然而对于《狼之子》的女主乃至全片,大多数人都是持赞美之辞的,我曾想过为什么现在的人大多讨厌美好的人设,后来我想通了——现在的人不是讨厌完人,而是讨厌假人。假人的人生是没有细节的,

于是考验编剧和导演的真本事的时候来了,《狼之子》的剧本是简单的,全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女主角小花在狼人丈夫突然去世后,笑对艰苦的生活抚养两个狼孩子并帮助他们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就像高木正胜的配乐,像是一首咿咿呀呀的童谣;这样的剧本又是及其琐碎的,琐碎的叙事是极见功力的。

对于我而言,我喜欢片子的前四分之三胜过结尾部分的高潮,正是因为这一段琐碎的生活被导演和高超的作画刻画的乐趣无穷,细田守无疑是个很懂得运用细节的导演。平淡温馨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很考验说故事的人,小时候我妈教我练书法问我是复杂的字好写还是简单的字好写,我答是简单的字好写——当然不是,越简单的字越难写,尤其是“一”,我直到长大才慢慢理解其中的深意。再打个比方,我上大学的时候,对原画(作画)很有兴趣,最初喜欢的都是“酷炫爽,大特效”,然而后来我才发现最考验功力的恰恰是走路跑步,细节表演;说跑偏了,在《狼的孩子雨与雪里》表现这段的岁月静好使用了好几个细节:蘸酱烤串(特写往下滴的酱汁),男主做给小花的野鸡汤米线,窗口的玻璃瓶里插着花(注意:不是买的花瓶而是牛奶瓶,不是鲜花是路边的野花。)更不要说他们搬到大山生活以后,在女主的擦洗下蒙尘的玻璃窗居然也是有窗花的,破旧的洗碗池底焕发出宝石般的光彩;细节决定成败说的就是如此。

说起《狼之子雨与雪》的导演细田守,我看他的第一个片子是海贼王剧场版《祭典男爵与神秘岛》,当时的感想是:哎呀,这个导演色指定做的真好,人物没阴影都不违和!那时的我想的还是太简单,正如动画评论人马小褂所说:要说细田守,从《穿越时空的少女》开始就是耍流氓,就像聊宫崎骏如果不提他早期的《鲁邦三世》TV集数,《未来少年柯南》与剧场版《鲁邦三世:卡利欧斯特罗之城》等等,直接从《风之谷》说起一样,同样是耍流氓。细田守在表演方面是很厉害的,在自己做导演之前也参与了很多动画的制作*,之前我看过一个日本动画系列讲座,介绍叙事与作画的一集就大大夸赞了细田守,说他是一个懂得运用动画的力量去表现关键场景的人,这也是他的作品如此细腻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也是他在业内的厚积薄发。

之前听人说,现在的细田守给人一种“小众导演混出头”的感觉,殊不知在日本动画高强度且前后辈明确的培养模式下,他走到现在也是一部部作品累积出来的,正如同日本二维动画也是一步一步积累来的,像我们这样动画学院的学生总是进学院学习前满腔热血,一副要拯救中国动画于己任的架势,一做片子就疲软,许多人毕设还做不完呢,熬过短片练习,参与动画项目更是考验,才知道为什么日本的动画新人一上手只能给前辈画分色线,加动画就要好几年,因为仅仅是“不跑形”这一点就有多少人做不到。记不清谁之前说过,有天分的动画人总是经历这样一个路子“少年成名,大器晚成”,因为少年时候展露的才华所以少年成名,然而让自己的才华在业内有用武之地还需要多年的磨练,所以大器晚成。这和才能无关,很多都是经验的事,而经验只能靠多做来积累,这是身为动画人的一种情怀。

舌尖上的胜利 篇9

就像《舌尖上的中国》一样流行, 甚至更流行的, 是营销策略和公关话术上的“舌尖上的胜利”。每天都在活色生香地上演着, 而且有太多的品牌投身其中。

简而言之, 就是一个品牌或产品, 利用一些说服力并不足的素材, 甚至是完全无中生有, 出于“定位”或追求一个超越对手的形象, 包装炒作一些概念, 让自己沉浸在一种胜利的幻觉中, 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而且乐在其中。

这种现象最鲜明的体现, 是对市场第一的争夺。如果完全是用客观的数据说话, 第一应该毋庸置疑。但是总有一些企业利用一些报告, 大玩以偏概全、以假乱真的伎俩, 用一个细分市场的数据, 通过含糊的手法来定义整体市场, 以此造成悍然领先的假象。不得不说, 对于信息链条中的弱势一方, 消费者很容易受到蒙蔽。

最近手机市场就发生了一起非常典型的案例。5月底, 一篇《酷派4月出货近300万台登国产手机榜首》的稿件满天飞。乍一看标题, 有数据说话, 很容易让人确信酷派已经是国产手机产业老大的信息。不过且慢, 在“舌尖上的胜利”逻辑下, 所谓严谨、理性的数据, 只是营销传播的一个伎俩或工具而已。

事实上, 酷派倒也谈不上捏造数据。其公关话术依靠的国内市场研究公司赛诺新鲜出炉的4月份手机市场销量报告。这份报告显示, 企业排名层面, 三星整体出货量达486万台位居第一, 酷派出货量为296万台位居第二, 联想、华为、苹果依次排名第三、四、五位。由此, 酷派确可以发豪言, 已跃居国产手机第一位。但同时, 依据市场调研机构Kantar的报告, 小米在中国销量第二次超过三星。如果小米超越三星, 小米岂不是老大?数据打架, 背后有何玄机?

如果深入研读两份报告, 你就会恍然大悟。原来, 赛诺的报告, 仅指3G/4G市场, 并未包含电商渠道。众所周知, 凶猛崛起的电商渠道再也不是冲击传统渠道的力量, 而是可以分庭抗礼的主流渠道。小米的电商渠道走货, 要远远大于传统渠道。很显然, 酷派依据一份没有统计电商渠道出货量、且不包含2G市场的第三方报告, 只是一个对细分市场有价值的报告。从整个市场的全貌来看, 以这样的数据来定调手机市场格局, 必然是以偏概全的, 也是不准确的。

有意思的是, 酷派并非是孤例。任何一个主流市场上, 有关市场榜首的位置, 从来都是口水四溅。品牌或产品在营销公司或公关公司的出谋划策下, 卯足了劲利用一切对自己有利的素材, 大肆炒作自己的领先, 从而保持声势上的领先。

只是这种舌尖上的胜利, 到底意义有多大, 就没多少人愿意去想了。

与市场第一的争夺相映成趣, 产品在传播诉求或形象定位上, 总想找到一个压制竞品的响亮口号。在这种逻辑下,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王、皇齐飞”场面:“性价比之王”、“中级车之王”、“单手机皇”、“真八核机皇”、“千元机之王”、“品质王”……真是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 自封为王好不快哉!

现代企业资本文明的胜利 篇10

国美之争的结果, 对于旁人并不重要。但通过这场“情”与“法”的较量, 国美之争彰显出一种“资本文明”。整个事件中牵扯到的各个环节, 都在法律框架下进行。不管双方谁胜谁负, 国美之争所展示的游戏规则, 将对中国“资本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股东利益至上原则必须坚持

国美事件近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黄光裕与陈晓将一场你死我活的国美控制权争夺战, 以足够理性的方式酣畅淋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给中国企业细致诠释了“资本文明”的真貌。9月28日的决战以陈晓继续留任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而告一段落。然而, 争战大幕没有落下, 现在才刚刚开启, 28日的投票形成了一个暂时的脆弱平衡, 黄光裕方面和董事局包括贝恩等投资方的任何动作都有可能打破这个还在颤动的平衡。

现在许多评论是从道德、情感、“经济民族主义”等视角出发, 这对于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意义不大, 国美争斗至今, 带给人们的启示各异。但无疑黄陈双方之前的唇枪舌战、布兵施阵都足以成为中国商战史上浓重的一笔, 而其中透出的对商业规则的尊重、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倚重, 也更是给中国企业未来发展呈上了最好的商业文明范本。

在这场争夺战中, 文明的资本市场所应具备的商业规则、家族企业在现代资本市场中的生存方式、法律在文明的资本市场中所应散发出来的独立气质、维护游戏规则的作用, 都可以找到注释。体现了健全的市场法律体系的捍卫之功, 正是独立的法律没有被操纵, 双方当事人才能够也愿意在法律框架内行事。

从公司治理的意义上看, 之前中国没有出现过如此轰动, 又如此典型的事件。这里面牵涉到大小股东、股东与董事会之间, 内部人控制, 信托责任, 财务投资者与原始股东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黄光裕和陈晓曾经五年的温情骤然间决裂, 也正是如此, 从道德层面上, 更多人指责陈晓有违托孤之命。黄光裕在9月28日决战前夕大打情感牌, 即使如此, 也没有挽回局面。事实上, 这场争夺战中最重要的不是道德之争, 不是江湖式的忠诚与背叛, 而是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游戏规则。黄陈双方在这场争夺中都没有获胜, 最终的胜利者是资本市场的商业规则, 在这个规则中, 现代企业文明本身并不是依靠传统道德解释的, 在法律护航下的资本才具有真正的话语权。它促使人们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框架下关注公司治理。

以黄光裕为代表的大股东和以陈晓为代表的企业管理层的争夺, 其实就是企业控制权的争夺。现代公司始于英国, 股东、董事、经理之间正是靠契约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得以产生并发展壮大的。有契约就得讲责任, 就得有机制, 因为不讲责任, 没有制度上的规范, 就必然有人会毁约, 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不得以长久。而公司架构之所以必要, 正因为公司制既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 又体现其中的个人责任, 更借助制度和法律以约束组织中人的行为。有个人责任, 还有制度的、法律的约束, 这才构成完整的契约关系, 这正是现代公司制的“技术品格”之一。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就是要从根本上在公司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之间建立起权利与利益的分配与制衡关系。

也正是遵循这样的公司治理结构, 作为职业经理人的陈晓才有机会站在企业大股东黄光裕的对面与之抗衡, 而双方本来你死我活的争夺竟然全部在公司治理的法律框架下略显“平稳”地进行, 彰显了“资本文明”之光。即使在法治比较完善的西方, 控制权仍然是很重要的。没有控制权, 讲收益权是一句空话, 控制权是公司治理的根本。放在当下中国, 公司控制权就更加重要了。因为我国的法治环境还不是很完善, 按照潜规则, 而不按照公司章程来办事在中国其实是很普遍。在这样的背景下, 公司控制权的掌握才是收益权的根本保障。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黄光裕和陈晓为什么争夺得这么激烈, 各种方式, 各种牌都使出。如此激烈是有中国的特殊背景的。

在商业规则下“资本”具有真正的话语权, 理性的中小股东最关心的是收益问题, 关心哪种方案可以让公司的波动最小, 投资收入稳定与可预期, 并不在乎真正是谁控制董事局, 所以投资机构投票是用投资收益而不是道德、感情去评价。在此次投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机构投资者如摩根斯坦利等, 在理念、价值观和人脉上都更接近;另一方面, 这些西方的机构投资者, 更信奉职业经理人管理这样的透明架构, 但是这些选择的背后, 一定都是冲着利益考虑的。

显然, 在9月28日的投票中, 黄光裕方面提出的方案没有被投资者接受。而陈晓虽然胜出, 亦背负公司投资者赋予的重压, 因为在未来的发展中, 如果陈晓没有兑现对国美发展的承诺, 同样有被投资者“下课”的可能。

至于黄光裕在之前的公司章程设立中, 没有考虑到作为上市公司可能遇到的法律上的风险, 没有保留大股东在公司中的特殊权利。黄光裕之前也许怎么也没料到今天自己要在狱中打这场控制权大战, 但在法律制度下, 公司的争夺也只能遵循之前约定的公司章程和既定的资本市场规则去进行, 体现市场的契约文明。对控制权的争夺本身无可厚非, 这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 问题在于以什么方式来争夺控制权, 是不是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框架下来争夺控制权, 这才是根本。黄光裕和陈晓谁胜谁负都不重要, 关键是以怎样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这个胜利是不是资本的胜利。为了夺取控制权采用一些手段, 包括打感情牌或者别的什么牌不是不可以, 但最终要由资本来说话。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框架内, 谁的资本多, 谁取得胜利, 这个就值得庆祝。

业界也因此评论, 投资者的选择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与未来, 法律法规又为这种选择权利提供了平台与保障, 所以, 与其说是陈晓的胜利, 不如说是香港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胜利。如果做企业仅从伦理角度看问题, 就是“自己束缚自己”, 用理性的商业眼光出发才会把企业培养得更有竞争力, 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才更有利。“我们不要总是追溯历史, 缅怀老股东”, 国美争夺大战的处理方式则显示了一种在现代资本市场中公司治理的进步。

对于股东利益至原则, 学术界曾经也有过争议, 认为公司不仅要考虑股东的利益, 还要考虑包括管理者、工人等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陈晓的公司利益论调, 就有这一理论的身影。当要考虑所有各方的利益时, 如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取向不一致怎么办?虽然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一面, 但是任何一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 其实都是不可以完全漠视其他方的利益, 损人最终一定是不利己的。

当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不一致的时候, 一定要优先考虑股东利益, 股东利益至上。公司中的要素投入归根结底都是资本, 有的是物质资本, 有的是人力资本等等。资本的形态不一样, 容易受到侵害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物质资本很容易被过度利用, 所以必须优先保护它。假如物质资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那么就没有人有投资的激励, 人力资本的利益最终也得不到保障。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 可以自我保护, 但物质资本不一样, 它不具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于是在机制设计上就要对其优先加以保护。股东利益至上才是全部相关者利益的最有力保障。一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不可能完全无视其他人的利益, 股东一定会考虑高管、工人的利益, 否则他自己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美国经济学家德姆塞茨说过:“在一个自利原则对经济行为起重要作用的世界里, 如果相信有价资源的所有者竟然会有组织地把资源的控制权拱手奉送, 交给不受指导、不为所有者谋利益的经营者, 那么这种想法是非常愚蠢的。”《财富》杂志500家最大公司中, 平均下来, 每一上市公司的前5大股东, 加起来拥有公司股份1/4多, 这个比例甚至比西欧和日本公司都大。像这样的所有权地位足以影响专业管理者进行工作的方式。

股东利益至上, 最终所有人的利益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抽象地说公司利益至上, 这是没有操作性的。让资本来说话, 一股一票, 无论结果是怎样的, 都要认为是最好的。这次国美事件, 假如黄的总股份超过了51%, 那么即使黄的主张使得包括小股东、管理层和广大工人在内的总利益受到了损害, 仍然应该维护黄的利益;反之, 如果陈晓绑定诸多一致行动人的总股份超过了51%, 那么他们的利益和意志就应该优先得到体现。无论黄陈谁胜谁负, 结果本身并不重要, 而要关心结果是怎样产生的, 是不是股东利益至上, 是不是资本的胜利, 这才是对于中国当下的公司治理, 整个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地方。

现代公司制度撑起家族企业

国美事件折射出中国的家族型企业在向现代型企业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困境。在西方的公司制度传入中国以前, 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司制企业, 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占大多数。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的实施已有十多年的历史, 它主要是由法律推动的。这个事件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缩影, 一个折射。国美是上市公司, 但其发展过程的确带有强烈的家族色彩。国美控制权之争, 也将家族企业如何适应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摆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面前。

在看到黄光裕的无力之后, 就有民营企业家直接表示要“以此为戒”, 自己的企业将来不会引进职业经理人。国美之争甚至让职业经理人制度在中国大打折扣, “大家都往后退了一步”。而职业经理人权利的边界正在于他是经理人, 不是资本主体, 所以他的职责就是在日常经营中发挥作用, 在危机中稳定公司发展, 而不是争夺控制权, 陈晓的行为很难说是一种进步。不论对陈晓是非的讨论如何, 目前中国家族企业现实状况却是, 中国传统沿袭形成的观念就是家族会不自觉地将企业捏在手里, 即使是那些去香港上市的家族企业, 大多都只会卖掉25%的公司股份, 因为25%是香港法律规定的上市公司最低限度流通股。而现代企业制度中重要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根本还没有形成, 甚至还没有培养职业经理人的土壤, 公司法中更是没有相关规定。

事实上, 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是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 这也是家族企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之一。世界500强企业中最长寿的公司杜邦家族, 通过向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的转变, 形成了三驾马车式的体制, 使家族企业不断转变为现代巨型公司。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观念的转变非常重要, 良好、有效的制度设计也非常关键。未来公司发展中, 大量家族式的民营企业如果“因噎废食”弃用职业经理人制度, 则真是在“慢性自杀”。

家族企业要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 关键在于法治。如果把法治建设好, 自然就可以实现。如果我们想开一个IT公司, 但没有专业优势。我请别人来经营, 但如果他拿着公司的钱去盖漂亮的办公室, 坐头等舱, 甚至拿着公司的钱干自己的事, 该怎么办?只能起诉他, 但如果法治环境很差, 打官司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 公司只好自己经营了, 或者让兄弟姐妹来帮忙经营。所以, 家族经营其实不过是对于不完善法治的一种替代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家族企业, 其实是制度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 假如管理团队违背我的意愿, 我依靠法律就可以方便地追究你的责任, 自然就会去请外部的管理人员, 吸纳外部股东, 没必要一股独大。现在欧美国家家族企业不是没有, 但不像我国这么普遍。中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就遍地都是。这说明欧美国家法治良好, 说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裙带关系还普遍存在。黄光裕和陈晓拼命争夺控制权, 反映的正是我们的企业还不能完全在法治和公司章程的框架下治理。如果这个事件能够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框架下解决, 它的积极意义就更大了。

对于政府来说, 在推动公司治理方面, 应该不断完善法治环境, 不管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出现什么矛盾, 但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去博弈, 必须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框架内解决。如果中国的法治环境不改善, 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下一个争夺也许会更厉害。如此, 民营企业恐怕就不敢去走现代企业制度的道路了, 因为自我的权益得不到保证。在中国现有的法治环境下, 如果国美事件的发展不是按照股东利益至上, 不是按照公司法的框架下解决, 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型会倒退一步, 而对引进其他的机构投资者, 也会心存疑虑。如果公司所有的争端都能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框架下解决, 即使没有绝对的控制权, 利益也能得到保障。不然, 即使可以在国内做大, 也做不成世界级的大企业。所有人都在法律框架里解决问题, 所有参与各方都是赢家;否则的话, 脱离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谈问题, 各方都会受损, 没有赢家。

“经济民族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倒退

国美事件以忠诚与背叛等感情和道德解读意义不大, 但这里面却有一种声音, 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国美是中国人创立的品牌, 如果陈晓获胜了, 以贝恩资本为首的国际资本获得了国美的控制权, 很多人担心国美这个民族品牌的丧失。其实一个企业姓“美”姓“日”还是姓“中”不重要。就像银行, 过去担心银行改制造成国外资本的控制, 但银行是谁所有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健康的银行体制。国美被谁控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经营, 吸纳中国人就业, 给中国交税, 就满足了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贡献。波音飞机的老总说过, 波音飞机不是一个美国企业, 是一个全球企业。

近年来很是流行, 比如什么“新帝国主义”, 比如什么外方掌握了定价权, 掌控了利润的分享, 控制了产业链条等。不是这些东西不重要, 而是中国要搞工业化, 要进入商业社会的逻辑, 就需要大规模的引进和学习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的知识。关键是在经济开放和引进过程中, 中国在这方面的整体知识, 技术, 管理等有没有提升, 有没有缩小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而言, 知识本身才是最关键的。造飞机当然好, 但7亿农民工不可能都去造飞机, 利润当然也想多分一点, 但利润能分多少不是我们的愿望决定的, 而是能力决定的, 是供求决定的。要是坚持“经济民族主义”的想法, 其实是否定了三十年的经济开放。

国美之争之所以成为中国企业进化史上最经典的案例之一, 也在于在整个争夺战中, 无论是公司大小股东、董事会还是管理层, 都把最后的仲裁交给资本力量, 交给了市场规则, 而双方对于游戏规则下得出的结果都表示接受。在这里, 法律体现了它指导商业运作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而这恰恰是成熟、文明资本市场的体现。

目前在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下, 出现黄光裕失权的情况还不可能发生, 因为公司法已经规定了董事会在公司中是建议机构, 而不是决策机构, 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为了防范国企国有资产流失, 在保护控股股东的权利。

不过, 从资金利用效率和企业竞争力方面说, 现代公司制度的股权多元化会带来更大的效益。所以中国还在进行的国有企业分权制改革, 公司法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在股权实现分散化的趋势下, 如何兼顾老股东的权利, 而这种平衡也需要企业创始人或老股东自己在制订公司章程、公司文件时, 学会保护自己的权利。

国美之争遵守的是香港的法律规则, 但其解决过程中的规则意识与操作精髓完全适用于内地, 在这场争斗中, 法律没有成为失去独立品格的工具, 值得社会尊重, 因此被多数人自觉遵守;而利益相关方在规则下公开博弈, 在激烈争斗中维持有序的平衡, 公平的规则可以将表面的激烈与内在的平衡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为社会提供规则救济的安全垫。

事件回放

2008年11月黄光裕入狱。

2009年1月黄光裕辞去国美董事局主席一职, 陈晓正式接任。

2010年8月4日黄光裕发函要求陈晓下课, 国美在香港起诉黄光裕, 双方关系彻底决裂。

2010年8月7日国美内部召开紧急会议, 要求管理团队无条件支持董事会。

2010年8月18日黄光裕在狱中向国美员工发出公开信《为了我们国美更好的明天》, 措词激烈地指责陈晓意图控制国美, 将“国美电器”变成“美国电器”。

2010年8月19日陈晓为首的国美董事局再发公开信, 呼吁国美员工团结起来。

2010年8月25日黄光裕方面通过公开市场上增持国美电器股票1.2亿多股, 经过8月四次增持, 黄光裕已占国美股份35.98%。

2010年8月30日黄光裕二审维持原判, 其妻杜鹃改判缓刑, 当庭释放。黄光裕称将建议董事会优化和延展股权激励方案, 让更多国美员工分享发展成果。

2010年9月陈晓密集拜会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地的机构投资者, 以获取支持。

袁江:非锦标主义者的胜利 篇11

>>Introduction:

袁江

1999年移民加拿大,2008年回国

2007年在加拿大学球,半年以后,成绩达到92杆

2007年底从美国著名高尔夫品牌Callaway总部获得代理权,并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开立中国第一家Callaway旗舰店

2009年12月钻石之星高尔夫俱乐部在春城湖畔球场成立,并被选为队长

认识袁江的人都知道他有两大爱,爱打高尔夫、爱交朋友。如果有一天你和袁江成为朋友,你一定有机会听到这句话:“如果世界禁止打高尔夫,我们第一批自杀。”

他没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昵名为HeadNut(高尔夫疯子)的美国人办的网站,他发现真正的高尔夫疯子在那儿。“一个美国球友Bob Fagan,他在结婚当天早上顶着65mph的强风豪雨,在雨伞被强风摧毁的情况下打了18洞才去结婚;他打过美国1641座不同的球场,51岁时,他顶着7月华氏124度(摄氏51度)的高温在加州PalmSprings(棕泉市)一天内打了六座十八洞球场。”

最让他意想不到的朋友在美国的卡斯帕(Carlsbad),他的“忘年交”——萍水相逢、年过花甲的卡亚。卡亚曾在自己4000平尺的海景别墅里,召集了50多位基督教信徒,唱着圣歌,为袁江挂起一条长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北京来的兄弟”。

袁江,这个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处于退休状态的无目标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非锦标主义者,他的经历同一串串“先行”的字眼贯穿在一起——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开公司;90年代到加拿大做贸易;2008年,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世界高尔夫著名品牌Callaway旗舰店;现在他正为私募筹划……他从没刻意想要得到什么,只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度过每一天,而这一切无期许的回报,全靠高尔夫做媒。

喝出来的高尔夫队长

2009年的12月6日对于袁江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他千杯不醉的神话被打破,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成了高尔夫钻石之星球队的队长。

球队在云南春城湖畔高尔夫球场度过了四天的时光,他们在云南打了6场球赛,就是在这四天的时间里,他们成立了“钻石之星高尔夫球队”、选举了队长,并且定下了2010年的球队比赛计划。6号晚上的酒桌上,袁江第一次喝“断片儿”了,“我自己觉得酒量还不错,从来没有醉过,但是那天不行了。”球队的秘书长吴欣宇说,“那天喝倒了两个,直到第二天早上都没能醒来比赛。”

袁江觉得自己有点“傻实诚”,谁来敬酒都喝。球队的队员得知他是Callaway的经销商高兴坏了,“袁总,我们的服装和球具都由你赞助了。”袁江趁着酒劲儿许诺,“没问题。”醒来之后他才听说自己做了这个承诺,又知道自己当上了队长,吓了一跳。常言说,酒桌上的话只能信一半,但在袁江这里,他真的应了这个队长,兑现了赞助。

球队有一个年近70岁的老队员,每次打球都喜欢和袁江一组,没别的,就是觉得他这个人“靠谱”。球队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机械、医药、律师、会计,三百六十行,袁江都能打成一片。有的时候袁江和朋友聊天,说自己朋友多可能也是有原因的。“有人请我帮忙,从来没有拒绝过”,到最后,他真都能给办成。“有的时候发现,结果很多是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才得到的。我老想起来郭冬临演的那个小品,‘有事儿您说话’,北京人要面子。但是没办法,性格生性使然。”为此,朋友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万金油”,没有办不了的事。

Callaway旗舰店的中国建立者

袁江最早接触高尔夫是和朋友下练习场,那个时候他发现高尔夫的挑战太有意思了。“我这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循规蹈矩,喜欢尝试新事物。高尔夫就是在不断地挑战自己,即便你打得再好,也可以更好。”

2007年在加拿大打球之后,他受到了更大的鼓舞。“在国外打球非常便宜,20到30美金左右就能打一场球。”他请了一个PGA教练上了一段一对一的高尔夫课,他发现那个时候国外的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他们都有专业的教学软件,拍下你的动作,用小红圈圈下你错误的动作。”他备受刺激,“无数小红圈写着,ugly、ugly、ugly……”

因为这个挑战,他爱上了高尔夫,“回国后我在国内找了个教练,一对一地系统学习。”他认真地反复研究教学录像,又录下了教练和自己的挥杆动作进行对比。他开玩笑,可能是因为自己是处女座,所以什么事情都要求完美。

因为爱上了高尔夫,袁江得到了在中国代理Callaway的机会。袁江同学的哥哥是美国Callaway总部研发团队的首席科学家,手里拿着大量的专利,他把袁江推荐给美国总部。因为这层关系,袁江觉得拿下代理权并不是一件难事。“他们还是会很仔细地调查你,但是这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在于店铺落地。”

袁江看好机场,奥运前夕首都机场T3航站楼刚刚投入使用,袁江的Callaway就是在这个时候落地机场的。袁江把这个功劳归功于自己的朋友,“我的一个朋友是做商业策划的,我进T3多亏他帮忙,如果是别人根本找不到门,因为机场那地方寸土寸金。很多大品牌在机场开店其实都是亏的,就是想形成广告效应,因为你在那戳一个灯箱每个季度还得20万呢。”

美国总部只要有人来北京,都会带着朋友去袁江的旗舰店看看,“他们会跟朋友骄傲地说,看,我们的品牌开到机场了。”旗舰店的销售额基本持平,“小件的东西和服装卖得很好,球具也有订贸的。”接着,他又在万柳开了第二家。

卡斯帕的礼遇

卡斯帕是袁江的福地,在这里,除了拿下了Callaway的代理权,他还结交了一大群美国朋友。

卡亚就是其中之一,这个Callaway的老员工已经退休了,袁江觉得,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就是高尔夫。“卡亚很奇怪,他打了一辈子球了,一直是一个水平。那时候我们两个都是90多杆,水平都差不多。”袁江觉得,活到卡亚的程度,就到了一定境界了。“4000多平尺的大房子,老两口住,直接看太平洋,迎接每天的日出日落。”

卡亚在认识袁江的第一天就为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Party,50多个基督教徒齐聚在卡亚家,“你想,50多人的话门口就会有100多只鞋子,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牧师为他弹着吉他唱圣歌,“他们都是特别善良的人,刚刚认识你就会主动邀请你去他们家里做客,甚至让你退掉宾馆,可以暂时寄住在他们家里。”

袁江觉得自己交朋友的另一个优势就是知识广博,他和卡亚在球场上聊了4个小时候的《圣经》,“他说什么故事我都能给他讲下来,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沉迷于研究各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的故事讲起来都没有问题。”后来袁江回国,卡亚几次邀请他再去美国,“因为临时有急事,几次把机票定好了又都退了,很遗憾。”

加拿大的围棋冠军

除了高尔夫之外,袁江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他曾周游世界各地。刚毕业的时候,袁江的同学去深圳出差,给他打电话。“你来玩吧。”他想都没想,买了张飞机票马上飞到了深圳,“你说他出差,我去干嘛去?就是觉得自己没去过,马上就去了。”

现在,袁江仍然保持着这种习惯,“过年的时候我朋友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说你过来玩吧,我买了票就过去了。”有的时候球友在海南打球,觉得少了他,给他打电话,他从不计划,仍旧是“马上出发”。

他到古巴,在那里和一个印度人打乒乓球,“我小时候在工体打过乒乓球,再说中国人怎么也比外国人强,我就跟他比试了一下。”结果袁江输了,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就输了呢?”后来那个印度人告诉他,他以前是印度国家队的。

后来他在加拿大参加围棋比赛加强了警惕,两天战了6场,袁江胜了5场,拿下了加拿大的冠军。之后袁江觉得,学过的东西,最后都能用上。

小时候,袁江打网球,“网球队员的出路要么打得特好打出名次来,要么当教练,可能父母不喜欢我当教练,就让我退出了。”但是在这段时间里,袁江除了学习网球,在工体学习了围棋和乒乓球,“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艺不压身。”

人要不断学习

初中三年,袁江从来没有拿过第二名。“包括小时候的各种竞赛,所以每次家长会,我爸妈都特有面子。”大学毕业后,他在机械公司干了三年,受不了了,“太枯燥了,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他和朋友合作开了公司,之后又到加拿大做起了电子产品的外贸生意。“我好像一直把工作当成副业。”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不同的年龄段自学了各种东西。先是收藏,他拍下了当时最贵的一幅作品,李可染的《井冈山万绿丛中一点红》一米八,是1998年,全场最高价藏品。他从80万开始举一直举到120万,“专家算不上,鉴赏应该没问题。”后来他又喜欢上了周易和八卦,研究了很多年,“但是我从不给人算命,我就是觉得这个有意思。”再后来他开始大量地阅读宗教作品。

“我觉得我是自学能力比较强的那种,你把我放到哪都能学,现在不是在学高尔夫吗。”

聊天室|对话钻石之星球队队长袁江

《小康•财智》:Callaway在您代理之前,在中国市场的情况?

袁江:在这之前市场很混乱,新加坡人代理进来真货、假货一起卖,水货也卖,暴利太大。Callaway是世界著名高球品牌,喜欢的人太多了。有背进来的,有走私的,穿插在一起卖,市场混乱。但是在别的国家就很正规,比如日本、韩国。

《小康•财智》:现在也能买到假的吗?

袁江:现在在北京买到假的Callaway已经很少了,我也去看过,如果发现是假的马上就可以发律师函给他,或者再严重的直接报工商局,但是外地的说不准。

《小康•财智》:您觉得学习的时候,每天对着练习场挥杆枯燥吗?

袁江:不枯燥,因为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会有提高,会有挑战性嘛。其实小时候从来没想过打高尔夫,小时候打过网球,曾经打过网球或者羽毛球的人刚一上来就能打到高尔夫球,去练习场人家以为你来过不止五六次呢,其实是第一次来,这就是因为有球感。

《小康•财智》:您觉得自己打球有天赋吗?

袁江:我就是很一般的那种。前些天听说东五环有个小孩,打了一年打under了,打下72杆了,你知道打了多少球,打了20万颗球。天天什么都不干,就在那呆着。下半年还得天天下场。他们说他创了一个奇迹。人家给他纪录,说打了20万颗球。我也就5000至1万。不是天天泡的那种,要是天天泡在那儿怎么1年也能打90杆了,其实高尔夫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不能放,休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小康•财智》:您觉得好队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袁江:沟通能力,亲和力,融合力,还有细心。有一次我们去澳门,订机票特别难,20多张飞机票很难买,旅行社都承诺价格,其实他们都拿不下来,就是先把你圈进来再说,后来我找了澳青旅的老总把票买下来。为此,还拿了一个最靠谱奖。

《小康•财智》:高尔夫最吸引人的地方?

袁江:休闲的运动,还能交朋友,又是挑战。高尔夫适合我的性格,我好静,不用想什么,就面对草地,关手机,在球场里面不接电话,要是有急事我就看两眼但是不会接,我就烦那种在球场接电话的,都在规则里了,绝对不能接电话。而且打球4个小时,很长时间,放松。北京污染很严重,但是打球就很好,还能强身健体。

《小康•财智》:您觉得自己成功吗?

袁江:按我自己的标准我没有成功,我觉得自由是最重要的,从来没想过企业要做多大。我觉得自己够花,满足自己爱好就足够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企业年收入要到一个什么程度。

《小康•财智》:您的下一步规划?

艾拉白拉的另类胜利 篇12

关键词：小说《无名的裘德》,艾拉白拉,另类挣扎

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在小说《无名的裘德》中塑造了两个女性形象———淑和艾拉白拉, 很多评论家认为这两个女性是灵与肉的象征, 或者是男性精神与身体欲望的折射。“事实上, 淑和艾拉白拉是驾着柏拉图灵魂之车的白马和黑马, 是高贵的和卑贱的两种本能”。[1]而且, 在大多数评论中, 艾拉白拉总是处于被批判的地位, 是诱惑男人的不道德的女人。但是如果将艾拉白拉这个下层妇女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语境中, 或许读者会理解这类中下层妇女在性别秩序中的生存困境和内心痛苦。

《无名的裘德》的叙述主要围绕裘德、艾拉白拉、淑和费劳孙这四个人物的复杂关系展开, 但在小说开头, 叙述者引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说明女人最厉害, 可以让男子“丧失了神智”, “丧了命, 栽了跟头, 犯了罪恶”, 说明此小说主要探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暗示女人对男人生活的破坏性作用。叙述这一女性具有破坏性的主题主要是通过裘德和艾拉白拉的关系展现在读者面前的。

当艾拉白拉首次出场时, 即当她用猪鞭这个性的象征打中裘德时, 就表现出这个女人的与众不同, 这就是她公然对男人发出一种性的召唤。小说中设置了对比的情况来表现, 一边是裘德念念有词地计划自己的事业, 一边是艾拉白拉和女伴讨论着影射肉欲的说笑, 他没有听到她们的谈笑, 而是沉溺在自己想象中的世界, “看”到自己的未来印在地上, 是什么样的未来呢?他还未细看, 就被猪鞭打了个正着。这里, 叙述者将裘德正在计划的生活与现实中艾拉白拉和女伴的活动、声音等进行对比, 暗示他将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俗世界发生联系, 而这个世界也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裘德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艾拉白拉的出现似乎让他重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内心对异性的渴望也觉醒了, 他本打算利用休息的时间读书, 但是最后却是跑去和艾拉白拉见面。小说写出他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出决定时的内心斗争。这里裘德显然是被对异性的本能欲望所捕获。虽然他的理智告诉他, “那个女孩子既然选了那样一种武器, 向他进攻, 那她绝不是什么祀神的贞女”, [2]但是他还是无法抑制想要见艾拉白拉的心情, 他只觉得“现在出现了使他感到狂欢的新东西了, 只觉得, 他现在找到发泄感情的新出路了”, 在艾拉白拉的性的激发鼓舞下, 裘德被“捕捉”了。

小说中, 叙述者有意识地将艾拉白拉塑造成一个肉欲的化身, 从她的外貌到举止, 都描绘出她身上所散发出的一种呼之欲出的肉欲之感。“她的胸部圆圆鼓起, 嘴唇丰满, 牙齿整齐, 脸蛋儿像一个交趾鸡下的蛋那样红润, 确实是一个健壮茁实、味道十足的雌性动物, 一点也不多, 一点也不少”。[3]在文本中, 叙述者多次用《旧约·士师记》中的参孙隐喻被诱惑的裘德, 而用大利拉隐喻艾拉白拉, 叙述者有意识地反复在文中强调艾拉白拉对裘德情欲的诱惑, 对裘德人生的破坏性。

在文本的男性修辞里, 叙述者对艾拉白拉的叙述多是“物化”的, 她是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的“性符号”。叙述者不仅直接称她为“雌性动物”、“母老虎”, 还多次把她和“猪”的意象联系起来, 并着力写她的性感部位, 从语言学角度而言, 这都是一种隐喻, 隐喻女性的肉欲。在传统的男权文化中, 表现性的欲望是男人的特权, 如果女人表露出这种欲望, 就会被社会视为不道德。虽然劳伦斯在创作中, 尤其是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 受到哈代的影响, 但他也曾指出, 哈代对艾拉白拉的描写是“哈代的败笔”。[4]这是因为, 叙述者总是站在裘德这个男性的视角来批判与艾拉白拉的关系对自己理想和生活的破坏性影响, 而忽视真实展现艾拉白拉的自然本性和生存境况。

在文本中, 艾拉白拉多数是处于“失语”状态, 她做事的动机和生活状态多是借叙述者和其他人物转述的, 她的内心世界到底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 只是感到这个全知叙述者自始至终都一味谴责她对裘德的诱惑和欺骗性婚姻, 这种叙事策略就使这个女性更容易被读者理解为不道德的诱惑者, 而忽视她们在性别秩序中的困境和内心的痛苦。当我们考虑到当时下层妇女的社会地位时, 就会对艾拉白拉有另外一种理解。艾拉白拉的个别言语也反映出她内心的隐痛之声。

19世纪的女性由于被逐渐排挤出社会公共领域, 经济上、政治上沦为附属的地位, 只能以主流文化的异己力量而存在。“嫁人”几乎成了唯一向女人开放的体面“职业”, 艾拉白拉的父亲总想着要把女儿“打发”出去, 出身下层社会的她想要过上体面的日子, 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才可能实现, 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她也只能求助于婚姻。如果暂且不论当时的宗教对婚姻的界定, 那么她的婚姻一共有三次, 对象分别是裘德、卡特勒特、裘德, 而不论是哪一次, 都体现出一个下层妇女为了争取获得一种相对体面的生存状态而做出的努力, 而不论她采取什么办法。

当艾拉白拉首次遇见裘德时, 裘德正是一个勤学苦读的有志青年, 有望迈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而她对裘德也颇有好感, 虽然她原本想先好好谈恋爱再结婚的, 但是她那些女伴告知她, 可以通过假怀孕的方法, 促使正派老实的裘德尽快娶她。当她听说这个办法后, 第一反应是诧异, 接着表示:“我是没有想到那样!……一个女人最好不要去冒险!”可见, 她并非天生就会勾引男人。她最终采用女伴教的办法, 不过是希望早点嫁给裘德, 离开缺少亲情的父母家, 和裘德过上幸福的二人生活。

可是, 贫穷老实的裘德缺乏较好的经济基础, 缺少生活常识, 认为艾拉白拉的欺骗性婚姻毁了双方, 当初对她的激情也突然消退, 所以艾拉白拉决定和父母移居澳大利亚谋生, 并认为在那里将有着比在英国偏僻乡下更多的发展机会。文中没有交代在异国他乡她离开父母家的原因, 只是告知无依无靠的艾拉白拉在悉尼接受了一个旅店老板卡特勒特的求婚, 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若干年后, 回到英国的艾拉白拉在基督寺的一个酒店做女招待, 偶然与裘德重逢, 而此时的裘德并未改善生活环境, 也未提升社会地位。当艾拉白拉用学监、牧师、绅士一一询问裘德时, 他仍旧是以前落魄的样子, 只是心中充满对另一个女人淑的爱恋。所以当澳大利亚的卡特勒特到伦敦新开一家旅店, 邀请艾拉白拉过去一同经营时, 她同意了, 并写信希望裘德保守她重婚的秘密, 以便她能继续过着体面舒适的生活。

当艾拉白拉成为寡妇后, 她心中又重现燃起对裘德的感情。当她的财产被父亲拿走, 并被父亲粗暴赶出家门以后, 她无家可归, 身无分文, 完全失去了生活支柱, 所以才向裘德求助, 她在心理上也感到, 在全能的上帝眼里, 裘德才是自己唯一的丈夫。而且, 她对裘德仍存有旧情, 如果重新与裘德结婚, 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经济上和名誉上的不利地位。所以, 她进而促成双方的第二次婚姻。在裘德临终时, 她也开始寻找下一个结婚对象, 并自言自语:“唉!可怜的女人, 总得事先就提防一下。我楼上那个可怜的家伙要是不中用了……我得先开个门儿。我这会儿不能像我年轻的时候那样, 挑挑拣拣的了。找不到年轻的, 只好弄个年老的了。”[5]如果说她两次和裘德的婚姻中还有一些喜欢对方的成分, 那么这里就完全是为了谋生而结婚了。

叙述者对艾拉白拉的谴责, 主要是她与裘德的二次婚姻改写了裘德原本的求学之路, 使他不得不年纪轻轻就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而放弃人生理想。可是, 深入文本之中, 就会发现裘德的人生失败并非因为艾拉白拉的偶然出现, 而是因为在当时不公平的社会中, 像他这样的下层青年无法对抗传统落后的习俗势力, 所以在事业和婚姻上, 他都是一个失败者。所以, 将裘德的失败归于女人, 尤其是艾拉白拉, 实在有所偏颇。

从艾拉白拉的生活经历看, 她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女人, 从一开始嫁给裘德, 她就养猪, 和裘德共同经营家庭;发现裘德不爱她时, 她就跟随当时的移民浪潮, 和父母移居到英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 希求到海外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从澳大利亚返回英国后, 她选择到一个别人不认识自己的地方, 通过做酒吧女招待维持生活。可以说, 她一直秉承一种实用主义的生存哲学, 努力自主去谋生, 虽然在她心中, 她也希望有个能干的丈夫可以依靠。

在男权社会中, 女性是处于弱势的地位, 被男人所控制和支配。但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 艾拉白拉在每一次与男性的角逐中, 都成为胜利者, 原因何在?她的胜利在于她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 利用两性游戏规则, 奋力为自己谋求一条生路, 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可以说, 这是作为社会弱势一方的女性利用性别秩序的另一种“现实”, 婚姻首先是男性话语保护男性权威的利器, 但是同样可为女性所用, 谋求一份既定的保护和生存。

可以说, 艾拉白拉窥破了两性之间的游戏规则和各自角色, 并出色地扮演了男权社会秩序为其规定的女性角色, 从而在两性角逐中成为一个主动的被动者。与淑相比, 她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芒;与苔丝相比, 她不受道德主义的束缚, 从资本主义道德的角度讲, 她不是一个“贞洁”的天使。这是因为, 出身低贱的她也希望活得体面一些, 通过合适的婚姻来摆脱缺少亲情的家庭, 改变低贱的身份, 跻身中产有闲阶级, 所以她只是尊奉较为功利的实用主义, 通过以身试“法”, 用自己的身体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赌博, 利用男权话语和两性秩序迫使男人就范。这种举措所挑起的侵犯攻势让她成功地利用男权秩序达到自己功利的目的。通过艾拉白拉屡次赌博式的婚姻, 我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被社会公共领域拒绝的下层妇女所面临的实际生存问题, 以及她们为谋求更好的生存状态的另类挣扎。

参考文献

[1][4][英]A.阿尔瓦雷斯.无名的裘德[A].陈焘宇.哈代创作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381.

[2]托马斯.哈代著.张谷若译.无名的裘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39.

[3]托马斯.哈代著.张谷若译.无名的裘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36.